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間裡很熱，我盯著眼前潔白的桌子，小心翼翼地不敢抬眼，全身肌肉緊繃。我的左邊是拉維·撒迦利亞國際事工（簡稱RZIM）國際董事會的成員，他們坐在桌邊，透過視訊參加會議。我的右邊是律師，其中一位律師正準備向我們宣讀一份長達12頁的報告，這份報告是對RZIM事工創始人拉維·撒迦利亞性侵指控進行的長達數個月的調查。
緊張的氣氛溢於言表。會議室感覺似乎過於昏暗，儘管這很符合當時的氣氛；我們之中一些人還沒有準備好迎接明亮的燈光。
我擔任RZIM董事會成員的經驗徹底改變了我對當今事工的看法。我相信有許多事工的董事會是失能的——或至少他們對自己可能面臨的挑戰毫無準備。
當我提及「董事會」時，我指的是廣義的意義。你或你認識的人可能不會在國際知名的非營利組織董事會裡任職，就像巔峰時期的RZIM。但你可能在你教會的長老會、執事會、教區委員會或牧師招聘委員會服事。你可能為你子女就讀的基督教學校提供建議，或非正式/官方地幫助指導你地區的食物銀行或教會的主日學計劃委員會。
我學到的慘痛經驗幾乎適用於任何類型的組織領導模式，尤其是在事工環境中，但同樣適用於更廣泛的情況。儘管如此，事件具體的需要和情況總會有所不同，所以我把我學到的教訓以問題的方式與大家分享，希望任何擔任董事會領袖的基督徒能和同工一同認真地思考這些問題。
1.你們是否應要求董事會成員持續接受教育/裝備？
在我短暫的任期內，我不僅沒有受過成為董事會成員需有的裝備，而且對那種可能暴風式席捲事工的危機也毫無準備。據我觀察，即使是長年擔任董事會成員的人，在面對這「前所未有的時代」也毫無準備。
回想起來，一個問題是，事實上，那些問題並非「前所未有的時代」。事工領袖犯錯了。沒有人注意到亮起的紅燈，或者更糟的是，這些紅燈被人故意地忽視。學習關於「機構背叛人」的理論，以及「加害者如何混淆事實並言語攻擊受害者、推卸責任」這些都有助於我理清RZIM的軌跡。但是，如果我們能在危機發生前就學習、接受關於這些危機情況發生可能性的裝備，會更有幫助。
如果您是董事會/某個機構領袖之ㄧ，請思考一下您可能有哪些知識上的不足，以及這些不足可能會如何限制您的服事？在會議中，您常會遇到哪些高層次的問題？您還需要了解哪些觀點？您是否不僅願意而且渴望學習和成長？您如何獲得信實服事神所需的知識和技能，並推動同工也這樣做？
2.你們如何選擇哪些人成為董事會成員？
RZIM董事會絕大多數成員都是拉維·撒迦利亞的家人和朋友。他們都對事工和拉維·撒迦利亞投入大量的心思；由於這種私人關係，他們貢獻自己的時間、專業知識、金錢和人脈。從我這個局外人的角度來看，他們似乎都擁有非常相似的技能。RZIM非常重視忠誠度。
我是這個團隊中一個意外的新成員，也是管理委員會中第一名女性成員。我與拉維沒有任何關係，也未曾領導過一間成功的公司、沒有令人印象深刻的聯絡人名單。這讓我在表達對機構的擔憂時處於非常不利的地位。當我與其他董事會成員意見一致時，他們認為我的技能對他們有所幫助，但當我跟他們意見不同時——我願學習新事物的心志、傾聽的熱忱以及對自己堅信的事情敢於發表意見的能力——就成了 我的負擔。
你們是如何選定董事會的成員的？我指的不僅僅是聘任的程序，這當然很重要（但這個決定往往是由組織章程或教派規則所制定的，不在你控制內），我指的是在文化層面上：什麼樣的特質和技能更受青睞？你們是否考量其屬靈恩賜和屬靈成熟度？除了幹事或辦公室職員外，你們如何讓領導團隊更加完整？你們是否尋找能為團隊提供獨特視角的人選？
3. 你們是如何看待募款/贈與的？
對許多非營利組織來說，董事會成員的選擇往往取決於他們的捐款和籌款能力。在RZIM工作之後，我認為這是權力與金錢的危險結合。財富不應成為衡量一個領袖對組織的委身、信心或貢獻的標準。這種衡量標準會助長董事會成員的權利感，並為領導團隊帶來虛假的安全感。當董事會席次只由那些能為事工提供穩定經濟來源的人擔任時，董事會的結構就會出現權力失衡的現象，這種現象往往會導致不健康的關係。
你們的董事會是否會因潛在人選沒有能力捐贈大量金錢而忽略他們？你們是否不自覺地認為組織的規模越大就越好？你們如何才能確保自己謹記「寡婦的微薄之力」以及「智慧與財富不可兼得」的教訓？
4. 你們的董事會是如何溝通的？
對我來說，真理和透明度一直都很重要，但在經歷過RZIM之後，這一點變得更加重要。
RZIM有個執行委員會，在董事會之外單獨私下開會。該委員會做出所有重要決定，據我回憶，在我任職的一年裡，全體董事會未曾收到或審查過執行委員會的會議記錄。執行委員會向董事會其他成員提出建議，而我們則被強烈鼓勵全票通過他們的建議。 我觀察到——並且被這樣告知——投下棄權票比投「反對票」更好。隨著拉維性侵案危機的不斷進展，董事會內部這種孤島式的保密做法和RZIM內其他類似的「正常程序」一樣為RZIM帶來嚴重的問題。
你們的董事會是否也有類似的秘密寡頭政治？在你的組織中，保密是預設做法還是例外的措施？為了使董事會成員做正確的事，是否有必要向他們提及潛在的法律風險？你們機構的財務保障是否總是機構的優先考慮事項？董事會成員是否將世界「運作的方式」應用於事工？你們是否願意向自己和他人說出事情全部的真相，即使這樣做有可能引起騷亂？
5. 你們機構的問責制度是如何運作的？
董事會成員理應管理其所服事的事工的問責機制。但又是誰問責董事會的成員呢？隨著RZIM事件的發展，我們聽到許多捐款者和內部圈子以外的關鍵人物多次呼籲董事會辭職。董事會不想辭職。我聽到的藉口是：「應該由我們來解決這個問題」，或是「如果我們辭職，誰來帶領(RZIM)？」這個董事會沒能讓一個在性上犯罪的加害者退出事工，卻繼續拒絕人們對其運作透明度的呼籲，甚至要求自己能得到匿名的待遇——拒絕扛起被人公開點名這個最基礎的責任。
在危機發生之前，確認以下問題的答案至關重要：你們的董事會是否已經到了無法自我糾錯的地步？需要發生什麼情況才能取消董事會成員的任職資格？機構裡公開且嚴重的失敗事件是否需要機構公開的懺悔？董事會將如何自我評估或接受外部的評估？具體來說，你們機構的問責機制應該是什麼樣子？
6. 你以為你是誰？
在全球價值數百萬美元的事工中擔任董事會成員是一種身分的象徵。一旦人們發現我是RZIM董事會的成員，他們就會對我所擁有的權力印象深刻、充滿好奇和著迷。
在董事會內部，人們普遍感到耶穌需要我們來做這份工作。推特上的橫幅驕傲地展示董事會成員在RZIM舞台上的照片，或與RZIM相關名人的合照。Facebook上也有關於董事會為上帝國度所做的偉大事工的貼文。我們有特別的晚餐、豪華的酒店、漂亮的設施，以及一種普遍的優越感。社群媒體是種炫耀成就的管道，直到人們發現它也可以成為人們要求問責的管道。
你的董事會是否理解承擔如此大的責任所必須具備的僕人式的領導方式？董事會成員在多大程度上從董事會角色中找到自我價值感？我們如何確保自己不僅在正式的規則和程序中，而是在我們內心深處，知道自己的權力始終離不開責任？
RZIM事工一直以來非正式座右銘是「沒有任何疑問是個禁區」。但作為董事會成員，我清楚地認識到事實並非如此。我親身經歷了我們機構的失敗。我犯錯了——起初，我甚至不相信受害者，後來，我試圖改革這個支離破碎的系統。
但錯誤不一定能遠永定義我們，相反的，它應該是除鏽的過程。對我來說，犯錯激發了我的熱情，讓我想要幫助在其他機構董事會任職的成員避免犯下我們在RZIM沒有避免的那種功能失調和濫用權力的情況。擔任領導職務的基督徒必須坦然承認並改正機構和個人的錯誤，而不是隱瞞和推卸責任。我們應該比任何人都知道，上帝能救贖我們每一次犯下的錯誤，上帝已經給了我們完全徹底的饒恕。
雖然責任重大，但事工委員會/董事會可以並且應該成為僕人式領導的最佳典範。所以，請捫心自問：耶穌會掀翻你們董事會的桌子嗎？
卡蘇爾克（Stacy Kassulke）熱衷於鼓勵人們使用自己獨特的天賦，為基督和祂的國度撥亂反正。她於2020年2月至2021年3月在拉維·撒迦利亞國際事工（Ravi Zacharias International Ministries）董事會任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