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科學的神學根基

我在高校任教的經歷當中，常有學生對我說：“我們從小受到的教育告訴我們，要‘相信科學’。”就連在西方，也有很多人像哲學家羅素（Bertrand Russell）那樣，以為自然科學能夠帶來”確定的知識”（definite knowledge）。

自然科學是人類用理性範疇解釋經驗歸納的活動。自然科學在神學、形而上學的層面上，持有一套科學方法無從證成，亦無可證偽的信念，因而它自身並非中立的。它既有一套自身所依據的信念，在自身的方法論體系之外，就不能以自身為信念的對象，更無權號召人們來相信它。

因果與“偶像”

譬如，自然科學用理論模型來詮釋、描述自然現實時，預設一切的現象皆有生成的因由，沒有任何現象能夠無中生有。當年物理學家無法解釋“雙縫隙實驗”（double slit experiment）所觀測到的現象，這導致一些科學家懷疑，是否並非一切自然現象都是按照自然的因果規律發生的，但這並未令科學界放棄用科學理論解釋一切現象背後的因果規律。當霍金（Stephen Hawking）闡釋大爆炸理論時，他非常堅持，嚴格說來，宇宙並非從絕對的虛無生成的，而是有某種自然的第一因造成了宇宙的奇點（point of singularity）。假如宇宙能夠無中生有，那麼自然現象也能夠無中生有，這樣一來，科學理論就等同於無的放矢了，因為一切的理論模型，都假設了理性可解釋的因果規律。

“因果”並非感官經驗的對象。我們並非用感官經驗觀察到因果，因此相信這世間的一切皆有因果。當然，“因果”的概念也不光是我們在數不清的經驗事件當中，觀察到許多現象之間的常規對應性（譬如每次從某高處拋擲同樣的物件，該物體都會以同樣的加速度成為自由落體），進而養成的一種思維習慣，認為常規對應性（regular correlations）背後一定有著某種有效因（efficient causality）。

但事實是，我們在近乎無數的經驗事件當中，發現許多我們無從解釋的現象。我的身體出現症狀，醫生卻無法解釋病因；我的電腦故障，專業維修員也找不出原因；究竟使宇宙生成的第一因是什麼，連霍金也無從解釋，他甚至無法論證說宇宙大爆炸並非無因生成的事件。然而，在我們心靈當中，與生俱來就擁有“因果”的範疇，被我們用以解釋一切的經驗，就算解釋失敗，我們依舊相信，一切現象及存有的生成，都不可能是無中生有。

在“因果”以外，自然科學還必須接受普遍哲學意義上的“上帝”概念，亦即“自有永有者”（Being Itself）的概念。這是因為自然科學家相信，一切的流變（flux）與生成（becoming），都必須以某種意義上的“不變者”為終極依據，否則自然現象就能夠毫無來由地發生。譬如，霍金雖自稱無神論者，但其實他在嚴格意義上是泛神論者：他相信自然即是上帝、上帝即是自然；宇宙的創造者是不具智慧的自然法則。

這些形而上學、神學的信念，都不是科學證據能夠證明或證偽的。科學理論的科學性，就在於科學理論可被證偽。但自然科學本身卻必須依賴不可證偽的信念方能成立。基督徒相信，上帝創造了時間，用時間從無創造了萬有，並按照自己的形像造男造女如此。這也是自然科學無從證明或證偽的。

這麼說來，基督徒是不是只管“信”就好呢？自然科學的數據、資料、理論模型，對於基督徒的信仰來說，有沒有任何實質的意義？倘若自然科學以致任何的知識體系，都必須建立在一些基本的世界觀預設之上，並無真實的中立性（neutrality），那麼這是否意味，一切的所謂知識體系，都只不過是不具客觀性（objectivity）的“信念體系”（belief systems），彼此之間只能雞同鴨講？

事實上，自然科學的產生，正是以基督教世界觀為前提。科學方法之父培根（Francis Bacon）在宗教改革神學“創造－墮落－救贖”世界觀的框架下，提出了自然哲學的歸納法（method of induction）。他指出，亞當受造時，上帝命他管理園子，並研究各從其類受造的萬物，格物而致知，以為萬物命名。亞當墮落後，不再以上帝在經驗可感知的世界中所定立的自然啟示為依據，選擇了自己用理性去定奪真理，於是產生了諸般智性的偶像。

培根提出了四大偶像，其中“市場偶像”（idol of the marketplace）與“劇場偶像”（idol of the theater）尤為凸顯宗教改革的思想。“市場”是指透過語言符號所進行的意義交換。培根說，我們用語言來表達我們對世界的理解，而語言當中有許多的符號，並非與生俱來的先天觀念，也不是我們從感官經驗獲得的概念，而是人類在試圖理解世界的時候，自己“腦補”出來的。當我們用看不見、摸不著、不在上帝所造的可感世界之內的腦補概念來解釋我們的經驗時，我們就是在重複亞當吃禁果的罪。

“劇場”則是指哲學體系或認知體系。培根說，這些體系就像劇場中的劇本一樣，是人寫出來的。自然科學的理論也一樣，都是人想出來的，用以解釋我們透過經驗所觀察到的數據及資料。科學理論並非自然現實的真理自身，而是人對自然現實的解釋。我們可以透過歸納法，讓我們的理論愈來愈貼近自然的真理，但倘若我們相信科學理論自身就是真理，那麼我們就是在造偶像了。

培根堅持，自然科學研究乃是蒙救贖的人，在成聖的過程當中所從事的活動。當我們在基督裡重生以後，我們會想要排除我們心智上的偶像，透過聖經的亮光，研究上帝在自然中所彰顯的榮耀。無獨有偶，科學革命先驅開普勒（Johannes Kepler）也說，自然科學研究，就是重生的基督徒“跟著上帝的思想去思考”（think God’s thoughts after him）的活動。

世界觀與自然科學

基督教世界觀是自然科學方法與精神的基礎。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不應該只讀聖經，卻忘記“這是天父世界”，因而不在聖經的亮光中看世界。“諸天述說神的榮耀；穹蒼傳揚他的手段”（詩19:1）。造物主在所造萬物當中，留下了諸般榮耀的證據。沒有人能夠不帶任何神學預設、中立地審視這些證據：自然科學方法自身就預設了聖經世界觀。

然而“中立”與“客觀”是兩個不同的概念。當法庭宣判控方勝訴或敗訴時，庭方就不再如訴訟之初，在控辯雙方之間暫時保持中立，然而當庭方開始貼近控方抑或辯方的立場時，庭方理當是朝著客觀判決的方向前進。

當然，人類在審判萬有的主面前，萬不可以庭方自居。但我想說的是，雖然科學研究不具任何中立性，但我們應當力求客觀。科學理論的客觀性在於排除主觀理性的偶像，以致我們的理論模型能夠愈來愈貼近自然現實的真理本身，儘管我們對自然的理解始終只能是有限者的理解、只能類比於上帝的絕對客觀角度。我們不可能用科學證據來證明或證偽上帝的存在或祂的創造之工，因為上帝與祂的行動不在自然科學研究對象的範圍之內。然而，倘若科學家不接受聖經世界觀，那麼不但科學理論便再也無法客觀地詮釋一切的科學數據與資料，而且科學方法自身也會失去其形而上學的基礎。

倘若科學成為“信”的對象，它就不是科學，而是迷信了。自然科學必須以聖經所啟示的上帝為信心的對象，並始終以自身為理性批判的對象，科學才能夠被稱為科學，為人類帶來客觀的知識。

曾劭愷（Shao Kai Tseng）是一位来自台湾、从事卡尔·巴特研究的加拿大籍新加尔文主义神学人，著有多本英文神学与哲学学术书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