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設現在是週四晚上，你吃完晚餐後坐在沙發上。在你準備按下電視開關前，暫停下來，深呼吸、閉上眼睛，然後花一段時間回想今天工作時發生些什麼事。
你有什麽感覺？焦慮，不知如何是好？還是滿足，充滿成就感？因著與同事的互動而疲憊及挫敗？或者你的大腦只剩一片空白，完全不想想起任何與工作相關的事？
也許某些人對工作的雄心壯志仍蠢蠢欲動，於是決定打開電腦繼續工作，直到睡覺時間，而不是選擇看網飛（Netflix）追劇。如果你的情況恰巧符合這個描述，你可能就是安德魯·林恩（Andrew Lynn）在他的書中所描述的「創造力階層的福音派」（creative class evangelical）。
林恩是維吉尼亞大學的社會學家，是《拯救新教倫理： 創造力階層福音派與工作危機》一書的作者。在這本書中，他考察了一些人所謂的「職場信仰運動」（faith and work movement）的歷史和現況。他形容這場運動為「一場組織嚴密、資源充足的運動」，旨在當今社會的組織結構中重新建立「創造力階層福音派」在社會上的位置及其與權力之間的關係。
林恩認為，現代的「職場信仰運動」的興起主要是為了滿足一小部分基督徒的需求，也就是為了滿足及幫助一些受過高等教育的福音派基督徒在日益世俗化的文化中尋找工作的意義和位置。從1980 年代開始，隨著越來越多福音派基督徒擁有大學學位，並且整體社會進入知識經濟時代，越來越多關於「縮小週日及週ㄧ之間的差距」的討論越來越多。越來越多福音派專業人士拒絕接受「工作只是賺錢的必須工具」這一觀點，他們希望從神學及信仰的角度來理解他們在職場上經歷的成就。
關於我們是如何走到這一步的，這個問題本身就是個有趣的故事。這一切可以溯源到南北戰爭後出現的基督教基要主義（Fundamentalism）。自1909 年《司可福註釋聖經》出版後，人們開始瘋狂地關注末世論和拯救靈魂的工作。將資源投入至拯救靈魂的事工變成最重要的事，而在世上的工作變成僅僅是提供事工資源的一種方式。用一位作家的話說，這些資源需要被「兌換」成「天堂的財富」。
後來，像葛理翰（Billy Graham）這樣的福音派領袖拋棄早期基要主義的許多元素。但其餘的聖經學院、營會、媒體機構和類似的教會事工網絡仍專注於屬靈而非屬世的工作。在華里克（Rick Warren）2002 年出版的《標竿人生》一書中，我們可以看到類似的心態思維。他在書中寫道：「你的事工使命結出的果子將永遠地持續下去，但你的工作所結出的果子不會。」
然而，一路走來，有幾位著名的基督教企業領袖開始思考，對上帝而言，他們在職場上的工作本身是否有其重要性，上帝並非僅僅只看重他們從當中賺到的錢。正如發明家兼工程師R.G.勒圖爾諾（R. G. LeTourneau）在1941 年的一次基督徒平信徒布道會上所說：「我們要向平信徒推銷這樣一個理念，就是他們一週七天都是為著耶稣基督工作，否則就不要自稱為基督徒。」在隨後的幾十年，許多組織，如整全福音福音國際商人團契（1952 年）、平信徒小屋（1961 年）和國際公司基督團契（1977 年）紛紛出現。1980至1990 年代又有數十個組織成立。
從1980 年代中期到 2010 年代中期，許多書籍、特會和資源大量湧現，推動一波基督教浪潮，聲稱工作本身——不僅僅是拯救靈魂的工作——在上帝面前也很重要。這場運動産生四種理解基督教信仰能如何影響我們工作的框架。
正如林恩所述，每一種框架都具體地體現在不同的特定群體中。首先是傳道者（evangelists），對他們來說，職場信仰意味著在工作場所傳福音。其次是成就者（achievers），著名企業家J. C.彭尼（J. C. Penney）和貴格燕麥（Quaker Oats）的創始人等商界知名人士推廣了將屬靈價值體現在企業精神裡的理念。「管家精神/上帝主權」的框架則重新定義基督徒的職場，視其為能有神聖影響力的地方。
第三種框架（管家精神，又稱「整合者」）正是現今福音派最常見的框架，他們將信仰及職場整合在一起。此種框架的理論家如榭爾絲（Dorothy Sayers）和較少為人知的教授大衛·莫伯格（David Moberg）等人提醒福音派基督徒：上帝按照祂的形象造人，這意味著我們是按照這個作工的造物主的形象被造。工作之所以有價值，正是因為上帝是工作的上帝，並且祂呼召我們也這樣做。
林恩指出還有最後一群人，第四種框架下的行動者（ activists）。這些人呼籲基督徒透過工作追求人類共同利益。他們的人數比整合者還少，部分原因是一些福音派人士對於「視工作為倡議（打擊不公義）或進行社會變革的呼召」持懷疑的態度。
但整合者基督徒主要得益於人口結構的大趨勢。1970 年代和 1980 年代初，隨著越來越多福音派基督徒獲得大學學位並進入知識經濟時代，他們開始接受並肯定他們的工作是「服事上帝和鄰舍」的方式之ㄧ。
然而，當我們談論工作/職場時，我們心裡想著的是哪種人的工作呢？
林恩指出，在職場與工作的對話中，有兩個群體經常被人忽視——女性和藍領工人。總體而言，人們認可商業領袖在神聖及世俗的鴻溝間建造橋樑，在美國，支持將職場及信仰整合在一起的往往是男性、白人和受過大學教育的人。隨著時間推移，「呼召」和「天職」等詞彙開始只與企業家、律師和其他從事「有創造力」的工作，或社會地位較高的專業人士有關聯。
林恩也指責「職場信仰運動」太容易受到政治右派的影響。他認為，阿克頓研究所（Acton Institute）、克恩基金會（Kern Foundation）組織幫助洗白自由放任的資本主義，使得福音派遠離那些能幫助推動社會進步（社會福利）的工作，甚至降低了敬重所有人皆有著上帝形象的工作倫理標準（如超時工作、苛待勞工）。
但是，這場運動在很大程度上成功地使福音派基督徒從「文化分離主義」和封閉的姿態轉向好管家的精神。在同時是神學家及政治家的亞伯拉罕·凱伯（Abraham Kuyper）的「公共參與神學」的推動下，如提摩太·凱勒（Tim Keller）及其他職場信仰運動事工領袖們也參與推動這樣的轉變。邁克爾·林賽（D. Michael Lindsay）在 2007 年出版的《權力大廳中的信仰》一書中描述福音派基督徒如何參與在媒體、商業、政府、娛樂和高等教育等領域中。
林恩承認，在這個人們普遍越來越不信任大機構/企業財團的時代，開啟「職場信仰」的對話越來越艱難。他寫道，在這樣的環境中，「邀請內心敬虔的人熱誠參與在世俗機構並不是容易的事」。對那些身處機構低層的職員、那些幾乎沒有能力改變這些機構的基督徒而言，這個議題尤其尖銳。
除了在世俗公司/機構工作的基督徒可能萌生抵觸或漠不關心的心態外，也許還有個更大的風險——來自文化妥協主義的誘惑。林恩想知道，職場信仰運動是否會成為挖掘自己墳墓的「掘墓者」，因為這股運動 「將福音派基督徒從以福音派獨特性為中心的次文化體系中移植出來，使其完全融入至主流社會機構中」。畢竟我們已有歷史案例的警示：20世紀後半葉，主流教會裡充斥著受過教育的菁英，他們在整個社會中享有領導地位，但這並沒有刺激這些教會的興旺。如果「職場信仰運動」將基督徒推上機構的領導位置，我們卻眼睜睜看著他們被世界改變，而不是為基督改變世界，就太讓人羞愧了。
盡管有這些警訊，我自己仍對職場信仰運動充滿信心。基督徒總是會在職場上，也會繼續自問自己的信仰對工作而言有什麼意義。然而，身為一個曾深入參與這場運動的人，我有三點建議：
首先，知識階層的福音派基督徒應致力於利用他們的力量來幫助弱勢群體，不僅是在整個社會，也包括他們自己的工作場所。他們應該更加重視對勞工組織的關切。福音派可以致力於重新挖掘天主教曾在社會關懷上的教導，或至少回想起衛斯理派、自由衛理公會和救世軍（Salvation Army）等團體曾在支持工人權利上努力的日子。
其次，在繼續肯定上帝在乎我們的工作/職場的同時，我們應該認識到勞工們焦慮、壓力和感到重擔的程度。職場信仰運動過去一直以「有權力和文化影響力」為導向，但我相信，這一運動的未來將根基於靈命的塑造。我們工作的重點從不在於成功、有影響力，甚至是有福音上的影響力——我們的工作更關乎我們「身為基督的跟隨者，應成為什麽樣的人。」事實上，像約翰·科頓（John Cotton）這樣幫助塑造新教工作倫理的清教徒曾警告我們，視自己的勞動為我們「最主要的善」只會導致自私的物質主義。林恩（和其他一些人）認為健康的靈命不僅是我們工作/職場的基礎，更是我們整個人生的基礎，這一點是正確無誤的。
最後，「職場信仰運動」的未來取決於它能否更深入地紮根於每間地方教會所處的社區。林恩指出，歐美以外其他國家文化的教會常常更善於建立社區之間的連結，以及以「教會共同體的身份認同」一同抵制資本主義和職業導向主義的過度拉扯。這ㄧ點很有幫助，事實上，新教倫理的一個歷史特徵就是教會為面臨危險的工作條件、極端的工作要求或經濟動蕩的工人提供庇護和聲援。林恩說，在教會最好的時刻下，教會吸引人們「走向不以地位、財富或成就為決定性因素的社會關係模式」。如果我們將我們的身份定位在地方教會裡，而不是我們的職業成就與頭銜上，我們的教會會是什麼模樣呢？
簡而言之，建立一個能讓更多基督徒參與其中的信仰與職場運動，意味著我們需要更多關注基督徒的靈命塑造、社會公義、以及地方教會。也許這樣一來，有更多人能在漫長的一天工作後好好休息，呼吸著持續性的平安，因為我們知道，我們這一整天是與上帝同工。
傑夫·哈南是丹佛信仰與工作機構（Denver Institute for Faith & Work）的創始人。他是《由內而外的工作： 改變外部世界的內在工作簡要指南》一書的作者。
翻譯：Harry Chou / 校編：Yiting Tsa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