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苦:我的文化幫助我生存,但聖經幫助我盼望

兩者都談到在苦難中忍耐,但只有聖經鼓勵我在軟弱中誇口。

Christianity Today September 25, 2023
WikiMedia Commons / Edits by Christianity Today

今年夏天,我在朋友的婚禮上擔任伴娘。大喜日子的前一天晚上,我把廚房翻了個底朝天,為新郎和他的伴郎們調製「歡迎飲料」。當我把蠔油、醋、番茄醬、檸檬汁、蜂蜜、生薑、抹茶粉和花椒攪拌進一個大碗後,我強迫自己嚐了嚐這杯看起來很可怕的混合物,卻發現其中缺少一種味道:苦味。

這種迎賓飲料是華人婚禮習俗的一部分,我們之為「進門遊戲」或「闖門」,即在新郎與心愛的人面對面前,伴娘要給新郎和伴郎們一系列挑戰。這項傳統源自於一種信念:新娘是家中的寶貝女兒,家人不會讓她輕易的被帶走。(容我解釋,這項習俗出自幽默的善意)。

在被稱為「酸甜苦辣」的遊戲中,伴娘會用酸、甜、苦、辣四種特定口味的食物或飲料招待新郎和伴郎,預示著新人將來會面臨的各種困難和挑戰。(通常情況下,這些口味是分開食用的,而不是混在一起,但我們時間不夠)。如果新郎和伴郎能喝下所有飲料(無論味道有多可怕),就表示這對新人將能夠「吞下」未來發生的任何難事。

但是,苦味並不僅僅是華人婚禮傳統的一部分而已。「吃苦」一詞(英文沒有相對應的詞)的存在顯示著「苦味」早已滲透至我們的文化意識和生活方式中。不過,這個詞有比吃苦瓜或艾草等很苦的食物更深層的象徵意義,它主要的意思是:在艱難困苦的處境裡堅持不懈,毫無怨言。

今年5月,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給在中國就業困難的年輕畢業生建議時,五次提到「吃苦」,並表示「無數成功人生的例子表明,年輕時選擇吃苦,就是選擇了豐收。」

從基督徒的角度來看,「吃苦」可以是個有用的詞,用來形容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工作。但它也可以反映出一種禁慾主義的人生態度,視「抱怨自己的處境」為軟弱的表現。

在聖經裡,每當提及類似「吃苦」的概念時,「苦難」與「堅持不懈」兩個概念同樣也緊密相連。然而,聖經概念與華人概念最主要的區別在於兩者最終的目標不同:對基督徒來說,吃苦最終的目標是產生敬虔的盼望,而不是自我超越。聖經也鼓勵我們誇耀自己的軟弱,但華人吃苦的概念並不允許人們這樣做,因為承認自己的軟弱等同失敗。

嵌入骨肉裡的苦痛

華人傾向於用身體而非頭腦來經歷自己的情緒/情感。例如,一項比較馬來西亞華裔和歐裔澳洲人憂鬱經歷的研究發現,華裔傾向分享他們身體上的問題,而歐裔澳洲人則會談論令自己不安的精神狀態或情緒。

當然,華人文化本身就很少談論情緒了,這也是為什麼華裔所經歷的身體不適——從偶發疾病到慢性病和重病——可能見證了他或她正經歷的掙扎和挑戰。

在這種世界觀中,吃苦強化了一種觀念,即痛苦和掙扎應該被內化和消化,而不是避開它或吐出來。

福音書中關於耶穌受難的記載也讓我們對「吃苦」有個私密且直觀的理解,我認為,基督真的「吃下那苦」。當我們讀到耶穌的背部如何被一鞭又一鞭殘酷的鞭子撕裂,我們會痛苦地意識到,身為道成肉身的上帝之子的祂真的親身經歷了這一切(約翰福音1:14,馬可福音15:5 )。想起祂禱告時汗水如血滴落在地上(路22:44)時,我們知道基督真的深知我們痛苦的經歷。在聖餐中領受並分享的餅和杯正是在記念祂為我們撕裂身體,流出鮮血(林前11:23-25)。

我們自己吃苦的經驗也可以成為一種管道,因著這些經歷,我們能進入耶穌的苦難,並認識到身邊的人所經歷的苦痛。

詹內爾·帕里斯(Jenell Williams Paris)在評論羅伯·莫爾(Rob Moll)的《你的身體認識上帝》一書時,寫道 :「痛苦使我們打開心扉,讓我們對受苦的人變得更仁慈、更慷慨,並預備我們在基督的身上認識到上帝的苦痛。」

一些華人基督徒十分熟悉為基督的緣故吃苦。在中國北方,楊小慧和陳尚因與其他基督徒聚會而被當局關進監獄。儘管面對嘲笑和虐待,她們仍開始唱起敬拜詩歌,向看守員和獄友作見證。楊小慧說:「即使被關在牢房裡,我的靈魂仍是自由的。」

禁慾主義的傾向

讓吃苦這個本可以有良好意義的概念變得複雜的是,華人的吃苦往往帶有一種與生俱來的禁慾主義的傾向,這種傾向主要側重於忍受當前的痛苦,希望能有個更好的未來,並在這一過程中拒絕表露任何情感。

有些人認為,吃苦是一種鍛鍊出強壯的精神、情感和身體的方式。史丹佛大學的一位研究人員認為,中文的「吃苦便是福」這句話強調了苦難中蘊含著「智慧和成長的機會」。

菲律賓神學家迪克·歐亨尼奧(Dick O. Eugenio)在《亞洲基督教倫理學》一書中指出,人們可能會對他們所經歷的苦難感到認命、頹然,覺得自己必須接受這樣的境遇。他寫道:「華人並不視這種宿命論的傾向為一種具有破壞性的應對方式,而是一種『適當的被動性』,因爲認識到這世界有其更宏大的運作方式來使社會公正的運作,」因此,即使這意味著自己得痛苦/犧牲,也該默然接受。

他補充道,這種被動性的原因可能包括害怕「違背神的旨意」或「積累更多惡的業障」。

在我看來,「吃苦」最大的問題在於它不允許人們抱怨、抒發自己痛苦的感受。說出自己的不滿,等於承認自己的軟弱或沒能力擺脫困境。更有破壞性之處是,抱怨被人視為失敗的行為,因為你「沒有能力承受或克服磨難」或「無法正向面對苦難」。

「吃苦」無意間限制了我們的人性,也限制了我們在這個世界生存和活動的方式。

獲得奧斯卡最佳影片的電影《媽的多重宇宙》將吃苦的概念展現得淋漓盡致(註:即將出現劇透)。女主角秀蓮的自助洗衣店正是「吃苦」的象徵,體現了她是如何在異國他鄉創造自己的生存方式,無論顧客多難纏,無論稅務稽查員變得多可怕或兇殘。然而,當她在多元宇宙裡遇到無數個不同的秀蓮時,她開始覺得自己目前身為洗衣店老闆的存在是一種限制,毫無意義。

逆文化而行

秀蓮吃苦的經歷可能會引起我們這些正在經歷苦難、看不到盡頭的人的共鳴。然而,身為基督徒,我們知道在我們的苦難經歷中有更多條救贖的敘事弧線。

正如「吃苦」這一概念所暗示的,在聖經裡,苦難和忍耐是相輔相成的存在。羅馬書5:3-4說,我們要在苦難中得榮耀,「因為知道患難生忍耐,忍耐生老練,老練生盼望」。並且,當我們面對試煉時,我們要視它為大喜樂,因為我們知道堅持不懈的人是「有福的」(雅各書1:2, 12)。

在華人的世界觀中,說出自己的缺點會被視為失敗的行為,但在聖經的世界觀,卻視誇耀自己的軟弱為一種力量(林後12:9)。

華人文化往往會迴避談論自己的失敗,也許因為談論失敗是很可恥的事,或者會使我們所處的社區/社群蒙羞。在教會裡,我們常常喜歡強調勝利,而不是脆弱地談論我們正在經歷的掙扎。但是,對這種對勝利故事的偏愛可能意味著我們錯過了上帝為我們講述的更宏大、更全面的故事:正是在苦難中,而不是在苦難結束之時,是我們最充分地與上帝的愛和溫柔相知相遇的時刻。

治療師K. J. 拉姆西(K. J. Ramsey)寫道,「基督在我們痛苦和無能為力的時候出現,讓我們能感受到祂的同在。當我們屬於耶穌時,通往繁榮昌盛生命的美麗悖論道路便是:發現自己的軟弱,讓上帝的大能在此得以完美(林後12:9)。」

因此,從聖經的角度來看,我們吃苦是出於對基督的盼望,而不是倚靠自己勝過苦難。正如保羅所說(羅5:5),盼望不會使我們羞愧。作家但丁·史都華(Danté Stewart),「持守盼望」並不是在展現一種理想的狀態,而是認識到盼望本身就是「一種活生生的動作、一種掙扎、一種委身、一種自律。」

雅各與上帝的摔跤(創32:22-32)也是如此。他的跛腳可能是吃苦的表現,但也提醒著他與上帝的關係,上帝愛他,在他掙扎時沒有就這樣讓他離去,而是先祝福了他。

嚐嚐主恩的滋味

雖然與其他人相比,我不斷經歷著的吃苦,例如身為移民,努力在加拿大重建我的人生,以及伴隨著流產而來揮之不去的悲傷及痛苦——可能顯得蒼白無力。

但我相信,上帝不會輕看或貶低我的苦難經歷。

相反的,正是在這些未解決的張力和尚未實現的盼望中,我認識到我無法控制自己的人生軌跡。祂掌管著這一切,吩咐我承認並宣告祂與其他聖徒如何在我的生命裡做工,即使和他人分享基督徒生命裡介於已然及未然之間的各種起起伏伏時會讓我感到痛苦。

但就像大衛在掃羅追殺他的危難時刻所說:「我的心必因耶和華誇耀,謙卑人聽見,就要喜樂⋯⋯你們要嘗嘗主恩的滋味,便知道祂是美善。投靠祂的人有福了!」(詩篇34:2, 8)。願我們像大衛一樣,即使在吃苦的時刻,也能參與並分享上帝永恆的應許。

翻譯:Yiting Ts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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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s

那些當年翻譯中文聖經的學者

簡介12位一百年前參與中文聖經翻譯的中西學者,包括他們的幕後動人故事。

Christianity Today September 20, 2023
Illustration by Mallory Rentsch / Source Images: Courtesy of Taiwan Cosmic Light Magazine

從十九世紀初年馬殊曼、馬禮遜直到今日,翻譯完成出版的中文聖經版本相當可觀,使用的文體、選擇的語系、參與的譯者等,十分多元而豐富,更留下許多幕後的動人故事,以下為讀者介紹其中幾位重要人物。

麥都思Taiwan Cosmic Light Magazine / Edits: CT
麥都思

委辦譯本的推手:麥都思

麥都思(Walter Medhurst,1793 ∼ 1857)是英國倫敦傳道會宣教士,1816 年東來,先後駐足於馬六甲、檳城等地,於1822 年進駐巴達維亞(今雅加達),直到1843 年前往上海。他在上海創辦墨海書館、協辦仁濟醫院、獲選工部局首屆董事,可以說與上海初期的發展息息相關。麥都思至少參與翻譯三種中文聖經版本:《四人小組譯本》(另外三人為郭實臘、裨治文、馬儒翰)、《委辦譯本》與《南京官話譯本》,而且每次都是委員會中最主要的成員。《委辦譯本》成為十九世紀最成功的中文譯本,大半要歸功麥都思這位不辭勞苦的推手。1857 年初,麥都思返抵英國後三天病逝,可以說他的一生就是為華人而活。

王韜Taiwan Cosmic Light Magazine / Edits: CT
王韜

協助麥都思的華人譯經者:王韜

王韜(1828 ∼ 1897)是江蘇人,父親王昌桂受雇於上海墨海書館,成為麥都思的中文老師。王昌桂去世後,王韜來到墨海書館,參與由麥都思主導的《委辦譯本》翻譯工作,他的文筆優美出色,為委辦譯本帶來甚多好評。王韜後來受理雅各(James Legge,1815 ∼ 1897)邀約,於1867至1870 年前往英國,協助理雅各將中國十三經譯為英文。王韜著作很多,也積極投入新聞報業、西學教育等領域,被視為中國從傳統走向現代的先行者之一。

婁理華Taiwan Cosmic Light Magazine / Edits: CT
婁理華

為譯經而殉道:婁理華

婁理華(Walter Lowrie,1819 ∼ 1847) 是美北長老會宣教士,普林斯頓神學院(Princeton Theological Seminary)畢業,父親曾任美國參議員,後辭職出任長老會宣教差會祕書長,極力鼓勵兒子加入海外宣教行列。婁理華於1842 年來華,之後代表寧波參加《委辦譯本》翻譯工作,1847 年赴上海開會,回程遭遇海盜襲擊,遭人投入海中喪命。掙扎中,他將手中的希伯來文、希臘文、英文合參聖經擲回船上,以供後人參考。數年後,其弟婁理瑞(Reuben Post Lowrie,1827 ∼ 1860)來華從事聖經翻譯,歷時六年後病逝。婁醫師之子路崇德(James Walter Lowrie,1856 ∼1930)即婁理華姪兒,一度名列《官話和合本》譯經委員會,婁家三代為中國不惜性命、無怨無悔,令人感佩。

西點軍校畢業的譯經者:克陛存

克陛存(Michael S. Culbertson,1819 ∼ 1862)是美北長老會宣教士,1839 年自西點軍校畢業後任砲兵中尉副隊長,1841 年退伍,進入普林斯頓神學院進修,1844 年畢業旋即來華,住在寧波、上海等地。因與《委辦譯本》委員會意見不同,克陛存與美國公理會裨治文一起退出,自行翻譯聖經,1855年由美國聖經公會支持出版。可惜裨治文、克陛存先後於1861、1862 年病逝於上海,都來不及看到辛勞的成果。他們的譯本與《委辦譯本》同樣流通多時,且更忠於原文,有助神學生與傳道人研讀聖經。

狄考文Taiwan Cosmic Light Magazine / Edits: CT
狄考文

官話和合本前期領導者:狄考文

狄考文(Calvin Mateer,1836 ∼ 1908)是美北長老會宣教士,1863年來華,在中國四十五年,最重大的兩項貢獻,就是創辦登州文會館,即齊魯大學的前身,以及成為《官話和合本》翻譯前期的領導者。他強調,《官話和合本》的對象主要是聽眾,而非讀者,因為當時中國文盲比例仍高,他們只能聽聖經,無法讀聖經。狄考文強調口語的重要,形成《官話和合本》讓人琅琅上口的一大特色。狄考文晚年全心全力投入聖經翻譯,他曾說:「我的一生都獻給聖經的修訂工作,這項工作花費我大量心血,不過這大概也我一生最重要的一項工作。」他倚重的兩位譯經助手,先是鄒立文,後為王元德,都是文會館的校友,師生同心協力參與譯經,獲得另一位譯經委員富善牧師高度稱讚。狄考文精通官話,編著《官話類編》,2017 年由北京大學出版社重印出版。

滔滔雄辯下完成的和合本聖經:王元德

狄考文牧師的華人助手王元德,在他後來自行重譯的新約序言中,忠實描述自己經歷的場景:「每逢夏季,各持譯稿,集煙台東山安歇樓,薈萃一室,各抒所見,互資考證。時而和樂可親,時而爭執紛紜,時而拍案大叫,負氣四散;少焉含笑以歸,從頭商量。每一定稿,恆滔滔雄辯,數日不決;終以西教士為主體,但求原文之苟同,難計文字之工拙。」有一次,譯經委員會在登州文會館開會,會期長達兩個半月,有位文會館的學生回憶,爭辯的聲音在戶外都可以聽見。

富善Taiwan Cosmic Light Magazine / Edits: CT
富善

官話和合本後期領導者:富善

富善(Chauncey Goodrich,1836 ∼ 1925)是美國公理會宣教士,1865 年來華,任教於河北通州的神學院,對官話素有研究,先後編著《中英袖珍字典》、《官話萃珍》等書。1908 年狄考文去世後,富善接下《官話和合本》翻譯委員會主席重任,完成舊約翻譯及新約修訂。在歷次的翻譯會議中,他只有一次因女兒病危而提早離開,但仍指派華人譯經助手張洗心全程參與。他經常稱讚華人助手的付出與貢獻,在他主政時期,同意華人助手與西國譯者享有同樣表決權。1919 年《官話和合本》出版,他是唯一從開始到完成始終參與其中的翻譯委員。1925 年病逝於通州,在華六十年,《官話和合本》聖經是他不朽的豐碑。

鮑康寧Taiwan Cosmic Light Magazine / Edits: CT
鮑康寧

內地會的譯經代表:鮑康寧

鮑康寧(Frederick Baller,1852 ∼ 1922),英國人,內地會宣教士,1873 年來華,先是在安徽、山西、湖南、貴州各省賑災、考察,1896 年接掌設於安徽安慶的語言學校,幫助新進男性宣教士學習中文。他是內地會最傑出的中文學者與教師,著有《英華合璧》(­The Mandarin Primer)、《日日新》(An Idiom a Lesson)等漢語教材,廣受歡迎,頻頻再版。他擔任《官話和合本》翻譯委員近二十年,並獲得內地會同意,放下其他事務專心投入譯經,貢獻甚大,與狄考文、富善並列《官話和合本》的三位核心人物,1922 年病逝於上海。

施約瑟Taiwan Cosmic Light Magazine / Edits: CT
施約瑟

殘而不廢的譯經王子:施約瑟

施約瑟(Samuel Schereschewsky,1831 ∼ 1906)是猶太裔俄國人,少年時受教於拉比學校,後歸信基督,1859 年由美國聖公會差派來華,先後將聖經譯為官話版(1875 年印行)、淺文理版(1902 年印行)。1879 年創辦聖約翰大學,1881 年中風,從此行動不便,僅用兩根尚可活動的指頭打字,完成淺文理版,又稱《二指版》。1906 年病逝於日本,美國聖經公會駐華代表尊稱他為譯經王子。

柏格理Taiwan Cosmic Light Magazine / Edits: CT
柏格理

為苗族翻譯聖經:柏格理

柏格理(Samuel Pollard,1864 ∼ 1915)是英國循道公會宣教士,1887 年來華,從雲南昭通開始,展開以漢人為主要對象的宣教活動。1905年,順應福音在苗族大發興旺的情勢,進駐貴州烏蒙山區的石門坎,辦教育、建醫院、除陋習、爭人權,帶動苗族文化復興。更為苗族創造文字,稱為柏格理文字(即滇東北老苗文),進而翻譯新約聖經。1915 年,山區爆發傷寒瘟疫,柏格理為救治學生,自己受到感染而去世。他翻譯的《花苗語新約》於1917 年出版,大花苗族終於有了第一本母語聖經。他的故事,中國央視曾攝製《在天那邊》影集連續播出。

不惜家業的譯經者:賽兆祥

賽兆祥(Absalom Sydenstricker,1852 ∼ 1931)是美南長老會宣教士,1880 年來華,先在江蘇北

部宣教,後受聘於金陵神學院任教,不惜傾注家業,獨力從事聖經翻譯,1931 年病逝於廬山。他的女兒是著名文學家賽珍珠(普立茲小說獎、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在為父親寫傳記時,對父親狂熱投入譯經事業頗有微詞:「孩子們都認為父親的新約聖經是個深坑,使他們失去渴望的玩具,或是小女孩想要的新裙子,或是他們渴望的許多書籍。他們學會滿懷希望地詢問:『媽媽,等父親完成新約之後,我們可以買一些我們想要的東西嗎?』⋯⋯他一版一版地印行,修訂每一版力求達到盡善盡美,而她(指母親)一生因著出版新約而變得越來越貧困。」

忠於希臘原文的華人譯經者:朱寶惠

朱寶惠(1889 ∼ 1970),就讀金陵神學院時,在司徒雷登指導下學習希臘文,曾任神學院函授科的希臘文教師,同時協助賽兆祥翻譯新約聖經。他們的完整本新約在1929 年出版,隔一年賽兆祥病逝於廬山,繼續修訂的責任就由朱寶惠一肩扛起。不同於賽兆祥重視譯文流暢,朱寶惠更重視忠於希臘原文,因此他在譯本後放置大量的註解與附錄,供有心研究者參考。譯本中特別收錄一篇〈賽兆祥博士小史〉,以示不忘前人的貢獻。這個名為《重譯新約全書》的譯本於1936 年出版,由賽兆祥的女兒賽珍珠資助出版經費。

記念古田教案的建寧話聖經

1895 年8 月1 日,福建省古田縣發生一場極為殘酷的教案,上百名號稱「菜會」的暴徒,清晨突襲在華山避暑休憩的外國宣教士,造成十一死五傷。來自英國聖公會的史犖伯(Robert W. Stewart,1850 ∼ 1895)牧師一家七口,四死三傷,犧牲最慘烈。而且十一位死者中,只有史牧師為成年男士,其餘皆婦孺,包括才十三個月大的嬰兒,難怪引起國際輿論撻伐,致使中國蒙羞。

湊巧的是,噩耗傳到英國那天,大英聖書公會同時收到史牧師的信函,懇求為同省邊區的建寧縣出版一本建寧話聖經。這本於次年出版的建寧話聖經,由紐柯姆(B. Newcome)小姐監印,她是殉難者之一的姊妹。殉難者的親友捐獻譯本出版經費,以記念古田教案。

師母是譯經幕後的功臣

這些牧師廢寢忘食,專注譯經大業,若非師母在幕後全力支持,恐難成事。為了避免牧師在餐桌上繼續爭論會議中遇到的問題,師母總是自願輪流大聲朗讀小說,讓丈夫放鬆心情進餐。有一次讀到有一個賣馬人告訴買主:「這匹馬很乖,不用栓也會乖乖站著。」買主第二天騎馬出村子,馬兒跑不到一里路就停下來,怎麼趕也趕不動,這時候買主想起賣馬人的話,才知道自己受騙了。在美國農村長大的狄考文牧師聽到這裡,忍不住捧腹大笑。《唐吉軻德傳》也是很受牧師歡迎的小說,為進餐時間帶來許多歡笑。

魏外揚,台灣中原大學退休講師,宇宙光馬禮遜學園副祕書長。多年來致力研究華人基督教史,有《留在遠方的雲彩》等多本相關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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跳脫「男子氣概」刻板印象的弟兄養成

造就男性基督門徒,不是要他們追求不健康的「男子氣概」,而是要幫助他們成為耶穌基督的跟隨者。

Christianity Today September 19, 2023
Sy Chen / Unsplash

今天台灣社會的男性,似乎比過去任何一個時代承受更多苛刻的目光,和性別特質的壓力。理性、豪邁、不拘小節會被調侃為「直男」;感性、膽小、溫文婉約會被嘲笑為「娘炮」。基督徒男性有可能倖免於這些標籤嗎?要幫助今天面對如此困局的基督徒男性成爲「真好男人」,是否可能另闢蹊徑,有更好的選項?

我年輕的時候(大概二十年前),社會對「直男」的接受度很高。如果男生表達意見時,強勢直接、愛說教、聽不懂女生的暗示……,通常會認為是性別差異所導致的,畢竟「男生本來就是如此啊!」但近幾年來,這些特質在重視溝通的社會卻漸漸成為貶義詞,這些特質不但被稱為「直男癌」,甚至有許多媒體開始報導和探討「直男」現象,Fcebook上甚至有「直男行為研究社」粉絲專頁

男子漢養成記

傳統社會文化裡,女性被認為是感性、軟弱、依賴、被動……,而相對於「女性特質」,「男性特質」則多指理性、強壯、獨立、主動……。隨著女性主義研究與婦女運動興起,社會漸漸發現,過去習以為常的性別規範其實需要被鬆動。

刻板印象在父權體制社會中產生:首先,父權體制的規則是將「陽剛」與「陰柔」兩種特質對立,認為陽剛比陰柔優越。並以此為中心,發展出男尊女卑、以男性代表人類經驗的文化設定,社會建制中也多由男性優先擔任領袖、掌握權力與資源。而在父權社會下,「男子氣概」(masculinity)就成為男性尋求生存時阻力最小的途徑,當男性的表現愈靠近陽剛,就愈靠近社會認可的理想男性,反之則是不夠格的男人。「娘娘腔」就是體現父權邏輯的典型用語:具陰柔特質的男性因為太靠近女性特質,而被認為如女性一般「次等」。

都是男子氣概害的

父權體制的運作方式是「控制」與「支配」,這個體系助長競爭、侵略和壓迫。男性恐懼自己被其他男性支配,也會努力透過控制他人來尋求安全感與地位,防止損失與羞辱。此外,以控制為核心的文化,也形塑男性的內在。對男性來說,男子氣概的表現,需要在生命的每個階段不斷自我建構或在群體中確認。在此期間,他們可能發現自己感覺難過時不能「和女生一樣」哭泣依賴;即使自己不喜歡,還是得和同伴一起捉弄女生、講黃色笑話,來證明自己「是個男人」。

因此,許多男性深受其害。2018年,男演員巴爾多尼(Justin Baldoni)在TED的演講揭露自己如何受困在「勇敢」、「堅強」等社會期待之中:「我一直都在假裝那個跟真實自我不同的人。當我感到脆弱時,我假裝堅強;當我沒安全感時,我假裝自信;當我受傷時,我假裝強悍。我想大部分時候我只是在演,但我厭倦這樣。我可以跟各位說,要隨時為著所有人,試著表現得像男子漢,真的很累人。」當男子氣概成為男性的律法,「沒用」、「不行」、「被宰制」就成為父權社會對男性最大的懲罰。

男子氣概對戀愛交友的影響

理想男性總是要理性地控制大局,但如果只用陽剛特質來應對愛情關係,則會是一場災難。在男子氣概的標準下,很多男性長期自我壓迫、抑制感性,容易造成自我與身體、情感的疏離,難以建立深度關係。戀愛關係的本質是情感交流,若男性對自身的情感、情緒並不敏銳,甚至因害怕失控而對自己的情緒狀態充滿恐懼;他們面對溝通衝突時,輕則難以理解對方的心情或表達同理,重則甚至會否定、貶低關係中所表達的負面情緒,遑論情感交流。

當陽剛與陰柔成為對立的特質,父權社會就會進一步發展性別分工,例如「男強女弱」、「男主外女主內」、「男主動女被動」、「男好色女矜持」等人際腳本。如果我們對所處文化沒有一定的辨識與反省,「男強女弱」觀念容易限縮擇偶的範圍;「男主外女主內」則讓男性不容易接受配偶比自己成功,也阻礙男性選擇成為全職爸爸;而「男主動女被動」有時會成為直男無法接受女性拒絕示好的理由。

最後,「男好色女矜持」更是影響深遠的惡質刻板印象!當社會將男性建構成「滿腦子都是性」、「不能控制自己的性行為」時,一方面讓男性陷入追求性能力比較的迷思;另一方面,社會輿論容易在性騷擾、性暴力事件中,合理化男性加害者,認為他們「情有可原」。此外,國外研究發現,有一定比例的異性戀大學男生會經歷自己不想要的性行為:因為男性「得」作性支配者,若拒絕女生主動的性邀約,一方面對方會沒面子,自己也會被嘲笑不符合男子氣概!

學習陽剛支配,還是學像基督?

如果在世俗社會中,追求不健康的男子氣概成為男性不得不面對的痛苦,基督信仰群體是否能給予不一樣的可能?

如果我們從世俗男子氣概的標準來看耶穌,耶穌不但是「不合格」的男性,甚至大部分時候還很「娘」!例如當耶穌談權柄時,祂說的不是控制與支配,而是「人子來,不是要受多人的服事,乃是服事人,做多人的贖價。」(太二十28)當耶穌看到馬利亞為拉撒路哀哭時,耶穌也感同身受地哭了(約十一35);當耶穌覺得恐懼孤單時,祂也坦然與門徒兼男性好友表達自己的脆弱與需求:「我心裡甚是憂傷,幾乎要死;你們在這裡等候,和我一同警醒。」(太二十六38)當時的猶太男人以和婦女互動為恥,對外邦人也不屑一顧。但耶穌卻毫不顧忌地向撒馬利亞婦女要水喝,與她深入討論生命、信仰的話題。社會期待、汙名或禁忌似乎在耶穌身上都毫無作用。

「他本有神的形像,不以自己與神同等為強奪的;反倒虛己,取了奴僕的形像,成為人的樣式;既有人的樣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順服,以至於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腓二6~8)作為三一真神,耶穌有絕對的權力成為人類的宰制者;作為第一世紀擁有眾多追隨者的男性拉比,耶穌本來能夠合情合理地享有各種人際優勢,但祂卻在當時父權文化中活出一種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成全而非競爭的人際互動、脆弱而非自強的性別氣質、對等而非宰制的性別關係。父權體系以全然支配為終極目標,但耶穌卻以十架上的犧牲順服為其生涯的完成,翻轉了權力邏輯,為在父權體系下受苦的弟兄開一條辛苦卻自由的路!

跳脫刻板印象的好門徒

在陪伴基督徒情侶的經驗中,我發現外在的性別特質通常只會在剛認識的時候發揮影響;當進入深度相處後,彼此碰撞、相遇的往往是內在的品格、個性與靈性。例如相處時是否能感知、回應彼此的情緒?溝通時是否誠實無偽?當自己的缺點或罪惡被揭露時是否願意謙卑悔改?看到對方軟弱時是否能夠良善地接納?

那麼,怎樣的人才適合進入一段關係?我認為一個人的「門徒特質」會遠遠大過於所謂「男性」或「女性」的特質!

隨著女性權力日益被重視,過去專屬男性的社會定位與工作愈來愈模糊,不免造成男生的焦慮。艾傑奇(John Eldredge)早期的暢銷基督教書籍《我心狂野》、《男子漢養成班》等內容是在有明確性別分工的社會脈絡下,鼓勵基督徒弟兄如何更man。

若放在現代處境重新思考,問題也許並不在於弟兄缺乏男子氣概,而是性別刻板印象需要被解構。我們雖然稱呼神為「天父」,但實際上神同時具備陽剛與陰柔特質;有神形像的我們其實有更大的能量跳脫、或對抗世俗的性別刻板期待,所以看似日漸模糊的性別界線,也可能是解放僵化性別分工的契機。

香港的中國神學研究院院長黃國維在《家庭神學》表示,在「彼此順服」的原則下,家庭是「小教會」,家中各人的任務分工也可以應用教會的相處原則,按著個人的恩賜(而非性別)彼此服事。

我曾訪問一個基督徒父親為何選擇在家多年擔任全職育兒者?對他來說,他是在實踐神的託付而非社會的期待:「我留在家裡對我們家比較好,太太本來就是比較會賺錢的人,就去賺錢沒關係;我又不是因為賺錢而快樂,我覺得家裡的穩定才是成就感。」

巴爾多尼在TED演講的最後說:「我不想要當男人,我想當好人。」救恩不是讓人成為男人或女人,而是成為耶穌基督的跟隨者,在福音裡活出神榮美的形像,成為完整的人。

郭宇欣是台灣葡萄紙文化出版社負責人、高師大性別教育博班生。

本文原載台灣《校園》雜誌2023年9/10月號,蒙允轉載。該期電子版可在這裏購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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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中有情、情中有理的好男人

香港神學學者闡述如何在男性情感教育中超越「男生重理性、女生重情感」的刻板印象和二元對立。

Christianity Today September 18, 2023
Illustration by Mallory Rentsch / Source Images: Getty

有些人把男女之別過度簡化為「男生著重理性、女生著重情感」。雖然事實並非如此純粹的二元對立,我們卻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沒有一個完整的知識框架,來論述理性與情感的關係。

情感與理性、肉身與靈魂、超越與限制、男與女等,從來都是以「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關係建立的。即我是有理性的情感人、有情感的理性人;我是有肉身的靈魂人、有靈魂的肉身人;在超越下受限制的人、在限制下超越的人;有男性特質的女人,有女性特質的男人,等等。

情感與理性

情感是指因與周遭世界互動而產生的即時心理和生理反應,例如,喜悅、驚慌、忿怒、心跳加速、出汗等。倫理學上,情感主義(emotivism)有別於主觀主義(subjectivism)。情感有關態度和感受,與事物的真實與否無關。情感是自然和直接的,沒有經過理性處理。年紀愈小的孩子愈反映這份自然和直接的情感,但同時,他們的情感也是處於社會化過程和需要道德來提升。

例如,有人對黑人的情感反應是負面的,看到黑人就聯想到犯罪、暴力和通俗文化等。首先,對黑人的負面情感可以是很自然和直率的表達,但表達情感也要顧及他人的情感。所以,不應該為了自然和直率的緣故,就放任情感,認為情感不需要接受教育。第二,對黑人的負面情感不單純是個人的,更可能是集體的情感,即我們在集體意識下,接受了社會對黑人的態度,並使之成為群體的習性(habitus)。第三,情感不牽涉事物真實與否,但當當事人和聽眾將自己的情感等同為事實時,由情感製造出來的偏見就更難得到處理,因為情感不再是想像,而是被視為事實,可以討論。基於以上原因,社會認為理性比情感可信賴得多。情感可以建構它所認為的事物,但理性不會,也不可以這麼做。理性講求客觀、證據和更好的理由。

不論是社會化結果還是身心結構原因,男人相對地傾向理性,女人相對地傾向情感。在男人主導的世界下,情感受到壓抑、不被重視,甚至被視為弱者的表現。例如,「男人有淚不輕彈」、「男人大丈夫,流血不流淚」等講法,進一步分割理性與情感。

話說回來,理性不是想像中客觀、不受情感影響和不需情感支援的。我們總要問「那一個理性」?例如,馬克思主義的理性就跟自由主義的理性不同;環保主義跟資本主義的理性也有不同取向;原住民對狩獵的看法與現代人對動物的看法就不同。理性所反映的,可能只是某群體的價值和思考,甚於我們所以為的普世性。理性可能只是包裝著某種情感或反映某種社會敘事,骨子裡仍是情感。即理性其實取決於情感,為情感服務,而非完全客觀。國族主義某程度上就是一例。

此外,理性也可分為工具理性與價值理性。當工具價值主導社會時,我們不可能只靠價值理性來對抗,更需要仰賴來自情感的勇氣,來堅持價值理性,我們需要情感來保護價值理性。同樣,價值理性也需要培養恰當的情感。當我們習慣說「知、情、意、行」,將「知」放在「情」之前時,我們也要考慮「情、知、意、行」,甚至「行、情、知、意」等不同模式。

理性與情感不是對立,而是理中有情、情中有理,以辯證方式交織。習慣了理性思考和理性表達主導的男人,可以如何多培育和運用他們的情感資源?

經驗與弱勢群體

我在大學從事近三十年教學和研究,已不自覺訓練出多用理性來表達。所以,有些讀者認為我的文字很難懂。事實上,我的論文和講道源於經驗(情感)多於抽象思考。經驗是相遇,以感官接觸世界,感受其中的人與事,繼而思考:「他們要向我說什麼?」「我要放下什麼才可以聽見他們所說的?」「我接觸了一個人還是一堆資訊?」「與他們相遇的經驗修正了我什麼?」按照布伯(Martin Buber)的理念,一切關係大致可分為「我—你」(I-Thou)、「我—它」(I-It)兩種。承繼猶太宗教Shekhinah的信念(意即「上主臨在萬物」),布伯認為我們不但可以從萬物中感受到上主的臨在,上主也在萬物中彰顯祂的光輝。那麼,我—你不限於可見的「你」,因為在你之中,「我」可以遇到上主。此外,我—你也不限於人,因為上主臨在萬物當中,樹木也可以是你。我—你與我—它最大的分別,在於前者的你是完整和獨立的個體,不是由我支配;而後者的「它」則是由我支配。若要與「你」有真實相遇,我就需要放下理性和情感所建立的偏見。然而,這並不代表,需要否定一切我—它關係,因為這樣在生活世界是不可能的。所以,問題不是我—你與我—它的對立,而是當我—它關係與我—你關係切割,我—你就不再為我—它提供相遇基礎。

上文提到,我的論文和講道源於經驗(情感),就是指我—你的相遇。我十幾歲時就進入弱勢群體中擔任義工,聆聽他們的故事、與他們同行。他們是精神病康復者、智障者、孤兒。之後,我接觸濫用藥物者、失智者、同性戀者、貧窮者、失明者、喪偶者、臨終者等。他們的遭遇不只開拓我的視域,更豐富我的情感世界。事實上,他們的遭遇(尤其受到社會歧視)攪動我的情感和理性世界。人不是簡單分為好人與壞人、成功與失敗、信徒與非信徒、理性與情感。與他們相遇,使我對社會給予我的理性訓練抱持一定懷疑,甚至也懷疑以教義(dogma)之名出現的教會真理。例如,失智者挑戰一般以理性、個體和品格等對人狹隘的理解。智障者不會用嚴謹辯論方式參與社會生活,但他們對世界的理解不遜我們,只是他們並非以解決問題的方式來生活。這不是說理性思考和表達不重要,而是理性的排斥性和霸道性,令我們的生活變得狹隘、排斥、分類,甚於豐富和多元。

人際相處離不開權力,而權力多以理性運作,人也以此維護其權力。直接地說,權力就是論述。例如,博物館的陳設並非如我們想像中客觀,關於昔日的陳列、選材和陳述就牽涉權力。女性主義質疑,為何女人的聲音和樣貌都在公共領域消失?為何女人一定要跟隨既定的理性規則參與討論和表達?我們唯有放下慣常的理性,才可恢復受壓抑的感情,從而聽見弱勢群體的聲音,並從他們的角度認識世界。

反思喪偶

1.自我存在的解體

我比較不守規則(某種理性規則),並遊走於不同弱勢群體,這些都培養了我的情感;而這些情感又幫助我更坦誠地面對信仰,不拘於壓抑生命的教義。一九九九年十月二十一日,內子離世,將我拋入一個理性暫時無效的生活。第一,人從不是孤島,人透過倚賴而存在。因此,她的離世讓我陷入存在的解體。存在的解體,源於關係中斷而無法彌補。我開始明白為何很多失戀者和離婚者會陷入極度困擾。情感的傷痛讓我明白主耶穌向我們所說:「復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雖然死了,也必復活。」(約十一25)這是一句充滿情感和愛的話,而非一則教義。釋經並不幫助我明白這句話,只有情感才可以。哲學家馬賽爾( Gabriel Marcel )說:「愛一個人,就等於對他說『你永遠不會死!』」這正是耶穌對我們的愛,使祂必使我們復活。因此我們可以說:「說了再見、約定再見,在天家就會再見。」

2.承擔自己的煩憂

與這點相關的是第二點:我因內子離世而承擔自己的責任。海德格(Martin Heidegger)曾說

從他人那邊取走煩憂(care)而將自己的關注(concern)放到那人的職分(position)上,這就是為他人代勞。這樣的關懷乃是為他人接管(take over)其關注之事。於是,那個人被逼失去了(thrown out)自身的職分,讓他從已經涉入的事件中向後退回,轉而等待接收那已經被處理完成的事務,或者完全將自身從那個事件抽離(disburden)。在如此關懷的情形下,那人遂成為一個被宰制者和依賴者,這種宰制對他而言甚至是無聲的,並且是持續潛藏的。這種關懷是一種遠離煩憂的代勞,以更廣泛的範圍決定另一個存有,並且是一種以附屬的方式成為「應手之物」(ready-to-hand)之關注型態的極致表現。

離世的內子為我代勞多年(照顧我們),她的離世迫使我面對和承擔自己的煩憂,包括當時只有七歲和四歲的女兒。不會有太多人期待煩憂,但人卻不自主地被拋進煩憂當中。在煩憂當中,人被迫從「應手之物」(ready-to-hand,即「什麼都準備好」)進入「手前之物」(present-at-hand,即「擺在前面,需要人自行整理」),思考當下可以和應該如何自處之外,也要面對焦慮的情感。例如,「我可以讓女兒健康成長嗎?」「若我也離去時,我可以交託女兒給誰?」「手前之物」不單純是個理性課題,重點是我不再可以將自己假手於人。我要有勇氣和責任面對「假如世界原來不像你預期」所帶來的震盪。

3.意義的突破

第三,因自我存在的解體和承擔自己的煩憂,我進入一個意義突破(sense-breaking)的過程。簡單來說,意義得以突破,是因為昔日意義(sense-making)不再足以承托我今日的遭遇。若仍停留在昔日意義當中,我就可能需要壓抑情感或否定情感。若我忠於自己的情感,我就需要有勇氣突破昔日意義,重構新的意義。例如,禱告對我而言是上主給我們的禮物,滿足我們的心理需要。所以,若只從「上主應允」來理解禱告,我們就誤解禱告了。上主應允只是我的額外收穫(bonus),所以,若上主沒有應允,我仍會禱告。任何意義的突破都會一定程度衝擊某種理性的習慣或理性背後的權力。經驗過某種存在的解體,我就不再介意別人批評了。

或許,對讀者來說,以上三點分享很抽象。這一切源於經驗內子離世的反思。這些理性反思是關於情感、傷痛、存在。理性暫時無效之際(受情感挑戰),需要重構,達到「情中有理、理中有情」。此外,以上三點反思是否很男性中心?無可否認,這可能是受我所接受的學術訓練影響。但如果我們從來都是「有男性特質的女人,有女性特質的男人」,我們就無須受限於男女二元思維,反而可以開放地聆聽其他人的反思。當然,這講法沒有霸道地以為我自己的觀點是放諸四海皆準,而不受自身性別影響的。

總結

本文先從情感與理性開始,繼而以不同人的經驗展示情感與理性關係;最後,我以個人的喪偶經驗進一步反思情感與理性。這三個片段嘗試帶出有距離的思考、與他者相遇的思考,以及存在的思考。希望這不同思考面向可以幫助讀者從不同層面思考情感與理性。

龔立人是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神學院副教授。

本文原載台灣《校園》雜誌2023年9/10月號,蒙允轉載。該期電子版可在這裏購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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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她」、「祂」——中文聖經翻譯中的人稱代名詞

第三人稱代名詞的翻譯涉及人物的性別(「他」與「她」)、單數與複數(「他」與「他們」),更有指代上帝的「祂」和指代耶穌的「他」引出來的神學爭議。

Christianity Today September 14, 2023
Illustration by Christianity Today / Source Images: Getty

可別小瞧了人稱代名詞「你」「我」「他」,在中文聖經翻譯上,失之毫釐,差之千里。路加福音書十五章記載耶穌講了「男人失羊」、「女人失錢」、「父親失兒子」三個連環故事(作爲比喻),強而有力地傳達出上帝尋找失落者、一個都不能少的愛。故事主角的第三人稱代詞是用「他」還是「她」,顯然不能混淆。

目前華人基督徒使用率最高的《新標點和合本》(Chinese Union Version with New Punctuation,縮寫:CUNP)中文聖經,是修訂1919年的《官話和合本》(Chinese Union Version,縮寫CUV),對於第三人稱代名詞特別做了區分,男性用「他」,女性用「她」,動物用「牠」,事物用「它」,使讀者更易辨別。但關於女人失錢的故事,沒有將人稱代名詞「他們」改為女性的「她們」——「找着了,就請朋友鄰舍來,對他們說:『我失落的那塊錢已經找着了,你們和我一同歡喜吧!』」(路加福音15:9),於是造成一些讀者的驚嚇:這個婦人怎麼可以找一堆男人來一起慶祝找回失落的那塊錢?在耶穌那個時代這會被認爲是傷風敗俗,不守婦道啊!

在路得記也有一個第三人稱代名詞的問題。第二章描述路得一直辛勤地在田間拾取麥穗,認真工作。田主波阿斯顧恤路得這對婆媳的窘境,到了吃飯的時候,波阿斯邀路得來與眾工人一同吃餅,路得就在收割的人旁邊坐下。

在路得記2:14,第三人稱代名詞單數誤植為複數「他們把烘了的穗子遞給她。」於是讀者誤以為場景是:收割的工人們(複數的「他們」)都很喜歡路得,個個都熱情地招呼她,許多人紛紛把自己烘了的穗子遞給她。於是路得收到烘好的穗子太多了,她都吃不完,還有餘剩的。然而真正的畫面是田主波阿斯(單數的「他」)親手把烘了的穗子遞給她。這個動作也暗示其他工人不可以欺負外國人路得。她吃飽了,還有餘剩的。可見波阿斯給的份量極其多,多到她都吃不完。

但這個錯誤不能算在《新標點和合本》的帳上,因為早在《官話和合本》就已經錯誤了。2010年的《和合本修訂版》已經修正:「波阿斯把烘了的穗子遞給她」。

中文原本沒有區分性別的人稱代名詞。將人稱代名詞做細分,是1915年新文學運動的成果。一百年前,中國的文人使用文言文,輕視白話文,但胡適、陳獨秀等人大力提倡要用白話作為一切文學的唯一工具,創造中國的文學。掀起許多文人支持,其中劉半農模仿西方語言 she ,造出新字「她」。他於1920年9月,第一次將「她」字入詩—《教我如何不想她》。

《官話和合本》於1918年12月31日送印刷廠,1919年4月22日出版,還來不及跟上新文學運動對於人稱代名詞的主張。或許這讓曾經擔任《官話和合本》翻譯助手的王元德(又名王宣忱)想要自譯中文聖經,呈現新鮮的、立誠的、平易的、明瞭的、通俗的漢語新文學。他的《王元德官話新約聖經》有幾個特色,若遇到經文是詩體裁就用詩體排法,如馬太福音1:23

必有童女,懷孕生子,
人將稱祂的名為以馬內利;
以馬內利繙出來,就是上帝與我們同在。

王元德大膽嘗試跨出聖經文本的世界,使用讀者所處的中文世界來翻譯,如主的使者在約瑟的「夢中顯現」,他譯作「託夢」給約瑟。見馬太福音1:20; 2:13, 19。

王元德對於人稱代名詞,更有許多的新嘗試。遇到女性第三人稱,照著新文學運動使用「她」,見馬太福音 1:19 「她丈夫約瑟,是個義人,不肯明明的羞辱她,想要暗暗的將她休了。」

該譯本則首次採用特殊的代名詞「祂」稱謂上帝;見馬太福音1:21 「她必要生一個兒子;你要給祂起名叫耶穌;因為祂要將祂的百姓從罪惡裏救出來。」

另外,王元德用「牠」稱撒但、污靈、魔鬼。見馬太福音4:10 「耶穌對牠說,撒但,退去罷:因為經上記着,應當拜主你的上帝,單要事奉祂。」馬太福音10:1 「耶穌叫了十二門徒來,賜給他們權柄,制服污靈,趕出牠們,並醫治各樣的疾患,各樣的病症。」馬太福音25:41 「王又要向那左邊的說,你們這可咒詛的人,離開我,進入那為魔鬼和牠的使者,所豫備的永火裏去罷。」

王元德關於「祂」的創舉,導致日後《和合本聖經修訂時,學者們討論著是否要使用「祂」來尊稱上帝或耶穌。尤其耶穌是百分之百的上帝,也是百分之百的人,究竟要用「他」,還是「祂」來稱呼?曾任《和合本修訂版》編輯委員會總編輯的周聯華表示

「上帝」代名詞如果用「祂」,問題較少;但是如果「上帝」用「祂」的話,就牽涉到另一個問題:就是「耶穌」的代名詞,是否也要用「祂」?假如不用「祂」來指耶穌,事關耶穌的「神性」,茲事體大。如果當「上帝」用「祂」而「耶穌」用「他」,這會牽涉到「上帝」與「耶穌」,也就是「父」與「子」是否不同等的問題,如此就會再興起教會歷史中無從解決的老問題。

周聯華也注意到英文聖經中的《新欽定本》(NKJ)提到上帝與耶穌,都用大寫的He/Him/His,從耶穌的出生到死亡一直到復活都用He/Him/His。但他認為這種方式會讓讀者誤以為耶穌只有神性沒有人性,又產生另個備受爭議的神學議題。周聯華沒提到的、也是用大寫處理的英文譯本,另外還有1977和1995出版的《新美國標準聖經》New American Standard Bible。

事實上,中文聖經翻譯者,以最接近原文直譯,注重原文和中文字詞的對應的呂振中,曾經於1946年的《呂譯新約初稿》用了「祂」,但1952年《新約新譯修稿》就改回「他」,直至1970年正式出版整本聖經全書,也都不用「祂」。目前,大多數的中文聖經譯本,皆不用「祂」來指稱上帝和耶穌,只見於市占量較低的《恢復本》、《NET聖經中譯本》。

而人稱代名詞的困難度,不僅在於中英文聖經翻譯上。舊約希伯來文聖經、新約希臘文聖經本身就存在著一些難解經文。例如羅馬書9:5 「列祖就是他們的祖宗;按肉體說,基督也是從他們出來的。他是在萬有之上,永遠可稱頌的 神。阿們!」那個在萬有之上,永遠可稱頌的「他」,究竟是指聖父上帝耶和華?還是聖子上帝耶穌?

人稱代名詞,看似簡單,實則深邃不易,有時蘊含著各種意義的空間和可能性。可別小覷!

陈凤翔,神学院圣经老师、信望爱圣经网站主编。台湾神学院新约神学硕士、信义神学院道学硕士,台湾神学院旧约博士进修中

神聖的富足不僅僅是個口號

奢侈祝福的語言完全符合聖經教導——即使有時會被人們濫用。

Christianity Today September 13, 2023
Illustration by Rick Szuecs / Source Images: Tomas Kirvela / Unsplash / Envato

五旬節派和靈恩派基督徒通常特別喜歡提及「神聖的豐盛」之類的主題。雖然我希望所有基督徒都喜歡這個主題,但我的教會確實有點過度強調它了。我的教會非常喜歡討論上帝的慷慨、聖靈的滿溢和基督的豐盛。比起「XX路教會」,我們更願意把教會命名為「豐盛生命教會」。我們的敬拜歌曲和禱告裡反映出一種信心:深信上帝賜下的豐盛會遠遠超出我們的期望。

若把距離拉遠一點來看,像這樣的信念可能會被人誤解。很多人的信心與他們對財富不健康的痴迷程度密不可分。在最糟糕的情況下,「豐盛」和「富足」之類的詞彙可能會被(而且已經發生)人扭曲的理解,認為聖經應許那些有足夠的信心、足夠的「宣告」,或給予教會足夠多的人會得著舒服的物質生活。

但即使有可能造成像這樣的誤解,我們也沒必要因噎廢食。在最好的情況下,讚美上帝神聖的豐盛單純的反映了聖經裡確實強調的事:充滿果實的花園、流著奶與蜜的土地,金碧輝煌的聖殿,或從神的寶座傾瀉而下的水晶河,河流所到之處皆帶來醫治和豐盛。

特別是,神聖的豐盛確實是約翰福音的重點。我們多數的人都很熟悉約翰福音10:10,耶穌說:「我來了,是要叫羊得生命,並且得的更豐盛。」這並非一句偶然或孤立的話。這句話夾在兩個「我是」中間:「我是門」(第9節)和「我是好牧人」(第11節)。耶穌形容自己為通往救恩的大門和為羊群捨命的牧羊人,在這兩個形象之間,是祂的事工與在祂之前的「盜賊和強盜」的事工之間的強烈對比(第8節)。他們是來奪取我們的,而耶穌是來給予我們的。他們尋求毀滅,耶穌尋求豐盛。

約翰很早以前就在為這節經文做準備了。在約翰福音第1章裡,他形容基督的事工為神聖豐盛的湧現:「從祂豐滿的恩典裡,我們都領受了,而且恩上加恩」(第 16節)。在第2章中,我們參觀了一場婚禮,耶穌在婚禮上釀造了數量驚人的美酒。在第6章中,耶穌用麵包做了同樣的事,祂創造數量如此多的麵包,以至於每個人都吃飽後還剩餘12筐的麵包。

耶穌的神蹟屢屢表現出數量驚人、過度且不必要的慷慨。有人癱瘓了38年(約5:1-9),有人從出生就瞎了眼(約9:1-7),甚至有人死了四天(11:38-44)——全都得到醫治。耶穌還從深海裡釣出150多條大魚,數完之後吃了一頓BBQ(約21:11)。約翰說,如果我們把耶穌的事蹟全部寫下來,世界上所有的書都不夠記錄(21:25)。

約翰福音裡的對話也講述同樣的故事。我們知道耶穌「說神的話」,祂賜下聖靈「是沒有限量的」(3:34)。我們也知道,祂來是要賜下「泉源,直湧到永生」(4:14),且要行「比這更大的事,叫你們稀奇」(5:20),祂會留下「活水的江河」供人飲用(7:38)。祂把自己比作一粒種子,若種子死了,就結出「許多子粒來」(12:24),祂又比喻自己為一棵葡萄樹,門徒若住在祂裡面,也會結出許多果子,這樣他們的「喜樂可以滿足」(15:11)。即使在耶穌死亡之時,我們也見到血和水從祂的身體裡湧出,因著祂捨去自己,有活水溪流從祂心裡深處流出(19:34)。

約翰說得再清楚不過了。耶穌的杯子是滿的——充滿了恩典、真理、聖靈與喜樂、餅與酒、光與生命、工作與水、魚與果實。神學家戴維·福特(David Ford)在他近期的註釋書裡寫道:「約翰福音是一部豐盛的福音書。」

也許我們過度強調了神聖的富足。也許我們對物質財富和福祉過度痴迷是因為我們花了太多時間思想上帝的豐盛。然而,我認為事實恰恰相反:我們拼命的想攫取我們所能攫取的資源,是因為我們認為天父的資源會枯竭。然而,只有當我們真正的反思祂的豐盛——大桶的酒、一筐筐的麵包、一個接著一個的恩典——我們才能塑造出慷慨的生命和真正被無法言喻的喜樂充滿的心。如同耶穌在馬太福音10:8所說:「你們白白地得來,也要白白地捨去。」

安德魯·威爾遜(Andrew Wilson)是倫敦國王教會(King’s Church London)的教學牧師,也是《萬物之神》一書的作者。

翻譯:Yiting Ts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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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聖經「地理」能塑造我們的靈命及宣教觀

追溯聖經故事的地理樣貌讓我們見到上帝是如何在我們身處的物質世界裡工作的。

Christianity Today September 13, 2023
Illustration by Mallory Rentsch / Source Images: THEPALMER / Getty Images / Priscilla du Preez / Unsplash / WikiArt

身為有朝一日將與道成肉身的救主永遠同在的我們,在我們仍以肉身狀態活在這短暫的世上時,應該如何讀聖經呢?也許不少人都曾有過這樣的問題及各式各樣的回答。然而,還有ㄧ個讓我們意想不到的答案:研究聖經地理。如果你一聽到「地理」這個詞就想打瞌睡,我完全能理解。小學二年級時,我在社會學課的地圖閱讀部分得到不及格的分數,導致我在接下來的15年都不喜歡讀聖經裡的地圖。然而,直到我開始在一所將地圖納入聖經課程內容的基督教學校任教後,我才意識到地理可以多麼的有啟發性。

我如今知道,學習聖經的地理知識不僅是可能的,而且也能幫助塑造我們的靈命和宣教觀。追溯上帝在物質世界裡的作為,可以預備我們在我們的生活和社區裡參與祂復活的工作。

1.地理提醒我們,上帝一直在物質世界裡做工

當我們帶著地圖讀《創世記》第25-33章時,我們會注意到上帝在雅各生命中的各個關鍵時刻出現:如大衛·科特(David W. Cotter)指出的,在雅各逃離應許之地前,上帝在伯特利顯現;在雅各重新進入應許之地前,上帝在毗努伊勒顯現。雅各將這些地方命名為「神的殿」和「神的面」,以紀念他在這些脆弱時刻遇見上帝滿有恩典的同在和大能。上帝的啟示不是抽象的概念或純粹發生在靈性層面。上帝的啟示也植根於充滿意義的地理位置。

自《創世記》以來,上帝一直在歷史的長河裡穿梭,尋找我們,呼召我們回家。對聖經地理的學習突顯出上帝確實進入我們身處的世界,打破人們對物質和靈性之間錯誤的二分法。在地圖上追踪上帝的工作提醒我們,祂一直在做工,祂在物質世界裡與我們相遇,無論是現在還是在永恆裡(啟示錄21:1-5)。

2.地理幫助我們認識有血有肉的聖經人物,並讓我們正視自己的生命及處境

讓我們追溯路得和拿俄米從飢荒的摩押到大麥豐收的伯利恆的旅程(伯利恆的字面意思是「麵包之家」)。當我們仔細思考這兩位婦女在這趟旅程的經歷時,我們會更容易對她們遭遇的苦處和飢餓產生共鳴,而不是讀到她們「一直往前走,直到伯利恆」這節經文後就迅速略過她們的旅程(路得記1:19)。對這段經文背景的理解使我們更深刻地意識到,上帝不僅供應路得和拿俄米屬靈上的需求,也照顧她們身體的需要。(譯註:本段引用經文根據英文聖經版本翻譯,中文和合本記載為「於是二人同行,來到伯利恆」)。

當我們認真而具象地看待聖經人物時,我們也更能正視自己的身體與處境。地理是提醒我們的一種方式:我們的救主看重我們的身體及其景況。

3.透過地理的視角讀經使我們能更積極主動地融入文本背景裡

地理背景邀請我們沉浸在聖經世界裡,ㄧ邊讀經ㄧ邊提問。相對於當地的主要貿易路線和邊界,伯利恆的位置、海拔高度、自然資源和生活方式會是什麼樣子?聖經裡還有哪些事件發生在那裡?認識伯利恆的地理位置如何幫助我們理解聖經某一節經文?這些問題成為我們學習聖經時的引導繩,使我們查經時與物理世界連結在一起,避免對經文作出過度靈意或寓意化的解讀。

我們可以透過在聖經空白處勾畫地圖、使用聖經地圖工具書或聖經辭典來追踪聖經人物的足跡,或參考聖經圖庫、地理介紹影片、甚至親自拜訪聖經地點⋯⋯等,讓「道」成了「肉身」式的方法來讀聖經。我們教課時,也可以在課程裡加入將地理環境視覺化的圖像或影片,讓聖經信息活跳跳的呈現出來,因為透過視覺化的方式組織信息能大大提高聽眾的參與度和知識記憶度。這些策略尊榮了上帝的信息——祂是道成肉身的主,祂與聖經人物在那時那地相遇,也與我們在此時此地相遇。

4.地理向我們展示了上帝使命的範圍

你有沒有想過,為什麼馬可福音裡會有兩個關於耶穌餵飽大批群眾的故事(馬可福音6:30-44;馬可福音8:1-10)?當我搭船駛過加利利海(它是以色列最大湖泊)時,耶路撒冷大學一位教師指出,在耶穌的時代,海的西邊是猶太人的區域,東邊則是外邦人的區域。我霎時茅塞頓開,因為我意識到,耶穌既餵飽猶太人也餵飽了外邦人,證明祂是所有人的生命之糧。

追溯第一世紀加利利海區域的政治邊界,可以看到上帝的子民來自各種不同的民族。這位「猶太人的彌賽亞」渡海進入外邦人的區域,將上帝的國度帶給更多的人。聖經裡提到「加利利海的另一邊」或「遙遠的彼岸」,不僅僅只是故事進展的一部分,更是展示了耶穌對萬民的心。(譯註:英文聖經版本的約翰福音6:1突顯了去到「遙遠的彼岸」,中文和合本翻譯則僅提到耶穌渡過加利利海。)

關注聖經的地理背景還能裝備我們有著宣教思維。耶穌吩咐那個曾被鬼附身的人留在海的另一邊,也就是外邦人那邊,在他自己的社區裡分享天國的好消息(馬可福音5:19-20)。耶穌也任命保羅離開他的社區,邀請外邦人進入神的國,並引領保羅向西走,在戰略性的港口城市建立基督徒社區(使徒行傳9:15)。在地圖上追朔上帝對歷代基督徒的呼召,提醒我們聖經裡有關於「去」及「留下來」的各種例子。這也激勵我們更有意識地參與在我們所處的環境裡。

5.地理塑造了我們對被釘在十字架上並復活的上帝的認識

當我們拿著地圖一邊讀舊約時,我們能更清楚的看到上帝長久不間斷地與祂的子民在物質世界裡相遇。耶穌的事工延續著這個方式,使我們得以與愛世人、甚至為挽救世人而死的上帝(約翰福音3:16)面對面。當我們研究耶穌生活、死亡並從死裡復活的地方時,「道成了肉身,住在我們中間」這句話的意義就更加真實了(約翰福音1:14)。

站在耶穌童年的故鄉拿撒勒附近,我了解到祂是在一個保守的猶太小村莊長大的。透過實地參觀或閱讀彼得·沃克(Peter Walker)所著的《追隨耶穌的腳步》(In the Steps of Jesus)等書籍了解耶穌童年時期的生活環境,幫助我們認識耶穌這位一世紀的猶太拉比。「地理」背景就像一條管道,將我們帶往耶穌身處的文化環境,讓我們能更真實的認識祂的生活和事工。

耶穌在耶路撒冷城外被釘死在十字架上的那刻,聖殿裡的幔子裂開了,因著大祭司基督的死,人們得以進入至聖所——祂邀請祂的子民進入祂永恆的同在裡(馬太福音27:51;希伯來書9章)。正如巴里·貝澤爾(Barry Beitzel)的研究指出,耶穌復活後在各處顯現,從耶路撒冷直至地極,標誌著耶穌全球性的使命(使徒行傳1:8)。

在去往以馬忤斯路上的顯現中,耶穌引導祂的兩個門徒討論受難的彌賽亞。他們當下並不知道與他們同行的正是復活的救主。耶穌引用舊約裡關於基督的預言,教導他們基督的使命。在這條路上,他們逐漸明白耶穌的使命;而到了餐桌上時,他們終於認出了彌賽亞。(路加福音24:13-32)

當我們像門徒那樣,一起踏上經文裡各種不同的道路和地形時,我們也會更加了解上帝的使命。

透過地理背景的視角來讀聖經是一種屬靈操練,能影響我們對上帝、對即將到來的天國以及我們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的神學認識。基督已經死了,並且已經復活了。我們也將死而復活。我們將在有形的地方以有形的身體與上帝同住。當我們將聖經裡的故事紮根於真實的全球地理位置上,我們將能以嶄新且具體的方式理解上帝在物質世界裡的使命。

凱爾莎·格雷比爾(Kelsa Graybill)擁有塔爾博特神學院的聖經闡釋碩士學位,並在kelsagraybill.com網站上撰寫有關聖經與靈性塑造交叉點的文章。

翻譯:Jane Hao / 校編:Yiting Ts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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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師,你為何躲藏?

管理自己「罪行」的策略很少能奏效,是時候勇敢的從陰影下走出來了。

Christianity Today September 12, 2023
Illustration by Rick Szuecs / Source image: Lightstock

十七世紀長老會神職人員約翰·弗拉維爾(John Flavel)在《保守心靈》(Keeping the Heart)一書中寫道:「有些人在世上活了四、五十年,但和自己的心靈對話的時間卻幾乎不到一個小時。」

我發現許多在事工禾場上的人都是如此。這些傳道人以優異的成績通過按牧考試;他們能引用巴特(Barth)和巴文克(Bavinck)等神學家的思想,在社交媒體上針對文化議題輸出「熱門的觀點」;他們擅長與人交談,且是星期天早上最後一個離開教會的人。但是,他們內心被忽視的需求如同沸騰的鍋子,透過一些偷偷摸摸、遮遮掩掩的行為流露出來,而這些行為可能會讓他們失去牧職,甚至失去他們的家庭。

他們是迷失的牧師跟傳道人,孤獨、忙碌、空虛,無法與自己的心靈有任何形式的對話,也無法與比自己的呼吸還更接近他們的上帝對話。

閃亮的形象及隱藏的自我

蘇珊·豪瓦奇(Susan Howatch)的小說《閃亮的形象》(Glittering Images)裡描述了與我所說的類似的故事。在小說裡,查爾斯·阿什沃斯(Charles Ashworth)是一位矛盾重重的聖公會牧師,當他與他的屬靈導師喬恩·達羅(Jon Darrow)會面時,導師挑戰他揭開虛假的自我,並稱之為「閃亮的形象」——查爾斯在公眾面前穿上這個形象,卻忽視了更深層次與自己內心的對話。

身為查爾斯的屬靈導師,達羅做了一件有趣的事。他單刀直入地提及查爾斯那「閃亮」的人設,說:「他一定累壞了。難道他從來沒有感到一股強烈的衝動,想透過向別人傾訴來放下包袱嗎?」

「我不能,」查爾斯回答。

「你說的『我』是誰?」達羅問道。

「那個閃閃發光的我。」

「是的,」達羅說,「這是當然的,你只允許世界看到那個查爾斯,但你如今已經不屬於世界了,不是嗎?我和其他人不一樣,是因為我知道有兩個你。我開始對另一個查爾斯感興趣了,就是那個沒有人見過的查爾斯。我想幫助他從那個光鮮亮麗的形象背後走出來,放下那個折磨了他很久的可怕的包袱。」

「他不能出來,」查爾斯說。

「為什麼不能?」達羅問道。

在這個深刻的自我認知時刻,查爾斯答道:「你不會喜歡他,也不會認可他。」

達羅溫柔而坦誠地回應他:「查爾斯,當一個旅人背著沉重的行李蹣跚前行時,他不需要有人拍拍他的頭,告訴他他有多棒。他需要的是有人主動分擔他的行李。」

迷失的牧師可以在虛假的自我形象驅動下走得很遠。他們也許很成功、有影響力、令人仰慕、迷人且聰明。但在表面之下,這些人非常害怕、迷失和孤獨,充滿了未被滿足和被忽視的需求,就像個尚未爆炸的火藥桶。他們帶著未曾被人挖掘的故事,未曾承認過的痛苦,以及未曾坦白過的傷害他人的事蹟。

就拿吉姆(我真實輔導過的人的故事混合體)的例子來說吧。他是神學院頂尖的學生,也是優秀的植堂牧師。正當他剛出版他的第二本書時,妻子發現了他的「色情簡訊」。他告訴妻子這只是個愚蠢的、一次性的錯誤。然而在那之後,她在他的筆記本電腦裡發現了累積多年的色情影片,然後又有幾位女性站出來講述她們與吉姆之間的來往。

即使到了這個時刻,吉姆也認為接受心理諮商是愚蠢的事。他說自己有個健康的原生家庭、愛他的父母和愛他的配偶。他形容自己在性上的罪績為「惡者的攻擊」,這成功的引起他配偶和長老會議的共情,他們深信吉姆是撒旦的特殊目標,因為他是個結實累累的牧師。

但很快的,在諮商的過程中,我們發現了「小吉姆」——八歲版本的他——不斷照顧著母親的情感需求,自己則因著父親長時間的出差及神秘的消失感到焦慮。在真相揭曉前,小吉姆在孤單和困惑裡煎熬著,直到13歲那年,在一個陰雨綿綿的四月天,父親打來電話,說他要和情人一起住在巴西。

吉姆很快就成了兄弟姐妹的代理父親和母親的代理配偶。但是,他對母親萌生了憤怒和怨恨。他覺得自己既要對她負責,又要被她控制。與此同時,他幻想著父親在世界各地冒險的經歷。雖然吉姆選擇了負責任的好孩子的道路,但他隱藏了那個背負著羞恥、憤怒和孤獨的影子自我。

將時間快進到吉姆35歲左右的時候。他的妻子正忙著照顧兩個不到三歲的孩子,他們之間情感上脫節的情況一直沒有得到解決,而吉姆自己內心也有很多情感需求沒有被滿足。對母親那未曾被處理過的憤怒情緒轉化成了他幻想及利用和他傳「色情簡訊」的女性,讓她們服從於他;他所看的色情影片內容皆是女性以犧牲自己為代價來滿足男性的性需求。在他的幻想世界裡,他和父親一樣自由,但在現實生活裡,他能繼續做一個盡職盡責的植堂牧師和丈夫。吉姆用這種幻想方式演繹著他未曾處理過的傷痛經歷,因為這讓他對自己混亂的內心世界有些微控制感,但也在不知不覺中侵犯並傷害了女性,破壞了自己的婚姻和事工,違背牧師職務的神聖信任。

如何從陰影裡走出來?

今日有許多迷失的牧師,其中一些人帶領著大型教會或事工,充滿影響力,有發言的平台,能寫書,並能用他們的權力地位來獲得親密感和信任。事實上,經過二十多年的諮商經歷,我如今認為多數我接觸到的牧師比他們自己意識到的更加迷失。牧師們重度自戀及觀看色情影像的比例驚人,許多牧師擔心自己的陰暗面會毀掉他們的事工,所以他們變得善於隱藏。

但許多關於「控制罪及慾望」的策略就是沒有用。這些自救方法只是靈魂的OK繃。除非我們冒著風險將真實的自己從陰影帶往光明處,否則我們內心未曾解決的悲劇將繼續在潛意識裡控制著我們。

發展透明的人際關係

牧師需要有讓自己感到安全的關係,在這樣的關係裡,他們可以向他人敞開心扉,真誠透明地分享自己在別處無法分享的事。他們需要的不僅僅是問責夥伴——最重要的事不是向他人匯報自己的罪,而是被人了解。我認識的一位牧師每週都會和另外兩位弟兄在家裡聚會一個半小時。他們會和彼此吐露這一週面對的掙扎。不僅如此,他們還會一起審視這些掙扎。他們會互問類似這樣的問題:「這些事是否是一種不斷重複發生的模式?」或,「這反映了什麼樣的需求?是否讓你想起什麼傷心的過往?

這種做法可能會讓那些在隱藏秘密等策略下生活了一段時間的牧師感到恐懼。被人看見和了解,意味著冒著感到羞恥的風險。安全的人際關係可以在真誠的友誼中找到,但我鼓勵你找一位有智慧的、對你生命裡不曾被他人見過的那部分感到好奇的心理諮商師。

增加你的自我洞察能力

當我們無法與自己、上帝、他人共處於自己最真誠的現狀時,對任何事物的「成癮」就有可能發生。我們必須努力活在當下,真誠的面對上帝、自己、我們所有行為、身體、其它受造物、以及我們身邊的人。許多牧師都太忙了,無法放慢腳步來審視自己的生命及狀態,以致於「真正地與自己、與上帝、與他人同在」似乎成了一種他們負擔不起的奢侈品。然而,正是這樣的牧師經歷著焦慮、恐慌、恐懼且健康出現問題。這些都是久久不專注於自己生命狀況所帶來的影響。

曾經有一位植堂牧師來找我,說他在新教會的預演聚會中出現了恐慌發作(panic attack)的症狀。他想要快速解決這個問題,但我們發現他對自己的身體很陌生,沒有意識到他焦慮和壓抑的憤怒源於早年事工失敗的創傷。我建議他進行沉思和默想的練習。這些練習不僅對我們靈命的完整至關重要,對身體和心理健康也有很大的幫助。當他開始這些練習時,他驚奇地發現,他的焦慮症狀消散得如此之快,並且自己的身體和情緒竟然是如此緊密地連結在一起。

探索自己的生命故事

我們每個人都會不自覺地以傷害自己和他人的方式重現未曾處理過的傷痛。當我輔導的牧師開始把他們人生故事裡的節點(那些影響著他們現今事工的過往事件)聯繫起來時,他們經常發現自己至今仍被曾經的關係模式和童年創傷所奴役。

一位牧師發現,當她出席領導團隊的會議時,她總是感覺自己只有十二歲。這些渺小和羞愧的感受來自多年前她父親邀請公司高管到家裡喝威士忌的撲克之夜。她回憶起那些男性是如何對待她的:充滿羞辱的物化女性、輕蔑地使喚她倒酒,以及以逗弄她為笑點的粗俗幽默⋯⋯等等,深深傷害了她。她意識到,每當與來自不同背景的教會長老(有些是商人或高階主管)坐下開會,就會引發那段情感記憶。雖然處理這些過往事件可能令人心生畏懼,但許多勇敢跨出一步的人都意識到,他們的人際關係和他們自己都因此得到自由,也為他們的事工帶來新的盼望和喜樂。

就像在聖經故事裡,浪子回頭的弟弟和哥哥皆迷失在捆綁著他們心靈的各種生存策略裡那樣,上帝應許迷失的牧師終能回到家裡——能真正的被了解。上帝渴望擁抱我們,渴望我們有豐盛的生命。

身為一名屢次迷失的前牧師,我想對每一位牧師說達羅對查爾斯說的那段話:「我知道有兩個你。我開始對另一個你感興趣了,就是那個沒有人見過的你。我想幫助你從那個光鮮亮麗的形象背後走出來,放下那個折磨了你很久的可怕的包袱。」

當你放下包袱,你會得著生命。但這需要你有意識地採取行動,向上帝、他人敞開自己。對神的僕人而言,這是個通往生命和自由的過程。

查克·德格羅特(Chuck DeGroat)是密歇根州荷蘭西部神學院(Western Theological Seminary)的教牧關懷和基督教靈性塑造教授。本文最初發表在他的個人網站上。

翻譯:Jane Hao / 校編:Yiting Ts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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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s

如果沒有外星人

Christianity Today September 8, 2023
Illustration by Christianity Today / Source Images: Getty / Unsplash

外星人或外星文明,是科幻小說的熱門題材,也常常在關於UFO(不明飛行物)的新聞熱點中成為人們熱衷於談論的話題。最近兩、三年, 關於UFO目擊事件的相關新聞似乎比以前有所增加,而且屢屢成為全球媒體的熱點。 2020年,美國國防部公佈了一批“不明飛行異常現象”(“unidentified aerial phenomena”,簡稱UAP)的目擊錄像。 2023年6月,一名前美國情報官員爆料,聲稱美國政府已經找到“不是人手所造的飛行器”但對此秘而不宣。 2023年7月,BBC報導“美國宇航局科學家團隊有史以來第一次認真對待不明飛行物異常現象。”

這類新聞很容易重新激發人們對地外文明是否存在的猜想和遐思,甚至有基督徒撰文討論ET(外星人)是否需要救恩及人類基督徒應該如何向他們傳福音的問題。

人類是不是宇宙裡面唯一的智慧生命?茫茫宇宙中,除了地球以外,還有沒有星球上有生命的存在?很多地球人對此感興趣,是很容易理解的。我們所處的星系,有上千億的星球,而我們所處的宇宙,有上千億像我們這樣的星系。這麼浩大的宇宙裡面,如果只有我們人類這一種(一群)智慧生命,實在會讓我們感覺有點“浪費”,也似乎會顯得我們太孤獨可憐。

實際上,人類使用科技探索地球以外的外星智慧與生命的努力,從上個世紀就已經開始。 20世紀下半葉,隨著科技的快速進步,很多探索外星文明的項目得以開展,一些這方面的項目曾經讓人充滿了期望。很多那個年代的科學家,如著名的科普作家卡爾·薩根(Carl Sagan),都對找到外星智慧生命非常樂觀。他們相信,如果太陽係經過漫長的自然進化能夠在地球上產生生命以至於智慧生命(人類),這樣的過程也可能在宇宙的其他地方發生。宇宙中總共有10的27次方個星球,按照當時理論估計,其中有10的24次方個星球可能支持生命(儘管不一定是智慧生命)的存在。

一些科學家根據著名的“德雷克公式”(Drake equation)計算得出的結論是,銀河系內可能與人類通訊的智慧生命的數量(N)大約有一萬(10,000)個。 (不過因為N是7個參數的乘積,而那些參數的估計值可能相差很大,所以N的估算值也相差很大,有人得出的數值高達一千萬,也有人得出的低到1 ——就是說只有地球這一個。)

1960年代,前蘇聯最先投入探索外星文明的科學研究。 1970年代以後,這方面的工作是美國領先。 1984年,SETI在美國成立,SETI這個簡稱中“S”是探尋(search),“ET”是外星(地外),“I”是智慧(文明,intelligence),所以SETI的意思就是“探索外星文明”。這是一間很有名的研究機構,1992年SETI項目正式在NASA立項。雖然美國國會很快就在1994年取消了對SETI的資助,但SETI後來得到很多私人捐款,所以SETI曾經經費充足,有超過一億美元的資金

1995年到2004年這10年間,SETI 對約 1000 個距離地球 150 光年以內的恆星系統進行了“地毯式”無線電搜索,意欲找到外星文明,結果什麼也沒找到。 2005年,NASA再次資助SETI這個項目。 2023 年,SETI 開始使用新的 COSMIC(共生開放源碼多模干涉儀集群)搜索程序。但到今天為止,能找到的有外星文明的星球數目仍然是零。這些探索的無線電波就像泥牛入海,杳無音信。

幾十年的探索,沒有找到任何一個外星文明。這似乎證明我們已知的宇宙雖然非常浩大,但人類很可能是唯一的智慧生命。如果有比地球早上百萬年的星球,如果那些星球上有外星人,他們應該比我們先進很多,應該有足夠高級的技術聯絡到我們。但事實是,我們到現在為止並沒有收到任何來自外星人的消息。 (理論上,似乎應該有外星智慧生物且他們應該能跟我們取得聯繫,但實際上,迄今為止人類並沒有找到任何的外星文明,這構成一個悖論,即“費米悖論”) 。

所以今天很多科學家認為,儘管宇宙中的其他星球有可能存在低級的生物,但像人類這樣的高級智慧生命存在的可能性是微乎其微的。他們已經默默地承認以前對外星文明存在的估計太樂觀了。

即使在廿一世紀的今天,人類對於智慧生命如何在地球上起源的認知,仍然有很多不清楚的地方。對於像地球這樣的星球如何能夠形成的問題,對今天的科學家來說,也還有很多東西是未知的。然而,近幾十年的科學發展,已經讓我們了解,像我們人類這樣的生命能夠在這個宇宙裡出現,必須要求宇宙中的自然定律和物理常數有精確到無以復加的“微調”。也就是說,整個宇宙在最深層的結構上,似乎確實是為了人類的生命存在而精心設計的。一些基督徒科學家甚至認為宇宙微調是上帝“智慧設計”強有力的證據(儘管無神論者會引入“人擇原理”和多重宇宙等理論來解釋宇宙的精妙)。

宇宙微調的神學意味可能相當深長。西方從啟蒙運動和科學革命以來,開始有反對“地球中心論”或“人類中心論”的思想。以前在基督教文化的環境中,人們都相信地球和人類是上帝創造的中心,是上帝創造的最高峰。但隨著科學的發展,人們開始發現地球不但不是宇宙的中心,而且它只是億萬星球中的一個很渺小的星球,似乎沒有什麼特別。而現代科學發現人類生命能夠存在,需要巨量的“微調”,又突顯我們的生命和地球的環境在宇宙中似乎是獨一無二的。今天的一些天文學家甚至提出“智慧生命唯獨只可能在我們居住的這個地球出現”(亦即德雷克公式中N實際是1)的“珍稀地球”(rare earth)假說,一些基督徒也喜歡用“恩寵之星”(privileged planet)的觀念來傳福音和護教。

美國航空航天局(NASA)天文學家歐基弗(John O'Keefe)曾說:“按照天文學標準,我們是一群受寵過頭、珍愛有餘、呵護備至的受造物。如果宇宙不是受造精密得無以復加的話,我們壓根兒就不能存在。我認為,這些境遇表明,宇宙是為了人類生存而被創造的。”

這不由讓我想起聖經中的《詩篇》8:3 :“我觀看你(上帝)指頭所造的天,並你所陳設的月亮星宿,便說:人算什麼,你竟顧念他?世人算什麼,你竟眷顧他?”我們是被上帝寵愛的受造,人算什麼,上帝竟然顧念我們。

儘管現代科技並沒有發現地外智慧生命存在的確鑿證據,儘管地球可能是宇宙中唯一有智慧生命存在的地方,我們卻並不孤獨。因為上帝不僅藉著“宇宙微調”創造了適宜你我人類(這一特殊智慧生命)居住的地球,而且在兩千年前,祂曾經“道成肉身”親自來過地球,把祂自己啟示給我們。耶穌基督成為人的樣式,來到這個世界上,住在我們當中,並且為我們受死在十字架上,也為我們復活,更加奇妙地彰顯了上帝對我們的恩寵。我們不是茫茫宇宙中的孤兒,而是浩瀚太空中上帝所珍愛的的寵兒。

Sean Cheng是《今日基督教》(CT)亞洲編輯,《萬有之上:基督教與科學的奇緣》作者之一,1995-2010年曾在美國化工行業從事科技研發工作。

中國基督徒的人數達到頂峰了嗎?

新的研究報告檢視了中國的新教徒、天主教徒、佛教徒、穆斯林和其他宗教信仰所面臨的挑戰,而學者們對調查數據有不同的解讀。

北京一間家庭教會的聚會

北京一間家庭教會的聚會

Christianity Today September 6, 2023
Jonathan Saruk / Getty Images

自2010年以來,基督教在中國的發展便停滯不前。

這是根據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發表的一份評估中國宗教信仰情況的近期報告所得出的結論。2010年,中國約有2320萬成年人自認是基督徒。 2018年,有1990萬成年人自認是基督徒,皮尤研究人員稱這並非「統計學上顯著性差距」。

在中國基督徒之中,參與「有組織的宗教」活動的比例也停滯不前。2010年,近40%(38%)的基督徒表示他們每週參加一次此類活動,但這數字於2018年略降至35%。

皮尤報告指出:「一些學者根據實地調查研究、宗教組織的說法、記者的觀察和政府的統計數據,認為中國正在經歷一場宗教浪潮,甚至有可能在2050年之前,基督教成為擁有最多信徒的宗教。」

但過去十多年來在中國進行的調查數據卻「沒有明確證實中國人的宗教認同程度在升高中,至少沒有體現在正式的宗教歸屬和參與宗教崇拜儀式的人數上。」

2008年5月,皮尤在北京奧運會之前發布上一份關於中國宗教的報告。雖然那份研究報告並未涉及中國基督教信仰的增長速度,但它承認有「間接調查證據」表明「可能存在大量無教會依屬的獨立基督徒」。

根據皮尤的最新報告,中國政府的統計資料一開始看起來很有希望,因為自1949年至2018年間,該國的基督徒人數從70萬躍升至3800萬。然而,皮尤指出,這兩組數據無法直接互相比較,因為它們採用了不同的資料來源及方法,也沒有提及是否將兒童納入統計範圍。

https://datawrapper.dwcdn.net/RvG3I

2016年至2018年間,新教徒人數增加了1000萬(從2800萬增至3800萬)。然而,皮尤表示,無法確定這一增長的來源:這可能是由於新皈依者的湧入,也可能是一些之前在未登記的教會聚會的基督徒被重新歸類及登記。

皮尤研究人員補充道:「在許多中國人皈依基督教的同時,一些基督徒顯然也離開了這個信仰。」

在中國家庭追蹤調查(CFPS)2016年的一項調查中,有三分之一在該調查中自認為基督徒的成年人在2012年的調查中並沒有這樣表態。這意味著在此期間,中國成年基督徒的人數增長了1%。

在同份調查裡,2012年表示自己是基督徒的成年人中,有四分之一在2016年不再認同自己為基督徒。其中有五分之一的人於2018年表示,他們不相信耶穌基督或天主。

皮尤報告強調,由於缺乏可用數據、中文及英文之間的翻譯差距,以及文化和政治對中國宗教活動的影響等因素,他們很難準確地呈現中國基督教的樣貌。

由於皮尤未獲得中國官方許可在其境內進行調查,研究人員分析了中國境內的學術團體的調查結果,包括來自:中國家庭追蹤調查(CFPS)、中國綜合社會調查(CGSS)、中國勞動力動態調查(CLDS)和世界價值觀調查(WVS)。皮尤也考察了中國政府、中國基督教協會和中國基督教三自愛國運動委員會(TPSM)等國營宗教協會提供的數據。

中文對應英文裡的「宗教」和「信仰」等詞彙也有字義上的細微差別。宗教(英文為religion)指的是有組織的宗教,包括中國官方承認的五種宗教:佛教、天主教、伊斯蘭教、基督新教和道教。「信仰(英文為believe)」一般則意味著正式的承諾(委身)或嚴肅的信念,而中文的「相信(英文為belief in)」則並不總是帶有宗教含義。

基督徒的人口及組成

根據2018年中國綜合社會調查(CGSS)的數據,在中國,認為基督教是自己的「信仰(對一個有組織的宗教或信仰體系的正式承諾)」的成年人有72%可能為女性,且年齡較大,教育程度低於中國成年人的平均標準。

皮尤報告指出,由於來源及研究方法的不同,也由於一些分析對調查結果和政府數據的限制進行了調整,中國基督徒人數的估算存在一定範圍的差距。

例如,根據地理位置抽樣研究的結果可能會影響基督徒人數估算的準確性。皮尤指出:「如果將溫州(據說是中國基督徒人口最多的城市)排除在抽樣範圍外,調查得出的新教徒人數可能會再低一點。」

皮尤表示,中國政府對基督教活動的「加強監控」是另一個可能導致人們認為基督教在中國的發展停滯的因素,但這只是一種假設,因為沒有可用的數據來佐證這一點。不過,研究人員也承認,統計數據的收集存在一些限制因素,例如我們無法知道有多少基督徒在地下教會或家庭教會做禮拜,這些人可能會避免透露自己的宗教信仰。並且,中國共產黨禁止其黨員信奉任何宗教,黨內的基督徒也可能在調查中隱瞞自己的宗教信仰。

根據2018年CGSS的調查,僅有2%的中國成年人,即2000萬人,勾選「基督教」為自己的宗教信仰。在這一數字中,新教徒佔近90%(1800萬人),其餘大部分為天主教徒。

其他調查也反映了類似的結果:在2018年世界價值觀調查(WVS)裡,2%的中國成年人表示「信仰」基督教,而在2016的中國家庭追蹤調查(CFPS)中,3%的人表示自己「屬於」基督教。

https://datawrapper.dwcdn.net/5pjgO

在2021年的CGSS調查中,約有1%的受訪者自認是基督教徒,不過皮尤指出,這次調查的受訪者範圍較小,只有包含19個省、市和自治區,而稍早於2018年的調查涵括28個省、市和自治區。

與「相信耶穌和/或天主,但不一定自認是基督徒」的人相比,正式認定基督教為自己「信仰」的人更有可能表示宗教在他們的生活裡非常重要(61%對比29%)。後者也更有可能表示自己每週會參加一次或多次敬拜儀式(55%對比21%)。

皮尤研究表示,在最廣義的基督教密切度評量裡,接近8%的中國成年人與基督教有所聯繫,認為自己是一名信徒,相信基督教裡的上帝,或會參與基督徒常見的某種敬拜形式。

越多宗教信仰越好

影響基督教在中國成長速度的另一個因素是,許多中國成年人持有多種(即使相互矛盾)宗教信仰,並會參與各種宗教活動,即便只有十分之一的中國人會正式認同自己歸屬於基督教或伊斯蘭教等特定宗教。

普渡大學社會學教授楊鳳崗寫道:「在東亞,人們可能會同時信奉多種宗教傳統,卻不知道或不關心這些傳統之間的差異,且往往不會認為自己有任何正式的宗教信仰歸屬。」

中國約有40%的成年人至少信仰以下一種宗教:耶穌基督、天主、佛和/或菩薩、道教神靈、真主或鬼魂。有五分之一(20%)的人相信至少一種以上的宗教概念和人物。

不到10%(7%)的人說他們信仰耶穌或天主,只有2%的人在信仰耶穌或天主的同時也拒絕所有其他神靈和超自然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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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國,與靈界互動相關的文化習俗非常普遍,例如為家庭成員掃墓、挑選良辰吉日舉辦特殊活動及相信風水。在中國,有75%的成年人表示他們每年至少會去家族墓地一次,尤其在清明節期間,他們會透過焚香和燒紙錢等宗教儀式祭拜祖先

中國基督徒也會以類似的方式紀念自己的親人,但通常不會參與祖先崇拜的部分。

教會的情況

中國的新教教會數量也沒有劇烈成長的趨勢。

在1997至2008年間,包括教堂和聚會點(如公寓或辦公室)等有登記在冊的新教聚會場所數量顯著增加。但根據皮尤的研究,這些數字如今「大致趨於平穩」。

根據中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的數據,2018年「合法的新教場所」約有6萬個,比2009年的5.8萬個略有增加。

皮尤研究指出,這些數字並沒有呈現家庭教會或非官方登記的聚會點數量。一些學者還認為,為了讓數據「看起來符合國家遏制宗教發展的目標」,漏報數字現象經常發生。在上海奉賢區,儘管地方官員在2018年報告中表示已將73個(86個中的73個)未經批准的基督教禮拜場所納入官方系統,但他們在2019年的報告裡只提及24個新登記的基督教禮拜場所。

家庭關聯性

中國多數的基督徒並未在基督教家庭裡長大。約有三分之一(31%)基督徒的母親為基督徒,五分之一(21%)基督徒的父親為基督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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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2018年的中國綜合社會調查,基督徒也是最不可能與信仰相近的人結婚或同居的宗教群體(38%)。相較之下,佛教徒(45%)、認同民間信仰的成年人(78%)和回族穆斯林(96%)更有可能這樣做。

具有宗教傾向的「無宗教信仰人士」?

在2018年的中國綜合社會調查中,多數中國成年人(90%)表示自己沒有宗教信仰。世界價值觀調查(WVS)的另一項研究同樣顯示,每10個成年人中有9人沒有任何宗教信仰,但只有三分之一的中國成年人認為自己是無神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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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種數據上的差異可能是由於「宗教」通常意指屬於某個宗教組織或信仰體系。調查結果也許無法準確反映中國成年人對「宗教」一詞的理解,因為一些中國人可能仍持有某種與靈界相關的信仰。例如,皮尤觀察到,有些人可能並不認為他們對佛祖的信仰是一種宗教

因此,自稱無宗教信仰的成年人比例「遠大於」拒絕任何神靈信仰或從不參與宗教活動的成年人比例。這種區別從數字上看是這樣的:在2018年中國社會調查中心的報告裡,61%的中國成年人表示不相信任何神或靈。但如果算上相信超自然力量或對中國習俗的參與,「無信仰比率」會進一步下降,不過皮尤沒有透露這個數字是多少。

對於皮尤報告裡令人驚訝、擔憂和充滿盼望的部分,《今日基督教》採訪了研究中國宗教狀況的專家學者的看法:

楊鳳崗,普度大學宗教與全球東方研究中心創始主任:

我最驚訝的是皮尤研究中心敢於在這個時候發布這份報告。這份報告主要是對調查結果的二次分析,而不是皮尤一貫的自己進行調查的做法。皮尤分析由中共當局贊助及監督的調查數據。自2012年以來,習近平領導下的中共當局加大了對宗教的限制和壓制,打擊基督徒及穆斯林,並透過學校教育及大眾媒體宣傳無神論。

在一個日益敵視宗教的環境中,誰會願意回答有關宗教的調查問題?報告裡每項調查的回覆率是多少?我找不到與此相關的任何信息。此外,有可能還有更多人拒絕參與調查、拒絕回答與宗教有關的問題,或者並未認真對待封閉式的問題選項。

皮尤的這份報告承認這些調查存在一些局限性。儘管如此,皮尤報告聲稱這些調查是可用於二手數據分析的最佳調查。但是,這裡的「最佳」指的並非是這些調查的品質,而僅僅是這些調查數據的可用性。儘管這些調查的品質尚不可知或存在不少疑慮,皮尤研究中心還是大膽地——也可能是太大膽了——在此份報告裡公佈他們的研究結果。在技術分析和表述方面,他們可能已經盡了最大努力,但不能理所當然地認為這些數字和圖表揭示了真實情況,甚至根本離真實情況還有段距離。

總之,閱讀此份報告時絕對有必要非常謹慎。在缺乏足夠信息的情況下,擁有信息並不一定比沒有信息好,因為有可能出現錯誤信息或誤導性的信息。

這份報告最令我感到盼望或正向的部分是,儘管中國當局對宗教的壓制加劇,但有相當一部分的宗教信徒敢於向陌生人(受訪時可能有地方官員在場)公開承認自己的宗教信仰及宗教活動。換句話說,調查裡的基督徒比例意味著,這些基督徒是最堅定、最敞開的基督徒,他們敢於在日益惡劣的政治環境裡公開自己的宗教信仰。

迄今為止,沒有人否認中國基督徒人數在過去四十多年間的迅速增長。如果有這麼多普通信徒在當前的政治環境中堅守陣地,響應政府的調查,那麼我對中國基督教在未來幾年會繼續成長仍持有盼望。

司馬懿(Chloë Starr),耶魯大學神學院亞洲神學與基督教教授:

我並沒有在這份報告裡發現太多令人驚訝的地方。皮尤報告準確的反應了在中國進行宗教信仰調查於技術層面上的艱難處:如登記在案的宗教場所與官方授權的宗教場所在數據上的差異、基督教的地區性抽樣問題、信仰詞彙的多樣性等。但皮尤對報告數字為何會發生變化於政治或社會層面的推測較少。

例如,報告轉載了中國社會調查年度報告的數據,顯示了2010年至2018年樣本年份中報告的成年新教徒人數。但這些數字的波動很大,從2012年到2013年減少了500萬,然後到2015年又增加了300萬,這期間的差距是900萬,非常的沒有可靠性。不過,2017年和2018年報告的數字較低(分別為1600 萬和1800 萬)則一點也不奇怪,因為這一時期出現了新的宗教法規,政治風氣也發生了變化,尤其是針對未登記的教會。這兩年的數據不太可能反應基督徒的實際人數減少,而是基督徒們對於回應政府的調查更加謹慎。

令我擔憂的是,我們仍然無法從這個世界上受監控最多的國家之一那裡獲得準確的數據,而且這種人為導致數據混淆的程度顯示,中國當局仍試圖貶低及阻止宗教信仰,信徒們參與禮拜及認定自己為基督徒仍受到阻礙。

當統計數字顯示中國基督徒的人數急劇上升時,一些關於中國「可能是世界上擁有最多基督徒的國家」的炒作曾經盛行一時,這份皮尤報告有助於平息這類炒作,並對那些習慣以統計數字來評估教會是否「成功/有影響力」的方式提出質疑,因為統計數字的準確性是無法確定的。皮尤報告本身就指出了中國需要多種調查方式,以及調查中國信仰情況會遇到的特有問題。

皮尤調查的局限性之一是,它們在發佈調查分析時,不可避免地會晚五年。本次分析採用的最新數據來自2018年,這比COVID-19的發生、人們轉變至習慣參與線上禮拜以及(正在進行的)教會實體聚會的恢復還更早,而所有這些因素都對教會產生重大的影響。習近平政策力度的增加也尚未充分地反映在這一數據中,因此我們或許可以預期,在下一份關於當前信仰情況的調查裡,教會禮拜參與度會有更明顯的下降,宗教信仰調查也會有更大的波動。

李榭熙,佩斯大學全球亞洲研究所所長:

這份分析報告表明,當今中國社會存在豐富而活躍的宗教生活,無論是正式的還是非正式的。儘管基督教(天主教和新教)仍屬於信仰少數群體,但基督教在總人口中的佔比無法反應其社會和文化影響力。令人欣慰的是,至少在COVID之前,「與基督教信仰有某種聯繫的人數比宗教內部調查得來的人數要多」。

這與中國基督徒非凡的牧養工作和社會服務有很大的關係。許多已登記和未登記的教會開辦慈善機構、書店、咖啡館、私立學校和其他社會服務,以在同胞間推廣基督教價值觀和實踐。

調查裡還顯示,「與其他自稱信仰耶穌基督和/或天主的基督徒相比,有一部分基督徒更加敬虔,及有更強的組織性」。已登記和未登記教會裡的天主教徒和新教徒如果建立了自己的支持方式和溝通網絡,便能更好地應對新的及舊的挑戰。

皮尤的報告提供了有益的歷史視角來評估中國官方對有組織和自治的基督教團體不斷變化的政策,從1982年的19號文件開始,到江澤民和胡錦濤執政時期意識形態較為寬鬆的統治風格,再到習近平提出的「將宗教中國化」的口號,雖然今日的中國政府沒有把時間拉回到毛澤東時代,但整體趨勢是在地方層面對有組織的宗教活動實施更多監管限制。

儘管當代西方對中國的政治策略逐漸轉向脫鉤及不信任,但中西方自1978年以來豐富的跨文化交流歷程為中國基督徒提供了友誼橋樑和廣佈的連結網絡。只是在官方標準的全國性調查裡,很難收集到這些非正式參與者的信仰信息。

連曦,杜克大學神學院世界基督教教授:

這份報告裡最令人驚訝的發現是,有7%的人肯定性的回應「你是否相信耶穌基督」這一問題,但在別項調查裡,只有2%或3%的人自我認同為基督教(作為一種宗教歸屬)或信仰此ㄧ「宗教」。這7%的數字可能更具可靠性及準確性,因為那份調查問題裡用的是基督徒使用的詞彙。

多數中國基督徒會說,他們信仰的不是宗教,而是真理。畢竟,「宗教」是現代中國世俗精英階層使用的詞彙,背負著「與現代進步生活背道而馳」的污名。試想一下,問中國人「你是宗教信徒嗎?」能得到7%的回應實在令人驚訝,因為這高於普遍估計的中國基督徒比例。2022年的《中央情報局世界概況》將這一比例定為5.1%

各項調查之間雖存在一些數據上的不一致處,但它們確實表明,基督教自1980年代以來爆炸式增長的時代已經結束。我們需要更多時間來了解中國的基督教人數是否已經達到頂峰。中國教會的發展存在地區性差異,近期快速的城市化進程對中國教會的全面影響也有待觀察。例如,農村教會流失的成員裡有多少人轉為城市教會的新鮮血液?

從一些調查裡也能間接地看出令人擔憂的部分:基督徒自我認同度的明顯降低在一定程度上表明,由於中國政府對宗教的敵意增加,人們對於承認自己的信仰身份感到猶豫不決。新增的限制,如針對未成年人(18歲以下)參加教會活動的限制,確實削弱了兒童及其父母的宗教參與度。極端民族主義的興起也加劇了中國基督徒所面臨的來自外界的冷漠,因為基督教越來越被中國人視為西方敵對勢力的象徵。

我認為中國基督教最有盼望的一些新發展並沒有反映在這份報告裡,例如許多城市教會靈活地適應新的政治環境,分成小組,將禮拜、聖經學習和教牧培訓轉移到網路上。自認信仰耶穌的基督徒佔了人口的7%,即使若採用更嚴格的信仰標準來衡量後,此比例會下降一些,它仍然表明:在面對近年來新實施的嚴格限制、國家支持的新宗教(民族主義)的激烈競爭以及使相信耶穌變得更困難的經濟機遇及壓力,中國的基督教仍具有非凡的生命力和韌性。

傑西·孫(音譯),貝爾蒙特大學基督教史助理教授:

我覺得很有趣的一點是,這份調查在估算中國基督徒人數時區分了「相信」和「信仰」的不同。可以預見的是,前者會比後者得出更高的統計數據,因為「信仰」帶有與中國共產黨於意識形態上競爭的意涵,而中國共產黨要求其成員在意識形態上對黨保持唯一的忠誠。這一細微差別確實是方法論上的一大進步。此外,這份調查也試圖交叉檢查同時信仰耶穌基督及其他宗教人物的人口,這也是對中國複雜的宗教狀況的一種回應。

最令我擔憂的是,這項調查似乎偏重於國家和官方的統計數據,它與其說是中國基督徒人口增長軌蹟的可靠證據,不如說是「獲得獨立、自願性且具有代表性的數據的難度」的證據。在許多未登記的家庭教會被關閉、甚至無法維持正常禮拜的環境下,他們不太可能回應調查或表明自己是基督徒。這種漏報現象令人擔憂,尤其是多數學者都認為,未登記教會裡的基督徒人數至少與國家批准的三自教會裡的基督徒人數相當,甚至還更多。

但令人鼓舞的是,在估算基督教聚會場所的數量時,調查採用了一種細緻入微的方法。這份調查注意到不同報告級別之間的差異:政府官員傾向於報告最小的數字,而三自教會領導人可能更願意呈報新成立的聚會點。這反映了人們對中文「登記」(或註冊)一詞的微妙理解可能會因政治原因受到操縱。這表明調查人員意識到在政治敏感的環境中獲取準確數據的複雜性。

總體而言,這份報告是一項值得稱讚的努力,它繪製了中國複雜的宗教圖景,確實在許多方面拓寬了我們的認知。同時,考量到中國具有國家強力主導的傳統,即從帝制中國直到現在,政府一直試圖監控和減少宗教在社會中的影響,如果官方統計數據往後不斷顯示中國的基督徒人數增長已趨於平緩,我也不會太意外。

Brent Fulton (布倫特·富爾頓),華源協作 (ChinaSource) 創辦人

這幾項調查裡的一致性是,約有2%-3%的受訪者認為自己是基督徒,這讓我感到驚訝。但與此同時,我們也必須謹慎對待這一數字。正如皮尤的報告指出的,新教基督徒往往集中在中國某些省市裡,天主教信徒的地域分佈則更為集中。我們不知道各種調查對象的地理分佈情況,但鑑於中國基督徒的分佈不均,數據不一定能真實呈現他們的數量。

我擔憂的是,雖然我們不可能知道中國基督徒的真實人數,也無法全面衡量教會的發展或衰退情況,但傳聞及非直接性的證據似乎支持這樣的看法:教會的成長已趨於平穩。青壯年人和青少年的聚會狀況尤其值得關注。

在過去的五十年裡,中國教會經歷了兩次重要的增長高峰:1970及1980年代農村教會的爆炸式增長和21世紀城市教會運動的蓬勃興起。在農村復興時期長大的人如今已經五、六十歲了。城市教會裡的許多人也已經步入中年。在這些調查進行後的幾年裡,由於COVID-19和政府對18歲以下兒童宗教活動的限制,青少年和學生事工及基督教開辦的學校和夏令營等活動都受到了嚴重限制。調查數據顯示,基督徒最不可能在跟父母相同信仰的家庭裡長大,這似乎也表明基督教沒有代代相傳。教會如何滿足下一代的需求仍是個關鍵問題。

我認為此份報告裡正向積極的那一面與數據的關聯性不大,更多的是皮尤在承認準確量化中國宗教信徒所面臨的巨大障礙時表現出的透明度。過去幾十年來,「中國究竟有多少基督徒」這個問題一直備受關注,但卻沒人能給出確切答案。1990年代,當被問及中國教會的規模時,中國内地會(CIM)的資深宣教士大衛·阿德尼(David Adeney)回答:「我記得,我們的主沒有說『數我的羊』,而是『餵養我的羊』。」與其過分關注統計數據(我們西方人容易這樣做),那些關心中國教會的人最好牢記阿德尼的提醒。

翻譯:Yiting Ts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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