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國將要遞解「五月花號」教會，而中國基督徒在辯論是否要躲避十字架

在2019年底和2020年初，60名中國基督徒離開了他們在中國南部城市深圳的家，來到韓國著名的旅遊區濟州島尋求宗教庇護。

這群包括28名成人和32名兒童，都來自深圳改革宗聖道教會（Shenzhen Holy Reformed Church, SHRC），他們跟隨先行一步的教會牧師潘永光（Pan Yongguang）的腳步，隨之也到了韓國。一月底，光州高等法院駁回了他們最後一次的庇護上訴。現在他們面臨着即將被遞解回中國，除非有另一個國家願意給予他們庇護。

在2018年成都秋雨聖約教會（Early Rain Covenant Church in Chengdu）遭受迫害後，潘的教會就開始考慮移民，而秋雨聖約教會的主任牧師王怡（Wang Yi）與潘認識。同年12月，王牧師被捕。次年他被判處九年有期徒刑。王、潘和秋雨聖約教會的幾位長老，和其他400多個家庭教會的領導人共同簽署了一份聲明，反對在2018年生效的日趨嚴格的宗教管理法規。

在王怡被捕後，潘認為家庭教會在中國社會中將無法再公開地存在。 “教會不得不離開，除非我們分散或放棄信仰，”他後來說。

2019年10月中旬，SHRC舉行了一次會員大會，並投票決定遷往濟州島。如果教會（當時約有120人）留在深圳，他們認為只會有兩個選擇：就是分散或向官方的中國三自教會“屈膝”。

此外，許多會員的孩子一直在教會的學校上學，政府當局後來關閉了這所學校。由於擔心他們的孩子被迫要學習違背他們信仰的教材，SHRC的父母們認為他們必須搬家。

大約在同時間，潘離開了他的家，他以為只是去濟州島探視情況而已——隨身僅帶了兩套衣服。但他再也沒有回來。幾個月後，他的家人和一大部分的會眾加入了他。

潘說，在會眾到達後開始申請庇護時，他們才發現韓國的庇護政策是很嚴格的。（在這程序開始前，潘在寫給他的會員的一封信中告訴他們，一名律師告訴他，他們的行動是“完全合法的”。）潘以前是一位醫生，他和他的教會成員自離開中國以來一直只有打零工，而且沒有人會說韓語。

SHRC現在被一些人稱為“五月花教會”。這個名稱是潘的朋友取的，因為潘指出了SHRC會眾和當年的天路客（Pilgrims）相似，都是為了爭取宗教自由而進行遷徙。

“就連孩子們也熟悉五月花號的歷史，”潘說，並指出他的教會在離開中國的前一年就研究了天路客領袖威廉·布萊福特（William Bradford）對天路客經歷的第一手資料《普利茅斯墾殖記》（Of Plymouth Plantation）。 ”我們與五月花號有相同的信仰。我們的經驗也與他們相似。”

一個存在分岐的決定

自2018年中國宗教管理條例生效以來，基督徒的生活變得越來越困難。像SHRC這樣的教會發現他們很難像以前那樣公開地聚會和運作，因為他們繼續抗拒向當地管理當局登記並接受政府的監督。對於城市的改革宗家庭教會的成員來說，這種情況尤其嚴重，因為他們的領導人簽署了聯合公開聲明。

然而，SHRC對迫害的回應卻在中國其他的家庭教會中引起了質疑，那些未註冊的家庭教會一直持續忍受在當今中國國內必須要面對新困難的現實。雖然許多人同情SHRC會眾對自由敬拜的渴望，但也有些人則批評他們逃避的集體決定。

潘所經歷的迫害並不罕見，在很多方面，對於一個未註冊教會的中國信徒來說，這是一種典型的經驗。許多其他中國家庭教會也有同樣的經歷，但其他家庭教會並沒有採取集體逃離來回應。這一事件引發了家庭教會領袖們的討論，探討神對祂的教會的呼召是什麼，以及教牧領袖在政治敏感時機中的角色，這不僅是涉及一個家庭，而是涉及到整個羊群。

一位家庭教會牧師說：“我不願意根據他們的反應來評判他們，因為我們對他們的動機和情況並不是很清楚。只有他們知道自己的動機。在這種情況下，最好不要冒然下定論。例如當年的“五月花號”上的人，他們離開了，我們也不對他們進行評判。” （有趣的是，這位牧師本能地舉五月花號作比較，但並不知道現在已有些人將SHRC稱為“五月花號教會”。）

另一位家庭教會牧師則分享了為什麼他在海外學習後放棄了國外安全的生活，回到中國牧養家庭教會：“我不能說目前的情況是我個人的選擇。我傾向將它視為是神所預備的，並把我置於其中。在中國傳統的家庭教會中長大，從我信主的第一天起，迫害對我來說並不是一個陌生的概念。”

當這位牧師收拾行囊準備回中國時，他默想著德國神學家迪特里希·潘霍華（Dietrich Bonhoeffer）的話，潘霍華決定回到納粹德國，是要與他的同胞一同面對那時代的考驗。這位年輕的中國牧師還提到了其他傳教士的犧牲，如威廉·波頓（William Borden），他為向中國人傳福音而犧牲了。

雖然如潘霍華一樣，他和他的家人本可以避免在中國牧會的危險不安，但他說：“身為一個被呼召作福音的僕人，我很難向我在中國的兄弟姐妹們傳講天國的盼望，而我卻有一個找退路的計劃。 …牧羊人應該和他的羊群一起在田野裡…我會留下來，為主盡忠。”

留還是走？

從歷史上來看，在中國受到宗教迫害威脅的人中也有移民和尋求庇護的例子。然而，這些案件只涉及個人和家庭。據我們所知，整個教會在另一個國家尋求庇護，對中國來說，即使不是前所未有的，也是非常罕見的。

家庭教會傾向於認同那些留下來忍受迫害的先輩，如倪柝聲和王明道，他們都因拒絕加入受政府監督的教會而入獄。倪本來有機會留在香港避免受到迫害，但他選擇回到上海。因此，這些教會歷史性的立場是留下來並忍耐。

由於這一歷史的傳承，許多教會認為在逼迫下的忍耐是“十字架神學”的適當應用。如果SHRC逃離的原因是依史效法乘坐“五月花號”逃亡的英國清教徒，那麼其他中國教會可能會認為他們背棄了中國家庭教會的歷史傳統。

在更大的華人僑民社區中，也有許多人為了增加自己庇護案件的可信度而謊稱受到“迫害”的例子。

潘預見他的行為會引起爭議，但他相信，身為一位牧師的責任是讓他的會眾團結在一起。對於留在中國的會員，他給他的教會的聲明是：“我也知道，如果我離開，我肯定會受到其他教會的批評，並且將在我的餘生中一直背負這種壞名聲。”

意想不到的結果

世界各地的教會都糾結於在面對迫害時是留下還是逃離。在中東，近幾十年來，基督徒社區遭到了毀滅性的打擊，因為信徒們面臨是留下忍受折磨還是逃離到異鄉開始新的生活兩種截然不同的選擇。

《聖經》中提供了一些例子，闡明神的追隨者中有留下來的也有逃避迫害的，神使用這兩種決定來實現祂的旨意。在《舊約》中，耶和華把俄巴底留在亞哈的宮廷裡，同時差遣以利亞到外邦人的地方去逃避迫害（王上18:1-16）。在《新約》中，司提反在耶路撒冷被用石頭打死導致基督徒大規模逃離耶路撒冷，遷入其他地區（徒8:1）。每個《聖經》的例子所共有的真理是，無論是留下來忍受還是逃離，都是在主的引導下做出的決定，而不是出於膽怯懦弱的心。

這個故事一直持續到現代，當共產黨在1949年接管中國後，中國基督徒的忠心為今天許多信徒們的堅定信仰撒下了種子。另一方面，那些在毛澤東掌權後離開中國大陸的人開發了許多資源，而這些資源在近幾十年來扶持增強了年輕家庭教會的發展。

雖然潘和SHRC的批評者可能也有道理，但最終局外人很難確定SHRC前往濟州島的真正動機。

克里斯托弗·紹爾（Christof Sauer）是一位宣教士，他撰寫了許多關於迫害的文章，他為非洲宣教雜誌 Missionalia 回應了這個問題。他在一篇標題為逃跑或不逃跑（To Flee or Not to Flee）的文章中所作的結論是，人們不應該在“對神的誡命、基督的差遣的順服以及對他人的愛會受到威脅”的情況下逃離。只有潘永光和那些在韓國尋求庇護的人知道他們的動機是否避開了這些陷阱，以及他們的立場是否有聖靈的引導。

但是，問題都是有正反兩面的。在倪柝聲和王明道的事蹟中經常被遺忘的是，他們雖以大膽和跟隨基督的十字架著稱，他們最初也曾屈服在壓力下並以某種方式與官方的教會合作，後來才公開宣佈放棄與官方的協議，並面對隨之而來的苦難。想在歷史中留名的願望，若在面對迫害時所作的決定，脫離了有聖靈引導的《聖經》教導，那可能會是充滿危險的。

遷徙的教會所面臨的另一個危險，就是在新的地方形成一個封閉的社區。紹爾警告說，存在着導致“貧民窟心態以及以強烈律法主義和與世隔絕為特徵的生活方式”的危險。對於像SHRC這樣一起移民的群體來說，這當然是一個更大的威脅。根據《聖經》，基督徒從耶路撒冷分散開來，導致教會在“猶大全地，和撒瑪利亞，直到地極”被建立起來（徒1:8）。潘應該意識到這種威脅的可能性，並帶領他的會眾“為那城求平安”（耶29:7）。

下一步怎麽辦？

在SHRC最後的上訴被駁回後，該團體必須在幾周內離開韓國。在最終裁決之前，潘說他的教會“非常希望”會有韓國以外的另一個國家給予他們庇護，但他不確定這一過程的技術細節。雖然不確定他們是否會返回中國，但他們在2月中旬之後就是非法滯留在韓國。

如果SHRC被迫返回中國，他們可能會面臨嚴重的迫害。一些待在深圳，無法一起來韓國的SHRC成員已經受到審訊，甚至被監視或軟禁。

如果被遣返回國，潘本人將面臨嚴重的控訴如：涉嫌顛覆國家政權、勾結境外反華勢力和涉嫌販賣人口。潘的朋友王怡因顛覆國家政權的罪名被判刑，這是經常被用來對付政治反對人士的一種籠統的指控。販賣人口的指控是因為潘的教會帶領他們越過國界在海外尋求庇護。對於他教會的其他成員來說，生活也可能將很困難，他們很可能會面對審訊、監視、騷擾，在某些情況下，甚至還會被監禁。

這些更廣泛的警告和考量不僅限於SHRC或中國家庭教會。皮尤研究中心發現，基督教仍然是世界上最受迫害的宗教，而且這種迫害在過去十年中日益嚴重。從中國到伊朗，自埃塞俄比亞到印度，教會將面臨許多與潘和SHRC相似的爭戰，並且將在如何回應方面做出關鍵決定。

對許多人來說，可能會出現逃離的機會。重要的是能關注像SHRC那樣選擇逃離的人，以及能學習和評估自己教會的反應。同時，必須以有聖靈引導的動機來做出任何決定，這動機應該是更深受《聖經》的影響而不是歷史，無論是21世紀中國家庭教會的歷史還是英國清教徒的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