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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出有毒的教會領袖需要全村的力量

耶穌的故事從來不會傷害脆弱的人,教會的故事的標準就是這麼高。

Christianity Today May 19, 2024
Illustration by Rick Szuecs / Source images: Dziana Hasanbekava / Pexels / Valerie Gionet / Priscilla du Preez / Unsplash

兩年多前,有篇文章詳述了露絲·馬爾霍特拉(Ruth Malhotra)——拉維·撒迦利亞(Ravi Zacharias)性侵事件的吹哨者——所經歷的遭遇。當時,露絲逐漸意識到這位國際知名的護教神學家和他的事工並不像表面看起來那樣。那篇文章引起許多人對那些曾親近地和撒迦利亞一起服事的人(如露絲和其他人)的疑問:為什麼這些人沒有早ㄧ點發現這些事?為什麼他們不早ㄧ點離開拉維·撒迦利亞?

這些問題不無道理。畢竟,我們在收聽《今日基督教》的播客《馬爾斯山教會的興衰》時,可能也會對那些離開教會的員工產生疑問:「在這樣的環境中,你們怎麼會一直沒有看到傳道人自戀和教會功能失調等問題呢?」或者更遠一點的問題,我們可能會看完一部關於演員莉亞·蕾米妮(Leah Remini)離開山達基教的紀錄片,然後問:「這些人怎麼會看不出來這是個多層次傳銷及飛碟邪教結合的宗教?」

人們之所以在有毒的體系中停留如此之久,原因有很多。其中一些原因源自於人類的驕傲和野心,有些則源自於人類的恐懼或無知。但並非所有原因都是這樣。在某些情況下,起作用的是「盲視背叛(betrayal blindness)」。這個概念出自心理學家詹妮弗·弗雷德(Jennifer Freyd),指的是當一個人在生活中需要信任其配偶、父母、照顧者或領袖,而當這個人遭到這些人的背叛時,就會在「需要結束這樣的虐待/傷害」和「需要維繫這樣的關係」之間來來回回糾結。

洛莉·湯普森(Lori Anne Thompson)是第一位站出來公開指控拉維·撒迦利亞的女性,她在接受鮑勃·斯米塔納(Bob Smietana)採訪時使用了「盲視背叛」這個詞。在露絲吹哨,站出來說話並被RZIM(拉維·撒迦利亞創立的事工機構)開除後,洛莉一直支持著她,為她禱告,並為她提供諮詢——儘管露絲曾擔任那位性侵她的人的公關。

洛莉告訴鮑勃,「盲視背叛」的概念幫助她更好地理解為什麼有些人會留在那種局外人覺得明顯有毒的環境中。

我並不是說弗雷德提出的「盲視背叛」一定是露絲或其他任何吹哨者這麼晚才吹哨背後的主因。但是,理解這個概念對教會和其他基督教機構如何克服性侵、濫權、和掩蓋惡行等行為至關重要。同時,這也是理解有毒的領袖、屬靈虐待行徑如今更頻繁地發生的關鍵——有太多教會、事工、政府和政治運動有同樣類似的模式。

我們每個人天生就有「被有權柄的人愛和接納」的需求,首先是我們的父母。當父母因家暴或忽視孩子等方式拒絕孩子的愛時,有些孩子無法接受承認「父母有問題」後心靈上的感受。

畢竟,這樣的想法會讓孩子陷入一個可怕而混亂的世界,讓孩子感到沒有庇蔭處及孤獨。在某些情況下,孩子會認為是自己有問題。有時,孩子會想:「只要我表現得更好、更努力,我就能找到安全感,也能幫助照顧我的人變得更好。」

更常見的是,這種思考模式並不會隨著童年的結束而停止。我們之中許多人曾輔導遭受家暴的女性,這些女性得出的結論是:她們的問題在於她們沒有充分減輕伴侶的壓力。遭遇配偶出軌背叛的人有時也會認為是自己不夠有吸引力,或配偶的背叛是因為自己在某些方面做得不夠好。類似的情況也經常發生在教會中。人們有時很難發現——甚至要直到很多年後才會發現,他們曾經以為只是「與人相處必經的混亂」事實上是個有毒、有害的環境。

特別是當機構——甚至是教會——有時會對受害者(或那些試圖幫助受害者的人)情緒勒索、情感操控並加深對他們的傷害,讓受害者感覺自己對傷害的反應(而不是傷害本身)才是問題本身。有時,當人們批評受害者「提出控訴的方式」或試圖找到其他問題並歸咎於受害者時,就會發生這種情況。

在教會或事工中,這種情況尤其危險。因為當人們在教會裡學到「我們是主內的家人」的概念後,當他們看到教會內發生「亮起紅燈」的事時,便會懷疑自己是否看錯了。當別人指責他們的控訴是在破壞事工的「合一」時,他們會開始相信自己(而不是問題本身)有問題。確實,世上任何機構都可能會霸凌或恐嚇吹哨者,但沒有任何機構能比一個說出「如果你這樣做,你就是在離棄耶穌/這個信仰」的機構還更有殺傷力。

就像孩子與父母的關係那樣,有些人無法忍受自己冒出「這間教會/事工/宗派可能是騙子、壞蛋」的想法(尤其如果他們是在這裡信主的)。他們之中一些人可能會開始想:「也許他們告訴我的那些關於耶穌和福音的事也是騙人的。」或開始尋找其他可能的解釋——把責任歸到自己身上,而不是那些做錯事的人。

很多時候,這些人甚至無法想像自己會脫離該教會、事工或宗派,因為他們的身份已經與教會、事工或宗派緊密相連。正如神經學家和心理學家所指出的,被一個「部族」流放的心裡痛楚,往往與身體上感受到的疼痛一樣痛。

因此,人們更願意相信一些看起來合理的解釋:「這個事工對我來說太重要了,我不該把時間浪費在糾結於自己的直覺上(因為直覺告訴我有些事情不對勁)」,或是,「其他人似乎都沒有看到這個紅燈,所以我一定是瘋了」;或是,「如果我離開這個崗位,會有更糟糕的人取代我。但也許我可以從內部做更好的事」。但我們一次又一次地看到,這些想法最終都會帶來災難。

有時,即使是來自局外朋友給的建議,也會和我們自己內心的懷疑一樣被人質疑。有時,只有到了崩潰的邊緣,人們才會意識到必須離開。對某些人來說,就像露絲那樣,直到她看到證據出現那刻,才知道自己的直覺終究是正確的。

我曾經處在一個有毒且充滿屬靈虐待、屬靈濫權的環境裡。但我終究擺脫了自己多年來的猜疑,不再責備自己的感受。那個時刻發生在當我唸一本兒童讀物給兒子的時候。我讀著莫·威廉斯寫的《金髮姑娘與三隻恐龍》結尾的一句話:「如果你發現自己在一個錯誤的故事裡,馬上離開。」我收起書,意識到「我正在一個錯誤的故事裡。」

教會內發生的醜聞、欺騙、性侵、濫權事件,是我們所有教會成員的責任。我們必須採取許多措施——從建立問責機制到訓練人們如何發現問題,再到教導領袖如何關心那些因這些問題受傷的人。我們必須堅持保護吹哨者。但是,我們也必須在問題出現前就採取預防措施,幫助引導人們看到耶穌賜給我們的關於教會的願景:在這個願景裡,我們不會為了「合一、和諧」而捨棄問責,也不會為了所謂的「教會的使命」而犧牲我們的正直。

早在兒童主日學階段,我們就應該開始幫助人們分辨「忠於基督」和「忠於某些以基督之名自居的人」之間的區別。我們應該投入教會資源,教導人們如何發覺自己是否是因為「被人操縱」而開始自責,以及他們何時應站出來說「我發現我們教會裡面有些錯誤的事。」

我們需要教導人們,耶穌的故事從來不會傷害脆弱的人。因此,如果你發現自己身處錯誤的故事中,你可以隨時離開。

羅素·摩爾是《今日基督教》編輯,帶領本刊公共神學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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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知道我會為我的信仰付出代價」

曹三強牧師分享了手抄聖經經文、禱告和母愛如何在他被監禁的七年間鼓勵著他。

阿莫斯·曹分享全家福照片,他的父親曹三強牧師為右邊第一位。

阿莫斯·曹分享全家福照片,他的父親曹三強牧師為右邊第一位。

Christianity Today May 17, 2024
Paul Sancya / AP Images

2017年3月5日,當64歲的曹三強牧師從緬甸佤邦越境返回中國時,中國官員正等著逮捕他。多年來,他從雲南省穿過漏洞百出的邊境,來到貧困的佤邦,在那裡創辦20多間學校,建立戒毒中心,並向當地人提供醫療藥品、書籍、學習用品和聖經。佤邦是臭名昭著的「金三角」的一部分,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冰毒生產地之一。

然而,雲南法院卻以「組織非法越境」的罪名判處曹三強七年有期徒刑。

曹牧師的案件引起廣泛的國際關注,因為曹牧師的妻子和兩個兒子都是美國公民,曹擁有美國永久居留權。雖然他可以申請美國公民身份,但曹決定保留他的中國護照,這樣他就可以回到中國服事。他在北卡羅來納州牧養一間華人教會,同時訓練中國家庭教會領袖,動員他們參與宣教。

多年以來,許多國際宗教自由組織和美國議員不停止呼籲釋放曹牧師。2019年,聯合國任意拘留問題工作組得出結論,曹三強因信仰基督教而成為目標。

中國當局於3月5日因刑滿釋放曹牧師。四名警察將他押送回老家長沙,在那裡,他將接受當地政府為期五年的監管和「思想改造」。

《今日基督教》採訪曹三強牧師,談及他在監獄中的生活、支撐著他的聖經經文、他對迫害的看法,以及被釋放到一個已經改變了的中國的感受。(本訪談長度已經編輯)

您現在有什麼樣的感覺?

我已經獲得自由40多天了。我的健康狀況有了很大改善:我的耳鳴一開始很嚴重,現在好多了。每天我都出去慢跑20分鐘,所以身體恢復得很好。

您現在有多大的自由?

雖然司法辦公室和派出所每個月仍會到我家對我進行監視,但我基本上是自由的。我可以外出,不會被跟蹤。不過,我沒有中國身份證,所以不能去看醫生或去其他地方旅行。

您在監獄中的生活是什麼樣子?

我曾在兩間監獄服刑。因為我在第一所監獄(雲南孟連看守所)與其他囚犯分享福音,2019年我被轉到昆明監獄。為了懲罰我,我被禁止與其他囚犯交談。

曹牧師Courtesy of China Aid / Edits by CT
曹牧師

在中國,囚犯需要經歷勞改,即「勞動改造」。中國共產黨十分重視勞動,要求囚犯長時間勞動。勞動改造的目的是把壞人變成好人。

在孟連看守所,我們縫製褲子和衣服,收入十分微薄。在昆明監獄,我組裝茶葉紙袋、禮物袋和水果袋,但沒有報酬。

在獄中,我沒有機會曬太陽,一年大概只見過10次太陽。沒有陽光和陽光所產生的維生素D,我的身體變得很虛弱。我被禁止外出或運動。我甚至不能在房間裡運動。

每天早上7點到7點半,我們必須收看國家新聞節目。我對新聞毫無興趣,因為這裡的新聞對我而言充滿教義(共產黨教義),毫無意義。通常在播放新聞時,我都會低頭禱告。我確實在一定程度上了解COVID-19疫情情況和其他重大外部新聞。

為了「繼承紅色基因,準備解放全人類」,我們所有人都要學幾十首「紅歌(歌頌中國共產黨的歌)」。

由於在昆明監獄的時候,我不能和任何人說話,所以我會禱告和唱讚美詩。我也會寫一些讚美詩。我被四名獄友監視著,不能走出我的房間。雖然他們可以自由地與其他牢房的囚犯交流,但我不能與他們任何人說話。同樣的,囚犯們一旦看到四名看守站在我身邊,也不會靠近我。

有沒有特別鼓勵你的聖經經文?

我在監獄中沒有聖經。雖然我的母親和律師曾把聖經帶到監獄,但管教人員拒絕把聖經交給我。我母親會在給我的信中寫下聖經經文。然而,警察會檢查我們的通信:如果我在信中提到信仰,他們就不會把信交給我。

兩所監獄都有小型圖書館,藏書數百冊。我會尋找托爾斯泰(Leo Tolstoy)的書,因為他的書中有一些聖經經文。找到後,我會非常非常高興,把經文抄在筆記本上。在那裡的四年,我抄寫了幾十節經文。

我特別喜歡那些記念在監獄中受苦的信徒的經文。詩篇137:1-3寫道,

我們曾在巴比倫的河邊坐下,

一追想錫安就哭了。

我們把琴掛在那裡的柳樹上。

因為在那裡,擄掠我們的要我們唱歌,

搶奪我們的要我們作樂,

說:「給我們唱一首錫安歌吧!」

這些關於以色列和猶太人在巴比倫流亡期間的悲痛經文讓我感觸很深。

你是否曾懷疑過自己的信仰,或想過為什麼要經歷這樣的考驗?

我未曾懷疑過。當我回到中國傳福音時,我知道我遲早會因為信仰而受到迫害。耶穌說,我們將經歷祂所經歷的一切。凡追求生命的,必喪掉生命;凡為主的緣故喪掉生命的,必得著生命。

此外,我去過中國每一個省,拜訪過許多被逼迫、毆打和監禁的基督徒。我聽過他們的見證。因此,當這一天來臨時,我心中非常平安。我知道我會為我的信仰付出代價,所以我感到非常喜樂。

您的母親不辭辛苦地來看你。是什麼給予她力量和勇氣?

我母親看似是名普通的基督徒,但她卻是個非常了不起的基督徒。她花了整整兩天的時間才趕到孟連關押我的拘留所,很多時候她甚至見不到我。在能夠見面的日子裡,我們只能隔著玻璃窗通電話。我們的通話受到監控。

有一次,我母親提到一位信徒轉達他的問候,說他為我禱告。她的話還沒說完,「禱告」這個關鍵字引發警察的注意,他們切斷談話,結束我們的會面。為了和我進行三分鐘的談話,她坐了幾個小時的火車,這讓她淚流滿面。

根據中國監獄法,囚犯有權寫信給親人,但我只能寫信給母親。這切斷了我與外界的聯繫,因為我只能透過她進行交流。

我寫了一首詩來悼念我的母親。我講述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許多母親送兒子上前線打仗。其中一句是:昔日母親送子去,今朝母親與我並肩站。我視母親為我的戰友,她與我並肩作戰。她比二戰時期的母親更偉大。

從當地基督徒到美國政府官員,許多人都呼籲中國政府釋放你,並為你禱告。你想對他們說些什麼?

我非常感謝世界各地所有為我禱告及為我奔走的弟兄姊妹。我也知道他們透過多種管道試圖說服中國承認錯誤並釋放我。

我非常感謝美國的許多立法者和官員,他們為釋放我付出很多努力。無論是普通公民還是官員,他們都出於正義感為我說話。

許多中國基督徒也曾到監獄門口為我禱告。這可能會讓他們被捕,他們冒著很大的風險。監獄的警察知道,如果有人站在門口,就是在為我禱告。一位警官曾秘密通知我,有人跪在門口為我的自由禱告。

出獄後,你回到了一個截然不同的中國,基督徒的自由更少了,經濟不斷惡化,公民社會受到壓迫。你是如何應對的?

最初,當我得知自己被判處七年徒刑時,我無法理解他們出於什麼理由會迫害我,因為我在緬北做的事對中國的形象有益。

當我獲釋後,我才意識到許多牧師都被逮捕了。我意識到這是對整個中國家庭教會的鎮壓,而我恰好是第一批被捕的人之一。

中國基督徒並不反政府,他們遵守憲法。一個普通公民都沒有槍,他怎麼能煽動顛覆國家政權?政府鎮壓基督徒,是一種自殘自損的行為。不僅基督徒受到傷害,政府的聲譽也會受到損害,在外名譽掃地。

您對未來有什麼樣的計畫?

首先,我想獲得一個中國身份證,這樣我就可以與我在美國的家人團聚。沒有身份證,我就不能自由行動到其他地方,不能買手機、不能在網路上註冊帳戶,也不能看病。

這不僅關乎團聚,也關乎不便利性。身份證是我作為中國公民的體現。我非常重視身為中國公民的權利,被剝奪這樣的權利是非常不公平和不公義的。基督徒在日常生活中也會遇到許多類似的事。

除此之外,我的生活還不錯。長沙也不錯。我可以參加現場和線上教會聚會。有家庭教會與我聯繫,邀請我去牧養他們,但我還沒有做出決定,因為家庭教會在中國仍被認為是非法的。一如既往,我的主要目的是分享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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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無神論理工男到基督徒網路宣教士

《今日基督教》前亞洲編輯回顧上帝如何帶領他來到美國,信主、蒙召,投入網路宣教,服事全球華人教會。

Sean Cheng

Sean Cheng

Christianity Today May 14, 2024
Courtesy of Sean Cheng

1966年我出生在中國西南部的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出生後沒幾天,父母就把我送到了省會成都我外婆家,我和妹妹都由外婆撫養成人。我的父母都是醫生,在那個年代,因為「出身不好」被送到遠離成都、生活艱苦的藏區工作。父母每年只能回成都看我和妹妹一兩次,每次要在「危乎高哉」的川藏公路上顛簸好幾天。

在城市長大最主要的好處是我能夠受到比藏區好得多的教育。我從很小的時候就知道,我必須考上大學,才能逃脫在高寒貧窮的山區度過一生的命運。我拼命用功學習,從小學到高中一路都成績優異,成為「尖子」學生。

16歲那年,我去了上海,就讀於中國頂尖學府之一的複旦大學化學系。那是20世紀80年代,中國剛改革開放,向世界敞開大門。當年,中國的大學對學生的思想自由持相當寬容的態度,復旦則更被稱為是中國最「西化」的大學之一。

心之追尋

大學時,我開始反感和抗拒官方意識形態的灌輸。我希望能更了解西方的思想和文化。但我的世界觀已經受到多年無神論教育的影響。我認為自己什麼都不信,對任何宗教都不感興趣。

畢業後,我回到成都,在化工研究院做高分子材料科學研究。工作之餘,我喜歡唱卡拉OK、打麻將,甚至徹夜賭博,但我心裡並不快樂。1989年六四事件後,我陷入了深深的幻滅、黑暗和絕望之中。我找不到內在問題的答案,生命變得毫無意義,痛苦不堪。我決定出國留學、到美國讀研究生,並開始準備托福、GRE考試。

我也開始閱讀大量哲學和宗教書籍。我發現那時能看到的大多數關於基督教的書都對基督教持批評的態度。我也在成都錦江河邊的「英語角」認識了幾位學生基督徒朋友,但我只跟他們去參加過一次查經,而且根本聽不懂他們在講什麼。

1990年,為了賺點外快,我為一支英國探險隊做翻譯,跟隨他們前往四川、甘肅和青海三省藏區的長江源頭。這個考察隊共有30人,其中27人是基督徒。他們用氣墊船逆流而上,進入偏遠的藏族村莊,在那裡進行慈善工作。我和他們一起在青藏高原度過了一個多月。

考察隊的車隊拖著氣墊船,冒著暴風雪、土石流和其他惡劣天氣的危險,在川藏公路上行駛。他們在藏區的旅行受到許多限制,遇到很多官僚主義的麻煩。團隊的中方接待單位只想多賺點錢,對這些英國人並沒有太多幫助。我雖然是中方僱用的翻譯,卻常常更同情這些「老外」。這群英國基督徒並沒有機會向我傳福音,但我天天跟他們在一起,親眼見到他們在面對逆境時如何禱告,主日又是如何在帳篷裡用吉他彈唱讚美詩,喜樂地敬拜上帝。我被他們對藏族人的真誠無私的愛所感動,並且發現自己非常羨慕他們有那樣的生活方式和信仰。

赴美留學

1992年夏天,我收到了美國阿拉巴馬(Alabama)大學的研究生錄取通知。不知是否因為那年申請到美國留學的人特別多,為了申請學生簽證,我需要在美國駐成都領事館外排隊等四天四夜。更令人焦急的是,學校第一次郵寄的I-20 文件寄丟了,我不得不打了一個非常昂貴的國際電話來申請另一份I-20,在領事館外排隊的第三天,我才終於收到這份文件,最後拿到了簽證。

1992年8月,我懷抱42 美元(這是我當時所有的積蓄,我的一位親戚為我買機票)來到了美國,開始追求我心目中的自由、民主、幸福和科學成就的「美國夢」。

但我找到的是在基督裡的救恩。我加入了大學校園中的華人查經班。因為沒有車,我只能依靠朋友帶我四處購物和做其它事情。查經班裡的基督徒主動為我提供幫助,週五晚上他們會帶我去參加查經,儘管我主要是奔著能吃頓中國飯而去。

開始的時候,我常常與基督徒們爭論進化論和創造論之類的問題。然而,我越來越被這些基督徒朋友對我的愛心感動,尤其是因為基督徒的不求回報的愛與我以前在中國接受的仇恨教育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對我更具震撼力。我意識到,這些基督徒能夠表現出無私與捨己的愛,是發自他們對上帝的信仰,正如青藏高原上的那些英國基督徒對藏族人的愛是來自他們對基督的跟隨。

我也開始意識到自己心中的仇恨、苦毒和其它黑暗,開始覺得自己需要救贖。1992年10月的一個星期天,我坐在塔城(Tuscaloosa)第一浸信會教會的一個座位上參加主日聚會。當天牧師的講道是福音佈道,他講到基督的十字架和上帝的愛,我感動得熱淚盈眶。當牧師問是否有人願意相信耶穌基督並邀請願意的人走到講台前面時,我不由自主地站了起來,走到前面。牧師握著我的手,帶我做了接受耶穌為我的救主和生命的主的決志禱告。到美國僅兩個月後,我就在那間教會接受了洗禮。

網路宣教

1995年碩士畢業後,我開始在美國化學工業工作,先是做科研員(scientist),後來成為高分子材料研發經理。因為工作,我從亞利桑那州搬到新澤西州,最後搬到馬裡蘭州。同時,我的靈命在上帝的帶領下逐漸成長,我也在不同地方的華人教會參與服事。

1995年,我開始在原始的中文網路上參與基督教信仰的討論。很快,我開始在網路上與在中國和海外的非基督徒中國知識分子接觸,跟他們對話。我成為中文網路上最早為基督教信仰辯護以及利用網路向中國知識分子傳福音的基督徒之一。

儘管當時網路上的基督徒寥寥無幾,但在中國網路剛起步時,基督教信仰曾是早期的BBS上最熱門的爭論話題之一。在1996年和1997年新語絲網站評選的「中文互聯網十大新聞」中,關於科學與基督教的辯論都榜上有名。

1996年,我加入「網路基督使團」(CCIM),成為其最早的同工之一。我們把護教和福音的資料放在網站上提供給中國國內的網友閱讀(那時候還沒有「防火長城」的牆)。1998年,我建立了自己的個人福音網站「基甸連線」。

在1990年代末,許多中文線上論壇開始湧現。包括我在內的基督徒活躍在這些平台上,與中國的知識分子進行關於基督教信仰的對話,包括一些有影響力的中國知識分子都有參與,一些當時反對基督教信仰的人後來成為基督徒,甚至成為傳道者。

2000年代和2010年代,當部落格、豆瓣、微博、知乎和微信等網路平台逐漸流行時,海內外使用中文的基督徒迅速利用這些新的工具傳福音。我自己從2006年左右開始寫博客,主題逐漸從「很硬的」護教轉型到文化評論,希望用更「春風化雨」的方式分享信仰。2012年,我的部落格文集《追尋與回歸》在中國出版。同年在《中國青年研究》發表的一篇文章中,作者把我(文中稱為「J」)列為中國青年應該警惕的「網路宣教士」之一。

一路引領

但我向中國同胞傳福音並不局限於網路寫作。從2000年到2018年,我每次回國,都會在一些城市的基督教書店和教會開辦的咖啡館舉辦「免費公開講座」,演講基督教與科學等主題(最後都會講到福音),也會在許多 城市與基督徒和慕道友相遇。(2018年後許多教會被禁止、沖散,基督教書店和咖啡館也不復存在了。)

2011年,我加入了海外校園機構,成為全職福音媒體編輯(曾任《海外校園》雜誌主編),我們透過微信公共號等平台發佈福音性的文章,我個人也繼續在網路上分享信仰、與網友 互動。在2020年1月我的帳號被封鎖、文章被刪除之前,我在知乎網站上回答了近300個與基督教信仰有關的問題。

同時我也以旅行佈道者和營會講員的身份服事北美、亞洲和歐洲等地的華人教會。 2019年,我成為「散居宣教士」。2022年1月,我被外派到《今日基督教》擔任亞洲編輯。在《今日基督教》工作的兩年時間裡,我們不僅發表了數百篇英文文章的中譯,還刊登了80篇中文原創的文章。

32年前,當我來美國留學時,我的父母期望我成為一個傑出的科學家。後來在化工業工作時,我的科學研究做得還不錯。但我的父母從來沒想到我會「棄理從文」,成為一名網路傳道人和基督教文字工作者。如今,我曾經積極參與的許多中文論壇早已不復存在,但偶爾我仍會收到一些網友的私信,他們告訴我在十多甚至二十多年前他們還是無神論者的時候,就透過網路認識了我,或讀過我在網路上寫的文字,他們當中有些人後來成為了全職傳道人或宣教士。他們通常會感嘆我到今天還活躍在網路上及透過在基督教媒體的工作傳福音。

回想我的人生旅程,我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相信,除了上帝的恩典,我沒有什麼可以誇耀的。當我出國前懷疑人生、苦悶掙扎時,是上帝在我心裡動工。我信主後,祂又按照自己的時間引導我進入互聯網,參與網絡宣教。我這一路走來都靠主的扶持和引領。我由衷地同意一首讚美詩中所說:「我願忠誠跟主腳踪,因蒙我主親手領我。」

Sean Cheng是一位基督徒作家、福音媒體編輯、散居宣教士,現居美國馬裡蘭州。 2022 年,他出版了一本以科學與基督教為主題的中文書籍《萬有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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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羅確實教導我們要「彼此順服」

一些神學家對以弗所書5:21的解釋為何站不住腳?

Christianity Today May 8, 2024
WikiMedia Commons / Edits by CT

在以弗所書5:21,保羅指示基督徒要「彼此順服」。這些話在基督教傳統上確實被理解為要求我們要彼此順服,甚至是家人之間的順服。例如,宗教改革家約翰·加爾文(John Calvin)承認,父親順服孩子或丈夫順服妻子的概念「乍看之下可能很奇怪」,但他從未質疑這種順服確實是保羅所教導的。

然而近年來,以這種方式理解以弗所書5:21受到一些學者的質疑——諷刺的是,這種質疑是以神學保守主義的名義提出的。許多福音派學者如今斷言,這節經文裡的順服指的不是互相順服(每個人都順服每個人),而是對有權柄者的單向順服(ㄧ些人順服其他人)。對這一觀點最直言不諱的學者是古德恩(Wayne Grudem),他是位著名的神學家,曾共同創建「聖經男女角色委員會」(Council on Biblical Manhood and Womanhood)。

近期宣布退休的古德恩30多年來一直認為,以弗所書5:21可以理解為:「那些在權柄之下的人,應當服從那些在你們中間有權柄的人。」根據古德恩的解讀,這節經文要求妻子順服丈夫,但在任何意義上都沒有要求丈夫順服妻子。

在為這一解釋辯護時,古德恩引用被翻譯為「順服」或「服從」的希臘文動詞hypotassō的含義。古德恩聲稱,這個動詞「在所有希臘文文學作品中,在無論是基督教還是非基督教作品中,都意味著順服他人的權柄。

古德恩認為,「在我們能找到的每一個例子中,當甲被形容『順服於』乙時,乙擁有甲所沒有的獨特權威。換句話說,『順服』(hypotassō)總是意指對權柄的單向順服。」

這個論點的問題在於,關於hypotassō的說法完全無法成立。請看以下八個包含hypotassō動詞型態的古代文獻。古德恩聲稱,hypotassō「總是意指對權柄的單向順服,」而這八段文獻都明確駁斥古德恩這一說法。在多處文獻中,hypotassō被用來描述明確的相互而非單向的順服,而在這八段文獻裡,hypotassō都被用來描述對非權威人士的順服。(所有譯文均為原作者所譯。作者將在《列克星敦神學季刊》(Lexington Theological Quarterly)上發表的文章將對這些文獻和其他相關文本作更詳細的論述)。

  • 七世紀的巴勒斯坦修道士安提奧古斯(Antiochus)向尋求謙卑的人提出以下建議:「讓他順服他的鄰居,讓他成為他的奴隸,記住我們的主,祂不會不屑於為祂的門徒洗腳。」(Pandectes 70.75-77)
  • 四世紀尼撒的貴格利主教(Gregory of Nyssa)曾解釋,修道團體中的每個成員都應將自己視為「基督的奴隸,是為著兄弟們的共同需要而買來的」,因此應「順服所有人」。(De instituto Christiano 8.1:67.13-68.12)。
  • 在一封私人信件中,四世紀該撒利亞的巴西流主教(Basil of Caesarea)曾在信中提及一個「因著愛而順服鄰居的人」。(Letters 65.1.10-11)
  • 在一篇規範修道院生活的論文中,巴西流主教引用保羅在哥林多前書10:24的勸誡:「無論何人,不要求自己的益處,乃要求別人的益處。」巴西流因此得出結論,說「按照上帝的誡命順服上帝,或因上帝的誡命順服他人」是必要的。(《希臘教父全集》31:1081.30-38)
  • 在一篇巴西流主教的論文中,他形容修道士團體的成員為「彼此的奴隸」和「彼此的主人」。這種「彼此相互奴役」並非透過脅迫來實現,而是自願的,是「愛使自由者彼此順服」。(《希臘教父全集》31:1384.7-14)
  • 四世紀的大主教金口約翰(John Chrysostom)在一篇關於性濫交的佈道中指出,「新郎和新娘」如果之前沒有與其他性伴侶有過性經驗,在婚姻中就會「彼此順服」(《希臘教父全集》62:426.33-35)。
  • 在勸勉基督徒相互順服時,,金口約翰考量到如何對待一位無意相互順服的基督徒同伴:「他不打算順服你嗎?儘管如此,你也要順服;不僅僅是服從他,而是順服他。對所有人都要有這種感覺,好像所有人都是你的主人一樣。」(《希臘教父全集》62:134.56-59)。
  • 在四世紀修道士埃及的馬卡里烏斯(Macarius of Egypt)撰寫的一篇論文中,他勸勉修道士團體的成員「維持這種良好的、有益的奴役狀態」,並「對每個人都完全順服」。他設想「所有的修士都滿心歡喜地彼此順服」,並勸勉他們「作為基督的模仿者」,擁抱「順服和愉快的奴役,以使彼此更新」(《Great Letter》257.22-261.1)。

因此,古德恩對以弗所書5:21的解釋是建立在對希臘文動詞hypotassō的誤解之上。如同上文引用的古代文獻所示,這個動詞不僅被用來描述對處於權柄地位的人的順服,也用來描述對鄰舍、兄弟和妻子的順服。

此外,我透過Thesaurus Linguae Graecae(一個龐大的數位圖書館,基本上包含古代世界所有現存的希臘文學作品)研究了公元500年之前關於以弗所書5:21的所有引用和典故。我沒有發現任何證據表明,說希臘文的教會甚至聽說過古德恩捍衛的「某些人對另一些人順服」的解釋。保羅在以弗所書5:21所說的話被古代基督徒一致理解為要求基督徒順服所處群體中的每一個人,無論其地位高低,因此這節經文經常與馬可福音10:44(「做眾人的僕人」)和加拉太書5:13(「用愛心互相服侍」)等經文連結在一起。

例如,金口約翰在引用以弗所書5:21之後,立即對相互順服做出以下勸誡:「讓奴隸和順服互換。因為這樣就不會有奴隸。不要一個人坐在自由人的位置上,另一人坐在奴隸的地位上;最好是主人和奴隸都互相為奴」。(《希臘教父全集》62:134.28-32)

請注意,在解釋以弗所書5:21時,金口約翰使用了加拉太書5:13裡的詞彙:「彼此為奴」。雖然這兩節經文在希臘教父文獻中經常被聯繫在一起,但讀保羅書信的英文讀者卻經常忽略這兩段經文之間的連結。英文聖經(編按:中文和合本聖經也是)通常將加拉太書5:13翻譯為「彼此服事」,但保羅在這裡使用的語言比「服事」這個詞更強烈。「奴隸」的希臘文名詞是doulos,加拉太書5:13使用的動詞是同義詞douleuō,意思是「做奴隸」。

因此,動詞douleuō和hypotassō非常相似,有時會作為近義詞一起使用。請看下面四個hypotassō及動詞douleuō搭配使用的段落:

1. 二世紀羅馬作家普魯塔克引用柏拉圖的建議,即不要「順服於激情,成為激情的奴隸」(Moralia, 1002E)。

2.與保羅同時代的羅馬哲學家愛比克泰德譴責那些未能實現禁慾主義理想的人:「你是奴隸,你是臣民」(Discourses4.4.33)。

3.《黑馬牧人書》(The Shepherd of Hermas)是第二世紀的基督教文獻,描述著「如果你成為美好願望的奴隸並順服它」的後果(45.5)。

4.在上述八段文獻的第一段中,當修道士安提奧古斯寫道:「讓他順服他的鄰居,讓他成為他的奴隸」也是搭配使用這兩個詞。

古德恩在反對「相互順服」的論證中忽略了這兩個動詞之間的相似性。他正確地觀察到hypotassō包含等級制度的概念,在這種制度中,一個人的地位低於另一個人。由於兩個人不可能同時處於對方之下,古德恩和其他批評「相互順服論」的人認為這個概念自相矛盾。

然而,這些學者並沒有注意到,加拉太書5:13中的動詞douleuō也意味著一種等級制度,即一個人被排序在另一個人之下。然而,正如所有聖經註釋家皆認同的,保羅在加拉太書5:13中明顯地使用動詞douleuō來描述「相互」而非單向的行動。因此,儘管保羅在以弗所書5:21使用「相互順服」於語意上確實(故意地)自相矛盾,但這並不比他在加拉太書5:13中說「相互成為奴隸」於語意上更自相矛盾。

古代教會一致地理解以弗所書5:21的意思為要求「彼此順服」,而現代一些福音派基督徒對這一解釋的排斥則根基於對希臘文動詞hypotassō意思的虛假主張。是的,耶穌取了「奴僕的形像(腓2:7)」,所有跟隨祂的人,無論男女,都被呼召彼此順服。

莫瑞·瓦瑟(Murray Vasser)是衛斯理聖經神學院(Wesley Biblical Seminary)的新約助理教授。本文總結作者在聖經文學學會(Society of Biblical Literature)2023年會議上發表的學術研究,本篇研究論文即將發表在《列克星敦神學季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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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你可以結束家暴的婚姻

基督徒如何區分「在破壞性的關係中受苦」及「在敬虔的伴侶關係中操練捨己」?

Christianity Today May 8, 2024
Illustration by Mallory Rentsch / Source Images: Unsplash / Getty

大約十年前,我參加一位基督徒的葬禮,我和家人已經認識她幾十年了。這位多年好友在與癌症搏鬥後去世,那場離別讓人十分痛苦。她是那種「她的離去意味著世界失去了一些溫柔」的人。

在她位於巴西中西部家鄉的葬禮上,我聽到人們說,「她是因為悲傷才生病的」、「現在她終於可以安息了」——我終於拼湊出我年輕時無法理解的事實:她一直在忍受一段家暴婚姻,直到她去世那天。

是什麼讓我們的朋友在如此冷漠的關係和有毒的環境中苟延殘喘?答案是,她相信她的丈夫總有一天會改變,並堅信離婚會讓她失去救恩。

令人痛心的是,她認為無論丈夫如何家暴她,上帝都希望她信實地維持著婚姻關係,而她的牧師們也使她更加堅信這一立場。他們建議她繼續禁食、禱告,並將全部精力投入到婚姻中——她一直堅持著這樣做,直到去世那天。

要求一個人屈從於暴力的婚姻的重擔,是一種緩慢的、殘酷的死刑判決,這種折磨甚至是長達數十年罪惡的濫權。是的,基督信仰呼召我們每天向著自己的老我而死,包含在我們的人際關係中,因為所有人際關係都需要一定程度的捨己。但如果我們扭曲聖經,將忍受配偶的暴力等同於靈命上的捨己,則就完全是另一回事。這兩種「向著自己而死」之間有個關鍵的區別:一種死是根基於完美的愛,另一種死是根基於毀滅性的罪。

婚姻的重擔

在為維持這種暴力和致命的婚姻重擔作辯護時,我曾聽到許多牧師和基督教領袖引用彼得前書3:1-2:「你們做妻子的,要順服自己的丈夫。這樣,若有不信從道理的丈夫,他們雖然不聽道,也可以因妻子的品行被感化過來,這正是因看見你們有貞潔的品行和敬畏的心。」

在這幾節經文中,彼得針對的是那些信神但嫁給了不信的丈夫的女性,並解釋她們有機會向不信的丈夫做信仰的見證。彼得絕對沒有告訴女性要順服暴力的丈夫(尤其是基督徒),好讓他們被妻子的行為「感化」——如同我最常聽到的那種說法。

相反的,正如瑪拉基書2:16所示,聖經譴責家暴的行為:「耶和華以色列的神說:『休妻的事和以強暴待妻的人,都是我所恨惡的。』」值得注意的地方是,在上帝說「我恨惡離婚」的同一節經文中,上帝同樣明確地說祂恨惡暴力。

因此,順服於有家暴行為的婚姻與屬靈上的敬虔無關,更不是以上帝的話語為基礎。這種婚姻不是愛的紐帶,更像是將待宰的動物固定在牆上的箭。當掠食者以感性的請求原諒情勒和「會改變」的承諾來偽裝成愛時,他們的姿態除了是在腐爛的獵物身上噴灑香水好來掩蓋自己罪孽的腐臭外,幾乎沒有任何意義。

但是,我們如何區分在暴力關係中的痛苦和在敬虔婚姻中的捨己操練呢?在後者中,夫妻雙方都跟隨耶穌的話,捨己並背起十字架。出於對配偶的愛,兩人都在捨棄老我的衝動和慾望。透過這種各自向肉體老我的死亡,他們獲得新的生命,一種鑲嵌在這段婚姻裡的復活。

誰應負責任?

儘管聖經講述著與我們認知相反的信息,但我很少看到教會領袖要求肇事者對婚姻狀況負責。有些牧師認為,離婚是不惜一切代價都要避免的悲劇,因為離婚是太大的罪。

教會領袖可能會讚揚留在家暴婚姻中的女性,因為她是個「好妻子」,在艱難的環境中堅忍不懈。因為基督徒相信上帝能改變人,所以有些人認為妻子有責任改變丈夫,而當丈夫最終改變時,她的堅持就會得到應證——對他們來說,這似乎比「簡單地離婚」更是種美德。

基督徒常常認為,妻子需要將家暴視為充滿美德的機會,如果她提出離婚,就是不敬虔的跡象。在家暴案件中,將離婚的責任歸咎於女性,就是將罪惡感轉嫁到女性身上,並暗示是她要對丈夫的行為負上最終責任。讓妻子在屬靈上承擔救贖男性的責任,就是在要求她們把男性最壞的一面變成好的一面——換句話說,就是在要求她們去做耶穌的工作。更嚴重的是,從事這項工作往往意味著女性要承擔改變過程的傷口。

這種認為「女性應該在忍受家暴的同時承擔婚姻重擔,因為這是妻子角色的本質」的想法,不僅不道德,而且不符合聖經教導。這種想法與保羅在以弗所書5:25-28對婚姻的理想相衝突。保羅認為男性應效法基督救贖之愛,願為他的新娘獻出自己的生命。從這個意義上來說,許多人顛倒了聖經的標準。在聖經裡,犧牲之愛主要是對男性的具體要求。聖經裡的婚約不是掠奪性的死亡之約,而是復活之約,其中的犧牲之愛是受到基督的犧牲的啟發。

上帝可以恢復每個人的生命,即使是暴力或通姦的男性。但這些男性應該承擔自己行為的後果,而且他們生命的恢復不應該發生在他還能接觸到他曾經傷害過的人的地方。耶穌已經背負了我們的傷口,而生命的改變是聖靈的工作。因此,沒有哪個女性需要為了愛別人的靈魂而被迫冒著生命危險,即使是自己的丈夫。

可喜的變化

本刊曾於2023年報導關於一間美國教會的領袖建議家暴受害者繼續維持婚姻的故事。那篇報導令人揪心,但人們對報導的反應表明,如今有許多基督徒認為這些領袖的行為是不恰當的,並明白即使這種行為在過去被認為是「正常」或可以接受的,也是錯誤的想法。也許我們現在要問的問題不僅僅是「我們(身為教會)是如何走到這一步的?」而是,「我們為何保持這種狀態如此之久?」或者,「我們如何才能永遠改變這種狀況?」

2019年,在福音派關於對抗針對女性犯下暴行的爆炸性討論中,性別互補派神學家古德恩(Wayne Grudem)與本刊分享他對哥林多前書第7章15節的重新詮釋。經過近40年的事工經歷,古德恩分享了他在釋經上的轉變,讓他認識到家暴和虐待應是合理離婚的理由(和通姦及遺棄一樣為合理理由)。身為一個多年來為家暴受害者提供諮詢的人,我樂見這樣重大的轉變。

在女性不知道自己明天是否還能活著的情況下,建議她們繼續維持婚姻,絕對不會起到維繫婚姻制度的作用。在婚姻盟約本身已經破裂的情況下,還勸絕望的女性說「這種順服有聖經依據」是扭曲地解釋聖經,只為了維護虛假膚淺的婚姻形象。

正如本刊主編羅素·摩爾去年所寫:「聖經表示,如果配偶一方拋棄了家庭,這不是無辜的那一方的錯。如果夫妻其中一方使家庭成為對其配偶(或他們的孩子)而言危險的場所,那也不是無辜受害者的錯。在這種情況下,離婚並不是罪,而是我們首先承認這個已然發生的事實:二人合為一體的盟約已經解除,被家暴的配偶在離婚時不應感受到任何譴責。」

我最熱切的禱告是,遭受家暴的女性能夠從她們的牧師那裡得到安慰和支持,每當人們辜負她們的時候,她們能夠見證天父的保護。有一位上帝看顧著她們(創16),祂並沒有要求她們繼續履行死亡之約。相反的,祂來了,是要叫她們得生命,並且得的更豐盛(約翰福音10:10)。上帝不需要女性為男性的生命而死,或以被毆打作為祭品。基督已經為我們獻上至高無上的終極祭品(來10:12-14)。

Bruna Santini曾在巴西和美國從事家庭法律工作,並為家暴受害者提供諮詢,如今她與家人住在美國。她目前正在亞特蘭大改革宗神學院攻讀神學碩士學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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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變人心不是傳道人的工作

我們無法控制羊群的生命,試圖這樣做只會造成傷害。

Christianity Today May 8, 2024
Edits by Christianity Today. Sources: Getty / Anthony Saint James / Chrispecoraro / Wikimedia Commons

現在是星期二凌晨兩點,我還很清醒。

通常這種情況的發生都是因為我的孩子。可能他們做了個惡夢。他們想吃東西。他們忘了告訴我一個在學校聽到的笑話。或一些特別緊急的事。但今晚不是。今晚的情況更糟。喚醒我的不是我的孩子們,而是我對我和丈夫艾克共同帶領的教會發生的衝突感到焦慮。一個我們所愛及親近的人,一個了解我們家和我們孩子的人、一個和我們一起傳福音的人——不喜歡我們做的一個決定。他們很不高興,威脅要離開我們教會。

我在黑暗中一睜開眼睛,翻騰了好幾天的思緒就再次湧上心頭:

也許如果我向他們解釋這段經文…

也許如果我從神學的角度來解釋…

也許,如果我與他們分享我們從會眾中的專業領域人士得到的智慧建議…

也許他們會聽到我們教會中受傷者的故事…

像這的想法不斷湧現。

在我的服事生涯中,我偶爾也會經歷因衝突而導致的不眠之夜,但和許多牧師一樣,在過去的兩年裡,這種情況明顯增加。2020年,當教會領袖們面對疫情、全國範圍內的種族緊張局勢和兩極分化的總統選舉三重打擊時,我們教會內部的氣氛也隨之發生變化。我們教會的氛圍被嚴重的黨派主義污染,這意味著牧師們的每一個決定、每一次發言、每一次佈道和每一次在社交媒體上的發文都會被人透過政治濾鏡檢視。

由於誤解的風險如此之高,我和先生花了很多時間和精力解釋自己。我們透過教導會眾那些指引我們做出決定的聖經經文,以及對我們曾尋求的專業人士及知識管道向教會保持透明。我們知道,透過這些方式建立會眾對我們的信任是必要的——通常也確實管用——但這些方式也給了我們一個慘痛的教訓。

在過去兩年裡,我們學到的是,無論你用什麼樣的經文註釋,無論你訴諸什麼樣的神學支持,無論數據、專家或你自己的誠信記錄如何,你都無法說服人們相信他們不願意相信的事。

為什麼?因為資訊並沒有我們想像的那麼強而有力。

在《神經的失敗》一書中,作家兼家庭治療師埃德溫·弗里德曼這樣描述我們對他人有限的影響力:「我們這個時代的巨大誤解是,以為見解/洞察力能對『無心改變的人』起作用」。

儘管我們希望情況並非如此,但資訊的影響力遠沒有我們想像的那麼大。把「事實」下載到別人的大腦中並不能神奇地改變他們的想法——而我也必須首先承認,這個事實並沒有阻止我繼續嘗試以資訊糾正人。每當教會或某個會友的個人生活「需要被糾正」(對我而言)時,我就會用各種論點試圖說服他們。幾秒鐘內,我就能想出上百種不同的論點來說服他們相信真理,我認為「只要我能坐下來向他們解釋」,就會有用。

但上帝告訴我,我不僅僅是在試圖引導他們,我實際上是在試圖控制他們。我依靠的是知識、資訊和上帝話語的真理,好似使用控制馬的韁繩那樣,瞬間將他人引向我希望他們去的方向。

但時間和經驗告訴我,我嚴重高估了自己的說服力。耶穌在結束祂的一些最艱深的教誨時說:「有耳可聽的,就應當聽!」(馬太福音11:15)。這句話的意思是,有些人不會聽。他們聽不懂——不是因為他們聽不懂,而是因為他們不願意聽。無論是多令人信服的證據,無論是多麼縝密的邏輯,都無法打動他們。如果他們不想被打動,就不會被打動。

研究證實了這一點。當我們利用資訊來改變別人的觀點時,在某些情況下,可能會產生相反的結果。逆火效應(backfire effect )是心理學的一個術語,用來描述當人們接收到與自己信念相悖的信息時所產生的「加倍相信自己原來相信的事」的效應。

有些人不會客觀地看待證據並相應地調整自己的信念,並且會更堅信自己的錯誤信念。有些進一步的研究表明,當信念與身分認同連結在一起時,這種現象尤其容易發生。當新的資訊讓人感覺自己的身分/族群或生活方式受到威脅時,人們就會更積極地拒絕它。

我們很感恩,在過去幾年的事工中,艾克和我學會了分辨哪些人容易接受資訊,哪些人不容易接受資訊。對我們的動機做出不懷好意的預設,或對我們做出的決定缺乏真誠的好奇心、不願嘗試理解我們,都是我們的解釋將付諸東流的可靠徵兆。

然而,即使我能辨別出哪些人缺乏真正的接受能力,這也不總是能抑制我對影響力的幻想。與所有經驗相反,我仍然根深蒂固地相信自己有能力說服別人。我可以花上好幾天的時間,用我確信無法反駁的所有事實和觀點來反芻完美的論點。但如果我在現實生活中這樣做——更像個律師而不是更像個牧師那樣去說服別人——就會適得其反,效果非常地糟糕。事實也是如此。就像所有形式的控制一樣,這種努力行不通,反而只會助長我的焦慮,讓我與那些人的關係變得緊張。

認識到自己正與控制欲鬥爭在兩個具體方面給了我很大的幫助。首先,「當你能說出它的名字時,你就能馴服它」這句話很好地概括了這一點。我的頸部、背部和下巴緊張、不斷膨脹的焦慮想法,以及隨之而來的失眠——這些都是我試圖控制那些上帝沒有給我控制權的事物的信號。說出自己正面對「控制欲」的誘惑能幫助我重新建構真實的情況:我並非試圖牧養我的羊群,我在試圖控制他們。

其次,這種對控制的認識加強了我理解傾聽的重要性,因為傾聽是教牧事工的關鍵。我們的文化變得越來越兩極化,部分原因是我們正在經歷社會全面性的逆火效應。當我們試圖用論點或勸說來控制對方時,往往會把意見不同的人推得更遠。在這樣吵雜的環境中,操練「快快地聽,慢慢地說」不僅忠於聖經(雅各書1:19),也是宣教的當務之急。

艾克和我正努力透過有架構及自發性的方式,有意識地去傾聽我們的會眾——尤其是那些可能不滿或憤怒的人。在這個因控制欲問題而支離破碎的社會裡,這些專注傾聽的時刻就像一種反文化而行的見證。

身為牧師,迎戰我那持續不斷的控制欲誘惑,對我自身的靈命健康至關重要。我們無法控制我們的羊群,試圖這樣做只會造成傷害。當我們遇到自己影響力的極限時,我們可以做兩件事:一是抵制控制欲的誘惑,二是意識到這是個放下我們不該承擔的重擔的機會。我們說服力的極限並不總是失敗的標誌。它們往往是事物正確的秩序的標誌。它們提醒我們,是時候背上較輕的軛,全然相信聖靈——唯一真正的心靈改變者和思想啟迪者——會為我們完成繁重的工作。

雪倫·霍德米勒(Sharon Hodde Miller)與丈夫艾克(Ike)在北卡羅來納州達勒姆(Durham)帶領光明城市教會(Bright City Church)。她在研究女性及呼召的領域取得博士學位。她的最新著作是《控制的代價》(The Cost of Control.)。

本文部分內容改編自莎倫霍德米勒(Sharon Hodde Miller)的《控制的代價》(貝克圖書,貝克出版集團旗下,© 2022)。經許可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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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不該成為一言堂

即使我們意見不一樣,我們也不要放棄一起聚會。

Christianity Today May 5, 2024
Illustration by Elizabeth Kaye / Source Images: Getty, Lightstock

最近,教會一位女士向我提出一個出於真正的好奇心的問題。她問:「你是位女性神學家。我們教會不允許女性講道,你為什麼還選擇來我們教會聚會呢?」

由於我身為一位聖經學者的大部分工作都是公開的,所以我支持女性充分參與教會事工,包括參與教會領導階層,並不是什麼秘密。因此,有人偶然注意到我的信念與我們教會在這個議題上的做法不符,我並不感到驚訝。

這是個很好的問題,也是我常常思考的問題——因為目前,我認為我無法以上帝呼召並裝備我的所有方式來服事我的教會。我非常渴望基督的身體能夠接納所有肢體的恩賜,不僅在這間教會,而且在世界各地的教會也是。但正如《今日基督教》四月的期刊內容提醒我們的那樣,全球教會在「女性可以(或不可以)在教會參與什麼樣的事工」這個議題上,離達成共識仍非常遙遠。

儘管如此,我還是很高興我的朋友向我詢問我們家的決策過程,因為正是這樣面對面的談話才能避免人們兩極化。女性在教會的角色並不是現今使教會分裂的唯一問題。種族和解或提倡多元化、我們對氣候變遷的態度以及政治(尤其在美國又一次充滿爭議的總統大選即將到來之際)都是有可能分裂我們信仰群體的領域。

近期出版的《大離教運動》(The Great Dechurching)一書指出,美國離開教會(不再聚會)的人數來到前所未有的高峰。4000萬個曾經參與教會活動的美國人不再參加教會活動,占美國成年人總數的16%。有些人只是單純地停止了信仰,有些人則是因為不認同他們的教會或神職人員而離開,還有更多人因為其他各種原因對重新參與教會活動感到猶豫不決

我的意思並不是這些人沒有太多充分的理由讓他們離開或換教會——任何形式的濫權都是極為重要且足夠的理由。參與集體性的敬拜不是件簡單的事,在決定加入一個教會家庭時有很多事情需要考慮。在決策過程中,我們必須認真對待每間教會的教義教導和實踐。畢竟,我們所處的群體能深刻的塑造我們的信仰。

然而,我越來越深信,當我們意見不同時,我們太容易因此放棄一起聚會了。我認為,尋找那些與我們看待世界的方式完全一致的人是有危險的,因為我們的信仰或生活選擇永遠不會受到他人的挑戰——更不用說,一旦「完美一致」的幻覺不可避免地破滅時,我們極可能會馬上離開。

正如丹尼爾·威廉斯(Daniel K. Williams)不久前在本刊一篇文章中指出的那樣,問題的部分原因在於福音派的「教會神學」必須重生——離棄個人主義(及其遠親),這類個人主義將個人的信仰置於(選擇性地)參與在群體裡面。也正如邁爾斯·溫茨(Myles Werntz)談及潘霍華的教會神學時指出的,教會不應以個人經歷為中心,而應成為一個「透過彼此的生命遇見基督的民族」。

我們可以從那些和我們以不同角度看世界的人的團契交流中學到更多。如果教會只是個回音室(或一言堂),教會就無法認識到上帝的靈在全球各地深入且廣泛地運作的方式。但是,學會愛那些以不同視角看待世界的人需要付出努力——尤其在一個傾向根據我們的本性將我們分門別類的社會裡。

首先,現今的網路演算法有效地將我們彼此隔離,使我們無法聽到持不同觀點的其他人的聲音。卡莉·麥肯(Carrie McKean)指出:「演算法推播我們那些我們想聽到的新聞,讓我們更加確信自己的正確性。」網路上的群組使我們根據共同興趣或政治傾向來選擇對話夥伴。並且,由於各種歷史和社會經濟因素,我們所處的社區和學校有時也盡是和我們同質性很高的人。

但像這樣的問題並非首次出現在人類歷史。即使在一世紀,早在現代科技出現之前,人類就開始將自己與那些和自己十分不同的人區分開來。然而,耶穌對同質性並不感興趣。祂公開與宗教領袖和社會上最臭名昭著的罪人接觸。祂接受來自各個社會階層的人,從年輕富裕的統治者到貧窮的寡婦,皆有。

在耶穌的門徒中,有為羅馬政府工作的猶太稅吏,也有對羅馬稅收不滿的猶太漁民,更有為了對抗羅馬而受軍事訓練的激進分子。同樣地,耶穌的女性追隨者也來自不同經濟階層——包括最貧窮的人群及統治階層的菁英。僅從這些政治從屬關係和人際網絡來看,耶穌的追隨者幾乎涵蓋當時整個社會的政治光譜。

耶穌不僅容忍持不同觀點的人,還有意地親自尋找他們,並創造一個能超越這些差異的新的群體/共同體(community)。耶穌試圖建立ㄧ個超越政治派別、階級和性別差異的新群體。祂邀請祂的追隨者一起做一件很重要的事:跟隨祂、向祂學習、模仿祂,並學會彼此相愛。

儘管如此,在耶穌升天之後,初代教會很快就面臨一個棘手的問題,即「教會能夠應該容忍和吸收多少種族和文化多樣性」。而當他們向非猶太裔的外邦人敞開大門時,他們最終發現其他這些耶穌的追隨者可以為教會——這股新興運動——有非常豐富的貢獻。

事實上,有許多族群間的差異大可能分裂初代基督教群體。以腓利門書為例,這本簡短的書探討一個被釋放的奴隸如何與他從前的奴隸主以平等的方式重新加入團契。我們認為我們的教會如今也有像這樣的挑戰!

然而,今天大家在尋找一間教會聚會時,往往變成在尋找「我們自己人」——即那些生活方式和自己相似、觀點相近、投票方式與我們相同的人。如果這是我們找教會的方式,那我們就錯過太多了。

2021年,當我和家人搬到南加州時,我們有機會找間新的教會重新開始,重新想像參與教會活動會是什麼樣的畫面。我渴望一種與教會連結、紮根的感覺,一種與歷史悠久的基督信仰之間的連結,加入一間在乎一同慶祝教會節期、在意是否能在共同的敬拜中塑造基督徒靈命的教會。我們也想找間離家近的教會,最好步行即可到達(這無疑縮小了範圍)。

種種這些條件讓我們找到了我們現在稱之為家的教會,離我們家只有三個街區。這間教會有著特別的一群會眾,受到大學教授和學生的強烈影響,是個有思想、有活力的會眾群體,同時又非常低調。這群人有著強烈的群體/共同體意識、活躍且定期的小組聚會,禮拜後有禱告小組的服事,每週透過甜甜圈和咖啡進行團契活動,加深彼此的情誼。

在我們首次拜訪這間教會的禮拜天,當我們走到甜甜圈桌前,看到一個寫著「常年期(Ordinary Time)」的牌子,表明教會當前在教會日曆中的位置時,我感到既有趣又高興。(如果你不明白這個梗,「常年期」是教會日曆上的一個季節,從聖靈降臨節之後開始,一直到下個將臨節之間的日子)。當主禮人在歡迎會眾進入禮拜前時請大家默想前來聚會的目的,我完全被吸引住了。這就是我一直渴望的靈命牧養和扎根連結感。

當然,隨著時間的推移,我了解到我們教會的成員甚至教會領袖有時會有跟我不同的意見和看法。其中有些分歧只是哲學或教義上的,但有些分歧會影響我們的實際做法(或者,就我而言,關乎誰被允許實踐哪些做法),並成為一些受到影響的成員焦慮的根源。

有人問我為什麼我們不離開——但這樣的決定並不簡單。在選擇加入哪間教會的一系列因素(地點、教義、實踐、音樂、講道、社群、價值觀、活動、宣教事工契合度和服事機會)中,我們認為目前這間教會是最適合我們的。

我們的靈命在這間教會不斷受到挑戰,並以我們感激及欣賞的方式得到培育、成長。我們能以有意義的方式服事教會。離開這間教會會讓我們感到痛苦,因為我們愛這裡的人,也愛這裡的聚會。這不僅關乎我們從聚會中得到什麼,也關乎我們能付出什麼。也許我們確實能找到另一間在某個方面更合適我們的教會,但它也可能在其他方面有所缺失。

我們留下來是因為我們已經愛上這群人。我們深信,我們之中有些分歧的意見不一定會使我們分裂,並且,學會如何在分歧中彼此相愛是更重要的事。

與那些從不同的角度看世界的人面對面、並肩共處,對我們的靈魂很有益處。它打破一種不真實、無益處的幻覺,即這個世界(信仰)到處都是和我們長得一樣、同類型、想法一樣的人。這提醒著我們,上帝的國度遠比我們想像中的「同質性」更廣闊、更深遠。就我而言,我還有很多東西可以向他們學習,也有很多東西可以傳授給這個地方門徒群體。

屬靈生命的轉變並不完全倚靠講台上所傳的道,同樣也倚靠坐在我們身邊的人。當我們ㄧ同關注如何緊緊跟隨耶穌時,我們會變得更像祂。而當我們每個人都更接近耶穌時,我們必然會在共同的理解和愛中與彼此又更靠近。在這個日益分裂的世界裡,這就是我們都需要的好消息!

卡門·喬伊·伊姆斯(Carmen Joy Imes)是拜歐拉大學(Biola University)舊約副教授,著有《承受上帝之名》(Bearing God's Name)和《成為上帝的形象》(Being God's Image )。她目前正在撰寫下一本書,《成為上帝的家人:教會為何仍然重要》(Becoming God’s Family: Why the Church Still Mat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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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許我們不必在「進化論」和「亞當和夏娃」之間做選擇

來自家譜學的見解有助於改變關於這個充滿爭議的辯論。

Christianity Today May 5, 2024
Source Images: ZU_09 / Man_Half-tube / Getty Images / Ivan Gromov / Unsplash

自查爾斯 · 達爾文( Charles Darwin )提出進化論以來,基督徒一直在努力將亞當和夏娃置入進化的過程中。根據對創世紀第一章的傳統解讀,上帝直接創造了亞當和夏娃,所有人類都是這第一對夫婦的後裔。然而,許多基督徒因著進化論背後的科學放棄這一信念,因為進化論認為人類源自於動物,最初出現在地球上的是一個人類群體,而不是上帝所創造的一對夫妻。

位於聖路易斯市華盛頓大學的計算生物學家約書亞·斯瓦米達斯(S. Joshua Swamidass)希望能改變這場充滿爭議的辯論。在他的著作《亞當和夏娃的家譜》一書中,斯瓦米達斯既肯定進化論,也肯定人們在傳統上對創世紀的解讀。根據他運用計算生物學所做的研究,他主張亞當和夏娃的血源應該用家譜學而不是遺傳學來追溯。斯瓦米達斯從家譜學的角度思考人類起源之爭議,並提出亞當和夏娃在數千年前的特殊創造與進化並行不悖的可能性。

《亞當和夏娃的家譜》得到來自神學家、無神論生物學家以及對人類起源論持不同觀點的基督徒科學家的廣泛支持。《今日基督教》科學部編輯麗貝卡·蘭德爾(Rebecca Randall)就斯瓦米達斯的觀點如何為科學及神學之間的對話開闢新途徑而採訪斯瓦米達斯。

您開始從事這份研究的背景是什麽?您為何開始研究亞當和夏娃的家譜?

我從小接受的是「年輕地球創造論」的教導,但後來我開始了解進化論背後的科學,並看到它的合理性。現在,我使用人工智慧來探索生物學、化學和醫學等科學中交錯重疊的領域。身為一名計算生物學家,我關心的事情之一是想了解我們從人類基因組合學到的知識如何影響我們對人類起源的理解。關於祖先和人類起源的問題是我擔任領導團隊一員的和平科學(Peaceful Science)學術社群所關注的領域之一。

這本書的目標讀者是誰?您想觸及的讀者是年輕地球創造論者還是進化論者?

我的目標讀者主要有三類人。第一類讀者是我現今在科學界的同儕。他們之中多數人都不是基督徒,但他們希望能有效地與大眾交流,包括宗教團體。

第二類是非傳統派的基督徒,例如BioLogos等支持進化創造論的組織。我想鼓勵他們對傳統神學採取更開放及接納的態度。

最後一類人則是傳統派基督徒:他們委身於聖經的傳統解釋。我想邀請他們多接觸進化科學。我知道他們之中許多人認為進化論是個神話。沒關係。我們仍然可以達到一個共識,就是進化科學實際上與他們的信仰並不衝突。

您的研究是關於家譜學,而不是遺傳學。您能為那些可能會交錯使用這兩個名詞的人解釋一下它們的區別嗎?為什麽兩詞之間的差別很重要?

關於如何以科學表達對亞當和夏娃(人類第一對父母)的理解,一直存在很多衝突。這與人們對祖先(ancestor一詞的誤解有關。我們可以從遺傳學/基因學(genetic)的角度來理解,即我們的 DNA 來自於某個人。我們也可以從家譜學的角度來理解,就是我們家族的血派源自於某人。

遺傳學研究的方式非常不符合直覺。例如,我的父母兩人皆是我家譜上100%的祖先,我的祖父母和曾祖父母也是如此。但是,我的基因各有一半來自父親或母親;來自祖父母的則是四分之一;來自曾祖父母的則只有八分之一。由於基因稀釋的原因,我們家譜中大多數的祖先可能都沒有將任何DNA遺傳給我。

為什麽認識到這一點很重要?因為聖經並沒有討論我們基因上的祖先。但聖經告訴我們家譜上的祖先。歷史上,基督徒一直認為亞當和夏娃是所有人的祖先。我們可以問這到底指的是基因上的祖先還是家譜上的祖先?但聖經說的不可能是基因上的祖先,聖經指的是家譜上的祖先。

認識到這一點,能為神學開闢廣闊的討論空間。身為基督徒,我們對科學告訴我們的關於亞當和夏娃的事感到焦慮不安。但這些衝突皆是基於科學對我們「基因上的祖先的描述」。如果我們把重點放在家譜上的祖先,科學及信仰之間的衝突可能會比我們最初想像的少了許多。

您能描述一下在您發表研究成果前,進化科學對亞當和夏娃的看法為何?

我並非為了挑戰進化科學而出版這本書。我的研究有兩個基本觀點,就是人類與類人猿有共同的祖先,而這看起來非常像上帝透過天意掌控的某個共同源頭創造了我們。第二個觀點是,在過去的幾十萬年裡,我們的祖先似乎並沒有減少到只有一對夫妻。

人們從這些觀點出發,得出這樣的結論:首先,人類的人口從未縮減到僅一對夫婦;其次是,亞當和夏娃如果存在的話,一定與類人猿有著共同的祖先。

我知道這是一個微妙的區別,但我們口裡說的人類(human究竟是什麽意思?我們所謂的祖先(ancestor又是什麽意思?

如果我們堅持科學的真實論述,那麽,創世紀的故事就也可能是真實的,就像你所想像的那樣,亞當是上帝用塵土所造,上帝又將生命之息吹入他的鼻孔,而夏娃是由亞當的肋骨所造。但是,進化論同樣發生在伊甸園之外:上帝以不同的方式創造了一群人,他們最終與亞當和夏娃的後代一同繁衍後代。所以,實際上這與進化科學並不衝突。

您在這本書中討論到,以科學的角度來看,「人類」究竟意味著什麼/什麼是人類?而以神學的角度來看,人類又有什麼不同的意義。請問這些問題有哪些可能的答案?

在科學領域中,對於「人類是什麼」有各式各樣的答案。最近有本名為《亞當與基因組》(Adam and the Genome)的書,堅稱人類就是所謂的智人(Homo sapiens),即使這並非科學界一致的立場。一些科學家用「智人」來指稱我們這個物種,也有人把「智人屬」擴大到包含其他物種,比如尼安德塔人(Neanderthals)。但以這種方式來思考人類,可能只是用一種虛假的安全感來掩飾這類討論中最重要的部分。科學家們無法就人類的「物種(species)」或人類的「屬(genus)」達到一致認同的精確定義。當我們回顧人類歷史時,我們的視野也就變得模糊。

在神學中,有時會定義人類是「上帝按照祂的形象所造的受造物」。但神學家和釋經學家也無法就這一定義的解釋達成共識。關於「具有上帝的形象」這句話的含義,主要有三種觀點。實質性觀點認為,「具有上帝的形象」體現在我們的能力上,如能思考及有感覺;關係性的觀點則認為,這體現在我們與他人以及與上帝之間的關係上;呼召性的觀點則認為「具有上帝的形像」體現在我們被呼召治理其他受造物上。但這些簡單的分類中隱藏著許多複雜和分歧的想法。神學家們對上帝形象的意義如同科學家們對人類的意義一樣沒有定論。

我在書中建議採用一個有根據的定義,也就是,依據聖經的角度,讓我們定義人類為「亞當、夏娃及其後代」。在伊甸園之外可能還有其他生物學所稱呼的人類,他們是完全的人類,但聖經只提及亞當、夏娃和他們的後代。聖經並沒有提到其他人,即使那些人在生理上與我們有相同程度的人類特徵。

這個觀點為許多問題保留空間,如「上帝的形象」的含義為何、人類特徵的基礎有哪些,以及我們如何看待伊甸園之外的人類存在的可能性。幾百年來,這種可能性一直是人們討論的話題。聖經也暗示著他們的存在,但他們似乎只出現在視線邊緣。這是對神學家們誠摯的邀請:一起思考那些人會是什麽樣的人。

這是一場宏大的對話。讓我們開始對話吧!

研究這段歷史並思考和亞當及夏娃同時存在的一群人的棘手問題是,在理解這些人類的存在同時,我們必然面對種族主義相關的問題。您個人在思索的過程中學到了什麽?

我學到的一點是,人們經常把與種族相關的問題帶入對人類起源的探索中,這往往是為了攻擊那些與自己意見相左的人。我們每個人都受到種族主義的影響。人們往往會從一種粉飾性的角度來看待人類的起源,避開有色人種所在乎的問題,這類對話往往缺乏有色人種的聲音。身為一名深膚色的印度人後裔,我發現關於人類起源的問題,實際上與我們對自己在這世上的價值和尊嚴的關切緊密相連。

這場對話不一定要如此粉飾太平。回溯種族主義的歷史,揭開它並解決它是非常有價值的。我們有機會以一種為彼此著想的方式與非裔美國人、像我這樣的印度裔、以及其他許多在此類對話中沒有足夠代表聲音的種族來一同討論我們對「公義、慈愛及遺傳」的理解。

需要特別強調的一點是,人類起源科學堅決反對在生物學上形成所謂的「獨特的種族」的觀點。這一點確實需要人們不斷提起。我們如今已經理解我們全是同屬「人類」的大家庭。家譜學已清楚地說明這一點。

所有支持種族主義的科學派別皆認為,我們是互不相關聯的人群——我們之中一些人是亞當和夏娃的後裔,另一些人則不是;我們之中一些人具有某種生理能力,另一些人則沒有——皆已被證明是不正確的。一些基督徒對進化論持懷疑態度,因為進化論似乎挑戰了單源論/單源人種(monogenesis)的歷史觀點,即挑戰所有人類都是亞當和夏娃的後裔這個論述。但事實證明,與單源人種對立的理論——多源論——確實也是錯誤的。

你能為多源論(polygenesis)下個定義嗎?

多源論是一種錯誤的起源理論,經常被用來當作種族主義的依據。它認為,現今人類可被劃分為不同的生物群體,這些群體過去各自處於不同地方,具有不同的生理能力,神學上有不同的角色以及不同程度的權利和尊嚴。這種理論基本上完全錯誤。在歷史上,人們拒絕進化起源科學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它似乎倡導多源論。事實上,大約有長達一個世紀的時間,許多科學家都認同這個理論。然而,從1970年代開始,一些不同的證據相繼出現,皆證明多源起源論完全是無稽之談。

從您的研究來看,關於人類起源的不同論述可以經由那些方式結合在一起?

這本書從許多方面重新調整與起源論相關的論述。這本書並非僅僅講述亞當和夏娃這個單一模板。我的研究在於,重新講述起源科學,使這門科學為其他許多差異騰出空間。因為科學研究裡保留的空間遠比我們之前想像的多很多。

來自各方參與這場對話的人們都在重新調整自己的立場。這是我們開闢一條新管道的機會,為人們與主流科學建立一種減少對立、更多對話的關係留出空間。這是我們現在期待見到的。

容我問您一個有趣的問題:就我個人而言,我喜歡挖掘我的家族歷史。多年來,我曾聯繫到一些與我有著不同基因的親屬。你對大眾開始熱衷於DNA檢測套件有何看法?對那些對血統、族譜感興趣的人,作為基督徒,我們可以思考些什麽?

請記住,如果你往前追溯到幾千年前,那麼,我們都是一家人。身為基督徒,知道我們的起源很重要,但我們也要明白,我們所繼承的不僅僅是我們的DNA。身為基督徒,我們應該更廣泛地思考我們的祖先——尤其是我們從他們那裡繼承了什麼?我們在生理、文化、身體和社會等方面從他們繼承了什麽?當我們從不同層面來看待這個問題時,我們會發現自己對原罪、公義和種族等問題有更豐富、更新的理解。我們會進入一場寬廣的神學對話,而這種對話比任何DNA 檢測更有意義。

翻譯:江山 / 校編:Yiting Ts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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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文化基督徒」歸向耶穌

世界正在重新體認到,我們的信仰有實實在在的好處。而這可以是福音的機會。

Christianity Today May 2, 2024
Priscilla du Preez / Unsplash

隨著基督教在西方的不斷衰落,更廣泛的世界已經開始注意到他們少了些什麼。人們似乎越來越意識到,無論教會有多少醜聞、做錯多少事,失去基督教文化似乎讓我們的處境更糟糕,而作為基督徒或生活在一個基督教社會裡是有好處的。

例如,德里克·湯普森(Derek Thompson)最近在《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上撰文,談到教會人數減少為社區帶來的損失。他總結道:「也許,儘管宗教有很多缺點,但它的作用有點像擋土牆,可以阻擋美國超個人主義所帶來的不穩定壓力,而這種壓力有可能在缺失宗教的情況下膨脹並溢出至各個層面。」

同樣的,哈佛大學學者泰勒·J·范德維爾(Tyler J. VanderWeele)對參與宗教活動的益處進行廣泛研究,發現參與宗教活動可以改善身心健康狀況、提高幸福感和意義感。根據統計,定期去教會做禮拜有助於個人生命的豐富、成長。維吉尼亞大學教授威爾考克斯(Brad Wilcox)的研究表明,定期去教會甚至與有美滿的性生活有關

還有像前無神論者阿亞安·阿里(Ayaan Hirsi Ali)這樣的人,他們解釋自己皈信基督教的部分原因是今日世界的腐壞,一個受到「覺醒意識形態」、「全球伊斯蘭化」、和受到「專制主義威脅的世界」。阿亞安·阿里在一篇宣布她的新信仰的文章中說:「我認為,唯一可靠的答案,在於我們渴望維護猶太-基督教傳統的文化遺產」。著名無神論者理查·道金斯(Richard Dawkins)雖反對阿亞安·阿里皈信基督教的決定,但他似乎對阿亞安·阿里的推論產生共鳴,因為他近期也開始稱自己是一名「文化上的基督徒」,以回應伊斯蘭教在英國日益增長的影響力。

這些論點的共同點是承認基督教對人類和社會有明顯的益處。它改善了我們的性生活、心理健康和社交網絡,為我們帶來當代世俗世界無法複製的穩定性、秩序以及自由和正義的基礎。這些都是成為基督徒並鼓勵傳播基督教文化(至少是表面上的)的有力理由——這種文化即使不接受基督信仰的正統思想,但採納基督教的精神。畢竟,數據似乎清楚地顯示:「更基督教化」的文化能帶來更多的人類生命繁榮。

但是,這種對基督教「可衡量的益處」的想法,究竟是對真實的基督信仰的威脅,還是福音的契機呢?

一方面而言,身為接受正統信仰內容的基督徒,我們毫不意外地願意按照上帝的律法生活,並有著相伴而來的祝福。違反宇宙規律的生活必然會為個人和社會帶來傷害。既然我們被呼召為「我所使你們被擄到的那城,你們要為那城求平安,為那城禱告耶和華,因為那城得平安,你們也隨著得平安」(耶29:7),我們就應倡導符合基督信仰的政策、做法和社會規範。如果我們相信上帝對我們生活的旨意是按照祂對宇宙的設計來生活,如果我們愛我們的鄰舍,我們就應該鼓勵我們的鄰舍按照祂的設計來生活。有鑑於此,即使是道金斯所稱呼的那種不信基督的「文化上的基督教」,也許也是朝著正確方向邁出的一小步。

但上帝對我們生活的旨意並不僅僅在於我們按照祂的律法生活。祂的旨意是我們透過祂的兒子耶穌基督認識祂。隨著越來越多人意識到我們的信仰對個人和社會的益處,這為基督徒帶來這樣的挑戰:我們該如何宣揚基督教的美德,而又不把它變成另一種謀求幸福的工具?換句話說,我們必須捫心自問,如果某個文化因物質益處而接受基督信仰的美德,那麼這個文化是否會永遠忽視(甚至抵抗)基督信仰於靈命/靈魂上的益處?

在最近一篇關於理查·道金斯的文章中,《今日基督教》主編羅素·摩爾(Russell Moore)就表達了這種擔憂。他寫道:「真正的基督教與國歌、鄉村小教堂和聖誕頌歌無關。」真正的基督教並不是簡單的一種「非伊斯蘭教的宗教(如道金斯所希望的那樣)」或「非覺醒意識形態的宗教(如阿亞安·阿里所希望的那樣)」。羅素·摩爾說,「如果福音不真實,那福音就不會起作用。一個真誠的異教信仰每一次都能戰勝偽裝成基督教的基督教。」一個不活出正統信仰內容的基督教(不以活著的信心回應永生上帝的基督教)只不過是一種社會認同而已。

我們該如何宣揚基督教的美德,而又不把它變成另一種謀求幸福的工具?

而這個世界已經充滿各式各樣的社會認同。如果一個人可以在得到基督教物質利益的同時,不真正相信福音的內容,他又何必向著自己的老我而死,以活出對基督的徹底順服呢?正如我在《顛覆性的見證》一書中所論述的,現代人傾向把基督教視為一種「生活方式的選擇」,而不是上帝以基督的形式進入人類歷史所啟示的超越的真理。如果人們信奉基督教只是因為他們視基督教為一種能提升自我的生活方式,那麼,當基督教的要求變得過於苛刻時,他們就會放棄基督教,轉而追求一些更容易接受的時尚思想。

在這種情況下,我們不難想像會出現一種另類的基督教,它透過詆毀基督教,將基督基督教中剔除,從而真正地嘲諷這個信仰。更糟的是,基督可能被理解為一個純粹的符號,一個完全不關心聖經真理的政治運動的迷因(meme)。

我們其實很容易就能想像這種情況,因為它已經在美國基督教的某些領域發生很久了。拋棄了復活等核心教義的左派進步派人士所提倡的社會福音(social gospel)就是個很好的例子。而在政治右派裡,基督教也可能淪為一種公民宗教,前美國總統川普(Donald Trump)近期推廣的以美國為主題的聖經就是個例子。基督教總是面臨被一些人「調整內容」的風險,這些人只想獲得基督信仰所帶來的物質利益,而不願接受福音所呼召面對的靈命現實

但是,那些被物質利益所吸引的人,是否就一定不會接受更深刻的、關乎個人靈命的、正統的基督信仰呢?那些擔心這個世界瘋掉的人,是否有可能透過這種世俗的途徑來接觸到真實的信仰——首先被基督教傳遞的關於上帝所設立的秩序吸引,然後再被上帝本身所吸引?那些孤單、憂傷的人是否有可能首先被在教會裡見到的「上帝所設計的群體/共同體」吸引,以致於相信上帝?

我確實能見到一個「文化上的基督教」所具有的真實風險。但我相信,那些首先被利益而非福音所吸引的非基督徒,仍有可能跌跌撞撞地進入信仰。他們可能會尋求上帝,也許當他們伸手去找祂,就尋見了,而其實這類人「離我們各人不遠。」(使徒行傳17:27)。

當然這之中也存在著危險,我們必須警惕自己不去鼓勵那種膚淺的、變質的基督教文化。但我們發現我們如今有個宣講福音的絕佳機會:無論人們來教會是為了社交還是出於對上帝的順服,他們都需要聽到福音。無論人們是因為對左派進步文化的恐懼而對基督教表現出興趣,還是因為對基督復活的真實歷史性深信不疑,他們都需要聽到福音。

我們面臨的挑戰是邀請那些看到我們信仰益處的人能真的認識到:這些好處是天父賜給我們的完美禮物,不僅僅只是提升自己生活方式後得到的正面成果。福音就是像這樣的邀請。宣傳福音是我們向鄰舍解釋「基督教文化之所以美好,是因為它來自一位慈愛的上帝,這位上帝賜福給一切求告祂的人(羅10:12)」,而這位上帝希望他們悔改歸向祂

作者O. Alan Noble是俄克拉荷馬浸信會大學英語系副教授,著有三本書:《On Getting Out of Bed: The Burden and Gift of Living、《You Are Not Your Own: Belonging to God in an Inhuman World》、《Disruptive Witness: Speaking Truth in a Distracted 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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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s

我們性別在地上如同在天上

我們的性別會在復活時被消除或更新嗎?

Christianity Today May 2, 2024
Illustration by Pete Ryan

我發現今天很多關於性別的文章都很奇怪,既抽象又與世脫離。教會和我們所處的文化中關於性別的辯論常常圍繞著對「權威」和「順服」的關注,或者討論性別是二元劃分還是光譜的問題。

雖然這些討論某種程度上可能有其價值,但在解決我們在這個「罪惡的世代」(加 1:4)所經歷的因性別而痛苦的根源層面,這些討論並沒有走多遠。提供抽象的原則忽視了一個活生生的人的人生細節,而這些細節往往是造成他最大痛苦的原因。

這也是為什麼每當我們從神學角度思考性別議題時,千萬必須小心謹慎,不要在理論與活生生的人之間劃出一條清晰的界線。如果一個性別神學無法看到上帝子民敞開著的傷口,它就仍是脫離現實的、虛無縹緲的神學,無法對渴望有豐盛的生命、有性別掙扎的世界說出正確的盼望之言。

我親身經歷過這樣的教訓。在發表了一篇關於人類復活後的性別問題的文章後,我收到一位信實於主而且思想深刻的雙性人的來信——她生來就有不同的性別發育模式——她問我她是否會以現在的性別復活。這個問題對她來說很重要,因為身為一個基督徒,復活的盼望對她而言意義重大。

對我們來說,「新天新地」(啟示錄 21:1)是基督信仰真理的一部分——這個真理闡述著上帝原先計劃世界應有的樣貌——不同於我們今日地球墮落的狀態。末世並非某種與我們的普通生活毫無關聯的遙遠境況,末世定義了豐盛的生命應該是什麼樣子。末世論涉及的問題包括:「沒有罪的破壞力的生命會是什麼樣貌?」、「上帝的公義完全展開時,這世界會是什麼樣貌?」、「我們的生命真正地豐盛、茁壯成長是什麼樣的感覺?」

我告訴我的學生,思索新天地的樣貌有點類似兒童遊戲「找出兩張圖片之間的差異」。透過辨識這個世界現在的樣子與它將來應該有的樣子之間的差異,我們能學習關於我們今日應如何過我們的人生、有什麼樣的行動。

如果說末世論讓我們了解到受造物將會如何恢復它們應有的樣子,那麼關於末世「肉身復活」的教義應能讓我們了解我們的身體應是什麼樣子。這意味著,我們對於肉身復活後的身體的看法,會影響我們對今世的身體的看法。

可以理解的是,那些對今世性別感到痛苦掙扎的人往往會用「復活」等詞彙來形容當他們終於從痛苦中解脫出來(例如進行變性手術)後的感覺。透過將性別與復活聯繫起來,人類本能地設想他們的性別應該是怎樣的——而這反過來又證明了我們用以理解性別的框架是如何被罪所破壞及扭曲。

基督信仰教導我們,當我們的身體在新天地中復活時,它們將成為它們在被造之初應有的樣式,我們對我們全人得以被醫治的盼望也將實現。但問題是,我們對「復活」將如何治癒我們在這個有著性別的身體上的破碎有不同的理解。

如果ㄧ個人的手臂被毒蛇咬傷,他似乎有兩種選擇:截肢或取出毒液。雖然兩者的結果是一樣的(把人從危及生命的毒素中解救出來),但實現的方式卻截然不同:一個是切除,另一個是更新。同樣的,當基督徒設想人們因性別產生的痛苦問題將會如何被解決時,常會總結我們的性別在新天地復活的肉身上可能是「被除去(不再有性別之分)」或是「被更新」。

詢問我們的身體在新天地中是否會被賦予性別,就是在詢問「上帝賦予我們的性別的終極醫治及有著豐盛的生命應是什麼樣子?」。

雖然這個問題看起來似乎只在最近幾十年特別重要,但事實證明,人們已經詢問這個問題長達幾個世紀——而我深信,我們如何回答這個問題,對於我們如何理解我們在今日以「有性別的身份」如何經歷到豐盛的生命,有實際的意義。

在基督教歷史和當代神學中,有個悠久而令人印象深刻的脈絡,即設想性別救贖的最佳方式就是想像性別的去除。這個學派借鑒教父俄利根、尼撒的貴格利和宣信者馬克西姆(St Maximus the Confessor)等人的觀點,認為我們肉身復活後,不會再有性別之分。

根據這種觀點,人類某些方面有著上帝形象的一部分,其他方面則與非人類生物共有,包括性別。事實上,這派神學家認為,性別是上帝預知人類會犯罪才賦予我們的屬性。性別的目的是維持我們的生命,直到受造物最終極恢復的那日。因此,像性別、種族和殘疾這類的屬性——神學家們認為在今生為我們帶來極大痛苦和掙扎的屬性,在我們復活後將不再存在。

這些思想家以及那些重拾其思路的當代神學家們論證的基礎為加拉太書3:28,「並不分猶太人、希臘人,自主的、為奴的,或男或女,因為你們在基督耶穌裡都成為一了。」真正的創造是在基督裡的創造——在基督裡,他們從字面上推斷,這意味著沒有男女性之分。他們論證,即使性別原本是舊造的一部分,性別也不是新造物、新天地中應該存在的受造物屬性。

近期一些神學派別甚至重新思考我們的身體起初被造的樣貌究竟是如何。他們認為,也許創世記描述的人類樣貌並不是我們一開始就該有的模樣。因此,他們認為當救贖的計畫完成後,性別等屬性就會被取代——類似像孕婦裝那樣,雖然它們在某段時間內有用,但最終會變得不必要。

這種觀點有許多值得讚賞的地方,尤其是它將性別與福音連結在一起。然而,對於那些因性別認同經歷痛苦、掙扎或有任何其他負擔的人,告訴他們他們的盼望在於「終有一日性別會被消除」,我覺得是一種自我否定。性別似乎是我們生命敘事中太重要的元素,無法只透過除去性別來治癒。此外,如果我們相信耶穌為我們帶來對復活的期望,而如果祂是帶著祂的性別復活的,那麼我們為什麼不會以類似的方式復活呢?

基督教傳統的另一個分支可以追溯到愛任紐和奧古斯丁等教父,他們認為,我們會帶著自己的性別復活,正是因為在基督裡找到公義的盼望。奧古斯丁說,當人們說復活後沒有性別時,可能夾雜著其他的意思——他們真正的意思是,每個人都將自動以男性的性別復活,完全模仿基督的樣式。

正如奧古斯丁所,「兩性都將復活」,因為「所有缺點都將從這些軀體上去除,但他們的本性將得到保留」。既然「女性的性別不是一種罪」,也不是受造物的缺陷,那麼女性就會以女性的身份復活。因為「女性⋯⋯和男性一樣,都是上帝的創造物」。成為女性是造物主賜予的光榮禮物,是祂神聖形象的承載者——和成為男性一樣。上帝透過治癒受造物的罪來使萬物回到它們本應有的樣貌,而不是透過消除受造物的本性。

因此,這種消除受造物所有性別面向的復活神學是一種抹殺式的神學,它使我們對因性別遭受苦難和不公義的哀鳴——如心理痛苦和被歧視——無法得到解決。復活並不是宇宙版本的「蝕刻素描」(Etch A Sketch),不是當上帝把一切都推倒重做一遍;復活是對已經被創造並被宣佈為非常好的事物(創1:31)的神聖承諾——其中包括我們的性別。

愛任紐和奧古斯丁從花園的角度預想復活的樣貌。起初,上帝的創造就像一粒種子種在大地上,本來想開花結果,長成參天大樹(路13:18-19)。然而,這棵樹卻因罪而生病。但上帝沒有用斧頭砍它,而是從根本精心醫治這棵樹,並為此親自付出代價。然後,也只有在那時,這棵樹才會重新綻放。

今天,性別是許多人痛苦和困惑的根源——我們的經驗和性別觀念都因罪而生病。在我們周圍,我們看到性別歧視、性侵害和其他形式的傷害都在傷害上帝的創造物,尤其是女性。各種意識形態的基督徒都非常缺乏成為「基督般的存在」所需的美德——例如好好地傾聽、展現溫柔的同理心、在人們分享他們的性別經歷時不輕易做出結論。

作為基督的身體,我們可以一起開始描繪一種生活,在這種生活中,與性別有關的不適當、不符合聖經的負擔會減輕。教會內的人如何才能並肩同行——我們的願景與信心、愛和盼望同步——並實踐一個「基督的工作能照亮我們的性別角色」的敘事?這樣的信仰實踐首先需要我們恢復前面提到的美德:好好地傾聽人們的故事,同理那些受傷的人,並堅信在上帝的國度裡,不會再有因性別而產生的痛苦。如果我們將這些美德作為愛的表達方式,我們的基督教群體會是什麼樣子呢?

說到底,我確實相信我們在末世仍將是有性別的,因著基督的盼望經歷豐盛的生命和公義。這種盼望之所以能持續,是因為我們堅信耶穌愛那些最脆弱的人,包括那些性別是其痛苦之源的人。

雖然我無法確定我的雙性人朋友將會以何種性別在新天地復活,但我知道她在今世的身體是上帝今日能使用並幫助她與人建立情誼的身體。在萬事萬物的盡頭,一個令人驚訝的性別消除及轉換似乎與上帝救贖的行動不相符。

上帝尚未放棄救贖我們,上帝也尚未結束救贖我們的性別。即使是今天,上帝仍持續治癒我們的罪,讓我們在此生預先品嚐到身為復活的女性和男性的生命能如何豐盛的發展。

Fellipe do Vale 是三一福音神學院聖經與系統神學助理教授,著有Gender as Love: A Theological Account of Human Identity, Embodied Desire, and Our Social Worlds一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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