佈道家路易·帕羅（Luis Palau）因肺癌去世，享年86歲。作為一位來自阿根廷、定居美國的移民，帕羅成為葛培理牧師最出名的繼承人，在世界上八十多個國家分享福音。他的傳道事工引導千百人決志追隨耶穌。

帕羅向拉丁美洲的國家領導人傳講福音。隨著蘇聯鐵幕的終結，他的福音運動將包括新教徒、東正教徒和天主教徒在內的不同流派的基督徒集聚在一起。年輕時候他為葛培理作翻譯，後來在他1978年正式啟動自己的福音機構時，葛培理又為它提供資助。

帕羅是在拉美福音運動的一個歷史性時刻開始傳福音的。在二十世紀初，靈恩運動開始傳到該地區。到了二十世紀60和70年代，厄瓜多爾的雷內·帕迪拉（Rene Padilla）和秘魯的塞繆爾·埃斯科巴（Samuel Escobar）開始強調“全面宣教”（misión integral），對於當時的福音主義提出挑戰，因為他們覺得它過窄地強調個人得救而犧牲了更寬廣的社會關懷。但帕羅並未追尋同樣的軌跡。他用西班牙語寫作、批評解放神學，他的宣教事工則注重歸信。但是，他後來大部分的工作都在尋求主動地與社區結合，特別是他居住的俄勒岡州波特蘭市。

“帕羅非常好地做到了以平易近人的方式傳福音、將屬靈重點放在基督里個人的得救上，但是他也有一定的社會意識” ，聖母大學的歷史學教授達倫·多楚克（Darren Dochuk）這樣說，“即使不是齊備的社會福音，他的信息也是充滿了社會關懷。”

在1990年代，帕羅的全球事工開始特別注重美國。他的兒子們在這一事工中起了積極的領導作用。受他們的影響，搖滾音樂會和社區服務項目越來越多地成為他的福音傳播活動的標誌。 1999年，《紐約時報》徵詢誰可能成為葛培理的接班人。帕羅是列首位的候選人。

儘管成年後一直生活在美國，帕羅依然通過廣播與拉丁美洲保持聯繫。而當年正是通過這同一媒體，少年的他第一次聽說了葛培理，並因此激發了他傳福音的熱情。他經常為他的福音活動購買黃金時段的同步轉播時間。在公開講道以外，他也出現在本地的電視上，回答觀眾的問題，帶領當地人歸主。

帕羅生長在距布宜諾斯艾利斯30英里的小鎮Ingeniero Maschwitz。他出生於1934年，是一個雙語家庭裡七個孩子中唯一的男孩，父親的父母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移民自西班牙，而母親的家裡則是蘇格蘭和法國後裔。在一位英國石油公司高管愛德華·羅傑斯（Edward Rogers）送給帕羅的母親一本《聖經》後，帕羅的父母，老路易·帕羅（ Luis Palau Sr. ）和瑪蒂爾達·鮑爾福·德·帕羅（Matilde Balfour de Palau），成為基督徒。羅傑斯在帕羅的孩童時代對他有著非常關鍵的屬靈影響。在帕羅的父親意外去世後，羅傑斯在經濟上幫助這個家庭走出困境。

帕羅自己的歸信經歷發生在1947年的夏令營期間，是營地的一位輔導員帶他信基督。

“關於你是怎樣接受耶穌的，不一定非要有什麼驚人的故事，只是必須是你自己的”，帕羅後來在回憶錄中寫道，“有的會有那種大馬士革路上，天上射下來光茫，將'罪魁'帶入耶穌懷抱的經歷。我們當中有些人還是孩子，剛開始學習罪意味著什麼，從天上射下來的光，看起來好像是在寒雨中照在《聖經》書頁上的一道搖動的手電筒光柱。在我們的皈依中，最重要的在於它的真實性。

帕羅從小就跟著雙語的父母學習英語。他受的教育大部分也是用英語進行的，一開始是在英語寄宿學校，後來則是在一所與劍橋大學有關的學校。

在完成學業並在倫敦銀行的一家分行找到工作後，還是一位阿根廷少年的帕羅第一次在廣播中接觸到了葛培理的聲音。僅僅幾年後，帕羅自己就請求當地的電台允許他講道。原本想當律師，帕羅現在開始夢想以葛培理式福音大會特有的方式，在全球範圍內進行大規模福音佈道。就在這一時期，他參加了由來訪的美國牧師、作家雷·斯泰德曼（Ray Stedman）主持的查經班。在接下來的幾個月裡，斯泰德曼敦促阿根廷人前往美國接受傳道事工培訓。

到達加州舊金山灣區後，帕羅與斯泰德曼住在一起，斯泰德曼同時也在指導年輕的查克·斯溫多爾（Chuck Swindoll）。作為導師，斯蒂德曼不僅僅是指定書籍或做出建議。他帶著帕羅參加會眾的心理諮詢班，拿他的律法主義背景開玩笑，以出人意料的坦率對待他，講一些似乎犯禁忌的故事。斯蒂德曼鼓勵帕羅去達拉斯神學院學習，但帕勞對四年的承諾感到畏懼，於是選擇了穆特諾瑪（Multnomah）聖經學院（現在的穆特諾瑪大學）一年的課程。

在穆特諾瑪，帕羅遇見了他未來的妻子帕特西亞（Patricia），她是俄勒岡人，有著自己的向全球傳福音的夢想。婚後，夫妻倆先後在哥斯達黎加、哥倫比亞和墨西哥的海外宣教（Overseas Crusades）的傳教機構工作過，後來搬到了底特律。家庭規模不斷增長，他們最終有了四個男孩，帕羅決定在俄勒岡撫養他們的孩子。帕羅繼續出差旅行，而帕特則留在家裡。他曾經計算過，在婚後57年的時間裡，由於出差他們已經累計分開了15年。

帕勞後來寫道：“我一刻也沒有忘記，兒子們生命中珍視的許多最珍貴的時刻，都是在我缺席的情況下降臨、過去的。我不後悔當初的選擇，但確實很傷感那留下的許多美好回憶裡我並不在場。”

在葛培理訪問阿根廷時，帕羅短暫地見過他。但在帕羅接近30歲時，他們的人生又有了交集。帕羅以葛培理為榜樣，效仿他以城市為中心的策略，提命成功的商人進入他的事工委員會，在他的講道中提到各種時事，挖掘著名的運動員在他的活動中作見證，除非是具多樣性背景的教會聯盟邀請他，他不會試圖去辦佈道會。在服事開始之初，他曾為葛培理當翻譯。在他們幾十年的漫長服事過程中，他們在不同的時間里合作過。

帕羅的福音大會經常是承接當地教會和聖經協會幾十年的事工。除了向參加的眾人講話外，帕羅和他的福音團隊還尋求和地區領導人會面。 CT在1974年報導說，“與危地馬拉總統卞羅斯阿蘭納奧索里歐（Carlos Arana Osorio）原計劃的二十分鐘交談持續了一個小時；總統接受了帕羅贈予的一本《聖經》，說他要研究它。”

也許帕羅的朋友中最臭名昭著的，當屬後來被判定犯下種族滅絕罪（判決後來又被推翻）的危地馬拉獨裁者埃弗拉因·里奧斯·蒙特（Efraín Ríos Montt）（他和一些福音派領導人是朋友）。 “有一位基督教總統作為典範是很好的”，在1983年帕羅這樣告訴CT，“神的手似乎放在他身上。”

儘管他做的是國際傳道事工，而20世紀下半葉拉丁美洲又政治動盪，但帕羅因為很少評論政治而著稱。

“那些蒙召進入政壇的人，應該把它當作主的事工。我不在乎他或她是左翼、右翼、無神論者或宗教領袖，我總是告訴政治家們，'你的職位是神的授權，你是神的傳道人'。”帕勞在1996年說道，“所以，我鼓勵他們思念公義和正直，為窮人和有需要的人辯護。

這就是一個政治家的作用。”

除了與政治領袖的關係，帕羅還與後來成為世界上最著名的阿根廷人的豪爾赫·貝戈利奧（Jorge Bergoglio）長期交好。當這位朋友在2013年成為教皇方濟各時，帕羅為這一任命歡呼。

“因為阿根廷，因為他的個性，因為他對福音派基督徒的開放性，這都是件令人興奮的事情”，他在2013年告訴CT，“我有點激動，因為我了解他。”

這種普世合作的精神也是帕羅福音大會的標誌，往往反映了與當地教會數月的實地合作，以及在原本長期疏遠的基督徒之間建立信任。通常情況下，這些合作延伸至新教教會以外。在埃及和俄羅斯等國家，福音派和正教基督徒長期以來一直不和，這些福音大會成為夥伴關係的催化劑。在中美洲，天主教徒和靈恩派人士參加了他的活動。

但這種友情不一定延伸到他所定居的國家。 1976年，因五旬節派和非五旬節派基督徒之間的分歧，帕羅取消了在芝加哥計劃的一次針對西裔基督徒的福音大會。

“有趣的是，在世界各國里，美國是各教派最難於合作的國家。帕勞在1996年對CT說：“美國大談'在上帝之下成為一國'這個主題，但這純粹是理論而已。一個全城範圍的福音大會的主要工作，不是去觸及那些未皈依的人，而是把教會們聚集在一起，去接觸那些未信主的人。 ”

儘管他的阿根廷背景，但當他離開南美後，帕羅的神學訓練、人際關係和事工結構意味著世界上許多人都把他視為美國人。

”他採用了葛培理的模式。他背後有這個了不起的組織，它提供了問責制、管理專業知識、籌款途徑、合法性等。”克萊蒙特研究生大學宗教學副教授丹尼爾·拉米雷斯（Daniel Ramirez）說，“這來自美國，而不是來自拉丁美洲。”

隨著時間的推移，帕羅越來越注重在美國的活動，其模式也開始與他以往在許多國際活動中所採取的有所區別。他的兒子們說服他，把crusade（crusade原意為十字軍，也被葛培理、帕羅用來稱呼自己組織的福音大會——譯者註）這個詞換成festival（即節日——譯者註） ，儘管這個建議他一開始是反對的。他和同時代的許多人一樣，開始把活動場地從體育場館換到市中心的城市公園。許多活動也開始包括社區服務項目。在一次春假期間，他通過衛星廣播對幾十個教會進行講道，鼓勵會眾通過沙灘派對與當地樂隊、演講者和當地體育活動與大學生進行接觸。

“他顯然是正統的，但同時也不招人討厭”，惠頓學院葛培理中心的執行主任埃德·斯泰澤（Ed Stetzer）說。 “這不是每個人都能在全國范圍內做到的，他做到了。”

幾年後，他在波特蘭地區的事工，與已公開其同性戀者身份的當時的市長建立意向性關係，與這個以世俗和進步的名聲而自豪城市合作，這些都引起了關注。有時，帕羅擔心事工越來越多地專注於服務社區，可能會喧賓奪主地壓過他被呼召去做的福音工作。

“我們有可能會轉一圈又回到原地，就像自由派一樣。”他在2008年對CT說，“我們不能因為與政客共進午餐而淡化福音。我致力於傳揚耶穌的血和耶穌的十字架。”

通過他在美國舉行的福音大會，他還尋求加強與拉丁裔社區的意向性關係。

“拉丁裔是最有條件將福音信息傳到這個國家的，因為我們對家庭的高度承諾，也因為拉美裔對福音有一種狂熱的感覺”，帕勞說，“我只要提到一段聖經，他們就會爆發出掌聲！”在伊利諾伊大學芝加哥體育館的集會上，帕羅拋出了一段聖經經文的前半部分，觀眾們朗聲回應剩下的部分。

帕羅還認為拉美人可以彌合兩極分化的白人和黑人社區。他表示，“我們沒有像白人那樣將自己與城市的問題隔離開來，我們也沒有像非裔美國人社區那樣的歷史傷痛。”

“拉丁裔湧入福音運動，也將改變福音派教會本身”，帕羅說，“主流福音派教會在當前文化中已經變得太舒服了。它已經失去了火氣，失去了對是非的信念。”

儘管帕羅所到的許多國家的政治形勢都存在很大爭議，但除了一些個例，他基本上避免了冒犯各方。 1977年，帕勞在一個月的時間裡對威爾士6萬多人進行了演講。但在2005年，卡迪夫市因帕羅的“極端福音派信仰”而取消了對他的接待。同年，帕羅敦促中國家庭教會正式註冊，以“獲得政府更大的自由和祝福”。他的言論引起了宗教自由倡導者的強烈批評。

即使他的事工在美國不斷擴展，帕羅還是哀嘆西方世界缺乏傳福音的熱情。

“然而，在北美和歐洲，我發現雖然有關傳福音的討論很多，但真正的傳福音行動卻很難察覺。”他在1998年告訴CT，“北美的福音派基督徒樂於支付任何金額去聽一場音樂會。

他們把文娛中心擠得滿滿噹噹，參加敬拜會，甚至是代禱屬靈征戰大會。但是當談到面對面的爭戰，也就是善意而直接地與人談論他們對基督的需要時，人數突然減少了。在太多的教會中，對於向他們的城市宣講福音的挑戰，他們的反應是：'我們為什麼要這樣做？'、'這樣做很昂貴'。”

15年後，帕羅對自己的信念愈發堅持。

“我們基督徒——尤其是盎格魯-撒克遜人——普遍有這樣一種觀念，以為我們甚至在開始與別人交談之前，就知道對方在想什麼。實際上我們不知道。”帕羅說，“聖靈說，他要證明世人在罪、在義、在審判的錯誤。你相信嗎？我相信。”

帕羅身後健在的家人包括他的妻子、四個兒子和許多孫輩。

翻譯：吳京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