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特蘭大槍手與教會的關係將問題擺在牧師們的面前

我們必須充分了解我們的會眾，以應對假福音和滲透其屬靈生活的歪曲教義。

當全國各地的基督徒都在關注本周圍繞羅伯特·亞倫·朗（Robert Aaron Long）行為的一系列事件時，我們的頭腦中充滿了疑問。我們與媒體和其他美國人一起哀悼受害者，並想知道這個槍手的動機，希望了解是什麼導致他的錯亂和暴力，可以幫助我們防止其他人對自己和他人採取有害行動。通過目前詳細的報導，圍繞著槍支文化、對亞裔美國人的認知和對性的信念，我們正在解讀的可能相關因素。

但是，作為基督徒我們對當前的狀況有更多的疑問。在槍擊和逮捕發生後不久，一段羅伯特·亞倫·朗在亞特蘭大地區一座教堂接受洗禮的視頻開始在網上流傳。他在Instagram上的自我描述說：“比薩、槍、鼓、音樂、家庭和上帝，這幾乎是我人生的總結。”

我們這些美國教會中人必然會想，一個耶穌的跟隨者怎麼會做出這樣的事情，教會可以做些什麼來更好地教導、糾正或關懷這個深陷困境的人。

雖然我們不會因為一個人的行為而責備教會或基督教，但這一悲慘事件有幾件事應該讓基督徒，尤其是基督教領袖們思考清楚。作為一個牧師，我看到我們可以問三個關於會眾的問題。

我們的人都是誰？

當代美國教會基本上已經失去了在教會學的意義，“教會”被理解為一棟建築、一個要去參加的活動，甚至是從網上下載的講道內容。但《新約》清楚地告訴我們，教會（ekklesia）是被福音呼召出來的人，作為基督的子民被召在一起，被呼召加入神的使命。

任何帶領會眾的牧師都必須了解構成教會的那些人是誰，以及我們要如何認識他們，並與他們建立有意義的聯繫。我的一位朋友說，“呼召加入教會就是呼召門徒”。如果真是這樣，那麼在一個健康的教會中，成員以及牧養和監督是必不可少的。

希伯來書13:17告訴我們，教會領袖必須對教會中的人“交賬”。當然，這並不意味著我們要對會員的一切行為負責，而是我們要對我們如何帶領他們、牧養他們、照顧他們的屬靈需要作出交代。

如果我們不了解人們的精神生活，我們將無法提供哪怕是簡單的報告。這是一個艱鉅的責任，但必須認真對待，尤其是在這個混亂的時代。

還有誰在訓導我們的人？

我聽牧者說，教會的門徒訓練不夠。我想說的是，問題不在於缺乏門徒，因為人們總是在接受門徒。每當人們離開敬拜儀式或小組時，每當他們合上聖經時，他們就會立即被社交媒體和通訊所淹沒，播放另一種說法。

他們的工作場所、社區裡的朋友和消息來源都在對他們進行引導。牧者可以假設他們的會眾被那些外界的影響所淹沒，但也要問他們的人在接受什麼信息。

從一世紀到今天的教會歷史已經非常清楚地表明，基督徒很容易相信各種不符合神在聖經中所啟示的東西。在教牧事工中，我最困難但也是最重要的責任之一，就是把人們叫來，與他們見面，幫助他們看到他們在有線電視新聞中聽到的敘述與《聖經》的敘述不一致，或者說他們那過度尖刻的精神更像這個時代的精神，而不像基督的靈。

要做到這一點，你必須了解你的人，但你也必須知道是誰在引導他們，你必須願意糾正他們。這是很辛苦的工作，但這是必要的工作，也是牧者從教會開始就一直在做的工作。在這些時刻，我更多地發現自己認同保羅在加拉太書3:1中所說的，“無知的加拉太人哪，…誰又迷惑了你們？”

我們的人信的是什麼福音？

我不知道羅伯特·亞倫·朗究竟是如何理解福音或基督教的，但我知道有一種基督教不是很屬基督的。其實，有很多種基督教並不是很屬基督的。

在美國現在有一種基督教，它關注的是如何被合適的社會群體所接受，並堅持合適的社會敘事。這是一種不太極端的基督教，但也仍然很屬靈，按社會學家克里斯蒂安·史密斯（Christian Smith）的話說，是一種“道德治療性自然神教”。還有一個流派的基督教遵循一種美式的道德準則，差不多就是“上帝、槍和國家”的基督教。這些都不忠於福音的真正呼召。

福音並不是叫我們進入基督徒的部落，而是叫我們深深地依靠耶穌這個救主和主。當我們開始在聖潔的神面前看到自己的罪時，我們開始相信自己可以通過耶穌的生命和工作得到寬恕和救贖。

有很多人可以認同某種基督教，卻從不認同基督。這種部落式的基督教會導致自以為是和自我辯護。它非但沒有帶來愛、寬恕和基督裡的自由，反而只會導致羞恥、自恨、大分裂，甚至憤怒。

看來，羅伯特·亞倫·朗雖然是公開宣稱自己為基督徒，但不知什麼時候，可能已經開始相信這種福音了。他試圖服從上帝，根據[他對調查人員的說法，“她們”才是問題的癥結。這當然是一個老問題，可以一直可以回溯到伊甸園。當神叫亞當為他的罪負責時，他的第一反應是什麼？不是為自己的罪而悔改，回過頭來向神尋求寬恕，而是責備別人。

可悲的是，這種傾向仍然存在於男女心中，只有當我們相信真福音時，才能治愈。我們必須看到，神自己願意承擔我們的罪（以及我們周圍人的罪），願意代替我們被貶斥、被粉碎、被羞辱、被鄙視、被定罪。當我們認識到了這種愛，靠著神的恩典，它就使我們那擺脫了困擾我們教會的假冒偽劣的福音部落主義，使我們在基督裡追求神。

教會領導和牧養事工是很難的。我提供這篇文章並不是對任何教會的批評，我發現自己與海棠果浸信會（Crabapple Baptist Church，即兇手所屬的教會——譯者註）的成員和領導層一起哀悼。但對於所有基督教領袖來說，本週在亞特蘭大發生的悲慘事件應該重新喚醒我們，並引導我們更深地致力於了解我們的百姓，對我們的百姓進行門徒訓練，並為了他們的靈魂而向我們的百姓清楚而忠實地傳講福音，最終使耶穌能夠正確地獲得他應得的榮耀。

傑森·迪斯（Jason Dees）是亞特蘭大基督聖約教會的主任牧師。

翻譯：吳京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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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羅給有偏見的教會的信

Michael J. Rhodes

使徒保羅對“主的晚餐”的指示如何與當今的多民族教會接觸

Illustration by Chad Hagen

我們很多人都認為多種族會眾一起聚會是解決白人種族主義的辦法。但正如社會學家克麗·利特爾·愛德華茲（Korie Little Edwards）的研究表明，即使教會聚集了不同種族的教徒，他們聚集的_方式_也往往強化了社會對白人文化的偏愛和對白人權力結構的服從。在這種情況下，教會即便解決了主日上午崇拜的種族隔離問題，也沒有解決基督教內的種族壓抑性問題。

聖經在《哥林多前書》中也談到類似的情況。使徒保羅寫信給一個由猶太人和外邦人、被奴役的和自由人組成的多種族、多階級的教會（12:13）。這使得他們的會眾遠比今天典型的北美教會更多元化，據愛德華茲所言，北美有些教會中甚至連一個別的族裔成員都沒有。

然而保羅卻告訴哥林多人，他們的聚會“弊大於利”（11:17-22）。原因是什麼？他們來參加主的晚餐的方式強化了他們之間的社會經濟差異。有的人有太多東西可吃。有的人卻一無所有。

要理解保羅的批判，我們需要了解用餐在哥林多社會中的運作方式。哥林多社會有明確的等級制度，這是一種明顯的社會和經濟階梯。你在這個階梯上的位置取決於你是否有足夠的社會資本被認為是“智慧”、“有影響力”，以及“出身高貴”（1:26）。

這種社會等級制度甚至可能關乎生死。賺取其中一個標籤意味著你更有可能獲得所需的經濟機會和社會關係，而你的生存亦可能懸係於此。

在哥林多，公共用餐為個人提供了一種宣告自己所屬社會階梯位置的主要機會，甚至是更上一層樓的機會。就像今天的中學食堂，吃飯時你坐在哪裡，很大程度上說明了你在社會上的地位。多帶些食物或要求更體面的座位等等，都是試圖攀登這階梯的策略。

這一切在哥林多都是平常之事，但保羅聲稱，這種行為在教會中不應存在。鑑於這個多民族、多階級的教會羞辱那些“一無所有者”的方式，他們所做的根本不能被稱為“主的晚餐”。他們的行為是哥林多人式的，而不是基督徒式的。

哥林多信徒在聚會的方式上仿照哥林多社會的等級制度，顯明了他們“藐視教會”，“干犯主的身、主的血了。”（11:22, 27）。

保羅在哥林多前書11:17-34中所言的激烈程度可能會讓我們感到驚訝，但考慮到他在書信前文的話，就完全合情合理了。 你們蒙召的，保羅如此告訴教會：

按著肉體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有尊貴的也不多。神卻揀選了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又揀選了世上軟弱的，叫那強壯的羞愧。 ……

使一切有血氣的，在神面前一個也不能自誇。（林前1:26-27, 29）

一開始，保羅就告訴他的聽眾，基督建立教會的方式把哥林多那尊崇智慧、影響力和尊貴出身的社會階梯打得粉碎。但哥林多教會是如何回應的呢？他們將那壓抑的社會階梯複製到了他們聚會的方式中來。

保羅的解決方法不是要解散這個多種族、多階層的教會，也不是要減少用餐在他們團契生活中的作用。相反，他呼籲教會在聚會筵席時“彼此歡迎”。這一點很容易被忽略，因為大多數主要的英文聖經都把保羅在33節的命令翻譯成“彼此等待”（和合本，林前11:33)。但在款待飲食的語境中，被譯作_等待_一詞的希臘語動詞也可指“歡迎某人”，類似於我們在餐飲服務業中所指的在餐桌邊服侍。哥林多教會若能“彼此歡迎”，那會是什麼樣子呢？

保羅在接下來的話中給了我們一個線索。在哥林多前書12:12-13中，他提醒哥林多人，雖然他們是一個種族和經濟多元化的教會，但每個人都是基督一個身子上的肢體。不同的成員運用他們不同的天賦為整體謀福利。這是當代多民族教會仍然持守的信息。

不過，我不確定對下面的內容我們是否依然感興趣：“但神配搭這身子，把加倍的體面給那有缺欠的肢體，免得身上分門別類，總要肢體彼此相顧。”（12:24-25 ）。

神親自安排教會的結構，以便在教會內給那些在教會外並無榮耀的成員更多的榮耀與關心。上帝確實關注人在社會等級中的位置，但只是為了特別恩待那些處於底層的人。

正因如此，保羅呼籲教會會眾以這種不順從文化的方式彼此歡迎。通過不給社會上有權勢的人以特權、並積極地將特殊的榮耀給予在社會中被剝奪權利的人，哥林多信徒的聚會會越來越好，而不是越來越糟。

哥林多教會在主的晚餐上保留社會等級制度的做法，也映照出許多多種族教會在敬拜方式、參與社區活動和領袖的種族構成等問題上，都會優先考慮白人的喜好和規範。但如果問題相似，或許解決方法也相似。

例如，多種族教會可以學習歷史上黑人教會在自己的聚會中如何拆除社會等級制度的方式。每一個教會，無論其種族構成如何，都必須“省察”自己，“分辨”會眾生活如何給予白人文化特權，如何把一些弟兄姐妹當作基督身體中不完全的成員（林前11:28-29 ）。

遵循保羅指示的多民族教會有一個獨特的機會，為我們其餘人示範如何重新整合我們的團契生活。那樣，我們就都可以擁抱保羅關於“彼此歡迎”的指示，在我們的教會中給那些最可能在更廣泛的社會中被邊緣化的人以特殊的榮譽。願我們帶著勇氣和喜悅如此去做。

邁克爾·J·羅茲是克理浸信會神學院（Carey Baptist College）的舊約講師，也是孟菲斯一個多民族教會Downtown教會的助理牧師。本文改編自《基督教倫理學研究》（Studies in Christian Ethics 33.4 (2020)）中的一篇論文：“在愛的團契中排椅子”。

翻譯：許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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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數“沒有宗教歸屬的人”仍然保持信仰

Ryan Burge

當研究的注意範圍超越隸屬關係時，離開宗教機構的舉動就會變得更加細微复杂。

Prixel Creative / Lightstock

我在伊利諾州鄉下地方的一個小鎮裡牧養一家美國浸信會。當這個建築物在1968年投入使用時，這教會有300多位成員。到了1990年代末，大約有一百位。當我在2006年成為他們的牧師時，只有50位。現在，在一個好的星期天，我可以從講台上看出去，看到座位上有20個人。

他們都到哪裡去了？我成為了一名社會科學家，部分原因是要試圖弄清楚這一點。在我即將出版的書《“沒有宗教歸屬的人”：他們來自何處，他們是誰，以及他們要去哪裡》(The Nones: Where They Came From, Who They Are, And Where They Are Going）中，我詳細記錄現在有這麼多美國人如何，以及為何被放在不隸屬任何宗教的行列（即所謂的“無”，None —— 譯者註）。

我所發現的是，儘管許多人離開了所隸屬的宗教，但他們並沒有把宗教和靈性的所有方面都拋在腦後。因此，儘管越來越多的美國人可能不再輕易地算自己是基督徒，但他們仍然每年參加幾次禮拜或維持對上帝的信仰。

現實情況是，很多“無”其實是“有一些（宗教）的”。

根據歸屬來分類“無”

通過對宗教歸屬的調查來衡量，不歸屬任何宗教的人正處於歷史最高水平，包括接近四分之一的人口。例如，《綜合社會調查》詢問了一個常見的問題：“您的宗教偏好是什麼？”受訪者可以從很多選項中進行選擇，包括“無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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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年，只有二十分之一的美國人沒有宗教歸屬。這比例在接下來的二十年中僅略有增加，直到在1990年代開始攀升。在1993年至1996年之間，沒有宗教歸屬的人躍升了約4個百分點。到了2000年代的開始，增加到近六分之一（近15％）。

表示“無宗教”的受訪者人數持續增長，在2012年達到了五分之一（19.6％），在最新的調查已接近四分之一（23.7％）。

有充分的證據表明了，GSS低估了沒有宗教歸屬的人的比例，因為有些受訪者可能在面對一位採訪者時，會較不願表示自己是沒有宗教歸屬的人。儘管如此，所有調查都在這一點上達成共識——那些不秉承宗教傳統的人每年都在增長，即所謂“無”的興起。

在我的書中，我提到在其他宗教傳統中，唯一人數有重大變化的，就是主流更正教徒（例如，聯合衛理公會和聖公會）。數據表明，很多“無”是在其中一種傳統中長大的，但到了成年後就離開了。

根據行為來分類“無”

歸屬是衡量宗教信仰最流行的方法，但宗教生活還有其他層面。如果我們相信“行動勝於雄辯”，我們可能會研究宗教行為是否發生了同樣巨大的變化。

值得看的是參加教堂禮拜的人數。從社會科學得知，公共禮拜聚會對於產生社會資本、提供神學教育以及鼓勵信徒繼續致力於其信仰傳統的宗旨至關重要。

像宗教隸屬一樣，自1970年代以來，美國的宗教出席率一直在下降，但這是漸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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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代，大約十分之三的美國人表示，他們每周至少參加一次禮拜活動。在另一端，大約十分之二的人說他們從未或很少參加教堂禮拜。在1980年代，教堂出席率最低類別的美國人所佔比例保持穩定，然後從那時起逐漸增加。到2010年代，將近三分之一的美國人表示，他們從未參加過教堂，或者每年參加一次以下。

同時，每週參加禮拜的美國人所佔比例緩慢下降。在1990年代和2010年代之間，這一最高出席率的比例下降了約2.5個百分點。目前，大約有四分之一的人每週參加禮拜一次或以上，而三分之二每年至少參加一次禮拜。

是什麼導致人數減少？幾十年來，社會科學家一直相信年輕人會在成年初期擺脫宗教信仰，但在他們結婚，生子並定居下來之後，便回到教堂。嬰兒潮一代確實如此，但現在的數據表明，在較年輕的群體中，這種情況並沒有那麼多。較多的年輕人在20多歲時停止參加教堂活動，再也沒有回來。

根據信仰來分類“無”

宗教傳統最後的層面是宗教信仰。這些問題很難在調查中提出，但是GSS於1988年開始探討這一主題。

“哪個陳述最能表達您對上帝的信仰？”受訪者可以在以下六個選項中挑選：從“我知道上帝確實存在，對此我毫不懷疑”，到無神論者的選擇“我不相信上帝”，和不可知論者的選擇，“我不知道上帝是否存在，我也不相信有任何辦法可以找到答案。” 選擇無神論者或不可知論者的選項將被視為在宗教方面的“無”，是合理的假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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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年，只有5.1％的美國人選擇了無神論者或不可知論者的選項。二十年後，這一比例上升到了8％，其中3％的人選擇了無神論者的選項。從那時起，持有這些信念的比例在調查的最後兩波中已上升至約11％。

分析這三個分類

絕大部分美國人（60％），無論是根據歸屬、行為還是信仰，都無法歸類為“無”。但是，在那40％在至少一方面與宗教有隔膜的人中，很少在三方面都與宗教無關。

這維恩圖(Venn diagram)說明了這40％的人口如何分佈在宗教信仰的三個層面上。請注意，行為（不參加教堂）是一個人被算為“無”的最常見原因。

有40％的“無”不參加教堂，但仍然覺得隸屬某個宗教團體，並在某種程度上相信上帝。另外有四分之一的“無”既不去教堂也不表示與任何宗教團體有隸屬關係（綠色和黃色圓圈的交集），但仍然在某種程度上相信上帝。這兩類佔了“無”的三分之二。

難怪研究表明，在美國沒有宗教歸屬的人返回教堂並重新認同是基督徒的可能性，與成爲自我認定是無神論者或不可知論者的可能性一樣多。在我的書中，我說到“沒有什麽特別（宗教信仰）”的人在僅僅四年之後，就有將近20％把他們的歸屬改變成基督徒。這個“沒有什麽特別（宗教信仰）”的類別涵蓋了五分之一的美國人。豐收！

對於剩下的兩個因素，很明顯，歸屬是緊隨其後的，跟著是宗教信仰。只有四分之一的“無”表示是無神論者或不可知論者（所有在紅色圓圈裏的人）。

維恩圖的中心表明，在一個層面是“無”的人中，只有15.3％在三個層面都是“無”。換句話説，在美國人口中，只有約6％既不屬於任何宗教傳統、也不去教堂，並且還持有無神論者或不可知論者的世界觀。

正如埃德·斯泰澤（Ed Stetzer）去年寫的： “放棄25％的人口，把他們視為無法接觸，或視爲都是無神論者，是錯誤的。認為教會繼續像往常一樣就會吸引“無”，這也是錯誤的。”

他告訴教會領袖：“沒有宗教歸屬的人不是無法接觸的人。” 但是，要讓領導者接觸到這個不斷增長的人口，不論他們的社區中的，甚至是在他們的教會中的，就必須準確地了解在美國那些沒有歸屬的人的不同情況。

了解這些人的分類和軌跡至關重要，但是在進行分類時，非常容易會過分概括同一類人共同沒有的地方，而忽略了他們共同有的地方。我希望我可以給教會一個簡單的清單，列出牧師可以做的事，使“無”重返教堂。但是在美國，至少有6000萬個這樣的成年人離開有組織的宗教，他們有6000萬個原因。

試圖從社會學的角度了解這個群體是一個好的開始，但是基督徒需要願意聽他們的心聲。與“無”進行對話——以一種非判斷性的方式來理解他們的顧慮和包袱——是教會處理美國宗教架構這一重大轉變的最佳方法。

Ryan P. Burge是伊利諾州東部大學政治學的助理教授。他的研究結果出現在“公共場所的宗教”網站上，他在@ryanburge上發推文。

翻譯：勵元達

責任編輯：吳京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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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s

路易·帕羅去世——他從波特蘭向拉丁美洲和世界各地宣講福音

Morgan Lee

這位阿根廷出生的佈道家，最初為葛培理作翻譯，後來自己引領八十多個國家的千百萬人決志追隨耶穌

Luis Palau

Courtesy of Luis Palau Association

佈道家路易·帕羅（Luis Palau）因肺癌去世，享年86歲。作為一位來自阿根廷、定居美國的移民，帕羅成為葛培理牧師最出名的繼承人，在世界上八十多個國家分享福音。他的傳道事工引導千百人決志追隨耶穌。

帕羅向拉丁美洲的國家領導人傳講福音。隨著蘇聯鐵幕的終結，他的福音運動將包括新教徒、東正教徒和天主教徒在內的不同流派的基督徒集聚在一起。年輕時候他為葛培理作翻譯，後來在他1978年正式啟動自己的福音機構時，葛培理又為它提供資助。

帕羅是在拉美福音運動的一個歷史性時刻開始傳福音的。在二十世紀初，靈恩運動開始傳到該地區。到了二十世紀60和70年代，厄瓜多爾的雷內·帕迪拉（Rene Padilla）和秘魯的塞繆爾·埃斯科巴（Samuel Escobar）開始強調“全面宣教”（misión integral），對於當時的福音主義提出挑戰，因為他們覺得它過窄地強調個人得救而犧牲了更寬廣的社會關懷。但帕羅並未追尋同樣的軌跡。他用西班牙語寫作、批評解放神學，他的宣教事工則注重歸信。但是，他後來大部分的工作都在尋求主動地與社區結合，特別是他居住的俄勒岡州波特蘭市。

“帕羅非常好地做到了以平易近人的方式傳福音、將屬靈重點放在基督里個人的得救上，但是他也有一定的社會意識” ，聖母大學的歷史學教授達倫·多楚克（Darren Dochuk）這樣說，“即使不是齊備的社會福音，他的信息也是充滿了社會關懷。”

在1990年代，帕羅的全球事工開始特別注重美國。他的兒子們在這一事工中起了積極的領導作用。受他們的影響，搖滾音樂會和社區服務項目越來越多地成為他的福音傳播活動的標誌。 1999年，《紐約時報》徵詢誰可能成為葛培理的接班人。帕羅是列首位的候選人。

儘管成年後一直生活在美國，帕羅依然通過廣播與拉丁美洲保持聯繫。而當年正是通過這同一媒體，少年的他第一次聽說了葛培理，並因此激發了他傳福音的熱情。他經常為他的福音活動購買黃金時段的同步轉播時間。在公開講道以外，他也出現在本地的電視上，回答觀眾的問題，帶領當地人歸主。

帕羅生長在距布宜諾斯艾利斯30英里的小鎮Ingeniero Maschwitz。他出生於1934年，是一個雙語家庭裡七個孩子中唯一的男孩，父親的父母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移民自西班牙，而母親的家裡則是蘇格蘭和法國後裔。在一位英國石油公司高管愛德華·羅傑斯（Edward Rogers）送給帕羅的母親一本《聖經》後，帕羅的父母，老路易·帕羅（ Luis Palau Sr. ）和瑪蒂爾達·鮑爾福·德·帕羅（Matilde Balfour de Palau），成為基督徒。羅傑斯在帕羅的孩童時代對他有著非常關鍵的屬靈影響。在帕羅的父親意外去世後，羅傑斯在經濟上幫助這個家庭走出困境。

帕羅自己的歸信經歷發生在1947年的夏令營期間，是營地的一位輔導員帶他信基督。

“關於你是怎樣接受耶穌的，不一定非要有什麼驚人的故事，只是必須是你自己的”，帕羅後來在回憶錄中寫道，“有的會有那種大馬士革路上，天上射下來光茫，將'罪魁'帶入耶穌懷抱的經歷。我們當中有些人還是孩子，剛開始學習罪意味著什麼，從天上射下來的光，看起來好像是在寒雨中照在《聖經》書頁上的一道搖動的手電筒光柱。在我們的皈依中，最重要的在於它的真實性。

帕羅從小就跟著雙語的父母學習英語。他受的教育大部分也是用英語進行的，一開始是在英語寄宿學校，後來則是在一所與劍橋大學有關的學校。

在完成學業並在倫敦銀行的一家分行找到工作後，還是一位阿根廷少年的帕羅第一次在廣播中接觸到了葛培理的聲音。僅僅幾年後，帕羅自己就請求當地的電台允許他講道。原本想當律師，帕羅現在開始夢想以葛培理式福音大會特有的方式，在全球範圍內進行大規模福音佈道。就在這一時期，他參加了由來訪的美國牧師、作家雷·斯泰德曼（Ray Stedman）主持的查經班。在接下來的幾個月裡，斯泰德曼敦促阿根廷人前往美國接受傳道事工培訓。

到達加州舊金山灣區後，帕羅與斯泰德曼住在一起，斯泰德曼同時也在指導年輕的查克·斯溫多爾（Chuck Swindoll）。作為導師，斯蒂德曼不僅僅是指定書籍或做出建議。他帶著帕羅參加會眾的心理諮詢班，拿他的律法主義背景開玩笑，以出人意料的坦率對待他，講一些似乎犯禁忌的故事。斯蒂德曼鼓勵帕羅去達拉斯神學院學習，但帕勞對四年的承諾感到畏懼，於是選擇了穆特諾瑪（Multnomah）聖經學院（現在的穆特諾瑪大學）一年的課程。

在穆特諾瑪，帕羅遇見了他未來的妻子帕特西亞（Patricia），她是俄勒岡人，有著自己的向全球傳福音的夢想。婚後，夫妻倆先後在哥斯達黎加、哥倫比亞和墨西哥的海外宣教（Overseas Crusades）的傳教機構工作過，後來搬到了底特律。家庭規模不斷增長，他們最終有了四個男孩，帕羅決定在俄勒岡撫養他們的孩子。帕羅繼續出差旅行，而帕特則留在家裡。他曾經計算過，在婚後57年的時間裡，由於出差他們已經累計分開了15年。

帕勞後來寫道：“我一刻也沒有忘記，兒子們生命中珍視的許多最珍貴的時刻，都是在我缺席的情況下降臨、過去的。我不後悔當初的選擇，但確實很傷感那留下的許多美好回憶裡我並不在場。”

在葛培理訪問阿根廷時，帕羅短暫地見過他。但在帕羅接近30歲時，他們的人生又有了交集。帕羅以葛培理為榜樣，效仿他以城市為中心的策略，提命成功的商人進入他的事工委員會，在他的講道中提到各種時事，挖掘著名的運動員在他的活動中作見證，除非是具多樣性背景的教會聯盟邀請他，他不會試圖去辦佈道會。在服事開始之初，他曾為葛培理當翻譯。在他們幾十年的漫長服事過程中，他們在不同的時間里合作過。

帕羅的福音大會經常是承接當地教會和聖經協會幾十年的事工。除了向參加的眾人講話外，帕羅和他的福音團隊還尋求和地區領導人會面。 CT在1974年報導說，“與危地馬拉總統卞羅斯阿蘭納奧索里歐（Carlos Arana Osorio）原計劃的二十分鐘交談持續了一個小時；總統接受了帕羅贈予的一本《聖經》，說他要研究它。”

也許帕羅的朋友中最臭名昭著的，當屬後來被判定犯下種族滅絕罪（判決後來又被推翻）的危地馬拉獨裁者埃弗拉因·里奧斯·蒙特（Efraín Ríos Montt）（他和一些福音派領導人是朋友）。 “有一位基督教總統作為典範是很好的”，在1983年帕羅這樣告訴CT，“神的手似乎放在他身上。”

儘管他做的是國際傳道事工，而20世紀下半葉拉丁美洲又政治動盪，但帕羅因為很少評論政治而著稱。

“那些蒙召進入政壇的人，應該把它當作主的事工。我不在乎他或她是左翼、右翼、無神論者或宗教領袖，我總是告訴政治家們，'你的職位是神的授權，你是神的傳道人'。”帕勞在1996年說道，“所以，我鼓勵他們思念公義和正直，為窮人和有需要的人辯護。

這就是一個政治家的作用。”

除了與政治領袖的關係，帕羅還與後來成為世界上最著名的阿根廷人的豪爾赫·貝戈利奧（Jorge Bergoglio）長期交好。當這位朋友在2013年成為教皇方濟各時，帕羅為這一任命歡呼。

“因為阿根廷，因為他的個性，因為他對福音派基督徒的開放性，這都是件令人興奮的事情”，他在2013年告訴CT，“我有點激動，因為我了解他。”

這種普世合作的精神也是帕羅福音大會的標誌，往往反映了與當地教會數月的實地合作，以及在原本長期疏遠的基督徒之間建立信任。通常情況下，這些合作延伸至新教教會以外。在埃及和俄羅斯等國家，福音派和正教基督徒長期以來一直不和，這些福音大會成為夥伴關係的催化劑。在中美洲，天主教徒和靈恩派人士參加了他的活動。

但這種友情不一定延伸到他所定居的國家。 1976年，因五旬節派和非五旬節派基督徒之間的分歧，帕羅取消了在芝加哥計劃的一次針對西裔基督徒的福音大會。

“有趣的是，在世界各國里，美國是各教派最難於合作的國家。帕勞在1996年對CT說：“美國大談'在上帝之下成為一國'這個主題，但這純粹是理論而已。一個全城範圍的福音大會的主要工作，不是去觸及那些未皈依的人，而是把教會們聚集在一起，去接觸那些未信主的人。 ”

儘管他的阿根廷背景，但當他離開南美後，帕羅的神學訓練、人際關係和事工結構意味著世界上許多人都把他視為美國人。

”他採用了葛培理的模式。他背後有這個了不起的組織，它提供了問責制、管理專業知識、籌款途徑、合法性等。”克萊蒙特研究生大學宗教學副教授丹尼爾·拉米雷斯（Daniel Ramirez）說，“這來自美國，而不是來自拉丁美洲。”

隨著時間的推移，帕羅越來越注重在美國的活動，其模式也開始與他以往在許多國際活動中所採取的有所區別。他的兒子們說服他，把crusade（crusade原意為十字軍，也被葛培理、帕羅用來稱呼自己組織的福音大會——譯者註）這個詞換成festival（即節日——譯者註），儘管這個建議他一開始是反對的。他和同時代的許多人一樣，開始把活動場地從體育場館換到市中心的城市公園。許多活動也開始包括社區服務項目。在一次春假期間，他通過衛星廣播對幾十個教會進行講道，鼓勵會眾通過沙灘派對與當地樂隊、演講者和當地體育活動與大學生進行接觸。

“他顯然是正統的，但同時也不招人討厭”，惠頓學院葛培理中心的執行主任埃德·斯泰澤（Ed Stetzer）說。 “這不是每個人都能在全國范圍內做到的，他做到了。”

幾年後，他在波特蘭地區的事工，與已公開其同性戀者身份的當時的市長建立意向性關係，與這個以世俗和進步的名聲而自豪城市合作，這些都引起了關注。有時，帕羅擔心事工越來越多地專注於服務社區，可能會喧賓奪主地壓過他被呼召去做的福音工作。

“我們有可能會轉一圈又回到原地，就像自由派一樣。”他在2008年對CT說，“我們不能因為與政客共進午餐而淡化福音。我致力於傳揚耶穌的血和耶穌的十字架。”

通過他在美國舉行的福音大會，他還尋求加強與拉丁裔社區的意向性關係。

“拉丁裔是最有條件將福音信息傳到這個國家的，因為我們對家庭的高度承諾，也因為拉美裔對福音有一種狂熱的感覺”，帕勞說，“我只要提到一段聖經，他們就會爆發出掌聲！”在伊利諾伊大學芝加哥體育館的集會上，帕羅拋出了一段聖經經文的前半部分，觀眾們朗聲回應剩下的部分。

帕羅還認為拉美人可以彌合兩極分化的白人和黑人社區。他表示，“我們沒有像白人那樣將自己與城市的問題隔離開來，我們也沒有像非裔美國人社區那樣的歷史傷痛。”

“拉丁裔湧入福音運動，也將改變福音派教會本身”，帕羅說，“主流福音派教會在當前文化中已經變得太舒服了。它已經失去了火氣，失去了對是非的信念。”

儘管帕羅所到的許多國家的政治形勢都存在很大爭議，但除了一些個例，他基本上避免了冒犯各方。 1977年，帕勞在一個月的時間裡對威爾士6萬多人進行了演講。但在2005年，卡迪夫市因帕羅的“極端福音派信仰”而取消了對他的接待。同年，帕羅敦促中國家庭教會正式註冊，以“獲得政府更大的自由和祝福”。他的言論引起了宗教自由倡導者的強烈批評。

即使他的事工在美國不斷擴展，帕羅還是哀嘆西方世界缺乏傳福音的熱情。

“然而，在北美和歐洲，我發現雖然有關傳福音的討論很多，但真正的傳福音行動卻很難察覺。”他在1998年告訴CT，“北美的福音派基督徒樂於支付任何金額去聽一場音樂會。

他們把文娛中心擠得滿滿噹噹，參加敬拜會，甚至是代禱屬靈征戰大會。但是當談到面對面的爭戰，也就是善意而直接地與人談論他們對基督的需要時，人數突然減少了。在太多的教會中，對於向他們的城市宣講福音的挑戰，他們的反應是：'我們為什麼要這樣做？'、'這樣做很昂貴'。”

15年後，帕羅對自己的信念愈發堅持。

“我們基督徒——尤其是盎格魯-撒克遜人——普遍有這樣一種觀念，以為我們甚至在開始與別人交談之前，就知道對方在想什麼。實際上我們不知道。”帕羅說，“聖靈說，他要證明世人在罪、在義、在審判的錯誤。你相信嗎？我相信。”

帕羅身後健在的家人包括他的妻子、四個兒子和許多孫輩。

翻譯：吳京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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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ZIM將不再進行護教事工

Daniel Silliman

在對受害者發出呼籲並透露更名計劃的幾天后，拉維·撒迦利亞的機構又宣布了在事工上的急劇轉向方案。

Courtesy of RZIM

曾經是世界上最大的護教（apologetics）事工，拉維·撒迦利亞國際傳道會（Ravi Zacharias International Ministries, RZIM）將在今年停止其護教事工。

首席執行官薩拉·戴維斯（Sarah Davis）週三上午向員工宣布，在接下來的6個月裡，規模縮減後的這一傳道事工會將重塑為一個慈善撥款機構。

它計劃把資金捐給實現其捍衛福音真理初衷的各機構，以及照顧性侵受害者的組織。

“RZIM不能也不應該繼續以目前的形式作為一個機構運作。戴維斯說：“我們也不相信我們只要重新命名該組織，就可以繼續'照常運轉'。 ”她是撒迦利亞的女兒，自2020年5月他去世後，她一直領導該事工。

自從9月份對撒迦利亞的指控受到報導以來，對RZIM講員們的邀請已被紛紛取消。在過去的幾個月裡，隨著它調查已故創始人的性侵行為，並最終將其證實，這個擁有3500萬至4000萬美元資金的事工所收到受到的奉獻捐款已經減少。

戴維斯週三承認，調查所發現的“罪行超出了我們的想像”。

“RZIM的事工（最近）在經歷著一次獨特的旅程，與我們能想到的現代福音史上的任何經歷都不同” ，戴維斯說， “我們作為一個傳道事工，最近一直在處理各種各樣的情緒，包括為性侵受害者感到的強烈悲痛，對拉維的行為的憎惡，對我們所愛和所服事的事工的未來感到失望、沮喪、憤怒和不確定。 ”

該事工目前正在由諮詢公司Guidepost Solutions對文化和結構進行廣泛審查。戴維斯告訴員工，預期裁員會有約60%，並將立即開始，在4到6個月後完成審查時，領導層也會有變動。

同時，各部門的員工被告知要在“悔過、補救、學習、服事”等方面，“集中天賦、技能、資源”。

儘管對其機構文化、以及過去對性侵指控的處理方式所進行的外部審查還在進行，拉維·撒迦利亞國際傳道會宣布將改名。它還呼籲更多的受害者站出來，報告其世界著名的已故創始人的性侵和性騷擾行為。

上個月的調查報告證實了，對這位護教家的指控可以追溯到2004年，並發現了更多的證據，證明性侵行為一直持續到2020年5月他去世之前的幾個月。但是，雖然調查做出了結論，但並不全面。

在周末發表的一份聲明中，拉維·撒迦利亞國際傳道會（RZIM）承認可能還有更多的受害者。這是RZIM首次直接要求受害者站出來。

諮詢公司Guidepost Solutions將通過電話和電子郵件提供報告，作為其對RZIM全面審查的一部分，而受害者權益倡導者蕾切爾·頓荷蘭德（Rachael Denhollander）將出任與倖存者的保密聯絡人。電話熱線有英語、西班牙語和法語設置。

“我們繼續為受害者深感悲痛，她們所受到的待遇與福音完全背道而馳”，首席執行官莎拉·戴維斯（Sarah Davis）在官方聲明中寫道。 “我們也痛苦地、越來越多地認識到已經發生的組織性失敗，以及需要在內心和行動上進行的懺悔。 ”

戴維斯說，這項審查是全面的，預計需要幾個月的時間。預計很快就會裁員。

該傳道會還宣布將從網站和社交媒體上刪除撒迦利亞的教導。 RZIM的12個國際分支機構都在獨立評估自己的事工文化和未來計劃。

傳道會知道以前的指控

至少從2008年開始，美國和亞洲的RZIM高層領導就知道對撒迦利亞的指控。當時一名印度團隊成員向新加坡董事會負責人報告說，有人看到撒迦利亞一名與他沒有關係的女人在新加坡酒店裡。撒迦利亞握著她的手，似乎和她很親密。根據CT獲得的內部文件，撒迦利亞將其斥為誤會，而傳道會沒有進行調查。

該團隊成員在2012年再次提出了這個問題，同時還提出了關於撒迦利亞獨自前往泰國的問題。在那裡，撒迦利亞擁有兩套公寓——一套自己用，另一套給按摩師住。當時傳道會也沒有調查。新加坡董事會反而對該團隊成員是否散佈針對撒迦利亞的謠言展開了全面調查。

“董事們一直認為，任何人的任何形式的貶損言論都必須立即停止，因為它們不榮耀主。 ”在CT獲得的一份2012年的電子郵件中，新加坡董事會主席這樣寫道。 “我們同樣堅信，兄弟之間有誤會的地方應該和解。 … … RZIM的工作對不信主的人產生了巨大的影響，任何公開的爭議都會給各方和組織帶來不可彌補的損失。 ”

RZIM的其他國際辦事處也提出了類似的論點。印度、美國、英國和加拿大的團隊成員告訴CT，當他們表示關注時，他們的意見不被理會。領導層強調撒迦利亞的好名聲。他被認為是無可指責、無可置疑的。

在給美國董事會的一封針對撒迦利亞針性侵醜聞中全機構共謀行為的長達26頁的信中，RZIM發言人露絲·馬爾霍特拉（Ruth Malhotra）寫道，領導層對指控的策略性反應是“拖延、否認、藐視、中傷”。根據馬爾霍特拉的說法，當2017年撒迦利亞否認向加拿大的一名婦女索取過色情照片時，她就提出了問題。一位上級領導沒有試圖回答她的問題，而是要求知道：“你站在哪一邊？ ”

在2021年的調查後，美國董事會承認錯誤，並承諾對該佈道會的文化和領導層進行審查。

“就拉維對於其不道德惡行的否認，以及對電子郵件和其他公開記錄所做出的欺騙性解釋，我們極其錯誤地予以相信”，聲明說。 “我們還認識到，這種長期存在的性侵行為的背後，往往存在著重大的結構、政策和文化問題。當務之急是，無論在我們組織中何處存在著這些事情，我們都必須採取針對性措施，以確保它們得到正確的診斷和解決。 ”

美國董事會是匿名的，聲明中沒有個別成員的簽名。目前還不清楚是誰寫的聲明，也不清楚董事會成員是否一致同意。

國際性的檢討

RZIM的12個國際辦事處也在評估自己的文化，並對未來做出決定。各個國家的事工領導層要決定是關門還是繼續運作，是繼續隸屬於美國的傳道會還脫離開，是保留撒迦利亞的名字還是放棄。

英國事工和拉美事工各自宣布，他們打算與美國總部脫離，成立獨立的護教組織。拉美董事會在發表聲明後關閉了其網站。

RZIM西班牙分部正在評估“下一步”，但表示已經收到了“許多鼓勵性的表示”，希望他們繼續在西班牙進行護教和傳福音工作。

在德國、奧地利和瑞士運作的RZIM德語分部宣布對團隊進行性侵問題培訓，並對自己的組織結構、文化進行審查。

“回過頭來看，我們意識到，作為一個機構，我們對拉維·撒迦利亞有明顯的偏信，我們也過於相信RZIM內部的監控機制”，該事工在一份官方聲明中說， “我們對這些失敗感到非常抱歉。 ”

RZIM加拿大分部將要關門。 “我們認識到，目前需要一種基於護教學的傳福音方法。 ”加拿大董事會說， “但令人遺憾的是，在目前的環境下，我們認定加拿大RZIM分部不可能完成這項使命”。

服務於東南亞和大洋洲的RZIM香港分部表示，正在考慮“所有可能的途徑以紀念我們的主和救主耶穌基督”，並說：“我們為因錯誤相信拉維而對他人造成的傷害，毫無保留地道歉。 ”

印度和土耳其的RZIM官員已經翻譯了美國董事會的道歉，並公佈了有關調查的信息，但並沒有對這些事工的未來做出單獨的公開聲明。 RZIM中東分部似乎沒有發表任何公開聲明。

RZIM羅馬尼亞和新加坡分部公佈了禱告和重新評估的時間。

羅馬尼亞的事工說，它正在禱告，“對於拉維·撒迦利亞的行動所造成的任何創傷，以及這個消息所導致的任何失望，願神都將治愈。我們把所有的希望都寄託在祂的恩典中，並繼續致力於尋找和呈現真理。 ”

RZIM非洲分部表示，其首要任務是“為受害者和受害者權益維護者祈禱，傾聽並學習她們的意見，酌情尋求她們的原諒，並採取出現的措施”。

兩位非洲事工的領導人親自出面向一位受害者道歉。該事工也在鼓勵其他人站出來。

“鑑於拉維的欺騙和性侵程度”，聲明說，“我們認識到，可能還有許多人受到傷害，他們的故事還不為人知。 ”

翻譯：吳京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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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讀聖經的10種新方法

Traci Rhoades

今年，我們更急需把經文刻在心裡。

Neely Wang / Lightstock

當我們對所處的世界感到焦慮時，轉向聖經應該是基督徒的直接反應。然而，美國聖經協會（The American Bible Society，ABS）的年度報告，《2020年聖經狀況》，發現了一個令人震驚的趨勢：只有9%的美國人在2019年每天閱讀聖經——這是ABS十年研究中的最低數字，而且這個數字在新冠疫情爆發後的前幾個月下降得更多。但即使2021年只有我們過去一年所經歷的不確定性的一小部分，我們也都更需要聖經的指引和確信。我多年來一直帶領面對面的查經班和在線讀經小組。在此過程中，我發現開始查考或重新查考聖經有時需要一些實用的辦法。以下是十種讀經的方法。新的一年，新的眼光。

1.在書架上添加新的譯文。

如果你多年來主要讀一個譯本，就找一個新的譯本。我曾經忠實地只使用一個自己熟悉的譯本，但最近開始讀兩個不同的譯本。一兩個不同的譯詞會讓我掩卷沉思，熟悉的詩句也有了新的意義。對於這種閱讀聖經的新方法來說，可以並排看到兩到四個譯本的平行聖經也是極好的。

2.大聲朗讀經文。

雖然看似簡單，但大聲朗讀聖經其實更接近聖經最初呈現給原始受眾的方式。許多教會都遵循這種方法，用三年的時間把聖經讀完。當我們朗讀經文時，短語會被強調，我們可以更好地感受一段經文的韻律（雖然在翻譯中確實會丟失一些節奏）。在小組中一起大聲朗讀，也可以增加讀經的多樣性。大家聽到的不同語氣乃至不同翻譯，都可以引發關於選詞的有益討論。在我的查經班裡，我們第一次嘗試這樣做的時候，我選擇了《以賽亞書》第一章：“你們舉手禱告，我必遮眼不看，就是你們多多地祈禱我也不聽，你們的手都滿了殺人的血。”（第15節）上帝的憤怒和沮喪通過先知傳達出來，並以一種更有力的方式真實地展現給了婦女們。為了進一步加強這種方法的效果，你還可以邀請不同信仰和教會傳統的人與你一起閱讀。

3.開車、做飯、走路時聽。

這種方法特別適合不讀書的人或難以找到穩定時間每天讀聖經的人。利用音頻資源可以快速地推進讀經計劃，讓人驚嘆。互聯網和聖經應用軟件能夠涵括眾多的翻譯乃至口音，使得這種方法對很多人來說特別有吸引力。你可以在YouTube上聽大衛·蘇克特（David Suchet），在Audible上聽約翰尼·卡什（Johnny Cash）的《新約》讀本，或者在Spotify上聽《街燈》（Streetlights）。這是一種有趣的混搭方式。當你嘗試這種方法時，要提醒自己：我和丈夫開始在長途自駕游中聽有聲讀物時，我發現聽旁白時很難不走神。如果你發現你的思想飄忽不定，試著把注意力集中在信息的一兩個關鍵點上。

4.在一年內按時間順序讀聖經。

幾年前，在朋友的推薦下，我買了一本年表聖經。我們倆決定同時閱讀它，並邀請其他人加入我們的Facebook內部小組。時至今日，我們每年都會按照學者們推斷出的事件發生順序來閱讀聖經。這種方法對我對經文的理解影響至深。神對祂所造之物的救贖計劃持續展開，而心愛的經文和段落則成為了故事的一部分。在閱讀先知書的同時閱讀有關君王的故事、比較福音書的記載、結合給教會書信來理解《使徒行傳》中發生的事情——這些都有助於填補我對聖經認知上的空白。

5.使用註釋或輔助查經的工具。

使用新的註釋來幫助自己查考當下的段落或書籍。註釋在提供歷史和文化背景方面比研讀版聖經更進一步，它們有助於以整體的方式將聖經的敘述串聯起來。其他多媒體資源可以作為我們每天的讀經的補充，比如她（他）讀真理、福音聯盟的免費課程或聖經項目的視頻和研究。

6.一口氣讀完一整本書卷。

如果讀一整本聖經書卷聽起來很嚇人，可以嘗試從較短的開始，比如《腓立比書》。閱讀整篇保羅書信，可以深入了解當時腓立比古城的情況。它讓我們粗識保羅在這些教會中遇到的各色人等，並看到他們與我們自己教會中可能存在的人有多麼相似。我曾經花了一個夏天的下午，一口氣讀完了《馬可福音》，因此更清楚地看到他對福音傳播的迫切感。他的傳道之心以一種全新的方式躍然紙上。這個方法的另一種實施手段是一次讀完一個作者的書。 (例如，若要更細緻地查考約翰，可以閱讀他的同名福音書、三封書信和啟示錄。)

7、使用《讀者聖經》（Reader's Bible）。

《讀者聖經》去掉了章節號和經文號，所以讀起來更像一本小說，只有一篇，而讓人不易分神。有些人發現這種形式有助於他們進行更長時間的閱讀。聖經原文並沒有斷句，所以這樣能讓人體會到早期基督徒的讀經方式。使用《讀者聖經》的朋友說，他們尤其喜歡用這樣的方法讀詩歌和預言。

8.每週反复思考一首詩篇。

與其每天讀不同的詩篇，不如選一首在一周內每天誦讀。讀的時候，留意詩篇中哪些語句讓你印象深刻，讓你更能感受到作者的情感。我經常把《詩篇》第51篇當作每天的禱告來讀，我很驚訝地看到，那些脫穎而出的經文常常反映了自己生活中正在發生的事情。向神呼求，“神啊，求你為我造清潔的心，使我裡面重新有正直的靈”（詩51:10）——我還沒有找到比這更好的開始一天的方式。

9.連續背誦耶穌的比喻。

讀耶穌的比喻，省略中間任何的過渡文字。讓祂還原為講故事的高手吧。耶穌知道，讓聽眾理解屬靈教導的最好方法就是給他們講故事。羅伊斯-特夫貝格（Lois Tverberg）在《與拉比耶穌一起讀聖經》一書中指出，“耶穌常見的關於漁夫和農夫的比喻，並沒有像在他所處的農業世界裡那樣，喚起我們的內臟反應。”我們通過對這些故事的關注，更好地找出其中的教訓。祂原來的聽眾是誰？他們的日常生活是怎樣的？我們的有什麼不同？什麼教訓可以應用於我們當下的世界？查考比喻的文化和社會背景，可以幫助我們以新的方式看待文本。

10.寫出整本書卷。

寫出經文可以幫助你以新的方式閱讀聖經。你可能會發現某種模式開始出現。你可能會看到單詞或短語是如何重複強調的。幾天、幾個月、甚至幾年後，你會有篇幅眾多、親筆書寫的筆記可以翻閱，進一步將你與聖經聯繫起來。我在讀《雅各書》的時候第一次像這樣手寫經文。我吃驚地發現，雅各的話常常會讓我想起耶穌的教導。雅各寫到信仰是一種生活方式，這是我開始手書之前並未註意到的一點。

聖經是神給我們的啟示。當我們決定新年目標和讀經計劃時，願我們先翻開聖經。正如珍-威爾金（Jen Wilkin）寫道：“人類的啟示是上帝啟示微不足道的替代品。”無論2021年會帶來什麼，當我們閱讀、聆聽和默想時，《聖經》都是豐富的洞察力和希望的源泉。

Traci Rhoades是《不是所有流浪（靈性）的人都會迷失》的作者。她在tracesoffaith.com上發表作品。

翻譯：L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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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師應該直言不諱地講論 COVID-19 疫苗嗎？

麗蓓嘉·蘭德爾（Rebecca Randall）編撰

基督徒在這個問題上出現分歧，有些人敦促接種疫苗作為愛鄰舍的一種方式，而另一些人則說按各人的良心做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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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皮優研究中心最近的一項調查，大約有一半的美國更正教成年人不打算接受新的COVID-19疫苗。

雖然自去年9月以來，美國人對疫苗的信心實際上升高了——上個月三家公司宣佈了可行的疫苗——50%的白人福音派教徒和59%的黑人新教基督徒表示他們不會接種疫苗，而美國人口大多數（60%）說他們會。

幾個世紀以來，宗教和醫學一直在合作預防疾病，儘管這種關係有時很複雜。近年來，公共衛生專業人員依靠教會領袖的支援，特別是在有色人種社區促進健康方面贏得信任。冠狀病毒大流行已成為信仰和科學之間複雜關係的另一個例子。

鑒於基督徒之間的分岐，牧師們應該如何與他們的會眾討論COVID-19疫苗？他們應該鼓勵參加聚會的人接種疫苗嗎？

CT聽取了五位牧師的看法，有關種族、神學和會眾背景等因素如何影響他們處理這個問題。

傑夫·舒爾茨（Jeff Schultz）——印第安納波利斯信心教會的講道和社區關懷牧師

我們的教會一直在為疫苗的研究和開發祈禱，但是接種疫苗與否，並不是我們要作指導的。

我們的會眾有許多醫生、護士、醫學研究人員和藥物開發人員。我們相信，上帝會通過奇跡般的干預而行事，但更常見的是通過我們的工作、天賦和智慧，來服務他人。我們鼓勵人們戴口罩，保持社交距離。我們有些成員，在有疫苗之前不會做實體禮拜。但我不認為我們會正式說任何關於接種疫苗的事情（除了為疫苗的存在而感恩）。

在個人的層面，我會鼓勵大家在作這個決定上諮詢他們的醫生。我認為戴口罩和保持社交距離是極低風險的干預措施，幫助我們愛我們的鄰舍。 COVID-19疫苗是阻止致命疾病傳播的另一種重要方法。但我不相信，作為牧師，我具備指導人們進行可能有副作用或長期健康影響的醫療。我想幫助大家看到疫苗好的一方面，同時要求所有人尊重別人的決定。

路加·波波（Luke B. Bobo）——在堪薩斯州的牧師網路“Made to Flourish”的戰略夥伴關係主任，聖約神學院客座教授

墮胎、電影、音樂、槍支、卡通片、醫療科學——作為解讀文化的人，牧師必須討論這些話題，因為這些事情不是無關痛癢的。這些文物傳遞的資訊往往與基督徒的生活和世界觀背道而馳，與會眾溝通有關COVID-19疫苗也不例外。我相信牧師必須以合乎聖經、明智和基督教導的心態來參與疫苗的討論。

當然，對非裔美國人牧師來說，與他們的會眾談論這疫苗會更加複雜，因為過去為了醫療進步，曾對黑人造成了許多虐待。誰能忘記塔斯克吉（Tuskegee）梅毒實驗和臭名昭著的“亨拉(HeLa)”細胞——未經家人同意從亨利埃塔·拉克斯（Henrietta Lacks）偷取的癌細胞？因此，牧師也必須從歷史的角度面對這個話題。

牧師必須教他們的人如何用分辨的方法來思考這COVID-19疫苗。如果他們被問及是否計劃接種疫苗，他們應該陳述他們的答案，然後發表如下聲明：“這是我的決定。你必須花功夫作出你自己的決定。” 換句話說，牧師不能代替他們的會眾思考；相反的，必須裝備他們，給他們需要的工具，以便他們能夠自己思考和作決定。

曼迪·史密斯（Mandy Smith）——辛辛那提大學基督教會牧師

關於疫苗，我在哲學或神學層面上沒有問題，我會聽從我教會的醫療專業人士，他們比我更了解這些事情。我所領導的教會是位於有時被稱為“藥丸山”的地方——我們附近有四家醫院，因此我們有相當多的醫療專業人員。同時，由於我們是一個多元化的社區，我們也有很多人對另類生活方式感興趣，這導致他們對疫苗有顧慮。

作為基督徒，我們需要有意見分歧的空間——在必要的事上要團結，在非必要的事上要有自由，在所有的事上要有愛心。在哲學層面上，我們對疫苗的看法如何，是屬於非必要的——我們不會失去救恩，也不應該為此而與其他基督徒分裂。

同時，在實際層面上，我們對疫苗做出的決定，會相互影響。雖然有關在什麽事情上可以有不同的意見，我們可能有不同的看法，可是，如果我們的孩子在一起玩，我們在一起聚餐和領受聖餐，那麽，我們在疫苗上做出的選擇不是單單為了我們個人的緣故，而是為了我們的整個團體的緣故。如果說冠狀病毒大流行向我們展示了一件事，那就是我們的生活、身體和健康是交織在一起的。

斯蒂芬·庫克（Stephen Cook）——孟菲斯第二浸信會主任牧師

在美國，COVID-19已經奪去了超過283,000個我們鄰舍的性命，與超過150萬個在世界各地我們鄰舍的性命。存著快要接種疫苗的希望，牧師們有機會召喚我們教會裡的基督子民去愛鄰舍，活出基督對彼此相愛的命令。

當一位律法師問耶穌，想要知道誰是他的鄰舍時（路加福音10章），耶穌就用好撒瑪利亞人的比喻來回應——當他看到有人被毆打，被任由自生自滅時，就停下來幫助那人，滿足了他的需要。值得注意的是，那位被耶穌指出來，作為憐憫服務典範的撒瑪利亞人，是通過使別人得到痊愈，來活出愛鄰舍的呼喚。

鼓勵信徒接種疫苗，預防這已經摧毀了許多人的疾病，是牧師的責任。這是一個召喚基督跟隨者的時刻，去考量扮演我們應有的角色，促進世界得到痊愈。這是一個機會，讓我們回想起，在故事的結尾，耶穌抬高一個在看到迫切的需要時，做一個好鄰舍的人。

斯蒂芬妮·洛布德爾（Stephanie Lobdell）——俄亥俄州弗農山拿撒勒人大學的院牧

基督對愛鄰居的指示，以獨特的方式告知我做院牧的大學校園，從戴口罩到用有機玻璃隔屏把食堂用餐者分開。跟著，它也會告知我們對疫苗的立場。如果一個人在生理上能接種疫苗，這又是實踐對鄰舍的愛的一種方式。

作為衛斯理—聖潔傳統的基督教文理大學，我們為這疫苗話題帶來了多一點動力。作為衛斯理人，我們堅定地持守，在恩典中合作是基督教實踐的中心思想。上帝採取主動，邀請我們進入一個愛的關係，以及進入一個有意義的夥伴關係，一起體現新創造的工作。我們要激勵我們的學生，把他們正在學習的職業視為這種夥伴關係的體現。

當科學家揭開一種危險病毒的DNA，當醫生不辭勞苦地尋找更有效的治療方法，當研究人員制定一個保護人們免受感染的疫苗時，我們不要漠視科學，舉起一個自以為是的拳頭，聲稱“信心勝過恐懼！”相反地，我們要歡欣鼓舞。為了那神聖任命的職業賦予生命的保存，我們為此而歡欣鼓舞。我們宣佈，既感謝上帝的供應，也感謝上帝賜給人類能力。

翻譯：勵元達

責任編輯：吳京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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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有會眾開始接種疫苗後：在2021年給教會的建議

錢秉中（Daniel P. Chin）

在新冠疫苗上市之際，關於會眾如何安全地聚會、崇拜的五條基於科學的建議。

Illustration by Rick Szuecs / Source images: Twenty20Photos / Pressmaster / DavidPereiras / Envato / Anete Lusing / Emre Kuzu / Pexels

在經歷了10個月有限的現場聚會或在線崇拜後，教會的會眾和社會上的其他人一樣，感到了疫情所帶來的疲憊。我們希望新冠疫苗的出現能讓我們的社會和教會都恢復正常。但恢復正常需要時間。

不幸的是，許多生活在中低收入國家的基督徒弟兄姐妹要到2022年或更晚才能接種疫苗。以前我在這些國家為阻止傳染病的傳播工作了不下25年。在美國等國家，新冠疫苗從去年12月開始推廣。專家預測，大約到秋季之後，疫苗接種覆蓋率才將達到70%-90%，屆時才有望實現群體免疫。只有到那時，社會才能開始恢復正常的活動。未來幾個月將是一個過渡期，接種過疫苗和未接種疫苗的人將一同生活在社區中。這還不安全，還不能恢復正常的生活。

在美國的這個過渡時期裡，教會領袖應如何決定教會的人際聚會活動呢？由於不同社區的疫苗接種率不同，即使是同一社區內的不同教會，會眾的疫苗接種率也會有所不同。因此，沒有一個單一的方法來應對重開聚會的問題。

在為我家鄉西雅圖的四個教會提供諮詢、為過渡時期做計劃的過程中，我看到了教會領袖對擺在他們面前的複雜問題的掙扎。一個會眾以非洲裔美國人為主的教會的主任牧師詹姆斯·布勞頓（James Broughton）說：“這是如此復雜的一個情況——有這麼多變動的因素。我們真的需要神的智慧，包括科學知識，才能知道該怎樣做。”所有與我交談過的人都看到了教會內部公開討論的必要性，以及在教會面對不同的壓力而重新聚集之前製定計劃的價值。

為更好度過這個時期，我將解釋新冠疫苗接種將如何影響教會關於聚會的決定，並提供五點建議，幫助教會制定計劃，在疫苗接種覆蓋率增加時重新開始聚會。

就像我以前在CT上寫過的關於這次疫情期間教會和聚會的文章一樣，我試圖用兩個指針來辨別上帝對教會的呼召：聖經真理和科學知識。這兩者都是從上帝而來。

新冠疫苗將如何影響教會的聚會

無論是否明確表示，教會領袖在考慮教會在這次疫情期間的聚會時，都要平衡三個因素：會友們聚會的需要和願望，社區中新冠肺炎的感染率，以及教會會友感染新冠及其並發症的風險。我製作了三個圖表來描述教會聚會的這些因素將如何影響疫苗接種的三個階段。

疫苗部分接種期將一直持續到新冠病毒群體免疫力產生、感染率下降至較低水平。所需的時間將受到新冠疫苗的可獲得性、有效性和吸收率，以及新冠變異病毒傳染性的影響。未來幾個月，媒體會對這些問題進行報導，隨著新信息的出現，教會的計劃可能需要調整。然而，有兩個重要問題需要明確。

首先，科學家們仍不確定疫苗接種者如果沒有明顯的新冠病症，是否仍會攜帶病毒並傳播給其他人。最近獲批的疫苗可以將新冠的患病風險降低90%以上，包括病毒引起的嚴重並發症。但是如果病毒依然可以通過接種者傳播，那麼我們必須繼續使用戴口罩、保持身體距離和其他手段來保護接種者免受新冠的影響，就像我們保護未接種者一樣。然而，這樣做的目的不是為了預防新冠並發症，而是為了限制病毒的傳播。

其次，在世界不同地區快速傳播的新冠病毒變體的傳播性似乎較原來提高了10%-70%。這是一個令人擔憂的事態發展，因為這些變異可能會使疫情惡化並延長。幸運的是，大多數科學家認為目前的新冠疫苗應該對這些新冠變體依然有效。

由於這些新冠病毒變體的傳播可能會延遲群體免疫出現的時間，我們的教會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需要製定計劃，以決定如何聚會、何時聚會。如果這些病毒變體在我們社區中存在的比例比預期更高，那麼我們就更需要下面的建議來減少新冠在我們教會中的傳播。由於新冠病毒及其所有變體都通過鼻腔分泌物和呼吸道飛沫傳播，遏制其傳播的方法依然不變。因此，即使在這些變體蔓延的情況下，我的建議仍將適用。

在疫苗部分接種期間對聚會計劃的五點建議

1.以新冠感染程度作為聚會的主要指導。

如果在此期間恢復線下人際聚會，已接種疫苗和未接種疫苗的會眾將相互混合。由於還沒有實現群體免疫，社區中的新冠感染率仍將居高不下。鑑於教會的活動有利於病毒的傳播，因此，未接種疫苗的會友之間，甚至未接種疫苗和已接種疫苗的會友之間，仍會存在很大的傳播風險。如果科學家們確定接種過疫苗的人仍然可以攜帶病毒並進行傳播，那麼即使在大部分人接種了疫苗之後，只要社區中新冠感染率依然較高，那麼病毒傳播的風險就可能依然很高（見上圖）。只有當感染率下降到較低水平時，會眾之間的傳播風險才會下降，然後才能安全地恢復線下人際聚會（見下圖）。

因此，這個疫苗部分接種期是一個特別棘手的時期，因為未接種疫苗的會眾發生新冠感染並發症的風險並沒有降低，但聚會的願望卻可能在增加。這無疑會影響一個教會對聚會的決定。因此，對於已接種疫苗和未接種疫苗的會眾何時聚集才安全的問題，主要應根據社區內新冠的感染率、而非根據已接種疫苗的教徒比例來決定。

2.考慮允許已接種疫苗的會眾單獨聚會。

雖然教會可能會選擇在已接種疫苗和未接種疫苗的會友能安全共處時才開始聚會，但也可以選擇為已接種過疫苗的會友先恢復聚會。由於已接種疫苗的會友可免受新冠嚴重並發症的影響，所以即使在社區感染率依然較高的情況下，他們在室內聚會也要安全得多。我們很多年老和比較脆弱的教會成員會提前接種疫苗，他們可能會傾向在所有人都能安全聚會之前，先開始聚會。比較簡單的第一步就是為已接種疫苗的人安排小組聚會。

然而，教會領袖可能會對將會友分組的做法持保留態度。西雅圖一家熱心社區事務的鄰里教會的牧師勞裡·布倫納（Laurie Brenner）說：“在我們這個中等規模的教會中，真實地存在著一種矛盾。一方面我們不想把人分組，另一方面人們希望盡快見面。”

但與我交談過的教會領袖普遍認為，可以只為接種過疫苗的人設立聚會。布勞頓說：“新冠感染風險較小的人群已經開始自發聚會了。都是由成員們自行組織的。我覺得接種過疫苗的成員也可以如此。”布倫納補充道：“我們需要努力確保疫苗接種不會最終導致現有團體的分裂。”

總的來說，為已接種疫苗和未接種疫苗的會眾建立平行聚會的想法似乎引起了這些教會領袖的共鳴。我所參加的教會是一個會眾跨越多個年齡階段的大型教會。我們的主任牧師喬治·欣曼（George Hinman）說：“如果要我接受只為已接種疫苗的會友舉行崇拜的想法，那麼我們也必須同時提供另一種選擇，即無論是否接種過疫苗，會友們都可以進行崇拜。我們必須為每個人提供一個選擇。”

然而，只對已接種過疫苗的會友開放聚會的做法也可能面臨挑戰，因為教會可能不願意要求會友提供疫苗接種證明才能進入聚會。不過，這個想法並不新鮮，在未來幾個月內，健康證的使用可能會變得非常普遍。

3.採取循序漸進的方式，恢復一些特定的人際聚會形式。

我們需要循序漸進的計劃，因為不同的教會活動有不同的新冠傳播風險。具有較高空氣傳播病毒風險的活動應在感染率較低時才開始，而空氣傳播風險較低的活動可在感染率較高時就恢復。此外，有些活動相較於其他一些，會較易減緩新冠的傳播。

下表為當新冠感染水平下降到一定閾值後就可開始的一些人際活動提供了指導。它建立在我之前關於教會逐步恢復開放的CT文章的基礎上，並提供了各階段的感染闕值。對於生活在美國的人來說，棘手的問題是，目前還沒有一個全國性的標準來衡量感染率的高低，儘管衛生部門已經提出了類似的感染閾值供其自身使用。我根據表中的階段對它們進行了調整。

一個令人困惑的問題是，新冠感染率有時是以每10萬居民中7天或14天的病例總數來統計的，而不是每10萬居民每天的病例數。在表格中，我建議用按天統計的數字作為閾值，所以可能需要將各地衛生部門的數字轉換後再使用這個表格，或者使用帶有這些信息的全球監測數據，例如STAT新聞提供的數據。必須記住，新冠檢測率的不足會造成對實際感染率的低估；因此，在檢測不足的社區，對恢復聚會的態度應更加保守。

隨著更多信息或更明確的準則的出現，表中的閾值可能需要調整。教會可以選擇略高或略低的闕值作為恢復活動的標準。鑑於快速傳播的病毒變體，在到達每個闕值時，只向更少一些的會友開放活動也變得更為重要。鑑於過去幾個月許多地區的感染率急劇上升，感染率要下降到能允許未接種疫苗的會眾進行室內聚會的水平，還需要一段時間。

4.鼓勵會友減少接觸新冠的風險。

隨著新冠疫苗的推廣，許多去教會的人處於接種優先級較低的群體，有些人可能因為個人選擇或健康原因永遠不會接種疫苗。不管什麼原因，對於各地未接種疫苗的會眾來說，能夠在教會中安全地與其他人聚會是很重要的。

疾病控制專家早已認識到改變行為方式對幫助人們降低接觸傳染病原體風險的重要性。在會眾聚會之前，我們可以要求他們改變自己的行為，以減少接觸新冠的風險。

接觸病毒的風險僅僅在於分享其他人呼吸的空氣。我們的會眾可以通過減少與他人的近距離接觸（其定義為與他人相距2米以內並持續超過15分鐘），以及在與他人會面時增加使用口罩、保持身體距離和良好通風的空間來降低這種風險。

當我們在教會聚會時，我們可以通過保護弟兄姐妹免受病毒的傷害來表達我們對弟兄姐妹的愛。 “要求人們為了他人而減少自身的感染風險是合理的。我相信在聚會前要求接種疫苗也同樣合理。但重要的是不排斥任何人。我們需要為所有人提供選擇”，欣曼說。

“我們教會強調個人責任的重要性，而不僅僅是教會的規定。”美國一所大型華裔教會的長老艾爾頓•李（Elton Lee）表示，教會要感謝那些擔當保護他人的責任的會友。 “教會提供準則，但遵守準則卻要看每個人。”

為了幫助我們的會友承擔責任，讓他們知道自己的風險程度會很有幫助。人們設計了一些應用程序，旨在幫助個人評估他們在聚會中感染新冠的風險。但有了COVIDRisk.Link這個我最近參與研發的工具，會眾可以定期監測自己接觸病毒的風險，甚或在必要時，在聚會前降低風險。鑑於變異病毒的傳播增加了個體感染新冠的可能性，這就顯得更重要了。此外，使用這個評估工具可以幫助會友形成社交泡泡（social bubble），以便更安全地與那些雖有風險接觸、但卻能一起安然相處的人見面。

在上表中的每一個感染閾值，如果我們要求會眾降低感染病毒的風險，那麼聚會就可以更安全。我們鼓勵感染風險較低的會友比風險較高的會友更早地參加教會活動。

5.鼓勵你的會友接種疫苗。

如果我們社區中相當一部分人拒絕接種疫苗，這將延長疫情及其對社會的危害。不幸的是，近四成的美國人不願意接種疫苗，這一比例在教會成員中還略高一些。布勞頓解釋說：“人們目前的反應是基於過去的經驗所帶來的恐懼，比如塔斯基吉實驗（Tuskegee experiments）。他們不知道是否可以相信疫苗。”

因為我們知道新冠疫苗可以保護人們免受這種病毒的危害，讓我們更早地恢復到正常的教會事工中去，所以我認為，教會應該推廣新冠疫苗的接種。接種了疫苗的基督徒不僅可以避免在感染後出現嚴重的並發症，而且可以更早地服務於其他有需要的人，為結束這場疫情做貢獻。

不幸的是，這場流行病被政治化了，以至於一些教會領袖對是否支持接種疫苗猶豫不決。但我建議我們應以大誡命作為我們的主要動力。雖然專家們並不能確定疫苗接種能防止新冠病毒的傳播，但疫苗很有可能至少能減少一部分（如果不是大部分）新冠疫情的傳播。因此，讓我們彼此相愛，鼓勵接種疫苗，尤其是教會中的會眾。

但要與教會會眾溝通疫苗的好處，可能需要很大的努力和耐心。布勞頓強調了這一點，“我需要不斷地與會眾交流。這些信息從哪裡來，對他們來說有很大的影響。當他們知道這些信息來自於有信仰又有科學知識的弟兄姐妹時，信任度就會大大增加。”

比語言更重要的是行動。教會領袖可以給會眾樹立一個榜樣，自己接種疫苗。大量的不信任確實存在於人們對政府、對科學、對新冠疫苗的態度中。而許多社區中最值得信賴的成員恰在我們的教會中。因此，教會領袖可以在鼓勵信徒接種疫苗方面發揮重要的作用。

隨著新冠疫苗在我們的社區開始接種，我們開始了回歸正常生活的漫長道路。與此同時，美國正經歷著近代史上最動盪最分裂的時期。欣曼說：“作為教會，我們不能允許我們如何處理這次疫情和疫苗接種的問題使我們產生分裂。”為幫助我們的教會在合一中前進，我祈望這五個以科學為基礎的建議能幫助我們的教會在恢復聚會並繼續服侍我們周圍的世界時，成為一座燈塔——擁抱信仰和科學。

錢秉中（Daniel Chin）是一位肺科、重症醫學及流行病學領域的醫生，擁有25年的全球公共衛生經驗。 2003年，他領導了世界衛生組織對中國遏制非典疫情的大部分援助行動。

翻譯：許珏

責任編輯：吳京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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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為何報導關於教會領袖的負面新聞？

《今日基督教》編輯部

基督的教會需要這種亮光，即使它讓我們痛苦。

Michal_edo / Getty Images

《今日基督教》報導的動機是出於對教會深深的愛。這種愛有時是痛苦的，特別是當它意味著報導關於事工領袖們有害行為的證據時。報導這些指控讓我們很難受，讀者們也有同樣的感受。多年來，有些讀者想知道我們為什麼要公佈事工領袖/機構錯誤行為的證據，畢竟除了犯錯，他們確實也做了不少好事。其他在原則上支持我們這類調查性報導的讀者們則認為我們報導的目標應放在特定基督教群體外（例如，不報導福音派醜聞，可報導靈恩派醜聞）。但我們對尋求真理的委身超越對自身派別/社區的委身。我們透過報導真相來關懷我們的社區。

真正的愛迫使我們去愛那些被事工領袖/機構傷害的人——不僅僅是直接的受害者，還有那些因看到領袖們的罪和濫權所帶來的後果，從而懷疑基督徒（是否真是一群會彼此關照的人）的人。我們對教會的深愛也迫使我們去愛犯錯的事工領袖。而他們往往需要先被揭露才能被引領至悔改。

我們的愛驅使我們調查這些指控，即使被指控的領袖已經去世。在一個基督教領袖去世後，罪的破壞性仍然長期存在。我們是否應要求受害者在黑暗中獨自承擔其所經歷的重擔、創傷和恥辱？不，無論是事工領袖曾做出的美善行為還是他的逝去，都不應該讓受害者沉默。而犯罪的人需要伴隨著光而來的恩典。死亡排除了罪人悔改的機會，但沒有排除受害者得到恢復及自由的機會。

基督的教會皆需要這種亮光，即使它讓我們痛苦。《今日基督教》進行曠日費時且昂貴的調查工作，並不是為了列出一張臭名昭著的罪人的名單。我們的目標是修正——不僅是修正我們所報導的領袖，也包括修正我們所有人的錯誤。

聖經非常明確地指出，即使是最英雄的人物也有缺陷和犯錯的時候。聖經故事裡的終極英雄——也是我們自己故事裡的終極英雄——不是任何會犯罪的人類，而是那位在罪人身上做工、救贖他們，完成祂目的那位上帝。當聖經詳細地紀錄某個英雄人物犯下的錯時，這些紀錄「於教訓、督責、使人歸正、教導人學義都是有益的」（提摩太後書3:16）。我們不會把聖經裡的這些記載刪掉。同樣，我們也不願意擱置或淡化對基督教領袖的指控。我們力求公正地調查和報導這些故事。我們不會假定他們一定有罪，也不給有權勢者特權，我們希望我們的讀者也能避免這些錯誤。

我們報導這些故事的部分原因是為了讓教會能從中學習。它們提醒我們，我們自身的脆弱、我們自己對行為透明度和問責機制的需要，以及最終，所有人對耶穌基督的恩典和聖靈對人生命的改造工作的需要。我們同樣也意識到，我們報導中的人物不僅僅只是講道時能使用的例證。受害者不是我們的工具，我們的報導是為了幫助他們：澄清事實、揭露不公義和偽善的行為，給受傷的人發聲的機會，與他們一起哀慟，並向其他曾跟他們有相似經歷的人保證，他們並不孤單。審判權只屬於上帝。但為黑暗帶來光明，是我們所有人的責任，即使在我們悲慟的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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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維·撒迦利亞：私藏數百張女性私密照、面臨性侵按摩治療師、強暴等指控

Daniel Silliman, Kate Shellnutt

他所創建的福音機構為曾「誤信」這位隱瞞自己不端正性行為的領袖一事表示歉意。

Illustration by Mallory Rentsch / Source Image: Courtesy of RZIM

為期四個月的調查發現，已故的拉維·撒迦利亞（Ravi Zacharias）利用自己作為世界著名的基督教護教者的聲譽，在十多年的時間裡，在美國與海外性侵按摩治療師，而由他的家庭成員和忠實盟友領導的傳道機構未能追究他的責任。

他利用自己對按摩的需要以及頻繁的海外旅行來掩蓋自己的性侵行為，藉口屬靈對話建立信任，直接從他的傳道機構提供資金，用以引誘受害者。

拉維·撒迦利亞國際傳道會（RZIM, Ravi Zacharias International Ministries ）週四發布的一份12頁的報告，證實了撒迦利亞在其所擁有的亞特蘭大日間水療中心的性侵行為，並在美國發現了另外五名受害者，以及在泰國、印度和馬來西亞的性侵證據。

僅從對撒迦利亞以前使用的電子設備進行的有限審查，就發現了他與美國和亞洲的200多名按摩治療師的聯繫，數百張年輕女性的照片，其中一些是女性裸體照片。直到2020年5月他享年74歲去世之前的幾個月，撒迦利亞還在索取、收集這些照片。

據調查人員透露，撒迦利亞從本應專用於“人道救援”的資金中支付數万美元給4名按摩師，為她們長期提供住房、教育費用，以及每月資助。

一名婦女告訴調查人員，“在他安排傳道機構為她提供經濟資助後，就要求與她發生性關係”。她說這是強姦。

報告稱，她說撒迦利亞“讓她和他一起祈禱，感謝神賜予他們兩人的機會”，並如他對其他受害者宣稱的一樣，“稱她是因為他過著服事神的生活而得到的獎賞”。撒迦利亞警告這位女士——也是位基督徒——如果說出對他不利的話，當他的名聲受損時，她將為數百萬靈魂的失喪負責。

這些發現，以及RZIM幾個月來進行的內部審查所透露的細節，挑戰了許多人對撒迦利亞的印象。

當他5月去世時，人們稱讚他的忠實見證、他對真理的承諾，以及他個人的正直誠信。現在很清楚，在台下，這個長期以來被全世界基督徒所敬仰的男人性侵了無數婦女，並操縱身邊的人，使他們對他的惡行視而不見。

米勒與馬丁（Miller & Martin）律師事務所的林賽·巴倫（Lynsey Barron）和威廉·埃塞爾斯坦（William Eiselstein）受僱於RZIM進行調查，採訪了50名證人，並檢查了撒迦利亞從2014到2018年間使用的電話。最後律師們表示，“我們確信，我們發現了足夠的證據，可以得出撒迦利亞先生進行不當性行為的結論”，儘管這一調查並不詳盡。

RZIM董事會在調查的同時發表聲明，表示歉意並承擔一定責任。

“拉維採取了一系列廣泛措施，以便向家人、同事和朋友隱瞞自己的行為。然而我們也認識到，長期性侵的情況，往往意味著存在重大的結構、政策和文化問題。 … …我們的工作人員、捐助人和公眾都信任我們能指導、監督和確保對拉維·撒迦利亞的問責，但在這方面我們卻失敗了。”

RZIM在2020年9月《今日基督教》的報導之後，針對在撒迦利亞的水療中心工作的三名女性所提出的性侵指控，僱用了米勒與馬丁。最初，傳道機構的領導人表示不相信這些女性。如今，這種情況已經改變了。

聲明說，“我們不僅相信那些公開做出指控的女性，而且對於之前沒有公開指控拉維，但在調查中其身份、故事浮現出來的更多女性，我們也相信”。

因為RZIM內外的基督徒對其長期領導人失去了信任，該機構在其著名的命名者去世後的八個月時間裡，從不得不重新構思其全球事工的運作，到現在不得不完全重組。

在調查期間，出於對高層官員就指控所做出的初始反應的不滿，多名RZIM的講員和工作人員離開了該事工。 RZIM的加拿大分部暫停了4月份之前的籌款工作和募捐活動，而基於英國的撒迦利亞信託基金會則威脅說，如果RZIM不向受害者道歉並進行重大改革，就將分裂出去。（更新報導：報告發布的第二天，英國董事會一致投票決定從RZIM中分離出來，並將選擇一個新的名字）。

甚至在周四晚上報告發布之前，RZIM領導層就已經轉向減少撒迦利亞家族的參與。拉維的遺孀瑪吉·撒迦利亞（Margie Zacharias）於1月辭去了董事會和事工的職務，而她的女兒薩拉·戴維斯（Sarah Davis）則辭去了董事會主席的職務，但仍擔任首席執行官。

RZIM內部工作人員則表示，作為世界上最大的護教機構，該事工計劃大幅縮減規模，降至10名美國護教家和幾名國際講員，由少量工作人員輔助。

受保密協議限制的調查

除了證實之前關於撒迦利亞水療中心的性侵報導外，新的報告還證實了一位加拿大女性洛里·安妮·湯普森（Lori Anne Thompson）四年前所做出的指控，她說自己受撒迦利亞擺佈，向他發送露骨的色情短信和照片。她的案件是公開的第一樁關於撒迦利亞的性醜聞，它激勵了其他受害者站出來。

撒迦利亞斯曾在2017年起訴湯普森，聲稱她致RZIM董事會指控性侵的律師信，其實是精心設計的勒索企圖。董事會周四寫道：“我們相信洛里·安妮·湯普森已經說出了她與拉維·撒迦利亞關係的真相。”

調查人員與其他證人也進行了面談，她們也講述了與湯普森的指控所描述的類似行為，並發現在她的經歷前後長達六年的時間裡，他與其他女性間的短信交流模式。

然而湯普森和她的丈夫布拉德（Brad）卻無法親自參與最近的調查。對於調查人員提出的解除保密協議（NDA）以允許湯普森夫婦談論發生的事情的要求，這位已故護教家的遺產執行方予以拒絕。湯普森夫婦的律師貝塞爾·茨維迪江（Basyle Tchividjian）告訴調查人員，在一切都已經昭然於世的情況下，湯普森夫婦卻仍然受到NDA的約束，這一情況是“應受譴責的” 。

戴維斯在一封致整個傳道機構的郵件中寫道，RZIM “為了方便調查進行，要求修改NDA”，但該機構對於遺產執行方沒有任何權威，因為後者是由她的母親瑪吉·撒迦利亞控制。遺產執行方也拒絕讓撒迦利亞的私人律師交出當時從他的電子設備中收集到的任何證據，這給米勒與馬丁事務所審核的記錄中留下了空白。

但根據調查報告，就在撒迦利亞與湯普森夫婦了結官司、公開為自己辯護，並向RZIM的領導層和工作人員保證他沒有做錯任何錯事、沒有必要調查的同時，他還繼續索取其他女性的色情照片。

報告說，“雖然他告訴他的員工，他在湯普森事件中的真正錯誤是沒有提醒別人他收到了另一個女人的照片，但我們沒有發現任何跡象表明，就其在湯普森事件期間以及之後200多次收到女性照片之事，他曾經向RZIM管理層或其董事會做過交代。”

事實上調查人員發現，儘管撒迦利亞2017年公開表示，從與洛里·安妮·湯普森的交流中吸取了“艱難而痛苦的教訓”，就在那之後僅一天，他就收到了更多的來自另一個女人的照片。那個女人也繼續給他發裸照。

不過，有一件事確實發生了變化。湯普森案發生後，調查人員注意到撒迦利亞在刪除信息方面做得比較好，無法被發現或揭發。

在與報告同時發表的聲明中，RZIM董事會承認了這一失敗，並向洛里·安妮·湯普森道歉。

聲明說，“我們錯了，我們懷著深切的悲痛認識到，由於我們不相信湯普森夫婦，私下和公開宣揚錯誤的說法，他們多年來一直受到誹謗，他們的痛苦被大大延長和加劇。這讓我們很心痛，也很慚愧。”

'他能在眾目睽睽之下掩蓋自己的不軌行為'

調查人員發現的大部分性侵行為都是圍繞著按摩發生的，而撒迦利亞依靠按摩來治療慢性背傷。他經常與私人按摩師一起旅行。當一位RZIM同事對於這樣“似乎不當”的做法表示質疑時，他反而批評對方。

雖然報告沒有面談國外的消息來源人，但調查人員發現了撒迦利亞在旅行時經常會見按摩師的證據。

報告說：“當可能會一個人獨處時，他經常會在酒店房間里安排按摩治療。根據他的短信，有時他會在酒店大堂和治療師見面，有時他會指揮治療師直接到他的房間來。”

調查人員發現，在2010年代初，他在曼谷擁有兩套公寓，與他的一名按摩師共用一棟建築。他手機上的筆記應用裡，有“我想和你有個美麗的回憶”、“再往前走一點”、“你的嘴唇特別漂亮”等短語的泰語和普通話翻譯。

撒迦利亞手機相冊裡的按摩師和照片上的女人比他年輕幾十年，很多都是20多歲。

調查沒有發現任何證據表明RZIM領導層或員工知道撒迦利亞的不端性行為，這也表明該事工對於這位同名者、創始人幾乎沒有任何問責。

報告說，“因為他對按摩治療的需求是眾所周知並被接受的，所以他能夠在眾目睽睽之下掩蓋自己的不當行為”。

撒迦利亞談到了“身體屏障”對“保護我的誠實正直”的重要性，但米勒與馬丁的報告指出，“作為這些'身體屏障'的設計者，撒迦利亞先生很清楚如何躲避它們。”

調查證實，撒迦利亞撒謊說，除了妻子或女兒他沒有和其他女人單獨相處。他還時刻持有多部手機，並將其放在與RZIM不同的無線計劃中，從不使用辦公室的無線網絡。撒迦利亞說這是為了安全起見，但這確保了他的通訊無法被監控。

RZIM董事會的聲明承認它“做得嚴重不足”，“允許因為自己對拉維的誤信，導致對他的監督和問責不力，遠沒有達到明智和愛護的程度”，對此表示遺憾。

報告中的每一個例子，都與一個以宣揚正直誠實和真理而著稱的領袖和事工的公開見證形成對比。

在一段與CT分享的錄音中，撒迦利亞在去世前一年的一次談話中告訴他的支持者，“你們這些在公開場合見過我的人，根本不知道我私下里是什麼樣子的。但神知道的。神知道的。今天我鼓勵你們做出這個承諾並說，'我在私下里做人也要配得神的讚譽，“好，你這又良善又忠心的僕人”'。 ″

許多將撒迦利亞視為導師、榜樣和屬靈父親的人，一直在努力應對新的信息、他們的被背叛感和對自己責任的質疑。

“我對自己和其他人感到失望，我們本可以更努力地抗拒那種順從式忠誠的潮流，更早地要求更好的答案。因為福音派信條中沒有任何一部分推崇懦弱或犧牲良心”，澳大利亞RZIM前負責人丹·帕特森（Dan Paterson）週三晚上在Facebook上寫道。

“我深深感到對主的敬畏，我知道有一天我也會做出一個交代，在那裡就像RZ報告一樣，在黑暗籠罩下所做的一切，都會被人知道。耶穌來是要通過審判來恢復正義。哦，我多麼希望拉維在這裡懺悔！”

RZIM即將發生的變化

調查人員在12月的中期報告中讓RZIM做好了最壞的打算，自那以後董事會（成員姓名未公開）和領導層一直在計劃著一次檢討總結。

2020年9月進入調查程序時，該事工的官方立場是，這些指控不可能是真的，但會進行調查，以還給撒迦利亞清白。起初，RZIM聘請了控告湯普森夫婦的其中一位律師所在的事務所。事工內部的幾位人士說，副總裁阿卜都·莫雷（Abdu Murray）建議請一位“粗暴”的前警察來追踪指控者，並發掘該事工可以用來詆毀她們的信息。

幾位講員表示，他們認為這些指控是可信的，並要求該事工進行真正的、有信譽的調查。此後，在10月初RZIM改變方向，聘請了米勒與馬丁律師事務所。

“我相信，對於我們都視而不見的、在不知不覺中促成的、沒有開口反對的，以及我們允許繼續下去的事情，我們每個人都負有一定的責任。”講員之一山姆·阿爾貝利（Sam Allberry）對英國的同僚說。

正如CT此前報導的那樣，隨著調查的繼續，關於共謀和問責的爭鬥使該傳道機構動蕩了數月。新年伊始，RZIM就在為分裂做準備。

戴維斯告訴工作人員，一些全球辦事處可能會決定從RZIM分離出來，成為獨立的國家性組織。目前，每個辦事處都有自己的公司章程或作為慈善機構的國家性章程，並通過“附屬協議”與設在美國的傳道機構建立聯繫。這使得RZIM能夠作為一個單一的全球性傳道機構運轉。

“35年來，我們一直能夠作為一個機構來實際運作。然而，在像我們面臨的這種危機時刻，這需要我們的一些董事會必須與總部和國際董事會分開，自行做出抉擇，以做出他們認為對其實體最好的決定”，戴維斯這樣寫道。

RZIM的一些資深護教士認為，各國分部分離出去，是保存該事工中做得好的那些部分的唯一途徑。

曾與理查德·道金斯（Richard Dawkins）、克里斯托弗·希欽斯（Christopher Hitchens）和其他“新無神論者”進行著名辯論的北愛爾蘭數學家和護教士約翰·萊諾克斯（John Lennox ）已經敦促RZIM的英國分支機構分離出來。在CT報導水療中心指控的第二天，萊諾克斯就退出了與RZIM的所有聯繫，但告訴英國的護教士們，如果他們要成立一個獨立的組織，他很樂意與他們合作。

“目前的指控性質非常嚴重，我不能以RZIM的名義參與任何正在進行的活動”，萊諾克斯在給英國和美國董事會的聲明中寫道。 “在我看來，如果要想在任何集體意義上保留住優秀年輕護教士團隊的潛力，就需要對機構進行重新命名，對機構和董事會進行根本性的重組，而且要非常迅速地完成。”

據該傳道會內部多位人士透露，其他國家的董事會也在與美國總部脫離關係。加拿大董事會在一份聲明中說，“很明顯，這個事工不能建立在以前的結構上”，而是“必須建立於新的方式和關係”。

加拿大的護教事工也裁減了四名團隊成員，其中包括講員丹尼爾·吉爾曼（Daniel Gilman）。他決定相信那些指控撒迦利亞性侵的婦女，並公開挑戰RZIM領導層，要求他們承認共謀。吉爾曼告訴CT，他非常擔心他所愛的事工會選擇重塑品牌而不悔改。

吉爾曼的遣散協議中包括一項保密協議（NDA)，將禁止他採取“任何可以按照合理預期會對RZIM的聲譽造成傷害”或“負面影響”的行動。吉爾曼提出抗議，保密協議被一份對捐贈者信息保密的協議所取代。

預計很快還會有更多的裁員。 RZIM的僱員告訴CT，他們預計這個曾經在全國擁有100名講員和250名工作人員的國際傳道機構將縮減到原來規模的一個零頭。戴維斯告訴工作人員，裁員將在米勒和馬丁報告發布後的幾週內宣布。

她寫道：“這是一個非常困難的決定，只是因為我們發現自己所處的情況而不得不這樣做。我們對此深表歉意。”

在經過人員裁減和各國分部分離之後，留下來的團隊很可能是一些與撒迦利亞關係最密切、與主要捐助者關係良好的講員。 RZIM內部人士預計，核心人物將包括由戴維斯領銜的講員邁克爾·拉姆登（Michael Ramsden）、阿卜都·莫雷和文斯·維特爾（Vince Vitale）。

戴維斯辭去了董事會主席的職務，將權力交給了來自明尼蘇達州的退休能源公司高管和主要捐贈者克里斯·布拉特納（Chris Blattner）。不過，在危機期間，戴維斯更多地承擔了RZIM的日常管理工作，她親自將自己的名字寫進了所有的內部和外部通訊中。

RZIM董事會周四表示，“鑑於調查的結果和正在進行的評估，我們正在尋求主關於這項事工未來的旨意…在辨別神將如何帶領的時候，我們花時間專注於禱告和禁食，我們在不久的將來會講到這一點。”

RZIM宣布，它正在邀請受害者權益倡導者蕾切爾·頓荷蘭德（Rachael Denhollander）就性侵問題來教育董事會和領導層，並就未來的最佳做法提出建議。該部還聘請了一家管理諮詢公司來評估“結構、文化、政策、程序、財務和做法”，並提出改革建議。

禱告得到回應

2020年5月，就在他的葬禮當天，撒迦利亞性侵的秘密開始被揭露。從現場直播中看到這位護教家受到如此尊崇和頌揚並被震驚的，有一位是曾被他動手動腳、當面手淫、並被索取色情照片的那些按摩師中的一位。包括副總統邁克·彭斯（Mike Pence）和基督徒橄欖球明星蒂姆·特波（Tim Tebow）在內的知名人士，都對撒迦利亞讚譽有加。

沒有人站出來嗎？她在想。沒有人嗎？

她擔心其他女性可能會在那裡，為這場景刺傷。她禱告會有什麼事情發生。

這位女子在谷歌上搜索“拉維·撒迦利亞性醜聞”，找到了由無神論者斯蒂夫·鮑曼（Steve Baughman）所主持的博客RaviWatch，他從2015年起就開始追踪、報導撒迦利亞的“蹊蹺說法”。鮑曼在博客上討論撒迦利亞關於學歷的虛假陳述、色情短信指控以及隨後的訴訟。當那個女子讀到洛麗·安妮·湯普森的遭遇時，她認識到那個女人的遭遇就是她的遭遇。

據她所知，這個無神論博主是唯一一個關心撒迦利亞性侵他人卻逍遙法外之事的人。她聯繫了鮑曼，接著最終對《今日基督教》講述了撒迦利亞的水療中心、在那里工作的女性以及背後發生的性侵事件。

水療中心的這位女士告訴CT，她不對RZIM抱任何指望。不會承認，當然更不會道歉。她想，這個以一個人的名字命名並靠其聲望建立起來的價值數百萬美元的傳道機構，絕不會承認他的秘密的真相。

她之所以說出來，只是因為她想讓其他女性知道真相，這包括被撒迦利亞傷害的女性，以及被其他著名的、聲譽顯赫的基督徒所傷害的女性們。她想讓她們知道，她們並不孤單。

本週，她相信神回應了她的禱告。

“我認為它發生在神定下的完美時刻”，她說。 “這是祂的時刻，這是祂的方式。主在做這件事，剩下的將是神想要剩下的。”

翻譯：吳京寧

- More from Daniel Silliman, Kate Shellnut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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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人都是誰？

還有誰在訓導我們的人？

我們的人信的是什麼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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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歸屬來分類“無”

根據行為來分類“無”

根據信仰來分類“無”

分析這三個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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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道會知道以前的指控

國際性的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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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書架上添加新的譯文。

2.大聲朗讀經文。

3.開車、做飯、走路時聽。

4.在一年內按時間順序讀聖經。

5.使用註釋或輔助查經的工具。

6.一口氣讀完一整本書卷。

7、使用《讀者聖經》（Reader's Bible）。

8.每週反复思考一首詩篇。

9.連續背誦耶穌的比喻。

10.寫出整本書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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傑夫·舒爾茨（Jeff Schultz）——印第安納波利斯信心教會的講道和社區關懷牧師

路加·波波（Luke B. Bobo）——在堪薩斯州的牧師網路“Made to Flourish”的戰略夥伴關係主任，聖約神學院客座教授

曼迪·史密斯（Mandy Smith）——辛辛那提大學基督教會牧師

斯蒂芬·庫克（Stephen Cook）——孟菲斯第二浸信會主任牧師

斯蒂芬妮·洛布德爾（Stephanie Lobdell）——俄亥俄州弗農山拿撒勒人大學的院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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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疫苗將如何影響教會的聚會

在疫苗部分接種期間對聚會計劃的五點建議

1.以新冠感染程度作為聚會的主要指導。

2.考慮允許已接種疫苗的會眾單獨聚會。

3.採取循序漸進的方式，恢復一些特定的人際聚會形式。

4.鼓勵會友減少接觸新冠的風險。

5.鼓勵你的會友接種疫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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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保密協議限制的調查

'他能在眾目睽睽之下掩蓋自己的不軌行為'

RZIM即將發生的變化

禱告得到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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