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心宣教勇士戴德生

“任何愛安逸的男人或者女人都不能為基督贏得的中國……只有立志永遠都把耶穌、中國和靈魂放在第一位，甚至高於自己生命的人，才是我們需要的。”

1853年9月，一艘小小的三桅帆船悄悄地駛出利物浦港，船上坐着21歲的宣教士戴德生（Hudson Taylor），他面容消瘦，目光如炬。他的目的地是一個剛剛進入西方福音機構視野的國家：中國；當時只有幾十名宣教士常駐在那裡。然而，半個世紀后，戴德生在中國去世之時，隨着每年有數千人自願到中國服事，中國被視為最適合撒種和最有挑戰的宣教禾場。

激進的宣教士

戴德生的父母是戴雅各（James Taylor）和賀美雅（Amelia Taylor）。這對虔誠愛主的衛理公會夫婦對遠東地區未得之民有火熱的負擔，他們曾為他們的新生兒禱告說：“主啊，願你賜給我們的兒子將來為袮到中國服事。” 隨之數年後的一天，十幾歲的戴德生在一次迫切的祈禱中，躺在地上，經歷了一次屬靈上的重生。他後來說:“我在上帝面前有說不出的敬畏和說不出的喜悅。”在接下來的幾年裡，他拚命地預備自己：學習醫學的基本知識，學習普通話，全副精力更深入地讀經祈禱。

他的船抵達上海港口，這是第一次鴉片戰爭后中國與英國人簽訂的條款里被迫向外國人開放的五個 “通商口岸”之一。上岸后，戴德生立即做出了一個激進的決定（至少對當時的新教徒宣教士來說）：他決定穿上中國人穿的大褂，留起長辮子（像中國男人那樣）。他的新教徒同道們則反應不一，要麼是難以置信，要麼是頗有微詞。

但對於戴德生來說，他對當時大多數宣教士是不滿意的。他認為那些宣教士過於“屬世界”，花了大量的時間在需要他們做翻譯的英國商人和外交官身上。而戴德生則希望將基督教信仰帶到中國內陸。因此，在剛到達中國的幾個月，語言還不熟悉時，戴德生和艾約瑟（Joseph Edkins）一起出發到內地，從內地航行到長江下游的黃浦江，分發中文《聖經》和福音單張。

1857年，曾一度差派支持戴德生的中國傳教會（Chinese Evangleization Society）宣布無力繼續支持宣教士。這直接導致戴德生從中國傳教會退出，他決定成為一名獨立的宣教士，單單仰望上帝的供應。同年，他與瑪麗亞·戴爾（Maria Dyer）結婚。瑪麗亞是一位常駐中國的宣教士的女兒。婚後，戴德生繼續全身心地投入工作，他在寧波的小教會增長到21名成員。但到了1861年，他得了重病（可能是肝炎），被迫返回英國養病。

在英國，停不下來的的戴德生繼續將《聖經》翻譯成中文（這是他在中國就開始做的工作），同時學習成為一名助產士，並招募更多宣教士。令他作難的是英國基督徒對中國並沒有特別的興趣，於是他寫了《中國的屬靈需要的呼聲》這篇文章。在其中一段話中，他指責道：“難道英國全部的基督徒要看着眾多中國人走向毀滅而袖手旁觀嗎？你們難道要自己獨佔豐富的福音信息而任憑他們因為缺乏福音的傳入走向滅亡嗎？”

時間軸
1780年	德國基督教協會成立
1813年	俄羅斯聖經協會成立
1818年	衛理公會開始
1832年	戴德生出生
1905年	戴德生去世
1914年	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

之後戴德生確信他需要成立一個特殊的差會向中國內陸傳福音。他首先制定了招募24名宣教士的計劃，即為中國11個未得之地的省份，每個省份分配兩名宣教士，為蒙古分配兩名宣教士。這是一個有遠見的計劃，讓資深的招募者也目瞪口呆。因為按這個計劃，去中國的宣教士總人數要增長四分之一。

戴德生本人也不是毫無懷疑的：他擔心的是將弟兄姊妹送入內陸，卻全無人身保護；但同時，他為數百萬沒有福音盼望將要死去的中國人感到傷心絕望。1865年，他在日記中寫道：“有兩三個月，激烈的衝突……我以為我會喪失理智。” 於是一位朋友邀請他到英國南岸的布萊頓去短暫休息。戴德生在海邊散步，心裡的陰霾才得以消除。

“在那兒（布萊頓），主征服了我的不信，我把自己全然交託給了他，讓他來做這項工作。我禱告說，所有問題和後果都必須由主來承擔；作為他的僕人，我要做的是順服和跟隨。”

他成立的新的宣教組織被稱為“中國內地會”（CIM）。中國內地會的特殊性包括：其宣教士將完全沒有工資保證，也不能募款；他們必須唯獨仰望上帝的供應；此外，其宣教士必須穿中國服裝，誓要將福音傳到中國內陸。

在戴德生事工取得突破的那年，戴德生和他的夫人，及四個孩子，並16名年輕的宣教士從倫敦啟程，與戴德生已經帶領在中國宣教的其他五名傳教士會合。

內部憂慮

戴德生繼續對自己和內地會的宣教士提出了嚴格要求（他剛回到中國時每天要看200多個病人）。但引起了其中有些人的不服，比如倪來義（Lewis Nicol）指責戴德生並說他必須停止他的獨斷專行。於是戴德生不得不將倪來義從內地會中除名，隨後幾名內地會的成員或因此事，或因其他衝突而離開內地會，加入其他差會。但在1876年，共有52名宣教士的中國內地會，仍占所有中國宣教士的五分之一。

由於認識到仍有眾多的中國人需要福音，戴德生制定了另一項激進的政策：他將未婚姐妹送入內陸宣教，此舉受到許多有經驗的老宣教士批評。但戴德生的冒險精神並沒有邊界。1881年，他禱告請求神在三年內再呼召70名宣教士，他最後收了76名。1886年底，戴德生向主祈求在一年內再招100名宣教士；到1887年11月，他宣布有102名候選人加入內地會服事。

戴德生的的領導風格和過高的要求導致中國內地會的倫敦和中國理事會之間產生了巨大的分歧。倫敦方面認為他獨斷專行；而戴德生的回應是，他只是在儘力做到最好，精益求精，也要求其他人拿出同樣的委身精神出來。他寫道“任何愛安逸的男人或者女人都不能為基督贏得的中國……只有立志永遠都把耶穌、中國和靈魂放在第一位，甚至高於自己生命的人，才是我們需要的。”

戴德生殫精竭慮的服事，無論是在中國還是在國外（如在英國、美國和加拿大演講招募）從未停止。儘管他健康狀況不佳，並有抑鬱症發作，他仍然堅持工作。

（到1900年，戴德生的身體和精神全線崩潰，不堪重負。他的家人也為他的異象付上了沉重的代價。他的妻子瑪麗亞在33歲時就去世了，他們的八個孩子中有四個在10歲前就夭折了。（戴德生最後與內地會的一名宣教士，福珍妮[Jennie Faulding]結婚。）

因着戴德生的工作態度和對神的絕對信任（儘管他從不募款，但內地會卻發展壯大了），他激勵了數以千計的基督徒放棄西方的安逸生活，把福音的信息帶到陌生而廣袤的中國內陸。雖然在中國的宣教工作因1949年共產黨接管中國執政而中斷，但內地會仍以海外基督使團的名義延續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