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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是「中國近代史上深具影響力的女性基督徒」系列文章之一。
在中國近代史上，有一位中國最高統治者的夫人，她的名字在中國大陸叫「宋美齡」，在台灣叫「蔣宋美玲」，在英文世界叫「Madam Chiang”（「蔣夫人」，也叫 Soong Mei-ling）。 宋美齡（1898-2003）是「中華民國」第一至第五屆總統蔣中正（字介石）的妻子，第六、七屆總統蔣經國的繼母。 雖然宋美齡更多是以「中華民國第一夫人」的身份作為政治人物為世人所知，但是至少在使用中文的基督徒當中，她的基督教信仰也常被提及。
宋美齡出生於上海，其父宋嘉澍（字耀如，英文暱稱Charlie Soong, 又稱“查理宋” ）原名韓教準，是廣東省文昌縣人，年輕時曾在美國范德比爾特（Vanderbilt）大學 神學院學習神學，畢業回國後擔任衛理公會牧師，後經營出版業，靠著為美國聖經協會印製和批發《聖經》、為衛理公會印基督教小冊子及為其他 宣教機構印製讚美詩，賺得「第一桶金」致富。 1895年中國基督教青年會（YMCA）成立，宋耀如也是青年會最早的領袖之一。
宋美齡的母親倪桂珍是上海一位牧師的女兒。 宋美齡有兩個姊姊、一個哥哥、兩個弟弟，她的大姊宋靄齡後來嫁給中華民國行政院長兼財政部長孔祥熙，二姐宋慶齡嫁給中華民國「國父」孫中山，後來還當過中華人民共和國名譽 總統. 宋氏三姊妹被中國人視為「 20 世紀中國最顯耀的姊妹組合」。
1907年，年僅9歲的宋美齡跟二姐宋慶齡一起來到美國。 1909年，她進入皮德蒙特學院（今Piedmont University）上學，成為「小留學生」；1911年，進入衛斯理安女子學院（Wesleyan College）就讀；1913年，轉入韋爾斯理學院（Wellesley College） 攻讀英國文學和哲學。 後來宋美齡自述在美國留學10年，她「除了還是黃臉孔以外，一切都已經美國化了。」1917年宋美齡畢業回到中國，父母請了私塾老師為她補習中國文史。 她早期在上海基督教女青年會（YWCA）擔任英語教師及在上海工部局兒童勞工工作委員會擔任秘書，與一些來自西方國家的宣教士有合作、同工。
1927年12月1日，宋美齡和時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的蔣介石由基督教青年會全國總幹事餘日章証婚，舉辦了基督教婚禮，“二婚”的新郎和年輕的新娘在上帝和眾人面前宣讀了 「情願遵從上帝旨意…終身不渝」的誓詞。 有報紙在標題上戲稱蔣「中」正與宋「美」齡聯姻是「中美合作」。 那一年的夏天，蔣剛完成捕殺共產黨和左派人士的「清黨」活動（「四一二政變」），鞏固了自己的權力。 儘管有許多人認為他們的婚姻包含了蔣希望藉宋家跟美國拉關係、宋也貪圖蔣在政治上的勢力等功利性目的，因而將其視為「政治婚姻」，但他們似乎也無法否認蔣 跟宋彼此之間也有「真心的愛慕」──蔣介石追求宋美齡有五年之久，兩人才終成連理。
Wikimedia Commons宋美齡與蔣介石的婚姻，最廣為人知的一點就是蔣為了娶宋，答應了宋母的要求，歸信基督教。 關於宋美齡自己的信主經歷，網路上很多文章都提到她母親篤信基督教，對她有很深的影響，但根據宋美齡的自述，母親的言傳身教雖然幫助她「在不知不覺中，吸收了不少主的道理」，但「甚至我和蔣先生結婚之後，我實際上還沒有重生。」直到1931年宋母去世，宋美齡才經歷了「第一次的靈性轉機」。 那時蔣介石政權既面臨日本侵略的威脅，又忙於「剿共除亂」，宋美齡常常心煩意亂，她後來回憶那些年：「許多的困難叫我心灰意冷，幾瀕於絕望，而母親卻已不在世間，不能天天為我們禱告了。」這迫使宋美齡自己開始注重禱告，對信仰更認真。
令宋美齡慶幸的是，宋母在過世之前，帶領蔣介石「正式歸主」（蔣在1930年10月「不顧黨內同志的反對」受洗），而蔣也「信守」向宋母許下的諾言 ，婚後堅持每天查考聖經。 蔣原本喜愛中國傳統文化而對基督教非常陌生，在母親過世後，宋美齡繼續幫助蔣學習聖經，包括幫助他「明白舊約中復雜繁奧的真理（這是一件頗為煩難的工作）」。 宋美齡後來披露，靈修在她跟「蔣先生」的婚姻生活中佔據重要的地位：「每天早上六時半我們一起禱告、讀經，並討論彼此的心得。每晚就寢前，我們也在一起禱告 。」
1930年代，蔣介石在中國城鄉推行「新生活運動」，任命宋美齡為「“婦女指導委員會指導長」。 宋美齡非常努力地想要藉助教會的力量，強調用基督教家庭價值觀改造社會，稱婦女是「改造家庭價值的原動力」。 然而有不少人認為蔣介石本人的基督教信仰只是停留在表面的虔誠而並未真正影響他的政治生涯，他治理國家的手段背後的哲學和信仰似乎更接近中國傳統的儒家思想，甚至有人認為是沒能擺脫「青紅幫」之類的黑道思維。
1936年，「西安事變」爆發，蔣介石被綁架。 宋美齡臨危不亂，提出和平解救蔣的主張和方案。 蔣在獲救後見證說，「每日早晨的靈修習慣，是一塊支持並供給我力量的磐石。」蔣在被劫持期間見到宋美齡，跟她分享了「耶和華在地上造了一件新事 ，就是女子護衛男子」（耶利米書31:22）的經文。
1938年，宋美齡所著《我的宗教經驗譚》出版；1940年，《基督教與新生活》出版，蔣夫人在這兩本書中論述了她對基督教信仰及其對社會、文化、政治的影響 的看法。
抗戰爆發後，宋美齡作為第一夫人的政治影響力達到高峰。 在國內，她組織婦女工廠和戰時學校，親手為抗戰國軍縫製衣服；在國外，她幾次作為蔣介石的個人使者到美國訪問、到國會演講，尋求美國對中國抵抗日本侵略的支持， 以東方女性的美麗和魅力、雍容高雅的風度和流利的英文贏得美國政界和民眾對中國的同情和慷慨捐助，三次成為《時代》雜誌的封面人物。
1943年，美國首都華盛頓特區的方椎（Foundry）衛理公會教堂在彩繪玻璃窗上為羅斯福總統表述的「四大自由」各鎸刻一名聖經人物和一名現代人物，宋美齡被選為亞洲及 女性的代表，肖像被刻在教堂的彩窗上。
儘管「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介石領導的「黨國」在美國的幫助下贏得了抗日戰爭，但其內部的腐敗和無能也日益加劇（宋家和宋靄齡所嫁的孔家結成的「孔宋集團」尤其在金融和貿易特許權等方面成為國民黨腐敗的代表），中國公眾的不滿也日益增加。 加上國民黨組織長期被共產黨滲透，導致在與共產黨的內戰中節節敗退。 最終，毛澤東領導的共產黨在1949年奪取政權，蔣介石領導的「中華民國」撤退到台灣，以「反共復國」為目標據守在台灣。
在台灣居住的年歲中，宋美齡繼續在政治領域發揮影響，輔佐蔣介石的統治，而其公共言說顯著地將基督教信仰作為「反共救國」的精神支柱。
1950年，宋美齡出任新成立的「中華婦女反共抗俄聯合會」（「婦聯會」）主任委員，同年2月1日，成立「中華基督教婦女祈禱會」（後來由周聯華牧師擔任監督——週 後來成為蔣介石、蔣經國兩代總統的「兩蔣牧師」）。 祈禱會每週三下午舉行，後來擴散到台北各地，每三個月舉行一次聯合大會。 宋美齡特別著重在軍醫院和軍隊中的心理輔導和牧養工作，常常邀請計志文、趙世光等佈道家來佈道。 蔣夫人領導的「婦禱會」和「婦聯會」在1950年代後在眷村（退伍軍人）事工、病弱幼兒關懷、女性權利、校園福音事工等方面做出了很多貢獻，尤其對台灣 「國語教會」的發展有許多助益。
1953年，一萬多名「反共義士」從中國大陸經韓國來到台灣，其中大部分在聽到福音後決志信主，蔣夫人鼓勵歸主協會開設函授聖經課程，培養他們的靈命。 1950年，蔣介石夫婦在台北士林官邸建立小教堂「凱歌堂」（此前在1948年宋美齡曾創辦台北「南京凱歌堂」），「第一家庭」每個主日必定準時出席在那裡的禮拜， 後來在他們在日月潭和梨山的行館也建有名為「耶穌堂」的小教堂。
1961年復活節，宋美齡在士林教堂分享了一篇演講辭，再次明顯流露出「社會福音」的傾向：「耶穌基督的為人點燃了人類的想像之火，他的言行已經成為被人類接受的 智慧、道德、仁愛和人道的標準觀念。由於他心靈的純潔和他所領導的積極生活，他已永遠成為古今中外基督徒的典範…”
1967年，宋美齡接受天主教輔仁大學授予她名譽董事長的稱號。 除了擔任輔仁大學董事長，蔣夫人也參與了台灣東吳大學、衛理女中何耕莘文教院等教育機構的創建與發展。
1975年4月，蔣介石突發心臟病逝世。 9月，宋美齡赴美，從此常住美國紐約，她發表公開信解釋原因是“在長期強撐堅忍、勉強悲痛之馀，及今頓感身心俱乏，憬覺確已罹疾，亟需醫理” 。 10月和11月，葛理翰（Billy Graham，葛培理）佈道大會在台北舉行，宋美齡受邀擔任大會榮譽主席。
宋美齡遺孀居美國後，仍然時常透過發表書面演講和公開信等等方式參與台灣島上的政治。 1986年到1991年蔣夫人「回流」台灣，親力親為、參政議政，甚至曾把時任總統的李登輝召到士林官邸訓話，給人強勢幹預的印象。 1992年，台灣監察院透過「宋美齡赴美使用通行狀暨士林官邸長期佔用公地」彈劾案的調查報告。 從此以後，宋美齡退出政治「江湖」，在紐約深居簡出，幾乎跟外界斷絕了接觸。
2003年10月24日，105歲的蔣夫人在其曼哈頓的豪華寓所與世長辭。 台灣及海外各界，包括中國大陸民間及官方，紛紛表示哀悼。
儘管在大多數華人基督徒當中，蔣宋美齡被視為對基督福音多有積極影響的「基督徒第一夫人」，世人對她的一生的評價卻是褒貶不一，對她有負面印象的人 也不少。 當年美國總統杜魯門曾稱侵吞美援的蔣宋孔家族「個個都是賊」。 羅斯福夫人埃莉諾曾說蔣夫人「可以把民主談得很漂亮，但她不知道如何生活在民主政治裡。」很多人批評宋美齡在個人生活中愛慕虛榮、驕橫奢華、脾氣古怪、沒有憐憫心腸 ，也有人認為她和蔣介石的婚姻是貌合神離，常常慪氣爭吵，暗藏諸多不和諧的矛盾衝突，並不是基督徒婚姻的良好見證。
另外，雖然宋美齡對台灣的“國語教會”的發展的確有很多扶持與幫助，但也有一些台灣基督徒認為在台灣蔣介石統治的戒嚴時期受到蔣夫人保護和扶持的只是「黨國基督徒」，而政治傾向不同的台灣長老教會等教會其實是遭受蔣介石「黨國」的壓制和監控的。 （不過，宋美齡本人是否參與這樣的逼迫，或在其中扮演了怎樣的角色，筆者沒有找到明確的歷史記載。）
從基督教信仰的角度來看，宋美齡倡導及她試圖影響蔣介石施行的「基督教愛國主義」也值得今天的華人基督徒反思和警醒，尤其因為在華人基督徒當中持有「用基督教來救中國」的 思想和情懷的人似乎還不少。 宋美齡曾說「在我看來宗教是很簡單的事情。其意義就是盡我心、我力、我意，以實行上帝的意志，」但是把這樣的理念具體落實到政治和家庭生活中，卻 遠非簡單的事情，蔣夫人自己的見證確實也有很多令人嘆息的缺失。
宋美齡在1934年發表的《我的宗教觀》一文中講到自己的基督教信仰經歷了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留學歸國後「極度熱心愛國，渴欲為國家做事」；第二階段是 因母親去世“頹喪消極”，但因為蔣介石信主感覺“與上帝更接近了”；第三階段是“所願都出於上帝的旨意，而不是自己的旨意。”從1934年到2003年蔣 夫人逝世，有近70年的時間。 不知經歷了許多政治上的幻滅的宋美齡，是否對自己的「基督教救國論」有所反思？ 但願她晚年有所悔悟，真地越來越與主親近，越來越順服在上帝的旨意之中。
Sean Cheng是《今日基督教》中文主編。
本文是「中國近代史上深具影響力的女性基督徒」系列文章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