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周，羅伯特·李（Robert E. Lee ）終於從里士滿撤走了。 里士滿紀念碑大道上這位聯邦將軍的雕像被從基座上移走，該市的市民在街上歡呼。 看着吊在空中的花崗岩灰色戰馬，促使我想到我曾經有過的一次談話，是關於神學院寢室里一張李的照片是該留還是該拿掉。
一個學生曾寫信給我，詢問關於他擁有的一幅李的畫 —— 我相信這幅畫是一份家傳，如果我沒記錯的話，甚至可能與李本人有家族關係。 他說，一位非裔美國人神學院同學，在神學院公寓的走廊上看到這幅畫時，皺起了眉頭。
這位南方的白人學生問我：“我應該把它拿下來嗎？”我回答說，應該。然後我給出了符合《聖經》和歷史的理由，說明我為什麼認為李和其他邦聯領導人不值得尊敬。
不過有一個人，我想徵求他的意見，那就是肯塔基州亨利郡的吟遊詩人：溫德爾·貝里（Wendell Berry）。
大約在我給這位學生髮送回復的時候，我正在這位詩人兼小說家的農場。在他的廚房桌前，我尷尬地提起了李的話題。 我說“尷尬”，是因為我很確定貝里會不同意我的建議。 畢竟，我剛剛讀過他為李做的辯護。我相信他一定會認為這幅畫的移除是又一個例子，顯示一個流動、無根的現代社會甚至拒絕記住過去。
然而，除了那篇短文之外，我真的沒有理由去猜測他的反應。 畢竟，雖然貝里是一位農耕作家，但明顯不屬於“月光和木蘭花”（moonlight and magnolias）型的南方農耕主義那種。後者往好里說是粉飾，往壞里說，是浪漫化南方舊時（old Dixie）暴力性的白人至上主義的種姓制度。 恰恰相反，他寫下了關於白人至上主義的“隱性傷口”及其所造成傷害的深刻文章。
不過，我還是發現作者在1970年代關於李的文章立場前後不一致。 他把這位將軍描繪成一個在原則和社區之間面臨選擇的典範。當時他辭去了美國陸軍的軍職，加入了南方邦聯的事業。 在貝里看來，李的動機不是捍衛奴隸制，而是拒絕對他的親屬和弗吉尼亞家園開戰。 作者的結論是，將軍是對的。
“作為一個原則性很強的人，”貝里在談到李時寫道，“他不能放棄自己原則的基礎。 由於他致力於這一基礎，他把對在自己所在地區復興原則的大部分希望，寄托在自己身上。 在我看來，他的選擇是一個堪稱典範的美國選擇，它將傑斐遜式的紮根於社區和祖國的願景，置於抽象的‘美國公民的忠誠和義務感’之上。”
在我看來，貝瑞是對的，道德最好建立在他所說的“成員資格”上，而不是抽象概念。 但他錯誤的地方，在於怎麼看這個成員資格的界限。 李為之奮鬥保存的那種邪惡，正是這樣一個社區，在這個社區里，一些人被看作是成員，而另一些人則被看作是可以被剝削和折磨的財產。
李在這個故事中的位置，可以從他決定拿起武器反對聯邦、捍衛奴隸制度中看出。 但更明顯的是，這樣做，他的形象已經成為白人反對黑人民權的 “失落事業（Lost Cause）”的偶像。
在2017年的“團結右翼”（Unite the Right）集會上，白人民族主義者湧入夏洛茨維爾（Charlottesville）的原因，就是為了南方邦聯的紀念碑。 那些舉着提基（tiki）火把的人的動機不是為了拓寬社區的視野，而是為了限制它。 “你們不會取代我們；猶太人不會取代我們，”他們高呼。 “我們”這個詞的定義是關鍵。
相比之下，基督教對於成員資格的看法是對“血與土”（blood and soil）這種“社區高於原則”的觀念的否定。 它不是用一套 脫離 社區的原則，而是用一種全新的社區意識來代替。
在家鄉的會堂里宣布他的事工后，耶穌的第一個行動是重新定義社區，使其包括外邦人——撒勒法的寡婦，甚至包括可怕的敘利亞人，如勇士乃縵（路4:25-27）。 在短期內，這個決定使社區分裂，因為“怒氣滿胸”，他們想把他推下懸崖（28-29節)。
但這種分裂是必要的，因為在這個王國里，“在此並不分希利尼人、猶太人，受割禮的、未受割禮的，化外人，西古提人，為奴的、自主的，惟有基督是包括一切，又住在各人之內”（西3：11）。
當西門彼得拒絕與加拉太的外邦人一起吃飯時，他可能認為他是在選擇社區而不是原則，因為與那群人一起吃飯會冒犯他自己的猶太民族。 但實際上，他的行為“與福音的真理不合”（加2:14）——不僅背叛了基督教的原則，而且背叛了由聖靈排除萬難，通過將猶太人和外邦人定義為兄弟姐妹而組成的社區。
在他作品的其他地方，貝里完全理解並預言性地設想了那種有原則的社區。 例如，他寫道，煤炭之鄉的人們勇敢地站起來——有時是獨自站起來——抵制山體剝離式開採和其他破壞生態的活動。 他指出，變化往往來自於邊際人群，即那些來自於那些遠離既定正統觀念（即既定社區）的人，他們帶來對其它未來可能性的重新認識。
在這種情況下，推崇羅伯特·李的神話就是聲稱自己是“失落事業”的成員。 但這也是拒絕加入一個更廣泛、更豐富的社區——在其中，當一個人被殘害、被強姦、被綁架、被奴役或被處以私刑時，社區整體都會受到傷害。
當我向貝里詢問李的照片時，他沉默了一會兒，然後開始談論其他相關問題，直到談話內容遠離學生關於肖像的問題。 很快，我們就開始談論其他各種問題。 但當我準備離開時，這位雜文作家俯身說：“我會把那張照片拿下來；你不會嗎？”
他那次是對的。 我希望，當貝里看到一個城市擺脫了曾用於傷害他人的紀念碑時，他將看到的那些歡呼的人群——黑人、白人、亞裔和西裔——視為他一直以來所希望的那樣：同一個社區。
羅素·摩爾（Russell Moore）是一位公共神學家，也是《今日基督教》公共神學項目的主任。
翻譯：吳京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