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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邁可面臨性侵指控、提摩太·凱勒逝世、教會健康、苦難中的基督徒處境及福音本土化等，是繁體中文讀者最關心的幾個時事議題。
以下是《今日基督教》繁體中文2023年閱讀次數最高的20篇文章，依受歡迎程度排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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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20日將臨節靈修
有時，當我們發現自己與周圍的人處於相似的人生階段時，我們常常會關注他們是如何應對自己的境遇的。這些階段可能是高中時期的約會，也可能是大學開始並持續十年的結婚潮，以及隨之而來的生兒育女的時期。在我們的生活中，相互比較或競爭可能是天然的方式，但在路加的敘述中，這種競爭關係被對上帝即將到來的王國的關注徹底超越了。
天使加百列向馬利亞宣布，她將奇蹟般地生下一個兒子，而且她的表姐伊利莎白也懷孕了，即使她早己超過生育年齡。當馬利亞拜訪伊莉莎白時，這兩位女子肯定會注意到她們處境的不同。伊莉莎白在家族間的恥辱於懷孕那刻消除了，而馬利亞的恥辱則從懷孕那刻開始。伊莉莎白的兒子是在婚姻制度中所生；馬利亞的兒子則是由聖靈孕育。
透過《馬利亞之歌》（路1:46-55），我想像這兩位女子見面時會有什麼樣的張力。 基督即將來到這個世界，馬利亞的歌聲描述了祂將要建立的國度。這是一個將顛覆社會規範的國度。驕傲的人將被驅散，富裕的人將空手而歸。謙卑的人將被提升，飢餓的人將被美物填飽。當我們讀路加福音時，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伊利莎白已被提升，馬利亞則被升得更高。然而，在他們那個時代的人的眼裡，伊利莎白有權驕傲，馬利亞則沒有。
如果馬利亞是去伊莉莎白家尋求庇護，或伊莉莎白向她表達憐憫，都是很合理的事。當她們在為即將到來的分娩做準備時，同樣有可能陷入不得不正視彼此處境差異的尷尬狀態。
但在路加的記錄裡，這兩位女子之間並沒有張力或悲傷。路加記錄了她們之間的喜樂。除了懷孕的共同事實外，她們之間最重要的相似之處在於奇蹟的份量——上帝存在、活躍並深深地參與在我們之間的證據。正如司布真（Charles Spurgeon）談到《馬利亞之歌》時所說：「哦，無論我們與祂的合一要付出多大的代價，我們都應該因祂而喜樂！」
伊莉莎白的歡呼聲和馬利亞的歌聲讓我捫心自問：即使上帝的舉動有悖於社會所能接受的標準，我是否也會定睛在上帝的一舉一動？即使需要謙卑的面對自己內心深處的渴望，我是否能真誠的宣告某人是有福的？
因為祂是仁慈的，我的靈魂應榮耀祂並喜樂。我要像伊利莎白那樣在我們彼此處境的差異中喜樂讚嘆，或像馬利亞那樣在面對群體迫害時高唱讚美——不僅僅是出於逆來順受的美德，更是因為我專注於基督國度即將到來的榮耀。
Dorothy Bennett擁有聖安德魯斯大學的神學和藝術碩士學位。她目前在德克薩斯州奧斯汀市共同經營一家影像行銷公司。
這些女性傳道者、宣教士、教育家、醫生、文學家、政治家在大時代的風雲中為中國社會、文化和教會的發展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在中國近代的歷史中，許多基督徒女性在時代的轉捩點，都扮演了舉足輕重的角色。 她們中的一些人是女性傳道人、佈道家、屬靈奮興運動的領導者；一些走出傳統的框架，“敢為天下先”，成為單身女傳教士或一些特殊事工的先鋒；另有 一些在醫療、文學、教育、政治等方面成為極有建樹的專業精英，為中國社會、文化的發展做出積極的貢獻。
在本系列文章中，我們將向您簡介12位在中國近代史上深具影響力的女性基督徒，
包括：
所錄人物的小傳分別由蘇文峰、丁怡嘉、莊祖鯤、荒原人、張蘊艷、馮瀧和Sean Cheng編寫（ 作者介紹見每篇小傳文末），其中蘇文峰和孫怡嘉合著的五篇文章原載海外校園機構出版的《教會歷史中傑出的女性》一書（電子版），莊祖鯤撰寫的一篇原載《海外校園》雜誌，風龍撰寫的一篇原載《華典》，均蒙允轉載。
當你讀到這些人這些事時，請試著穿越到她們身處的時空中，傾聽她們的言談，觀察她們的身教，或欣賞她們在大時代風雲中的英勇委身，或反思她們在歷史洪流 中的限制缺失，從中或獲取屬靈的激勵，或學到生命的教訓。
各篇小傳鏈接見本頁右欄。
包括台灣教會和海外華人教會現狀和趨勢、宣教歷史以及基督教信仰對文化的光照和反思。
自從《今日基督教》（CT）在2020年開始全球事工以來，我們已經有超過十種非英語語言的文章翻譯。 2022年初，中文（包括繁體和簡體）成為CT第一個——也是迄今為止唯一一個——有以該種語言原創的文章的語言。 大部分用中文原創的文章都有英文翻譯，其中少數還有其它語言的翻譯。 到2023年底，CT網站上以中文原創的文章已經超過50篇（繁體、簡體和外文翻譯算為同一篇）。
以下是CT中文主編為您推薦的2023年最值得閱讀的10篇中文原創文章（繁體版）。 這10篇文章相當能代表CT繁體中文的內容主題：既有對今日台灣和海外華人教會現狀和趨勢的報道和評議，又有對宣教歷史的回顧和反思；既有聖經真理對時事、政治和華人文化的光照、透析，又有基於基督徒價值觀對女性議題和流行文化的反思。 這些中文原創文章的作者，包括來自台灣、香港和北美華人教會的牧師、傳道人、聖經、神學和教會歷史學者。
另外，我們也為您收集了「《今日基督教》2023年閱讀次數最高的20篇繁體中文文章」（包括翻譯和中文原創），請點擊這裡瀏覽。
2024年，我們將繼續發布和翻譯以中文原創的文章。 如果您對我們的這類文章有任何建議或意見，歡迎給我們發送電子郵件（ChristianityTodayZH@christianitytoday.com）提供回饋。
聖誕快樂、新年蒙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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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
諮商師分享基督徒如何幫助所愛的人走出脫離邪教的漫長旅程。
在《今日基督教》對韓國新天地教會的報導 中，受訪者之ㄧ提及家人和朋友在試圖幫助所愛的人看清他們加入的高度控制他們的宗教團體的真相，以及幫助他們脫離時經常會遇到的困難。對於離開這些宗教團體的人而言——尤其是具有基督教背景的人——重建人生並修復他們的信仰仍是個漫長的旅程。
《今日基督教》採訪了澳洲沃隆岡（Wollongong）的基督教諮商師兼邪教信息與家庭支持組織主席托爾·克萊夫耶爾（Tore Klevjer），他談及自己在「家庭國際」邪教組織中的經歷、他如何輔導脫離高度操縱人的宗教團體的成員，以及教會和基督徒能如何更好地幫助人們走出這些環境。
我在澳洲拜倫灣的一個基督徒家庭長大。母親過世後，我在歐洲旅行，當時我的女友和我分手，嫁給了別人。我非常沮喪，越來越害怕回到澳洲，我覺得在那裡等待我的將是虛無的生活。當時的我很脆弱，對生活感到失望。就在那時，我被招募加入「家庭國際」組織，這是個以招募嬉皮人士為主的團體，因他們的某些做事方式，他們被媒體報道稱為「性邪教（sex cult）」。
我是搭便車穿越歐洲時在阿姆斯特丹遇到他們的。他們的快樂、熱情和明顯不受社會規範約束的自由吸引了我。我感到一種奇怪的不安感，總覺得哪裡不對勁，但又無法確定到底是哪裡不對勁。這種感覺就像電影《超完美嬌妻》那樣，我走進一個看似完美的超現實世界——直到後來我才意識到，只有透過極端的控制才能實現這種完美。
隨著時間推移，他們教我跨境走私物品、在黑市上兌換貨幣，以及向企業和教會捏造身份以獲得他們的支持。如果我對自己的欺騙行為有任何異議，他們就會問我：「你沒有信心嗎？」罪變成一種完全主觀的判決。
我們被告知要放棄家庭和以前的朋友，因為「人的仇敵就是自己家裡的人」（馬太福音10:36）。我改名為亞伯，寄給父親一封信，告訴他我現在只有一個父親，就是上帝。這讓他傷心欲絕。
當組織宣布進軍亞洲時，我們去了印度，在那裡的學校和大學教了四年的宗教教育。
我在組織的最後一年，他們開始了新一輪的培訓，我們在培訓中經歷被輕視、審查、批判和「除妖」。在挫折感的驅使下，我越來越多地翻閱聖經，越來越少從組織撰寫的文裡尋求安慰。這讓我對家庭國際產生懷疑，直到組織把我、我的妻子和我們的五個孩子趕了出去。
回到澳洲後，恢復人生的過程非常艱辛。我被家庭國際「體制化」了整整11年，完全不知道社會是如何運作的，也沒多少錢。同時，我慢慢意識到自己上當受騙，浪費了人生中最美好的時光。我開始酗酒，婚姻岌岌可危，情緒低落，以至於每次在教會唱詩歌都會讓我哭到不能自已。
最終，我從頭開始建立屬於自己的信仰。如今，我已經離開邪教39年了。
離開這個團體後，我想研究人們是如何被引向一個信仰體系，並最終背叛自己的道德準則，受騙上當，相信一些荒謬的捏造敘事。我大量閱讀關於健康和不健康的信仰體系的書籍，並獲得心理諮商學位，正式開始了這些研究。
多年來，我輔導過許多因邪教失去親人的痛苦家庭，並幫助許多曾經的邪教成員走向康復之路。各種宗教都有從其衍生而出的邪教支派。
多數在我們這個領域工作的人更傾向採用社會學的定義，即定義邪教為「操控、脅迫或濫用個人權利和自由」的團體。這種控制也可能發生在正統信仰中。例如，一個教會可能在教義上是正確的，但仍然利用內疚和恐懼，律法式的控制其成員。
要理解這個議題，我們不妨看看其他具高度操控性的體制，例如家暴。在家暴虐待關係中，一個人的自我意識會被系統性地破壞，直到他們變得完全依賴和順從施暴者。他們成為自己受暴事實的參與者，覺得自己無法在這個系統外有所作為。他們被切斷與外界的聯繫，行為、資訊、思想和情緒反應都受到控制。每個留在宗教高度控制環境中的人的原因都與留在家暴關係中的人的原因相同。
首先，許多教會認為，如果他們的會眾接受過良好的神學教育，他們就不會成為邪教的犧牲品。我父親曾說：「跟緊聖經的教導，孩子。它還沒有欺騙過任何人！」雖然這句話可能是對的，但人們可以用非常具有欺騙性的方式利用聖經。如果ㄧ個組織的成員或前成員願意透過良好的方式認真研究基督教幾個核心教義，這對消除他們受到的蠱惑會有很大的幫助。然而，導致人們進入邪教的原因遠不止對某些教義的信仰，還有漸進式的強迫手段或隱瞞有爭議的資訊等方式。
其次，如果一個人離開了邪教，教會的首要任務往往是幫助他恢復良好的神學。但教會沒有意識到，我們面對的是一個在精神上受到虐待和操縱、需要時間恢復的人。通常情況下，前邪教成員會覺得自己與教會格格不入，對權威人物（可能包括諮商師或牧師）有意見，並反抗教會的組織結構。他們在恢復的旅程上很需要被接納和寬容。
重要的是，基督徒不要試圖替他們走完思辨的路程，而是要提出各種想法讓他們討論，讓前邪教成員自己得出結論。在做聖經教導時需要提高敏感度，讓他們有提問、討論和持不同意見的空間。
「這不是你的錯。你加入這個團體並不愚蠢。」
當這些人回頭看自己曾信以為真的瘋狂敘事時，他們會認為只有瘋了或特別好騙的人才會不僅吞下這些無稽之談，甚至將其傳給他人。幫助他們認識邪教的招募過程，理解他們是如何被人積極設計、成為鎖定目標的，是個很好的初始重設和成長基礎。關於人類歸屬感需求的科學以及社會順從性方面的實驗告訴我們，在適當的情況下，任何人都可能變得很脆弱。
這當中涉及許多不同議題，包括與親人的關係問題、心理界限、如何學會說「不」、批判性思維（獨立思考能力）、身份認同的喪失，以及自身意義和目的的喪失。
評估他們的生理需求和心理健康是個很好的起點。他們是否有食物、住房和家庭關係網絡？還是他們孤身一人，沒有任何支持？他們需要醫療介入嗎？
我曾與許多經歷過邪教並接受心理治療的人交談，他們說：「心理學家不了解我！」世俗的心理諮商師往往會淡化邪教經歷，把重點放在童年問題上，或者他們會希望當事人向他們講述自己的邪教經歷。諮商結束時，這些人往往覺得自己花大錢來教育諮商師。要在這方面取得進展，心理諮商師需要「理解」。向他們解釋精神控制是如何發生的，以及邪教的共同點有哪些，是個很好的開始。這有助於客戶將發生在他們身上的事正常化，不再感到孤立無援。
要記住的一個聖經原則是，上帝最初的目的是創造擁有自由意志的我們。而充滿控制慾的邪教剝奪了這一點。因此，如果我能把一個人帶回他們能夠自行思考的程度，並在不強加我自己的世界觀的情況下引導他們朝著好的方向發展，我就會認為我的輔導算是成功的。畢竟，真正的轉化/歸信基督是聖靈的工作。
我從不認為我應該討論神學。如果一個人正在從某種所謂的「福音」中恢復過來，與他分享真實的福音可能會對他造成很大的刺激。有時候，我會問客戶離開邪教後，如何看待自己的信仰，客戶的反應不一。多數情況下，客戶會想等一段時間後再看看、重新評估信仰。有時，他們會提出與聖經解釋或邪教所扭曲解釋的經文相關的具體問題。他們往往被灌輸一種恐懼感，認為，如果離開了「上帝的最高旨意」，上帝就會審判他們，因此，辨識並消除這些不理性的恐懼十分重要。
如果客戶願意繼續讀聖經，我會建議他們換一個不同於邪教使用的聖經譯本。這可以幫助他們用新的眼光來讀聖經，而不會自動看到邪教的解釋。讓客戶在一段時間內不讀聖經，直到他們的情況穩定下來，讓他們更專注於其他屬靈操練或思考上帝的創造、上帝的愛和恩慈的屬性，也會有所幫助。
記住，這個人在精神/靈命上受到了傷害，他們曾深深信任那些聲稱自己掌握真理的人。他們還沒準備好讓別人告訴他們同樣的事。他們需要愛和關懷，也需要空間來按照自己的步調療傷。參加教會聚會對他們來說可能永遠不會感到舒服，如果他們參加教會聚會，他們可能只是想成為團契的一員。最重要的事是，他們要學會自己做決定，自己思考問題。一些類似「預言」、「知識的話語」和過度屬靈的經驗，都可能會觸發曾被操縱的人的傷口。
努力不惜一切代價維持你們的關係和溝通管道。直接說「你是邪教！」或「你被騙了！」是無濟於事的。邪教成員經常被上頭警告「人的仇敵就是自己家裡的人」（太10:36），因此，與他們的團體對抗就會驗證他們的領袖給他們的預言，進一步證明這個團體是正確的。最重要的是不要讓他們因此更進一步信任、融進這個團體裡。
問問自己，這個團體滿足了你所愛之人生命中的什麼需求？是接納和對社群（歸屬感）的需求嗎？他是否有著破裂的關係？成癮問題？父母有支配欲或控制欲？有時，需要先解決一些家庭問題，才能讓他們重新融入家庭生活。
與那些精通邪教運作方式的人聯繫，請他們針對你的情況給一些具體指導——有很多關於如何與邪教成員相處的資訊。這極少是個你能用邏輯方法解決的問題。
教會能如何更好地做準備，保護自己的羊群不受高度控制的宗教團體的傷害？
教會可以向內看，並謹記邪教/異端式的控制慾可能有一定程度的存在比例。捫心自問，你的教會是否以律法主義的方式控制會眾？我們必須記住，耶穌時代的法利賽人過著雖道德但極端律法主義的生活，他們把律法和期望強加在別人身上，同時卻看不到自己的需要和靈命的貧乏。
此外，邪教也會對其成員進行門徒訓練——教導他們，並讓他們去教導其他人。他們會背誦與幾個關鍵主題相關的經文。當我看到教會青少契總是以吃派比賽等娛樂為主要活動，忽視護教學等良好的聖經教導時——這些教導能幫助他們理解並闡述自己的信仰——我會覺得很難過。關於「基督再來的徵兆」等聖經教導可以幫助他們辨識出假先知、假教師。
教會裡面若沒有對青年人進行關於邪教和欺哄話術等教導，也是一種辜負。也許教會認為只要教導他們聖經，他們就會安全。教導羊群何謂「操縱、脅迫和社會性順從」，以及如何識別可能會被人利用的個人弱點——如，對未來的不確定性、缺乏良好的友情，念大學等人生過渡時期——都是很有幫助的。
有句老話是這樣說的，「懸崖上的柵欄遠比懸崖下的醫院有效。」我們需要提高會友之間對於這類事情的意識，更多的門訓我們的年輕人。正在摸索人生的年輕人尤其容易受到這類團體的傷害。
翻譯：Yiting Tsai
12月19日將臨節靈修
約瑟被人稱為沉默的聖徒。雖然約瑟在耶穌的故事中戲份不小——他來自大衛的王室血脈，並且耶穌繼承了他的職業，但他在四本福音書的記載裡卻一句話都沒有說。「沈默」是圍繞著耶穌誕生的故事的一個主題：撒迦利亞在聖殿裡沉默不語，約瑟靜靜地思索如何面對這些事，而馬利亞和伊利莎白卻突然說出了先知的話語，即福音初期的宣告。
但我們不能因為約瑟沒有說話就認為他是被動的。事實上，聖經裡呈現的約瑟是個因有著豐富的內在生命而能做出果斷決定的行動者。我們見到，在得知未婚妻懷孕後，他沒有立即解除婚約，讓她在公眾面前難堪（甚至可能會有更糟的情況）。儘管任何一個內心受傷的未婚夫在遭受明顯的不忠所帶來的痛苦時都可能會有報復的想法，約瑟卻擬定了一個仁慈而智慧的計劃。
聖經裡對約瑟的性格唯一的描述就是他「忠於律法」（第19節）。他沒有向任何人公開馬利亞的情況，就決定了一個既忠於律法又對馬利亞有恩典的計劃。這一切都是他私下決定的，我們只能假設他痛苦地做出這些決定，他的痛苦和氣度都隱藏在表面之下。沉默的聖人有種隱藏在表面下的美德，他在受到冤屈時的自制力使他克服己身，使他不僅能忍耐，且能保護讓他痛苦的那位——馬利亞。
就像許多在內心深處做出痛苦決定的人，約瑟的內心深處也湧現一些東西：一個有著天使的夢。這個夢一定是個很深的安慰，是一個保證，但同時也伴隨許多困惑。這一切糾結都沒有被記錄下來。我們讀到的只有：約瑟忠於律法，忠於耶和華的話語，忠於天使的話語。約瑟在自己內心深處再次下定決心並行動，沒有說出任何先知性的言論。
約瑟讓人以為，他是個深思熟慮、自制力很強的人，卻因為一時沒忍耐住而讓馬利亞懷上了孩子。他把馬利亞的羞恥感攬到自己身上，這或許預示著耶穌將為全人類所做的事。而當約瑟做著這一切時，他一言不發。
我們的世界淹沒在各式的言語之中。但在沉默的聖人約瑟身上，我看到一種不同的存在方式——一種沉默並行動的方式，在這種方式中，有時最重要的話就是我們選擇不說出來的話。
Joy Clarkson是位作家、編輯和神學博士候選人。她是Plough出版社的圖書和文化編輯。
她數十年如一日堅守在婦產醫學的崗位上，「以非凡之愛，做平凡之事」。
本文是「中國近代史上深具影響力的女性基督徒」系列文章之一。
林巧稚（1901-1983）是中國著名的婦產科醫生，她終身未婚，但卻親手接生超過五萬名嬰兒，被尊稱為「萬嬰之母」。 林巧稚愛神、愛人的心腸加上堅持不懈地努力，成為北京協和醫院第一位中國婦產科主任，也是首屆中國科學院唯一的女院士。 她是中國現代婦產科醫學的拓荒者之一，在臨床、科學研究和教學上貢獻良多。
1901年12月23日林巧稚生在福建鼓浪嶼一個敬虔愛主的的基督徒家庭。 林巧稚的父親林良英早年在新加坡留學，說得一口流利的英語，後來歸國成家立業，以翻譯和教授英語為業。 林巧稚五歲時，母親罹患子宮頸癌過世前，因病痛受盡折磨。 這個過程在她幼小的心中留下極深刻的印象，對她日後從醫，產生了巨大的影響。
十歲時，林巧稚進入廈門女子師範學校，從小學一路讀到高中。 這是一所採用新式教育的女校，以英語為主課，加上自小受到父親的薰陶，林巧稚的英語能力相當優秀。 她在這所學校遇到了恩師卡琳(Mary Carling)。 卡琳小姐堅定的信仰及謙和周到的品格，讓林巧稚看到不同於傳統女性的生活方式；也是在這段時期，她接受了耶穌基督、受洗成為基督徒。
1919年，林巧稚在廈門女子師範學院畢業後留校任教。 這對當時的女性而言是一份令人嚮往的工作；可是林巧稚想要繼續深造，而非留在廈門結婚定居。 在偶然的機會下，林巧稚得知北京協和醫學院要在全國招收25名學生，她馬上表示想參加，並得到了父親和兄長的支持。
1921年，林巧稚參加北京協和醫學院的入學考試。 在進行她最得心應手的英文筆試時，有位女同學因中暑昏倒了。 林巧稚不假思索便放下手中的考卷，出手救護這名學生。 當她回到考場時時間已過，因此她對考試結果不抱任何希望。 沒想到一個月後，林巧稚竟然收到了錄取通知！ 原來監考的老師看到林巧稚見義勇為的舉動，給校方寫了一份特別報告，附在她未完成的考卷後面，表揚她樂於助人的品格以及傑出的英文能力，認為這正是醫生所應具有的 優良特質，於是校方決定破例錄取她入學。
在協和的日子，林巧稚兢兢業業、毫不鬆懈。 八年後她以優秀成績成為「海文獎」得主，這是協和醫學院畢業生的最高榮譽。 當時，協和醫院幾乎每個部門都極欲爭取林巧稚加入他們的團隊，而她看到中國嬰兒死亡率高達16%、產婦死亡率也有1.5%，加上童年親眼見到母親因婦科疾病離世，林巧稚 選擇了當時被許多人認為「沒前途」的婦產科。
畢業後林巧稚正式獲聘為協和醫院第一位住院醫師。 然而，當時協和醫院對女性醫生要求極為嚴格，聘書中規定：「聘任期間凡結婚、懷孕、生育者，做自動解除聘約論。」雖然這條違反倫理的規定很快就被廢除了，但 林巧稚已經決定將一生奉獻給醫學；她說：“結婚就要準備做母親，就要拿出時間照顧好孩子，為了事業我決定不結婚。”
從此，林巧稚展開了為期54年的從醫生涯。 在評定度嚴苛的協和醫院，她憑著滿腔的熱情與不懈的努力，只花了半年就從住院醫生升任婦產科總醫生，這是一般人得花上5年才能達到的成就。
林巧稚不僅醫術高明，對待病人更是充滿愛心和耐心。 許多婦女不遠千里到協和醫院，為的就是要請林大夫看病。 林巧稚的行醫的原則是“認病不認人”，不論來歷、背景，都一視同仁。 她甚至鼓勵平民不要掛她的專家號，告訴她們「掛我的普通號，同樣是我給你看病。」此外，林巧稚的出診包裡，總是放著一筆錢，以便隨時接濟需要幫助 的病人。
日復一日看診研究婦科疾病，成為林巧稚生活的全部。 每年的生日，林巧稚都會堅守在產房裡，因為她說：「我到產房過生日更有意義。我為難產的孕婦接生，當小寶寶在我生日的時候降臨人世，那哇哇啼哭的聲音是最 動聽的生命讚歌。對我來說，那是最好的生日禮物了。」除此之外，只要醫院裡有緊急或嚴重的病例，她就會整夜守著電話等待消息。 她說過：“我唯一的伴侶就是床頭那部電話，我隨時隨地都是值班醫生。”
林巧稚對於國人婦產科另一個巨大的貢獻，就是提倡「預防醫學」的重要性。 她總是強調：「醫院只是治病的第二、三道防線，真正的第一道防線是預防，在對廣大正常生活的婦女進行普查普治上。」她積極貫徹「預防為主」的 方針，組織大規模子宮頸癌的普查和防治。 這在當時是劃時代的做法，許多人不理解也不支持，但林巧稚仍帶著團隊克服種種困難，開啟了女性預防醫學的風氣。 在她的推廣下，國人婦女子宮頸癌的死亡率因而大幅降低。
林巧稚為醫學投入、奉獻的精神，贏得了眾人的尊敬愛戴。 她行醫54年，共接生了5萬多名嬰兒，經她接生嬰兒的出生證上，常簽著“Lin Qiaozhi’s baby”（林巧稚的孩子）字樣。 許多父母更是為嬰孩命名為「念林」、「愛林」、「敬林」、「仰林」等，以此表達對林巧稚的感謝。
晚年的林巧稚在一次出國訪問時病倒，但在患病期間依然在輪椅、病床上寫作關於婦科腫瘤的書籍，完成了一部五萬字的專著《婦科腫瘤學》。 1983年春天，林巧稚病情惡化陷入昏迷，4月22日在協和醫院安息主懷。 她在遺囑中吩咐將她個人3萬人民幣的積蓄捐給幼稚園和托兒所，骨灰則灑在她摯愛的故鄉-鼓浪嶼的大海。
林巧稚數十年如一日地堅守在婦產醫學的崗位上，她“以非凡之愛，做平凡之事”，她的醫風、醫德是榮耀上帝最好的見證。 作家冰心如此形容林巧稚：“她是一團火焰、一塊磁石。她為人民服務的一生，是極其豐滿充實地度過的。”
蘇文峰牧師，海外校園機構創辦人、現任董事會主席，教會歷史專家。 丁怡嘉，目前就讀於美國正道神學院家庭事工科，與丈夫一起在賓州從事全職學生事工。
原載OC橄欖社群「教會歷史中的傑出女性」專題，蒙允轉載。
本文是「中國近代史上深具影響力的女性基督徒」系列文章之一。
本文是「中國近代史上深具影響力的女性基督徒」系列文章之一。
1940年代，有一群基督徒領受穆斯林宣教的異象，期盼由中國途經西北七省，穿越西北七國，將福音傳回耶路撒冷。 他們當中的趙麥加、何恩證夫婦，是最早一批領受這個異象，一生持守、身體力行的宣教先驅。 雖然他們有生之年未能到達耶路撒冷而停留在新疆，但他們所撒下的種子，卻成為中國教會的屬靈遺產，直到今日仍然鼓舞著許多基督徒前撲後繼，承接這份傳福音回耶路撒冷的使命 。
1917年10月，何恩證出生在河北省農村。 她從小就跟著母親上教會，15歲時在一次宋尚節的講道會中，真誠悔改重生。
17歲時，何恩證開始有遠方宣教的感動。 在尋求的過程中，往大西北的異象愈發清晰。 她進入聖經學院接受裝備。 1937年畢業後，何恩證一心想要前往福音未傳之地，然而當時上帝沒有開路。 於是何恩證一邊服事、一邊禱告尋求神的帶領。
1940年，戴永冕(戴德生之孫) 在陝西鳳翔創辦西北聖經學院，邀請何恩證前往同工。 這個神學院的宗旨就是到西北穆斯林地區宣教。 何恩證在這學院除了教導聖經之外，也做管理女學生的工作。 這個神學院在當時為西北地區培養許多「按著正意分解真道」的僕人，結出豐盛的果實。
1943年復活節當天，西北聖經學院的副院長馬可，與何恩證等13位師生一同領受了“蒙召去新疆”的異象，成立了“中國基督徒遍傳福音團”( Chinese Back To Jerusalem Evangelistic Band),口號就是「把福音傳回耶路撒冷」。 這是一個完全由中國信徒組成的跨宗派組織，沒有外國宣教士領導，也不接受國外機構奉獻，一切靠中國基督徒自立自養自傳。 「遍傳福音團」的成立，在中國教會史上具有劃時代的意義。
1947年，何恩證與趙麥加成為「遍傳福音團」正式派遣的遠徵軍，準備走向新疆最西邊的疏勒，進行長期宣教。 當時陝西、寧夏、青海、甘肅各省都已經有教會，唯獨新疆遲遲沒有人去。 他們帶著簡單的行囊以及眾教會奉獻的各種設備，一路向西；雖然他們深知前路充滿險阻，但他們毫不畏懼、憑著信心邁進。
在前往新疆的沿途中，他們服事眾教會、帶領聚會，看到哪裡有需要就暫時停留，有些人甚至就留下來支援當地教會的事工。 從西寧到新疆一路三千公里，他們餐風露宿、披星戴月，甚至還遭遇過盜匪攻擊的危險。 他們一邊走路一邊讀經、唱詩、禱告，從不擔心糧食不夠、也不害怕生命安危；因為他們相信既然神曾經在曠野保守、供應以色列人，也必同樣帶領他們西進的道路。
就在他們認為苦盡甘來，可以順利到達新疆之際，卻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攔阻。 當時的青海省主席馬步芳信奉伊斯蘭教，他不希望基督徒到西北宣教，於是派軍隊阻止何恩證一行人。 除了趙麥加人獲準留下來處理駱駝和物品之外，其餘的人都被軍車強行送回西寧。 何恩證等人雖然無法理解神為何容許他們受阻，但她並不氣餒。 她回到蘭州繼續服侍，學習阿拉伯語，準備日後再次西征。
1948年春，趙麥加從甘肅的張掖、酒泉、敦煌走向新疆哈密，沿著天山北邊的絲路，最後抵達疏勒，成為第一位將福音傳到南疆的漢人傳教士。 而在蘭州的何恩證同年也帶著幾位同工再次向新疆出發，這次他們終於順利抵達烏魯木齊，在那裡唯一的教會配搭侍奉一段時間。
1953年，透過張蒙恩牧師牽線，何恩證決定嫁給在南疆的趙麥加。 當她準備前往疏勒與趙麥加會合時，有人勸阻她：「現在風聲這麼緊，許多人已經被下在監牢裡。趙麥加在疏勒那裡，不死也得勞改。他一個人受苦就 夠了，何必去受連累？」何恩證回答說:「南疆好不容易才開了門，建立了教會；他如果死了，教會怎麼辦？他已經釘進了那裡，他不怕死， 我怎麼可以怕死？如果他被勞改，我可以送他飯；如果他死了，我可以接續他的工作！」於是何恩證毅然前往疏勒與趙麥加結婚。
婚後何恩證隨著趙麥加到莎車和喀什服事。 由於當地是伊斯蘭教的地盤，穆斯林領袖對基督徒抱持非常敵對的態度。 何恩證夫婦並沒有太多機會向穆斯林傳教，在教會聚會的會友還是以漢人為主；加上地方政府也質疑他們是反革命或特務，一直要他們坦白、交代背景。 面對如此艱難的環境，何恩證曾描述：「我們無論到哪裡，人家都對我們很好，可是不能對外傳福音，我們心裡實在不好受…」。
隨著局勢愈發險峻，之前所建立的教會都一一關閉，沒有了服事的工場，何恩證先後在成衣廠和幼兒園工作，趙麥加則從事會計職務。 無論在哪裡，他們雖然不能公開傳福音，仍然用服侍神的心服務人民，用品格見證神，在當地贏得眾人的稱讚。
1966年，文化大革命即將席捲整個中國前夕，何恩證讀經時領受到神的指示，要她帶著兩個兒子離開新疆。 於是她和孩子回到兩人的老家山西和北京共住兩年，避過了文革時期在新疆地區的大迫害。 然而，留在莎車的趙麥加卻被扣上「間諜、特務、叛徒、反革命分子、反動分子頭頭」等罪名，受到嚴酷的批鬥。 文革結束後，趙麥加才回到莎車繼續做會計的工作，於1987年退休。
何恩證在文革之後，再次帶著孩子回到新疆和丈夫會合，持續忠心地在工作崗位上服務。 1989年趙麥加不幸中風，從此不太能走路說話；但直到2007年去世以前，每當聽見「遍傳福音團」這幾字，總是激動地老淚縱橫。 何恩證則仍在南疆殷勤傳福音，直到2014年以97歲高齡被接回天家。
曾經有人為趙麥加、何恩證夫婦倆壯志未酬感到惋惜，何恩證回答說：「60年前我們歡歡喜喜地走上這條路，現在我們還在這裡，看不見很多果效 ……但我深信那在我們心裡動了善工的，必成全這工……我和趙麥加會死在這裡，我們來的時候就沒打算活著回去，但我們卻能看見後繼有人…求主用 當初呼召我們的靈，繼續呼召更多的弟兄姊妹，一起來完成這個事工。”
何恩證、趙麥加這一生沒有得著神所應許的，他們卻因著信，像麥子落在地裡死了，結出許多豐盛的子粒來。 今日，「傳回耶路撒冷」的行動，仍在中西教會中以不同的方式進行，從未止息。
蘇文峰牧師，海外校園機構創辦人、現任董事會主席，教會歷史專家。 丁怡嘉，目前就讀於美國正道神學院家庭事工科，與丈夫一起在賓州從事全職學生事工。
原載OC橄欖社群「教會歷史中的傑出女性」專題，蒙允轉載。
本文是「中國近代史上深具影響力的女性基督徒」系列文章之一。
冰心在信仰上的失落反映出來的問題，似乎也是同時期一些民國自由派基督徒知識分子的通病。
本文是「中國近代史上深具影響力的女性基督徒」系列文章之一。
冰心（1900—1999），本名謝婉瑩，福建省福州府長樂縣人，中國現代作家、翻譯家。 冰心出生於書香世家，家族有一些基督教背景。 她的二伯父在教會學校福州英華書院任教。 她的父親謝葆璋曾任北洋政府代理海軍次長。 她出生的福州三坊七巷謝家大宅也是（黃花崗七十二烈士之一）林覺民的故居，是冰心祖父謝鑾恩從林覺民家屬手上購得。 在她的散文《南歸》裡，冰心是這樣講到她母親的過世的：「母親慈愛純潔的靈魂，長久依傍在上帝的旁邊了」。
1911年冰心入學福州女子師範學校預科。 1913年隨父遷居北京，1914年就讀於美國公理會傳教士伊麗莎·裨治文夫人（Eliza J. Bridgman）創辦的北京教會學校貝滿女中。 在這裡她受到基督教很深的影響，學校裡有衛理會牧師講道，星期天有查經班和禮拜，但那時她並未歸信。 她自述對耶穌基督的了解在於耶穌這個人和他「愛人如己」的教導。
1918年冰心考入華北協和女子大學理預科。 這所女子大學也是由裨治文夫人等人創辦。 1920年3月，因協和女子大學併入燕京大學，冰心轉入燕大（時任校長司徒雷登）。 在這個教會大學，對冰心影響最大的，除了校長司徒雷登之外，就是她的英文女老師包貴思（Grace M. Boynton）。 在包貴思建議之下，冰心在一位老牧師家受洗了。
1921年冰心參加了「文學研究會」。 冰心加入此會，與其重要成員許地山、瞿世英的推薦有關。 冰心的舅舅常在北京基督教青年會（YMCA）活動，許地山和瞿世英也常在YMCA閱讀外國書籍，「文學研究會」也是在青年會的資助下辦了《新社會》和《人道》等雜誌 。 冰心很快就成為「文學研究會」刊物的主力作者。
冰心的不少讚美詩，多寫於1921-1922年間。 這些詩歌都是從聖經演繹而來，多發表於《生命》和《晨報副錒》等刊物，如《半夜》、《使者》、《生命》、《孩子》、《客西馬尼園》、 《髑髏地》、《晚禱》、《天嬰》和《歧路》等。 1923年冰心出版了詩集《繁星·春水》。 在《春水·九十八》中她寫道：「我不會表現出萬全的愛，/我只虔誠的禱告著」。
除詩歌之外，在她前半生的散文和小說中，她也創作了一些取材自聖經和耶穌生平的作品。 如散文《畫——詩》，描述牧人尋找迷羊的畫，化用《詩篇》讚美上帝的榮耀。 《往事》《寄小讀者》等書信體也是對《新約》書信體的化用。 《司徒雷登校務長的愛與同情》則描述司徒校長的偉大人格與信仰。 又如小說《一個不重要的軍人》、《一個軍官的日記》、《我的學生》等作品中的主人公，是耶穌基督犧牲的愛的形象化身。 《超人》、《煩悶》、《最後的安息》等作品描寫偉大的母愛和基督式的博愛，其中一些也採用了《聖經》中的故事結構。
冰心這些早期作品都體現了她在基督教精神引領下的「愛的哲學」。 但這些作品中所體現的耶穌基督精神，也有人格神的印記。 小說《相片》是其中較有趣的一篇，以傳教士母親、中國養女和在美的中國神學生的對話形成鏡像關係，對中西文化的衝突與基督信仰的普世性關係作了較深入的思考 ，今天看來這個話題還未過時，但也留下濃厚的民族主義的痕跡。
冰心在翻譯上廣為人知的貢獻，是翻譯了黎巴嫩作家紀伯倫·哈利勒·紀伯倫的《先知》。 為此黎巴嫩共和國總統府曾授予她騎士級國家雪松勳章。
儘管冰心的寫作充滿基督教的元素和情懷，她對基督的信仰很顯著地帶著「文化基督徒」式的自由派傾向。 冰心自述她的「宗教思想完全從自然之美感中得來。不但山水，看見美人也不例外」，她不相信三位一體，不相信復活，反感宗教儀式，對受洗的態度隨意，更缺少對教會的 委身參與。 她更看重耶穌的人格，而忽略耶穌的神格，她是缺乏重生經驗的。 體現在她的創作中也越來越呈現出駁雜的風貌。 泛神論的、自然神論的、進化論的都在其作品中有所體現。 「愛的哲學」體現的基督教博愛精神，在她後期創作中也開始左轉。 研究者李卓然認為冰心從歌頌「屬天」的「聖愛」轉向擁抱「屬地」的共產主義，是以「貧民主義」為跳板過渡的，可謂洞察幽微，很有道理。
從其個人履歷看，也可以看到這種根基不牢固的信仰在她後來生命中的影響和蛻變。 1923年冰心由燕京大學畢業後，到美國波士頓的威爾斯利學院攻讀英國文學，宋美齡是其校友。 1926年獲碩士學位後回國，相繼於燕京大學、清華大學女子文理學院任教。 冰心的丈夫吳文藻是社會學學者，在美獲博士學位回國後也曾任教於燕京大學。 1929年6月，他們在燕大臨湖軒舉行的婚禮，就是由司徒雷登主婚的。 1938年夫婦倆南下之後，先是在昆明雲南大學落腳，1940年因蔣夫人宋美齡邀請，遷居重慶，冰心參與到剛成立的抗日的婦女工作機構“婦女指導委員會”工作，並任文化事業組組長 。 她並且也是國民參政會參政員，中華文藝界抗敵協會第三屆理事。
但是後來冰心在政治上猛烈左傾。 自1950年代以來，冰心寫了不少向中共表忠心的文章，隱藏她和國民政府的關係，更不再談及她的基督信仰。 文化大革命時，冰心受到衝擊，被批判為「資產階級黑作家、司徒雷登幹女兒」。 1970年初，被下放到湖北鹹寧的五七幹校接受勞動改造，1972年回到北京，應中國政府要求，與吳文藻、費孝通等合作翻譯《世界史綱》、《世界史》等著作。
冰心在20世紀後半葉向共產主義與左翼陣營的轉型，其姿態之決絕，與其他從民國一路走來的自由派基督徒或知識分子相比，實在是有過之而無不及。 也許這是一種不得己的自我保護，使得她所受的創傷也相對少一點吧。 但更值得追問的是，通觀冰心從抗戰到去世這半個多世紀的生命歷程，她在國共兩黨之間左右逢源，爭議不少，這是否與她信仰根基不夠牢固（例如僅僅把 耶穌當作偉人來看待）有關呢？ 隨著年歲的增長和在政治鬥爭中輾轉騰挪，她是否反而越來越如同她早年作品中的意像那樣，陷入「歧路」、成了「迷羊」呢？
如果我們回顧歷史，冰心在信仰上的失落反映出來的根基性大問題，似乎也是同時期一些民國自由派基督徒知識分子的通病。 今天的我們在欣賞冰心早期作品中的基督信仰元素的同時，也需要反思基督教信仰與文化的複雜的關係。
張蘊艷，獨立學者，愛荷華大學等多間歐美大學訪問學者，曾任上海交通大學文學院副教授。
本文是「中國近代史上深具影響力的女性基督徒」系列文章之一。
她身體雖不強壯，生命力卻很頑強，曾留下「與其咒詛黑暗，不如燃燒自己」的名言。
本文是「中國近代史上深具影響力的女性基督徒」系列文章之一。
在華人社會，蘇恩佩（1937-1982）並不是一個家喻戶曉的名字，但她卻曾以獨特的方式，在40多年的短暫人生中，在許多人的生命裡留下了難以磨滅的烙印。 1982年，她在香港過世，一家報社的主筆曾一連數天，以專欄撰文紀念這位令人敬佩的弱女子，他用的標題就是－－「香港奇女子」。
26歲的癌症患者
蘇恩佩出生於30年代末期的香港，中學就讀以英文授課的英華女校，因此英文造詣很高。 但因受父親的影響，使她對中國文學產生興趣，並培養出對國家、民族濃厚的感情。
中學時期，受校長蕭覺真（V. D. A. Silcocks）的影響，她信了基督教，並決定奉獻一生給上帝。 她悲天憫人的性情，使她放棄人人稱羨慕的香港大學，而入讀師範學院。 畢業後，她隻身到偏遠的荃灣，當了6年小學老師，教導一群貧窮的孩子。 她對孩子從未疾言厲色，總是循循善誘，溫柔地責備。
她以前的同事說，她的言語和態度，都給人聖潔的感覺。 最口不擇言的同事，也不敢在她面前說髒話。 但是蘇恩佩卻不喜歡被稱為“聖潔”，因為她一生所追求的，只是對上帝全然的順服與委身。
然而，年僅26歲的她，卻被診斷出罹患了甲狀腺癌，但當時她並不知情，家人瞞著她，直到7年後癌症復發，她才知道。 這個晴天霹靂的消息，改變了她的人生計畫。 她只好終止教學工作，在病情初步穩定後，於1963年搭船赴美進修。
她先在芝加哥著名的慕迪聖經學院（Moody Bible Institute）就讀了1年，然後轉學到芝加哥的惠頓大學（Wheaton College）。 1966年畢業後，她選擇去台灣。 在60年代，港台的留美學生，幾乎95%以上都選擇留在美國這個「天堂」。 蘇恩佩的選擇令周圍的人很難理解，更何況她要去台灣─—這個與她毫無淵源的地方!
一根蠟燭的自焚
在寫給台灣「基督教校園團契」負責人的信上，她說：「我是廣東人，生長在香港，中學時代受教育於英文書院，可是我從不覺得我是屬於香港的……然而 我對自己的國家、民族及文化保持著不變的熱愛。這熱愛因著我對福音愈來愈有負擔而更熾熱了。而到台灣去的感動，卻是來美之後才積成的 。在芝加哥我認識許多從台灣來的青年，……漸漸地，從友誼和認識中，我對台灣有了負擔。”
一抵達台灣，蘇恩佩就展開她在學生中的工作，同時也擔任《校園》雜誌的主編，決心要使《校園》成為有份量的中國基督徒知識分子的刊物。 她也帶出一群台灣基督徒文字工作的精英，如蘇文峰、吳鯡生、劉良淑、彭懷冰等人。
40年來，從《校園》發展到《海外校園》、《舉目》等雜誌，她的理想仍在延續。 她在台灣的事奉，是成果豐碩而滿有喜樂的──她自稱為「一根蠟燭的自焚」。 若不是因為癌症復發，她有可能會以台灣為終身事奉之地。
1970年，她積勞成疾，身體垮了──她稱之為「大崩潰」。 她被迫放下工作，在醫院及友人家中療養。 在此階段，她曾有瀕臨死亡的體驗。 在極度的痛苦中，她仍認定，自己的生命裡只有祝福，沒有咒詛，因此寫下了《只有祝福》。 這篇文章的回饋出奇地好，因為這是她嘔心泣血之作。
後來由於病情極為嚴重，她決定回家。 她坐上輪椅，被送上飛機，回到她並不熱衷的出生地──香港。 經過詳細檢驗，終於證實她的甲狀腺癌復發，有擴散現象。 面對死亡，她更深刻地反思生命的意義，寫下了《仍是祝福》。
承擔前哨的責任
當病情稍微好轉時，她聽從醫生的囑咐，前往溫暖的新加坡養病。 期間，她參與了南洋大學學生《前哨》雜誌的創辦。 由於她在新加坡只待了不到2年，而且各方面條件欠缺，《前哨》雜誌在新加坡並未能充分發揮原有的理想，這使她的心情有些低落。 但是，在新加坡艾得理牧師的“門徒訓練中心”旁聽時，她對於“先知的使命”，有了更深一層的體認與領會。 這使她後來在香港的工作，有了新的動力與方向。
1972年底，蘇恩佩再度回到香港。 70年代的香港，因經濟的快速發展，產生了許多社會問題，青少年犯罪問題日益嚴重。 曾長期參與青少年工作的蘇恩佩，面對這種情況，不禁自問：“我能為這個城市做什麼？”
在先知性使命感的催逼下，蘇恩佩和蔡元雲醫師，以及一些志同道合的年輕人，決定創辦一本青年雜誌，目標是每期發行2萬份。 在香港街頭的書報攤，充滿各種影星緋聞的八卦書刊，要發行這樣的雜誌，無異於癡人說夢。
1974年1月，《突破》雜誌在香港創刊。 這不僅是蘇恩佩一生事工的里程碑，更對香港青少年運動的展開產生了深遠影響。
死亡，別狂傲！
《突破》創刊時，蘇恩佩還在癌症的治療中，每兩三個月就要去醫院檢查、拿藥。 一位前輩開玩笑地說：“你每次養病的結果，就是出現一本新雜誌！”
她近乎瘋狂地投入工作，每天工作12小時以上，身兼編輯、寫稿、公關、督導等數職。 《突破》帶來的反應出奇地好，不久即由雙月刊轉為月刊，又應邀開始為電台做節目，開展青年的輔導工作。 很快，《突破》就發展為一個多元媒體的青年運動，成為香港政府及民間最受信任的青年問題智庫。
1982年4月11日復活節當天，蘇恩佩走完她人生的道路，歇了她的工作，也在許多人心中留下了無限的懷念。 在過世的前一天，她和蔡元雲醫師最後一次通話，她說：“我預備好了，沒有一點遺憾！”
許多認識蘇恩佩的人，都這樣形容她：「她生命力很強，同時又很荏弱。」的確，因著癌症長期的折磨，她蒼白消瘦的身軀簡直弱不禁風，苦難和死亡威脅的陰影，也 從來沒有離開過她。 但她從不曾因此產生自憐自艾的情緒，因著對信仰的執著和堅持，在困境中，她以自身的軟弱彰顯上帝的大能。 同時，她也提醒身在苦難中的人們：“讓我們不要去查詢、追究痛苦的來源與根由，這是超出我們的範圍的。”
她生前留下遺言，要將她的日記和私人資料燒毀，因此，她的那部半自傳體《死亡，別狂傲！ 》一書，可以讓我們略窺她自己面對死亡與病痛時的心情。 這本只有130多頁的小書，在她過世前半年出版，之後卻一連再版20多次。 其中，最能貼切地表達出所有認識她的人對她的追念之詞的，是這本小書附錄中，她自己寫的一篇短文《悼亡友》。
她拒絕被塑造成一個堅強的人。 她曾說那些過度誇耀她的人——「只是愛上了我的影子」。 她身體雖不強壯，生命力卻很頑強，曾留下「與其咒詛黑暗，不如燃燒自己」的名言。 她的一生就像一根蠟燭，將生命完全為主焚燒，而且燒盡了。
莊祖鱘，芝加哥三一神學院跨文化學博士，現在波士頓牧會，同時任教於數間華人神學院。
原載《海外校園》雜誌網站，蒙允轉載，略有編輯。
本文是「中國近代史上深具影響力的女性基督徒」系列文章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