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德生及溫柔的力量

這位去到中國的宣教士是如何回應他所帶領的宣教士被謀殺的事件。

在百年多前一個廣大的土地上發生了一件事。那就是，一個4歲的男孩成為了皇帝。一開始，他的繼母以太后身份聽政。但當他18歲親政後，他急於改變許多政務。他仿效其他國家，創辦了一所大學。他精簡了政府官員，裁減冗員。他希望成立議會，行君主立憲。他甚至頒布了一項保護基督徒公民的法令。

但皇帝並未從此過上幸福的生活。太后與其親信不願見到如此多的改變。他們策劃了一場政變，重掌大權。

在那時，地方上發生了極大的旱災。人民饑餓難以度日。太后將一切怪罪於那些輔佐年輕皇帝的外國人。太后下懿旨昭告天下，認定是諸神在阻止降雨，除非把所有外國人及信奉外國宗教的人都逐出中華境外，乾旱才會好轉。

一群受過功夫訓練的農民也把他們的麻煩歸咎於洋人。這些農民懇求神靈附體，使他們對洋人的槍炮可以刀槍不入。太后下詔，凡襲擊殺害外國人的人，一律不予追究。於是，他們起而摧毀了外國人建造的鐵路和電報線，並極盡可能地殺害他們見到的所有外國人及基督徒。

這些外國人所來自的國家非常憤怒，派出軍隊來恢復秩序。他們要求賠償損失的財產和人員。太后只好逃離京城避難。仇外主義（Xenophobia）——懼怕及對外國人的仇視——被證明是一種失敗的政治策略。

在19世紀末，有八個國家在中國擁有大量的商人和外交官。他們的現代化鐵路和電報線大大增進了這個幅員遼闊的國家內部通訊。他們的宣教士、教育家及醫療人員服務了中國人民好幾個世紀。許多中國人也成為基督徒。

義和團事件（1899-1901）是一次清除外國影響的嘗試。義和團或拳匪的成員圍攻北京的外國區域55天。一位總督以答應給予外國人安全作為誘餌，引誘44名新教宣教士——包括男人、女人和孩子——來到北京，然後對他們進行屠殺。整個事件最終死亡人數為：136名新教宣教士和53名兒童， 2000名中國新教徒；還有超過200名俄羅斯東正教基督徒、三萬名中國天主教徒。

隨之而來的是巨大的反擊。大約兩萬名八國聯軍士兵入侵中國並鎮壓了義和團的動亂。許多外國人——主要為士兵和商人，但也有一些宣教士——趁動亂搶劫。八國聯軍的政府以及失去人員和財產的公司和宣教機構要求巨額的賠償。他們的要求使一個已經搖搖欲墜的帝國陷入更糟糕的境地，並引起更進一步的仇恨。

中國內地宣教團（内地會）的創始人戴德生卻與眾不同。内地會損失的人數比其他任何機構都多：58名成人和21名兒童。即便如此，戴德生拒絕為該組織的損失收取任何賠款。他要以此來顯示“基督的柔和謙卑”。這舉動給中國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美國報紙作家關注的是貪婪的西方外國人。在大眾的想像中，基督教宣教運動和西方帝國主義是緊密相連的。

報復心態在當年是個糟糕的信仰，如今依然是糟糕的信仰。

五十年後，中國基督教領袖仍然活在義和團事件的影響和中國民族主義浪潮的影響下。共產主義革命後，許多人切斷了與西方教會的聯繫，承諾中國教會將是反帝國主義、反封建和反資本主義的。不幸的是，這些承諾助長了其政治主人的仇外心理。

如今，中國領導人決心成為世界經濟體系的一部分，官方承認的中國三自教會不再採取仇外心理。這些上個世紀中葉中國教會領袖的繼承人感謝宣教士的貢獻。他們認識到，教會的力量很大程度上來自於那些在1900年代獻出生命的人，及許多其他在之後加入服事中國人的人，包括《今日基督教》的聯合創始人L. Nelson Bell。

然而，對外國人的仇恨心理正在全球各處重新回歸。仇外心理在19世紀的中國是糟糕的政治決策，在如今同樣也是糟糕的政治決策。報復心態在當年是個糟糕的信仰，如今依然是糟糕的信仰。如果當年所有基督教宣教士都如戴德生一樣以柔剋剛、以德報怨，中國的歷史會如何改變？

大衛·內夫（David Neff）是《今日基督教》的前主編。

翻譯：T.N. Ho/ 編輯：Yiting Ts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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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urch Life

賈立克：服事藏族的醫療宣教士

宣濟仁

Rupert Clarke在甘肅、青海一代為藏族人提供醫療服務，並呼籲漢族基督徒關愛藏族人的靈魂。

llustration by Mallory Rentsch / Source Images: WikiMedia Commons

二十世紀初，西藏的門仍然緊緊向基督教宣教士關閉。

散居青藏高原上的藏民篤信藏傳佛教，每四個成年男性藏民就有一個是喇嘛。同時，他們中間傳染病流行，梅毒、痲瘋、天花、鼠疫與白喉等常為患，由於缺乏醫療服務，唯一的防治方法就是把病人隔離，甚至將他們終生摒棄於社群之外。

好些中國內地會的宣教士希望向藏民傳福音，卻無法踏足西藏，只能在鄰近省份接觸藏民。早在1918年，宣教士胡立禮（Harry French Ridley）與連福川（Frank D. Learner）就開始在青海傳福音。到1940年代末，據估計青海東部約有200個信徒，但其中沒有一個藏民。

1940年代，有一位內地會的宣教士在甘肅和青海的藏民中從事醫療宣教。他就是英國宣教士賈立克（Rupert Clarke）。

賈立克少年時代，常常住在祖母家的維多利亞式大宅中，一家人每日數次在一起禱告主日更少不了一起上教會。然而，年輕的賈立克雖然滿腦子聖經知識，行事為人也循規蹈矩，內心卻缺乏得救的確據。

這種情況直至他念大學時，參加基督徒團契，認識了學兄皮存德（Robert A. Pearce）與林貝德（James Cecil Pedley ），才有改變。皮、林二人感覺到賈立克只有基督徒的外貌，卻未嘗救恩之樂，就常常為他禱告。賈立克讀到學兄們借給他的一本書，終於明白，得救的確據是基於神的應許，而不是靠人的努力，他所要作的就是信靠耶穌。他跪在床邊，以啟示錄3章20節邀請耶穌進入他的心。從此以後，他再也沒有回過頭。

後來賈立克進入醫學院學習，三年級暑假期間，他染上腮腺炎，卧病祖母家。這段時間他讀到《神跡千里》（A Thousand Miles of Miracle in China）一書，書中詳述宣教士蓋落窪（A. E. Glover）一家如何在義和團事件中，由山西被押解往上海的驚險跋涉。賈立克深受感動，也開始關心中國的宣教需要。

蘭州醫院

皮存德和林貝德先後在1931年和1935年加入中國內地會，在甘肅省蘭州醫院和附屬的痲瘋病院事奉。痲瘋病院里有不少藏民歸信耶穌。他們一直寫信鼓勵賈立克，使得賈立克對藏民的負擔日益加深，最後，賈立克加入了中國內地會的藏區醫療宣教，前往甘肅蘭州服事。

1941年，賈立克在蘭州醫院的工作漸上軌道。同年，他應邀前往鄰省寧夏，走五天路程到中衛參與醫療福音隊的工作。賈立克抵達中衛后卻病倒了，患上嚴重的肝炎，全身發黃。內地會總部立刻調派護士巴葆真（ Jeannette Barbour）到中衛照顧賈立克。

巴葆真在羅德西亞（津巴布韋）出生，曾在英國愛丁堡接受護理訓練，那時剛加入內地會不久。賈立克經巴葆真悉心照料，病情迅速好轉，但繼續留在中衛養病，一個月後才騎自行車回蘭州。當其時，他已靜悄悄地跟巴葆真訂了婚，只待巴葆真按內地會規定，事奉滿兩年，通過語文考核才完婚。1943年一月14日，兩人在蘭州冰封的黃河邊上舉行了婚禮。

1944年，抗日戰爭結束后，內地會在蘭州市內開設診所，由賈立克主理。1946年底，賈立克夫婦回英國和南非述職，內地會調派海恆博前往蘭州承擔醫療工作。

許多藏民到蘭州醫院和痲瘋病院求診，其中不少要走上數周甚至數月的路程。漢人不大願意與藏民住在同一個病房，所以醫院專門設立了藏民病房。1947 年的記錄顯示，至少有80名藏人留醫，一些需要接受長期治療的病人，會入住普通病房，其中有些人要住上好幾個月。被接納、得醫治的藏民都滿懷感恩，可惜沒有懂藏語的宣教士可以向他們傳福音。

化隆醫療站

多年來，內地會計劃在青海省開設一間小型醫院，讓散居在青海一帶的藏民得聞福音。1948年，賈立克向英國家鄉的支持者發出呼籲：青海醫院的計劃因醫療人員短缺而被迫擱置，正努力禱告籌劃，求神從東方和西方差派同工來服侍藏民。

1948年初，賈立克述職后回到中國，人手和物資依然缺乏，看來在青海建醫院的計劃仍無法落實。就在這時，聖光學校的監委會從“中華救援團”獲得資助，把一大批美軍留下的醫療物資贈送給蘭州醫院，其中三噸物資給分配到青海化隆。內地會重新調配人力，派一名本土醫生和四名護士投入青海省的醫療工作。賈立克建立化隆醫療站的多年夙願終於實現。

化隆位於西寧南邊，靠近青海和甘肅的交界，海拔一萬呎，空氣稀薄，一年裡只有八月份不下雪，有四個月土地不被冰封，交通運輸非常困難。賈立克豁達開朗、隨機應變、處變不驚，沒有什麼事能難得到他。有一回，車子的油泵壞了，賈立克從醫藥包中找出聽診器，扶着放在車頂上的汽油罐子，讓汽油通過聽診器的管子流到發動機，車子得以繼續前行。

1948年7月5日，化隆診所正式開幕。在化隆鎮上，住有顯貴的喇嘛僧侶，也有在百姓中具影響力的穆斯林教長，賈立克和同工在城內派發中文和阿拉伯文的福音單張。

1949年，賈立克和正懷着第一胎的葆真遷到化隆定居。賈立克夫婦二人同心，不怕艱辛，只為服侍他們生命的主和祂所關愛的藏民。他們把診所發展成為醫院，取名“聖光醫院”，設有二十張病床。同年，門診人數高達3590人，進行了160個手術。葆真一手抱着初生的亨福（ Humphrey），一手進行護理工作。

醫院和賈立克的名聲愈傳愈廣，人們說“這個外國醫生對待藏民很親切，就像他對漢人一樣。”藏民和喇嘛騎馬、騎氂牛或徒步長途跋涉、成群結隊地來求醫。他們走四個禮拜的路來醫院就診，在醫院第一次聽聞福音，經手術治療和休養后，又帶着新約聖經或福音書單行本，歡歡喜喜地回家。

床位常滿，有時病人還未康復，就要出院，因有更多重症湧入。病床不敷，二、三十個病人擠在給親屬住的炕上。但賈立克覺得為藏民診病很“上算”，因為他們生命力強，又心懷感恩。賈立克特別希望漢族基督徒也來參與。他在1950年的內地會《億萬華民》雜誌中寫道：

“不少漢人基督徒蒙主呼召，要向藏民傳福音，可惜未肯下苦工學語言。在這一帶有一些會說西藏語的漢人，若他們蒙主光照，必能為主作工。這裡生活艱苦，但他們可以一邊當醫生糊口（藏民當中還沒有醫生），一邊向藏民傳福音。”

更讓賈立克興奮的，是在西藏崇山中的一個部族派人專程到訪，邀請賈立克到他們中間開辦醫院，還承諾提供房子和一切所需。賈立克自然願意立時上路，可惜時不與我。

撤離中國

1950年十二月，在形恪勢禁之下，內地會領袖決定全面撤離中國。1952年一月，內地會620名宣教士之中，仍有33名滯留中國，其中就包括賈立克一家。

1951年六月，賈立克被帶到化隆法院，控告他多項罪名，其中最嚴重的就是為西方國家作間諜。賈立克當然矢口否認，結果，妻兒獲准離境，而他自己卻被收在監里，袋裡的聖經被繳去，他卻低唱“耶和華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至缺乏。”牢里有40多個囚犯，只能席地而坐，其中許多是回民。

後來賈立克獲釋，但被軟禁在化隆醫院裡，與外界隔絕。他堅持每天在院子內步行三英里，每周一次步行十英里，保持身心靈健壯，以備有一天獲釋時還有力氣走路去西寧。其後，賈立克被轉送到西寧，關在內地會設於西寧的宣教站里。

1953年七月20日下午，賈立克與馬良箴（Robert Arthur Mathews，另一位在蒙古族當中服事的內地會宣教士）乘火車抵達香港，他們是最後兩位離開中國的內地會宣教士。內地會海外事工主任李亞農（Harold Arnold J. Lea）在1951年的《億萬華民》中寫下結語：

“撤離的過程比我們預期的長得多,然而……主把同工們都帶出來了。雖然歷盡險阻，承受重壓，同工們都絲毫無損，精神旺盛。經此煉歷，我們在信心和忍耐上都成長了。”

1950年，化隆醫院被政府關閉，標誌着一個向甘肅和青海的藏族人傳福音的宣教時代的結束。然而，在同一年，兩對已婚的內地會宣教士夫婦（來自加拿大的George and Dorothy Bell以及來自新西蘭的Norman and Amy McIntosh）為兩名“真心相信耶穌基督”的西藏婦女施洗，然後有住在印度的藏族人報告了一個喜訊：一些漢族基督徒在甘肅南部的拉卜楞跟藏族人分享了福音，“結果有20人歸信”。

在今天的中國，向藏族人傳福音仍然非常困難。但是有更多的漢族基督徒參與向散居在西藏以外的一些中國省份的藏族人傳福音。我們祈禱，當年激勵賈立克的靈加倍激勵今天的中國漢族基督徒，接過宣教的接力棒，向藏族人分享基督的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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凱勒牧師：對世界的美好盼望從復活開始

Timothy Keller

基督信仰因四種特性提供了無比的確信，即歷史必定走向美好.

Illustration by Mallory Rentsch / Source Images: Europeana / Unsplash / The New York Public Library / Perth & Kinross Council

長期以來，美國人的信念是，無論在經濟層面、科技層面、社會層面、個人層面，每一代人的生活都會比上一代更好。但這種歷史呈線形進步的理念在大多數其他文化中是不存在的。所有的古代文明 ——中國、巴比倫、印度、希臘和羅馬——對此都有不同的觀點。一些文明認為歷史是周期性的，而另一些文明則認為歷史是一個從過往的黃金時代慢慢衰退的過程。

歷史發展的趨勢是人類境況的不斷進步和改善，這種想法原本是不存在的。

然而，後來出現了基督教。正如尼斯博特（Robert Nisbet）在他的《進步理念史》一書中寫道，基督教思想家為“進步理念在西方帶來了大量忠實的追隨者，以及一種純粹的力量，是此理念（在沒有基督信仰的情況下）本不可能獲得的。” 希臘人認為，人類知識的積累導致了人類境況少量的、短暫的改善 —— 但僅僅發生在戰亂與戰亂之間。而基督教哲學家“賦予了進步理念新的屬性，使它具有非基督徒的前輩們無法了解的精神力量”。

於是，基督教給文化意義上的盼望提供了無可比擬的資源。（此刻我們不是在談個人的盼望——對死後生命的盼望。我們在談的是集體的盼望、社會的盼望、對社會和人類未來的盼望——對歷史往好的方向發展的盼望）。透過基督復活的鏡頭來查看歷史的發展框架，我們可以對基督教盼望的性質作出四個概述：它是獨一無二地合理、完善、現實和有效。

基督教的盼望是合理的

首先，強有力的歷史證據表明基督的復活確實發生了。這使得基督教的盼望與其他任何一種盼望都不同。

N.T.萊特（N.T. Wright）闡述道，基督的復活提出了歷史學家和科學家必須予以解釋的證據。它不能簡單地被不予理會。他寫道：“就我對科學方法的理解而言，當出現不符合現有範式的事物時，選擇之一……就是改變範式”。我們不能因為某些證據不能被舊有範式解釋就排除它，而是要把它納入一個新的範式，“一個更大的整體”。如果不能提供符合歷史情理的另一種說法，來解釋當時目擊者的描述和成千上萬的猶太人在一夜之間世界觀發生的革命性變化，這不是更科學，而是更不科學。

各種西方進步主義理論認為，歷史發展的趨勢是個人更自由、或階級更平等、或經濟更繁榮、或因科技發展而獲得更多的和平與正義。但這些觀點並不是可以驗證的假設。他們是“但願如此”的盼望 ——是沒有紮根於實證的信念。然而，基督的復活包括了來自實證領域的有力證據，雖然仍需要信心，但卻提供了高度合理的、理性的盼望，即有一位神，他將更新世界。

基督教的盼望是完善的

每種宗教都為人們提供了死後生命的盼望。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我們的世俗文化是歷史上第一個告訴其成員，個人和世界的歷史都將結束於最終的忘卻。最後，我們無論作為文明還是個體，都將歸於虛無。

其他宗教說到底都是“唯靈論者”，因為他們認為物質並不重要，最後存在的只有靈。世俗主義當然是唯物的，認為不存在靈魂或超自然的現實，一切事物都有科學的、物質的成因。

基督教與這兩者都不同。它不只是提供一個天堂中的、全然屬靈的前景。如果我們引用希臘文的新約聖經，耶穌的復活是arrabon，是首付，也是aparche，是未來肉體復活的初熟果實，物質世界將在復活中得到更新。那將是一個充滿正義的世界，每一滴眼淚都將被抹去，死亡和毀滅將被永遠驅逐，狼將與羊羔同卧；這些抒情的、詩意的描述是說這個世界將被修復，被更新，從死亡和腐朽的束縛中被釋放（羅馬書8:18-23）。

這是極致完善的盼望。基督的復活向我們承諾的不僅是失去生命后我們會在未來得到一些安慰，而是承諾會復興我們失去的生命，且更有無窮無盡的賜福。復活應許了我們一直渴望但從未擁有的世界和生命。

基督教的盼望是現實的

黑格爾(（G.W.F. Hegel)）的哲學長期以來對西方思想有很大影響。黑格爾認為歷史是“辯證”發展的，在每個時代，相互衝突的力量達到新的、更高程度的綜合。這意味着每個時代都比前一個時代更好，歷史在一系列連續不斷的步驟中向上發展。正如我們在上個世紀所目睹的，這根本是不現實的。基督教為人類歷史和社會展現了無比美好、奇妙的歸宿，但它是現實的。

如果我們注目耶穌的死亡和其後的復活，我們會看到一種非常不同的神的方式。他的一生絕不是一系列的上升步驟。他倒空了自己的榮耀，來到這個世界並且死去，然而這一下降帶來了上升，且上升到更高的高度，因為現在他不僅掌管了整個世界，並且掌管了得救的子民。只有通過他的苦難和下降，他才能拯救我們並上升。

這不是黑格爾式的平等和相反力量的融合。耶穌沒有把聖潔和罪或生命和死亡“綜合”在一起。他通過死亡戰勝了罪和死亡。但耶穌的生活和事奉也不是後現代主義者所謂的隨機序列斷裂。耶穌經歷了黑暗，最終引領我們到達更大的光明。歷史正在朝着一個美好的歸宿前進，但不是通過一系列連續的、越來越好的時代，從強大到更強大。這不是上帝做事的方式。

世俗的進步理念是天真和不現實的。把社會建立在每一代都會比前一代經歷更多的繁榮、和平和正義的假設上是錯誤的。但後現代主義這個選項會使我們徹底失去盼望。然而，基督教為我們看待歷史提供了一種不憤世嫉俗卻很現實的方法。

基督教的盼望是有效的

最後，基督教的盼望在生命層面，即實際層面，發生作用。

新約聖經以兩種方式使用盼望這個詞。當談到對人類和對我們自己的盼望時，這種盼望總是相對的，不確定的。如果你借錢給人，你這樣做時期望那人能夠償還你（路加福音6:34）；如果我們耕地和打穀，我們這樣做時期望能夠有收穫（哥林多前書9:10）。我們選擇最佳方案和最明智的做法來確保我們想要的結果。我們對自己和對他人都堅持事情盡在我們掌握之中。但是我們並沒有做到 ——我們從來沒有做到。這是相對的，“但願如此”的盼望。

但當盼望的對象不是任何人類主體，而是上帝時，那麼盼望就意味着信心、確定和充分的保證（希伯來書11:1）。對神的盼望並非不確定地、焦慮地期望着他會肯定你的計劃，而是明白神是值得信靠的，且是唯一值得信靠的，明白其他所有的一切都會讓你失望（詩篇42:5；62:10），明白他的計劃是無限地智慧和美好。如果我相信耶穌的復活，這就是確認了有一位神既良善又大有能力，他從黑暗中帶來光明，並耐心地為了他的榮耀、我們的益處和世界的益處成就他的計劃（以弗所書1:9-12；羅馬書8:28）。基督教的盼望意味着我不再把生命和快樂押在人類施為上，而是在神里安息。

當有人被診斷出癌症時，把相對的盼望寄托在醫生和治療上是無可厚非的。但主要的信賴之源應當是上帝。我們可以確定他對我們的計劃和意志總是良善完美的，我們必然的歸宿是復活。如果一位癌症病人主要的盼望在於醫療，那麼一份不利的報告將是毀滅性的。但如果盼望是在主里，它就會像山一樣不可動搖、挪移（詩篇125:1）。以賽亞書40:31說那些“等候耶和華”的並不是焦慮地硬挺着，而總是“從新得力”甚至“展翅上騰”。對神的盼望會使人“奔跑卻不睏倦”且“行走卻不疲乏”。

耶穌已經通過自己的死亡和復活為我們確保了這一點。當這份確據存在我們心中時，我們眼前的命運 ——現狀究竟如何——便不再困擾我們。盼望來自於對他的注視。

翻譯：湉淙，校對：Sean Che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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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住在巴比倫，而非以色列

Marvin Olasky

初代基督徒的首要任務是把人們帶進福音裡，而不是把聖經原則及律法強加在尚未信主之人的身上。

WikiMedia Commons / Edits by Christianity Today

去年我在Twitter上問道：「我們是住在古代的以色列，還是現代的巴比倫之中？」

這個問題的另一種問法是：聖經對於在應許之地上生活的規範及指引，對我們這些身為宗教少數族群的基督徒——生活在非基督徒統治之下「不聖潔」的土地上——有著有哪些程度的應用（或關聯性）？

讓我們把目光回到古以色列國，在那裡，生活的重點是維持聖潔，而不是宣教——上帝把以實瑪利和以掃送至曠野、告訴約書亞要消滅迦南人，並且指示以斯拉要堅持讓以色列人與外邦妻子分離。爲了使應許之地聖潔，上帝下了一道零容忍政策：你們當中不可有耶和華所憎惡之事。

古以色列所住的應許之地，是人類最接近能生活在新伊甸園的一次機會，在這裡，神揀選了一個獨特的民族作為居民。祂給予指引，讓他們知道該如何正確的在應許之地生活（申命記28章），並應許他們，如果他們遵守誡命，一切都會順利。

上帝建立古老的以色列國，以作爲這個世界的模範國家——這是一場完美的試驗，測試良好的典章是否能造就出良善的民族。

神警告以色列人不要學此地其他民族去行「可憎惡的事」（申命記18:9）。但神的典章和律例不僅僅是為以色列人而立，而是同樣應用在其他住在這片土地上的外族人（利未記18:26, 28）。

這樣看來，舊約聖經的要求高度取決於其所在的地理位置：古代以色列人典章的律例旨在保護神賜給他們的土地的聖潔。他們的任務是潔淨這塊地，使其免於污穢的行為，維持著他的聖潔。

信仰的傳播並非當時優先考慮的重點。當某些以色列男人娶了外邦女子為妻，領袖們並不會因新來者的歸依使以色列人數增加而歡欣慶祝。相反的，他們對與外族通婚感到恐懼。

當以色列人離棄他們的半-伊甸園時，先知們相當的憤怒。先知耶利米基於敬虔的義怒讓我們造出了悲歎（jeremiad）一詞（衍生自耶利米的名字 Jeremiah）。耶利米寫道：「耶和華如此說：我領你們進入肥美之地，使你們得吃其中的果子和美物；但你們進入的時候就玷污我的地，使我的產業成為可憎的。」（耶利米書2:5, 7）

然而，對於那些不但住在半-伊甸園之外，而且還是住在反對伊甸園的巴比倫城內的以色列人，耶利米說話的語氣卻非常不同：

信上說：「萬軍之耶和華以色列的神對一切被擄去的（就是我使他們從耶路撒冷被擄到巴比倫的人）如此說：你們要蓋造房屋，住在其中；栽種田園，吃其中所產的……我所使你們被擄到的那城，你們要為那城求平安，為那城禱告萬主之主；因為那城得平安，你們也隨著得平安（耶利米書29:4-5, 7）。」

舊約聖經的其他部分也表明，住在以色列境外的以色列人，應該有著與境內以色列人截然不同的政治策略。例如，上帝禁止古代以色列境內的占卜術（申命記18:10-12），然而，但以理被任命掌管巴比倫內行法術的、占卜的及其他哲士（但以理書2:48）。

雖然但以理可以不受這些不敬虔的人們影響，獨立思考及行事，但沒有任何跡象顯示，他有任何計畫或渴望想要剪除這些人。身為在外地寄居的人，他必須與他們共存——因此，但以理成為了我們可以借鏡的楷模。從西元前605至539年，但以理在至少66年的時間裡，在巴比倫的統治下生活及工作，他總是試著服事一群與他截然不同的外族人，同時仍忠於上帝。

在這個過程裡，但以理及他的三個朋友曾面臨過死亡威脅。當尼布甲尼撒王設立了一個90英尺高的金像，並命令所有官員拜金像時，沙得拉、米煞、亞伯尼歌並沒有對著這群異教徒發表慷慨激昂地演說。他們僅僅拒絕屈身下拜，便足以讓他們被捕及被扔進火窯中。然而神在火窯中存留了他們的性命。

這幾個以色列人在公開場合裡雖然包容著與他們不同的族群，但在自己的私人生活和家庭裡卻遵守神的命令。但以理在自己的家中禱告，但沒有要求巴比倫的學校也公開地禱告或讀經。我們從以斯拉記、尼希米記和以斯帖記看到，其他猶太人是如何生活在波斯地——這個帝國境內有127個省，國內還有許多其他民族和語言——以色列人在不同於自己民族的法律統治下與其他民族和平的生活在一起。

在舊約時代，以色列國土上所有偶像都要被摧毀。然而到了新約時代，使徒保羅從未試圖移除雅典城街道上的異教祭壇和偶像（使徒行傳17:17-31）。他和其他福音書作者都強調，要使用任何能宣揚基督好消息的機會，卻從未說基督徒應強制將聖經律法套用在異教徒身上。

再一次，聖經的應用取決於地點：在某個地方合適的應用，並不適合應用於另一個地方。

我們在耶穌的身上也能見到同樣的作為。他把兌換貨幣的猶太人從聖殿——這個全世界最神聖地方——趕出，但耶穌卻沒有把羅馬人從其他任何地方趕出。當羅馬士兵於西元70年摧毀這座聖殿後，以色列已成爲最不聖潔的土地。從此以後，再也沒有一塊土地比其他土地更為聖潔。

古以色列最大的悲劇是，在全世界所有土地裡最不會吸引罪惡的這塊地上，神的百姓依然犯罪了。如果連生活在神的律法所孕育出的最良善的社會環境裡，都無法讓古以色列人忠誠於上帝，那麼上帝聖潔良善的律法在其他更不利的環境裡成功的可能性又有多大？

舊約歷史告訴我們，我們千萬不可驕傲的以為自己有能力在地上建立並維持住一個烏托邦國度。我們應該學到的功課是：罪來自我們自身，而不是我們周圍的環境。神教導人類：即使在最好的環境裡——無論是在原始的伊甸園，還是在以色列的半-伊甸園裡——罪仍潛伏在我們的門前。神讓我們看到自己對基督的迫切需求，並且除祂以外，再無拯救。

當初代基督徒逐漸理解以色列歷史的含意，他們也就理解在新約時代（及之後）傳福音的重要之處。「我的鄰舍是誰？」猶太人對於這個問題原本的回答是「我的猶大弟兄」，但耶穌說：任何有需求的人都是我們的鄰舍——包括所有婦女、撒瑪利亞人，甚至是神百姓敵人的羅馬士兵。

耶穌對他人的全然接納，堅固了早期基督徒的信念。基督徒根據上帝的指示，將福音帶入萬國，而不是專注於捍衛自己的國度。因此基督徒能自由地傳福音，並接納任何相信基督的人——不論其血統、過去犯過的罪、種族或文化為何——至教會的團契中。

雖然不再擁有一塊專屬於自己的「國土」去捍衛，卻被賦予將「天國」分享至地極的使命，初代基督徒的首要任務是把人們帶進福音裡，而不是把聖經原則及律法強加到尚未信主之人的身上。

今日，雖然「基督教民族主義」已在美國和其他一些國家遍地開花，我們仍可以跟初代基督徒前輩學習：我們不再需要保衛任何聖地或聖殿，但眾教會應該學習成爲神國度裡的模範城市——在這個城裡的每一個人，不但可以，而且也能，因著祂的奇異恩典，從內到外的被改變，成為新造的人。

作者奧拉斯基博士（Dr. Olasky）隸屬於 Discovery 和 Acton 這兩個機構。他是美洲長老會（PCA）的長老，是30多本書的作者及共同作者，其中包括《美國的墮胎故事》（The Story of Abortion in America）。

翻譯：榮懌真 / 校稿：Yiting Ts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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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lture

當奶茶散發出基督的香氣

Isabel Ong and Sean Cheng

芝加哥的“活水茶堂”是華人教會利用奶茶店有創意地向年輕一代中國學生和專業人士傳福音的一個例子。

Abigail Erickson

每月一次，康科利（Nick Konkoli）會到位於芝加哥“小意大利”的“活水茶堂”去主持免費的中國茶品茗活動。在兩個小時的“社區茶會” （Communitea）中，康科利和其他參與品茶的人會將不同的熱茶倒入精緻的茶杯中，然後解釋每一種茶的起源和成分。

這家茶屋的創辦人名叫姜少龍（很多認識他的人稱他為“沙龍牧師”）。2020年茶屋開張時的目的之一，就是要用來舉辦這樣的對外開放的活動。作為一個華人教會的牧師，沙龍希望提供一個社交空間，來接觸芝加哥地區的中國留學生和年輕專業人士。活水茶堂最早是在2015年從沙龍服事的教會的一間改裝的儲藏室開始的。很快，這個茶屋就成為一個類似社區中心的地方，沙龍和他的同工們意識到茶屋需要一個更大、更開放的場所。

一年多前，沙龍認識了康科利，兩人因着對茶、音樂和攝影的共同興趣建立了友誼。康科利不是基督徒，但他並不介意在一個被教會用來做福音外展的地方舉辦社區品茶活動。

“當沙龍告訴我他是一名牧師時，我並不覺得震驚，”康科利說。“任何想成為牧師的人都理當希望創造一些社區空間。”

尽管康科利的品茶會是品鑒熱茶，但活水茶屋的主打飲料是冰的珍珠奶茶。沙龍把這家店作為他的教會的一個延伸空間來經營（甚至是可以讓使用Instagram的年輕人來打卡的地方）。這是一個為年輕人提供屬靈對話場所的奶茶店。沙龍設計的茶屋，跟其他近年逐漸在有較多亞裔人口的美國城市流行的奶茶店相似。茶屋內有溫暖的燈光，簡約的裝飾，還有一面畫廊牆，展示着精緻的手工茶具。茶屋提供各種口味的奶茶和熱茶，例如桂花烏龍奶茶和菊花普洱茶。

在美國和加拿大，利用奶茶店來傳福音的並非只有沙龍他們這一間教會。從多倫多到芝加哥再到紐約，都有亞裔教會的牧長、領袖與年輕人坐在一起，喝着各色奶茶，聊着基督教信仰。

茶文化與基督福音

珍珠奶茶於20世紀80年代起源於台灣，其名稱來自於加到奶茶中的黑色粉圓。奶茶可能是果味的，例如芒果或桃子味的紅茶，也可能是巧克力或榛子味道的。近年奶茶在世界各地迅速流行起來。據聯合市場研究公司預測，到2027年，奶茶銷售將成為一個40億美元產值的龐大產業。

在北美講英文的教會中，“喝杯咖啡”幾乎是坐下來交談屬靈的事情的同義詞，而亞裔教會的事工領袖說他們的社區需要的不是一杯咖啡，而是一杯茶——不同世代的亞裔人士可能有不同的喜好，傳統的熱茶可能對老一代人更有吸引力，而千禧一代和Z世代則更喜歡香甜的奶茶。

沙龍畢業於北園（North Park）神學院並在芝加哥橋港（Bridgeport）新生命社區教會（NLCC）帶領華人會眾。他本人更喜歡不加糖或牛奶的傳統中國熱茶。去年6月一個明媚的主日下午，新生命社區教會的英文和中文會眾在一個公園裡舉行了聯合崇拜。沙龍和教會的英文牧師杜登霍夫（Luke Dudenhofer）一起（對話式）講道，他倆坐在一張小桌旁，桌上擺着兩杯清香撲鼻的中國熱茶。 “茶能把人連結起來，”杜登霍夫牧師說。

而沙龍最希望做的事情是為教會周圍的中國留學生和年輕專業人士服務。他對加入“第三波教會咖啡店運動”（即教會開設時髦的咖啡店作為分享福音的地方）不感興趣。他想做的是奶茶。

學做奶茶對沙龍來說不是太難的事情。沙龍的母親曾經在中國開過高檔酒店，她遺傳給沙龍烹調、茶文化和接待客人方面的天賦。活水茶屋的每種飲品都是沙龍自己設計的。

沙龍也熱衷於茶文化的歷史。他喜歡跟人分享古代日本茶文化與天主教相遇的故事：16世紀日本最著名的茶道宗師千利休曾經受到耶穌會傳教士引入日本的天主教文化的影響，他發展出來的日本茶道的美學和哲學都受到天主教聖禮的啟發。千利休的七個弟子繼續發揚光大了他開創的茶道，其中兩位與千利休的妻子和女兒最後都信了天主教。

很多個世紀以來，茶一直在中國文化中有着重要的地位。中國茶飲已被聯合國指定為“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在上海的咖啡店比世界上任何城市都多的今天，中國仍然把傳統的茶飲作為民族主義的象徵來推廣。（2019年香港抗議活動中誕生的一個在線民主運動則以“奶茶聯盟”自稱。）

“有些人可能認為喝茶是過時的老派做法，但在中國和海外，很多人仍然喜歡喝茶。”沙龍說。在中國，人們每天都在茶館見面、談天、交流信息。

作為老百姓居家必需品，茶是中國人的“開門七件事“（柴、米、油、鹽、醬、醋、茶）之一。中國的大中小城市裡遍布着老式茶館，退休老人在這裡擺龍門陣，聽說書，打麻將，商人們在這裡吃着點心、品着香茶談生意。雖然珍珠奶茶在中國的年輕人中佔主導地位，但一些老式茶館也努力想讓傳統的茗茶重新成為時尚。

從王怡牧師喝茶的故事中我們可以對茶在中國人（包括基督徒）生活中的角色有更深的了解。二十年前，王還是一名法律學者和知名網絡作家，他在網上結識了一位美國華人基督徒，那位弟兄回國出差時，他們在成都的一家茶館一起喝茶、見面。王怡後來成為基督徒，再後來成為一名有影響力的牧師。王怡牧會以後，曾經邀請那位美國華人基督徒在成都做信仰講座，演講的地方也是在一家茶館里。

王怡帶領的秋雨聖約教會經常受到警察的騷擾。國保經常請王怡“喝茶“——在中國這是被警察叫去問話（通常都會受到警察的恐嚇和警告）的隱晦說法。2019年底，王怡被判處九年有期徒刑，政府在前一年強制關閉了秋雨聖約教會。2022年8月14日，一些秋雨教會成員試圖在成都一家茶館聚會（主日崇拜），遭到警察衝擊，茶館也被騷擾。

生命活水的供應

除了“活水”的名字之外，沙龍設計的茶屋很少有明顯的基督教元素。儘管如此，沙龍說“活水”的意涵“也是連接基督教和中國文化的一個橋樑”。

“活水”不僅是聖經中耶穌在井邊與撒瑪利亞婦人談道時所用的比喻。宋代（12世紀）哲學家和詩人朱熹曾在一首詩中用“活水”來比喻藝術靈感與心靈的更新——“問渠哪得清如許，為有源頭活水來。”

沙龍毫不避諱他開茶店就是為了傳福音。他的目的是為那些可能不願意去教堂的年輕中國學生和移民創造一個“中間地帶”。這也是為什麼他把茶堂的地址選在伊利諾伊大學芝加哥分校附近。（今年年初，因為要安裝做奶茶的新設備，緊鄰大學校區的這家店暫時關閉。）

活水茶堂經常舉辦適合Z世代的活動，如讀書會和現場音樂表演。沙龍牧養的教會有一個每周YouTube直播的“凡事茶屋”節目，有時也會在奶茶店錄製。在這個直播節目中，年輕的中國學生和專業人士，包括基督徒和非基督徒，會就很多時下熱議的話題進行對話——從中國的婦女權利到華人教會中的大男子主義，從基督教與中國文化的關係到美國的槍支暴力，凡事都可以在茶桌前暢所欲言。

來自北京、現在芝加哥從事數據分析工作的Lucy Liu是沙龍帶領的新生命社區教會中文堂的成員。她說，與許多華人教會偏向守舊的文化相比，網絡直播和讀書會是令人耳目一新的福音外展方式。雖然討論諸如“婦女權利”的議題可能會被一些華人視為 “左派”的做法，但是Lucy發現這些活動中的對話對她思考作為一名中國女性基督徒的身份問題特別有幫助。

“作為一名中國女性，華人（包括華人教會）的文化期望為我的家庭做出犧牲，把我的丈夫放在第一位，”她說。“但是作為一個基督徒，我想活出我的信仰，不要失去自己。我很快就要結婚了，但我不打算放棄自己的追求。我希望在看重家庭的同時也尊重上帝。”

“凡事茶屋”每次直播大約有200-300人收看，如果是熱點話題，收視率可能超過1000人。但沙龍並不在乎觀眾的人數。“與其說我們想辦一個成功的、廣受好評的節目，不如說我們想為真實的生活打開一扇窗。我們不怕暴露我們的傷口和挑戰，因為我們是在日常生活中經歷並且記住上帝的恩典。我們從來沒有打算讓這個直播成為一個在網上爆紅的節目。我們的對話一直都是沒有事先寫好稿子的，也一直會聊一些敏感、艱難甚至尷尬的話題，但這就是生活，包括基督徒真實的信仰生活。”

新生命教會的杜登霍夫牧師說，沙龍採用的富於活力的網絡宣教方法對來自中國的年輕的慕道友更具吸引力，是教會應該用更寬容的態度接納的。他說：“大多數華人教會都很在乎等級和長輩的權威，因此不容易嘗試新生事物。但是對沙龍來說，為了適應下一代，教會應該更加靈活。我欣賞他出於事奉熱心的探索。”

“奶茶耶穌”與茶館主日聚會

沙龍和杜登霍夫是宣教上的好夥伴。還有不少北美各地的其他事工領袖也在利用奶茶文化和中國茶文化來傳福音。

校際基督教團契（InterVarsity）的校園牧師Stephan Teng在2019年創作了“奶茶耶穌”的卡通形象，為在校園裡討論信仰和生活提供空間。卡通圖上畫著留着鬍子、穿着長袍、拿着一杯奶茶的的耶穌，其靈感來自康奈爾大學的一次T恤比賽。Teng牧師希望藉此開發出一種福音外展的資源，向美國大學校園中的亞裔學生傳達基督福音的好消息。他在校園設立“奶茶耶穌”展台，免費贈送貼紙和珍珠奶茶，並問那些他接觸到的人：“如果耶穌想和你喝杯奶茶，你會問他什麼問題？”

Teng告訴CT，除了吸引亞裔學生，他的事工還藉着“奶茶耶穌”與來自中國、印度尼西亞和蒙古的國際學生對話。

2022年，Teng搬家到印第安納大學附近。他說其他學校的校園牧師也希望借用“奶茶耶穌”來開展福音事工。他還開了一家網店，人們可以在那裡買到以喝着奶茶的（棕色皮膚的）耶穌為主題的T恤和連帽衫。

還有一個茶文化事工是加拿大多倫多的“紅茶館”（Crimson Teas）。這是位於多倫多繁華的唐人街區的一家茶館。創始人Phillip Chan曾讀到一些文章，說某些類型的茶，如普洱茶和紅茶，有助於降低腎衰竭和其他疾病的風險。他在2016年開設了這家茶館。為了養生的目的，他的茶館不在熱茶中放糖，也不賣奶茶。

但Chan開茶館更重要的目的是將茶館作為一種福音事工的形式來經營。從2016年到2020年，紅茶館每周都舉辦教會聚會（直到新冠疫情爆發之後聚會不得不暫停）。每周日上午9點和11點，多倫多英國聖公會基督教會的成員會在紅茶館聚會，他們唱敬拜歌曲，領聖餐，從茶館外走過的人們會好奇地透過茶館的前窗窺探裡面的聚會。

當時擔任教會執事的柯瑪麗（Marion Karasiuk）說：“很多不是基督徒的人對我們的茶館主日敬拜感興趣。”據她估計，當時的會眾中約有一半是亞裔，其中許多是附近多倫多大學的留學生。

在搬離多倫多之前曾在紅茶館參加教會活動的新加坡華人Kee Hua Soo說，茶是吸引其他亞裔人士到茶館探訪的一個關鍵因素。“對他們來說，茶是一種家的味道。它提供了一種舒適感。它就像一個遠離故鄉的家一樣。”

Soo將紅茶館這種吸引人的氣氛歸功於茶館老闆。“Philip沒有隱藏他的信仰。他會說，'如果你想了解更多，我們每個禮拜天在這裡都有教會的主日敬拜。這本身就是一種福音外展。”

Soo說，在茶館見面談論上帝，比起去教堂來，會顯得不那麼可怕。“Philip並不強行推銷福音，但這是一個讓人們感到可以自由詢問有關福音的問題的空間。總有一些不是基督徒的人有足夠開放的態度，他們會來參加一兩次禮拜。”

奶茶飄出基督的香氣

對於像沙龍這樣的傳道人來說，通過奶茶來傳福音不僅僅是為了迎合年輕人的口味。在美國，年輕的、受教育程度較高的中國學生和專業人士的世界觀與前幾代華人移民有明顯的不同。在沙龍看來，傳福音的工作必須因應新一代的文化。

“我們如何向現代人介紹教會？”沙龍說。“上帝的道是一樣的。但如何向年輕一代傳講這道，是我們應該弄清楚的事情。”

華人教會曾經摸索出一些方法，向“天安門一代”中國學生、學者傳福音。那一代人在1989年“六四”天安門事件后帶着破碎的心和政治上的幻滅來到美國。他們大多是需要依靠研究生獎學金和在中國餐館工作才能生存下來的窮學生。他們對華人教會的幫助（如在查經聚會前或主日崇拜后提供免費中國飯食）心存感激。他們大多曾經受到唯物主義的無神論和科學主義的影響，所以他們常常會就“進化論與創造論”之類的話題與基督徒辯論。

但是今天的年輕一代中國留學生大多來自富裕的家庭。他們不需要教會的基督徒用車載他們他們去買菜辦事，或者為他們提供二手傢具。他們不差錢，可以在中國餐館、超市和卡拉OK酒吧里瀟洒地消費，而且周五晚上他們多半會選擇與朋友一起去唱K、喝酒，而不是到教會查經。他們很可能更加後現代，對“基督教是否與科學衝突”這類的爭論不感興趣。

沙龍說，今天許多在散佈於北美各地的華人教會中做領袖的基督徒都是“天安門”那一代的人。他們能感受到與年輕人之間的代溝，但他們當中很多人都覺得不知道如何彌合這種代溝而把Z世代帶到基督面前。

近年民族主義在中國的興起也使向年輕一代中國人傳福音變得更加困難。“中國政府已經成功地對年輕一代進行了民族主義灌輸，讓他們相信基督教是西方文化入侵的工具，”沙龍說。“這也是為什麼邀請這些年輕人去教會這麼困難的主要原因之一。”

但沙龍同時也看到Z世代中國年輕人的精神匱乏和對信仰的需求：“他們對物質主義、民族主義和科技發展帶來的問題感到不滿。他們中的許多人遇到心理健康方面的問題，如抑鬱症和雙相情感障礙。他們的精神需求變得更加深刻和明顯。“

活水茶堂希望以創造性的方式來回應這些需求。沙龍將奶茶店和教會的對話直播稱為“多維度的福音事工”。他想讓來自中國的年輕人通過對藝術、美和音樂的共同欣賞，以及通過在一個他們感到安全和溫暖的空間里追求社會正義和種族平等，來體驗屬靈的覺醒。

“在活水茶堂，人們可以找到可以交談的基督徒，對他們來說沒有什麼問題是會對基督徒不敬、不能問的問題，”杜登霍夫觀察到。“他們可以坦白地說，‘我不相信上帝’。對年輕一代來說，建立關係是關鍵。他們不想成為你的傳教事業的目標受眾。他們不希望你讓他們改變信仰。他們想要交一個朋友。”

Lucy Liu也同意。她說：“年輕人對收看直播對話的興趣肯定比參加教會禮拜要大。我認識一個朋友，她對去教堂不感興趣，但當她聽說我們將在直播中討論關於共產主義和婦女權利的話題時，她就很想參加。”

沙龍開奶茶店不是為了盈利，而是為了創造一個有利於基督徒分享信仰的環境。他希望有一天能將活水茶堂的事工模式帶到其他美國的大學校園，也希望畢業后離開芝加哥的中國學生基督徒們把這種通過一起喝奶茶與非基督徒談論信仰的做法帶到其他城市。

沙龍說：“我們的茶堂就像一座聖殿。上帝的事工不是只能在教堂里做，基督徒可以把任何地方變成傳福音的殿堂。我們只需要與上帝同工，走進社區經歷聖靈的工作。”

對沙龍來說，事奉上帝也包括做好奶茶，成為一個熟練的茶藝師。他認為，基督徒應該追求專業性：如果上帝呼召他們創作歌曲（那是沙龍自己的另一個呼召），他們就應該儘力寫出動人的歌曲；如果上帝呼召他們做奶茶，他們就應該儘力做出美味的奶茶。

“無論你做什麼，你都好像是一盞燈，”他說。“讓基督的香氣在你的產品、服務和環境中散發出來，人們自然就會對耶穌產生興趣。”

Isabel Ong是CT亞洲副編輯，Sean Cheng是CT亞洲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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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當的孤單並非因為他「單身」

Danielle Treweek

聖經指出了更深層次的真理——我們和社群隔絕是不好的。

WikiMedia Commons

我最近正在看歷史頻道的電視系列節目《孤獨》。

在這個節目裡，有十個參賽者分別被帶到非常偏遠的地區，他們在那裡只有有限的物資，然後他們要盡可能長時間地生存下去——整段過程必須獨自一人。

那些地方沒有部落、沒有訓練有素的主持人，也沒有一直存在的攝影組。每個參賽者都是完全的、無限期的孤獨。

如果在任何時間點他們無法承受了，可以自由退出，節目組不會問任何問題。有些人退出是因為環境或天敵太危險了。另一些人則是因為他們幾乎快餓死了。還有一些是因為受傷或生病了。但也有許多人退出是因為他們無法再忍受這種令人心碎的孤獨。

在早期賽季的一個特別淒慘的例子中，一位參賽者對在野外生存的部分有著萬全的準備。他顯然有能在荒野中生存下去的技能和知識。

但在幾個星期後，他發現自己在與世隔絕的環境裡掙扎。「我知道孤獨一人很不容易，」參賽者說，「但我不知道會有這麼難。」

最後，這樣的與世隔絕對他來說太艱難了，他因此被淘汰了。

當他獨自站在那裡，凝視著水面，等待製作組趕來救他他時，他簡單的說：「我渴望人類的陪伴，如同渴望水那樣。」

當我看著這一幕時，我不禁被亞當在伊甸園裡獨自一人的形象所震撼。創世紀2:18的話對我們今天而言是非常熟悉的。「耶和華神說：『那人獨居不好』」。

或者至少，這節經文對我而言是非常熟悉的——我是一個未婚的女基督徒。在過去的七年裡，我一直在研究和撰寫關於基督徒生活和社群（教會）裡的單身議題。當我花費大量的時間浸泡在當代基督徒對單身議題的討論裡時，我一次又一次地看到這節經文。

確實，這節經文是個很常見的說法，我們可能很容易把它的重要性（更不用說對於它的「正確解釋」）視為理所當然。這節經文也值得我們花時間去認識到它的重要性。畢竟，這句簡短的話改變了一切。

在前一章裡，《創世紀》的作者已詳細敘述了上帝的創造行為，每一步都非凡精心。但是，只有在祂創造了第一個人以後，上帝才看了看，發現祂的創造物裡有些不對勁。

我們經常把這段文字解讀為：這個人孤獨是不好的，所以上帝為他造了一個妻子。哇，多麼充滿祝福的決定——我們可以繼續看接下來會發生什麼樣的故事了。

但我想挑戰你，不要急於對這句話的含義下結論，而是要反思一下，上帝究竟認為亞當的情況「不好」在哪裡？

想像一下你自己是亞當，或《孤獨》節目裡的那個參賽者。你沉浸在一個宏偉的花園裡，一個由鬱鬱蔥蔥的植物組成的華麗的創作——頭頂是藍天，腳旁是海洋，背後是山脈。你的周圍有各式各樣充滿異國情調的魚、鳥和動物。然而，就人類同伴而言，你是完全的、徹底的、充滿渴望的孤獨。

你感覺到了嗎？這就是你的孤獨的「不好」之處。

亞當是唯一一個按照他的創造者的形象所造的生物。當時，在所有的被造物中，沒有任何東西和亞當（人）長得一樣；他是唯一一個在地球上行走的人類。這就是他是孤獨的意思。這就是在上帝看來不好的地方。

上帝之所以知道「人獨處不好」，是因為祂在創造亞當時，為他設計了對同伴的渴望。請想想這一點。一個全能的、全知的上帝本可以選擇創造人類這個生物，使其完全自給自足，不需要任何東西或任何人。但祂沒有這樣做。

相反，祂創造的亞當需要像自己一樣的「其他人」。

因此，上帝創造了另一個按著神的形象而造的人——與原本這個人類極其相似，但也在有意義的方面與他有著奇妙的區別。上帝創造了女人。

在創造同伴的時候，上帝創造了一個將成為亞當妻子的人——但他們的婚姻關係本身並不是這個創造行為的唯一目的。正如克里斯托弗·阿什（Christopher Ash）所說，男人最主要的需求「不僅僅是一個伴侶或情人（儘管女人能同時滿足這兩個條件），而是一個『幫手』，與他一起看守和耕種這個花園。」

然而，在創造了夏娃之後，上帝並沒有對他們說：「去吧，伙計們。亞當，你有了妻子。夏娃，妳有了丈夫。這就是你們需要的一切。現在繼續工作吧。」同樣，一個全能的、全知的上帝本可以這樣做。但祂並沒有。

相反的，祂祝福這對夫婦，說：「你們要生養眾多，遍滿地面，治理這地」（創1:28）。你懂這裡的意思嗎？上帝對亞當的孤獨的回應——祂對全人類的神聖供應——是豐富的社群。

你看，第一個人類不僅僅只是「需要配偶」。他需要「其他的人」。亞當一個人無法實現上帝創造他的目的。因此，對亞當的孤獨感的答案不是單一婚姻關係這樣微薄的供給，而是在多種人際關係裡才能實踐的整體解決方案。

造物者的解決方案是，使亞當不僅僅成為一個丈夫——而且還要成為一個父親、祖父、家庭成員、鄰居、工作夥伴和朋友。上帝使用一個真正孤獨的人，透過他產生了整個人類社會。

是的，婚姻關係是人類社群的核心。但它的目的是為了服務（透過生產）整個社群，且最終是為了神聖的人類社群（屬靈社區）而服務，其自身並非終點。這一點可以從耶穌的教導中看出。雖然人類的婚姻不會延續到新天新地裡（馬太福音22:30），但人類社群會。

換句話說，上帝對人類孤獨的「不好」的回答是（且如今依然是）——神稱之為「非常好」的豐富的人際關係。上帝這樣的創造是多麼的美好！神承諾我們這些在基督裡的人，將在終末到來的新世界裡享受關係上的豐盛，又是何等的美麗。

當我們重新思考創世記2:18的含義時，我們對上帝是如何解決亞當的孤獨問題能有一個更全面的理解。因此，我們可以認識到，上帝創造女性之所以美好，「與其說是為了婚姻，不如說是為了成就人類（對社群的需求）」。

丹妮爾·特雷維克（Danielle Treweek）是一位神學作家、講師，也是「Single Minded」機構的創辦人。她關於單身的博士論文研究將於2023年由InterVarsity出版社出版。

翻譯：Yiting Ts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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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經中奇怪的性行為是怎麼回事？

Dru Johnson

為何我們不該跳過《創世紀》裡18禁的部分

Illustration by Mallory Rentsch / Source Images: WikiMedia Commons

你今年的讀經計劃打算從《創世紀》開始嗎？是的話，請繫好安全帶，因為《創世紀》可能是舊約裡記載各種狂野性行為的一卷書。當然，每當我們想到創世紀時，不會自然的聯想起這個特點，但性愛場景依然存在於創世紀。從稍微令人厭惡的性愛場景，到令人極其不安的，都有。被記載在以色列的起源故事裡的性行為，有些很含蓄，有些則完全不是這回事。

我仍然記得我剛成為基督徒，第一次讀《創世紀》時的情形。除了一些關於洪水和一個叫亞伯拉罕的人的模糊概念外，我對創世紀的了解不多，完全是個新手。我從未料到會見到如電視上闔家觀賞時段時不可能會出現的畫面——那種HBO影集的前幾集才會有的淫穢場景。但當然，創世紀的這些場景不是為了吸引讀者留下的色情場景。而是以一種更怪異的方式共存著。我們從聖經的第一本書中了解到，「性」是我們參與神的工作裡的核心部分。

與性有關的話題在《創世紀》的前幾章就出現了。創世記一、二章裡的兩份創造紀錄都以人類的性行為結束。我們讀到：「神就照著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著他的形象，造男造女（1:27）」上帝的男性及女性形像已包含著性的潛力，而這兩種性至少有著一個目的：生育。創世記第二章結束時，男人和女人成為「一體」（2:24）。

在他們被逐出伊甸園後，這對夫婦生了三個兒子。但創世紀的作者不僅僅單純記載他們有三個兒子。《創世記》第4章裡對性行為的公式化描述為其點睛之筆。那人認識他的妻子，他的妻子懷孕生了一個兒子。然後，那人認識了他的妻子，她懷孕並生了一個兒子。然後一樣的情境又再發生一次，最終以夏娃痛苦的慶祝塞特的出生結束：「神另給我立了一個兒子代替亞伯，因為該隱殺了他。」（4:25）。

這樣的敘事已超出一班正常對性的關注，但《創世紀》才剛要開始。這本書的大部分情節都是圍繞著隱含著性活動的敘述而展開，因我們沒有深入思想而被忽略掉。但作者告訴我們關於一個叫撒萊的不孕婦女（16:1），然後是一個叫利百加的不孕婦女（25:21），一個叫拉結的不孕婦女（30:1-2），以及一個叫利亞的不孕婦女（30:9）。除了這些主角外，還有更多在主線敘事中較不重要的角色，例如，神使示劍的婦女不能生育（20：18）。

我們可能會錯過這些敘事，因為直至現代醫療出現之前，只有一種方法可以知道一個女人不孕：定期與男人有生育性性行為。當然也可能是男人不孕，但《創世紀》至少在某些情況下明確的指出，是上帝導致不孕，而這一點只有婦女和她們的丈夫在某種程度上知道。隱喻著的性行為對於創世紀想要講述的故事很重要。

今天讀聖經的人可能會想跳過跟性有關的內容。這些內容可能看起來很粗魯不妥，或至少對我們早晨的靈修時光來說沒有靈性上的啟發。但我想證明我們應該好好的讀聖經的每個片段，並認真對待它，即使是18禁的部分。當你讀《創世紀》時，應注意與性有關的細節。這些內容在試圖教導我們關於我們的身體和我們所處的群體在上帝面前的本質。

性讓我們崩塌的時候

想一想《創世紀》裡的性行為是如何使人和群體崩潰的。即使在今天，在無法律制約的地方和在戰區生存的人們都知道，性暴力使人、家庭和更廣泛的社會失去尊嚴。正如Jacob Wenyi（雅各·文怡）在《成堆的死者，成堆的屍體》中所述：「創傷性的事件不僅使一個人破碎，它們也使社會信仰和習俗破碎，改變一個群體的集體記憶和身份認同。」

這就是我們在《創世紀》看到的情況。當外地人進入所多瑪鎮時，「他們還沒有躺下，所多瑪城裡各處的人，連老帶少，都來圍住那房子」他們來到羅得家，對外地人實施性暴力，在他們的族群記憶和身份上留下傷痕（創19:4）。這種暴力讓每個人都受到創傷，包括施暴者。羅得懇求鎮上所有的人不要侵犯他住處的神聖性。在一個奇怪的轉折中，羅得試圖透過提供他的兩個女兒讓暴徒侵犯來拯救在他家寄住的外地人。當《創世紀》進入恐怖故事的文體時，它將被武器化的性暴力及弱勢群體的困境糾纏在一起——如同在所多瑪發生的事。

我們讀到另一個被武器化的性行為使整個群體崩解的案例：雅各以發生在他女兒身上性暴力悲劇作為政治談判的工具。示劍的王子強暴了底拿，導致王子的父親與雅各和他的兒子們商談政治條約。對方要求的籌碼是底拿的身體。《創世紀》的作者並未敘述底拿的憂傷，但她的兄弟們對王子的行為感到憤慨，他們表示王子的行為破壞了他們的習俗、集體記憶和群體身份（34:1-31）。為了報復妹妹的身體所受的傷害，底拿的兄弟姐妹試圖用大屠殺來贖回她（他們認為這樣就能贖回）。

即使在性行為不暴力的場景，《創世紀》也向我們展示了性能破壞社會的穩定性並傷害到接下來好幾代的人們。身為聖經常見的規則，當一個男人與同時在世的多個女人發生性關係時，因這些關係而生的孩子們會表現出在群體及個人身份認同上的分裂跡象。作者雖沒有評論這些性行為的道德性，但我們看到上帝介入其中，照顧那些被破碎的家庭關係所傷害的孩子，從以實瑪利到約瑟皆是。

有時候，性行為的後果是微小的，但如果你仔細觀察的話會發現的。想想看，雖然只有短短一節經文提及呂便與他的繼母辟拉發生關係（35:22），這個細節來得快也去得快，但雅各注意到了這樣的背叛，並在臨終前回憶起它。他對兒子說：「你放縱情慾，滾沸如水，必不得居首位，因為你上了你父親的床」（49:4）。

性，似乎可以使一個族群陷入困境。聖經裡還有更多的例子，例如拿非利人（又稱偉人，Nephilim）及俄南，在在展示了一系列以性為武器的歪斜路，同時傷害了受害者以外的人。

性愛中的索取和給予

但《創世紀》中還有另一類奇怪的性行為，細心的讀者應該會注意到。也就是描述著女性如何為了看似崇高的目的，在性方面引導男人或指揮位於她們權力之下的女性的行為。作者帶有同理心的方式描繪她們的行為，即使這樣的行為逾越了後來《聖經》裡規範的各種道德界限。

撒拉為丈夫亞伯蘭策劃了生子計劃。她懇求她的丈夫。「耶和華使我不能生育，求你和我的使女同房，或者我可以因她得孩子」（創16:2）。身為奴僕的婢女對這個提議有何感受我們卻不得而知。撒拉有權力做她想做的事，所以她把夏甲交給亞伯蘭，我們從敘事裡得知，亞伯蘭「聽了撒萊的話」。值得注意的是，這並不是創世紀裡第一次有妻子拿東西給丈夫，並且丈夫聽從妻子的話。這段敘事裡明顯有夏娃的影子（創3:6, 17）。

這也不是性被「贈與」的最後一次紀錄。兩代人以後，拉結和利亞相信上帝使她們無法生育，就僱用她們的僕人作為代孕者。這是四個女人（拉結、她的婢女辟拉、及利亞和她的婢女悉帕）為了一個男人（雅各）所進行的「生孩子比賽」。這樣混亂的狀態，很明顯是後來利未記所下達的禁令背後的主因：「你妻還在的時候，不可另娶她的姐妹做對頭，露她的下體」（利未記18:18）。但是，若把這條法律視為對雅各和這四個女人之間混亂性關係的解套，依然得注意，利未記並沒有譴責他們將奴僕作為性代理人的行為，甚至也沒有譴責相互競爭的姐妹。被命令不得嫁娶妻子的姊妹的是男人。

對我來說最詭異的，是這樣的「五人行」創造了以色列的12個支派。利亞的兒子呂便，也就是後來與繼母發生性關係的那個，種植風茄——一種夜來香科的植物。因為拉結想要一些風茄，具有創業精神的利亞與她達成了一個交易：用與雅各的性行為換取呂便的風茄。拉結同意了。「到了晚上，雅各從田裡回來，利亞出來迎接他，說：『你要與我同寢，因為我實在用我兒子的風茄把你雇下了。』那一夜，雅各就與她同寢。」（30:16）。雅各同意了。他們一起生下了以薩迦，他的名字在希伯來文裡可被翻譯為「妓女的工資」。在這種情況下，創世紀毫不隱晦地暗示這裡的「妓女」是誰（是雅各）。

最後，我們讀到一個複雜的故事，其中包涵為了崇高的理想而安排強迫發生的性行為。上帝殺了猶大的兒子厄爾，因為他有不可告人的惡行。但對厄爾的神聖處決使他瑪成為一個被放逐的寡婦，渴望透過她的孩子繁衍猶大的支派（創38:6）。猶大派他的二兒子俄南與他瑪發生代孕關係，也許是遵循後來紀錄在申命記25:5-10裡的娶寡嫂制。俄南與他瑪發生了性關係，但遺精在地上。上帝認為這是對他瑪和猶大家族的犯罪，非常惡劣，所以上帝殺了俄南（創38:10）。可以理解的是，猶大在派他的下一個兒子為他瑪生孩子的問題上猶豫不決。現在，猶大是對他自己後代犯下的罪行的同謀。。

他瑪也變得很有創意。她打扮成邪教妓女，等待著她的公公猶大（假定他會來，並與自己發生關係）。猶大也確實這樣做了。《創世紀》的作者似乎隨意地描述了猶大與一個（他以為是）妓女的人發生性行為。隨後，作者似乎開心地敘述猶大的罪被層層揭開的一幕（有如拿單對大衛的啟示，即在隨意描述的性行為中產下的嬰兒，最終以謀殺和災難落幕，見《撒母耳記下》12:1-15）。

討論「性話題」的重要性

所有這些性行為的紀錄都有點令人費解，有些地方甚至很怪異。身為基督徒，我們沒必要對經文錙銖計較。我們該問的是：「發生了什麼事？」在一些情況下，如所多瑪、俄南及呂便的故事裡，敘事中帶有明確的譴責。但更多的時候，關於道德的問題沒有被提及，這意味著，當其他聖經敘事將性犯罪作為處理的核心目標時，《創世記》想處理的是別種問題。

從直接提及生育的故事到不孕的故事、不同形式的暴力、性代理、甚至性否認的描述，《創世紀》是一部發展著關於身體、剝削、生育以及性在家庭和帝國裡有著不可分割的作用的敘事文。

當你閱讀《創世紀》時，你會注意到許多交織在一起的故事線、客串，以及對上帝的行為和知識的好奇描述。不要害怕思考這些場面。雖然這些場景可能很怪，但這並不意味著它不重要。上帝在其中工作。《創世紀》在為身體、家庭以及救贖和恢復的敘事奠定基本且連貫的神學。聖經的其餘部分，包括耶穌對人的身體和人與人之間關係的教導，都取決於這個性話題。

德魯・約翰遜（Dru Johnson）是紐約市國王學院（The King’s College）的聖經及神學研究教授、希伯來思想中心的主任、《聖經思想》的編輯，以及《聖經思想》播客的主持人。

翻譯：Yiting Ts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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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們拒絕成功神學的同時，是否錯過了上帝的供應？

Jared C. Wilson

身為教會領袖，對於上帝所賜的物質祝福，我們能為他人樹立健康心態的榜樣。

Image: Photo by ZenShui Odilon Dimier

我知道去臉書上問別人的建議可能是件冒險的事。

但我和妻子已經花太多錢在修我們的車了，所以我們想買一輛新（或二手）的車。事實證明，在我們的預算範圍內，在網上很難找到低里程數且保養很好的車。然後——我以為我找到一筆很好的交易。那輛車大約開了15年，但車主似乎很少開它，它的狀態很好，簡直是物美價廉！

唯一困擾我的是，它是一輛BMW。

我像是會開BMW的人嗎？我暗自思考。我必須承認，我首先在意的是別人會怎麼想。所以我到臉書上問：「大家覺得像我這樣的人開這樣的車是有問題的嗎？」我很擔心，如果其他人看到一個神學院教授或傳道人開這樣的好車，是不是會顯得不合宜，甚至是虛偽。

我在臉書上盡可能地描述所有能讓我解脫於這種罪惡感的細節 ——這台車不是新的、很便宜⋯⋯等等。多數的朋友都說我開這樣的車是不會有問題。有趣的是，一位評論者說，光是看到我會問這個問題，就意味著（買這種車的行為）已違背了我的良心。另一位評論者補充道，若看到我開BMW到我教授「教牧學」的學校，會「絆倒」他。

最後，我和妻子選擇繼續找其他車子，但主要是因為朋友警告我們舊型的BMW維修費極其高昂，而這正是我們最初試圖避免的事。但這段經歷讓我想起基督徒對金錢的看法，以及對奢侈和成功的看法——無論是對的或錯的。

我們與「成功」的複雜關係

每當提及「成功」時，福音派內部有不少衝突對立的聲音。一方面，美國郊區的超大型教會（並非以節儉或精簡的建築設計而聞名）不斷地成長及擴大規模，而我們也透過支持他們的電視頻道、讓他們的書暢銷、以及讓他們創立的品牌大紅大賣來推廣基督教和基督教版本的網紅和心靈大師。

另一方面，我們也喜歡嘲笑這些人對自我形象的癡迷和毫不掩飾的奢華、炫富行為。其中一個例子是Instagram帳戶PreachersNSneakers——裡面刊登著知名基督教人物穿著昂貴球鞋的照片，直白地揭露他們不適當的奢侈生活方式。不少福音派人士發現，「健康與財富運動（或稱，成功神學運動）」裡的知名人物能為他們帶來源源不絕的反諷及批評素材。

美國人癡迷於金錢，但他們也同樣癡迷於批判那些被認為擁有過多金錢的人。而美國基督徒也不例外。也許這是一種偽善的雙重標準。

更確切一點的說，成功神學 —— 一種基督教次文化的神學，主要由（但不限於）五旬節派和靈恩派信徒為主。他們認為金錢物質上的祝福和身體健康是上帝對基督徒的旨意—— 確實是已遍及全球的特別有害的瘟疫，是對真實的基督教的侮辱。成功神學的問題不僅僅是神學上的。成功神學運動以各種隱晦或明確的方式踐踏著窮人和其他許多人，甚至進入了屬靈虐待的範疇。

當我們把這種真實存在的宗教流行病與社會正義、收入差距、經濟劣勢等更廣泛的（但也是非常真實的）議題結合起來時，福音派對金錢問題的質疑聲就完全有其存在的道理了。成功神學 ——「健康和財富（health and wealth）」、「禱告就必得著（name it and claim it）」之類的口號 —— 把上帝的命令變成公式，把忠心的順服變成一種魔法。成功神學將聖經真理扭曲成迷信和實用主義的混合體。這種異端神學應該被徹底拒絕。

但是，在我們對成功神學的正當的關注裡，以及在我們熱誠的討伐它的同時，是否也可能創造一種對於金錢及物質祝福的焦土政策、同樣也是有問題的神學應用呢？

聖經中關於財富的平衡

難道上帝的供應只能從純粹的屬靈角度來思考——也就是說，我們是否拒該絕任何物質上的繁榮，認為這不是上帝的祝福之一？我們對成功神學的錯誤所做出的反應，是否會導致我們錯過聖經真理裡關於「上帝的供應」的敘述？

當然，聖經有不少關於金錢和物質財富的教導，但現代基督徒對這個主題的思考似乎總帶有選擇性。例如，我們都知道愛錢是一種偶像崇拜，會帶來毀滅（傳5:10；太6:24；提前6:10：來13:5）。保羅把貪愛金錢並列在包括虐待和殘暴等可恥不道德行為的清單裡（提後3:2-5）。耶穌也經常警告財富的危險。富人似乎在認知到上帝的榮耀及國度裡永恆的財富這方面處於明顯的劣勢（馬可福音10:25）。

但聖經也有很多關於財富的正面評價 —— 當然不是關於對財富的熱愛或從中獲得滿足感，而是單純對「富有」的實際描述。特別是在舊約裡，我們能找到充足的證據來表明，金錢和物質供應被視為是上帝祝福的一部分。智慧文學裡似乎特別認為財富（時常）能代表某人良好的管理能力、勤懇工作和忠心的結果。箴言12:27就是一個例子：「懶惰的人不烤打獵所得的，殷勤勞的人卻得寶貴的財物」。財富也經常被比喻為神對人信實行為的獎賞（詩篇112：3; 箴言14：24; 賽60：5）。

約伯是一個非常富有的人，也是一個明顯的例子，但他被認為是義人（約伯記1:1-3）。在他經歷了無法言喻的痛苦以後，神對他的恢復包括他曾擁有的財富的兩倍。這實實在在是出自主的手（42:10）。

在新約裡，對財富的警告則似乎更為急迫，儘管如此，我們依然能見到在經濟上支持著基督和門徒事工的富人。亞利馬太的約瑟擁有家族墳墓事業，他提出用來埋葬被釘十字架的耶穌的屍體，並在馬太福音27:57中被提及為「財主」，這還只是一個例子。另有一群婦女因其經濟上的富裕支持著基督的事工（路加福音8:3）。呂底亞和其他富有的信徒支助了初代教會使徒的宣教工作。

因此，成功神學的問題似乎與成功本身無關。這種神學屬靈上的錯誤在於現實主義，它將聖經原則變成曖昧可疑的財富積累公式。將金錢和物質財富視為上帝的祝福是一回事，將它們視為上帝對我們信實的回應（或將缺乏財富視為「不夠信實」的指標）則完全是另一回事。

當然，聖經裡「獎賞」這個詞的使用方式可能會讓與這議題有關的討論更複雜。當我們遇到關於祈求和接受的經文時，我們必須注意不要將它們誤解為關於個人自我的滿足感，或將它們從屬靈層面和神國度的上下文裡移除。同樣的，關於播種和收穫，或投資回報等的經文往往會被人立即應用在財務或個人生活裡，但它們的主要動機往往與屬靈上的投資、天堂的獎賞或身為靈魂的管家有關。

我們可以知道，我們的財務、經濟不是對於我們在信仰上的信實的獎賞，因為聖經裡有太多信實忠於神的窮人！我們可以（並且應該）去拒絕任何認為物質財富是上帝虧欠/應該給我們的之類的神學。我們可以（並且應該）拒絕任何宣揚貪婪、嫉妒、虛榮和不合宜的物質財富異象，更遑論對窮人吝嗇或剝削了。罪的淺在性不在於金錢本身，而在於我們如何看待它以及我們如何使用它。

思想的貧困如何影響我們的教會

身為教會領袖，我們對金錢的看法 —— 尤其是我們如何談論金錢 —— 對我們個人的門徒訓練和教會的門徒訓練文化有著深遠的影響。例如，如果我們拒絕成功神學，但卻在無意中製造了對「接受財富」的羞恥感，我們會錯過些什麼？

我們可能會無意中低估/輕視了那些比其他人擁有更多的人的慷慨行為。如果維持財富本身被視為貪婪或有罪的，我們似乎在告訴我們中間比較富有的人：教會及福傳不是你投資金錢的地方，你應該把錢用在別的地方。

想想看：當我們為了財富自創一個不符合聖經教導的罪的類別時，我們當中較為富有的會眾會怎麼想？他們是否會感到不受歡迎、羞愧，或甚至遠離教會的價值觀嗎？如果我們對財富產生一種不健康的汙名，較富裕的教會會友可能會重新考慮對教會財政的支援，轉為支持那些樂於接受他們的慷慨的福利機構和組織。

或者他們甚至可能完全脫離教會。如果一個教會的核心文化讓人對錢財感到羞恥，可能會反向的刺激較富裕的會眾乾脆自我放縱跟滿足，對宣教在財務及捐贈上的需求產生深遠的負面影響。

同樣，也想想住在低收入地區的人們。成功的企業可以創造就業機會，並產生社會水平提升等其他連鎖效應。因著羞辱財富，教會可能會讓剛嶄露頭角的企業家感到困惑，降低了他們長期而言能為社會帶來所需的系統性改變的熱誠。

此外，將金錢或物質財富視為罪惡的想法，幾乎近於一種諾斯底主義（Gnosticism），與聖經關於現實世界的屬靈層面的教導背道而馳。

另一方面，將金錢視為工具則更為貼切。工具可以帶來幫助或傷害。世界上有許多人都因對這個工具畸形的思維和邪惡的使用方式而受到傷害。但也有不少人因此得到幫助。借用馬丁路德的一句話：我們在矯枉過正時要格外小心，不要從馬背的另一邊摔下來。

福音派在財富問題上的糾結，可以透過謹慎且符合聖經教導的呼籲，提醒人們要警醒及有所平衡、有恩典及透明度。牧師應提醒他們的會眾 —— 以及他們自己 —— 財富的危險性，以及那些比其他人享受更多物質供應的人較容易有的脆弱性。販賣自身利益及一種實用的律法主義的成功神學，時時刻刻就在我們心門外等待，所以我們務要在這些事情上教導聖經真理，並在一切事上鼓勵尋求聖經的智慧。

但我們也不該持續的（現已淪為陳腔濫調的）錯誤引用提摩太前書6:10，即「金錢是萬惡之源」這節經文。除了鼓勵有清醒的靈命，也應鼓勵真心的慷慨。呼籲擁有不少物質財富的人，試著在不同層面惦記那些擁有很少的人。事實上，惦記著窮人也是我們忠於福音的一部分（加2:10）。所有美善的事物都來自上帝，如果以感恩的心接受，就沒有什麼是應該拒絕的。讓我們不要羞辱給予者，認為來自他的祝福都是不應接受的。

賈里德·威爾遜（Jared C. Wilson）是中西部浸信會神學院（Midwestern Baptist Theological Seminary）牧靈事工助理教授，自由浸信會（Liberty Baptist Church）牧者培訓中心主任，以及《今日基督教》牧養之藝術播客的聯合主持人。

翻譯：T.N. Ho / 校編：Yiting Ts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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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何美國華人教會的牧師很少在講道中提及時事？

Morgan Lee and Sean Cheng

即使在上個月的農曆新年槍擊案後，會眾也傾向於在週日早晨關注於聖經教導而不是時事議題。

加州蒙特利公園市一家舞蹈室發生致命的大規模槍擊事件。男子跪在現場外臨時紀念花壇前。

Mario Tama / Getty

在上個月的農曆新年期間，一名名字是越南拼法的華裔槍手在一個以華人為主的郊區大規模槍殺了11人。不少新聞和評論員都在討論這場悲劇對美國亞裔社區的影響，但美國華人教會很少有在講道中提起這場悲劇。

時事新聞很少出現在華人教會的主日講道或公開聲明裡，這樣的現象讓華人教會顯得與普遍愛談時事的美國教會有很大的不同。

黃嘉生是一名現已退休的牧師和事工領袖，在他位於南加州的華人教會裡，牧師只在主日報告裡提及發生在該地區的槍擊案，建議會友們為受這起悲劇影響的人禱告。

「大多數的弟兄姊妹好像也沒有談論（這個事件），」黃牧師說。

在美國的多數華人教會對於時事常常避而不談。對一些人來說，這是一個刻意而為的決定，在講台上避免提及政治主要是為了會友之間的合一。他們擔心對時事的討論會使會友注意力分散或造成分裂。他們認為，週日的聚會應該將焦點放在敬拜、神的話語和宣講福音上，把這些事放在優先順序的首位很重要，教會外發生的事是相對次要的。

「無論什麼時候，耶穌想聚焦的總是福音，」在密歇根州蘭辛（Lansing）一間華人教會擔任長老的王星然說。「祂不想為了談時事、神學、政治問題而模糊了福音焦點。」

他說：「我不反對在教會談時事，但我覺得我們在回應時事的時候，需要特別小心注意失焦的負作用。」

身為移民的經歷

統計數據表明，多數的美國教會會在講壇上談論時事。在2020年，有41%的福音派會眾回報他們的牧師在講道中提到種族主義等問題。有超過三分之二的會眾在主日聽到牧師提及選舉（71%）及新冠肺炎（82%）。

研究人員分析了5,000多名具有代表性的牧師在15年內所講的共10萬篇講章。2020年的報告發現，雖然只有1%的講道提到了選舉，但有超過70%的牧師曾在講台上提及政治話題。

根據2022年Lifeway機構的報告，多數的（55%）新教教徒強烈同意或同意他們的政治觀點與同一教會的其他會眾一致。

而美國華人基督徒的情形卻有很大不同。

學者楊鳳崗在為其1999年出版的《美國的華人基督徒：皈依、同化及認同感》一書做研究時，採訪了來自中國大陸、台灣、香港和東南亞其他地區的移民基督徒。他發現其中一個敏感的政治問題是中國和台灣之間的關係，希望台灣與中國統一的人與希望台灣成為獨立國家的人之間有尖銳的分歧。

「每個人或多或少都有自己的政治立場，只是華人教會的基督徒不能談論它，」楊說，他也是普渡大學宗教及環球東方研究中心的主任。「當他們討論這個議題時，可能會導致激烈的辯論，而且無法達成任何共識。」

楊說，華人教會的牧師們通常會用呼籲「為和平禱告」但不提及任何具體細節的方式，來維護教會的和諧，不得罪任何一方。

楊教授的書出版於25年前。如今很多美國華人教會的會友大多數來自中國大陸，但政治多樣性在教會中仍然存在，一些基督徒呼籲中國進行政治改革，另一些則支持由共產黨領導的現任政府。

在一個教會裡，曾經「有人為香港的局勢禱告，結果就有其他會友在禮拜結束後馬上抱怨，」楊說。

博士論文主要研究美國華人福音派的灣區牧師Andrew Ong說，除了與中國政治形勢有關的分歧，無論是由於語言障礙、教育代溝，或是由於「自媒體」的流行，華人移民都不太可能像土生土長的美國人那樣關注美國主流新聞。

Ong牧師說：「住在華人社區的華人移民認為是重要的新聞，可能與《紐約時報》頭版的新聞非常不同。」

「移民自身有非常不同的視角，」楊鳳崗說。「是的，他們已經把美國看作是自己的家，但他們在中國或大中華地區有關係親密的家人和親戚，所以他們對世界的那一部分有更多的情感投入。」

亞裔移民往往是（那些以他們的母語來宣傳跟美國有關的消息的）假新聞的目標受衆，而微信用戶絕大部分可能只會從中國的新聞網站來獲取資訊。中國移民也許會在無意中加入懷有惡意的微信群，例如在2020年大選期間，試圖嚇唬中國移民不要去投票的群組。

雖然可能會有一些華人基督徒在一些網路空間中討論美國選舉或與文化戰爭有關的議題，但，「我傾向把這些政治性的聲音歸類為非主流的小眾。」Ong牧師說。

隨著近年來針對亞裔美國人的攻擊事件的增加，不少在美國出生長大的亞裔美國人基督徒越來越能快速地做出反應及發表意見。但許多華裔移民基督徒領袖都沒有加入這樣的發聲。

華人教會和講英文的美國教會對社會問題的關注和對悲劇性事件的悲傷程度之不同，顯示了這兩個群體間不同的事工重點。一些在移民教會長大的人已經改去其他更在乎此類事件的教會聚會。

Ong牧師說：「根據我的經驗，那些（因教會對時事不關心）感到最沮喪的人已經離開他們原先的教會，找到更適合自己的地方。」

在美國的華人基督徒的言行在一定程度上是受到敬虔誠主義的塑造，因此強調「拯救靈魂」是首要任務，並將其他一切視為對傳福音的干擾。楊鳳崗認為這種神學與佛教可能有某種程度的關聯。

「佛教徒會說：『救贖與你自身的心靈平靜有關。不要被你周圍的社會、政治或文化問題所影響。當你表達意見時，即是對這個世界的依戀，這將成為你達到開悟的境界的障礙』。我認為華人基督教受到這類精神遺產的影響，即『一旦你成為一名宗教信徒，你就得遠離世上一切』的想法，」楊教授說。

與文化連結

不少華人移民教會領袖仍然認為，牧師的信息與美國時事連結，對自身的會眾來說是有價值的。

「在講台上談論時事，可以給弟兄姐妹們一個符合聖經或基督教信仰的引導，並且與我們所生活的環境、社會和文化相聯結。」印城（Indianapolis）華人教會西北堂的秦路傳道說，「與此同時，如果講台過多談論時事，則不免將講台與新聞聯播、時事評論相混淆。」

住在洛杉磯的美南浸信會牧師陳道德說，在牧養方面，教會領袖可以透過以人們正在經歷的事情爲例，指出他們情感及屬靈上的需要，並將人們指引至上帝的道。

「某些時事事件可能帶來會友在信仰上的困惑，所以有牧師在講台上用聖經的視角進行解讀，是有意義的。」陳牧師說。「從講道法的角度來說，最新發生的、而且會眾都知曉的公眾事件，在溝通效果上是最有效的，即使作為例證來引用某個公共時事事件，對講台而言也是祝福。」

同時，陳牧師擔心，若教會絲毫不討論時事，會對會眾釋放出什麼樣的神學信息。

「牧師不談時事，會將二元論的觀念帶入教會之中，將神的道限制在教會領域，」他說。

位於新澤西州的若歌教會是少數多次明確提及加州舞廳搶擊事件的華人教會之一，他們在教會禱告信中提到此事件，並安排時間以禱告來紀念事發社區。

該教會的張儒民長老認為，時事議題能促使教會認真對待他們的門徒訓練責任。

「主耶穌提醒我們，只因不法的事增多，許多人的愛心才漸漸冷淡了（馬太福音24:12）。在重大社會焦點事件發生後，教會有責任帶領弟兄姐妹不失去起初的愛心，多關心周圍被霸凌的人，關注心理健康，為主多得人，勸人與神和好，也彼此和好，讓主的赦免與寬容替代人際關係中的各種仇恨與結怨。」

在華人教會當中講授公共神學並在美國服事華人職青的陸尊恩傳道說，牧師發言應該謹慎，不要發表超出其專業知識的言論，特別是當關於某一特定新聞的事實還不清楚時。

陸說：「在教會中每個人都對該時事有基本了解時，牧師可以善用大家共同關注的時事，去帶領會眾深度反思信仰。」

「但對於大部分人不瞭解的時事議題，牧師談及時事會有帶風向的風險，除非牧者本身是該議題的專家，不然還是不要談論自己不夠了解的事情為宜。」

黃嘉生牧師是住在加州的事工領袖，曾在遠東廣播公司擔任中文福音事工主任。他說，雖然他很少聽到華人傳道人提及時事，「但當他們提及時事時，即使只是為著需求禱告，我也能感受到牧師實際上是很在乎人們的。」

他還看到，基督徒根據聖經教導來思考時事是一件很重要的事。卡爾·巴特（Karl Barth）有句名言：「拿著你的聖經，拿著你的報紙，兩者都讀。但要根據聖經來解讀報紙。」

黃牧師說：「如果不了解並提及這個世界正在發生的事情，那講道就會變得與這個世界毫無關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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純潔文化和約會文化讓我失望後

Abigail Murrish

我找到了教會的團契生活。

Image: Ben Duchac / Unsplash

對福音派基督徒而言，「性純潔」一直是在這自由放縱的時代裡經常被討論的話題。尤其是1990年代的純潔文化（Purity Culture）帶來深遠的影響後，已是公共領域裡定期被討論的話題。而發起這項運動的約書亞·哈里斯（Joshua Harris）近年來宣佈他已離開基督教信仰。在他所謂的「解構過程（deconstruction process）」裡，他早些年前對基督教純潔文化的拒絕，是引領他走向拒絕基督信仰的其中一步。然而這樣的轉變不是必然的因果關係，而是逐漸偏離的結果。

這個消息讓我有一種空虛感。在過去幾年裡，我看著哈里斯人生故事的演變過程，也看到自己的人生在各方面與他的相似之處。然而，雖然我的故事與他有類似的起點，卻是朝著「重建信仰」這相反的方向前進。我同樣拒絕了純潔文化，但我發現，取而代之的，卻是對基督教美善的正統信仰有更深的委身、對道成肉身教義有更深的體會，以及對教會有更深的愛。

我的故事要從我青少年時期說起。我和其他許多福音派的青年男女一樣，被純潔運動的浪潮捲入，並且深信這是個人對信仰敬虔和委身的表現。然而，我的所有作為幾乎完全受著「未來會有的結果」所牽動。換言之，我期望在這條路上一路走進婚姻關係，我很怕自己會毀掉遇見「那ㄧ位 (the perfect one)」的機會。我發誓要拒絕婚前性行為，並在左手無名指戴上守貞戒指來時時時刻刻提醒自己。我高中時期和一個男生約會時，還強忍著不去牽他的手，因爲我深信，從十指緊扣到上床僅有一步之遙。

19歲那年，我在普渡大學開始大一新生的生活，而等待著我的是一種截然不同的交往型態：約會文化（又稱「搭訕文化」，hook-up culture）。我是個持守著福音派信仰及其性倫理的基督徒，身處於容許自由性行爲的校園裡。「隨意約會」及「砲友」是很常見的行為。每個星期日早上，我走在前往教會的路上，我的室友們則走在陪男友離開宿舍的路上。

每週一早上，朋友們在週末狂歡後，拖著疲憊的身軀來上課，我清楚地意識到，我對性的堅定信念讓我不屬於他們的小團體。我視許多同學和宿舍室友為朋友，儘管他們從未因我的信仰嘲笑或排斥我，我還是有自己是個另類的感覺。

在普渡開學前，我已有會感到孤單的心裡準備。但我沒有真的預料到，大一這一年會是我人生裡最孤單的一年。雖然我經歷了主同在的安慰，星期日的主日禮拜也讓我從枯燥的校園生活裡得到甜蜜的緩解，但我仍渴望有更多的陪伴。

我希望神能減輕我的孤單感，賜給我一位至終會成爲我丈夫的男友，並為此禱告。每當我遇到一個善良的基督徒弟兄，我會想知道他是不是主為我預備的「那一位」；我們會彼此認識、成爲朋友，甚至約會吃飯；但不久後，他就會停止跟我的聯繫，或對另一個女生更有興趣。

在我起起伏伏的浪漫史之間，我發現自己被「另一個人」深深吸引著：基督的新婦（教會）。這樣的領會是經過長時間累積緩慢形成的。當我的約會生活一再失敗時，我開始瞭解到，我將一套不合聖經教導的性觀念換成另一種同樣不符合聖經教導的性觀念。我高中時期所擁抱的純潔文化，就像約會文化一樣，有所欠缺且會帶來空虛感。

回顧起來，我很難說我所遇到的問題是來自我本身的問題（與仍處於成長過程有關）、又或是更廣泛的純潔運動所帶來的扭曲觀念所造成的問題。無論如何，這兩種因素都在其中，還有很多事需要我去釐清。在我父母的支持下，以及我與校園牧師和其妻子無數次的談話，我開始花更多時間，在對曾經學習過的不正確的聖經詮釋及別人的個人意見裡，去蕪存菁的分析，理解純潔文化裡正確的論述以及不健康的教導的部分。

我也開始以聖經整體故事及教導為背景，研究聖經對婚姻和性的看法。我的新發現一開始時讓我有點沮喪，但最終卻讓我感到自由。我發現，聖經從未承諾「只要我遵守基督教的性倫理，就會找到一位丈夫、嫁給他，並與他一起生養孩子。」我不得不去面對，單身的狀態是人生裡（不單是某個階段）一個非常真實可能的選項，並且神說：這是好的。我還認識到，聖經呼召我過純潔的生活，不是作為將來能幸福結婚的手段，而是「本身即是益處」——它的本質就是為了我生命得以豐盛及健康。我還瞭解到，即使我真的結婚了，我對神話語的順服也不能保證我會得到一個完美的、在性上純潔或幸福的婚姻。

最終，我明白了一個核心真理。在我大學時期經歷的純潔文化和放縱文化——儘管兩者所提倡的行爲非常不同，但存在著完全相同的問題——它們都將注意力集中於性關係和戀愛關係上，並給人注入一種想法：性和戀愛關係是人類獲得真實滿足的必要條件。這兩種文化都告訴我，性關係和戀愛關係都將使我不再孤單（編按：純潔文化運動裡大量強調「兩個人總比一個人好」這節經文）。對此，神說：「非也，我有更好的計畫。」

在我大一那年感受到的強烈孤獨感，並沒有因我開始與一位男性約會（最終以分手收場）而發生變化，反而是從我開始與神的子民「一起生活」才開始。

我所參加的查經班，起初對我而言只是一件「星期三要做的事」，後來卻變成我每週的必需品。聖誕假期後，我回到校園，查經班的一位男同學邀請我和其他幾個人一起到他的公寓煮飯跟吃晚餐。這些晚餐聚會在整個學期裡定期舉辦，隔年甚至成了每週的傳統。這位弟兄畢業後，我和我的室友承接這個傳統，每週四晚上邀請並招待人來晚餐。

這些晚餐聚會是我在神子民的群體裡所收穫的豐盛果實。我們參考使徒行傳第四章裡的異象——初代教會的共同敬拜及生活——並思想這樣的異象對當今21世紀的大學校園意味著什麼、有什麼樣的應用。

在這段時間裡，我仍然期待能夠結婚。但我並沒有閒著什麼事都不做。而我對婚姻的渴望再也不會讓我感到困擾了。

凱倫·普萊奧（Karen Swallow Prior）在她一篇論及「沒有子嗣的呼召（the calling of childlessness）」短文裡寫道：「多年來，我的渴望是成爲一位母親。而我現在的渴望是成爲神呼召我成為的女人；不多，也不少。」這段話可說是總結了我青年時期的人生歷程。我過去最深的渴望，是過著純潔文化所應許的戀愛會帶給我的那種生活。但後來一個不同的渴望抓住了我的心：我要成爲神呼召我成為的女人，不多，也不少。大學時期我所學習並面對的真理是：神對我的呼召不一定包含婚姻，但永遠都包含著去愛的神的子民，以及與他們一起生活。

我的人生自十年前在普渡大學時開始改變。我放棄了純潔文化——卡特琳·貝蒂（Katelyn Beaty）將這種文化形容為一種重新包裝的成功神學。我現在是位及將30歲，已結婚五年的女人，養育著一個7個月大的女兒。我將我的丈夫和女兒視為我生命裡最大的祝福之二，我因他們而感恩。但他們不是我生命的獎賞，也不是我的好行爲的獎勵。神創造並設計他們，並非根據我渴望被愛以及被瞭解的方式來設計，並且那也不是他們之所以出現在我生命裡的目的。因為只有上帝才能背起那樣的重擔。

儘管我花了很多年的時間才學到這門功課，但我深深知道，我的信仰緊緊抓住我的程度，遠超過我緊緊抓住信仰的程度，這種「抓住」意味著：將我的生命注入在神的肢體當中，使他們與我相會、愛我、與我同工，並在艱難和痛苦的時候與我ㄧ同度過。我每天都被提醒，雖然我們的人生不總是有清楚的答案，但我們有一位救主，祂進到我們的孤獨和痛苦中，與我們同在，並且祂應許終將使萬物復興。

哈里斯在他的《不再約會》一書中寫道：「這個世界把我們帶到一個閃爍著激情和浪漫影像的銀色螢幕前，當我們凝視它時，世界說：『這就是愛』。神把我們帶到十字架前，上面掛著一位赤裸和血淋淋的人，然後神說：『這就是愛』」。

雖然哈里斯已不再是基督徒了，但我依然相信他曾經相信著的事：當耶穌進入我們充滿苦難的世界，使一切都更新時，真愛就在道成肉身中臨到我們身上。當我望著那赤裸、血淋淋的人在十字架上時，我看到那人如此愛我，以至於死，好讓祂能叫我一聲女兒。祂從未應許會給我婚姻，但當祂稱呼我為祂的孩子時，祂引我進入一個新家——基督的肢體——這個家愛我，並會在我最孤單的時候與我同行。

亞比該·穆理什（Abigail Murrish）住在俄亥俄州的諾伍德（Norwood），她在自己的教會工作並負責時事通訊「Given Appetites」。您可以訂閱她的刊物或拜造她的網站 abigailmurrish.com。

翻譯：榮懌真 / 編輯：Yiting Ts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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