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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亚洲的“鬼月”被聖靈充滿

隨著農曆鬼月的結束,神學家解釋為什麼聖靈論對亞洲基督徒更加重要。

Christianity Today August 26, 2022
Vincent Thian / AP Images

在亚洲,農曆七月一日是地獄的門打開的日子,鬼魂從這天開始能在人間自由遊蕩去探望他們的親人。

中元節的起源故事也是如此。東亞和東南亞的華人尤其重視這個節日。今年的鬼月從公曆 7月26日開始,於8月26日結束。中元節則在今年的8月12日舉行。

《濡我以靈風——普世聖靈論的華人獻呈》的合編者陳廷忠 (Justin Tan)說,雖然人們常說中元節起源於佛教,但更準確的說法是,中元節為源自道教的中國民間信仰。

“民間信仰相信,善跟惡時時刻刻圍繞著人們,” 他解釋道。 “這有點感覺像是,惡魔和天使無所不在。”

不少亞洲的基督教領袖都同意這種觀點。但他們同時担心慶祝鬼月似乎把鬼提升到可以與上帝分庭抗禮的程度。教會不會跟從民間信仰的想法,反而會將這個月份視為教會深思自身對鬼及聖靈的理解的重要時刻。

陳說,這種反思應該起始於華人基督徒公開承認靈界的存在。

“靈界的運作在亞洲特別活躍,我們必須面對它,” 他說。 “在西方國家你可以說你沒必要在乎這個議題。但在亞洲,你無法不面對它。拒絕討論它只會對我們造成傷害。”

防備鬼魂及孝敬祖先

因為意識到靈界的無所不在,人們常常特別怕鬼——尤其那些因遭遇不幸、暴力事件或做壞事而過世的 “餓鬼” —- 會在鬼月襲擊他們。不少亞洲網站都發佈了人們在鬼月不能做的 情的清單,例如不能踢用來祭祀這些鬼的食物、不能把衣服晾在外面、不能去游泳、最好不要舉辦婚禮。

“人們在這個月的言行舉止都非常謹慎。他們努力想安撫那些邪靈,” 陳廷忠說。

安撫鬼魂的普遍方法就是向他們祈禱,或用食物祭祀、燒紙錢來 “餵” 他們。在新加坡常見到人們把食物供品放在人行道上,或在組屋 (即公共住房) 的空地或公共區域擺放金爐燒香紙。搭七月歌台及中國戲曲表演也是為了 “娛樂” 這些遊蕩的鬼魂。

在香港和台灣,個人、公司、學校和非營利組織會為過世的祖先準備米飯、湯、餅乾或汽水。

這些地方的基督徒通常會避免參與這些和鬼魂有交集的儀式,尤其是祖先崇拜的儀式。人們透過祭祀食物及燒紙製品——通常是做成名車或名牌包等奢侈品的形狀——來減輕祖先的痛苦及讓他們 “享受” 來世的生活。

因為敬重長輩符合聖經的教導,實行孝道又是中華文化重要的一環。華人基督徒可能會因為無法以這些傳統方式向祖先表達敬意而感到害怕及內疚。

“祖先崇拜是個複雜且精細的系統,” 加勒特福音神學院(Garrett Evangelical Theological Seminary)的新約教授楊克勤 (Khiok-Khng Yeo)說。 “年輕一代在試圖安撫和敬重祖先時也許會有的恐懼是可以靠著福音信息克服的。福音告訴我們,愛不是出於強迫、懼怕或驚駭。愛賦予我們自由,讓我們知道我們是上帝所造及深愛的。”

與邪靈的接觸

很明顯的是,在這些地區,靈——無論是聖靈或邪靈——都不只是個抽象的概念,而是真實且日常存在的實體。

“奧古斯丁曾說,惡是善的缺失。然而在亞洲,惡不僅是個哲學概念,還是真實存在的,”陳廷忠說。 “在我們遇見聖靈以前,我們通常已有和邪靈接觸的經驗了。”

對陳廷忠而言,基督教信仰當然站是在民間信仰的對立面。因為基督教相信上帝創造了一個美好的世界,而不是一個二元的世界。然而即使是基督徒也很難擺脫二元世界觀。

“基督徒不會認為鬼魂真的會從地獄中被放出來,因為是上帝在統管整個世界。但即使如此,他們還是會對超自然現象感到害怕,” 陳廷忠說。

“基督教剛傳入亞洲時,西方宣教士曾說這些想法只是迷信。但華人無法放下這些想法,因為他們在日常生活中隨處可見邪靈的展現。我自己也經歷過。”

在馬來西亞長大的陳廷忠曾親眼見過被鬼附身的人,而天主教跟新教在馬來西亞都有為人們趕鬼的服事。

在台灣,基督徒透過他們自身的神學理念來理解這些在外遊蕩的鬼魂的存在。

“神學上保守的基督徒認為這些只是一代代傳下來的、沒有真實性的神話人物。靈恩派的基督徒則更傾向於萬物有靈論,認為這些遊蕩的鬼魂是聖經裡說的會傷害人的 ‘魔鬼’,所以他們會進行相對應的活動,例如用 ‘行走禱告’ 來驅逐鬼魂。” 宣教學家Paulus Pan 說。

而中國政府利用“走火入魔”(被邪靈附身)這個想法來打擊宗教信仰。

“這讓中國人很害怕”,因為政府將邪靈附身的想法與基督教聯在一起。” 在富勒(Fuller)神學院研究末世論和中國宗教與科學的馮成偉說。(雖然鬼月起源於中國,但跟農曆新年和中秋節相比,這個節日在中國並沒有太多人參與。馮將此歸因於中國在過去十年間對任何形式的宗教活動展現敵意的關係。)

對馮成偉而言,華人對靈界的敏銳感知不僅僅局限於中元節期間。而且這樣的感知定義了華人的世界觀。

“這種感知深深植根於我們的文化教養中。但這並不意味著我必須是佛教徒或道教徒才能相信靈界的存在,” 他說。

然而有這樣的世界觀也並不意味著聖靈與其他種靈處於平等地位。

“聖靈的工作總是全人關懷的,”馮說。 “祂也許會輕輕推你一把引起你的注意、試著說服你,但從不會強迫任何人去信仰祂。

“而邪靈不會讓你更完整。它的暴力有著自我瓦解性。”

對華人基督徒而言,被聖靈充滿是上帝同在的證明,也是在鬼月及非鬼月期間免受邪靈攻擊的保障。

“意識到這個世界有著表象及靈界的層次,才是更忠實看待這個世界真實樣貌的方式,” 馮成偉說。新約用的也是這樣的語言,而新約所展現的世界也是這樣。 如果我們想理解現今世界所發生的事,單單使用現代科學的語言可能不夠。 基督教信仰對現今世界的理解超越科學所能給的知識。”

“被聖靈充滿”

“亞洲,尤其是中國,是早期五旬節教派宣教士最喜歡的禾場,”艾倫·安德森 (Allan Anderson) 在《去到天涯海角: 五旬節教派和世界基督教的轉變》中寫道

雖然近幾年亞洲基督教五旬節派人數的數據很缺乏,但皮尤研究中心 (Pew Research Center)2006年的一項研究指出,五旬節派基督徒佔了亞洲3.5%的人口。雖然菲律賓和韓國的五旬節派在其人口中的比例最高,但五旬節運動在華人之間也很受歡迎,尤其受到海外華僑歡迎。

“吉隆坡、新加坡、泗水、雅加達和馬尼拉等城市中多數的五旬節派信徒都是中產階級的華人,” 新加坡社會學家Terence Chong在 2015年一篇論文中寫道

一般來說,亞洲的五旬節派及福音派在屬靈經歷上的差異反映出全球原有的分歧,但可能因著語義上的差異導致亞洲人在聖靈的教義上有多種不同的態度。

“香港福音派人士傾向於避談聖靈,因為在粵語中‘靈’容易與‘鬼’混淆’,”愛丁堡大神學院講師 Calida Chu說。 “福音派也因這種混淆而批評五旬節派把靈跟鬼混在一起,但這是一種誤解。”

正因如此,“被聖靈充滿” 這個詞並沒有常常被香港福音派使用,Chu解釋說。

那神學上還有什麼接近的說法嗎?香港福音派用了 “上帝在引領我”。

Chu也描述了香港福音派在敬拜詩歌及講道上的神學失衡。

“除了五旬節教派,很少有人提到聖靈。在中國的文化背景下人們非常謹慎,以至於沒有人寫過任何跟聖靈有關的詩歌。如果你發現一首詩歌裏有一些跟聖靈有關的東西,那很可能是西方宣教士寫的。”

馮成偉引用中文單字“氣”或 “生命氣息” 這個詞來幫助中國大陸的基督徒理解基督教神學中聖靈的概念。他說,”被聖靈充滿” 在中國大陸的教會很受歡迎——他把這個現象歸因於五旬節運動在1930至40年代間的傳播,以及倪柝聲等領袖的帶領。

馮說,雖然西方國家似乎全神貫注地在討論屬靈恩賜的體現,例如受過聖靈的洗後就會說方言等,但華人基督徒 “較少陷入這場辯論,因為他們更在乎的是聖靈能釋放人的這個能力”。

聖靈釋放人的能力在中國的 “996” 工作文化中尤為明顯。很多年輕的中國專業人士一週有六天要從早上9點工作到晚上9點。

馮說:“在日常生活裡,人們常發現自己的身體被工作完全佔據,他們的靈魂被 ‘擠壓’ 去工作或照顧家人。有了聖靈,除了心理健康外,人們重新燃起照顧自己靈命健康的興趣。”

為福音打開大門

陳廷忠說,亞洲的華人基督徒對於靈界經常有害怕及著迷兩種混合情緒。但對他來說,這是傳福音的起點。

“如果有聖靈,就一定有邪靈。中國人能馬上理解到這點,” 陳廷忠說。 “如果我們承認世界上有邪靈這個事實,我們同時也能說我們的上帝掌管著這個世界。而祂是愛與真理的神。”

陳說,華人基督徒無法忽略聖經中提到信徒不是 “與屬血氣的爭戰” (以弗所書 6:12),以及 “魔鬼如吼叫的獅子”(彼得前書5:8)。

“西方國家總是有想要擺脫迷信以及聳人聽聞的題材的趨勢。但這不會在亞洲發生,因為這裡的人日常生活就是得跟靈界面對面,” 他說。

這可能會讓每年的這個時候成為接觸教會以外的人的好時機,但也可能不會。

“一些牧師試圖在鬼月期間傳福音,將其重新定義為 ‘和平月’,但台灣人還沒有接受這個想法,” Paulus Pan說。

Pan觀察到,一般來說,華人基督徒常在探訪人、與有需求的人相處時分享他們的信仰。更靈恩的教會則會施行奇蹟及預言性的醫治,“透過展示聖靈的能力來吸引人們加入。”

“超過一千名年輕的專業人士剛在中國受洗,”馮成偉說。 “那裡的福音運動很大程度上要歸功於聖靈的工作。”

當陳廷忠與有心理健康問題的人交談時,他談論他們的心理狀態,但也談論靈界的因素及對他們生活的影響。他從沙漠教父那裡尋求與靈界打交道的智慧,並將希望照進亞洲人民的生活。

如陳所說:“荒漠教父知道被魔鬼攻擊意味着什麼。他們對靈界保持警惕,但並不害怕它。他們的掙扎既是屬靈的,也是心理的。在亞洲,我們也必須把兩者結合起來。“

翻譯: Yi-Ting Tsai,校對:Sean Che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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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數福音派牧師表示婦女可以帶領查經及其他事工

最近的調查顯示,浸信會是最不可能支持婦女擔任執事或主任牧師職位的。

Christianity Today August 26, 2022
Thomas Vitali / Unsplash

大多數的新教牧師認為婦女可以在他們的教會擔任主任牧師。但是,在不同宗派之間的看法有相當大的差異。

生命之道研究所(Lifeway Research)向美國新教牧師提出問卷,調查在他們的教會裡,婦女是否可以擔任六種領導角色的位置。在這六種位置中,支持婦女擔任主任牧師的僅僅超過半數,但是,支持她們在其他的位置上服事則得到廣泛的認可。

有9成左右的牧師認為婦女可以在他們的教會擔任兒童主日學牧師(94%),委員會主席(92%),青少年牧師(89%),以及成人查經教師(85%)。

支持女性擔任執事(64%)及主任牧師(55%)的人數更少一些,但只有1%的牧師認為婦女不可以擔任任何有領導地位的位置。還有不到1%的回答認為不確定。

“不知道背景的人可能會認為,對於女性在教會中可以在什麼位置服事的各種不同意見只是出於一些不近情理或過時的觀點。但這些不是意見的問題,而是解釋聖經的角度問題,”生命之道研究所執行董事麥康奈爾(Scott McConnell)說。“這個問題已經爭論了幾個世紀,不同教派的聖經學者對聖經的含義得出了不同的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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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派之間的差異

由於對聖經解釋在細節上有不同的理念,不同的新教教派對擔任某些領導職務的婦女有不同程度的開放程度。一般來說,主流教會的牧師說,與福音派教會相比,他們的教會對女性可以擔任的角色的限制較少。

福音派和主流(mainline)教會的絕大多數牧師都表示,女性可以擔任兒童牧師(94%和97%),委員會領導人(93%和95%),青少年牧師(89%和95%),以及男女混成的成人聖經學習教師(84%和95%)。

在執事和主任牧師的角色上出現了分歧。八成的主流教會牧師(79%)表示,執事的角色應該對女性開放,而56%的福音派牧師同意這一觀點。在主流教會牧師中,76%的人說女性可以成為他們教會的主任牧師。只有不到一半的福音派牧師(44%)也這麼說。

“與其他領導角色相比,一些牧師之所以把女性擔任牧師與擔任執事甚至教導男性區別開來,是在於他們如何解釋聖經,”麥康奈爾說。“在使徒保羅的書信中,他向教會發出關於這些具體角色的指示。但新教教會對他的意圖有不同的看法。”

所有宗派團體的大多數牧師都說,婦女可以成為兒童的牧師,青少年的牧師,委員會領導人,或者在他們的教會中男女混同的成人聖經學習教師。

具體來說,衛理公會和五旬節派牧師比復原主義運動、信義會和浸信會牧師更有可能說婦女可以成為兒童或青少年的牧師。衛理公會教徒最有可能說女性可以成為委員會領導人(98%),最有可能允許女性在教會中成為男女混同的成人聖經學習教師(100%)。信義會(77%),浸信會(74%)和復原主義運動(62%)牧師最不可能說他們的教會對女性擔任男女混同聖經學習教師持開放態度。

大多數衛理公會(88%)、五旬節派(83%)、長老會/改革宗(81%)、無宗派獨立教會(79%)和信義會(60%)牧師表示他們的教會允許女性擔任執事。大約一半的復原主義運動(49%)牧師同意。浸信會(29%)最不可支持女性可以成為他們教會的執事。

超過3/4的衛理公會(94%)、五旬節派(78%)和長老會/改革宗(77%)的牧師說,女性可以成為他們教會的主任牧師。信義會(47%)和非宗派獨立教會(43%)的教會更加分裂,而更少的復原主義運動(25%)和浸信會(14%)牧師表示,他們的會眾對女性擔任主任牧師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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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新教有一些歷史分支中的個別教派太小,無法在這項研究中單獨分析,但值得注意的是,這些類別中的教派在這個主題上可能會有很大差異,就像在不同的信義會和長老會教派中經常看到的那樣,”麥康奈爾說。

其他人口統計學的差異

宗派並不是揭示女性在教會中角色差異的唯一因素。

年長的牧師和小教會的牧師更有可能說女性可以擔任主任牧師。年長的牧師——55至64歲(60%)和65歲及以上的牧師(59%)——比18至44歲的牧師(49%)更有可能說他們的教會允許女性擔任主任牧師。出席人數少於50人的教會的牧師(66%)和50至99人的牧師(59%)比100至249人的教會的牧師(46%)和250人或以上的牧師(41%)更有可能說女性可以成為會眾中的主任牧師。

非裔美國牧師最有可能說,女性可以在他們的教會中擔任青少年的牧師(97%),並且比白人牧師更有可能說女性可以成為男女同校的聖經學習老師(95%對84%)。

美國東北部教會的牧師對女性在某些方面擔任領袖更加開放。他們是最有可能說女性可以作為執事(77%)或男女同校的聖經學習老師(89%)在他們的會眾中做領袖的人。

“雖然使徒保羅提到了幾個特定教會角色的差異,但男女在教會中地位的任何差異都到此為止,”麥康奈爾說。“當討論一個人與上帝的關係時,他教導說,'不分猶太人、希臘人,自主的、為奴的、或男或女,因為你們在基督耶穌里都成為一了”(加3:28)。

翻譯:賀宗寧(T. N. H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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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告訴我們要在暗中禱告,但他也和朋友們一起禱告

在團體中代禱對基督徒生活來說至關重要。

Christianity Today August 25, 2022
WikiArt / Edits by CT

20 世紀初,有一位年輕的中國女性患有罕見的慢性疾病,她在黑暗中度過了大部分的歲月。蔡蘇娟(Christiana Tsai)躺在黑暗的臥室裡,月復一月,年復一年,最終她學會了禱告。她的祈禱之旅收錄在《暗室之后——蔡蘇娟》(Queen of the Dark Chamber)一書中,這本書深深地塑造了我年輕時的信仰。從她身上,我學會了如何堅持禱告,以及在禱告中要有熱誠。我了解到,當我們沒有辦法與其他人待在一起時,禱告可以表達對他們的愛和支持。因此,我認為禱告是一種崇高且喜樂的呼召。

蔡蘇娟深深地啟發了我,但她的榜樣僅限於一種情況:當我們遠離生活的困擾和責任,獨自一人禱告時。我們常常強調獨自禱告的重要性,本‧巴特生(Ben Patterson) :“我所成長的傳統中,我相信在壁櫥裡獨自跪下禱告是最偉大的禱告,因為能與全能的神一對一。”

除非你熟悉馬太福音 6:6 的經文,否則在壁櫥裡禱告聽起來會很奇怪。耶穌指示他的門徒去內室(內室字面上的意思是儲藏室),並且關上門,“禱告你在暗中的父”。

獨自禱告當然是聖經中一種禱告的方式,但如果我們讀經只想到要在壁櫥裡禱告,就會錯過豐富多樣的禱告方式。

馬太福音 6 章中,禱告是耶穌登山寶訓中的一部分,緊接在奉獻的教導之後,而禱告之後則是禁食的教導。所有三個主題,耶穌都說要“在暗中”或“私下”進行。我們在教導和講道中提到禱告時,經常會抬高暗中的禱告,高於所有其他形式的禱告。如此一來,我們可能會錯過與他人一起禱告時所帶來的益處和力量,也有可能看不見聖經中許多一起禱告的故事。

我寫過一本書,叫做《禁食:超越食慾的靈性自由》(Fasting: Spiritual Freedom Beyond Our Appetites)。當我為這本書進行採訪時,我開始以全新的視角來看馬太福音 6 章所用的語言,包括奉獻、禱告和禁食。我採訪了幾十位禁食的人,並請他們將我介紹給其他禁食的人。大多數的美國受訪者都引用馬太福音 6:16-18 作為基礎,表示要在暗中單獨禁食,僅有少數的美國人會與他人一起禁食。他們小組中的兩三個人會一起禁食,或是全家人一起禁食,為患有癌症的親戚禱告。

我也采訪過香港、哥倫比亞和烏干達的基督徒,與他們在 email 中有許多交流。他們都告訴我,他們會和會眾一起禁食。事實上,他們都不會獨自禁食。當我提起馬太福音 6 章時,他們都說這段經文強調的重點不在於獨自禁食。馬太福音 6:1 的重點在於奉獻、禱告和禁食的時候,“你們要小心,不可將善事行在人的面前,故意叫他們看見,若是這樣,就不能得你們天父的賞賜了。”受訪者說,不要為了給別人留下好印象才去奉獻、禱告或禁食。

他們還說,獨自禁食非常地困難。他們確信,神定意要我們在禁食和禱告的時候相互扶持。其中一人還說:“獨自禁食親近神太難了,神不會給我們這麼重的工作。”

我開始相信,他們的話同樣也適用於禱告。許多時候,與他人一起禱告比獨自禱告要容易得多。和別人一起禱告時,禱告的時間會更長。當禱告同伴提出新的議題或觀點時,我們能為更多的需要禱告。與他人一起禱告時,感恩禱告也會變得更久,因為在我們沒有觀察到的地方,他們卻可以看見神的美,也使我們得以看見更多神的恩賜。當我們聽見別人的認罪禱告時,可能會感覺自己受帶領,就在新的領域認罪。

世界的需要,家人和朋友的需要,有時會令我們感到難以承受。當我們與他人一起代禱或在禱告中哀慟時,就不會感到孤單,自己一個人哀愁。當我們與他人一起禱告時,可以一起認信神是良善的、耶穌在悲傷中與我們同行,並且聖靈會引導和鼓勵我們。

聖經提供許多種禱告的模式。在曠野與撒旦對峙時,耶穌獨自禱告和禁食(馬太福音 4:1-11)。耶穌清早獨自一人去與天父相交(馬可福音 1:35-39)。許多聖經教師都指出耶穌獨自禱告的例子。但我們不要忘記,耶穌在約翰福音 17 章中在門徒面前的禱告有多麼動人。客西馬尼園中,雖然耶穌是獨自禱告,在禱告聲中與命運搏鬥,但耶穌卻請朋友們來陪伴他(馬太福音 26:36–46)。神的兒子耶穌,在禱告的緊張時刻也會請朋友們來支持他。

聖經中還有其他許多例子,顯明人們會聚集起來一起禱告。約拿單死後,大衛和他的部下們一起為他哀悼(撒母耳記下 1:11-27)。當聖殿舉行奉獻禮拜時,所羅門在以色列民前禱告很長一段時間(列王記上 8:22–61)。當國王要求但以理解夢時,他回到居所,請三個朋友“祈求天上的神施憐憫”,幫助他準確地為國王解夢(但以理書 2:17–18)。

關於團體祈禱和採取行動之間的平衡,我最喜歡的故事之一在尼希米記 4 章。以色列民剛結束放逐生活,回到耶路撒冷,卻在重建城牆的時候面臨阻礙。尼希米說:“我們禱告我們的神,又因他們的緣故,就派人看守,晝夜防備”(9 節)。尼希米用了“我們”一詞,暗示禱告就像保家衛國一樣,需要大家一起努力。

使徒行傳 13:1-3 說到一群耶穌的追隨者聚集在安提阿,他們敬拜和禁食的時候,聖靈指示他們要差遣保羅和巴拿巴去傳福音給外邦人。安提阿的基督徒一起為朋友們的新使命禱告,而這項使命塑造了教會的未來。使徒行傳中還有其他 11個例子,都說到基督徒成對禱告或一群人一起禱告。若想要更多生動的例子,可以參考使徒行傳 4:24–30、12:12 和 16:25。

我在一個禱告支持小組服事了 20 多年。在疫情期間,雙週禱告會改為在 Zoom 上進行,但禱告的模式保持不變。我們五人會彼此分享心中的想法,包含感恩的事項和代禱需求,然後開始感恩禱告。一般來說,我們會為彼此生活中美好的事感謝神。當我因神賜福給他們而感謝神時,我感受到了極大的喜樂。一群人感恩禱告的時間,比我獨自一人的感恩禱告都要長。

在小組中,代禱主要是在關心彼此的需要,而組員會分享需要代禱的緊急情況。當我聽到時,我常常會被吸引住。

在 2020 和 2021 動盪的幾個月裡,為種族正義和其他社會需要代禱的團體如雨後春筍般湧現。宣教士和牧師在 Zoom 禱告會中為有需要的人代禱,延續了多年來基督徒一起禱告的傳統,共同參與神在世上的工作。神將我們帶到信徒的群體當中,因為我們都發現,在某種程度上,自己一個人跟隨耶穌非常具有挑戰性。

縱觀歷史,不僅在集體崇拜中能使用詩篇,獨自禱告時也適用詩篇。許多人都稱詩篇為“聖經的禱告書”,因為神藉由詩篇,指示我們要以許多不同的方式禱告。有時候會在“禱告壁櫥”或黑暗的臥室裡禱告,有時候會兩兩成對,或是與一群人一起禱告。讚美神,因為我們受到邀請,要帶著我們的全部身心和一切所有的來親近祂。

琳‧芭帛(Lynne M. Baab) 著有許多書籍和查經教材,包括《如何守安息日》(Sabbath Keeping)《禁食:超越食慾的靈性自由》(Fasting: Spiritual Freedom Beyond Our Appetites)

翻譯:思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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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實的正統信仰需要廣泛閱讀的習慣

福音派應該謙卑地從不同的基督教傳統中學習 —— 然而許多人對新教誕生前的神學一無所知或抱持懷疑。

Christianity Today August 25, 2022
clu / Getty

最近,我的一個學生問我教神學多久了。 “十年,” 我說。但當我回到辦公桌前時,一個問題在我腦海中盤旋:經過這十年後我給學生留下了什麼?

在我自我中心的想像裡,我認為我是賦予學生滿車知識的人。但事實上,我做過的最好的事情之一就是在將我的學生送進入現代事工風雨如磐的大海前,把教會歷史所傳下來豐富且通得過時間考驗的智慧交給了他們。

我教書的時間越長,就越能認同 C. S. Lewis 的訓誡:“現代教育者的任務不是在於砍伐叢林,而是要灌溉沙漠。” 然而,在神學院教育領域仍然存在著明顯的沙漠,尤其是在整合大量基督教偉大的傳統方面。

多年前,作為新教神學院的一名神學博士生,我收到了一份必讀清單。在128本書中,只有三本 (!) 是出自現代化之前的作者(寫於1世紀至15世紀)。

甚至當我因學位研究需求要跨入歷史時,研討會也是從教父時代直接跳到了宗教改革時代,又再直接能進入美國歷史。但因為教會歷史有一半的時間 —— 是的,一半 —— 是發生在中世紀,我的這個教育缺口就像一個大峽谷。所以我請求學校讓我做對中世紀神學和歷史的獨立研究。

那麼,神學教育到了今天有什麼改變嗎?

克里斯托弗·克利夫蘭(Christopher Cleveland)記錄了福音派神學院如何試圖用保守的神學家取代自由派,且在這個過程中 —— 由於忽視或刻意迴避 —— “ 產生了一整代對初代教父時期、中世紀、和宗教改革時期正統思想不熟悉的福音派學者” 。

作為新教徒,我們之中許多人都被教導說,基督教的一切都輝煌的始於初代教會,但隨後教會就進入了 “黑暗” 時代。慶幸的是,宗教改革家們重新點亮了燈,建立了自使徒時代以來失傳了的真正教會。

我們錯誤地認為宗教改革家追求的是完全且徹底地與過去決裂—— 一場開創了新教的反叛 — 而不是尋求去更新那唯一的、神聖的、大公的、使徒性的教會。

這種心態的實際影響很嚴重:今天大多數新教徒不知道約整整一千年間教會發生過什麼。然而他們對一件事有信心:現代化前的時代發生的任何事情都不值得我們花時間去認識,它們只會腐蝕基督教。

這是許多日常去教會的人的心態,其來源至終是從台上的講道中流傳出來。而且由於大多數牧師都在神學院接受過培訓,問題的根源往往始於新教的學術機構觀點。

福音派圈子之外的人經常問這一切是怎麼發生的。他們之中許多人就讀於世俗機構,在那裡,這種知識的斷層是無法想像的。我但願我可以說這一切只是行政上的疏忽,但事實並非如此。所有的信念畢竟都是有後果的。

那麼,我們如何改變現狀呢?答案與謙卑有關。

我們都知道魯益師 (C. S. Lewis) 的名著《返璞歸真》(Mere Christianity),該書強調了他對正統—— 即古典基督教 —— 的堅定委身是不容改變的。

然而許多人忘記了,在這部經典的護教學書中,魯益師用了整整兩章來檢索尼西亞信經的錯綜複雜及其關於聖子永恆受生的教義。他還為基督教歷史上的一部偉大著作,東方教父亞他那修的《論道成肉身》寫了一篇序言

魯益師建議 —— 不,甚至是懇求 —— 他那一代的現代人要閱讀更多的舊書。他這樣做並不是因為現代化前的作家沒有缺點。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盲點。但他們的盲點並不一定會跟我們的盲點一樣。

“我們誰都無法完全擺脫這種盲目性,但如果我們只閱讀現代書籍,我們肯定會增大盲點,並削弱我們對它的警惕,” 魯益師說。 “唯一的辦法就是讓幾個世紀前乾淨的海風吹過我們的腦海,而這只有通過閱讀舊書才能做到。”

例如,魯益師經常深思以上帝為中心的中世紀神學觀,他認為這是對他那個時代盛行的充滿懷疑的現代主義對世界幻滅的解藥。正如傑森·巴克斯特 (Jason Baxter) 在他最近的中指出的那樣,魯益師認為 “他的責任不是拯救這個或那個古代作家,而是拯救漫長的中世紀的普遍智慧,然後將其白話化講給他的時代。”

在現代主義對世界幻滅的威脅下,魯益師對他那個時代“貴今賤古”的風氣沒有耐心。由於擔心這樣的懷疑主義會破壞基督教正統本身,魯益師認為這種自命不凡的態度不僅無知而且不敬虔。

而我們也應該如此。

對於自認什麼都懂的人而言,懷念傳統並不是值得吹噓的事。然而事實恰恰相反:這需要帶著謙卑之心願意停止說話— 無論我們有多沉迷於自己的聲音,轉而聆聽。

G. K.柴斯特頓 (G. K. Chesterton) 在《回到正統》裡說:“傳統拒絕屈服於那些只是碰巧遇到他們的人的小而傲慢的寡頭統治”。柴斯特頓和魯益師都呼籲他們這一代人謙卑自己,聆聽 “死者的民主”。否則,教會只會落入各種新、舊的異端。

許多我們信仰的先驅也都有類似的心態 — 包括新教改革的領袖們。

當時,羅馬教廷指責宗教改革領袖太過標歧立異,因此是異端—— 並將他們與當時的激進派混為一談。這些激進分子認為,從使徒時代直到激進分子到來前,教會在黑暗中迷失了。他們聲稱只相信聖經,並唾棄古代思想家。激進分子認為只有他們自己才是真正的教會。

宗教改革領袖對激進分子的傲慢感到憤怒,對被誤認為是他們的一份子感到沮喪。與激進派不同的是,宗教改革領袖不是一心只想分裂教會的叛逆者或革命者 ——那些本質上的分裂主義者。打從一開始,宗教改革領袖的目的就是更新教會,他們認為羅馬教廷不能壟斷信仰的普遍性。

正如我在《作為更新的改革》中解釋的那樣,宗教改革領袖不斷的訴諸聖經,但他們通過援引過去的神學家來證明他們對聖經的解釋是正確的。聖經是他們上訴的最終法庭,但不是他們唯一的權威;他們相信教會需要對信經負責。這些信經保守了教會忠於聖經本身的見證。

雖然他們在救恩和聖禮等教義上對羅馬教廷表達嚴厲的指責,但他們也對羅馬教廷許多其他的教義表示同意。若非如此,他們的正統觀念也會令人質疑,因此而更加證實教廷對他們的指控。

研究宗教改革的專家理查德・穆勒 (Richard Muller) 提出了一個發人深省的觀點:“宗教改革家其實並沒有改變太多基督教信仰的主要教義。”

雖然救恩論和教會論等教義需要認真糾正。然而,作為基督教核心的教義 “上帝、三位一體、創造、天意、預定論和末世論在被權威的宗教改革家所接管後,幾乎沒有改變,” 穆勒說。幾乎沒有改變 —— 真正的新教教會能站立起來嗎?

新教教父們不僅繼續擷取初代教父的神學,而且他們受惠於包括托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 在內的中世紀經院學者遠比人們認為的還要多。

在教會歷史上,很少有神學家能像阿奎那那樣,將關於上帝和基督的正統且符合聖經教導的教義長遠延續下去。

正因如此,我經常在我任教的福音派神學院的三位一體論課程中提到阿奎那。每年,學生們都興奮地向我報告他們有些諷刺的發現:他們發現阿奎那在三位一體論上比一些當代福音派更正統。

但有一天下午我走進教室,發現講台上有一個巨大的念珠、十字架和這一類的東西 —— 上面寫著 “給巴雷特教授” 的字條。這想傳達的信息很明顯:會把阿奎那的書指派為教科書的教授一定是個羅馬天主教徒。

如果不是因為替這個匿名的學生感到難過,我會笑出來的。作為新教徒,我們是否如此缺乏安全感,以至於我們無法受益於教會歷史上最偉大的其中一位思想家 —— 尤其是在像三位一體論這樣重要的教義上 —— 僅僅因為我們可能會在救恩論和教會論上不同意他的觀點?

甚至宗教改革先輩們在他們的新教信仰中也有足夠的信心在無數領域使用阿奎那的神學 —— 從釋經學到上帝的屬性,從三位一體論到倫理學和末世論。改革宗神學家不僅用阿奎那反對羅馬天主教徒,而且邁克爾・霍頓 (Michael Horton) 也證實,宗教改革先輩中的許多人甚至比他們的對手更加的是托馬斯主義(Thomistic)的跟從者。

那些避開阿奎那的現代福音派神學家通常會借鑒清教徒思想家約翰·歐文 (John Owen) 等新教經院哲學。然而,新教經院的研究方法和神學之所以忠實於聖經正統正是因為他們是阿奎那的學生

他們之間的關聯是如此無法反駁,以至於福音派出版商 Crossway將要出版《為新教徒編寫的阿奎那合輯》套書 —— 由一群新教作者團隊聯合撰寫。

歸根究底,我們並不打算供奉阿奎那或任何其他思想家。相反,當阿奎那揭示他那跨越時代、卓越的思想時,我們將批判性地但謙卑地聆聽,這些思想有助於我們在這逐漸幻滅的世界中重新找到上帝永恆的良善、真理和美麗。

福音派,有著所有現代文化的傾向,經常喜歡充當法官,將基督教歷史上的“好人”與“壞人”區分開來—— 只為了尊崇前者而消滅後者。這種對待歷史的態度會無情的偶像化和抹黑歷史人物。

這種心態不僅助長了分裂的宗派主義 —— 除了我們自己之外,其他人都不是真正的教會 —— 並且缺乏同理心。我們無法理解過去的人、運動、機構和整個時代的複雜性,更不用說從中學習了。在這種論斷主義背後隱藏著我們自己的不安全感、暗藏的議題和派系思想。

俗話說,人們總是對其未知的事物感到恐懼。這種對未知事物的恐懼,被掩飾在敵意的言辭中,轉化到未來的教會領袖的課堂上,再進一步影響平信徒。

我最近與一位對今天的福音派深感灰心的年輕人進行了交談 —— 因為福音派轉變為原教旨主義者,對所有現代化之前的事漠不關心或抱持懷疑 —— 他想知道福音派教會是否還有任何真正的歷史根源可以提供。

如果今天的福音派領袖不能追隨他們新教先祖的帶領,去擁有那大公的教會 ,下一代會去尋找一個能如此做到的教會。

雖然改變路線絕非易事,但我相信我們可以從魯益師開出的治療方法開始,透過閱讀讓正統的乾淨海風吹過我們的腦海。

馬修·巴雷特(Matthew Barrett)是《簡單的三位一體:不受控制的父、子和聖靈》的作者,中西部浸信會神學院基督教神學副教授,以及《信條》播客的主持人。

翻譯:Yi-TIng Ts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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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s
Review

不在主日賽跑之人的第二重人生

《烈火戰車》的英雄李愛銳怎樣為了宣教禾場,將奧林匹克的榮耀放置一邊。

Christianity Today August 24, 2022
Valery Bareta / Shutterstock

這一幕不難重新浮現在我們的腦海中:伴隨着范吉利斯(Vangelis)的音樂,在慢鏡頭下,一群年輕的運動員在沙灘上奔跑着。鏡頭轉向埃里克·里德爾(Eric Liddell,中文名“李愛銳”)那張年輕、洋溢着幸福的臉,電影《烈火戰車》的魔力再次征服了你。這是部偉大的影片,講述了一個充滿力量的故事——一位獨特的奧運冠軍,一位被良心驅使的基督徒,擁有卓越的奔跑才能,也在極速奔跑中感受着從神而來的喜悅。

For the Glory: Eric Liddell's Journey from Olympic Champion to Modern Martyr

For the Glory: Eric Liddell's Journey from Olympic Champion to Modern Martyr

Penguin Press

400 pages

$5.42

而更令人震驚的事實是:《烈火戰車》並沒有講述李愛銳卓越人生中震撼人心的部分。鄧肯·漢密爾頓(Duncan Hamilton)的新人物傳記《為了榮耀:李愛銳從奧林匹克冠軍到現代殉道者的人生旅程》(For the Glory: Eric Liddell’s Journey from Olympic Champion to Modern Martyr)彌補了這項空白。漢密爾頓的書涵蓋了這位奧林匹克冠軍的一生,讓我們得以一窺李愛銳在中國的宣教工作。這個世界可能最愛運動員成為英雄的時刻,但基督徒將在漢密爾頓的筆下,發現李愛銳忘我犧牲的勞苦,更令人動容。

漢密爾頓是英國著名的作家,幾度獲得體育文學獎。這本近400頁的著作內容詳實,沒有贅言,新穎比喻頻出,充分展現了漢密爾頓的卓越才能。與《堅不可摧》(Unbroken)、《激流男孩》(The Boys in the Boat)這類真實故事同承一脈,《為了榮耀》也因其展現的戲劇性與不凡力量與上述著作比肩。該書就像一支在奧運場上的攝像機,不會讓我們長久停留在李愛銳故事的一個側面,而是隨着作者快速切換,在他清晰精確的遣詞造句中,完全聚焦在這位冠軍身上。

“每個人都要來到自己的十字路口”

該人物傳記不是聖徒傳,但它確實對李愛銳的品格和榜樣高度稱讚。儘管有些讀者希望保持一些批判距離,但作者展現的情感卻情有可原:李愛銳不單是一個好人。他是一個偉大的人。他深深地信靠,刻苦地訓練,講道觸人心懷,常帶笑容,無畏奔跑。

李愛銳活出了充實的人生,但不是現代所謂“我頑強地致力於活出自我享樂”的那種人生。李愛銳全力以赴的人生異象乃是衡量選擇,計算代價,奉耶穌基督的名邁出最危險的一步。這計算是簡單的:“每個人都會在人生的每一階段來到自己的人生路口,”漢密爾頓引用了李愛銳講道中的一句,“必須要決定自己是為他的主而活還是與之為敵。”以基督為中心的邏輯對李愛銳意味深遠,儘管對世界而言,這無足輕重。當李愛銳要活出信仰時,遭到了劇烈質疑,無論是那個不在主日跑步的著名決定還是退出競賽回應宣教的呼召。

這位榜樣可以對現代信徒投身信仰生活提供幫助。今日,較年輕的福音派基督徒總是花許多精力讓文化的倒退不至太過,竭力與非信徒交好,又不能用過分強調的基督信仰冒犯他們。李愛銳的方法卻更直接。根據他最喜歡的經文,登山寶訓的教導,他毫不畏懼地為自己的認信出列,同時在愛鄰舍上毫無遲疑。由此帶出的基督徒見證既簡明又激勵人心。

李愛銳當然不是一個完美的人。漢密爾頓以其敏銳的眼光捕捉到李愛銳與家人長時間的分離。李愛銳1934年與勤勞的弗羅倫絲(Florence)結婚後,有了三個孩子。他愛自己的妻子和孩子,但漢密爾頓注意到,他的首要優先仍是宣教工作。這意味着當李愛銳在肖張鎮(河北農村)以及之後的天津工作時,都經歷了與家庭長時間的分離。工作總是艱巨的,上世紀30年代至40年代的中國又實在是個可怕的地方。李愛銳經常被搶,忍飢挨餓,處於糟糕的衛生情況下,也定期被妨礙他工作的官員找去談話。

一段時間后,李愛銳回家探訪之路完全中斷了。1941年初,當日本的戰爭機器開進中國時,李愛銳與家人分別,把妻兒送去了安全的多倫多。他與所愛的家人道別,輕吻他們,步行離開,再也沒有轉身。據他女兒回憶,他無法承受分離之痛,也可能在那時感知到,自己再也見不到家人了。在宣教工作中,常由最愛的人付上最高昂的代價,這實在是令人悲傷的現實。

在令人心碎的道別後,李愛銳返回了宣教禾場。他是個非常實在的人,而《為了榮耀》一書則是本被行動驅使的書。在漢密爾頓的敘述中,我們有時希望看到更多他生活背後的思考。我們知道他的神學某種程度上建基在存有爭議的活動家和佈道家弗蘭克·布赫曼(Frank Buchman)的主張上。但我們沒有看到任何李愛銳關於神的“榮耀”這一概念的詳述,但這恰是李愛銳為之勞力的。部分原因在於漢密爾頓沒有在神學事物上花太多筆墨,另一部分原因則在李愛銳自身,他關注的是日常的門訓關係。如果有更多關於李愛銳歸信和對福音恩典的認識。應該能增強《為了榮耀》這一主題。

李愛銳常被稱為“殉道者”,從某種意義上來說他是的。但他不是與家人分離后,死在烈火中。《為了榮耀》一書在最後三分之一對此有出色的記載,如其所述,李愛銳在濰縣日本集中營度過了最後兩年,不詳之感如影而至。漢密爾頓記錄了這新家的苦澀之味:“上帝的律法似乎被遠遠地關在牆外,因為牆內只有近1800名被關押者的喧鬧,他們擠在僅150碼長200碼寬的狹小空間里。”

對這位宣教士來說,集中營並不是一個為基督而設的偉大舞台。李愛銳以一個囚犯的身份活着。他教授數學和科學,他最初來中國就是作教師的。不像我們在教堂聽見的那些振奮人心的宣教講道,他沒有做任何耀眼之事,他所做的就如每個基督徒的日常一樣,籍籍無名。李愛銳把水燒開,可供飲用。他和孤單的孩子踢足球。他為營妓搭建架子,而其他人則對她們避之不及。日復一日,李愛銳做着這所有一切,還不止如此。在他們中間,他的品性耀眼如光。據一位妓女回憶,他是唯一一個服侍了他人不求“好處”的人。

最後的問題看起來像個細節,其實它不是。《為了榮耀》和《堅不可摧》及《激流男孩》可喜的相似之處在於它回應了我們的時代對有勇氣、有德行男子的文化渴望。我們所處的後現代中,灰色地帶和反英雄才有市場;我們這個性別中性的時代里,許多年輕的男子缺乏熱情和勇敢,隨波逐流,沒有定向。從鄧肯·漢密爾頓記載的李愛銳身上,我們了解到一個被基督得着的人可以成為怎樣的男人。

日日忠心

李愛銳的一生絕無浪擲。他日日忠心,置他人於自己之上,滿有基督的樣式,帶來了巨大的不同(約翰福音15:13; 以弗所書5:25-32)。這是他的目的。一切都擺在這個男人的面前——一枚金牌,一個誘人的劍橋職位,有機會品嘗這世界在有毒的餐桌上布散的每一絲快樂——但他都因着愛他人的緣故放棄了。“他被每一個人珍愛着”是他得到的回報——1945年2月李愛銳去世后,他的一位集中營同伴如此說道。哀傷瀰漫在殘酷冰冷的濰縣。

漢密爾頓所記載那充滿戲劇性的故事呼召今日的男人們不再作小孩子,從李愛銳那因致命腫瘤而僵硬蜷曲的手中拿起福音的旗幟。除此以外,《為了榮耀》也提醒每個基督徒屬靈生命的顛覆性本質。並不擁有世界的我們,被《紐約時報》的專欄作者如此堅定地忽視着,卻如此輕易地渴望這個世界,而李愛銳個擁有通往地上的國度的鑰匙的人,卻對此毫無渴望。

他選擇的道路是一場競賽,但在其中沒有一個慢動作,也沒有背景音效。沒有沉重的獎牌,沒有歡呼的人群。在他早期的生活中,李愛銳看見他的救主走在通往耶路撒冷的路上,迎向死亡。於是這位速度之王,深受國人喜愛的賽跑名將,離開了跑道,追隨他的主。他往那遙遠的、被戰爭愁雲籠罩的國家去,在毫無光彩可言的勞苦和持續的艱難中度過他的年歲,以便人可以因此認識耶穌。事實就是如此簡單:李愛銳放棄了人的榮耀,擁抱了十字架的榮耀。

藉着《為了榮耀》一書優美的講述,我相信他的故事將帶領許多年輕的男女跟隨他的腳蹤,前赴後繼。

史朝恩(Owen Strachan)在浸信會中西部神學院擔任系統神學教授,是《偉大的設計:祂所造的男人和女人》(The Grand Design: Male and Female He Made Them一書(Christian Focus出版)的合著者。

翻譯:周怡,校對:Sean Che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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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宣教:前仆後繼的堅毅先鋒

六位以堅韌的心改變中國的宣教士。

Christianity Today August 24, 2022
David / Lightstock

馬禮遜(Robert Morrison,1782-1834) :第一位“失敗”的新教宣教士

1807 年,25 歲的馬禮遜航行到了廣州港,他充滿了熱情,渴望見到中國人認識基督。27 年後他在中國去世,去世前他一共只有為十個中國人施洗。雖然馬禮遜死時心灰意冷,但他的開拓事工,包括一套六卷的中文詞典和一本聖經譯本,卻為後來的宣教士打開了大門,從而讓他當初夢寐以求而未得的數百萬中國人成為基督徒。

馬禮遜在一個嚴厲的蘇格蘭長老會家庭中長大,他閱讀了教會雜誌上的宣教故事,從此激發他對海外宣教的興趣。然而,他的母親卻要他承諾,在她還活著的時候不要出國。直等到馬禮遜二十歲出頭,母親去世後,他才開始在倫敦接受傳道培訓。經過兩年的學習,他被倫敦傳道會(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錄取。當他還在尋找男同工一起去中國的時候,他跟一位住在英國的中國學者學習了一年的中文。最後馬禮遜沒有等到他的夥伴,就獨自一人前往中國。當時,東印度公司掌握了大部分前往中國的英國船隻,他們拒絕讓馬禮遜登船,馬禮遜只好被迫由美國前往中國。

馬禮遜一生與東印度公司的關係,一直是互取所需,卻又互不信任。該公司為了維護其在中國的商業利益,嚴禁包括馬禮遜在內的西方人士向中國人傳福音。他們擔心宣教士們會冒犯到中國的貿易夥伴。但在馬禮遜抵達中國後,公司主管了解到他的語言能力,於是聘請他擔任翻譯。他們雖然為馬禮遜提供一份薪水,但也試圖限制他的宣教活動。例如,1815 年,當東印度公司得知馬禮遜秘密完成新約聖經的翻譯後,就威脅要將他遣送出境。

1809 年,馬禮遜與瑪麗‧莫頓(Mary Morton)結婚。六年後,他們有了兩個孩子,而此時身患重病的瑪麗帶著兩個孩子回到了英國。直到六年後,馬禮遜的妻兒才回到廣州去看望他們的父親和丈夫。瑪麗去世後,馬禮遜將孩子們送回了英國。三年之後,他親自前往英國,度過了他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的休假。再次回到廣州時,他帶上孩子和新婚妻子伊麗莎白。他與伊麗莎白又育有四個孩子,享受著美滿的婚姻。

1834 年,宣教先驅威廉‧克理(William Carey)在印度去世兩個月後,馬禮遜也相繼去世。當年輕的馬禮遜時第一次航行到中國時,有人問他:“在充滿偶像崇拜的中國,你真的覺得自己可以改變什麼嗎?”馬禮遜的回應像是在說他自己都不知道的預言:“先生,我沒有辦法,但我相信上帝會有辦法的。”

郭實獵(Karl F.A. Gützlaff, 1803-1851) :蒙羞的理想主義者

歷史學家用各種不同的方式來描述郭實獵:“一個聖徒、一個怪人、一個充滿異象的人、一個真正的先驅,和一個受騙的狂熱分子。”郭實獵是一個悲喜參半的例子,雖然他有許多缺點,但是基督還是藉他被傳講開來。

馬禮遜晚年的時候,有一位同樣有熱誠的青年郭實獵,他的船正沿著中國海岸前行,他沿途分發馬禮遜翻譯的中文小冊子。郭實獵是一位不屬於任何差會的宣教士,他過去幾年在印尼和泰國宣教。最近,他失去了妻子和女兒。

到了 1840 年代後期,有關郭實獵在中國的事工報導非常耀眼:郭實獵訓練了 300 位中國人從事中國的福音事工,僅僅一代人的時間裡,他們分發了數千本新約聖經。據統計,受洗的歸依者不少於 2871 人。在他本國內的支持者感到很興奮,直到 1850 年這場騙局被揭開。

當時,郭實獵正在歐洲推廣他的宣教事工,但有證據顯示,他已經知道自己被中國同工騙了。他們編造了歸依者的人數,秘密將郭實獵付錢印刷的新約聖經重新賣給了印刷商。然後,印刷商將這些聖經再次賣給毫無戒心的郭實獵。

還有更嚴重的事:郭實獵擔心失去經濟上的支持,便選擇去隱瞞數字上越來越嚴重的不一致。當事情曝光後,他感到很丟臉。心灰意冷的他回到中國,試圖收拾殘局。一年後,郭實獵就去世了。

如果歷史斷定郭實獵是一個“受騙的狂熱分子”,就必須補充說他是一個傻瓜,並且是個為基督癲狂的狂熱份子。在印尼和泰國的宣教期間,郭實獵和他的妻子將整本聖經翻譯成暹羅語。在所有他曾經宣教過的地方,無論是印尼、泰國或中國,他“愚蠢”到像他想要傳福音的對象一樣穿衣、吃飯和生活,在他那個時代這是很激進的行爲。他巧妙地將福音主義與社會關懷作結合,就像 1842 年他協助談判,結束了第一次鴉片戰爭一樣。

儘管郭實獵創立的傳教組織“福漢會”(Chinese Union)與他一同消逝,但“中國傳道會”(Chinese Evangelization Society)卻在其根基上茁壯成長。1853 年,也就是郭實獵去世兩年後,中國傳道會將戴德生差往中國。戴德生稱郭實獵為“中國內地會之祖”,以此來紀念和尊榮他。

古約翰(Jonathan Goforth, 1859-1936) :中國最偉大的佈道家

古約翰的背部、頸部和頭部被劍砍傷,血流不止。他認為自己肯定會成為下一個在 1900 年義和團之亂中被殺的數十位中國宣教士之一。然而,古約翰奇迹般地活了下來,並與妻子羅莎琳(Rosalind)一起逃往安全的南方繼續宣教。這段宣教之旅將為他贏得被一位歷史學家稱爲“中國最偉大的佈道家”的榮譽。

最初為了孩子的健康,羅莎琳反對古約翰的策略。他的策略是用一個月的時間在一個地區或城市傳福音,並且培養出一位本土佈道家繼續牧養新信徒。每年一次或兩次,他們會回到這些地方,鼓勵初信的教會會眾。

古約翰因有其源源不絕的精力而聞名。他經常會一天講道八小時,並且好幾次他甚至向 25,000 人講道。因為古約翰一家巡迴宣教,他們遷至滿洲和朝鮮待了一段時間。但他們持續影響最久的地方是中國,1908 年至 1913 年間,有 13000 多名中國人成為基督徒。

1918 年,古約翰帶領了一場五旬節式的復興活動,包括基督徒將軍馮玉祥在內的一些中國士兵都有參加。經過為期兩周的傳道,近 5000 名官兵參加了聖餐崇拜。

古約翰一家承受了一些爭議和心痛。1920 年代,當基要派與現代主義的爭論達到高峰時,古約翰與年輕的長老會宣教士交戰,他說這些宣教士在傳講一種淡化的福音。古約翰一家 11 個孩子中有 5 個死在中國的土地上。

1934 年,74 歲的古約翰失明後,他們一家才終於退休,回到加拿大。不到兩年,古約翰就去世了。

慕拉第(Lottie Moon, (1840-1912) :美南浸信會宣教事工的推手

“她是我們宣教士中最好的一位。”《美南浸信會宣教雜誌》如此讚美在中國宣教一輩子的慕拉第。1912 年平安夜,72 歲的慕拉第去世了。她打破了大男子主義對宣教婦女的限制,還成功地讓浸信會宣教事工,以史无前例的方式將福音扎根在中國人當中。

慕拉第在美國南北戰爭期間,成長于一個維吉尼亞州的貴族家庭中,是一位受過高等教育的南方淑女。她卻成為一個不太可能的宣教士候選,因為她在大學期間曾對基督教保持懷疑。然而,家庭對她的影響來說更深遠。她的叔叔詹姆斯·巴克利(James Barclay)是第一位來到耶路撒冷的基督會(Christian Church)宣教士。她還有一位虔誠的母親,常常為她得救禱告。慕拉第有一個妹妹,她比慕拉第早幾年來到中國,並最終邀請慕拉第加入她的行列。慕拉第在攻讀研究生期間經歷巨大轉變,歸依成一位基督徒,在預備跟隨妹妹去中國前教了幾年書。她拒絕了托依(C. H. Toy)的求婚。托依有自己的宣教計畫,還是未來的哈佛教授。雖然慕拉第很愛托依,但她認為托依接受了達爾文的進化論,這使得他們不會成為一對好伴侶。

在中國,她曾是一個學校的老師,但很快她就覺得這個傳統的女性角色限制了她傳福音方面的恩賜。慕拉第在《浸信會宣教》期刊上寫道:“當一個女人計畫了有展望的事工,卻發現自己被束縛在教導幾個女孩的瑣碎工作中,我們是否會對平凡感到厭倦和厭惡,感到能力遭到浪費,並且相信自己的人生就是一場失敗?”她又說:“來到中國的女性想要的是自由的機會,盡可能多地從事工作。…女人有權要求完全的平等。”

慕拉第與其他在中國的男性宣教士,在哲學理念上有歧異。當時她已經 44 歲,是一位經驗豐富的宣教士,她搬到了平度縣,試圖在那裡建立教會。起初,宣教工作既困難又令人沮喪,但不久慕拉第發現並報告說,她“在中國從未見過如此渴望學習、如此追求屬靈的人!”她又說,“肯定沒有什麼比靈魂得救更喜樂了。”

得救的靈魂中有一個是李壽丁,他成為教會的牧師,在隨後的二十年間為一千多名歸依者施洗。

然而,山東發生了一場嚴重的飢荒,使喜樂變成了絕望。最後的幾年間,慕拉第為數千飢餓的人募集資金和食物。美國方面幾乎沒有提供什麼幫助,於是她清空自己的銀行帳戶,但仍然有很多需要。這使她陷入抑鬱之中,無法吃下任何食物。她的健康每況愈下,最後她去世了。

儘管如此,慕拉第的產業依然持續了下去。在她去世的 85 年後,美南浸信會每年會透過“慕拉第聖誕奉獻”籌集數百萬美元以支持宣教。

師達能夫婦(John and Betty Stam, 1906/07-1934) :激勵一代宣教士的殉道者

當師達能夫婦被共產黨俘虜、帶去處決的時候,有人問他們:“你們要到哪裡去?”

師達能說他不知道士兵們要去哪裡,而後又加上一句:“但是我們是回天家。”

師達能(夫)和史文明(婦)在慕迪聖經學院相遇,他們都覺得上帝呼召他們去中國宣教。史文明的父母都是資深的宣教士,在史文明抵達中國的一年後,師達能也跟隨她的腳步,不過是在不同的地區宣教。一年後,1933 年 10 月 25 日兩人結婚,並於 1934 年 9 月生下海倫(Helen Priscilla),兩位都以他們的女兒為傲。

三個月後,2,000 名共產黨人襲擊了對師達能夫婦居住的旌德縣城,他們夫婦和嬰兒都被拘禁。共產黨密切監視了師達能夫婦好幾天,最後允許師達能向中國內地會總部寫信。一封信中,他轉達了逮捕者兩萬美元贖金的要求,最後他說“求主保守你們、引導你們。至於我們夫婦,無論是生是死,願上帝都得著榮耀。”

他們雖然知道紅軍帶著强烈反西方、反基督教的情緒,但卻無意中聽到士兵們正在討論如何處置他們的孩子,他們為此感到震驚。12 月 8 日上午,當士兵們準備殺死海倫的時候,一位農民聽說了師達能夫婦的情况,就挺身為孩子的性命求情。士兵們告知那位農民,要以他的性命來換孩子的性命。農民同意,當場就被處決。

隔天早上,當史文明正在給海倫洗澡時,師達能夫婦突然被帶離房子,而且沒有機會帶上孩子。兩人被剝光內衣,遊街示眾。當他們被判處死刑時,有一群人聚集在那裡。有一位中國醫生,同時也是一位基督徒,在最後一刻為師達能夫婦求活路,共產黨毫不猶豫地判處他死刑。師達能反過來為醫生求情,卻無濟於事。然後士兵命令師達能夫婦跪下,很快兩人都被斬首。

全世界的基督徒聽聞這對年輕宣教士的死訊,也知道中國的基督徒們大膽地救下了小海倫,他們將海倫藏在一個米筐裡,經過一次百里的長途跋涉,將她送到外祖父母手中。

儘管師達能夫婦只服事了三年,他們勇敢的殉道精神卻鼓舞了一代人。師達能夫婦的傳記出版後,數百人自願加入宣教的服事工作。

凱文‧米勒(Kevin D. Miller)是 《今日基督教》的助理編輯。

翻譯:思慕,校對:T. N. Ho

(本文為《今日基督教》教會歷史欄目專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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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eas

不要期望從你的靈修中獲得即時的滿足感

Columnist

15分鐘的讀經時間可能無法扭轉每一天的局面,但它會在適當的時候產生效果。

Christianity Today August 22, 2022
Illustration by Rick Szuecs / Source images: Ales Krivec / Nathan Dumlao / Unsplash

20世紀80年代,當第一台自動取款機出現在我的家鄉時,我感覺它就像魔術一樣:插入你的卡,就能取出現金。

從那時起,我們已經喜歡上了在每一個領域都不用等待的生活方式。我們想買的產品在一天之內就能到達我們的門口。飯菜在幾分鐘內就能做好。想看想聽的電影、書籍和音樂立即出現在我們的設備上。

這很好。但同時也值得我們仔細權衡利弊。快速交付告訴我們,等待是一個需要消除的敵人,擋在我們和我們渴望的東西之間。隨着每一個更快、更方便的方式的研發,我們正在削弱我們等待的能力。

但能夠等待是基督徒的特點。事實上,它是基督徒成熟的一個標誌。聖經中提到了等待主,堅定不移,以及結出耐心的屬靈果實。雖然我們大多數人都認識到我們已經是住在即時滿足的環境中,但很少有人評估過“不等待”是如何在精神上塑造我們的——具體來說,它是如何塑造我們對聖經的態度的。

大約在小學四年級的時候,我接受了“花時間在聖經上”的屬靈訓練。像許多人一樣,我被鼓勵有一段“靈修時間”(QT,quiet time),讀15或20分鐘的經文,最好是在早上(因為耶穌就是在早上早起)。這種做法應該是為了校準我的一天,在當天剩下的時間裡往我的屬靈油箱里加油。

這裡潛在的信息是:有靈修時間,就有好的一天;跳過靈修時間,那就不一定了。當我把這一點跟我即時滿足的傾向相結合時,我開始認為任何不能立即產生情感慰藉或平安的靈修時間基本上都是失敗的。

我逐漸把花時間在神的話語上變成了一種交易,而不是養成性的事情。它成了獲得我想要的東西——在我想要的時候,以我想要的方式來獲得它們——的時間。而且並不是只有我是這樣。

花時間在上帝的話語中不僅僅是為了獲取信息或受到鼓舞,而是為了跟上帝建立關係。

我聽到的最常見的令人沮喪的事情之一是,儘管每天都有靈修的時間,但基督徒覺得上帝離我們很遙遠。從教會中普遍存在的“聖經文盲”來看,我們每天的靈修時間可能沒有產生我們所希望的養成性效果。

當我們把靈修時間看作是交易時,我們是把聖經當作一個借記賬戶,一個按照我們的時間表為我們提供意義或感覺的東西了。每天我們插入我們的借記卡,提取15分鐘的靈感。

但我們應該做的與此相反。我們應該像使用儲蓄賬戶一樣,忠心地存款到賬戶里,在幾天、幾周和幾年的時段里投資自己的時間,而不期望立即獲得情感或智力上的收益。

如果我們堅持採用借記賬戶的方法,我們就會刻意迴避聖經中那些需要較長時間才能理解的部分,或者我們會曲解它們,以滿足我們錯誤的期望,迫使它們為我們的時間表服務。我們會傾向於閱讀靈修書籍,而不是直接閱讀聖經。

相比之下,儲蓄賬戶的心態是懂得如何等待。它是堅定的,有耐心的。它知道每天忠實的存款一定會結出果實——“按時候(在適當的時間)結果子”。

如果你曾經走過試煉的幽谷,你就知道當你發現多年的忠實存款產生紅利時是什麼感覺。耐心、長期的方法是關鍵。以西結書可能不會解決你當下的問題,但如果你把靈修的時間交給它,它可能會在漫長的考驗中支持你。花時間在上帝的話語中的養成性收益更有可能在15年後出現,而不是在15分鐘后。

花時間在上帝的話語中不僅僅是為了獲取信息或受到鼓舞,而是為了跟上帝建立關係。它訓練我們傾聽上帝在祂的話語中的聲音,並教導我們祂是誰。這是上帝在邀請我們跟祂對話,目的是與祂建立關係。

正如在任何關係中一樣,我們與上帝高品質的在一起的時間是必不可少的。但高品質的時間要靠花更多的時間才能達到。它不會在我們想要的時候立即給我們想要的東西,也不會完全按照我們想要的方式來成就事情。我們不能安排它或要求它。它按照自己的時間表運行,而且往往是在我們最沒有想到的時候發生。

不要落入帶來即時滿足感的借貸賬戶思維,以為由於你每天與上帝共度高質量的時間,上帝就欠你什麼,祂就必須給你可以衡量的勝利、深刻的見解或溫暖的感覺。

相反,要考慮到你的靈修時間是靠時間積累的儲蓄賬戶的日常存儲。你與上帝的關係在耐心和堅定中得到深化和發展。在你花時間在上帝的話語上的過程中,等侯主。

珍·威爾金(Jen Wilkin)是一位妻子、母親和聖經教師。她是《真道婦女》(Women of the Word)和《無人像祂》(None Like Him)的作者。她的推特賬號是@jenniferwilkin.

翻譯:平凡的瓦器,校對:Sean Che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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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urch Life

講台上的道德缺陷會導致會眾的精神傷害

教會和牧師的濫權會引發一種特殊的創傷後壓力症候群(PTSD)。

Christianity Today August 22, 2022
Illustration by Mallory Rentsch / Source Images: Alex Green / Pexels / digitalhallway / Getty

我第一次接觸到道德傷害(Moral Injury,或譯「精神傷害」)的概念是在芝加哥大學修讀道學碩士時,在一門名為 「人類經歷暴力之後 」的人類學課上。

道碩學程要求我們每人在學程之間一年自選實習機構,我選擇在我聚會的教會裡服事。那ㄧ年稍早之時,我們教會發現了牧師濫用權力的情況,解除了他的領導職務。

起初,我學校的主管人員擔心,讓我在一個多數會眾仍然感到被背叛和不安心的教會裡工作,會是個壞主意。但我想在一個正在探索如何好好的「建造社區並正確地管理自身權力」的教會裡實習——而不是在一個為了讓教會運作更順利就掩蓋掉這類對話的教會裡實習。

實習進行到一半時,我選修了這門課,希望它能幫助我理解我所在的社區正在經歷的事情。教授告訴我們,她的目的是探索「曾經遭遇過的暴力會如何改變我們,或者更確切地說,暴力是如何『未曾離開過』我們。」

透過研究各種案例,我了解到,創傷不一定是指某個人如何受到傷害,而是指他們如何背負著自己受到的傷害。我還學習到,創傷後壓力症(PTSD)的概念是由心理健康專業人士治療越戰老兵時所提出的。

不過,最吸引我注意力的是道德傷害(精神傷害)概念。這是一個由在軍隊服務的心理諮詢師提出的專業名詞,他們注意到退伍軍人身上典型的PTSD症狀的觸發原因,並非來自關於自己性命受到威脅的記憶,而是來自深深違反他們道德認知的行為。例如,當士兵服從其所信任的上級的命令,去執行他本人認為應受譴責的行為時,道德傷害就可能發生。

雖然典型的PTSD和道德傷害有許多相同的癥狀,如憤怒、焦慮、失眠、噩夢、脫離現實和自我毀滅等自我應對機制,但像後悔、悲傷、難過、內疚和羞愧這樣的情緒通常更集中出現在受到道德傷害的情況。

理論家們對如何準確定義道德傷害的細節仍無共識,但多數文獻似乎都同意這樣一個事實:我們每個人都有「關於事物應該如何運作以及一個人應該如何在這個世界上行事的基本假設」。而當我們目睹必須親自實行與這些深層假設不一致的有害行為時,會因此而罹患道德傷害。

這種行為可能是出於我們自己,也可能是出於其他人、某個團體、某個組織,或以上共同的行為。這意味著我們會將潛在的道德傷害事件理解為對 「正確行為模式 」的背叛,可能是有權威地位的人親自做出,也可能是某個人在與自己有重大利害的情況下所做。

最終,道德傷害可能取代一個人對自己、他人和超越的存在(如神)的信任,使其開始有「預期自己會受到傷害、剝削和羞辱」的感覺。

讓我感到震驚的是,我們教會和我個人所經歷的情況符合可能導致道德傷害的事件。事實上,宗教環境中的權力濫用可能是造成道德傷害的最佳例子。我們領袖的錯誤行為背叛了正確的價值觀——而這種背叛發生在教會這樣一個旨在引導其成員塑造其道德(根據基督的教導)的機構中。

我們之中許多人都認為教會領袖代表著關於「上帝是誰、祂正在做什麼,以及祂想要我們做什麼」的合法榜樣及權威——這些關乎著我們生命裡最重要的靈性事實。對於許多人來說,「教會生活」的重要性關乎著我們與上帝之間的關係、與其他信徒之間的社區,以及我們自己的靈魂。事實上,許多理論家一致認為,當道德創傷與一個人的神聖感(宗教生活)有所關聯時,人所受到的傷害會更加嚴重

以這個方式思考教會和我個人心中的傷口,讓我感到一種解脫。幾個月以來,我不斷羞愧地想著:我怎麼了?我們怎麼了?難道我不知道基督徒也會做壞事嗎?難道我們不知道教會領袖可能會誤導羊群嗎?但對道德傷害的理解讓我想起一個簡單的事實:人類不是為了背叛而生——上帝創造我們不是為了讓我們背叛他人或被他人背叛。

我們不應再視屬靈虐待所帶來的悲痛為愚蠢和可恥的表現,而是意識到,「背叛」能如此深刻地傷害和破壞我們,正是因為,身為上帝的創造物,我們被造來追求善良及不可動搖的相互信任關係——這是我們的盼望和榮耀所在。

被破壞的信任是所有受造物受到 「敗壞的轄制 」的一個層面(羅馬書8:21。因為 「我們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嘆息、勞苦,直到如今,」保羅寫道。「不但如此,就是我們這有聖靈初結果子的人,也是自己心裡嘆息,等候得著兒子的名分,乃是我們的身體得贖。⋯⋯況且,我們的軟弱有聖靈幫助,我們本不曉得當怎樣禱告,只是聖靈親自用說不出來的嘆息替我們禱告」(羅馬書8:22-23,26)。

身為擁有聖靈初結果實的人,我們和聖靈一同與受苦的受造物嘆息。

道德傷害引起的PTSD是否是一種無法言喻的深切歎息——我們的身體表達出內心深處感受到的破碎,但無法用言語表達出來的一種方式呢?可否假設,因著我們身體承載悲傷的方式本與上帝對受造物的心意相一致,所以這種傷痛不應讓我們感到羞恥?

這樣的觀點讓我們不會束手無策的任憑這種悲痛對我們造成破壞。相反的,它讓我們充滿盼望的等待著,同時參與著身心靈上救贖的復原。不僅如此,以這種方式看待事物可能有助於我們在應對彼此的悲傷時能更加溫柔和智慧。

了解道德傷害可以幫助我們在自身、教會、人際關係和事工裡更多地注意到它的存在。如果我們希望自己在面對他人的傷痛時不責怪對方,那麼,不帶著羞愧感的認識並治療自己的傷痛非常重要

由於教會中濫用權力的現象如此猖獗,可以預料教會社群內或外有不少人會懷疑我們提出的支持及援助——因為他們以前曾被這些手段所操縱過。

我想起2019年《今日基督教》的一篇新聞標題,「每10個年輕的新教徒中就有1人因為教會權力的濫用而離開」,以及自那時起無數個類似的標題都提到了宗教解構(deconstruction)的崛起和大量基督福音派基督徒的「出埃及(離開福音派,exodus from evangelicalism)」。

今天,許多基督徒在經歷了假先知的濫權後,對任何人(包括他們自己)聲稱「聽到了上帝說⋯⋯」的說法持懷疑態度。有些人對教會領袖感到氣憤,因為他們曾被這類人背叛過。另一些人則對自己感到厭惡,為著自己曾經濫用權力的行為,或者曾經袖手旁觀而感到內疚。還有更多的人對上帝感到憤怒,因為他們曾手無寸鐵的被人「以上帝之名」傷害,深深受苦。

但是,我們可以在曾被傷害和背叛的男女中與神相遇和共處。

在我教會實習那年的大齋期(指復活節前的四十天)期間,另一間地方教會邀請我幫他們教會聖週的靈修書籍畫些插畫。他們請我描繪耶穌受難前一週任ㄧ時刻的側寫。我不加思索地選擇了猶大出賣耶穌,並以一個吻問候祂那ㄧ刻——正是這個舉動導致耶穌被折磨和處決。

後來我意識到,我所描繪的正是我在那次聖週最需要見到的畫面:一位救主,就像我們一樣,被朋友背叛,被宗教領袖出賣。而這位救主的生命、死亡和復活卻正是為著那位朋友和那些宗教領袖。

我想起,猶大做了這件事後所感受到的恐懼正是種明顯的道德傷害,並最終導致他選擇結束自己的生命——他沒有看到基督用自己的生命應許祂終將結束一切暴力。

但在所有暴力被終結以前,讓我們認真對待我們所擁有的權力及責任,將之用在愛我們的鄰舍上。願我們的「是」就是「是」,「不是」就是「不是」;願我們的吻帶來的是真正的祝福,而不是即將到來的傷害的預兆。願我們對公義的上帝的敬拜反應在我們對祂所代表的公義的順服。

否則,我們沒有行為的信心不僅是死的,而且還會帶來死亡。在我們等待上帝的救贖的同時,我們仍有工作要做。

Laura Howard生長於德克薩斯州,畢業於惠頓學院,不久前從芝加哥大學獲得道學碩士,現居伊利諾伊州的惠頓(Wheaton),力求在聖經、神學和文化等方面促進基督教教育。她的道學碩士論文是對福音派中濫用權力現象的神學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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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s

為什麼神學家對中國基督教的發展不像社會學家那樣興奮

你對教會成功與否的看法會因你的專業而有不同。

Christianity Today August 20, 2022
Edits by Christianity Today/ Source Images: Getty/Unsplash

2022年3月1日,中國政府對網上進行的宗教交流、培訓和傳福音工作實施了廣泛的限制。現在,只有得到政府批准的宗教團體才能進行這些活動。

世界各地的各種媒體都分享了這個其實並不令人感到意外的消息。當我們思考或談論中國的基督教時,我們注意到在近幾十年來,西方媒體對中國基督教的社會影響,以及對人權和中國國際關係等問題(而不是其教會牧養和神學的發展和挑戰),有不成比例的廣泛關注與報導。

在觀察和解釋中國的基督教時,我們可以應用許多方法和途徑。但這引出了一個更大的問題:我們如何從總體上解讀基督教?宗教是一種複雜的社會現象,不同的學科可以得出不同甚至相反的結論。當一個學科的學者開始跨越其他研究領域的界限而聲稱他們的結論具有普遍適用性時,就會出現更多的問題。

西方教會和國家的關係

一個很好的例子,就是神學家和社會學家對西方基督教世界的建立,在態度和評估上是多麼不同。

傳統上,神學家認為教會從受迫害的少數族群轉變為國教是一個偉大的勝利。然而,近幾十年來,他們越來越認為這個轉變是對早期教會異象的一種背叛及悲劇結果。

另一方面,某些社會學家對早期基督教的興趣日益濃厚。這種日增的興趣導致社會學對教會從少數派向建制派地位的過渡進行評估。他們將基督教的歷史轉變作為一個經典的案例,說明一個宗教在其規模和權力發展到一定程度時,社會和文化主流就必須將之納入考慮,甚至要包容它。

一個顯著的例子是美國社會學家羅德尼·斯塔克(Rodney Stark)的:《基督教的興起:一個無人注意、邊緣化的耶穌運動如何在幾個世紀中成為西方世界的主導宗教力量》。在這裡,斯塔克將基督教在希臘羅馬世界的增長歸因於早期教會強大的皈依網絡以及信徒的高生育率。

神學家對“基督教社會或國家”的概念持懷疑甚至否定的態度。他們的焦點從基督徒人數和規模轉移到他們的門徒訓練,從數量轉移到基督徒群體的品質。相對的,社會學家卻仍繼續討論“基督教社會或國家”的概念,並持續將其數量和影響力作為研究的重點和評估的主要依據。

我們不必決定誰對誰錯。我的觀點是,只要它們留在各自的領域,這兩種方法都是正確的。

從神學的角度來看,耶穌教導的中心和早期教會的異象是一個與一般世界看法相對緊張甚至對立的激進的門徒訓練方式。

但是,這種教導和異象在教會成為主管世界并消除先知聲音的“基督教社會”模式後,基本上就迷失了。於是,我們變成為一個屬靈軟弱又與社會合作的教會。

隨著“基督教王國”(Christendom)在西方的崩潰,教會再次發現自己在社會和文化中被邊緣化,甚至被流放。越來越多的教會領袖呼籲教會恢復失落的早期教會的異象,並回到在一個在不太友善的世界裡作忠誠的少數人的見證方式。

當社會學解釋出錯時

從社會學的角度來看,教會從邊緣群體轉變為主流群體,產生了巨大的文化和社會影響。但是,當社會學家開始超出對基督教的實證和科學研究,進而使用社會學方法來引領出神學結論時,問題就會發生。

一些社會學家傾向於以這樣的方式展示他們對早期基督教的研究,即主張在社會中建立基督教世界或基督教的主導地位,特別是在像中國這樣的國家。他們認為鼓勵教會在數量上成長,並提高其社會和文化影響力,是確保基督教在世界上未來地位的唯一途徑。正如《每日電訊報》在2014年發表的一篇文章所宣稱的那樣:到2030年,中國有望成為“世界上最基督教化的國家”。

然而,這種教會成長的方法與我們的全球社會現實並不完全匹配。隨著曾經基督教化的西方迅速進入“後基督教時代”,基督教是否會在21世紀成為一種佔主導地位的、可持續的文化和社會的力量是非常值得懷疑的——即使在教會一直在崛起及基督徒佔多數的世界中也是如此。

此外,僅僅因為某件事在社會學上是正確的,並不一定意味著它在聖經或神學上也是正確的。在一個社會中,一個文化上強大、人數占多數的基督徒,對教會的屬靈健康和見證來說,未必是好消息。

教會歷史和經驗證據證明了這一點。“基督徒在沒有過度妥協的情況下參與文化,並在沒有過度孤立的情況下與文化保持分離,”神學家傑拉爾德·西特瑟(Gerald L. Sittser)在一篇探討了早期教會如何作為少數族群的運動蓬勃發展的文章中如此寫道。“基督徒想出了如何既忠心又能贏得勝利的方式。他們遵循了當時被稱為‘第三條道路’的口號,這個短語最早出現在二世紀寫給一位名叫狄奧尼圖斯(Diognetus——的羅馬官員的信中。”

最後,從聖經和神學上講,基督教化的社會是一個站不住腳的概念,也是一個不應該追求的現實。然而,從社會學和歷史學上講,基督教化的社會和國家確實存在,它們仍然是一種社會學上的可能性,在某些情況下甚至是不可避免的。

請容我再重複一遍:社會學和歷史的現實並不意味著它在神學上是可取的和值得稱讚的。歷史告訴我們,一個由基督徒占多數的社會,必然會是一個名義上的基督教社會,只對福音價值觀進行口頭服務,或者為了自身利益而歪曲福音價值觀。

要避免的神學陷阱

當然,當神學家超越自己的領域時,問題也會出現。

一些神學家可能過於嚴厲地譴責“基督教王國”,以至於他們完全忽視了“基督教王國”在西方的歷史必然性,以及它可能給社會帶來的建設性的社會和文化後果。但聖經的觀點可以而且應該支持後者。

話雖如此,我不認為這些神學家的“冒犯”是過於嚴重了。畢竟,當他們譴責“基督教王國”及其對教會帶來的所有傷害時,他們主要是在對自己的圈子(教會)在說話。但是,當一些社會學家高度評價基督徒在社會中的主導地位時,他們似乎在預測教會的發展方向,並且對教會將來應該做什麼提出建議。從神學的角度來看,這可能是非常令人不安和誤導的。

關鍵是基督徒要在社會學現實和神學價值和真實性之間劃出一條適當的界線。如果我們不區分這些,後果可能是直接和嚴重的。

這在當代學者對基督教在中國的發展的解釋中尤為明顯。

在我看來,一個壓倒性的社會學解讀,如果沒有足夠的神學思考來平衡,就會產生嚴重的影響。它助長了西方媒體(不論是世俗的媒體還是基督教的媒體)過分強調中國基督教的數量增長以及文化、社會甚至政治影響的傾向。這樣的導向是以犧牲教會的神學和牧養趨勢為代價的。

結果,宗教自由和政教關係等問題主導了中國關於教會的對話。這些問題錯誤地定義了中國教會的基本議程。更不幸的是,“基督教化社會”成為中國教會努力的目標。

為了糾正這種不幸的情況,作為中國基督教的解釋者,我們應該做的一件事就是充分注意每個學科和觀點的優勢和局限性。在閱讀當代中國基督教這樣複雜的現象時,也需要有謙卑之心。

姚西伊是哥頓康威爾神學院世界基督教與亞洲研究的教授。

本文前曾刊登於“華源協作”( China Source)網站。

翻譯:賀宗寧 T. N. Ho);校對:Sean Cheng

Culture

鄧紫棋新歌《Gloria》:從精神的廢土到恩典的樂土

G.E. M.把自己的人生看作是一場救贖之旅,而帶領她從眼淚和痛苦走入恩典和憐憫的,是上帝那測不透的大愛。

Christianity Today August 15, 2022
WikiMedia Commons

2022年7月,中國著名歌手鄧紫棋(G.E.M.)發布包含14首歌曲的新歌專輯《啟示錄》,8月9日,專輯第一首主打歌《Gloria》MV在網上發布,鄧紫棋還錄製、發布了一個短視頻談及她創作《Gloria》的心路歷程。

鄧紫棋說“Gloria”其實是她的本名,是她小時候她爸爸為她取的名字。她說她從小就非常喜歡這個名字,“因為是充滿榮耀的感覺”,這首歌用自己本名,是為了“讓真實的我,更加沒有框架地呈現到大家面前。”

《Gloria》MV大部分畫面的背景是灰暗、蒼涼、毫無生機的廢土,同時包含很多新科技特效,給人置身於元宇宙的感覺。女主人公站在廢土之上,眼淚“落在曠野”。她走進 “幻土”(Afterland),卻發現那裡並非“樂土”,而是充滿痛苦和麻木之地。然而盼望之光漸漸照亮,她聽到一個“若隱若現、細雨綿綿”的來自天上的聲音。她慢慢轉身,穿過一片廢墟來到晨曦初現的海邊。MV背景漸漸開始出現顏色,女主感動流淚、跪下祈禱,背景出現震撼人心的紅海被分開的畫面,伴隨着“我在等你,等你回來”的歌詞,她走向一扇發光的門……

鄧紫棋自己說,她希望MV的視覺效果“對於聽眾來說是一個沉浸式的體驗,與我一起走過那些痛苦的、絕望的、獲得救贖的時刻。”她說整個《啟示錄》專輯的靈感來自一次超自然的經歷:她曾有一次被憂傷壓倒,邊哭邊祈禱,然後在浴室洗澡時竟然不自覺地哼出一段旋律,她感覺那就像是天使的歌聲,帶給她超越壞境的平安。她於是萌發出一張專輯的靈感,她要用她的新歌述說自己的掙扎、心碎和祈禱,也記錄上帝如何垂聽禱告,在她的生命中施行救贖、賜予恩典。

《Gloria》MV的發布,在中國和海外華人基督徒中引起熱議。在“凡事茶屋”最新一集的YouTube直播(錄像)中,基督教聖詩創作團隊“荊棘火樂團”的崔宇說,當他看到MV中紅海被分開的畫面,他的心確實被深深震撼。他說他尤其佩服的是,無論是MV的畫面,還是歌曲的音樂結構,鄧紫棋的創作都有極高的專業性,而這樣的專業性正是今天的中文基督教聖詩創作特別缺乏的。

沙龍牧師說他自己對鄧紫棋的歌似乎並沒有特別的感覺,而且他提醒基督徒,鄧紫棋的歌畢竟只是包含福音元素的商業歌曲,不是為教會創作的聖詩。但他特別感慨鄧紫棋用新歌來見證自己的基督信仰的勇氣。他說在今天的中國,一個基督徒藝人要公開為自己的信仰作見證,顯然是要冒商業上和政治上的風險的。鄧紫棋參加過很多綜藝節目,在億萬人收看的熱門節目中,她是不會得到任何做見證的機會的。但她明知在歌曲里表白基督教信仰可能會掉粉甚至招到攻擊,還是勇敢地用自己的音樂發聲了。

同為“荊棘火”成員的小旭說,作為流行歌手的鄧紫棋在歌中使用《聖經》經文中的語彙來表達信仰,可以說是很好的“福音預工”。有一些基督徒因為《Gloria》這首歌里沒有出現“上帝”“主耶穌”而感到失望,是過於苛責了。教會不能指望靠一位基督徒明星把傳福音的全套工作都做了。鄧紫棋通過她的音樂作品可能讓一些聽眾生發了對信仰的好奇,而對福音進行更完整地闡述,是這些聽眾身邊的基督徒的責任。

儘管在社交媒體上也有一些基督徒質疑、批評《Gloria》背景過於灰暗,而且只講“愛”、沒有講到罪與悔改,但很多基督徒都肯定這首歌曲對基督福音和信仰的藝術呈現。

長期關注流行文化的校園事工領袖、密執安州蘭莘(Lansing)華人教會的長老王星然跟CT編輯分享說:“鄧紫棋在新專輯里公開她的信仰,而且主打歌和整張專輯的概念都來自于聖經,這在華語流行樂壇是罕見的。把信仰揉進通俗歌曲,美國這些年有Kanya West, Justin Bieber, DMX….的例子,但在無神論主導的中國,鄧紫棋的嘗試是很新鮮的。一首反應信仰的作品,如果僅是包裝幾句屬靈術語在歌詞里的置入性行銷(容許我說很多教會詩歌都是如此),那就沒有生命力在其中,但鄧紫棋在歌曲里赤裸裸地把自己破碎的生命歷程攤在陽光下,儘管那是灰暗、不堪、破碎的,但她唱出自己對信仰的第一手體會,讓她自己成為一台戲,讓世人觀看,這是很有福音能量的。”

基督徒作者拿細耳在微信文章中說:“鄧紫棋是歌手,不是神學家,她以藝術的形式,且以第一人稱的角度呈現屬靈經驗,實屬難能可貴。我們也不能因為整部MV裡面沒有提到罪與悔改,就視之為灌水的或廉價的福音,我們應該允許一部藝術作品一次只呈現一個面向。”

按照拿細耳的解讀,整部MV想要告訴觀眾的是:Gloria曾是一個在廢土之上傷痕纍纍、又被引誘進入虛假盼望的喪失了人樣的人,在聽到上帝的呼喚,迴轉到祂身邊時,她才成為了一個真正的人。因此這首歌是呼喚在廢土中的人們,棄絕在廢土世界中尋找樂土的幻想,歸向上帝的愛,進入真正的樂土。

鄧紫棋刻意表現的廢土之上的痛苦和眼淚,並非無病呻吟。鄧紫棋從小在香港的教會學校接受基督教教育,並且是學校聖詩班成員,但她從很年輕的時候就在華語歌壇獲得外表光鮮亮麗的成功。2008年,年僅16歲的她即以首張個人EP《G.E.M.》在香港出道,其後在世界各地舉辦巡迴演唱會。2014年鄧紫棋進軍中國大陸,在湖南衛視歌唱節目《我是歌手 2》中脫穎而出,在大陸人氣爆增。因音域寬廣被稱為“鐵肺歌手”的鄧紫棋未滿25歲便完成100場個人演唱會,獲得音樂獎項無數。她是MV在YouTube上觀看次數突破2億的華語歌手第一人,也是福布斯2016年全球30歲以下精英榜(“30 Under 30”)中唯一榜上有名的亞洲音樂人。

但是為了成名,她也不得不忍受娛樂圈裡常見的謠言、抹黑、惡意攻擊。娛樂媒體和“吃瓜群眾”不僅對她的穿着打扮和私生活評頭論足、八卦惡酸,甚至“莫須有”地拿她的政治立場來攻擊她。雖然她並不喜歡公開談論政治,但在今天特別敏感的香港問題上,鄧紫棋似乎“兩邊都不是人”——既有支持香港民運的人指責她支持特首,又有中國官方因為她在2014年香港佔中事件期間為香港“痛哭”禱告把她列在“嚴控”名單之上。

她感到身心靈都備受煎熬。她常常恐懼、驚慌,試圖逃避,多次在演唱會上崩潰大哭。但她也在社交媒體上坦承,是對上帝的信仰扶持她走過演藝生涯的艱難,讓她在磨練中成長:“我慢慢發現其實結果的成與敗並不是最重要,因為怎麼樣都讓我賺了歷練。我覺得每個人都是一個行走的見證。”

《Gloria》並非鄧紫棋的第一首包含信仰元素的歌。在此之前她已經創作、演唱過《新的心跳》、《Walk on Water》等含有屬靈元素的歌曲。在《Gloria》的歌詞中,鄧紫棋自己反覆講到“愛”,而且明顯使用聖經的語言,說“不要害怕,愛里沒有懼怕”,上帝的愛是“永不止息”。她要見證的,是她的人生是一場救贖之旅,而帶領她從精神的廢土走入恩典的樂土的,是上帝那測不透的大愛。

當年鄧紫棋出道,為自己起了個很有動感的藝名“G.E.M.”,意思是“讓每個人動起來”(Get Everybody Moving)。作為一名基督徒G.E.M.歌迷,我願意為她禱告,但願她通過歌曲創作見證的基督福音,能夠get everybody moved——感動、慰籍千千萬萬個在廢土中掙扎的人的心。

Sean Cheng是《今日基督教》亞洲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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