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媽媽懷我九個月的時候，她和我爸爸在倉促間必須逃離他們的國家。戰爭爆發了，戰火蔓延到他們居住的首都街頭。由於我爸爸的職業，他成了遊擊隊戰士的目標。我們家並不安全。

我可以想像我媽媽當年的樣子，圓鼓鼓的肚皮下是個無辜的小生命，我不知道她有什麼樣的感受。我想像著她當時的恐懼，不知道局勢會如何發展；我想像著我父母在混亂中感到迷茫，對他們的成家計畫被打破感到困惑。沒有人願意在懷孕九個月時成為難民。

馬太福音2:13-23中的故事在這些年間對我來說越來越生動，因為我逐漸發現它與我家庭所經歷的故事有相似之處。我可以想像馬利亞抱著她的孩子的情景。我想像他們不知道答應上帝的呼召會帶來什麼樣的影響而恐懼、困惑和絕望。沒有人願意帶著嬰兒成為難民。但馬太提醒我們何西阿書11:1裡深刻的預言：「以色列年幼的時候，我愛他，就從埃及召出我的兒子來。」儘管環境黑暗而絕望，但上帝有個完美的計劃和不會退卻的目的。雖然為躲避兇殘的獨裁者而逃亡看起來不像什麼上帝愛的行動，但我們看到了更宏大、更核心的計劃正在實現。耶穌一家逃亡埃及並最終走出埃及的經歷，正是以色列人在出埃及記中同樣經歷的應驗。曾經描述上帝子民經歷的詞語，如今說的是彌賽亞，上帝的兒子。

當我想起馬利亞和約瑟，甚至我自己的父母面臨的困境時，我想起這句箴言裡的智慧：「人心籌算自己的道路，唯耶和華指引他的腳步。（箴言16:9）」我們制定計劃，我們以為我們知道上帝會如何行動，但只有祂真正知道我們將邁出什麼樣的步伐。有時，這些腳步會帶我們到令人安心和熟悉的地方，有時，這些腳步會帶我們離開我們唯一熟悉的家園，進入一個新的國度，在那裡，我們會認識到上帝是我們真正及唯一的安慰。

我的父母能夠在異國他鄉安家落戶。他們能夠把女兒們撫養成人，讓她們認識並愛耶穌。馬利亞和約瑟得以撫養耶穌長大成人，他們加入上帝拯救祂的子民、實現眾人期待已久的預言、從遙遠的國度建立一個新的及永恆國度的故事。在這個季節裡，我再次驚嘆於上帝在世世代代間編織並展開祂故事的方式。

Kristel Acevedo 是位作家、聖經教師，也是北卡羅來納州夏洛特郊外 Transformation Church的靈命塑造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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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時，當我們發現自己與周圍的人處於相似的人生階段時，我們常常會關注他們是如何應對自己的境遇的。這些階段可能是高中時期的約會，也可能是大學開始並持續十年的結婚潮，以及隨之而來的生兒育女的時期。在我們的生活中，相互比較或競爭可能是天然的方式，但在路加的敘述中，這種競爭關係被對上帝即將到來的王國的關注徹底超越了。

天使加百列向馬利亞宣布，她將奇蹟般地生下一個兒子，而且她的表姐伊利莎白也懷孕了，即使她早己超過生育年齡。當馬利亞拜訪伊莉莎白時，這兩位女子肯定會注意到她們處境的不同。伊莉莎白在家族間的恥辱於懷孕那刻消除了，而馬利亞的恥辱則從懷孕那刻開始。伊莉莎白的兒子是在婚姻制度中所生；馬利亞的兒子則是由聖靈孕育。

透過《馬利亞之歌》（路1:46-55），我想像這兩位女子見面時會有什麼樣的張力。 基督即將來到這個世界，馬利亞的歌聲描述了祂將要建立的國度。這是一個將顛覆社會規範的國度。驕傲的人將被驅散，富裕的人將空手而歸。謙卑的人將被提升，飢餓的人將被美物填飽。當我們讀路加福音時，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伊利莎白已被提升，馬利亞則被升得更高。然而，在他們那個時代的人的眼裡，伊利莎白有權驕傲，馬利亞則沒有。

如果馬利亞是去伊莉莎白家尋求庇護，或伊莉莎白向她表達憐憫，都是很合理的事。當她們在為即將到來的分娩做準備時，同樣有可能陷入不得不正視彼此處境差異的尷尬狀態。

但在路加的記錄裡，這兩位女子之間並沒有張力或悲傷。路加記錄了她們之間的喜樂。除了懷孕的共同事實外，她們之間最重要的相似之處在於奇蹟的份量——上帝存在、活躍並深深地參與在我們之間的證據。正如司布真（Charles Spurgeon）談到《馬利亞之歌》時所說：「哦，無論我們與祂的合一要付出多大的代價，我們都應該因祂而喜樂！」

伊莉莎白的歡呼聲和馬利亞的歌聲讓我捫心自問：即使上帝的舉動有悖於社會所能接受的標準，我是否也會定睛在上帝的一舉一動？即使需要謙卑的面對自己內心深處的渴望，我是否能真誠的宣告某人是有福的？

因為祂是仁慈的，我的靈魂應榮耀祂並喜樂。我要像伊利莎白那樣在我們彼此處境的差異中喜樂讚嘆，或像馬利亞那樣在面對群體迫害時高唱讚美——不僅僅是出於逆來順受的美德，更是因為我專注於基督國度即將到來的榮耀。

Dorothy Bennett擁有聖安德魯斯大學的神學和藝術碩士學位。她目前在德克薩斯州奧斯汀市共同經營一家影像行銷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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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是「中國近代史上深具影響力的女性基督徒」系列文章之一。

冰心（1900—1999），本名謝婉瑩，福建省福州府長樂縣人，中國現代作家、翻譯家。 冰心出生於書香世家，家族有一些基督教背景。 她的二伯父在教會學校福州英華書院任教。 她的父親謝葆璋曾任北洋政府代理海軍次長。 她出生的福州三坊七巷謝家大宅也是（黃花崗七十二烈士之一）林覺民的故居，是冰心祖父謝鑾恩從林覺民家屬手上購得。 在她的散文《南歸》裡，冰心是這樣講到她母親的過世的：「母親慈愛純潔的靈魂，長久依傍在上帝的旁邊了」。

1911年冰心入學福州女子師範學校預科。 1913年隨父遷居北京，1914年就讀於美國公理會傳教士伊麗莎·裨治文夫人（Eliza J. Bridgman）創辦的北京教會學校貝滿女中。 在這裡她受到基督教很深的影響，學校裡有衛理會牧師講道，星期天有查經班和禮拜，但那時她並未歸信。 她自述對耶穌基督的了解在於耶穌這個人和他「愛人如己」的教導。

1918年冰心考入華北協和女子大學理預科。 這所女子大學也是由裨治文夫人等人創辦。 1920年3月，因協和女子大學併入燕京大學，冰心轉入燕大（時任校長司徒雷登）。 在這個教會大學，對冰心影響最大的，除了校長司徒雷登之外，就是她的英文女老師包貴思（Grace M. Boynton）。 在包貴思建議之下，冰心在一位老牧師家受洗了。

1921年冰心參加了「文學研究會」。 冰心加入此會，與其重要成員許地山、瞿世英的推薦有關。 冰心的舅舅常在北京基督教青年會（YMCA）活動，許地山和瞿世英也常在YMCA閱讀外國書籍，「文學研究會」也是在青年會的資助下辦了《新社會》和《人道》等雜誌 。 冰心很快就成為「文學研究會」刊物的主力作者。

冰心的不少讚美詩，多寫於1921-1922年間。 這些詩歌都是從聖經演繹而來，多發表於《生命》和《晨報副錒》等刊物，如《半夜》、《使者》、《生命》、《孩子》、《客西馬尼園》、 《髑髏地》、《晚禱》、《天嬰》和《歧路》等。 1923年冰心出版了詩集《繁星·春水》。 在《春水·九十八》中她寫道：「我不會表現出萬全的愛，/我只虔誠的禱告著」。

除詩歌之外，在她前半生的散文和小說中，她也創作了一些取材自聖經和耶穌生平的作品。 如散文《畫——詩》，描述牧人尋找迷羊的畫，化用《詩篇》讚美上帝的榮耀。 《往事》《寄小讀者》等書信體也是對《新約》書信體的化用。 《司徒雷登校務長的愛與同情》則描述司徒校長的偉大人格與信仰。 又如小說《一個不重要的軍人》、《一個軍官的日記》、《我的學生》等作品中的主人公，是耶穌基督犧牲的愛的形象化身。 《超人》、《煩悶》、《最後的安息》等作品描寫偉大的母愛和基督式的博愛，其中一些也採用了《聖經》中的故事結構。

冰心這些早期作品都體現了她在基督教精神引領下的「愛的哲學」。 但這些作品中所體現的耶穌基督精神，也有人格神的印記。 小說《相片》是其中較有趣的一篇，以傳教士母親、中國養女和在美的中國神學生的對話形成鏡像關係，對中西文化的衝突與基督信仰的普世性關係作了較深入的思考 ，今天看來這個話題還未過時，但也留下濃厚的民族主義的痕跡。

冰心在翻譯上廣為人知的貢獻，是翻譯了黎巴嫩作家紀伯倫·哈利勒·紀伯倫的《先知》。 為此黎巴嫩共和國總統府曾授予她騎士級國家雪松勳章。

儘管冰心的寫作充滿基督教的元素和情懷，她對基督的信仰很顯著地帶著「文化基督徒」式的自由派傾向。 冰心自述她的「宗教思想完全從自然之美感中得來。不但山水，看見美人也不例外」，她不相信三位一體，不相信復活，反感宗教儀式，對受洗的態度隨意，更缺少對教會的 委身參與。 她更看重耶穌的人格，而忽略耶穌的神格，她是缺乏重生經驗的。 體現在她的創作中也越來越呈現出駁雜的風貌。 泛神論的、自然神論的、進化論的都在其作品中有所體現。 「愛的哲學」體現的基督教博愛精神，在她後期創作中也開始左轉。 研究者李卓然認為冰心從歌頌「屬天」的「聖愛」轉向擁抱「屬地」的共產主義，是以「貧民主義」為跳板過渡的，可謂洞察幽微，很有道理。

從其個人履歷看，也可以看到這種根基不牢固的信仰在她後來生命中的影響和蛻變。 1923年冰心由燕京大學畢業後，到美國波士頓的威爾斯利學院攻讀英國文學，宋美齡是其校友。 1926年獲碩士學位後回國，相繼於燕京大學、清華大學女子文理學院任教。 冰心的丈夫吳文藻是社會學學者，在美獲博士學位回國後也曾任教於燕京大學。 1929年6月，他們在燕大臨湖軒舉行的婚禮，就是由司徒雷登主婚的。 1938年夫婦倆南下之後，先是在昆明雲南大學落腳，1940年因蔣夫人宋美齡邀請，遷居重慶，冰心參與到剛成立的抗日的婦女工作機構“婦女指導委員會”工作，並任文化事業組組長 。 她並且也是國民參政會參政員，中華文藝界抗敵協會第三屆理事。

但是後來冰心在政治上猛烈左傾。 自1950年代以來，冰心寫了不少向中共表忠心的文章，隱藏她和國民政府的關係，更不再談及她的基督信仰。 文化大革命時，冰心受到衝擊，被批判為「資產階級黑作家、司徒雷登幹女兒」。 1970年初，被下放到湖北鹹寧的五七幹校接受勞動改造，1972年回到北京，應中國政府要求，與吳文藻、費孝通等合作翻譯《世界史綱》、《世界史》等著作。

冰心在20世紀後半葉向共產主義與左翼陣營的轉型，其姿態之決絕，與其他從民國一路走來的自由派基督徒或知識分子相比，實在是有過之而無不及。 也許這是一種不得己的自我保護，使得她所受的創傷也相對少一點吧。 但更值得追問的是，通觀冰心從抗戰到去世這半個多世紀的生命歷程，她在國共兩黨之間左右逢源，爭議不少，這是否與她信仰根基不夠牢固（例如僅僅把 耶穌當作偉人來看待）有關呢？ 隨著年歲的增長和在政治鬥爭中輾轉騰挪，她是否反而越來越如同她早年作品中的意像那樣，陷入「歧路」、成了「迷羊」呢？

如果我們回顧歷史，冰心在信仰上的失落反映出來的根基性大問題，似乎也是同時期一些民國自由派基督徒知識分子的通病。 今天的我們在欣賞冰心早期作品中的基督信仰元素的同時，也需要反思基督教信仰與文化的複雜的關係。

張蘊艷，獨立學者，愛荷華大學等多間歐美大學訪問學者，曾任上海交通大學文學院副教授。

本文是「中國近代史上深具影響力的女性基督徒」系列文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