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音派一直以來總會強調「重生的經驗」是一個人信主的必要條件。在這樣的經驗裡，聖靈以超自然的方式改變人的內心。
從18世紀至今，許多福音派教會會要求個人的信主見證為成為教會正式成員的先決條件。而在多數情況下，這樣的見證內容包含ㄧ個人生命被神改變的經歷。
但是，如果有一個人相信上帝真理的宣告，但不是因為任何自己能感知到的宗教經驗，僅僅是因信服於真理的合理性呢？這樣的人真的得救了嗎？即便得救了，他們也屬於福音派基督徒嗎？
這正是弗朗西斯·韋蘭（Francis Wayland，1796-1865）面臨的困境，他是一位浸信會牧師，也是19世紀初期布朗大學（Brown University）的校長。他從未有過他認為「符合重生得救」的經歷——這對一個19世紀處於領導地位的浸信會大學的校長來說是個大問題。
我在研究19世紀初期美國的反奴隸制運動時曾短暫接觸過韋蘭的事蹟，但我最近才意識到，這位反對奴隸制，同時教授「基督教證據學」的教授，因缺乏他認為真正的重生得救經驗而對自己「是否有救恩」糾結不已。
在他早年生活的大部分時間裡，韋蘭認為要成為一名基督徒就必須有這樣明確的經歷。畢竟，他是在一個加爾文主義浸信會家庭裡長大的，浸泡在喬納森·愛德華茲（Jonathan Edwards）所推廣的福音派神學。韋蘭相信真正的皈依經驗包含一種超自然的體驗，能使人心靈跟意念改變。和他那個時代多數的福音派基督徒一樣，他認為這種變化首先是「對罪的確信」，然後是隨之降臨的幸福感（因為罪得赦免）。
對韋蘭來說，對罪的確信是有的——但他沒有狂喜的幸福體驗。
韋蘭在教會裡長大，從小學習神學真理，從世俗標準來看，他從來就不是一個放縱自我的罪人。成年離家後，他繼續參與在教會裡，過著同時代的福音派人士會認可的高尚的道德生活。根據他自己的說法，他也完全相信耶穌真理的宣告和基督教的神學教義。
然而，在他就讀醫學院的最後一年裡，韋蘭意識到，他是為自己而活，不是為上帝而活。「當我的人生目標遇到阻撓時，我的心思意念——正如我清楚地記得的那樣——開使反抗上帝的主權，」他寫道。「我知道，如果有任何一個宇宙不受上帝統治，我會馬上逃到那裡去。」
換句話說，他發現自己對上帝沒有真正的愛。在追求醫學研究成功的過程中，他發現自己是為自己的利益而活，而不是為上帝的優先權而活。
當他對此進行反思時，他突然意識到他與上帝之間隱藏著的秘密敵意在屬靈層面有多危險。「我相信聖經裡關於我的狀況和我的危險處境的所有教導，」韋蘭德寫道。「耶穌基督來到世上拯救罪人；但我從未尋求祂的寬恕。」
因此，他決定按照19世紀福音派加爾文主義基督徒的方式來尋求上帝——也就是花數小時不停止的禱告，直到上帝在祂主權的恩典中選擇拯救他。
韋蘭翻開他的聖經，花了整整一天的時間，除了讀經和禱告，什麼都沒做。但什麼事都沒發生。所以他第二天再試了一次。但是他仍沒有感到自己有任何明顯的改變——沒有對救恩確信的感覺，也沒有感覺到聖靈超自然地進入他的內心。他又花了第三天禱告，但仍然沒有看到結果。
他最終不得不回到他的日常生活和醫學院的研究裡，但他決心在業餘時間只讀聖經和基督教書籍。他有了更大的熱情參與教會。他甚至參加過一場復興大會。他開始對其他基督徒有一種未曾體驗過的愛，以及對未信者的新的關注力和帶領他人信耶穌的渴望。他開始「熱愛關於福音的教義」，這也是他未曾有過的。他為自己早年反抗上帝的內心秘密感到悲傷。
但他並不認為這些新的內心熱情和渴望是他期望會有的信主經歷的標誌。相反的，當他反思自己的信仰時，他覺得一切完全是出於理性——因此不可能是聖靈直接工作的結果。
韋蘭寫道:「我當時認為，那逐漸照亮我靈魂的光芒，全是來自人類的教導及概念。宗教裡的一切對我來說都是如此合理，以至於我所「感受到的一切」似乎全是在腦中的邏輯推斷下產生的，而我的心、我的靈魂並沒有參與其中。」
韋蘭認為，他相信上帝的存在是基於從大自然的設計裡看到證據。他相信《聖經》是上帝的啟示，並且相信耶穌確實被釘死在十字架上然後從死裡復活，是基於歷史的證據和邏輯推斷。最後，基於聖經預言已實現的證據和福音書作者的見證，他相信耶穌確實是上帝的聖子，為罪人獻出了祂的生命。
鑑於這些信念，他認為他應該相信耶穌的救贖、為神而活，而不是為自己的私慾而活——才是合乎邏輯的。從這個起點出發，他如今「熱切渴望」其他迷失的人得到救贖——也是合理的。他渴望與其他信徒相互陪伴、委身敬拜主，並享受這一切的活動，同樣是理所當然的選擇。
但是，既然這一切都是如此合乎邏輯，他是否有可能完全透過自己的理智得出這些信念——也就是說，這意味著他所持有的信仰不是由聖靈產生的，因此並非真正的能拯救他的信仰？
他認為：「我不能否認我經歷過改變，但這種改變是透過理性反思而來，是那麼的合乎邏輯和微不足道，以至於我仍不是神的孩子。」
由於他未曾經歷過他所尋求的神聖的心靈轉變，韋蘭相信自己仍是沒有救恩的，而這種想法讓他非常害怕。
最後是另一位浸信會牧師說服了韋蘭，告訴韋蘭他真的已經歷了由神而來的重生經歷。這位牧師堅信韋蘭已經信主，也已經被祂改變了。而如果真是這樣的話，無論韋蘭是透過理性思考還是透過戲劇化的經歷得到使人得救的信心，韋蘭都已真正認信，並接受了聖靈。
韋蘭最終承認這位牧師是對的。他本來希望能有個更直接的經歷，讓他有更大的確據，但上帝「在憐憫之中讓我失望，讓我願意以『祂選擇的任何方式』接受祂的恩典。」
然而，在他晚年時，韋蘭仍不斷掙扎於對自己救恩的疑慮，因為他無法憑良心指出在哪個具體的時刻，聖靈進入了他的心並改變了他的生命。
他說，即使是在他身為年輕的醫學生時期所謂的「信主時刻」，一切都是漸進發生的，似乎只是按照邏輯推論的方式進行。「我無法確定在我的靈魂裡發生道德變化的確切時間。」
自那時起，他寫道：「我經歷過許多在信仰上衰退和復興的階段；我因對自己在上帝面前的位置的懷疑倍受困擾，且很少能有其他基督徒享有的那種完全的信仰確據。」韋蘭反覆向上帝禱告，渴望能得到這樣的確據，但卻從未得到。
即便如此，韋蘭下定決心要過著順服並委身於主的生活。幾十年來，他任教於布朗大學的「基督教證據」課。（在那個時代，像布朗大學這樣的常春藤聯盟大學仍是基督教學校）雖然韋蘭無法在自己的人生經歷中找到確據，他仍然可以找到客觀的、非經驗性的基礎來理解神是真的，並且祂透過基督向世人揭示自己——且所有信靠耶穌的人可以確信上帝的應許是可靠的。
透過和學生及熟人的交談，韋蘭也意識到，像他這樣的人比他最初想像的還要多——那些在福音派家庭裡長大、希望事奉主，但感覺自己從未經歷過救恩的人。通常情況下，他們的屬靈導師會鼓勵他們用和韋蘭一樣的方式，透過禱告和懺悔來尋求主，盼望能有那樣的屬靈經歷。
但韋蘭建議他們採取不同的方式。與其繼續尋求可能永遠不會到來的經歷，人們只需要相信福音，並做上帝要求我們做的事——但不是為了透過好行為來獲得確據，而是帶著上帝已經接受了他們的信心，知道他們手裡所做的工是上帝的心意，以此來服事祂的國度。
韋蘭逐漸明白，上帝可以透過理性來工作，如同祂透過屬靈經歷來工作那樣，而在神主權的恩典中，不是每個人都會有神蹟般的經歷。有些人得到了戲劇性的改變或充滿平安的祝福。其他人則像他一樣，可能永遠不會有這些經歷，因此會不斷地糾結於自己信仰的真實性。
韋蘭無法給出自己信主的確切日期。他無法自信地說，他能感覺聖靈以他真實感受到的方式活在他裡面。他無法說他自己對基督的信心超越理性的範圍。但他能說，他愛主，且他願意放棄一切來跟隨耶穌。如韋蘭所說：「我確實了解自己的心，我確實樂意把自己和我的一切都交給上帝。」
而如果這樣的認知是真的，他認定，這一定意味著他確實已經重生。
就我個人而言，在神學研究中遇到像韋蘭這樣的人，讓我感到安心，因為我自己也面臨著類似的困境。雖然我可以給出某種與救恩相關的見證，但在最坦誠的時刻，我不得不承認我並不總是覺得我的經驗很有說服力。
像韋蘭一樣，我與上帝之間的連結常常是如此合乎邏輯，以至於讓我懷疑它是否真是由聖靈而生，抑或是我自己的推理產生的假冒偽劣的信仰。而若我對基督的信仰或對救恩的信心完全取決於我自己理性推論的經驗，我會像韋蘭一樣感到仍舊失喪——特別是在尋求主卻仍感覺不到確據時。
但韋蘭的生命見證提醒我們，真誠地愛著主並謙卑地將自己交給神的福音派基督徒，不一定全都會經歷到他們的神學所描述的那種宗教經驗。上帝對救恩和重生的承諾不在於我們的經歷，而在於更加客觀的東西，這正是韋蘭所發現的。
韋蘭德選擇相信聖經裡上帝的應許——說到底，這已足夠。我毫不懷疑他確實「重生了」，即使他當時無法「感覺」到。
丹尼爾·K·威廉姆斯（Daniel K. Williams）是西喬治亞大學的歷史學教授，也是《未出生嬰兒的捍衛者：羅訴韋德案之前的Pro-Life運動》的作者。
翻譯：Yiting Tsa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