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中國内地推進

戴雅各（James Taylor）對中國的一切事物都很感興趣。令他憧憬的是，那些曾經著名的帝國，如波斯、希臘和羅馬都在興盛之後衰亡，唯有中華帝國依然存在——中國是世界上追念古舊時代最偉大的紀念碑。1832年初，在他位於英格蘭約克郡巴恩斯利城（Barnsley）繁忙的药店後面的客廳里，他與24歲的妻子賀美亞（Amelia）一起跪著禱告：“親愛的上帝：如果你給我們一個兒子，請賜他在中國為你工作的機會。”

他們的孩子於 1832 年 5 月 21 日出生。戴雅各和賀美亞夫婦給他起名為詹姆斯·哈德森·泰勒（James Hudson Taylor）——哈德森是他母親的娘家姓。後來孩子長大，自己取了個中文名字：戴德生。年幼的哈德森在一個對中國著迷的衛理公會家庭中成長。有的時候，他會脫口而說出，“當我長大成人時，我要成為一名傳教士，去中國”——儘管他的父母幾年來都還沒有將他們的祈禱的事告訴過他。

雖然如此，他其實對自己的信心與生命的呼召並不一直都是清楚的。到17歲時，他處於精神低迷狀態，正如一位傳記作者所說，他在缺乏耐心的父親面前經歷了“青少年不安和叛逆”的過程。他成為他的姐姐和母親等人焦急的禱告關注的對象。這在後來的宣教歷史上成為一個傳奇故事。

根據戴德生自己的說法，1849 年 6 月，當他 17 歲時，他的母親將自己鎖在離家 50 英里的一個房間里。當時她正在探望她的妹妹，她受到感動，覺得不僅要為戴德生能成為真基督徒禱告，甚至要繼續留在那房間裡，直到她確定她的祈禱得到了回應。戴德生後來回憶說，同一天下午，他拿起一本有關基督已成就的工作的福音單張，而因此接受了“這位救主和這救恩”。

在戴德生的餘生（一個一心一意，甚至意志堅強的一生），這樣的“巧合”將多次的伴隨他。以致他一生完全致力於一件事：將福音帶到中國內地。

中式衣著

在戴德生自稱的這次“重生”經歷後的幾個月，他在一個迫切祈禱之夜得到了對中國宣召的印證。那晚，戴德生“帶著難以言喻的敬畏並難以言喻的喜悅”俯伏在上帝面前。在接下來的幾年裡，他瘋狂地準備，他學習醫學和語言，並更深入地沉浸在聖經和禱告中。

最後，在 1853 年 9 月 19 日星期一，戴德生登上了不到 500 噸吃水量的三桅小快船鄧弗里斯（ Dumfries）號，悄悄地溜出利物浦港，前往中國。年僅21歲的他，深情地和母親告別。

對戴德生來說，生活變成了信仰的冒險，他學會在不可能的情況下信靠上帝。而這旅程的第一段航程就增强了這樣的信仰形態。

在威爾士海岸附近，這艘船遇到了一場持續數小時的嚴重風暴。船長將當時的海況描述為他“所見過的最狂野的大海”。戴德生在恐懼和信任上帝的眷顧之間交替輾轉。船長是一個虔誠的衛理公會信徒，但那時的他確信他們最多再能撐半個小時。他轉向戴德生問道：“你那要在中國為主工作的呼召有用嗎？”

戴德生說，他不期望處於任何其他的情況，而且他仍然認爲會到達中國。但如果到不了，“我的主會稱贊我，說我是良善忠心，因爲我努力地試圖服從他的命令。”

事實上，他們確實在風暴中倖存下來，並於 1854 年 3 月抵達了“五口通商”之一的口岸，上海。1842年的《南京條約》結束了英中之間的第一次鴉片戰爭，打開了中國與西方的貿易聯繫，條約賦予外國人在這通商的五個口岸城市生活的權利。戴德生很快安頓下來，開始了他作為中國福傳會（Chinese Evangelization Society）同工的工作，這是一個在先驅德國傳教士郭實獵（Karl Gützlaff）的啟發下成立的新興獨立宣教組織。一位當地教師教戴德生普通話，中國各地都使用普通話的變體（方言）。

同年，他做出了一個同時受到嘲笑和讚揚的激進決定：他決定穿上中國衣服，扎起辮子。

他的決定源於他對中國文化的深深尊重和他對宣教士角色的看法。當那些都穿著西式服裝的新教傳教士批評他這種不合時宜的行為時，他指出，那些最了解中國人的人開始欣賞他們的習俗。他認為，許多中國人反對基督教，因為它似乎是一種外國宗教，傾向於以西方國家的方式塑造皈依者。戴德生，就像幾十年前採用中國服裝的羅馬天主教傳教士一樣，走在了他的時代前面。

中國內地的第一步

在中國的前幾年帶給年輕的戴德生一些意想不到的驚奇。許多歐洲人在上海過著奢侈的生活，戴德生認為一些傳教士是“世俗的”。然而，政府官員對他們作為口譯員的需求量很大。熱情的社交氣氛對一個嚴謹的衛理公會信徒的孩子來說是一種震驚。

此外，金錢很快成為一個痛點。雖然教會宣教士協會的單身男子每年可獲得相當於700美元的工資，不包括租金，但他的年薪僅為80美元，這還包括支付租金。

儘管如此，戴德生還是堅持要把福音傳給在內地從未聽過福音的中國人。中國有18個省份，其中只有七個省有宣教士，即便如此，他們也只在少數沿海城市工作。戴德生不滿那些將自己限制在相對舒適的城市生活中的宣教士。他為中國內陸無數未得之民感到憂心。他立即著手嘗試接觸他們。

1854 年 12 月，在他抵達後的九個月內，戴德生和艾約瑟（Joseph Edkins，倫敦宣道會的宣教士）揚帆起航，肩上扛著一袋袋中文聖經和福音單張，他們去了幾個黃浦江沿岸的小村莊。在松江，這兩個相貌特殊的洋人的出現吸引了人群，他們譏諷這兩個人，嘲笑他們，並威脅要把他們拖到一條通往河邊的街道上。戴德生和艾約瑟勉強逃脫這些人（跳上過往的船），繼續他們200英里的往返旅程。戴德生很快又去了幾次內地。最終他決定以寧波為基地，那裡有許多宣教組織。

事實證明，中國福傳會用心良苦，但越來越無能爲力。它未能及時支付宣教士的工資，又經常在對他們的工作毫無準備的情形下，派遣宣教士。經過多次祈禱和掙扎，戴德生於1857年辭職。他不知道他接著的工作將如何獲得金錢上的支援。他早已決定不去募集捐款，甚至不讓朋友和親戚知道他的需求。他只相信上帝會供應他。

戴德生也一直在尋找妻子。他在英國被兩個女人拒絕過，一個在他去中國之前，一個在他去了中國之後。這讓他非常孤獨。但在1857年，他遇見並立即愛上了20歲的瑪麗亞（Maria Dyer）。她是早期來華，已故的宣教士台約爾（Samuel Dyer）的女兒。儘管寧波宣教機構中的一些人因勢利眼而強烈反對（戴德生的中國服裝和缺乏精致使他們失望），這對年輕夫婦還是於 1858 年 1 月結婚。這是一段不同尋常的幸福婚姻，其中部分原因是他們對向中國傳福音有著深厚的熱情，他們定意，即使付出巨大的個人犧牲，也要向中國傳福音。

戴德生繼續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中，既治療病人又傳道，到 1860 年 3 月，戴德生在寧波橋街的教會已經發展到 21 名成員。但到了1861年夏天，他染上了某種疾病（可能是肝炎），完全削弱了他的體力。在中國服事七年後，他被迫返回英國進行長時間的康復。

尋求不可能

雖然他應該在英國休息，但他繼續他瘋狂的工作步伐，翻譯聖經，招募傳教士，並獲得助產士資格。

戴德生在英國爲了英國人對中國缺乏興趣而感到困擾。1865年，當他在地板上來回踱步時，他向瑪麗亞口述了《中國屬靈需要的呼聲》（China: Its Spiritual Need and Claims）一書的内容。

他寫道：“（中國）成千上萬的人因爲缺乏認知而正走向滅亡，而這個認知正是英國人所豐豐富富所擁有的。這豐富的知識，使英國成為英國，使我們成為我們現在這個樣子。英國所有的基督徒能袖手旁觀，靜坐不動嗎？我們的主是怎麽教我們的？難道不是說，如果一百隻羊中有一隻迷失了，我們就要離開九十九隻羊去尋找那隻羊嗎？而現在這比例幾乎完全顛倒了，我們呆在家裡養一隻羊，而不理會那九十九隻將死的羊！”

戴德生確信，中國內地的福音需要一個特別的組織——去把福音突破到五個通商口岸以外的地方。（當時，宣教士只能在通商的五口傳福音。）他也決心不從原有的宣教機構腳下抽取財政基礎，但這樣的組織應該採取什麼形式呢？

他開始計劃招募24名宣教士：在中國十一個沒有宣教士的內陸省份各招募兩名，另外在蒙古招募兩名。這是一個有遠見的計劃，足以讓任何經驗豐富的宣教士感覺熱血沸騰。當時，許多經驗豐富的宣教組織在中國總共只有大約90名新教宣教士。戴德生一手就想把這個數位提高25%以上。

這將是一項巨大的財務承諾，因此戴德生以中國內地會（内地會）的名義開設了一個銀行帳戶。很快，甚至在他正式承諾領導這個新的宣教協會之前，就有了錢和五名宣教志願者可以派往中國。

他猶豫要不要邁出承擔領導的這一步，因為他發現自己被懷疑所困擾。在1865年的好幾個月中，無數的擔憂在他的腦海中環繞。他很少一次睡兩個小時，有時根本不睡覺。一方面，他為數以百萬計的中國人在沒有福音盼望中死去而痛苦，另一方面，他與他所謂的“不信”作鬥爭：他害怕承擔將年輕男女送入中國內地的責任，在那裡他們會受到拒絕、疾病和迫害——所有這些都是他親身經歷的。

戴德生認為他幾乎處於精神崩潰的邊緣。他後來在日記中寫道：“兩三個月來，激烈的衝突……我以為我將要失去理智”。他的一位朋友看到戴德生迫切需要休息，於是邀請他到英格蘭南海岸的布萊頓（Brighton）去度6月24日至26日的週末。

星期天早上，他在敬拜後溜了出去。他後來回憶說：“我無法忍受一千多個基督徒的會眾為自己的安全而歡欣鼓舞，而數百萬人因缺乏認知而走向滅亡。我獨自在沙灘上，在巨大的屬靈痛苦中徘徊。”

在那次散步中，他突然得到了釋放。“在那裡，主戰勝了我的不信，我為了這個事奉，把自己交給了上帝。我告訴他，對問題和後果的所有責任必須由他承擔。作為他的僕人，我應該服從和跟隨他——他來指導、照顧和引導我和那些可能與我一起工作的人。"

說到這裡，他覺得自己前面停頓了腳步的異象得到了證實。他立即在聖經的空白處寫道：“為24名願意，熟練的工人祈禱。布萊頓，1865年6月25日”。

戴德生確定内地會將具有六個顯著特徵。首先，它的宣教士將從任何教派中抽調出來——只要他們可以簽署一份簡單的教義宣言。

第二，他們沒有保證的薪水，只能信靠主供應他們的需要。收入將分享。不能產生任何債務。

第三，不向人籌款。

第四，國外的工作不是由國內委員會指導，而是由他自己和最終在中國工場的其他領導人指導。

第五，該組織將向中國內地（“基督的名沒有被稱呼過的地方”）進軍。

第六，宣教士將穿中國衣服，在中式建築裏做禮拜。

對異象的挑戰

不到一年，一艘兩年新的快船蘭茂密爾號（Lammermuir）駛出倫敦的東印度碼頭，駛向中國。與戴德生與妻子瑪麗亞和他們的四個孩子一起，船上有16名年輕的傳教士，六男十女，他們期待著加入在戴德生指導下已經在中國工作的四男一女，成為在中國的傳教士。

在杭州和蕭山等城鎮，内地會開始工作，在中國喧囂的生活中，將醫療保健和傳福音工作相結合。來自都柏林的内地會宣教士麥克悌（John McCarthy）描述了他1867年抵達杭州時迎接他的場景。那天是農曆新年假期，一群人徘徊在内地會診所外。轎夫排成一排，接送病人。食品和飲料小販已經搬來東西售賣，並且生意興隆。

在看似混亂中，戴德生站在桌子上向人們講道。當麥克悌和他的家人被帶進内地會的房子時，戴德生揮了揮手，向他們致以簡短的歡迎，然後繼續講道。

戴德生每天要看200多名病人。他切除白內障的手術對中國人來說就像奇跡一樣。一位在戴德生的佈道下皈依基督的寧波人崔先生也向在那兒等待治療的人傳道。

可以想象，富有遠見和不知疲倦的戴德生對自己提出了巨大的要求。他也對内地會宣教士提出了同樣高的要求，對此，其中一些人產生了遲疑。

他的一位宣教士倪來義（Lewis Nicol）拜訪了教會宣教協會（CMS）的幾位宣教士，並對一些發生在寧波新巷（内地會總部）的他認為是錯誤的事情發牢騷。他很快就放棄穿中國服裝的做法，並聲稱英國服裝給了他更多的保護和尊重。他告訴戴德生：“我不會被任何人束手縛脚”。經過近兩年的不愉快，最後戴德生將倪來義從内地會解職，其主要的原因是出於他散佈關於内地會的謊言。另外三名内地會宣教士因同情倪來義而辭職。

大約在同一時間，兩名教會宣教協會的宣教士抱怨說，這麼多未婚男女在新巷住在一起很危險，而且戴德生對年輕女士太親熱了（他和瑪麗亞在他們上床睡覺前親吻了其中一些人的額頭）。女士們自己否認戴德生有任何不當行為，但投訴仍然傳到了倫敦，並一度導致對内地會的支援率下降。為了在觀瞻上避嫌，戴德生不在親吻女宣教士，但他拒絕停止直接監督單身女性。

然後在1870年，一位能幹的年輕威爾士浸信會信徒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抵達中國，開始拉走一些内地會的同工，特別是那些居住在山西地區的成員。李提摩太強調在地上建立神的國度，保護窮人和有需要的人免受暴政。他還認為，上帝會通過其他宗教，如儒教、佛教和道教，工作。他認爲，如果能指出這些宗教與基督教的相似之處，那麼追隨者就可以被基督所吸引。因此，中國人的整體生活最終將經歷徹底轉變為基督教生活。少數内地會宣教士因爲受到李提摩太這類自由派觀點的影響，而離開了内地會。

儘管存在爭議，内地會宣教士的數量仍在增長。到1876年，有18名新的宣教士啟航前往中國，使同工總數達到52人。内地會因此擁有在中國宣教士總數的五分之一。内地會宣教士越來越多地進入內陸省份：河南，陝西，甘肅，湖南，貴州，甚至至少有一位勇敢的人到達了西藏。

戴德生做出了另一個大胆的舉動，招致其他宣教團體的批評：他開始將未婚女性送入內地——這是對這些女性的勇氣的一個見證。

戴德生的大膽似乎無止境。1881年，他有膽量要求在1884年底再招收70名宣教士。結果他得到了76名。1886年末，戴德生又再禱告，求在1887年結束之前另外再增加一百名宣教士。一位資深宣教士告訴戴德生：“我很高興聽到你正在為大批增援祈禱。當然，在一年之內你是不會得到一百個，但你會得到的，一定比你沒有要求的更多。”

“謝謝你的關注，” 戴德生回答。“我們很高興知道我們的祈禱現在得到了回應。我確信，如果我們都還平安，你將能分享歡迎第一百位來到中國的喜悅！”到1887年11月初，戴德生宣佈102名候選人已被錄取來中國事奉，並且已經有足夠的錢來支付他們前往中國的路費！

内地會的許多早期宣教士幾乎都沒有受過正規教育，但有些人是大學畢業生。有些人是理想主義和熱情的，但在靈命及心智上並沒有為在中國內地宣教工作的嚴格要求做好準備。有些人傲慢自大，對中國文化毫無瞭解。有些人發現，一旦進入工場，他們並不喜歡戴德生的領導或内地會的理想主義嚴格要求。有些人在維持生計和吸取新文化並同時試圖傳播福音的壓力下萎靡不振。事實上，在身體健康方面很多人也受到巨大的損傷。但内地會仍然忠於其宗旨，最終成為中國最大的宣教組織。而對戴德生來說，更重要的是，在中國所有18個省份都有了基督徒。

挫折和心痛

無論是在中國還是回到英國，戴德生都面臨著周而復始、無休止的演講、個人探訪、通信交通，以及行政任務。儘管如此，他仍然用祈禱迎接每一天的日出。他經常工作到深夜，當他的身體需要時，他日夜都能隨時補睡眠。

一些當地歷史中不可預見的事件往往會減緩工作進程。在1868 年的揚州教案中，一些反對洋教的群衆襲擊了内地會在揚州的房舍。包括戴德生家人在內的内地會成員在騷亂中受傷。當消息傳到倫敦時，上議院開始辯論允許宣教士進入中國內地是否有利於英國的貿易。

戴德生為管理内地會事務而在倫敦與中國分別建立了委員會。這兩者之間的對立，給他帶來了巨大的壓力，並導致近30名宣教士辭職。兩者之間的問題是在於戴德生希望最接近工場的中國委員會擁有行政權力，但倫敦委員會不同意這個做法。

倫敦委員會的威廉·夏普（William Sharp）認為戴德生過於獨裁，應該嚴格削減他的權力。他告訴戴德生：“當你的委員會與你觀點不符合時，你試圖迫使你的委員會接受你的觀點。我希望你接受委員會的引導，讓内地會自立，而你則應該專注於闡述聖經和鼓舞教會。”

戴德生可能對同工要求苛刻，看似專制，但在戴德生的心目中，他只是急於保護整個差會的完整性。在寫給倫敦的關於新進宣教士的信中，他說：“我只希望得到那些已經做好充分準備在中國內地工作、穿著本土服裝，並盡可能以本土風格生活的人的幫助。我不打算在將來協助任何可能停止以這種方式工作的人。中國向所有人開放，但我的時間和力量太短，工作太大，不允許我試圖與任何不同意我行動計劃的人合作。”

作為一個在中國真正將一切奉獻給基督的人，他發現很難降低對別人承諾的指望：“安靜、愛安逸的男人和女人是不可能為基督贏得中國的……我們需要的男人和女人的印記，就是將耶穌、中國、靈魂放在首位，而在每件事上，在每一個時刻，甚至連他們的生命本身都必須是次要的。”

儘管他承認有過惱怒和不耐煩的時期，但他其實也顯出寬容和彈性。他在經過兩年的反抗之後，才不情願地解僱了倪來義。有時，爲了應對當地的情況，他甚至繞過了差會的一些規則（比如禁止單身女宣教士結婚）。

也許他的工作中最引人注目的方面是，儘管健康情況一直不佳，並且經常患有抑鬱症，但他還是設法繼續工作。1900年，戴德生在美國巡迴演講時，幾乎身心徹底崩潰。正如他的妻子瑪麗亞在幾十年前所指出的那樣，“我比任何人都更熟悉他所經歷的考驗，他所受的誘惑，他遇到的衝突，他的失敗與挫折，以及他克服的困難。”

戴德生所付出的個人代價往往很高：瑪麗亞在33歲時去世，瑪麗亞的八個孩子中有四個在10歲之前就去世了。（戴德生後來娶了另一位内地會傳教士福珍妮，Jennie Faulding）。對内地會整體來說，更具毀壞性的事發生在1900年夏天。當戴德生在瑞士康復養病時，義和團運動蔓延到全中國，殺害了58名内地會傳教士和他們的21名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