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位紐約市牧師的故事

一位在信仰上塑造了我，另一位則滿足了我的娛樂需求。

卡爾·倫茨 (左) 提摩太·凱勒(右)

Edits by Christianity Today / Source Images: AP Images / Portrait of Keller Courtesy of Redeemer City to City

2014年3月一個陽光明媚的下午，我搭乘紐約地鐵L線，從曼哈頓前往威廉斯堡（Williamsburg）。那天我要採訪一位名叫卡爾·倫茨（Carl Lentz）的年輕都市牧師，他住在一間豪華的濱水公寓裡。一個時尚福音雜誌希望我能寫一篇他的側寫專文。他所服事的山丘之歌教會（Hillsong church，或譯“新頌教會”）以其所在的夜店據點和屢獲獎項的敬拜歌曲吸引了來自紐約市各處數萬名各式各樣的年輕人。

如今，倫茨是一部名為《山丘之歌教會的祕密》(The Secrets of Hillsong）紀錄片的主角。這部紀錄片檢視了倫茨一系列外遇事蹟和他離開後陷入困境的教會。這四集的節目呈現了一個沉重而情緒激動的倫茨，他透露自己兒童時期遭受性侵的經歷，承認自己道德上的過錯（從性行為不檢點到藥物濫用等），並描述了Hillsong教會領袖和同工間的衝突。

在這部紀錄片公開首映的同一天，紐約市另一位牧師成為新聞的焦點：救贖主長老教會（Redeemer Presbyterian Church）創始人提摩太·凱勒（Tim Keller）牧師於5月19日因癌症逝世。

在2000年代中期，救贖主長老教會和Hillsong教會都吸引了一群對信仰充滿好奇心的紐約人，兩間教會皆於每週舉行的多場禮拜裡吸引共約5,000名聚會者。在我讀大學的期間，有兩年的時間裡同時參加了這兩間教會。我是一位在新英格蘭長大，從小接受在家教育的牧師子女，為了讀大學搬來紐約。但是，吸引我注意力的不僅僅是眾星雲集的曼哈頓人行道，也包括迅速崛起的福音派明星（包括凱勒和倫茨）所領導的教會。

從那個時期開始，福音派教會已逐漸意識到吹捧及打造明星牧師會帶來的風險。我們已親眼見到許多年紀輕輕就被培訓成領袖，在極短的時間內被賦予過多的權力的牧師重重墜入罪惡裡。相較之下，像提摩太·凱勒這樣能信實地（雖然不完美）跑完一生的“名人”牧師卻不多見。

但在十年前，很多人和我一樣不太明白“名牧現象”。我當時也不明白自己那未經反思的出於“消費者心態”和好奇心選擇教會的人，或多或少助長了這些名星牧師的崛起。年輕的我幾乎完全不知道一間有著強烈的長老會色彩的教會和一間神學上不嚴謹的五旬節教會在神學上有什麼差別。我也不明白一間教會的領導結構和問責制度能如何成就或毀滅一間教會及其領袖。

雖然當時的我很天真無知，但要看出兩間教會及其領袖間的明顯差異並不難：一位在信仰上塑造了我，另一位則滿足了我的娛樂需求。

救贖主長老教會主日禮拜的特色是其以古典詩歌本敬拜、思考深刻且時間較長的講道（講員通常是校園牧師而不是凱勒本人，凱勒會輪流在不同牧區講道），以及主日後的咖啡交流時間。其中一個牧區在週日晚上舉行爵士樂為主題的禮拜。我深受這種充滿家庭友好氣氛的環境所吸引，也非常喜歡每週被聖經真理挑戰我的道德行為的感覺。

而Hillsong教會的氛圍則讓人感到振奮。教會的門在主日禮拜開始前幾分鐘才打開，教會附近大排長龍，非常吸引路人的目光。許多人形容他們的造訪為“一種體驗”。而這確實是種特別的體驗——昏暗的房間、霓虹舞臺燈光、轟隆隆的敬拜詩歌和特別激勵人心的主日信息，真的很像一場音樂會。在教會報告或彼此問安的時間裡，接待人員會傳來裝滿糖果和水的杯子。Hillsong教會成功地吸引了許多可能不會走進傳統教會大門的人；他們聲稱，自教會成立以來，已有數萬人在這裡信主。

即使我知道，我沒有在這裡受到如在救贖主教會一樣的神學餵養，但我就是離不開這間教會。

就像他們的教會一樣，這兩位牧師也非常的不同。凱勒的牧師生涯有個不起眼的開始。他在維吉尼亞州一間鄉村小教會開始服事，而且起初一度抗拒前往紐約服事的呼召。他深愛基督信仰理性的那一面，獲得多個神學學位，寫了幾十本書，甚至辭掉他的第一份牧師職位，成為一名神學院教授。。

凱勒有許多名人朋友，但他並沒有炫耀這些關係。卡特琳·貝蒂（Katelyn Beaty）在凱勒去世後如此形容他：“即使他的影響力既深且廣，凱勒事工的許多特點使他成爲一位『反對名牧』的名牧。凱勒看重實質內容過於個人特色。”

正如一些人在他去世後指出的那樣，凱勒直等到年近六旬時才出版自己的第一本書。而倫茨在39歲時出版了自傳。凱勒的教會直到911事件後才發展成現在的規模。倫茨則在20歲出頭即以Hillsong教會極具影響力的領袖之姿登台，因為他是創辦Hillsong教會的布萊恩夫婦（Brian and Bobbie Houston）的密友。

儘管在進入聖經學院就讀前，倫茨在學業上的表現並不突出，對學習也沒有熱忱，但倫茨的教育大部分來自Hillsong學院（Hillsong College）。倫茨聲稱，他成爲牧師後，布萊恩讓他以自己幾乎無法承受的速度成長，有時甚至一個禮拜天要講7次道。

倫茨在紀錄片中回憶道：“我們幾乎無法處理教會現有規模的工作。我們沒有足夠的領袖、我們的組織架構不夠穩健⋯⋯但在你發現到這些問題前，你已陷入其中而不自知，這些問題的發生是遲早的事。”

《浮華世界》雜誌作家艾力克斯·弗倫奇（Alex French）在紀錄片中說道：“老實說，發表對一位名人牧師婚外情的想法，對我來說感觸不太深。這間教會還有其他更嚴重的問題。”

然而，這部紀錄片僅稍微觸及這些更深入、更基本的問題：塑造出名人牧師的舞台、許多會眾以消費者心態參與教會、以及這類教會在其教會論及門徒訓練的根基上不扎實的部分。

但不可否認的事實是，我們自己經常也助長了塑造名人牧師的風氣。當我在讀大學時，我是否靈裡飢渴，想要進入一個以聖經教導和福音爲中心的群體？當然是的；我是否同樣想讓自己情緒激昂、在靈裡分心或被娛樂到，以及尋找讓自己有歸屬感的地方呢？當然也是的。

無論這兩位牧師的相似或不同之處為何，當時的我都不想成爲任何一間教會家庭的成員、不想成為一位會關心牧師的基督徒，也不願加入和其他聖徒一起成為興旺福音的同工和夥伴（以弗所書4:12、腓立比書1:5）。我是教會的消費者/顧客，我四處尋找週日早上最有娛樂性或最吸引我的一小時體驗。但最終，我落腳於一間小型的拓堂教會，在裡面聚會及服事。

凱勒在其著作《21世紀教會成長學》裡寫道：“耶穌『戰勝』了罪，但不是藉著奪取權力的方式，而是透過捨己的服事。祂是藉著失去一切而『得勝』。這種想法完全逆轉了世界的思維方式。這個世界看重權力、人的肯定、財富和地位⋯⋯福音因此創造了一種全新的僕人式群體，這個群體裡的人以一種完全不同於世界的方式生活。”

今天，倫茨在麥克·托德（Michael Todd）的蛻變教會（Transformation Church）找到屬靈的家，這間教會位於奧克拉荷馬州塔爾薩市（Tulsa），是一間以黑人成員為主的無宗派巨型教會。早在2014年，倫茨就告訴我，他認為基督徒應該避開那些使他們容易犯罪的事，並且他的首要任務是完成基督賦予的大使命。

他在接受採訪時說：“平衡（balance）是個有趣的詞彙，我的呼召不是去紐約Hillsong教會，我的呼召是去服事耶穌，成為一個好丈夫及父親。如果我能做好這些事，教會最終也會很好。”

卡拉·沛蒂絲·卡瓦略（Kara Bettis Carvalho）是《今日基督教》（Christianity Today）的副編輯。

翻譯：榮懌真 / 校編：Yiting Tsai

為什麼耶穌不會拿石頭砸死同性戀？

Russell Moore

上帝託付我們透過為基督做見證的方式征服世界，而不是透過暴力征服世界。

抗議烏干達的《反同性戀法案》的群眾。

Themba Hadebe / AP Images

在這個社交媒體上充斥著暴民及酸民主導的極端主義的時代，一個政治人物在各式各樣無止盡的議題上因被某些人視為「立場過於柔弱」或「不是我們的一份子」而在網路上遭受攻擊已不是什麼新鮮事了。

即便如此，人們可能會驚訝地看到德州參議員泰德·克魯茲（Ted Cruz，他因不會譴責自己支持者的極端行為而聞名）在各種社交媒體平台上被人貼上「太柔和、軟弱、妥協者」的標籤。一些人甚至認為克魯茲「否定上帝的話語」。那麼，克魯茲究定有哪些激進的「進步派」主張呢？事實上，克魯茲僅僅是主張「烏干達不應將同性戀定為犯罪行為，也不應處決同性戀者。」

通常，社交媒體上引發的爭議只會是短暫喧嘩一陣子的偽爭議。想要引人目光的人會張貼令人震驚甚至荒謬的內容（例如，「各位！不只星巴克墮落了，我們也該抵制肯德基！」）他們知道自己會被人罵，並且別人會轉貼他們的文——但這樣可以擴大他們的影響力。他們倚賴自己文章被轉發的次數和粉絲的數量在某種程度上為自己帶來渴望的歸屬感和意義。正常情況下，最好的應對方式是參考《箴言》26:4的教導：無視這些發文，「不要照愚昧人的愚妄話回答他，恐怕你與他一樣。」

然而，有時他們這種惡意攻擊的方式可能會導致兩種災難性的結局，而這種現象應該要引起我們這些跟隨基督的人的關注：1. 他們以不公義的方式「殘殺了」上帝照著自己的形象所造的人。2. 他們對基督教福音真實的本質作出虛假錯誤的見證。

這起爭議的起源是，烏干達總統約韋里·穆塞韋尼（Yoweri Museveni）簽署了一項嚴厲的新法律，該法律不僅將同性戀定為「犯罪行為」，而且還要求對被逮補的同性戀者進行「性傾向轉換」的「治療/康復」計劃，並要求實施一種監視文化，所有不舉報自己已知的同性戀者的公民同樣負有刑事責任。但最令人不寒而栗的是，該法律將對被判有「嚴重的同性戀行為」的人死刑。

當然，專制政權對人權的侵犯在全球不少國家裡天天上演，其他國家能為此做的事也有限。但在今日烏干達的情況下，許多人反思，問題的根源是否是烏干達斷章取義、錯誤的理解了聖經的教導？

一些批評克魯茲的人認為，克魯茲真正的問題在於他的信仰有問題——尤其是因為他說烏干達的同性戀新法既「可怕」且「錯誤」。畢竟，他們說，聖經不是規定「人若與男人苟合，像與女人一樣，他們二人行了可憎的事，總要把他們治死，罪要歸到他們身上」（利未記20:13）嗎？

身為一名堅信聖經逐字啟示的福音派基督徒，我相信聖經裡每一個字都是上帝透過聖靈照祂完全的心意而寫的。我也相信聖經的無誤性：上帝的話是真實的。耶穌對聖經的看法——「經上的話是不能廢的」（約翰福音10:35）——也是我確信不移的看法。

我也是一個同意聖經和教會——東正教、天主教和新教—長達兩千年來的教導的基督徒，相信婚姻是一個男性和一個女性同為一體所立的盟約，在此盟約外與性行為相關的互動是錯誤的。

然而，我對烏干達這條新法律下的國家暴力行為感到厭惡，並非因為我無視聖經教導及信仰的委身，而正恰恰是因著對聖經及信仰的委身而感到厭惡。

一個人如果掩蓋了聖經真實的意義，他就不是個敬畏聖經權威的人。《利未記》第20章明確譴責了幾乎所有形式不道德的性行為——婚前性行為、婚外性行為，以及幾乎所有其他類型不在婚姻盟約內的性行為。與性相關的罪、神秘主義宗教儀式、巫術和咒罵父母等行為在《利未記》裡是列在一起的。

當然，這些教導與聖經裡其他見證是一致的（無論人們對聖經的權威性持何種觀點）。然而，違反這些禁令所帶來的死刑處罰是在人類救贖歷史裡一個非常特定具體的文化背景下進行的。上帝清楚的啟示人類，神權統治下以色列國的法律（利未記的記載）以及其懲罰是為著這個目的：將神的子民從其他國家中分別出來，以預備他們進入土地的產業裡（利20:26）。

引用舊約以色列民法這個特定時期的經文並逐字應用在舊約以外其他（與上帝）無盟約關係的國家公民身上是對聖經扭曲的解釋，這種曲解與任何基督教歷史上使徒的教導都不一致。事實上，這種對聖經的理解方式與那些反對聖經並嘲諷說：「是啊，如果聖經說的是對的，人類就不能吃海鮮貝類」的人的理解方式一樣。

一聽到這種類型的言論，我們很快就知道爭論者要麼不知道舊/新約之間在儀式和食物律例應用上的差異（這是新約強調的重點之ㄧ），要麼就是這個人並非真心誠意的想和人進行有意義的論辯。同樣的道理也適用於那些說「使徒行傳裡的教會共同分享自己的財產」，並以此來為列寧、史達林或毛澤東強推國家共產極權主義辯護的人。

在新約教會裡，使徒們在耶路撒冷大公會議上解決了律法的問題。他們沒有像一些人可能會辯論的那樣，抹去舊約律法與道德相關的內容——例如，基督徒（無論是猶太人還是外邦人）仍然應該避免在性上不道德的行為（徒行15:20）。但是，新約基督徒的社區同樣沒有重建/重新執行舊約公民律法，處罰違背聖潔律例的行為。

事實上，我們有許多來自耶穌和使徒的教導，告誡基督徒們與這種經文扭曲應用相反的例子。我認為約翰福音裡紀錄的這段經文是真實的事件——耶穌阻止眾人用石頭砸死一位通姦的婦女（「你們中間誰是沒有罪的，誰就可以先拿石頭打她。」約翰福音8:7）。無論有幾種對這段經文的解釋方式，耶穌對罪人的態度在四本福音書裡始終如一。

在寫給哥林多教會的信中，使徒保羅斥責了利未記第20章裡明確提到的不道德的性行為的例子——與家庭成員的妻子發生性關係。保羅還引用了「你們應當把那惡人從你們中間趕出去！」（林前5:13）——但同樣的行為在舊約民法裡的刑責是死刑（申命記13:5; 17:7; 22:21）。

然而，保羅並沒有用同樣的語言呼籲國家針對此種行為實行刑事處罰，更別說是死刑。相反的，保羅在新約裡指稱的「你」是教會，不是國家。因為教會並沒有被賦予持劍的權力（馬太福音26:52；羅馬書13:1-7；林後10:4）。

此外，保羅在他的信中特別指出，教會沒有審判外人的權力。地方教會應該將一個在性上不道德的會友——如果他至終沒有悔改——從他們的社區中趕出，但這並不意味著基督徒們應停止與有同樣行為的非基督徒來往：「因為審判教外的人與我何干？教內的人豈不是你們審判的嗎？」（林前5:12）。

這段經文裡的審判一詞不是指「對是非對錯做出道德評價」，而是指「確定誰應該對誰負責。」換句話說，世界不需對教會負責，而教會需要對教會負責——但即使如此，也不是用體罰或刑事懲罰，而是用神的話語及屬靈管教的方式。

受人尊敬的已故長老會聖經神學家埃德蒙·克羅尼（Edmund P. Clowney）指出，那些使用聖經卻不將聖經文本置於救贖的歷史背景上下文來看的人，會帶來災難性的後果。事實上，他說，將《聖經》用作「道德範例手冊」，將其與上帝在被釘死和復活的基督身上總結的更深遠的目的分離，會導致聖經歷史變成「混亂的大雜燴」。

克羅尼在《講道與聖經神學》ㄧ書中寫道：「那些在聖經裡只讀到道德故事的人，經常會因亞伯拉罕、士師和國王美好的行為而尷尬，覺得自己很糟糕⋯⋯畢竟，我們肯定不能學撒母耳把亞甲砍成碎片、學參孫自殺、或以耶利米宣揚叛國等的行為做榜樣。」

「當人們無視上帝在歷史中的啟示，並跟隨著被誤解的人物榜樣時，隨之而來的是可怕的後果，」克勞尼寫道。「例如，被視為異端的人被人們以基督之名砍成碎片，並且人們在戰場上唱著詛咒的詩篇。」

上帝在揭示祂的旨意時，確實透過撒母耳的劍和參孫的自伐等方式施行祂的審判，但在上帝救贖人類的歷史進程裡，我們與舊約人物並非處在相同的位置上。「基督如今以鑰匙而不是刀劍，將祂的權柄交付給我們，」克勞尼寫道。「我們如今透過教會的屬靈管教來持守上帝聖名的方式，和處於神權統治下的撒母耳對上帝順服的樣式，在原則上是一樣的。」

誤解我們與舊約以色列人處境差異的人，相當於會在教會《利未記》的講道系列期間在教會聖餐桌上以羔羊獻祭。但在我們如今所處的歷史進程裡，上帝託付我們透過為基督做見證的方式征服世界，而不是透過暴力征服世界：「因為神差祂的兒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約翰福音3:17）。

並不是所有的罪（sin）都是種「犯罪行為（crime）」。在沒有被賦予審判權威的情況下，將所有的罪等同於犯罪行為，本身就是得罪上帝的罪——妄稱我們的主上帝的名。如果歷史上基督教對婚姻和家庭的教導是真實的、良善的、美好的——正如我所相信的那樣——那我們就應該透過我們的見證向我們的非基督徒鄰舍展示這樣真實、良善和美好的真理，而不是威脅要殺死他們。

烏干達對其國內男女同性戀者以國家法規執行死刑、囚禁和監視等暴行，是一種應受譴責的專制主義行為，違反及侵犯了人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等不可被剝奪的權利。這種行為是始於權力的濫用，而不是基督信仰的教導，不是對聖經權威的順服，而是對它的拒絕。

你可以用任意的詞來形容這樣的行為，但沒有一刻可以形容這是一種「基督教的行為」。

羅素·摩爾（Russell Moore）是《今日基督教》的主編，領導本刊公共神學項目。

聖經中的「放逐」指的不是失去文化影響力

Russell Moore

每個時代的基督徒都面臨著放逐——但不是我們通常認為的那種方式。

不久前，《今日基督教》發表了加拿大牧師雅各布·伯奇（Jacob Birch）的一篇文章。他指出：「不，西方國家的基督徒並非處於『放逐』之中」。

伯奇說得很對，西方教會對於放逐（exile；編注：在中文和合本《聖經》中，這個詞語一般被翻譯為「被擄」）的討論可能正暴露了西方福音派一些最糟的行為模式。

但與此同時，我相信聖經裡關於放逐的真實教導能為我們提供對抗這一切「錯誤的應用」的方法。

伯奇首先指出，今天許多白人福音派教會習慣自認為聖經裡描述的被放逐之民（exiles），尤其在現今社會逐漸世俗化且基督教逐漸邊緣化的背景下。毫無疑問的，在北美大陸的某些地區裡，這是事實。

但可惜的是，在我自己生活的聖經地帶區（Bible Belt，又稱「聖經地帶」，是美國基督教福音派在社會文化中佔主導地位的地區，多指美國南部），「放逐」的想法似乎沒那麼常見。相反的，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我發現伯奇提出的關於渴望「佔領」（occupation）的隱喻在我這裡卻更常見，即使這裡的基督徒沒有用類似的精確的詞彙來表達。

佔領，畢竟意味著敵方勢力入侵了自己的領土，讓人們在自己的土地上被挾持。這在《聖經》關於神子民的故事裡出現過好幾次。舉個例子，這就是為什麼宗教領袖向耶穌提出的「是否向凱撒納稅」的問題如此具有挑戰性。

按照許多第一世紀猶太人的觀念，對這個問題說「是」就相當於肯定了羅馬對他們土地的佔領——他們相信這塊土地理應由大衛家族來治理，而不是凱撒的傀儡政府。但耶穌的回答卻超越了這種暫時性的佔領，祂更關切的是那更深刻、更根本性的佔領——奪下壯士的家（太12:29）。

然而，關於佔領，卻很難說是不合理或不屬靈的舉動。畢竟這個問題關乎著神的公義（「以色列的神怎能讓這種情況繼續？」），也關乎一個民族的榮辱。問題在於，要以何種方式擺脫佔領者的非法統治？

事實上，關於如何處理羅馬佔領的問題，已引發了被佔領人民內部一些最危險的分裂——其中有像巴拉巴這樣的叛亂者、像西門這樣的奮銳黨人士，也有像馬太和撒該這樣的合作者。

在佔領的狀態下，「外來者（即佔領者）」才是這塊土地上的異類。而「被放逐」的狀態，則是原先的「內在者（主人）」不得不學習如何在一個陌生之地生活下去。

關於「被放逐的敘事」，在聖經裡從來就不是只發生過一次的單一事件。對我們這些或生在以色列後代之家，或嫁接到其根基上的枝子（身為外邦人信主）而言，「放逐」也是基督教敘事的一部分。聖經裡形容這正是基督徒持續經歷著的狀態——在基督升天和再次降臨之間——我們都處在被放逐的狀態下。

彼得稱呼教會為「分散在各省，寄居的(exiles)，就是照父神的先見被揀選的」（彼前1:1），並告訴他們要「存敬畏的心，度你們在世寄居的日子」（彼前1:17）。彼得的指示讓我們看到，第一世紀的教會與我們多麼的不同，而是多麼相似。他們不能繼續過著「祖宗所傳流虛妄的行為」模式（第18節）。

彼得所說的寄居（exile，即被放逐)，並不意味著信徒沒有歸屬感，而是意味著他們如今有不同的歸屬感：他們屬於一個「被揀選的族類，是有君尊的祭司，是聖潔的國度」（彼前2:9）。就像但以理在巴比倫時一樣，處於這種放逐中，並不意味著我們的目標是要把尼布甲尼撒趕下王位，也不是要獲得巴比倫帝國的統治權。恰恰相反，被放逐的人最大的目的是不要成為「像巴比倫人那樣的人」。

那麼，在敦促教會成為「客旅和寄居的人」時，彼得希望他們明白，他們面對的真正的問題不是皇帝或周圍的外邦文化。他們仍可以尊重這些人，包括皇帝。他們最大的問題是要「禁戒肉體的私慾，因這私慾是與靈魂爭戰的。」（彼前2:11）。

但若今天基督徒是活在「被佔領的敘事」下——即仇敵霸佔著自己的應許之地——基督徒們要麼會尋求和他們同化（才不會被傷害），要麼則會憤怒地反抗佔領者、與他們爭戰。但彼得告誡說，這兩種情況都不應該發生。相反的，他們在外邦人中「應當有好的行為」，並應留意自己是順服於神而不是眾人（彼前2:12）。

當然，「放逐的敘事」是否也有可能被危險地用來表達失去文化主導權的怨恨感？絕對可以的，就像聖潔也能被人扭曲至以自以為義的方式追求完美；使命（mission，即宣教）能被人扭曲成殖民主義下錯誤的行徑那樣。但這些危險及扭曲的應用並沒有體現出這些概念在聖經教導裡的真實意義。

在最初的放逐中，以色列人不斷被提醒，他們的困境不是巴比倫人造成的，他們不應靠著尋找其他力量（例如埃及或亞述的幫助）擊敗巴比倫人來解決這個問題。上帝是他們流亡的唯一原因。這也是為什麼以色列人的呼召不是為自己找/扶持一個尼布甲尼撒王，而是悔改，並重拾他們身為神子民的獨特性。

此外，聖經裡關於放逐的敘事也清楚地表明，以色列人的問題同樣無法靠「回家」來解決。耶利米和以西結都清楚地向被放逐者說明，他們回不了家。神的榮耀已離開了聖殿——不是被外部力量趕走的，而是因祂自己子民的罪而離開了（以西結書10章；耶利米書7章）。

這是以色列人的壞消息。

但好消息是，既然是神放逐了自己的子民，祂也在放逐之地與他們同在。他們可以找到祂，在陌生之地敬拜祂。

他們可以蓋房子、生孩子，適應巴比倫生活的一些外在風俗層面（例如，但以理被冠上巴比倫的名字，並在尼布甲尼撒王的宮中服侍）。但與此同時，他們要能夠拒絕屈服於強加於他們的偶像崇拜，或不屈服於那些更微妙的被外邦人「同化」的試探，使他們失去身為亞伯拉罕後代、神子民的「獨特性/異質性」。

事實上，當我們採納或談論「放逐的敘事」時，會與西方基督徒哀嘆或怨恨「失去基督教文化」的想法及行為模式完全相反。「放逐的敘事」的核心重點是，在任何一個國家和文化裡，從耶穌第一次降臨到祂的第二次再來，每一個基督徒群體都應明白自己「是客旅，是寄居的。」（彼前2:11）

如果我們(美國人)回顧歷史時，覺得好像有那麼一段時光，我們美國人並沒有身為「被放逐者」的經歷，那正是因為，那時的我們已經適應並接受了巴比倫的偶像崇拜——並盼望曾經讓我們過得舒服的尼布甲尼撒王能回歸那樣。

而若現在的我們期待的是「有一天，我們將不再感到被世俗文化邊緣化」，取而代之的是能在這個世界上住在一個「和我們基督教文化一樣」的家園裡，那也是因為我們習慣了偶像崇拜——就像希望將來有一個不同的尼布甲尼撒出現一樣。

也就是說，每當我們「錯誤地使用放逐的敘事」來哀嘆自己身處於一個黑暗或日益敵對我們的世界文化裡——而不是把我們的處境看作與我們之前的每一個時代相同的話——那我們就並不明白《聖經》裡教導的放逐究竟是什麼意思。

聖經裡「放逐敘事」的教導其實是要除掉我們的「自以為有權力感」和「自認被圍困的心態」。我們既不應試圖融入周圍社會文化裡任何「看似正常」的行為，也在不應該在不被世俗文化接納時感到憤怒。相反的，我們應當視我們的生活常態為一場朝聖之旅。

「這些人都是存著信心死的，並沒有得著所應許的，卻從遠處望見，且歡喜迎接，又承認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希伯來書》的作者如此對我們說。

「說這樣話的人，是表明自己要找一個家鄉。他們若想念所離開的家鄉，還有可以回去的機會。他們卻羨慕一個更美的家鄉，就是在天上的。所以神被稱為他們的神，並不以為恥，因為他已經給他們預備了一座城。」（希伯來書11:13-16）。

身為被放逐者的人不會說：「哦不，我們被邊緣化了！該怎麼解決這個問題？」相反的，他們應該問，「為什麼我沒有被更多地邊緣化？我是否已經被自己的喜好所左右，以至於無法感受到對探索未知的神更深層的渴望？」

我相信我們這個世代真正的危機，不是基督徒視自己為生活在陌生國度的被放逐者，而是他們可能把自己的國家——美國、加拿大或他們所在的任何地方——錯誤地視為神的應許之地。這個視角衍生出來的行為，要麼是試圖擁抱、接納周圍的一切，視其為神所賜的牛奶與蜜之地，要麼會試圖將無論哪個要從他們身邊「奪走我們國家」的「亞瑪力人」或「非利士人」征戰、試圖把他們連根除去。

我相信西方的基督徒是被放逐者，東方的基督徒也是一樣。 21世紀的基督徒與前面二十個世紀的基督徒一樣，都是被放逐者。

但是，我們今天展現出來的怨恨、自認有絕對話語權的行為、打文化戰爭和在twitter、Facebook上對世俗文化的譏諷，並不是客旅和寄居者應有的行為。相反的，這些行為是我們還沒有被充分的放逐的證據。

羅素·摩爾（Russell Moore）在《今日基督教》帶領公共神學項目。

翻譯：許珏 / 校編：Yiting Ts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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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lture

五旬節教導世界一種不一樣的領導方式

Hannah King

上帝呼召教會以祂所賜的權力為人洗腳，而不是用以袒護掌權的教會領袖。

現代的西方教會與權力之間存在一種讓人懷疑的關係。當權力符合我們的利益或保護我們的特權時，我們會以各種方式為邪惡辯護──無論是否認種族主義或袒護、縱容性侵犯。

當然，這並不是最近才有的新現象，也不僅僅存在於西方，但現代的新聞或社交媒體讓人們越發能揭露這些原本隱藏著的問題，在在顯示了這是我們必須面對的問題。沒有任何教派是絕對不會犯錯的，也沒有任何神學派別或教會的管理形式能免疫於腐敗。教會過去袒護及縱容掌權者的糟糕紀錄讓教會看起來跟其他世俗機構沒什麼差別。

教會和權力之間扭曲的關係，除了損害我們在世界上的見證，也導致基督徒自身的信仰危機。近年來，年輕的基督徒尤其感到被教會背叛，因見到帶領著他們的領袖屈就於陳腐的現狀而失望和幻滅。

根據巴拿機構（Barna Group）最新的調查數據，麗茲·林金斯（Liz Lykins）寫道，「每當談及信仰，（Z世代基督徒）對耶穌和祂的教導持開放的態度，但對教會機構和教會領袖慣於粉飾門面的態度持懷疑態度，他們對真誠的關係的渴望源自於『對教會領導階層的不信任，及因他們的偽善行為感到糾結。』」

即使是像我這樣年輕一輩的教會領袖也感到疲倦和左右為難。對我們而言，「權力」感覺就像一個我們應避開的敵人，或者至少不該信任它。

但五旬節的故事是我們此等悲觀情緒的解藥。它提醒著我們，教會與權力的關係最初不是為了作惡，而是為了行善。教會是為了完成上帝的使命而接受祂所賦予的權力。在耶穌對門徒最後的應許裡，祂說：「但聖靈降臨在你們身上，你們就必得着能力；你們要在耶路撒冷、猶太全地和撒瑪利亞，直到地極，作我的見證。」（使徒行傳1:8）

五旬節重新定義了教會對權力的看法，讓當時充滿恐懼的教會想起上帝賜給人屬靈恩賜的真正目的。根據聖靈第一次降臨時在樓上房間裡的人，以及後來受益於各種方言敬拜的人的描述，我們理解到神的目的及心意。當時聚集的人群一定是個什麼樣的人都有、極其多元豐富的群體，以致於彼得想起先知約珥的預言，並在接下來的講道中引用了這個預言：

「上帝說，在最後的日子裡，我要把我的靈澆灌在所有的人身上。你們的兒女要說預言，你們的少年人要看見異象，你們的老人要作夢。在那些日子裡，甚至我的僕人，包括男人和女人，我都要把我的靈澆灌給他們，他們也要說預言。」（使徒行傳2:17-18）

在五旬節那日，上帝將同樣的「能力」賜給少年人和老年人、男性和女性、富人和窮人。聖靈的澆灌並非一個單一的事件或僅僅只是感性上的經歷。五旬節徹底改變了教會對領導模式的理解。五旬節之後，初代基督徒建立了在族群及社會經濟階級上多元化的權力共享領導模式（使徒行傳6:3-5, 13:1；羅馬書16:1-12）。

當然，聖靈降臨在所有基督徒身上的事實並沒有完全消除等級制度（hierarchy），但這個事件確實打破了教會原先同質性極強的狀態。

五旬節也將神的權力賦予極多的人。但現代基督徒領袖卻常以好似「權力是種稀缺的資源」的態度在行事，擔心其他人──特別是那些和他們不一樣的人──會奪走有限的資源和機會。但上帝在五旬節大方慷慨的行爲告訴我們，基督徒領袖們其實沒什麼好擔心的。

聖靈的能力另一個令人驚嘆的層面，是祂所能在人們身上結出的果子。

五旬節那日，那些經歷到聖靈同在的人能說出「別人的方言」（使徒行傳2:4）。這些初代基督徒聽不懂自己說出來的話，在嘲笑他們的人群裡，他們顯得異於常人（2:13）。稍後，他們又繼續以其他奇特的、看似愚蠢的方式生活行事——例如變賣自己的財產，與他人共同生活（2:44-45）、跟隨聖靈進入沙漠曠野（8:26），被扔進監獄（12:4-5），甚至殉道（7:54-60）。

換句話說，聖靈使他們在世界的眼中變得更沒有權勢，而不是更有權勢。他們努力做的見證為他們帶來的是迫害和死亡的威脅，而不是政治和社會地位的提高。他們跟隨基督的榜樣——基督要求祂的門徒透過成為僕人的樣式來成為領袖，「正如人子來，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並且要捨命，作多人的贖價。」（馬太福音20:26-28）。

「當我們以基督的心為心時」，多米尼克·杜波依斯·吉利亞德（Dominique Dubois Gilliard）寫道，「我們不再出於自私的野心或欺騙來行事，我們會避免利用我們的身份和地位來謀取私利，並為著上帝的國度和我們鄰舍的益處謙卑虛己。」

真正的權力是充滿顛覆性的，因為它是極其謙卑、抹去自我，榮耀上帝的，與世界的方式全然相反。初代基督徒在各處傳講基督——無論這種行為能否提高他們的公眾形象或會最終導致他們被關進大牢。今天的教會也應如此。神給我們資源是為了讓我們推展祂的國度，而不是我們自己的國度。如果我們能學會接受祂的願景，我們就不需要害怕或憤恨權力。相反的，我們會重新認識到，權力是讓我們能在愛中服事人的禮物。

我們當中的一些人被呼召在有世俗特權的位置上榮耀上帝，另一些人則被呼召在世人認為是相對柔弱且無足輕重的位置上傳道。但我們所有人都被呼召與聖靈同行，上帝賜下聖靈是為了讓我們的生命能為基督做見證。

黛安·朗伯格（Diane Langberg）在《首先在我們自己的生活中：諮商師的靜思默想》中寫道：「我們很容易忘記所有的權力都是從某個更高的權力分派而來的。我們之中任何一個在領導崗位上行使權力的人，都是在行使著被授予的權力。……我們擁有的任何權力都應代表著上帝來使用，不是為了我們自己，而是為了實現上帝服事人的目的。任何在順服上帝心意之外行使的權力都不是中性或無害的，而是具有全然的破壞性的。」

在這個更在乎保護金主（捐錢者）的利益、追求Twitter追蹤人數並熱衷於參與政治活動的世界裡，五旬節仍是個先知性的事件。教會由神所賦的權力永遠都不應被用於我們自身（包括教會）的利益。我們的「特權」是，我們有能力在我們的事工禾場上放棄保羅所說的那些「暗昧可恥的方式」── 無論需要付出什麼樣的代價 ── 因為我們知道那超乎一切的權力乃是「出於神，不是出於我們」（林後4:2, 7）。

而教會就是為了這個見證而生的。

漢娜·金（Hannah King）是一名牧師和作家，任職於南卡羅來納州格林維爾的英國聖公會鄉村教會。

翻譯：Harry Chou / 校編：Yiting Ts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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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能在沒有「感覺到」的情況下重生得救嗎？

Daniel K. Williams

我們之中的一些人可能會懷疑自己信主的經驗。

Illustration by Abigail Erickson / Source Images: Unsplash

福音派一直以來總會強調「重生的經驗」是一個人信主的必要條件。在這樣的經驗裡，聖靈以超自然的方式改變人的內心。

從18世紀至今，許多福音派教會會要求個人的信主見證為成為教會正式成員的先決條件。而在多數情況下，這樣的見證內容包含ㄧ個人生命被神改變的經歷。

但是，如果有一個人相信上帝真理的宣告，但不是因為任何自己能感知到的宗教經驗，僅僅是因信服於真理的合理性呢？這樣的人真的得救了嗎？即便得救了，他們也屬於福音派基督徒嗎？

這正是弗朗西斯·韋蘭（Francis Wayland，1796-1865）面臨的困境，他是一位浸信會牧師，也是19世紀初期布朗大學（Brown University）的校長。他從未有過他認為「符合重生得救」的經歷——這對一個19世紀處於領導地位的浸信會大學的校長來說是個大問題。

我在研究19世紀初期美國的反奴隸制運動時曾短暫接觸過韋蘭的事蹟，但我最近才意識到，這位反對奴隸制，同時教授「基督教證據學」的教授，因缺乏他認為真正的重生得救經驗而對自己「是否有救恩」糾結不已。

在他早年生活的大部分時間裡，韋蘭認為要成為一名基督徒就必須有這樣明確的經歷。畢竟，他是在一個加爾文主義浸信會家庭裡長大的，浸泡在喬納森·愛德華茲（Jonathan Edwards）所推廣的福音派神學。韋蘭相信真正的皈依經驗包含一種超自然的體驗，能使人心靈跟意念改變。和他那個時代多數的福音派基督徒一樣，他認為這種變化首先是「對罪的確信」，然後是隨之降臨的幸福感（因為罪得赦免）。

對韋蘭來說，對罪的確信是有的——但他沒有狂喜的幸福體驗。

韋蘭在教會裡長大，從小學習神學真理，從世俗標準來看，他從來就不是一個放縱自我的罪人。成年離家後，他繼續參與在教會裡，過著同時代的福音派人士會認可的高尚的道德生活。根據他自己的說法，他也完全相信耶穌真理的宣告和基督教的神學教義。

然而，在他就讀醫學院的最後一年裡，韋蘭意識到，他是為自己而活，不是為上帝而活。「當我的人生目標遇到阻撓時，我的心思意念——正如我清楚地記得的那樣——開使反抗上帝的主權，」他寫道。「我知道，如果有任何一個宇宙不受上帝統治，我會馬上逃到那裡去。」

換句話說，他發現自己對上帝沒有真正的愛。在追求醫學研究成功的過程中，他發現自己是為自己的利益而活，而不是為上帝的優先權而活。

當他對此進行反思時，他突然意識到他與上帝之間隱藏著的秘密敵意在屬靈層面有多危險。「我相信聖經裡關於我的狀況和我的危險處境的所有教導，」韋蘭德寫道。「耶穌基督來到世上拯救罪人；但我從未尋求祂的寬恕。」

因此，他決定按照19世紀福音派加爾文主義基督徒的方式來尋求上帝——也就是花數小時不停止的禱告，直到上帝在祂主權的恩典中選擇拯救他。

韋蘭翻開他的聖經，花了整整一天的時間，除了讀經和禱告，什麼都沒做。但什麼事都沒發生。所以他第二天再試了一次。但是他仍沒有感到自己有任何明顯的改變——沒有對救恩確信的感覺，也沒有感覺到聖靈超自然地進入他的內心。他又花了第三天禱告，但仍然沒有看到結果。

他最終不得不回到他的日常生活和醫學院的研究裡，但他決心在業餘時間只讀聖經和基督教書籍。他有了更大的熱情參與教會。他甚至參加過一場復興大會。他開始對其他基督徒有一種未曾體驗過的愛，以及對未信者的新的關注力和帶領他人信耶穌的渴望。他開始「熱愛關於福音的教義」，這也是他未曾有過的。他為自己早年反抗上帝的內心秘密感到悲傷。

但他並不認為這些新的內心熱情和渴望是他期望會有的信主經歷的標誌。相反的，當他反思自己的信仰時，他覺得一切完全是出於理性——因此不可能是聖靈直接工作的結果。

韋蘭寫道:「我當時認為，那逐漸照亮我靈魂的光芒，全是來自人類的教導及概念。宗教裡的一切對我來說都是如此合理，以至於我所「感受到的一切」似乎全是在腦中的邏輯推斷下產生的，而我的心、我的靈魂並沒有參與其中。」

韋蘭認為，他相信上帝的存在是基於從大自然的設計裡看到證據。他相信《聖經》是上帝的啟示，並且相信耶穌確實被釘死在十字架上然後從死裡復活，是基於歷史的證據和邏輯推斷。最後，基於聖經預言已實現的證據和福音書作者的見證，他相信耶穌確實是上帝的聖子，為罪人獻出了祂的生命。

鑑於這些信念，他認為他應該相信耶穌的救贖、為神而活，而不是為自己的私慾而活——才是合乎邏輯的。從這個起點出發，他如今「熱切渴望」其他迷失的人得到救贖——也是合理的。他渴望與其他信徒相互陪伴、委身敬拜主，並享受這一切的活動，同樣是理所當然的選擇。

但是，既然這一切都是如此合乎邏輯，他是否有可能完全透過自己的理智得出這些信念——也就是說，這意味著他所持有的信仰不是由聖靈產生的，因此並非真正的能拯救他的信仰？

他認為：「我不能否認我經歷過改變，但這種改變是透過理性反思而來，是那麼的合乎邏輯和微不足道，以至於我仍不是神的孩子。」

由於他未曾經歷過他所尋求的神聖的心靈轉變，韋蘭相信自己仍是沒有救恩的，而這種想法讓他非常害怕。

最後是另一位浸信會牧師說服了韋蘭，告訴韋蘭他真的已經歷了由神而來的重生經歷。這位牧師堅信韋蘭已經信主，也已經被祂改變了。而如果真是這樣的話，無論韋蘭是透過理性思考還是透過戲劇化的經歷得到使人得救的信心，韋蘭都已真正認信，並接受了聖靈。

韋蘭最終承認這位牧師是對的。他本來希望能有個更直接的經歷，讓他有更大的確據，但上帝「在憐憫之中讓我失望，讓我願意以『祂選擇的任何方式』接受祂的恩典。」

然而，在他晚年時，韋蘭仍不斷掙扎於對自己救恩的疑慮，因為他無法憑良心指出在哪個具體的時刻，聖靈進入了他的心並改變了他的生命。

他說，即使是在他身為年輕的醫學生時期所謂的「信主時刻」，一切都是漸進發生的，似乎只是按照邏輯推論的方式進行。「我無法確定在我的靈魂裡發生道德變化的確切時間。」

自那時起，他寫道：「我經歷過許多在信仰上衰退和復興的階段；我因對自己在上帝面前的位置的懷疑倍受困擾，且很少能有其他基督徒享有的那種完全的信仰確據。」韋蘭反覆向上帝禱告，渴望能得到這樣的確據，但卻從未得到。

即便如此，韋蘭下定決心要過著順服並委身於主的生活。幾十年來，他任教於布朗大學的「基督教證據」課。（在那個時代，像布朗大學這樣的常春藤聯盟大學仍是基督教學校）雖然韋蘭無法在自己的人生經歷中找到確據，他仍然可以找到客觀的、非經驗性的基礎來理解神是真的，並且祂透過基督向世人揭示自己——且所有信靠耶穌的人可以確信上帝的應許是可靠的。

透過和學生及熟人的交談，韋蘭也意識到，像他這樣的人比他最初想像的還要多——那些在福音派家庭裡長大、希望事奉主，但感覺自己從未經歷過救恩的人。通常情況下，他們的屬靈導師會鼓勵他們用和韋蘭一樣的方式，透過禱告和懺悔來尋求主，盼望能有那樣的屬靈經歷。

但韋蘭建議他們採取不同的方式。與其繼續尋求可能永遠不會到來的經歷，人們只需要相信福音，並做上帝要求我們做的事——但不是為了透過好行為來獲得確據，而是帶著上帝已經接受了他們的信心，知道他們手裡所做的工是上帝的心意，以此來服事祂的國度。

韋蘭逐漸明白，上帝可以透過理性來工作，如同祂透過屬靈經歷來工作那樣，而在神主權的恩典中，不是每個人都會有神蹟般的經歷。有些人得到了戲劇性的改變或充滿平安的祝福。其他人則像他一樣，可能永遠不會有這些經歷，因此會不斷地糾結於自己信仰的真實性。

韋蘭無法給出自己信主的確切日期。他無法自信地說，他能感覺聖靈以他真實感受到的方式活在他裡面。他無法說他自己對基督的信心超越理性的範圍。但他能說，他愛主，且他願意放棄一切來跟隨耶穌。如韋蘭所說：「我確實了解自己的心，我確實樂意把自己和我的一切都交給上帝。」

而如果這樣的認知是真的，他認定，這一定意味著他確實已經重生。

就我個人而言，在神學研究中遇到像韋蘭這樣的人，讓我感到安心，因為我自己也面臨著類似的困境。雖然我可以給出某種與救恩相關的見證，但在最坦誠的時刻，我不得不承認我並不總是覺得我的經驗很有說服力。

像韋蘭一樣，我與上帝之間的連結常常是如此合乎邏輯，以至於讓我懷疑它是否真是由聖靈而生，抑或是我自己的推理產生的假冒偽劣的信仰。而若我對基督的信仰或對救恩的信心完全取決於我自己理性推論的經驗，我會像韋蘭一樣感到仍舊失喪——特別是在尋求主卻仍感覺不到確據時。

但韋蘭的生命見證提醒我們，真誠地愛著主並謙卑地將自己交給神的福音派基督徒，不一定全都會經歷到他們的神學所描述的那種宗教經驗。上帝對救恩和重生的承諾不在於我們的經歷，而在於更加客觀的東西，這正是韋蘭所發現的。

韋蘭德選擇相信聖經裡上帝的應許——說到底，這已足夠。我毫不懷疑他確實「重生了」，即使他當時無法「感覺」到。

丹尼爾·K·威廉姆斯（Daniel K. Williams）是西喬治亞大學的歷史學教授，也是《未出生嬰兒的捍衛者：羅訴韋德案之前的Pro-Life運動》的作者。

翻譯：Yiting Ts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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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災襲來時，服事緬甸穆斯林多年的基督教機構得以快速展開救援

Angela Lu Fulton

當聯合國和其他組織被拒之門外時，該組織藉由長期穩定的關係，援助羅興亞人（Rohingya）。

Courtesy of Partners Relief and Development

當聽到「極其嚴重」的熱帶氣旋摩卡（Cyclone Mocha）正向緬甸西海岸實兌鎮（Sittwe）襲來時，萊（Hlaing）擔心家人們的安危，以及流離失所、居住在低窪洪泛區難民營裡的105,000名羅興亞人。他們能去哪裡躲避風暴？

萊（為了安全起見，她用了化名）身為泰國「救援發展夥伴協會」（Partners Relief and Development）的代表人，開始向地方聯絡人發送氣旋強度和位置的最新消息，讓他們提醒當地其他的羅興亞人社區。協會工作人員將居民們疏散到可以抵禦強風的學校或寺廟，而萊的家人們則在他們家對面的一所學校避難。

透過在當地的關係網，協會送來了資金，買下二百袋大米，在風暴襲擊前供應其他種需求。協會主席哈茲萊特（Brad Hazlett）說：「我們預料到最壞的情況…當時似乎沒有任何方法讓人們逃脫，我們也曾有過類似的經驗，也就是人們被阻止逃離於颱風路徑。」

週日，風暴以150英里/小時的風速向若開邦（Rakhine）襲來，萊不斷在 Facebook上查看最新情況，卻沒有得到難民營的消息。

週一晚上，她終於從協會的當地聯絡人那裡聽到消息：他說：「難民營裡的一切都毀了」。他發來成堆竹子的照片，這些竹子過去是房子的建材，還有破碎的橋梁，倒下的樹木。他還去探訪萊的家人，了解他們的情況：他們雖然沒有受傷，但房子的屋頂被吹走了。

這場風暴的力道相當於五級颶風，其所帶來的損失仍是未知數，因為人們難以進入重災區，手機信號中斷，並且軍政府阻止人們透過網路獲取資訊。

2021年發動政變掌權的軍政府在週四宣稱，此次天災死亡人數為54人。然而，協會的成員僅僅探訪七個實兌鎮的羅興亞人村莊和難民營後就發現至少110名罹難者。

截至週四，聯合國和其他救援團體尚未獲得許可進入該地區。另一方面，協會在當地的團隊已能提供食物和防水布，並調查和公布損失的情況。

哈茲萊特說，夥伴協會身為一個基督教救援組織，之所以能如此迅速地做出應對，是因為與實兌鎮的羅興亞社區建立了長達十年的友情。這十年來，協會持續為當地人提供食物、醫療、衛生設施和學校，因此獲得了羅興亞社區的信任，並建立了能快速動員的人際網路。

哈茲萊特說：「我們與社區和難民營裡的人們建立了緊密的關係。我們非常努力地改善他們的處境，但形勢卻仍然如此嚴峻——他們毫無人權，被隔在鐵絲網後的難民營裡。」

「一個開放，卻永無盡頭的監獄」

因為軍政府不承認他們是緬甸公民，無國籍的羅興亞人早已面臨著許多艱難處境，氣旋所帶來的破壞讓情勢更加嚴重。在2012年，暴力暴動導致以佛教徒為主、在該地區佔大多數的若開邦人（Rakhine）驅逐多達140,000名羅興亞穆斯林，包括許多住在實兌鎮的人，迫使他們離開家園，遷入常犯洪水的平原營地。

難民營和附近村莊的羅興亞人沒有行動的自由，並被剝奪了工作和教育的機會。一位前居民向人權觀察（Human Rights Watch）描述了難民營的情況——大批警力和部分地區架設的鐵絲網讓他們深陷「一個開放卻永無盡頭的監獄」。

2016年羅興亞叛亂分子襲擊了緬甸邊境的哨所後，緬甸軍隊鎮壓了生活在若開邦省的羅興亞人，數千人遭到殺害，許多村莊被毀，人們被趕出緬甸，被迫遷到孟加拉。近百萬羅興亞人越過邊境逃到考克斯巴扎爾（Cox's Bazar），這裡曾是海濱旅遊勝地，現在卻成了世界上最大的難民營。

而現在，在氣旋摩卡災後發布的報告描繪出留在該國的羅興亞人更加毀滅性的局面。這場風暴摧毀了實兌鎮90％的房屋。根據《今日緬甸》的報導，大型海嘯席捲孟加拉灣附近的羅興亞人村莊，週三在海岸邊發現了多具據信是當地人的屍體。

據聯合國估計，除了若開邦，氣旋還嚴重破壞了欽邦（Chin）、馬圭（Magway）和薩蓋因（Sagaing）地區的房屋、商業活動和基礎建設，使三百多萬人有人道主義的需要。

實兌鎮的倖存者需要食物、淡水和防水布。氣旋摧毀了市場、淹沒稻田，破壞了道路，讓物資運輸變得更困難。

然而，聯合國人道事務協調廳（OCHA）週三表示，聯合國仍在等待軍政府的許可，讓他們進入災區「開始合作進行實地考察，衡量人道主義需求的全面情況」。

週四，夥伴協會在推特上發布消息：協會已分發大米和防水布至50個家庭。哈茲萊特指出，他們的協會可以直接向他們在當地的團隊成員發送資金以購買援助物資。

「為什麼基督徒會關心我們？」

和大多數羅興亞人一樣，萊是一位穆斯林，她在2012年第一次認識夥伴協會，當時她和家人們因動亂逃離位於實兌鎮中心的家。在難民營裡，她看到協會為許多流離失所的羅興亞人提供醫療上的幫助，緩解患有腹瀉和皮膚病人的病情。沒過多久，她就開始在夥伴協會擔任義工。

夥伴協會是一個公開的基督教機構，該機構會雇用當地的羅興亞人一起工作。哈茲萊特指出，由於他們的機構來自西方，人們自然而然地認為他們是基督徒。接著他們會問：「為什麼基督徒會關心我們？」這給了哈茲萊特一個分享的機會，那就是：「因為這是我們的信仰、我們蒙召去做的事。聖經裡清楚地教導我們要愛鄰舍」。

羅興亞人對這種援助持開放態度。他們看到夥伴協會在過去十年裡持續服務他們的社區，為在營地中不被認可的流離失所者（因為他們反抗了軍方）提供米飯。夥伴協會在營地裡建設廁所和手動抽水泵。他們也建造學校，讓在營地裡長大的孩子有機會接受教育。

羅興亞人一直接受夥伴協會的幫助。他們看到協會過去十年間一直在社區工作，為難民營中的羅興亞人提供大米，盡管他們沒有被視為在境內無家可歸（萊解釋，因為他們反擊了軍隊）。夥伴協會在難民營建立了廁所和手動水泵。他們還建立了學校，使難民營中長大的孩子能夠受教育。

協會試圖將一些計畫轉型為可持續發展專案——例如幫助羅興亞人耕種土地或養羊、養雞等——然而，緬甸當地的若開人偷走了他們辛勤勞動的果實，聲稱這片土地是他們的。

萊指出，羅興亞人社區非常感謝夥伴協會，因為協會是在他們「沒有任何支援、什麼救助都沒有的情況下，第一個願意幫助他們的組織。」

「…否則會有更多人死亡」

對萊和其他人來說，熱帶氣旋摩卡和政府的應對方式喚起了十五年前另一場災難性風暴的記憶：2008年，熱帶氣旋納吉斯（Cyclone Nargis）造成超過13.8 萬人死亡。軍政府沒有警告人們氣旋的嚴重性，使他們無法即時撤離和避難。軍政府還抵制國際援助，使許多人因受傷或缺乏基本必需品而死亡。

萊說，雖然這次許多羅興亞人即時撤離了，但其他人可能因為沒有意識到氣旋有多危險，而選擇留下來。據《今日緬甸》的報導，政府又一次沒有在氣旋到來之前提供足夠的預警或準備。雖然政府在難民營用擴音器發出關於氣旋的警報，但他們用的語言是緬甸話，許多羅興亞人根本聽不懂。政府也沒有為那些想要撤離的人提供交通工具或住處。

另外，政府還遵循著2008年的救災指南。英國緬甸羅興亞人組織（Burmese Rohingya Organisation UK）主席吞欽（Tun Khin）在一份聲明稿中說到：「緬甸軍方沒有幫到他們。國際社會需要緊急動員起來，為倖存者們提供醫療和人道主義的援助，否則會有更多人死亡。」

萊也沒有聽到任何有關政府援助羅興亞倖存者的報導。相反地，人們只能靠自己彼此幫助，然而，「在難民營裡，每個人都失去了一切，他們很難真的幫到對方」。

除了夥伴協會，其他基督教團體也在努力尋找各種能幫助受害者的方法。自由緬甸守護者（Free Burma Rangers，FBR）的一員歐班克（Dave Eubank）表示，在熱帶氣旋摩卡摧殘過後，他們的羅興亞人團隊正在向越過邊境逃往孟加拉的羅興亞人提供食物和援助。該團隊負責培訓少數民族，成為能第一時間做出反應的援助者。

然而，FBR 的重點仍是民族武裝組織和緬甸武裝組織之間持續性的戰鬥。週二，歐班克說，即使氣旋帶來強大的雨勢，軍方仍繼續在克倫尼邦（Karenni）進行「炮擊、逼遷、傷人和殺人」。

他說：「儘管氣旋帶來的後果很糟，但對我來說，更糟糕的是，自政變以來已有三百萬國民流離失所，並且砲火不斷」。

歐班克也擔心軍政府會私自挪用外界捐贈的救災資金。

在羅興亞人面臨的所有挑戰中，哈茲萊特指出，多年來，夥伴協會與羅興亞人社區建立了深厚、持久的友誼，將來也會繼續與他們同行。然而「情況變得越來越困難。這些朋友問自己，『我們還有什麼活著的意義？』他們永遠無法走出這種困境。」

翻譯：思慕 / 校編：Yiting Ts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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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評估包括中國、伊朗、俄羅斯等199個國家的宗教自由

Jayson Casper

國務院在有25年歷史的IRF年度報告中首次引用移民數據為證。

2023年5月15日，美國國務卿安東尼·布林肯（Antony Blinken，圖右）在華盛頓特區的國務院，看著宗教自由事務巡迴大使拉沙德·侯賽因（Rashad Hussain）就《國際宗教自由報告》發表演講。

Jonathan Ernst / Pool / AFP / Getty Images

在過去的25年裡，美國一直在推動全球各國同步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

（編按：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國會不得制定有關下列事項的法律：確立一種宗教或禁止信教自由，剝奪言論自由或出版自由，或剝奪人民和平集會及向政府要求伸冤的權利。」）

1998年，比爾·柯林頓（Bill Clinton）總統簽署了《國際宗教自由法》（IRFA），規定美國國會每年提交報告，詳細說明世界各國對這項基本人類權利的尊重情況。

但並非每個國家都認同這樣的做法。

美國國際宗教自由事務總大使拉沙德·侯賽因（Rashad Hussain）說：「我們有時會被問到，『美國，你為何有資格對其他國家的人權狀況指手畫腳？』」

侯賽因於國務院的職位也是由IRFA所設立，他在本週發布的2022年IRF報告中回答了這個質問。此份報告涵蓋了199個國家——包括美國的盟友和敵人——它將最嚴重的違法者列為特別關注國家（簡稱CPC），並將第二級違法者列入特別觀察名單（簡稱SWL）。

侯賽因的答案有兩個方面：首先是美國的領導力建立在其獨特和基礎的權利法案之上。但他繼續談到，透過移民的方式，這199個國家的人民顯示了他們對美國在保障人權方面的認可。

侯賽因說：「人們從世界各地來到美國，並要求他們由人民選出的代表和政府官員在他們的國家推廣我們的價值觀。就許多方面而言，我們雖在美國，卻代表了世界其他地方人們的想法。」

報告的附錄G概述了美國的難民政策，指出在2022年有25465人在美國得到永久居留權。在宗教迫害中尤為受苦的來自CPC和SWL國家的國民為美國難民安置的優先順位。

報告裡被特別標記的宗教迫害加害者為眾所熟悉的名單。

俄羅斯鎮壓那些反對其入侵烏克蘭的有信仰人士。

阿富汗則排斥所有不同於塔利班對伊斯蘭教嚴格的宗教解釋的人。

緬甸攻擊其穆斯林羅興亞少數民族的家園。

沙烏地阿拉伯規定伊斯蘭教之外的任何宗教實踐為非法行為。

印度容忍針對其穆斯林公民的仇恨言論。

而中國在許多方面皆違反宗教自由。維吾爾穆斯林被關在再教育營中。藏傳佛教寺院被摧毀。基督徒受到政府監視；法輪功學員則遭受酷刑。

這份共49頁的報告指出，有數千人因自己的信仰選擇被監禁。

回到一開始提及的問題，中國聲稱此份報告背後存在「意識形態偏見」。印度指責美國的控訴背後「缺乏足夠的理解」。

同時，貝里斯和孟加拉國對此份報告做出積極的回應。

國務卿布林肯在侯賽因之前發表演說前讚揚了其他幾個國家。比利時正式承認其國內的佛教少數民族。巴西為國內土著群體制定保障宗教自由的法規。中非共和國持續調查及起訴針對特定宗教所犯的暴行。

布林肯表示，「我們捍衛人們選擇信仰（任何宗教）或不信仰的權利，不僅因為這是正確的事，也因有信仰的人在我們的社會和世界各地能做出非凡的貢獻，美國每ㄧ天都會根據此份報告的結論和意見做出決定及行動。」

然而，也許美國做得還不夠多。

雖然獨立運作的美國國際宗教自由委員會（USCIRF）——同樣由IRFA創建——「讚揚」了這份報告，但亞伯拉罕·庫珀（Abraham Cooper）批評國務院對侵犯宗教自由的國家發布制裁豁免。

USCIRF副主席表示，「美國政府和國會現在必須根據這些證據向那些國家施壓，以保護宗教自由，並對那些公然持續實施惡劣侵犯人權行為的國家進行懲罰，使其承擔實際的後果。」

在12個特別關注的國家名單裡，有四個國家（巴基斯坦、沙烏地阿拉伯、塔吉克和土庫曼）沒有因其侵害人權的行為受到懲罰。

參議員馬可·魯比歐（Marco Rubio）對某個國家既沒有進入特別關注名單（CPC）也沒有進入特別觀察名單（SWL）的事實表示遺憾。

佛羅裡達共和黨人士表示，「身為一個國家，我們在道義和戰略上都有必要堅定地致力於打擊全球範圍內對『和平的行使其信仰或信念』的個人的不公正迫害，拜登政府持續為奈及利亞政府的行為找藉口，這是極其令人擔憂的。」

奈及利亞於2020年曾被川普政府短暫判定為特別關注的國家，但隨後於拜登政府上任後又被撤銷。儘管如此，侯賽因仍然強調了被伊斯蘭國西非分支關押了六年的俘虜利亞·謝里布（Leah Sharibu）的困境，她在次份報告發布前一天剛滿20歲。

布林肯還批評伊朗鎮壓了與因未帶好頭巾而於警察拘留期間死亡的瑪薩·阿米尼（Masa Amini）有關的抗議活動。報告指出，事件發生後，有19204個抗議人士被以「與神為敵」的罪名逮捕入獄。

他也列舉了尼加拉瓜國去年對天主教教會共160次的襲擊。

與侯賽因的言論相呼應，布林肯在報告的書面導言裡，追溯美國的人權領導地位至1786年頒布的《維吉尼亞宗教自由法令》。美國當年的承諾後來啟發了1948年的《世界人權宣言》——其中第18條保證了人類能以和平的方式追求及信仰任何宗教。

布林肯還援引了當年柯林頓的話——柯林頓將美國對宗教自由的支持與全面促進人權相結合。正如總統在簽署《國際宗教自由法案》時所說，「這是美國信念的基石」，並簽署了一系列能保護受迫害者的「新工具」。

身為首位擔任該職位的穆斯林，侯賽因承諾將持續效力於此目標。

他表示：「宗教可以成為世界上一股極強大的善的力量，我們發誓要加倍努力，確保每個人、每個地方都更加尊重宗教信仰自由。」

翻譯：Yiting Ts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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慰安婦如何衍生至今日的性販賣產業？

Interview by Geethanjali Tupps

全球有630萬名女孩和女人受著性販賣的折磨，這個迴圈仍持續不斷。

Illustration by Christianity Today / Source Images: WikiMedia Commons

據估計，今日有2900萬名婦女的生活狀態類似「現代奴隸」，包括某種形式的性販賣（sex-trafficking）和強迫婚姻（forced marriage）。為了了解為什麼在亞洲有這麼多女孩和女人遭受性販賣的傷害，希薇亞·居·傅利曼（Sylvia Yu Friedman）希望更多人能回顧其歷史淵源。（編註：「性販賣」非指女性自主的賣淫行為，而是出於他者、強權或經非法買賣下強迫女性賣淫）

「專家估計，日本帝國軍隊從他們佔領的國家帶走了多達40萬名女孩和女人，送到位於中國的1000多個強暴站點和整個亞太地區士兵駐紮的數百個軍事妓院，」她說。「聯合國專家稱這是20世紀對女孩和女人最大的人權侵犯。然而，日本政府始終不願承擔戰時性奴役計劃的全部法律和道德責任，也未發出真正誠懇的道歉，滿足倖存受害者及其家屬的要求。」

雖然政府並未承擔完全的責任，但分別有日本基督徒親自向在中國的日本戰時性奴隸的年長倖存者道歉。

希薇亞說：「他們對這些倖存者和其他中國人及韓國人的真誠道歉，為戰爭的創傷所產生的世代痛苦帶來了一定程度的癒合。」

身為一名作家、電影製片人和慈善家，希薇亞採訪了許多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被強制從事性奴役和今日在性販賣集團控制下倖存的亞洲女性。

她說：「我意識到，亞洲仍然存在著性販賣的迴圈，由日本軍隊開始的性奴隸事業未曾消失或結束，因（亞洲各國的）性別歧視的普遍事實和缺乏對戰時性奴隸這個歷史事實的強烈譴責。」

希薇亞對終結性販賣的熱情使她二十年來一直在調查其背後黑暗的地下社會結構。透過她在慈善事業方面的工作，她成功地把資金引至一些早期的亞洲反販運計劃裡。

希薇亞也透過「852自由運動（852 Freedom Campaign）」組織研討會，教育更多人了解性販賣的問題。身為對抗性販賣的先驅者，她以香港為基地揭露不同形式的性販賣罪行，並因她製作的關於中國、香港和泰國人口販運的三部曲系列紀錄片而獲獎。希薇亞也是《通往正義的漫長道路：來自亞洲前線的故事》一書的作者，目前正與一家位於新加坡的電影公司合作，製作一部以該書為基礎的電視劇。

希薇亞近期與《今日基督教》全球書籍編輯Geethanjali Tupps談及她對亞洲人口販賣地下社會的調查，以及她是如何因著這次旅程接受了自己的韓國身份、目睹亞洲職業女性改變當前性販賣情況的潛力，以及見到禱告帶來的影響力。

你最初是如何對打擊性販賣燃起熱情的？

我對人權的委身起源於我自己的人生經歷，在1980年代，我是加拿大一所全是白人的學校裡唯一一個韓國學生，我遭受到種族主義的強烈羞辱。除了路上的陌生人會叫我中國佬（chink），同學們也會說「中國佬你（chink you）」而不是「謝謝你（thank you）。」我的朋友們會對我的外表發表些不得體的評語，或問我家的泡菜罐裡是否裝著死掉的動物。

所有一切都讓我對不公正的現像有了深刻的認識。在我十幾歲那年，我母親轉述了一份韓國報紙上關於金學順（Kim Hak-soon）的故事，她是二戰期間為日本軍隊強迫賣淫的倖存者。金學順向國際媒體作證她的「慰安婦」人生經歷：她在青少年時期被迫為日本軍隊賣淫。金學順願意公開分享她的故事的原因，是日本政府否認曾實施戰時性奴隸制度，並且稱這些女性為「自願性的娼妓」。

讓我感到不安的是，我在學校課本裡沒有學到這段歷史。我無法忘懷這個事實：如果我在那個時期出生在她的家庭，她所經歷的事可能也會發生在我身上。

你後來對戰時性奴隸制度有哪些方面的了解？

在烏克蘭和奈及利亞，戰爭中的性暴力透過像博科聖地（Boko Haram）這樣的恐怖組織而存在。全球有630萬名女孩和女人受著性販賣的折磨，這個迴圈仍持續不斷。

我相信性販賣的迴圈，是由日本軍隊在戰爭中的性奴隸制度延伸下來的。戰後，一些韓國和中國的受害倖存者被留在如泰國等國家，為了生存，她們不得不在軍事基地附近賣身。如果包括日本政府在內的各國政府，二戰後對戰時性奴隸和「慰安婦」政策的醜行採取更強硬的態度，並宣佈人類應「永不再犯」這樣的罪行，今天是否會不一樣？強硬的立場也許能使國際間達成協議，協力阻止販賣女性。

你的人生在調查人口販賣的地下社會長達20年後，有什麼樣的轉變？

2013年，當我在香港為性販賣紀錄片做研究時，我首次和一位宣教士進入紅燈區，尋找受害者進行訪問。我非常害怕，一度想要抓住宣教士的手——如果他能接受我這位成年的職業女性有這種行為的話！

當我們在外面時，我們遇到一位年輕且充滿創傷的母親，她被迫整夜尋找「恩客」。雖然她並沒有身體上的束縛，但販賣她的人對她有另一種更邪惡的掌控：他們知道她的女兒和祖母一起住在非洲，並威脅要傷害她女兒。我們盡力想出方法幫助這個受害者，甚至帶她去過教會，但她的電話號碼被切斷，她被轉移到另一個地方。

我經歷過許多可怕的情況。我在採訪性販賣受害者時，曾在妓院裡遭到一大伙暴徒的威脅。我也曾必須在武裝士兵的保護下在邊境地區工作。

這些經歷讓我堅信禱告的力量。我見到我的母親和朋友為我熱切的禱告，當我從這些臭名昭著的紅燈區一次次的危險遭遇中毫髮未傷地離開時，他們的禱告有了真實具體的影響。

我在緬甸邊境附近最惡名昭著的紅燈區拍攝期間，有一次瀕臨死亡的經歷。我們被暴徒和媽媽桑包圍，他們指責我在社交媒體上發布他們妓院的影片，但我未曾這樣做過。我的人生跑馬燈在眼前一閃而過。然後他們中的一個人說：「警察來了！」他們就像蟑螂一樣四散逃跑了。但這是一個非常偏遠的地區。我相信那次是一個活生生的奇蹟；一位我的朋友那時正在為我禱告。

你的信仰在你的工作中發揮了怎樣的作用？

我的信仰推動著我透過寫作、慈善活動和電影去倡導、為被壓迫和被奴役的人們發聲，提高人們對現代奴隸這個可憎事實的認識。

我的書正是我的見證——見證關於神如何在我自己、那些前線工作者、現代奴隸制下的倖存者，甚至那些我在路程中遇到的加害者、人口販子的生命裡工作及改變我們。我旅程中的每一步都是在禱告和我的導師、牧師及朋友的支持下前行。

和你交流過的倖存者是如何影響你對性販賣的理解的？

我遇到了日本軍隊性奴役的倖存者金順德（Kim Soon-duk），那時她已經83歲。

金順德是個溫柔的人，但她的經歷讓她在55年後依然受到很深的創傷。儘管如此，她對日本人沒有懷有任何怨恨，只希望我將她的故事告訴這個世界，最重要的是，她渴望在去世前能收到日本政府真誠的道歉。

我接著見到和採訪了其他幾十位不同國家戰時性奴隸的倖存者，包括中國。見到這些抵抗自身亞洲文化保守價值觀、發聲抗議數十年之久的年長倖存者，是個神聖的經驗。

這些婦女是他們國家第一批#MeToo社運人士，他們長期站在反對性販賣和戰爭下的性暴力罪行的最前線。他們值得得到他們迫切追求的目標和尊嚴。但這些倖存者年紀漸長，而時間不多了。他們需要我們的支援。

你從倖存者那裡聽到哪些關於基督徒的工作？

我曾與被販賣進入強迫婚姻且被迫從事網上賣淫生意的北韓婦女談話。她們告訴我，有些南韓宣教士冒著生命危險幫助她們沿著一條地下鐵路前往首爾，並獲得公民資格和政府的支持。在其中一個採訪中，我聽說一位年邁的南韓牧師幾年前在帶領一群北韓婦女穿越一條暴漲的河流時去世。

通過希望之門事工（Door of Hope），我認識了一些勇敢的中國年輕女基督徒，她們無畏地用上帝的愛去接觸被販賣至紅燈區的婦女。這些婦女的信仰幫助她們克服自己原本對賣淫婦女的成見，以及最初不支持她們的家庭教會的成見。今天，她們不斷拯救著被賣的婦女，並為倖存者和一些人販子提供工作和康復的機會。

曾與你有所交流的男性是如何幫助完成你的書的？

我被一位以前曾是人口販子，如今成為東南亞宣教士的人的見證深深感動，他對現代奴隸買賣這個地下世界的專業知識為我的研究提供寶貴的資料。

與年長的前日本軍人會面幫助我理解軍隊性奴隸犯罪者的心理。我還有幸見到幾位勇敢的日本基督徒，他們認為向中國人和韓國人表達個人的歉意是他們的使命，且他們的行動也帶來了深刻的治癒。

日本軍隊在二戰前和二戰期間造成的跨世代戰爭創傷，在人們心中留下了深深的疤痕，且持續為中國、香港、韓國和其他國家帶來痛苦、創傷和種族仇恨。

長期從事性販賣的報導對你的心理健康有什麼影響？

我有一個強大的心理支持網絡——我的家人、丈夫、朋友都支持我，我很幸運，我還沒有遇過嚴重的心理健康問題。我也並非全職在前線工作（那裡的風險更高的），只在採訪和記錄性販賣案件時才衝進現場。

然而，我在中國的紅燈區有過瀕臨死亡的經歷，也有過創傷。在早期採訪日本軍隊性奴役的年長倖存者時，我也有過二次創傷，主要是因為我在工作中沒有建立足夠的心理界限，我想站在他們的立場上寫出共鳴。

報導性販賣對你的韓國身份認同有什麼影響？

這段旅程的一個副作用是，我已完全接受了我的韓國血統，這是我身份的一個層面。由於我在成長過程中遭受種族偏見，我曾拒絕接受自己的韓國身份。然而，在中國生活幫助我接受了我的文化傳統。

因為我不會說流利的中文，陌生人會問我是日本人還是韓國人，或者他們認為我是海外華人。我經常得面對我的文化遺產，比我住在加拿大時還要多。當我提到我是韓國人時，陌生人幾乎都會說他們喜歡韓劇和音樂，並說韓國人有多酷。這總是讓我感到驚訝，因為我是在一個亞洲文化不被視為「很酷」的時代長大的。

與韓國性販賣倖存者的會面讓我看到，無論我多努力地拒絕我的韓國文化遺產，我的基因裡仍是韓國人。當我了解到日本殖民主義和慰安婦的情況時，我有一種直觀的反應，我把它歸結為一個世代的仇恨/痛苦——我會說這種情況和在美國和加拿大的納粹大屠殺倖存者、日本集中營倖存者的情況相似。

是什麼給了你盼望？

100多年前，像我這樣的亞洲女性會被迫裹小腳、被視為別人的財產、結婚前沒有名字，也不被允許受教育。

自那時起至今天，我們已走過漫長的道路，如今有影響力的亞洲女性比以往任何時期都還多。但在改善亞洲女孩和女人的權利和尊嚴方面，我們仍有很長的路要走。我聽說過在北韓被販賣為新娘的女性，夫家為了防止她們逃跑而要她們整天在田裡工作，只給她們穿薄薄的拖鞋；我也曾見過一個像狗一樣被鎖在自己家裡的女性。

去年，在中國蘇州，一位被販賣的婦女——身為八個孩子的母親——被鎖在房子裡的照片引發了全國的討論。從我在中國聽到的消息來看，那裡的「反人口販賣運動」正在萌芽發展，我相信這是因為職業女性的影響力越來越大，她們對婦女遭受到的可怕剝削感到憤怒。

我的朋友艾真（Ai Jin）透過希望之門事工接觸性交易產業內的女性已有數個月，但當她發現自己14歲的表妹也被拐賣成了妓女時，她悲慟萬分，一度想放棄。

在我的書中，我寫道：「艾真幫助強化了這個觀點：普通人也能做出非凡的英勇行為。她承認自己很軟弱，經常想要放棄。但是，她對上帝的堅定信仰讓她繼續闖蕩在性販賣和賣淫的世界，而她的信念對我也是個挑戰。」

透過認識像她這樣的人，我開始夢想著，如果有一億個中國基督徒加入反對現代奴隸產業的戰場，他們將成為歷史上最偉大的力量之一。

翻譯：Yiting Ts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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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明天會發生什麼事，並不能停止你的焦慮

Jen Wilkin

儘管我們對焦慮或罪的坦承總是敬虔的，我們出於焦慮的祈求卻並非都是敬虔的。

Illustration by Rick Szuecs / Source Images: Steven Puetzer / Getty / Envato

聖經裡最常被人引用的經文之一是：「應當一無掛慮，只要凡事藉著禱告、祈求和感謝，將你們所要的告訴神。神所賜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穌裡保守你們的心懷意念。（腓立比書4:6-7）」

這段經文呼應了耶穌的話「不要為明天憂慮，因為明天自有明天的憂慮」，並指出焦慮的解藥是：禱告。

我們的焦慮往往來自我們當下的處境。我們看不到前面的路是什麼。所以我們應該要低頭禱告——是啊，還有什麼比這更簡單的解決方法呢？

但往往，我們禱告的內容會揭示我們對自己的理解、對焦慮的理解，以及對上帝的理解。除非我們留意保羅在敦勸腓立比教會時提及的「祈求的類型」，否則我們在焦慮狀態下的禱告實際上只會導致更大的焦慮。

我們確實會對未來的情況感到焦慮，想知道當我們的友情、經濟狀況和家庭出現困難時該怎麼做。如果我們能至少多知道哪怕是「一滴滴」接下來會發生什麼，我們肯定能平息一些焦慮，採取較積極主動的立場，或甚至是能放鬆下來，相信上帝！

於是我們向神提出請求：「主啊，求祢告訴我接下來該怎麼做。讓我知道明天會是什麼樣子。」

我們這樣禱告的理由是，如果我們有從神而來清楚明確的指示，我們絕對會遵循它。但摩西在燃燒的灌木叢中的故事卻警告了我們：摩西從神的口中得到指示，要他去埃及拯救他的人民。結果呢？摩西焦慮到了極點。不情願跟隨。甚至開始有身份認同的危機。上帝所賜的明確話語既沒有為摩西帶來信心，也沒有帶來「心裡的平安」。

我們也以為如果上帝向我們「顯現」一個明確的跡象，我們就會有平安。但基甸的故事讓我們知道情況往往並非如此。基甸不平安的感覺大到他甚至要求上帝證明祂會做到祂承諾要做的事，像這樣的請求是對上帝嚴重的不敬。但基甸提出所謂的「羊毛測驗」，他試驗了他的上帝。在基甸的要求下所發生的奇蹟也沒有為基甸帶來決心或讓他採取應有的行動。

我們總認為，如果我們知道明天會發生什麼，我們就能明智地靠著這些信息來做出正確的決定。但彼得不認耶穌的故事再次打臉我們。耶穌明確地告訴彼得，焦慮會導致他在不久的將來犯罪。但彼得並沒有改變自己行為模式。彼得對「未來會發生的事的預知」並沒有起到矯正他行為的作用，反而使他更備受譴責。彼得對未來的預知並未帶來他的悔改或使他有謙卑的態度。

告訴上帝我們對未來感到很焦慮是一回事。要求祂向我們揭示未來則是另一回事。

告訴上帝我們對未來感到很焦慮是一回事。要求祂向我們揭示未來則是另一回事。前者是認罪、坦承，後者是祈求。認罪和祈求皆是禱告的不同層面，但儘管我們對焦慮或罪的坦承總是敬虔的，我們出於焦慮的祈求卻並非都是敬虔的。

懇求上帝向我們顯明未來的時候，我們應謹慎行事，因為這些知識屬於神的奧祕（申命記29:29）。那些試圖把禱告當作水晶球的人，忘記了基督呼召我們憑信心而不是憑眼見行事，也忘記了基督的祝福：「那沒有看見就信的有福了！」（約翰福音20:29）。

上帝是否曾在不同的契機下向祂的僕人揭示明確、具體的方向？有的。聖經為我們存留了這些事蹟。但聖經並沒有將此標準化、常態化。正如我們看到的，上帝的這些啟示也不一定會產生我們預期的「心裡的平安」。

請記住，希伯來書第11章裡並沒有說亞伯、以諾、亞伯拉罕、以撒、雅各以及其餘的大人物是因有清晰的想法及滿滿的自信而出發的；他們是憑著信心而行。事實是，他們有很多焦慮，而且他們的視線前方也有障礙物。但他們的神是信實的。他們的神至今仍是信實的。

那麼，焦慮的人應該向神提出什麼請求呢？

我們能求祂增添我們的信心（路加福音17:5）、求祂教我們信任祂（詩篇71）、求祂賜給我們智慧（雅各書1:5）、求祂幫助我們將我們的心意奪回，使我們的心能順服基督（林後10:5）、求祂以「祂的同在」成為我們的日糧來支撐我們的今天（馬太福音6:11）、求祂提醒我們祂過去的信實，以及祂對我們和未來所有世代信實的承諾（詩篇119:90）。

上帝會以祂所賜的「出人意外的平安」來回應我們的請求。（腓立比書4:7）。

但這樣的平安，不是因為「知道未來會發生什麼」而有的搖擺不定的平安，而是因著信任那位「掌管明天的神」而有的完美的平安。

珍·威爾金 (Jen Wilkin) 是一位妻子、母親和聖經教師。她是《道中的女人》和《無人像祂》一書的作者。可以在這裡追蹤她的推特 @jenniferwilkin。

翻譯：Yiting Ts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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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我來說，科學和信仰都是探索之旅

Anjeanette Roberts

在我看來，基督信仰和科學最高貴的層次相互共鳴：尋求真理並分享能使人類的生活更好的知識。

Illustration by Mallory Rentsch / Source Image: Courtesy of Anjeanette Roberts

在我六歲或七歲時，常獨自坐在爸媽臥室地板上看《星際爭霸戰》的重播。我和企業號（Enterprise）航艦組員一起前往「人跡未至的地方」探險，而且特別著迷於外星文化：羅慕倫人（Romulans）、瓦肯人（Vulcans）和克林貢人（Klingons）。這些故事深深地觸發了我的想像力。

我的母親也會每週帶我去圖書館滿足我的好奇心。約莫11或12 歲時，我加入科幻小說俱樂部，這讓我更是開了眼界。我沉浸在以撒·艾西莫夫（Isaac Asimov）、羅傑·澤拉茲尼（Roger Zelazny）和亞瑟·克拉克（Arthur C. Clarke）等作者大量的作品中。我期盼著，或許在我的有生之年，月球之外的太空旅行有可能實現。或是長大以後我可以成爲太空船船長。但最終，我成為了一位科學家——而這毫無疑問是我人生第二棒的決定。

在我12歲生日不久後，當我在一家小書店逛著時，偶然發現魯益師（C.S. Lewis）寫的系列書籍（當時我還不認識他），我用生日禮金買了《獅子·女巫·魔衣櫥》。書裡接踵而來的暴風雪把我鎖進了納尼亞的世界，這些故事開始解開關於探險、新發現和基督教思想間的關聯性。

隔年的一個炎炎夏日裡，當我坐在泳池邊，把腳放入水中滑著時，我們社區泳池的救生員向我走來。我當時正因為沒有遵守規定而受到隔離的處罰。救生員彎腰問我：「你得救了嗎？」儘管她的問題對當時的我沒有什麼意義，但這次互動預備著我走上一條路——路途的最高點在同年的秋天，當我把我的生命交給耶穌。

每當我回想起我童年對學習的熱愛和信仰的轉變時，我認為它們並非獨立的並行敘事，而是一個整合的故事。換句話說：我對科學的熱愛和我對耶穌的熱愛是我生命中大部分時間共進的經歷。科學和耶穌皆邀請我進入好奇和想像的空間，鼓勵我提出問題、尋求真相和探索身邊的世界，且兩者皆呼召我去探究凡是合理、真實且值得信靠的事物。

自由的發問

我選擇追求科學領域最大的原因，是科學對於我身為一個女性能做什麼、以及如何做出貢獻的限制更少。相比之下，在有組織的基督教教會/機構裡，我經常發現自己的追求受到他人政策、觀點和實踐的限制或阻礙。儘管科學界一些同僚對女性在科學和教育中的能力和角色持有奇怪的觀點，但整體而言，科學研究是一個更爲平等的職業舞臺。

在進行研究時，每個人都應以合理的推理、良好控制的實驗，以及可重現的數據來支持自己的論述。最好的問題和見解都會受到重視，不論性別，種族或任何其他個人標識。總而言之：科學為提出問題和探索潛在的答案提供了完美的環境。

多年來，基督教團契也提供了一個類似的空間，人們可在此尋求真理並提出艱難的問題。我喜歡上帝的應許，即，那些全心尋求祂的人就會尋見（耶利米書29:13），祂的應許不受任何人類標識的限制。我們可以說，上帝有著最好的無歧視政策。

我的信心是根基在我在基督裡的身分和神自我啓示的真理上。是的，我是個女性、一位科學家，一位學者（而且單身！），但我首先是神的孩子和耶穌的門徒。我最主要的身分來自「我是神按照祂的形象所造」這個事實——而祂的目的是為了我們能認識祂、服事祂並跟隨祂，也是爲了去愛其他同樣以神的形象而造的人。

科學與信仰和諧共處

當我準備唸研究所時，一位好友向我提出我人生一個最重要且無價的挑戰。她跟我說了許多話：「在接下來的五年左右，你會攻讀並成為分子生物學和病毒學方面的專家，但在接下來的五年中，你會在你對上帝的認識和關係方面有多少成長呢？」

就在那天，我在神面前下定決心，我要把祂擺在第一位，而且在我讀研究所期間，將我與祂的關係視為優先事項。要履行這個承諾需要堅定的行動。我在學校尋找基督教團契、加入地方教會和校園事工、帶領查經班，並試圖在我的研究日程中分別出一週一次的安息日。

在我攻讀博士後的幾年裡，我認識了耶魯大學的瑞文德爾機構（Rivendell），這是由一群基督徒組成的機構，他們致力於將基督教思想與每個學科整合起來，並在學術對話中加入基督教的聲音。我開始更深入地思考信仰和科學的整合，並反思上帝自我啟示的本質和目的。

最重要的是，我的研究生時期和博士後的研究皆深化了我對此ㄧ真理的信念：上帝向我們保證祂已向我們啟示了自己——透過自然、聖經、道成肉身，和那些在基督裡經歷靈裡重生的人的生命。祂創造萬物的目的是讓我們來認識祂、愛祂和信靠祂。

在我看來，基督信仰和科學最高貴的層次相互共鳴：尋求真理並分享能使人類的生活更好的知識。

科學帶我進入對神更深入的敬拜

我如今在Reasons to Believe機構中擔任研究學者，從神學觀點發表對病毒的看法。我也致力於減輕高度衝突的問題，緩和其與信仰之間的張力——如生命的起源、在創造物裡有多少程度的進化，以及自然之惡（natural evil）存在的事實。在這些兩極化的辯論中進行調和是一大挑戰，會同時收到來自雙方不友善的砲火攻擊。但當我專注於耶穌呼召我去做的事，我能找到穿越這些危險戰火的路，並能愛那些與我意見不同的人。

這個戰場與我在研究所時的生活一樣，我在基督裡的身份仍是我穩固的靈魂根基。我發現自己再次在兩條相互並行的路徑上奔跑，信仰與科學都邀請我如魯益師在《最後之戰》裡所寫的那樣：「向更高及更深的層次前進」。我之所以有豐盛的生命，不是因為科學或世界告訴我信仰科學或信仰基督教的女性分別會是什麼樣子。我有著豐盛的生命是因為上帝賜給我好奇心和想像力。祂引導我走上探索智慧的旅程，並告訴我我是誰——我是祂所深愛，以極高代價贖回的孩子。

這個真理對我們所有人都是真實的。上帝愛著每一個人，渴望我們知道祂永恆的存在。祂的存在是透過早期神學家稱呼的「自然之書」和「聖經之書」啟示於我們。這兩本書向我們揭示了這位創造近乎無限的多樣性、在親密關係中行動並宣告我們無與倫比的價值的上帝。

雖然並不是所有人都有科學方面的天賦，但神呼召我們所有人以祂所賜的好奇心，盡全力探索這兩本「書」。只有這樣做的時候，我們才能將自己獻給萬物之主，為了我們的鄰舍、下一代能有豐盛的生命而妥善的對待所有創造物。

安傑內特·羅伯茨（Anjeanette Roberts）於 2003-2006年間在美國國家衛生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進行嚴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冠狀病毒（SARS-CoV）的研究。她擁有化學（學士）、細胞和分子生物學（博士）和基督教護教學（碩士）等學位。她在定理和神學（Theorems and Theology）部落格中發表文章，並經常在學校、大學、民間組織和教會演講。

譯者：榮懌真 / 校編：Yiting Ts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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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開放，卻永無盡頭的監獄」

「為什麼基督徒會關心我們？」

「…否則會有更多人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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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的發問

科學與信仰和諧共處

科學帶我進入對神更深入的敬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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