會眾們可能會記得敬拜歌詞，而不是講道內容

確保我們的敬拜歌詞傳遞的是正確的聖經教導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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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你開始讀這篇文章前，先在你的腦海裡默背英文字母A到Z。

我們在默背時會幾乎同時想把英文字母歌唱出來是有原因的。這和你能記住兒時的廣告台詞和你最喜歡流行歌歌詞是一樣的道理，而你可能已經忘了上禮拜才重新設定的信箱密碼。

如果你能背誦出自己國家所有的城市或66本聖經書卷，我猜也是因為某首歌的關係。主日學老師、行銷人員、敬拜詩歌作者、流行歌手和幼稚園老師都很清楚，「在歌曲裡學習的東西能被人們記得很久」。

而神經科學也證實了這一點。將信息與音樂搭配有助於我們的海馬體輕鬆地檢索這些信息。音樂是一個強大的教學工具，但在神經科學存在之前，上帝的跟隨者就已經採用了這個工具。

出埃及記第15章中米利暗寫的《海之歌》正是為了將上帝大能的帶領以色列人的記憶烙印在祂子民的意識裡。整整150首詩篇的文字本身已是非常有力的信仰宣告，但它們被寫成歌曲是為了要讓人們唱出來。神的兒女們明白他們需要把聖潔的話語與交織在旋律裡來提醒自己祂的美善。畢竟，人類歷史上一直在「忘記」和「被神提醒」的迴圈裡徘徊。音樂加上文字能大大地幫我們回想起我們應該記得的事。

但音樂不僅僅只有幫助我們的記憶力。文字配上音樂可以有深刻的形塑作用。我們聽到或嘴裡唱的任何歌詞都能形塑我們成為更好或是更糟的樣貌，這取決於歌詞的內容。

在我成長的1980年代的青少契，教會會敦促我們銷毀那些可能讓我們走向世俗音樂之路的唱片和卡帶。如果你曾下載過一首歌（歌詞）較為乾淨而不是暴露的版本，你就會明白歌詞能形塑人的力量。無論是神聖的還是世俗的，我們沉浸在其中的歌曲都在塑造我們。這個事實應該讓我們暫停播放清單，思考我們所聆聽、傳唱的敬拜歌曲的歌詞又是如何形塑我們的？

我們的聖樂僅僅只在敬拜的當下觸動我們，還是能形塑我們ㄧ生信實於主？

雅各書3:1警告說，我們之中不應多人成為教師，因為教人的人受到的審判更嚴格。我所默背的經文版本是舊版的NIV，這節經文的翻譯是「你們之中不應有多人擅自當老師」。擅自認為自己能教導人是很危險的；擅自認為我們在禮拜裡唱的歌並沒有在教導人什麼，也同樣危險。每個禮拜到了禮拜三，週日牧師講道的三個重點已被我們忘記，但我們仍哼唱著敬拜歌曲的副歌，歌詞裡夾帶著的信息在我們腦海裡反覆播放著。

很重要的一點是，那些帶領我們敬拜的人，是否視他們的任務為創造一種情緒，或創造一種記憶？如果他們帶領敬拜是為了創造情緒，那歌詞的重要性就可以排在人聲和樂器後面。如果他們想要創造記憶，那歌詞就非常重要。像詩篇一樣，這些詞應能獨立存在，無論是否配上音樂。

但也有其他因素帶有形塑性。我們唱的歌是以人為中心還是以群體為中心？與聖經教導的聯繫是否清晰，還是我們唱的是一些模糊雜亂的基督教思想？會眾的反應是衡量一首敬拜歌曲價值的主要標準嗎？

簡而言之，我們需要思考的是，我們的聖樂僅僅只在敬拜的當下觸動我們，還是能形塑我們ㄧ生信實於主？不經思考的編寫、選擇或領導教會的敬拜歌曲，就是在不經思考的進行教導。這不是一個關於「我們選的歌是否能教導會眾聖經真理」的問題，而是「我們選的歌究竟都教導了我們什麼」的問題。

在這個人們普遍為聖經文盲和神學文盲的時代，教會領袖必須謹慎地選擇敬拜歌曲。許多將在我們的帶領下唱著這些歌的人都是屬靈的嬰兒。想像一下，如果ABC字母歌的歌詞只有85%的準確性，會是什麼樣子？對許多人來說，主日聚會是他們與你的教會的第一次接觸。在他們參加會員班或查經班之前，他們會坐在主日禮拜，不僅從講道裡，而且從敬拜歌曲裡領受聖經教導。

身為一個致力於消滅基督徒聖經文盲現象的人，我對教會領袖的墾求是這樣的：拜託你們選擇那些能好好地教導會眾聖經真理的敬拜歌曲。

請選擇那些以聖經真理、正確的教義和屬靈操練為基礎的歌來塑造屬靈嬰兒們的生命。在他們的靈命深處刻下記憶的路徑，以便在未來的日子裡，正確的神學概念能為他們塑造正確的情感，而正確的情感能激勵他們有正確的行動。在這個健忘的時代，給上帝的孩子們「良好的記憶力」這份禮物。教導他們唱著這個亙古不變的信仰。

珍·威爾金（Jen Wilkin）是一位妻子、母親和聖經教師。她是《Women of the Word》和《None Like Him》的作者。她的推特帳號是@jenniferwilkin。

翻譯：Yiting Ts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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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著孩子一起愛鄰舍如同自己

D. L. Mayfield

如何養育孩子像耶穌那樣去愛我們的鄰舍？

Rawpixel / Getty

我的父母都是基督徒，他們致力於養育出會關心他人的孩子。我的父親是一名牧師，我們從小接受在家教育，但我父母努力地開拓我們的生活圈，有意的讓我們學習與不同的社群人體建立關係。我們會去特殊教育教室做志工，暑假時則在原住民的小村莊裡度過多個星期。我從小就以為，每個家庭都會在節日時邀請各式各樣孤單、離群獨居的人來自己家裡一起過節。然而，即使從小就見到父母關心他人的榜樣，在我念聖經大學的時候，我仍試圖尋找一個神學詞彙來表達這個看似簡單明了的概念：基督徒有責任關心他們的鄰舍，尤其是最弱勢的群體。

在我20多歲時，我讀了桃樂斯·戴（Dorothy Day，天主教工人運動的發起人）所寫的《漫長的孤寂》一書，並被書中關於追求「公共利益」的概念所感染。當時我想，這正是我父母養育我的信念，也是我想傳遞給自己孩子的信念。但如今，身為一個母親，我意識到我低估了為孩子們樹立一個「將鄰舍的需求放在心裡的生活模式」所面臨的來自文化和我們自身的挑戰。

我們真正想要的是什麼？

在這個時代，或者說在任何時代，做個「好父母」都是一項艱鉅的工作。繁忙的日程安排、科技的發展，以及想把一切都做得完美的渴望，壓倒了我們之中的許多人，讓我們乾脆進入自動駕駛狀態。這也是為什麼我們需要時不時退後一步，捫心自問：我們對孩子真正的期望是什麼？

根據基督教部落格、講道和Instagram貼文來看，我們（美國）文化裡有許多人希望養育出有安全感、快樂和被愛的孩子。這些都是令人欽佩和無比重要的目標，也是教會經常肯定的目標。的確，在這個我們國家虐待兒童比率及之後長期的影響已然成為危機的時代，高聲疾呼要愛護家庭被教會視為至關重要的任務，當然是有道理的。

然而，若我們把主要的精力放在養育出安全型依戀的孩子身上，我們很快就會得到近視眼，扭曲了我們的價值觀，一昧的追求安全感和成功。正如研究表明的那樣，尤其是美國的父母，仍然視成就和成功為孩子幸福的預兆，重視孩子的成績和大學排名，而不是他們是否有同理心和社區參與。哈佛大學心理學家理查德·魏斯博德（Richard Weissbourd）發現，他所調查的國、高中生與他們的父母有著相似的價值觀：48%的人視成績為他們的首要價值觀，只有22 %的人視關心他人為最重要的事。《今日基督教》科學部編輯麗貝卡·蘭德爾（Rebecca Randall）解釋道：「研究發現，美國成年人確實希望孩子們成為一個正派、有愛心的人，尤其是在他們自身所處的社區裡，但他們對致力於促進更大範圍的社會福祉的關注要少得多。」

我猜想，如果被問及此事，大多數家長都會同意，我們都希望孩子們能夠關注外在世界、能夠關心他人並與他人有共鳴。但我們的生活樣式是否符合這一價值觀？在我自己的生活裡，我必須不斷地有意識地擺脫那拉著我不斷向上的自動電扶梯——這個電扶梯裡載滿著物質主義、同溫層、同質性和以自我為中心的個人主義。

有彈性的牆

在《歸屬感與成為》一書裡，作者馬克·斯坎德雷特（Mark Scandrette）和麗莎·斯坎德雷特（Lisa Scandrette）說，一個家庭必須在共同的願景和日常實踐之間保持平衡，才能實踐他們家庭的價值觀。這兩位作者都是敬虔的基督徒，他們認為，一個興盛的家庭的良好起點是，成為「一個有歸屬感和有空間成長的地方，在這裡每個人都感到安全、被關心和被愛，並且被支持去為著這個世界的益處發展自己的生命」。

麗莎在一個以熱情好客為榜樣的家庭中長大。她對我說：「（家的）牆壁是有彈性的，」她指的是在她家舉辦的數個查經班、有寄養的孩子加入他們家，以及他們全家一起參與的其他社區活動。如今，身為三個孩子的母親，麗莎持續著同樣的實踐。她說：「我們有機會為孩子們樹立愛的榜樣。身為一個家庭，我們的任務之一就是彼此鼓勵，將我們希望在家裡培養出的歸屬感擴展到周圍的人身上。」

斯坎德雷特一家的願景是在關心自己的家庭和愛鄰舍如同自己（馬太福音22:37-39）之間取得平衡。基督教裡有不少傳道人、願實踐道成肉身的平信徒和教會領袖都同意，最重要的事是既要向孩子們傾注愛，也要為他們樹立榜樣，讓他們知道如何關心外在世界。

基督教泡泡

林西·華萊士（Lindsy Wallace）是「內在改變」（InnerCHANGE）機構的宣教士，該機構致力於服事住在大城市裡較貧窮的居民。她注意到，基督教文化常常使我們想在一個充滿教會、基督教學校、朋友和聖經故事的保護性泡泡裡撫養孩子長大，卻因此缺乏了像耶穌那樣生活著的經驗。林西提及耶穌在《馬太福音》25:35-36裡的教導，說：「如果我們的孩子只有在書本上學到關於耶穌的知識，卻從未在窮人的眼裡看到過耶穌，也從未見過父母去監獄探望耶穌，那麼，實在很難想像他們能如何發展出對耶穌和鄰舍的愛。」

正如林西所說，教育我們的孩子要善待彼此是一回事，但思考「全家一起跟隨耶穌在世上的生活方式」意味著什麼，則又是另一回事。例如，根據耶穌的登山寶訓來審視我們的價值觀，意味著什麼？當耶穌告訴我們窮人、病人和悲傷的人才是有福的，我們是否真心相信？我們不應在世上為自己積攢財寶嗎？我們不應擔心明天，而應活在當下，心存感激，關注上帝今天是如何照顧我們的嗎？

林西與共同主持人香農·埃文斯（Shannon Evans）和凱拉·克雷格（Kayla Craig）一起主持「顛倒播客（Upside Down podcast）」，該播客內容主要在討論活出基督教顛覆性的價值觀的意義。他們經常討論如何愛鄰舍如同愛自己等實際的問題，每位主持人也經常收到關於她如何教育孩子和實踐這些價值觀的問題。這些問題似乎指向一個常見的想法：追求傳福音、公義及恩慈的生活是很好的事⋯⋯直到你有了家庭為止。

愛與恐懼

我和丈夫一直致力於養育會認真對待耶穌話語的孩子。我們不斷思考如何實踐如《彌迦書》6:8這樣的經文——以家庭為單位，行公義、好憐憫、謙卑地與神同行。在我們的生活裡，這樣的委身包括過去13年住在美國低收入難民社區及在此工作。

直到我女兒到達上學的年紀時，我才意識到追求「成功」和「成就」的文化價值觀在我心裡扎根有多深、多強烈。我所寶貝的那個難以駕馭、極具恩賜和高度敏感的孩子要去的學校，是一間絕大多數孩子的母語並非英語的學校，並且98%的學生有資格領取免費的學校午餐。這間學校目前在全州所有學校裡排名倒數第二。但出於上帝的恩典，我心中的恐懼——我是否在傷害我的孩子？我是否限制了她的機會？——很快的就被愛給抹去。我和女兒都深深地愛上我們的學校，因為它就是我們社區的縮影。

然而，在一個高度重視個人成就和成功的世界裡，我們的教育選擇卻被視為一種反文化的行為。有基督徒同胞告訴我，他們無法把孩子送到本地社區的學校，因為他們太愛自己的孩子了——這不僅是對我的輕視，也是對組成我們社區的所有其他家庭的輕視。我們都深愛自己的孩子，都在盡最大努力撫養他們。而我女兒呢？她接受的是一流的教育：她理解重視並接觸和她截然不同的人的重要性（更不用說她和許多同學一樣，數學和閱讀成績都遠遠超過平均標準）。

以身作則

基督徒父母可以而且應該帶頭培養超越自身文化價值觀的孩子，教導孩子們愛我們身處的整個社區。芝加哥恩典與和平社區教會（Grace and Peace Community）的牧師桑德拉·奧普斯爾（Sandra Opstal）認為，培養會關心他人的孩子首先需要父母以身作則，示範給孩子們看何謂尊重每一個人的生命，並將此作為家庭生活的一部分。她說：「每當我們在紅綠燈前或商店門口遇到有人向我們要錢時，我們會和他們打招呼、介紹自己和孩子，和他們握手，讓孩子們和他們擊掌，問他們今天過得如何。如果我們有錢，就會給他們一些。如果沒有，我們也會給他們一些可愛的微笑，為他們的一天增添一點歡樂。我們的孩子學會重視每一個生命，不偏袒任何人。」奧普斯爾強調了有意識地這樣做的重要性：「我們特別選擇了我們所加入的社區和教會，確保他們能接觸到各式各樣的人。當我們的長子出生時，他有來自各個種族和社會經濟背景的叔叔阿姨們。」

《提高你的音量》一書的作者凱西·康（Kathy Khang）也贊同有意識地讓孩子們看到你活出你的價值觀。「我的孩子分別是22歲、18歲和16歲，我仍在學習如何幫助他們找到自己的聲音，」凱西說。「但我努力以身作則，示範我所重視的價值觀給孩子們看，使孩子們步入成年後能將這些價值融入自己的生活裡：做好回收、參與投票、捐血、當志工、倡導重要議題、用腳和預算參與抗議活動⋯⋯等等。但我也必須記住，他們有自己的興趣、關注的事物和技能。」凱西分享了她的成年孩子們是如何開始教導她以新的方式實踐自己的價值觀。當我們養育孩子成為關心他人的人時，最意想不到的禮物可能是看到他們以自己獨特的方式來愛人，並在這個過程中改變了我們自身。我們所有的孩子，無論年齡大小，都能幫助做父母的的我們重新認識「愛鄰如己」的各種可能性。

有意識地做選擇

每當談到養育有愛心的孩子時，以社區為導向的基督徒經常提到的三個關鍵因素為「榜樣、有意識地用心和實踐」。回想起我的童年，我很感激父母教導我熱情好客、關注不平等現像的價值，並知道我也能為公義盡一己之力。我在自己的育兒之路上也秉持著這些價值觀，並在這個基礎上增加一些內容，包括打造和孩子共同的願景，讓我們一起為世上所有人的益處而努力。以下是我在這條路上從和我有著共同目標的朋友那裡收集到的一些想法：

在周圍的人們身上實踐。我告訴我的孩子們的一件事是，我們只有親自實踐才會越來越熟練，包括對他人展現善意和同理心。《宣教士媽媽》一書的作者海倫·李（Helen Lee）會特別注意她的孩子們在與人交往及其他時候使用的語言。海倫說：「我會監督他們在社交媒體上的用詞，並在他們越界、讓人討厭或說出不恰當的話時提醒他們。」試圖將所有這些時刻用作教育機會可能會很累，但這也是在這個時代教導孩子學習善良的一部分。

在多樣性中展現創意。有意識地讓生活環境多樣化需要付出不少努力和注意力。觀察你孩子去的餐廳、公園、學校、教會、課外活動和夏令營。是否每個人的膚色、思想和行為都和你一樣？也許你可以試著改變其中一個或多個地點。我的一個朋友艾歷克莎（Alexa）會特別開車去一個較遠的圖書館，因為那裡有很多街友。她喜歡和那些試圖交新朋友的人聊天，她知道她的小小孩也許能為那裡的老讀者帶來一些歡樂。

關注自己家庭以外的世界。教導你的孩子不只關心自己的家庭，也關心他們鄰居的。你們可以一起學習聖經裡關於我們能如何超越血緣或基因關係，彼此相屬的經文，理解「我們都是上帝的兒女」意味著什麼，以及我們對鄰居和社區的責任是什麼？（《申命記》第26章是一個很好的開始。）在教會時，我朋友薛倫會確保她們家的人不會坐在一起，而是分散開來，與可能感到被冷落的朋友或點頭之交坐在一起。在節日來臨之際，想想看邀請那些可能沒有和你一樣資源的人參加你家的活動。就像人們常說的那樣，建立一張更大的餐桌，你的孩子會在生活中學習到這樣的價值觀。

錯誤的二分法

我們不需要在養育一個有安全感、健康、幸福的家庭和過著一種將鄰舍放在心上的生活方式之間做選擇。作家兼思想家漢娜·安德森（Hannah Anderson）以一種獨特的方式來看待這種錯誤的二分法。她說：「我們的孩子就是離我們最近的鄰舍，因此，我們有很大的責任去好好地愛他們。而這種愛的一部分就是教導他們關心他人，幫助他們做好在這個世界上生活的準備，同時傳承我們信仰的價值觀。」

傳統上，猶太家庭常會一起複誦「示瑪（Shema）」：以色列啊，你要聽！耶和華我們神是獨一的主。你要盡心、盡性、盡力愛耶和華你的神（申6:4 -5）。身為基督徒，我們可以採取同樣的做法，複誦耶穌對律法和先知教導的總結：你要盡心、盡性、盡力、盡意愛主你的神，又要愛鄰舍如同自己（路加福音10:27）。想像一下，如果這段話成為我們家庭的願景和價值觀，意味著什麼？

在這個不斷鼓吹自主性、安全感和貪婪的文化裡，要養育我們的孩子像耶穌那樣愛人是很困難的。在這樣的時候，教會就成了一個重要的場所，能鼓勵基督徒們明確我們所持有的價值觀，以基督的行為為榜樣，根據「愛鄰舍如同愛自己」的呼召不斷重新審視我們做的人生選擇。我們沒有終極目標，也沒有終點線，我們永遠無法拍著胸脯說我們已經做到了——但培養一種「有意識地生活著」的態度有非常多的好處。最終，透過養育會關心這個世界的孩子，我們相信他們能經歷到上帝在我們的世界裡所做的一切，並感到上帝加添他們力量，在祂的作為裡使用他們。

D. L. 梅菲爾德（D. L. Mayfield）經常為《今日基督教》撰稿，著有《同化或回家》（Assimilate or Go Home）一書。

翻譯：Yiting Ts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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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阿富汗基督徒禱告時，我想到中國的教會

Hannah Nation

和中國教會同工並為他們禱告時，我學到一些深刻的功課。

Illustration by Mallory Rentsch / Source Images: Billy H.C. Kwok / Stringer / Handout / Getty Images

（原文發表於2021年11月10日）

上週，一個朋友約我喝咖啡。她是個年輕的母親，當她看到那張舉世聞名的照片——一位年輕的阿富汗母親把嬰孩遞給鐵絲網另一邊的美國士兵時，她在情感上痛苦的糾結著。雖然每當這張照片出現在她腦海時，她會不斷地為阿富汗的局勢禱告，但她想知道，如何在關心那些受苦受難的教會的同時，不會陷入沈重的情緒裡的一些建議。

在過去與中國教會一起服事的16年裡。當我看著主内弟兄姐妹們在這樣一種非常不同的文化背景下深受苦難時，我不得不時常反思、處理我的感受。2018年12月，我見到一群曾和我一起禱告和敬拜的弟兄姊妹遭受惡毒的攻擊和監禁。在美國聖誕節的歡樂氛圍下遠距離見證他們的苦難，深深地影響了我對基督的呼召的理解。

大約70年前，全球教會目睹了當時大家認為是「中國的教會」終結的時刻。與我們今天在阿富汗看到的有點類似，中國人民（尤其是基督徒）在中國共產黨接管後，爭先恐後地要離開。中國政府在隨後的幾年裡大舉迫害教會。成千上萬的人放棄了基督。

但是，有一個世代的弟兄姊妹爲了基督捨去性命，成為今日中國教會的種子。他們堅韌地忠心於主，在個人信仰裡忠心，在集體信仰裡也忠心。當時機成熟時，福音以一種讓人難以置信的方式在中國傳開，以至於今日中國教會成爲世界上人數最多的教會。中國的基督徒約佔人口的5%至7%，根據宣教學家的看法，這是個關鍵的轉折點。

關注普世教會使我們意識到，我們的弟兄姐妹在跟隨基督的腳蹤時犧牲了些什麼。接觸在苦難中的教會的過程——包括阿富汗和中國——對我的心是種深刻的門徒訓練。我們絕不能讓自己對苦難的恐懼支配我們對事情的敘述，而是必須讓在阿富汗、中國和其他地方的基督徒來門訓我們。

首先，我對受苦受難的教會的情緒迫使我審視自己對禱告的真正的信念。我注意到，對許多像我這樣的美國人來說，在面對全球性的苦難時，可能會感到禱告好像陳腔濫調，因為我們不相信禱告會對形勢有實際上的貢獻。我發現，我禱告是因為 我自己因我的所見所聞感到苦惱，而不是出於真正的信念，相信我的禱告是聖靈在教會工作裡客觀的一部分。自從2018年看著那些與我同工的人遭受苦難以來，我一直在學習不僅視我的禱告為緩解自己不舒服感受的工具，而是我對抗這個世界邪惡勢力的武器。

自2018年以來，我用以自我反思的一個問題是，我是否能為公義和審判禱告？上帝的公義是一個神學框架，是我們用以理解這個世界的一股良善的力量，也是在末世將會實現的承諾。正如我們在中國和阿富汗的弟兄姐妹所展示的，傳福音正是相信上帝會消滅邪惡，同時帶有基督憐憫的行為。如果我們為阿富汗的禱告感到空洞，那我們需要重新審視我們是如何禱告的。

第二，看著我認識的教會受苦受難，使我審視我對聖徒堅韌不搖的看法。今天發生的事並不是我們故事的結尾。但我是否真心相信這一點，我是否也這樣禱告著？當我看著最後一名美國士兵離開阿富汗時，我是否相信上帝對祂子民最好的計劃並沒有隨著那名士兵一起離開呢？因為上帝自己未曾離開。我並非老生常談、輕率地說出「誰掌權並不重要」，或「我們今世在物質世界的現實並不重要」之類的話。

但是，若我們對教會歷史的看法是「教會需要在友善的統治者及人身自由的前提下才能生存及成長」，那我們對上帝與祂教會的關係的理解就是錯的。

我為阿富汗禱告的事項有很多：我為不同年齡的婦女都能得到公義和保護禱告、為政府濫權的行為懇求上帝的公義和恢復、為阿富汗的經濟穩定禱告⋯等等。我為那些因擔憂自己的性命想要離開的基督徒禱告。我為能有奇蹟般的救援禱告。

但我也為那些留下來的人禱告。我禱告他們的生命將成為類似於我們在中國看到的福音運動的種子。我禱告他們在未來幾十年內成為一個強大而勇敢的教會，以致於50年後，我們會驚奇地發現他們成為了穆斯林世界最大的教會。我禱告他們對阿富汗和對同胞的愛能不斷地激勵著他們。

當我們被地球另一邊的弟兄姐妹的痛苦喚醒時，讓這些事實教導我們能更好地面對我們在阿富汗和自己國家所看到的苦難。我們仍然有孩子死於癌症的鄰舍。我們仍然有獨居的寡婦。我們之間仍然有經濟上、心理上和種族上的壓迫。我們仍然有分裂的教會。我們仍然有需要包紮的傷口。

苦難不僅僅發生在受迫害的教會裡；雖然我們試圖避免苦難，它卻無處不在。身為「受苦的主」的繼承人，苦難是我們基督徒身份的一部分，但許多在我們當中的人卻正試圖逃避這個身份。在哪些方面你試圖避免與基督一同受苦？在哪些方面你可以藉著進入那樣的痛苦來為祂的名作見證？當你被在阿富汗的弟兄姐妹們的勇氣感動時，就去到那些地方吧！

漢娜·內森（Hannah Nation）擔任「家庭教會神學中心」的執行主任和「中國夥伴關係」的內容主任。她是《在曠野的信仰：中國教會勸勉的話》的共同主編。

翻譯：元鵬、吳京寧 / 校編：Yiting Ts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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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城市教會面臨單身姐妹超多的難題，怎麼破？

陸思

一位單身姐妹在「七夕節」的感想：教會需要反思關於基督徒婚戀的教導。

China News Service / Contributor / Getty

2023年七夕將至（農曆七月七日在今年是陽曆的8月22日），國內各大商家紛紛推出「情侶特惠套餐」，從餐廳、娛樂、時尚、到公益項目的推廣，都呈現出浪漫的氛圍。因為這個民俗節日與牛郎織女的浪漫神話相關，七夕節又被稱為「中國的情人節」，甚至在商品化氾濫的今天被包裝為單身女性相親的節日。

七夕節可能是又一個中國眾多的單身女性「難過」的節日。單身女性「脫單」難，在中國是一個顯著的社會問題。根據2022年出台的全國人口統計，中國總人口男女性別比例達到104.9:100，即男性比女性多出3000多萬。但全國十大一線城市均呈現女多男少的情況（農村地區則相反）。

2021年，在結婚人數連降8年後，中國的結婚率降至5.4%，2022年的出生率跌破7%。因此，政府利用各種政策手段鼓勵女性生育，從離婚冷靜期的出台，到非婚生子可以上戶口，再到對徵收「單身稅」的討論，這些熱點話題一再遭到女性的「群嘲」。由於城市裡的高收入高學歷的女性居多，加上性別意識的覺醒，反育、反婚逐漸成為一線城市女性的主流呼聲。近年中國社會甚至出現對於「七夕」的熱度降溫的趨勢。

城市教會作為社會的縮影，其中的單身姐妹也比單身弟兄多很多。然而，在婚戀觀上，社會主流對婚姻戀愛的觀念日新月異，教會的觀念卻與社會的主流相反——社會上反婚反育的聲音很大，教會卻非常鼓勵婚姻和生育。

為了應對教會中男女比例的懸殊，七夕期間，中國的許多城市教會也抓住機會，開展專門針對婚戀主題的系列教導、單身營會、主內相親局等等，目的是讓單身的弟兄姐妹在基督裡獲得正確的婚戀觀，同時創造機會讓單身人士互相認識的場合。但這樣的做法似乎對難以找到配偶的單身姐妹並沒有多少幫助，很多時候反而讓姐妹越來越焦慮。

社會與教會中的雙重擇偶困境

受傳統思想影響，男性的年齡、收入、教育水平在婚戀市場上都是優勢，但對於女性而言，這些則通通會變成弱勢。因此，當一個35歲、生活在一線城市、有良好教育背景、並且工作穩定的男性在擇偶的時候，他不僅可以選擇城市裡的女性，也可以回家鄉找一位20出頭的女性作為潛在的婚姻伴侶。但是當有同樣背景的35歲女性在擇偶的時候，出於社會的刻板印象，幾乎無法做類似的人生選擇。

在這個大背景下，國內城市教會的性別比例失調更為嚴峻。在一個十人的團契中，常常有八位是單身姐妹，只有一、兩位弟兄，且往往是已婚狀態。大多數姐妹的年齡、素質、教育背景、及收入，都遠高於同教會的單身弟兄。如果在擇偶的時候僅考慮對方的信仰，姐妹們往往只能選擇比自己年齡小很多的弟兄。但倘若需要考慮「外部條件」，如收入、職業發展、教育背景等等，還要加上基督徒作為前提條件的話，姐妹們的擇偶更是難如登天。

作為城市教會中的一個「燙手山芋」，擇偶問題是所有牧者同工都無法迴避的社會問題。因此教會近年來也增加了許多對於基督徒婚戀觀的教導。「信與不信不能同負一扼」、「丈夫是頭」、「妻子是幫助者，應當順服丈夫……」，是這些教導所強調的。雖然這些觀念都出自聖經，但教會的解經和應用不一定正確，而強調這些觀念所導致的結果是，許多姐妹由於被鼓勵（甚至被要求）要找基督徒，只好「退而求其次」，放下自己對於另一半的外部條件要求，在教會內部考慮一些在世俗意義上遠低於自身條件的弟兄。另一方面，教會中對於婚戀的教導，往往會過多強調女性對丈夫和弟兄的順服，而缺少強調男性的職責。最終導致姐妹們常常感覺自己在事工中、家庭的服侍中被歧視和打壓。

基督信仰反而助長男權思想？

在中國的傳統價值觀念中，「男強女弱」似乎是一個延續了千年的婚戀腳本。這個舊腳本的基礎是性別分工，在舊社會中，女性並不被期待與丈夫有同等的智識水平和職場經歷，她們的主要角色是負責家庭內務。可在性別意識有所提升的今天，當女性也擁有了更多職業發展和人生選擇的時候，「女強男強」、「女強男弱」這種新腳本，甚至「不婚不育」、「單身生育」、「同志婚姻」這種「前衛的」婚戀模式也逐漸被越來越多大城市的年輕人所接受。

而在教會，我們時常會聽到相反的教導：婚姻是神所設立的，具有崇高的使命，因此我們每個人都應該竭力追求進入婚姻，並在婚姻中榮耀神。婚姻被賦予了一個崇高的屬靈的意義，如果不竭力追求，有可能會被貼上「不敬虔」的標籤。對於面臨擇偶困難的單身姐妹來說，這樣的教導可能只是增加她們心中的壓力和焦慮。

與此同時，我們在教會中看到的情況仍然是教會領袖以男性為主導，女性在教會依然只是一個輔助的角色。教會中其實還是非常缺乏關於性別和婚戀的符合聖經的教導。在某種程度上說，教會依然延續這一種舊的、中國傳統文化的婚戀腳本，讓在新時代成長起來的女性對信仰卻步。教會關於性別和婚戀的教導，反而阻礙了許多女性進入信仰。

曾經聽到過一個專門做主內相親平台的事工領袖說的一句話「如果教會不能幫助弟兄姐妹內部解決，姐妹們就會去外邦人中間尋找對象，被外邦人拐跑」。這樣的論調限制了擇偶的明確範圍只能在教會內部，但由於性別比例極度失衡，這只會讓（往往條件一般的）弟兄在教會內部「挑花了眼」。姐妹看待弟兄往往被教導應更看重弟兄在神裡面的生命成長，而非世俗上的條件，不要要求太高；可弟兄依然看中的是姐妹的外在條件，比如外貌、年齡、穩定的職業、順服的性格等。在這樣的氛圍中，基督信仰很像是披著屬靈外衣的男權思想。

真實的體貼，正確的教導

怎樣才是正確的教導？作為一名30+的單身姐妹，在教會中常常有認識或者不認識的人來詢問我的婚戀狀況。即使我的事業和事工做得再出色，也絲毫不會引起對方注意。似乎拉近距離的唯一方式，就是跟一個大齡單身的姐妹聊如何脫單。這樣氛圍常常讓我感覺無奈。

我曾與幾位牧者對這個話題進行過探討，他們也已經意識到教會在這方面的教導的偏頗。有一位牧師指出，「婚姻關係中彼此相愛、彼此順服才是重點」。中國教會往往強調女性在婚姻中是幫助者，但卻忽略了丈夫要在愛的基礎上讓妻子的恩賜才幹最大化地發揮出來。另一位傳道表示，神給了家庭使命，但也給了姐妹個人的使命，姐妹也有個人使命需要完成，不是只有幫助弟兄去完成他的使命這一個呼召。

許多教會高舉婚姻大旗，過於強調婚姻對於女性的意義，這樣的教導容易讓單身的姐妹產生焦慮。似乎每次希望學習有關婚戀的教導的時候，聽到的總是「成功進入婚姻」的見證，這跟外面的相親機構本質上並無差異。有一位女傳道跟我分享，「當我聽到一些姐妹必須結婚，否則不完整或者價值下降的教導，我本人是不認可的。因為獨身恩賜是確實存在的，應該考慮到獨特呼召，對於無獨身呼召的姐妹，可以鼓勵她們進入婚姻，但同時教會應該教導女性的價值並不是由結婚與否來定義的。我們在基督裡的身份才是我們真正的價值所在，我認為應該在婚前首先教導女性如何與耶穌相愛，其次才是是否結婚及如何擇偶的問題。」

其實在我們身邊，也有很多很好的見證。我認識一對宣教士夫婦，師母和丈夫一同在宣教禾場服侍多年，她和丈夫分別在禾場建立過自己的企業，幫助宣教地的邊緣群體，也幫助許多破碎的家庭恢復合一的關係。她服侍的姊妹中，有許多經歷過破碎的親密關係，也因著她的愛和關懷，在基督裡獲得重生並且可以正確的看待自己的價值。今年七夕，我們通了一個電話，當我跟她分享到最近在婚戀問題上的疑惑時，她回應說「不要在尋求一個好的配偶上糾結，因為上帝要為你預備那最好的未來」。我想，正是因為有許多這樣的女性牧羊人作為榜樣激勵著我，我才能堅定地走在神所預備的道路中。

因此，我個人認為，教會在婚戀的教導中，應該更多展現單身時在神裡得滿足得豐盛的狀態，鼓勵未婚姐妹擁抱單身的狀態。婚姻只是神為我們預備的眾多禮物中的一個，當我們還沒獲得這個禮物或者未來不會獲得這個禮物時，我們依然完整而豐盛，毫無缺乏。神的道是令人自由的，無論我結婚與否，我都能在神裡面找到自我的價值，找到被愛的力量。

陸思。曾留學多年，並在海外信主。回國後，曾經從事諮詢、公益、媒體等相關行業，現在參與跨文化宣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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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命！我不再在乎上帝了

Interview by Matthew LaPine

基督徒為何會陷入屬靈冷漠？我們如何才能恢復？

Source Image: Alex Mccarthy / Unsplash / Edits by Rick Szuecs

基督徒們常常會形容基督徒生活為一系列的高峰和低谷，在「充滿喜樂的門徒訓練」期之後就是屬靈倦怠期。拜歐拉大學（Biola University）神學教授烏切·阿尼佐（Uche Anizor）為那些正在低谷的基督徒寫了《克服冷漠：福音為糾結的人帶來的盼望》。本文作者馬修·拉平（Matthew LaPine）是一位牧師，也是神學和人類心理學方面的作家，他與阿尼佐共同探討屬靈冷漠的原因及重新熱切追求上帝的途徑。

Overcoming Apathy: Gospel Hope for Those Who Struggle to Care

Uche Anizor (Author)

Crossway

192 pages

$12.49

是什麼促使你寫一本關於屬靈冷漠的書？

主要有兩個動機。一個是我基督徒生涯早期的經歷，特別是我在學園團契工作時的經歷。基本上，我的工作是輔導學生和定期傳福音。然而，很多時候我都害怕面對這些艱鉅的屬靈任務。這讓我很煩惱：我募款來從事這份工作，但到了該做的時候，我卻並不真心想做。對傳福音的恐懼可能是一個因素。但整體而言，多數時間裡，我的態度十分不積極。在那段時間裡，我一遍又一遍地告訴別人，身為一個基督徒，我最大的缺點就是冷漠。因此，我想弄清楚為什麼我會這樣。

我的另一個動機來自於我曾在拜歐拉大學輔導不少學生的經歷。他們掙扎於一些常見的問題，但我認為最主要的問題還是他們不夠在意自己的屬靈生活。從理智上來講，他們知道學習神學、愛耶穌和過基督徒生活的重要性。但在內心深處，他們無法讓自己去在意那些自己應該在意的事。

就屬靈冷漠的影響力而言，你是否有看到世代之間的差異？

每一代人都有屬靈冷漠的情況。但不同的人處理和評價冷漠的方式不同。具有諷刺意味的是，現代的年輕人往往比長輩更能意識到自己情感的狀態。他們意識到自己內心世界的狀態，且有足夠的意識到願意公開談論它。但我不確定這種意識是否會引導他們去處理自己內心的問題。他們的朋友可能會說，「是的，我完全懂你的感覺！」但他們也都陷入一種「自我肯定」的泥沼裡。

也許上一代人的情感意識較薄弱。即使他們感受到自己的冷漠感，他們也會堅持不懈地低頭完成應做的事，而這一代有情感意識的年輕人可能會在感受不到真正的激情時停止做某事。如果他們對上帝的事感到冷漠，他們就不太願意繼續追求這些事。

你如何區分屬靈冷漠與憂鬱、沮喪以及所謂的屬靈「乾涸期」等相似詞彙？

需要注意的是，我並未使用具有臨床意義的「冷漠」ㄧ詞，而是指與基督徒聲稱重視的事物——與上帝有關的事物——冷漠的心態。這種屬靈上的冷漠與憂鬱症有重疊之處。但兩者都有某些獨特的特徵。例如，憂鬱症與自殺念頭、生活裡普遍缺乏活力或動力有關。

而屬靈冷漠則更具選擇性。在我輔導過的年輕人裡，他們並非對所有事情都漠不關心。他們可能會對打電動、女朋友或洛杉磯湖人隊感到興奮。憂鬱症者感到冷漠的事物範圍往往更廣，可能需要諮商師或其他形式治療的幫助，而屬靈冷漠則不一定需要。

至於絕望感，我將其定義為一種深深的悲傷或困惑，尤其是與上帝的事物有關的悲傷或困惑。如果我們面對的是絕望而不是冷漠，那麼絕望的人最需要的就是安慰。

而屬靈乾涸期，或者我們可以稱之為靈魂的黑夜，我們所面對的是美好的、上帝精心安排的事情。上帝是為了我們好。經歷乾涸的人需要的是幫助，讓他堅持下去，堅持仰望著上帝。

在書中，你概述了屬靈冷漠的幾種可能原因，從與某些情境有關引發至屬靈層面。有什麼方法可以解開這些可能的原因呢？

許多人對自己的屬靈冷漠感到困惑。在書中，我提出七種可能的原因，既有內在因素，也有外在因素。我知道我可以想出更多的原因，但我的目的只是提供大家一些自我診斷的輔助工具，成為幫助評估自己所處狀態的鏡子。例如，也許我對「質疑基督信仰」的描述對你來說很真實。又或者，你已被瑣碎的生活雜事所淹沒，基本上無力再關心任何事情。又或者，你沒有參與在任何與上帝有關的事工，因此自然而然地變得漠不關心。如果這些原因中的任何一個你都無法共鳴，那就繼續看下一個。這本書的目的旨在成為你的對話夥伴。

就你自己而言，你描述了你的屬靈冷漠期是如何因懷疑和憂鬱產生的。屬靈和非屬靈的因素可能相互加劇情況嗎？

屬靈冷漠可能有一些並非明顯是道德或屬靈因素的起因。例如，悲傷。聖經並未視悲傷為有問題或有罪的。我們都會悲傷，即使我們不應像那些沒有盼望的人悲傷的方式那樣。因此，即使悲傷不是錯誤的事，它也能導致失去盼望的感受，而失去盼望會使人變得冷漠。還有其他一些事，比如沉迷於社交媒體或經歷某些形式的懷疑，它們本身可能沒有問題，但若處理不當或過度沉迷其中，則可能導致冷漠。

你在書中建議透過「耕耘」來與屬靈冷漠爭戰，將軍事隱喻及園藝語言相結合，為什麼是這兩個詞呢？

爭戰詞彙的隱喻告訴我們，我們要與肉體和敵人進行真正的屬靈戰鬥。基督教不是被動的信仰。不是「放手，讓上帝來成就」。而是我們親自參與一場戰鬥。

然而，這場爭戰並非發生在某個決定性的時刻，好像我拿出聖靈之劍，背誦一些經文，殺死魔鬼，然後繼續生活。克服屬靈冷漠需要我們花時間培養屬靈美德、正直和聖潔的生活。

你在文章中提到了培養社區/團契關係、互愛、意義、使命、慷慨和堅忍的重要性。在你擺脫屬靈冷漠的過程中，什麼是最重要的？

我會說是社區——教會社區和廣義上的基督徒社區/團契最為重要。與上帝的子民在一起，讓我能夠在比較枯燥的季節堅持下去，尤其是在與懷疑搏鬥的時候。與和我一樣普通的「小基督們」在一起並參與教會生活非常關鍵。與對上帝充滿熱情的人建立親密的友情也很有幫助。

我意識到，關鍵在於不要只和像我一樣陷在困境的人在一起。我並不是說我們要拋棄那些正在掙扎的人。但是，在這個問題上，身邊有人和我一起肩負我的擔子是很重要的，尤其是那些熱忱為主而戰，在對神的熱心上是真實榜樣的人。

你對這本書最大的盼望是什麼？

我希望那些在屬靈冷漠裡掙扎的人能夠清楚地認識到上帝是幫助我們的神，與我們同在。天父將祂的兒子和聖靈賜給我們，使我們有能力在生活中勝過屬靈冷漠。我希望這本書能為人們帶來真正的盼望，即使沒有靈丹妙藥，改變也是可能的。屬靈冷漠不是信仰的必然性。理想的情況是，這本書能成為工具，幫助人們邁出克服屬靈冷屬的第一步。

翻譯：Yiting Ts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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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教會要求我們做更多，卻無人回應怎麼辦？

每週日去教會確實能影響我們成為什麼樣的人，但上帝是能使窒息的種子生長的神。

Pearl / Lightstock

在過去的25年裡，每10個美國人之中就有超過1人 (約4000萬人) 不再去教會。

根據手機定位數據進行的新研究表明，僅有3%的美國人每週參加教會活動（在研究進行的47週裡至少參加36週）。即使官方宣布大流行已結束後，在教會出席率有所回升的地方，會眾的參與度仍落後於從前。

這樣大規模的轉變是無法被忽視的，但同樣有錯誤地解讀這種現象的可能性。

上週，《大西洋月刊》的作者兼《純粹正統》的編輯傑克·米多爾（Jake Meador）問道：「除了教會腐敗、濫權和神學意見分歧等常見的頭條新聞因素之外，我們是否還忽略另一種解釋的可能性？」

根據吉姆·戴維斯（Jim Davis）、邁克爾·葛理翰（Michael Graham）和瑞安·伯奇（Ryan P. Burge）牧師即將出版的新書《教會的大解體》（The Great Dechurching），米多爾認為，「促使多數人離開教會的關鍵原因來自⋯21世紀美國人的生活方式。」

所有人都很忙。工作時間很長且不可預測。財務狀況岌岌可危。孩子們要練習足球。幼嬰無法睡一整夜。祖父母在家需要更多幫助。朋友來訪。我好累。

米多爾總結道：「當代美國式的生活完全不是為著增進人們互助的關係、彼此關懷或共同生活而建立的，」因此我們「孤單、焦慮，不知道如何與他人共同生活。」我們的時間和精力永遠處於赤字狀態，我們不能為教會騰出任何資源。

如果真是這樣，教會的第一應對方式可能是讓加入會籍的程序更簡單點、減少對過度忙碌的會眾的要求，這樣至少會眾還會出現在教會。但也許，「問題並不在於教會對成員要求的太多，」米多爾提議，「而是教會要求的遠遠不夠。」

這是個很有煽動性的想法，在Instagram和Twitter上，《大西洋月刊》的讀者確實受到不小的刺激。雖然這篇文章承認「宗教濫權侵害和更普遍的道德敗壞」確實是導致人們離開教會的因素之ㄧ，社交媒體對此文的的評論卻一再強調這些因素，並且將其與福音派在政治上的參與做連結，堅持認為米多爾忽略了這一更根本的問題。

「性侵兒童？掩蓋真相？身為數十億美元收入的機構卻不需繳稅？謊言、種族主義和虛偽的言行呢？」Instagram上ㄧ條回覆獲得了數百個讚：「沒錯喔⋯你說得真對⋯我們只是『太忙了』。」

米多爾和他那些不那麼親切的讀者（很可能還有非讀者）之所以未能產生有效的對話，也許是因為米多爾假定了一個並非人人都認同的信念：即使教會面對著種種困境——無論是實踐上的、關係上的還是倫理上的，教會依然是必要且好的存在。

我也同樣持有這個信念。

但如果拋開這一點，我能理解為什麼米多爾的論點不僅無法說服那些因教會的罪行而痛恨教會的人，也無法說服那些原本就不怎麼在意教會的人。

值得注意的是，米多爾所提出教會應「要求更多」的願景，很大程度上是「關係性」的。

與其說米多爾要求人們「做的更多」，不如說他希望人們「為彼此成為更多」——例如拒絕標準的美國生活模式、從幼稚園開始就受到工作主義 (workism) 的影響。米多爾認為，教會可以成為一個更加有凝聚力的「以真誠的愛為標誌的群體」，成為嚴峻的美國經濟體制下更強大的「安全網」，並持續地提醒人們：人類的生命不僅僅只是月曆上眾多待辦事項的一部分。

但米多爾也承認，在一個人們不斷離開教會的時代，「建議地方教會增加對會眾的要求」特別難說服人。「如果人們已經正在脫離教會——尤其是因為覺得太忙、太疲憊而無法定期參加教會活動，那麼，他們為什麼還會願意成為一個對他們要求如此高的教會的一部分呢？」

米多爾的答案是，和初代基督徒一樣，我們至今依然需要心意更新而變化（羅馬書12:1-2）。他認為，在我們的文化處境中，我們應該成為那種拒絕過度忙碌的生活的人，在這種生活裡，教會只是我們待辦事項清單上的一個項目，經常可以略過：

「在美國傳統的成功模板之外，我們應能成為見證另一種生活方式的模板。教會可以成為更好、更真實的群體模板，在這樣的群體裡，飢餓的人得到餵養，軟弱的人得到扶助，驕傲的人被打倒。」

我們應當能做得到的，原則上，我同意他的觀點。但這一邏輯在實踐上行得通的前提是，我們已真心相信參與教會是必要的、有益的，且值得堅持下去的——即使在我們不怎麼想留下來的時候。

如果沒有這個基本假設，即使教會開始對我們提出更多要求，我們可能也不會願意答應。除非教會小組對我們非常重要，否則為什麼要讓孩子們放棄踢足球來擠出時間參加小組呢？除非我們已深深委身並深信教會有其獨特的重要性，否則我們不會願意「和教會一起做」更多，更不會願意放棄減少教會外的活動。

而我認為多數信奉基督教的美國人都沒有這樣的信念。在《大西洋月刊》發表那篇文章四天後，《華爾街日報》發表了一篇文章，對過去三年裡美國中年人參加教會活動的比例下降進行分析。這篇文的數據支持了米多爾的論點，但文內的訪談卻體現了我所描述的這種「雙方的假設有所差距」。

一位名叫馬龍·埃丁斯（Marlon Eddins）的受訪者對《華爾街日報》說：「如果你是個有信仰的人，你就是個有信仰的人。我只是不認為每個星期天都去教會能影響你成為什麼樣的人。」

但這確實是事實。對基督徒而言，每個週日去教會確實能影響我們成為什麼樣的人。

撇開情有可原的情況不談，例行參與在基督徒的群體生活裡，是我們敬拜和門徒訓練的主要發生處。它能塑造我們的性格、社交生活、注意力和渴望。

但如果你不是這樣看待教會的——如果教會只是個可有可無的聚會，可以經常略過，好讓你外出享受好天氣或看球賽（如調查顯示的那樣，對許多美國人來說都是如此），那麼，當你的教會要求你付出更多時，你的回答可能會是個疲憊的「不」字（假設你至少還願意費心回答教會)。

而這裡有個「先有雞還是先有蛋的問題」：如果教會對你的要求不足以啟發你真心的委身，你就不會認為它有多重要。但如果你認為教會不那麼重要，那教會也無法對你提出足以讓你真心委身的要求。

也許，按照米多爾的說法，教會應該要對我們提出更高的要求及挑戰，剩下的就交給使萬物生長的上帝（林前3:6）。但也許，無論發生什麼事，我們仍有兩個持續盼望的理由。

第一個是，如果你對教會的失敗感到失望，這代表你對教會有一定的投入。在米多爾的文章下評論的人們十分憤怒，這意味著至少他們並非毫不在乎教會。

其次，即使我們不在乎教會、對教會麻木無感或早已安排一大堆生活規劃 —— 即使我們是耶穌最平庸的追隨者，是在美國荊棘叢生的土地上窒息於各種憂慮的種子（太13:22）—— 上帝仍能使我們成長。

邦妮·克里斯蒂安（Bonnie Kristian）是《今日基督教》書籍編輯部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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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舞台本身就是種信息

Adam Graber

如果教會想以好客之情為人所知，我們該採取什麼樣不同的做法？

Kseniia Rastvorova / Unsplash

上週，美南浸信會前主席格里爾（J. D. Greear）牧師在社交媒體上引起一場風暴，一段擷取自他週日講道的27秒影片在推特（現在是X公司）上瘋傳。

在這段影片裡，格里爾斥責他教會（位於北卡羅萊納州的The Summit Church）的會眾遲到又早退，而且普遍不夠親切溫暖。他直視著鏡頭，以「讓我們好好聊聊」的嚴肅口問說道，「老實說，讓我惱火的事情之一就是，你們把教會當成了宗教節目。」然後，他指著網路上的觀眾說：「當人們說教會感覺像個大型製作節目時，你們正是問題所在。」

影片接著切換到一個更寬廣的鏡頭角度，只見格里爾站在一個寬敞、設備齊全的舞台上，前面是坐在電影風格座位上的觀眾，兩側至少有兩個巨大的高畫質螢幕，其中一個螢幕上投放著牧師本人。螢幕上的字幕加上了所謂的觀眾反應——「嘩－！」，然後是「呼－」似乎在試圖緩和氣氛。

這段影片最初出現在格里爾的Twitter上，隨後就被他刪除，但另一位用戶轉發了這段影片，並評論道：「老兄，看看你站的地方是什麼樣子。」

這則評論的言下之意顯而易見：格里爾所處的環境與他說的道並不相符。他所站的講台的樣貌正講述著一個與他「出於愛心說的誠實話」不一樣的信息。他使用的媒介似乎與他的信息相互矛盾。

就本質上而言，我同意格里爾說的「教會不是一場表演」——我想多數基督徒都會認同。但當鏡頭拉遠時，這個影片所傳達的信息就不一樣了：教會正是一場表演。

格里爾的教會和當今美國許多其他教會一樣，擁有多個分會、數百名工作人員，且每週有數千人參加聚會。教會可能有個專門製作主日聚會的團隊——有製片人指揮影片剪輯，攝影師控制遠近及各種角度。

大家的講道幾乎都精確的控制在45分鐘，並在聚會結束後迅速上傳到教會網站，其中包括兒童講道資源和播客節目等。幾乎可以肯定的是，並非由格里爾本人剪切 27秒自己講道的片段發佈到Twitter上。更有可能是他教會的社交媒體團隊在負責這類的事。

當然，這類的組織管理決定背後都有其合理的理由：管理一間超大型教會需要大量的人力和資金。但是，當批評者抱怨教會感覺像一種大型製作節目時，也許正是上述一些因素傳遞了這樣的信息。

至於Twitter上的爭議，那段27秒的影片最初是分享給格里爾在twitter上115,000名追蹤者的，也許只是希望強調他最初傳達的「教會不是一場表演」的信息。這應該是每個人都會同意的信息。但轉發者的評論（「看看你站的地方是什麼樣子」）卻揭示著截然不同的信息——他更接近在說「看看這個牧師/教會有多虛偽！」

片段裡的牧師對他的會眾很生氣，而現在公眾則對牧師很生氣。這種憤怒很大程度上是因為我們沒有看到教會所使用的媒介（舞台、燈光、影音等）是如何形塑我們向會眾傳遞的信息的。是的，教會不應是間製作公司，但那些大型螢幕確實讓它看起來像個製作公司。是的，格里爾講道時也許並不像他在那27秒片段聽起來那樣尖銳，但那個片段確實讓他聽起來十分尖銳。

每位牧師和社交媒體用戶都該慎思我們所使用的媒介，並意識到我們可能會在無意間發出的任何信息。身為基督徒，我們必須小心謹慎，確保福音信息在各個層面都不會被我們使用來傳遞福音的「媒介」所扭曲——包括我們的講道方式、聖所的樣貌、工作人員結構、預算支出，及教會的社交媒體。

一定還有更好的辦法。而這段影片的內容本身就為我們提供一些想法。

與字幕所暗示的相反，在場的觀眾在那段話結尾時並沒有表達「嘩－！」或「呼－」。我們實際上聽到一些笑聲，然後是掌聲。這可能是不舒服的笑聲，但也許是因為觀眾了解他們牧師的個性。他們知道他熱血萬分時的表達方式（雖然也許他過度使用誇張的詞彙）。但是，誰知道呢？我當然不知道。我沒有去過他的教會。

在Twitter上看到這個片段後，我點開他教會的網站，聆聽這27秒影片的整個段落。結果發現，這個片段就某種方面而言是斷章取義的。格里爾似乎只是刻意用粗暴的方式來表達一個觀點，他在結束這個段落時說：「嘿，雅各的脾氣有點暴躁。我也可以有點暴躁。」（他說的沒錯。雅各和耶穌都曾說過冒犯聽眾的話。）

然而，就像這個講道片段有其背景上下文那樣，我們也需要理解我們所創造的背景上下文——我們所在的建築物、特色、員工和整個教會系統。它們都能傳遞出我們可能未曾想過的信息，但我們依然在傳遞那些信息。

大家似乎都同意格里爾那篇講道最主要的觀點：「教會應該熱情好客」。雖然那27秒的片段凸顯出格里爾觀點的鋒銳之處，但他更深層次的盼望是希望他的教會能表現出徹底的好客之道，不遺餘力地與他人建立連結，尤其是那些孤單的人。這也是我十分讚賞的。

如果教會想以好客之情為人所知，那我們就必須捫心自問：我們該有什麼樣貌的教會建築物、設施、設計系統，並組織教會員工來傳遞這樣的信息呢？許多忠心的牧師和教會都在與這個問題搏鬥。

也許我們無意間建造的教會有時會傳遞錯誤的信息。但是，如果我們想開始建造更好客溫暖的教會，我們可以採取什麼樣不同的做法？

亞當·格雷伯（Adam Graber）是數位領域神學顧問，也是「工具與美德」播客的共同主持人。

翻譯：Yiting Ts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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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改變與心有關

Russell Moore

基督教福音旨在改變我們全人——包括我們的情感和思想。

Kevin Toval / Pexels

有一次，我在一間有著比較「得體、有次序」的教會講道時，接待我的人警告我，他們教會有一位婦女比其他會眾更愛表現。他說：「我們唱的某些歌會讓她開始哭和揮舞雙手。」他說，「這也沒什麼。我們只是想確定我們不會進入一種較情緒化的敬拜。」

我明白他的意思。但我想知道的是，這位女士所謂的「情緒化表現」是否比她剛才參加的查經班所列出的行動清單更貼近聖經的實際應用。

多數的人會在生命的某些時刻意識到需要改變自己的生活，無論是加入新的教會或開始參加查經班，還是報名健身房會員或瑜伽課。我們這些傳道人也都希望能看到「改變了的生命」或人生被「轉變了的」人。問題是，人們究竟是如何改變的？

自從我在《知更鳥》（TheMockingbird）雜誌上讀了西緬·扎爾（Simeon Zahl）的一篇文章後，這個問題就一直縈繞在我的腦海裡。這篇文章介紹了美國教會流行的「改變理論」。扎爾概述了其中幾種理論。多數的理論在提出「解決」問題的方法前，皆先假設實際遇到的問題有哪些。

扎爾認為福音派教會裡最典型的改變模式是一種他稱為「基督教信息」的模式。鑑於美國教會裡也常見到的反智主義和「福音派思維陋習」的持續性及真實性，有人會質疑這種模式是否真有那麼普及。

精確一點說，用以改變人生命的「基督教信息」模式包括高度理性、抽象的神學或哲學講座（及特會）。這些方法及模式讓人感到實用，是因為它們將「缺乏（聖經）知識」視為人們的根本問題，試圖透過教導特定的聖經經文或世界觀後提出實際的「應用」，建議聽眾如何在生活裡運用新學到的知識/原則。

扎爾將這一模式與「參與聖禮」的模式進行對比。在「參與聖禮」模式裡，改變人生命的主要驅動力不是講道裡的信息，而是聖餐或洗禮的實踐。第三種模式是將敬拜氛圍調整至產生一種高度抒發的情感經驗，使人們在其中生命被改變。

與以上幾種模式不同，扎爾建議採取他所稱呼的「奧古斯丁改變理論」。這種理論認為「人類行為的驅動力並非知識或意志，而是慾望/渴望。我們是有著心靈的動物，是愛的動物。」扎爾認為，人類的心靈對改變極具抵抗力，往往會抵抗那些試圖直接改變它的外力。

為了證明他的觀點，扎爾讓讀者回想看看，我們是否曾試圖透過理性爭論來改變某人對政治的看法？或者更糟糕的：勸某人放棄追求他或她愛上的人。

在我服事初期，曾有位男性讓我大吃一驚，他能背誦聖經裡所有關於通姦的危險和婚姻忠誠的重要性的相關經文。但當他帶著妻子和剛出生的孩子坐在我的辦公室，告訴我他因為愛上了別人想要離婚時，卻把所有這些經文都拋到了一邊。他說：「我陷在愛情裡了，」並聳了聳肩，似乎暗示著：還有什麼好說的呢？

這也是為什麼扎爾認為，「為基督徒生活提出實用的建議」不足以克服人類對於審判和律法的抗拒。他認為，這也是為什麼五旬節（靈恩）派——無論他們有什麼缺點——往往能更有效地見到生命的轉變。「人心的頑固不化是基督教事工的根本問題，」他寫道。「上帝的靈在情感及渴望的層次裡與人交流。」

雖然我可能不會完全同意扎爾類似馬丁路德的律法/福音框架的模式，但我認為他完全正確的指出了人類生命的改變發生在比智力或意志力更深層次的地方。這也是那些批評「過於情緒化的敬拜模式」的人所忽略的重點。

一些持懷疑態度的人可能得出這樣的結論：敬拜唱詩時人們的眼淚及高舉的雙手只是種沒太大意義的情緒表達——社會學家可能會稱之為「集體亢奮（collective effervescence）」，是和在紅襪隊比賽裡唱「親愛的卡洛琳」或夜店激動的人群ㄧ樣的情緒表達。但若上帝確實設計人類以這種方式彼此連結——甚至與我們自己內心更深的層面連結呢？

扎爾主要的論點在於，「屬靈操練、讀經、釋經講道、基督教事工、聖禮」等確實能塑造人們的生命——包括我們的渴望和情感層面。但他說，「只有當我們的心已被改變得足以讓我們渴望參與這些實踐時，我們才能真的做到這一切。」

「除非人們從『根本』上願意，並且這份願意強烈到足以支撐他們克服生活裡不可避免的各式障礙，否則沒有人能發展出具有改變生命且持久性的禱告生活，」他寫道。「正如耶穌告訴我們的，你必須先改變樹，才能結出正確的果子（馬太福音12:33-35）。若我們關注自己的心，實踐將隨之而來；但若我們只專注於實踐，我們就又被打回原形了。」

扎爾建議我們擁抱「心靈技巧」，用能通向心靈的「奇特的語言」來說話，而不是一堆實用技巧、教義公理或邏輯論證。他要我們想想，使用「故事、藝術和音樂」比單純成堆的思想要強而有力得多，畢竟聖經裡充滿著這些元素，甚至還更多——聖經裡滿是故事、詩詞曲、寓言、邏輯理性論證及對美善奇事的驚嘆。

魯益師（C.S. Lewis）曾表示，他著手寫《納尼亞傳奇》的目的是為了「繞過那些監守著我們心靈的巨龍」。我們為了保護自己的心，會讓自己的心靈麻木於基督教敘事（也就是巨龍）。然而，在某些時刻，我們的防線會失守：當我們在詩歌、聖經經文頌讀、教導中聽到那個呼喚的聲音，「起來，跟從我！」時——心靈深深的被震撼。

在我人生最深刻懷疑信仰的時期，我發現自己僅僅只因聽到「耶穌愛我」這句話就意志潰堤了。耶穌愛我我知道，而且我可以給出一千條有理有據的論述來證明「因有聖經告訴我」，以及為什麼聖經說的是真實可靠的真理。

但我內心深處已經忘記了這個真理——我無法真正相信它是真實的。那ㄧ天，當我再次聽到這句話時，它以一種無法形容的力量衝擊著我。在那一瞬間，我被這句話的真實性所懾服。耶穌祂真的愛我。

只有在某些時刻，我們才能真正感知上帝是如何在心靈深處與我們連結的。我們無法設計或製造出這些時刻。但我們也不應忽視或壓制它們發生的的可能性。

也許你座位前方的戒毒者在唱「奇異恩典」時會哭，因為他知道自己曾經多麼地迷失。又或者，正是在唱著「奇異恩典」時他的人生全然被改變，使他願意被耶穌尋回。

也許，在敬拜中情緒激動得讓教會尷尬的那些基督徒只是在尋求情緒上的多巴胺刺激。也也許，那一刻他們只是失去了過去拼命緊抓著的維護自我形象的能力，終於大聲的呼喊出：「阿爸，天父！」

也許在這一切背後，有位聖靈至今仍在改變人們的生命。

羅素·摩爾（Russell Moore）是《今日基督教》的主編，領導本刊的公共神學項目。

翻譯：Yting Tsai

恐怖片揭示了我們「神聖的」偽善

Sara Kyoungah White

有時，恐怖電影和影集裡赤裸描繪的罪惡能揭示我們內心隱藏的罪。

Illustration by Mallory Rentsch / Source Images: Getty / Unsplash

近年來，恐怖片受歡迎的程度有不斷上升的趨勢，尤其是在年輕人之間，這是個有趣的現象。

約莫在二十年前，劇情片還是最受歡迎的電視及電影類型。但2022年德勤公司的一項研究表明，Z世代最喜歡的電影類型第三名是恐怖片，僅比動作片少一個百分點，喜劇片則位居第一。恐怖片受歡迎的程度也不僅僅只在Z世代：在美國成年人中，約有七成35歲以下的人很享受恐怖片，65歲及以上的人裡只有23%。儘管如此，我是那29%不喜歡恐怖片的年輕人之一。

超自然恐怖片呈現了不在我控制範圍內關於靈魂和魔鬼的現實，讓我刷牙時很難不感覺有東西在盯著我。哥德式恐怖片試圖說服我們過去發生過的事至今依然影響著我。殺人魔片則讓我開始懷疑人類本質的邪惡程度，並讓我對身邊的人疑神疑鬼。總之，恐怖片之所以讓我感到恐怖，正是因為它們揭示了人心和世界最黑暗的那部分，而我並不總是想要被提醒這一點。和許多基督徒一樣，我也想知道觀看恐怖片和恐怖影集對我們有什麼益處。

但是，有鑑於恐怖片目前受歡迎的文化現狀，一些基督徒為這一類型的影片提出令人信服的辯護理由：恐怖片可以揭示這個世界有著超自然的現實，展示能戰勝邪惡的力量，並成為向未信者傳福音的工具。最近流行的《午夜彌撒》等影集因其中「對宗教有著深思熟慮和徹底的批判」而備受讚譽。事實上，幾乎所有頂級恐怖片都涉及某種與基督教相關的主題或出現一個基督徒角色。有篇文章甚至稱恐怖片為「流行文化裡宗教最後一絲可見的足跡」。

在觀看Netflix恐怖影集《星期三》第一季後，我意識到恐怖片的另一個潛在好處：它能夠揭示並幫助我們辨別什麼是真正的善與惡。（此劇成為Netflix史上最受歡迎的英文劇集，Netflix剛續訂了第二季）

在劇中，我們見到主角人物星期三·亞當斯（Wednesday Addams），她一身黑衣，陰鬱地述說著她對斷頭台的熱愛和對色彩的反感。在令人難忘的開場場景中，她將一袋袋活的食人魚扔進游泳池，以示對霸凌者的報復。她非常難以親近，但她有個忠實的斷掌小跟班。她面無表情地演奏著最陰鬱的樂器：大提琴。

但是，當星期三就讀的學校Nevermore和周邊小鎮開始出現真正的暴行時，她黑暗的性格很快就逐漸淡去。每一集故事裡都揭示了該劇真正的壞人和怪物：清教徒約瑟夫·克雷斯通（Joseph Crackstone）暴力的種族主義，以及一開始受人信任，後來被揭發實為海德（Hyde，劇中的怪物）的泰勒·高平（Tyler Galpin）。

我開始看《星期三》時，同時第一次拜讀弗蘭納里·奧康納（Flannery O’Connor）寫的《存在的習慣》。在給一位朋友的信中，這位天主教作家對她的著名小說集《好人難遇》收到的負面文學評論表示抗議，她說：「當我看到這些故事被描述成恐怖故事時，我總是感到好笑，因為評論家總是抓錯重點，錯過我故事裡真正恐怖的部分。」意思是，她的讀者對令人作嘔的謀殺和黑暗情節表示反感，卻忽略了更恐怖的東西：只停留在表面層次的基督教。讀者們更容易揪出她的文學瑕疵，卻難以意識到她使用故事揭示已淪為文化習俗的基督教裡面那巨大樑木般的罪。

奧康納頗具影響力的「南哥德式」小說經常揭露所謂的基督徒「法利賽人式的罪」。根據傑西卡·胡頓·威爾遜（Jessica Hooten Wilson）的說法，奧康納最喜歡的題材包括「那些佯裝成非自己本質樣貌的人，以及利用他人作為棋子的人（即使他們認為這樣做是為了達到正向的目的）。」影集《星期三》裡的反派人物，清教徒克雷斯通，正是這樣一號人物。這個角色的存在暗指向基督教符號、文化和思想。

與奧康納一樣，揭開虛偽的面具也是蒂姆·波頓（Tim Burton）的標誌（他是《星期三》、《剪刀手愛德華》和《聖誕夜驚魂》的導演）。在波頓執導的電影和影集裡，我們於文化上對善惡的認知一再被顛覆。樂觀開朗的老師最終被揭露為大反派，有著剪刀手的殘障男子反而是最溫柔的人，而南瓜王竟然比聖誕老人更愛人類。

身為基督徒，我們看到波頓的電影如何揭開那些看似美好和我們熟悉的人外衣上的裂縫，並展示那些被我們視為無藥可救的人是如何充滿被救贖的可能性。換句話說，正如奧康納和波頓的作品所展示的那樣，黑暗的影視作品有種獨特的能力能揭開我們隱藏著的虛偽，無論是隱藏在我們的文化裡、教會裡，還是我們自己身上的虛偽。

在為Image雜誌撰寫的文章裡，尼克·裡帕特拉（Nick Ripatrazone）引用了詹姆斯·鮑德溫（James Baldwin ）對1973年在美國上映的《驅魔人》的反思，他說：「某種程度而言，這部電影讓我與自己靈魂的深淵相遇。」先知耶利米同樣曾哀嘆人心「比萬物都詭詐，壞到極處，誰能識透呢？」（耶17:9）瞥見自己靈魂的深淵也許會成為能拯救我們的恩典。

如果近期的研究準確地反映了當今教會的狀況，那我們眼前這面恐怖之鏡就是必要的存在。2022年，IPSOS和聖公會的「耶穌在美國」研究發現，非基督徒大多認為基督徒虛偽（50%）、挑剔（49%）和自以為義（46%）。耶穌在提及宗教虛偽（不實踐自己所宣揚的道理）時要人們去掉別人眼中的刺前，先去掉自己眼中的樑木，實在是有原因的。

法利賽人是當時社會上最受尊敬的宗教領袖，但耶穌卻抨擊他們虛偽、鐵石心腸和自以為義。耶穌講述的故事和提出的挑戰讓聽眾感到困惑和不舒服，祂還與法利賽人最批評及厭惡的罪人處在一起。與奧康納和波頓一樣，耶穌知道最陰險的罪惡有時並不是最顯而易見的，就像表層乾淨的杯子有著骯髒不堪的內裡，而看似潔白乾淨的房子，實際上卻是刷得白淨的墳墓（馬太福音23:27）。

在《羅馬書》第一章裡，保羅揭露了杯子裡面的污垢：嫉妒、紛爭、欺騙和惡意。他斥責流言蜚語者、誹謗者和充滿恨意的人；他斥責傲慢、自誇、愚昧和無情，而「愛審判他人」則是倒數第二項惡行。保羅列出的罪主要是隱藏在內心深處的罪。在許多恐怖電影和影集裡，這些隱藏的罪惡會在角色身上表現出來，潛藏在他們內心深處的惡意終會浮現。

有時，這些怪物和壞人會引導我們反思隱藏在自己心裡的罪孽和邪惡。又或者，我們可以透過影視作品對這些基督徒角色的描述了解社會是如何看待我們的，讓我們更加注意我們的生命見證對這個世界的影響。

波頓的電影或奧康納的短篇小說等較黑暗的作品幫助我看清自己的虛偽傾向——我是如何對我的鄰舍裝出微笑的面孔，但ㄧ轉身就說關於他們難聽的話；我是如何前一刻還在為我的孩子們禱告，下一秒就轉過來對他們怒吼的。透過看到劇中角色展現出我內心隱藏的罪惡，我明白了我在哪些方面需要耶穌。

為了避免讀者誤解我的意思——血滴子、謀殺和酷刑本身並不是善事或美事。事實上，許多恐怖類型的作品會讓我們陷入更深的邪惡和恐懼中。我們不能太過天真，而要明智地辨識什麼樣的作品是適當的，什麼樣的作品則應避免。就像保羅勸誡早期的基督徒是否可以吃祭拜過偶像的食物一樣（羅14:1-8），我們在選擇消費恐怖影視作品時也必須有公共意識。有些時候，避免某些作品確實是更好的。

然而，恐怖題材在其最佳表現形式時，尤其是對基督教的批判，可以幫助我們打破「基督徒不會犯罪」的幻想。使徒約翰警告我們：「我們若說自己無罪，便是自欺，真理不在我們心裡了」（約翰一書1:8）。當我們遇到發生在基督徒之間真正恐怖的行為時，我們會發現基督正在那裡等著我們，讓我們知道我們的生命樣式與我們所傳講的道理不一致。祂或許也會引導我們為我們的罪和我們文化的罪哀哭。更重要的是，耶穌能使用那些令人恐懼和陰森的事物——不僅僅是世界上或螢幕上的畫面，也包括我們內心深處的醜陋——來讓我們逃進祂的懷抱。

基督教神學家理查德·穆（Richard Mouw）曾評論，那些雕刻在一些中世紀教堂石頭上的恐怖怪異石像提醒著我們，「惡者的力量至今仍與我們同在」（因為，正如魯益師在《魔鬼家書》所說，我們的敵人最強大的策略就是讓我們忘記牠的存在）。有時候，對於「敵人真實存在」的提醒有助於我們打這場屬靈戰爭，並使我們的信仰更加深刻。

也許，像《星期三》和奧康納的小說這樣的恐怖類型作品可以成為我們這個時代的文化恐怖石像，引導我們謙卑地懺悔並持守真誠的信仰。如詩人珍妮·沃克（Jeanne Walker）寫的那樣：

我擁抱你，片刻的缺席

這提醒著我我將成為什麼，

除非上帝，拯救我

否則總有一天我眼前將是一片黑暗，

喔那眼裡的刺

或許能教會我如何看清自己。

也許銀幕上的刺和我們眼中的樑木最終能幫助我們更真切地倚靠耶穌，是能將我們帶回十字架前的先知話語。

就像在耶穌的時代那樣，今天的基督徒很容易被各種「錯誤的懼怕」所干擾。雖然展示美麗和美好的事物往往能幫助我們看見「真正應令我們懼怕的事」，但有時我們也需要這些可怕和恐怖的東西，如教堂屋頂上的鬼怪石像，讓我們意識到鏡子裡的邪惡比我們以為的還要更近。

薩拉·京雅·懷特（Sara Kyoungah White）是《今日基督教》的文字編輯。

翻譯：Yiting Ts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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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story

考古證實大衛王的史實性

Gordon Govier

曾經，大衛王朝（House of David）似乎只是個古老的傳說。今日，石碑證實了它在歷史裡的重要性。

Illustration by Tim Peacock

聖經形容大衛是個合乎上帝心意的人，也是在位四十年的君王。他建立了堅固的「大衛王朝」和以色列國，並且將其傳給兒子所羅門（撒上13:14；王上2:10-12）。

但在考古學家的心中，這段記錄並沒有那麼清楚。一些專家根據在現代以色列各地挖掘出的證據，認為聖經大大地誇大了大衛的歷史重要性。有些人甚至認為大衛只是傳說中的人物，是虛構的英雄、國族主義想像出來的傳奇角色。

英國學者菲利普·戴維斯（Philip R. Davies）說道：「顯然，大衛這個人物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浪漫、傳奇和文學修飾所構建而成的。」丹麥學者尼爾斯·萊姆切（Niels Lemche）則聲稱，有很大的可能，「大衛故事的『歷史真實性』和亞瑟王傳說差不多。」

然而，經過數十年的辯論後，考古的新發現逐漸肯定了大衛的歷史重要性。從紀念石碑到古建物的遺迹，這些不斷增加的證據性資料支持了聖經的記載。

近東研究和考古學教授邁克爾·哈塞爾（Michael Hasel）指著成堆的考古證據說：「我們現有的證據及畫面已和五十年前大不相同。」

第一個考古突破點發生在1993 年，人們在敘利亞邊境附近發現但丘石碑（Tel Dan Stele）。石碑上的銘文是一位亞蘭國王為慶祝軍事勝利而寫的，指出戰敗的王國名稱為「大衛王朝」。這塊石碑可追溯至大衛死後約140年，使得大衛成為考古文物中最早被指認出的聖經人物。如果按照考古領域的標準，我們可以確定大衛是個真實存在的歷史人物。

但要找到聖經記載之外關於大衛的歷史性證據，部分的挑戰來自於「大衛處在歷史的分水嶺上。」

耶路撒冷大學客座教授兼教科書《古代以色列人的世界》的聯合編輯凱爾·基默（Kyle Keimer）說：「大衛處於兩個時期的分水嶺上：對聖經人物及事件並未有大量外部證據的時期，以及有資料來源可證實的時期。」然而，但丘石碑的出現決定性的將大衛放在「有資料來源可確認」的那一邊。

在發現但丘石碑幾年後，以色列學術界開始就大衛是否真實統治過一個王國展開激烈的辯論。大衛王國，或者說大衛的家族，是否是一個真實存在過的政治和軍事力量？以色列著名的考古學家芬克斯坦（Israel Finkelstein）持否定的看法。在一篇具有里程碑意義的論文裡，他宣稱大衛並非一個特別重要的君主，他也許只是一個戰士團隊的首領。所謂的大衛家族的王國是後來才出現的概念，而且實際上只是北以色列暗利王朝（Omride kingdom ）的一個附庸國。

「那些視聖經為上帝話語的人非常震驚於我說的話。」芬克斯坦對《紐約客》說。「聖經描述了一個輝煌的王國、一個龐大的帝國、王國宮廷裡有不少作家、龐大的軍隊、各種軍事戰績等等——然後像我這樣的人出現，跟他們說，『稍等一下，這些人不過是一群鄉下老粗而已。』」

不僅僅是出於對聖經的忠誠促使學術界反對芬克斯坦「低定年代」（low chronology）的論點，他對考古證據的解釋，以及基於缺乏證據下所提出的主張引發了許多問題。他似乎也對公元前10世紀的帝國應該會是什麽樣子做出一些廣義的假設。（編註：「低定年代」為將遺址鑑定的年代推測為更近期的年代。）

WikiMedia Commons

在但丘石碑上，亞蘭國王吹噓著擊敗了「大衛之城」。

凱爾·基默告訴《今日基督教》，大衛統治時期缺乏紀念性的建築物的論點事實上是一個假議題。如果觀察聖經對於大衛王朝的實際描述，而不是使用現代人的政治權力觀念，這個論點很容易被推翻。

基默說：「古代世界有其自身的文化特性。讓文本替自己說話能使我們妥善的理解文本裡保存下來的政治及社會細節。」

在那個時代，紀念碑只是表達權力的一種方式。國王還會使用個人關係和魅力權威，透過讓人們服從自己來顯示自己的力量。權力繼承統治制（Patrimonialism）就像今日的黑手黨老大擁有的那種權力，並不會留下同樣的記錄資料，但這並不意味著統治者不強大或並非一個帝國。

聖經裡關於大衛王的記載並沒有特別強調他的建築工程。聖經記載強調的是他的人際關係影響力，這也是為什麽當大衛的兒子押沙龍破壞了大衛在人際關係方面的權威時，他的政變差點就成功了。押沙龍沒有豎立石碑紀念，而是「暗中得了以色列人的心」（撒下 15:6）。

基默認為，大衛王國的邊境可能從但延伸至別是巴（撒下24:2），但他的影響範圍可能更廣，甚至遠至埃及或幼發拉底河。考古學上關於這種權力影響力的證據較少。

特拉維夫大學教授埃雷茲·本約瑟夫（Erez Ben-Yosef）最近提出，聖經考古學裡存在著與建築物相關的偏見。他認為，3000年前仍住在帳篷裡的人比學術界之前想像得更多。

聖托馬斯大學神學教授丹·皮奧斯克（Dan Pioske）說：「（大衛王朝）是一個沒有建造大型城市的社會。我們對首都城市或王國樣貌的假設必須小心謹慎。」

考古學家還發現更多有關此一時期的證據，表明耶路撒冷當時的重要性，即使它沒有可以與當時其他王國相媲美的紀念性建築物。皮奧斯克提及《阿瑪爾納書信》，這是一系列來自迦南地區的城市與埃及法老的通信，信裡描述耶路撒冷為一個具有一定地位的城市。

皮奧斯克說，「如果你把所有分散細碎的資料集合起來看（我們也只能這樣做，因為耶路撒冷是個一直有人居住的城市，在當地進行考古並不容易），耶路撒冷實際上是個相當令人印象深刻的遺址，我們有很多古代的例子，證明一個小地方能有很大的影響力。」

不過，考古學家也在耶路撒冷的聖殿山（Temple Mount.）附近發現一些紀念碑式的建築。已故學者埃拉·馬札爾（ Eilat Mazar ）發現了一座大型公共建築的地基牆，與撒母耳記下第 5 章 17 節中提到的一個建築工程的描述完全吻合。馬札爾能確鑿地追溯其年代至公元前10世紀。馬札爾於2021年去世，她告訴《今日基督教》，她本人並沒有宗教信仰，但她是一名出色的考古學家，因為她將聖經當作歷史性的文獻來閱讀。

她說：「這就是耶路撒冷，我們透過聖經能最佳地了解它。聖經裡包含了對真實歷史的描述。」

在耶路撒冷之外，考古學家發現了更多證據，表明早期以色列諸王的權力和影響力。來自南安息日會大學的哈塞爾與以色列考古學家約瑟夫·加爾芬克爾（Yosef Garfinkel）、薩爾·加諾爾（Saar Ganor）一起發掘了一個名為Khirbet Qeiyafa的遺址。Qeiyafa俯瞰著以拉谷，也就是大衛與歌利亞對峙之地。

考古學家也挖掘出巨大的防禦工事，由幾十萬噸石頭砌成的牆壁。

哈塞爾說：「這些並非某個人晚上為羊群修建的圍欄。這個考古發現為我們的論述提供新的依據。」

沒有證據表明該建築屬於迦南人或非利士人，所以最合理的解釋是它是由在猶大山區不斷增強的以色列政治力量建造的。

哈塞爾指出，早些年之前，有關大衛王國的辯論通常根基於以色列北部的考古挖掘成果。如今，在猶大高原和沿海地區之間的山麓地區發掘的遺址越來越多，考古學家發現了芬克斯坦曾認定不應該存在的一些文物。

哈塞爾認為，他的團隊在Qeiyafa和其他兩個遺址的發掘結果已經重新確立了傳統上採納的「高定年代（high chronology）」法，為大衛的歷史重要性確立考古記錄。（編註：「高定年代」為將遺址鑑定的年代推測為更古老的年代。）

大衛能夠重新回到歷史討論裡真是太好了。

哈塞爾說：「如果沒有大衛，我們會失去很多東西。聖經裡提及大衛約 1000 次。他被認定是 73篇詩篇的作者。大衛的歷史與耶路撒冷成為以色列首都和聖殿所在地息息相關。並且上帝應許透過大衛的血脈賜下彌賽亞。」

「若大衛未曾真實存在過，以上所有ㄧ切都成了問題。他不僅是以色列的重要人物，也是基督教和猶太教歷史上的重要人物。基督徒及猶太人的身份都可以追溯至這個人。」

考古學家的工作還沒有結束。他們可能還會發現更多大衛王國在聖經記載之外的證據。

2017年於以色列北部的亞伯·貝特·瑪迦（Tel Abel Beth Maacah）一處看似避難堡壘的地方進行的挖掘工作發現一個兩英寸高的釉陶頭像，有人認為這可能是大衛王。更多的學者認為這是亞哈王或亞蘭的哈薛王，但我們無從得知。

Associated Press

這個彩陶是一個國王的頭部，遺留在大衛統治後一個世紀的廢墟中。

共同指導發掘工作的聖經與宗教研究教授羅伯特·穆林斯（Robert Mullins）說：「關於這個彩陶頭像，我們所能確定的是，它屬於西元前九世紀晚期的文化背景下，代表著一位菁英軍事指揮官、總督、或國王等。……我永遠不會排除這是大衛的可能性，因為亞伯在當時也是一座大城市……也許它製作於西元前10 世紀，但有人在地上發現了這個分離的頭像並將其作為紀念品保存了下來。」

2022 年，一個研究小組利用新技術讀取了一塊石碑，這塊石碑由一位摩押國王樹立在今日的約旦地區，於基督誕生前 800 多年。這塊石碑已經損毀，但學者夠透過3D 技術重建了文字。石碑上只有 34 行字，但在第 31 行，他們看到了「大衛王朝」。

大衛的政治意義和聖經記載的準確性在石頭的見證下再次得到了肯定。

戈登哥維爾（Gordon Govier）為《今日基督教》撰寫有關聖經考古的內容，並且主持一個考古的電台節入The Book & The Spade，也是Artifax的編輯。

翻譯：Harry Chou / 校編：Yiting Ts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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