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十大《聖經》考古發現

Gordon Govier

有關希律王的綠拇指、羅馬釘十字架的方法以及非利士香蕉的證據，增加了我們對《聖經》世界的理解。

Mahmoud Khaled/Getty Images

考古研究需要數年、數十年、甚至半個世紀。在艱苦的挖掘和篩選工作之後，是更長的等待、分析和詮釋。在過去的12個月裡定期發佈的一些發展、發現，確實加深、拓寬了我們對《聖經》世界的理解——其中有些是意料之中的，有些則相當令人驚訝。

以下是2021年的考古10大焦點新聞：

10. 大希律王（Herod the Great）的綠拇指

希律王在《聖經》中以下令殺死任何可能與耶穌年齡相仿的嬰兒而聞名，現在發現原來他喜好園藝。對於近半世紀前在他的耶利哥宮殿挖掘的土壤樣本，最近進行了分析，其中的花粉粒子揭示了相當複雜的園藝。

在最初為考古學家耶胡德·奈特扎（Ehud Netzer）發現的陶罐中，曾種有微型的松樹、柏樹、雪松樹和橄欖樹。許多樹種一般不會生長在耶利哥周圍的沙漠中。因此，花園中的這些園藝壯舉給賓客和臣民留下深刻印象，突顯了希律王的偉大。

9. 希律王的海濱娛樂中心

以色列文物管理局（Israel Antiquities Authority）公佈對大希律王在亞實基倫（Ashkelon）的巴西利卡（basilica，罗马时期作为市政活动中心的长方形大厅——译注）的重新發掘、維護。在他所處的時代，希律以其宮殿、堡壘令人側目的位置而聞名，這座羅馬風格、用於社區活動的公共建築也不例外。

這座巨大的建築比足球場還大，在一個多世紀前被首次發掘。現在，它被重新挖掘和開發，以吸引遊客前往亞實基倫墟丘國家公園（Tel Ashkelon National Park）。最後的重建將包括一個被稱為odeon的那種小型古代劇場、大理石柱子和柱冠，以及異教神明的巨型大理石雕像。

8. 《聖經》曾提及的一位法老的邊界紀念碑

這座刻有銘文的紀念碑是在埃及東北部的一個農田裡發現的，上面刻著《舊約聖經》中為數不多的法老名字之一。合弗拉率領一支埃及軍隊進入猶大，以協助西底家王抵抗巴比倫王尼布甲尼撒的入侵。正如耶利米書44:30的預言，這個計謀只是短暫地成功。法老在突襲利比亞失敗後，被他的敵人殺死了。

石碑包含15行象形文字，迄今尚未翻譯。埃及文物最高委員會（Egyptian Supreme Council of Antiquities）秘書長穆斯塔法·瓦齊里（Mostafa Waziry）將其描述為“國王在向東進軍時豎立”的邊界石碑。這提出了一個有趣的可能性，它可能描述了合弗拉支援西底家的運動。

7. 一個不知名的埃及城市

考古學家宣佈在盧克索（Luxor）附近的尼羅河西岸，發現了一個從前不為人知的城市。它被認為是有史以來出土最大的埃及城市之一，其歷史可以追溯到法老阿蒙霍特普三世（Amenhotep III）的統治時期。這位法老是圖坦卡蒙（Tutankhamun）的祖父，但也許更重要的是，許多福音派學者認為阿蒙霍特普二世的孫子就是《出埃及記中》的那位法老。

這個城市似乎是突然間被遺棄了的。當阿蒙霍特普四世（更廣為人知的名字是埃赫那吞，即 Akhenaten）召集工人在埃及中部為他建造一個全新的首都時，那些居民可能已經被趕出了他們的家園。這些遺物可以揭示摩西時代埃及日常生活的許多細節。

6. 釘在十字架上的腳

關於羅馬人釘十字架的做法，在古代文獻中是很多描述的，這包括福音書中關於耶穌死亡的記錄。但直到本月，唯一的釘十字架的考古證據是1986年在以色列的一個墓穴中發現的。 12月初，有消息稱，從英格蘭劍橋郡（Cambridgeshire）芬斯坦頓（Fenstanton）的一座墳墓中發掘出一具骨架。遺骸的右腳跟被一顆釘子剌穿。埋葬日期大約是西元400年左右，正是羅馬佔領英格蘭的期間。

5. 更多的死海發現

以色列文物管理局公佈了，在俯瞰死海、難以到達的洞穴中進行的為期四年的一項發掘項目的結果。發現包括箭頭、錢幣、梳子、一個年輕女孩的木乃伊遺骸，以及數十片《聖經》文本的碎片。捲軸碎片包括《撒迦利亞書》和《拿鴻書》的段落，與被稱為“死海古卷”的昆蘭（Qumran）社區製作的文本無關。儘管如此，它們還是能幫助我們對漫長的《聖經》翻譯、抄寫過程有所了解。

對於考古學家來說，最驚人的發現是一個一萬五百年前的籃子。

這個籃子有完整的蓋子，可以追溯到陶器出現之前的新石器時代，使其成為現存最古老的籃子。這讓人想起《聖經》中的種種籃子：如《出埃及記》中盛著嬰兒摩西的籃子，在福音書中基督餵養群眾後用來盛載剩餘的食物的籃子，以及為了讓使徒保羅逃脫迫害，把他由大馬士革的城牆放下來的那籃子。

4.亞夫尼，僅僅就在亞夫尼

現代城市亞夫尼（Yavne，即《聖經》中的雅比聶/Jabneel——譯註）位於特拉維夫（Tel Aviv）和亞實突（Ashdod）之間，一直是2021考古發現豐富之地。這座城市正在迅速發展，在為新住房建設平整大片土地時，考古學家有了令人驚歎的文物發現。

大約1500年前，亞夫尼是釀造葡萄酒的工業中心，每年生產約50萬加侖的葡萄酒。考古學家發現了五個巨大的榨酒池生產區，每個生產區都超過半個籃球場之大，另外還有四個巨大的倉庫和窯爐，用於燒製葡萄酒儲存壇。他們還發現了更古老的波斯時期的榨酒池，可追溯到主前300年左右。

在耶路撒冷猶太聖殿被毀之後的幾十年裡，亞夫尼成為一個屬靈中心，即許多拉比的居所和猶太公會（Sanhedrin）所在地。一座與那個時期相關的建築已經被發掘出來，而一幅1600年前漂亮的大馬賽克正在修復中。

也許在亞夫尼最稀罕的發現，是在廁所的遺物中找到的一隻有1000年歷史、完整無缺的雞蛋。

3. 聖殿山上的宴會廳

位於聖殿山旁邊的一座豪華公共建築已被發掘出來，並向公眾開放參觀。在1867年英國考古學家查理斯·沃倫（Charles Warren）首次發現該建築的一部分，並於1966年對這一遺址進行部分發掘。現今，發掘工作已經完成，考古學家已經將其建設日期追溯到主後20年——正值耶穌生活的時代。

該建築包含兩個相同的大廳，由一個精心設計的噴泉隔開。該設施的豪華程度及其與聖殿山的鄰近距離表明，它可能是供第一世紀猶太社區的精英成員、大祭司的家庭和其他宗教領袖使用的。

考古學家說：它在主後33年的一次地震中遭到毀壞，後來重建，並重新設置成三個拱頂大廳。那破壞日期為福音書中所記錄，耶穌被釘十字架時的地震提供了可能的證據。

2. 基甸的水壺

在基甸摧毀了異教神巴力的祭壇後，士師記6:1-32記述“耶路巴力”成為了基甸的綽號。它的意思是“讓巴力與他爭辯”。這與在以色列南部拉奇什墟丘（Tel Lachish）附近的拉伊廢墟（Khirbat er-Ra’i）挖掘出的陶罐碎片上發現的名字相符。

這壺不太可能屬於基甸本人。拉伊廢墟位於耶斯列谷地（Jezreel Valley）以南約100英里，就是《聖經》說基甸率領一支小軍隊擊潰了一支規模大得多的米甸人部隊的地方。在拉伊廢墟進行挖掘的考古學家將發現陶器的地層年代定為主前1100年，也就是士師時期，但根據《聖經》的年表，應該是基甸之後約一個世紀。

這一時期的考古記錄很少，因此，將《聖經》人名與那個時代聯繫起來的發現是值得注意的。

考古學家還說，這一發現為字母文字的傳播提供了證據，這些字母是約在主前1800年由居住在埃及的迦南人最先發明的。鄰近的拉奇什（Lachish）可能是保存這些文字的中心，在那地方曾發現青銅時代迦南人的字母銘文。在拉奇什發現的，可追溯到主前15世紀字母銘文，也在2021年公佈。

《舊約聖經》時代的識字水平仍然是學者們爭論的議題。有趣的是，基甸的故事引述一個年輕人“寫下了77位疏割長老的名字”（士8:14）。

1. 抹大拉的第二座猶太會堂

海法大學於12月下旬公佈，在抹大拉（Magdala）發現了另一座一世紀的猶太會堂，它位於加利利海岸的西北部。十幾年前發現的第一座抹大拉猶太會堂是值得注意的，因為它在耶路撒冷被毀之前仍在使用中，而當時崇拜仍然主要是在聖殿中進行。現在，有兩座。

在以色列，只有少數幾個一世紀猶太會堂被發掘出來。在它們當中，這幾個是耶穌在傳道期間最有可能到訪過的（太4:23)，因為它們的位置靠近拿撒勒到迦百農的路徑，並且它們與抹大拉的馬利亞的家鄉有關。

第二座猶太會堂距離第一座不到200碼，是在準備一項道路拓寬工程時發現的。根據以色列文物管理局，它“正在改變我們對這一時期猶太人生活的理解”。許多學者曾認為猶太會堂只是在耶路撒冷聖殿被毀後才蓬勃發展並具有較強的宗教功能的。這一新證據似乎表明，早期時像社區中心的猶太會堂，其實包括了更多的宗教活動。

額外花絮：非利士香蕉

我們知道所羅門王以牛肉、羊肉、鹿肉和家禽，還有麵包、蛋糕、棗子和其他美味佳餚款待他的客人。但是香蕉呢？

種植香蕉所需的水量使它不太可能成為古以色列的水果之一，但發表在《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刊》的一項新研究報告了從迦南人和非利士人的牙齒上刮下來的一些意想不到的殘留物，他們大約死於主前十一、十二世紀，即所羅門的統治時期。牙齒不會說謊言：他們吃的是香蕉。

根據報告，飲食證據表明了“一個連接地中海和南亞的活躍而複雜的交流網络”。哈佛大學人類學家及主要調查人員之一克莉絲蒂娜·沃林納（Christina Warinner）表示，進口水果可能是已經風乾的，就像現代的香蕉乾一樣。

戈登·戈维尔（Gordon Govier）是聖經考古學新聞雜誌季刊Artifax的編輯，也是播客“書與鍬”（The book & The Spade）的主持人。

翻譯：季小玲

責任編輯：吳京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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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story

神用改變的氣候來改變社會

Michael Lefebvre

在《聖經》和歷史中，創造中的危機會導致改革。

Illustration by Michael Marsicano

5級颶風伊爾瑪（Irma）襲擊了巴布達（Barbuda），迫使居民撤離到鄰近的安地瓜島（Antigua），並使巴布達無法居住。僅僅十天後，另一場颶風瑪麗亞（Maria）從安地瓜南部經過，再度帶來大量風雨，最後也成為5級颶風。

安地瓜和巴布達環境部主任黛安·布萊克-萊恩(Diann Black-Layne大使告訴_「紐約時報」，_ 發達國家的碳排放量是造成強烈暴風雨的主要原因。她說，這個島國太小了，無法單獨改善這個問題。相反地，她卻提出了一個令人驚訝的行動方案。

布萊克-萊恩告訴記者邁克爾·巴巴羅（Michael Barbaro），“我們祈禱。我們是敬畏神的人，我們相信寬恕，我們相信祈禱。我們相信神會為我們代禱。我告訴你；禱告是有力量的。”

主確實應許會垂聽她的呼求（出22:21-24）。如果神垂聽這些呼求，祂的子民也應該聽到。太多的基督徒（和非基督徒）認為氣候變化主要是一個政治或經濟的問題。但這也是一個屬靈的問題，需要用合乎《聖經》的方法來應對。

實際上，《聖經》有很多關於人為造成的氣候變化的經文。特別是《舊約》，記載歷世歷代神持續命令社會要盡全力去彰顯神的榮耀，以及社會未能遵循這指令的虧缺。

《聖經》的教導應該引導基督徒預期人為造成的氣候變化。它應該促使他們重視當今氣候危機的證據，即使他們對如何解釋這些證據持不同的結論。或許最重要的是，《聖經》的教導表明，氣候危機往往具有改革性的目的。

土地和法律

孕育生命的氣候來自神的良善。所有的基督徒都同意這一點，即使對氣候變化持有不同的信念。有些人甚至會主張一個初步的論點，那就是一個良善的神永遠不會允許氣候變壞。但天氣顯然容易受到人類活動的影響。早在伊甸園時我們就看到了這個教訓。

《創世記》描述伊甸園是一個氣候宜人的地方（創2:5-6），並介紹了人類與神的關係，就是要管理神所創造的世界（創2:15-19）。人類的罪也使一切授予我們所管理的都受到損害——包括神賜給我們的氣候這件禮物（創3:17-19；羅馬書8:19-22）。

這些主題繼續出現在《出埃及記》的記載中。神拯救以色列人從埃及到另一個有美好氣候著稱的地方（申11:9-12）。然而，為了讓迦南的好天候繼續下去，人們必須遵循神的方法。《申命記》說：“你們若留意聽從我今日所吩咐的誡命，愛耶和華你們的神。盡心，盡性，事奉祂。祂必按時降秋雨春雨，在你們的地上，使你們可以收藏五穀，新酒，和油。”（13–14节).

在神頒給以色列的律法中，也包括關於土地和氣候的管理規定，教導他們如何管理氣候。基督徒仍然可以從這些律法中得到智慧。

《舊約》中最引人注目的“環境規定”之一是安息年土地休耕的律法（出23:10-11）。沒有現代的肥料，當時的農民——許多今日的農民依然如此行——運用輪作或一個季節內不開墾讓田地來補充土壤的養分。如果不這樣做，會導致土壤貧瘠，植物生長不良，水分保持喪失，以及蒸發和降雨等問題。

古代以色列人每七年就要休耕一次田地。《利未記》警告說，忽視這個原則會導致土壤硬化和降雨減少。 “你們若不聽從我，不遵行我的誡命。…我必斷絕你們因勢力而有的驕傲，又要使覆你們的天如鐵，載你們的地如銅。 …地多時為荒場，就要多時嘆息；地這樣歎息，是你們住在其上的安息年所不能得的。”（利26:14-35）。

是的，這種管理具有社會性和屬靈性的功能，為身體的休息和信靠神豐富供應，創造了一個生生不息循環的機會。它也建立土壤枯竭和降雨損失之間的關係，這已被現代科學所證實。它存在以色列的律法中，這表明人類的活動可以直接影響到氣候，而神期望祂的子民因應地調整他們的作息。休耕法並沒有完全禁止土地的使用，但它確實以限制經濟生產來保護人類的生活環境。

《聖經》時代的以色列人缺乏現代的科學知識，無法探索超越這些氣候變動的基本原理。即便如此，以色列人被教導要將氣候視為是賦予他們所管理的。進一步的土地和氣候指引也呈現在以色列人的節日曆法中。

三個朝聖節日構成以色列人曆法的骨架，每個節日都要求全國人民上耶路撒冷去朝聖。它們的時間和儀式並引導以色列人按照季節經營他們的土地。

第一個是逾越節（Passover）。它標示著從雨季進入到春季，當時大麥準備要收割了。七七節（Feast of Weeks）發生在七周後，當春天離去夏天到來，小麥也準備要收成了。最後的朝聖，就是住棚節(Feast of Booths)，這標示著夏天的結束，當夏天的水果成熟了，接著下一個雨季即將來到。

這些節日教導以色列人，他們的勞動和敬拜要配合季節。以色列人還學到如何使用他們從豐收中所獲得的財富。所有家庭都會從每個季節的收穫中帶什一奉獻和其他祭品到聖殿中（申16:1-17）。部分什一奉獻的物品是在節日期間享用。但其他大部分被儲放在倉庫里，作為利未人賑濟弱勢群體之用（申14:28-29）。

通过這個季節性的曆法，以色列人被教導管理氣候的方法，在於確保要用收穫的財富祝福土地上所有的居民，包括非地主和弱勢群體。以色列人更被告知，只要他們遵守這些律法，他們就可以期望這適宜的氣候會持續。

“你若留意聽從耶和華你神的話，謹守遵行祂的一切誡命，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 耶和華必為你開天上的府庫，按時降雨在你的地上；在你手裏所辦的一切事上賜福與你； …你若不聽從耶和華你神的話… 耶和華要用…旱風，霉爛攻擊你；這都要追趕你直到你滅亡。你頭上的天，要變為銅，腳下的地，要變為鐵。耶和華要使那降在你地上的雨，變為塵沙，從天臨在你身上，直到你滅亡。″ （申28:1-24）

當然，這些節日是針對迦南地區特有的季節和莊稼。《新約》的教會從北極到熱帶氣候並橫跨全球，不需要繼續這些舊約律法中的規定。然而，基督徒仍然被勸勉要學習律法中的智慧（哥前10:11；提後3:16）。《舊約》中关于土地和氣候的管理律法可以幫助現今的基督徒認識到氣候管理的重要性，以及未能適當地管理神的地球及其產物所造成對氣候所造成的破壞。

《聖經》中的氣候變化

當一塊土地確實遭受氣候破壞時，神教導以色列人要問為什麼。當遍地“有硫磺，有鹽鹵，有火跡。所看見的人，連萬國人，都必問說：“耶和華為何向此地這樣行呢？這樣大發烈怒是什麼意思呢？”（申29:23-24）。

並非每一場氣候危機都是審判的發生。約伯的苦難包括詭異的天氣事件（伯1:16，19），儘管他在神面前是無辜的。然而，約伯仍自我反省。自我反省完全是基督徒對氣候變化才會有的回應，必要時可以導致道德和經濟的改革。我們看到《舊約》中的先知也有類似的模式。

最具戲劇性的例子是《創世記》6-9章中的洪水。神差遣洪水作為對人類罪行的直接回應。挪亞採取了實際步驟，比如建造方舟。他也警告其他人，呼求大家悔改（彼後2:5）。洪水過後，挪亞領受了神的應許：

“地還存留的時候，
稼穡、
寒暑、
冬夏、
晝夜就永不停息。”
（創 8:22）

部分基督徒把這個應許理解為神在挪亞之後就永遠不會允許氣候有變化。但是在數世紀後，神揀選了摩西，差遣他來傳達前面提到的關於氣候不穩定的全面性警告。雖然神對挪亞的應許限制了关于氣候的審判，但它不是讓我們忽視氣候變化的理由。

一件發生在摩西之後很久的《聖經》事件更證實了這一點。在亞哈王的日子里，神又降下了一場多年的旱災。但是，一旦以利亞帶領眾百姓悔改，“霎時間天因風雲黑暗，降下大雨。”（王上17-18）。

先知以賽亞將氣候不穩定與他那個時代的貪婪和對窮人的虐待聯繫在一起（賽32:1-20）。先知撒母耳引用非季節性的降雨作為警告（撒上12:17-18）。《詩篇》指出，季節的良性循環取決於有良好秩序的社會（詩65，104）。基督應許祂再來時要發生的審判也包括氣候災難（可13:8；啟6:8；8:7；11:19；16:17-21）.

貫穿於《舊約》和《新約》的教訓是：適宜的氣候是神賜的禮物，沒錯。但是，不斷惡化的氣候在提醒我們問自己，可能哪裡出了問題。

科學的見證

這是因為，根據《聖經》，氣候變化是一種用來操練屬靈謙卑的可預期的方式，我們應該對表明它正在發生的那些證據持開放態度。

根據美國太空總署的數據，自1880年以來，全球氣溫上升了華氏2.1度。這聽起來可能不多，但這溫差每年足以融化4280億噸極地冰。並導致全球海平面上升3.4毫米。像這樣的變化也會導致更嚴重的風暴、旱災、洪水和其他自然災害——我們在頭條新聞中和自己的周圍看到越來越多的這些事件。

《聖經》沒有具體地告訴我們現今氣候的變化或造成它的原因是什麼。但是我們不需要《聖經》給我們精確的答案。《聖經》中關於神對祂過去子民的作為的記載就已足夠了，這些教訓被保留到今，以告誡我們對當今類似情況該有怎樣的反應。這包括《聖經》關於氣候的教導。

一旦我們認知到氣候變化往往是神責備的手段，科學的工具就會為我們應做的回應提供了兩個幫助。

首先，科學幫助我們界定人類活動的領域。神，在祂的旨意中，趨使我們審視那些特別的領域。工業規模的碳排放已被確定為導致全球暖化的最重要因素。這一發現使現代工業生產成為人們關注的焦點。當非基督徒的主政者專注於減少溫室氣體排放的方法上時，教會應該要處理驕傲、貪婪、濫用創造物和其他與工業生產有關的不道德問題。科學，若結合聖靈的辨別能力，可以幫助我們認識到需要有屬靈更新的領域。

其次，氣候變化的科學證據有助於喚醒非信徒，讓他們意識到改變生活方式的必要性。當改革的必要為科學證明時，原本許多原本基於屬靈責任心抵制改革呼籲的人，將傾向於支援這改革。基督徒不應該需要氣候科學來激勵我們接受氣候管理的責任。但是，科學數據可以更有力第推動非信徒追求更好的氣候管理。

信仰和科學不應是對立的。氣候政策是基督徒的見證和科學的洞見之間可以卓有成效地合作的一個領域。

改革的影響

根據美國政府機構收集的數據，現今的狀況比過去的氣候變化更加嚴峻。但氣候變化以前也發生過。例如，在中世紀晚期，氣溫開始變冷。在那個被稱為小冰河期（Little Ice Age）的時期，冬天變得越來越冷，而且越來越長。人們的回應各不相同，但在歐洲各地有許多人回到了《聖經》。

歷史學家菲力浦·布洛姆（Philipp Blom）在他的《自然的譁變》（Nature’s Mutiny）一書中寫道：“對氣候事件的神學解釋很受歡迎，並且經常藉出版物得以廣泛傳播。事實上，以天氣為主題的佈道成為獨特的一種次要文學體裁。”

例如，改革家約翰·加爾文（John Calvin）在對創世記3:18-19的註釋中，就談到了他那個時代因氣候變遷造成的農作物歉收的問題：“人的罪孽越多，神所剩無幾的祝福就會逐漸減少並削弱。當然，除非世人悔改，否則危險就會發生，絕大部分的人很快就會因饑餓和其他可怕的痛苦而死亡。 …污染的空氣、霜害、打雷、不合時節的降雨、乾旱、冰雹，以及世上任何失序的東西，都是罪的果子。” 加爾文是一個直言不諱的人。

有關氣候的讚美詩也是那個時代的另一個特徵，布洛姆寫道。例如，保羅·格哈特（Paul Gerhardt）的17世紀讚美詩“當暴雨不預期地到來時” 這樣說：

風雲黑暗籠罩大地，
我們各處尋無護庇，
海面升起驚濤駭浪，
空中充斥雨暴風狂。

小冰河期的一個結果是轉向主。事實上，氣候變化是宗教改革內容中經常被後人忽視的一個部分。今天，這個例子鼓勵我們要同樣承認氣候變化正在發生，並以靈命更新作為回應。

並非所有對小冰河期的反應都是好的。如果沒有智慧，將氣候事件解釋為神的責備會導致醜陋的悲劇。在同時期，審判女巫的事件急劇增加。大約11萬件女巫審判在歐洲各地進行，有半數的案件導致處決。

這些悲劇給我們一個警告，就是不要盜用氣候變化的神學含義。比較好的例子是更清醒的、以《聖經》為中心的宗教改革。

當前的機會

不論如何，氣候變遷將給人類社會帶來變化。無論是否神因某件具體的罪而責罰，日益增加的風暴、乾旱和其他後果都將使人類社會的許多群體遭受痛苦。但是與往常一樣，因強者的失敗，弱勢群體反而要承受最大的痛苦。

教會就是為了要在這種時代中推廣救贖的工作。基督徒如果否認或淡化氣候變化，就有糟蹋這個見證機會的風險。

聯合國最近宣佈從今年開始的“聯合國對恢復生態系統的十年計劃”。從2021年到2030年，大眾和私人企業將努力恢復3.5億公頃被損壞的土地，並從大氣層中清除多達260億噸的溫室氣體。

教會沒有理由不能有同樣果敢前瞻的更新異象來應對氣候變遷。但是，在進行生態更新的同時，我們的努力更應該以社會和靈命的更新為目標。科學家可以指出氣候變遷的機制，政治家可以規範行為。教會有責任感動良知，對文化做出救贖的呼召。因為在基督里：

“曠野和乾旱之地必然歡喜;
沙漠也必快樂，又像玫瑰開花。
必開花繁盛;
…人必看見耶和華的榮耀，
我們神的華美。”
（賽35:1-2）

邁克爾·勒費弗爾 (Michael LeFebvre)是一位長老會牧師，一位舊約聖經學者，也是牧者神學家中心的研究員。他是《創造中的禮儀：認識舊約聖經中曆法》(The Liturgy of Creation: Understanding Calendars in Old Testament Context) 一書的作者。

譯者：江山

責任編輯：吳京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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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s

2022年基督徒處境最艱難的50個國家

Jayson Casper

關於基督徒受迫害情況的最新報告稱，殉教者當中有五分之四是在奈及利亞，教會受襲擊的事件有五分之三的發生在中國，而阿富汗現在比北韓還糟糕。

Open Doors 發布了“2022年世界觀察名單”，即基督徒受迫害最嚴重的50個國家。

Illustration by Mallory Rentsch / Source Image: Benne Ochs / Getty Images

因信仰而被殺害的基督徒去年比前年多了一千人。

被拘留的基督徒又多出一千名。

被攻擊或關閉的教堂又多出600座。

根據2022年“全球守望名單”（World Watch List, WWL），阿富汗成為新的排名第一，這是由“敞開的門”（Open Doors）對基督徒處境最危險、最困難的前50個國家做出的最新年度統計。

“敞開的門”美國分部（Open Doors USA）主席大衛·庫裡（David Curry）說：“今年的調查結果表明，迫害情況發生了巨大的變化。”

自1992年Open Doors 開始統計以來，北韓一直居於榜首。但是，自從去年8月塔利班接管阿富汗以來，阿富汗的基督徒們不得不離開他們的國家，或者在國內重新安置。報告指出，其中許多人失去了他們的一切，而在這之後家庭教會就關門了。

一位要求匿名的撤離的阿富汗人說：“在塔利班之前，這裡不是非常好，但是還不錯。”他希望有一天他能回來。 “[現在]基督徒生活在恐懼中，秘密地、完全處於地下狀態。”

Open Doors 迅速指出，北韓被排在第二位並不反映那裡的宗教自由有所改善。相反，新的“反動思想法”已導致基督徒被逮捕和家庭教會被關閉的情況增加。

總體而言，有3.6億基督徒生活在受迫害或歧視嚴重的國家。這種情況佔全世界每基督徒的七分之一，包括非洲基督徒的五分之一，亞洲基督徒的五分之二，和拉丁美洲基督徒的十五分之一。

在29年的追踪中，去年是第一次在Open Doors 的84個問題表格中，所有50個國家的分數都高到“非常高”的迫害程度。今年，所有50個國家再次“達標”，另外還有剛好在50名之外的5個國家也“達標”了。

雖然伊斯蘭極端主義繼續造成最嚴重的迫害，但Open Doors 指出，在中國和其他國家，假借新冠疫情限制“已成為加強對宗教少數群體和禮拜活動的控制、監視的一種簡便方法”。研究人員還發現，迫害正在使基督徒越來越多地離開他們的社區，數以萬計的人——特別是來自緬甸的人——變成難民逃到其他國家。

WWL每年一度的排名記載了，隨著北韓的迫害越來越嚴重，其他國家是在怎樣追上。這一排名的目的是為了指導禱告，並更有效地表達憤怒，同時向受迫害的基督徒徒表明，他們沒有被遺忘。

2022年版的追踪時間段為2020年10月1日至2021年9月20日，由60多個國家的Open Doors 工作人員的基層報告彙編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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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哪裡的基督徒受迫害最嚴重？

阿富汗並不代表今年排名的唯一實質性變化。由於政變後暴力事件的增加，以及醫療保健方面的歧視，緬甸從第18位升至第12位。儘管清真寺和少數正式註冊的教會建築得到了許可，以前被容忍的家庭教會在因新冠疫情關閉後不被允許重新開放，因此卡達從第29位攀升至第18位。儘管政府對恐怖分子進行了鎮壓，但伊斯蘭教徒對教堂的兩次致命襲擊使得印度尼西亞從第47位上升到第28位。由於加強了對反對共產主義原則的基督教領袖和活動家的行動，古巴從第51位躍升至第37位。

總的來說，前10名的國家與去年相比只是換位而已。索馬利亞穩居第3，這樣的還有第4的利比亞，第6的厄利垂亞，第10的印度。葉門的排名上升了兩名，位居第5，取代了巴基斯坦，後者下降三名至第8。伊朗的排名下降了一名，位居第9。奈及利亞的排名上升了兩名，達到第7。這就是這一不光彩的群體。

在2020年終於被列入美國國務院的年度特別關注國家名單後，奈及利亞在11月被從這一名單中被剔除是令人驚訝的，在Open Doors 的報告中它得到了特別關注。

曼加（Manga）說：“一旦你在奈及利亞成為基督徒，你的生命就始終處於危險之中，”他的父親被博科聖地斬首。 “[但]我們又沒有任何地方[其他]可去，我們沒有選擇。”

在基督徒被殺、被綁架、被性騷擾、在肉體或精神上被虐待，以及家庭、企業因信仰原因受到攻擊等子類別中，這個非洲人口最多的國家在WWL上排名第一。在教會襲擊和國內流離失所這兩個子類別中，它排名第二。

報告指出：“基督徒（和少數群體）不能指望安全機構對其進行保護，這一點已經變得越來越明顯。”

在奈及利亞發生的對宗教自由的侵犯，與非洲薩赫勒地區迅速增長的伊斯蘭主義分子（Islamist）的存在有關。馬利從第28位上升到第24位， Open Doors 擔心明年它可能會進一步爬升。布吉納法索穩居第32，尼日從第54位躍升至第33位。附近的中非共和國（CAR）從第35位上升到第31位。

“國際聖戰主義的中心現在是在薩赫勒地區，” Open Doors 關於撒哈拉以南非洲宗教和信仰自由的高級分析員伊利亞·賈迪（Illia Djadi）說。 “這種恐怖主義正在向南發展，以基督徒為主的國家，如貝南、多哥、迦納、象牙海岸現在都受到影響。” （這幾個國家都沒有上到觀察名單。)

基督徒佔多數的國家在前50名中排名相對較低，這包括哥倫比亞（30）、古巴（37），衣索比亞（38）、剛果民主共和國（40），莫三比克（41）、墨西哥（43），以及喀麥隆（44).

在前50個國家中：

11個國家的迫害程度達到“極度”，39個國家的迫害程度為“非常高”。前50名以外的另外五個國家也符合“非常高”的標準：肯亞、斯里蘭卡、葛摩、阿拉伯聯合大公國和坦尚尼亞。
18個在非洲（6個在北非），29個在亞洲，10個在中東，4個在中亞，3個在拉美。
以伊斯蘭教為主要宗教的有34個，以佛教為主的4個，以印度教為主的2個，以無神論為主的1個，以不可知論為主的1個，以基督教為主的10個。

2022年的名單新增了兩個國家：古巴和尼日。有兩個國家脫離了名單：肯亞和葛摩。

其他值得注意的排名提前包括，由於有更多關於移民皈依者情況的具體信息，沙烏地阿拉伯的排名從第14位上升到第11位。類似地，由於對基督教徒特別是新皈依者的監視增加，而其中一些被迫離開該國，同為海灣國家的阿曼從第44位上升到第36位。亞洲的不丹從第43位上升到第34位，原因是在這個傳統上非暴力的佛教國家，針對基督徒的暴力事件增多。

並非所有值得注意的進展都是負面的。由於教堂被攻擊和基督徒被殺害的數量減少，伊拉克和敘利亞各下降三名，分別降為第14位和第15位。因為被拘留的基督徒減少，突尼西亞的排名從第25位下降到第35位。因針對基督徒的暴力事件減少，塔吉克從第43位下降到第45位。同時，因來自激進印度教團體的襲擊事件減少，喜馬拉雅國家尼泊爾的排名從第34位下降到第48位。

然而Open Doors 也提醒，一些減少可能是表面的，是由於新冠疫情導致基督教活動減少而造成的。因為對教堂的攻擊減少，埃及從第16位下降到第20位，土耳其從第35位下降到第42位。然而在埃及針對基督徒個人的暴力事件仍然很多，有8名信徒被殺。在土耳其，政府針對基督徒的言論越來越咄咄逼人，社會對他們越來越不信任。

在其他國家，積極的進展被消極的發展抵消。鑑於國家層面的宗教自由改革還沒有在地方實施，蘇丹仍然排在第13位。雖然被殺害的基督徒減少，但犯罪活動和社會敵意上升——特別是在土著社區——使哥倫比亞穩居第30位。衣索比亞的排名下降了兩位，位居第38，那裡針對基督徒的暴力事件有所減少，但這一進展被內戰情況下的社區壓力抵消，它使人難以辨別宗教迫害和種族迫害。

在這些國家，基督徒是如何受到迫害的？

Open Doors 組織跟踪了六種類型的迫害，包括對個人、家庭和教會的社會、政府壓力，並特別關注婦女問題。今年幾乎所有的類別都出現了增長，有些還創下了歷史新高。

當暴力被單列為一個類別時，排名前十的迫害者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只有阿富汗、奈及利亞、巴基斯坦和印度依然上榜。事實上，有16個國家對基督徒來說比北韓更致命。

在報告時間段裡，Open Doors 統計到5898名基督教徒因信仰被殺害，殉教者比上一年增加了1000多人。這代表著24%的增長，但與2016年7106人的死亡人數高峰相比，仍是一種改善。在總死亡數中，奈及利亞佔79%，其次是巴基斯坦，佔11%。

Open Doors 列出了暴力排名41分以上的國家的統計數字。該組織以比其他團體更傾向於保守的估計而著稱，其他團體通常將殉難者的人數統計為每年10萬人。

如果數字無法核實，則以10、100、1000或10000的整數給出估計數，可以假定現實中會更高。而一些國家的數據列表可能由於安全原因而無法提供，導致阿富汗、馬爾地夫、北韓、索馬利亞和葉門被標定為“NN”。

按照這一規則，某個未指名的國家、布吉納法索、剛果民主共和國和莫三比克都被計為100名殉教者的象徵性數字。

第二類跟踪對像是對教堂和其他基督教建築，如醫院、學校和墓地的攻擊，無論是被摧毀、關閉還是被沒收。 5110起的統計數字比去年增加了14%，但只是2020年9488人的高點的一半左右。

中國（第17）去年在十年來首次重入前20名，在有記錄的對教會的攻擊中佔59%，遙遙領先。奈及利亞以470起事件位居第二，其次是孟加拉國、巴基斯坦和卡達。中非共和國、布吉納法索、莫三比克、蒲隆地、安哥拉和盧安達都被計為像徵性的100次攻擊。

2021年，基督徒未經審判而被拘留、逮捕、判刑和監禁的類別創下新高，總數為6175人，比上一報告期間多出約1000人。 Open Doors 將其分為兩個子類別，基督徒4765名被拘禁，代表69%的增長。印度以1310起居首，與某個未指名國家、巴基斯坦和中國一起佔了總數的90%。

然而，1410名基督徒被監禁，還是比前一時期減少了4%。某未指名國家、厄利垂亞、中國和孟加拉國占了總數的91%。

被綁架的基督徒人數再次創下新高，總數為3829人，比上一時期增加了124%。奈及利亞佔總數的66%，其次是巴基斯坦，佔26%。

到目前為止，最大的類別是流離失所，有21萬8709名基督徒因與信仰有關的原因被迫離開家園或躲藏起來，另有25038名基督教徒被迫離開他們的國家。緬甸在兩類中分別佔91%和80%。

Open Doors 指出，有幾類特別難以準確統計，其中最高的是24678起肉體和精神虐待案，包括毆打和死亡威脅。在接受調查的74個國家中，有36個國家被給予了象徵性的數字。奈及利亞最高，其次是印度、兩個未指名國家、厄利垂亞、巴基斯坦、緬甸、中國、中非共和國、莫三比克和馬來西亞。

據估計，2021年共有4543起基督徒住家、財產遭到攻擊，同時還有1906起商店和企業被襲。在後者中，36個國家中的18個被給予了象徵性的數字，其中奈及利亞排在第一位。

奈及利亞、巴基斯坦和莫三比克在前一類中最多，只有喀麥隆和孟加拉國能夠記錄到實際案例。伊拉克、敘利亞、中國、布吉納法索和剛果民主共和國進入前十名，每個國家都計為像徵性的100次攻擊。

對於Open Doors 的研究人員來說，專門針對婦女的類別也很難準確統計。共有3147起強姦和性騷擾案件，以奈及利亞和巴基斯坦最高，48個國家中有36個國家得到像徵性的分數。在強迫與非基督徒結婚方面，共有1588起，在37個國家中的25個國家得到像徵性的分數，其中以巴基斯坦得分最高。

為什麼基督徒在這些國家受到迫害？

主要動機因國家而異，更好地了解差異可以幫助其他國家的基督徒為他們處於困境的基督裡的弟兄姐妹更有效地祈禱和呼籲。

Open Doors 將基督徒受迫害的主要來源分為八類：

伊斯蘭教的壓迫（33個國家）：這是觀察名單一半以上的國家中基督徒面臨的主要迫害源，包括了總排名前10名中的7個：阿富汗（第1）、索馬利亞（第3）、利比亞（第4）、葉門（第5）、奈及利亞（第7）、巴基斯坦（第8）以及伊朗（第9）。在這33個國家中，大多數官方穆斯林國家，或是穆斯林占多數的國家；但是，還有6個國家實際上是基督教佔多數的國家：奈及利亞、中非共和國（第31）、衣索比亞（第38）、剛果民主共和國（第40）、莫三比克（第41）以及喀麥隆（第44）。

獨裁妄想症（5個國家）：這是基督徒在5個國家面臨迫害的主要原因，這些國家大多位於中亞，以穆斯林為主：烏茲別克（第21）、土庫曼（第25）、孟加拉國（第29）、塔吉克（第45）以及哈薩克（第47）。

共產主義和後共產主義的壓迫（5個國家）：這是基督徒在5個國家面臨的主要迫害源，主要是在亞洲：北韓（第2）、中國（第17）、越南（第19）、寮國（第26）、以及古巴（第37）。

宗教民族主義（4個國家）：這是基督徒在四個亞洲國家面臨迫害的主要原因。在印度（第10位）和尼泊爾（第48），基督教徒主要是印度教民族主義者的攻擊目標，在緬甸（第12）和不丹（第34）是佛教民族主義者。

有組織犯罪和腐敗（2個國家）：這是基督教徒在哥倫比亞（第30）和墨西哥（第43）面臨的主要迫害源。

基督教宗派保護主義（1個國家）：這是基督徒在厄利垂亞面臨迫害的主要來源（第6）。

世俗不容忍（0個國家）和部族壓迫（0個國家）：Open Doors 在追踪這些迫害源，但對於2022年名單上的50個國家中，兩個都不是主要迫害源。然而，去年在阿富汗、索馬利亞、寮國、卡達、尼泊爾和阿曼，部族壓迫是主要驅動因素。

WWL 與其他關於宗教迫害的報告相比如何？

Open Doors 認為，將基督教稱為世界上受迫害最嚴重的宗教是合理的。同時它指出世界上沒有關於穆斯林人口受迫害的可比性文件。

對全世界宗教自由的其他評估證實了Open Doors 的許多發現。例如，皮尤研究中心對政府和社會對宗教的敵意的最新分析發現，2019年基督教徒在153個國家受到騷擾，比任何其他宗教團體都多。穆斯林在147個國家受到騷擾，其次是猶太人在89個國家受到騷擾。

根據皮尤的數據，如果只研究政府的敵意，穆斯林在135個國家受到騷擾，基督徒在128個國家受到騷擾。如果只考察社會內部的敵意，穆斯林在115個國家受到騷擾，基督徒在107個國家受到騷擾。

皮尤的詳細數字與Open Doors 的數據吻合。中國、緬甸、蘇丹和敘利亞的政府騷擾事件各超過1萬起。斯里蘭卡、阿富汗和埃及的社會敵意程度很高，值得注意。

Open Doors 名單上的大多數國家也出現在美國國務院的年度名單上，該名單點名批評那些“進行或容忍有系統的、持續的、令人震驚的侵犯宗教自由的政府”。

其最高級別的特別關注國家（Countries of Particular Concern, CPC）名單包括緬甸（2022年在WWL上列第12）、中國（第17）、厄利垂亞（第6）、伊朗（第9）、北韓（第2）、巴基斯坦（第8）、俄羅斯（未進入WHL）、沙烏地阿拉伯（第11）、塔吉克（第45）以及土庫曼（第25）。其第二級特別觀察名單包括阿爾及利亞（第22）、葛摩（今年未入WHL）、古巴（第37）以及尼加拉瓜（沒有排名，但在Open Doors 的觀察中）。

國務院還列出了“特別關注實體”，即實施迫害的非政府實體，它們都活躍在上了Open Doors 名單的國家。其中包括尼日利亞的“博科聖地”和“西非伊斯蘭國”（在WWL上排名第7）、阿富汗的塔利班（第1）、索馬利亞的“青年黨”（第4）、主要是在伊拉克的伊斯蘭國（第14）、敘利亞的“沙姆解放組織”（第15）、葉門的胡塞武裝（第5），以及大撒哈拉地區伊斯蘭國和薩赫勒地區的“支持伊斯蘭與穆斯林”。

同時，美國國際宗教自由委員會（USCIRF）在其2021年的報告中建議將同樣的國家列入CPC名單，並增加了奈及利亞、印度（第10）、敘利亞和越南（第19）。對於國務院的觀察名單，USCIRF推薦了除葛摩羅以外的相同國家，並增加了阿富汗、亞塞拜然沒有排名，但在Open Doors 的觀察中）、埃及（第20）、印度尼西亞（第28）、伊拉克、哈薩克（第47）、馬來西亞（第50）、土耳其（第42）以及烏茲別克（第21）。

世界上所有的國家都受到Open Doors 的研究人員和實地工作人員監測，但100個國家受到了深入的關注，並特別關注那些記錄到“高”水平迫害的76個國家（在Open Doors 的100分制中得分超過40）。

翻譯：吳京寧

2022年基督徒處境最艱難的50個國家:

排行	國家
1	阿富汗
2	北韓
3	索馬利亞
4	利比亞
5	葉門
6	厄利垂亞
7	奈及利亞
8	巴基斯坦
9	伊朗
10	印度
11	沙烏地阿拉伯
12	緬甸
13	蘇丹
14	伊拉克
15	敘利亞
16	馬爾地夫
17	中國
18	卡達
19	越南
20	埃及
21	烏茲別克
22	阿爾及利亞
23	茅利塔尼亞
24	馬利
25	土庫曼
26	寮國
27	摩洛哥
28	印度尼西亞
29	孟加拉國
30	哥倫比亞
31	中非共和國
32	布吉納法索
33	尼日
34	不丹
35	突尼西亞
36	阿曼
37	古巴
38	衣索比亞
39	約旦
40	剛果民主共和國
41	莫三比克
42	土耳其
43	墨西哥
44	喀麥隆
45	塔吉克
46	汶萊
47	哈薩克
48	尼泊爾
49	科威特
50	馬來西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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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宙比你想象的更擁擠

Tish Harrison Warren

一個古老的禱告和一個新生的嬰兒如何改變了我對天使的看法。

Illustration by Jared Boggess / Source Images: WikiMedia Commons / Laureen March / Getty

有將近15年的時間，我忘了天使的存在。

我並非“決定”我不再相信他們。我只是沒有想過他們，即使真的想過，那也是一閃而過的念頭，關於天使的一些老套的描述。

我重新發現天使的過程，是在哄一個孩子睡覺的時候。

在我第一個孩子剛出生時，有一天晚上我驚訝地發現，在我自己還未意識到的情況下，我已經養成了一個習慣，會請求神差派祂的天使來保護我的小孩。

那時我在范德堡大學（Vanderbilt University）工作，經常去校園附近的一家希臘東正教風格的小餐廳兼書店。我喜歡那裡寧靜的美，喜歡那兒的古書，也喜歡他們家的素食辣味豆湯。我認識了安提阿正教會的神父帕特尼奧斯（Parthenios）和他的妻子（大家都直接稱呼她為“Presbytera”，也就是“神父的妻子”）。他們一起料理這家小店。在我懷孕後期的一個下午，Presbytera 遞給我一個天使的聖像（icon），告訴我這是給小嬰孩的。我很感激她的善意，但在靈性層面卻沒有特別的感動。畢竟，我是個新教徒啊。那時我對聖像或天使沒有特別的懷疑，但也不覺得有什麼深刻的聯繫。不過，我還是把這個小小的木製聖像掛在了我女兒的牆上。

幾個月後，當我在為女兒禱告、哄她入睡時，我會指着這個聖像，請求天使靠近並保護她。我不知道我的思想或內心發生了什麼變化。我唯一的解釋是，作為母親的重大責任——以及這其中所包含的愛和脆弱感——打開了我的心，讓我向一切可尋得之處尋求幫助。

我敏銳地覺得，我的女兒在這個巨大的宇宙中是如此渺小和脆弱；我也知道我所擁有的一切發自母愛的熱情都不足以保護她的安全。我當時也很弱小、很脆弱。然而，在我們這個普通的房子里，在茫茫黑夜的深處，我相信我並不孤單。

奇怪的東西

《公禱書》（The Book of Common Prayer）中包含各種晚禱禱文，即 Compline（或譯為靜夜頌），這是教會傳統對晚間祈禱的稱呼。其中一篇禱文有這樣一句：“差派天使保護安睡者”（"Give your angels charge over those who sleep"）。這篇小靜夜頌讓我們敢於相信，這個宇宙並非空蕩蕩。

作為西方啟蒙運動的孩子，我們已經清空了宇宙中的超自然生命，就像工業化清空了科德角（Cape Cod）的鱈魚一樣肯定。我們現在默認的觀念，無論多麼下意識，都把宇宙想象成一個空曠的大海，我們獨自在其上漂流。它並非充滿魅力，也不怎麼神秘，當然也沒有在其中上去下來的天使。

但情況並非總是如此。歷史上的教會認為這是一個充滿天使的宇宙，古代基督教領袖們也經常談論天使——其數量之多，坦率地講，讓我都無法接受。托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稱他們為“智力生物”（intellectual creatures）或“無形生物”（incorporeal creatures）。在第五世紀，亞略巴古的丟尼修（Dionysius the Areopagite）寫道：“天使的數量千千、萬萬… …這支被祝福、擁有超凡智慧生命的軍隊，其數如此眾多，遠超我們脆弱而有限的物理數字所能計量的範圍。” 普瓦捷的依拉略（Hilary of Poitiers）寫道：“一切看似虛空之處都充滿神的天使，當他們事工時，沒有一處不被填滿。”

這個幾世紀以來被視為理所當然的認知——即宇宙中充滿着神聖的生命——卻是我不得不竭盡全力才能相信的。然而，我對天使的矛盾心理並不是因為理智。它源於我失敗的想象力，這種想象力是由一種對這個世界——這一空曠的宇宙海洋——幻想的破滅而造成的。

相信超自然現象，坦率地說，在我的城市圈子裡會有點尷尬。天使？就像你姨媽書架上的那些俗氣的小雕像那樣的東西？與其說是我拒絕相信天使，不如說是他們從現實中被抽離了。他們已經變得傻乎乎的，成了一種滑稽的感情用事。

我們基督徒可能會受到影響，不再相信我們的信仰會令人着迷。我們試圖用敬意來支撐它。但事實是，我們仍然相信很多奇奇怪怪的事。如果我們不再擁抱一個讓人着迷的宇宙——所謂奇奇怪怪的東西——我們就會錯失現實的充實，上帝的豐盛，我們也將永遠無法欣然接受我們自身生命中的奧秘。要承受這樣的奧秘，我們必須學會在神跡的洶湧波濤中衝浪。

進入超自然的門

夜晚是我們聆聽這擁擠的宇宙低語、尋思暗中的靈性現實的好時機。我們的想象力隨着可能性翻飛——世界上的每一種文化都充滿了關於鬼魂和其他在夜間出現的幽靈的故事。當我們按照晚禱傳統祈求天使的幫助時，我們在不經意中就遇見了一個叫我們不安的現實，那是一個我們無法看見、無法衡量、亦超越我們控制的宇宙。

祈禱本身，無論以何種形式，都使我們敢於與物質領域之外的世界互動，這個世界所充滿的神秘，遠超我們在城市生活中所能談論的。從某種角度說，祈禱是一件很普通的事。它很常見，幾乎每天發生。然而，它是一扇將我們引入超自然現實的門。我們可以把禱告裝扮成一個靜默的時刻，或者用寫好的美麗話語把它包裝起來。即便如此，在一個把世界想象成只有三個維度的文化中，禱告還是以一種不可避免、卻也非常幸運的方式，讓我們得以經歷這樣一種尷尬。

當我成為本地教會的牧師時，超自然現象變得不可避免。經常有教友找到我們的牧師，要求幫助解決無法解釋的靈性遭遇。醫生、教授和商人——怎麼說這些人都很聰明，都很理智——會問我們是否可以去他們家禱告，因為他們認為自己看到了惡魔，或有其他一些無法解釋的經歷。最終，牧師們學會了如何應對超自然現象，就和水管工對下水道堵塞的電話作出的反應一樣。這是工作的一部分。

但最終，使我對超自然現象有了更深信念的，不是因為我作為牧師的身份或任何奇異的經歷。而是禱告。

祈禱拓展了我們對現實本質的想象力。而且它往往先於信仰。大多數流行的對禱告的理解都把這一點弄反了。我們常以為祈禱主要是自我表達——是用語言將我們內心生命表達出來的一種方式。但禱告實際上 塑造了 我們的內在生命。如果我們按我們所領受的作了禱告，不管我們當時對這些話或對神有什麼樣的感受，我們有時會發現，出乎我們意料的，它們教會了我們如何相信。

在我們痛苦和悲傷的時候，情況尤為如此。在我自己遇到極大痛苦的時候，教會的信仰一直是我的支撐。當我們在崇拜中認信時，我們不會說：“我信上帝，全能的父……” 我們會說，“我們相信……”。信念不是我們內心的感覺，而是我們所能走進的一個外部現實。當我們發現信心動搖時，有時我們唯一能做的就是倚靠在眾聖徒的信心上。

經文、詩歌、聖禮和教會的禱告，是我們在痛苦中的救生索。當我們想認識神、但又無力前行時，這些會支撐我們。

降伏之舉

我最喜歡在晚上祈求神的天使保護，因為它將超自然的宇宙奇觀和人類最日常的活動——睡覺——結合在了一起。

每天晚上我們安睡，在我們普通的床上，在我們普通的家裡，在我們普通的生活之中。而我們其實是在一個充滿了神秘和奇迹的宇宙中這樣做。我們總是在一個擁擠的房間、在我們擁擠的宇宙中安睡，所以我們祈求瘋狂之事——當我們在枕頭上流口水時，求神差派難以想象的超自然造物來守護我們。

每天，無論我們喜歡與否，我們都必須進入一種脆弱的狀態，才能入睡。我們會受到傷害。我們可能被搶劫。我們受周遭的擺布，也受黑夜的擺布。

睡眠提醒我們，我們是多麼無助，甚至僅僅是活着。在基督教傳統中，睡眠一直被看作是我們經歷死亡的一種方式。耶穌和保羅都將死亡說成是入睡。每晚，當我們陷入無意識，就是又一次複習“勿忘你終有一死”（memento mori），它提醒我們不過是被造物，我們有局限，我們有軟弱。

但當然，我們的身體和大腦在睡眠中並不是不活動的。整個世界的活動都發生在我們的腦海里。我們做夢。我們與疾病作戰。我們積累、分類、鞏固關於生活的記憶。科學家告訴我們，學習的能力實際上依賴於我們的睡眠。我們在白天接受的信息，會在大腦中下意識地重複，以便我們能夠吸收它。

最關鍵的是，所有這些都是在我們不知情、未許可的情況下不受我們控制地發生着。如果我們要成長，我們的身體就需要我們放鬆對自給自足和力量的控制。因此，無論是身體還是靈性上，如果我們要學習或成長，就必須願意擁抱我們自身的脆弱性。

每晚，在沒有我們的情況下，行星運行、天使活動、神的工作，都怡然自得。對基督徒來說，睡眠是降伏之舉——也是信心的宣言。

救贖的人體工程學

幾年前，我父親在一艘游輪上心臟病嚴重發作。我的弟弟、妹妹和我都收到了媽媽的信息，告訴我們這一情況。但在後來的一天多時間中，我們沒收到更多的消息。最後我們打通了船醫的電話，發現爸爸出於治療的需要很快要下船，然後轉去南美洲的一家醫院。但首先，這艘船必須整夜航行才能靠岸。

我記得那天晚上躺在床上，想象着爸爸和媽媽在海中央的船上來回搖晃的情景。我知道我無法救他們，無法去看他們，甚至無法給他們打電話。我更無法讓船開得更快一點。清楚地認識到自己的無能為力后，我很快就睡著了，就像一個知道紐約證券交易所不歸自己管的孩子那樣，因為她連自己的乘法表都管不好。

就像練習禱告那樣，對睡眠的練習幫助我們在完全脆弱的時刻、在清晨會在何時或以何種方式到來都無法確知的時刻，在神的關懷中得到安息。這就是救贖的人體工程學（the ergonomics of salvation），我們在黑暗的世界中學習行路的方式。

在我們的大腦和卧室里所充滿的神秘之事，遠超我們所能理解。因此，我們每晚躺下睡覺，並知道我們並不孤單。

翻譯：許珏

責任編輯：吳京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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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盼望的囚徒：德斯蒙德·圖圖訪談錄

採訪：Thomas Giles 和 Timothy Jones

為什麼這位南非大主教相信，邪惡、死亡和不公永遠不會有最後的話語權。

AP/Wide World

南非大主教德斯蒙德·圖圖（Desmond Tutu）[他於2021年12月26日去世]在反種族隔離鬥爭的前線度過了半生，是該運動最傑出的領導人之一。

1986年，這位諾貝爾獎得主被任命為開普敦大主教，成為非洲南部聖公會的精神領袖。他的地位幫助他免受了他的反種族隔離鬥爭同仁所遭受的大部分壓制。這也使他能夠在許多人被流放或身陷囹圄時擔任臨時領導。

自1990年許多囚犯獲釋和政黨解禁以來，圖圖大主教一直保持較低的姿態。但他一如既往地致力於基於《聖經》的公義與和解。而且，看起來這場戰鬥遠未結束。就在他與CT記者托馬斯·賈爾斯（Thomas Giles）和蒂莫西·瓊斯（Timothy Jones）談話的前一天晚上，他參加了6月份在博伊帕通（Boipatong）被屠殺的42人的葬禮，這場暴力事件使多種族民主談判陷入停頓。

信仰在你的生活中發揮了什麼作用，它是如何引導你與種族隔離制度作鬥爭的？

我已經明白，一個人的價值不是來自外在的東西，如成就、地位或種族。一個人的價值是內在的，因為我們是按照上帝的形象受造的。上帝重視自己在人類身上的形象，即使在人的墮落之後。

上帝還派祂的兒子來進一步強調我們的無限價值。祂說：“你們是如此的寶貴，我要把你們從魔鬼的掌控中贖出來——不是用金銀等易腐的東西，而是用我兒子的寶血。”

如果這還不夠，上帝說：“我要以我的聖靈的禮物使你們成聖。” 因此，人類是有價值的，不僅因為他們是按照上帝的形象受造的，並通過我們救主的寶血得到了救贖，而且還因為他們可以成為聖靈的會幕。

把神的孩子看作什麼都不是，這無異於在神的臉上吐口水。不公正和壓迫不是簡單的錯誤或邪惡，它們是積極的褻瀆。而這就是我們的激情所在。感召我們的不是政治或任何其他類型的意識形態，而是我們的信仰。如果我們是耶穌基督的追隨者，並接受我們信仰的蘊含，我們除了反對壓迫、不公正和邪惡，沒有其他選擇。

代表被壓迫者積极參与政治（political activism ）的《聖經》基礎是什麼？

是神的全部本質。祂是一位仁慈的神。而恩典意味着祂為那些不值得的人、那些對祂沒有要求的人運作。我們在一開始就看到了這一點，在《出埃及記》中，祂為一群烏合之眾的奴隸的利益而進行干預，而這些奴隸沒有做任何事值得祂干預。

什麼是真正的宗教？在《以賽亞書》第1章中，神說：“我不接受僅僅是外在遵守的宗教。如果你想悔過你所做的一切錯事，就要用行公義來表明——不僅僅是隨便對什麼人，而是對寡婦、孤兒、外鄉人，對最無聲的人。”

那麼什麼是真正的禁食呢？在《以賽亞書》第58章中，神說：“我所要的禁食，不是叫你垂頭像葦子，使自己挨餓，而是要你鬆開囚犯的鎖鏈。”

當上帝果斷地干預人類的生活時，祂不是作為一個非具身的的靈而來，祂成為了一個人；這也給我們提供了一個線索，告訴我們應該如何操作。對於祂兒子的父母，祂沒有選擇高高在上的人，而是選擇了一個嫁給木匠的鄉村姑娘。耶穌不是出生在一個國王的家裡，而是出生在一個馬廄里。而很快這個孩子就成了難民。他認同那些在任何社區都是最小的人。

有些人認為世俗和神聖之間存在着二元對立。但耶穌並沒有說：“我只關心你們屬靈的一面，也就是你們的靈魂，”而是說：“我關心你們整個人。你餓的時候，我就喂你。你生病時，我醫治你。當你還是一個罪人時，我赦免你的罪。”

我們可能會讓這種政治參與走得太遠嗎？

我們很容易認為我們有一條通往上帝的熱線，我們純屬人類的見解得到神的認可。

而基於宗教的積极參与政治，其本身並不一定是一件好事。正是宗教狂熱者對世界造成了一些最大的破壞；世界上的許多戰爭都是由宗教引發或加劇的；今天世界上大量的偏見和暴政都有宗教基礎。

我們也可以是不容忍的。這種積极參与政治可能意味着否定那些持有不同觀點的人，認為他們超出了範圍。當我們認同一個好的事業時，我們同時也必須與它保持適當的距離，並對另一方的人保持尊重。

你如何平衡你生活中的屬靈和政治方面？

我沒有感覺到兩者之間的張力。我逐漸了解到，屬靈對於真正的基督徒生活是絕對必要的。幾乎所有上帝的僕人都是如此。他們與上帝的相遇不是為了自我膨脹，而是為了他人的利益。為了被派往法老那裡贖回被擄掠的，你就像燃燒的灌木叢那樣見到神。

你在我們的主的生活中看到這種模式；你看到一種脫離和參與的節奏。他整晚都在祈禱，然後為了別人毫不吝嗇地消耗自己。他在不斷地補充自己的屬靈資源。我也已經學會了補充我自己。

對於你的教會和你的國家，你個人的優先事項是什麼？

教會必須成為上帝的工具，在任何環境下擴展祂的國度。即使在民主制度中，那些組建政府的人也不會變成神。他們是凡人，他們會被權力的誘惑所迷惑。同時，總會有一些沒有聲音的、被邊緣化的人，他們覺得自己離權力走廊很遠，覺得自己一無是處。而教會必須在那裡代表他們。它必須警惕地對那些當權者宣告，“主如此說”。

它還必須是一個和解的中介。人們經常掏空這個詞的含義，使其幾乎成為一個被濫用的術語。他們認為，和解意味着在沒有和平的地方高呼“和平，和平”，即意味着不要對抗。但真正的和解是讓人們面對罪的罪惡——政治的罪、個人的罪、結構的罪。

在我們的環境中，和解意味着呼籲那些從種族隔離制度中受益的人懺悔，為他們所造成的傷害懺悔。然後，那些被寬恕的人必須證明他們的懺悔是真誠的。只要有可能，就必須有賠償。

我們還必須幫助人們不再怨恨或尋求報復。我們就是要成為一種告訴人類社會應該如何行的視聽輔助工具。

教會如何做到這一點呢？

教會必須以耶穌基督就是我們的平安這一事實為榜樣——他事實上已經推倒了分隔的牆。交戰的派系不再交戰。現在沒有猶太人和希臘人，沒有男性和女性，沒有奴隸和自由。我們在基督里是一體的。

我們必須一起努力，將我們的社會轉變為一個認為人比東西和利潤更重要的社會。我們的社會必須高度重視分享而不是囤積，重視合作而不是競爭。

美國的基督徒應該為種族和解採取什麼措施？

你們不應該過度絕望。實際上，總的來說，你們的自我批評能力很強。是的，人們常常試圖視而不見，但越來越多的人意識到有些事情是不對的——存在着一種疾病。而認識到存在疾病是治療的一個重要部分。

但同樣重要的是，你要聽一聽受委屈的人——被歧視的人——到底是怎麼說的。我們絕不能成為那些說“這就是傷害，這就是治療 ”的人，那種永遠沒錯的萬事通。讓我們聽聽他們認定的傷害點是什麼，以及可以做些什麼來糾正這種傷害。

我們如何能與我們的南非兄弟姐妹站在一起？

我們非常依賴你們的愛和祈禱，我們深深感謝人們在這方面所做的一切。你們教會中的許多人向你們的立法者和商界人士施壓，以實施制裁，這些制裁起了作用。這些制裁使我們走到了今天。你們可以繼續施加的壓力之一是讓南非政府明白，你們期待他們為結束暴力做一些事情。

展望未來，你是否充滿盼望？

我總是充滿盼望。基督徒是有盼望的囚徒。還有什麼能比耶穌受難日看起來更無望呢？但是在復活節時，上帝說：“從這一刻起，沒有任何情況是不可變像的（untransfigurable）。” 沒有什麼情況是神不能從中提取善的。邪惡、死亡、壓迫、不公義——這些都不能再擁有最後的話語權，儘管在表面上看起來一切都是相反。

翻譯：吳京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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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关于马尔斯山教会的播客让你翘首以待

采访者：Stefani Mcdade

播客《马尔斯山教会的兴衰》的制作人迈克·科斯帕在台后向听众回答了关于制作上的延误、他的个人经历，以及其他问题。

Portrait Courtesy of Mike Cosper / Edits by Christianity Today

上周，CT的播客总监迈克·科斯帕（Mike Cosper）发布了备受期待的博客[《马尔斯山教会的兴衰》]的最后一集。 CT编辑斯蒂梵尼·麦克戴德（Stefani McDade）与他坐下来，谈论了因非计划中的采访所带来的压力与喜悦、前福音派基督徒（exvangelicals）和其他群体对该系列的反应，以及对于额外博客集和未来项目，听众可以中期待什么。

你对这个播客的整体接受度及其广泛受众有什么感受？

如果你问我，“谁会听这个播客？”我本来会说，“我认为牧师和教会领袖、年龄在35到50岁之间的X世代（Gen X）男人，是这个现象的一部分。” 除此之外，你知道，还有其他一些感兴趣的更广泛的受众。但它最后竟有数百万的下载量，这并不是我们一开始就能想象到的。我的意思是，你知道吗，我们昨天又回到了苹果播客排名榜的前十名？

你们在制作中出现了一些重大延误。给我们说说吧。

随着非计划中的采访和谈话的不断涌入，我们决定只能滚动前进。到7月底，我们想，“这将会造成问题”。这个有点像一条直线的故事情节，被不断地延伸、展开——“让我们追寻这条线索，让我们跟踪那条线索”。然后，你知道，有几个故事是在最后一刻才出现的，而又正是我们真正想听到的故事。我们想，“这值得按下暂停键。这很重要。”

你认为是什么让所有这些人在最后一秒改变主意并决定与你交谈，尤其是在最后一集？

是在为数不多的几集中发生的一些事情，让我们与人们建立了一些信任。这些事情向他们表明，我们理解是这样的：我们描绘这个社区的形象，不是要把里面的每个人都妖魔化，而是真正试图描绘出，当你陷入其中时，情况是多么复杂。

我们在播客中说过这点。但在这个过程中，有一个人我们确实联系得有点晚，她就是林赛（Lindsay），出现在最后一集里。她的动机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我知道我并不孤单。我知道，我不是唯一经历过这样事情的人。” 家庭暴力、教会的伤害以及其他一切，对于一个有过这样经历的人，唉，都是很难的事情。因此，要有勇气站出来，需要付出很多。

一些非常各不相同的人群，包括前福音派和其他人群，都参与了这个播客系列。有什么特别让你吃惊的吗？

很多走过那些历程的人都有与在马尔斯山教会类似的体验。关于乔什·哈里斯（Josh Harris）这一集因各种原因而引起争议。在这一集里，我们并没有对所谓解构信仰（deconstruction）的东西进行真正的反驳。但我认为，那一集中对于结构的一些回应，在于要对它们进行持续对话，即使是在我们讨论灵魂黑夜之时。我们在结束这一集时说：“嘿，我们依然相信耶稣在这些人的生命中做工。我们相信他在乔什的生命中做工。”

人们对此的反应有点好笑。我对我的一个朋友说，这就像我们需要明天早上在CT的头版放一个标题，说：“突发新闻——《今日基督教》仍然是基督教”。

我认为另一处让我感兴趣的是，有一大批人想让我们得出结论说，问题本身是改革宗神学、互补主义（complementarianism）和整个福音派的问题。我看到社交媒体上的评论说，“CT就快说出来了，但他们只是害怕说出最后一句话。” 我明白这一点。特别是对于那些从互补主义环境中走出来的人来说，他们受到了伤害。

你有没有收到愤怒的听众的仇恨邮件？

是的，我已经收到了一些回复。有少数评论者认为整个事情就是一个八卦的狂欢。重复一下，我理解有人要这样描述的冲动。我们本可以把它搞得比现在所做的那样八卦的多。有趣的是，真正的仇恨邮件来自非常激烈的神学保守派，他们认为这是对改革宗神学和互补主义的攻击。但事实并非如此。我们受到的另一方向的仇恨——铁杆批评派——来自进步派人士，他们说我们做的还不够。

我看到一些评论说：”好了，现在《马尔斯山教会的兴衰》已经完成了，我们什么时候才能谈谈那个时期所有其他牧师，就是那些都想成为马克·德雷斯科（Mark Driscoll）的人呢？”

这也是我们想谈论它的原因之一，对吗？这是一个在许多方面开创了牧师社会市场化的人。在这个故事中，有一种非常美国化的、非常具有表演性的东西汇集在一起。所有这些主题都齐全了：有美国西部、西雅图、加利福尼亚、企业家精神、名人。它是关于所有这些的。在教会植堂的世界里，这里有些东西是非常吸引人的。

有件事最终没有放到播客里，就是我和科林·汉森（Collin Hansen）的一次非常有趣的谈话。当他从神学院拿到博士学位时，他说：“如果你是一个真正的男人，你就要去植堂建立一个教会。” 在2007、2008、2009年，就是这样，这就是勇敢的人去做的事情。这又是为什么呢？因为马克·德雷斯科和达林·帕特里克（Darrin Patrick），以及当时其他那些标志性人物，正在做真正有趣的、开创性的工作。

所以是的，我认为有很多模仿者。而且我认为这已经造成了很多后果。我可以轻而易举地说出一打牧师的名字，他们也有类似的被教会惩戒和被赶出教会的经历。

鉴于这个播客给你展现的所有这些疯狂和黑暗之处，是什么让你在整个过程中受到鼓励？

这是个好问题，有几个答案。第一点，在这个过程中，你只是靠着肾上腺素挺过来，“好吧，再干一天；不，就12小时；不，再干14小时。” 不管看到什么，你都要接着做下去。第二点，我记得多年前听到电台节目制作人艾拉·格拉斯（Ira Glass）谈到沉浸在像这样一个故事中时说到：“当你能环顾四周并说，‘哦，我的天哪，我爱这些人’时，你知道你已经到了故事中一个非常有趣的地方。”

有这样一种有趣的互动，让人感觉到这些人中的一些人是真正在和我一起进行这个旅程。我们每隔几天就联系一次——“嘿，我想起了这个，我想到了那个，去和这个人谈谈，这是一些背景资料。”

还有执行制片人埃里克·佩特里克（Erik Petrik），我对他简直没挑的。他给予的支持和投入的时间，当他和我在12点半或凌晨1点一起坐在电话旁，解决事情，试图让事情顺利进行。这种团结的感觉、这种社区的感觉，让我度过难关。在任何时候，我都没有感觉到我在这一切中是孤独的。我周围肯定总是有人相伴。但这和我以前经历过的完全不一样。

如果你能回到过去，重新做一遍，你会采取什么不同的做法吗？

作为讲故事的人，我们所做的一些决定是故意要挑起人们的兴趣，让人们提出一些困难的问题。其中一些挑衅性做法，我知道它们并未达成我们希望的效果。但即使这样，我不知道我是否会以不同的方式去做。

我们最后做出的决定是，让角色说话、让故事自己讲述，让观众听故事。然后在额外资料中，差不多是回过头来问，“好吧，教会可以从中学到什么？” 我尽管我并不清楚，但我想，我想看到对这个的反应，对吗？这做到了吗？这是否激起了正确的东西？我希望它能做到。

这就是基督徒讲故事的挑战之一。你看看基督教电影、书籍以及类似的东西，它们的解决方式往往是要告诉观众到底该怎么想。而我想稍微抵制一下这种冲动。我想刺激听众，我想把这些事情保留得更紧张一些。

将来某个时候，我需要重新把它听一遍。这是最有趣的事情之一。我一直很犹豫，甚至不愿意在我们正在制作时重听，因为当一集播出时，我已经把它的每一段都听了一千遍。所以这将是非常奇怪的。

你最自豪的是什么？

好吧，让我这么说吧。我认为对我来说最重要的事情，比取悦群众或其他任何事情更重要的，是问：“那些愿意分享他们的故事的马尔斯山教会的人，是否觉得我们做得诚实和公平？”我从他们那里直接得到的反馈，确实是按这个基线的相当正面的反馈。他们觉得我们描述了他们的经历，并公平、诚实地讲述了这个故事。最让我感到鼓舞的是，我认为我们完成了这个任务。

你预期未来会做哪些项目？

有很多人给我们带来了非常令人心碎的故事，讲述他们自己的痛苦、他们自己受到的来自教会的伤痛。我们非常认真地对待这个问题。这不是我们随随便便就能否定的事情。

所以我很有兴趣说：“那么，就我们现在的处境，和如何走到这一步的，我们还可以探索哪些故事，来帮助我们回答类似的问题呢？”我认为，就教会文化而言，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就前福音派的解构时刻而言，马尔斯教会山的故事可以帮助我们理解我们目前的处境。

所以我想说，“那么，有哪些故事可以帮助我们理解我们的时刻——无论是教会在文化上的位置，还是人们在信仰和怀疑方面的经历，或者我们作为教会的身份感？”有很多东西可以讨论。

我正在拥抱一个机会，让这些事情酝酿一下，让尘埃落定。我们将在接下来的几周内把这些额外节目放在一起，然后在新的一年开始的时候认真地看一下。

听众们可以在这些额外节目中期待什么？

我们将在一集中听一些短的片段，这些片段没怎么收入这个系列，但却是有趣的侧面故事或小插曲。这将是很好的。

翻译：吴京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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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story

考古學家是如何找到《聖經》裡的君王、古代惡棍以及先知的標記的

Gordon Govier

採用濕篩法（wet sifting）使我們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接近耶利米、以賽亞和希西家的世界。

志願者在從聖殿山挪出的泥土中尋找文物。背景為“聖殿山篩分專案”蒐集的一桶桶碎片。

圖片：Menahem Kahana / Staff / AFP / Getty Images 提供照片

我與先知耶利米最接近的一次是當我坐在一個空的蓄水池底部的時候。大約20年前，我被帶到耶路撒冷一個挖掘出來的蓄水池，被告知這可能就是耶利米書38:6中的那個地洞。按記載，當時四名政府官員決定不喜歡耶利米傳達的從神傳來的信息，就把這位先知送去那裡挨餓。

我坐在長凳上，抬頭看著石牆。根據《聖經》的記載，耶利米陷在泥濘中。

但也許不是在那個地點。誰能說就是這個蓄水池（它是在1998年被挖出來的），而不是另一個尚未被發現的蓄水池？也許它永遠不會被發現。我可以想像先知被困在那個地點，想知道上帝是否會拯救他。可是除非在牆上刻上“耶利米”，沒有人能確定他就在那裡。

在我去了那地方後，有人質疑那個蓄水池，懷疑它是否耶利米故事中的那個地點。現在它並不是人們的造訪之地。

考古學可以帶你如此接近《聖經》的世界，但你仍然希望有人留下了簽名。

當人們真的找到標記時，那就是一件大事了。事實上，在過去的幾年裡，考古學家已經發現了很多蓋在黏土上的古代封印，以色列人用它們來緊固卷軸綁繩上的結。

2005年，以色列考古學家埃拉特·馬扎爾（Eilat Mazar）領導對耶路撒冷最古老的區域進行發掘。她的團隊發現了一枚印在黏土上的封印，在那粘土封印上有一個名字：示利米雅（Shelemiah）的兒子猶甲（Jehukal），就是把耶利米扔進蓄水池的人之一。

三年後，馬扎爾宣佈發現了另一枚“布拉”（bulla），即對這種粘土封印的稱謂。在這粘土封印上也有一個名字：巴施戶珥（Pashur）的兒子基大利（Gedaliah），就是耶利米書38章故事中的另一位官員。

《聖經》中的這兩個惡棍似乎隨著這些發現而栩栩如生。他們觸摸過這些封印，把他們的名字留下作為實物證據，在數千年後被發現。

位於德克薩斯州凱蒂市（Katy）的聖經神學院考古研究所的所長斯科特·斯特林（Scott Stripling）說：“在發掘中，沒有什麼比發現印章或布拉更令人興奮的了。通常，上面有部分或完整的指紋，提醒我們有關物件背後的人。這些都是真人真事。”

粘土封印是罕見的發現，但自2005年以來它們變得越來越普遍。它們很小，通常只有指尖的大小。它們由粘土製成的，基本上與考古學家正在挖掘的東西一樣，這使它們很難被發現。在我編輯的聖經考古學新聞雜誌 Artifax 的檔案中，我看到從1990年代初到2005年布拉很少被提到。

然而，從那時起，有如此多的粘土封印被發現，以至於這消息幾乎變得很平常。其中一些發現是何等引人注目——包括一枚上有希西家王的名字，另一枚則可能屬於先知以賽亞—— 它們經常上到每年我為《今日基督教》列出的十大聖經考古學發現排行榜。

這一變化可以追溯到濕篩法考古技術的發展。

汲淪谷（Kidron Valley）的創新

一開始是9,000噸泥土，毫不客氣地被傾倒在汲淪谷。早在1999年，負責耶路撒冷聖殿山的穆斯林當局決定在他們認爲是神聖的地點，就是在地下的“所羅門馬廄”（stables of Solomon）那裏，建造第三座清真寺。他們在沒有考古監督的情況下挖掘了一個入口並移走了大量泥土。

在那個地方可能找到的歷史證據對學者和許多基督徒和猶太人來說至關重要。但在以色列，對於祖先的說法會引起激烈的爭議，考古學也帶有政治色彩。

這種反考古學的罪行的規模令學者們感到震驚。然而，有些人也意識到這是一個獨特的機會。他們可以仔細查看400卡車的泥土。這可能是在與煽動性政治保持安全距離的情況下，得以深入了解聖殿山的一種罕见方式。

以色列考古學家加布里埃爾·巴凱（Gabriel Barkay）告訴他的同事：“它已經失去了90%的科學價值，只剩下10%。但這遠遠超過百分之零。”

2004年，巴凱和考古學家札基·迪烏拉（Zachi Dvira）啟動了“聖殿山篩分專案”（TMSP），使用濕篩法來檢查還殘留在泥土中的東西。

這個過程是這樣操作的：把一桶泥土傾倒在一個齊腰高用木架框起來的篩子上。一名志願者用水管噴水，迫使泥土通過篩子，讓小物品留下：陶器、石頭、骨頭、硬幣，還有其他金屬碎片、玻璃、馬賽克鑲嵌和布拉。

迪烏拉告訴CT說：“我們在頭幾天就提出了這個想法，因為很難區分天然石頭和陶片。那是因為土壤裡充滿了灰燼…把東西都覆蓋了起來。”

迪烏拉和他的團隊很快就開發了一種可以傳授給志願者的方法。在接下來的17年裡，超過17萬名志願者將一桶又一桶的聖殿山土料倒入篩子裡，噴走泥土，並仔細檢查一切剩下的東西。

圖片：照片由埃拉特·馬扎爾（Eilat Mazar）提供

一枚粘土封印上的名字是示利米雅的兒子猶甲，就是將耶利米扔進蓄水池去等死的官員之一，因先知預言耶路撒冷將被毀滅。

他們發現了數以千計石器時代以來的文物。已經尋找到6,000多枚猶太、伊斯蘭、羅馬和中世紀的硬幣。

另一個重要的發現：一個3,000年前所羅門時代的封印。學者們說，這封印可能會挑戰考古學極小化義者所主張的，認為《聖經》誇大了耶路撒冷聖殿的年齡和意義的那些理論。

馬扎爾在五月去世。在去世前十年她告訴我：“這就是為什麼考古學如此迷人。一個故事被寫在《聖經》中，然後我們找到這些封印。它表明這個《聖經》故事是如此準確。”

馬扎爾對濕篩法的潛力印象深刻，並開始將她監督挖掘出來的泥土送到TMSP。 2004年，志願者們就在那裡發現了這個布拉，上面寫著試圖殺死耶利米的官員的名字。

普渡大學榮退教授拉裡·米基蒂克（Larry Mykytiuk）的研究重點是《聖經》的歷史性。在他寫給CT的一封電子郵件中說：“封印和布拉一再被證明是《聖經》之外非常重要的一種證據，它們非常有價值，因為它們證實了《希伯來聖經》/《舊約》中提到的君王、大祭司和王室官員的存在和官方地位，一些封印和布拉中的頭銜表明他們能夠做《聖經》所說他們做了的事情。”

外行人往往沒有意識到，從《聖經》時代倖存下來的書面文本是多麼的少。《聖經》通過複製保存下來，但律法書、先知書、詩歌和歷史書的較早抄本卻很少保留下來。與過去幾個世紀出土的數百份埃及象形文字莎草紙和數千塊美索不達米亞楔形文字泥板相比，古代猶太文本的文庫微不足道。

“封印和封印印模是我們發現的銘文物品的最大部分，”學者兼中間商羅伯特·多伊奇（Robert Deutsch）說，他曾在學術期刊上發表過有關許多布拉的資訊。

多伊奇因在古董市場上買賣封印而受到考古學家的批評，說這種貿易為盜掠古物者創造了誘因，為偽造者提供了掩護。

多伊奇反駁說，忽略私人收藏的許多物品意味著將它們放逐，成為不存在。他認為，即使它們有可疑的歷史，考古學家也會從了解這些物品中受益，。

例如，在1997年，他在一本學術期刊上發表了關於有希西家王印記的封印。這封印的來源不明，有可能是偽造的。但在2015年，馬扎爾在耶路撒冷發現了一個相同的布拉。這一發現本身就意義重大，但那個私人擁有的布拉卻提供了更多的背景。

他說，古希伯來文的例子太少了，以至於它們都必須被視為重要的例子。

仍然不是標準做法

儘管濕篩法具有明顯的價值，但在以色列的各考古發掘地，其使用尚未成為標準。

斯特林曾在2008年和2009年擔任TMSP的主管，並指導馬卡特廢墟（Khirbet el-Maqatir）和示羅廢丘（Tel Shiloh）的發掘工作，他認為以色列古物管理局應該強制進行濕篩法處理。他擔心考古學家在不濕篩泥土時所遺漏的東西。在示羅廢墟，他讓志願者用濕篩法處理1980年代挖掘時留下的垃圾堆。他們發現了五隻埃及的聖甲蟲（scarab），即甲蟲形狀的護身符。

他在以巴路山（Mount Ebal）的一個舊發掘現場做了同樣的事情。斯特林發現了一把青銅刀刃和一塊可能是在咒詛儀式時用的匾。他指出，在申命記27章中，以巴路山被描述為一座詛咒的山。

他在2020年近東考古學會會議的一次演講中說：“過去發掘時留下的垃圾堆含有大量的材料。這些由於未能進行濕篩法處理而被多數發掘拋棄的材料正是能夠提供新發現的那類東西。

濕法篩有可能對我們從考古遺址中發現什麼起變革性影響。”

圖片：照片由Gordon Govier提供

志願者在聖殿山篩分專案中把碎片進行分類。

其他從事以色列發掘工作的考古學家表示，這個過程不應該被強制要求。這是非常勞動密集型的，並且需要大量的水。它會需要大量的志願者，並不是每次挖掘時都有這麼多人，而大量的水在沙漠中是沒有的。有人說這種方法最好謹慎使用。

阿祖薩太平洋大學（Azusa Pacific University）聖經與宗教研究系主任羅伯特·穆林斯（Robert Mullins）說，當對一個地點的了解至關重要時，他使用濕篩法。在他指導以色列北部的伯瑪迦的亞比拉（Abel Beth Maacah，參見撒下20:14）的發掘時，對一個藏有數十個2,800年前的罐子的儲藏室，該團隊濕篩室內的泥土。通過這種方式，他們得以找到留在罐子裡或地板上的任何東西。

目前正在耶斯列谷地指導發掘工作的丹尼爾·馬斯特（Daniel Master）說，重點是知道“在正確的情況用正確的方法”。

他說：“我傾向於認為，把使用某種特定的方法視為‘好的’發掘方式，是完全失焦。像任何研究人員一樣，考古學家需要一系列技術和工具，並且需要知道何時使用哪一樣。”

但每個考古學家都知道一些故事，有些發現不是出於專業知識，而是出於偶遇、意外，或新手的運氣。吉米·哈丁（Jimmy Hardin）是內蓋夫沙漠北部邊緣一個名為撒梅里廢墟（Khirbet Summeily）的小遺址發掘工作的共同主任。他記得幾年前，一些志願者發現了八九個粘土封印。他們沒有濕篩，布拉看起來就像周圍的污垢一樣，但目光敏銳的學生發現了它們。

這經常發生，足以讓最有經驗的考古學家懷疑他們可能錯過了些什麼。

哈丁說：“一旦你把這些物件挖掘出來，它就不再在那裡了。你有責任盡力把最多的資訊收集起來。”

在布拉上的資訊（現在在濕篩中很常見）特別令人信服。它們帶著古人名字的權威，印在粘土上面並保存了數千年。有一個寫著“約西亞王的僕人拿單米勒（Nathan-Melech）”。最近的另一個發現是屬於祭司音麥家族（參見代上24:14——譯註）的布拉。

多伊奇說：“每個封印和封印印模都會使一個人栩栩如生，使《聖經》內容鮮活起來。”

第三個布拉，幾乎被分成兩半，在一個古老的垃圾坑裡被發現，可能是說 “屬於先知以賽亞”。可是並不確定，因為可能是“先知”這個詞的那處已經破損了。沒有最後的字母 aleph，誰能肯定呢？

我們很容易想像到先知將他的印記壓入粘土中，觸摸著那一個東西，印上他的名字。但也許不是。考古學可以把你帶到非常接近《聖經》的世界，但仍然讓你希望有人留下了簽名。

戈登·戈維爾（Gordon Govier）是 Artifax 雜誌的編輯，並為《今日基督教》撰寫有關考古學的文章。

翻譯：元鵬

責任編輯：吳京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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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國會大廈的襲擊標誌着一個后基督教的教會，而不僅僅是后基督教文化。

Russell Moore

去年發生在華盛頓特區的事件不僅威脅到美國的民主，也威脅到福音派的見證。

Edits by Christianity Today / Source Images: Andrew Caballero-Reynolds / Tasos Katopodis / Stringer / Getty

暴亂分子（2020年）1月6日對美國國會大廈的襲擊事件，發生已經有一年了，有兩個畫面至今仍在我腦海中縈繞。一個是為威脅謀殺美國副總統而搭建的臨時絞架。而另一個則是舉在憤怒的人群上方的一個牌子，上面寫着：“耶穌救人”。這兩個畫面能在同一群暴徒中同時出現，標誌着美國福音派的危機。

有些人可能對暴亂中的基督教符號不予理會，這些符號不僅有牌子，還有在已經撤空的美國參議院中庭里“以耶穌的名義”進行的祈禱，而一個頭戴牛角的薩滿就在旁邊。有些人可能會忽視這一事實，即某些福音派基督徒在事後謊稱，那些暴亂者是一群安提法（antifa，屬於左翼的以高度去中心化為特點的一個反西斯、反種族主義運動——譯註）活躍分子，而不是在集會上受到當時美國總統的煽動，向國會大廈進軍的暴徒。

然而，一項又一項的調查顯示，數目驚人的白人福音派教徒相信襲擊背後的那個謊言，即2020年的選舉被一個巨大的左翼陰謀所竊取，而這個陰謀不知何故卻包括了喬治亞州和亞利桑那州的保守派共和黨州長和選舉官員。

一家福音派的超大教會最近幾天為前總統特朗普做東，眾人高呼“USA!”來回應前總統的政治演講。這一幕對大多數福音派教徒來說可能有點太扎眼了，但民調數據顯示，這並不是一次異常事件。而同樣的調查顯示，在特朗普時代和暴亂之後，這些人非但沒有“冷靜下來”，反而認為在未來的日子裡，暴力可能是合理的。

在某些方面，我們在暴亂之後一年中所目睹的代表了一種改變。請注意，越來越多的人自認為“福音派”——這其中許多人甚至不去教堂——因為他們認為這是他們政治運動的宗教標示。

但是，也許在更令人不安的是，這些趨勢代表了某些根本沒有改變的東西。

在暴亂的前幾天，一些福音派基督徒聚集在國家廣場（National Mall）舉行“耶利哥進軍”（Jericho March），重複同樣的謬論——選舉被竊，因此結果應該被推翻。類似特朗普所做的那類斷言——“如果你不戰鬥……你將不再擁有一個國家”——對美國福音派的很大一部分人來說並不新鮮。

一些人在販售真正的或隱喻性的掩體用品，以應對由於千年蟲（Y2K）、伊斯蘭教法、最高法院的 奧伯蓋費爾裁決 （即 Obergefell v. Hodges，2015年關於同性婚姻合法化的裁決——譯註）、批判性種族理論、借大流行病而永久關閉教堂的陰謀或其他原因而肯定即將到來的文明崩潰。福音派的很大一部分人已經對於任何事都持一種末日災難的態度（apocalyptic），而唯獨不顧真正的《啟示錄》（Apocalypse）。

在暴亂者（以及歷史上幾乎所有的專制運動）看來，世界末日時刻是緊急狀況，需要採取緊急措施。因此，我們看到了這樣的認知偏差：支持法律和秩序的人（有時會引用《羅馬書》第13章卻）卻毆打警察、打碎窗戶，以便阻止國會履行計算選舉人票數的憲法職責。就是這些人，會嘲笑耶穌基督關於“轉過左臉給人打”（turning the other cheek）的教導是天真和軟弱的。

我們被告知，在這種緊急狀況下不能操心憲法規範或者基督徒的品格。其理由是，《登山寶訓》（the Sermon on the Mount）不是自殺協議，耶穌的方式只對比這些人更講道理的敵人起作用，譬如把給予我們這種教導的人釘在十字架上的羅馬帝國——我想是這個意思。

這不是后基督教文化的標誌，而是一種后基督教的基督教（post-Christian Christianity）的標誌；不是世俗化社會的標誌，而是異教化教會的標誌。

如果這只是關於那天眾人攻擊國會大廈，那是一回事。當那些在自己的《聖經》做滿着重標記、在自己的冰箱上貼滿禱告請求的人把這次襲擊當作單純的抗議而忽略不計，強調我們應該“向前看”時，那就是另一回事了。這不僅僅是對美國民主的威脅——儘管那已經夠糟糕了——而是對教會見證的威脅。

如果事情變得足夠糟糕，你不得不毆打或殺死一個人，你是不能把好消息帶給他的。一個人不能通過做壞事來帶來行善。一個人不能通過使用謊言來“為真理髮聲”。

也許1月6日是我們歷史上一個可怕的反常事件，一個永遠不會重複的事件。我希望如此。或者，正如《大西洋雜誌》（The Atlantic）所說，1月6日是為今後更多的政變企圖和暴民暴力進行的 “演習”。我不知道是否是這樣。無論如何，我都知道：作為美國福音派教徒，我們不能為一年前在國會大廈發生的事情辯護。我們更不能忽視它。如果耶穌是拯救者，那麼我們就必須朝着他指示的方向前進——那就是朝着使命而不是怨恨，朝着福音而不是憤怒。

這意味着我們必須在絞刑架之路和十字架之路之間做出選擇。

羅素·摩爾（Russell Moore）領導《今日基督教》的公共神學項目。

翻譯：吳京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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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民之光

格倫·巴基姆（Glenn Packiam）

1 月 6 日的將臨期讀物。

主顯節

閱讀：馬太福音2:1-12

好消息是給誰的？當我們收到打折或優惠信息的郵件時，商家有時會將這些打折、促銷活動稱為“親友促銷”。有些東西太好了，好到不能只留給自己；但有時這種好處又或許太激進了，也不能讓所有人知道。這種營銷方法實在是基於我們的一種思維定勢，即習慣於認為排他性的事件——比如我們以某種方式擁有內部成員的地位——那麼這事就是有價值的。相反，如果人人適用，就沒有價值了。

這就是為什麼耶穌的誕生具有如此驚人的革命性。這是世界所能收到的最好的消息：神已經來拯救祂的子民了！但這救恩不只要賜給已經與神立約的民族。它還要適用於所有人——任何地點、任何時間中的所有人。我們在《馬太福音》第2章中已然可見這一點，就在希律王和真正的彌賽亞、耶穌之間形成的對比之中。希律通過政治機會主義和野蠻暴行臭名昭著地上台。當猶太人的新王在伯利恆誕生的消息傳開時，希律盡其所能要維護他計劃獲得的權力——甚至包括殺死無辜的嬰兒（13-18節）。

希律的故事關於權力的上升，而耶穌的故事則關於權力的降下。馬槽裡有一個“不以自己與神同等為強奪的”、為我們“虛己”的小孩（腓2:6-7）。希律用撒謊和謀殺使人們遠離，耶穌卻已經在祂的幼年和早年生活中吸引人走近祂。

這種吸引不只是對一些人、甚至也不只是對與神立約的民族而言。馬太提到了東方博士——他們是占星家、哲學家或智慧人——遠道而來，為這個孩子帶來禮物。這些並非猶太人的到訪者在以色列的彌賽亞面前伏拜，這標誌著神的應許所包含的廣闊範圍。嬰孩基督將成為“外邦人的光”，使神的“救恩直到地極”（賽42:6；49:6）。在耶穌幼年的這一場景中，我們看見了福音的全球影響：“萬國要來就你的光，君王要來就你發現的光輝。”（賽60:3）。

儘管希律試圖抓住地上的權勢，但只有一位君王，因祂的名無不屈膝（腓2:10）。只有這一位，用福音治理所有人，而不是一些人。我們的主做王——願普世歡騰！來敬拜君王耶穌！

格倫·派基亞姆（Glenn Packiam）是科羅拉多斯普林斯的新生命教會的副主任牧師。他的著作包括《敬拜與將來的世界》和《有韌性的牧師》（2022 年 2 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