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urch Life

蘇恩佩:為主「燃燒自己」的奇女子

她身體雖不強壯,生命力卻很頑強,曾留下「與其咒詛黑暗,不如燃燒自己」的名言。

Christianity Today December 18, 2023
Illustration by Elizabeth Kaye / Source Images: Wikimedia Commons / Lightstock

本文是「中國近代史上深具影響力的女性基督徒」系列文章之一。

在華人社會,蘇恩佩(1937-1982)並不是一個家喻戶曉的名字,但她卻曾以獨特的方式,在40多年的短暫人生中,在許多人的生命裡留下了難以磨滅的烙印。 1982年,她在香港過世,一家報社的主筆曾一連數天,以專欄撰文紀念這位令人敬佩的弱女子,他用的標題就是--「香港奇女子」。

26歲的癌症患者

蘇恩佩出生於30年代末期的香港,中學就讀以英文授課的英華女校,因此英文造詣很高。 但因受父親的影響,使她對中國文學產生興趣,並培養出對國家、民族濃厚的感情。

中學時期,受校長蕭覺真(V. D. A. Silcocks)的影響,她信了基督教,並決定奉獻一生給上帝。 她悲天憫人的性情,使她放棄人人稱羨慕的香港大學,而入讀師範學院。 畢業後,她隻身到偏遠的荃灣,當了6年小學老師,教導一群貧窮的孩子。 她對孩子從未疾言厲色,總是循循善誘,溫柔地責備。

她以前的同事說,她的言語和態度,都給人聖潔的感覺。 最口不擇言的同事,也不敢在她面前說髒話。 但是蘇恩佩卻不喜歡被稱為“聖潔”,因為她一生所追求的,只是對上帝全然的順服與委身。

然而,年僅26歲的她,卻被診斷出罹患了甲狀腺癌,但當時她並不知情,家人瞞著她,直到7年後癌症復發,她才知道。 這個晴天霹靂的消息,改變了她的人生計畫。 她只好終止教學工作,在病情初步穩定後,於1963年搭船赴美進修。

她先在芝加哥著名的慕迪聖經學院(Moody Bible Institute)就讀了1年,然後轉學到芝加哥的惠頓大學(Wheaton College)。 1966年畢業後,她選擇去台灣。 在60年代,港台的留美學生,幾乎95%以上都選擇留在美國這個「天堂」。 蘇恩佩的選擇令周圍的人很難理解,更何況她要去台灣─—這個與她毫無淵源的地方!

一根蠟燭的自焚

在寫給台灣「基督教校園團契」負責人的信上,她說:「我是廣東人,生長在香港,中學時代受教育於英文書院,可是我從不覺得我是屬於香港的……然而 我對自己的國家、民族及文化保持著不變的熱愛。這熱愛因著我對福音愈來愈有負擔而更熾熱了。而到台灣去的感動,卻是來美之後才積成的 。在芝加哥我認識許多從台灣來的青年,……漸漸地,從友誼和認識中,我對台灣有了負擔。”

一抵達台灣,蘇恩佩就展開她在學生中的工作,同時也擔任《校園》雜誌的主編,決心要使《校園》成為有份量的中國基督徒知識分子的刊物。 她也帶出一群台灣基督徒文字工作的精英,如蘇文峰、吳鯡生、劉良淑、彭懷冰等人。

40年來,從《校園》發展到《海外校園》、《舉目》等雜誌,她的理想仍在延續。 她在台灣的事奉,是成果豐碩而滿有喜樂的──她自稱為「一根蠟燭的自焚」。 若不是因為癌症復發,她有可能會以台灣為終身事奉之地。

1970年,她積勞成疾,身體垮了──她稱之為「大崩潰」。 她被迫放下工作,在醫院及友人家中療養。 在此階段,她曾有瀕臨死亡的體驗。 在極度的痛苦中,她仍認定,自己的生命裡只有祝福,沒有咒詛,因此寫下了《只有祝福》。 這篇文章的回饋出奇地好,因為這是她嘔心泣血之作。

後來由於病情極為嚴重,她決定回家。 她坐上輪椅,被送上飛機,回到她並不熱衷的出生地──香港。 經過詳細檢驗,終於證實她的甲狀腺癌復發,有擴散現象。 面對死亡,她更深刻地反思生命的意義,寫下了《仍是祝福》。

承擔前哨的責任

當病情稍微好轉時,她聽從醫生的囑咐,前往溫暖的新加坡養病。 期間,她參與了南洋大學學生《前哨》雜誌的創辦。 由於她在新加坡只待了不到2年,而且各方面條件欠缺,《前哨》雜誌在新加坡並未能充分發揮原有的理想,這使她的心情有些低落。 但是,在新加坡艾得理牧師的“門徒訓練中心”旁聽時,她對於“先知的使命”,有了更深一層的體認與領會。 這使她後來在香港的工作,有了新的動力與方向。

1972年底,蘇恩佩再度回到香港。 70年代的香港,因經濟的快速發展,產生了許多社會問題,青少年犯罪問題日益嚴重。 曾長期參與青少年工作的蘇恩佩,面對這種情況,不禁自問:“我能為這個城市做什麼?”

在先知性使命感的催逼下,蘇恩佩和蔡元雲醫師,以及一些志同道合的年輕人,決定創辦一本青年雜誌,目標是每期發行2萬份。 在香港街頭的書報攤,充滿各種影星緋聞的八卦書刊,要發行這樣的雜誌,無異於癡人說夢。

1974年1月,《突破》雜誌在香港創刊。 這不僅是蘇恩佩一生事工的里程碑,更對香港青少年運動的展開產生了深遠影響。

死亡,別狂傲!

《突破》創刊時,蘇恩佩還在癌症的治療中,每兩三個月就要去醫院檢查、拿藥。 一位前輩開玩笑地說:“你每次養病的結果,就是出現一本新雜誌!”

她近乎瘋狂地投入工作,每天工作12小時以上,身兼編輯、寫稿、公關、督導等數職。 《突破》帶來的反應出奇地好,不久即由雙月刊轉為月刊,又應邀開始為電台做節目,開展青年的輔導工作。 很快,《突破》就發展為一個多元媒體的青年運動,成為香港政府及民間最受信任的青年問題智庫。

1982年4月11日復活節當天,蘇恩佩走完她人生的道路,歇了她的工作,也在許多人心中留下了無限的懷念。 在過世的前一天,她和蔡元雲醫師最後一次通話,她說:“我預備好了,沒有一點遺憾!”

許多認識蘇恩佩的人,都這樣形容她:「她生命力很強,同時又很荏弱。」的確,因著癌症長期的折磨,她蒼白消瘦的身軀簡直弱不禁風,苦難和死亡威脅的陰影,也 從來沒有離開過她。 但她從不曾因此產生自憐自艾的情緒,因著對信仰的執著和堅持,在困境中,她以自身的軟弱彰顯上帝的大能。 同時,她也提醒身在苦難中的人們:“讓我們不要去查詢、追究痛苦的來源與根由,這是超出我們的範圍的。”

她生前留下遺言,要將她的日記和私人資料燒毀,因此,她的那部半自傳體《死亡,別狂傲! 》一書,可以讓我們略窺她自己面對死亡與病痛時的心情。 這本只有130多頁的小書,在她過世前半年出版,之後卻一連再版20多次。 其中,最能貼切地表達出所有認識她的人對她的追念之詞的,是這本小書附錄中,她自己寫的一篇短文《悼亡友》。

她拒絕被塑造成一個堅強的人。 她曾說那些過度誇耀她的人——「只是愛上了我的影子」。 她身體雖不強壯,生命力卻很頑強,曾留下「與其咒詛黑暗,不如燃燒自己」的名言。 她的一生就像一根蠟燭,將生命完全為主焚燒,而且燒盡了。

莊祖鱘,芝加哥三一神學院跨文化學博士,現在波士頓牧會,同時任教於數間華人神學院。

原載《海外校園》雜誌網站,蒙允轉載,略有編輯。

本文是「中國近代史上深具影響力的女性基督徒」系列文章之一。

Church Life

余慈度:現代中國教會復興的女先鋒

二十世紀初,英國屬靈復興運動傳到美國及東亞,余回到中國之時,正好趕上聖靈復興的浪潮。

Christianity Today December 18, 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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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是「中國近代史上深具影響力的女性基督徒」系列文章之一。

二十世紀初期,中國教會在戰亂與政治動盪的時局中,許多有誌之士投入革命救國和新文化運動;另有一群基督徒卻以「福音改變人心」的信念,帶領了多次屬靈 大復興。 這當中有一位極為重要但卻少為人所知的女性奮興佈道家余慈度(Dora Yu,1873-1931),在這股屬靈復興的洪流中扮演了先鋒性的角色。 受到余慈度影響而投入屬靈復興運動的人很多,其中極為著名且極具影響力的是倪柝聲。 有人說:“中國教會中,沒有余慈度,就沒有倪柝聲。”

余慈度1873年(清朝同治12年)出生於浙江杭州美國長老會的差會大院裡,她的父親當時是教會的學習傳道。 生長在這樣的屬靈環境,余慈度自幼就開始操練祈禱,並建立對神單純的信心。 1888年(15歲時),她的父母送她到蘇州的博習高等醫學堂求學;然而沒過幾年,父母便雙雙病逝。 所幸有一位傳教士甘博師母 (Josephine P. Campbell) 對她照顧有加,在靈命及生活上成為余慈度的良師益友。

1896年余慈度以博習高等醫學堂首屆女畢業生的身份光榮畢業,之後便隨著甘博師母到韓國宣教,成為中國第一批跨文化宣教的傳教士。 在韓國前後六年的時間,余慈度參與了教育、醫事及傳福音事工。 由於當地教會的人數增長迅速,她的服事極其繁重,長期處於過勞的狀態,使她的身體不堪負荷終於病倒,於1903年返回中國。

同時,英國屬靈復興運動像一股巨流,正從威爾斯(Wales)傾瀉而出又傳向美國,接著到東方的印度、韓國,再流向中國的東北及至整個中國。 而余慈度這時刻回到中國,正好趕上了這波聖靈復興的浪潮,成為神重用的器皿。 自此之後,聖靈奮興的烈火因著她的講道燃燒了整個中國教會。

1904年開始,余慈度經過禱告後,決定放棄行醫,開始全職服事主,並且成為中國第一位脫離西方差會金錢供應,完全憑信心生活的傳道人。 這樣的操練並不容易,然而這成了余慈度此後行事的準則,她就像中國內地會的戴德生一樣,絕不開口向人提及有關任何金錢上的需要,只是透過禱告將所需 的告訴神,神也一次又一次地讓她經歷信實的供應。 她曾見證說:“神知道我的信心軟弱幼稚,因此祂以特殊的方式向我顯現;常常在我不知道第二天的供應從哪裡來的時候,神就及時地為我預備。”

余慈度不僅憑信心生活,也憑信心為神說話。 她講道的內容以及屬靈能力的來源,絕對跟她「不住地禱告」有很大的關聯。 余慈度曾見證,自孩童時代開始,她說話就有咬舌頭的毛病,有時連話都說不清。 但神卻揀選她擔任奮興佈道會的主講人,而講道的內容也總是經歷神的供應。 甚至有時會眾都已經入場了,余慈度還不知道該說什麼;然而,當她一開口,神就把應講的話放到她口中,並且大大地祝福這些聚會,引領了許多人悔改信 主。 據聽過她講道的人回憶,她的信息非常有能力,當她呼召時,聽眾前面的地上都是一排一排的淚水。

身為奮興佈道家,「聖靈的恩賜」是非常必要的,但神卻讓余慈度看見「生命比恩賜更重要」。 因此,她的講道時常提及“順服聖靈的引導”,特別是“對付罪”的功課。 於是她所主講的講道會,都可以看到「那使人為罪自責的聖靈臨到會眾身上……,各種各樣的人都一個接一個地去尋找與他們出過問題的人,彼此存 著真誠悔改和深切謙卑的心……淚流滿面,互相認罪並尋求對方的赦免。”

余慈度在凡事上追求連於元首基督、讓神純潔她的思想和話語;雖然她是個眾所周知的奮興佈道家,但她仍謙卑地承認:「縱然我在許多事上仍然很幼稚,也 很愚昧,但神竟然用我微弱的見證,把祝福賜給祂的子民。」如此敬虔的生命,為神所重用,許多深具影響力的基督徒,例如:倪柝聲以及他的母親倪林和平,就是在余慈度的講道會上悔改認罪、並把自己一生奉獻給主。

1927年,余慈度受邀到英國參與凱西克大會 (Keswick Convention),並擔任大會的主要講員。 她是唯一被邀請到這個西方著名的研經培靈營會主講的中國傳道人。 之後兩年,余慈度因長期奔波、積勞成疾而病倒,罹患末期乳癌。 1931年,當宋尚節、丁立美、季志文、趙世光、石美玉等多位新一代傳道人興起,中國屬靈復興運動邁向另一波高峰之際,餘慈度安詳地回到了主耶穌的 懷抱。

從余慈度的一生,我們可以見證,神在每個時代都呼召祂要使用的器皿,但唯有願意順服、全然擺上的人,才能真正為主所用。 1900年到1920年這段期間,上帝藉著余慈度這位神國英雌,在中國點燃了福音的火炬;更藉著她影響了新一代的傳道人,傳承這項屬靈復興的使命 。 余慈度先鋒性的角色,在中國教會歷史上具有重大的時代意義;她所結出的屬靈果子,至今仍在全球華人教會當中發揮影響力。 她就如希伯來書11章4節所說, “雖然死了,卻因這信仍舊說話!”

蘇文峰牧師,海外校園機構創辦人、現任董事會主席,教會歷史專家。 丁怡嘉,目前就讀於美國正道神學院家庭事工科,與丈夫一起在賓州從事全職學生事工。

原載OC橄欖社群「教會歷史中的傑出女性」專題,蒙允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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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美玉:海歸女醫療宣教士

她除了是個傑出的醫生,更是一位為主火熱的宣教士。

Christianity Today December 18, 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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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是「中國近代史上深具影響力的女性基督徒」系列文章之一。

一百多年前的清朝,大部份女姓還裹小腳,受著「女子無才便是德」的束縛時,有一位名叫石美玉(英文名Mary Stone,1873-1954)的女性, 竟然19歲就出國學醫,得到美國正式的學位。 她歸國後開醫院,建造孤兒院,創立佈道團和神學院,並成為像餘慈度一樣的女佈道家。

1873年石美玉出生於湖北省黃梅縣,後來隨父母搬到江西九江。 她的父親石宅嵎是美以美會的華人牧師,母親則是教會女校的校長。 石美玉從小在一個富有愛與溫暖的環境中長大,父母因有基督信仰,不願盲從一些中國的傳統習俗,不讓她纏足。 為此石美玉在民風保守的江西老家,因有一雙大腳丫而家喻戶曉。

石美玉的父親,受過一位美國女醫療宣教士的影響,生發了讓女兒也接受醫學教育的念頭;期許她將來從事醫療服務事業,造福人群。 於是在1892年(光緒八年)將石美玉送往九江一所教會學校儒勵女子中學接受基礎教育。 這所學校的校長昊格珠(Gertrude Howe)發現石美玉比同齡的孩子更聰明、勤學,便把她留在身邊親自教導。 直到1892年昊校長返美時,決定將她和另一位同學康成帶回美國,接受醫學教育。

1892年秋季,她倆進入了一流學府密歇根大學(University of Michigan)醫學院就讀。 在這四年當中,石美玉全力以赴,於1896年(光緒22年)以名列前茅的成績,被授予醫學學位。 畢業典禮當天,她和康成兩人穿著傳統中式的女裝,接受學校讚美。 她們可說是中國女性在美國著名大學取得醫學文憑的創舉。 畢業後,石美玉毫不猶豫地謝絕了被學校聘用的大好機會,迫切地想要回國,創辦醫院救治祖國同胞;於是她和同學康成一起接受美以美會婦女國外部(Women's Foreign Missionary Society of the Methodist Church)的差派,正式成為女性醫療宣教士,回到中國。

石美玉和康成兩人回到江西九江,立即展開醫療傳教的工作。 她們回到家裡的第一天,就被請去為一位難產的婦女接生,成功救了這對母女。 憑著高超的醫術和仁心濟世的精神,她倆很快就贏得了九江百姓的信任與愛戴。 在最初的一年裡,她們診療了將近兩千三百多人次,第二年更超過了五千人次。 隨著慕名而來的病人日趨增多,原先的診所不敷使用,石美玉便靠著她極佳的人緣,向美國朋友請求捐款,得到芝加哥名醫但德福(I.N. Danforth)的慷慨相助,建立了 但福德醫院(後來的九江婦幼醫院),由石美玉出任院長。

為了傳授醫學知識,培育中國優秀的醫療護理人員,石美玉親自動手編寫教材,把英文醫學書籍翻譯成中文。 她非常注重培養學生的獨立思考和臨床判斷能力;在九江的20多年間,石美玉一邊行醫救人,一邊培育了500多名護理師。 其中,被稱為中國護士之母的伍哲英,就是石美玉用心栽培的畢業生之一。

石美玉為了醫療事業,全然擺上自己的時間、體力,得到當地民眾的尊敬與信任。 有一次,她生病在家休息,九江知府竟然貼出告示,禁止任何馬車經過她居住處門口前的街道,以免影響她養病。 由此可見她受到大家愛戴的程度。

美國醫療傳教士裴敬思(Edward Carter Perkins)當時到九江訪問後,寫了一篇《一窺中國之心》,描述石美玉的工作:「等我們能回來吃完晚飯,已經很晚了,而到了 就寢的時間,石醫生並沒有得到長時間的休息。因為她養育的孩子中最小的那個,衛斯理·梅,凌晨時突發很厲害的咳嗽。咳嗽大約從3點鐘開始,石醫生起來陪著 他,沒再睡覺,就這樣開始了又一天辛苦的工作。這一天中有許多的求助,許多受病痛折磨的門診病人,以及許多要做出的決定。說到做決定,石醫生最不尋常 的特點之一就是她能快速做決定,並能在做決定時毫無遲疑。”

石美玉除了是個傑出的醫生,更是一位為主火熱的宣教士。 她1896年回國後的50幾年間,正值民國成立、新文化運動、軍閥割據、抗戰、內戰的時期,也是中國教會主張自立自傳,並屬靈大復興的時期。 1918年她和蔡蘇娟等幾位基督徒共同成立了“中華國內佈道會”,這是第一個由中國人自己建立的佈道組織,專門差派傳教士到中國偏遠地區傳福音,對中國教會的 宣教事工影響深遠。 1920年她也和美國女傳教士胡遵理(Jennie Hughes)在上海成立了伯特利會(Bethel Mission)和伯特利醫院,由她親自訓練醫院的護士、帶領查經班,提供她們靈命與 知識並進的教育,希望在此受訓的女子都能夠成為獨當一面、並且傳福音的護士。

1931年在石美玉主持下的“伯特利環遊佈道團”,由季志文和宋尚節等五人分工合作,在中國13省和東南亞各地帶領了極大的屬靈復興。

石美玉在每一次拓展新事工時,只要出現資金短缺的情況,就會帶領同工開口向神禱告,勸勉說: 「經費會有的,主會按著所需賜予我們。」很多次在禱告 過後,神就差派匿名的奉獻者把剛剛好的金額送來,一次又一次真實地經歷神供應他們一切所需。 也因如此,石美玉的信心愈發堅定,她也更坦然無懼地放膽為主傳揚福音。

從1898年到1949年,石美玉先後在國內創辦了醫院、學校、護理醫校共達15所,她是中國西醫中最早將現代醫療服務送到農村的人。 她終身未婚,卻收養了殘障兒童、棄嬰、孤兒近千人。 晚年,她雖然因為戰亂而旅居美國洛杉磯,心中仍然時常惦記著故鄉的一切,到處傳福音並向美國教會傳遞中國的需要。

1954年12月30日,石美玉安詳地回到主的懷抱中,享年81歲。

回顧石美玉的一生,她把最美的青春年華獻給了中國的醫學事業,更是為神國的事工擺上畢生心力。 她學成後選擇回到祖國,將自己的專業和福音結合,不僅改善了中國的醫療體系、造福了同胞的健康,更是為主添得了千萬個得救的靈魂。 石美玉曾說過:“就是從我粗糲的一生中榨盡青春年華,悉數奉獻於主,仍覺不夠。”

石美玉的生命就像她的名字一般,是神所揀選、雕琢,樸實卻又閃亮的美玉,在中國歷史的洪流中熠熠生輝。

蘇文峰牧師,海外校園機構創辦人、現任董事會主席,教會歷史專家。 丁怡嘉,目前就讀於美國正道神學院家庭事工科,與丈夫一起在賓州從事全職學生事工。

原載OC橄欖社群「教會歷史中的傑出女性」專題,蒙允轉載。

本文是「中國近代史上深具影響力的女性基督徒」系列文章之一。

香港的宿命論:COVID-19和中國的影響是上帝的旨意嗎?

這樣的想法在香港教會內外皆有展現。

Christianity Today December 18, 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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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為《今日基督教》宿命論特別系列 的香港篇

國文化因著受到道教和佛教的影響,宿命論的想法根深蒂固。中國人普遍相信人的一生從出生起就有上天決定的宿命。父母往往會在意嬰兒何時降生到這個世上,因為出生的日期和時間是嬰兒未來ㄧ生福祉的決定性因素。

他們也相信與宿命論有關的三個相互關聯的要素,從影響最大的到影響最小的依次是:命運、運氣和風水。「一命二運三風水」是一句流行的諺語。中國人的傳統觀念認為,我們的命運有70%由運氣決定的,我們只能改變剩下的30%。如果一個人的運氣「不好」,據說風水可以改善他或她的處境。

2019年,香港面臨了前所未有的社會動盪,而COVID-19的大流行則進一步影響了香港。前者導致了國家安全法(NSL)的頒布,後者則因政府過於嚴厲的封鎖政策導致在港外籍人士的流失。許多迷信的商人認為,根據古代宿命論的經典著作之一,《紫微斗數》的預言,香港將面臨長期繁榮後的關鍵時刻。

基督徒對宿命論和過去四年發生的事件的解釋和反應則有些兩極化。保守派基督徒選擇接受這個被上帝預定的局面,他們的回應往往是基於《羅馬書》第13章。他們選擇調整自己以適應國家安全法下的新常態,因為政府的政權應是上帝所命定的。在另一端,更靠近進步主義的基督徒被「上帝要求憐憫和公義」這句話喚醒。他們同情社會運動,並根據《彌迦書》第6章為受壓迫的人們大聲疾呼。對他們而言,受難的基督在社會動盪中體現,並認為「公民不服從」是以基督之名所行的正義行為。

自那以後,教會變得高度分裂。某些大型教會的參與人數減少了30%-50%。許多人質疑神在香港的作為,他們選擇移民,不再去具有結構性的教會,或自行成立新的基督徒社群。

近期,教會領袖和神學院學者開始對過去幾年在香港發生的事情作出神學解釋,並在教會繼續前行的過程中提出新的教會學框架。其中一個引人注意的解釋是「受苦的基督」在香港的體現。和在中國的主內肢體ㄧ樣,上帝將原本滿足的基督徒群體帶進苦難裡,使我們不再將信心放在繁榮的經濟上,而是更貼近上帝。神正在管教教會,以使教會成聖,香港教會可能會經歷一段過去50年未曾經歷過的逼迫和苦難。

在不利於宗教信仰的大環境中,有越來越多的討論是關於我們有必要為在中國內陸的主內肢體樹立信實見證的榜樣。一些行動甚至逐漸成為一種趨勢。例如,某些主要宗派下的地方教會必須獨立組建,以便未來出現來自當局的挑戰時,減少對該宗派的影響。還有一些教會透過組織家庭教會式的主日敬拜,嘗試分散領導權和牧養權。還有一種「微型教會」的試驗,即教會授權年輕人在他們中間進行領導,甚至主持聖餐,但不主持洗禮。

雖然上帝對人類有個總體性的計劃,並確定萬物的預定時間,這是聖經真理,但我相信上帝也允許我們參與管理地球,並為我們在生活中所做的決定負責。我們應該均衡、全面地教導聖經真理。對內,我們必須根據神的話語來教導基督徒,讓他們了解預定論、自由意志及其後果,以及這兩種觀念如何互不排斥。從外部來說,我們應該裝備基督徒,使他們有能力回應各種思想流派中盛行的宿命論想法,並揭開其權威來源的神秘面紗。宿命論往往隱含著一種「因行為稱義」的救贖觀,但基督徒必須與非基督徒分享因信基督而稱義得救的道理。

KK Ip為灣仔EFCC國際教會主任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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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s

楊苡:忘不了教會學校的女翻譯家

「中西十年」一直是她內心所珍藏的美好回憶。

Christianity Today December 18, 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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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是「中國近代史上深具影響力的女性基督徒」系列文章之一。

楊苡(1919—2023),本名楊靜如,中國女性翻譯家、作家。 她最有名的譯著Wuthering Heights至今仍以她命名的《呼嘯山莊》最為盛行傳神。

楊苡出生於天津的書香世家,祖輩有四位曾在晚清時考入翰林。 楊苡兄長楊憲益和丈夫趙瑞蕻也是著名文學家或翻譯家。 楊苡的家族是個書香世家。 祖母是四川總督吳棠的女兒,叫吳述仙。 傳說因吳棠有恩於掌權前的慈禧,後慈禧格外照顧吳家,楊家也跟著沾光。 楊苡的父親楊氍璋曾任中國銀行天津分行行長,是中國第一代銀行家。 他因病死於1920年之後,庶出的二奶楊苡的母親徐燕若堅定地要求一子兩女不要放棄讀書,即除楊苡與楊苡的哥哥楊憲益之外,還有後來成為古典文學研究專家的楊 苡的姐姐楊敏如。

1927至1937年的十年間,楊苡就讀於天津中西女校。 這所民國時期的教會女校,全稱“天津中西女子中學”,是美國美以美會創辦的。 美以美會在中國辦了不少教會學校,包括燕京大學、金陵大學,還有金陵女子大學等。

中西女校雖然校址設在貧民區,但校園裡都是洋派的漂亮建築,設施齊全,中英文圖書藏書豐富,不過學費也貴,是一所比較“貴族”化的學校,學生大都來自 有頭有臉的人家(如顧維鈞大使的女兒)。 中西女校具體的目標是培養淑女,規矩嚴格,特別注意學生的儀表舉止、禮貌等,吃飯前也要唱基督教的謝飯歌曲。 但整個學校的氣氛又是寬鬆的,老師對學生很友善。 學校裡宗教色彩的課和活動,對女學生來說也有遊戲的意味。 朝會唱基督教歌曲,聖經課說故事。 在中西的教育中,音樂是重頭戲,楊苡說學生們是在「歌聲中成長」。 楊苡晚年回憶在中西女校的十年,她是「玩過來」的,那個學校簡直是給她最多快樂的一個樂園。

中西女校雖是教會學校,但似乎不直接向學生傳福音,校內並沒有佈道,學生們聽佈道要去附近的教堂,而且為了不影響上課,出去聽佈道都是在晚上。 而楊苡在校外竟然聽到當年著名的佈道家、從美國留學歸來的宋尚節博士(“Dr.宋”)的佈道,並且因此“被說動”而信主。

楊苡晚年追述自己的「重生」經歷:

Dr.宋佈道極煽情,有一次……說著說著他從衣服裡拿出一個小棺材,挺精緻的,裡面有很多紙條,上面寫著基督教定義的各種罪。 他抽開擋板,把紙條一張一張拿出來念:仇恨、嫉妒、偷竊……聽完後誰要是要求悔改了,就走到前頭去。 我的好朋友、同班的,一個個都往前走……說服了就登記,先悔改,然後是要求「重生」。 「重生」就是一對一的約談,當面向牧師說出你的“罪”,悔過了,你就“重生”了……我犯了什麼罪呢? 我覺著我沒說過謊,沒打過人,沒罵過人,沒偷吃東西。 貪婪、偷竊、仇恨……我都沒有,甚至考試做小抄我也沒有。 我想來想去也想不出,宋牧師就啟發我:嫉妒過沒有? 我說我嫉妒過,嫉妒我姐姐,因為我母親愛她,不愛我。 好,總算有個罪了。 他就把一隻手放在我頭頂,另一手豎起來指天,讓我「重生」──這就通聖靈了…

宋尚節講道用小棺材當道具多半是真的,但楊苡對基督教信仰中的罪、重生和聖靈的工作的認識顯然是非常膚淺和不確的。 儘管她自己認為“這就算信上帝了”,其後有一段時間甚至還跟同學一起組織了一個“佈道團”去向其他人傳福音,但她對自己到底信的是什麼,可能還相當糊塗。 所以當她後來再思想自己由宋尚節帶領「重生」的經歷時,會「越想越覺得像氣功」。

到楊苡初中快畢業時,中西女校發生了一個變化。 原先教會學校都是自我管理的,現在國民黨政府推出了新政策,要求所有的學校都要在教育部立案,教會學校也要納入國民教育系統。 首先,校長必須由中國人擔任。 匯文中學的劉校長兼任了中西的校長,原來任校長的範愛德教士改任教務長。 其次明顯的變化是周一的朝會不唱聖歌了,改唱《中國國民黨歌》,還增加了教黨義的課,楊苡覺得「沒意思極了」。 後來共產黨作為地下黨也滲透到中西女校。 還好中西的心理課楊苡很受益,給他們上心理課的範教士(範愛德)對文學的興趣也感染了楊苡。 國中畢業後,楊苡的「中西十年」像她畢業歌所唱的「像一道光」遠去了,卻也長久地在她心裡發酵,照亮她後面的歲月。

1935年,一二·九運動爆發後,楊苡開始給流行小說《家》的作者巴金寫信,從此楊苡與巴金一生中多次互寄書信。 後來她又認識了巴金哥哥李堯林,兩人發展了一份友誼之上、愛情未滿的情誼。

1937年,楊苡在教會學校畢業後,保送至位於天津的南開大學,但受七、七事變的影響,天津淪陷。 1938年7月7日楊苡離開天津,經香港轉程越南後到昆明西南聯大外文系學習。 她認識了沈從文,舍友有蕭珊(後為巴金妻子)與王樹藏(蕭乾女友)等。 楊苡也參加了校內穆旦等人組織的高原文學社,參加了全國抗戰文藝協會雲南分會的活動,並在《大公報》上發表過多篇詩歌散文,其譯自英國詩人拜倫所著的 敘事長詩《棲龍的囚徒》在《現代文藝》雜誌上發表。

1940年,楊苡與同學趙瑞蕻登報結婚。 婚後,楊苡轉至金陵女子大學就讀,但因生育導致課程被耽擱。 1942年楊苡隨趙瑞蕻到中央大學外文系借讀。

抗日戰爭勝利後,楊苡在南京的國立編譯館翻譯委員會擔任翻譯工作,參與了《羅馬帝國衰亡史》和《馬可波羅遊記》的翻譯工作。 1954年,楊苡開始了翻譯《呼嘯山莊》的工作。 楊苡不滿意先前梁實秋的中譯本將此書名譯為《咆哮山莊》。 1955年,楊苡譯著《呼嘯山莊》由巴金主持的上海平明出版社出版。 反右運動中,楊苡譯著《呼嘯山莊》、趙瑞蕻譯著《紅與黑》都遭到批判。

文化大革命期間,楊苡哥哥楊憲益被捕入獄,楊苡也被批鬥,參與勞動改造。 1980年後《呼嘯山莊》得以再版。 1987年,範用出版《雪泥集:巴金致楊苡書簡劫餘全編》一書,該書收集了巴金寄給楊苡的67封信,楊苡為此書中的書信做注。 1990年,楊苡譯著《呼嘯山莊》轉由譯林出版社出版,其精裝本被英國勃朗特故居博物館收藏。 2023年1月27日,楊苡在南京去世,享年104歲。

楊苡雖然在教會學校讀書的時期有「信上帝」的經歷,但是她的信心非常膚淺。 她在自述中也講到,那段時間她常常禱告。 有一次家裡東西丟了,她虔誠地跪在墊子上禱告,結果東西找到了,她感覺「上帝顯靈了,就接著信」。 但「國中會考時,我又試了一下:我的數學成績一直不好,心裡特別緊張,於是禱告上帝讓我過關,結果數學還是沒及格。我覺得我那麼虔誠,花了那麼多時間,上帝 沒幫我什麼忙,後來就不信了。”

楊苡離開中西女校後,不但逐漸遠離了基督教信仰,她的文學生涯在後來時代的左翼浪潮中也開始左轉,令人扼腕嘆息。

但一直到晚年,在教會學校的「中西十年」都一直是她內心所珍藏的美好回憶。 她後來唯一口述自傳,主要只寫到抗戰勝利她三十歲之前的經歷,就停在那裡了。 不知道她是否覺得後面的年紀不堪回首? 在她的文學生涯中,她能夠堅守內心的一份寧靜淡泊,是否與她早年在教會學校接受的教育和薰陶有關呢? 20世紀八十年代她翻譯的英國詩人威廉·布萊克的《天真與經驗之歌》,充滿對詩人彌爾頓所述的人的墮落的反思,對純真的心靈的嚮往,對仁愛的上帝的頌 贊,是否也代表她自己在信仰上的重新感悟與反思?

但願楊苡滄桑的一生,如她早年在教會學校所唱的《渡死海歌》(Crossing the Bar)所述:「…讓那無量深處所湧現的,重返家鄉黃昏與晚鐘聲過後 ,便是黑暗,但願毫無痛苦,這番辭行,我好揚帆,我雖必須辭別時間空間,這遠隨了潮頭,我卻希望與我舵工會面,當我入海時候。阿門」。

張蘊艷,獨立學者,愛荷華大學等多間歐美大學訪問學者,曾任上海交通大學文學院副教授。

本文是「中國近代史上深具影響力的女性基督徒」系列文章之一。

Church Life

吳貽芳:中國首位女大學校長

金陵女子大學的教育目標,就是實踐校訓“厚生”,而 “厚生”的含義來自約翰福音10章10節。

Christianity Today December 18, 2023
Illustration by Elizabeth Kaye / Source Images: Wikimedia Commons

本文是「中國近代史上深具影響力的女性基督徒」系列文章之一。

南京的金陵女子大學(簡稱金女大)是中國第一所專為女性設立的高等學府。 金女大1913年成立以來,最知名的校友莫過於吳貽芳(1893-1985)。 她是第一屆畢業生,1928年出任校長,是中國教育史上最早的女性大學校長,也是《聯合國憲章》簽署的第一位女性。

吳貽芳畢生為國家無私地奉獻,致力於女性教育和社會服務工作;民國初期甚至得到「男有蔡元培,女有吳貽芳」的美譽。

吳貽芳1893年出生於湖北武昌,家中排行老三。 她的父親是清朝一名小官。 吳貽芳小時候也曾包覆小腳,後來才解放。 她和姊姊吳貽芬自小就對新辦的西式教育充滿嚮往,父親拗不過她們的堅持,終於允許她倆進入杭州弘道女子學堂。

然而,1909年是吳貽芳終生難忘的一年。 她的父親因一筆公款案被迫投江自殺,讀大學的哥哥因受不了打擊也隨父投江。 不久,母親因病過世,姊姊悲傷至極也選擇了懸樑自盡。 吳家只剩下她和妹妹以及70多歲的祖母。

在短短不到兩年的時間裡,吳貽芳遭逢痛徹心扉的家變,在心中烙下了難以撫平的傷痛。 所幸,住在杭州的姨夫陳叔通收留了姊妹倆,對她們視如己出,資助吳貽芳完成了高中學業。

1915年,在高中老師的引薦下,吳貽芳進入南京金陵女子大學就讀,成為該校第一屆的9名學生之一。 在校期間吳貽芳不僅成績名列前茅,更被選為金女大學生自治會會長。

1919年中國正值五四運動學潮,吳貽芳毅然帶領同學走上街頭,抗議北洋政府軟弱無能的外交政策。 同年,吳貽芳順利從金陵女子大學畢業,成為中國第一批獲得大學文憑的女性。

在金女大期間,吳貽芳接觸了基督教信仰。 據她回憶,在她因家庭的悲劇深陷痛苦之際,有一位基督徒同學「彰顯出基督的榮光和對她的關懷,將她從深淵中拉拔出來。」於是,吳貽芳在基督信仰裡 找到了生命的價值和意義,更引導她日後以服務人群和社會作為一生的信念。

大學畢業後不久,吳貽芳獲得美國密歇根大學針對婦女教育的巴伯(Barbour)獎學金,前往美國深造,先後獲得了生物學碩士和博士學位。 吳貽芳在美國依然展現她過人的領導才能,擔任全美華人基督徒學生會主席。 她對於自己有幸深造感到任重而道遠,曾說:「人們常告訴我們,到美國接受高等教育的機會是極少的,因此我們這樣的人一旦回國,就要承擔重大的責任。」她 對自己的期許也是如此,希望有一天能將自己所受的栽培回饋祖國。

1928年,國民政府開始從教會手中收回辦學自主權,全中國的教會大學不得由外國人擔任校長,導致金女大的第一任校長德本康夫人(Matilda Thurston)被迫辭職。

那年吳貽芳剛好完成了博士學位,意外的接到母校發來的電報,邀請她回國擔任金女大校長。 經過再三考慮,吳貽芳決定放棄原本從事教學研究的計劃,接受母校的聘任。 1928年11月,吳貽芳剛滿35歲之際,正式就任金陵女子大學校長,成為當時中國最年輕的校長!

吳貽芳領導的金女大,有明確的教育目標,就是實踐校訓「厚生」。 「厚生」的意思來自《約翰福音》10章10 節耶穌的話:「我來了,是要叫人得生命,並且得的更豐盛。」吳貽芳說:「人生的目的,不光是為了自己活著 ,而是要用自己的智慧和能力來幫助他人和社會。這樣不但有益於別人,自己的生命也因之而更豐滿。”

吳貽芳以這種服務的概念教育學生,鼓勵她們參與社區、國家的專案,並且提供實際服務的機會。 她在成都附近設立服務站協助當地民眾,她自己更是完美地詮釋了「厚生」的涵義。

吳貽芳對待學生和同事慷慨大方。 有一次她發現一位去農村服務的學生沒帶雨衣,她不假思索地將自己的雨衣借給那位學生。 此外,她也時常將演講得到的額外收入捐給學校或有需要的人,可說是徹底實踐了「厚生」的理念。

蘇文峰牧師,海外校園機構創辦人、現任董事會主席,教會歷史專家。 丁怡嘉,目前就讀於美國正道神學院家庭事工科,與丈夫一起在賓州從事全職學生事工。

原載OC橄欖社群「教會歷史中的傑出女性」專題,蒙允轉載。

本文是「中國近代史上深具影響力的女性基督徒」系列文章之一。

Church Life

宋美齡:基督徒第一夫人

經歷許多政治上的幻滅,宋美齡仍持守「基督教救國」的信念,並扶持福音在中國和台灣的傳播。

Christianity Today December 18, 2023
Illustration by Elizabeth Kaye / Source Images: Wikimedia Commons

本文是「中國近代史上深具影響力的女性基督徒」系列文章之一。

在中國近代史上,有一位中國最高統治者的夫人,她的名字在中國大陸叫「宋美齡」,在台灣叫「蔣宋美玲」,在英文世界叫「Madam Chiang”(「蔣夫人」,也叫 Soong Mei-ling)。 宋美齡(1898-2003)是「中華民國」第一至第五屆總統蔣中正(字介石)的妻子,第六、七屆總統蔣經國的繼母。 雖然宋美齡更多是以「中華民國第一夫人」的身份作為政治人物為世人所知,但是至少在使用中文的基督徒當中,她的基督教信仰也常被提及。

宋美齡出生於上海,其父宋嘉澍(字耀如,英文暱稱Charlie Soong, 又稱“查理宋” )原名韓教準,是廣東省文昌縣人,年輕時曾在美國范德比爾特(Vanderbilt)大學 神學院學習神學,畢業回國後擔任衛理公會牧師,後經營出版業,靠著為美國聖經協會印製和批發《聖經》、為衛理公會印基督教小冊子及為其他 宣教機構印製讚美詩,賺得「第一桶金」致富。 1895年中國基督教青年會(YMCA)成立,宋耀如也是青年會最早的領袖之一。

宋美齡的母親倪桂珍是上海一位牧師的女兒。 宋美齡有兩個姊姊、一個哥哥、兩個弟弟,她的大姊宋靄齡後來嫁給中華民國行政院長兼財政部長孔祥熙,二姐宋慶齡嫁給中華民國「國父」孫中山,後來還當過中華人民共和國名譽 總統. 宋氏三姊妹被中國人視為「 20 世紀中國最顯耀的姊妹組合」。

1907年,年僅9歲的宋美齡跟二姐宋慶齡一起來到美國。 1909年,她進入皮德蒙特學院(今Piedmont University)上學,成為「小留學生」;1911年,進入衛斯理安女子學院(Wesleyan College)就讀;1913年,轉入韋爾斯理學院(Wellesley College) 攻讀英國文學和哲學。 後來宋美齡自述在美國留學10年,她「除了還是黃臉孔以外,一切都已經美國化了。」1917年宋美齡畢業回到中國,父母請了私塾老師為她補習中國文史。 她早期在上海基督教女青年會(YWCA)擔任英語教師及在上海工部局兒童勞工工作委員會擔任秘書,與一些來自西方國家的宣教士有合作、同工。

1927年12月1日,宋美齡和時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的蔣介石由基督教青年會全國總幹事餘日章証婚,舉辦了基督教婚禮,“二婚”的新郎和年輕的新娘在上帝和眾人面前宣讀了 「情願遵從上帝旨意…終身不渝」的誓詞。 有報紙在標題上戲稱蔣「中」正與宋「美」齡聯姻是「中美合作」。 那一年的夏天,蔣剛完成捕殺共產黨和左派人士的「清黨」活動(「四一二政變」),鞏固了自己的權力。 儘管有許多人認為他們的婚姻包含了蔣希望藉宋家跟美國拉關係、宋也貪圖蔣在政治上的勢力等功利性目的,因而將其視為「政治婚姻」,但他們似乎也無法否認蔣 跟宋彼此之間也有「真心的愛慕」──蔣介石追求宋美齡有五年之久,兩人才終成連理。

宋美齡與蔣介石的婚姻,最廣為人知的一點就是蔣為了娶宋,答應了宋母的要求,歸信基督教。 關於宋美齡自己的信主經歷,網路上很多文章都提到她母親篤信基督教,對她有很深的影響,但根據宋美齡的自述,母親的言傳身教雖然幫助她「在不知不覺中,吸收了不少主的道理」,但「甚至我和蔣先生結婚之後,我實際上還沒有重生。」直到1931年宋母去世,宋美齡才經歷了「第一次的靈性轉機」。 那時蔣介石政權既面臨日本侵略的威脅,又忙於「剿共除亂」,宋美齡常常心煩意亂,她後來回憶那些年:「許多的困難叫我心灰意冷,幾瀕於絕望,而母親卻已不在世間,不能天天為我們禱告了。」這迫使宋美齡自己開始注重禱告,對信仰更認真。

令宋美齡慶幸的是,宋母在過世之前,帶領蔣介石「正式歸主」(蔣在1930年10月「不顧黨內同志的反對」受洗),而蔣也「信守」向宋母許下的諾言 ,婚後堅持每天查考聖經。 蔣原本喜愛中國傳統文化而對基督教非常陌生,在母親過世後,宋美齡繼續幫助蔣學習聖經,包括幫助他「明白舊約中復雜繁奧的真理(這是一件頗為煩難的工作)」。 宋美齡後來披露,靈修在她跟「蔣先生」的婚姻生活中佔據重要的地位:「每天早上六時半我們一起禱告、讀經,並討論彼此的心得。每晚就寢前,我們也在一起禱告 。」

1930年代,蔣介石在中國城鄉推行「新生活運動」,任命宋美齡為「“婦女指導委員會指導長」。 宋美齡非常努力地想要藉助教會的力量,強調用基督教家庭價值觀改造社會,稱婦女是「改造家庭價值的原動力」。 然而有不少人認為蔣介石本人的基督教信仰只是停留在表面的虔誠而並未真正影響他的政治生涯,他治理國家的手段背後的哲學和信仰似乎更接近中國傳統的儒家思想,甚至有人認為是沒能擺脫「青紅幫」之類的黑道思維。

1936年,「西安事變」爆發,蔣介石被綁架。 宋美齡臨危不亂,提出和平解救蔣的主張和方案。 蔣在獲救後見證說,「每日早晨的靈修習慣,是一塊支持並供給我力量的磐石。」蔣在被劫持期間見到宋美齡,跟她分享了「耶和華在地上造了一件新事 ,就是女子護衛男子」(耶利米書31:22)的經文。

1938年,宋美齡所著《我的宗教經驗譚》出版;1940年,《基督教與新生活》出版,蔣夫人在這兩本書中論述了她對基督教信仰及其對社會、文化、政治的影響 的看法。

抗戰爆發後,宋美齡作為第一夫人的政治影響力達到高峰。 在國內,她組織婦女工廠和戰時學校,親手為抗戰國軍縫製衣服;在國外,她幾次作為蔣介石的個人使者到美國訪問、到國會演講,尋求美國對中國抵抗日本侵略的支持, 以東方女性的美麗和魅力、雍容高雅的風度和流利的英文贏得美國政界和民眾對中國的同情和慷慨捐助,三次成為《時代》雜誌的封面人物。

1943年,美國首都華盛頓特區的方椎(Foundry)衛理公會教堂在彩繪玻璃窗上為羅斯福總統表述的「四大自由」各鎸刻一名聖經人物和一名現代人物,宋美齡被選為亞洲及 女性的代表,肖像被刻在教堂的彩窗上。

儘管「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介石領導的「黨國」在美國的幫助下贏得了抗日戰爭,但其內部的腐敗和無能也日益加劇(宋家和宋靄齡所嫁的孔家結成的「孔宋集團」尤其在金融和貿易特許權等方面成為國民黨腐敗的代表),中國公眾的不滿也日益增加。 加上國民黨組織長期被共產黨滲透,導致在與共產黨的內戰中節節敗退。 最終,毛澤東領導的共產黨在1949年奪取政權,蔣介石領導的「中華民國」撤退到台灣,以「反共復國」為目標據守在台灣。

在台灣居住的年歲中,宋美齡繼續在政治領域發揮影響,輔佐蔣介石的統治,而其公共言說顯著地將基督教信仰作為「反共救國」的精神支柱。

1950年,宋美齡出任新成立的「中華婦女反共抗俄聯合會」(「婦聯會」)主任委員,同年2月1日,成立「中華基督教婦女祈禱會」(後來由周聯華牧師擔任監督——週 後來成為蔣介石、蔣經國兩代總統的「兩蔣牧師」)。 祈禱會每週三下午舉行,後來擴散到台北各地,每三個月舉行一次聯合大會。 宋美齡特別著重在軍醫院和軍隊中的心理輔導和牧養工作,常常邀請計志文、趙世光等佈道家來佈道。 蔣夫人領導的「婦禱會」和「婦聯會」在1950年代後在眷村(退伍軍人)事工、病弱幼兒關懷、女性權利、校園福音事工等方面做出了很多貢獻,尤其對台灣 「國語教會」的發展有許多助益。

1953年,一萬多名「反共義士」從中國大陸經韓國來到台灣,其中大部分在聽到福音後決志信主,蔣夫人鼓勵歸主協會開設函授聖經課程,培養他們的靈命。 1950年,蔣介石夫婦在台北士林官邸建立小教堂「凱歌堂」(此前在1948年宋美齡曾創辦台北「南京凱歌堂」),「第一家庭」每個主日必定準時出席在那裡的禮拜, 後來在他們在日月潭和梨山的行館也建有名為「耶穌堂」的小教堂。

1961年復活節,宋美齡在士林教堂分享了一篇演講辭,再次明顯流露出「社會福音」的傾向:「耶穌基督的為人點燃了人類的想像之火,他的言行已經成為被人類接受的 智慧、道德、仁愛和人道的標準觀念。由於他心靈的純潔和他所領導的積極生活,他已永遠成為古今中外基督徒的典範…”

1967年,宋美齡接受天主教輔仁大學授予她名譽董事長的稱號。 除了擔任輔仁大學董事長,蔣夫人也參與了台灣東吳大學、衛理女中何耕莘文教院等教育機構的創建與發展。

1975年4月,蔣介石突發心臟病逝世。 9月,宋美齡赴美,從此常住美國紐約,她發表公開信解釋原因是“在長期強撐堅忍、勉強悲痛之馀,及今頓感身心俱乏,憬覺確已罹疾,亟需醫理” 。 10月和11月,葛理翰(Billy Graham,葛培理)佈道大會在台北舉行,宋美齡受邀擔任大會榮譽主席。

宋美齡遺孀居美國後,仍然時常透過發表書面演講和公開信等等方式參與台灣島上的政治。 1986年到1991年蔣夫人「回流」台灣,親力親為、參政議政,甚至曾把時任總統的李登輝召到士林官邸訓話,給人強勢幹預的印象。 1992年,台灣監察院透過「宋美齡赴美使用通行狀暨士林官邸長期佔用公地」彈劾案的調查報告。 從此以後,宋美齡退出政治「江湖」,在紐約深居簡出,幾乎跟外界斷絕了接觸。

2003年10月24日,105歲的蔣夫人在其曼哈頓的豪華寓所與世長辭。 台灣及海外各界,包括中國大陸民間及官方,紛紛表示哀悼

儘管在大多數華人基督徒當中,蔣宋美齡被視為對基督福音多有積極影響的「基督徒第一夫人」,世人對她的一生的評價卻是褒貶不一,對她有負面印象的人 也不少。 當年美國總統杜魯門曾稱侵吞美援的蔣宋孔家族「個個都是賊」。 羅斯福夫人埃莉諾曾說蔣夫人「可以把民主談得很漂亮,但她不知道如何生活在民主政治裡。」很多人批評宋美齡在個人生活中愛慕虛榮、驕橫奢華、脾氣古怪、沒有憐憫心腸 ,也有人認為她和蔣介石的婚姻是貌合神離,常常慪氣爭吵,暗藏諸多不和諧的矛盾衝突,並不是基督徒婚姻的良好見證。

另外,雖然宋美齡對台灣的“國語教會”的發展的確有很多扶持與幫助,但也有一些台灣基督徒認為在台灣蔣介石統治的戒嚴時期受到蔣夫人保護和扶持的只是「黨國基督徒」,而政治傾向不同的台灣長老教會等教會其實是遭受蔣介石「黨國」的壓制和監控的。 (不過,宋美齡本人是否參與這樣的逼迫,或在其中扮演了怎樣的角色,筆者沒有找到明確的歷史記載。)

從基督教信仰的角度來看,宋美齡倡導及她試圖影響蔣介石施行的「基督教愛國主義」也值得今天的華人基督徒反思和警醒,尤其因為在華人基督徒當中持有「用基督教來救中國」的 思想和情懷的人似乎還不少。 宋美齡曾說「在我看來宗教是很簡單的事情。其意義就是盡我心、我力、我意,以實行上帝的意志,」但是把這樣的理念具體落實到政治和家庭生活中,卻 遠非簡單的事情,蔣夫人自己的見證確實也有很多令人嘆息的缺失。

宋美齡在1934年發表的《我的宗教觀》一文中講到自己的基督教信仰經歷了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留學歸國後「極度熱心愛國,渴欲為國家做事」;第二階段是 因母親去世“頹喪消極”,但因為蔣介石信主感覺“與上帝更接近了”;第三階段是“所願都出於上帝的旨意,而不是自己的旨意。”從1934年到2003年蔣 夫人逝世,有近70年的時間。 不知經歷了許多政治上的幻滅的宋美齡,是否對自己的「基督教救國論」有所反思? 但願她晚年有所悔悟,真地越來越與主親近,越來越順服在上帝的旨意之中。

Sean Cheng是《今日基督教》中文主編。

本文是「中國近代史上深具影響力的女性基督徒」系列文章之一。

Books

這個聖誕節,讓我們「躺平」吧!

與其為了慶祝耶穌降生忙得損害靈命,不如學習休息,得享耶穌所賜的真正平安。

Christianity Today December 18, 2023
Edits by Christianity Today / Source Image: Getty

近幾年在中文網路上流行一個詞,叫「躺平」。 這是一種求而不得、從而放棄的消極心態。 但是身為基督徒,我們是有底氣和自由去在「得安息、享平安」的意義上「躺平」的,特別在這個忙碌的聖誕節前夕。

忙於過節損害靈性

對許多中國基督徒來說,每年聖誕節前的一段時間是一年中最為忙碌的日子:排練詩歌、話劇、小品,準備佈道會,準備在家裡的聚會,買禮物,朋友、家人團聚,再 加上年底工作壓力也遠勝平時,導致許多基督徒的「發條」不得不擰到最緊,像個陀螺一樣轉個不停。 常常經歷過如此忙碌的一段時間之後,我們的生活節奏會被完全打亂,過完聖誕後,需要花很長時間去調整和恢復。

在大部分中國基督徒的眼裡,聖誕節的意義重大。 尤其在聖誕節越來越商品化的今天,許多教會更是希望努力挽回這個基督教節日的屬靈意義,因而熱心傳福音、邀請更多人來教會,帶領慕道友信主。

這些想法都很好。 但問題在於,我們常常在這些活動中投入了太多的時間、精力,以致於我們的日常生活以及屬靈生命,都受到了影響。 例如,許多弟兄姊妹為排練聖誕節的節目請假,或犧牲了陪伴家人的時間;許多教會直接給每個小組下達任務,而導緻小組的正常查經、禱告會時間被佔用,小組牧養 秩序被打亂。

根據我自己曾經在校園團契服事的觀察,聖誕節前後,往往是參加禱告會的人數明顯減少,大家參與團契、教會生活的意願明顯降低。 當帶領者關心問候時,學生會以準備期末考為由來解釋,但實際上這跟聖誕節期間耗費了過多的精力不無關係。 緊接著經歷1個多月的寒假,再開學時,很多人就不來團契了。

後來在和幾位學弟妹交流時,他們告訴我,其實在準備聖誕節的過程中他們壓力非常大,一方面學業重,另一方面排練又耗費大量的時間,但又似乎不能抱怨, 因為都是為上帝做的。

當我問他們,有沒有想過換個方式過聖誕節,例如不用像往常一樣準備節目,有位學弟表示,從小到大他老家的教會,聖誕節就是要表演節目,到了求學的城市,教會 也是這麼過聖誕節,所以他完全沒想過聖誕節還有其他的方式。 甚至如果不這麼過,他心裡沒有安全感。

可見許多弟兄姊妹對於聖誕節應該怎麼過的理念,是來自“教會的傳統”,一旦這些外在的形式被剝離,有些人就會覺得無所適從。 我覺得教會可以做的,是引導弟兄姊妹靜下心來,思考聖誕節的真諦。

耶穌賜你真正平安

對於成長在基督徒家庭的我來說,我也曾經長時間認為,聖誕節就是一個大派對——小時候是別人費心費力地準備這個派對,我只負責吃喝玩樂;後來我也開始參與準備派對中 ;再到後來常常身心俱疲,無比空虛。

世俗的文化、教會的熱衷,給我們造成一種錯覺,以為聖誕節就應該是很熱鬧的,白鬍子老爺爺(聖誕老人)、蠢萌的麋鹿、松樹、雪花,還有像星星一樣一閃 一閃的小燈帶,都讓我們迷失在熱鬧的氣氛中。

但這些其實跟聖誕節的真正的意義沒有關係。 甚至,聖誕節不僅僅是慶祝耶穌基督的生日。 在我的家鄉,有各種偶像的生日,人們為慶祝他們神明的生日殺豬宰羊、大擺筵宴。 如果我們的慶祝只是在這等意義上,那麼我們大概辜負了聖經作者故意不告訴我們耶穌確切生日的「良苦用心」。

當我們記念耶穌降生的時候,我們其實也在記念祂的死與復活。 祂的死勝過了這個世界罪對我們的威脅與轄制;祂的復活帶給我們永生的盼望和喜樂。 因此,我們會把耶穌降生的那個夜晚,叫做「平安夜」。 這個嬰孩,祂來到這個星球的意義,和其他人完全不同,祂為這個罪惡世界帶來了拯救,為痛苦的人類帶來了真正的平安。

因此,親愛的弟兄姊妹,當我們在聖誕節忙於辦佈道會或福音營等活動,我們對著慕道友唱著「耶穌賜你平安,耶穌賜你真正平安…」時,我們是否先得到 了平安?

當我們戴著兩個黑眼圈,全身透露著疲憊和慌亂,向人講述這個關於「平安」的大好訊息時,人們是否從我們身上看到平安?

當我們呼召說「凡勞苦擔重擔的人,可以到耶穌面前來,你們就必得著安息」時,我們自己是否依然擔著許多重擔(比如聖誕節期間不得不做的服事)而不能安息 ?

我們是否因著要籌備一場周全、完備的活動勞心勞力,卻忽略了我們也需要在這位嬰孩的恩典里安息? 我們是否在兩個月裡,忙到無暇靈修,就連正常小組牧養都被打亂,以至於陷入長久的靈命低潮期? 我們為什麼要做這些事? 是內疚感、責任感,還是怕脫離傳統而不安,覺得這是一件不得不做的事? 我們的安全感到底是建立在什麼之上?

我們是否相信,在這個動盪不安的世界,我們所傳遞出的內裡的平安,因著聖靈的工作,比外在的形式更有力量,以此吸引人來就近基督?

我並不是想要否定教會舉辦聖誕活動的意義,我只是希望我們能明白,在一切行動與活動之前,我們需要先回到耶穌的恩典中——耶穌所賜的平安,是我們並沒有,也不 需要付上任何代價就能得到的。 耶穌基督道成肉身,為我們而死,為我們復活──祂付上了全部的代價,使我們得到這平安。 我們需要的是領受這平安,並且在我們的生命中活出這平安,使人可以感受到這平安。

基督徒在聖誕節學習“躺平”,不是消極放縱,也不是無所事事,而是把我們的不安全感、把我們自以為能換取上帝祝福的小心思、把我們害怕沒做好事情被上帝懲戒 的擔憂,都卸在基督的恩典中。 傳統的形式不能桎梏我們的心,年末的傳福音“KPI”,也不會使我們充滿罪惡感,上帝不是那個鐿銥必較、鐵面無情的自動販賣機。 當我們的心裡有平安,我們無論做什麼,都不會陷入忙亂焦慮;當我們心裡有自由,任何事都不會讓我們覺得心力耗盡。

所以,今年聖誕節,讓我們把心“躺平”,回到基督的恩典中享受安息吧。

賽啞,教會同工,現住中國東南。

原載《舉目》網站,蒙允轉載,略有編輯。

馬利亞回應中的遲疑

12月18日將臨節靈修

Christianity Today December 18, 2023

到了第六個月,天使加百列奉神的差遣往加利利的一座城去,這城名叫拿撒勒;到一個童女那裡,是已經許配大衛家的一個人,名叫約瑟,童女的名字叫馬利亞。天使進去,對她說:「蒙大恩的女子,我問你安,主和你同在了!」馬利亞因這話就很驚慌,又反覆思想這樣問安是什麼意思。天使對她說:「馬利亞,不要怕,你在神面前已經蒙恩了。你要懷孕生子,可以給他起名叫耶穌。他要為大,稱為至高者的兒子;主神要把他祖大衛的位給他,他要做雅各家的王,直到永遠;他的國也沒有窮盡。」馬利亞對天使說:「我沒有出嫁,怎麼有這事呢?」天使回答說:「聖靈要臨到你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要蔭庇你。因此,所要生的聖者必稱為神的兒子。況且你的親戚伊利莎白,在年老的時候也懷了男胎,就是那素來稱為不生育的,現在有孕六個月了。因為出於神的話,沒有一句不帶能力的。」馬利亞說:「我是主的使女,情願照你的話成就在我身上!」天使就離開她去了。—路加福音1:26-38

路加福音第1章中,我們看到關於天使如何來到馬利亞身邊以及她如何勇敢回應的美麗記載:「我是主的使女,情願照你的話成就在我身上!」這段話應讓每位信實的讀者充滿敬畏和驚奇,但最重要的是:充滿感激。路加福音這幾節經文是整本聖經裡最重要的樞紐或轉捩點之ㄧ。它們是對創世紀一開始那悲劇性轉折點的回應:夏娃選擇不順服的那一刻。

夏娃的選擇為所有人類帶來可怕的後果。她對蛇的聽從剝奪並削弱了我們真正的人性——想當然,蛇所承諾的事與事實恰恰相反!但是,若說夏娃背棄了上帝,也背棄了所有人類,那麼,馬利亞則是心甘情願地面對上帝。馬利亞勇敢的對上帝說出的「我願意」歡迎著耶穌進到這個世界。如今,在基督裡,每個人都能自由選擇是否歡迎上帝。歡迎上帝既包含著在人間的充實生活(即使有種種限制),也包含與祂同在的永生。

我們的上帝是自由與愛的上帝,祂不會強迫任何人。相反的,祂彬彬有禮地等待著我們選擇認同並接受祂的愛。當我們讀到這些經文時,我們幾乎屏住呼吸,好像自己親眼看著那個關鍵的時刻:上帝願意進到這個世界拯救我們,而馬利亞在那一刻代表所有人類說話。她會說什麼呢?她會願意獻出自己整個生命,使她的生命有機會煥然一新,永遠的被改變嗎?或者她會迴避這個重擔?

在第37和第38節之間,我們感受到一種令人敬畏的沉默,一種猶豫不決的痛苦,但當我們聽到馬利亞的回應時,我們感到無比的欣慰和喜樂。馬利亞的「我願意」不僅永遠改變了這個世界,也為我們樹立了基督徒生命的榜樣。今天,上帝也呼召我們不要害怕,敞開心扉,回應祂:我也是祢的僕人,照祢的話成就在我身上吧!。希望下面這首十四行詩能加深人們對馬利亞在那個時刻所經歷的遲疑及重要性的理解:

我們所見甚少,只停留在表面,

我們算計著一切事物的表象,

被自己的目的拉扯著,

我們錯過了天使翅膀的閃耀,

他們在我們周圍閃爍著喜悅,

他們的眼睛、翅膀和車輪如漩渦展開,

守護著那些我們計劃要摧毀的美善,

就是隱藏在天父世界裡的榮耀。

但在這一天,一個年輕的女孩停下,

注視著祂榮耀的光芒,

張開眼睛和心,她聽到了呼喚聲;

上帝榮耀的應許雖尚未實現,

但當她作出了選擇,時間靜止了;

加百列跪下,連根羽毛也不敢動,

道成肉身的主,等待著她的回答。

(此首十四行詩,《聖母領報》,來自《四季之聲》(坎特伯雷出版社,2012年),經作者許可使用。)

默想:

花時間想一想馬利亞對天使帶來的信息的回應。她對上帝的計劃勇敢的說「我願意」,對你的信仰旅程有何啟發和挑戰?你可以在哪些方面像馬利亞那樣培養出開放的心及願意降服於主的精神?

Malcolm Guite曾任劍橋大學吉爾頓學院牧師和終身院士。他廣泛地事奉於神學及文學方面的教學和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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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世之初的悸動

12月17日將臨節靈修

Christianity Today December 17, 2023

愛子是那不能看見之神的像,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先。因為萬有都是靠他造的,無論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見的、不能看見的,或是有位的、主治的、執政的、掌權的,一概都是藉著他造的,又是為他造的。他在萬有之先,萬有也靠他而立。他也是教會全體之首。他是元始,是從死裡首先復生的,使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因為父喜歡叫一切的豐盛在他裡面居住。既然藉著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便藉著他叫萬有,無論是地上的、天上的,都與自己和好了。— 歌羅西書 1:15-20

年的這個時候,我們都會被五顏六色的節日代表物轟炸,這些繽紛的事物向我們展示著一個完美祥和的節日,以及所有能讓我們滿足的禮物。想像一下,愛上一些你從未見過的東西是什麼感覺?即使你尚未完全理解你所愛的(禮物)是什麼,心裡仍夾雜著一種奇怪的緊張苦楚跟期待:期待得到滿足,人生因著這份禮物而更美好。那麼,愛上一個你從未見過的人,又是什麼感覺呢?

這其實是母親們非常熟悉的感受,她們在看到嬰兒的臉龐前就能感受到他們在子宮裡的活動。也許這就是馬利亞在漫長的九個月中,在她的肚子逐漸變大時的感受。她試圖去理解這個事實:那微小的跳動和拳打腳踢是至高者之子最初的動作。兩千年來,上帝在山頂以煙、火、甘露和雲彩等各種形式顯現祂的存在。人類不可能——也被禁止——試圖描繪上帝的形象。祂是無形的,無法被簡化成圖像,也無法被人類的眼睛所理解。

真正的敬拜總是能拿捏好上帝的內在性和超然性。若非透過祂的道成肉身,我們怎能理解這是種什麼樣的敬拜呢?上帝在祂的恩典中使不可見的變為可見,選擇作為我們之中一員住在祂的子民中間。然而,祂不僅以脆弱的人類樣式降臨,更選擇以人類最軟弱的狀態——嬰兒的狀態來到世上。上帝成了無助的受造物,有著人類最基本的需求:吃飽穿暖,保持乾淨。我們難以想像,上帝的豐盛能以某種方式容納在一個三公斤重的新生兒身上。這個嬰兒是創世主,在時間開始前就已經存在,在萬物中至高無上。這個連自己的頭都抬不起來的嬰兒,卻能維持著萬事萬物。躺馬槽裡的耶穌可能是我們意想不到的樣貌,但一個謙卑、有著僕人心腸並使人和好的上帝卻正是我們需要的。

隨著故事進一步的展開,祂的形象變得更加清晰。在一個弱小的軀體裡,上帝喜樂地居住著。以這樣的形象向我們顯現自己並非上帝的義務,也不會讓祂感到不方便,反倒是祂的喜樂。即使是現在,為著我們的益處和喜樂,上帝仍樂於彰顯自己,即使在祂不需要這樣做的時刻,仍願無私地給予我們,以謙卑君王的身份統治我們,因為祂喜樂這樣做。祂的喜樂帶來和解,恢復祂創造之初一切事物應有的樣貌,並揭開面紗,讓我們能面對面地見到祂。

祂的形象正是我們所需要的上帝的形象:一位以謙卑、僕人樣式、樂於使人和好為我們榜樣的上帝。從創世之初到馬槽,到上十字架,再到末世的新創造,祂維持著萬物的運行。

默想:

想一想母親感受著子宮裡嬰兒動作的比喻,這如何加深你對馬利亞的經歷和耶穌道成肉身的意義的理解?思考耶穌道成肉身所體現的上帝的內在性和超然性之間的張力,一個無助的新生兒的形象如何挑戰我們對權力和偉大的理解?

Caroline Greb 是一位妻子、母親、家庭主婦、美術家和《Ekstasis》雜誌的助理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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