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舊約》對抗焦慮

掙扎在緊張與壓力中的我們,在古老的經文中驚奇地找到了幫助。

Christianity Today October 16, 2020
Illustration by Matt Chinworth

編者按:本文是匯集著名學者回顧“初約”(即舊約–譯者註)在當代基督信仰中地位的六集系列中的第三篇。

禧年這代人被稱為“焦慮的一代” 。 大多數人的日子充滿壓力。 焦慮導致歇工的機會比其他年齡族群的人高出一倍。 世界各處患心理疾病的人都在增加,而千禧代是當之無愧的領跑者。 做為千禧代之一的我,這些問題我全部中槍。

直到不久前,我都一直以為我是個從不焦慮的人。 在隨後的一年裡我就碰到這些事:我先是在英國撰寫博士論文,同時必須靠幾份的兼職來維持生計;在我妻子懷孕36週的時候,我不巧把膝關節韌帶(MCL)撕裂了;我很快就初為人父;找到了一份大學的教職;我於是申請到工作簽證,舉家搬到了大西洋彼岸;緊接著就是找房子安頓,完成頭一個學期的教學,同時還要通過博士論文的答辯。 這些當然不都是壞事,或者像天塌下來那樣糟——很多是非常好的事。 但到了最後,我被搞得精疲力盡,焦慮萬分。

我這樣的經歷一點兒都不特別。 現代社會工作場所的流動性越來越大,隨之而來的危險就是孤獨和過勞。 年輕人被告知他們可以去任何一個他們想去的地方,做任何一件他們想做的事,但是為這種生活買單的是他們的心理健康。 其中嚴重的,包括吸毒、(藥物)濫用、慢性病、失業、無家可歸,還有形形色色在困擾許多人的問題。 因此一個針對性的“健保產業”應運而生並且蓬勃發展,甚至還配上了圖享( Instagram)治療師、健保狗、和減壓玩具。 作為一個基督徒,當你看到一個醫生或一本心理自助書比讀聖經更能改善心理健康時,你也許會感到糾結——甚至會有點兒內疚吧。

我雖然為我的焦慮症尋求過專業的輔導,但我的康復從始至終都是植根於《聖經》的,尤其是靠《舊約》中的這句話:“不要害怕,因為我與你同在;不要驚惶,因為我是你的神。 我必堅固你,幫助你;我必用我公義的右手扶持你”(賽41:10)。如果按照許多媒體,甚至有一些基督教領袖的見地,我從焦慮症中的解脫不該以這種方式發生吧——怎麼可能會藉助於那本乾巴巴、佈滿灰塵的《舊約》呢?但是當別人以為《舊約》這些文字只能做悼詞用的時候,我卻發現它們充滿生命的活力。

幸好,我不是唯一這樣做的。 有許多頗具療傷性的敬拜歌曲都引用了許多《舊約》的經文,比如“揚聲唱哈利路亞”和“稱頌你聖名”。 弗萊明·拉特利奇 (Fleming Rutledge) 的獲獎著作《十架受難》中也觀察到,那些世世代代被邊緣化的(基督徒)族群,在《舊約》記載的流放和被解救的故事中找到慰藉。 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 Jr.) 的“我有一個夢想”演講中也採用了《舊約》的主題,包括間接引用了《詩篇》30篇,來安慰他憂心忡忡的聽眾。

雖然聖經的文字——尤其是舊約——十分古老,遠在我們今日的心理健康危機之前很久就寫好了。 但是,《舊約》絕不是與我們毫不相關,或者僅僅是“比較有用”的《新約》的背景資料。 事實上,它記載了很多不同的人以及他們最艱難的經歷,(在今天來看),《舊約》簡直就像是在提供一個特別的“小組治療”(即Group Therapy,今天心理治療的一種常用方式,它通過一個小團體內成員共同的分享和聆聽達到治療效果——譯者註)。

從實例中學習

《舊約》之所以可以解決焦慮問題,首先是因著它的內容結構。 它是由幾十位作者在超過一千年的歷史中完成的。 因此它記載了大量的震驚性事件,從亞伯謀殺案、以色列人在埃及遭受虐待,到他瑪被強暴、流放巴比倫等等,不一而足。 這不同於《新約》,因為《新約》的內容很集中,成書很快,以至於第一世紀期間發生的一些類似震驚性事件都沒有記載,比如聖殿被毀,以及著名的火山噴發不僅將龐貝城掩埋,還很可能導致幾十名早期基督徒死亡。

想像一下,如果911那天,你剛好站在世貿中心附近。 你會有什麼樣的念頭和感觸?幾乎所有的美國人至今都清清楚楚的記得在那個災難的日子裡他們在哪裡,那不斷重播的世貿大廈倒塌的鏡頭所留下的(刻骨銘心的)感覺。 《舊約》經文的背後也有著相似的體驗。 幾乎每一本書卷裡都至少會敘述一件說令人不安的事件——從自然災害,軍事入侵到舉國被擄或政治醜聞。

因此, “不要懼怕”這句經文在《舊約》中遠多於《新約》也就不足為奇了。 這些凝聚了百年、千年智慧的文本,帶給我們最睿智的長者和大師的啟迪,教給什麼是“信靠上帝”的真意。

將心比心

《舊約》給焦慮者帶來安慰的方式之一,是依靠兩種有血有肉的文學體裁。 第一種是歷史性敘事文體,例如《創世紀》或《約書亞記》。 《舊約》的歷史性敘事完全不同於當代的社交媒體的內容。 我們在社交媒體中讀到的大多是經過精心勾畫的人物素描,它只會展示了一個人最好的、最精彩的、最成功的一面。 而《舊約》的歷史性敘事則是展示一個更完整的人。 這裡記載一個人物的成就,也記載他的弱點。 有害怕在人前說話的摩西(出4:10);有絕望的亞哈斯王(王下16:7);還有苦命的婆婆拿俄米(得1:20-21)。 閱讀這些人物和故事,現代的焦慮者便不必自慚形穢,因為我們的神願意使用殘缺不全的人。

詩篇的體裁與上面的歷史敘事互補,它給我們提供了一幅幅個人應對焦慮的場景。 當大衛問上帝,“耶和華啊!你忘記我要到幾時呢?”(詩13:1)時,這裡不是一個苦盡甘來後的總結,詩人是將我們直接帶進他當下的苦情裡,於是我們也可以一樣地向神發出這樣的懇求。 亞薩弗說神只給他“眼淚做食物”(詩80:5),一筆勾畫出那難以言喻的痛苦。 更重要的,這些詩人的聲音為焦慮者點明了信心的答案:“有耶和華幫助我,我必不害怕,人能把我怎麼樣?”(詩118:6) 當我們想到這些文字是上帝所啟示的,並且是為了唱出來的時候,詩篇的安慰會更感真切。 正如約翰·加爾文(John Calvin)所說,當我們在苦痛中詠唱詩篇時,就如我們沉浸在聖靈的歌唱中。

當然,《舊約》並不都是以這種安慰的方式用來對抗焦慮的。 有時,甚至更像是狠狠的給你一拳,比如《彌迦書》宣告對以色列的審判(彌2:3-5)。 還有像亞伯拉罕要殺以撒獻祭這樣的考驗(創22:1-18)。 這些文字遠不僅不能安慰我們,好像反而增加我們的焦慮。 但如果我們仔細閱讀這些令人冒冷汗的經文,我們就會發現,其實每一個故事都伴隨者後面的救贖。 焦慮只是暫時的,是為了讓我們在信心和盼望中更接近神。 《舊約》作者絕不會對信徒內心的恐懼輕言肆口,更不會奪取他對一個美善的上帝的絲毫信心。

存在與虛無的問題

在講完了故事,給與了慰藉之後,《舊約》經文通常會發出一個挑戰:你能夠為你所信的付諸行動嗎?這看似老生常談,但這正是焦慮者需要聽到的。 如果我們內心的焦慮至少有一部分是頭腦意志的產物,神的話剛好可以矯正這個頭腦中的習慣。 我的心理諮詢師擅長“優勢法的輔導”(Strength-based Counseling,治療理論和方法是在回溯以往痛苦經歷的過程中,將內心自我的專注從一個脆弱的受害者轉移到有內在潛力的倖存者——譯者註)。 他雖不是基督徒,但卻一直問我這個問題:“你的神不是有無限的能力去愛和關心你嗎?那你還焦慮什麼?” 被非基督徒這樣質問,令人不爽,但他切中要害地指明我的“正統的信仰”和“正確的行為”之間的脫節,他是對的。 我們可以在《寧靜禱文》中(Serenity Prayer,神學家萊因霍爾德·尼布爾所作的一篇著名的禱告——譯者註)一直祈禱要“有勇氣去改變我可以改變的事情” ,但是什麼時候這句話不再只是個宣告,而變成行動呢?

《舊約》剛剛好就是要賦予我們這種行動力。 約書亞告訴以色列人要剛強壯膽進入迦南(約1:18)。 《箴言》拿懼怕和焦慮來劃分惡人和義人:“惡人雖無人追趕也逃跑,義人卻膽壯像獅子”(箴28:1)。 在《以賽亞書》中,當亞哈斯王擔心被鄰國吞滅時,先知找到他說:“你們若是不信,定然不得立穩”(賽7:9)。

還有至關重要的一點:發出這些命令的並不是一個袖手旁觀的上帝,當我們被生活嚇壞了的時候,祂不是只會指責我們。 祂隨時與我們同在,甚至在他命令我們行動的時候,他已經在與我們同行,正在領著我們走我們自己不能走的路。 這就是《詩篇》23:4傳遞的信息,有的譯本將其譯為:“我雖然行過黑暗幽深的山谷,也不害怕,因為你與我同在”(譯自英文國際標準版(ISV),作者在‘黑暗幽深的山谷‘下面加了重點——譯者註)。 這個譯本幫助我們看到,上帝與我們同行,不只在我們接近死亡的時候,而是在我們生命裡所有黑暗的時刻,祂都會在那裡。 祂總是在那裡。

當無處不在的上帝要求我們大膽勇敢時,我們發現對付焦慮其實是這樣一個情形。 憑信心的生活是困難的,它要求我們對上帝的信靠要超越我們的眼見。 但不信的生活會更加困難,因為它會屈服於懼怕,也在隨之而來的恐慌中看不到上帝。 上面的情形都不是通常所說的‘懷疑擠掉了信心’。 懷疑可以幫助我們質疑自己是否懼怕、為什麼懼怕;而削弱信心的是焦慮本身。 作為一有個焦慮問題的信徒,我們需要明白,要看到:焦慮與愛我們的上帝是是互相矛盾的,是互不相容的。 技術手段或者藥物會幫助我們,但是最要緊的是我們對上帝的信心。

這個信心的挑戰對我個人的影響很大。 我是個非常會掌控自己的生活的人。 我可以未雨綢繆,把手中的事情管理的井井有條,並且可以堅持不懈。 我能把自己的日子按小時的精度來計劃,有時甚至比這更詳細。 我也會和其他人一起工作,無論是我的妻子還是同事,我對家庭和工作中的責任不會厚此薄彼。 但在我最黑暗的時刻,特別是當我疲憊的時候,我竟然會對那些我根本無法掌控的事憂心忡忡:比如飛機失事,擔心癌症——甚至與陌生人的交往都使我煩躁不安。

如果不去除這些焦慮的想法,它們就會成為我生活的背景噪音。 所以,很感恩有人告訴我,焦慮其實是我自己在製造各種幻覺。 換用馬丁路德(Martin Luther)的話,——這是一位經歷過無人可及的險境和焦慮的改教神學家——他說:除了讓我們變得焦慮,撒旦其實做不了任何傷害我們的事,因為主是”堅固的高台,義人奔入它,便得安穩”(箴18:10)。

回歸三一神的醫治

從先知到君王,《舊約》以眾多的人物刻畫,展現給我們這些波瀾起伏的故事。 我們讀他們的故事,體會他們的掙扎。 可是到最後,我們仍會有一種不完全的感覺。 因為僅僅從人來的幫助和勸解總是有限的。 所以,這些故事的合集是要把我們提升到上帝親自的開啟和勸慰中。 是上帝親自以十災幫助摩西;是上帝讓以賽亞傳給亞哈斯王的話語;是上帝應允了拿俄米苦情中的禱告。 這眾多的聲音所指向的都是從上帝而來的解決方案。 然而即使做到了這一步,約伯仍覺不夠,他還是呼叫著說:“我們中間也沒有仲裁人, 可以聯絡我們”(伯9:33,當代聖經譯本)。

這正是《新約》聖經出場的地方!它著力所記載的是人類歷史上最大的一次災變——上帝兒子之死,並且因著這件事,《舊約》中眾多的災情苦難得以解脫。 《新約》的到來,並沒有拋棄《舊約》的拯救之道:在那“黑暗幽深的山谷”中,同行的主依舊帶給我們安慰。 在伯利恆那充滿預示的夜晚,因著耶穌道成肉身的降生,上帝完全地進入我們的苦難裡,甚至包括我們的各樣的心理和心靈的苦痛。

到了客西馬尼園時候,耶穌說他在苦痛中甚是憂傷,幾乎要死(太26:38)。 “甚是憂傷”這種表達方式來自希臘語lýp(發音為loo-pay),可以說是那個時代人們最害怕的一種情緒。 有學者認為,這等同我們現在“(極度)抑鬱”的概念。 以試圖避免負面情緒而聞名的希臘斯多葛學派,覺得這種情緒是如此的棘手,他們認為是不治之症。 沒錯,這的確是一種不可救藥的精神狀態。

注意,當這個在極度苦痛和絕望的神人(God-man,即耶穌——譯者註)被掛在十字架上時,他在做什麼?沒錯,你猜對了,他轉向了《舊約》。 “我的神,我的神,為什麼離棄我?”(太27:46;詩22:1)。 在此刻,我們進入了三位一體的上帝的奧秘。 當耶穌在經歷他瀕死時莫大的苦痛時,我們無法確切地知道聖靈對他說了什麼。 有可能與他所呼喊的詩篇有關:“他們將來必要傳揚他的公義,對未來的世代說,這就是他所行的。 ”(詩22:31,根據英文稍作調整——譯者註)。

這裡的希望和期盼預示著耶穌的複活,以及復活那無以復加的,無法想像的深遠影響。 如果耶穌可以在客西馬尼走進人類心靈最黑暗、痛苦、無望的地方,然後竟然復活,(走出墳墓,)證明他生前所說的一切話,我們也會因著信靠他,被賦予新的生命,並讓我們痛苦掙扎的心靈得見光明。 明白了這一點會給焦慮的人帶來多麼大的鼓勵啊。

對我來說,焦慮的狀態總像是一種厄運將至的感覺。 我擺脫不掉,災難似乎不可避免。 沒有任何一次心理的諮詢,沒有任何一條賢達的建議能完全把它挪移開。 但在聖父、聖子、聖靈的醫治中,有一個應許,就是“我們的焦慮最終會結束的”。 這樣來透視我們的日子,我們就可以承受焦慮的生活。 更好的是,這個應許還叫我們看到,有一天當我們有了新的形體,與復活的主一同慶祝祂得勝的時候,我們會從焦慮,以及所有的精神疾病中得到完全的自由,我們知道上帝”完全的愛”,“就把懼怕除去”(約一4:18)。

B.G. White 是紐約市國王學院(King’s College in New York City) 聖經研究的助理教授,也是牧師神學家中心(Center for Pastor Theologians) 的研究員。

翻譯:陸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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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T 賴特:這場大瘟疫應該讓我們謙卑下來,並且徹底腳踏實地

我們不能確定它為什麼發生,或者如何阻止它,但聖經呼召我們與聖靈一起悲傷,並要服事他人。

Christianity Today October 15, 2020
Illustration by Rick Szuecs / Source images: RealPeopleGroup / Getty / Andre Ouellet / Unsplash / Cynoclub / Envato

夾在全時段的新聞報導、對公共衛生專家的訪談以及專家對不同抗疫策略利弊的探討之間,對於COVID-19的信息和各種看法,我們可是一點也不缺乏。 然而對於許多問題,我們的回答依然心中沒底:為什麼會這樣?我們應該怎麼做來回應?當這一切發生時,神在哪裡?在《神與大瘟疫:基督徒對冠狀病毒及其後果的反思》一書中,神學家和作家N. T. 賴特向我們展示,聖經是如何解答我們的迷亂和疑惑的。 蘇格蘭“唯獨公共基督教中心”的主任安迪·班尼斯特(Andy Bannister),與賴特就他的新書進行了探討。

關於這次流行全球的大瘟疫,許多基督徒已有著述——從約翰·萊諾克斯(John Lennox)約翰·派博,甚至還有許多不叫約翰的作者的著作。 是什麼促成你寫出自己的書?

早在三月份,《時代》雜誌就問我是否願意寫一篇關於這次大瘟疫的文章。 標題很有刺激性:“對于冠狀病毒,基督教沒有答案,也不應該有。” 我要說,這件事讓我們回到《羅馬書》第八章的立場,即聖靈用說不出的嘆息與我們一同嘆息(26節)。 保羅這麼說,可是一件不同尋常的事情。 它告訴我的是,面對此事,我們應該謙卑,而不是以為我們應該知道所有的答案。

文章發表後,我開始接到反饋。 人們發電子郵件問我,“你怎麼能這麼說呢?”有人把人們在推特上怎麼說的轉告給我(我自己從來不上推特)。 與此同時,我一直聽到人們在用不是那麼恰當的方式引用聖經。 這本書試圖探索的是,就我們如今正在經歷的,在其整個敘述、展開中,聖經到底提供了什麼樣的答案。

當COVID-19襲來時,我們中的許多人似乎感覺意外。 你是否覺得,西方的教會在舒適和安全中太久了,以至於忘記瞭如何應對黑暗、痛苦和危機嗎?

絕對是這樣的!幾週前,當我和一位教會資深領袖談論這件事時,他說:“湯姆,你知道的,在哀慟方面我們做的不是很好,對此我們不習慣。 但是,在喜慶方面我們也沒有做的很好。 似乎我們主要在做的是滿於現狀。” 我認為他是對的。 我不斷聽到基督徒問,“這會是世界末日嗎?”我想提醒他們,這樣的事情已經一次又一次地發生過。 例如,在1917-18年間,西班牙流感流行全球。 在此期間,世界一些地方的教堂被關閉了一年。 我們忘記了,我們以前曾經歷過類似情況。

此外,對於二戰後成長起來的嬰兒潮一代來說,我們在自己的領土上還沒有經歷過過戰爭, 也還沒有過流行全球的瘟疫。 當然,我們經歷了幾次經濟危機,但都不管怎樣,最後我們都挺了過去。 於是,我們就只是稀里糊塗地接著混下去,彷彿不會有什麼太糟糕的事發生。 我們忘記了歷史。

最近重讀馬丁·路德書信時,其中的一封讓我特別著迷,我在書中引用了它。 每隔幾年,路德就不得不應對這種事情,或是為自己,或是為鄰近鄉鎮哭號的人們,“幫幫我們吧! 我們這裡瘟疫鬧得厲害,人們正在死去,我們該怎麼辦?” 路德談到遵守有關服藥的規定,盡己所能幫助別人,如果自己可能有傳染性,就不要妨礙防疫、把疾病傳給別人。 他很務實,實際上就是在說,我們就應這樣對付瘟疫。 我們無需在神學上對此做過深的討論。

您的著作涉及到很多《舊約》的主題,特別是《詩篇》和《約伯記》中的。 關於後者,您認為,“《約伯記》的部分主旨恰恰是其懸而未決的特色。” 你認為,當今的基督徒處理不好模棱兩可的情況, 是因為他們的《舊約》根基不夠穩嗎?

我認為《新約》也有模棱兩可的地方。 在《新約》中有很多處是以那種省略號或者問號的方式結束的,因為這就是所謂的憑信心而活。

總的來說,我認為我們的問題部分是由於過去兩、三百年里西方世界所崇尚的、也已浸入教會中的理性主義。 比如,批判基督教的理性主義者這樣說:“啊哈,看吧,現代科學向我們表明,基督教信仰是假的!”作為回應,理性主義的基督徒會說:“不是的,讓我們來展示一下這一信仰是如何完全理性的!”這會導致我們想要對每件事情都有個答案,於是我們想說出這樣的話:“因為神有絕對主權的,祂要么是故意這樣做,要么至少是故意允許它發生的。” 我們認為,我們應該能夠搞明白祂要做什麼。 但我真的不認為我們被賦予了這種能力。

《新約》中我最喜歡的片段之一,是在保羅為奴隸阿尼西母寫給腓利門的那封信中。 他寫道,“也許是這個原因,他暫時離開你,使你永遠得著他。”(1:15)。 換句話說,保羅認為,也許他能夠明白,在這種情況下神到底要成就什麼。 但他不會說得那麼明確。

這裡有一種我們所需要的謙卑。 當然,這也會被引申,導致相反的另一種態度,“既然我們什麼都不知道,那誰還在乎呢?”這也是不明智的,因為我們已被授予了方向指南。 但就如俗話所說的,去了解所有細節,不是掙我們這種工資的人該操心的事。 這是神的工作。 我們的職責是,一旦神讓我們知道,在這個特殊情況下我們應該做什麼,我們就去執行。

當您說到福音書,你強調耶穌站在拉撒路的墳墓前哭泣的例子。 對於一位正在就“人為什麼受苦”這個問題掙扎的非基督徒,你會怎麼對他說呢?他會問:“哭泣的神有什麼用? 我可以哭, 任何人都可以哭泣。 我們需要的是行動,我們需要做點什麼!耶穌哭泣能幫什麼忙?”

這個故事中是有足夠的行動的,而行動是來自於眼淚的。 事實上,福音書裡的眼淚經常是最關鍵的因素。 它們所展示的是,創造了世界、並道成肉身為拿撒勒人耶穌的神,不是坐在樓上某處,俯視著說,“好的,我會收拾你的爛攤子。” 相反的,神前來親自動手,使雙手被刺穿,以便就在我們中間,並將我們從那裡拯救出來。 正如保羅在《羅馬書》八章中所說,當我嘆息的時候,耶穌與我一起嘆息,聖靈在我裡面嘆息,知道這些是令人深感安慰的。 這是表明基督教信仰不同於我所知道的任何其它世界觀的標誌性特徵之一。

《新約》的其餘部分——特別是關於聖靈的角色——在如何應對這一大瘟疫方面,有什麼教導嗎?

我剛才提到的《羅馬書》八章是整個聖經中最偉大的篇章之一。 當我還任主教時,如果面試應徵教區工作的人,我有時會問:“你會把哪段聖經經文帶到荒島上?”為了增加難度,我還會補充說,“你已經有了《約翰福音》二十章和《羅馬書》八章,所以不用提它們。 那些都是很明顯的。”

《羅馬書》八章充滿了榮耀, 充滿了救贖, 充滿了聖靈的工作。 然而,我們很容易得意忘形,想像著一旦完成了《羅馬書》七章的艱難部分,我們只需揚起風帆一路向前,抵達保羅所確認的終點,即沒有什麼可以將我們與神的愛分隔(8:38-39)。 但是,你仍然需要穿過《羅馬書》八章18-30節的黑暗隧道,尤其是第26、27節說到聖靈在我們的軟弱中為我們代求。

對於那本來就一團糟的世界,尤其是像當前這種情形,很容易想像著教會退後一步說,“世界如此混亂,真可憐。 但我們至少還知道答案。” 但是保羅說,不,當世界在生產的痛苦中呻吟時,甚至我們自己——擁有聖靈初結的果子,神新的創造在我們體內攪動——“也在內裡嘆息,等候得著兒子的名分,就是我們的身體得贖。”(羅8:23)

你可能會說,好吧,所以世界的混亂教會也有份,但神肯定知道祂在做什麼。 嗯,從某種意義上說是這樣的,神知道神在做什麼。 但是就在這裡,我們觸及到了神三位一體的奧秘,因為保羅說,在那一刻,聖靈用說不出的嘆息在我們內裡嘆息。 此外,引用最出色的哀歌之一,即《詩篇》四十四篇,保羅說,“那位鑑察人心的曉得聖靈的意思,因為聖靈照著神的旨意替聖徒代求。”(羅8:27) 換句話說,父神知道聖靈的意思。 但聖靈的意思,對於目前事情有多糟卻沒說多少。

這是一個很奇怪的生意。 但我認為,這裡的意思是這樣的:為了拯救世界,神以祂兒子的位格降臨,把罪的重壓放到自己身上; 神以聖靈的位格降臨,在教會中、在這個世界經受痛苦的地方嘆息。 這就是神如何通過這些生產的痛苦,從目前世界上的恐怖、羞恥狀態走向救贖,就是那應許給我們的全新創造。

關於聖靈悲傷和嘆息的見解讓我回想到你之前提過的一件事,就是哀慟。 貫穿整本書,你一直在說,我們需要“擁抱哀慟” 。 這件事情,是我們現代教會有所忘記的嗎?如果是的話,我們如何重新發現它?

是的,我真的覺得我們當中的某些人已經把它忘記了。 對於我們這些經常引用詩篇的人來說,這一傳統有助於我們從較頻繁的哀慟中走出。 當用《詩篇》禱告時,日復一日地,我常常會撞上哀歌中的某一篇。 因為在我生活中發生的那些糟糕的事情,它經常正好就是我所需要的。

在別的時候,即使當我個人感到很歡快時,也可能會碰到某些哀歌。 於是,作為一種屬靈操練,我嘗試著將我的思路放入世界各地我所知道的人們的境況當中:或是我的朋友,或是在電視上或新聞中見過的,當前處境糟糕的人——身處可怕、骯髒的難民營,或者其它情況的人們。 我用哀歌禱告,試圖在神的愛中擁抱他們。

我們要記住,不光是在大齋期期間才有哀慟。 當我們為聖誕節做準備時,它也融入了將臨期之中。 我們可以用這些節期來培養側重哀慟的敬拜儀式,用哀歌將世界的痛苦帶到神的面前,比如像《詩篇》二十二、四十二和八十八篇,就預表了耶穌在十字架上的祈禱:“我的神!我的神!為什麼離棄我?”(太27:46)。 有時,禱告的結果是事情走向光明的另一面。 而有時,就像《詩篇》八十八篇那樣,卻根本不會有那樣的結果,一切仍在黑暗之中。 但有一種感覺,即使在黑暗中神仍與我們同在。

在書的末尾,您談到教會及其對各種封城令的反應。 您認為,我們如果願意暫停現場聚會,轉而進行網上敬拜,可能會意外地強化將信仰視為私人活動的那種世俗觀念。 我們如何解決人們對集體敬拜的需求與強調公共健康重要性之間的矛盾?

我一開始就講到,路德已經指出,我們不能傳播感染, 這是不負責任的, 是對別人的生命不當回事。 如果我們愛教會的建築物甚於愛我們的鄰里,那麼我們有禍了。 事實上,英國大多數的教堂都是老建築,因此很難對它們進行深度清潔。 我覺得這一點很重要。

但另一方面,我也擔心網上教會很容易導致我們說,“哦,我們不需要親自見面聚會,因為這些是屬靈的事情。”

那麼,你能在臥室裡穿著睡衣,和在其他地方一樣崇拜神嗎?嗯,從某種意義上說,你可以的。 但基督教是一項團隊運動, 是我們一起做的事情。 想想聖靈的果子:仁愛、喜樂、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實和節制(加5:22–23)。 這些事情都是要我們一起做的, 你不能大家分頭各自實踐。 因此,我們如能以明智的方式回到一起,那是越早越好。

至於領受聖餐,是的,我們可以在屏幕上領受,但是還是會感到一種禁食、被剝奪、流放的感覺,因為基督的身體,即神子民的大家庭,沒有和我們實地在一起。

我一直認為,對邪惡和苦難最重要的回應不是言語,而是行動,即使行動的代價是高昂的。 在這方面耶穌為我們做出了榜樣。 因此,鑑於這一大瘟疫所造成的苦難:基督徒現在應該做什麼?我們該怎樣生活呢?

在《使徒行傳》十一章中,有一段非常吸引人,裡面講到安提阿的門徒們聽先知說要有一場飢荒(第28節)。 他們的回應不是:“哎呦,這是什麼意思啊? 神在生我們的氣嗎? 這是否意味著主會再來?” 不,他們非常實際。 他們問的是:誰最可能有危險?我們有什麼可以幫忙的嗎?我們應該派誰去?結果是保羅和巴拿巴被派往耶路撒冷,帶錢給那裡貧窮的教會(第29-30節)。

在《約翰福音》第九章的開頭,那個生來就瞎眼的人的故事也與此類似。 耶穌極其實際,並勸阻他的門徒問到底是誰的錯,或是否可以歸咎於某些罪(第3節)。 實際上這不是任何人的錯。 重要的問題是,上帝會讓我們怎樣來回應。

因此,對於我們來說,我們應該從鄰里、朋友和家人開始,問詢我們能否帶著食物、工具或醫療用品去幫助誰。 也許我們的教會可以參與經營類似食品銀行的那種機構。 簡言之,我們應該問:我們能做什麼?

在其精彩之作《主權:基督教革命是如何再造世界的》中,歷史學家湯姆·霍蘭德(Tom Holland)指出,過去教會所做的以及只有教會才做的許多事情,現在已為更廣泛的世俗社會所承擔。 因此,有許多不會自稱為基督徒的醫生和護士接過了照顧他人這一強烈使命,甚至可能以犧牲自己的生命為代價。 這是一件崇高的事情。

但在古代世界,只有基督徒才這樣做。 因此,從某種意義上說,某些基督教理想已經擴散到世界中。 我們應該為此感謝神。 但在教會裡,從第一天起,我們就一直在做醫療、濟貧和教育方面的事情。 它們深植於教會的DNA中。 因此,基督徒應該恢復這一傳統,並堅持它,而不僅僅是當瘟疫橫行的時候才做。

翻譯:吳京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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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人先知之聲溯源

為什麼非裔美國人教會仍然必須重視《出埃及記》。

Christianity Today October 15, 2020
Illustration by Matt Chinworth

編者按:本文是匯集著名學者回顧“初約”(即舊約–譯者註)在當代基督信仰中地位的六集系列中的最後一篇。

11歲時,我看了一部關於馬丁·路德·金以及民權運動的紀錄片《定睛獎賞》。 伯明翰的黑人婦女被消防水龍沖倒在地的畫面在我眼前閃過。 警犬沖向人群。 表情憤怒的白人,對試圖進入實行種族隔離的學校的黑人孩子大聲喊叫種族主義髒話。

在田納西州西南部的一個黑人小教堂“哈齊街基督教會”長大,在講道和主日學課程中,我知道了關於以色列人在埃及被奴役的故事。 看完《定睛獎賞》後我明白了,黑人在美國的遭遇和以色列人在埃及的一樣。 這一認識激勵我追隨摩西、舊約先知和士師們(我們可以稱之為“自由戰士”)的傳統,以及小馬丁·路德·金的遺產。 對於當前美國黑人經歷的苦難和壓迫,《舊約》是持反對態度的。 那些日益受惑於成功神學和中產舒適的黑人教會,需要繼續植根於這一遺產。

《出埃及記》的威力

《出埃及記》的故事在非裔美國人教會中具有持久影響力,因為這一敘事正好講到了其會眾所面臨的困境。 一代又一代的非裔美國人,在《出埃及記》中找到了那位看顧向祂哭求的被壓迫者的神:

“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我實在看見了; 他們因受督工的轄制所發的哀聲,我也聽見了。 我原知道他們的痛苦, 我下來是要救他們脫離埃及人的手,領他們出了那地,到美好、寬闊、流奶與蜜之地。”(出3: 7-8)

非裔美國人讀到的神, 反對那將神的子民不當人看的強者。 他們相信,就像聽到了以色列人的禱告一樣,神也聽到了他們的禱告:“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我實在看見了。 ” 這是神對受揀選之人的用語,表明被壓迫者是屬於神的。 這就是歷史記載的,祂不僅知道選民們在哪裡,而且知道他們的處境質量如何,並將他們的被奴役視為不屬神的非法之事。 非裔美國人教會指出,神不僅看到祂選民的痛苦,也聽到人們的哀聲:“他們因受督工的轄制所發的哀聲,我也聽見了。” 所見所聞導致神采取行動:“我下來是要救他們。” 《出埃及記》提醒我們,解救的行動是被壓迫者受苦時神做出的自然反應。 因為神知道以色列人為奴的痛苦,所以神來審判壓迫者,解救被欺壓者。 《舊約》,尤其是《出埃及記》對非裔美國人教會的重要性,在於它肯定了我們的神是一個看得見、聽得到受難者,並為他們做主的神。

當然,內戰前的奴隸主們明白,如果奴隸們知道了《出埃及記》的故事,就等於找到了強有力的神學依據,將自己的解放看作一種神聖的權利。 因此,除了不讓太多奴隸受教育外,那些有意於讓自己的奴隸們皈依的基督徒奴隸主使用的是所謂的“奴隸聖經”,其書名為《為英屬西印度群島黑人奴隸選用的聖經節選本》。 這本“聖經”刪除了近50%的新約內容和90%的舊約內容。 毫不奇怪,幾乎整捲《出埃及記》都被刪掉了。 畢竟,並不需要太多想像,就可以把種植園主置於扮演法老的角色,而非裔美國人奴隸很容易把自己看作在埃及受奴役的猶太人。 白人奴隸主們知道,聖經這本書會為非裔美國人基督徒帶來何等的力量,而且事實證明也確實如此。

解放的遺產

被許多非裔美國人視為黑人摩西的馬丁·路德·金當然知道黑人的痛苦和苦難。 儘管他在白人至上的教育體系內受到了良好的教育,但並不因此就對黑人的痛苦視而不見。 就像摩西所做的一樣,與解放之神的親身相遇,促使他採取行動,在那代表南方白人暴行的令人生畏的寶座前,將他的人民從跪姿中解救出來。

在《永不離開我們:小馬丁·路德·金的禱告生活》一書中,路易斯·鮑德溫(Lewis Baldwin)提到舊約對金的影響。 金相信,《詩篇》作者和先知們身上所體現的,正是以不懈的禱告來支撐大膽行動的聖經理想。 鮑德溫寫道,“這位民權領袖顯然對禱告有著基於聖經的理解,從這些以及其他希伯來聖經資料,他對禱告的本質有了深刻的理解,為將禱告視為每日與神對話、同行的觀點找到了依據。” 正如鮑德溫後來所說,“對於金來說,禱告的迫切性不僅來自於在神面前感到個人的有限,也來自基於非裔美國人的宗教體驗,特別是黑人教會傳統的一種深刻認知。”

對於舊約先知傳統的詳熟,使得金的眼睛能夠敏銳地抓捕到淹沒在白人財富汪洋中的大量貧窮非洲裔美國人。 在白人學校所受到的中產階級教育,並沒有使他對那些身陷貧窮者的困境無動於衷。 相反地,金利用所受的教育來釋放思想的力量和先知的精神,並釋放他的口舌為被剝削者辯護。

對於喪失權益者苦難的敏感,同樣也深刻體現在金的導師和知己霍華德·瑟曼(Howard Thurman)身上。 在《耶穌與喪失權益者》一書中,瑟曼講述了自己孩提時代的某天晚上,被母親喚醒去看哈雷彗星的故事。 在自家後院中,他們默默無語地看著巨大的光扇在天空中蔓延。 當霍華德表示擔心彗星可能撞擊地球時,他的母親打破了沉默,說:“霍華德,什麼都不會發生在我們身上;神會看顧我們的。” 他接著說,“在那晚之後,我還見過很多事情。 有無數次,我體會到生活是艱難的,像坩堝鋼一樣堅硬;但是隨著歲月的展開,母親那令人振作的話語一次又一次地再現其宏大威力,在我自己的屬靈上敲擊出它有節奏的吟唱。 這就是信仰和認知戰勝恐懼,並將其轉化為力量去奮鬥、實現…,而不是屈服。”

瑟曼從母親和祖母那裡繼承下來的這種深刻信念,深深植根於《出埃及記》和先知傳統。 在苦難中,被壓迫者沒有什麼其他權柄來源可以訴求。 這種抬頭的姿態是一種隱含的期望,即解放之神將下來解決被剝奪者的痛苦。

從埃及人到白人基督徒

當然,《出埃及記》的故事不僅幫助非裔美國人基督徒詮釋他們的歷史和被壓迫的經歷, 它還幫助他們解讀那些壓迫他們的白人,其中許多人自認為基督徒。 通常,白人基督徒告訴非裔美國人,他們無法理解黑人的經歷。 因為沒有經歷過永久的奴役和剝削,白人基督徒無法理解黑人的痛苦。 如果白人基督徒要了解黑人受壓迫的經歷,一定要是內心有那個願望。

《出埃及記》告訴黑人教會,他們的白人基督徒兄弟姐妹就像以特權繼承人身份住在法老家裡的摩西。 在《出埃及記》的記述中幾乎沒有跡象表明,在與神的神秘相遇之前,摩西對解救以色列同胞感興趣過。 當然,埃及王子所受的教育,不包括學習怎樣關心那些建造埃及宮殿和金字塔的奴隸們。 正如摩西所處環境使他忽視自己人民的痛苦一樣,許多白人基督徒的背景也導致他們忽視非裔美國人的受壓迫歷史。 即使是最好的白人教育也常常僅限於產出那些自稱是“無視膚色”的人,而實際相當於從歷史角度對於黑人長期受壓迫的歷史視而不見。

非裔美國人從《出埃及記》(以及先知書、流放期著作和後流放期著作)中學到的是,神不是色盲。 神聽到被壓迫者的呼喊、看到人民受壓迫,就會採取行動。 當摩西得知他的人民所受的苦難時,他果斷地行動以拯救他們。 真正的同情導致人們為被壓迫者採取行動,甚至把自己的生命危險置之度外。 也許白人基督徒故意無視他們的黑人兄弟姐妹的苦難,因為他們不想把自己的身體置於危險之中,甚至僅僅是冒失去其他白人的親情、接受和關愛的風險。

回到《出埃及記》的根

白人基督徒與黑人的苦難脫節,使他們難以理解深受舊約敘事影響、在整個民權運動中始終為自由而奮鬥的黑人教會。 在激發受壓迫黑人對自由的渴望方面,《出埃及記》是最具影響力的故事。 然而,當民權運動失去了金這一精神領袖後,新一代人開始試圖將政治引入仍然由白人居主導地位的那一壓迫性體系。 金像先知一樣在那壓迫體系的邊緣運作。 但在金死後,黑人教會變得不那麼以先知為導向。

金的許多追隨者不是繼續帶領黑人教會走向應許之地,而是領導黑人教會倒退,退回到安穩政治的法老宮殿內,儘管地位有所提升。 純粹追求政治權力和物質財富,損害了黑人教會與神的靈力之間的充分聯繫,而正是後者激發了金和舊約先知們不惜冒生命危險去抵制壓迫性政治體系。 黑人牧師們發現,像先知那樣對著掌控政治的主導體系大膽宣講真理,遠沒有像政客一樣來運作更有吸引力。

這些從先知變成的政客沒有意識到,白人當權者並沒有同情心,也不關心怎樣減輕黑人的痛苦。 黑人教會的許多領袖發現,不當先知,而是像政客一樣操作,可以獲得好白人的幫助。 潛在的黑人先知聲音被白人神學院接納,獲得價值三十枚銀幣的少數民族獎學金,那曾孕育了民權運動的先知精神則最終被馴化。 曾經在黑人教會起勇敢領袖作用的先知講道傳統被粉飾遮掩。

許多黑人升入由中產階級白人學術機構培訓出來的牧師所領導的中產階級黑人教會。 一些中產階級黑人教會開始選擇那些不會冒犯中產階級黑人情感的牧師。 同時,中產階級黑人教會與下層黑人的聯繫越來越少。 漸漸地,中產階級黑人教會對白人權力結構的先知性批判越來越少,並更加看重披著宗教偽裝的白人至上主義議程。

儘管如此,其他中產階級黑人基督徒還在運用他們的影響力,去解放貧窮的黑人群眾。 毫不奇怪,這些教堂的講道植根於《舊約》中大量的神將被壓迫者從奴役中解救出來的故事。 黑人小女孩、小男孩在講道中聽到,英雄人物如何反抗那奴役他們人民的壓迫性體系,這些英雄有摩西、以斯帖、約書亞、參孫、底波拉、但以理、尼希米、大衛、瓦實提、基甸、路得、以賽亞、耶利米、阿摩司和彌迦。

原本根植於宣講舊約、以舊約禱告的豐富傳統的黑人教會,如今顯示出被捲入中產階級黑人和下層黑人之間拉鋸戰的跡象。 正如PBS專輯《美國黑人的兩個國度》所指出的,二十多年前,我們既有歷史上最大的黑人中產階級,也有歷史上最大的黑人底層階級。 非裔美國人現在必須注意白人種族主義的另一面,即黑人中的階級歧視。

馬文·麥克米爾克(Marvin McMickle)在他的《給黑人中產階級講道》一書中認為,黑人中產階級和底層之間的這種分歧也許是對黑人教會牧師的最大挑戰。 一些中產階級黑人教會更致力於與白人財富體系,而不是與底層黑人保持聯繫。 麥克米爾克引用《阿摩司書》6:1的話說:“在錫安… …安逸無慮的有禍了。” 中產階級黑人教會要想在街頭有信譽,黑人講壇必須再次滿足黑人群眾的需求。

當然,無論在哪裡,金都會利用講壇,描述來自《出埃及記》、《以賽亞書》和《阿摩司書》的場景。 歷史上擁有著像金和他的前人這樣的牧師,今天的問題是:中產階級黑人教會會重新致力於關注被壓迫的下層黑人的痛苦嗎?中產階級會傾聽被壓迫者的呼求、制定戰略,以解救他們受苦的兄弟姐妹嗎?

今天當我們定睛這個國家受苦的廣大黑人群眾時,《舊約》以神的同情心使我們的心被打動。 中產階級黑人教會必須找回其先知的聲音,回到為奴之地,宣告被擄的得釋放。 神是自由的神,祂仍然進入到壓迫性的體系內,解救出那被稱為祂的子民的被壓迫的受害者。 在前行的時候,願我們讓我們已得解放的頭腦,通過我們已得解放的口傳達話語,動搖暴政的基礎,矯正那建立在人類苦難基礎上的體系。 如果黑人教會想在不公正的人類製度中再次作為一種解放性機構起作用,就必須保持其繼承下來的、注重《舊約》神啟解放性影響力的傳統。

傑里·泰勒(Jerry Taylor)是阿比林基督教大學(Abilene Christian University)的聖經、宣教和j教會事工副教授,是卡爾·西班牙(Carl Spain)種族研究和屬靈神行動中心的創始主任。

翻譯:吳京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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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在危機時期,學習也不是浪費時間

新冠肺炎(COVID-19)不能成為忽視上帝呼召我們去學習的藉口。

Christianity Today October 15, 2020
Illustration by Chris Koehler

我獨自躺在病床上,灼燒般的疼痛蔓延全身。 三個月來,我一直無法站立或坐著超過30分鐘。 醫生對我持續的神經疼痛和令人虛弱的肌肉痙攣毫無辦法。 在痛苦中,我尋思著我的基督教教育和學術生涯是否已經到頭了。

在疼痛開始之前,我是貝勒大學(Baylor University)的一名教授,相當健康,也挺成功。 我已經出版了好幾本書,完成了一筆經費可觀的研究工作,並在我協助建立的一個項目中享受與博士生的課堂討論。 2017年3月,我去做了一個我以為很常規的體檢。 不久之後,我就陷入痛苦之中。

我成了疼痛的俘虜。 為了控制它,我只能臥床不起。 我無法再去上班、鍛煉、開車,不能再和家人坐在桌前吃晚飯。 我覺得與朋友和教會隔離了。

我也不能再履行一個教授的基本職責。 在那幾個月裡,大部分時間裡我根本不想看書,更別說寫作了。 在我約伯式的自憐自艾中,我覺得似乎一切帶給我成就感或認同感的東西都被突然奪走了。 “我現在是誰,既然我似乎已經失去了一切?”我自忖。 我還能用同樣的方式去教書、去寫作、去學習嗎?

新冠肺炎的餘波很有可能會讓一些教育者和學生提出相似的問題。 也許你(或你的親人)已經感染了病毒並應對著長期的並發症。 也許你的生活安排已經被在線學習、封鎖令或者經濟影響而顛覆。 危機總是讓人產生疑問,我們是誰,神要我們做什麼。 我想要提醒大家我們身負學習使命的原因,並嘗試解決危機常會給我們帶來的障礙和乾擾。

讓禱告主宰

“我不想死。 ”一天晚上當我們在餐桌上討論新冠肺炎時,我的小兒子說。 他今年16歲,免疫系統受損。 我妻子也是。 我另一個兒子以前得過哮喘。 我還有一雙81歲的父母,其中一個只有部分的肺。 我愛的每個人似乎都很脆弱。

我知道我的經歷並不特別。 我們都害怕失去我們愛的人。 死亡的幽靈纏擾著我們。 我們可能會因此忽視我們從上帝那裡領受的使命。 當死亡的恐懼分散了我們對這使命的注意時,我們該怎麼辦?

首先,我們必須禱告。 幾個月前,當妻子告訴我她身體不適時,我感到了一種令人癱瘓的恐懼的衝擊。 是新冠肺炎嗎?當恐懼威脅要掌管我們的生命時,我們必須代之以禱告。 我們禱告,祈求我們的心與神的心一致。 通過禱告,祂安慰和引導我們,提醒我們祂是誰,我們是誰。

危機時期的禱告應是怎樣的?它可以採取多種形式。 我的姐夫也生活在難以忍受的慢性疼痛中。 他教我說有時候你只要禱告說:“主啊,幫我好好地活過接下來的一小時”,或者“主啊,幫我好好地活過接下來的五分鐘。 ” 其他時候,禱告的內容可以更豐富多彩。 在我生病期間,我的許多禱告不過是對神大喊大叫。 如果你最近對神大喊大叫過,那很好。 這意味著,即使在極端病痛中,你也和神保持著關係。 不僅如此,正如《詩篇》提醒我們的那樣,神可以承擔。 其實,唯有神能為我們背負恐懼的重擔。

然而,《詩篇》還給了我們更多東西。 在我住院期間,一些大學的老友從弗吉尼亞州來探望我。 事實證明這是天意。 他們為我禱告,使我精神振作。 後來,其中一人送了我一本《詩篇》。 當然,我已經有一本《聖經》了。 但不知為什麼,這本單行本的《詩篇》讓我更多地閱讀,禱告和背誦。

通過這三種操練,我想起了要活在關於神的故事中。 從哀歌中我學會如何表達痛苦:“我因呼求困乏,喉嚨髮乾”(詩69:3)。 我呼吸著充滿希望的渴望:“耶和華啊,我仰望你!主我的神啊,你必應允我”(詩38:15)。 我又想起:“耶和華靠近傷心的人,拯救靈性痛悔的人”(詩34:18)。

牢記第一個大使命

一旦我們對付了麻痺的情緒、重新沉浸在與神的交通中,我們就可以再次專注於完成我們在神的故事中的使命。 CS 路易斯(CS Lewis)在二戰初期的講道“戰時求學”提醒我們,人類一直在面對死亡和永恆審判的現實。 路易斯邀請基督徒學生們捫心自問:“讓每時每刻都要么在走向天堂、要么在走向地獄的被造,花此生僅有的這點時間——即是只是其中一點點——在文學、藝術、數學或生物學這些瑣碎學問上,是正當的嗎?甚至有其心理可能嗎?”

大學一年級時我就在思考類似問題。 我最初對這些問題的回答成了我學習的阻礙。 在我的心目中,純粹的傳福音和門徒訓練(按我那時對它們狹義的理解)優先於政治學和經濟學。 我發現自己如同路易斯的聽眾一樣,被他提出的尖銳問題折服:“你怎能如此輕率、自私,去思考除了人類靈魂救贖之外的事?”

我用了兩年大學時間才明白了路易斯在文章的幾段話裡闡明的內容。 你不能用前線心態過一輩子。 正如路易斯所指出的,即使一戰的前線士兵也很少談論戰爭。 相反,他們大部分時間都在從事正常活動,包括閱讀和寫作。

對新冠肺炎的戰爭也沒有改變這一現實。 當然,我們把更多的時間花在了洗手、社交隔離、遠程辦公上。 但我們還是把大部分時間花在吃飯、交往、工作、學習等日常事務上。 我們的課程、聚會、禮拜以及和朋友的聚會要么以線上形式舉行,要么是彼此保持一定距離,但它們還是一樣開展著。 正如路易斯對他的師生聽眾說的那樣,如果你在危機中暫停你所有的智力和審美活動,“你能做成的只是用一種更差的文化生活取代了更好的。 ” 我們仍然面臨著同樣的選擇–是沉迷Netflix、還是上課學習、還是與朋友家人培養更深的感情–區別只是是選擇在線方式還是與他們隔著2米不到的距離。

用神學的語言來說,即使在危機中,我們也不應因著神頒下的第二個使命(即使人作門徒)所具有的約束力,就忽略了神給我們的第一個使命(即遍滿地面,治理這地)。

創世記第1章有一段關於人類及其使命的驚人之語:“神說:‘我們要照著我們的形像,按著我們的樣式造人,使他們管理海裡的魚、空中的鳥、地上的牲畜和全地,並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蟲。 ’神就照著自己的形像造人,乃是照著他的形像造男造女”(創1:26-27)。

上帝創造。 既然人是按照神的形像被造,那我們就被設計成了有創造力的人。 事實上,上帝在他頒布的第一個大使命中,就呼籲人類“要生養眾多,遍滿地面,治理這地”(創1:28)。 我們被賦予了創造文化的尊榮。 我們製造工具,創作音樂,甚至建造城市(這些正是創世記第4章中所描述的人類活動)。 我們用道路和橋樑、用語言和書籍構建起了整個文明。 我們創辦企業和慈善機構,創辦醫院和大學,建立藝術館和劇院。

在所有這些努力中,神使我們尋求祂,認識祂的思想和品格。 祂把我們設計成渴望真、善、美的人,叫我們渴慕祂的智慧(箴1,8)。 12世紀的教育家聖維克託的休格(Hugh of St. Victor)提醒我們,追求智慧意味著與神的活潑心靈相遇,就像一個人建立起了“與那神性的友誼”。

這就是我們學習的原因–不僅僅是為了獲得金錢或工作,雖然這些都很重要。 我們學習是因為神按著祂的形象造了我們,使我們可以反映出他的創造力、真理、良善和美。 我們也學著去恢復那形象的全貌,與基督一起扭轉墮落對我們個人生活和整個世界的影響。 事實上,基督徒在全世界設立學校,部分原因就是為了推動這些目標。

疫情只是放大了這一點。 如果流行病學家、科學家和醫護人員在大學時無視上帝賦予的學習使命,他們現在就無法準備好對抗病毒。 我們需要經濟學家來幫助我們克服財務困境。 我們需要心理學家、詩人、作家、哲學家和藝術家來幫助我們處理所感受到的混雜情緒。 我們需要牧師、敬拜領袖和有神學裝備的平信徒幫助我們透過神的大故事來看這個瘟疫。

從這個角度來說,基督徒應該是最喜歡學習的人。 面對危機總是需要神的智慧,這是我們在聖經和人類最好的傳統中能找到的。 相反,正如《箴言》反复說的那樣,唯有愚妄人藐視智慧、訓誨和聰明。 我們通過尋求知識和巧妙地運用知識來向當前的流行病開戰。 我們的醫護人員和醫學研究人員當然應該利用人類的創造力和上帝的恩典所能提供的一切恩賜。

也許你不確定在這段時間裡應該繼續求學還是暫緩計劃。 如果你真的愛慕知識,也聽到它對你的呼喚(箴1:20-33),你必須現在就去尋求它,而不是等到一切“恢復正常”。 就如路易斯筆下那群人類中最偉大的學習者那樣:“知識和美,他們當下就要,不會等那個永不會來的恰當時機。 ”

新的紀律形式

我們無需為疫情中斷了教學工作感到驚訝。 重大危機往往如此。 不過,我們還是要防備,不要讓不利的環境消耗我們,使我們疲憊不堪。

對恐懼的執念會成為阻礙人堅持下去的主要因素。 焦慮是否佔據了你的生活,佔據了你清醒時每一刻的想法?我可以為這種危險作證。 當我第一次遭遇嚴重的健康問題時,我聽任它們主宰。 我花了幾小時在網上尋找答案。 我因痛苦和精疲力盡陷入沮喪。

當我放任自己追求這些虛無縹緲時,我的妻子分享了一些我急需的智慧。 十年前,當她臥床一年才從自己的健康問題中恢復過來時,她已經學會瞭如何應對這種被強制的“隔離”。 主一點點教導她安排好每日生活的重要性。 她提醒我在每天的一開始應與神共度,然後做一些伸展運動和練習,幫助我安撫不聽使喚的肌肉,也重新集中游離的心緒。 漸漸地,我重新學會了照看自己的身心靈。

要想在流行病蔓延期間更好地學習,我們必須建立起新的生活秩序和節奏,才不至於被當下的壓力擊垮。 在持守神所命定的任務的同時,我們可能也需要嘗試用非常規的方法來完成它們。

在劇烈疼痛發作期間,我無法長時間坐著或站立。 為了繼續寫作,我不得不開動想像力,學著使用一些新工具。 我訂了一個電腦架,讓我可以躺在床上寫作。 靠著神的恩典,我很快發現專注於工作分散了我對痛苦的關注,也幫助我恢復了之前的創作力。 事實上,我以這種發式寫完了兩本書。

就像被迫臥床迫使我以新的方式寫作一樣,新冠肺炎也迫使我們以新的方式進行教學和學習活動。 在嘗試過線上和線下授課後,我毫不懷疑面對面授課對學習更有利。 在網上上課的學生很容易因手機或周圍的環境分心,原因不乏寵物、其他家庭成員,以及廚房裡的零食。 保持專注需要一種新的紀律形式。

什麼可以幫助我們實現這個目標?首先,我們應視在線學習與面對面學習一樣,是神給我們生命使命的一個重要部分。 第二,我們要把它視為成聖道路上的一種靈性操練。 認真傾聽是一種愛的技巧。 在線學習讓我們不得不在充滿挑戰的環境中踐行這一美德。 第三,我們要操練道德行動力(moral agency)。 這包括保持精神集中,不要嘗試同時處理多個任務。 (換句話說,放下手機!)在線學習不是三心二意的藉口。 正如路易斯在《返璞歸真》(Mere Christianity)中所說的那樣,“上帝不喜歡知識懶漢,正如他不喜歡任何懶漢一樣。 ”

最後,我們用安息日的休息和娛樂來犒賞自己。 如果我們覺得在疫情期間每週必須工作7天,我們很可能是倚賴自己的力量,而不是神。 如果我們覺得為了生存需要跳過與神的交通,我們就沒有把時間交託給神。

新冠肺炎危機只是證實了基督徒早該知道的事:自從人類墮落以來,生活從來沒有“正常”過,世代總是反常地邪惡著(弗5:16)。 撒旦、世界和我們有罪的肉身不斷合謀,要分散我們對神對我們生命呼召的關注。 然而,祂的恩典仍然使忠心的基督徒–無論課堂內外–有能力尋求祂的陪伴,知道祂的心意和計劃,並完成祂對這個世界的目的。

Perry L. Glanzer是貝勒大學教育基金會的教授,同時也是宗教研究所(Institute for Studies of Religion)的常駐學者。 他也是《基督教教義的駭人觀念》(The Outrageous Idea of Christian Teaching)和《基督化的學生事務:基督教思想與實踐領域指南》(Christ-Enlivened Student Affairs: A Guide to Christian Thinking and Practice in the Field )的合著者。

翻譯:許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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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是牧師的妻子, 自殺使我成為牧師的遺孀。

在丈夫不幸去世后, 我對心理健康和相關事工的瞭解。

Christianity Today October 9, 2020
Courtesy of Kayla Stoecklein

當我十九歲遇到安德魯時,我很快就墜入愛河。 他是一位牧師的孩子,他也受到神的呼召要作牧師,所以沒有多久,我就意識到,和他在一起的生活就是過牧師妻子的生活。

我從小每個星期天都會去教會,但我是在和安德魯的家人相處時,才一瞥在事奉工場最前線的生活是如何。 每當我靠近、傾聽和學習時,我看到,雖然在事奉工場的服事是有意義和美好的,但在幕後也可能會充滿壓力、失望、沮喪和孤獨。

在2015年,安德魯成為他父母親所屬教會的首席牧師,而我也很快就擔負起作為一位首席牧師的妻子應該作的事。 我曾在婦女事工團隊服事,週三為MOPS(Mothers of Preschoolers)的聚會作準備。每個主日,我也要在第一場主日敬拜之前準時到教會。

牧會成為我們的一切。 我們的整個世界就是圍繞著教會,和上帝對安德魯一生的呼召打轉。 他的呼召也成了我的呼召;他的熱情,是我的熱情;他的目的,是我的目的。

但在2018年8月25日,在經歷了一段時間的極度疲憊、憂鬱和焦慮的打擊之後,我鍾愛的丈夫安德魯不幸自殺了。

我所熟悉的生活,從此徹底地改變。我成為一位寡婦,以及要撫育三個小男孩的單親媽媽。 突然之間,我們成為互聯網上的悲傷故事。 我看到,我日常生活的圖片和我家人的照片成為全世界的頭條新聞。 我們在瞬間被推到鎂光燈下。

當世界注視著我們、俯身貼近,要仔細聆聽時,我選擇不沉默。 我不會讓自殺作最後的定論。 就在安德魯回天家的三天后,我寫了一封信給他,我也把它貼到我們家庭的部落格裡。 “你的名字將會以大有能力的方式活在人們的心中” , 我承諾說, “你的故事可以拯救生命,改變生命,改造教會支持牧師的方式。”

正是因為那封信,我開始看到上帝的手在作工,挽回已失去的,甚至把人從自殺邊緣救回來。 我們收到了數百封信件、禮物、捐款、書籍、毯子和花束來自完全陌生的人, 他們的愛心震撼人。

我最初就注意到,以及最近這幾年中我學到的是,安德魯的故事並不是不尋常。 剛好這周是全國預防自殺宣傳周,令人難過的是,年復一年更多的美國教會領袖因自殺而喪命。

許多牧師和在事奉工場中服事的同工在與他們的心理健康作掙扎。 可悲的是,他們並不總是覺得有空間能讓他們與同儕或會眾分享他們的掙扎。 害怕失去工作、害怕失去立場、害怕失去發言份量、害怕失去同工的尊重,這些都是活生生的現實。 從我和安德魯相處的經驗中,我瞭解到教會預備教會領袖們作回應是多麼重要,尤其是當他們發現自己處於事奉疲乏的時候。

每個牧師周遭都需要有一群讓他能感覺到安全的伙伴,跟他們在一起他可以表現得比較脆弱。 牧師們需要親密和值得信賴的朋友群,在其中他們可以放鬆戒心,脫下牧師的頭銜,單純地做自己。 安德魯經常說,“在高處是孤獨的”,但不需要是如此。 我們從來不是被創造過獨自的生活;這是行不通的。

與孤獨相關的是沉重的責任包袱。 安德魯經常稱自己為“靈魂人物”,他是把一切事工維繫在一起的人。 我會不斷地、有愛心地將他的目光轉回到耶穌基督,提醒他誰才是真正的靈魂人物.。 在擔任牧師的職位時,必須要與同工團隊分擔領導的責任。 如果我們不讓別人一起承受重擔,我們將會在所有的壓力下崩潰。

當教會事工的需要持續增多時,這種負擔尤其讓人感到無法喘息。 安德魯擔任牧師多年期間,每周要找一天休息都很難。 如果我們沒有把時間空出來作休息,我們將沒有精神力氣繼續往前行。 在我們該休息的日子我們必須要執意關掉手機、不打開電子郵件或遠離電腦。 休息是成功的關鍵。

在我作為牧師妻子時我發現的事實是,牧師也是人。 他們不是超人,他們是凡人。 他們不是擊不垮的,他們不過是破碎的器皿,他們只想盡自己最大的努力,在這非常黑暗和絕望的世界裡,作一盞明燈。 但是為了能繼續保持亮光和精神體力來領導,牧師們必須也要仔細考慮如何照顧自己。 牧師們需要有同工群,他們需要分擔事工的重擔,他們需要給自己空檔來療養和休息。

對那些向教會和上帝承諾將不計代價服事的牧師們,要說個人付出的已經是太多了可能很難,甚至是不可思議的。 但事實是,你的生命和健康比你的事工更重要。 如果你的事工正在置你於死地,如果它正在摧毀你的家庭,如果它正在加劇你的抑鬱,這是要趕快告訴別人的時候,要讓自己休息一下。

再次強調,這對我們任何人都難做到,對於那些回應主的呼召,奉獻自己一生為主所用的教會領袖們,這尤其困難。 但是,在像基督一樣領導時,我們的牧師們不需要如基督一樣領導。 因為基督已為我們作了最大的犧牲。 牧師們應該可以自由地表達他們的痛苦和掙扎,知道他們從不需要獨自承擔。

Kayla Stoecklein 為那些遭受精神疾病痛苦的人發聲,也是三個小男孩的母親。 你可以通過以下方式加入她的行動:kaylastoecklein.comInstagram@kaylasteck。 她的第一本書 《當恐懼失去控制時》本周(指原文發表時間,2020年9月10日——譯者註)出版。

翻譯:江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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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憤怒的上帝”的母愛

我們那種“舊約的、憤怒的神”的理解是扭曲的。

Christianity Today October 9, 2020
Illustration by Matt Chinworth

編者按:本文是匯集著名學者回顧“初約”(即舊約–譯者註)在當代基督信仰中地位的六集系列中的第二篇。

我對這句話並非總是感到有些厭惡。 我成長的教會所秉持的傳統,是在邊疆屬靈復興運動中產生的。 好的複興傳道人的標誌之一,在於他們有技巧地把罪人放在憤怒的上帝手中,通常是“舊約的上帝”,然後把他們轉移到在基督耶穌裡所啟示,“新約上帝”的恩典和愛的手中。 這種強烈的對比是我在整個青年時期對上帝的基本理解。

只有在大學裡攻讀舊約碩士時,我才發現這種對比,在不止一個層面,是一種錯誤的構造。 挑釁神學的馬克·吐溫在他的遺集《人間書信》中一針見血地指出,新約中的上帝顯然發明了地獄,祂一定是“比舊約中的上帝殘酷億萬倍”。 GK切斯特頓(GKChesterton)在《永活的人》中的看法又如何?他認為耶穌對耶路撒冷的愛和憐憫,與他把伯賽大降到比所多馬更低的坑里,是很難調和的。

但這不只是因為耶穌比在主日學的法蘭絨示教板(flannelgraph)上所顯示的嚴厲得多。 另一方面,“舊約的上帝”顯然比我年輕時從老師和傳教士那裡聽到的更有愛、更有恩典、更寬容、更有憐憫。

像慈母的上帝

如果我們不讀舊約,就會錯過很多好的東西,不僅僅是酒、性、與暴力。 我們會錯過一些重要的神學材料,錯過了一些顯出“舊約的上帝”的位格和屬性。 我們的上帝。

神學中最重要的觀點之一,是在以色列人與上帝關係的一個低潮期的接近尾聲時提出的。

耶和華,耶和華,是有憐憫有恩典的神,不輕易發怒,並有豐盛的慈愛和誠實。 為千萬人存留慈愛,赦免罪孽、過犯和罪惡。 萬不以有罪的為無罪,必追討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 (出34:6-7)

在上帝對以色列人做出這個肯定之前不久,他們做了一個金牛犢來代表那要帶領他們去應許之地的上帝。 且不要說這違反了十誡中的第二條,百姓對摩西已經不耐煩了,覺得他在山上與上帝相處的時間太長,他們要繼續他們的旅程。 而當摩西勸阻上帝,不要對以色列人動怒時,亞倫卻無法勸阻摩西自己的憤怒,導致利未人奉耶和華的名,擊殺了三千個以色列同胞(出32)。

在以色列人拜偶像的亂像後,上帝威脅說不和他們一起去應許之地。 就連摩西的信心也被動搖了。 為了尋求保證,摩西要求看到上帝的榮耀,儘管上帝在會幕中對摩西說話,就像一個人與親密的朋友說話一樣(出33)。

這一切都導致了出埃及記34:6-7中,上帝降臨山上、在摩西面前經過的時候的宣告。 在這句話中,特別重要的是在講述上帝的美德時,列在第一的:上帝是有憐憫的。 在這個單詞“憐憫”背後的希伯來文的含義更豐富,正如貝絲·坦納(Beth Tanner)在她合著的《詩篇註釋》中指出的,它也可以指“母親懷胎的胞” 。 所以更好的翻譯可能是“慈母的憐憫”。

在出埃及記34章中,上帝仍然叫以色列人為自己的罪負責。 但上帝這樣做是基於慈母的憐憫。 摩西要求上帝:“求你想到這民是你的民”(出33:13)。 上帝的正面回答,首先確定了上帝慈母的憐憫;這似乎在說,雖然他對以色列人生氣,就像母親對孩子一樣,但上帝絕不會拋棄他們,就像母親不會拋棄自己的孩子一樣。 舊約中的上帝是我們的上帝,是一位慈母般有憐憫的上帝,他正面對付子民惡劣的罪,並應許一個在失敗後的未來。 用憤怒來描繪舊約中的上帝,只反映了上帝特性中的一部分,而忽略了在出埃及記34章所講的,上帝品格的本質是以慈母的憐憫開始的。

列世列代的憐憫

離摩西和埃及很多年代後,在尼希米的日子–就是以色列人被擄歸回,過了幾代後,祭司們在禱告中使用了出埃及記34:6-7的話,他們呼求上帝不要拋棄他的子民(尼9:17)。 雖然被擄歸回,但可惜,這並沒有減輕人民在波斯統治下的困難(尼9:36-37)。 使他們的掙扎更加難以忍受的,是當百姓聽了文士以斯拉讀律法書時,似乎敏銳地意識到自己的罪,不禁哭泣(尼8)。

即使當禱告的利未人讚美上帝創造天地、揀選亞伯拉罕、並將以色列人從埃及救出來時,他們也提醒百姓,當他們拒絕聽從上帝的命令去奪取應許之地時,上帝還是饒恕了他們,因為上帝是“有恩典,有憐憫,不輕易發怒,有豐盛慈的上帝”(尼9:17)。

面對被擄歸回後的困難和百姓的罪惡,利未人把未來的希望建立在上帝的身上,上帝過去沒有拋棄以色列人,是因為他慈母般的大憐憫(9:19)。 在士師的時期,百姓離棄了律法,殺害了先知,但上帝仍然一次又一次地以慈母般的憐憫回應他們的呼求(9:27,28)。 在列王的時期,情況並沒有改善,人們繼續犯罪,繼續殺害先知。 然而,上帝卻因為那偉大慈母的憐憫而不肯棄絕百姓,因為上帝簡直就是恩典和慈母的憐憫(9:31)。

對上帝的這個觀點,讓我想起了我在俄亥俄州第一次當牧師時認識的一位母親。 她的兒子染上了毒癮,帶來各種麻煩。 她和丈夫什麼都試過了:多個康復中心,放下法律,強硬的愛。 什麼都沒有用。 然而,每次兒子回家,她都會原諒他,雖然她知道他很可能會再次傷害她的心。 但他是她的兒子, 她是他的母親。 同樣,儘管上帝的兒女一代又一代地犯了悖逆上帝的罪–包括殺害上帝的先知!但上帝一次又一次地以慈母般的憐憫歡迎以色列人(包括我們!)回家。 你想一個父母還要做什麼?

所有上帝的兒女

《約拿書》的功用有點像一個默想,想到上帝的大憐憫延伸到以色列邊界之外,甚至在以色列的敵人中。 這個故事,法蘭絨示教板分享得基本正確。 上帝吩咐約拿去尼尼微,就是那壓迫以色列人的亞述國的首都。 但約拿卻逃跑了。 上帝干預,讓約拿被扔下船,進到一條大魚的肚子裡。 這樣,約拿有一些時間來反思自己的人生選擇,他祈禱,大魚就把他吐回了旱地。 約拿終於完成了他當初的任務,宣布尼尼微即將傾覆。 出乎讀者意料的是,尼尼微悔改了,神也原諒了他們。

當尼尼微悔改的時候,也許約拿也很驚訝。 但他對上帝的寬恕並不感到驚訝。 我不記得從法蘭絨示教板上看到的約拿變得多麼憤怒,因為他知道,就像摩西和尼希米時代的祭司們知道的那樣,上帝是一位“有恩典有憐憫的上帝,不輕易發怒,有豐盛的慈愛,並且後悔不降所說的災”(約拿書4:2)。 約拿之所以逃跑,是因為即使他無法預知亞述人會怎樣做,但他知道上帝會怎樣做:出於憐憫,上帝必然會在尼尼微人悔改的第一時間赦免他們。

畢竟,亞述人也是上帝的兒女。 我還記得在俄亥俄州的同一教堂裡,一位長老用嚴厲的語氣貶低“日本人”,他們在工業上的智慧威脅到了美國的工業穩定。 然而這些也是上帝所生的兒女。 同樣,最近,許多基督徒對我們的穆斯林鄰居表示憤怒,他們感到威脅,擔心這些人會接管他們的國家。 然而這些穆斯林鄰居也是上帝所生的兒女。 在舊約裡充滿了以色列的敵人,我們也感覺到不乏反對我們國家和生活方式的敵人。 約拿書提醒我們,上帝慈母般的憐憫甚至延伸到我們的敵人身上,因為我們大家都是上帝的兒女。

當然,母親不僅僅是我們生命中最有可能原諒我們的人。 在我們遇到困難的時候,她們也會很快來到為我們辯護。 我自己的母親就是這樣的。 記得小時候,我和姐妹們想把錢存進聖誕儲蓄賬戶,卻沒有帶證件。 銀行並不寬容我們。 我媽就帶我們衝進了銀行副行長的辦公室,解釋說我們是她的孩子,並預期我們能得到更好的待遇。 自從那之後,我不記得我們再有什麼麻煩。

用詩篇86篇來禱告的那詩人,也以類似的方式呼求上帝表達慈母的憐憫-當然詩人的麻煩,肯定比我們與銀行的小事件更嚴重。 詩人知道上帝的赦免(詩86:5),卻因為攻擊他的敵人是“強橫的人,要尋索他的命”(14節),就來到上帝面前,求上帝在他的苦難中應允他(7節)讓他生命得到保存(2節)。 當詩人凝視著強橫的敵人時,他記得這個在以色列內外迴響的強烈宣告:“主啊,你是有憐憫有恩典的上帝,不輕易發怒,並有豐盛的慈愛和信實”(15節)。

詩人知道上帝以慈母的憐憫看待他的處境,推動上帝從火宅中救出孩子,捨棄自己的生命來拯救胎中的果實。 慈母的憐憫激起一股熱情,要保護自己所生之孩子,抵禦攻擊者,在一個充滿暴力的世界裡,提供孩子一個安全的地方。 這也是舊約中的上帝,我們的上帝,以慈母的憐憫來施行拯救(16節)。

去,用同樣的愛

如果你在《斯特朗聖經索引》( Strong’s Concordance) 中查看“慈母的憐憫”這個詞背後的希伯來文,你會發現它在舊約中以各種形式出現了大約150次。 如果我們的教會用一年的時間,查考這150處有關“慈母的憐憫”的經文,領受從聖經而來的靈糧,而不是忽略舊約裡有關“慈母的憐憫”這偉大的主題,只看舊約中與基督耶穌所啟示的上帝不一樣的憤怒、復仇的神,那會怎麼樣呢?

但願有一件事會發生,就是我們會帶著更多的感恩來敬拜和禱告,感謝我們的上帝,祂“昨日、今日、一直到永遠,是一樣的”(來13:8)。 當我們參與聖餐時,我們會看到上帝的寬恕從耶穌身上顯明出來,是祂行在所有兒女身上的慈母憐憫般的最新作為。 自從在伊甸園中第一個孩子出生以來,上帝就一直愛著他們。 而在耶穌所提供的餅和杯中,我們會看到,上帝藉著耶穌把人類從罪和死亡的權勢中拯救出來,是上帝一次又一次把祂的兒女從仇敵手中救贖出來的高潮。

但願我們的教會能更成為上帝所預期的,用來歡迎破碎之人的地方。 當我們看到舊約中上帝表達慈母憐憫的每一個地方,以及以色列人也效法的時候,我們會不會受感動,跨越過我們太容易落入的自以為是、詆毀敵人的境況,而向所有上帝的兒女敞開我們的社區,以憐憫的態度歡迎他們?難道我們不會受感動,去保護我們城市和社區中受到死亡威脅的生命嗎?

也許我們會意識到,我們讓第一印象誤導了我們,其實舊約中的上帝比我們所知道的更複雜、更有活力,是的,更像慈母。 也許我們會停止說“舊約中的上帝”,只說“我們的上帝”。

Robert L. Foster 是喬治亞大學新約和宗教學講師。 他是《主啊,我們已經聽到:詩篇神學導論》 (城堡學術出版社)的作者。

翻譯:勵元達

責任編輯:吳京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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懷舊在屬靈上是件危險的事

為什麼我們不應該把“前新冠”歲月當作金牛犢來崇拜。

Christianity Today October 6, 2020
Illustration by Rick Szuecs / Source images: Dragana991 / Getty / Elizeu Dias / Bundo Kim / Unsplash / Agung Pandit / Pexels

還記得在新年夜,當時我們以為2020將是屬於我們的一年嗎?在隨後的幾個月裡,當世界停止運轉,類似的討論、梗讓社交媒體的氣氛輕鬆起來。 對於昔日的嚮往,現在瀰漫於我們生活中最平凡的角落,比如日常的駐足咖啡店、在睡前查看體育成績,還有在雜貨店見到貨架上擺滿了衛生紙。 我們甚至懷念每天的煩惱:在高峰時間擠地鐵、堵車在路上,或者隔壁派對上吵鬧的音樂。

我們不能不注意到這一新常態的毀滅性影響:人們獨處、長時間與人沒有接觸,或者失去親人卻無法舉辦得體的葬禮。 與親朋好友無法直接往來,少了那一份溫暖,於是我們感到,無論他們是在歡呼勝利,還是在痛苦中掙扎,我們都無法與之共同分享、經歷那一刻。 也許這就是我們真正懷念的:能夠真正以現場、親身參與的形式與人同喜、同悲。 。

不論是Instagram過濾器的溫暖色調,商店櫥窗裡展示的懷舊時尚,還是那抓住了集體想像力的政治口號(“讓美國再次偉大”),懷舊式的渴望貫穿在人類體驗的各個領域。 就像畢業典禮或者婚禮上播放的幻燈片,它以再普通不過的形式,對事情做了某種愉快的總結。 但是,這種渴望也會使我們把那些亟待解決的傷痛拋在腦後,誘使我們將過去的歲月以一種扭曲的潔本形式呈現。 在諸事紊亂的當前,人們更容易一廂情願地渴望一個更單純的時代。 如果不加遏制,這種懷舊情緒會讓我們誤入歧途到令人震驚的程度。

從在埃及為奴被奇蹟般地解救出來,以色列人在神面前莊嚴地起誓,要持守十誡,禁止崇拜別神或雕刻的偶像。 但就在幾個星期後,人們逼著大祭司亞倫,要求他為他們製作新神來崇拜(出32:1)。 他們怎麼會這麼快就淪落於偶像崇拜?

他們不再相信耶和華了嗎?這似乎不太可能。 以色列人目睹了一個又一個奇蹟:十災、紅海在他們面前分開、引導他們的雲柱和火柱。 他們目睹了神的威力。 他們的行為是因為害怕嗎?摩西登上西奈山已經有四十天了, 沒有人知道他什麼時候回來,或者是否會回來。 也許是因為要在沒有領袖的情況下面對曠野,這一前景使他們感到緊張?然而,當摩西第一次展示十誡時,人們對神的同在是如此恐怖,以致於他們為自己的生命擔心(出20:20)。 他們完全有理由懼怕上帝甚於懼怕荒野。

對於這種令人費解的背叛,有一個更簡單的解釋:以色列人民已經深陷於懷舊。 隨著跨越紅海的歡欣消退,漂泊曠野的現實來臨,人們渴望埃及的麵包和燉肉的鍋子。 於是神給他們賜下了嗎那(出16:3)。 在日復一日地吃嗎那後,他們的渴望越來越強烈、具體:魚、黃瓜、韭菜、蔥、蒜(民11:4-5)。 所以神給了他們鵪鶉(出16:12-13,民11:31-32)。 但他們在烹飪方面的渴望也喚醒了更深層的東西, 他們渴望四百年來所熟悉的穩定的、可預見的生活節奏。 這種渴望纏繞著他們,以致於他們忘記了為什麼原來被解救出來。

然後摩西又消失在西奈山上。 他的缺席提供了一個機會,使他們得以把以前的生活描寫得盡可能美好——盛宴、慶祝、宗教習俗。 大祭司亞倫從人們當中收集了與埃及相關的黃金飾品,並把它們塑成一個偶像。 第二天,人們在金牛犢面前狂飲喧囂,以致於摩西的同伴約書亞把喧鬧誤認為是爭戰的聲音(出32:17)。

他們在金牛犢問題上的大錯是故意失憶的產物。 以色列人想念熟悉的環境、日常的作息,以及在埃及生活時的其他美好方面,這是可以理解的。 但那舊世界已經一去不復返了,面前的新世界是一片充滿不確定性的曠野。 他們如此深陷於懷舊,以致於無視那為奴的四百年,違背了第一、二條誡命,以編造一個理想化的扭曲的過去。 因為他們在道德上完全失喪,在摩西干預之前,神考慮將他們滅絕(出32:11-14)。

這一切都始於渴望吃頓好飯。

像懷舊這樣看似無害的東西,怎麼會在屬靈上事實證明是如此危險呢? CS 魯易士在《魔鬼家書》中評論到,聖靈的工作是在當下展開的。 回應聖靈,要求人們“服從當下良知的聲音,背負當前的十字架,領受當前的恩典,為現時的歡欣獻上感恩”。 因此,罪的本質特徵之一是它隔斷了我們與現時的聯繫。 魯易士指出,大多數惡習,如恐懼、野心或過份的性慾,都誘使我們沉迷於未來。 相形之下,懷舊是面向過去的。 因為它把我們推到與大多數其他惡習相反的方向,我們往往認為它比較無害。 但從屬靈上講,與現時失去聯繫這件事情,比怎樣失去的更重要。 如果某種惡習使我們越長地無法面對當前的挑戰、感激當前的祝福,它在屬靈上的腐蝕性就越強。 正因為懷舊讓人覺得愉快且無害,它的效果可能是毀滅性的,使我們長期無法與聖靈的工作同步。

偶爾為之,懷舊可以讓我們感到充實:在與老朋友敘舊後,誰不感到神清氣爽呢?但是,無節制的懷舊會使我們緊緊地抓住金牛犢。 它讓我們想著過去,而認識不到是雲柱和火柱在引導我們度過這動盪不定的當前。 關於偶像,《詩篇》的作者是這樣提醒我們的:“有口卻不能說話,有眼卻不能看, 有耳卻不能聽,口中也沒有氣息。” 並在詩歌的最後警告道:“做偶像的必和它們一樣,所有倚靠它們的也必這樣。”(詩135:15-18)。 因為回望所多瑪,羅得的妻子變成了鹽柱(創19:26)。 她停滯、固化在她所渴望的、想像的昔日時光中。 從屬靈上講,當我們把記憶中失真的過去當作偶像時,我們有遭受與她同樣命運的危險。

如何防止懷舊使我們在屬靈上癱瘓呢?第一步是要對自己誠實。 我們自己認為的2020年之前的“正常生活”,無論是什麼樣子,都已不再存在。 當流行瘟疫升級為全球流行大瘟疫的時候,當阿莫德· 阿伯里(Ahmaud Arbery)、布里奧娜· 泰勒(Breonna Taylor)和喬治· 弗洛伊德(George Floyd)呼出他們最後一口氣的時候,它就已經結束了。 沒有任何經濟奇蹟或行政命令能挽回失喪的人的生命,恢復我們的安全感,或者回歸我們的生活節奏、慣例。

直面這個現實會攪動起心中的悲傷。 我們應該留出空間,來處理我們的集體損失。 聖靈可以把悲傷轉化為“按照神的意思憂愁”,帶來悔改和得救。 但是,我們必須對聖靈的工作敞開心扉,以免我們陷於那叫人死的“世俗的憂愁”(林前7:10)。

正如魯易士所強調的,對聖靈的開放是一個主動的過程。 “服從當前良知的呼聲,背負起當前的十字架,接受當前的恩典,為當前的歡欣獻上感恩”——我們該怎樣把這些付諸實踐呢?

在我們目前的環境中,十字架是顯而易見的。 歡欣可能更難辨別,但從屬靈上講,認知和感激至關重要。 我發現,當我通過筆記本電腦的屏幕,重燃舊日友情時,它就體現在那裡。 當為了免得幽居症,我和妻子在我們的新澤西小鎮上每天散步時,它就呈現在那裡。 當我們在附近的街道上漫步時,停下來和鄰居們聊天的頻率要比以前高得多。 我以新的眼光來看待服務業的從業人員,比如雜貨店店員、郵遞員、卡車司機、收垃圾的工人,並感激他們是如何使現代生活成為可能。 我正在學習享受每項日常任務,如烹飪和收拾院子。 這些“當前的歡欣”會因人而異, 但他們很可能就是讓我們存活的嗎那。

這時,信仰社區可以提供比懷舊更具啟迪性的事物,這就是盼望。 如果完全從聖經的角度看,盼望產生於艱難:“因為知道患難生忍耐,忍耐生老練,老練生盼望。 ” 盼望之所以能持久,就是因為它是聖靈的工作:“盼望不至於羞恥,因為所賜給我們的聖靈將神的愛澆灌在我們心裡。 ”(羅5:3-5)。 面對當前的考驗,當神的子民聽從聖靈的提示時,盼望就紮下了根。 而另一方面,懷舊則可能誘使我們沉溺於對舊日時光田園詩化的幻影中,而不是面對困難的現實。 沉迷於對舊日的幻想,會矇騙神的子民失去培育盼望、克服絕望的機會。

我們舒適、安定的美式生活已經讓位於曠野的季節。 曠野的環境讓我們感到,我們的生活隨時可能發生改變,為此內心深感不安。 神在這樣的環境中給我們提供的嗎那,嘗起來不像我們習慣的味道。 但與從前安定生活中的豐盛食物相比,它以其所不能的方式滋養我們。 隨著目前的危機繼續,我們將非常希望再現一個理想化、選擇性記憶的過去,而不是致力於當前的需求和憂慮。 但神的子民必須約束好自己,專注於現時、現地。 因為聖靈就在此時此地展開工作,讓一切更新。

Jeremy Sabella是達特茅斯學院關於宗教方面的講師。 他是《美國良心:雷茵霍爾德·尼布爾的故事》 (Eerdmans出版社,2017年)一書的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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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VID-19疫情終結了“心靈伴侶” 的婚姻模式, 這是個好消息。

對於新冠瘟疫之後的美國,會有一條難得的正面消息:更多的已婚夫婦將把家庭放在首位。

Christianity Today October 6, 2020
Illustration by Keith Negley

流行全球的新冠瘟疫及其經濟後果,對於美國家庭的打擊是毀滅性的。 數百萬計的父母失去了工作;數以萬計的人正在死去,其中有許多祖父母輩的人;在全國各地,為人父母的要應對動盪、無法確定的未來,他們及他們子女在以後若干年裡的生活都將受其影響。

這一切對於婚姻意味著什麼?

在美國,親身遭受到失業打擊的夫婦們離婚的可能性會更高一些,尤其是如果丈夫失業了的話。 就我們所知,沒有全職工作的男性離婚的可能性要高出33%左右,而女性失業並不會增加離婚的風險。 另外,由於經濟上的不確定性、封城居家的壓力,家庭衝突、暴力也可能增加。 《經濟學人》最近對採自五大城市的數據分析表明,雖然大多數類型的犯罪都有所下降,但家庭暴力的案例卻在上升。

正如社會學家馬克·雷格納斯(Mark Regnerus)所指出的,在COVID-19爆發之前,結婚率已經在下降,在2018年創下了歷史新低。 目前的經濟衰退將使結婚率進一步降低,因為當自己的經濟前景不明朗時,未婚男女們不大願意結婚。 受這種婚姻衰退影響最大的,將是經濟、財力方面最不穩定的那些人——受教育程度較低的人和勞工階層。 結果就是,在當今的年輕人中,永遠不會結婚的比例會非常驚人——按有人的估計,不少於三分之一。

人們不願結婚,加上經濟壓力和生育率的下降,意味著到21世紀中葉,數百萬美國人將成為中國人所說的“光棍”,即沒有親屬的男人和女人。 這些“光棍”們中的許多人,對於天際醞釀著的風暴,不論那是重現的瘟疫、社會動盪、主權債務清算,還是又一次經濟危機,他們都沒有做好準備。 面對著變遷的狂風,這些男女將缺乏他們在中年,尤其是晚年時,所需要的經濟、社會或情感方面的支持。 這些男女中的許多人,將缺失婚姻和家庭所賦予生活的意義、方向和幸福。 對於那些沒有宗教歸屬、無親屬的美國人來說,這一切將尤其如此。

對於美國家庭來說,這是壞消息。

然而,在所有這些動蕩之中,也許還有一點好消息:“心靈伴侶”的婚姻模式很可能會漸漸消失,“家庭第一”的婚姻模式將會出現。 這種將家庭置於首位的婚姻環境將更強健、更穩定,更有可能為孩子提供一個安全的避風港。

心靈伴侶這種婚姻模式始於20世紀70年代。 其背後的理念是,婚姻主要應基於兩人之間強烈的情感或浪漫聯繫。 只有當這種聯繫處於快樂、充實狀態並使雙方充滿活力時,婚姻才應該持續。 在大量的歌曲、好萊塢電影以及同樣多的自助圖書中,我們看到這些心靈伴侶的故事。 想想伊麗莎白·吉爾伯特(Elizabeth Gilbert)的《美食、祈禱、戀愛》,或者丹+謝伊(Dan + Shay)和賈斯汀·比伯(Justin Bieber)的歌曲《10000小時》吧。 這一廣受歡迎的神話,導致男人、女人們帶著極不切實際的期望結婚,而正是這些期望隨後使他們陷入毀滅性的失望,經常導致離婚。

心靈伴侶這一模式也是基於一定的經濟和政治條件的。 心理學家Eli Finkel認為,從五十年前開始,夫妻們感到他們可以自由攀登他所謂的“馬斯洛山”了,即心理學家亞伯拉罕·馬斯洛(Abraham Maslow)所界定的需求層次。 這背後的想法是,隨著市場和國家越來越多地解決諸如食物、居所之類的基本需求,美國人在滿足這些需求時將不再那麼依賴家庭,已婚夫婦可以自由地專注於那看似更崇高的“實現自我”的需求,如情感聯繫、個人成就和婚姻幸福。

然而,現在我們面對著這個以經濟保障欠佳、疾病橫行和政府無能為標誌,更黑暗、更困難的世界,對大多數男人、女人來說,心靈伴侶這一神話將變得不那麼現實、不那麼有吸引力。 夫妻們會發現,政府和市場是多麼的不可靠,而夫妻之間必須互相扶助,以哺育(和教育)他們的孩子、照顧他們的花園或住家、啟動家庭企業,或幫助照顧年長的父母。 他們將重新發現,婚姻的空間會主要用於撫養孩子,而終身承諾和的社區的支持——包括當地教會的支持——對它至關重要。 換句話說,他們將重新學習有關維繫婚姻的各種渠道,而不僅僅是兩個人之間波動的感情。

在COVID-19之後,大多數婚姻不會崩潰,而是會得到加強。 最近的歷史為我們提供了一個參考點。 根據我的研究,大衰退期間的艱辛導致許多美國人加深了他們的婚姻承諾,有很多人取消了他們離婚或分居的打算。 事實上,自上次經濟衰退以來,隨著美國人對婚姻生活越來越投入、謹慎,離婚率已經下降了20%以上。

家庭居首位的婚姻模式有賴於“直到死亡將我們分開”的倫理。 家庭研究所最近在加利福尼亞州進行的一項調查顯示,與那些認為分居是可行的夫婦相比,接受上述倫理的夫婦較少擔心離婚。 這些相互委身的夫婦也更有可能婚姻幸福。 就加州的夫妻而言,在那些只做有條件承諾——“愛情在,婚姻在”——的人當中,77%的人對他們的婚姻感到滿意。 但在那些認為“不應離婚”的人當中,82%說他們對婚姻滿意。 毫無疑問,對婚姻採取更委身的態度,讓夫妻間有更加相互信任,感情上更有安全感,對未來更有信心。 所有這些因素都提高了婚姻幸福的機率。

隨著婚姻的加強和生育更有選擇性,在完整家庭中養大的孩子的比例將會上升,對於許多美國孩子來說,這增加了家庭穩定優勢。 我們已經註意到,在大衰退之後,這樣的現象發生了。 離婚率下降,加上非婚生嬰兒比例下降,導致兒童中由親生已婚父母撫養的比例上升。 在全球瘟疫期間和之後,以家庭為首位的婚姻模式將加速其發展趨勢。

此外我們將看到,此次全球瘟疫結束後,與單身或者離婚的美國人相比,能維持住婚姻的美國人將會在感情和財務上處於更佳狀態。 研究表明,總體說來,已婚成年人往往比單身成年人幸福得多。 最近我與美國企業研究所的佩頓·羅斯(Peyton Roth)合作進行的一項研究表明,已婚美國人感到孤獨的可能性比單身美國人要低30%左右。 已婚夫婦也將享有更好的經濟保障,比單身夫婦掙得更多、儲蓄更多,更容易向親屬求助,獲得經濟支持。

在家庭居首位的婚姻中,夫妻之間的情感交流激勵著他們的婚姻。 同樣的,掛記給孩子一個穩定的家、避免財務困境、幫助其他家庭成員,並履行他們在一起的誓言,也都起著激勵作用。 在這種“相守直死”的婚姻模式中,無論是在教會內部還是在更廣泛的社區中,教會都特別適合扮演支持性角色,家庭研究所(我是其成員)的研究發現,積極參與其宗教社區並經常一起禱告的夫婦更有可能享受充滿活力的婚姻。 正如雷格納斯所指出的,去教會的基督徒也比其他美國人更有可能把結婚擺在首位。

儘管我們這個世界的現況總體上很暗淡,而且這種狀況將持續一段時間,但是已婚家庭的在全球瘟疫之後的前景看起來卻是光明的。 婚姻變得更加強壯、穩固,而且更有能力為兒女提供茁壯成長所需的安全基礎。 所有這一切,對於敬虔的基督徒來說尤其如此。

W. Bradford Wilcox是弗吉尼亞大學全國婚姻項目的主任,也是家庭研究所的高級研究員。 Alysse ElHage是家庭研究所博客的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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羞恥感的塑造力

屬神的羞恥感敞開我們的心,讓聖靈作塑造的聖工。

Christianity Today September 29, 2020
Illustration by Rick Szuecs / Source images: Kushal Medhi / Unsplash

布萊內·布朗(Brené Brown)在奧普拉·溫弗瑞(Oprah Winfrey)的 《超級靈魂星期天》節目上宣稱:「我認為羞恥是會致命的,是有毀滅性的, 我們深陷其中。」 她的 TED 談話 「傾聽羞恥」獲得了超過 1400 萬次的瀏覽量。 在其中她警惕說,羞恥正如一個小精靈嘻笑著在我們的頭腦裡交替播放兩段錄音:「永遠不夠好」,或「你以為你是誰? 」

這個比喻說羞恥感好似一個重複出現的陷阱:反覆經歷羞恥會破壞我們的自尊,而自卑又使我們更容易感到羞恥。 這種惡性循環終就會失控,導致無法自拔以及有破壞性的行為模式。 對布朗來說,羞恥感是一種有害的情緒,沒有任何建設性;因此,我們必須放棄這種感覺,並抗拒任何形式的羞恥。

從我們的日常生活中除去羞恥感的盼望似乎是合理的,但這樣做會削弱我們成為一個有道德的人的能力。 因為所有的道德情感都是緊緊包裹在一起,不容分開的。 因此, 正如克裡斯塔·托馬森(Krista Thomason)所寫的那樣,我們「無法擺脫任何一種情感(如羞恥感)而不毀傷其他的情感。」

此外,消除羞恥感會助長無恥。 在對哈威·溫斯坦(Harvey Weinstein)、查理·羅斯(Charlie Rose)和阿爾·弗蘭肯(Al Franken)的指控提出后不久,丹尼爾·亨寧格(Daniel Henninger)在《華爾街日報》上寫道,「他們的行為暴露了自我克制的崩潰。 這反過來又暗示了良心的蕩然無存, 就是對做錯事毫無感覺… 因此,當一個人問這些人的行為怎麼會如此粗暴如禽獸般,唯一個答案是,他們…不知羞恥。」

亨寧格同時警告我們不要自欺欺人,認為這些人只是與一般人不同。 相反的,他們正是「消除羞愧和行為界限的文化」的產物。 聖經也肯定了羞愧感的必要性,並大聲疾呼反對無恥。 先知們譴責以色列人靈性的麻木,以及不為他們那些可憎惡的行為感到愧疚(耶3:3;6:15;番3:5)。 保羅同樣譴責哥林多人道德的冷漠和未能為他們的罪感到憂傷 (林前5:2;15:34)。

可以肯定的是,羞恥感可能對人有害但不一定絕對如此。 我們必須區分的是屬世的和屬神的羞恥感。 帶著屬神的羞恥感,我們的良心會被符合神的標準而不是世界標準的價值觀所灼傷。 神聖的羞恥感是以神的眼光來看對與錯;它與神的榮美和聖潔聯結。 神聖的羞恥感會指引我們未來的選擇,防止我們做任何可能不榮耀神,或給教會、他人和我們自己帶來羞恥的事。

它提醒我們有責任去歡迎那些在主內的弟兄姐妹,不論他們的社會經濟、移民或種族背景是如何;因為隔離我們的牆已被耶穌基督的寶血所摧毀(弗2:14;門1:16)。 它要求我們尊重所有人的尊嚴,因為我們都是照著神的形象被創造的(創1:26-27)。

屬神的羞恥感也會評鑑我們過去的思想、行為和無所作為,用一個不迎合世界,但被福音所改變的心思意念(羅12:1-2)。 它會責備我們只看重自己而以冷漠看待他人所遭遇的迫害和痛苦,因為一個基督的肢體受苦時,所有肢體都痛苦(林前12:26). 屬神的羞恥感也讓我們不再猶豫,為那些受到種族歧視的人同感哀痛,呼召我們「與那些哭泣的人同哭」(羅12:15)。 它也會斥責我們沾沾自喜在網絡上羞辱他人,當我們用尖酸刻薄的推文表彰自己的「美德」, 而不是尋求別人實實在在的優點。

屬神的羞恥感的譴責會令人感到不安和痛苦。儘管如此,它還是為那些順服願意接受教訓的人結出義的果子(來12:11)。 屬神的羞恥感的譴責會破壞被錯置的自尊,讓基督徒可以長大成熟。

屬世的羞恥感造成毀滅,但屬神的羞恥感帶來復興。 屬神的羞恥感表明我們曾讓聖靈憂傷,但它也保證神的恩典(來4:16)。 屬神的羞恥感是來自於對神的要求和憐悯的真正瞭解。 對「永遠不夠好」的回應是,屬神的羞恥感認同我們自己永遠不夠好,但因為基督的緣故,我們做到的已超過我們所需(林後5:21)。

回應「你以為你是誰?」,屬神的羞恥感指明我們是罪人,但隨後會確認我們也是神的兒女和後嗣,因為我們與基督的結合(羅8:17)。 屬神的羞恥感並不與神渴望賜給兒女的尊榮背道而馳。 就如聖經中的那浪子,當他想清楚後(路15:17),屬神的羞恥感的懲罰、指責將我們導向於懺悔、悔改和謙卑;然後驅使我們再回到父親的親切懷抱中——我們確定將得寬恕,我們自己被更新,我們的關係得恢復,我們的權利尊榮重新獲得。 屬神的羞恥感是我們所需要的羞恥感, 使我們行事為人能與被呼召作為神的孩子相配。

劉德利是三一福音神學院的副教授,也是《為羞恥感辯護:保羅書信就其塑造力的論述》的作者。

翻譯:江山

責任編輯:吳京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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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s

《認識神》的作者巴刻去世,享年93歲

這位影響廣泛的福音派神學家為教會留下了最後一課:以各種方式榮耀基督。

J. I. Packer

J. I. Packer

Christianity Today July 18, 2020
Courtesy of Crossw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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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姆斯·因內爾·巴刻(James Innell Packer),被許多人稱為J.I.巴刻,是當代最著名和最具影響力的福音派領袖之一。 他於7月17日星期五去世,享年93歲。

1926年7月2日,巴刻出生於英國格洛斯特郊外的一個村莊。

他出身卑微,生於一個他稱之為下中產階級的家庭。 家中和教會裡的宗教氣氛是名義上的英國聖公會傳統,而不是以基督為救主的福音派信仰(在他的母會里,沒人就這一點教導過巴刻)。 改變巴刻人生的童年經歷發生在他七歲的時候。 當時他受人欺負,被從校園裡趕到格洛斯特繁忙的倫敦路上,結果被一輛運麵包的貨車撞倒,頭部受重傷。 於是在以後的人生裡,他頭部的一側一直有一個明顯的凹痕。 然而,對於這神意所賜,從兒時開始即伴隨他一生的記號,巴刻並無可抱怨,欣然接受。

對於巴刻,比這一事故更重要的是他的皈依基督,這發生在他進入牛津大學開始本科學習后的兩周內。 1944年10月22日,在參加由「校園團契」在校分會所組織的福音活動時,他決志信主。 雖然巴刻是一個認真攻讀古典學學位的學生,但他的牛津生活心之所系卻是屬靈方面的。 是在牛津,巴刻第一次聽到魯易士的講座。 雖然他們之間從來沒有過個人往來,魯易士對於巴刻的生活與事業的影響都是巨大的。 1952年,當巴刻藉著對理查·巴克斯特的研究獲得博士學位,離開牛津大學后,他並沒有立即開始他的學術生涯,而是在伯明罕郊區當了三年教區牧師。

巴刻有著多變的職業生涯。 其前半部分是在英格蘭度過的,後來移居加拿大,度過另外一半。 在英國時,巴刻曾在布里斯托爾的幾家神學院任各種教職。 在此期間,他還曾在牛津的拉蒂默中心任主任近十年,這是一家在英國國教會中代表福音派利益的智庫。 在這個崗位上,巴刻是英國最具影響力的三位福音派領袖之一(另外兩位是斯托特和鍾馬田)。 1979年,巴刻轉到溫哥華的維真神學院就職。 這一舉動震驚了福音派世界,但在他的餘生中擴大了他的影響力。

儘管巴刻是一個謙遜的人,拒絕成功學,但在別人看來他的人生確實是像一個成功的故事。 他的第一本著作《基要主義與神的道》(1958年出版),在第一年就賣出了兩萬本,此後不斷再版。 2005年,《時代》雜誌將巴刻提名為25位最具影響力的福音派基督徒之一。 根據《今日基督教》就塑造福音派的50本書進行一的項調查,巴刻的《認識神》一書排在第五位。 他的名氣和影響力不是他本來要追求的。 他堅決拒絕培養追隨者。 相反,他是靠著他的打字機成名的(他一生都用它來撰文、著述)。

因為巴刻擔任了這麼多角色, 我們可以恰當地說,他有多個職業。 他以教書為生,對於他的學生來說,他就是位教授。 但全世界大都知道巴刻是一位作家和演說家。

巴刻作為演說家的名聲可與他作為作家的地位相媲美。 在這兩個領域,他的慷慨是無人可比的。 巴刻從不會有因為觀眾太少或者場地太小而不盡最大努力的。 在幾乎有求必應這一點上,他的出版生涯可以當作案例來研究。 他的標誌性著作《認識神》(已售出150萬本)源於一家小型福音雜誌編輯約稿的雙月文章系列。 他的第一本著作《基要主義與神的道》則源於與一群學生的對話(出版商約稿一本摺頁冊,但巴刻卻寫成一本書)。 也許歷史上沒有人比巴刻為別人的書寫過更多的背書和序言。

在他的著述和演講中,巴刻都是作為研究清教徒的學者知名,但他也是一個敬業的教會神職人員,說自己的教學主要是為教育未來的牧師,他花了大量時間在教會各委員會中服事。 四分之一個世紀以來,與《今日基督教》的關係為巴刻提供了一個著文評論的平臺,而他也經常就各種文化話題做出評論分析。 巴刻還有一個職業是爭論者(他向我交心說,這是出於必要,而不是有選擇的)。 儘管職業面這樣寬廣,巴刻始終將自己定位為神學家,因此我們可以將這視為他的主要職業。

當談到某位逝者留下的影響時,我們經常會錯誤地就某種無法預測的推測性身後影響進行考慮。 巴刻留下的主要遺產,在於他生前對基督教世界各種事件以及人們生活的影響。 這是無可爭辯的遺產,我將強調列出我所認為的,巴刻一生中影響基督教發展方向的最主要幾個方面。

巴刻的第一本著作是為聖經的權威辯護。 這既是他一生激情所在,也是他對福音派教會最重要的貢獻之一。 巴刻非常堅定地相信,聖經中的字句就是神的話語。 他提倡被認為不合時尚的聖經無誤論的信條。 就聖經的可靠性,他出版了多本著作。 他擔任聖經英語標準版的總編輯,稱該專案是他一生中最大的成就。 巴刻使福音派在聖經權威問題上佔有一席之地。 就我個人而言,在巴刻的遺產中沒有哪個比這個對我更重要了。 這始於我作為一名大學生,從家鄉的一家基督教書店的書架上,抽出一本平裝本《基要主義與深得道》的那一刻。

面對自由化的趨勢和攻擊,巴刻如何成為保守福音派的發言人,是他一生做出的另一個重要貢獻。 當巴刻滿意地回顧他十年來在”聖經無誤國際理事會”所起的領導作用時,他談到在聖經無誤問題上”守住戰線”。 這一比喻也適用於巴刻傾盡心力的幾項事業。 在許多神學問題上,諸如聖經的性質及其解釋、婦女在教會中的角色以及教會對同性戀的立場上,巴刻幫助守住保守福音派的立場。 他是一個傳統主義者,從過去尋找真理。 在《認識神》一書中,他引用了耶利米書6:16所勾勒的景象”古道… 是善道”,聲稱他的書是對遵循舊路的一個呼召。

巴刻一生中另一個統領主題是他對普通人的尊重。 這也是他遺產的一部分。 對於在成長過程中所學到的那些與普通人的共同點,巴刻從未喪失過。 他作為後世清教徒的身份,也撫育了同樣的精神。 雖然巴刻可以寫出最好的專業文章,但他感受到的呼召是寫能讓非神職人士看懂的中等專業水平的學術文章。 他從不追求名利。 為對他表示敬意而出版的作品集的標題真是再恰當不過了: 《為神的子民研究神學》。 當Alister McGrath將巴刻歸類為神學理論家而不是神學家時,巴刻感覺”這真是一大發現”,並因此得出結論,他是”一個針對成年人的教理學家”,致力於向普通基督徒系統地傳授教義。 巴刻不像某些學者那樣,會因從未完成或發表過自己的系統神學著作而痛苦,因為他認為,為非神職人員寫非正式的神學著作是他所受的呼召。

巴刻人生遺產的另一部分,是他堪稱楷模的基督徒品格,為那些認識他的人效仿,並激勵他們。 他的敬虔在每時每刻都很明顯,對於與他相處過的人,有他在身邊真是一種祝福。 他的話語是智慧的言語。 他很勤奮,但同時對自己的時間並不吝嗇。 與他所愛的清教徒一樣,巴刻認為,基督教信仰既基於清晰的思維,也與心靈緊密相關。 巴刻以最優雅的英國方式精確地陳述,但同時也散發出屬靈的溫暖。 對於我們這些有幸見過巴刻的人,立刻會感覺到他是我們在信仰中的屬靈親友、旅途上的伴侶。 真實的屬靈音符是清晰的。

巴刻的作品表明,什麼在他看來最重要的,以及他認為教會應該最看重什麼。 因此,巴刻的部分遺產在於説明基督徒制定正確的議程,去關注自己應該關注的事情。 巴刻的優先順序是這樣的:聖經、教會、正確的神學、生活的聖潔,以及職業。 巴刻就如此廣泛的主題寫作,不僅是因為他思想活躍和寬廣,而且因為他傾心於讓基督徒在所有與生活有關的主題上都正確地思考。 巴刻對於每個領域的真理都充滿了熱情。

同時巴刻也是一個自相矛盾的人。 他終生都是忠實的聖公會教徒,但在福音主義的不從國教派中同樣感到輕鬆自在,同時也許在改革宗圈子裡最具影響力。 他是典型的英國人,但他成年後一半的時間是在加拿大度過的,另外更有意思的是,他在美國影響最大。 儘管巴刻是同時代最著名的福音派基督徒之一,但他從未在哪所名校里有過顯赫教職,也從未長期就職於一個高知名度的牧師職位。 他是一個溫和的人,性格平靜,卻發現自己始終處於爭議的中心,經常受到詆毀。

如果我們問,一個專心於自己事情的安靜的人,怎麼會變得如此著名和有影響力? 答案是,巴刻發表的著作是他思想的傳播工具。 因此,他的一生就是對文字寫作、出版的威力的一個見證。 由於他的作品,巴刻也成為廣為人知的講員。 在寫作和演講兩個方面,他的內容總是深思熟慮、充滿邏輯、清晰和充實。 就他所要呈現的大量材料,他經常會發現時間不夠。

巴刻將自己取得的名聲和成功歸於神的恩賜,很明顯情況就是如此。 他原本沒想出名。 他只是完成了放在面前的任務,結果會怎樣則交託給神。 在客廳里和青少年交談,與在擁擠的禮堂里發表演講,對他來說都是一樣的任務。 歸根結底,巴刻服事的是神的國和它的王。

在晚年,當被問及他留給教會的最後一句話是什麼時,巴刻回答道:”我想我可以把它歸結為這幾個字:以各種方式榮耀基督。 ” 因為巴刻一生的事蹟,以及他現在對世界的影響,這句話可以作為他的墓誌銘。

Leland Ryken是惠頓學院的退休英語教授,他在那裡任教半個世紀。 他著有巴刻傳記,題目是《巴刻宣講福音的一生》

翻译:吴京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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