義和團的憤怒

義和團運動揭示了宣教士的勇氣及對他們的怨恨。

Chinese people read a Boxer manifesto in Peking (Beijing) which says 'Kill The Foreigners' during the Boxer Rebellion. Original Artist: By Frank Dadd. Original Publication: The Graphic - pub. 1900

Chinese people read a Boxer manifesto in Peking (Beijing) which says 'Kill The Foreigners' during the Boxer Rebellion. Original Artist: By Frank Dadd. Original Publication: The Graphic - pub. 1900

Christianity Today November 23, 2022
Hulton Archive / Stringer

在1899年的最後一天,中國反動派人士綁架了西德尼·布魯克斯(Sidney Brooks),一位24歲的英國聖公會差會(SPG)宣教士。他們對宣教士進行了數小時的折磨後將其殺害。英國當局迅速採取行動:處決了兩名罪犯並被要求賠償。但如果英國人以為這樣就能平息中國人日益高漲的怨氣,他們就大錯特錯了。

接下來6個月內,成千上萬憤怒的中國人從華北的村莊裡大吼大叫地跑出來,揮舞著刀劍,高呼:“燒,燒,燒!殺,殺,殺!”他們拆毀小會堂、大教堂、孤兒院、醫院和學校,並殺害宣教士和中國基督徒。他們的暴動被稱為義和團運動,為新教現代宣教運動帶來有史以來最嚴重的打擊。

上海心態

致使義和團起義的原因很多,也很複雜,但可以用“外國人的傲慢”來作為總結。

自19世紀40年代以來,外國人在一個又一個條約中迫使中國讓步,獲得了對中國大部分地區的控制權。英國人、美國人、法國人、荷蘭人、西班牙人、德國人,以及最大的一群日本人,把整個國家分割開來,有如在玩“冒險”(Risk)桌遊一樣。外國人有時甚至能擁有整個城市的控制權。

更糟糕的是,他們在中國可以大搖大擺的橫行,因為知道自己不會因任何罪行被逮捕。如果一個喝醉的水手殺了一個妓女,或是他的船長放火燒了一艘貿易船,他們會受到中國給予高級外交官員的治外法權的保護。

有太多的宣教士(不包括戴德生)持有所謂的“上海心態”,也就是將他們的飛地(一個國家境內有一塊主權屬於他國的領土)之外的世界視為“異教徒的世界”。在一些地方,宣教士與英國當局的關係比跟當地人更親密,他們更喜歡在領事館內跟水手們一起踢足球。

許多外國人也鄙視中國人。一位加拿大人說,一位“溫和的挪威人”曾告訴他,“在這裡待了幾年後,他的精神狀態變得非常遲鈍,有時會擊倒或弄傷中國人”。

宣教士的驕傲和中國人的憤怒在1899年爆發。那年,中國政府授予宣教士官位,讓主教或教長有等同於省長的權力,而普通的外國人則等同於地區行政長官。一位宣教士寫道:“還有哪個政府會給福音宣教士這樣的特權?”

許多冒險進入“異教徒的世界”的宣教士則是不自量力。他們之間不少人公開嘲笑中國人視為神聖的信仰——祖先崇拜和儒家戒律。有些人會在中國人進行祭祀行為時衝進寺廟,譴責他們拜偶像。

一位美國作家在1900年初寫道:“中國從衰弱的文明中被釋放出來的那天即將到來。他們的原動力將來自基督教所啟示的重要真理。”這句話代表了當時多數外國人和宣教士的想法。

和諧的拳頭

在19世紀90年代末之際,越來越多的中國人覺得他們已經受夠了。義和拳,或稱義和團,開始引領這股不滿的力量。

義和團的起源不詳,但到了1890年代末,他們身上總帶著一股神秘的色彩。他們在手腕上繫著紅絲帶,腰間繫著黃腰帶,頸部掛上黃色護身符。他們相信外國武器傷害不了他們。他們的法師對群眾表演,用一把火槍(裝著空彈夾)射向一個教徒,以此來“證明”他們有刀槍不入的能力。他們低聲念著咒文,誘導人們進入恍惚的狀態,且信徒之間用秘密信號和密碼交流。

義和團的倡導者挑起中國人對外國人的仇恨。他們宣稱外國人是“一等魔鬼”,而皈依基督教的中國人是則是“二等魔鬼”,那些為外國人工作或與他們合作的人則是“三等魔鬼”。他們四處散播中國的兒童在基督教孤兒院被殘害、中國婦女被誘騙到教堂裡遭受強暴。

他們散發數以千計的傳單和公告。其中一份提到了當前造成巨大痛苦的干旱狀態,說:“由於天主教和新教對中國神靈無禮,破壞了神聖性,不服從佛祖,激怒了天地,雲雨團因此不再到來。但800萬靈兵會從天而降,把中國境內所有的外國人掃蕩乾淨!”

席捲而來的暴力

1900年1月,事態急遽發展。在北京,反動勢力對皇帝和皇位背後的力量——慈禧太后的影響越來越深。皇宮發布了一道鼓勵義和團的詔書。在整個冬末和春季,義和團增加攻擊的次數。各處村莊被洗劫一空,也首次出現關於中國基督徒被殺的報告。

義和團的怒火在當年6月份爆發開來。山東長老會的建築物被一群暴徒摧毀。兩名英國宣教士在保定府東北幾英里處被殺。位於北京城外的美國傳道委員會的基地被燒毀,多名基督徒被殺。

6月中旬,暴力事件席捲了北京,國際部隊被從沿海召來保護外國人。軍隊在途中遭到抵制,但還是攻下一些中國堡壘。慈禧太后認為這次攻占是一種宣戰行為。6月24日,皇室頒發詔書命令在全中國境內屠殺外國人。

在北京,外國人群體蜷縮在城市的一個小區內,長時間被圍困著。在中國的宣教士無處可去。這次起義主要不是反對基督教,但宣教士和他們的信徒是主要的受害者。

6月30日和7月1日,在保定府有15名宣教士和一些中國基督徒被殺。

7月12日,兩名男子、五名婦女和五名兒童,全都是外國人,以及五名中國基督徒在大同被殺。

7月31日,六名宣教士和八名中國人在太谷被處決,他們的頭顱被帶到了總督那裡。

在山西省,巡撫毓賢策劃了一場最血腥的大屠殺。7月9日上午,在首都太原,所有新教宣教士及其家屬、天主教神父和修女,以及一些中國基督徒被圍捕起來。他們被戴上手銬帶到省長面前,省長被武裝保鏢包圍著。

一位在這場磨難中倖存下來的基督徒描述了當時的情況。“第一個被帶出來的是法辛先生(Mr. Farthing)。他的妻子緊緊地抱著他,但他輕輕地把她推到一旁,走到士兵面前,一言不發地跪下,他的頭被劊子手的斧頭一刀砍掉了。在他之後很快就輪到…..洛維特醫生和威爾遜(Dr. Lovitt and Wilson),他們每個人都被劊子手一刀砍下頭。然後,毓賢開始不耐煩,他吩咐他的保鏢(他們都帶著長柄重劍),讓他們幫忙殺死其他人…。”

“當男人被殺掉後,女人被帶走了。法辛夫人緊緊抓住她孩子們的手,但士兵把他們分開,一刀砍下他們母親的頭……洛維特夫人被殺時還戴著眼鏡,握著她小兒子的手。她對人們說:‘我們來中國是為了給你們帶來耶穌基督救恩的好消息,我們沒有對你們帶來傷害,只有帶來好處,為什麼你們要這樣對待我們?’一名士兵在斬首前摘下了她的眼鏡,砍了兩刀才成功。”

三十三名新教徒和十二名天主教徒以同樣的方式被殺害,以及一些中國基督徒。一些人的頭被放在城門上的籠子裡。

像這樣屠殺的消息傳開後,宣教士家庭和忠誠的皈依者把他們的財物收集成捆,徒步或駕著騾車、驢子試圖逃離。許多人成功到達偏遠的農村地區,在那裡過了幾天或幾週神經緊繃、衣衫襤褸的被追捕的逃亡生活。有些人倖免於難,或者躲過了追捕;有些人則被抓住並被砍死。

8月14日,國際部隊解放了北京。北京被洗劫一空,執行懲罰的遠征隊被派往周邊城郊,這導致了更多的暴行,只是這次是勝利者的暴行。根據一位英國上尉的說法,“傲慢的外國士兵分散去到一蹶不振的鄉村中隨意剝削”,導致了“搶劫、殺戮及各種暴行……許多無辜的和平的非戰鬥人員被屠殺……整個地區被無情且非必要地的清洗。”

一些宣教士利用了這樣的搶劫機會。雖然也有些宣教士試圖阻止搶劫的行為,但其他人依然故我的進行搶劫。有個人甚至寫了篇文章叫做“道德的搶劫”。許多宣教士差會要求對他們所遭受的損失及生命的賠償。(戴德生是拒絕接受賠償的宣教士之一。)

不斷增長的的憤怒

基督教教父特土良(Tertullian)曾說:“基督徒的血是福音的種子”,這句話在中國也被證實是正確的。殉道者的勇氣,包括中國人和宣教士的勇氣,激勵著中國教會在接下來的十年裡迎來三倍的成長。

不幸的是,中國人的憤怒之後又持續了五十多年,直到共產黨成功地把所有“外國鬼子”驅逐出境。

翻譯:Yi-Ting Ts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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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基督教》的 2022 將臨期靈修指南

為聖誕節做準備的所有靈修讀物都集中在一處。

Christianity Today November 22, 2022
Stephen Crotts

在CT的靈修資源裡,我們會探索聖經裡關於應許之子的描述,加深我們對我們所認識及深愛的救主的信心。每天的靈修會深入研讀能讓我們更多了解耶穌的關鍵經文。每週的主題則圍繞在以賽亞預言中關於耶穌身份的一個核心層次。

第一週: 全能的神

第二週: 和平之君

第三週: 世界之光

第四週: 以馬內利

主顯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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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費下載: 2022 將臨節靈修閱讀

來自《今日基督教》的編輯和投稿人。《應許之子》是一組爲期四周的靈脩材料,幫助個人、小組和家庭走過2022的將臨節。

Christianity Today November 20, 2022
Books

自然科學的神學根基

基督教世界觀是自然科學方法與精神的基礎。

Christianity Today November 18, 2022
Illustration by Mallory Rentsch / Source Images: WikiMedia Commons / Getty

我在高校任教的經歷當中,常有學生對我說:“我們從小受到的教育告訴我們,要‘相信科學’。”就連在西方,也有很多人像哲學家羅素(Bertrand Russell)那樣,以為自然科學能夠帶來”確定的知識”(definite knowledge)。

自然科學是人類用理性範疇解釋經驗歸納的活動。自然科學在神學、形而上學的層面上,持有一套科學方法無從證成,亦無可證偽的信念,因而它自身並非中立的。它既有一套自身所依據的信念,在自身的方法論體系之外,就不能以自身為信念的對象,更無權號召人們來相信它。

因果與“偶像”

譬如,自然科學用理論模型來詮釋、描述自然現實時,預設一切的現象皆有生成的因由,沒有任何現象能夠無中生有。當年物理學家無法解釋“雙縫隙實驗”(double slit experiment)所觀測到的現象,這導致一些科學家懷疑,是否並非一切自然現象都是按照自然的因果規律發生的,但這並未令科學界放棄用科學理論解釋一切現象背後的因果規律。當霍金(Stephen Hawking)闡釋大爆炸理論時,他非常堅持,嚴格說來,宇宙並非從絕對的虛無生成的,而是有某種自然的第一因造成了宇宙的奇點(point of singularity)。假如宇宙能夠無中生有,那麼自然現象也能夠無中生有,這樣一來,科學理論就等同於無的放矢了,因為一切的理論模型,都假設了理性可解釋的因果規律。

“因果”並非感官經驗的對象。我們並非用感官經驗觀察到因果,因此相信這世間的一切皆有因果。當然,“因果”的概念也不光是我們在數不清的經驗事件當中,觀察到許多現象之間的常規對應性(譬如每次從某高處拋擲同樣的物件,該物體都會以同樣的加速度成為自由落體),進而養成的一種思維習慣,認為常規對應性(regular correlations)背後一定有著某種有效因(efficient causality)。

但事實是,我們在近乎無數的經驗事件當中,發現許多我們無從解釋的現象。我的身體出現症狀,醫生卻無法解釋病因;我的電腦故障,專業維修員也找不出原因;究竟使宇宙生成的第一因是什麼,連霍金也無從解釋,他甚至無法論證說宇宙大爆炸並非無因生成的事件。然而,在我們心靈當中,與生俱來就擁有“因果”的範疇,被我們用以解釋一切的經驗,就算解釋失敗,我們依舊相信,一切現象及存有的生成,都不可能是無中生有。

在“因果”以外,自然科學還必須接受普遍哲學意義上的“上帝”概念,亦即“自有永有者”(Being Itself)的概念。這是因為自然科學家相信,一切的流變(flux)與生成(becoming),都必須以某種意義上的“不變者”為終極依據,否則自然現象就能夠毫無來由地發生。譬如,霍金雖自稱無神論者,但其實他在嚴格意義上是泛神論者:他相信自然即是上帝、上帝即是自然;宇宙的創造者是不具智慧的自然法則。

這些形而上學、神學的信念,都不是科學證據能夠證明或證偽的。科學理論的科學性,就在於科學理論可被證偽。但自然科學本身卻必須依賴不可證偽的信念方能成立。基督徒相信,上帝創造了時間,用時間從無創造了萬有,並按照自己的形像造男造女如此。這也是自然科學無從證明或證偽的。

這麼說來,基督徒是不是只管“信”就好呢?自然科學的數據、資料、理論模型,對於基督徒的信仰來說,有沒有任何實質的意義?倘若自然科學以致任何的知識體系,都必須建立在一些基本的世界觀預設之上,並無真實的中立性(neutrality),那麼這是否意味,一切的所謂知識體系,都只不過是不具客觀性(objectivity)的“信念體系”(belief systems),彼此之間只能雞同鴨講?

事實上,自然科學的產生,正是以基督教世界觀為前提。科學方法之父培根(Francis Bacon)在宗教改革神學“創造-墮落-救贖”世界觀的框架下,提出了自然哲學的歸納法(method of induction)。他指出,亞當受造時,上帝命他管理園子,並研究各從其類受造的萬物,格物而致知,以為萬物命名。亞當墮落後,不再以上帝在經驗可感知的世界中所定立的自然啟示為依據,選擇了自己用理性去定奪真理,於是產生了諸般智性的偶像。

培根提出了四大偶像,其中“市場偶像”(idol of the marketplace)與“劇場偶像”(idol of the theater)尤為凸顯宗教改革的思想。“市場”是指透過語言符號所進行的意義交換。培根說,我們用語言來表達我們對世界的理解,而語言當中有許多的符號,並非與生俱來的先天觀念,也不是我們從感官經驗獲得的概念,而是人類在試圖理解世界的時候,自己“腦補”出來的。當我們用看不見、摸不著、不在上帝所造的可感世界之內的腦補概念來解釋我們的經驗時,我們就是在重複亞當吃禁果的罪。

“劇場”則是指哲學體系或認知體系。培根說,這些體系就像劇場中的劇本一樣,是人寫出來的。自然科學的理論也一樣,都是人想出來的,用以解釋我們透過經驗所觀察到的數據及資料。科學理論並非自然現實的真理自身,而是人對自然現實的解釋。我們可以透過歸納法,讓我們的理論愈來愈貼近自然的真理,但倘若我們相信科學理論自身就是真理,那麼我們就是在造偶像了。

培根堅持,自然科學研究乃是蒙救贖的人,在成聖的過程當中所從事的活動。當我們在基督裡重生以後,我們會想要排除我們心智上的偶像,透過聖經的亮光,研究上帝在自然中所彰顯的榮耀。無獨有偶,科學革命先驅開普勒(Johannes Kepler)也說,自然科學研究,就是重生的基督徒“跟著上帝的思想去思考”(think God’s thoughts after him)的活動。

世界觀與自然科學

基督教世界觀是自然科學方法與精神的基礎。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不應該只讀聖經,卻忘記“這是天父世界”,因而不在聖經的亮光中看世界。“諸天述說神的榮耀;穹蒼傳揚他的手段”(詩19:1)。造物主在所造萬物當中,留下了諸般榮耀的證據。沒有人能夠不帶任何神學預設、中立地審視這些證據:自然科學方法自身就預設了聖經世界觀。

然而“中立”與“客觀”是兩個不同的概念。當法庭宣判控方勝訴或敗訴時,庭方就不再如訴訟之初,在控辯雙方之間暫時保持中立,然而當庭方開始貼近控方抑或辯方的立場時,庭方理當是朝著客觀判決的方向前進。

當然,人類在審判萬有的主面前,萬不可以庭方自居。但我想說的是,雖然科學研究不具任何中立性,但我們應當力求客觀。科學理論的客觀性在於排除主觀理性的偶像,以致我們的理論模型能夠愈來愈貼近自然現實的真理本身,儘管我們對自然的理解始終只能是有限者的理解、只能類比於上帝的絕對客觀角度。我們不可能用科學證據來證明或證偽上帝的存在或祂的創造之工,因為上帝與祂的行動不在自然科學研究對象的範圍之內。然而,倘若科學家不接受聖經世界觀,那麼不但科學理論便再也無法客觀地詮釋一切的科學數據與資料,而且科學方法自身也會失去其形而上學的基礎。

倘若科學成為“信”的對象,它就不是科學,而是迷信了。自然科學必須以聖經所啟示的上帝為信心的對象,並始終以自身為理性批判的對象,科學才能夠被稱為科學,為人類帶來客觀的知識。

曾劭愷(Shao Kai Tseng) 是一位来自台湾、从事卡尔·巴特研究的加拿大籍新加尔文主义神学人,著有多本英文神学与哲学学术书籍

本文是基甸、小灶著《萬有之上:基督教與科學的奇緣》序言©2022。經普世佳音機構許可使用

Books

“從這代到那代”:中國年輕世代的福音需求與牧養

85后中國家庭教會牧師分享蒙召見證和對牧養年輕一代的反思。

Christianity Today November 16, 2022
Edwin Tan / Getty

龍降恩是來自中國家庭教會的牧師,1985年出生,目前在美國學習神學。龍牧師2010年加入錫安教牧團隊,2017按立為牧師,負責敬拜、教導、講道、門訓、牧養、城市植堂、神學教育和宣教動員等等事工,主要精力投在大學校園事工和下一代的事工。2018年底,中國對家庭教會逼迫加劇,錫安教會策略性地把他差到海外神學深造,2021年在戈登康維爾(Gordon Conwell)神學院完成神學碩士學位,2022年秋季開始在惠頓(Wheaton)學院攻讀神學博士。

以下是2021年6月華福總幹事董家驊牧師訪談龍降恩牧師的部分文字記錄。

信主與蒙召

董:你是中國大陸很年輕的下一代傳道人。能不能跟大家分享一下你的信主和蒙召的經歷?

龍:我是整個家族裡面的第一個基督徒。當我回顧自己的屬靈旅程時,就像保羅所說:“我今天成了何等人,是蒙神的恩典而成的。”只有上帝不可思議的恩典,才讓生命經歷不可思議的反轉。我從“龍的傳人”到主的門徒;從無神論者到教會的牧者;從共產主義者到福音主義者——這是180度巨大的翻轉。

我的父母及祖輩都是共產黨員,我從小聽着革命先烈的英雄故事長大。17歲到北京讀大學,認識一位大學的英語外教、美國的校園宣教士,通過他第一次聽到福音,也通過他來到韓國宣教士帶領的地下教會。所以我是海外宣教士結出的屬靈果子。但是我開始去教會時並不是去慕道的,而是去找基督徒辯論。

諷刺的是,為了贏得和基督徒的辯論,我開始很認真地讀聖經,這也成為我生命的轉折點。在一次禱告會時,毫無預期地,我很真實地看到我所有的罪、驕傲、貪婪。所有以前不願意承認的罪,一幕幕呈現在我眼前,卻又被耶穌的寶血洗凈,白如雪和羊毛。

我信主之後禱告五年,母親便歸主,禱告八年後,父親也信主。2008年,汶川地震。當我看新聞報導災區的情況時,就忍不住掉眼淚,我感受到上帝很強烈的搖撼我的心,要呼召我出來全時間事奉。

但這對於一個中國大陸的年輕基督徒而言,意味着在我個人生命中還有家庭的裡面,來了一場無形的地震。因此我掙扎了兩年,直到2010年在一次禱告當中,我突然體會到我的心很痛,這種痛是屬靈上的、情感上的、也是生理上的,是一種超自然的體驗。就在那個瞬間,我忽然體會到我的全人、全心、全部生命不是屬於我自己的,而是屬於創造我的主和救贖我的主。在那一刻我就把我的心獻給主,辭去軟件工程師的工作,到北京的一所地下神學院開始學習。

董:你先在中國,後來到香港,現在又在美國讀神學,可否談談在這三個很不一樣的地方讀神學的體會?

龍:我在2010年蒙召就馬上想要讀神學,那年我也認識了錫安教會的創會牧師金牧師。金牧師勸我留在中國,一邊牧會、一邊讀神學,紮實我在本地教會的根基。所以我就留下來,沒有出國。在我最想出國讀神學的時候,上帝讓我留下來。在2018年教會面對逼迫時,我特別不想走,因為覺得教會有很大的需要,但上帝卻讓我出國讀神學。神的時間表跟我們的很不一樣。

回顧我在中國、香港和美國的神學教育歷程,三地有很大的差異。中國神學教育的優勢是,神學院的教育和教會的實踐是緊密聯繫在一起的,劣勢則是學術水準有限、資源匱乏。相反的,西方神學教育面臨很大的挑戰是,神學、教會和宣教這三者相對分裂。在聖經里,使徒保羅的神學、他的教會和宣教是不可分開的,否則你很難正確的理解其中任何一個方面。我認為,每一個基督徒都應該是肩負使命的宣教士,同時也是門徒和神學家。

從這代到那代

董:你怎麼看待當今北美、亞洲、歐洲教會都在面對的下一代流失的問題?中國大陸和美國的Z世代,有哪一些類似和不同的地方?

龍:在中國不用“千禧一代”、“Z世代”這些詞,而是用“00后”或“95后”等等。下一代的事工,對於普世教會的重要性、緊迫性、戰略性以及優先性,都是毋庸置疑的。關於中國的年輕人和其他地區的年輕人,我的觀察是:他們的差異在弱化,而全球同步卻在增強。預計到2050年,70%左右的全球人口將生活在城市當中。網絡化、數位化、智能化的世界讓北京或上海的95后或00后的年輕人,跟紐約、東京相同世代的年輕人的處境和文化張力越來越趨同。當然,同時我們不可否認,中國跟香港、北美,在政治、社會和意識形態上有着巨大的差距。近年在各地興起的民族主義浪潮,也讓不同地域的年輕人之間的彼此聆聽出現更多的障礙,甚至是張力和衝突。這是我們面對的一個巨大的挑戰。

董:美國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的商學院老師施若思(Holly Schroth)寫的一篇文章,提到美國的Z世代在進入職場時,比過去嬰兒潮世代,更缺乏工作經驗。在面對心理健康方面,表現出更多焦慮和憂慮的狀況。您在中國大陸接觸到的95后和00后,有哪些類似或不同的地方嗎?

龍:基本上非常類似。中國的青少年和大學生的心理狀況非常令人憂心,我看到的數據是13%的青少年有自殺的念頭,這是非常高的比例。青少年的非自然死亡,第一原因就是自殺,大學生的群體也是一樣,很多像北京大學、清華大學這些第一流的大學學生,都得了一種“空心病”——他們找不到生活和學習的動力,也找不到生活的意義和方向。其次,家庭的挑戰也是一個普世性的問題,無論是對於中國、香港、韓國或北美的教會都一樣。

我常提醒自己,孩子不是從學校開始流失,也不是從教會開始流失,而是從家庭里開始流失。從社會文化的角度,我們可以探討很多,譬如父親的缺席,這是普世性的問題。我覺得在基督徒的家庭教育中,常缺乏真實的信仰教育。家長往往有敬虔的外表,卻能說不能行,缺乏了榜樣的力量,和生命影響生命的見證。

中國教會傳統的門訓對於情感成熟和情感健康的關注特別缺失。但如果情感方面不成熟,屬靈生命不可能真正成熟。你顯露出來的,如同冰山一角,只是去教會時在別人面前禱告、服侍的樣子;但是冰山下面的沉溺、抑鬱、暴力傾向等問題,並沒有被福音撼動。中國家庭教會是因為靈魂體三元論,把理智和情感都放在屬魂的部分,不夠屬靈,所以常被壓抑及忽視。新世代的門訓實踐要特別關注這點。

董:表面上來看,不同世代有差異,關注的東西不同,但做一些轉譯后,或許兩個世代之間可以有更多的理解。例如:很多年輕人關注生態議題。對於今天的年輕人而言,生態議題不只關乎保護地球,而是關乎生存的問題。今天年輕一代關心貧富差距的問題,也不只是關心他們自己是否可以富裕地活着。對他們來說,貧富的問題,其實是生命是否被尊重、有沒有意義的問題。剛才你提到憂鬱、自殺、焦慮,這些心理健康問題其實對於年輕世代也不再只是心靈關顧的議題,而是如何健康整全地活着的問題。或許不同世代、不同地區的人之間可以多一份同理心,進而一起合作去回應福音,並思考耶穌基督的福音對這些議題有什麼話要說。

龍:當我們談使命門徒和宣教時,不只是跨地域、跨文化的議題,更是跨代的概念。因此我很喜歡詩篇145篇4節:“從這代到那代”,這也是我參與的一個中國青年宣教運動的主題經文。我們的下一代在尋找答案,包括生態、政治、性別和社會公義的議題等。很遺憾的是,教會或他們的上一代沒辦法給他們滿意的答案,常常只是勸他們好好禱告、讀經、去教會。越是這樣,年輕人越反感,反而促使他們離開教會。

真正好的答案都在上帝的啟示當中,但問題是我們如何把答案呈現出來,關鍵是:教會要說好故事,把聖經的大故事說好。先要回答:你怎樣看待整個世界?在宏大的敘事當中,對於人從哪裡來是怎麼看的,才可以面對具體的倫理抉擇,例如:性別或墮胎的問題。聖經給我們提供的是一個最整全的世界觀、一個大故事。

但我們讀聖經常是碎片化,僅僅是背金句和講主日學故事,但忽略了整個大故事。這個世代,尤其在後現代當中,一切的宏大敘事被消解,製造出了意義的真空。這恰好是教會的機會,如何把聖經的宏大敘事說好。這終極的答案比起年輕人找到那些碎片式的答案更關鍵。

董家驊牧師是世界華福中心總幹事、“使命門徒”播客主持人。

Culture

景教流行中國碑見證基督教與中國文化的最早相遇

古老的石碑述說基督教一個支派在唐朝的興衰歷史。

左:攝於1907年的景教碑照片;右:泉州的一塊景教徒墓碑

左:攝於1907年的景教碑照片;右:泉州的一塊景教徒墓碑

Christianity Today November 11, 2022
Illustration by Mallory Rentsch / Source Images: WikiMedia Commons

2022年6月,歐美媒體報道,科研人員通過研究在吉爾吉斯斯坦兩座14世紀墓地中的人類遺骸體內的DNA,發現當年肆虐歐亞非大陸的黑死病可能發源於中亞天山(包括新疆)地區。這個墓地是一個著名的考古遺址,在其中的一個墓碑上,用維吾爾語刻着表明景教信仰的文字

“景教”是什麼?

中國人所謂的“景教”(“景”意為“光明”),其實是基督教的一支(所謂“聶斯托里教派”),今天在西方的正式名稱是“東方亞述教會”(Assyrian Church of the East,近年伊斯蘭國在敘利亞及伊拉克殘殺的基督徒,大多認同這個教會的基督論),是由原來在教會歷史上著名的安提阿教會的部份信徒,與在羅馬帝國旁的亞述人合併成立的教會。

景教於公元5世紀建立於波斯,信徒尊稱在431年被以弗所公會判為異端(後來有很多基督徒認為是誤判)的聶斯托里為“聖徒”。該派信徒有極高的宣教熱情。景教在6世紀差遣了許多的宣教士,到中亞、漠北(蒙古)、印度、及中國傳福音,建立了非常大面積的教會。在7世紀遍及西亞和中亞,並沿着絲綢之路傳入中國后,景教曾在唐朝興盛一時,成為歷史上基督教與中華文明相遇的最早的開端。

2019年,古裝電視劇《長安十二時辰》風靡中國大陸,受到年輕觀眾的喜愛,並在台灣和北美的Amazon Prime上線。該劇第20集的故事大部分發生在長安“景寺”義寧坊中,電視劇的布景試圖重現當年景寺建築輝煌、香火鼎盛的景象,引發中國觀眾對於“景寺”究竟是什麼宗教的建築的好奇。

景教碑為何如此著名?

而景教傳入中國這段歷史被後人發現,跟一塊紀念石碑相關。那就是著名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英文又稱Xi’an Stele,“西安石碑”)。這塊石碑被譽為“碑中之碑”,是中國國寶級的文物,被學者認為是古代中國與其他文化的交流的極為重要的記錄,與羅塞塔石碑、米沙(摩押)石碑、阿茲特克太陽曆石並列世界四大代表性碑刻。天主教前教宗約翰保羅二世在1999年12月致中國天主教會的一封信函中說:

“……早在第五和第六世紀,就有敘利亞僧侶團體穿越中亞,把耶穌的名字帶給你們(中國人)的祖先。今天,在首都長安(西安)的一塊著名石碑仍然有力地喚起我們對從公元635開始的歷史的記憶,它見證了景教這一‘光明的宗教’正式進入中國的時間……”

景教碑的歷史,要從1200多年前說起。西元781年2月4日,唐德宗建中二年正月初七,主日,波斯來華的景教傳教士伊斯(Yazdhozid,就是《長安十二時辰》里的那位景寺執事)在大秦寺的院中豎立了一個石碑,石碑的標題是“大秦㬌教流行中國碑”。

這塊景教紀念碑在九世紀景教衰落後被埋入地下,直到1623年(明朝熹宗年間)才在西安郊外出土。不少西方傳教士得知碑文與基督教相關后,爭相拓片,並把碑文翻譯成歐洲語文。當地人怕此碑被外國人盜走,秘密地把石碑抬到附近的金勝寺內,豎起來交給佛教寺僧保管。清朝年間因為戰亂,碑寺曾被焚毀,碑石暴呈荒郊。西方人士紛紛呼籲清朝政府保護此碑。

20世紀初,丹麥探險家何樂模(Frits Holm)意圖買下此碑,運往倫敦。學部尚書榮慶獲知此事,命陝西巡撫制止。最後何樂模同意廢除購買合同,但獲准複製一個大小相同的碑模帶回倫敦。1907年陝西巡撫將景教碑入藏西安碑林寺(現西安碑林博物館)。

景教碑碑文由波斯傳教士㬌凈(Adam)撰刻,唐朝台州司參軍呂秀岩書並題額。碑身正面刻着“大秦㬌教流行中國碑並頌”,上有楷書32行,行書62字,共1780個漢字和數百個敘利亞文字。碑文除了敘述景教在中國傳播的情況之外,也記述了景教的信仰。下面的兩句尤其是景教的信仰核心:

“於是我三一分身㬌尊彌施訶戢隱真威,同人出代。神天宣慶,室女誕聖於大秦。設三一浄風無言之新教,陶良用於正信。”

翻成白話文,這兩句的意思是:

因此,三一真神派遣光明榮耀的尊者彌賽亞,隱藏了他的榮耀,降卑為人,來到人間。神差遣天使報佳音,宣告童女(馬利亞)懷孕生聖子於大秦(羅馬帝國)。祂建立三一真神之新教,聖靈默默指引﹔因信而稱義。

其中“彌施訶”就是“彌賽亞”,“凈風無言”就是指“聖靈默示”。(聖靈原文pnuema的意思就是風。)“陶良用於正信”意思是因為相信而成為“良”,就是今天基督教講的“因信稱義”。

據石碑所載,唐太宗貞觀9年(西元635年),有景教“大德”(主教)阿羅本來華,太宗遣宰臣房玄齡迎之於長安西郊,引入朝廷,並邀請到藏書室,翻譯經典。太宗在禁宮內親自問道,深感此道之正義和真實,合適傳與百姓。於是在貞觀12年7月,詔令在長安義寧坊建立景教寺,剃度21位僧人管理。(太宗有鮮卑血統,鮮卑語言是突厥語,而阿羅本可能也是會講突厥語的波斯人,所以他和太宗可能可以用突厥語交流,無需翻譯。)太宗還命畫皇帝肖像一幅,懸挂於寺廟之壁,據說是天姿泛彩,滿室生輝。

景教興衰史對宣教有何啟發?

景教在唐代歷經唐太宗、高宗、武則天、中宗、睿宗、玄宗、代宗、德宗、憲宗、穆宗。按石碑所記,曾經“法流十道,國冨元休;寺滿百城,家殷㬌福”。可見景教曾在全中國超過百城設立教堂。但是,景教信徒大多數為上層社會人士。其中最有名的是唐朝的中興名將,中書令汾陽郡王郭子儀

到唐武宗會昌五年(西元845年),武宗下令“滅佛”(史稱“會昌滅法”),波及景教,景教自此衰退,前後在中國中原流行了200餘年。(但後來景教繼續傳播到蒙古,許多蒙古人成為信徒。1279年忽必烈滅宋,建立元朝,從中亞和歐洲來到中國的一些景教徒和天主教徒被統稱為“也里可溫”,Arcoun,有學者認為這意味着景教又重返中國。)

回顧景教在唐朝的興衰歷史,我們不禁要問:景教來華210年,何以禁教一年即銷聲匿跡,而不如佛教,在經歷逼迫後繼續能在中國生存而且發展壯大?也許我們從景教的傳教策略,可以得到借鑒。

當年景教入華,非常明顯地依附於當時的儒、釋、道中國文化,特別是佛教。因為佛教在唐朝極其興盛,強大到一個地步,可以不忌憚其它影響力較小的從西方傳來的宗教,所以唐朝對景教能夠有一定的寬容和接納。

景教也因此特別把自己包裝得跟佛教相似,如把教堂稱為“景寺”,神職人員稱為“僧侶”。景教的聖經和神學用語的翻譯為了追求“本色化”,也因人才有限,借用了大量的佛教和道教的思想和語言,例如用“凈風無言”指“聖靈默示”, “剃度“指”按立傳道人”,等等。

而且景教採取了“寓教於政”的策略,走高層路線,影響朝廷高官歸信,受到皇帝重視,並取得王公大臣贊助。

但是這樣的宣教策略也因為過於依附中國文化和政治權勢,而在中國出現政治變局的時候,造成讓景教傳播很快就被官方打壓下去的結果。唐武宗因為信了道教,被道士影響而開始“滅佛”,依附於佛教的景教於是直接受到牽連,變成被消滅的對象。

另一方面,走高層路線雖然為景教贏得暫時的官方接納,但景教的傳播限於士大夫階層,未能普及於普通民眾。因此相比於同為外來宗教的佛教,景教不但人數少,影響也很小,仍然處於邊緣化的地位。一旦統治階級的支持消失,教會的人力、財力皆受嚴重打擊,輝煌的寺廟、鼎盛的香火很快就凋零、暗淡。

這樣的宣教路線實際上也難免會削弱、損傷福音真理。如貴州大學學者劉振寧在其論文中所說:

“為求儘快落地生根於異域,為求新聲於異邦,(景)教徒們在譯撰經典和闡揚信仰的過程中,全面依附中國文化的各種資源,廣泛借用和吸取釋道儒各家的語彙與思想, 不惜對所傳福音的教義及神學思想進行面目全非式的篡改和刪減……”

雖然景教本身在歷史上遭到的異端指摘後來有所“平反”,但歷史上“中國化”的景教可能只是一種混合主義的、跟正統基督教信仰有一定差異的信仰。

這是非常值得我們今天有宣教負擔的基督徒審思的。本土化,或者說基督信仰與中國文化的關係問題和政教關係的問題,也是後來基督教在中國發展以及今日中國教會的宣教工作必須面對和應該注意的課題。筆者希望了解和反思景教在中國的興衰史,對未來基督教在中國的發展有所裨益。

賀宗寧,教會歷史研究者,現居南加州,多年在海內外華人教會從事教導、培訓的工作,著有《歷史的空白——走過絲路的足跡》

本文部分曾刊載於《舉目》雜誌官網,經作者與CT編輯Sean Cheng擴充、修訂,蒙《舉目》允准發表於CT網站。

History

為什麼中國人認為基督教是一種西方文化入侵?

前北大校長蔣夢麟說耶穌是“騎在炮彈上”進到中國的。

文革期間的紅衛兵破四舊、反帝宣傳畫

文革期間的紅衛兵破四舊、反帝宣傳畫

Christianity Today November 7, 2022
Courtesy of University of Westminster Archives / Edits by Christianity Today

自從基督教(或至少是它的某種形式——景教)於公元635年進入中國以來,它一直被視為外來宗教,因此與文化認同意義上的中國人或華人(cultural Chinese)不相干。1919年五四運動中的 “多一個基督徒,少一個中國人”的口號更進一步加強和延續了這樣的誤解:一個人選擇跟隨耶穌,就意味着他放棄了自己的中國人身份,去追求一個外國或西方的神和意識形態。換言之,一個中國人向耶穌效忠,是對他的祖先和民族的一種極大的冒犯。

Jesus: The Path to Human Flourishing: The Gospel for the Cultural Chinese

Jesus: The Path to Human Flourishing: The Gospel for the Cultural Chinese

Graceworks

142 pages

$11.84

歷史學家吳小新認為,對中國人影響最大的宣傳是“宗教是人民的鴉片”的說法,而民族主義是造成對基督教的敵視的主要因素之一。任何熟悉19世紀中期在中國發生的歷史事件的人都會意識到這一說法所背負的歷史包袱。

與西方帝國主義的聯繫

自19世紀以來,在中國人的心目中,基督教一直與西方帝國主義相聯繫。天主教和新教的西方基督徒是和帝國主義者一起來到中國的。許多西方傳教士都是乘着歐洲鴉片商的船舶,把基督福音帶到中國來的。

例如,早期來華的新教宣教士郭實獵(Karl Gützlaff)為了將福音傳給更多中國人,加入了怡和洋行的鴉片船隊,擔任翻譯。前北京大學校長蔣夢麟在比較佛教和基督教進入中國的路徑時,形象地描述了這種歷史包袱。他說,在中國人眼裡,“如來佛是騎着白象到中國,耶穌基督卻是騎在炮彈上飛過來的。”

鑒於現代宣教運動在中國開始時的這種情況,中國人反感西方傳教士的情緒似乎是可以理解的。西方宣教士進入中國的大門,也是被西方軍事和海軍力量強行打開以擴大貿易的那扇門。在接下來的一個世紀里,基督福音在中國人眼中受到了損害。

雖然基督教與西方帝國主義並不能等同,但在中國人的認知和記憶中,它們是同義詞。因此,在現代宣教的時代,基督教與中國文化的相遇伴隨着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與帝國主義之間的鬥爭。

儘管一些宣教士跟中國人在個人關係上建立了深厚的友誼,但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中,不少宣教士成為外國勢力的代表,傷害了中國的國家利益。在19世紀和20世紀初,中國人看到他們的土地被外國人侵佔,他們遭受了一個又一個的屈辱。他們開始將基督教視為西方文化帝國主義的代表。

西方宣教士的正面貢獻

雖然不可否認,在中國歷史上的某個階段,某些自稱是基督徒的西方人參與了對中國人的壓迫和剝削,但我們需要將西方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與基督教區分開來。一些西方人對中國人造成了很多傷害,但許多西方基督教宣教士也對中國的社會、文化做出了巨大貢獻。

許多宣教士犧牲了自己的生命來為中國人民服務,並建立了學校、醫院和孤兒院等機構。例如,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動蕩年代,許多西方宣教士(如魏特琳)和醫生在大多數西方人撤離時留下來,冒着生命危險照顧受傷和死亡的人。

而在戰爭之前,許多基督教宣教士在19世紀在亞洲各地辦學,在建立中小學學校和大學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很多像英華書院和衛理公會的教會大學這樣的學校都是由理雅各(James Legge)、馬禮遜(Robert Morrison)等宣教士建立的。著名的新儒家學者杜維明 指出,基督教大學的畢業生為中國幾乎所有的行業提供了重要的人力資源;通過強調文科教育,這些學校培養了幾代現代人文和社會科學方面的學者。

把基督教當成是西方或西方人的宗教也並不符合事實,因為基督教信仰是上帝對全人類的拯救計劃,不分文化傳統或種族。事實上,從歷史的角度準確地說,早期基督教的文化背景是在東方而不是在西方。耶穌和他的使徒都不是西方人。雖然作為歷史發展的結果,基督教後來確實是從西方傳到中國來的,但它實際上起源於亞洲。

與中國文化世界觀的衝突

除了反帝國主義的情緒外,基督教信仰與中國傳統文化之間也存在衝突。基督福音和它所代表的信仰對中國文化的世界觀來說是完全陌生的,因此有人認為基督教的傳播是一種文化入侵。

中國基督教學者謝扶雅花了大半輩子時間分析基督教和中國文化之間的關係,他認為兩者之間存在許多誤解和衝突的原因是基督教還沒有理解中國文化,因此造成中國文化也沒有完全理解基督教信仰的本質,故此基督教未能給中國文化留下深刻印象和帶來深遠影響。

也許這過於簡化了一個更為複雜的問題,但我認為在這樣做的時候,謝先生偶然發現了基督教信仰的一些獨特之處。與在中國佔主導地位的另一種外來宗教(佛教)不同,基督教是一種正統的、排他的宗教。它對上帝和現實提出了排他性的真理主張。佛教則在教義上顯得更具包容性。因此,佛教能夠與中國的精神文化同化——適應並符合在中國本土的哲學。這導致佛教在中國產生了各種適應本土的變體,賦予它接近本土宗教的地位。

中國文化強調維持和諧的人際關係,這一點也進一步模糊了真理的客觀性。由於講述真相可能會涉及到讓對方不快的問題,中國人很難認真地探求真理。對中國人來說,講話能給人留下深刻印象並保持愉快,比討論真相併冒犯他人更有美德。因此,中國人普遍不願意直接和公開地討論關於真理的問題。

像保羅那樣向中國人傳福音

那麼,為了有效地宣教,我們應該對認同中國文化的中國人採用怎樣的護教策略呢?我們也許並不需要一種特別的護教策略。畢竟,大使命並不是要針對所有非基督教的世界觀找出一種護教方法,而是要向世人見證耶穌基督,並奉他的名使萬民成為門徒。護教學只是一種方法論——我們需要清除可能阻礙人理解和接受福音的知識或文化障礙。

使徒行傳記錄了保羅在雅典的著名佈道。然而,在亞略巴古的講道之前,使徒行傳記載雅典人認為保羅是在向他們傳揚一位外國的神(徒17:16-20)。雅典人稱保羅是個胡言亂語的人,提出了一些奇怪的想法,雖然這讓他們想了解更多。當然,我們的聽眾可能不會像雅典人那樣對我們的信息感興趣——畢竟文化認同意義上的中國人的態度是實用主義的,他們不願意花時間在信仰上較真。但是像保羅一樣,我們需要探尋出有效的方法,將他們的一些價值觀定位於基督教的世界觀中。

如果我們要與世界上人口超過13億的文化認同意義上的中國人分享基督教信仰,我們就需要了解他們的世界觀。我們有責任去學習和研究中國文化的世界觀和文化表達方式。我們需要考慮如何委婉地提出探尋性的問題,並在尋求聖靈的幫助以辨別核心問題時,學會專心聆聽。我們必須學習如何用對世界上這四分之一人口有吸引力和意義的語言來闡述福音。

I‘ching Thomas是基督教護教學作家和講員,專業研究基督教信仰與東方文化的關係。

本文是I‘ching Thomas《耶穌:人類繁榮之路》(Jesus: The Path to Human Flourishing )一書第一章的節選,©2018。經Graceworks Private Limited出版社( www.graceworks.com.sg )許可使用。

翻譯:Sean Cheng

不要再為那些公開認罪的牧師鼓掌了

當教會領袖承認錯誤行為時,我們應該以安靜的清醒態度來回應,而不是鼓掌。

Christianity Today November 3, 2022
Athena Grace / LightStock

昨天,我結束了在愛荷華州蘇城 (Sioux City) 的南山浸信會17年的服事。我們的出席率是很久以來最高的一次。我做了自2005年8月28日以來週而復始的事:根據一段經文講道。

教會活動結束後,大家一起吃晚餐,享受溫暖的團契時光。會眾們表達了對我和妻子的愛,對我們的離開感到難過,並為我們的未來禱告。我們收到了一籃子的卡片,其中有一些慷慨的禮物和讓我妻子感動的信息。這是ㄧ次美好的道別。

不過,我沒有收到的是起立鼓掌。

昨天,馬特·錢德勒 (Matt Chandler) 站在他的會眾面前,承認他與妻子以外的一個女人有了不適當的短信互動,並宣布他要請一段時間的假。他聲稱這些信息跟性或情感無關,但他沒有透露進一步的細節。

因為如上的原因,這篇文並非是在討論馬特·錢德勒的罪(或他用來描述這次事件的其他詞彙)。只是,讀到他最近經歷的糾紛讓我開始有些反思。

在關於錢德勒行為事件的報導中,我特別關注一種回應,並且果然也見到了——他向會眾懺悔後,教會為他起立鼓掌。有另一位牧師站起來解釋他們鼓掌的意義,然後會眾們又再一次為錢德勒鼓掌。

我對這樣的回應特別惱火。我既然是個老頭子,當然有權發出「快滾吧!(get off my lawn)」這樣的抱怨。我不知道是從什麼時候開始,當某人犯下讓他失去事奉資格(或接近應該要失去事奉資格)的罪時,會眾理應為他起立鼓掌?

(編按:「Get off my lawn」為美國俗語,通常出自那些試圖趕跑闖進自家院子喧鬧的熊孩子的中產階級老頭。)

你可能還記得朱爾斯·伍德森 (Jules Woodson)公開自己被性侵的事件。經過多年的否認和迴避,那個曾性侵她的牧師站在自己數量龐大的會眾面前,為他的「過失」給出一個美化過的版本。然後,這位牧師竟然得到了熱烈的支持,會眾起身鼓掌。

最近,另一位牧師在會眾面前承認了他的外遇(同樣,以儘可能美化的角度敘述),在此事件中受牽連的女性出來說出真相。她指控該牧師犯有法律上認定的強姦罪和一些人能想像的最醜陋的行為。當然,這位牧師仍然得到了起立鼓掌的回應。

我們只能希望,這兩個教會後來都對他們鼓掌的行為感到後悔。無論如何,他們終究是讚美及表揚了施虐者。他們這樣做的時候,等同是把譴責堆在倖存者身上,增加了她/他們的痛苦。

當教會領袖起來認罪時,是一個悲嘆的時刻,也是一個流淚的時刻。懺悔需要誠實、謙卑和哀慟,而不是做表面功夫、操縱敘事、或隱藏事實。

但這種表揚行為的問題往往出於領導層,而不是會眾。這些「懺悔」往往是為了把墮落的牧師放在儘可能美化的角度而上演的。事實被隱藏。完整的故事沒有被告知。責任被轉嫁到其他人身上。犯錯的牧者得以為自己找藉口。總而言之,牧師或教會領袖控制著敘事,為懺悔批上英雄主義的光輝。

這是教科書等級的操縱(manipulation)。不幸的是,在許多大型教會——以及其他機構——人們被調教成以近乎看待神的方式看待他們的牧師,所以當牧者認罪時,會眾內心立即進入救贖的敘事裡,並以熱烈的掌聲回應。

而這種方式必須停止。我們不該為認罪的人鼓掌。這些掌聲沒有任何屬靈目的,特別是在這種情況下,它們只會造成更多痛苦和傷害。

如果一個罪人真正的悔改了,他不會希望自己得到掌聲。而如果他不是真正的悔改,他就更不值得掌聲。在多數情況下,教會只聽到了整個故事的一部分,或者是一個經過美化的版本——通常是對牧師最有利的版本。

是的,這些教會愛他們的傳道人。身為一個牧師,我很欣賞這一點。他們希望相信自己的領袖是最好的,也希望他們的領袖就是最好的。這是一個自然的,甚至是可敬的渴望。但對不當的行為起立鼓掌是不可接受的。

我們不為罪鼓掌。我們不為罪歡呼。我們為它感到哀慟。

把起立鼓掌留到足球場上吧。

Dave Miller 是愛荷華州蘇城南山浸信會的主任牧師,也是SBC之聲的編輯。

翻譯:平凡的瓦器 / 校編:Yiting Ts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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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s

戈登·費依逝世,他教導福音派讀出聖經「全部的價值」

作爲一位 “燃燒的新約學者”,他深信閱讀聖經是一個與神相遇的過程。

戈登·費依(Gordon Fee)

戈登·費依(Gordon Fee)

Christianity Today October 31, 2022
Regent College / edits by Rick Szuecs

戈登·費依(Gordon Fee)曾在惠頓學院(Wheaton College)新約聖經課的第一堂裡跟學生說,有一天他們會看到新聞寫著:「戈登·費依逝世」。

「不要相信這個新聞!」費依站在一張桌子上這樣,「費依正在跟他的主他的王一起唱著歌。」

然後費依不像一般教授那樣開始分發課程大綱,而是帶領全班唱起了查理·衛斯理 (Charles Wesley)的詩歌:「哦,千萬口舌齊歌唱,讚美救主我神!」

戈登·費依是位具有深遠影響力的新約教授。他認為讀聖經、教授聖經和解釋聖經的過程應該能使人與永活的上帝相交。他形容自己是位「燃燒的學者」。他於本週二去世,享年88歲——儘管正如那些在課堂上或在他的書中認識他的人所知,他不會這樣描述自己的逝世。

費依在1980代初期與戈登·康威爾神學院(Gordon-Conwell)的同事道格拉斯·斯圖爾特(Douglas Stuart)共同編寫了《如何讀通聖經》(How to Read the Bible for All Its Worth)。這本書如今已印刷至第四版,售出大約100萬本,是許多人學習能如何更好理解聖經的教科書首選。費依還寫了一本被廣泛使用的新約釋經手冊(New Testament Exegesis)及多本廣受好評的新約書信註釋書。費依對於聖靈在保羅的生活及事工中扮演的角色也有開創性的學術研究成果

費依曾跟《今日基督教》:「如果你請保羅定義什麼是基督徒,他不會說『基督徒是一個相信關於基督的X和Y教義的人』,而會説基督徒是『一個與聖靈同行,認識基督的人』。」

同樣的,費依認為,花時間研究聖經經文的文體、歷史和背景是很值得做的事。因為這些不僅僅只是「單純的歷史」。如果用正確的方式來解釋、閱讀聖經,理解經文的過程會有如被閃電電到的感覺。

「當我們帶著無法言喻的驚嘆坐在神面前時,我們的聖經詮釋會結實累累,」他寫道。「我們必須用心去聆聽這些話,我們必須沉浸在上帝的榮耀中,我們必須對上帝豐富的榮耀有著無法抗拒的敬畏感,我們必須再次思想這件奇妙可畏的事:『在基督耶穌裡,這些財寶也是我們的』,然後我們必須歌頌祂的榮耀、敬拜這位永生的上帝。」

當費依去世的消息在社交媒體上傳開時,整個福音派圈子裡不同的牧師及神學院教授紛紛分享了費依的哪本書對他們來說意義最深。西部神學院(Western Seminary)新約教授衛斯理·希爾(Wesley Hill),《保羅神學:聖靈論》(God’s Empowering Presence) 是他人生讀過的最有影響力的書之一。美國長老會牧師格雷格·薩拉扎(Greg Salazar)寫道,他正在用費依寫的《腓立比書》註釋書準備講道系列。紐約一個無宗派教會的牧師彼得·恩格勒特(Peter Englert)則盛讚費依所著的《哥林多前書》註釋書。

美南浸信會神學院教授丹尼·伯克(Denny Burk)在婦女參與事工的議題上與費依有很大的分歧,但他形容費依是「有史以來最有影響力的新約學者之一」。

雖然對多數福音派教會的信徒來說,費依並不是一個家喻戶曉的名字,但這更顯示出他的貢獻的重要性。

「我教會裡沒有一個人能回答你戈登·費依是誰,」喬治亞州麥迪遜浸信會的牧師格里芬·古利奇(Griffin Gulledge)寫道。 「但他們當中每一個人都受益於費依的事奉。我敢保證,數以萬計的教會都是如此。」

嚴謹的釋經

費依於1934年5月23日出生在俄勒岡州阿什蘭(Ashland)。他的父親是唐納德·費依(Donald Fee),母親是格雷西·雅各布森·費依(Gracy Jacobson Fee)。

他的父親唐納德是位技術精湛的木匠,也是神召會的一位釋經式傳道人。費依在成長的過程中注意到他父親嚴謹的釋經式講道方式與其他神召會牧師採取的一些更狂野和自由的證道方法之間的差異。

費依分享,許多五旬節派教徒似乎認為詳細計畫及研讀聖經會抑制聖靈的工作。五旬節派教徒看到一句經文就能根據腦海裡的直覺來講解,深信只要自己有可塑性及遵循心中的意念,上帝就能引導他們口裡即將分享的話語。有些人甚至不會提前選好要講道的經文,而是在講台上隨機翻開《聖經》,求上帝當下引導他們。

這樣的講道結果並不是每次都能證實聖靈的力量。

另一方面,費依的父親認為上帝重視聖經經文及研究的工作。聖經就像一塊上好的木頭,應該用技巧及謹慎的態度來對待。

費依寫道:「我的父親是我人生裡認識的第一個學者,儘管在早年的歲月裡我沒有意識到這一點,但是,他對真理的熱情及深入挖掘聖經的決心⋯深深影響了我。」

費依決定跟隨他的父親進入教會事工。他去了西雅圖太平洋學院(Seattle Pacific College, 如今已轉型為大學),他在那裡認識了莫迪娜·洛夫達爾(Maudine Lofdhal)並和她結婚。莫迪娜也是一位神召會牧師的孩子。碩士畢業後,費依在西雅圖塔科馬(Tacoma)機場南邊一個正在發展的郊區擔任牧師,為了維持生計,他同時在西北學院(Northwest College, 如今已轉型為大學)教英文,這是神召會在華盛頓柯克蘭(Kirkland, Washington)的附屬學校。

費依在此時發現自己很喜歡教書。他說他喜歡教書到牙齒都會痛的程度。

有幾年的時間裡,他糾結於兩個不同的呼召之間:成為牧師的呼召——他和莫迪娜討論過去日本當宣教士——以及投身於學術界的呼召。後來轉折點出現了。費依回憶著,當時一位同事說:「戈登,上帝不一定總是反對你去做心裡熱切想要做的事。」

費依意識到,「這當然也可以是一種呼召」。他決定去南加州大學(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攻讀新約聖經研究的博士學位,主修文本鑑別(textual criticism)。他的博士論文是關於紙莎草66號的研究,這份紙莎草上有著幾乎完整的《約翰福音》,被認為是現存最古老的新約手稿之一。

雖然費依選擇了學術生涯,但他對自己身為一個學者及五旬節派教友這兩種身份之間感到一些張力。他在惠頓學院得到教職後,發現自己是他許多同事所見過的第一個五旬節派基督徒,更是他們見過的第一個有聖經研究博士學位的五旬節派基督徒。

對新國際版聖經(NIV)的影響

同時,神召會裡的五旬節派教友也並不總是為他在學術界的成功感到高興。有次,他和一位長老分享自己在學術研究上的成就,對方卻給他關於「學術研究會帶來的屬靈危險」的警告。

「那個人說:『寧可當一個為主燃燒的傻瓜,也不要當一個冰冷的學者』。」

當費依為這件事禱告時,他意識到這是個錯誤的選擇題。他可以成為一個「爲主燃燒的學者」。

費依在惠頓大學教了五年書後,接受了戈登·康威爾神學院的教職。他在那裡工作了十多年後,輾轉來到溫哥華的維真神學院(Regent College)教授新約直到退休。

費依寫的哥林多前後書、提摩太前後書、帖撒羅尼迦前後書、腓立比書和啟示錄的學術註釋書廣受歡迎。他對使徒保羅的基督論和聖靈論進行了深入研究。他編輯了深具影響力的《新國際新約註釋書》系列(NICNT series),並與負責新國際版聖經(NIV)的聖經學者及翻譯委員會合作了30多年。惠頓大學聖經研究主席道格拉斯·穆(Douglas Moo)說,新國際版的讀者「幾乎能在每一頁見到費依給的翻譯建議」。

然而,費依最重要的貢獻可能來自他在成人主日學授課的經驗。他發現有許多成年基督徒,尤其一些在教會度過一生的人,竟然不知道該如何閱讀聖經。他們能理解章節和經文,甚至能默背一些聖經段落,但往往無法理解不同部分的經文之間巨大的差異。

「一個短篇故事和一首詩之間有什麼不同?」 費依問道。「你不會用讀短篇故事的方式來讀一首詩,也不會用讀詩的方式來讀一個短篇故事⋯⋯為什麼有些人會用一模一樣的方式來讀這兩種文體,好像它們沒有任何不同?⋯⋯但這兩者有如平行宇宙那樣不同!上帝選擇用不同的文體來敘事。這不是我費依獨特的發現,是上帝本來就是這樣做的。」

他和舊約聖經教授道格拉斯·斯圖爾特(Douglas Stuart)在1981年出版了《如何讀通聖經》。費依略顯誇張地說,Zondervan出版社的編輯幾乎把這本書寄給了北美的每一位聖經教師。「我不知道他寄了幾百份,」他說,「但短短一年內,銷量就有很驚人的成長。」 這本書於2014年出版至第四版。

屬靈恩賜

費依身為福音派裡知名的五旬節派聖經學者意味著他偶爾會捲入神學爭論中。在1970至1980年代,他被捲入五旬節教派關於說方言是否是聖靈充滿的「初始證據」的爭論中。一些人指責他「拋棄」了五旬節派的創始教義。

「我沒有拋棄聖靈初始的證據,」他說。「我拋棄的是方言,因為五旬節派對方言的教導不符合聖經所述,所以是不恰當的。」

根據他對新約的理解,費依也支持婦女參與教會事工。他支持聖經平等委員會(Council for Biblical Equality),並且是《發現聖經中的平等:沒有等級制度的互補》(Discovering Biblical Equality: Complementarity without Hierarchy)一書的撰稿編輯,撰寫其中對哥林多前書11:2-6和加拉太書3:26-29的經文註釋。

費依還寫了關於聖靈在新約教會中扮演的角色的文章。「新約所顯示的證據是,聖靈是性別包容的,祂賜下恩賜給男性及女性,從而使整個基督的肢體得享自由,讓所有部分都能彼此服事,並以各種方式相互領導。因此,歸根結底,我的重點不在於提倡女權主義的議程(以倡導婦女參與事工為目標),而是提倡聖靈的議程。」

這樣的立場為他帶來的批評比他寫的任何東西都多。費依說,他在一些福音派圈子裡甚至被列入「黑名單」。

「我忍受了不少胡言亂語,」他對《靈恩》(Charisma)雜誌:「我只是無法接受有些人認為性別比恩賜重要。」

不過在多數的時間裡,費依都盡量避免引起爭議,專注於授課、教導人們讀懂聖經、讓聖經改變他們的生命。

「戈登嚴謹的課程因學生在其中與主相遇的經歷而特具知名度,」維真神學院新約聖經教授里克·瓦茨(Rikk Watts)說。「他讓全世界成千上萬的學生知道,每個人都可以成為『燃燒的學者』。」

費依於紐約的家中逝世。他的妻子2014年先於他去世。他的子女馬克(Mark)、謝麗斯·諾德林(Cherith Nordling,)、布萊恩(Brain)和克雷格(Craig)仍在世。將於紐約和溫哥華舉行的追思會正在籌備中。

翻譯: Yi-Ting Ts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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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s

首次對英國華人教會的研究探討教會的興衰

牧師和神學家在一份新的研究報告中對於香港移民爆炸性增長所帶來的機會及挑戰作出回應。

Christianity Today October 27, 2022
Wongseok Kim

對許多剛移民到英國的香港人來說,教會是他們與社會的第一個聯繫點。

在英國的華人牧師們報告說,他們的會眾規模已增加了一到兩倍。一間位於曼徹斯特的教會因著近期來自香港的移民湧入,已從原先不到200人的規模增加至1200個會眾。

一份關於英國的華人基督教的研究報告(也是第一份此類型的系統性研究報告)闡述了這些新加入的會友所帶來的影響。此份研究由倫敦神學院(London School of Theology)的研究員黃寅軒(Huang Yinxuan)博士領導,研究結果在10月8日的一個神學研討會上發布。

這項研究的結論是,華人非基督徒移民對基督教及福音持開放的態度。但數據也表明,阻礙華人接受基督教信仰的幾個障礙仍然存在。

儘管華人教會正緩慢地轉變為更加開放,但華人教會長期以來一直是封閉的。如果華人基督徒動員得不夠快,他們可能會錯過一個關鍵的傳福音窗口,因為研究顯示,在英國出生的華人對信仰的接受程度較低。

愛丁堡大學神學及世界基督教學的美籍華人講師曹榮錦(Alexander Chow)說:“這項研究說(華人教會的)兒童及青少年事工正在蓬勃發展,是正確的。”

“但除此之外還有什麼?這不只對在英國出生的華人,也對現在第1.5代香港移民而言,是個相當關鍵的問題。”

教會的大幅增長

被稱為“在歐洲同類研究裡最大規模”的“聖經及英國華人社區”(BCCB)的研究項目由倫敦神學院和英國及海外聖經公會(British and Foreign Bible Society)共同合作開展。

該項目旨在增進其對華人基督教群體的靈命及信仰特色的“廣泛理解”。例如,探索華人教會研讀聖經經文的程度,並鼓勵他們更多的研討如何利用科技及社交媒體來服事他們所處的社區。

該研究的首席研究員黃博士來自中國上海,目前在英國牛津工作。除了分析二手數據,他還進行了一項全國性的線上調查,從英格蘭、蘇格蘭和威爾士的華裔——包括基督徒及非基督徒——收集了1179份問卷。他還對致力於服務英國華僑的華裔基督教領袖們進行了51次訪談。

在黃博士的研究中發現,數據顯示自2021年以來,由於香港人移民的原因,華人教會已成為英國教會裡增長最快的基督教群體。

大多數香港移民是通過BNO(海外英國國民)簽證計畫來到英國的,該計劃於2021年1月啟動,允許香港的英國國民來英國生活和工作,並在六年內申請英國公民身份。 (截至今年6月已發放了超過13.3萬份簽證)。

根據香港特別行政區今年發布的一份概況介紹,香港目前約有48萬名新教徒——包含70個教派及1450閒教會。研究報告估計,幾乎每4名從香港移民到英國的人之中就有一名是基督徒。

這裡面有許多人是牧師或基督教全職工作者,他們在移居英國後擔任了粵語事工的領導角色。根據BCCB的研究,現在英國有超過200個華人基督教團體和組織,而其中至少有17個是在過去18個月內成立的。

但過去50年來對英國教會統計數據進行定性和定量研究的顧問彼得·布里爾利 (Peter Brierley)表示,這種增長的速度只是暫時的,而且很難維持。

“長期來看,你不能依靠移民來增加教會的人數,”他說。“移民帶來活力、能量和新思維。但這些還不夠。”

根據BCCB的報告,非基督徒的華人,特別是第一代香港華人,往往對基督教信仰感到好奇和開放,而第二代在英國出生的華人則通常對基督教信仰不屑一顧。

第一代香港人中,只有18%的非基督徒受訪者對基督教表達了輕視的態度。而來自香港的非基督徒(63%)比中國大陸(41%)和英國出生的華人(19%)對於探索聖經更感興趣。

這種對基督教開放的態度可能來自於這些移民將基督教與社會進步聯繫起來,並將信仰視為“西方文化及文明的基礎部分,”曹博士說。

教會的社交功能在培養移民對福音感興趣這方面也發揮了作用。“移民在教會裡體驗到利他主義及感覺被接納,”黃博士說。“這是傳福音的開始。”

布里斯托教區的英國英国国教牧師甄英深(Mark Nam)說,接受基督教可能是一個“務實”的決定。甄牧師是在英國出生的華人裡第一批被英國國教按立的牧師之一。“當我的祖父母定居在英國時,他們讓他們的孩子參與教會的唱詩班,因為他們希望孩子們能融入英國社會。”

重新定義傳福音的方式

儘管新移民對信仰有如此明顯的開放性,大多數生活在英國的華人基督徒並沒有積極的傳福音。

雖然聖經是華人平信徒生活的中心(超過90%的人說他們“可能”或“非常可能”使用聖經與他人保持關係),但根據BCCB的研究,只有不到一半的人覺得自己能有自信地和他人談論耶穌。

研究人員報告說,在過去12個月裡,只有42%的人與家人、朋友和同事分享過他們的信仰(包括聖經信息)。

黃博士提醒說,不應該用這個數字來衡量跟比較華人基督徒與其他基督徒對福音的使命感。相反,它與華人基督徒和聖經互動的其他種形式是相對的,例如華人基督徒對閱讀或聆聽聖經使他們感到“更接近上帝”(88%),或聖經是他們“最好的朋友”(60%)這一說法的認同程度。與這些接觸聖經的形式相比,透過分享上帝的話語向他人傳福音的方式則較少。

儘管如此,CT採訪的大多數基督教領袖都承認這種對傳福音猶豫不決的現象真實存在,並將其歸因於華人平信徒缺乏神學訓練。

“不是他們不想談論基督教,而是他們對非基督徒的問題沒有答案。這讓開啟一段對話變得非常困難。”黃博士說。

諾丁漢(Nottingham)大學神學及宗教研究系的香港神學家朱珩甄(Calida Chu)認為,因為傳統的華人文化中隱含著等級結構(hierarchical structure),父母被看作是權威人物,一般的華人基督徒會避免向父母传福音。

朱博士補充說,來英國求學的留學生的父母通常是中國共產黨黨員,要一個家庭 “放棄他們的黨員身份”是“非常不可能的。”

在曹博士的眼中,華人基督教界一直在發展新的宣教方式,而傳福音只是其中一部分。

曹博士強調,英國的教會與華人移民密集互動的歷史很久,而現在主要因為新一輪的香港移民潮,福音工作正在被“重新配置。”

“歷史上,利物浦、倫敦和伯明翰等地長期以來都致力於宣教事工,因為這些地方有不少華人,從船員到餐館工人、學生都有,”曹博士說。

根據2011年的人口普查,華人英國人口的0.7%。自19世紀初以來,倫敦和利物浦就出現了華人社區,而第一次永久性大規模的移居發生在1950年代。基督教華僑佈道會(COCM)就是在這個時期成立的,他們幫助建立了許多華人教會。

曹博士說,幫助香港移民了解英國的制度並解決他們在實際生活、情感和精神上的需求,是參與宣教的一種新的形式。

外展事工

黃博士說,在他為BCCB研究採訪的45位牧師中,“沒有一個人”關心外展事工。

這可能是由於隨著大量新移民湧入英國,牧師們現在要從事的工作非常多。根據BCCB的研究,現在一個牧師平均要照顧80多個會眾。這種情況容易讓他們沒什麼空間去思考如何與教會以外的人互動。

然而,甄牧師說,華人教會在歡迎和支持剛移民來英國的香港人方面做得“非常好。”

“這一次,教會普世動員的速度遠遠比社會快。”甄牧師說。他指出,香港人的出走是在疾風世代(Windrush generation)之後英國最大的移民潮。(“疾風世代”指西印度和西非人民在1948至1971年間被邀請移民到英國。) “華人教會和地方教會之間的合作程度令人振奮。”

甄牧師認為,在英國出生的華人可以作為香港移民和英國社會規範之間的文化橋樑。

“在英國出生的華人有時間來反思他們自身的文化混合性,” 他說。“跨越不同的文化界限對他們而言是一種日常生活。”

在英國出生的華人基督徒在探索如何在華人教會裡產生更持續性的增長時,可能會尋求像甄牧師這樣的觀點。黃博士意識到這種需求的存在,特別是在對移民來的青少年及兒童佈道的時候。

The TeahouseWongseok Kim
The Teahouse

在他看來,中國教會善於創造群體歸屬感及共享社會資源,但它缺乏教牧資源,且往往重度依賴教友。

“一個典型的華人教會不是充滿了剛剛信主的新基督徒,而是充滿了移民過來的老基督徒,” 黃博士說。 “在增加新信徒方面,華人教會不太在行。”

BCCB的調查結果反映,跨文化事工是一個不斷增長的趨勢,受訪的基督教領袖表示,跨文化宣教在華人教會內部及華人教會與英國當地教會之間都有發生。

BCCB的研究指出,超過600家教會加入了全國性的UKHK劃,該計劃為講英語的教會提供資源來幫助和支持香港人。像“迎新教會”(Welcome Churches)和英國福音聯盟這樣的福音派團體,自去年UKHK計畫啟動以來,也一直是這項全國性福音工作的一份子。

利物浦的一間華人教會,恩典國際教會(Grace International Church),如今有葡萄牙語和波斯語等語言的聚會。 黃博士補充說,青少年事工也是跨文化的,因為與成年移民相比,1.5代和第二代移民可能會發現在他們的混合文化身份之間更難找到平衡。

甄牧師一直是加強教會內外跨文化合作的大力倡導者。他在去年8月成立了茶館(The Tea House)事工,這是一個專注於培養和加深英國聖公會教會裡的華裔神職人員之間友誼的社區,他們只佔了所有受薪神職人員裡的0.2%。在他組織的布里斯托爾市議會、英國聖公會及華人教會領導人共同參與的一次會議上,一位華人教會的主任牧師告訴他,他們從來沒有做過這樣的事。

在過去的一週裡,甄牧師還主持了一個關於如何成為一間“為香港預備的教會”的研討會。該研討會的演講者來自英國的香港非基督教組織、活躍於倡導UKHK的地方教會領袖,以及來自布里斯托爾華人基督教會(該市最大的華人教會)的一位牧師。

曹博士說,儘管他們現在可能受到不少的關注,但其實在英國的華人教會和香港人之間強大的社會網絡存在已久,遠早於2021年1月31日引入BNO簽證計劃之前。

“我知道相許多華人教會在簽證發放之前就已為正在準備移民英國的香港人建立了WhatsApp群,來幫他們找到最好的學校和定居地點。”

傳播福音的窗口 "縮小 "了?

BCCB的研究表示,分享福音的機會窗口很短,因為第二代英國華人對信仰的接受程度越來越低。

五分之四的非基督徒調查對象認為,教會和基督徒不太能容忍和他們有不同信仰及價值觀的人(79%),而超過一半的人認為基督教的價值觀已經過時(55%)。

“我們正處於一個特殊的窗口期,因為移民會引起社會聯繫被切斷和迷失的問題,而基督教能在這個時期為人提供希望,”曹博士說。

談到向華人移民傳福音,另一個潛伏的問題是:中國大陸基督徒和香港基督徒之間一觸即發的政治矛盾。

黃博士講述了在三個不同的城市的三間華人教會裡聽到的“令人震驚的故事”,在這些教會中,講普通話的中國大陸教徒和講廣東話的香港教徒拒絕為對方禱告,甚至拒絕坐在同一個空間裡。

他說,值得慶幸的是,這些事件發生在他研究的早期階段,而且隨著越來越多的香港移民的到來,他聽到的衝突越來越少。

儘管如此,安全問題仍然是許多香港移民的首要考慮。朱博士說,一些在英國的香港人在街上會避開講普通話的人,並在手機上安裝能告知他們哪些雜貨店可能與中共有聯繫的應用程式。

曹博士說,在英國, “語言-文化-政治層面”同時在影響著人們,這可能會阻礙中國大陸人與香港人分享福音的機會。

“研究表明,大陸人傾向於對中華人民共和國有更正面的看法,而(對香港人而言)這會被視為一種可能的阻礙,”曹博士說。 “雖然總的來說,在英國的大多數華人基督徒會說他們不關心政治,但政治層面的假設總是會存在,無論它是否是真的。"

在英國的華人教會中,這種看不見卻能感覺到的緊張關係持續的存在。大多數華人教會由三個共存的會眾群體組成,分別以普通話、粵語和英語進行禮拜。黃博士說,近期有些教會會專門為“香港流亡者“設立聚會。

加劇這些緊張關係的是,在許多華人教會裡,談論政治問題仍然是個禁忌。但朱博士希望牧師們對於新加入的香港信徒能提供全人關懷。

“牧師必須處理香港人所經歷的創傷,即香港人感覺他們的教會和政府拋棄了他們或虐待了他們。為了能有效地傳福音,我們必須談及緊張的政治局勢所帶來的影響。”

然而,甄牧師並不相信傳福音的窗口期真是如此短暫,主要是因為他不認為在英國出生的華人對聖經的好奇心更弱。

“其實,身為一個少數群體,他們是非常好奇的。關鍵是要問他們對什麼感到好奇,”他說。“在英國出生的華人也許只是對教會表達基督教的方式不感興趣。”

“我相信是上帝和聖靈將人們引向基督,而不僅僅是人的努力,”甄牧師說。“把傳福音的機會限制在一個窗口是非常短視的。”

“我們應該問的問題是:‘我們應該如何教導和裝備基督徒,使他們能更有效地參與傳福音?’我拒絕相信在傳播福音方面有一個特定時期或一個窗口。因為上帝比這樣的窗口更大。”

翻譯: Yi-Ting Ts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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