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瑟·克里德（Heather Creed）在印第安納的郊區長大，上了泰勒大學（Talylor University）。她本以為她的生活軌跡會和她的許多朋友差不多。 “我一直以為我會結婚，生七個孩子，然後做一個待在家裡自己教孩子讀書的媽媽，”克里德說。 “結果顯然並非如此。”
45歲的克里德現在是一名律師，在德克薩斯的韋科（Waco）以及紐約市工作過一段時間后，她目前定居在俄亥俄州的哥倫布。 她的家不是她童年時的傳統中西部家庭。 她從未結婚。 但這並沒有阻止她收養了兩個男孩。最近她第二次獲得許可，在家中代養（foster，即接受寄養孩子——譯註）孩子。
33歲的安迪·傑克遜（Andy Jackson）十年前在阿拉巴馬州佩爾市（Pell City）擔任特殊教育教師時開始接收寄養兒童（fostering），當時他還單身。 他在23歲時收養了第一個孩子，後來又收養了兩個孩子，其中一個需要特殊照顧。
現在，他和妻子有八個孩子——包括一個他們正共同收養的嬰兒，三個他妻子前一次婚姻的子女，以及一個她和已故前夫收養的孩子。 據他們估計，通過代養和臨時看護（respite care），他們倆總共照看過50多個孩子。
現年64歲的安吉麗·瓊斯（Angelle Jones）1978年在的辛辛那提收留了一個5歲的女孩。她是她所在社區最早接收寄養或收養孩童的人之一。 她當時21歲，沒有遇到過其他像她這樣單身的非裔養父母，甚至沒有遇到過通過機構進行領養的黑人夫婦。 （她說，親屬間收養更常見。）最近，她與身邊正在考慮收養的單身女性進行了多次交談。
儘管收養和孤兒護理長期以來一直是福音派的核心事工，但一般都是以核心家庭為中心來展開的。（核心家庭， nuclear family，指以婚姻為基礎，父母與未婚子女共同居住和生活的家庭。——譯註） 羅素·摩爾（Russell Moore）2010年為CT撰文“為何每個基督徒都應支持收養 ”（Why Every Christian Is Called to Support Adoption），他在其中寫道，“只有在孩子們知道說‘爸爸’和‘媽媽’意味着什麼的文化中，我們才能更好地理解作為我們阿爸父的上帝”。
克里德、傑克遜和瓊斯所代表的群體雖然是少數但卻極為重要，這些基督徒女性和男性在單身時就開始立志接受寄養和收養。 與其他單親父母一樣，這些主動成為單親養父母的人往往面臨巨大的經濟和生活方式的挑戰。 但是在福音派教會中，這樣的父母同時也不得不在長期以來已經形成的圍繞家庭的規範中逆流前行。
然而，隨着許多基督徒保持單身的時間越來越長，支持者說，選擇代養和收養的單身人士在他們的保守派基督徒同伴中發現了更多的接納與支持。
單身人士——主要是女性——佔據了2019年所有公開收養的近30%，接納了超過一萬九千名兒童。 美國衛生和公共服務部（The 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沒有追蹤收養父母的宗教背景，也沒有區分其是否未婚或離異，但全國家庭成長調查（National Survey of Family Growth）提供的有限數據顯示，未婚的福音派和非福音派婦女對收養的興趣水平相似。
倡導和支持團體“基督教孤兒聯盟”（CAFO, Christian Alliance for Orphans）的主席傑德·梅德芬德（Jedd Medefind）說，在他的整個職業生涯中，他一直知道單身人士參與寄養和收養，但在過去五到七年裡，他更多地注意到這一點，這是因為寄養和收養在教會中開始變得更普遍。
“單身人士在弱勢兒童工作的每個方面——寄養關懷、收養、指導——中的興趣和參與都在穩步增加，”梅德芬德說。 “人們渴望以實際的方式活出上帝的呼召，讓他們的信仰不僅僅是理論上的，而是在實踐中侍奉。”
亞特蘭大的北角社區教會（North Point Community Church）就是一個明顯體現這種願望的地方。 超過100個家庭參與了“共同撫養”（Fostering Together）事工，該事工為這個在七處擁有聚會點的教會的寄養和領養家庭提供支持。 在巴克海德（Buckhead）堂區，13個接收寄養兒童的家庭中，幾乎一半是單身成年人。
幫助領導這項事工的艾莉森·費雷森（Alison Feyereisen）認為接納兒童的單身人士並未在近期激增，但她注意到，“教會似乎比前幾年更歡迎和支持這種做法。” “共同撫養”旨在通過為成人和兒童提供費雷森所稱的“全面關懷”（wraparound care）來加強對單身和夫妻收養家庭的支持。這種關懷是全面的、實際的，通過全教會共同的參與和祈禱來實現。
“《詩篇》68篇說，神叫孤獨的有家。 這主要不是指由血緣構成的核心家庭，而是在說神家的子民，”牧師、同時也是福音聯盟（The Gospel Coalition，簡稱TGC）編輯的山姆·奧伯利（Sam Allberry）在2019年初的一段TGC視頻中說。 “單身人士可能會想，‘我只是一個媽媽或只是一個爸爸，我不能擔當父母雙方的角色’，但實際上，在更廣泛的教會大家庭的支持下，這個孩子會是在一個非常、非常健康的家庭環境中成長起來。 我認為單身人士收養孩子是一件很好的事。”
幫助那些已經在照顧弱勢兒童的單身人士，似乎是教會自然而然的角色。 但是，教會應在多大程度上鼓勵單身人士參與寄養，尤其是收養，就不那麼明確了。
歷史上，通過婚姻結合的夫妻一直被視為理想的家庭模式，包括在寄養和收養方面。 美國兒童福利聯盟（Child Welfare League of America）在1958年將其自身的承諾標準化，指出收養家庭應既有母親也有父親。 根據俄勒岡大學（University of Oregon）的“收養歷史項目”（Adoption History Project），吸引單身成人收養的努力開始於20世紀60年代，當時洛杉磯收養局（Los Angeles Bureau of Adoptions）開始鼓勵單身非裔美國人幫助安置黑人兒童。
教會尤其“對核心家庭非常重視。對有意組建傳統雙親家庭以外的其他家庭形式猶豫不決，”新英格蘭地區支持地方教會開展寄養關懷和收養的團體“孕育希望”（Fostering Hope）的創始人喬納森·里德（Jonathan Reid）如此說。
伊利諾伊州斯普林菲爾德（Springfield）天主教慈善機構的執行主任史蒂夫·羅奇（Steve Roach）在2018年告訴傳統基金會（Heritage Foundation），“對於非親屬間的寄養，我們偏向尋找已婚的夫婦，為的是讓孩子有機會同時獲得一個母親和一個父親。 我們也會和單身父母合作，只要他們不是和另一個成年人同居。”
雖然大多數州都允許未婚人士收養，但亞利桑那州和猶他州卻明確表達了相較於單親家庭，他們對已婚夫婦的偏好。 單個機構也會有自己的偏好，這些偏好往往出於宗教對同居或同性婚姻養育的反對。這也在法庭上受到過質疑。 例如，一些有宗教信仰背景的機構禁止LGBT（指同性戀、雙性戀及跨性別者——譯註）夫妻參與寄養的政策，而這也正是目前最高法院正在審理的一起案件的中心問題。
許多研究表明，在單親家庭而非雙親家庭中成長的孩子會受到不利的影響。 社會學家、國家婚姻項目（National Marriage Project）主任W·布拉德·威爾考克斯（W. Bradford Wilcox）說，被收養或寄養的兒童更有可能面臨社會、情感和學業上的掙扎。
“單親父親和單親母親可能會因沒有伴侶給予他們和孩子支持，而在撫養寄養兒童的挑戰中經歷掙扎，”他說。
在某些情況下，這可能是危險的，他說，這會將父母、孩子或兩者都置於危險之中。 寄養兒童本就在困難的境遇中。威爾考克斯認為，在大多數情況下，機構應該優先將他們安置在已婚的雙親家庭，以便為兒童提供穩定感和支持。
但對於像克拉麗斯·坎寧斯（Clarise Cannings）這樣的單身人士來說，遭遇到傳統機構對已婚父母的偏愛，會感覺是一種針對個人的拒絕。 這位42歲的女士最初在馬里蘭州鮑伊市（Bowie）尋求代養機會時，向一家私營基督教機構提出了申請。
“他們是在尋找某種類型的人成為養父母，”她說。 當該機構發現她單身並從事全職工作時（儘管她在家工作，而且她的公司也支持她參與寄養），坎寧斯說他們告訴她“我們有我們會選擇的媽媽”。
“這很傷人，”她說。 “也許他們認為我不夠像個母親。”
該機構將坎寧斯介紹給一個公共機構，此後，她在過去兩年中照看了八個不同的孩子，從新生兒到19歲的孩子。 她唯一一次拒絕，是當機構問她是否可以同時接納一個一歲和一個三歲的孩子。 儘管她很渴望，但她覺得作為一個單身人士，這並不明智。
“我渴望成為一個母親。 我發現有些孩子也需要母親。 主讓我擁有這些房間，這個空間，也在我心中為這種渴望留出了位置。”她說。
像里德這樣的倡導者認為，福音派對選擇單身人士參與寄養的態度正在發生轉變。 聖路易斯華盛頓大學（Washington University in St. Louis）人文學科教授R·瑪麗·格里菲斯（R. Marie Griffith）說，其中一個原因可能是對單親家庭的污名化情況正在減少，鑒於教會內部普遍存在的離婚現象，並且基督徒希望對那些母親給予支持，不然她們可能就會選擇墮胎。
結婚率無論是在教會內外都在下降，這使得更多單身女性沒有孩子。 里德說他自己對這個問題的看法已經發生了變化。他指出，除了寄養和收養之外，單身人士還有其他的方式參與寄養：比如臨時照管（一種受過培訓的職位，旨在為寄養家庭提供協助），或提供一天或一個周末的緊急臨時安置。
“孩子是否是寄養在雙親家庭最為理想？ 當然是是的。”里德說。 但是，有這麼多孩子，需求是如此迫切。所以在為危險中的孩子提供直接照顧方面，絕對有單身人士的“一席之地”。
對一個來自動蕩環境的孩子來說，和一個安穩的單身家長一起生活就已經是一個巨大的進步了。 在某些情況下，單身甚至可能是一種優勢：遭受過性虐待或身體虐待的兒童、難民兒童，或是對男性有過暴力史的少年（例如，為了保護他們的母親不受毆打者的傷害等），可能會從寄養在單身女性那裡受益。負責伯大尼基督教服務（Bethany Christian Services）國內項目的切里·威廉姆斯（Cheri Williams）說。
“我們對完美家庭或全職家庭主婦都存有錯誤的偏見，”威廉姆斯說。 “沒有完美的家庭，但可以有‘恰到好處’的家庭。你不是在滿足對家庭本身的需要，而是在滿足孩子的需要。”
伯大尼項目估計，寄養父母中約有20%是未婚人士。 該機構的發言人表示，從2019年到2020年，單身養父母的比例增加了3%。 全國有超過40萬名兒童被寄養，其中12萬名兒童現在可以被收養。
3月，伯大尼項目宣布它將允許LGBT夫婦在全國範圍內參與寄養和收養，此舉是為了包容不同的父母形式（在一些州這種寄養安置已獲得准許）。
威廉姆斯的團隊在考慮單身人士寄養安置時，會留意某些危險信號。 他們試圖剔除那些可能出於經濟“利益”的代養（儘管威廉姆斯補充說這只是個傳說）、或有過於強烈母性本能的人，她將後者稱為出於“成為母親的動機”。
自己選擇做單親父母是一種呼召。 它並不適合那些只想“體驗有孩子”的人。佐治亞州伍德斯托克第一浸信會（First Baptist Church Woodstock）“我們養育”（WeFoster）事工的負責人羅賓·傑拉迪（Robin Gerardi）說。 “我們養育”為單身寄養母親提供額外的支持——她們占教會60個寄養家庭中的12個。這些支持包括提供洗衣服務、勤雜工志願者，以及為寄養安置期間的家庭提供餐食。
“我們已經證明，單親媽媽是我們這兒屬於最好的寄養媽媽。 她們做得很對，把關注點放在孩子們身上，”傑拉迪說。
希瑟·克里德也同意。 “我不必擔心我的婚姻是否健康、也不用擔心我自己、我丈夫或是我自己的孩子的問題，”她說。 “我可以把很多的注意力放在孩子的癒合和恢復上。”
不過，像傑拉迪一樣，克里德也特別提醒那些僅僅出於渴望有孩子、渴望成為父母而想要收養的人。 “有一大堆問題會由此產生，”她說。
31歲的克里斯汀·辛考克斯（Cristen Simcox）也認為，單身人士不一定要選擇收養。 她說，收養項目會有一個等待名單，但寄養和“間隙照料”就沒有。
辛考克斯在德克薩斯州坦普爾（Temple）擔任兒科急診室護士時，在看到她的小病人們所面臨的可怕情況后，生髮了參與代養的想法。 她和一位朋友——也是一名單身基督徒和急診室護士——一直想為有需要的兒童提供住所，但覺得她們難以預測的日程安排會讓這很困難。
“從操作性來說，我們兩個人都無法單獨勝任，但我們倆一起卻可以做到，”她說。 於是，她們搬到了一起。 辛考克斯說，雖然她們的育兒方式不同，但她們能夠相互支持，並依靠社區的全面照顧。
“我真的想向孩子們展現上帝對他們的愛，無論他們是在哪個生命階段來到我的家、我的生活中。” 在遇到她後來的丈夫斯蒂芬之前，辛考克斯最終收養了兩個最早寄養在她家的孩子。 他們是在一個約會軟件上認識的。她無法隱瞞她是一個單身母親的事實。
“我們第一次約會時，我的一個袋子里裝着嬰兒的衣服，”辛考克斯說。 “所以，我馬上就告訴了他。 他很驚訝，但被我對主的心吸引了。”
隨着福音派對收養和寄養的廣泛熱情，我們可能很容易忘記，這些機構存在的本身正是因為普遍存在的破碎。
從某種角度說，單身人士正抓住的恰是家庭和社區的破碎中最尖銳的碎片。
衛生和公共服務部的數據顯示，在全國的公開收養中，單身人士比已婚夫婦更有可能收養有特殊需要的兒童。 很難確切理解這意味着什麼，因為許多收養是私下進行的，情況也各不相同。 但它表明，通常情況下，“單親父母為身陷絕境、沒有其他選擇的孩子提供了最後的家，”“收養歷史項目”的創始人們如此說。
克里德作為一名白人女性，在成了一個13歲和一個5歲、沒有父親的黑人男孩的母親后，感到自己以全新的方式走進了破碎家庭的痛苦， 這也是她從德克薩斯州搬到紐約市的部分原因。
“我永遠不能理解作為一個黑人、一個黑人男性、被收養、並且是被一個單親媽媽撫養長大意味着什麼。 但他們都了解。而且他們擁有彼此，”她說。 “這不是他們的選擇；在是否要被一個單親媽媽撫養這點上，他們沒有選擇。”
雖然她的教會非常支持她，而且教會中多位男性是她兒子的好榜樣，但克里德意識到他們永遠無法完全替代父親的角色。
“這不是該有的樣子，”她說。 “我不認為這使得作為單身人士收養就成了錯誤，並且這也絕不是罪惡的，但我想這確實是破碎的結果。”
安吉麗·瓊斯本人並非在完美的核心家庭中長大，但她認為這並不妨礙她想為孩子提供一個家的願望。
“我跟着單親媽媽長大。 她努力使這一切看起來很容易。 我意識到在我的社區和環境中，單親父母比成雙成對的更多。 對我來說這是一種常態，”瓊斯說。她從未結婚，在代養兩年後，她於1984年收養了她的女兒。 16年後，她也撫育了她的外孫女。 “多年來，我從未遇到過任何收養孩子的單身非裔美國婦女。”
現在，她和正考慮收養的40多歲未婚女性進行了更多的交談，但她不一定推薦她們這麼做。 這很難，她說，對單身人士來說，代養可能是更好的途徑。 但她承認其中的益處：她學會了深刻的犧牲，並發現了“那些從未結婚、從未有過孩子的單身女性從未有機會體驗的愛的境界”。
雖然許多單身人士會說，寄養和收養會讓他們與人遠離，但另一些人卻發現了更廣闊的社交網絡。 社交媒體上有全球或國家的社區，比如有5000名成員的 “單身寄養媽媽”（Single Foster Mommas）臉書（Facebook）群。 “請記住，我們正在尋找未婚且沒有配偶的女性，”管理員在該小組的描述中如此寫道。
但基督教團體卻不易找到。 基督教孤兒聯盟CAFO的全國教會倡議主任傑森·約翰遜（Jason Johnson）說，那些在教會中可能已經覺得被忽視的單身人士，從開始參與寄養開始，就可能覺得自己更像是個局外人。 他說，沒有歸屬感的感覺可能會和“單身一起加劇”。
從某種角度說，單身人士正抓住的恰是家庭和社區的破碎中最尖銳的碎片。
許多接受CT採訪的男女都提到，在他們開始考慮把孩子帶回家的同時，他們已經更換了教會，為要找到一個更支持他們的社區。
33歲的吉利安·哈澤爾（Jillian Hazel）是一名學前教育老師。在過去的兩年裡，她在塔爾薩（Tulsa）的家中寄養了各種年齡的孩子。 通過職業和志願者活動，高危兒童一直是她生活中很大的組成部分。 但每隔幾個月負責代養一個不同的孩子，“感覺像是被人用鞭子抽打，”她說。 作為一名未婚職業女性，養育着處於不同成長階段的孩子，她有時不得不努力尋找自己在教會的社會結構中的位置。
“我的教會真是太好了。 他們參與創傷知情護理（trauma-informed care）。但即便如此，我仍覺得人們不知該如何看待我，”哈澤爾說。 由於她目前代養的是一名13歲的女孩，她開始與那些有大孩子的家庭聚在一起。 在她照顧一名兩歲男孩的期間，她卻和另一些家庭一起活動。
今年，在疫情期間，照顧一個“正經歷創傷、孤立和青春期影響的孩子，使這一年成了我有生以來最難的一年，”她說。 沒有旁人幫助她，在她面對日常瑣事的時候沒有一個人幫她照看孩子一分鐘。 她說，雖然在開始寄養前已經斷了結婚的願望，但在寄養期間她再次感到了單身的沉重。 但她已經學會倚靠基督的豐盛。
“當我明白自己作為一個人，不足以成為他們所需的一個完全的母親時，我卻仍然記得我可以把自己和他們交託在祂的手中，”她說。 她想起搖着兩歲的孩子入睡時，唱着他最喜歡的讚美詩歌，《我心中的王》（King of My Heart）。
“當我搖晃着他入睡時，一種被孩子需求、又深知自己的恐懼和不足的感受讓我無法自持。我唱着這樣的歌詞：‘你永遠不會讓我失望。 你是美善，美善。’”。
儘管在新冠疫情期間照看孩子面臨著前所未有的挑戰，但對寄養和收養感興趣的家庭數量實際上卻有所增加。 伯大尼項目發現，表示出興趣的家庭數量猛增了55%。
莎拉·克魯茲（Sarah Cruz）就是其中之一。 2020年社交隔離期間，她想收養孩子的願望變得明朗具體起來。 41歲的克魯茲從未結婚，她在這個想法上琢磨了10年。但現在她已經開始籌款，並與一名收養顧問合作——後者將指導她經歷這個過程。 這不是一個簡單的決定。
“《聖經》中關於照顧寡婦和孤兒的命令非常明確，但我相信孩子既有爸爸又有媽媽是最理想的，所以我從沒考慮過做單親家長，”克魯茲說，她也是南加州馬鞍峰教會（Saddleback Church）的創意總監。
對克魯茲和許多人來說，隔離加劇了像她這樣的單身人士在教會中普遍得不到支持的感受，更不用說如果他們正在考慮收養。 她說：“單身人士很難找到自己的位置，因為教會很多時候是圍繞着核心家庭建立的。
只有當她着手開展這一計劃時，她才知道在她的教會裡也有其他參與寄養和收養的單身人士。 “雖然我在理性的認知上知道會有對養父母的支持，但我還不知道實際會有多少對我的支持，”她說。
克魯茲不得不與大量的問題搏鬥：收養孩子的原因，是否是我想迫使神幫助我？ 我是否只是想進入人生的下一個階段？ 單身真的可以成家嗎？ 這真的是上帝的旨意嗎？
“在我所知的教會中，這樣的對話會有很大的隔閡。就我的情況而言，我不得不自己去梳理它，而我沒有答案，”克魯茲說。 “我相信，在這件事上當我繼續向前邁進，神會一直不斷引領我、指引我。”
她確實將向前邁進。 克魯茲最近與一位生母進行了配對。 她的小女兒將在4月誕生。
卡拉·貝提斯（Kara Bettis）是《今日基督教》的副專題編輯。
翻譯：許珏
責任編輯：吳京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