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教會辦學之路

回顧歷史，教會辦學跟宣教使命和社會處境密不可分。面對今日的挑戰，教會該如何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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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在香港辦學的歷史悠久，香港人在求學時期或多或少也經歷過天主教或基督教教育。根據資料，現時香港的中小學及幼稚園大約有五成是天主教和基督教學校。不過，香港的教育界正經歷許多巨大的改變。在2023年，香港已有五間小學因收生不足的問題而不獲政府資助開辦小學一年級，當中有四間具有教會背景；之後更連續有幾所學校宣佈停辦或合併。還有近年課程的更改、國民教育的落實、香港青少年自殺率創新高等因素的影響……究竟香港教會辦學的歷史任務又走到了什麼樣的境況？我們知道教會辦學跟宣教使命和社會處境是密不可分，就讓我們回顧一下香港教會的辦學歷史，或許能夠從中得著啟迪，從而面對今日的挑戰。

1841年1月26日，英軍在當時只有大約四千居民的香港舉行升旗禮，標誌著為期一百五十多年英國殖民地歷史的開始。在開埠初期，大量西方基督教傳教士進入香港，不少視香港為拓展中國事工的基地，而他們辦學的目的是為了栽培華人宣教士進入內地宣教。問題是願意接受訓練的人數偏少，而他們也不具備基本教育水平，因此傳教士要從初級教育辦起；可是最終成為宣教士的華人也是寥寥可數。辦學的另一個目的是接觸華人群體，當時大部份的差會也曾辦過小規模的學校。不過由於當時的香港本身居民少、流動人口高，來港者大都暫居後再轉往內地或其他地方，所以建立華人教會十分困難。天主教會則在開埠不久便在港設立傳教區，其辦學首要的目的是為了照顧和牧養歐洲藉信徒及子弟。對於殖民地政府而言，教會辦學沒有什麼壞處，它亦樂見其成。

隨著十九世紀五十年代中國發生太平天國運動等事件造成動盪，從內地來香港定居的人數開始增多，建立華人教會變得可行；同時香港作為貿易港口，殖民地政府看見有需要培育更多懂英語的華人來幫助地方發展，故開始推行教育改革和正式資助機構進行教育。不過，當時政府希望推行脫離宗教的世俗化教育，教會曾因此拒絕參與資助計劃；及後的折衷方案容許學校教授宗教内容，教會才紛紛開始接受資助，開辦大量學校提供基本教育。十九世紀末，教會學校數目已差不多有一百間。

到了二十世紀初，滿清政府廢除科舉制度，辦西式教育成為了趨勢。教會此時把重心放在建立英文中學，一來讓基督教子弟完成初級教育後可繼續升學，二來對教會長線發展亦有益處；不少今天香港人熟悉的傳統學校就是在這段時間內開辦，如聖士提反書院和英華女學校等。當時政府亦對這些學校給予大幅補助。在這個時期，教會也以自身資源開展了其他非政府補助的教育事工，包括識字班、平民夜校、工讀學校（即職業訓練學校）以及供殘障人士就讀的學校。這大概是二戰前教會辦學的境況。

二戰後，國共內戰及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使大量内地難民湧入香港，香港人口從1945年重光後的六十多萬急升至1950年後的二百多萬。同時，由於中共建國後的政策不再容許傳教士繼續活動，所以在內地發展的差會和教會也全師撤至香港，讓香港的信徒、機構及神學院數目大增，而學者一般認為這是香港基督教歷史的分水嶺。

人口劇增帶來不少社會需要；在教育方面，當時數以萬計的適齡學童等待入學，故此殖民地政府鼓勵辦學團體開辦更多學校來應付需求。教會亦順勢響應，於五十至七十年代間興辦了多間中小學，並推動中文專上學院的建設。此外，教會也幫助民眾解決食物和住屋等基本問題，開辦了各種形式的社會服務。在這段期間，基督教和天主教在香港教育及社會福利發展方面均扮演了重要的角色。香港此時經濟亦開始急速發展，在二十多年間演變成一個繁榮的國際商業都市。

九七年香港回歸中國後，特區政府進行多次的教育改革，如教學語言政策和教師能力評核等，引來社會廣泛爭議；而多年來教會與政府的合作夥伴關係亦出現了變化。特區政府以《2004年教育（修訂）條例》（俗稱《校本條例》）要求學校成立法團校董會，除了大大增加學校和教會要承受的法律風險外，教會亦憂慮此舉變相削弱了辦學團體的自主權，有可能無法按信仰價值辦學。天主教香港教區更因此與政府有長達六年的訴訟，但最終敗訴。

已故的袁天佑牧師當年曾寫道：「教會有她的辦學理念。假若教會未能按她的理念辦學，那麼教會為何要成為政府的承辦商？當然教會也當反思，在過去的時間，教會有沒有好好的實踐她的辦學理念。教會不辦理學校，對教會而言，並沒有損失。社會上不乏熱心教育的人士，政府也會繼續承擔教育，兒童及青少年決不會因此失去接受教育的機會。問題只是從此以後，教育失去其多元化，也可能失去那份重視生命和公義的教育意念。」

隨著2010年後的幾次大型社會運動和國安法的實施，香港教育界面臨前所未有的轉變。政府把學生積極參與社會運動的問題歸咎於學校和課程，故此把中學的通識教育科改頭換面，而小學的常識科也將被中華文化作主軸的人文科目取代。有教師因被指宣揚“港獨”而被除牌，歷史最悠久的教師工會（教育專業人員協會）亦於2021年因政治環境而自行解散。加上移民潮讓師生人數減少，辦學團體要思考如何營運下去已經不容易，疫情後還要面對追趕成績的壓力，無疑令學校百上加斤；信徒群體應如何應對？

從歷史可見，教會辦學的目的和策略不斷因處境而改變，過往亦因種種因素發展出跟政府合作的模式，培育了一代又一代的香港人。不過，香港的社會環境屢屢因中國及世界政局急劇變遷，教會跟政府的關係也今非昔比，我們必須認清這些事實。教會發展辦學至今日的規模，早已接受政府補助制度的限制，也習慣依循地繼續昔日事工；問題是信徒群體在現時的環境下，怎樣繼續持守基督教辦學的理念？信仰價值如何於教育事工中彰顯？

據筆者的觀察，不少信徒和堂會仍傾向安穩，未有積極回應今日的挑戰；只是就今天的處境來說，擁抱所謂的穩定其實只是被動地迎接改變而已。基督徒家長、教師和教會領導層對愛國主義和信仰的關係有沒有充分的思考及了解？辦學團體有否想清楚今天教育制度的利弊、自己的底線、變陣的策略，甚至停辦的可能？或許最值得問的是，在歷史的洪流之中，我們每一個人的內心又究竟是靠什麼得安穩？

不要忘記，辦學是宣教使命的一環；教會不是為了營運學校或延續昔日的光環而營運，而是為了實踐上帝的使命。唯有以上主為時代中的穩妥，我們才能夠得著更新，真正勇敢面對當下處境，同時也不被環境或自己目光所限。如此，穩定不再是唯一選項；我們會願意大膽嘗試、願意在適當時候放手、願意作出改變、願意接受失敗、願意擁抱困難，就如往日來港的宣教士一樣。無論所遭遇的是什麼，跟隨基督的人總能得著力量去作應作的事，為身邊的人帶來盼望和釋放。正當主流論述逐漸淡化教會曾為香港教育作出的貢獻之際，還望這段歷史回顧讓大家看見當日信徒群體的忠心和上主的恩典；面對今天的突變和試煉，這一代的信徒更需抓緊上主，行我們當行的路。

有關香港殖民地時代的辦學歷史部份，本文參考了劉紹麟的《解碼香港基督教與社會脈絡：香港教會與社會宏觀互動》。

Karen Wong，居於香港、喜歡寫作；一名在親職上掙扎、在神學中思考、在福音裏不斷盼望的信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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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lture

敬拜音樂有時是種情緒操控，我們能信任敬拜主領嗎？

Kelsey Kramer Mcginnis

除了聖靈在動工，圍繞著高技術配置的團隊也在動工。

Linda Xu / Unsplash

「再大聲一點！」我的入耳式監聽耳機傳來這樣的聲音。

我站在周圍漆黑的舞台上，照在我身上的聚光燈幾乎刺瞎我的眼睛。這是我第一次在大型地區性的大學生特會上帶領敬拜，音控室一位製作經理提示我把手舉得更高、做更多動作、拍掌拍更多下、跳得更大力，有更多的肢體表現。

我一直都知道特會上的敬拜配置經過精心指導，但這是我第一次看到其中的細枝末節。在某個時間點上，我被要求想像自己的手臂有如泡綿浮力棒，持續性的高高舉著。每首歌皆被評以1到5分的「能量等級」，在敬拜的某些環節上，所有歌都必須是能量等級3分以上的歌。

我記得當時我想著，我是否正在操縱這些觀看、歌唱、或聆聽敬拜的人群？我是否在使用音樂製造觀眾的情緒反應？

簡短的回答是肯定的。敬拜音樂可以調動和操縱情緒，甚至塑造信仰。集體敬拜具有神經反應和生理反應。馬丁·路德（Martin Luther）堅持認為，音樂的感動和操控能力使其成為一種獨特的神聖禮物。路德寫道：「除了上帝的話語，只有音樂才值得被讚頌為人類心靈情感的主人和管理者。……連聖靈也尊音樂為其工作的工具。」

作曲家和敬拜主領運用節奏和動態的變化、調音及不同種類的樂器，使現代敬拜音樂引人入勝、身歷其境，並且——是的，包括感動人心。

身為敬拜者，我們能感受到這一點。有著特別長的間奏的歌曲使人愈發期待接下來的熟悉旋律。或者，在進入副歌的瞬間，所有樂器停止演奏，歌聲清澈地灌入人心。另外，一些歌詞本身也暗示著我們的行為（如「我高舉著雙臂，放下我的意念」）。

關於究竟是什麼賦予現代敬拜音樂具有使人共鳴的特殊性，是個合理且有趣的問題。也許是因為現代敬拜音樂借鑑於世俗情歌及民謠的元素，或如U2及Coldplay等大型搖滾音樂會等級的團隊藝術美學——但目前人們對敬拜音樂具有操縱力的擔憂似乎與音樂風格和品味不太有關，而是與參與製作和表演敬拜音樂的人和其背後的組織、機構有關。

因此，也許我在台上應該問自己的問題不是我的音樂是否具有操縱性，而是我們這些負責敬拜的人是否是值得信賴的牧羊人及神的管家。

集體敬拜邀請我們敞開心扉，接受屬靈上和情感上的引導。這種敞開讓人感到脆弱。隨著敬拜在教會和事工活動中的規模越來越大，越來越多人開始質疑我們是否將我們的情緒交給安全的人引導。

「這正是情緒的棘手之處。[在音樂崇拜中]，人的內心會發生一些自願和非自願性的變化。」在貝勒大學指導教會音樂研究生和研究計畫的民族音樂學家莫妮克·英格爾斯（Monique Ingalls）教授說

敬拜的人有其自主權，他們決定自己在多大程度上接受情感上的引導。即使是最極端例子的音樂渲染也需要聽眾的接受能力。當音樂被用來增加我們對上帝的委身、建立我們的信仰——而不是用來改變或修正我們的某種信念時——這樣的音樂渲染是最有效的。但是，一旦在敬拜中出現信任和認可，就有可能出現危險的、剝削性的情緒操縱。

「敬拜中的情感操縱就像牧羊人把羊領到某些牧場上，但不知道目的是什麼，」《敬拜牧師》（The Worship Pastor）一書的作者扎克·希克斯（Zac Hicks）就「操縱v.s.牧養」這一主題寫道。

希克斯說：「操縱——在最好的情況下是『無目的性的牧羊』或『部分性的牧羊』，從操縱的迷霧中醒來的羊往往首先感到疑惑：『等等，我為什麼會在這裡？』」

希克斯認為，一個深思熟慮的牧羊人不會把群眾的情緒反應——舉手、閉眼或流淚——視為他演出成功的標誌，而是會使用希克斯所形容的「福音的情感輪廓（「上帝的榮耀」、「罪的嚴重性」和「恩典的偉大」）」來塑造音樂敬拜，並避免操縱人的情緒。

然而，當人們開始懷疑敬拜領袖對「福音的情感輪廓」的重視逐漸被其他東西取代時，他們的信任也會開始流失。舞台上的敬拜領袖是否更關心培養自己特定的形象，而非擔任牧養角色？激情萬分的敬拜時刻是否變成募款的序曲？當敬拜者有理由懷疑領導者或機構的意圖時，他們就會害怕被操縱。

「我們很容易將（實際上是）情緒操控的結果誤認為是上帝在我們心裡動工，是吧？」記者兼作家凱爾西·麥金尼在2022年的紀錄片《Hillsong: A Megachurch Exposed》中說道。「你是因為上帝正在你的生命裡做些事而哭，還是因為和弦結構就是為了讓你哭而設計的？」

對和弦結構可能是「為了讓你哭而設計」的質疑，過度簡化了音樂與情感之間的關係。音樂並不僅僅簡單地作用於聽眾；在個體與音樂之間存在一種辯證關係，兩者相互影響、相互回應。

但是，當巨型教會的掌舵人似乎正在利用激動人心的音樂來培養人們的忠誠和委身精神——不僅是對上帝的忠誠和委身精神，還有對其品牌的忠誠和委身精神時，人們害怕自己被「精心製作的音樂」欺哄，誤以為自己有靈命上的經歷，這種恐懼是可以理解的。

近年來困擾著山丘之歌（Hillsong）的醜聞，以及現代敬拜音樂越來越受經濟利益左右的跡象，讓人愈發質疑現代敬拜音樂。各個教會裡使用的敬拜音樂越來越多是來自於一小群數量不多但影響力很大的詩歌創作者和團體，而我們之中多數人卻永遠不會親眼見到他們。

在牧養人們的情感方面，莫妮克教授認為信任和真實性是最重要的——這兩點在名人敬拜歌手與粉絲的關係中很難維持。

「我認為，人們對被操縱的恐懼及『我能信任這個人嗎？』等疑問，與敬拜主領人的『真實性』緊密相連，」莫妮克說。

但對情感操縱的擔憂遠在山丘之歌（Hillsong）和過去20年巨型教會音樂家們出現之前就已存在。1977 年，《今日基督教》便曾有名為《音樂是否應該操縱我們的敬拜？》的封面文章，作者指出一種新的音樂表現——「福音搖滾樂」，以其「強烈的節拍和高昂的情緒」為特徵。

雖然今日的敬拜音樂風格已經改變，但那篇文提供的方向仍與我們息息相關：

如果福音派教會要對變化迅速的音樂呈現形式做出成熟的回應，我們就需要訓練有素、關注此議題的音樂牧師來引導我們避開唯美主義（對美的崇拜）和享樂主義（對愉悅感的崇拜）的陷阱。

我們需要的音樂家首先必須是個傳道人。他們必須了解一般人在靈性、情感和美學方面的需求，並幫助引導教會追求真正的神的話語，並能創意地、真實地、完整地表達自己的信仰。這種事工更著重於訓練參與者，而不是娛樂觀眾。

不完美的媒介，不完美的牧羊人

近代神學家魯益師（C.S.Lewis）雖然不是音樂家，但他相信音樂可以「為與上帝相遇做準備，甚至是一種媒介」，但也要注意，音樂容易讓人分心或成為偶像。

音樂學家約翰·麥金尼斯（John MacInnis）指出，魯益師以聆聽貝多芬和理察·華格納（Richard Wagner）的音樂作為他屬靈經歷的大門。在他歸信基督教後回首往事時，魯益師視他生命中透過音樂感受到的「超越的時刻」為路標，發現是這些音樂時刻讓他的心靈和思想朝著上帝的方向前進。

但魯益師認識到，音樂作為一種敬拜或敬虔靈修的方式並不完美。「音樂的情緒效應可能不僅會分散注意力（對某些人來說，在某些時候），而且會產生錯覺：即在教會裡感受到某些情緒時，人們會誤以為這是屬靈的情緒，而這些情緒卻可能完全是自然的情緒。」

魯益師並不會視他聆聽華格納的《指環》歌劇時產生的情緒為一種敬拜，但他覺得這種體驗為他帶來某種形式的「超越的經歷」，是一種壓倒性的崇高際遇。

泰勒絲（Taylor Swift）演唱會裡的視覺和聽覺盛宴可能會讓聽眾感到熱血沸騰，而這種激情確實超越他們日常的情感範圍。音樂及其情境可以讓我們達到情感能力的巔峰。我們可能被它的美或力量所折服，被它伴隨而來的視覺體驗所折服，也可能被它獨特精確且有力地喚醒的記憶所折服。

也許我們每個人都能像魯益師一樣，在時不時被聖殿外的音樂征服中獲得益處。認識到我們自己能被音樂打動的可能性，或許有助於我們在敬拜中保持情感的敞開。

即使新的神經學研究已進一步探討音樂對大腦的影響，但音樂對情緒的確切作用仍然難以捉摸。對我們多數人而言，在我們對情緒被操縱的恐懼的背後，是我們害怕自己被強迫去做或相信某件事的恐懼。我們害怕我們的情緒只是對音樂而不是對聖靈做出反應，害怕我們所以為的「屬靈經歷」是假的，是由高超的音樂家、製作團隊和精心編排的音樂製造出來的。

「透明度」也許正是對這種擔憂的解藥。若音樂家和敬拜主領更公開地說明他們編排音樂的方式，或選擇某些音樂的目的，也許會有所幫助。敬拜主領可以在一首特別能引人冥想、靈修的歌之前以一些溫暖的詩詞作為開場白，帶領會眾反思ㄧ段相關的經文。在這些時刻認知到現場的情感重量，能顯示出敬拜領袖對自我的察覺和對人們的關懷。

莫妮克建議透過觀察敬拜所結出的果子來評估特定教會或事工的激情音樂敬拜經歷。當我們評估敬拜中產生的情緒時，我們可以問：「經歷這些強烈情緒的敬拜者在敬拜結束後，生命有什麼樣的轉變，會做什麼樣的事？」

如果我們承認，在敬拜的會眾中，我們經歷到的動人的、有時甚至催淚的時刻幾乎總是由上帝和我們周圍的音樂的某種合作帶來的，那我們就可以透過觀察我們自己「身處於什麼樣的牧場」來檢視我們牧人羊所做的工。

「牧羊人為這個牧場帶來什麼樣的事？」莫妮克建議我們這樣問：「他們是否把上帝的平安帶入這個世界？治癒人與上帝、人與人、人與地球之間破碎的關係？」

凱爾西·克萊默·麥金尼斯（Kelsey Kramer McGinnis）是《今日基督教》的敬拜音樂作家。她是一名音樂學家、教育家和作家，研究基督教社群的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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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羅將他最重視的書信交給一名女性

Jennifer Powell McNutt and Amy Beverage Peeler

認識羅馬書的第一位解經者非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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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時，生活中某個平凡的時刻會讓人永久記得。我記得七歲時和媽媽一起出門辦事的情景。我們在銀行停了下來，按照當時的習慣，媽媽稱呼自己為「x太太」（x是爸爸的名字），然後再報上爸爸的全名。「x太太」——爸爸的名字加上「太太」的組合在我聽來很怪，我忍不住笑出聲。「媽媽，那是爸爸的名字耶！」我堅持的說，百思不得其解。「妳有自己的名字！」我還記得她和銀行出納員驚訝地看著我的樣子。我們之間的互動是整個20世紀美國世代觀念轉變的一個縮影。

早在美國文化開始研究如何為女性的名字找到最合適的位置前，聖經就已經走在前面了。事實上，聖經ㄧ直在挑戰其所處時代的文化習俗：在書頁中記錄普通女性的名字。在上帝創造和救贖的宏大敘事裡記錄普通女性的名字，是「聖經文本連貫性」裡最少人提及、但極為值得關注的一部份。

當然，有些女性的故事在聖經中比其他故事更容易理解。在我們的文化背景中，如果沒有新約的專業知識，「非比」（羅16:1-2）這個名字更容易讓人聯想到NBC熱播劇《六人行》中那個可愛、呆萌的金髮音樂家，而不是羅馬書提到的那位女性。但任何一個尋求理解自身信仰的人總會想進一步探究文本。非比是誰？她與這封最具影響力的書信有什麼關係？

最純正的福音

所有的經文都是上帝所默示的，但並不是每一本書卷都能像羅馬書一樣在教會歷史上產生如此大的影響。我們很難量化這封信對教會神學及其領袖結構所帶來的震盪性影響。閱讀羅馬書從來都不是件容易的事。

在基督教歷史上，羅馬書曾改變過一些最重要的教會領袖的生命。當奧古斯丁聽到細微的「拿起來讀」這聲音時，在那個改變他一生的時刻，他打開羅馬書13章13節。羅馬書透過彼得·倫巴德寫的《Four Books of Sentences》塑造整個中世紀的經院哲學，在托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嶄露頭角前，這本書一直是中世紀的神學教科書。

在宗教改革時期，人們對保羅書信的興趣與日俱增，受益於印刷術，光是羅馬書就出版了70多本註釋書。馬丁路德自己生命轉變的經驗發生在讀了羅馬書1:17關於神的義的問題。他在序言中強調羅馬書的重要性：

這封信確實是新約聖經中最重要的作品。它是最純正的福音。它非常值得基督徒不但逐字背誦它，而且每天用它來充實自己，就好像它是每天靈魂的食糧那樣。我們永遠不可能讀這封信讀太多遍，思想它太多遍並足夠理解它。我們越是與它打交道，它就越珍貴，越有味道。⋯⋯它本身就是一盞明燈，幾乎足以照亮整本聖經。

幾個世紀後，約翰·衛斯理（Wesley）於1738年5月24日在奧爾德斯蓋特街聆聽馬丁路德為羅馬書所寫的序言，他的心「奇異地溫暖了」，他的信仰也發生了轉變。再往後，瑞士神學家卡爾·巴特（Karl Barth）從新教自由派轉向「聖經裡的奇異新世界」後，在《羅馬書釋義》（Römerbrief）一書裡簡述自己的轉變，這本書也被譽為「神學家操場上的一顆重磅炸彈」。

每當人們想到羅馬書，就會想起從奧古斯丁直到巴特以來的教會巨頭。然而，第一位對羅馬書進行解釋和說明的人正是傳送這封信的人，她的名字叫非比。

開拓羅馬道路

在新約聖經裡，只有兩節經文提到這位保羅委以重任的女性，但保羅透過這一節經文留下對初代基督徒群體的深刻洞察。

在這封十分有份量的神學書信結尾處，保羅的語氣變得無比私人。他提到29個人，問候了其中28名，並推薦其中的一位：非比。向別人推薦某人就是為他擔保，與他站在一起，證明他值得信賴。而保羅以他使徒的身份推薦非比。

從保羅說的話來看，她似乎已證明自己配得上保羅的讚揚。她是基督的跟隨者（保羅稱她為「我們的姊妹」），是「在主裡」的一員，值得以聖徒的身份被人接待。保羅用兩個具體的稱號來形容她：diakonos和prostatis。

這兩個稱號是什麼意思？非比的角色是什麼？

第一個字diakonos是希臘文僕人一詞的陽性形式，我們的英文單字deacon（執事）就是從這個字而來，這表明她經常幫助他人，如同耶穌的教導（馬可福音9:35；10:43）及祂親自實踐的（羅馬書15:8）。這也可能表明，她在哥林多以東幾英里的港口城市堅革良（Cenchreae）教會擔任執事。保羅在提摩太前書中描述擔任這一重要職位的資格時，也是用這個字（提前3:8-13）。無論英文聖經翻譯使用的是「僕人」或「執事」，唯一不符合新約聖經的翻譯就是「女執事」。在聖經文獻中不存在女性化的性格特徵或職位形式。有些後來的教會認為女執事的角色從屬於男執事，這在聖經裡是找不到依據的。所有的僕人或執事，無論男女，都平等地跟隨耶穌的腳步，耶穌就是來服事所有人的。

第二個字prostatis在整本新約裡只有出現在羅馬書，但在希臘羅馬世界卻廣為人知。在舊約的希臘文譯本中，這個字可以表示領袖。然而，保羅說非比是他的prostatis，而保羅通常堅定表示自己在「神的帶領下」與他人共同領導。使用這個字的基本意思可能是說，非比幫助了別人，但多數人認為保羅確實是按照他那個時代世俗文本裡常用的方式來使用這個詞的：她是個恩人，一個使用自己的財富和社會影響力為他人說話的人。

這一切都引出另一個問題：非比在羅馬具體扮演什麼角色？

解經家普遍認為，保羅把非比放在名單的第一位，是介紹非比是這封信的攜帶者。雖然在我們的現代文化裡，我們會感謝郵局員工的辛勞，但我們並不需要了解他們的背景，以確認我們可以信任他們帶過來的信件。保羅用好幾句話來描述非比，並用了幾個強調性的短語來告誡在羅馬的基督徒要善待她，這表明她不僅僅是個傳送信件的郵遞員。她將在他們如何理解這封信的過程扮演一定的角色，因此保羅希望他們信任她。

由新約學者賴特（N. T. Wright）推廣的一種觀點認為，身為送信者，非比也會宣讀這封信。他說：「通常是由送信人向收信人宣讀並解釋信的內容。」

彼得·海德（Peter Head）等學者對賴特結論的第一部分提出質疑。海德在分析古代書信時指出，幾乎沒有證據顯示送信人是書信的宣讀人。相反的，收信群體的成員會大聲朗讀信件。

這是否讓非比重新成為一個沉默的助手？

完全不會。海德承認，即使她不宣讀這封信，她「也會在解釋羅馬書的內容方面發揮作用。」身為保羅的代表，她會在場回答有關羅馬書的問題。數年之間，人們對這封信會提出一些問題，可以這麼說，非比是第一個回答這些問題的人。

對描述非比的詞彙的不確定性不應掩蓋對她角色的共識。爭論非比在教會內擔任什麼樣的職務會分散我們對這些經文裡更有意義的現實的注意力：保羅信任非比能為他解釋羅馬書的內容。如果我們不承認非比在此處扮演的角色的重要性，我們會錯過什麼呢？

從羅馬到宗教改革

雖然保羅將非比的名字與「僕人」（diakonos）的陽性形式搭配，但在教會傳統裡，這個詞很快就被女性化為「女執事」。重要的是，金口約翰（John Chrysostom）和教父俄利根（Origen）都解釋羅馬書裡提到非比是女性被按立為教會執事這一特殊職位的證據。

女性執事職位在不同程度上一直存在於教會職位中，直到六世紀。聖拉德貢德（Radegunde）在六世紀在法蘭克人中為基督教的擴展做出貢獻，她是最後一批由主教按立的著名女執事之一。在中世紀時期，執事職位被歸入羅馬天主教（男性）神職人員的按立程序中，進一步失去其獨特性。

到了宗教改革時期，非比的地位再次被凸顯，部分原因是羅馬書得到聖經釋經學者過多的關注。此外，教會傳統裡，傳道人逐節闡釋經文（稱為lectio continua）的做法肯定會讓她直接出現在大家視野。最終，約翰·加爾文（John Calvin）的日內瓦教會在各種新教傳統裡率先恢復女性執事的職位。

根據加爾文的《基督教要義》，教會的四重職務——牧師、長老、執事、醫生——代表加爾文的教會學（ecclesiology）裡的支柱，在執事的範圍內，女性並沒有被排除在行列外。身為「基層教會傳道人員」，執事有別於長老。此外，加爾文也從羅馬書12:8汲取靈感，將執事分為兩種不同的角色：施捨窮人，和照顧窮人和病人。加爾文根據他對提摩太前書5:9-10這段經文的解讀，將第二個角色歸結為寡婦的工作，而這段經文在羅馬天主教傳統裡，是修道院誓言的基礎。在日內瓦市探索如何照顧從歐洲各地（尤其是法國）途經該市的成千上萬宗教難民時，設立向女性開放的執事職位，為該市提供了很好的服務。

在加爾文的領導下，宗教改革涉及明確各種領袖的責任，將他們與政治統治者區分開來，因此，執事職位是一個教會職位，加爾文認為其中應包含女性。儘管女性執事並不局限於日內瓦，但正如埃爾斯·麥基（Elsie McKee）的著作所指出的，「加爾文改革宗下的執事制度，是新教或再洗禮派教會體制裡，唯一在女性事奉者（於從屬的）的職位上包含教導的職責（如果不是經常實踐的話）的制度」。因此，加爾文帶領的日內瓦教會是「認真看待非比」的榜樣及例外。

非比的重要性在法國改革宗聖經中得到進一步的強調。新約聖經每封信的結尾都印有被稱為「colophons」的部分，提供關於每封書信的作者和地理位置的資訊。從 16世紀到18世紀，非比與羅馬書的特殊關係在colophons裡被描述為教會的送信人、僕人或女執事。在改革宗新約書信的colophons傳統裡，她是唯一一個以這種方式被人紀念的女性。（編按：colophons在此可以理解為書信介紹。）

傳承

儘管今日的學術界對非比的重要性仍存在爭議，但對非比身為送信人的角色達成的共識讓人以無法忽視的方式使問題變得更加清晰。首先，如「保羅禁止所有女性參與釋經學和神學討論，甚至教導的角色」之類的結論被排除了。雖然這在神學不同的教會和機構中有不同的表現形式，但非比的故事不會讓任何努力在歷史背景中理解聖經的基督徒認為，身為女性就沒有資格進入神學領域。如果保羅沒有貶低女性談論最複雜的神學文獻的能力，我們也不該這樣做。

非比的名字和她身為福音傳遞者的角色再次提醒今日的教會，聖經如何強調女性同樣是上帝透過祂的兒子耶穌基督實踐的救贖計劃中不可或缺的忠心貢獻者。當保羅將非比介紹給羅馬教會並鼓勵那裡的基督徒榮耀地接待她時，他也是在向我們介紹她。我們同樣被要求歡迎她帶來的一切。正如加爾文所寫的，「基督的僕人若不向她表示尊敬和親切，是不恰當的。既然我們應以愛包容基督的所有肢體，我們當然也應敬重——尤其是愛和尊敬在教會任職的人。」

此外，透過委託非比來傳達這封信的內容，保羅開創了ㄧ個先例，今日我們每次聆聽經文的誦讀和解釋時，都遵循著這個先例（無論我們是否意識到這一點）。我們透過他人的聲音聽到上帝的話語，就像非比向羅馬教會講述和解釋保羅的話語一樣。任何拿起羅馬書並與他人分享的人都是走在第一位解經者——非比的腳步後。

保羅想在羅馬書中傳達什麼樣的信息？在這封信中，他的目的是回應當地教會的問題，並解決他自己的問題，但他以同樣肯定的答案來回應這兩個問題——關於他們所面對的猶太人和外邦人共處的挑戰，以及保羅自身忠心傳揚福音時的挑戰：上帝是值得信賴的。

羅馬書以其崇高的屬靈真理而聞名：上帝在罪的問題、死亡的威脅以及所有人的終極救贖方面都是值得信賴的。既然這是真理，保羅在羅馬書中也論證，在分裂和焦慮等較平凡的現實問題上，上帝也是值得信賴的。羅馬書的訊息就是，我們可以信靠上帝來處理這一切。

這一訊息在傳遞它的使者身上得到共鳴。因為上帝是可信賴的，保羅可以信任一個令人驚訝的人，讓她來傳遞這個最有影響力的信息。他既沒有為她爭辯，也沒有為她的能力或智慧辯護。他對她的介紹簡潔有力，無需特別懇求。保羅信任她，因為她信靠上帝，這就夠了。當我們每個人——無論我們是誰——都信靠可靠的上帝時，我們就能像非比一樣把這個信息傳遞出去。

事實是，每個信仰基督的人都有責任將這個好消息傳遞下去。藉著這行動，身為所有基督徒的祭司，我們活出在基督的身體中，靠著永生上帝的大能，跨越時空彼此連結的意義。我們的女兒和兒子都應得到充分的裝備，以了解蘊藏在他們心中的盼望，因為上帝將派他們以福音傳遞者的身份走向世界，人們將向他們詢問關於我們神聖的經文的迫切問題。

當我們傳遞福音時，我們不僅繼承馬太、馬可、路加和約翰等作家的屬靈遺產，我們也在繼承抹大拉的馬利亞傳給樓上房間的人、百基拉傳給亞波羅、非比傳給羅馬教會的屬靈遺產。

我們同是使徒線上的信差，這條線追溯至上帝啟示的恩賜，也正是我們見證耶穌基督的死與復活所帶來的盼望的基礎。

珍妮佛·鮑威爾·麥克納特（Jennifer Powell McNutt）是惠頓學院聖經和神學研究富蘭克林·S·戴恩斯講座教授、伊利諾伊州格倫艾林第一長老會教區助理以及麥克納特謝爾牧師公司的共同創辦人。

艾米·貝弗里·皮勒（Amy Beverage Peeler）是惠頓學院新約副教授和伊利諾伊州日內瓦聖馬克教會副主任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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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禱告並不真的是與神「對話」

Rodney Reeves

即使在新約聖經中，與上帝的對話多數也是單方面的。但祂確實會回應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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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沒在聽我說的話！」

我和女兒艾瑪在談論一個敏感的話題：上帝為什麼命令以色列人殺死他們的迦南地敵人。

「別說我沒有在聽，老爸。我在聽。但你一直在重複同樣的話，我不懂你在說什麼。」

她說得沒錯。我曾以為我只需要一種簡單的溝通模式就夠了。這是我在大學主修演講學時學到的，這種溝通模式運作的邏輯是：

• 我（訊息傳遞者）有個想法（希臘人稱之為logos）;

• 我用文字（rhemata）來表達我的想法；

• 你（接收者）聽到我的話（rhemata），於是有了和我一樣的想法（logos）。

但是「對話」並不是這樣進行的。一段對話不能簡化為傳遞者向接收者傳遞想法。有太多的變因會造成干擾：發音不準確、語言之外的溝通（例如肢體語言）、環境噪音、個人經驗、文化差異。簡單地重複同樣的話、並認為你們之間的誤解全是接收者的錯，是一種不成熟的溝通模式。這會讓對話令人沮喪。

這一切引起我對禱告的思考。許多福音派基督徒形容禱告是「與上帝對話」。真的是這樣嗎？

老實說，我的禱告多數是種獨白。我告訴上帝我在想什麼，然後我的禱告就結束了。這種溝通是單向的。多數的時候，我也不會開口講出我的禱詞，只是在腦中默默地說。當然，這對上帝來說不是問題。祂已經知道我在想什麼（詩篇139:4）。如果上帝能讀我的心思意念，我就不用擔心祂會誤解我。

但是，如果聖經裡這位自我啟示的上帝是個傳遞者，而不僅僅是個「接收者」，那麼，祂是如何「回話」的呢？有人說祂把想法放在我們腦海裡。還有人說，祂把我們的注意力引向經文的某些部分，然後在那裡更直接地與我們溝通。雖然上帝確實有可能透過這些方式與我們溝通，但這並不是祂在新約聖經中的做法。

上帝的言語溝通

聖經並沒有使用「對話」之類的詞彙來形容禱告。事實上，聖經最常描述禱告為讚美、哀嘆、感恩、懺悔和祈求──這都是單方面的行動。

但禱告並非總是單向的溝通。在耶穌禱告求天父榮耀祂自己的名後，有「聲音從天上來」，說：「我已經榮耀了我的名，還要再榮耀（約翰福音12:28）。」人群中有人說這個聲音是打雷了，也有人說是天使的聲音（第29 節）。耶穌沒有明確指出上帝是聲音的來源，只是稱之為「這聲音」（第30節）。但在其它時候，天上的聲音被解釋為直接來自上帝（馬太福音3:17；17:5；啟示錄4:1）。

當保羅禱告求上帝挪去他肉體上的刺時，主對他說：「我的恩典夠你用的，因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軟弱上顯得完全（林後12:8-9）。」至於保羅是聽到上帝說話的聲音、或是在靈裡或頭腦裡感知到上帝的回應，我們並不知道。但上帝確實有可能用言語對他說話，畢竟，保羅在通往大馬士革的路上曾聽到天上有聲音對他說話（使徒行傳9:3-6）。而在新約裡所有上帝回話的例子裡，保羅在耶路撒冷的經歷最接近「對話式」的禱告（使徒行傳22:17-22）。當時保羅正在禱告，然後耶穌命令他逃離耶路撒冷，以躲避迫害。保羅基本上是這樣回應的：「離開耶路撒冷是不夠的。整個地區會堂裡的人都會認出我。」耶穌回答：「去吧！我要差遣你到遙遠的外邦人那裡。」

然而，在新約聖經中，這樣對話式禱告的例子並不多——即使對耶穌和保羅也是如此。

在新約聖經裡，在禱告時轉向經文的例子就更少了。但是，這並不表示初代基督徒的禱告沒有受到經文的影響。

在猶太最高法院逮捕、審問並釋放彼得和約翰後，他們的會友一同高聲禱告，並引用詩篇與神說話（使徒行傳4:23-30）。但路加在這裡描述的場景與現代人常見的做法不同──現代人會打開聖經向神禱告，並且透過翻閱經文來聆聽神的回應。

在新約時代，多數的人身上都沒有聖經。人們必須參加猶太會堂或到聖殿去聆聽經文或閱讀經文。參與敬拜的人不只聆聽經文，還會默背經文、吟唱詩篇。透過這些作為，上帝的話語牢牢的刻在他們的心版上。這也是為什麼初代基督徒禱告時能背誦聖經裡的一些篇章。對他們來說，聖經經文與其說是上帝對他們當下請求的具體回答，不如說是能輔助他們向上帝傾訴心意的工具。

這對今天的我們來說也是一樣。最近有一次，我在我女兒格蕾絲進行例行性外科手術的過程中禱告時，想起一首受經文啟發而寫的詩歌歌詞：「主啊，祢比銀子貴重。主啊，祢比金子貴重。主啊，祢比鑽石更美麗，我所求的都比不上祢。」這種禱告的感覺就好像聖靈親自「說智慧的話」，使我的心轉向祂，並安慰我（箴言3:14-15 ）。

言語之外的回應

如果我們想了解禱告在多大程度上是種對話，我們必須思考聖靈的作為。正如保羅所說：「我們本不曉得當怎樣禱告，只是聖靈親自用說不出來的嘆息替我們禱告（羅馬書8:26）。」

在現今社會裡，我們也有類似的溝通方式：人們常會用「我無法用言語形容……」來回應悲劇性的消息。有時，非言語的溝通最能反映其力量。例如，嬰兒夭折的母親或在車禍中失去孩子的父親的哀鳴聲。如果你曾在類似的情況下試圖安慰你所愛的人，就會發現言語往往會帶來更多的痛苦。非言語的溝通──擁抱、親自的陪伴──才能真正安慰他人。

就像我們有時不知道如何回應他人一樣，我們也不總是知道如何禱告。有時，當我沒有精力或信心禱告時，我所能做的便是哀鳴，因為我知道上帝理解我的沮喪和痛苦。保羅說，像這樣來到上帝面前的哀鳴，是聖靈在我們心裡激發的禱詞。因此，禱告並不受到「可理解的人類語言」的限制。上帝不僅理解我們的心意，也使我們能與祂進行非語言的溝通。

也許這就是上帝最常與我們溝通的方式。

蒙應允的禱告──當事情照著我們的請求實現時──也是一種非言語的溝通方式。懇求式的禱告假定上帝聆聽我們的懇求，並會相應地回應我們的需求。祂也許不會回話，但祂總會有所回應。

新約裡充滿上帝與我們非語言性溝通的例子。當十一個使徒問上帝誰該接替猶大的位置時，他們抽籤抽到馬提亞（使徒行傳1:24-26)。當初代教會向上帝求能有勇氣面對逼迫時，上帝震動了他們的聚會場所，並用聖靈重新充滿他們（使徒行傳4:29-31）。神也透過差派天使為門徒帶來指示、應許他們將會有屬靈恩賜（路1:11-17；使徒行傳10:1-8）來回應他們的禱告。

如果我們視禱告為一種口頭式的對話，我們無疑會失望。如果我們意識到上帝會以非語言的方式回應我們，我們就會開始以新的方式看見祂的愛和信實。但即便如此，我們也經常誤解祂非言語式的回應。上帝說祂愛我們，但我們並不總是能感受到祂的愛。許多人禱告「我們日用的飲食，今日賜給我們」，但仍然挨餓。耶穌宣講「神的國近了（馬可福音1:15）」，但公義在哪裡？當耶穌在十字架上呼喊「我的神，我的神，為什麼離棄我？（馬可福音15:34）」時，天上沒有聲音回應。天空變暗，大地震動。上帝似乎發怒了。

而上帝對以上這些問題的神聖回應──祂對邪惡、不公義、罪惡和死亡的終極回應，也就是上帝非言語溝通的象徵──正是復活的基督。

保羅說：「神已經叫主復活，也要用自己的能力叫我們復活（林前6:14）。」我們可能會受到誘惑，認為邪惡、苦難和死亡意味著上帝的沉默。但這些只是環境噪音，終有一天它們會被徹底消除。上帝擁有最後的話語權——當祂領我們從死裡復活時，當我們的生命成為祂對禱告的回應時。

在此之前，讓我們不斷地禱告：「主啊，我願祢來！（林前16:22；啟示錄22:20）。」上帝理解我們的困境，祂永遠不會厭倦與我們溝通（路加福音18:1-5），因為是祂首先開始這場對話的（約翰福音1:1-14）。

裡維斯（Rodney Reeves）是西南浸信會大學庫爾茲雷德福神學與事工學院院長、聖經研究教授，著有《保羅的靈性：模仿基督的使徒》一書。

翻譯：Jane / 校編：Yiting Ts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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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lture

基督教「中國化」並非本土化而是政治化

楊鳳崗

宗教中國化的主要目的不是文化上的同化，而是政治上的馴化。但我對家庭教會的未來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有信心。

Illustration by Christianity Today / Source Images: WikiMedia Commons

對中國的基督徒來說，12月是最具挑戰性但也最有盼望的一個月。

2023年聖誕節前，第十一屆中國基督教全國代表會議在北京召開。這個五年一度的大會選出官方認可的中國基督教三自愛國運動委員會和名義上的中國基督教協會的新領導人。中共最高政治顧問和政治局常委王滬寧要求這些組織嚴格監督教會，確保它們堅定不移地忠於中國共產黨。

在中國共產黨的指示下，中國基督教全國代表會議通過一項新的五年計劃（《深入推進我國基督教中國化五年工作規劃綱要（2023—2027年）》），重點是「堅持我國基督教中國化方向，把基督教中國化做深做細做實，辦好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的中國教會。」同時，中國政府設立的全新且全面性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愛國主義教育法》於2024年1月1日開始施行，其中第二十二條針對宗教團體明確規定：「國家鼓勵並支持宗教團體、宗教院校、宗教活動場所進行愛國主義教育，增強宗教教職員和信教群眾的國家意識、公民意識、法治意識和愛國情感，引導宗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

教會繼續面臨逼迫

去年整個12月份，中國當局再次竭力遏制和打擊教會內外的聖誕慶祝活動，禁止學生和其他人參加聖誕活動，並拘留一些家庭教會領袖，阻止他們組織聚會。

然而，多數教會，包括官方認可的教會和未註冊的家庭教會，仍舉行平安夜和聖誕節的崇拜。北京錫安教會和其他家庭教會在Zoom和其他平台上舉辦的線上佈道音樂會有相當高的藝術水準。基督徒們在社群媒體上謹慎地分享：儘管目前中國教會正處於「嚴冬」，仍然有許多新的信徒接受洗禮。

這場「寒冬」始於五年多前。2018年12月，中國政府官員和警察關閉了成都的秋雨聖約教會，拘留幾位教會領袖，一年後又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和「非法經營罪」判處該教會牧師王怡九年有期徒刑。這次鎮壓是根據新的宗教政策開展的剷除「家庭教會」的計畫的一部分。

這項政策於2017年推出，正式名稱為「中國化」，是習近平執政時期的特色政策，有別於其前任的「相互適應」與「和諧社會」理念。西方媒體和學術界通常將這個術語翻譯為「Sinicization（漢化）」，但這個翻譯帶有解釋性，既不精確且有誤導性。「漢化」的意思是與華人文化認同，特別是與中國本土漢族多數人的語言、習俗、規範和民族認同趨同。然而，習近平的「中國化」的主要目標不是文化上的同化，而是政治上的馴化——即確保宗教對中國共產黨建立的國家的服從。

正如孔子所說，「名不正則言不順」。因此，我建議用更直白的英文翻譯——「Chinafication」——來形容當前的「中國化」宗教政策。有些學者已經開始用「Chinafication」來形容中國在國際金融和市場領域的影響力，或是一種涵蓋「政府大力介入」的發展思維。簡而言之，「中國化」是習近平領導下的官方宗教政策，其主旨是確保宗教服從黨國的領導。

中國今日的政教關係

許多西方人可能不知道，在中國共產黨的政治體制中，黨的政策高於國家法律，凌駕於憲法之上。「中國化」政策導致國家頒布一系列行政法規和措施，包括大幅擴增條文後於2018年生效的《宗教事務條例》。

這些規定要求所有教會若不在宗教事務局登記並接受基督教三自愛國運動委員會的監督，就必須解散，而這個「三自」委員會是黨國控制基督新教的延伸機構。

自2018年以來，中國當局已關閉大量拒絕服從的家庭教會聚會點，包括著名的成都秋雨聖約教會、北京錫安教會、廣州榮桂裡教會和廈門巡司頂教會。公然反抗的家庭教會領導人受到人身騷擾、旅行限制、巨額罰款、驅逐住所、刑事拘留和監禁等懲罰。近日還有一位家庭教會牧師被判處長達十四年的有期徒刑。

除了屈服或對抗的選擇，多數家庭教會選擇分成較小的群體謹慎地聚會。自2000年代以來，一些家庭教會試圖在不加入三自愛國運動委員會的情況下，透過向政府登記的方式公開進行宗教活動。如今，他們別無選擇，只能再次回到地下。

「中國化」政策適用於自1979年以來黨國在改革開放時代允許合法運作的五大宗教，包括佛教、道教、伊斯蘭教、天主教和基督教新教。道教是唯一起源於中國並保持著濃厚中華特色的宗教，但它仍必須經歷「中國化」，這就更加清楚地表明，這項政策與其說是「漢化」，不如說主要是為了讓宗教組織服從中共的領導。

在新的「中國化」政策下，宗教場所必須升國旗，張貼「愛黨，愛國，愛宗教」等標語和海報。針對基督教和伊斯蘭教的「中國化」措施則更為極端，政府拆除了許多教堂（包括「三自」系統教會的教堂）和清真寺，並將一些教堂和清真寺改建成中國傳統風格的建築。

除了剷除家庭教會，「中國化」政策主要透過由中共統戰部和國家宗教事務局（後者自2018年起已併入前者）直接控制的宗教協會來實施。2018年，五個宗教協會（佛教、道教、伊斯蘭教、天主教和新教）分別制定落實中國化政策的五年計畫。

基督教兩會（三自愛國委員會和基督教協會）的第一個中國化五年規劃(2017-2022年)包括對基督教領袖和神學院學生進行所謂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教育」，用中國文化術語重新解釋聖經，並準備重新翻譯聖經。兩會組織一系列座談會、講道比賽及徵文比賽，以促進基督教的「中國化」。

自1980年起，「中國化」一詞就已出現在中文文獻中，但其含義已發生變化。它最初被用來區分具有「中國特色」的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與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和史達林的馬克思主義原本思想，並為鄧小平以「建設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名義轉向資本主義的決策辯護。

然而，從改革開放年代延續至今的唯一「中國特色」其實就是中國共產黨不容置疑的執政黨地位。在1980和1990年代的思想解放時期，一些宗教學者也用「中國化」這個詞來描述佛教被中國文化吸納的漫長過程。這些學者論證的一個重點問題是，佛教在宋代（公元960-1279年）及之後完全服從於中國皇權的過程後，是否已失去其宗教使命或特性。

自從1980年代中期開始，中國神學研究院和中國福音會的共同創始人趙天恩（Jonathan Tien-en Chao 1938–2004）博士提出並闡述了「三化異象」：中國福音化，文化基督化，教會國度化。第一化有關中華民族，第二化有關中國文化，第三化有關華人教會。「三化異象」激勵起中國和海外很多基督徒投入福音使命。

然而，基督教在中國的迅速崛起令一些共產黨官員和馬克思主義理論家感到震驚。他們擔心基督教「一教獨大」，正在成為中國唯一的主導宗教，並可能成為共產黨統治的最大威脅，就像太平天國在1850和1860年代為大清帝國統治帶來的威脅一樣。戰鬥的無神論者對宗教事務管理部門的失控進行猛烈的抨擊，也對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中國基督教的學術研究進行嚴厲的批判。

在2012年習近平升任共產黨總書記前後，一些中國宗教研究學者，如北京大學宗教學教授張志剛和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長卓新平，公開呼籲基督教必須「中國化」。

他們認為，基督教的本土化、在地化或處境化都不足以應對中國面臨的嚴峻挑戰，並且已走向錯誤的方向。為了對抗三化異象，他們提出基督教必須「中國化」——即必須被馴化——就像歷史上的佛教那樣。他們建議派遣並且親自率領佛教學者和和尚到基督教神學院和教會去講授佛教「中國化」的歷史和成功經驗。

宗教事務官員熱情地響應這些學者的號召，基督教三自愛國運動委員會領袖也表示接受。經過馬克思主義理論工作者、宗教事務官員和三自教會領導人幾年的實驗和共同努力，2015年習近平首次採納此一口號。在2016年的全國宗教工作會議上，習近平宣稱，所有宗教都必須堅持「中國化」方向。最終，在2017年中共十九大上，習近平把「中國化」確立為他統治下的中國宗教政策的特色。

此後，黨國領導下的各個相關部門和學術界，包括戰鬥的無神論者皆歸隊，共同推行「中國化」。然而，人們對「中國化」的解釋卻不盡相同甚至大相逕庭。在過去五年的政策執行中，強硬派對「馴化」的解讀佔了上風，另一些人則仍側重文化理解。有些學者甚至轉危為機，例如試圖藉機擴大宗教經典研究或多種宗教經典的比較研究。

加州大學聖地牙哥分校的宗教社會學家趙文詞（Richard Madsen）將兩種不同的中國化做出了區分，他認為由信徒「自下而上」的「中國化」過程持續發生著。相較之下，由國家推動的「自上而下」的「中國化」則一直帶有當權者的特定政治議程。如果將後者翻譯為「Chinafication」，相信能減少使用Sinicization一詞所帶來的混淆。

其實，中國的基督徒，無論是官方認可的三自教會，或是地下的家庭教會，都不反對文化意義上的基督教「中國化」或「漢化」(Sinicization)——包括基督教在現代中國於文化上的認同、社會上的本土化和神學上的處境化。

中國的基督徒在有效地使用現代漢語、選擇性地採納和改造傳統習俗、根據基督教重新解釋中國傳統上的靈性術語和觀念等方面已經取得豐碩成果。我近期在《今日基督教》一篇短文裡推薦的五本關於基督教「漢化」的英文書，只是這整個「漢化」過程的紀錄裡的一小部分。事實上，基督教已經如此好地「漢化」，以至於對越來越多的中國人產生吸引力。在未來的幾十年內，中國的基督徒人數可能會超過所有其他國家。

中國家庭教會的未來

自習近平於2022年10月開始第三個任期以來，已經過了一年多。全國性宗教團體最初的五年規劃早已過期。直到2023年12月中下旬，全國各個宗教的工作會議才發布第二套中國化五年規劃。新的基督教規劃開宗明義地承認，上一個五年規劃的實施進展有限，包括人們對此的關注度不夠、工作流於表面化、缺乏具備足夠中國傳統文化知識的人進行經文闡釋等。新的規劃包括一長串施行「中國化」的措施。未來幾年將落實哪些措施，尚待觀察。

五年前，我曾在《今日基督教》的一篇英文文章中提出這個問題：「中國家庭教會能否在政府最新的鎮壓行動中倖存下來？」根據我的觀察，我如今的答案是肯定的。

事實上，今天的中國家庭教會要舉行數百人以上的現場崇拜聚會已經變得非常困難，但要舉行數十人參加的聚會並非不可能。人們聚會的願望是如此強烈，以至於一些基督教會採取遊擊戰術，經常變換聚會地點。如果他們的聚會被警察和宗教事務官員發現，可能會遭到破壞和驅散。教會領袖可能會被拘留或罰款。然而，中國基督徒仍堅持遵守「不可停止聚會（希伯來書10:25）」的教導。

同時，許多家庭教會在COVID-19封控之前、期間和之後都保持並擴大線上敬拜和禱告聚會。我曾見証過許多基督徒在Zoom上舉辦的聚會，有時參與者高達數百人，甚至上千人。更重要的是，教會領袖持續為新信徒施洗、建立新的教會。

在1980年代和1990年代，中國農村地區的基督徒養成了每天早晨5點鐘舉行禱告會的習慣，這些禱告會推動了席捲這片廣大土地的基督教復興。現在，成都的秋雨聖約教會除了主日禮拜和佈道會外，還在網路上組織每天下午五點鐘的禱告會。王怡牧師和其他囚犯在那個時段可能會有獄中放風時間，能與監獄外的人同時禱告。

越來越多來自中國其他地區以及海外的人們加入了這個「中國的下午五點鐘」的禱告會。他們相信齊心熱切的禱告能改變人心、改變教會、改變社區、改變國家，甚至改變世界。

楊鳳崗（Fenggang Yang）是普渡（Purdue）大學的社會學教授和宗教與普世東方中心的創始主任。他著有《中國的宗教：共產黨統治下的生存與復興》一書。

翻譯：Yiting Tsai，校對：Sean Che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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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s

2024年基督徒處境最艱難的50個國家

Jayson Casper

關於基督徒受迫害的最新報告記錄了從奈及利亞到尼加拉瓜等國伊斯蘭激進分子和專制政權不斷增進的危險。

Illustration by Kumé Pather

去年，有近5000名基督徒因信仰被殺害。近4000名基督徒被綁架。

近1萬5000間教會遭到攻擊或關閉。

超過29.5萬名基督徒因信仰被迫離開家鄉。

根據《2024年世界守望名單》（World Watch List，簡稱WWL），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區——全球基督教的中心——仍是針對耶穌的跟隨者犯下暴行最多的地方。《敞開的門》（Open Doors）機構最新的年度報告列出基督徒處境最危險、最艱難的前50名國家。

今年令人擔憂的殉教和綁架事件的數字實際上低於去年的報告。但《敞開的門》強調，這些數字只是他們採取「最低估算」後的保守統計。《敞開的門》將數量的下降歸因於奈及利亞上屆總統選舉前的一段平靜期。然而，奈及利亞與中國、印度、尼加拉瓜和衣索比亞一樣，是教會遭受攻擊案例大幅增加的國家。

整體而言，有3.65億名基督徒生活在被迫害或宗教歧視嚴重的國家。這相當於全世界每7個基督徒中就有1人，其中非洲每5個基督徒中就有1人，亞洲每5個基督徒中就有2人，拉丁美洲每16個基督徒中就有1人。

在《敞開的門》設計的80多個與迫害程度相關的項目中，上榜的50個國家基督徒受迫害的程度都達到「非常嚴重」的程度，這種情形在《敞開的門》過去三十年的追蹤報告裡只發生過四次。此外，還有7個國家受迫害的程度僅僅略低於進入前50名的分數線。同時，敘利亞和沙烏地阿拉伯進入「極端」受迫害等級，讓處於這個層級的國家數量增加到13個國家。

《世界守望名單》年度排名的目的是引導人們更多的禱告，能以更有益處的義怒面對，同時讓受迫害的基督徒知道他們沒有被遺忘。

2024年排行榜追蹤的時間段為2022年10月1日至2023年9月30日，由《敞開的門》共25個機構基地的工作人員在70個國家進行調查，並根據基層報告編製而成。其調查方法經由國際宗教自由研究所（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Religious Freedom）審核認證。

《世界守望名單》於1993年首次發布榜單時，只有40個國家的得分高到值得持續追蹤。但今年已有78個國家符合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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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何處為基督徒受迫害最嚴重的地方？

除了2022年被阿富汗短暫取代外，北韓每年都位居榜首。其他排名前十的國家名次略有調整，但整體仍維持不變：索馬利亞（第2）、利比亞（第3）、厄利垂亞（第4）、葉門（第5）、奈及利亞（第6）、巴基斯坦（第7）、蘇丹（第8）、伊朗（第9）和阿富汗（第10）。

對基督徒來說最致命的國家是奈及利亞，有4100多名基督徒因信仰被殺害，佔全球總數的82%。撒哈拉以南地區有26個國家進入《世界守望名單》的榜單，其中有15個國家被列入「極度嚴重」級別。馬利（第14名）和布吉納法索（第20名）因著政府安全漏洞被聖戰士利用而上榜，而衣索比亞（第32名）攻擊教會的事件數量急劇增加。

《敞開的門》以100分制對每個國家進行評分。阿曼（4.2分）、布吉納法索（4.8分）、尼加拉瓜（5.3分）、阿爾及利亞（6.1分）及寮國（6.6分）的得分都增加超過4分。阿曼的排名從第47名上升到31名，但出於安全保護原因，該國暴力事件統計的實際數據沒有公開。由於政府公開敵視教會，尼加拉瓜在入榜後的第二年便從第50名上升至30名。阿爾及利亞從第19名上升至15名，因為當局加大對新教的打擊力度，該國46間新教教會裡只有4間仍然運作。

寮國則從第31名上升至21名，但卻被視為一個好消息。一位《敞開的門》研究員說：「我從未見到如此清晰的聯繫——不斷增加的迫害程度與教會不斷的增長之間的關聯，使我們得到更高的分數。讓我感到欣慰的是，聖經裡預吿我們將會經歷這種關聯，這些經文直到今天仍是真實的。」

哥倫比亞是前50名中唯一下降至少2個百分點（2.5）的國家，從第22名降至34名。越南（從第25名降至35名）、印尼（從33名降至42名）和土耳其（從41 名降至50名）也有顯著改善。

在馬利共和國，人們也看到盼望的跡象，該國公民頒布新的憲法，明確認可該國的基督教少數群體，並可能往恢復文官治國的方向前進。在印度的卡納塔克邦，一個反對黨承諾會撤銷當地的反皈依法（禁止人民從印度教改信其他宗教），在選戰中成功擊敗印度人民黨（BJP）。

但整體而言，印度的排名仍保持在第11名，因為該國對基督徒住宅的襲擊事件增加了一倍，達到180起，基督徒死亡人數增加了九倍，達到160人，對教會和基督教學校的襲擊從67起增加到2228起。加上中國（第19名），兩國估計共有一萬間教會被關閉，這兩個國家佔2023年所有教會暴力事件近83%。

然而，尼加拉瓜的總分上升了8.3%，是《世界守望名單》排行榜中上升最快的國家。《敞開的門》稱，中美洲國家針對宗教自由「量身定做」法律上的限制，沒收基督教財產、逮捕或流放宗教領袖等行為，與其說是開創新趨勢，不如說是尼加拉瓜與共產主義下的古巴（從第27名上升至22名）「步調一致」的展現。

隨著中國和俄羅斯（沒有進入排行榜，但《敞開之門》持續追蹤該國）在非洲擴大影響力，專制主義的血液也傳入該區域。奈及利亞是中國監控技術的最大買家，莫斯科的瓦格納集團則透過向布吉納法索、馬利、中非共和國（第28名）和莫三比克（第39）提供「安全援助」而關係緊密。

和去年的名單相比，受迫害前50名的榜單沒有新上榜的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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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徒在這些國家是如何被迫害的？

《敞開之門》列出六個類別來追蹤各國宗教迫害情況，包括來自社會和政府對個人、家庭和教會施加的壓力，並特別關注婦女的情況。

如果將「暴力」作為一個類別單獨列出，前10名迫害國家的排名會發生巨大變化，只有奈及利亞仍在榜上（見側欄）。

今年的總殉教人數比前一年少了600多人，在報告調查期間，《敞開的門》統計共有4998名基督徒因信仰被殺害。這一數字下降了11%，但仍是自2016年創下7106人死亡記錄以來第三高的數字。奈及利亞佔總數的82%。剛果民主共和國排名第二，有261名基督徒遇害，印度排名第三，有160名基督徒遇害。

眾所周知，與其他倡議團體相比，《敞開的門》傾向採用更保守的估計數字。其他倡議團體通常估計每年的殉道人數為10萬人左右。

在無法核實數字的情況下，《敞開的門》會以10、100、1000或 10,000等整數來估算，假定實際數字會高於整數。出於安全因素，一些國家在某些類別會顯示為「無法提供數據（NN）」，阿富汗、不丹、馬來西亞、馬爾地夫、北韓、阿曼、索馬利亞和葉門在暴力類別皆為NN。

在暴力類別中，一個未具名的國家排名第4，其次是烏干達（55起傷亡事件）、緬甸（34起）、布吉納法索（31起）、喀麥隆（24起）、中非共和國（23起）和哥倫比亞（16起）。

第二種類別記錄對教會和其他基督教建築物（如醫院、學校和墓地）的攻擊，無論是摧毀、關閉或沒收。中國和印度在此類別的數據成長了七倍，達到14766起，超過2020年報告中最高的9,488起，其次是奈及利亞（750起）、尼加拉瓜（347起）、衣索比亞（284起）和盧安達（12起），蘇丹、布吉納法索、尼日和安哥拉的數據則為象徵性的100起。

在未經審判就被拘留、逮捕、判刑和監禁的類別裡，基督徒人數從2022年創紀錄的報告下降至4125人，但仍是自追踪該類別以來第三高的總數。

《敞開的門》在此類別下再分出兩個子類別，被拘留的基督徒人數為3329人，增加了6%。印度以2085 起拘留案居首，其次是厄利垂亞的322起，和伊朗的122 起。一個未具名的國家、巴基斯坦和中國各發生（象徵性數字）100起，寮國65起，古巴45起，尼加拉瓜38起，利比亞31起——以上為此子類別的前10名。

不過，被監禁的基督徒人數為796人，比上一份報告期間的1388人減少了43%。印度以247人居首，而一個未具名的國家、厄利垂亞、巴基斯坦和中國各紀錄象徵性的100人。

被綁架的基督徒人數從5259人降至3906人，但仍是自追蹤該類別以來第二高的總數。奈及利亞佔總數的83%，即3300例，而巴基斯坦、中非共和國和剛果的象徵性總數為100例。

目前為止，總人數最高的類別為流離失所的基督徒人數，共有278716名基督徒因與信仰有關的原因被迫離開家園或躲藏起來，比去年的12萬4310人增加了一倍多。另有1萬6404名基督徒被迫離開自己的國家，高於去年的1萬4997人。緬甸和奈及利亞以象徵性的10萬名境內流離失所者居首，其次是印度的6萬2119人。緬甸也以象徵性的一萬名難民基督徒居首，其次是奈及利亞、伊朗、一個未具名的國家、孟加拉和剛果，象徵性的難民人數為1000人。

《敞開的門》指出，有幾種事件類別特別難做精準的統計，其中最多的是4萬2849起身體和精神遭受虐待事件，包括毆打和死亡威脅（去年為2萬9411起）。在接受評估的75個國家中，有48個國家的數據為象徵性數字。奈及利亞、巴基斯坦和印度的象徵性總數均為一萬起，排名前十的分別是一個未具名的國家、厄利垂亞、馬利、緬甸、孟加拉、中非共和國和剛果，象徵性總數均為1000起。

據估計，2023年共有2萬1431處基督教房產和財產遭到攻擊，另有5740家商店和企業遭到攻擊。在後者中，42個國家中只有17個國家記錄具體數字，其中印度為1572起，其次是奈及利亞、布吉納法索和中非共和國，象徵性數字均為1000起。在基督教房產中，奈及利亞的象徵性數字為一萬起例子，印度的具體數字為 5878例，巴基斯坦、緬甸、中非共和國和剛果的象徵性數字為1000例。

《敞開的門》的研究人員也很難精準統計與婦女有關的案件。強暴和性騷擾案件從2126起增加到2622起，奈及利亞以象徵性的1000起居首，敘利亞以象徵性的500起緊隨其後。與非基督徒的強迫性婚姻從717起減少至609起，巴基斯坦、伊朗和一個未具名國家分別以象徵性的100起居首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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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基督徒在這些國家受到迫害？

主要動機因國家而異，更多了解這些差異可以幫助其他國家的基督徒更有效地為他們在基督裡受苦的弟兄姊妹禱告及倡議。

《敞開的門》將基督徒受逼迫的主要原因分為八類：

伊斯蘭壓迫（30個國家）：這是基督徒在《守望名單》半數以上的國家中面臨迫害的主要原因，其中包括總排名前10名的國家中的7個。這30個國家多數都是官方宗教為伊斯蘭教的國家或穆斯林人口占多數的國家；但實際上，名單中也有6個國家的基督徒人口佔多數：奈及利亞（第6名）、中非共和國（第28名）、衣索比亞（第32名）、莫三比克（第39名）、剛果民主共和國（第41名）和喀麥隆（第43名）。

獨裁統治因素（11個國家）：這是基督徒在11個國家遭受迫害的主要原因，其中大部分是在穆斯林占多數的國家——敘利亞（第12名）、烏茲別克（第25名）、孟加拉（第26名）、土庫曼（第29位）、塔吉克（第46名）和哈薩克（第47名）——但還有如北韓（第1名）、厄利垂亞（第4名）、緬甸（第17名）、古巴（第22名）和尼加拉瓜（第30名）等國。

共產黨及後共產黨統治下的壓迫（3個國家）：這是亞洲三個國家的基督徒面臨迫害的主要原因：中國（第19名）、寮國（第21名）和越南（第35名）。

宗教民族主義（2個國家）：這是基督徒在兩個國家遭受迫害的主要原因，這兩個國家都位於亞洲。基督徒主要是印度（第11名）的印度教民族主義者和不丹（第 36位）的佛教民族主義者的迫害對象。

組織性犯罪和政府腐敗（2個國家）：這是哥倫比亞（第34名）和墨西哥（第37名）基督徒面臨迫害的主要原因。

宗族部落壓迫（2個國家）：這是基督徒在葉門（第5名）和約旦（第48名）面臨迫害的主要原因。

世俗社會的不寬容（0個國家）與基督教派保護主義（0個國家）：《敞開的門》持續追蹤這種迫害因素的可能性，但在2024年名單上的50個國家中，這兩種因素皆不是迫害的主要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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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守望名單》與其他宗教迫害報告有何不同？

《敞開的門》認為，稱呼基督教為世界上受迫害最嚴重的宗教是合理的。同時，這份報告也注意到，對於世界穆斯林人口受迫害的程度，沒有相對應的調查資料。

其他份對全球宗教自由度的評估報告也能呼應《敞開的門》的調查。例如，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對「政府和社會對宗教的敵意」進行的最新分析中發現，2020年，基督徒在155個國家受到騷擾，超過任何其他宗教團體。穆斯林在145個國家受到騷擾，其次是猶太人在94個國家受到騷擾。

皮尤研究中心其他細部資料的分析也與《敞開的門》的資料一致。中國、厄利垂亞和伊朗在皮尤公佈的「來自政府的干擾」前10名的國家中名列前茅，而印度、奈及利亞和巴基斯坦則在「遭受社會性的敵意」的前10名國家中名列前茅。阿富汗和埃及在這兩項類別中也榜上有名。

《敞開的門》榜單上多數的國家也出現在美國國務院的「參與或容許系統性的、持續性的嚴重侵犯宗教自由的國家」年度名單中。

在美國國務院的「特別關注國家」榜單中，排名很前面的國家包括緬甸（世界守望名單第17名）、中國（第19名）、古巴（第22名）、厄利垂亞（第4名）、伊朗（第9名）、北韓（第1名）、尼加拉瓜（第30名）、巴基斯坦（第7名）、俄羅斯（2022年退出世界守望名單）、沙烏地阿拉伯（第13名）、塔吉克（第46名）和土庫曼（第29名）。美國國務院的的第二級特別觀察名單包括阿爾及利亞（第15 名）、亞塞拜然（未上榜，但在《敞開的門》追蹤清單上）、中非共和國（第28 名）、科摩羅（第45名）和越南（第35名）。

國務院也列舉需特別關注的政府（或製造迫害的非政府組織），它們都是活躍於《敞開的門》名單上的國家。這些政府/組織包括奈及利亞的博科聖地"（Boko Haram）和ISWAP（世界守望名單第6名）、阿富汗的塔利班（第10名）、索馬利亞的青年黨（第2名）、敘利亞的「沙姆解放組織」（Hayat Tahrir al-Sham）（第12名）、葉門的胡塞武裝（第5名）、在中非共和國活動的瓦格納組織（第28名），以及薩赫勒地區的「大撒哈拉伊斯蘭國」（ISIS-Greater Sahara）和「伊斯蘭教和穆斯林支持小組」（Jamaat Nasr al-Islam wal Muslimin）。

同時，美國宗教自由委員會（USCIRF）在其2023年報告中，建議將前一年同樣的國家列入特別觀察名單，並增加奈及利亞（第6名）、印度（第11 名）、敘利亞（第12名）和越南（第35名）。在美國國務院的觀察名單中，除了科摩羅外，USCIRF推薦了相同的國家名單，並增加埃及（第38名）、印尼（第42名）、伊拉克（第16名）、哈薩克（第47位）、馬來西亞（第49位）、斯里蘭卡（未上榜，但在《敞開的門》的追蹤名單上）、土耳其（第50名）和烏茲別克（第25名）。

《敞開的門》的研究人員和實地工作人員對世界上所有國家進行追蹤，但對其中100個國家給予更多關注，尤其關注得分進入「高迫害」程度的78個國家（得分超過40分即為高迫害程度）。

《今日基督教》先前報導過2023年、2022年、2021年、2020年、2019年、2018年、2017年、2016年、2015年、2014年、2013年和2012年的《世界守望名單》，包括對最難接受基督教信仰國家的關注。

《今日基督教》曾就「美國是否屬於迫害名單」的問題上諮詢專家，並彙整2019年、2018年、2017年、2016年和2015年受到最多關注的受迫害教會的故事。

點此閱讀Open Doors《2024年全球守望名單》的完整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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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心斐：經歷監禁與勞改的家庭教會女傳道人

馮瀧

晚年有一次從腦溢血中被搶救過來後，她說出第一句話﹕“生為主而生，死為主而死！”

Illustration by Elizabeth Kaye / Source Images: Wikimedia Commons / BDCC

楊心斐（1928-2011）是中國家庭教會著名傳道者、音樂家。曾因拒絕參加「三自會」和拒絕放棄信仰而被迫度過15年監禁與勞改歲月。但她無怨無悔，竭誠事主，造就信徒無數，至死方休。

早年背景

楊心斐於1928年10月24日出生在福建廈門一個基督教家庭，是楊家第四代基督徒，在兄弟姊妹六人中排行第二。其曾祖母是從西方傳教士聽信福音而歸主的，得享96歲長壽。祖父讀過神學後，先做傳道，後成為牧師，四十二年如一日忙於辦教會、養老院和小學。父母親更是注重孩子的品格教育。每天晚上，祖父帶領一家大小作家庭禮拜，一起唱詩、讀經、禱告讚美神。

小心斐於1934年就讀廈門港榮康小學，後轉懷仁小學；年少時又先後就讀廈門第一女中和氍德女中。在1943年的一個福音夏令會上，15歲的楊心斐在聽了一系列的福音信息後，經歷了重生得救。此後她開始每天早晨靈修、讀經、寫心得，並經常參加聚會，留心聽神的話並努力去遵行。

音樂學院期間

1946年，18歲的楊心斐考上了福州音樂專科學校，前後共讀了四年。她隻身在外求學，靠主潔身自好，為自己訂了三個原則，且極嚴遵守：1、每天早晨要堅持靈修生活，禱告、讀聖經；2、晚上絕不隨意外出（除了集體行動）； 3.不隨便用別人的財物，特別是男生的。在聖靈的引導下，她每天生活充滿了喜樂清新，日益認識更多福音真理，愛主的心也與日俱增。 1950年，由於大專院校合併，楊心斐插班到上海音樂學院三年級繼續深造。

楊心斐自15歲重生後，就開始摸索、探討真理，且實際效法興辦孤兒院的、英國的慕勒弟兄，學習過“信心的生活”，信靠神，不依靠人。此後，她無論是在福州，或是在上海讀書期間，其往來船票、機票，日常生活及醫藥費用，神都按其禱告所求，一一賜予。甚至在後來漫長的監禁、勞改生涯中，在其所主持的家庭教會整個過程中，她都經歷了神的慈愛與信實。

從中到福州音專，再到上海音樂學院，楊心斐經歷了樂傳福音、清楚蒙召、順服印證、全心奉獻和辭職傳道的漸進過程。在楊心斐重生得救後頭五年，她開始學習個人佈道，力求每天向一人傳講神的救恩，或請人去聽福音。在一次培靈會上，她聽到一個傳道人談他自己的蒙召經歷和見證，其主題信息是“我可以差遣誰呢？誰肯為我們去呢？”（賽6:8）當時楊心斐從心裡回應說：「我在這裡，請差遣我。」「在最黑暗的角落，為神點上一根蠟燭發光，我願意！」這是她首次回應神的呼召。

18歲那年，楊心斐從讀經和聽道中越發清楚神對她的呼召，也有很多屬靈的傳道者對她說：「最好你能一生事奉主，為神工作。」但由於她從小貪愛世界，愛慕富貴安逸，因此她那時的心很不願意順服下來。但從那時起，她每次讀經或聽道時，就常常關注如何為主獻身之事。有一天，一對傳道人夫婦到楊家探望，交談中述說了他們蒙召的經歷。楊心斐嚇得不敢聽下去，跑到後面房間去哭，心裡一直說「我不願意！」。還有一次，媽媽對她說：「既然如此，你就專心事奉神吧。」她聽了更是嚎啕大哭。當時不願意的原因主要有兩個：一是不願意放下她酷愛的音樂，而且從事這一行，也可以使她得名得利；二是她那時已經有了一個學音樂的男朋友，要離開他來事奉神，自己做不到。雖然在後來的培靈會上，在靈修和各種聚會中，在自己跪下禱告時多次有感動，但她就是不肯順服。如此痛苦掙扎持續了足有兩年之久。

但楊心斐無法躲避神的選召，正如先知約拿一樣（參考2:5）。因此她求告主說：「你既是你命定我一生單單為你工作，那好吧，今天是禮拜天，求你使我有機會向兩個人傳福音，而且我一傳，他們就真的得救，藉此說明你給我清楚的印證，就像當年你給基甸的一樣。既然是你要我去傳福音、事奉你，你的靈就要與我同在，以顯明我是你所差遣的。”

那天上午做禮拜，下午主日學，之後有青年聚會，共有20多個人一起交通、作見證。會中有一位姑娘坐在楊心斐身邊一直流淚，甚至情不自禁地發出哭泣聲。楊心斐小聲問她：「什麼事讓你那麼傷心？人這麼多，多不好意思。別哭了吧！」那女孩說：「心斐姐，我還沒得救。」楊心斐關切地說：「等聚會完了，我們留下來談談好嗎？」會後，楊心斐簡單地向她解明罪，以及耶穌基督的救恩，並和她一起禱告。一跪下，女孩就像喊救命通常大聲哭求，痛悔認罪，求主拯救。聖靈充滿了這個女孩，她便滿心喜樂地回家去了。此後她的生命真實地發生了大改變。

當天晚餐後，楊心斐坐在走廊的藤椅上，忽然又有朋友來電話，邀請她去聽音樂會。因天太晚又下過雨，她人也累，就謝絕了。當天全黑下來時，又見妹妹的同學來，兩人同去了花園。過一會兒，妹妹來叫她，說「某某（女同學）在哭，要找你談話。」於是，楊心斐起身跟妹妹到花園去。那位同學見到她，向她哭訴說：「心斐姐，我還沒得救，所以來找你。」楊心斐就和她交通福音真理，並一起跪下禱告。那位姊妹真心悔改後，帶著平安喜樂離去了。

經過這一印證，楊心斐心裡已經很清楚，但她仍然想著畢業後若能一邊工作一邊事奉主最為理想。直到在一個培靈會上，聽到一個海外留學歸國的傳道人的見證後，她才決心放下一切來事奉主。在一個清晨，她獨自進到禮拜堂內，虔心跪在神面前，把自己完全獻上給主。她心裡頓時被極大的平安和喜樂所充滿。既已決定，楊心斐打算先進入神學院讀書，預備自己，為主所用。但適逢中國江山易主，共產黨接管了政權，社會上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她沒能就讀神學院。既然求讀神學無門，楊心斐只好繼續在上海音樂學院讀書。

在上海音樂學院三年級時，楊心斐為著信仰之故，曾遭受批判、污衊和抹黑，落在困窘、卑微的境地，無人理睬，也沒有人聽她唱歌，對這些她都默默忍受。神眷顧她，並賜她超常的才能。她的指導教授是位名家，在聲樂專業上培養她，使她取得了驚人的進步，到第四年時她就以優異的成績考得全系第一名。楊心斐深知這不是她當時的程度可以達到的，乃是神極大的恩典──因為神要榮耀祂自己的名。因她屬神又遵行神的話，就顯出神的榮耀。楊心斐不僅獲獎，甚至到畢業的時候，被提名留校當助教──這是罕有的事。

1953年，楊心斐以優異成績畢業於上海音樂學院。畢業後被分配到杭州文化局工作。不久在聖靈的引導下，她回應神清楚的呼召，毅然放棄文化局的工作，回到廈門家中開始傳道，那時她26歲。她一邊教導幾個學生聲樂和鋼琴，以照顧供養家庭的需要；一邊在教會裡參與事奉。同時她還要操持家務，照顧病重臥床的母親。神藉著這些雕琢、修剪、建造楊心斐，讓她放下自己的高傲，學習降卑、順服的功課，為將來的磨難做準備。

鐵窗與勞改生涯

在其後的歲月中，一波又一波的政治運動衝擊著教會，一群批愛主的弟兄姊妹被批判、被抓捕。到1957年時，楊心斐因不參加“三自愛國運動”，堅持在家中聚會而遭到污衊與批鬥，攻擊她的大字報沿街貼至她家前廳，多達千張。各種批判、控訴會一個接一個，最後召開千人批鬥會來批鬥她。但楊心斐堅持自己的立場，拒絕不放棄信仰，一言不發地站在台上，任憑人攻擊、謾罵、嘲笑和羞辱。

1958年7月27日夜晚11時許，一男一女兩個警員來到楊心斐家中要逮捕她。他們拿出逮捕證要楊心斐簽名。她立刻簽過字後，叫醒家中人，順手收拾些日用物品，然後對站在身邊的母親說：「我們兩人來作禱告，我要離開家了！」母親就出聲為她禱告：「神啊，我把女兒交給你，求你讓她平平安安地出去，也平平安安地回家……。」臨行前，楊心斐再三囑咐弟弟要信主，要愛主，這樣姐弟倆才有在天家見面的年。最後她走進裡間，向生病的父親辭別。

就這樣，楊心斐在她一生中最美好的歲月，為了基督和福音的緣故，被投入了暗無天日的監牢。被視為人生中最寶貴的一切，全然被埋沒在混亂骯髒、陰暗潮濕的監獄裡。很多時候她被審問：“你還信上帝嗎？”只要她說一句“我不再信了”，第二天就可以解除鐐銬回去與家人團聚。但在這關鍵的問題上，她一點也沒有妥協讓步，情願為信仰放棄自由。她牢記主所說的話：「凡在人面前認我的，人子在神的使者面前也必認他；在人面前不認我的，人子在神的使者面前也不認他」（路 12:8-9）。審問人員惱羞成怒地吼叫：「那你就帶著花崗岩的頭腦去見上帝吧！」她被判定是出不了監牢的人。

監牢、勞改農場的惡劣環境突然臨到了善良、美麗的楊心斐，她在其中熬煉了12年。這是十字架道路，極度艱苦，但有全能者的蔭庇與平安，這平安是世人不能理解的。楊心斐一下子從一個舒適的、放有沙發床的房間，搬到一個睡木板而且滿了臭蟲的房子，周圍有國民黨官太太、右派分子、地主婆、特務、反革命，還有妓女、老鴇、小偷和無賴相伴。她們在同一張床（統舖）上翻轉著，又髒又臭又癢，耳中充塞著咒罵和下流話，滿目是爭鬥、戲弄，和無休止的作惡。楊心斐因發高燒而被隔離，住到精神病那一區，那裡喊聲、罵聲、哭聲、笑聲一齊響——極為糟糕而絕望的地方，各種怪聲、怪調、怪相日夜上演著。若非神的同在，楊心斐早就崩潰了。

頭三年重體力勞動主要是種田，勞改犯們頭戴鬥笠，打著赤腳在水稻田裏勞動，下雨時就穿著蓑衣。每日辛苦工作12小時；回來還要洗衣服、弄飯，夜晚還常有政治學習。在1958年大躍進運動及其後的「三年自然災害」中，勞改農場的人死了一半。楊心斐在漫長的囚禁、勞改生涯中，受盡了人間的苦難，但她始終默默順服、忍受，盡心勞動，是「從心裡作，像是給主作的，不是給人作的」（參西 3:23），其心態完全是從神的話而來。靠著神，她經歷了熬煉與磨礪，並掌握了多種勞動技能，更使自己的信仰煉得精純。

在勞改農場勞動時，曾有一段時間，每天晚上從晚上七點到第二天凌晨四點，她要翻山越嶺，獨自一人看守六百畝漸漸成熟的果園，防備猴子和野獸毀壞果樹。每一個晚上，三更半夜她要忍受露水、寒風、蚊蟲、疲乏的煎熬，還有難以忍受的飢餓。面對著極大的誘惑，幾個月下來，她一個果子也沒有偷吃，連一個都沒有。始祖亞當、夏娃因樹上的果子而失敗了，楊心斐卻靠主勝過了。漆黑的夜晚、起伏的山嶺，成了她禱告讚美主的地方。在那裡只有神與她在一起，這是在勞改農場勞動時最享受的時刻，她將從小時候到長大所學的詩歌一首首的唱，用最美的歌聲唱給神和天使聽。

有一天晚上，勞改農場開會批鬥楊心斐，她對信仰的忠貞感動了場長的妻子。當鬥爭會在深夜結束後，楊心斐被關進禁閉室，天亮後場長妻竟送水來給她喝。當楊心斐出來後，場長妻子日夜尋找可談話的機會，請求楊心斐告訴她所信的是怎麼樣一位神，要如何才能認識神，楊心斐就冒死把福音傳給了她。此事被場長發現後大為震怒，差點兒要了妻子的命。

在血與火的試煉中，楊心斐始終堅持信仰，對主基督忠貞不渝。僅舉一例：有一天夜晚，場裡批鬥一位因傳福音獲罪的老姊妹，楊心斐和另一位姊妹也一同陪鬥。幹部喝令她們：「跪下！」但楊心斐因周圍掛滿了領袖像，就不肯跪下。於是那些管教幹部們就粗暴地打她，但無論怎麼打、怎麼推，她或倒或坐，就是不跪。許多人對她拳打腳踢，還有七隻犬在旁邊狂吠，全場一片混亂。當時楊心斐的頭髮已被拔光，他們折騰了好一陣，也無法使她就範。隔天再開批鬥大會先叫了20多人作嚴刑拷打的準備，管教幹部現場指揮，口號聲響徹會場。楊心斐一行人又被押上台，又是大喝一聲：「跪下！」對不肯聽從的人，則一律用繩子捆上。一位兇惡的女幹部一邊嘴裡罵著，一邊連踢帶壓地把楊心斐緊緊地綁起來。再叫兩個人來，一個站在楊心斐的左小腿上，一個站在右小腿上，要把她壓成跪下狀，她的頭也被兩隻手牢牢抓住。寒冬臘月，痛得她滿身大汗，大顆的汗珠一串串從臉上往下流淌。後來因為旁邊那位年老姊妹支撐不住了，大聲喊叫，指導員看她支撐不住，才叫人過來為她鬆了綁，六個壓腳的人也都回原位坐下。楊心斐仍然被綁著，她當時心裡想著，只要還有一口氣，就是不跪，於是趁勢就躺在地上。指導員這時衝著她喊了一聲：「楊心斐，你站好！」她一聽到就馬上站了起來。之後就保持站姿接受批鬥。那天晚上的情景正如聖經所說「有火發現，這火要試驗各人的工程怎樣」（林前3:13）。批鬥會結束後一個多月，楊心斐全身青紫，手臂全是捆綁的傷痕；手腳麻木，失去知覺。所幸沒有一處受內傷。再過一段時間，身體慢慢地都恢復了，頭髮也烏黑地長起來了。

楊心斐在監獄和勞改農場經歷了七年熬煉後，終得獲釋回家。當她從監牢裡出來後，曾有一位在大學歷史系當教授的親人很尖銳地問她說：「你是從大門走出來，還是從狗洞爬出來？」她坦蕩地回答說：「那是因為'網羅破裂'，我們逃脫了。我們得幫助是在乎依靠造天地之耶和華的名」（詩124:7-8）。無論是在神面前或在人面前，她都交上一份完美的答案。

不久又爆發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1966-1976）。在這場浩劫中，許多人在強大的政治壓力之下，背棄了信仰，離開了主。但楊心斐卻始終持守住信仰，盡自己的力量，以自己的親身經歷扶助那些軟弱的肢體和有需要的人，使她們在大逼迫中靠主站立得住，信心比以前更加堅固，更有見證，使主的名得榮耀！

在12年極其艱苦歲月中，堪稱為神蹟的是楊心斐的「靈糧」從來沒有斷過——她身邊始終有一本袖珍版聖經。她曾經把這本聖經藏在山洞裡、石頭縫裡、草堆裡；有時也藏入麥茶罐裡、床板夾縫裡、房頂的瓦片縫裡；或埋在石灰裡、爐灶下……這一切完全是神特別保守和引導，多次遮住了搜查者的眼睛。直到她被釋放，這本聖經從未被查到過，一直伴隨在她身邊。此事見證了她的神是聽禱告的神，因為在12年中，楊心斐向神祈求的重點之一，就是保守聖經在她身邊，隨時給她力量，指引方向，「因為人活著，不是單靠食物，乃是靠神口裡所出的一切話」（太4:4）。正因為楊心斐把主的話當作嗎哪天天收取來吃，日日拾來「養生」（培養靈命），才使她得以走完曠野的路程。

從 1958年被捕到九十年代，楊心斐的家曾多次被抄襲、被搜查，然而除了信仰問題之外，人們再也找不出她有任何錯誤過失。她聖潔的生命見證了自己的信仰，見證了主耶穌的名，連逼迫她的人也從心裡佩服她。她無所畏懼，就怕得罪神。光明磊落，常存交帳的心態，在神在人面前，存著一顆無虧的良心。她牢記主耶穌的話：「我的朋友！我對你們說，那殺身體以後不能再作什麽的，不要怕他們。我要指示你們當怕的是誰；當怕那殺了以後，又有權柄丟在地獄裡的；我實在告訴你們，正要怕他」（路12:4-5）。

1971年，楊心斐下放插隊落戶到了閩西山區武平，在那裡三年多期間，她把福音帶到其足跡所至之地。雖然當時看不到有多大果效，但她毫不氣餒，勞苦不倦。當年她所播下的福音種子，後來果然發芽、生長、結果，教會就興旺。

家庭教會之事奉

1974年，楊心斐回到廈門家裡，遂將自己的家開放，使之成為一個傳福音、敬拜神的地方。這個家離廈門大學和鷺江大學都很近，老師、學生們都來聚會十分方便。楊心斐多年來按著正意傳講神的真理，辛勤耕耘造就主的門徒。每年學生畢業，有感恩禮拜；歲歲聖誕節前後，都慶祝表演；信徒婚禮上，她主持證道；榮歸天家的，作追思禮拜；「非典」來襲時，她講潔淨的真理；地震發生後，她談悔改的信息；風平浪靜中，她傳講神創造的信實；日常生活上，她教導主愛的真諦……那許多畢業的基督徒學子，就把福音的種子帶到了中國各地，播向了世界各方。

隨著教會的增長，楊心斐建立了各種不同年齡層的小組聚會。不只兒童主日學、還有少年人、青少年、姊妹、大學生，以及中老年人團契和查經班。此外還有浸前訓練、婚前輔導、初信栽培、進深造就、聖經輔導、系統神學等課程與訓練。在那個時期，學習資料奇缺，她自己編訂教材，依序有效的牧養帶領各組。她也以筆名「恩立」寫出自傳體見證《夜間的歌》，成為多人的鼓舞。

80 年代末期，沿海一帶家庭教會興旺起來，這引起有關部門的關注，採取了種種的逼迫、打擊、限制的手段。面對著有關人員的勸說和恐嚇，她坦然平靜地回答：「從上到下各部門常常開會，大會小會開個不停，各種宗派也都在開會，就連街道、居委會也在開會。為什麼我們基督徒就不允許開會？聖經明白告誡我們'你們不可停止聚會，好像那些停止慣了的人，倒要彼此勸勉。既知道那日子臨近，就更當如此'（來10:25）。國家憲法賦於每一位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信仰的自由，有集會言論等等的自由，這是每個公民擁有的權利。你憑什麼不允許我們聚會，是根據哪一條'法'？幾千年來我們一直在開會，直到今天也一樣。」後來雖然教會多次被衝擊、被抄家，但她從不上訴，每次都默默重置凳椅，繼續敬拜、傳道。

自80年代以來，楊心斐一直以自由傳道者的身分在廈門和福建各地服事主的教會，服事眾弟兄姊妹。她的足跡遍佈中國許多地方，也到過香港、新加坡、以色列、澳洲、美國、俄羅斯等許多城市和地區，為主作了美好的見證，留下了佳美的腳蹤。

楊心斐一生未婚。早在上海音樂學院讀書時，她曾有一位男朋友，只因為彼此所選擇的道路不同而分手，她為此曾經傷心難過。當她從勞改農場和山區獲釋回到廈門後，也曾有過結婚建立自己的家庭的念頭，只是神在她身上並沒有這樣的安排和帶領，她順服神在自己生命中的引導和計劃，無所掛慮的為基督和祂的福音效力，專心討主的喜悅。她雖沒有成家，卻幫助引導許多的弟兄姊妹建立了基督化的家庭，並教導年輕人如何按聖經的真理過好婚姻與家庭生活。

楊心斐晚年時在三個弟弟、弟媳和許多的侄兒侄女的大家庭裡過家庭生活。可貴的是，就在這大家庭中，她建立了廈門最早、最美的家庭教會。她以寬闊的胸襟接納了無數歸向神的人，栽培、建立了各種年齡層的人。一群又一批的傳道者從這個家庭教會成長出來，分佈遍及了多個地區。三個弟弟、媳婦和他們的後代都在她的影響之下，投入教會的各種事工，其中有三個侄兒、侄女成了全時間事奉神的傳道人。她將家庭與教會緊密的連結在基督耶穌裡，更是將「家庭教會」的內涵，活潑生動地呈現在眾人面前。她幫助造就了許多人，在她年老患病期間，就有四面八方的親友和主內肢體紛紛給予多方的關注和照顧。神為她預備了一位忠心的姊妹，前後幾年，日夜守候陪伴在身邊，一直到她走完人生的路。

90 年代初，「海外基督使團」（OMF）的戴紹曾牧師和楊心斐等人看到中國家庭教會發展趨勢和需要，把握時機，及時地舉辦了密集神學培訓，使那些已經在工場上服事的傳道人能接受比較系統的聖經神學課程。她的家，不僅是一間教會，也是一間學校，她自己是最好的牧師、教師，也是最出色的輔導員。從1992-2002年十年間，栽培造就了一批又一批註重生命品格，有正確的聖經基礎和神學觀念的時代工人，然後他們被分派到各個城市、鄉鎮、山村、海島、為基督作美好的見證。

病中見證

2003 年12月，楊心斐受邀參加《生命季刊》在美國芝加哥舉辦的中國福音大會。在會上她與海內外基督徒有美好、寶貴的見證與分享。從美國回到廈門後，她顯得比以前更加繁忙。海內外有許多主內肢體紛紛前來拜訪探望她，帶著各式各樣的問題渴望與她交通、談論，她也樂於接待每一個到她面前的客人。

超負荷的工作使她不堪重負。 2004年，楊心斐突然腦溢血住進醫院，經過救援終於從監護病房轉到普通病房。當天下午，她見到前來探望的同工時，舌頭還有點僵硬，卻清楚說出第一句話﹕「生為主而生，死為主而死！」接下來她非常誠懇地說：「我要悔改！」她的話深深感動了眾人：像她這樣將自己的一生全然奉獻，為主的緣故，甘願捨棄一切的人，此刻所表達的話竟然是「我要悔改！」她實在是一位敬畏神而且有神同在的人。

從 2004年起，她曾多次患病住院。神也一次又一次地將她從極重的危險中搶救出來。長期的牢獄折磨以及不辭辛勞的服事，使她的身體非常衰弱，內臟的一些器官都受很大的損傷。腦溢血之後至使她一手一腳麻木，行動很不方便。然而她依然把握每一個機會，參加各種的聚會。她實實在成了輪椅上的傳道者。只是每一次講道、作見證時，她一定是從輪椅站了起來，恭恭敬敬地傳講真理的道。 2007 年12月，楊心斐坐著輪椅再次參加了《生命季刊》在香港舉辦的中國福音大會。她在大會上講道和帶領禱告，懇切勉勵眾教會、眾信徒要悔改歸向神。

2011 年7月23日，楊心斐歇了世上一切的勞苦，榮歸天家，得享永恆榮美的安息。她的侄兒按著她生前的心願，在她嘔心瀝血親手建立起來的教會會堂裡，舉辦了追思安息禮拜。六堂的追思禮拜，有六篇信息，傳講神在她身上奇異的恩典和作為。更有眾多的同工從各個不同的角度和層面，講述了楊心斐伴隨著他們一同學習、生活、事奉的經歷與感受，追憶了她愛心的付出和美好的生命見證，感人至深。誠然，神將她作為榮美的恩賜和見證，賞賜給中國家庭教會。她一生以基督的愛、以神的真理、以她的生命服事了眾聖徒，從而贏得了眾聖徒的尊敬與愛。

馮瀧，美國加州基督工人神學院碩士研究生，北加州華人教會牧師。

資料來源：作者與楊心斐交往親歷，以及所得第一手資料；恩立著，《夜間的歌－恩立姊妹自傳》。中國大陸聖徒見證事工部，2003年。

原載《華典》（基督教歷史人物傳記），蒙允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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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個人的「懺悔錄」—北村新作解析

張蘊艷

北村的信仰背景，受到倪柝聲地方教會較深的影響。悔改、靈命與內在生命的更新是這一傳統的側重點。

Courtesy of Bei Cun / Edits by Christianity Today

當代中國大陸基督徒作家北村曾是上世紀八十年代代表性的「先鋒小說家」。他的創作時間跨度大，從八十年代中期寫到新世紀，沉澱幾年後於2016年又推出長篇《安慰書》。繼《安慰書》之後，近幾年他的創作又重新進入一個勃發的狀態，連續創作了一系列基督教信仰意味濃厚的中篇小說《韓江憶》（《北京文學》2022年10月號，《小說月報》選載）、《表舅記》（《作家》2023年7月號，《北京文學·中篇小說月報》選載），《風隨著意思吹》（《鐘山》2023年 2月號，《中篇小說選刊》選集）。

《韓江憶》寫了一起相依為命的繼母繼女因衝突而導致的殺人悲劇。圍繞著這起因婚外情導致的案件的每一個人，似乎都很可憐，但也都愛無能，愛無力。人性的罪惡因此得以揭示出來，從而引發對上帝的追問。

《表舅記》（原名《英雄記》）寫了一起救人真相的敗露，以及救人英雄的懺悔。家喻戶曉的道德模範、抖音裡的流量明星劉英雄，某一天突然發現，他要幫助的對象竟是十八年前他強姦一位女性後她生下的女兒。自己的親骨肉要找很難適配的骨髓，最後非劉英雄自己上不可。要面子還是要救女兒，是擺在劉英雄面前的難題。最後他的良心戰勝了他的舊我，他終於在眾人面前真誠地懺悔。

《風隨著意思吹》則寫了教育之殤與一個天才少年的隕落。少年陳維楸從小擅長廚藝，嗅覺敏銳，立志長大要當廚師。其父出於「榮耀自己」的目的一定不讓兒子走這條道，要他考大學學醫，最後導致孩子抑鬱症爆發，在拿到名校錄取通知書後隨即跳樓自殺。其母後來去給人傳福音，終於走出喪子之痛。小說既探討了教育的問題，也探討了天職的觀念。

「心證」的方法

北村這批小說某種程度上延續了他前期小說的特點，著重於對個體的心靈世界、良心與罪惡的贅問與挖掘，以及人的靈魂的反思與悔改，並在神性的光照下更新個體生命，或思考更新生命、過得勝生活的障礙或可能。他的小說幾乎都以命案起筆，或者抽絲剝繭地寫案中案，或者透過對案件與庭審的細緻描摹，達到他所謂「心證」的目的，即被告或法官基於良心自由與事實提供或確信的證據。

「心證」的方法有點像英國基督徒作家G.K.切斯特頓的《布朗神父探案集》中的探案方法，運用在小說創作中，透過人物的心靈領悟或神學告白，來尋找探案線索與證據。偵探故事是其表層結構，其深層結構則是神學主張或宗教經驗。如此，透過一起又一起命案的「心證」，作者如同撕開耶穌的傷口或社會人性之惡瘤給人看，令人思想人類深重的罪和基督無條件的愛，從而經歷強烈的心靈洗禮與真誠的信仰告白。

從北村橫跨40多年的小說創作中，既可以看到他個人靈性生命成長的鮮明痕跡，又可見時代的精神風貌投下的長長的倒影。北村成為基督徒是在1992年3月。他的信仰見證描述說那年3月的一個夜晚，他被兩個信主的朋友帶到一個閣樓上，不過二十來分鐘的時間，他從閣樓上下來的時候，「感到天地都更新了，…我的靈魂到家了。」

這二十來分鐘的信仰頓悟，當屬神的奇異恩典。然而北村在朝向信仰旅程上的掙扎、困難、悔改、得勝、喜樂與盼望等痕跡，卻在其小說創作中歷歷在目。從早期「者說」系列的先鋒作品到他後來以平實樸素的方式創作眾多關於愛與愛情的小說，我們也可以看到他的靈性生命的成長記號。

從《憤怒》（2010年）到2016年的新作《安慰書》，北村已經越來越走出個人的封閉的「孤島」（《安慰書》語）。兩本小說都以命案開始，以良心拷問或心靈懺悔結局。也在某種程度上探索了基督之愛到「鄰人之愛」等公共性命題書寫的可能性。

北村近年（後期）的基督教小說，一方面延續他在前期作品中對「心證」的思考，另一方面更專注於與社會的互動，或者說他似乎開始關注社會更新的問題。自2016年以後，中國大陸社會發生了很大的變化，特別是他近期出版的小說，雖大多寫於疫情期，卻無一筆寫到疫情。社會脈絡的劇烈變化經過他帶著聖靈的稜鏡的過濾，呈現出與前期作品既一脈相承又有所更新的變化。筆者將之概括為由一個人的「懺悔錄」向每個人的「懺悔錄」的轉型，亦即轉向「在這個彎曲悖謬的時代每個人都渴望救贖，故而也都需要悔改」的言說。

倪柝聲神學的影響

北村的信仰背景，受到倪柝聲地方教會較深的影響。倪柝聲對人的「靈、魂、體三元素」的分類也被北村所傳承。這一分類在神學傳統上是有不少爭議的。不過在基要真理上倪柝聲與倫敦弟兄會甚至莫拉維亞弟兄會和敬虔主義的傳統相連，可能又促進了其在文學與音樂上的實踐。

弟兄會(the Brethren)有不同的派系，如「開放弟兄會」(Open Brethren) 與從其中分別出來的「閉關弟兄會」(Exclusive Brethren)。倪柝聲靠近後者。悔改、靈命重生與內在生命的更新是弟兄會和敬虔傳統的重點。基督徒藉著思想耶穌的憂傷，信靠耶穌、體驗喜樂的宗教感情，同時也藉著聖靈的光照，實現良心自由，歸正外顯的信仰生活模式，更新屬世的生活。

這也是北村前後期小說一以貫之的主題。經歷試煉、背負十字架、順服神的律法、靠神喜樂──這些基督徒新生命生活的記號顯示信徒與基督真實的個人關係。最初的敬虔主義是一種積極的基督教，它不是「寂靜主義」的（Quietism）的消極避世，而是強調要更新社會與文化。這在北村近期的小說中更明顯一些。他認同文化是信仰的彰顯，社會則是文化的顯出。基督徒效法基督，應是改變社會的積極的行動者。他近期小說中也出現了勇於承擔罪責的基督徒形象。

北村的寫作，既探討了漢語神學範式下文學表達的某種獨特性，也顯示了全球神學語境下漢語神學與文學的一個面相。

當代中國大陸是一個前現代、現代與後現代雜糅的「混現代」景觀社會，在這個時代，社會一方面不斷地世俗化，讓人們遠離基督教等宗教，另一方面未得到充分發展的、不確定的現代性又促使人更迫切地需要與穩定的精神傳統和靈性秩序連結。因而這是一種典型的後世俗語境，與諾貝爾文學獎作家莫言所著《豐乳肥臀》中「高密東北鄉」鄉民的精神世界相類似（莫言稱該書是「高密東北鄉」的「聖經」）。

北村與他的福州前輩倪柝聲的信仰傳統相接壤，而他更有意識地打造了「霍童」這樣一個被基督福音撫觸過的中國南方千年古鎮，從而在近現代中國基督教福地上又增添了一份福州的文學記憶版圖與靈性精神空間。

在這樣的脈絡下，基督教小說如何寫的問題，也是一個基督徒作家如何理解信仰傳統以及如何信的問題。因此，後世俗的視角可以幫助基督徒思考如何妥善處理世俗與信仰的關係並繼續相信的問題，從而信得更深遠，也更深刻地理解基督教文學應負的使命。

張蘊艷，獨立學者，愛荷華大學等多間歐美大學訪問學者，曾任上海交通大學文學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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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需要減少對哈佛的痴迷

Pete Williamson

哈佛大學校長辭職了。也許，現在不是降低對哈佛的評價的時候，而是降低對哈佛的關注的時候。

Illustration by Mallory Rentsch Tlapek / Source Images: Getty

上週二，我收到哈佛大學校長克勞迪娜·蓋伊（Claudine Gay）的電子郵件，宣布她辭職的決定。這封郵件是寫給「哈佛社群成員」的，而我是哈佛校友（2014年道碩畢業），同時也是哈佛校園團契（InterVarsity）的牧師。

哈佛是我非常關心的社群。過去幾個月的情況表明，還有很多人也非常關心哈佛——遠多於校長蓋伊電子郵件裡的名單。她的聲明是在一系列以哈佛為中心的媒體狂轟濫炸之後發布的，有些是關於蓋伊12月在國會聽證會上說的話，以及隨後關於她論文的抄襲指控，有些則關於學生團體對10月7日哈馬斯恐怖攻擊和隨後的以色列-哈馬斯戰爭發表的聲明。

我曾多次被問到對這些事件的看法，起初，我的本能是回應那些頭條新聞似乎總是忽略的細微差別。但隨著新聞報導的不斷湧現，我開始給出不一樣的答案：也許你不該那麼關注哈佛。

某種意義上而言，這種興趣是可以理解的。這一輪媒體的關注始於哈佛一個學生組織在10月7日後發表的一份真正應受譴責的聲明，這份聲明將暴力事件的責任全部歸咎於以色列，並且有其他學生組織共同簽署這份聲明。

我看到這份聲明時也忍不住挑起眉毛，但我也曾親身體驗過學生團體的特徵：熱情、不受拘束、混亂。後來我才知道，有些團體看到自己的名字附在聲明上時很驚訝，有些團體在聲明發表前並沒有看過聲明。

我想，這一定會在校園裡引起轟動。

我簡直大錯特錯。它不僅在校園裡引起轟動，它在全國範圍內都引起轟動。為什麼這會成為全國性新聞？也許跟你讀這篇文章的原因一樣：我們都太痴迷於哈佛了。哈佛的名字等同於點閱率。

哈佛大學和其他幾所頂尖學術機構一樣，以一種特殊的方式佔據美國公眾的心思。哈佛這個名字本身就能喚起人們複雜的情感，既敬佩又羨慕。這個招牌背後的意義令我們著迷。剎那間，我們忘了基督的話——「這樣，那在後的將要在前，在前的將要在後了。」（馬太福音20:16）——定睛在哈佛的聲望上。

我自己親身經歷過這種感覺。2011年，當我得到去哈佛唸書的機會時，我被它的聲譽深深吸引。我沒有認真思考這是否是正確的選擇，是否是上帝為我安排的一部分。我看到錄取通知書上的「哈」字，就和僅交往六天的女友分手（我很抱歉！），買了一張前往波士頓的單程機票。

每個在哈佛的人都知道這個名字的力量。這就是為什麼哈佛學生會說「我在波士頓上學」，而不是「我在哈佛上學」。沒有人願意在原本普通有禮的對話中突然丟下「哈⋯」這個炸彈！

當我開始服事哈佛的研究生時，我在我的導師傑夫·巴尼森（Jeff Barneson）——他在哈佛擔任校園牧師的時間比以色列人在曠野的時間還長——身上學到重要的一課：「我們每個人的人生都必須來到這個階段，也就是當我們為著自己來哈佛唸書的原因悔改。」為什麼？因為，在某種程度上，我們來到這裡，都是因為我們迷戀哈佛這個名字所代表的世俗定義下的成功。

哈佛透過數個世紀的世界頂級學術研究贏得其聲譽。這一點理應受到稱讚。但是，良好的學術研究並不是我們忽略自己地方社區大學或州立學校內發生的事（而我們更有可能與這些學校有私人或社區上的聯繫）但發生在哈佛的事能傳遍全國的原因。

這個日益緊密連結的世界正在把我們的注意力，連同我們的憤怒，一起拉向離我們遙遠的敘事。

我們常常沒有仔細檢查我們的注意力去了哪裡，為什麼我們對自己社區的關注越來越少，而對遙遠的人和地方的關注卻越來越多。我們沒有意識到過度關注像哈佛這樣耀眼的名字所帶來的結果——而這並不是什麼好結果。

首先，過度關注哈佛讓我們更容易過度簡化和誤解遙遠的故事和人物，這有可能扭曲了我們的態度。這是ㄧ種稱為「蓋爾-曼健忘症」的症狀，作家邁克爾·克萊頓（Michael Crichton）創造了這個詞，用來形容我們在閱讀自己專業領域內的新聞報道時能注意到誤導性的陳述和錯誤，在閱讀自己經驗以外的話題時則不會使用獨立思考能力（uncritically）。

因為我們之中很少人真的瞭解哈佛大學和類似的學術機構，所以我們可能被錯誤的報道誤導，並對相關人員進行批判。我們在他們身上看到的不是上帝的形象，而是我們所憎惡的思想簡化後的表述。我們忽略了現實情況，沒有從基督的角度看待他人（林後5:16）。

與此相關的是，過度關心哈佛大學往往會讓我們把時間和心思花在太大、太遠的問題上，忽略了較小、較近的環境，而在這些環境中，我們其實是可以有所作為的。如果每個在哈佛文章底部寫下憤怒評論的人都把同樣的精力花在他們的城市、學區或教會上，他們很可能會找到更有建設性的話來說，找到更有用的事去做。

耶穌總是專注在祂面前的人（馬太福音14:14）。祂很少相信那些自以為是的龐大機構（可12:13-17）。我們若效法祂，會做得更好。

最後，我們對哈佛大學的過度關注加劇了其批評者經常抱怨的不平衡現象。即使是痴迷於「反哈佛」，也有助於將權力集中在哈佛和類似機構裡。

這世上有許多傑出的人才和優秀的大學。身為一個社會，若我們在任何地方都能見到其中優秀的人才，而不是根據人們與像哈佛這樣的品牌的聯繫來評價他們，對我們會更有益處。哈佛並沒有壟斷卓越的人才，同樣也不值得壟斷我們的注意力。

我並非想要抨擊哈佛——當然，哈佛在很多事上確實值得審視甚至批評。我想說的是，我們應將我們的注意力轉向更好的對象。有句知名的話經常被誤傳為出自魯益師（C. S. Lewis），但更準確的說法是出自華理克（Rick Warren）牧師，這句話解釋「謙卑」不是降低對自己的評價，而是降低對自己的關注。

這句話在這裡同樣適用。對我們多數人而言，對所有這些喧囂的正確回應不是降低對哈佛的評價，而是降低對哈佛的關注。

皮特·威廉森（Pete Williamson）是哈佛大學校園團契（InterVarsity）研究生和教職員牧師部的組長，也是哈佛大學的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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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我們不能拋棄意見相左的朋友？

Bonnie Kristian

愛讓我們能待在一起，即使我們的想法不一樣。

圖片：Mallory Rentsch的插圖/來源圖片：Josue Escoto / Unsplash / Khoa Vo / Pexels / MirageC / Getty Images

我和先生搬來明尼蘇達時，才剛新婚不久，我們在那裡沒有半個朋友。我們需要一段時間來建立關係。我的神學院課程還沒有開始，而且我們都在家裡工作，所以沒有同事或同學會關心我們。那幾個月很孤獨。我天性比較內向，「明尼蘇達式友善」（Minnesota Nice）並不等同於「明尼蘇達州的人實際上想和你成為閨蜜」。

但後來我們找到新的教會，並透過教會交到許多好朋友，簡直情誼滿溢。這些朋友為我們鏟過人行道的雪、為我們的孩子織過毛衣，以各種宴會招待我們。

他們同樣也是與我們在神學和政治上有很大分歧的朋友，我們對這些分歧進行長時間的討論，有時充滿憤怒，有時充滿淚水。「理論上而言，我們的距離非常遙遠，」正如一位朋友在我們一系列道別活動中評論的那樣。然而，我們曾在同個社區買房子，好讓我們能一直在彼此附近。

我提及這些友情不是為了誇耀。畢竟，我只是他們眾多朋友裡面的一個。但這裡仍有值得慶祝的事。在我們這個時代，人際關係是否能維持，往往取決於報紙上的內容。友情總是自願的，但我們美國人越來越傾向視我們的友情為意識形態的聯盟、有條件的連結關係，是能互相認可我們的選擇和想法的空間，是自我受益的機會。

例如，在《紐約時報》發表的一篇有爭議的文章裡，作者以讚許的口氣解釋如何「擺脫讓人不滿意、沒用處的關係」，並在那些「讓你對世界、對自己感覺更好」的朋友身上花最多的精力。

更鮮明的例子是，反對凌亂的收納女王近藤麻理惠（Marie Kondo）在她的網站上提供一份「整理關係」的指南。她建議，如果經過深思熟慮後，「你確定某個人的價值觀與你在根本上不一樣，或是有衝突，你應該考慮放棄這段關係」。

美國人的個人主義並非新鮮事，然而幾十年來，我們的社交圈子變得越來越小。家庭正在萎縮；地方的各種組織正處於長期衰退中。社交生活收縮到只有「我」和那些「我選擇」和我一起消磨時間的少數人。並且，如果這種聯盟不再對雙方有利，它可能僅限於「目前」這段時間而已。

在這種模式下，友情是種淺薄的東西，如果它帶來的麻煩超過它的價值，就可能被拋棄，像約拿一樣被扔到海里，好以平息風暴。如果你的朋友做錯事或持有錯誤的價值觀——那些你認為錯誤、無禮、有害或讓人煩躁的——特別是如果涉及到與道德相關的事、與神學或政治有關的事——也許你該和他們切割，或甚至在公共場合譴責他們的無知、不正當性或錯誤，這樣其他人才會知道你不是那樣的人，你不容忍這種行為。不巧的是，有超過四分之一的美國人回報自己曾刻意與親密的家庭成員疏離。

我能理解這種心態。如果對重大議題存在嚴重分歧，人和人之間的關係往往會很緊張，畢竟，在「這個世界應是什麼樣子、應做好哪些事」等大問題上，若有與自己想法一樣的朋友，是件很好的事。在這種簡單的關係中，你不需要懷疑自己是否沒有履行身為一個「好的朋友」的責任，這種關係讓人感到輕鬆，也有必要性。

但擁有一個在大事上與你想法不一樣的朋友也是很好的事，因為你們會幫助對方成熟（箴27:17）。有時這種關係也許很困難，讓你在道德上感到混亂。但是，如果我們在急於尋找政治盟友的過程中排除這種類型的友情，我們最終會走向何方？

可能會和我們現今社會的情況差不多。人們普遍認同孤獨病在我們的社會裡盛行，我們糾結於和人進行有意義的對話。約有五分之四的美國人回報，他們在過去一年裡很少，或甚至沒有與人進行過關於信仰的對話，許多人之所以不進行這種對話，是希望避免「緊張的氛圍或爭論」以及擔心冒犯他人。

我們對其他實質性的對話也有類似的防備心，例如關於政治的話題。「美國人平均只有四個親密的社會關係，」尼古拉斯·A·克里斯塔基斯（Nicholas A. Christakis）和詹姆斯·H·法勒（James H. Fowler）在他們2011年的著作《連結》中如此寫道。「可悲的是，有12%的美國人說，他們沒有可以一同討論重要議題或共度自由時光的對象。在另一個極端裡，有5%的美國人回報自己的生命裡有至少八個能與自己這樣互動的人。」（按照這個標準，我想我屬於極端的那一邊。)

如果你的目的是為了避免被拒絕，這種沉默是有道理的，但這不是友情應該有的樣子，特別是基督徒的友情。基督徒的友情應該更加持久（傳4:9-12），經得起意見分歧的壓力，甚至是爭論及冒犯（彼前4:8-10）。

我最近重溫了魯益師（C. S. Lewis）在《四種愛》裡對友情的反思。他承認，友情確實是自願的，不受其他親密關係天然有的義務約束。魯益師寫道：「我沒有義務成為任何人的朋友，這世上也沒有人有義務成為我的朋友。就像哲學、藝術、及宇宙本身（上帝沒有創造宇宙的需求），友情是不必要的。它沒有生存價值；然而，它是賦予生存得以有價值的東西之一。」

但後來我轉向他所寫的另一種類型的愛，魯益師稱之為「親愛」（affection）。他說，這種愛與熟悉有關。親愛（affection）並非由人們特別「選擇」，常常被視為理所當然。然而，這種愛「可以進入其他的愛中，並使它們全面著色，成為其他愛日復一日運作的媒介。如果沒有親愛，其他愛或許無法持續得很好，」他寫道。「結交朋友並不等於對他充滿濃烈的情感。但當你的朋友逐漸成為老朋友時，他身上所有那些原本與友情無關的東西，都會因為相識已久而變得熟悉和親切。」

我逐漸開始覺得，「親愛」（affection）正是我們在許多關係裡缺少的東西。因為它的缺失，這些關係維持得不是很好，在政治兩極化、神學分歧或其他意識形態差異的壓力下變得難以忍受。或許我們在這個變幻、暴躁、相互隔絕的時代缺少親愛之情，正是因為我們不願緊緊抓住它，直到我們之間的親愛之情慢慢積累。總是有另一個人、地方或職位在爭奪我們的注意力。

正是這樣的認知，讓我如今在離開之際，十分感激我們在明尼蘇達州所建立的友情。我認為它建立得足夠牢固，當我們談及我們的「老朋友」時，我們指的不是「曾經的」，而是「熟悉的」朋友。

翻譯：吳京寧 / 校編：Yiting Ts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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