歸⋯⋯榮耀給舞台燈光?

從聖言和聖事等基督教敬拜儀式到戲劇性的燈光秀。我們是怎麼走到這一步的?

Christianity Today February 26, 2024
David Rama / Pexels / Edits by CT

「燈光。」

我不確定自己是否聽錯了。 請學生重複他的答案

「燈光。」

我再次陷入沉默。顯然我漏掉了什麼。

「你是說用電嗎?例如,代替蠟燭?」我不確定地問。

「不,」他回答。「我是說電燈——你知道的,電燈。」

我這才恍然大悟。這位學生指的是燈光,調光器、聚光燈、彩燈,與「舞檯燈光」相關的所有控制裝置——你可以在單口喜劇、戲劇製作或音樂會上見到這些東西。

我向大約40名大學新生提出的是這個問題:假設你下週末去一個新的城市旅行,週日早上你選擇去教會。你希望在教會裡見到什麼?

我經常以這個問題開始關於敬拜儀式的討論,即不同基督教傳統在公共敬拜中遵循的「腳本」,無論教會的敬拜較為熱情或是冷靜。學生通常會提到招待小組、引座員、位子的排列、成員、講道內容、什一奉獻、禱告、經文。有時會提到聖餐。很少人提到基督教信經和認罪。

但是,學生們有越來越頻繁提到科技的趨勢:螢幕、影片、攝影機、現場直播。還有其他同樣具有科技含量的元素(儘管他們並不這麼認為):麥克風、耳麥、樂團(皆有較多複雜細節的組織)。所有這些都是科技發展和適應的標誌;所有這些在基督教儀式上都相對較新;至少在教會普遍使用方面而言,尚未經歷數個世代。

我的學生在回答這個問題時,誠實地說了他的第一個想法:燈光。當他想像去教會時,當他想像走進教會敬拜的地方時,他首先想到的是一個可控的照明系統。昏暗的燈光用於安靜冥想,明亮的燈光用於祝禱,聚光燈用於講道,不同顏色的燈光用於不同的樂隊成員和他們各自的獨奏時刻。

從聖言和聖事等基督教敬拜儀式到戲劇性的燈光秀。我們是怎麼走到這一步的?

首先要注意的是,我的學生的回答主要反映了他們在大型教會的經驗。我的學生一般都是來自聖經地帶的福音派基督徒。即使他們來自農村或小城鎮,他們的成長經歷也會讓他們覺得那些是規則的例外,而潛規則是擁有高品質敬拜「製作」的富裕大教會。當他們搬到像阿比林這樣的大城市時,他們會以這個標準用腳投票(選擇教會);當他們搬到休斯頓、奧斯汀或達拉斯-沃斯堡這樣的大城市時,他們也會如此用腳投票。

但根據最近的研究,如今絕大多數美國教會的成員人數都在100人或100人以下。因此,當我們想到典型的會眾結構時,我們腦中的畫面應該是個由二、三十個家庭組成的地方教會型態。這種規模的教會很少有資源配備專業的照明設備,或是對專業照明設備的期望很低。他們更擔心的是如何讓教會的燈一直亮著。

此外,雖然美國教會的出席率和成員人數都在下降,而且美國教會的平均人數僅勉強達到三位數,但出席教會的總人口中,有越來越多的人參加大型教會。換句話說,隨著參加教會活動的人數下降,有參加教會的人也越來越多選擇去大型教會。這種現象改變了人們想到「一般教會」時會有的感覺及畫面,因此也改變了人們對「典型敬拜聚會」的想像。

要負擔、維護和操作我學生心目中那種專業燈光,教會的規模必須遠遠超過90%美國教會的規模,也就是超過250名固定聚會會友。然而,對我的學生和其他許多人而言,這樣的規模及其特徵已然成為教會的典型聚會方式,而非特殊的聚會方式。他們覺得「今日的教會就該是這樣啊」,是人們在陌生城市隨意參觀一間教會時的合理預期。

這樣的趨勢既是許多教會開始投資科技的原因,也是許多教會投資科技的結果,這些科技使主日早晨成為一個高製作成本的獻祭,無論這樣的獻祭是獻給現場的觀眾看,還是獻給在家看線上直播的人。早在COVID-19之前,許多教會就已開始一場科技儀式的軍備競賽,以有著高科技公共敬拜的「主日早晨」來吸引慕道友,尤其是年輕的家庭和專業人士。

對許多經驗豐富的千禧世代和Z世代(Gen Z)福音派基督徒來說,最先進的、高畫質的、專業水準的錄影和音訊及音樂,配上流暢的轉場和華麗的燈光,無縫無障礙的為網路直播準備——已逐漸成為常態,「教會」,或「敬拜」就應該是這個樣子。

在最好的情況下,福音保留了穿透所有噪音的力量。在最糟糕的情況下,基督徒們既無法接收到主的話語,也接收不到主的身體和寶血。取而代之的是,他們在長時間的輕搖滾音樂會中間,聽到一場精緻的TED演講,具有靈性但沒有宗教性。

毫無疑問的,這些教會的牧師們都是出於好意。如果有更多的人想聽福音、讚美上帝,我們難道不該讓他們有機會這樣做嗎?我們難道不該建造適合的環境,並禱告他們願意來嗎?

極少人會認為,光是教會建築物的大小就能證明教會不信實於主,而我也不是那種建議教會應丟掉麥克風,讓天生有大嗓門恩賜的傳道人講道就好——這種是所謂的反對科技進步的盧德主義份子(Luddite)才會有的擔憂。與科技有關的神學問題比這更嚴肅。首先,我們很少能預先找到答案。科技的益處及壞處需要在實地實踐中識別,而我們確實需要識別力。僅僅因為某樣新科技在一開始時看起來有助於教會的使命是不夠的。

我們可以反過來檢視基督教敬拜的本質是什麼。我問我的學生們,如果他們第一次參觀某間教會,他們會期待見到什麼?他們應該期待見到什麼?

對於這個問題,教會過去幾個世紀以來的歷史性回答是:他們應該期待聖言(講道)和聖事的儀式。他們在拜訪一間教會前就知道,除了少數有限度的不同處之外,他們會在教會裡禱告、唱詩歌、做信仰宣告(如念信經)、懺悔罪過、聆聽主在經文中的話語、聆聽人宣講福音,並領受主的身體和寶血——為了救贖他們而擘開的天糧。無論他們在哪個國家,使用哪種語言,旅行至大城市或是小鄉村,拜訪的是5000人的教會還是50人的小教區——等待著他們的都應該是這些。

請注意,舉行這個儀式的必需品有哪些:以耶穌的名聚集在一起的弟兄姊妹、一位領袖、聖經、一點餅和酒。換句話說,就是基督徒、聖經、象徵基督身子跟寶血的某些物質,以及ㄧ個能讓人們聚在一起的地方。就是這麼簡單。事實上,每個週日早上,在世界各地任何地方,你都能發現人們在大教堂、私人住所、大樓公寓、購物中心、自助餐廳、泥屋、河邊、樹下、或藏在地下室和閣樓裡(怕被人發現)——舉行這個儀式。

這就是基督教儀式的奧妙之處。除了製作文本(早在印刷術出現之前)和飲食(生活所必需)所需的工具之外,教會在聖靈和真理中敬拜上帝並不需要任何科技。也許,就具體情況而言,新科技有幫助儀式進行的潛力。但它們同時也有造成傷害、扭曲和誤導人們的潛力。

一方面而言,敬拜本身是一種教理(catechesis)。它塑造我們的心思、意念和想像力。年輕人確實有權在特定的主日期待見到他們在之前數百個主日所看到和聽到的東西。在我看來,目前的教理形式顯然奏效了,但卻是朝錯誤的方向奏效。

不少福音派基督徒如今誤認普通的敬拜儀式就是我在前面形容的「教會科技秀」——各方面而言都是一場表演。但既不是聖餐故事的表演,也不是儀式腳本的重演,而是一場精心製作的高畫質節目。如果我是對的,人們確實開始認為這樣的聚會是普通教會的聚會(因為這種形式在較大的教會中很普遍,而如今更多的人選擇去到大教會),那麼我的建議是,牧師們需要回到白板聚會的年代——或者我應該說,我們需要回到久經歷史檢驗的聖言和聖禮的智慧裡,也就是基督教儀式的基礎。

另一方面而言,試想一下,誰「有能力」參與這場敬拜軍備賽?肯定只有大城市的大教會。而誰沒有這種能力呢?所有其他教會。也就是說,至少有五分之四的教會無法玩高科技遊戲。

鑑於過去幾十年裡,有數千萬美國人離開了教會,我們的基督教儀式已然失能。考慮到教會的使命,敬拜軍備賽也是短視之舉。但最重要的是,這是基督教博愛精神的失敗。

我們不希望小型教會關門。我們希望各種規模、各種類型的教會都能蓬勃發展——以它們現在的樣貌,在它們所在之處茁壯成長。但是,如果現代教會的普通標準已經變成我上面概述的具備高科技製作的能力,那麼這些小型教會,即使坐落於大城市,也會繼續消亡,因為它們不可避免地缺乏跟上他們的鄰舍(大教會)步伐的資源。

關於如何引領一次充滿喜樂的敬拜,傳遞不受抑制、聖靈深刻臨在的敬拜,我們可能有很多想法。但是,一次信實的敬拜應該是任何教會都能做到的,無論他們的科技能力如何。

我們必須想像一種敬拜、教理(catechesis)的可能性——對像我學生這樣的基督徒來說,這種教理首先能讓他們想到復活的基督:祂永活的話語、祂的身體和寶血、祂聚集一處的子民。問題是:什麼樣的敬拜儀式才能讓我們產生這般心思意念?

作者Brad East是艾伯林基督教大學(Abilene Christian University)的神學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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憂鬱症大流行

為什麼我們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憂鬱?教會在治癒憂鬱方面能發揮至關重要的作用。

Christianity Today February 22, 2024

教會是上帝的醫院。教會裡面總是充滿正在康復的人。耶穌曾邀請瘸子、瞎子和被鬼附的人到祂那裡尋求醫治,並和祂一起傳道,而那些認為自己很健康的人卻常常拒絕祂的邀請。因此,對於憂鬱症患者不僅遍布在醫院和診所,也出現在教會裡,我們更不用感到驚訝。然而,對傳道人和一般教會領袖而言,他們對憂鬱症既感到熟悉又神秘,更別說那些與憂鬱症患者同座的人。

幾乎所有人都曾經歷過「情緒低落」的一天,且往往沒有明確的原因。我們可能會說自己「沒睡好」、「不在狀況內」,或只是「心情不好」。在美國,這樣的客套話屢見不鮮。然而,儘管我們對憂鬱的狀態很熟悉,但我們無法理解嚴重的憂鬱症感受。我們或許可以部分地理解大衛王的苦惱:「耶和華啊,求祢憐恤我,因為我在急難之中,我的眼睛因憂愁而乾癟,連我的身心也不安舒。我的生命為愁苦所消耗,我的年歲為嘆息所曠廢,我的力量因我的罪孽衰敗,我的骨頭也枯乾。(詩31:9-10)。」但我們多數人都無法理解大衛更進一步的哀慟,「我被人忘記,如同死人」是什麼意思。重度憂鬱的感受往往墨筆難容。當一個人無法解釋這種深刻而痛苦的感覺時,這個感覺就會直直刺進他的靈魂深處。

人類是錯綜複雜的生物。當我們身上出現問題時,問題可能以無數細微的方式出現。如果教會想要有效地服事墮落的人類全人,就必須考慮到這種複雜性。憂鬱症意味著有些地方出了問題。但究竟是哪裡呢?教會應該做些什麼?

什麼是憂鬱症?

首先,我們需要定義我們究竟在談論什麼。為了將憂鬱症或「重度憂鬱症」與日常的鬱悶心情區分開來,美國精神醫學會提供以下診斷標準:

當一個成年人表現出兩個核心症狀(情緒低落和缺乏興趣)中的一個或兩個,同時出現以下症狀中的四個或更多,且持續至少兩週時,即可診斷為重度憂鬱症:無價值感或不適當的罪惡感、集中注意力或做決定的能力減弱、疲憊、精神活動激動(無法安穩久坐)或遲緩(只想坐著不動)、失眠或嗜睡(睡太多);體重或食慾明顯下降或增加、反覆出現死亡念頭或自殺意念。

然而,這個臨床定義沒有太大的意義,它無法捕捉重度憂鬱症患者獨特的痛苦狀態。

深度憂鬱是種具體呈現在情緒上的痛苦感受。它不僅僅是種精神狀態或對生命的負面看法,它也會影響我們的身體。嚴重憂鬱症發作的跡象包括對朋友、家人和自己毫無根據的負面評價、情緒上的「痛苦」;並且身體出現問題,如嗜睡、難以整理思緒,以及對周圍環境幾乎毫無興趣。也許我們之中一些人曾聽聞自己某個熟人自殺了,但這一悲慘的行為讓我們困惑、痛苦。我們說:「我就是不明白為什麼這種事會發生」。諷刺的是,嚴重自殺未遂的倖存者經常以類似的態度反思自己的自殺行為:「我不知道自己當時怎麼了」。重度憂鬱症的痛苦和心理功能障礙就是這麼深。

問題有多嚴重?

無論我們如何定義憂鬱症,其發生頻率和對正常生活的破壞都是驚人的。世界衛生組織將憂鬱症列為僅次於心血管疾病的全球第二大致殘原因,預計在未來十年內將成為第一大致殘原因。在美國,5%到10%的成年人目前有重度憂鬱症狀(根據上面的定義),多達25%的人在其一生中曾符合診斷標準,使憂鬱症成為美國初級保健醫生治療的最常見疾病之一。在任何時候,都有約15%美國成年人在服用抗憂鬱藥物。

從對正統猶太人到福音派基督徒等宗教團體的研究顯示,沒有證據顯示不同宗教團體或參與宗教活動及不參加的人罹患憂鬱症的比例有所不同。因此,在一個由200名成年人組成的典型宗教團體中,有50名參與者會在某個時候患上憂鬱症,且至少有30人目前正在服用抗憂鬱藥物。

我們如何解釋這些數字呢?部分原因我們的文化對憂鬱症的態度/看法發生了雙管齊下的轉變。全國精神疾病聯盟等組織和製藥公司大力宣傳這個觀點:憂鬱症不是種性格缺陷,而是生物問題(疾病),需要生物性的解決方案(藥物)。將憂鬱症醫學化的努力有助於消除憂鬱症帶來的恥辱感,讓大眾相信憂鬱症並不是需要隱藏的東西。因此,憂鬱症已經走出壁櫥了。

一些批評者認為,隨著憂鬱症疾病觀的形成,診斷門檻也隨之降低。艾倫·霍維茨(Allan Horwitz)和傑羅姆·韋克菲爾德(Jerome Wakefield)教授在《悲傷的喪失》(The Loss of Sadness)一書中指出,精神科醫生不再為客戶的悲傷或生活中的情緒正常起伏提供空間,甚至將正常的情緒波動也貼上「憂鬱症」的標籤。

霍維茲和韋克菲爾德說對了一半。誠然,心理健康界已降低了識別憂鬱症的門檻。然而,當我們用固定標準追蹤美國過去20年的憂鬱症發病率時(這正是我的研究項目),我們仍可以看到發病率顯著地上升。因此,儘管這個數字可能被誇大了,而且這種增長毫無疑問是為了製藥公司的利潤,我們仍有大量有據可查的增長數字需要得到解釋。

雖然我們的社會從廣泛撒網並假設所有蛛絲馬跡都是疾病中獲得相當大的利益,但如今,我們對憂鬱症所造成的情緒痛苦重擔有了更深刻的認識,對其中的生物因素有了更深入的了解,並且有了能舒緩這些因素的藥物。我們應該感恩有這些重大成果。

被簡化的人性

然而,廣義地將憂鬱症重新定義為疾病也會產生一些不良後果。這種理解正確地承認人性的生物面,以及它是如何變得紊亂不堪的。但對疾病的生物理解沒有考慮到其他因素。例如,生理疾病的理解忽略了社會環境可能是憂鬱症的促發因素,有時將憂鬱症患者視為與世隔絕的個體,他們的身體與外界的一切之間存在強大的界線。憂鬱症患者被簡化為「需要被修復的殘缺的身體和大腦」。

若你瀏覽任何一份權威的精神科學期刊,你都會讀到,我們的基因是憂鬱症的首要原因。在面臨某些環境挑戰下,憂鬱症就會出現。這是事實,但還遠遠不足夠。多數人都曾聽說憂鬱症可能是由於體內化學失衡(如血清素缺乏)引起的。雖然憂鬱症在生物學方面比單純的化學失衡更為複雜,但憂鬱症還是與我們大腦中的化學信息調節不良有關。這就是為什麼某些藥物可以緩解中度至重度憂鬱症狀的原因。但這並不是一種新的生物學發展;在過去的100年中,人類的基因並沒有發生重大變化(但憂鬱症比率仍持續成長)。

我們也知道,扭曲的想法會導致憂鬱症。憂鬱症患者無法準確評價自己(覺得「我不如別人」)。他們擔心他們的自我正在瓦解(認為「我正在崩潰」)。他們貶低自己對他人而言的價值(相信「我對我的家庭沒有任何益處」)。 他們認為自己無法控制自己的身體(「我就是無法讓自己吃東西」)。現今最流行的心理治療——認知行為療法(CBT)之父亞倫貝克(Aaron Beck)提出,憂鬱症在很大程度上源自這些認知扭曲。透過緩解扭曲的觀點,讓患者的認知更符合真實情況,憂鬱症就會得到緩解。有些證據能支持貝克的論點,儘管並非在所有情況下都是如此。

但是,認知行為療法因「只關注患者本人思維而忽視他所處的社會背景」而受到批評。心理治療師羅伯特·範徹(Robert Fancher)認為,認知行為療法「貶低了那些最有可能創造文化並帶領我們超越現狀的心靈特質——想像力、熱情,以及將新的思維和生活方式帶入生活的勇敢而痛苦的過程。這等同於在『良好的心理健康的話語權』下對中庸生活的認可。」更簡單地說,認知療法傾向於強化社會規範,幾乎只專注於幫助個人適應環境。

現在,我們對與憂鬱症相關的神經科學和認知模式有了更多的了解,並找到了相當有效的生物和治療方法。但是,我們仍然無法回答這場流行病背後的迫切問題:為什麼憂鬱症大流行發生在現代?為了解決這個問題,我們必須超越生物和心理因素。

事情的分崩離析

我的一位醫學教授曾說:「人生好難」,我知道他的意思。身為一名年輕的實習生,我在熬過一輪徹夜未眠的值班後,正在尋求他的共鳴。我忘了去找他前一天推薦我讀的資料。他要的是資料,而不是藉口。但我的生活忙碌、混亂、充滿需多要求,我很難把所有事都處理好。

21世紀美國社會的日常生活是艱難的。我們要應付日益複雜、有時甚至是嚴酷的社會現實,持續不斷的壓力讓我們付上代價。憂鬱症在某種程度上是疲憊者向內心世界的一種退縮,試圖營造一個保護性的繭來抵禦現實世界的要求。無論個人憂鬱的成因是什麼,這個如今廣泛的流行病表明,生活在混亂的社會環境會使病情變得更糟。

但與前幾代美國人相比,我們的生活整體上更健康、更安全,經濟狀況也更好、教育程度更高。那麼,我們的社會在何處失調了?

事實上,生活的小小進步並不能說明什麼。我們之中許多人都坐在舒適的辦公室工作,我們的祖先卻得與嚴寒、風雨搏鬥。然而,我們和他們一樣對命運感到不確定,對工作的掌握度也差很多。我們的工作並不穩定,而且由於專業化的原因,我們之中許多人無法靈活、輕鬆、快速地從一份工作轉職到另一份工作。我們的工作時間很長,因為我們常有自己「落後別人」的感覺,不知道工作與非工作之間的界線(辦公室聖誕派對算是工作還是娛樂?)。我們與其他同事進行比較,但比較往往沒有結果,或是發現自己被不公平地比較了。當我們做得不夠好時,我們會感受到對自己或從他人那裡得到的不切實際的期望所帶來的負擔。我們被賦予的職責沒什麼權利,資源更是少得可憐,我們覺得自己無法控制對工作的期望,甚至無法控制如何利用工作時間。我們之中許多人有時受制於沒有人性的企業或經濟體系,而這些體系並非由我們自己造成,並且似乎超出我們的影響範圍。我們感覺自己渺小、無足輕重、可有可無。

有些美國人發現自己的日常生活如此艱難,以至於他們試圖透過濫用藥物、性濫交、小偷小摸或貪污來逃避現實。關於藥物濫用——有將近15%的美國人一生中曾與酗酒的癮搏鬥,超過一千萬美國人使用非法藥物。在依賴海洛因或處方止痛藥等鴉片類藥劑的人之中,憂鬱症患者的比例可能高達50%。儘管憂鬱症可能會導致藥物使用的增加,但更常見的情況是,藥物使用往往是為了逃避生活壓力,而導致憂鬱症的嚴重發作。此時,憂鬱導致非法藥物使用增加,非法藥物又導致憂鬱惡化,惡性循環隨之而來。

雖然我們之中多數人每天都會接觸到許多人,但我們這一代是孤獨的。社會學家羅伯特·普特曼(Robert Putman)在其經典著作《獨自打保齡球》(Bowling Alone)中指出,美國的「社會資本」存量——人與人之間的網絡以及由此產生的互惠和信任——在過去幾十年中大幅下降。我們越來越少去投票、捐血、打牌、參加社區保齡球賽,或請朋友或鄰居來家裡吃飯。也許其中一些建立社交網絡的機會已被在家看足球比賽或Facebook等其他活動取代。然而,我們與家人、鄰居和朋友的聯繫卻越來越少。

我們所擁有的關係的本質也在改變。許多關係變成了英國社會學家安東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所說的「純粹的關係」——「純粹」,是因為它們脫離任何社會背景、外部結構或安全感。沒有盟約、社區之愛或約定來確定關係的方向,或能為關係提供持續性的保證、指導和支持,所有這一切都必須由關係本身產生,而這為我們帶來沉重的負擔。在純粹的關係中,我們永遠無法放鬆,因為沒有忠誠或恆久的保證可以依靠。我們必須靠自己「維護」這些關係。隨著時間的推移,持續性的警覺和不安全感往往會導致沮喪、焦慮和疲憊。要維持這些關係實在太難了。

建立在相互依賴基礎上的複雜社會需要信任,然而,隨著社會變得更加複雜,這種寶貴的公共資源卻不斷減少。如今,「你能完全相信誰?」已成為人們耳熟能詳的疑問。我們被告知,我們的現實已經變成由小團體組成的共同世界觀而已。對此,有人鼓勵我們開放點,接受所有觀點——但這會讓我們迷失方向。另一些人則建議我們頑固地堅持自己的觀點,不信任任何新事物,從而使我們更孤立和疏遠。在這種雙重束縛中,進入嚴重憂鬱症的症狀——偏執狂,就不遙遠了。憂鬱症患者不僅對自己失去信心,也對周遭的人失去信心。

最後,憂鬱症的核心症狀莫過於失去盼望。如果說,每一次的選舉週期揭示了什麼的話,那就是盼望在美國社會的重要性。對災難的恐懼——恐怖分子、金融崩潰或生態災難——困擾著我們的時代。有些人忙於制定生存策略,從對社會的關注轉向對個人的關注。更多的人則對未來感到茫然,焦慮地在我們的文化大雜燴中飢不擇食,盡可能快速滿足自己的慾望。

教會的機會

不確定性、渺小感和無力感。破壞性的、自我放縱的逃避。孤獨和隔離。恐懼和不信任。失去盼望。退縮。儘管有點草率且不完整,但這幅21世紀初美國文化情緒的素描還是捕捉了被社會福利指數所掩蓋的黑暗細節。它也提醒我們,在理解憂鬱症這個大流行的過程中,如果我們只專注在個人身上,就會「只見樹木,不見森林」。

如果使用得當,抗憂鬱藥物和認知行為療法可以使人恢復穩定,從而更好地應對日常挑戰。對於那些深陷癱瘓性憂鬱症的人來說,藥物和認知行為療法的效果甚至能讓他們對普遍恩典(common grace)感激。他們確實應心存感激。然而,這兩種方法都無法幫助人們理解或解決更根本、更棘手的問題——憂鬱症的流行正是這些問題引發的症狀。這些治療方法提供人們所需的緩解,但本身不是答案或能用來預防憂鬱症。

醫學治療的缺憾在於,它們對問題主體的理解有限。而這兩種治療方式都低估了它們治療的主體:人類。文化機構和權威有時可能會僅僅視人類為「有著大腦的身體」,但人類遠不止是這樣。對那些有智慧去理解的人來說,憂鬱症的大流行在某種程度上見證了人類的複雜性。特別是,憂鬱症提醒著我們,我們是社會性、精神性(並有著身體)的動物,一個墮落社會的痛苦往往會刻在其成員的身體上。如果我們認為自己的身體不會受到社會苦難的影響,我們就錯估了人性。(路加福音22:44)。

事實上,有時看似是憂鬱症的發作並不表示人類機體出現了故障,而是人類機體忠於自己的靈魂—社會性—生理天性。情緒上的痛苦可能是對這個出了問題的世界的痛苦的適當反應。耶利米哀歌的作者在西元前588年左右看著耶路撒冷毀滅時,一定感受到這種痛苦。「我眼中流淚,以致失明,我的心腸擾亂,肝膽塗地,都因我眾民遭毀滅,又因孩童和吃奶的在城內街上發昏。」(耶利米哀歌2:11)。基督徒被呼召與那些哭泣的人一同哭泣,並且我們應歡迎像這樣應同理而產生的情感上的痛苦,這種痛苦使我們與受苦的人並肩作戰。如果我們對周遭的痛苦和苦難變得麻木,我們就失去了人性。

基督教關於罪及其影響的教導使教會不再對人類的混亂狀態感到驚訝。我們可以承認罪在內在和外在的影響。我們可以正視我們身處一個充滿傷害的社會的事實,不會假裝一切正常。

感謝上帝,祂使那位曾完全進入我們的處境,打敗罪、死亡和地獄的權勢的主耶穌復活,使我們不僅能勇敢說出殘破社會的現實,並倚靠、盼望祂終將使萬物更新的應許。

那些身體上承載著絕望印記的人需要一個承載著這個世界唯一有確鑿的盼望的共同體/社區(community)。他們需要這樣的共同體,一再地活出盼望的樣貌,並因著能共同預嘗上帝應許的未來國度而歡欣。他們需要看到,這個由基督的復活所承諾的偉大應許,使我們因著盼望能在破碎的現實中堅持住。當我們一同這樣承接彼此時,教會能為所有沮喪的成員提供再有確定性不過的真實盼望,並時刻彼此提醒這個我們最需要不斷聽到的信息:這個罪孽深重的社會現實,沒有最終的話語權。體現在教會共同體之中的基督才有我們靈魂最終的話語權。

丹·G·布雷澤(Dan G. Blazer)是杜克大學醫學中心精神病學和行為科學吉本斯教授(J. P. Gibbons Professor of Psychiatry and Behavioral Sciences),著有《憂鬱的時代》(The Age of Melancho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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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命塑造」是越來越像耶穌的過程

許多基督徒對自己的缺乏改變感到失望,是因為未曾學會認識自己在靈命塑造中負責的角色。

Christianity Today February 21, 2024
Illustration by Elizabeth Kaye / Source Images: Wikimedia Commons / Unsplash

「屬靈生命的塑造」指的是人們的靈命或生命被塑造成特定形狀的過程——在基督信仰內,這最終意味著「我們每個人如何被塑造成為更像耶稣的人」。在這樣的靈命塑造過程中,我們逐漸成為我們最深刻、最真實的靈魂樣貌──上帝在創造人類之初所命定的樣貌,也就是那既承載也反映著祂形象的樣貌。

換一種說法來說,靈命塑造(spiritual formation)就是在基督裡被塑造成「以愛為特徵的人」的過程。現在,讓我們詳細地展開這個過程的細節。

將我們的生命塑造成耶稣的樣式是個漫長的過程,並非能一蹴而就,或像閃電那樣從天而降,即刻賦予我們能力。我們靈魂成長的方式跟身體成長的方式很像,是個漸進式的過程。這個過程在人的一生中慢慢發生,有時甚至慢到令人難以察覺。是的,我們有時會經歷巨變的生長期,例如剛出生或青春期時的成長速度,但這些關鍵的轉折點是特例,不是常態。

正如維真學院(Regent College)教授詹姆斯·休斯頓(James Houston)常說的那樣,「靈命塑造是人類所有改變中最緩慢的一種」。這對我們身處的這個渴望即時得到滿足的文化來說,是很大的挑戰。我們已經習慣越來越快的速度──手指輕輕一滑,整個世界就在眼前。點擊一個(虛擬)按鈕,我們想要的東西在幾小時內就能送達。但是,人類靈魂的型塑並不是以數位的速度進行的。

如果我們忽視這一點,我們要不就會灰心喪氣並放棄,要不會就會自甘平庸,安於「基督徒就是不完美,只能等待得到寬恕的那日」(好似我們所能期望的最好結果,僅僅是在去往天國的路上有細微的生命改變)。但是,我們不應降低耶稣非凡的生命和聖靈的禮物所帶來的生命的可能性及標準。相反地,我們必須在靈命塑造的旅程堅持下去,無論需要多長的時間來實現上帝對我們的心意。

即使這可能需要很長的時間。

千萬別誤會我的意思,靈命塑造的過程是喜樂的。或者換個說法,喜樂是以上帝為中心的生命的一個特徵。但這個喜樂很少是情緒高漲的爆發性的快樂(這種快樂既戲劇性又容易改變、稍縱即逝)。喜樂更像一股安靜的水流,在你的靈魂深處慢慢聚積,又像輕柔吟唱著的旋律,經年累月,成為你生命的背景音樂。

被陶造、被塑造

與此同時,塑造成耶稣的樣子並不是我們自己能做到的事,而是上帝親自對我們做的事——當我們降服在祂改變人靈魂的恩典下成就的事。我們的責任在於,讓自己成為可被塑造的人。用聖經裡的比喻來說:我們是羊,祂是牧羊人;我們是泥土,祂是陶匠;我們是母胎裡的孩子,祂是在生產的勞苦中的母親。

這並不意味著我們可以「放手不管,只讓上帝來做」。不,我們有責任與上帝那能改變人靈魂的恩典合作。祂不會強迫我們改變。正如聖奧古斯丁在第四世紀所:「若沒有上帝,我們無法改變。若沒有我們願意,上帝也不會動工。」

許多基督徒之所以對自己的缺乏改變感到失望,是因為他們從來沒有學會認識自己在靈命塑造中負責的角色。我們當中許多人在制定新年新目標的時候,都是基於自己的努力和能力所能達到的目標來計算。

但我們該做的不是拯救我們自己,而是讓自己降服在神面前。

當我們脫下自欺欺人的面具時,我們會意識到自己內心深處離基督的樣式有多遠。我們被迫面對自己的真實本性──認識到自己有多扭曲和受傷。「醫生,醫治你自己吧!」的方式注定會失敗。只有真實面對自我軟弱的地方,我們才會意識到,我們需要幫助,需要力量,需要來自我們之外的力量。我們需要恩典。

靈命塑造並非基督教版本的「自我改造」、「自我幫助」計畫,而是基督徒成聖的過程──不斷被耶稣拯救的過程。耶稣的跟隨者是那些「以能夠成為像耶稣那樣的人為目標來計畫人生的人」,透過每個人不同的個性、性別、人生階段、文化、種族,活出耶穌的生命樣式。

以愛為特徵的人

如果我們必須用一個詞概括何謂「像基督」的品格,那就是「愛」。愛是我們靈命塑造進度的檢驗劑。我們最需要問自己的問題是:我們變得更有愛心了嗎?而不是:我們是否更多的聖經知識、做了更多的屬靈操練,或參與更多的教會活動?上面這些都是好事,但不是最重要的事(馬太福音22:37-40)。

如果你想了解自己靈命塑造的進展,你可以測試一下你和最親密的人關係的品質──也就是,有多少的愛及聖靈的果子?最了解你的人會說你變得更有愛心、更喜樂、更和平了嗎?更有耐心、更少生氣?變得更仁慈、更溫和、隨著時間的流逝而變得柔軟,並充滿良善的心思意念?尤其在特別困難的時期,是否仍忠實於主,並且自我克制/節制?(加拉太書5:22-23)

你對他人的愛是否一直在成長──不僅是愛你的朋友和家人,也愛你的敵人?當你受到傷害、被欺負和遭遇不公正的對待時(我們都有這種時刻),你是否發現自己越來越能夠在情感上釋放苦毒的情緒,成熟的應對痛苦,而不是以牙還牙?你是否能為咒詛你的人禱告,甚至祝福他們(路加福音6:28)?所有這些感覺是否越來越自然,不再那麽勉強,越來越成為你的一部分?

如果上述的狀態沒有發生,那麽,無論你有多了解聖經、讀了多少書、下了多少決心,或在你的「人生準則」裡加入多少屬靈操練,你都沒有走在正確的路上。因為靈命塑造之旅的目的就是要變得更像上帝,而「上帝就是愛」(約翰一書4:8)。這也是為什麽上帝是三位一體的神,因為上帝就是愛,而愛不能脫離關係存在。再讓我引述一句奧古斯丁的話:「上帝(同時)是愛者、被愛者和愛本身。」祂是那位去愛的神、是被愛的神,也是所有愛的終極源頭。

耶稣所定義的愛不僅僅是種「富有同情心、溫暖和開心」的態度。愛是一種行動。祂的愛是「agape的愛」──無論需要付出多大的代價和犧牲,將他人的益處置於自己的益處之上。如耶稣所說,「人為朋友捨命,人的愛心沒有比這個大的。」(約翰福音 15:13)。這就是十字架。這不僅是耶稣為我們做的事,也是我們要與祂一起做的事,「主為我們捨命,我們從此就知道何為愛,我們也當為弟兄捨命。」(約翰一書 3:16)。

這就是基督信仰內的靈命塑造跟普通的「自我實現策略」或西方文化對「自我幫助」的癡迷非常不同的地方:基督對我們的靈命塑造有個終極的目標,一個至高的目的。祂的目標是將你塑造成一個以agape愛為特徵的人。

已故的聖經教授羅伯特·穆赫蘭(Robert Mulholland)如此定義靈命塑造:「為了他人的益處被塑造成基督樣式的過程」。他特別強調「為了他人」這一重點。如果沒有這個關鍵因素,我們對靈命塑造的努力會無可避免地淪為一種私人的、精神療癒性的自我幫助式靈修——而這僅是極端個人主義的基督教化版本,而不是鑄煉我們靈魂的火爐,能把我們鍛造成像耶稣那樣以愛為特徵的人。

是的,基督徒靈修的關鍵是,這是個面向自己內心的旅程,甚至是自我認識的過程,但緊跟在後的是一段向外去愛的旅程——以愛的行動在這世上寄居、旅行(希伯來書)。我們的目標是在我們生命的每個層面都被耶稣塑造。但同樣的,我們無法單靠自己的力量做到這一點。做到的方法只有一個。

「有著基督的樣式」是「基督住在我們裡面」所結出的果子。而這一切既源自恩典,也永遠只可能是因著恩典,「基督在你們心裡成了有榮耀的盼望」(歌羅西書1:27)。是的,我們也在基督裡。事實上,「在基督裡」是新約不斷出現的詞彙,光是在保羅書信就出現80多次。

神學家們稱這一教義為「融合(Incorporation)」──透過基督,我們被融納進入上帝的內在生命中。耶稣的到來吸引我們進入神愛的內在生命。如達雷爾·約翰遜(Darrell Johnson)牧師在他關於三位一體的書中所說,經歷到與神融合就是「在宇宙中心的親密關係中活著」。

也如同耶稣在約翰福音17章臨終前所說的話:

父啊,我也為那些信我的人禱告……願他們都合而為一,父阿,正如祢在我裡面,我在祢裡面一樣。願他們也在我們裡面…….。我在他們裡面,你在我裡面,使他們完全合而為一。這樣,世人就知道祢差了我來,並且愛他們如同愛我一樣。

這就是福音:在耶稣裡面,上帝靠近我們——我們這些有罪的、破碎的、受傷的、必死的、垂死的、無法自我拯救的人,以及許多對上帝(甚至祂的仇敵)絲毫不感興趣的人——並吸引我們進入祂的內在生命,透過讓我們浸泡在祂三位一體的愛中醫治我們,然後差派我們進入世界,成為祂愛的使者。

耶稣邀請我們成為祂的門徒,不僅僅是給我們機會成為像上帝一樣以愛為標誌的人,更是讓我們有機會進入上帝的內在生命。古人稱這為與上帝合一(union),而這正是你跟我,以及地球上所有人類存在的意義——無論他們是否意識到並接受這一點。

這就是靈命塑造:透過對三位一體上帝的全然降服並與祂合一,我們逐漸被塑造成一個能有自我奉獻之愛的人的過程。我們每個人都正在成為某種人的過程,這是無可避免的。你的人生也終將抵達某處。為什麼不成為一個完全被耶穌的愛所充滿的人?為什麼不最終與神合一,住在祂之中呢?

約翰·馬克·科默(John Mark Comer)是波特蘭布裏奇敦教會(Bridgetown Church)的建堂牧師,也是Practicing the Way事工師和作家,同時是多本暢銷書的作者,包括無情地消除匆忙》(The Ruthless Elimination of Hurry)不說謊的生活》(Live No Lies)

本文摘自《踐行之道:與耶稣同在。變得像他一樣。像他那樣做》Practicing the Way: Be with Jesus. Become like him. Do as he did),作者是 約翰·馬克·科默(John Mark Comer),版權所有 © 2024 年。由Penguin Random House LLC旗下的 WaterBrook 2024 1 17 日出版。

翻譯:Harry Chou / 校編:Yiting Ts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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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s

上帝在乎我們的工作,因為祂在乎我們

我們力推的職場信仰運動是否準備好以與世界不同的方式看待工作的意義?

Christianity Today February 20, 2024
Illustration by Christianity Today / Source Images: Unsplash / Pexels / Getty

若要用一句話來概括現今職場信仰運動(Faith and Work Movement)的基本理念,可能就是「上帝在乎你的工作」。

在過去二十年裡,這個主題的相關書籍已出版幾十本,在研討會、網站和資源推動方面也有顯著進展。為什麽我們的工作對上帝而言很重要,以及這實際上究竟意味著什麽?我們可能會有很多答案,但「上帝很看重我們的工作」這一信息已深刻影響教會内和基督徒在職場上的許多討論。

但我認為,我們需要對這一理念作進一步的凱波爾派(Kuyperian)的理解。我們的工作對上帝很重要,是因為所有被造物的次序都屬於基督,我們在創世記不僅讀到與這一主題有關的人類學真理(人類承載著上帝的形象),還讀到本體論真理(我們的存在與我們在墮落前的使命有密切關係:擔任上帝創造物的管理者和照顧者)。因此,在我們建立任何工作神學(theology of work)前,首先應要理解在人類墮落前,工作的目的是什麼?然後是人類墮落後,人類工作的實際應用是什麼?

凱波爾派的工作神學為工作提供一種願景:工作——就像大自然中的萬物一樣,雖然皆被罪污染,仍存在於上帝歷世歷代的救贖計畫中。人類既然承載著上帝的形象,在被創造之初就具有超越的生産力和創造力,即使在墮落的世界也能彰顯基督的君王地位,並參與榮耀的救贖過程——透過我們在世俗世界裡的努力建造上帝的國度(在各種事業裡)。

「有些人想像在上帝寶座周圍的榮耀中,所有的勞動都將結束,人類可以在惬意的閑暇中品嘗天上的極樂,這些人既不了解上帝和祂的天使,也不了解將來在天堂的生活,」 亞伯拉罕·凱波爾(Abraham Kuyper)曾說

如今,我們社會整體的氛圍對工作的看法每況愈下,視工作為導致壓力、焦慮、寂寞和孤獨的重大來源。人本主義的預設往往下意識地與精英主義結合在一起,産生一種想法,就是認為普通職業——通常指藍領階級,或不需要碩士學歷的工作——是「較低等的工作」的想法,導致社會對此類工作的蔑視和勞工群眾對工作的不滿足感。這種因果關係是種惡性循環,嚴重地傷害勞工群眾的成就感和生命的繁榮發展。

職場信仰運動承諾能紓解這樣的惡性循環。對工作的重視使人們不必屈服於「自己從事著沒意義的工作」的想法,同樣避免人們全然退出職場的誘惑(在這種情況下,絕望的程度更會被放大到極致)。

而我想說的是,在創造之初上帝對人類的吩咐中(創世記 1-2),我們找到我們在世上工作的意義,能夠撫平我們的絕望危機。我們不僅能避免「是工作導致這些危機、問題的」這種適得其反的可怕觀念,轉而接受「工作可以成為這些問題的解決方案」的論述。

西方社會似乎認為高社會階層和經濟價值型的工作在市場經濟中非常有意義,同時認定其他形式的工作就不能帶來意義和成就感。所以,我們力推的職場信仰運動是否準備好,能做得比這種思維方式更好?過去幾十年來,我們不斷說著「上帝看重你的工作」,但我們是否真的預備好面對眼前的情況?還是說,「上帝看重你的工作」其實也只適用於世俗社會所重視的某群人——精英、高薪、高學歷、白領階層?因為處於這個階層的基督徒能因著自己的專業獲得世俗社會的親睞?

我承認我可能不是個適合推廣「對上帝而言,所有工作都很重要,並非只有富裕及高地位的工作才有意義」的人。我承認我是個白領工作者,在一個被社會認可並知名的領域(華爾街)取得經濟地位上的成就。令人煩躁的餐館雜工或精疲力竭的技工可能不屑聽一個穿著西裝的富裕菁英說他們的工作很重要。然而,若要對工作、呼召、和神的創造有著正確且有序的理解,以及明白圍繞著這一主題的神學上的委身,我們必須首先認識所有工作的普世性價值

人們於21世紀開始大聲疾呼,渴望將職場及信仰結合在一起,並重視各行各業,但若我們不先從上帝創造的角度來理解人類、人類存在的目的和計劃的話,這樣的努力將無疾而終。

我們的工作對上帝很重要,這個信息是正確的,但即使是出於善意,若這份信息裡暗示著白領階級的工作能帶來成功的職場信仰結果,就是一種偏見、傲慢的想法,更糟糕的是這並不符合神學。這個世界——通常包括教會——掙扎於為勞力階級的工作找到目的性,正是因為我們的工作神學的基礎往往有缺陷或不完整。

我們關於工作和呼召的基礎應始終建立在人身上。上帝在乎我們的工作,因為祂在乎做工的我們。在基督教人類學中,我們面對的不僅僅是生産者、消費者和經濟單位,而是上帝所創造的有目的、有尊嚴的人。

雖然有些工作比其他工作需要更多的技術或教育,但所有工作都是由「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所創造的人類」來完成,都是為著其他「承載著上帝的形象的人類」的益處而做。人們只會為有價值的工作付費,這是最重要的經濟現實。我們的勞動在産生能滿足人類需求的服務或商品的過程中盡一份力,即便在最基本的經濟層面上都是如此,無論是我 16 歲時在家附近的電影院裡掃地,或是 50 歲時從事投資組合管理的工作。

對上帝來說,工作的主體(工作的)很重要,正是創世記第一章所要傳達的信息。若是從社會、文化或商業的角度來看工作的產品,產品的價值可能會有很大的差異。但不改變的是工作的主觀價值感,烙印在受造物(主體,也就是人)身上,賦予其尊嚴和管理的能力(創1:28)。上帝以無限的愛和智慧,不偏待人,將工作——富有創造性、生産性和創新性的服務和活動的過程——這個福分賦予所有祂照著自己形象所造的人。

縱觀歷史,技術和資本改變了工作的客觀效果,因為採取不同手段和環境條件來生産商品和服務。但它們未曾改變創世紀第一章的上帝的主觀現實,即創造時設立的秩序是普世性的,與作為經濟活動主角的人類密不可分。

如果人類是主角,那工作就是經濟學裡的動詞。在這個框架下,我們擺脫階級羨慕、階級糾結和職場信仰運動裡的等級制度。市場的運作為各項技術和功能定下不同價值,但無法改變本文所討論的關於上帝以自己的形象創造人類的事實。只是當我們客觀地思考工作和職業的各個層面時,不同報酬和地位的現象並不會消失,也不應該消失。

事實上,一個多樣化的勞動力市場將永遠存在不同技能、服務和勞力的市場定價變化,這讓我們這些主張將信仰和職場/工作整合的人面臨更大的挑戰。

當我們的信息以基督人類學的創造真理為出發點時,凱波爾派(Kuyperian)所傳達的「基督是主宰」的信息就能在餐廳的廚房以及白領主管會議室裡站立得穩。這個世界的愚昧之處在於,以工作所能建立的地位來評斷一份工作的重要性,而因著人們難以得到那樣的地位,導致許多人無法在工作中得到滿足感。但21世紀職場信仰運動要傳達的信息必須是:工作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做工的人很重要。

大衛·班森(David L. Bahnsen)是班森集團的創始人、常務董事兼首席投資總監,也是《全職:工作與生活的意義》(Full-Time: Work and the Meaning of Life)(2024)一書的作者。

翻譯:江山 / 校編:Yiting Ts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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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s

基督及「取消文化」

基督徒如何在意見分歧時盡量減少對神的國造成附帶損害?

Christianity Today February 19, 2024
Illustration by Elizabeth Kaye / Source Images: Wikimedia Commons

(編按:根據維基百科,「取消文化」或稱指控文化,是一種社群抵制行為,為網路時代的一種放逐形式,目的在於意圖用檢舉某人或某節目的內容不符合自己認同的政治正確,發動輿論討伐將其驅逐出其所屬的社交圈或專業領域交流之線上活動、社群媒體或是現實中的活動,使之失去原有社會關係平台的公開支持而無法繼續存在,最終「被取消」,或是在真實生活裡,或在某個群體內部被眾人抵制。)

近幾週,關於牧師兼作家阿利斯泰爾·貝格(Alistair Begg)建議一位祖母參加孫子和變性人的婚禮一事,在美國引起激烈的爭論。現在塵埃落定,我們該問的是,我們能從整個事件中學到什麼?

我已在其他地方解釋過為什麼我不同意貝格的建議,但在這裡,我想反思一下,在基督的身體裡,我們應如何處理在這些議題上的分歧?基督徒如何在意見分歧時盡量減少對神的國造成附帶損害?

在這個事件裡,基督徒意見的分歧點與性道德無關(貝格並不認為與變性人結婚是聖經所定義的婚姻及倫理),而是一個更具體的、更需我們慎思的問題:「在這個日益拋棄婚姻道德的社會中,堅持傳統婚姻觀點的基督徒應如何回應?」例如,在貝格所討論的情況下——在這位祖母與孫子的關係中,大家都知道祖母的立場/信念/信仰——像這樣的基督徒祖母是否能參加同性戀或變性人家人的婚禮?

雖然我對這個議題的結論與貝格牧師不同,但他的立場不應影響人們對他過去數十年忠心耿耿事奉教會的評價。然而,許多來自基督身體的批評聲形容他是個「徹底(與世俗社會)妥協」或「不值得信任的人」,甚至直接扭曲的批評他的結論意味著他支持同性戀婚姻。雖然人們表達自己與他人的不同意見是完全恰當的行為,但大肆譴責和斷絕關聯性似乎只能反映基督徒在表達不同意見時,存在某種程度的功能障礙。

不幸的是,「取消文化」在現今世界教會裡都越來越普遍。尤其是在網路上發生的意見分歧中,我們常常展現過度反應、非黑即白的激進心態,最終甚至將對方全人的價值貶低至我們所不贊同的那個意見——即使是在次要問題上的意見分歧。我們急需保護並培養這樣一種能力:我在X問題上與某某有分歧,但他們仍是我在基督裡的弟兄或姊妹,我們的意見分歧是在這個更大的背景前提下發生的。很多時候,我們意見不合時所展現的樣貌反應出我們對「在基督裡合一及相愛」這個真理認識不足,或是根本沒有認識。

過去生養眾多、結實累累的基督徒領袖若活在今日,有可能在我們目前暴戾的氛圍中生存下來嗎?約翰·斯托得(John Stott)會因為他得靈魂殲滅論(Annihilationism)而被取消牧師的資格嗎?魯益師(C.S. Lewis)會因為拒絕聖經無誤論而被取消神學家的資格嗎?潘霍華(Dietrich Bonhoeffer)會因為他質疑《創世紀》2-3章的歷史性的立場而被取消牧會資格嗎?

我並非想貶低這些問題的重要性。我也不是說,讓我們友善一點,不要聊我們之間意見不同的想法。但是,如果是與基督徒有不同的意見,我們就必須在同為主內肢體的條件下不同意彼此。

健康的基督徒意見分歧的方式應該是什麼樣呢?這並沒有一定的公式,我也沒有所有的答案,但這裡有幾個想法值得深思。

暫時停止在週日討論彼此不同的意見

基督徒之間最激烈的爭吵很常發生在週日的臉書或推特上,甚至是週日一大早。我不知道仇敵是否會利用這一點來分散我們的注意力,讓我們忽略每週應特別留出來休息和敬拜的時間。也許我們該試試在週日暫停與人爭執意見,轉而將注意力放在敬拜、禱告和休息。

我無法在這種謹慎的問題上約束其他人的良心,但我個人決定避免在週日與人爭執,我也邀請其他人考慮一下類似的練習在他們的生命裡是否也能結出好果實。

培養彼此尊榮的文化

新約呼召我們建立一種彼此尊榮的文化(羅12:10)以及溫柔的文化(加6:1)。這並不意味我們要迴避必要的問責監督或批評聲。公開斥責(提前5:20)——包括對領袖的斥責(加拉太書2:11)確實有必要之處。

然而,我們需要慎思我們如今在教會裡創造什麼樣的整體文化,尤其是領導層的文化。牧師、傳道人和其他教會領袖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常在人們的質疑聲中工作。根據最近一項調查,只有不到三分之一的美國人認為神職人員是誠實且有道德的。與此相呼應的調查是,傳道人們也越來越感到灰心喪志。

同樣的,合理的批評聲是必須的。但是,目前我們美國文化的整體軌跡是,對神職人員的不信任(以及對機構和領袖階層的不信任)正在倍增。這對我們所有人都不利。當我們領袖的生命蓬勃發展時,整個基督的身體都會受益。而在一個充滿猜疑和快速思想審判的環境中,誰能茁壯成長呢?

因此,當我們批評其他基督徒時,我們最好自問:我的言語行動所培養及塑造的整體文化,是一種什麼樣的文化?

在意見分歧中表達愛

「表達愛」對我們而言特別重要,因為世人都在觀察我們「如何不同意其他基督徒」。耶穌教導我們:「你們若彼此相愛,眾人因此就認出你們是我的門徒了」

(約翰福音13:35)。祂甚至為我們的合一禱告,好讓世人能因此相信祂(約翰福音17:21)。

在近期一個播客中,特雷文·瓦克斯牧師(Trevin Wax)提醒大家聆聽基督教思想家薛華(Francis Schaeffer)對耶穌關於合一的教導的評論:

耶穌在這裡賦予世人來自基督自身的一種權威——祂賦予世人有權力根據你我是否「對所有基督徒表現愛」來判斷你我是否是重生的基督徒

那些正在觀看「基督徒因著貝格的言論所衍生的爭吵」精彩好戲的非基督徒們,會如何評論我們?

我必須再次重申,相愛並不意味我們要迴避意見分歧的時刻。但是,當我們與基督裡的弟兄姊妹公開地爭執不同意見時,我們必須考慮其對福音的可信度的廣泛影響力。司布真(Charles Spurgeon)在這裡為我們立下很好的榜樣。在談到他與喬治·赫伯特牧師(George Herbert)之間的分歧時,他說:

神的靈在哪裡,愛就必定在哪裡。我一旦認識並知道某人是我在基督耶穌裡的弟兄,基督的愛就會使我不再把他當作陌生人或外國人,而是視他為聖徒同國同胞。現在,即使我憎恨高教會派思想,如同我的靈魂憎恨撒旦那樣;但我愛喬治·赫伯特,儘管喬治·赫伯特是個不折不扣的高教會主義支持者。我憎恨他的高教會主義理念,但我從靈魂深處愛喬治·赫伯特,我在心中為每一個像他一樣的人留有一個溫暖的角落。當我遇見一個像喬治·赫伯特那樣深愛我主耶穌基督的人時,我不會問自己是否會愛他;沒有質疑的餘地,因為我無法控制自己;除非我能放棄愛耶穌基督,否則我無法停止愛那些愛祂的人。……我敢說,如果你深愛耶穌基督,你不可能會是個對祂的子民挑三揀四、愛這個不愛那個的人。

在未來的幾年和幾十年裡,我們可能會面臨許多更複雜的議題,例如,在我們現今的社會裡,「信實於基督」究竟意味著什麼?我們不會總是有一樣的答案。但是,若我們在心中為基督的所有羊群留有一個「溫暖的角落」,那麼即使我們意見相左,也能榮耀耶穌,並讓我們周圍的人見到這樣的福音。

作者Gavin Ortlund(富樂神學院博士)是Truth Unites 機構的主席,也是納許維爾以馬內利的駐校神學家。他著有八本書,包括《為什麼上帝在一個沒有意義的世界裡是有意義的》(Why God Makes Sense in a World That Does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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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場信仰運動將藍領階級遺忘在後

如果「職場信仰運動」將基督徒推上某個領域的領導位置,我們卻看著他們被世界改變,而不是為基督改變世界,就太讓人羞愧了。

Christianity Today February 15, 2024
Illustration by Eleanor Shakespeare

假設現在是週四晚上,你吃完晚餐後坐在沙發上。在你準備按下電視開關前,暫停下來,深呼吸、閉上眼睛,然後花一段時間回想今天工作時發生些什麼事。

你有什麽感覺?焦慮,不知如何是好?還是滿足,充滿成就感?因著與同事的互動而疲憊及挫敗?或者你的大腦只剩一片空白,完全不想想起任何與工作相關的事?

也許某些人對工作的雄心壯志仍蠢蠢欲動,於是決定打開電腦繼續工作,直到睡覺時間,而不是選擇看網飛(Netflix)追劇。如果你的情況恰巧符合這個描述,你可能就是安德魯·林恩(Andrew Lynn)在他的書中所描述的「創造力階層的福音派」(creative class evangelical)。

林恩是維吉尼亞大學的社會學家,是《拯救新教倫理: 創造力階層福音派與工作危機》一書的作者。在這本書中,他考察了一些人所謂的「職場信仰運動」(faith and work movement)的歷史和現況。他形容這場運動為「一場組織嚴密、資源充足的運動」,旨在當今社會的組織結構中重新建立「創造力階層福音派」在社會上的位置及其與權力之間的關係。

林恩認為,現代的「職場信仰運動」的興起主要是為了滿足一小部分基督徒的需求,也就是為了滿足及幫助一些受過高等教育的福音派基督徒在日益世俗化的文化中尋找工作的意義和位置。從1980 年代開始,隨著越來越多福音派基督徒擁有大學學位,並且整體社會進入知識經濟時代,越來越多關於「縮小週日及週ㄧ之間的差距」的討論越來越多。越來越多福音派專業人士拒絕接受「工作只是賺錢的必須工具」這一觀點,他們希望從神學及信仰的角度來理解他們在職場上經歷的成就。

關於我們是如何走到這一步的,這個問題本身就是個有趣的故事。這一切可以溯源到南北戰爭後出現的基督教基要主義(Fundamentalism)。自1909 年《司可福註釋聖經》出版後,人們開始瘋狂地關注末世論和拯救靈魂的工作。將資源投入至拯救靈魂的事工變成最重要的事,而在世上的工作變成僅僅是提供事工資源的一種方式。用一位作家的話說,這些資源需要被「兌換」成「天堂的財富」。

後來,像葛理翰(Billy Graham)這樣的福音派領袖拋棄早期基要主義的許多元素。但其餘的聖經學院、營會、媒體機構和類似的教會事工網絡仍專注於屬靈而非屬世的工作。在華里克(Rick Warren)2002 年出版的《標竿人生》一書中,我們可以看到類似的心態思維。他在書中寫道:「你的事工使命結出的果子將永遠地持續下去,但你的工作所結出的果子不會。」

然而,一路走來,有幾位著名的基督教企業領袖開始思考,對上帝而言,他們在職場上的工作本身是否有其重要性,上帝並非僅僅只看重他們從當中賺到的錢。正如發明家兼工程師R.G.勒圖爾諾(R. G. LeTourneau)在1941 年的一次基督徒平信徒布道會上所說:「我們要向平信徒推銷這樣一個理念,就是他們一週七天都是為著耶稣基督工作,否則就不要自稱為基督徒。」在隨後的幾十年,許多組織,如整全福音福音國際商人團契(1952 年)、平信徒小屋(1961 年)和國際公司基督團契(1977 年)紛紛出現。1980至1990 年代又有數十個組織成立。

從1980 年代中期到 2010 年代中期,許多書籍、特會和資源大量湧現,推動一波基督教浪潮,聲稱工作本身——不僅僅是拯救靈魂的工作——在上帝面前也很重要。這場運動産生四種理解基督教信仰能如何影響我們工作的框架。

正如林恩所述,每一種框架都具體地體現在不同的特定群體中。首先是傳道者(evangelists,對他們來說,職場信仰意味著在工作場所傳福音。其次是成就者(achievers,著名企業家J. C.彭尼(J. C. Penney)和貴格燕麥(Quaker Oats)的創始人等商界知名人士推廣了將屬靈價值體現在企業精神裡的理念。「管家精神/上帝主權」的框架則重新定義基督徒的職場,視其為能有神聖影響力的地方。

第三種框架(管家精神,又稱「整合者」)正是現今福音派最常見的框架,他們將信仰及職場整合在一起。此種框架的理論家如榭爾絲(Dorothy Sayers)和較少為人知的教授大衛·莫伯格(David Moberg)等人提醒福音派基督徒:上帝按照祂的形象造人,這意味著我們是按照這個作工的造物主的形象被造。工作之所以有價值,正是因為上帝是工作的上帝,並且祂呼召我們也這樣做。

林恩指出還有最後一群人,第四種框架下的行動者( activists。這些人呼籲基督徒透過工作追求人類共同利益。他們的人數比整合者還少,部分原因是一些福音派人士對於「視工作為倡議(打擊不公義)或進行社會變革的呼召」持懷疑的態度。

但整合者基督徒主要得益於人口結構的大趨勢。1970 年代和 1980 年代初,隨著越來越多福音派基督徒獲得大學學位並進入知識經濟時代,他們開始接受並肯定他們的工作是「服事上帝和鄰舍」的方式之ㄧ。

然而,當我們談論工作/職場時,我們心裡想著的是哪種人的工作呢?

林恩指出,在職場與工作的對話中,有兩個群體經常被人忽視——女性和藍領工人。總體而言,人們認可商業領袖在神聖及世俗的鴻溝間建造橋樑,在美國,支持將職場及信仰整合在一起的往往是男性、白人和受過大學教育的人。隨著時間推移,「呼召」和「天職」等詞彙開始只與企業家、律師和其他從事「有創造力」的工作,或社會地位較高的專業人士有關聯。

林恩也指責「職場信仰運動」太容易受到政治右派的影響。他認為,阿克頓研究所(Acton Institute)、克恩基金會(Kern Foundation)組織幫助洗白自由放任的資本主義,使得福音派遠離那些能幫助推動社會進步(社會福利)的工作,甚至降低了敬重所有人皆有著上帝形象的工作倫理標準(如超時工作、苛待勞工)。

但是,這場運動在很大程度上成功地使福音派基督徒從「文化分離主義」和封閉的姿態轉向好管家的精神。在同時是神學家及政治家的亞伯拉罕·凱伯(Abraham Kuyper)的「公共參與神學」的推動下,如提摩太·凱勒(Tim Keller)及其他職場信仰運動事工領袖們也參與推動這樣的轉變。邁克爾·林賽(D. Michael Lindsay)在 2007 年出版的《權力大廳中的信仰》一書中描述福音派基督徒如何參與在媒體、商業、政府、娛樂和高等教育等領域中。

林恩承認,在這個人們普遍越來越不信任大機構/企業財團的時代,開啟「職場信仰」的對話越來越艱難。他寫道,在這樣的環境中,「邀請內心敬虔的人熱誠參與在世俗機構並不是容易的事」。對那些身處機構低層的職員、那些幾乎沒有能力改變這些機構的基督徒而言,這個議題尤其尖銳。

除了在世俗公司/機構工作的基督徒可能萌生抵觸或漠不關心的心態外,也許還有個更大的風險——來自文化妥協主義的誘惑。林恩想知道,職場信仰運動是否會成為挖掘自己墳墓的掘墓者」,因為這股運動 「將福音派基督徒從以福音派獨特性為中心的次文化體系中移植出來,使其完全融入至主流社會機構中」。畢竟我們已有歷史案例的警示:20世紀後半葉,主流教會裡充斥著受過教育的菁英,他們在整個社會中享有領導地位,但這並沒有刺激這些教會的興旺。如果「職場信仰運動」將基督徒推上機構的領導位置,我們卻眼睜睜看著他們被世界改變,而不是為基督改變世界,就太讓人羞愧了。

盡管有這些警訊,我自己仍對職場信仰運動充滿信心。基督徒總是會在職場上,也會繼續自問自己的信仰對工作而言有什麼意義。然而,身為一個曾深入參與這場運動的人,我有三點建議

首先,知識階層的福音派基督徒應致力於利用他們的力量來幫助弱勢群體,不僅是在整個社會,也包括他們自己的工作場所。他們應該更加重視對勞工組織的關切。福音派可以致力於重新挖掘天主教曾在社會關懷上的教導,或至少回想起衛斯理派、自由衛理公會和救世軍(Salvation Army)等團體曾在支持工人權利上努力的日子。

其次,在繼續肯定上帝在乎我們的工作/職場的同時,我們應該認識到勞工們焦慮、壓力和感到重擔的程度。職場信仰運動過去一直以「有權力和文化影響力」為導向,但我相信,這一運動的未來將根基於靈命的塑造。我們工作的重點從不在於成功、有影響力,甚至是有福音上的影響力——我們的工作更關乎我們「身為基督的跟隨者,應成為什麽樣的人。」事實上,像約翰·科頓(John Cotton)這樣幫助塑造新教工作倫理的清教徒曾警告我們,視自己的勞動為我們最主要的善」只會導致自私的物質主義。林恩(和其他一些人)認為健康的靈命不僅是我們工作/職場的基礎,更是我們整個人生的基礎,這一點是正確無誤的。

最後,「職場信仰運動」的未來取決於它能否更深入地紮根於每間地方教會所處的社區。林恩指出,歐美以外其他國家文化的教會常常更善於建立社區之間的連結,以及以「教會共同體的身份認同」一同抵制資本主義和職業導向主義的過度拉扯。這ㄧ點很有幫助,事實上,新教倫理的一個歷史特徵就是教會為面臨危險的工作條件、極端的工作要求或經濟動蕩的工人提供庇護和聲援。林恩說,在教會最好的時刻下,教會吸引人們「走向不以地位、財富或成就為決定性因素的社會關係模式」。如果我們將我們的身份定位在地方教會裡,而不是我們的職業成就與頭銜上,我們的教會會是什麼模樣呢?

簡而言之,建立一個能讓更多基督徒參與其中的信仰與職場運動,意味著我們需要更多關注基督徒的靈命塑造、社會公義、以及地方教會。也許這樣一來,有更多人能在漫長的一天工作後好好休息,呼吸著持續性的平安,因為我們知道,我們這一整天是與上帝同工。

傑夫·哈南是丹佛信仰與工作機構(Denver Institute for Faith & Work)的創始人。他是《由內而外的工作: 改變外部世界的內在工作簡要指南》一書的作者。

翻譯:Harry Chou / 校編:Yiting Ts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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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古埃及人的視角讀舊約

了解法老生活的文化背景有助於我們理解以色列人的文化。

Christianity Today February 14, 2024
pgaborphotos / Getty

我們都知道,聖經的寫作背景和我們十分不同。聖經為我們記錄古代人的生活和時代,這些人置身於他們獨特的歷史和文化背景中,而這種背景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地理環境的影響。

在應許之地外,對以色列人來說最重要的地方之一就是埃及。上帝的子民不僅在埃及生活了約400年,亞伯拉罕和先知耶利米都曾旅行至埃及。就連耶穌也是在埃及度過祂的成長歲月,耶穌的父母逃離希律王後暫居在埃及數年。

在過去的四年裡,我在撰寫《出埃及記》的註釋書時,閱讀了大量關於埃及的書籍,並意識到古埃及人可以教我們許多關於如何在正確的文化背景下閱讀和理解聖經的知識。上個月,我與著名埃及學家詹姆斯·霍夫邁爾博士(Dr. James Hoffmeier)一起參加一次考察旅行,這趟考察讓我更加堅信這一點。親自參觀金字塔、神殿、博物館和陵墓,讓許多熟悉的經文栩栩如生。

出埃及記充滿了關於以色列人在埃及生活的記載——包括借用埃及語的詞彙,以及與埃及文化共鳴的一些概念。

在住在埃及的漫長歲月裡,世世代代的以色列人一再接觸到某些概念——其中有許多埃及圖像表現形式成為聖經圖像的依據。畢竟,聖經作者選擇以傳統的方式來傳遞關於耶和華的永恆真理。這些視覺概念對聖經當下的讀者(以色列人)來說是有意義的,而現在,當我親眼看到其中的一些概念時,它們對我而言也更具意義了。

以下是我認為特別有啟發性的六個例子。

花園寺廟

我曾讀到古代近東地區的人們會把他們的寺廟設計成花園的風格,在埃及,我親眼目睹那樣的畫面。

我們參觀的許多神殿都有紙莎草狀的柱子。在卡納克的阿蒙神殿裡,著名的神殿大廳有多達134根紙莎草柱,這些柱子體積巨大,7個人的手臂都難以抱住一根柱子。在大廳的一端,紙莎草的花蕾閉合著,而在另一端,植物的花瓣卻盛開著。每根石柱都裝飾著色彩鮮豔的浮雕(石刻),這些浮雕使用植物粉末製成的染料。

保存完好的神殿天花板上總是畫著深藍色的天空和黃色的星星。雖然神殿完全由石頭建成,卻給人一種繁茂花園的印象——到處都有樹木和植物的圖繪,如紙莎草和蓮花。

難怪以色列人蓋的聖殿有深藍色的天花板,用金子固定住,在燈檯的光下閃閃發光(出26:1-2, 6, 31-32);難怪聖殿裡的燈臺設計得像棵長滿枝芽的樹,以色列大祭司的長袍上也掛著石榴(出25:31-40; 28:31-33)。像這樣的花園聖殿宣告上帝是造物主,並承認上帝在自然界的繁榮昌盛中扮演的角色。

保護之翼

在埃及的神殿中,我們隨處可見長著翅膀的生物——有時是撒拉弗,有時是其他神靈,他們伸出翅膀保護法老。載著神像的聖船兩側總是有長著翅膀的保護者。

這些圖像讓我想起以色列會幕和聖殿帷幕上刺繡的基路伯(出26:31),以及聖殿約櫃上伸展雙翼的金基路伯(出37:9、列王記上6:27)。我也更清楚地理解波阿斯為什麼會形容路得「投靠耶和華以色列神的翅膀下」(路得記2:12),以及詩人為什麼會說人們在上帝的翅膀下避難(詩篇17:8; 36:7; 91:4)。

聖靈的賜予

賜予法老拉美西斯二世生命
賜予法老拉美西斯二世生命

也許你曾注意到,多數古埃及雕像都沒有鼻子。雖然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釋為鼻子是雕像翻倒時最容易受傷的部位,但同樣正確的理解是,讓雕像退役——以表明這位法老不再有統治權——的最快方法就是打斷它的鼻子。

埃及人相信靈魂是從鼻子進出。沒有鼻子的法老王就等於雙重死亡,不只是肉體上的死亡,也是靈魂上的死亡,沒有復活的希望。法老們會不遺餘力地保護自己的軀體,使其完好無損,以便來世還能繼續生存。所以木乃伊被安置在棺槨中,像俄羅斯嵌套娃娃一樣一層又一層。

在我們參觀的許多陵墓和殯葬廟宇中,我們都看到石刻的場景:神靈將象徵生命的安赫舉到法老的鼻子上,向法老獻祭。法老死後從神靈那裡獲得生命,靈魂便會充滿活力,從而能執行神明的旨意。

這些「賜予生命」的場景讓我想起創世紀第2章,上帝將生命吹入第一個人類。 霍夫邁爾博士也指出,當大衛在詩篇51:11中禱告「不要從我收回祢的聖靈」時,他可能並不是在擔心失去救贖,而是擔心自己的統治會失去神聖的合法性。回想一下,上帝曾從掃羅身上奪走他的聖靈,使他失去王權(撒上15:23; 16:14);大衛不希望同樣的事發生在自己身上。

法老的強力武器

數千年來,埃及文物展示著法老王最喜歡的所謂的「擊打姿勢」,以顯示他們的軍事力量。你可以在公元前3100年著名的那爾邁石板(Narmer Palette)上看到很好的例子。在這幅畫中,法老站立著,一手伸向腦後,抓著一根矛,另一手伸向前方,抓著被打敗的敵人的頭髮。

那爾邁石板Courtesy of Carmen Imes
那爾邁石板

我沒想到的是,這種視覺圖像竟然無所不在。我們在每座神廟都能看到它,有時甚至能看到幾十次。在拉美西斯三世的神殿裡,第一座塔樓(入口處的牆壁)和第一間大廳的每根柱子上都展示著法老的這個姿勢,每根柱子都描繪一個被他打敗的敵人。本質上而言,這座大廳是拉美西斯戰績的圖像簡歷。

這些描繪不僅只在圖像上,還有文字紀錄。在其中一面外牆上,場景上方刻著「有著強壯臂膀的那位」,表明法老喜歡的頭銜之一是「強壯臂膀者」

這是否聽起來很耳熟?在整本舊約中,耶和華曾稱自己有「大能的手和伸出來的膀臂」——這些詞句通常出現在描述耶和華帶領以色列人出埃及時的行動。事實上,提到上帝「伸出的膀臂」的片語幾乎只出現在與埃及有關的上下文裡(出6:6;申4:34;5:15;王下17:36;耶32:21)。

換句話說,耶和華向法老和法老的崇拜者提出直接的挑戰——祂彷彿在說:「你以為你有一隻強壯的手臂嗎?看看我的厲害!」

古埃及的日常生活

除了這些形象化的圖像讓我更加認識聖經文本,我還從這些藝術品中學到許多關於古埃及男女日常生活、工作和性別角色的知識。

在貴族和工人的墓葬中,以及在收藏這些墓葬出土文物的博物館裡,我看到許多雕像、繪畫和雕塑,它們描繪了麵包製作、啤酒製作、製磚、雕刻和書寫、種植和收穫、鞣製皮革、分娩等場景。我也見到梳子、化妝盤和首飾、紡織和染色羊毛和亞麻的工具,以及古代織布機的模型。我還看到木匠工具、火石刀、鋤頭、磨石、手工縫製的帳篷、床和椅子。

古埃及人相信,一個人在來世會需要今生所需的一切。他們期望在歐西里斯神(Osiris)的田裡工作,因此他們在墳墓裡放置各種實用工具,如犁和鏟子,還有床、椅子和衣服。相較之下,當時的希伯來人主要關心的是死後自己的「名字」或聲譽如何被人記住,對死後的生活幾乎隻字不提——這種文化持續直到舊約寫作的末期。

回過頭來看,埃及人對人死後使命的延續有著正確的憧憬——某些方面而言類似於我們現在對新耶路撒冷的看法——但上帝直到數百年後才向猶太人揭示末世的一些細節。

每當我們忽略舊約成書時的地理文化時,我們就會錯過ㄧ些見解。然而,多虧埃及乾燥多沙的氣候,我們才有幸穿越時空回到3000多年前,得以瞥見保存完好的文化,他們的文化深刻地塑造了以色列人——以及後來所有上帝的子民。

卡門·喬伊·伊姆斯(Carmen Joy Imes )是拜歐拉大學(Biola University)舊約副教授。她著有《Bearing God's Name: Why Sinai Still Matters》等多部著作。她目前正在為Baker Academic撰寫《出埃及記》的註釋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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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s

「愛的五種語言」是否經得起科學檢驗?

人們需要各種愛,而不僅僅是一種愛。

Christianity Today February 13, 2024
RgStudio / Getty Images

當凱蒂(Katie Frugé)和她的丈夫拉斐特(Lafayette)在2007年決定結婚時,他們才21歲,懵懂無知。

凱蒂說:「我們當時太年輕了,不應該結婚。但也因為太年輕了,我們根本不在乎,」她如今是德州浸信會總會文化參與中心的主任。

這對年輕夫婦當年嘗試從知名作家兼牧師蓋瑞·巧門(Gary Chapman)的暢銷書《愛的五種語言》尋求指引。該書於1992年首次出版,內容探討人們表達愛的五種不同方式——肯定的言語、身體的接觸、精心的時刻、服務的行動和接受禮物——希望能幫助夫妻找到幸福。

書裡談到,了解彼此的愛的語言有助於建立健康的婚姻。凱蒂回憶道,當時她認為這本書是通往美好未來的鑰匙。

「我們當時以為,只要學會說對方的愛的語言,一切都會超級順利。我們不但不會吵架,還能一直有完全滿足的感覺。」

事實證明,婚姻生活比想像中更加複雜。

凱蒂說,17年後,她和丈夫的婚姻依然幸福,但他們曾經歷不少艱辛的時刻,包括幾次健康危機——「我們曾歷婚約誓言裡那句『無論健康或疾病』,」她說。一路走來,他們的婚姻需要的愛遠不止於一套公式的內容。

「當我被診斷患有癌症時,我不需要丈夫在那一刻出去買禮物給我。」

《愛的五種語言》一書曾主要流行於基督教福音派圈內,如今已成為主流流行文化現象。約會應用程式如Bumble甚至提供「愛的五種語言」測驗,《單身女郎》雜誌和其他主流媒體都曾報導這個概念,TikTok(美版抖音)上的「愛的五種語言」頻道吸引數千萬次觀看。蓋瑞·巧門的著作已售出2千多萬冊,並成為一個由數個研討會、相關書籍及數千萬次的線上測驗所組成的產業。

所有這些關注都使多倫多大學密西沙加分校心理學教授兼人際關係與幸福實驗室(Relationships and Well-Being Laboratory)主任艾米麗·伊佩特(Emily Impett)等研究人員提出這樣的問題:「愛的五種語言」的說法是否經得起科學檢驗?」以及或許同樣重要的問題:「學者們能從巧門的著作受歡迎的程度中學到什麼?」

《心理科學最新指南》期刊上一篇新論文指出,巧門關於「愛是如何運作」的理論並不完全正確。在撰寫這篇論文時,伊佩特和她同事研究一系列檢驗「愛的五種語言」 理論中的三個主要觀點:「人們有一種主要的愛的語言」、「共有五種愛的語言」,以及「人們與說自己主要愛的語言的伴侶在一起會更幸福」。

伊佩特和她的同事表示,他們的研究並不支持這個理論。

例如,如果在測驗中被迫只能選擇一種語言,人們會選擇自己較偏好的語言。然而,研究人員發現,如果一次問人們對這五種愛的語言的感受,人們都會給這五種語言很高的評價。研究人員也發現,一些重要的概念,例如支持伴侶或配偶的目標,並不屬於五種語言其中一種,而擁有相同愛的語言的伴侶也並不比其他伴侶更幸福。

「愛並不像一種『需要學習的語言』,更恰當的理解方式是『愛像一種均衡的飲食』,在這種飲食中,人們需要所有基礎的營養元素來培養持久的愛,」伊佩特和同事寫道。

但他們確實認為巧門這本書滿足了伴侶們的需求,「它為伴侶們提供一個反思、討論和回應彼此需求的機會。」

在一封電子郵件中,伊佩特說,閱讀《愛的五種語言》一書——內容涵括人們能如何以不同方式向伴侶表達愛的例子——比僅僅只做線上測驗更有幫助。某種程度而言,這是因為只專注於尋找伴侶的主要愛的語言太過侷限性,最終把人們放在一個框框內。

伊佩特說,「巧門列舉的所有實踐方式都很重要。」

「我們並非建議人們一定要精通多種語言(熟練所有五種愛的行為),而是建議他們應該學會精通多種語言,因為巧門指出的五種行為確實是人們維持人際關係的重要行為。」

在這一點上,巧門表示同意。

這位86歲的作家在北卡羅來納州一間浸信會教會工作長達50年,近期剛卸任,他表示所有愛的語言都很重要。

他接受採訪時說:「毫無疑問的,能讓某個人感受到愛的方式不一定能讓另一人感受到愛。但我並不想傳達『你只能說對方主要的愛的語言』這種想法。」

巧門目前正在各處旅遊,並在婚姻特會和其他活動中演講,他說他對伊佩特論文中的一些發現感到驚訝,但對研究人員認真對待他的理論表示讚賞。他說,越多像這樣的研究越好。

巧門說,他至今仍對「愛的五種語言」這一概念的盛行感到驚訝。巧門當年在他的教會為婚姻出狀況的夫婦提供諮詢時產生寫這本書的想法。他說,這些夫妻常常不知從何努力起,因為每一方都認為自己的行為充滿愛,但另一方卻不覺得自己被愛。

巧門是位說故事高手,他回憶道,曾經有位丈夫說,他多數的晚上都會做晚餐、分擔家務和草坪工作,並竭盡全力養家糊口。但妻子卻覺得他很疏遠自己,因為他忙於分擔家務,他們倆從來沒有時間聊天。

巧門翻看自己的婚姻諮商筆記,開始尋找其中的規律,最後提出了五種愛的語言。

「這是個很簡單的概念,」他說。「但我從我的諮商和婚姻事工中了解到,如果人們能理解這個概念,會對他們很有幫助。在我所有的著作中,我都試著把『餅乾』放在顯眼的地方,這樣人們較能容易理解它。」

其他研究人員表示,他們能向這種方法學習。

他們在研究愛的語言的論文中說,巧門的書之所以受人歡迎,是因為書裡用了「直觀的比喻」,能引起人們的共鳴,並傳達易於消化的信息,而不是一堆科學術語。

伊佩特也說,許多人忽略了巧門的書之所以能幫助到人們的真正原因。她在一封電子郵件中說,這本書「讓人們找出他們關係中目前尚未得到滿足的需求(需要改進的地方),並打開溝通的管道來滿足這些需求。」

結婚62年的巧門說,這就是重點。他說,愛始於情感/情緒,但需要我們透過正確的態度和以配偶/伴侶為先的行動來維持這份愛。

他說,可以這樣概括所謂的「正確的態度」:我想盡我所能幫助你成為你想成為的人;我想做一切對你有益的事。

來自田納西州的梅萊婭是個品牌營銷老師,她表示自己從未與「愛的五種語言」的概念有共鳴。她知道這本書對其他人有用,但對她來說太簡單了,這位40多歲的女士形容自己「單身得無以復加」。

梅萊婭說,她的生活中有很多愛,有朋友、教會和家人的愛——她幫忙管理哥哥的品牌,但目前沒有戀愛關係。她說,愛的語言的概念有時過於簡單,使人們不去努力了解一個人,沒有注意到他的其他層面。

她說:「如果我必須給你一份清單,列出你該為我做的事,然後你才會去做——也許這表示我們根本就不合適。」

在經歷了17年的婚姻生活後,凱蒂對那些使用愛的五種語言概念的人提出一些建議。她說,記住,人們需要各種愛,而不僅僅是一種愛。專注於他們本身,而不是試圖從書中尋找答案。

有時,你需要的答案就在眼前。

「當你的伴侶懂你、理解你、看到你的需求,並在當下滿足那個需求,你們之間的關係便能茁壯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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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s

畢邁可 (Mike Bickle) 被指控曾性侵一名14歲少女

在另一名受害者站出來後,總部位於堪薩斯城的禱告事工表示道歉並呼籲悔改。

IHOP創始人畢邁可(Mike Bickle)

IHOP創始人畢邁可(Mike Bickle)

Christianity Today February 11, 2024
Shane Keyser / Kansas City Star / Tribune News Service via Getty Images

在對其創辦人畢邁可(Mike Bickle)的進一步指控浮出水面後,堪薩斯城國際禱告殿(IHOPKC)切斷該事工24小時x7天禱告室的現場直播,該禱告室一直是定義IHOPKC所引領的運動的重要元素。

上週四晚上,IHOPKC禱告室直播畫面顯示:「IHOPKC正在進入禱告和悔改的季節。」就在前一天,《堪薩斯城星報》刊登一篇關於一名女性的報道,她說畢邁可曾於她14歲時性侵她(1980年左右),當年她在畢邁可家當褓母,畢邁可則是聖路易斯市一間教會的牧師。

IHOPKC發表聲明,譴責畢邁可「掠奪性和侵害性」的行為,支持受害者,並為IHOPKC去年秋天指控剛浮出水面時的初始反應(允許畢邁可為自己辯護)道歉。

該事工於去年12月切斷與畢邁可的關聯,但這並沒有阻止IHOPKC及其領導層對事件的進一步擔憂和調查。

在上週發布的一份長達七頁的報告中,IHOPKC聘請的調查公司對關於畢邁可的性侵指控進行調查後,得出以下結論:

根據所有可信的證據,包括他自己承認二十多年前曾與兩位 [匿名]女性有過接觸,畢邁可更有可能曾涉入不恰當的行為——包括性行為相關接觸和神職人員的不當行為,濫用其處於受人信任及領導地位的權力。

畢邁可承認的兩起案例分別發生於1999年和2002-2003年間,其中一起「不當行為」包括兩次接吻,以及另一起他描述為「雙方同意的性接觸,包括她碰我,但不是我碰她。」

該份報告範圍並不全面;至少有兩名據稱是畢邁可的受害者沒有參與調查,並呼籲進行「真正獨立的第三方調查」。

該份報告也沒有包括畢邁可曾雇用的保姆塔米·伍茲(Tammy Woods)最新的陳述,她剛剛打破43年的沉默,向家人、牧師和警方報告該起性侵事件。

塔米告訴《堪薩斯城星報》,她在教會認識畢邁可,兩人的關係從友好的導師及屬靈鼓勵發展到彼此互相表達情感。塔米兒時的朋友和妹妹也回憶說,這位牧師在塔米高中一年級時與她有著奇怪親密的關係。

塔米說,從她14歲、畢邁可25歲時開始,他們就會偷偷接吻,後來更發展到愛撫和性接觸。她告訴星報記者:「他移動我的手,讓我對他進行性撫摸。而他也確實撫摸了我。」

現年57歲的塔米講述了其他受害者也曾分享過的一個細節:畢邁可告訴她,他相信他的妻子會死,然後他們可以在一起。

據塔米稱,畢邁可會「為自己的失敗苦痛」,並在與她身體越界後道歉。1983年,畢邁可從聖路易斯市搬到堪薩斯城時,她答應會為他一輩子保守秘密。

她說,多年來他們一直保持著斷斷續續的聯繫,在事工場合見過幾次面。住在密西根州的塔米在去年10月對畢邁可的指控曝光,並且畢邁可於12發表聲明時向他發了短信。她說,畢邁可告訴她:「我知道妳多年來一直說妳已經原諒了我,但我只想再說一遍。請原諒我。我當年愚蠢無知。我可能會因此進監獄。」

畢邁可尚未公開回應塔米的說法。

去年秋天,倡議組織(IHOPKC的前領導層)向畢邁可及其事工提出這些指控,在幾位自稱「永遠不匿名」的女性公開反對將她們列入最初的指控名單,並表示她們不是畢邁可的受害者後,倡議者組織仍堅持他們的關切之心。

在一段影片中,倡議組織成員迪安·布里格斯(Dean Briggs)和約翰·奇肖姆(John Chisholm)解釋道,他們去年9月份辭去在IHOPKC的領導職務,原因是發生了另一起事件:IHOPKC不當處理對畢邁可的兒子與機構另一名職員的妻子發生婚外情的指控。倡議組織引用該女性的丈夫提供的一份長達50頁的證詞,並稱該證詞已遞交給IHOPKC高層領導。

在圍繞著畢邁可的指控不斷曝光下,其他人也相繼離職,包括前IHOPKC執行董事 斯圖爾特(Stuart Greaves)和前IHOP大學校長史大衛(David Silker)。

IHOPKC的危機公關負責人艾瑞克·沃茲(Eric Volz)上週結束了在IHOPKC的工作。上週三他表示自己並不知道塔米的指控,「IHOPKC也不知道」。

博茲·奇維德堅(Boz Tchividjian)為至少一名畢邁可受害者的代理律師及辯護人,批評IHOPKC的回應。

「IHOPKC領袖層應該寫一本書,介紹有毒的基督教團體可以採取哪些措施,在失敗的保護那些權力較小的人的同時,排擠和詆毀那些將黑暗帶向光明的人,」他在Threads上寫道。「這一切都源自領導層的傲慢和無知。」

這起醜聞讓IHOPKC的前成員感到沮喪,他們說自己曾在該事工經歷不健康的文化,並為能提高該事工的透明度和問責制度而禱告。最近幾週,與IHOPKC運動關係密切的靈恩派領袖也紛紛發聲回應這起醜聞。

TheCall禱告事工的創始人盧安格牧師(Lou Engle)曾在IHOPKC工作過五年,並在華盛頓創辦公義禱告之家(Justice House of Prayer)。他在上週二發表一份聲明,稱他相信倡導組織和匿名的女子,他正在為畢邁可的全面悔改禱告,並希望看到雙方皆同意的第三方獨立調查展開。

盧安格呼籲「極度悔改」,他寫道,上帝的眼睛「盯著那些容忍道德鬆懈和性不道德的人——特別是關於教會神職人員性侵的行為」,並認為領袖們需要聽到「成千上萬名女性⋯⋯被基督肢體中的領袖傷害」的哭聲。

兩週前,自稱為先知的耶利米·強生(Jeremiah Johnson)分享他的一個夢,在夢中,他告訴畢邁可他的事情已然暴露,禱告運動將從堪薩斯城轉移到各國。強生呼籲他的追隨者為IHOPKC的情況、禱告運動的未來以及真理和悔改禱告。

佈道家麥布朗(Matt Brown)是收看IHOP禱告室直播的人之一,他說他對關於畢邁可的指控和畢邁可的部分懺悔感到噁心。

「我不知道該如何解釋一個如此熱衷於禱告運動的人怎麼會暗中操縱和 (權勢) 性侵那些在他事工關懷下的人。這絕對是錯誤和邪惡的,思想永恆事工(Think Eternity)創辦人麥布朗說。

「我有種感覺,就是禱告運動會出現很多『孤兒』。我為那些曾被他侵害的人禱告醫治和安慰,為他所做的一切都能被揭露禱告,也為那許多如今迷惑且被這個醜聞傷害的人求憐憫禱告。」

畢邁可相關報導(按時間順序排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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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身可以是基督徒的「選擇」

和婚姻一樣,單身不但是可行的選擇,更是值得委身且神聖的關係。

Christianity Today February 10, 2024
Cottonbro Studio / Pexels

去年春天一個普通的星期二,美國中西部一間福音派基督教學院的學生生活部院長對她的研究生助理——也就是我,說:「馬西,我們學校的福音派文化為學生做了許多幫助他們步入婚姻的準備,但我們很少幫助他們做好單身的準備。我們在這一點上需要做得更好。你應該來和他們聊聊這一塊。你的演講題目可以類似『選擇單身』。」

這位院長很有前瞻性,且直覺敏銳。她下的題目背後的核心理論是:請大家重新審視我們這種基督教校園傳承下來的關於單身及婚姻的假設。這同時也是對我這一輩年輕人——根據美國人口普查數據,我們之中多數人至少要到27歲才會結婚,且有整整五分之一的人根本不會結婚——下達最後通牒。

這種長期單身的趨勢有幾個原因。羅伯特·沃思諾(Robert Wuthnow)和克里斯蒂安·史密斯(Christian Smith)等社會學家指出,不斷變化的就業市場要求人們在傳統的四年學士學位外接受更多年的教育。許多年輕人在大學畢業後參與志工服務或低薪的服務性質職位。在20歲出頭的時候,很少職業選擇是像過去能讓人萌生成家念頭的朝九晚五穩定性工作。

在這種充滿冒險感及雄心壯志的環境下,很少年輕人會認為「單身」是個自己需要在意或擔心的狀態。當我問我28歲的朋友為什麼從不參加教會為單身人士舉辦的任何活動時,他回答說他不知道自己應該參加。事實上,雖然我的教會就在一間大學附近,在我們教會500名成員的名單中能列出120多名單身成年人,我們的單身事工卻因人們的興致缺缺而結束。對這些年輕人來說,單身與其說是種身份的象徵,不如說是人生列車為他們的青壯年時期預設的軌道。

然而,當這些年輕人到了30歲出頭仍然單身時,他們的人生經歷會和上一代人在這個年紀時有哪些不同?如果沒有婚禮策劃師來編排這種轉變、沒有儀式來宣布這種轉變,他們如何冒出想要長大的渴望——學習在愛中將自己委身於某個人、某個地方或某塊土地?如果沒有類似婚姻的成年儀式,他們如何讓社會視他們為成年人?如果他們繼續單身,擁有許多時間、金錢和人生經驗,卻又陷入迷惘和孤獨——他們會是什麼樣子的成年人?

這基本上正是我的上司向我提出的問題——我,身為一位35歲的女子,從毫無計劃的20初歲過渡到開始為人生做長期規劃的30多歲人生階段。我花了半年深思她向我提出的問題。在這個傾向將婚姻和家庭視為成年人「生活模板」的福音派文化裡,我如何看待自己的單身身份?

對我來說,最有意義的答案是獨身所呼召的「有目的的生活方式」。我並非在推廣回歸傳統上的終身獨身修會生活,但我認為是時候問一句:「為什麼不(獨身)呢?」

我們為什麼不呼召人們宣誓委身於教會呢?如果教會重拾傳統,重新喚起人們對於我們生活在「福音的首次宣告至其最終實現」之間的時間,並認知到在這段時間,婚姻是值得慶祝的事,而獨身被視為對基督及其身體忠誠的最激進的象徵,那麼,我們的單身文化會發生什麼變化呢?

如果我們透過獨身聖人的生命故事來補充我們的公共想像力,展現這樣一種既具有目地性令人嚮往的單身圖像,教會的社會結構會發生什麼變化?如果教會不再使用提醒著人們「缺乏什麼」的相關詞彙(例如:「單」身),而改為使用人們能自由選擇的另一種忠誠性的相關詞彙(獨身),教會內的單身人士對自己人生的看法會有什麼不同?

基督徒都很熟悉馬太福音19章相關的經文。耶穌提到了「自閹的」,他們「為天國的緣故,放棄婚姻」;保羅在哥林多前書第7章提到沒有嫁娶的人,說他們維持未婚「若常像我就好」,並且,保羅認為單身/不在婚姻內的人「是為主的事掛慮,想怎樣叫主喜悅。」福音派牧師們偶爾會用這些經文為獨身「辯護」,卻很少視其為一種人們「應能」追求的呼召來推廣。因此,我不得不從重新認識獨身生活開始。

美國教會常常會透過語言和視覺文化將「美國式的家庭夢」當作成熟的成年人的標誌傳遞給我們——首先出現的畫面是一場婚禮,然後是衣著整齊、笑容滿面的家庭照(父、母及孩子們)。

我描述這個畫面只是為了重申羅德尼·克拉普在《十字路口的家庭》一書中提出的警告。克拉普說,福音派傳統所傳遞的家庭形象並不符合聖經教導,而是一種中產階級式的感性的庇護所——旨在讓「像這樣的家庭形象」成為其成員的避風港、綠洲、情感穩定器和心靈充電器。克拉普並不否認上帝為著人類的好處而設計家庭,並且家庭的一部分功能/益處確實如以上所述,但當這些價值本身「變成我們的目的」時,基督教對家庭的想像力就太渺小了。就像單身一樣,家庭變成一個自成一體的軀體——單獨「為了你自己的人生」而存在。

一個謙卑的提議

克拉普在1993年提出,對於家庭的想像,我們福音派需要恢復的畫面是「教會身為我們第一個家庭」的畫面。他寫道:「隨著基督國度的來臨(這個國度既存在於肉體上也存在於精神上、既存在於社會上也存在於個人身上、既存在於現在也將在未來顯現出來),耶穌創造了一個『由跟隨者組成的大家庭』,而這個家庭要求人們首先效忠於它。」

在基督裡,保羅為自己的單身提供一個敘事框架。保羅稱自己為獨身主義者。出於對教會使命的熱愛,他從不逃避重責大任。他不是「因為⋯⋯」而單身,也不是一個人獨自單身。相反的,保羅認為自己是獨一無二的自由人,可以溫暖所有人的人,他將人們團結在一起,使人們成為他的母親、兄弟、姊妹和兒子。隨著著保羅提出的這種「超越性的家庭在基督王國裡的實踐」發展而來的正是教會傳統上的獨身主義(celibacy)。

因著對「教會作為基督徒第一個家庭」的理解,獨身及婚姻同為某種呼召性的實踐在教會內並存已有兩千年,這種敘事比個人的益處、比美國夢/福音派家庭美夢更廣闊及持久。

14世紀英國女隱士諾里奇的朱利安(Julian of Norwich)寫道:「這是良善的上帝向一位敬虔的女性展現的願景⋯⋯在這願景裡有許多安慰的話語,對所有渴望成為基督的愛人的人來說都非常感動。」她的簡易住所設計在一座教堂的後面,同時如同她對生活的設計:白天,她禱告數小時;在禱告之間,她在住所敞開的門前,與巷子裡路過的商人交流資訊、談笑、諮商,以及一同禱告。

去年夏天,我在家裡廚房櫃子前讀著朱利安的靈修回憶錄,我公寓的西窗面向校園的人行道,後門則朝向我的教會。在朱利安的獨身生活中,我看到了自己其實已經愛上並享受於其中的畫面。

結果,我最後未曾對學生們發表過題為「選擇單身」的演講。但我還是在我的教會裡主持一些關於這個議題的討論。在系列討論的中途,我和我最要好的單身朋友一起吃午餐。在聊完這堂課的氛圍多麼有活力後,我轉向她問道:「你如何看待你的單身身份?

我的朋友並不消極。她是位藝術家,她是位領袖,她的眼裡總帶著看透世界的智慧。但這一次,她的眼睛低垂著。當她抬起頭時,淚水滑過眼眶。她說,「我想結婚」,然後又低下了頭。

我深信,多數福音派教會面對單身所採取的被動或消極的態度,是因為缺乏某種元素以至於無法熱切的委身,但解決方法並不是將實際上很困難的事浪漫化。

自保羅時代以來,教會的獨身傳統中確實曾出現過愚昧和過激的行為。我並不想在試圖拆毀《新娘雜誌》所建構的虛假中產階級幸福生活神話的同時,用另一個披著屬靈外皮的虛假且過度理想化形象來取代它。

我們獨身,但我們也是人。我們結婚了,但我們也是人。基督徒的敘事為這兩種狀態增添喜悅,這一點很吸引人,但它也讓我們感受到,我們仍然渴望更多愛。我朋友的誠實回答讓我的勝利之音戛然而止,同時也提醒我,獨身群體最大的見證可能正是其「沒有解答」的解答。

在天主教傳統中,當修士候選人被帶到主教面前 宣誓保持獨身,獻身於基督和教會時,主教會告訴他們:

「你們應該再三慎重考慮,你們主動承擔的是什麼樣的重擔。在這之前,你們是自由的。如果你們願意,你們仍可以轉而追求屬世的目標和慾望。但是,你們一旦接受這一呼召,就不能再背離你們的目標了。你們必須繼續服事上帝,在祂的幫助下堅守貞潔,永恆地在聖壇上服事那位統管萬有的。」

今日的獨身主義

這種正式的獨身誓言所提出的條件既令人恐懼,又充滿吸引力——奇怪的是,這些條件與婚姻所提出的條件並無不同。貞潔約束已婚夫婦只與彼此共享親密關係,對單身者則是放棄性關係,這兩種呼召都是自我犧牲和自我奉獻,也都源自對愛和信仰的委身、承諾。

儘管如此,獨身並不非得是終身的使命。上帝當然可以呼召一個單身成年人以新的方式存在於這個世界上。但前提是他或她首先健康地擁有先前的身份(獨身)。換句話說,當婚姻的呼召是由兩個首先知道自己是獨身者(在主裡完整)的人接受時,我們對婚姻作為神聖呼召的認知——正如聖公會儀式手冊所說的那樣,這種呼召的「不可輕易接受性」就會展現得最為強烈。

雖然有些教會可能會對舉行獨身誓約儀式感到退縮,但我們仍可以改為使用「獨身」這個詞來正確地稱呼單身人士目前被呼召要活出的這種反文化的生活方式。當我們這樣做時,我們不僅僅只是在鼓勵人們「不要發生性行為」,我們是在祝福「單身/獨身」身為一種使命的生活方式。當我們回顧教會歷史,我們會想起我們真正的家庭是教會,我們視單身人士為主所呼召的人,他們和已婚的人一樣有家庭的恩賜——並有使教會(上帝的家)成長的使命。

要讓我們的教會回到歡迎獨身主義的文化,可能僅僅只需單身的基督徒們展現他們美好的獨身生活能如何成為教會共同體的幫助。讀過唐納德·米勒(Donald Miller)的靈修回憶錄《爵士樂之藍》(Blue Like Jazz)的人,都會在他對酒館、咖啡館、大學校園和麵包車的描述裡聽到像這樣一位獨身者的故事:他像聖方濟各那樣,赤著腳,行動自如,在每個他所接觸的人身上都能見到耶穌的面容。

像米勒這樣的還有如肖恩·克萊伯恩(Shane Claiborne)這樣的年輕人,他在費城建立的「簡單之路」社區為一個由已婚夫婦和單身人士共同組成的致力於貧窮、貞潔和順服的社區生活模式——這是一種首先由初代教會建立的模式,後來聖本篤再更有次序的組織這樣的社區/共同體為修道院。

單身並非社會裡反常的現象,獨身對我們來說也不應該是這樣。在後現代文化裡,我們也有像德蕾莎修女和新修道運動這樣將獨身的神聖挑戰帶到教會面前的前輩。

教會的機會就在於承認現況:受過高等教育、有創造力、有企業家精神、靈命活躍、願意投入在有著傳統根基的呼召的年輕人數量的激增——他們就像照亮了《凱爾書卷》,有效地將這份聖經傳世文本保存下來的修道士一樣;或像亞他那修(Athanasius)這樣的初代教父、瑪格麗娜(Macrina)這樣的教會母親、阿奎那(Aquinas)這樣的神學家、德雷莎修女(Teresa of Avila)這樣的關懷者,以及沙漠修士這樣的聖賢。

「單身」一詞不足以形容他們的身份——這些聖人的智慧促使他們將自己的情感融進教會這個不斷向前行的大家庭裡。而「獨身」這個詞讓我們知道,這些人清楚知道自己在做什麼。他們特意選擇這樣的生活方式,將他們的社區/共同體深深放在心上。

教會——是個透過彼此的生命來詮釋自己人生的共同體(community),我們不斷地互相映照著我們在上帝國度敘事中的角色。在恢復教會裡關於「獨身」的詞彙時,我們將恢復這個在歷史上「生養了眾多生命」的傳統。更重要的是,我們將恢復基督論裡所講述的家庭故事——在這個故事中,獨身是一種可行的選擇,一種值得委身且神聖的關係。

馬西·欣茨(Marcy Hintz)是伊利諾州格倫埃林復活教會(Church of the Resurrection in Glen Ellyn)的成員,也是惠頓學院(Wheaton College)研究生院基督教培育與事工課程的畢業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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