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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師仍然需要神學學位

儘管最近式微,正式的神學教育在福音派教會中仍然發揮着重要作用。

Christianity Today July 26, 2022
Illustration by Mallory Rentsch / Source Images: Michael Burrell / Getty / Kelly Sikkema / Unsplash

戈登·康威爾神學院 正在出售其主校區——這個我居住和讀書的地方——在過去10年裡,他們的招生人數持續下降了50%以上。

超過三分之一的美國人繼續認定自己為福音派,他們的神學院衰落的原因似乎成了一個謎。一種解釋是一些福音派人士認為神學院是一個障礙,而且越來越成為一個不必要的障礙。

在我大一和大二之間的暑假,我被邀請參加當地一個剛植堂的教會的周一晨會。他們的士氣很高漲,因為他們的主日崇拜的出席率剛剛達到歷史最高水平。他們翻看來訪者的卡片,驚訝地表示,剛植堂一年,這已經是他們 “最成功的主日”。

作為一個年輕的、有抱負的牧師,我對教會如何跟蹤和衡量進展感到好奇。因此,我問:“你們怎麼知道這是一件好事?” 牧師想了一會兒,然後回答說:“嗯,只要健康的東西就會成長。這就是我們的哲學。”

如果這個人是對的,那麼人數增加無疑總是教會靈命成長的標誌,那麼我們不妨認為戈登·康維爾正在走向墳墓。

但是,如果我們真的相信一件事的屬靈價值不能用Excel表格來決定,那麼我們就需要一個新的框架來思考和決定何為成長和復興。相反,我們需要一個古老的框架——一個將死亡轉為生命,敗局轉為勝利的十字架。

戈登·康威爾神學院可能在招生和預算方面都在緊縮,但它仍然是一個有生命力的地方,在那裡靈魂會變得專註,靈命變得活潑。換句話說,我們需要神學院繼續做好他們的工作,來提醒我們計算器無法解釋的奧秘。

長期以來,神學院一直被理解為培育牧師的地方。我現在在讀道學碩士,按計劃一旦你完成道學碩士這一步,你就能成為牧師。但事實上,現在的福音派教會已經越來越不關心這一步了,所以有抱負的牧師們被告知,讀神學院是沒必要的,甚至是一個非常糟糕的主意。

我自己也得到過這樣的建議,其論點通常是這樣的:“何必要讀神學院?這在經濟上是不負責任的,你有精神耗盡的風險,要吃很多苦的。”是的,這些都是很好的觀點。但是,如果這些成為你的做決定的關鍵,我必須問,你為什麼要追求全職服事?

如果你希望一生都在事奉中,委身於三年的全日制神學院課程是完全合乎期望的。想想醫生或者律師,你不會讓一個自學成才的醫生鋸掉你的腿。同樣地,神學院是一種正式化你的呼召的手段,也表達了你對你的業務水平的委身。但更重要的是,它奠定了你一生蒙召成為牧師的獻身和忍耐的軌跡。

然而,在福音派的世界里,當一些人談到對牧師接受正式培訓的期望時,他們的態度是變得越來越不堅持,越來越不冷不熱。侯活士(Stanley Hauerwas)呼籲警惕這個問題的時候說到:

“很簡單,在我們這個時代,沒有人相信一個訓練不足的牧師會損害他們的救贖;但人們確實相信一個訓練不足的醫生會傷害他們。因此,人們更關心誰是他們的醫生,而不是誰是他們的牧師。當然,這種情況表明,無論我們自己如何地認為自己是認真的基督徒,我們也完全有可能同時過一種背叛我們的信念的生活,背叛‘神對我們是至關重要的’這個信念。”

現在,在神學院之外獲得牧師的初等知識和技能並非是完全不可能的——事實上已經有人做到了。但信息時代帶來的便利並不足以證明正規的神學教育是無用的。即使是市場上最好的聖經參考工具也不能提供與神學院學位相同的全面的培訓。不僅如此,自學也不會有對等的時間和金錢的犧牲。

雖然人們對於參與更多非正式神學培訓的興趣增加是一件好事的,也是教會所需要的,但它不能取代合格的神學院所提供的:一種可靠和全面的方法來確保一定程度的能力,也許更重要的是堅定一個牧師的獻身。

全職侍奉這個呼召沒有捷徑,即使是那些沒有上過神學院的人也是如此。為牧師做準備需要大量的學習和靈性操練。對於那些有條件的人來說,神學院是一個理想的地方,可以做到這一點。正如澤娜·希茨(Zena Hitz)所堅持的,“智力工作所需要的專門的退修去委身”,這不一定是一種逃避,因為它提供了一個機會來創造 “有益的距離,一個可以把我們私人的議程放在一邊,考慮屬靈世界真實的地方。”

說到底,神學院是一個獨特的靈性成長機會。它提供了所需的空間和時間,讓我們能夠深入專註和培養深刻的不被打擾的能力,而這是正常生活通常無法提供的——讓神學生有機會在一個受到鼓勵的環境中“恐懼戰兢”地做成信仰的工夫。

對一些人來說,許多學生在神學院里所經歷的屬靈考驗和信仰危機可能被認為是挫折,在某種程度上妨礙了最終目標的實現。但是,一個人並不能通過逃避(神學院)可能導致自己變得憤世嫉俗的環境,來避免自己變得心灰意懶。我們生活在一個墮落的世界里——牧師的工作不是躡手躡腳地躲避苦難和懷疑,而是用恆切禱告走過苦難和懷疑。

這項工作從牧師自己開始,從他們面對自己的包袱時開始。正如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惡魔》中的名言所說: “如果你想戰勝整個世界,就要戰勝自己”。因此,對於牧師來說,如果你想照顧你的羊群,就要照顧你的靈魂。在漫長的學習時間裡照顧好它。當受到疏離和驕傲的試探時,要與神摔跤。你的事工將永遠從這裡開始:面對試探,與神摔跤。

就像保羅對提摩太的指示一樣,牧師們必須準備好 “務要傳道,無論得時不得時,總要專心;並用百般的忍耐,各樣的教訓,責備人、警戒人、勸勉人。”(提摩太後書4:2)準備在人生的每個季節奉獻自己。中世紀天主教神學家克萊爾沃的伯納德(Bernard of Clairvaux ) 區分了運河和水庫的差別,前者是 “把收到的東西倒出來”,後者是 “把滿溢出來的東西排出去,但自己卻並無損失”。他觀察到,“水庫”在他那個時代的教會中 “太罕見了”。今天的教會又何嘗不是如此呢?

西蒙娜·薇依(Simone Weil,20世紀的法國激進主義者、哲學家和神秘主義者)在她的《等待上帝》一書中認為,“做基督教研究的關鍵概念是認識到祈禱必須專註。”她認為,在一個人的學習中(無論是數學還是神學)學會關注,本質上是對祈禱的操練。畢竟,如果沒有專註的能力,你怎麼能“進你的內屋,關上門,禱告你在暗中的父”?(馬太福音6:6)

我們來到神學院不是為了“效法這個世界”,而是要 “心意更新而變化,叫你們察驗何為神的善良、純全、可喜悅的旨意。”(羅馬書12:2,NRSV)。通過這項更新的工作,牧師們如黎明興起,不為滿足世界和它的成功標準,而為帶領教會和上帝的子民走基督的道路。

神學院是一個學習放下生活中的一些東西和“成長”的地方。正是在這一自我衰微的任務中,我們才有機會發現上帝轉化一切的榮耀。這個作為人生中一段插曲的季節不是一項要完成的任務,而是一個目的地。這就是為什麼神學院不僅僅是一種手段;它也是目的本身。

如果有人預測戈登-康威爾和其他福音派神學院都終將關門,那是他的自由。但我們仍然會在這裡——寫我們的論文,愛我們的鄰舍,並等待上帝。

Noah Karger是戈登-康威爾神學院的博士生和全球基督教研究中心的研究助理。

翻譯:伊莎貝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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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story

為什麼台灣人這麼愛馬偕?

加拿大宣教士馬偕150年前來到台灣,給寶島留下不可磨滅的遺産,也成爲台灣人最熱愛的外國人之一。

牙醫宣教士

牙醫宣教士

Christianity Today July 25, 2022
WikiMedia Commons

今年是加拿大宣教士馬偕(George Leslie Mackay)來台灣宣教150周年。馬偕可能是19世紀來台的西方人中最受台灣人熱愛的一位。台灣人已經用關於馬偕的兒童讀物郵票雕像繪畫動漫木偶劇歌劇來紀念他。基督徒在教會表演戲劇重現他的到來。多本關於這位宣教先鋒的書在今年出版。(甚至在台灣政府的英文網站上都有介紹他生平的文章。)

是什麼讓這個外國人在他去世100多年後還能得到台灣人如此的熱愛?

1872年,加拿大長老會宣教士馬偕抵達台灣(當時稱為福爾摩沙)北部。在接下來的29年裡,馬偕在台灣北部地區建立了60多間教會,並為3千多人施洗。他創辦了牛津學堂(這所學校是他以自己的家鄉命名的),就是今天的真理大學台灣神學研究學院。以他的名字命名的馬偕紀念醫院,現在是台北市中心的一家大型醫院,有兩家分院。

除了這些成就之外,馬偕的影響因着他堅持與台灣和台灣人認同而益發深廣。在馬偕57年的生命中,有一半以上的時間是在寶島上度過的。當年到達台灣后,他意識到學會說一口流利的台灣話對他的宣教是多麼重要,於是立即開始向當地放水牛的男孩們學習語言。與大多數西方傳教士不同的是,他娶了一位台灣當地的女人張聰明(台語Tiuⁿ Chhang-miâ,英文名Minnie Mackay)為妻,他們有三個孩子。他把台灣當作自己的家鄉,感動了許多台灣人的心,並幫助許多人信主成為基督徒。

榕樹下的對話

馬偕1844年出生於加拿大安大略省的佐拉(Zorra)村,父母是蘇格蘭人。他從10歲開始就渴望到海外宣教,分享福音。小時候,他聽到去中國宣教的著名宣教士賓威廉(William C. Burns,1815-1868)的故事。正如馬偕後來在他的回憶錄《福爾摩沙紀事》中所寫的那樣,賓威廉在他的“宗教生活中注入了一股新流“。馬偕接受了廣博的文科教育,在多倫多和普林斯頓上學,並去愛丁堡遊學。他是在北美學生宣教運動浪潮興起的時期被派出的宣教士之一,當時成千上萬的北美基督徒立志要到海外去傳播福音。雖然美國教會在馬偕之前幾十年一直在差派宣教士,但馬偕成為加拿大長老會差派的第一位宣教士,於1872年3月9日抵達台灣北部的淡水。

馬偕善於使用他的人文教育背景來吸引寶島上的年輕人。到達台灣后不久,他開始在戶外的一棵大榕樹下舉辦講座和對話。馬偕帶領信主的第一個人是一位名叫嚴清華(台語Giam Chheng Hoâ)的年輕知識分子。在信主之前,嚴清華帶着他關於基督教的問題去找馬偕,然後帶其他學者來與馬偕辯論。由於對基督教感到好奇,嚴清華同意教馬偕中文,條件是請馬偕教他關於基督教的知識。

宗教歷史學家詹姆斯·羅勒(James R. Rohrer)寫道:“嚴清華和馬偕建立了深厚的共生關係,這種關係建立在毫無保留的相互尊重和敬佩之上。”嚴清華後來成為台灣長老會北部區會的第一位本地牧師。

像他那個時代的許多宣教士一樣,馬偕接受了建立由本地人領導的教會的宣教觀念。(教會“自治、自養、自傳”的想法在那個時代的宣教理論中已經很流行了,但宣教士們仍在為是否把控制權交給本地同工掙扎。)馬偕的宣教異象在台灣成為現實。因為台灣缺乏宣教士,所以當地的初信者能夠站出來領導他們的教會。

馬偕認為宣教是需要不斷的努力和不住的禱告的事業,建立教會需要認真努力。有時,他和他的台灣同工們走出去傳講福音,會從清晨一直步行到深夜。馬偕晚上很少睡得好,他在日記中說,“不是因為疲倦,而是因為對植堂的焦慮。”

在1888年的一份宣教報告中,馬偕將宣教描述為一份“喜樂和悲傷交織在一起”的工作:

在全能的上帝面前,我要說,艱苦的工作、勞累和守望、祈禱和哭泣、悲傷和喜樂,散布在我這16年的宣教工作中——我常有不眠之夜,多次熱病發作,站在死亡的門前。但我從未灰心。我們應該把榮耀歸給上帝,因為他保守了我們在他自己所要成就的大事中的可憐努力。

馬偕認為他的宣教目標應該是既傳福音又進行教育,他說:“能夠得到人們的尊重並經久不衰的事工必須是既有智慧又有熱心的”。他在邀請學生參加每天晚上在他家舉行的查經和禱告會之前,先用辯論、戲劇表演、旅行、觀察自然和科學實驗等,拓寬他們的思想。

宣教士馬偕WikiMedia Commons
宣教士馬偕

除了佈道和教學,提供醫療服務也是馬偕宣教工作的一個重要方面。他為瘧疾患者提供奎寧藥物,並在他所訪問的村莊中為人們拔掉齲齒,這些也是他的宣教工作的一部分。他和他的學生經常會先給病人唱一首讚美詩,然後拔牙,然後再向他們傳講福音。多年過去,馬偕拔了成千上萬顆牙齒,並以“會拔牙的宣教士”聞名遐邇。

與來台的西方醫生一起工作,磨練了馬偕的醫療技能,必要時他甚至會做手術。1880年,他成立了一家醫療診所。他經常講述這樣一個故事:一個盲人在恢復視力后驚嘆:“是上帝做的,是上帝做的!我現在能看見了。上帝沒有用藥就讓我看見了。”馬偕事後寫道:“這是信仰和祈禱的果效,但也是工作的成果。”他承認,上帝的介入可以通過藥物、衛生條例、熱切的禱告和專心的護理來實現。他相信,自然和超自然的醫治方式都是上帝的工作:

從我們在福爾摩沙工作的一開始,我們就留意主的話語和榜樣,並很快通過醫術為宣教打開了一扇有用的大門……我發現人們受到各種疾病的折磨,而減輕他們痛苦和治癒他們疾病的能力為宣教士贏得了滿心感激的朋友和支持者。

一個混亂的時代

馬偕來台時,正值一個動蕩的時期。連續不斷的移民潮給寶島帶來許多新移民。在19世紀末,台灣是一個不同群體之間經常發生種族衝突的地方,包括來自中國的新移民和台灣的第一批居民——原住民。此外,由於當時台灣基本上是一個無人管理的領土,它成為海盜和強盜的藏身之處,島上充斥着犯罪和暴力。

1884年,隨着中法戰爭(中國和法國在今天的越南的衝突)的開始,法國進攻了台灣。由於戰爭激起的反西方情緒,台灣當地人指責馬偕的追隨者與外國敵對勢力合作,他們攻擊教會領袖,並拆毀了教堂。1885年聖誕節前夕,馬偕冒雨去查看在戰爭中被毀壞的教區。當他走到現場時,從頭到腳都濕透了。他提醒自己為何投身宣教:“一切的一切都是為了基督,不是為了金錢,也不是為了出名。”

馬偕稱台灣是他的“祖國”和“最後的家”,他之所以形成如此愛台灣的心志,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他的妻子張聰明。她是一位台灣基督徒收養的孫女,她幫助馬偕向婦女傳福音,因為當地的歧視女性的習俗,馬偕自己很難接觸到她們。1884年,馬偕夫婦一起創辦了淡水女學堂,這是台灣第一所女子教育機構。在該校就讀的女孩可以得到免除學費的優惠和免費的食宿,而且不需要纏足。她們也接受如何在她們的社區分享福音的培訓。

馬偕在第一次來到台灣島以後,只回過兩次加拿大。在1878年第一次休假的前夕,他報告說:“再過兩天,我就要離開我心所愛的北台灣了,在那裡我度過了充滿眼淚、辛勞、考驗、煩惱、疾病和悲傷的日子……我非常不情願地同意離台返加。我覺得很難離開台灣,這比我1871年離開加拿大還要難。”

在馬偕1895年第二次休假期間,日本打敗了中國,這一事件導致台灣被割讓給日本。到了這一年的中期,日本軍隊佔領了台灣,在台灣全地引發軍事衝突和動亂。儘管如此,在那年10月,馬偕帶著全家離開加拿大,返回台灣。

1901年,马偕得知自己罹患喉癌。朋友們建議他去日本或香港就醫,但這位宣教士拒絕離開台灣。馬偕說他已經把台灣當作他自己的家,他不想離開家。馬偕對耶穌基督的愛使他來到台灣,他對台灣的愛隨着他在那裡的服事而增長,他對台灣的愛也深深地改變了他。

幾個月後,馬偕於1901年6月2日去世,並被埋葬在他初到台灣時到達的淡水。據教會歷史學者羅勒說,“墓地太小,無法容納所有從宣教工場附近前來聚集的哀悼者。很多人,包括三百多位當地的非基督徒要人,前來紀念這位為台灣奉獻生命的宣教士”。

在他去世之前,馬偕寫了一首至今仍廣為人傳誦的詩,表達了他對台灣的熱愛:

我心所疼愛的台灣啊,我一生最好的年歲獻給了你;

我心所疼愛的台灣啊,我一生的喜樂都在你這裡;

我愛仰望你雲霧中的山頂,俯視你波濤洶湧的大海,

我情願一生注視,永不停息。

我心不能割捨的台灣啊,我把一生奉獻給你;

我心不能割捨的台灣啊,我一生的喜樂都在你這裡;

在你波濤拍岸的聲音里,在你竹林搖曳的光影中,

我願意找到一生最後的安息之地。

(台語演唱以上馬偕之詩MV視頻

林鴻信,台灣神學家,最近剛從台灣神學研究院退休。他擁有圖賓根(Tübingen)大學和諾丁漢(Nottingham)大學的博士學位。Jonathan Seitz是一位在台灣任教的PCUSA宣教同工。

翻譯:Sean Cheng

聖經允許在什麼情況時可以離婚?

聖經裡關於破碎、受傷的婚姻的教導。

Christianity Today July 25, 2022

你最好的朋友安妮終於鼓起勇氣約你去喝咖啡,並說出心底的話。「我再也撐不下去了!」她目光低垂,看著自己的手指在咖啡杯上畫著。「我經常發現他在看色情片;他總是輕視我;在臥室裡也都要順著他的意。最近有幾次,他的脾氣完全失控,還把孩子們嚇壞了。我真不知道該怎麽做。但神要我們無論如何都要信守婚約,是嗎?」你會如何回應她?

另一位朋友莫妮卡,經常打電話給你,埋怨她的丈夫。他似乎做什麼事都不對,而且你擔心莫妮卡已經開始被你們教會新來的單身牧師所吸引,迫切地想發覺他是什麽樣的「神人」。你懷疑莫妮卡可能有點迷戀他。你很擔心她會不會正在考慮離婚?

同時,第三位朋友瑪麗安被對過去的罪惡感所困擾。在研讀了聖經後,她歸結自己當初的離婚是出於自私的理由,並不是符合聖經原則的。但她的前夫已經再婚了,瑪麗安再也無法彌補這個錯誤。任何你跟她說關於神的饒恕的話她都聽不進去。

當我們面對具有挑戰性的婚姻情況時(無論是我們自己還是我們所愛的人),我們可能會在深刻且艱難的問題中掙扎。什麼樣的離婚理由才是符合聖經原則的呢?所有婚姻中的掙扎都是出於兩個罪人的結合所産生的嗎?這些掙扎是符合聖經原則的離婚理由嗎?神的話語能如何幫助我辨別什麽是正確的決定?

今日,美國人(包括基督徒) 的離婚率居高不下

鮑林格林州立大學(Bowling Green State University)的國家家庭和婚姻研究中心報告,2014年中每1000名已婚婦女中,有17.6人在當年離婚了。疾病控制和預防中心(CDC)的數據則是基於總人口,而不僅僅是已婚人士。他們發現,在2014年,每1000名總人口中有6.9對夫妻結婚,而同年中每1000名的人口中有3.2對夫妻離婚或取消婚約。(值得注意的是,總的來說,在任何特定年份結婚的人與離婚的人並不是同一群人。)

但是基督徒呢?我們會做得比較好嗎?不一定。在《基督徒是充滿仇恨的僞君子⋯⋯以及其他你聽到的謊言》一書中,社會學家布拉德利·萊特(Bradley R.E. Wright)報告了一份社會調查(從2000年到2006年)的結果。「與大眾的看法相反,基督徒和其他宗教成員的離婚率,大約是42%,比無宗教信仰者約為50%的離婚率,稍微低一些。」他繼續解釋說,對福音派基督徒來說,經常參加教會禮拜對離婚率有很大影響。「從未參加過禮拜的人之中有60%的人曾離婚或分居,而每週參加禮拜的人中只有38%曾經離婚」。雖然定期參加教會活動似乎確實對婚姻的健全和維持有影響,教會內的離婚率仍然相當高。賴特在書中說,「從1970年代到2000年代,離婚或分居的福音派基督徒的比例幾乎翻了一倍(從25%到46%)」。

婚姻:一輩子的承諾

聖經不斷的說婚姻是一個終身的承諾。耶稣在馬太福音19:6中這樣描述丈夫和妻子之間的關係,「夫妻不再是兩個人,乃是一體的了。所以,神配合的,人不可分開。」阿斯伯里神學院(Asbury Theological Seminary)的聖經研究教授克雷格·基納博士(Dr. Craig Keener)解釋這份認知是多麽地重要,他說,「耶稣提醒我們,起初神把男人和女人結合在一起。『一體』往往指的是一個人的親屬或親戚,因此,成為『一體』的丈夫和妻子應該是組成一個新的家庭單位,其永久性不亞於他們的原生家庭。」

「合乎聖經的理想婚姻是一男和一女之間的終身結合,且他們都是被聖靈充滿的基督徒(以弗所書5:18),」東南浸信會神學院新約和聖經神學資深研究教授安德烈亞斯·克斯坦伯格博士(Dr. Andreas Köstenberger)肯定地説。他強調,「婚姻說明了兩人合而為一的原則,這一原則也存在於基督和教會(頭和身體;弗5:32)之間的屬靈連合。」

惠頓學院(Wheaton College)神學副教授貝絲·費爾克·瓊斯博士(Dr. Beth Felker Jones)補充道:

婚姻是由神所設立,是 「一體」的結合,表明神與我們之間牢不可破的盟約。這是一個貫穿聖經的重要象徴。神被比作丈夫,神的子民被比作妻子。靠著神的恩典,當我們能夠維持婚姻,我們就能代表神信實對待祂的子民的象徴——這雖不是個完美的象徴,但仍然是個象徴。婚姻應該是持久的,因為它應能象徴神對我們亙古不變的愛。

明確允許的離婚

聖經只在兩種情況下明確允許可以離婚。同時也是聖經基金會(Biblical Foundations)主席的克斯坦伯格總結說,「耶稣接著指出一個例外,在這種情況下離婚是允許的:當配偶有淫亂的行為,也就是通姦(太19:9)」。克斯坦伯格澄清說,「然而,即使有那種情況,離婚也不是強制性的,甚至不鼓勵——如果可能的話,應該儘可能尋求寬恕與和解。但離婚是允許的,特別是如果犯姦淫的一方持續這種淫亂的關係。」

克斯坦伯格繼續指出,「保羅還說到了第二個例外,即不信神的配偶離棄婚姻的情況。這通常是指夫妻中的一人在結婚後的某個時刻接受了基督為救主,但另一方則拒絕繼續婚姻關係時。」(見哥林多前書7章)

家庭暴力要怎麽辦?

基納認為這些明確的聲明可更廣泛地運用于其他聖經沒有直接提及的情況。他說,「如果丈夫毆打妻子,那肯定是違反了『一體』的原則。如果一個人毆打自己,我們會建議他去尋求精神病醫生的幫助;如果他打自己的妻子,他肯定就沒有把她當作一體的,但他們理應是一體的。」

基納繼續補充說,「現在,我不想讓這成為人們選擇離開婚姻的藉口——有人說,她家暴我 (因為她對我説的笑話沒反應) 或他家暴我 (因為我們有爭執)。甚至創世紀中的先祖們也有意見分歧的時候(例如創世記30:1-2中的雅各和拉結),」基納指出。「但確實某些時候,慎重行事是勇氣的重要組成部分。有些人只注意抓別人的小辮子;另有些人則忍耐拖延太久了。耶稣告訴那些因祂的名而受迫害的人,要從一個城市逃到另一個城市以避免迫害(太10:23),有時使徒們也這樣做(使徒行傳14:5-6)。讓一個人留在受迫害的環境中是殘酷的。

克斯坦伯格在這議題上則更加謹慎,他認為,雖然「聖經表現了對正義的普遍關注,並關心保護弱勢群體,但它也教導信徒可以藉著忍受不公正的苦難來榮耀神。只是這需要智慧和平衡。當然,我們應該盡一切努力來保護被虐待的人,同時也要尊重婚姻關係,不輕言放棄。」

瓊斯是《忠貞:神學中的性觀念》一書的作者,她為聖經中關於離婚的教導涵蓋極廣泛的觀點。她說,「在馬太福音第19章第9節中,『除了不貞潔』之外,耶稣禁止離婚」。她解釋說,「當配偶因犯姦淫(porneia)破壞婚姻的盟約時,就有合乎聖經的離婚理由。當然,在這種情況下,離婚並不是必須的,但它絕對是被允許的。我認為這是耶稣在一個被罪撕裂的世界裡保護我們的一種方式。因為對神來說我們是寶貴的,所以當我們因淫亂的罪被背叛時,我們不需要繼續留在婚姻中。」

值得一提的是,許多《聖經》釋經學家認為馬太福音裡的porneia只指針對配偶在性上的罪行,但瓊斯認為可以更廣泛地理解:

如果我們把porneia放到更廣的聖經上下文中,我們就會發現它是指「所有違背關於神的持久、忠貞結合為『一體』計畫的行為」。淫亂當然也包括通姦,因為通姦違反了一體的結合。但淫亂也可以包括對配偶的暴力或虐待,因為對配偶施暴也違反了一體的結合性

瓊斯強調說,「如果對本應與你合為『一體』的人施暴並不違反神對婚姻的計畫,我不知道什麽才是。」

長期的「心硬」問題

基督徒輔導員和《摧殘情感的婚姻》一書的作者萊斯利·弗尼克(Leslie Vernick)認為,允許人們為他們的罪行承擔後果有充分的聖經依據(見哥林多前書5:9-12;雅各書5:19-20;加拉太書6:7)。雖然她肯定了婚姻的神聖性,但弗尼克解釋了她的觀點,對神來說,「安全」可能比在任何情況下對配偶的絕對忠誠更重要(見撒母耳記上18-31;太2:13-15;路加福音14:5)。弗尼克相信「長期的心硬」是構成離婚的理由,也就是當配偶有「嚴重的罪行,或嚴重地毀壞婚姻盟約的行為,及嚴重的信用破產時……但沒有悔改,或願意反省、真實改變自己的行為」時。雖然一些解經家可能不會同意她的論述,但弗尼克借鑒了耶稣在馬太福音19:8中引用的摩西允許離婚的說法來支持她這一觀點。

在她幫助經歷這些情況的婦女時,弗尼克首先會與她們的丈夫有啟發性的協談,如果丈夫之後依然無法認罪悔改,夫妻就要分開。這是在有明智的輔導協助下進行的治療性分居,讓人看清罪惡習性所造成的傷害和破壞性後果,反而有機會帶來最終婚姻的治愈和恢復。

弗尼克強調,有著「掙扎或令人失望的婚姻」與「具破壞性的婚姻」之間是有區別的。她指出,我們決不能僅僅因為我們沒有從婚姻中得到我們想要的一切就尋求離婚。「我們有很高的期望——沒有人能夠達到那種要求。當你對你的配偶感到失望,因為他們沒有那麽浪漫、沒有那麽大的野心、沒有那麽屬靈、沒有那麽會修東西,或沒有任何你想從婚姻中得到的東西,你就失望了,你看到別人有那些特質,你就開始變得輕蔑、充滿批評或失望…而不是感激和欣賞你所擁有的。」弗尼克認為,令人失望或糾結的婚姻不是構成離婚的理由,反而是展現忠貞的理由。

過去曾離婚怎麽辦?

如果你在讀這篇文章時,你已經離婚了,你可能正在與自己的問題或罪惡感掙扎——特別是如果你認定你的離婚不符合聖經的教導時。我們很容易被過去犯的錯誤所帶來的羞恥感拖累。有時,我們與他人之間不適當的關係帶來的影響揮之不去,但在神面前,「我們若認自己的罪,神是信實的,是公義的,必要赦免我們的罪,洗淨我們一切的不義。」(約翰一書1:9)。

「悔改通常並不意味著我們必須重頭來過;通常要與同一個人再同行第二次的機會已經太晚了,特別是如果有一方已經再婚了,」基納觀察到。「但它確實意味著我們要盡可能地恢複原狀,悔改,並盡最大的努力與相關的人和好,包括配偶、子女或任何受到影響的人。」

弗尼克說,「把事情搞糟了但也因此理解到神的恩典,或許是所有發生過的事裡最美麗的部分了」。她補充說,我們可以透過從錯誤中的學習來向神展示我們對祂的恩典的感激。當我們因自己的失敗或罪過經歷神的恩典時,它將改變我們成為更會感恩的人,並隨時將神的仁慈和憐憫擴展至別人身上。

駕馭張力

在教會裡,我們會看到對特別困難掙扎的婚姻的各種回應。有些人可能過於草率地建議離婚,建議夫妻在經歷任何婚姻中都會有的困難高峰和低谷時放棄,事實上是忽略了聖經對婚姻盟約的高度重視。同時,也有其他一些人可能會用「律法主義」來教導,迫使基督徒夫妻留在明顯具有破壞性和人身不安全的婚姻裡

對於其中的一些難題,並沒有永遠固定同樣規格的答案。張力依然存在:婚姻是一個終生的承諾,只有在最嚴重的情況下才能考慮打破。當一個基督徒在與可能無法挽回的婚姻搏鬥時,有時我們能做的最好的事就是在聖經裡尋求神的指引,與熟悉情況且可信賴的朋友交通,並一起禱告聖靈的帶領。

讓我們努力成為一個敬重婚姻並視其為終身承諾的基督徒共同體/群體 (Community),同時伸出援手來保護軟弱和受到暴力虐待的人。而只有當我們與神全面性的話語保持親近時,我們才有辦法駕馭這樣的張力。

Rebecca Florence Miller 是一位自由撰稿人和編輯,也是帕提斯(Patheos)的博主。

翻譯:江山 / 校編:Yiting Ts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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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性的悲劇后美國人仍然會聽佈道,但其語調已不再一樣

一本新的歷史書認為,新教牧師將先知性的反省換成了崇尚勝利的公民宗教。

Christianity Today July 25, 2022
Carlynn Alarid / Unsplash

珍珠港被炸后,美國人依靠某些哀悼儀式來處理所受的震驚。 60年後,飛機撞上了世貿中心大樓和五角大樓,他們再次轉向這些儀式。

When Sorrow Comes: The Power of Sermons from Pearl Harbor to Black Lives Matter

When Sorrow Comes: The Power of Sermons from Pearl Harbor to Black Lives Matter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440 pages

$43.03

美國人急切地想了解這場悲劇,消費了各種形式的媒體報道。 在襲擊發生后的幾個小時內,政治領導人向公眾保證,國家將振作起來,然後將軍事行動確定為主要的報復機制。 而美國人去教堂是因為,正如梅麗莎·馬特斯(Melissa Matthes)在《悲傷來臨時:從珍珠港到“黑人的命也是命”的佈道力量》中所解釋的那樣,“在暴力發生后,在禮拜場所聚集默哀,似乎是一種典型的美國式做法。”

悲劇發生時,美國人從熟悉的事物中找到安慰。美國海岸警衛隊學院(United States Coast Guard Academy)的政府學教授馬特斯閱讀了數千篇佈道,以此準備這本書。她從中發現了安慰的模式,這並不令人驚訝。 但馬特斯的研究並不僅僅是關注危機中的安慰話語。 本書之所以脫穎而出,是因為她解釋了新教牧師如何調整他們的修辭策略,以應對二戰後宗教政治格局變革中所面臨的重大挑戰。

教牧人員對珍珠港和9/11事件的不同反應尤其具有啟發性。 在日本襲擊夏威夷之後,新教教牧人員呼籲反省,特別要求會眾反思他們如何推波助瀾,創造了這個世界,令暴力可能發生。 馬特斯認為,大多數新教牧師都小心翼翼地保持發出自己的道德聲音。即使他們支持對等、適度的軍事反制,也拒絕將美國的軍事行動說成是替天行道。 60年後,講道偏離了這一先知性路線,牧師們轉而訴諸崇尚勝利的公民宗教,鼓吹美國之善以及軍事行動帶來的救贖力量。

1941年和2001年佈道辭令之間的差異體現了新教內部這段時間發生的更廣泛的變化。 在她著作所涉及的80年裡,馬特斯描述了牧師們,特別是白人新教徒的特點。他們太關注教會在民眾生活中退居次位,以至於在講台上反覆重申並推動國家的權力鬥爭。 雖然教牧人員期望與國家有更緊密的聯繫,以此恢復教會的公共職能,但馬特斯認為,這種做法最終導致牧師們失去了他們的先知之聲,從而失去了為國家提供道德方向的能力。

從懺悔性的反思到自滿的公民宗教

馬特斯所解讀的二戰後美國的核心,是教會在危機時期的文化地位決定了牧師們佈道中所採用的語調和主旨。 當新教教會在本世紀中葉保持着巨大的影響力時,神職人員認為他們有權利和責任來影響公共事務。 牧師們滿懷信心,精心設計佈道,挑戰會眾,使之恢復基督教價值觀。 此外,由於他們確信教會在公共空間很重要,教牧人員認為(這麼做)不會像馬特斯所說的那樣“使美國和基督教崩潰”。

但隨着新教地位下降,牧師們受教會人數減少和世俗主義發展的打擊,開始懷疑他們的干預是否能於救贖文化有益。 為了重建影響力,馬特斯有效地論證出新教 “喪失了它的預言能力”,轉而尋求 “討好國家,利用國家的機制和程序來增強自己的權力和權威”。

書中許多對比值得留意,最有趣的一個也許是馬特斯描述了新教徒如何應對兩個殺人犯釀成的慘劇。這兩個臭名昭著的殺人犯是李·哈維·奧斯瓦爾德(Lee Harvey Oswald)和蒂莫西·麥克維(Timothy McVeigh)。 在約翰·肯尼迪遇刺后,教牧人員立即引導會眾將反省納入他們的哀悼中。 他們尤其希望會眾看到,奧斯瓦爾德是一個 “典型的美國人”,他成年時正在美國海軍陸戰隊服役,他的仇恨和暴力來自一個不道德的社會,而他們(指會眾——譯者注)至少要對創造這個社會負部分責任。

這種文化衰退具有破壞性,究其原因,人們的看法各不相同。保守的新教徒通常歸其咎於將上帝從公共場所移除,而自由派則指責教會放棄了公共職責。 即便如此,這個時代的新教徒們還是同意,除非基督徒重塑強大的公共靈性,否則國家將繼續陷入卑劣的行為。

馬特斯認為,三十年後,在蒂莫西-麥克維因炸毀俄克拉荷馬城的穆拉聯邦大樓而被捕后,新教牧師不再能夠帶領國家進行反省。 儘管麥克維與奧斯瓦爾德相似,都是在美國中心地帶長大的退伍軍人,但公眾很少願意思考美國文化如何促成了1995年的暴力極端主義。 教會領導人跟其他一些人一樣,迅速將麥克維的行為定性為與美國方式相悖,而選擇強調救援人員和救死扶傷的醫生所體現出的國民良善。 對馬特斯來說,教會放棄懺悔性的反思而選擇自滿的公民宗教,表明新教徒已經逐漸習慣於將他們的觀點與更廣泛的國家利益相結合。

馬特斯描繪了20世紀末新教領導人對政治權力的態度變化,也將這個時代的種族互動描述為一個悲劇的連續體,有色人種社區在其中一直被視為“異類”。 危機揭示了有色人種社區地位的缺失,因為那些感受到政府拘禁的痛苦(日裔美國人)、暴力死亡的痛苦(馬丁路德金二世被暗殺)或虐待的痛苦(警察毆打羅德尼·金)的人很少看到其他美國人把他們的損失當作全國性的悲劇。 這種傷痛的隔斷使美國人的生活長期處於分裂狀態,因為它使許多白人牧師無法理解,被壓迫社區的人對系統性種族主義的憤怒反應是對社會改革的呼聲。

閱讀馬特斯的書,很難不把種族視為真正包容的美國公民宗教的最大障礙。 在二戰後的美國,有時種族正義的障礙包括白人基督徒,他們有意和積極地將有色人種社區視為“他們”,而不是“我們”。 當某些南方浸信會的牧師反對林登-約翰遜總統下令下半旗致敬,以紀念金牧師時,情況就是如此。 在其他場合,“黑人的悲痛應該保持低調”——這一信息不那麼直截了當,但危害依然不小。 對馬特斯來說,許多美國白人草率地宣布種族不是像特雷沃恩·馬丁(Trayvon Martin)和邁克爾·布朗(Michael Brown)這樣手無寸鐵的黑人受害者死亡的因素,表明黑人的悲痛繼續被貶低。

獨立而有思想的講台

儘管馬特斯經常討論那些引發爭議的熱點問題,但她能在眾多信息來源中保持專註,有自信來處理這些主題。 因此,她對哀悼和政治之間交集的描述充滿深思熟慮,有很多值得讚賞的地方。

不過,即便如此,這個話題並非沒有挑戰。 其中最主要的是,所有學者都面臨困難,在對大型宗教社區的信仰和實踐進行分類時,如何在不忽視顯著差異的情況下找出共同特徵。 雖然馬特斯在梳理美國新教的概括方面基本上是成功的,一些讀者還是會希望她對教派和意識形態的特點給予更多關注。 她的分析將肯定會受益於對浸禮會、門諾派和其他教派更徹底的研究,這些教派認為與國家的密切聯繫有悖於教會的使命。

同樣,馬特斯描寫了白人基督徒對非裔美國人缺乏同情。儘管這很重要,提醒了我們教會在社會層面的失敗,但也存在像歷史學家、路德宗牧師馬丁·馬蒂(Martin Marty)這樣的白人新教領袖,他們參加塞爾瑪遊行,經常倡導民權,並將黑人的悲傷視為一個美國全國性問題。 也許這些和其他類似的例子是個例,並不影響本書的論證,但將它們納入其中無疑會讓讀者更清楚地感受到美國新教內部存在的多樣性。

儘管有這些偶爾的疏漏,《悲傷來臨時》還是對教會的公共存在在當代美國的演變過程做了令人信服的描述。 馬特斯看到新教徒放棄了先知性的呼召,為此感到悲哀。她的結論是,民主國家需要獨立和有思想的講台。 教會堅定不移地追求公共地位,在教會內外都有影響。這是本書恰當的結尾提醒人們注意的。

Keith Bates是聯合大學的歷史學教授。 他是《原教旨主義主流化:約翰·賴斯和原教旨主義的公開重現》的作者。

翻譯:L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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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eas

追求政治和平的人有福了

CT Staff; Columnist

專家警告說:政治暴力即將來臨。基督徒可以從聖經中尋找引導,而不是在美國獨立戰爭中尋找引導。

Christianity Today July 21, 2022

國會調查2021年1月6日國會大廈騷亂事件委員會舉行了第七次聽證會。其內容主要在於暴力方面的聽證:誰參與了騷亂?誰鼓舞了騷亂?誰明知騷亂將臨,卻袖手旁觀,沒有試圖阻止?

馬里蘭州眾議員傑米·拉斯金(Jamie Raskin)在聽證會總結時,說道:“關鍵是在於下一步:無論是這個委員會,還是我們所有人,我們能如何來加強我們的民主制度,去抵擋政變與政治暴力”。 他說:政治暴力是“目前整個國家要面對的問題”。

拉斯金並不是唯一一個對政治暴力的可能性提出警告的人——政治暴力是以暴力手段,而不是以投票、競選公職、遊說或抗議等正常和平進程,來達到政治目的。

研究學者拉結·克萊因菲爾德(Rachel Kleinfeld)星期一在華盛頓郵報的一篇文章中警告說:“我們從一些已陷入政治暴力的國家可以看出一個可以追尋的軌跡,而我們已經在這個軌道上。不但如此,我們已經深深的進入了這軌道之中。”

克萊因菲爾德說,我們可以看到右翼民兵暴力事件的增加,也可以看到來自“心懷不滿的左翼”的暴力事件。 她不祥地預測:“支持暴力的美國人的百分比正接近 1973年北愛爾蘭騷亂的最高峰。”

(這類政治暴力事件的規模可以有很大程度的差別,從單獨個人的暴力攻擊,到全盤的革命。不過,當年愛爾蘭騷動的狀態是許多人現在擔心將在美國發生的範例—“大多數的暴力事件是地方性的,而且沒有受到重視”。正常生活仍然持續,儘管“每個人都會感受更多的恐懼與沮喪。”)

我們對於她所用來參考的民意測驗結果可以保持懷疑的態度。比如說,有些人可能會告訴民意測驗機構“對於施與政治另一方的玻璃至少比較可以接受”,但他們自己並不願意做出這樣的暴力行為。

但是,“心裡所充滿的,口裡就說出來”(路加福音6:45)。克萊因菲爾德指出:美國政治言論與彼此的敵意正日漸惡化,這一點是很難否定的。或許,克萊因菲爾德所說“我們需要體認準軍事化團體會成為我們政治生活的正常組合”是正確的看法。或許,政治暴力正向前邁進。基督徒不應該與之有任何相關。

你可能認為這是不言而喻的,但是,我認為有兩個原因,使我們必須明確地陳述出來。

第一個原因是在於美國福音派在許多主流媒體中的聲譽。權威人士與專家們在警告右翼政治暴力時,經常會提及基督教、基督教民族主義、或白人福音派。例如,克萊因菲爾德就認為俄羅斯就正顯示一種“白人、基督教、傳統階級系統、男性化、強人領導”的政治模式。這對一些反民主的美國右翼人士很有吸引力。

對許多的美國人來說,這兩者的連接很合常理。因為,在衝進國會大廈的群眾中有大量的基督教標誌;前總統川普持續得到自稱為福音派的人中創紀錄的支持;還有,一些共和黨人(如:喬治亞州女眾議員Marjorie Taylor Greene)的基督徒民族主義言論。如果我們不希望我們的同胞對我們有這樣的看法,那麼,明確的拒絕政治暴力是一個好的起點。

第二個原因是我擔心美國基督徒對政治暴力的接受,過多的受到美國歷史與信仰的影響,而不是耶穌對暴力的教導對我們的影響。尤其是我們視美國獨立戰爭為值得稱讚的政治暴力範例,但那時的人們生活在一個比我們現在的政府要殘暴很多的政府統治下。

當美國國慶活動收尾時,讓我們想想當年美國人為什麼要求獨立。《獨立宣言》中有許多的控訴,而其中稅收是一個重要的項目:是的,英王抽殖民地人民稅,卻沒有給殖民地人民發言代表權。但是,當時反對的稅率,在今天看來簡直低得可笑。這可以是用來讓基督徒殺基督徒的充分理由嗎?

畢竟,美國獨立戰爭的很大一部份內容就是基督徒因政治問題殺死基督徒。或許在兩百年多後,我們這些事後諸葛可以以正面的結局來看待它。或許,當我們看到其他英國殖民地能夠不用戰爭就取得獨立,甚至,當我們把英國廢除奴隸制度的過程並與我們的過程相比較,我們就不會如此正面地看待美國的獨立戰爭。

我可以來回地在這問題上兜圈子。但是,我無法繞回來說,基督徒可以因為稅率的問題去殺基督徒。我繞不回來,因為我無法把這事與耶穌有關暴力的教導相比擬。尤其,當我們看到登山寶訓:

我告訴你,不要抗拒邪惡的人。 如果有人打你的右臉,連另一臉也轉過來。 如果有人想起訴你並拿走你的襯衫,也請交出你的外套。 如果有人強迫你走一英里,就和他們一起走兩英里。 ……你聽說過有人說,“愛你的鄰居,恨你的敵人。” 但我告訴你,要愛你的仇敵,為那些迫害你的人祈禱,好讓你成為你天父的兒女。 (馬太福音 5:38-41, 43-45)

兩千年來,基督徒一直在爭論這些經文以及其他類似經文(約翰福音18:36;羅馬書12:17-21;以弗所書6:12)的含義。我知道我對耶穌在這裡呼籲非暴力的信念並不是所有忠實追隨基督的信徒都普遍認同的。

有很長的一段時間,我也沒有分享這個信念。我認為和平主義的解釋太奇怪、太難、又太不切實際了。 然而,最終我得出結論,耶穌已經說得很清楚了。 這就是一個我不想聽到的命令。當我最後改變想法時,我得到一個重要的體認,那就是:耶穌所教導的是在一個暴力的政治背景下所講的話。

我們用“將另一個臉頰給人打”及“多陪人走一里路”的比喻來形容人際衝突。但耶穌使用這類比喻時是要面對現實的實際情況。他是對著一群正面臨被佔領國勢力身體虐待的危險的聽眾講話——事實上,那個政府沒有給他們像我們今天可以使用的那樣的和平政治表達的渠道。

我們的政府和政治有許多的錯誤。但按照全球與歷史標準來看,我們有極大程度的自由、實用,與民主治理。如果耶穌可以告訴他最初的聽眾要避免暴力,而支持和平、令人難以想象的、和可能要自我犧牲的行為,那麼這條命令對我們難道不是更為適用嗎?

從這個角度來看,即使你對這些經文的解釋與我不同,或許你可以看到美國獨立戰爭所說的政治暴力與耶穌對暴力的教導之間的差距。如果我們看不到那個差距,或者,如果我們發現自己在為政治行使暴力不斷地找藉口——傷害我們的鄰居和仇恨我們的敵人,因為我們沒有得到我們想要的總統或政策——也許我們的心意更附和獨立戰爭與革命暴力,而遠離了基督的心意(羅馬書 12:2;林前 2:14-16)。

或許政治暴力確實正在臨近美國,但它不應該出自基督徒之手。

翻譯:賀宗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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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s

儘管掌握了涉事牧師的秘密名單,美南浸信會卻拒絕對性侵行為採取行動

調查顯示:SBC執行委員會成員認為發聲者的求助是對傳揚福音的干擾,擔心法律責任,對他們的報告進行搪塞,並抵制關於改革的呼聲。

A third-party investigation looked into abuse responses by the Executive Committee of the Southern Baptist Convention.

A third-party investigation looked into abuse responses by the Executive Committee of the Southern Baptist Convention.

Christianity Today July 19, 2022
Courtesy of Baptist Press / Edits by Mallory Rentsch

美南浸信會領導人擁有一份700多名有性侵行為牧師的秘密名單,他們選擇保護該宗派免遭訴訟,而不是保護其教會中的人免遭進一步性侵。

倖存者、受害人權益維護者和一些美南浸信會成員自己花了15年多的時間,呼籲防止性侵者從一個教會悄悄被轉移到另一個教會。 負責美南浸信會(SBC)日常運作的執行委員會(EC)中的當權人士了解問題的嚴重程度。 但是,他們與律師緊密合作,惡意詆毀那些想對性侵行為採取行動的人,並一再拒絕提供幫助和無視改革的請求。

根據周日發布的一份大規模的第三方調查報告,“在幕後,律師們建議什麼也不說、什麼也不做,甚至在受害者指出仍站在SBC教會講壇上的性侵者時也是如此。”

調查將事件責任歸咎於執行委員會成員和他們的律師,並指出數百名當選的執委會董事基本上被蒙在鼓裡。 執委會的首席法律顧問奧吉·博托(Augie Boto)和長期律師吉姆·根特(Jim Guenther)向過去三位執委會主席羅尼·弗洛伊德(Ronnie Floyd)、弗蘭克·佩奇(Frank Page)和莫里斯·查普曼(Morris Chapman)建議,對性侵行為採取行動,將對SBC的法律責任和體制構成風險,導致這些主席對提議的防範性侵行為的改革提出質疑。

隨着 #ChurchToo 和 #SBCToo 運動再次呼籲採取行動,博托稱為性侵倖存者辯護是 “一個邪惡的陰謀,其目的是完全分散我們對福音的注意力”。

倖存者們則不僅描述了她們受到的性侵,還有15年以來因由執委會領導人的搪塞和侮辱性回應所帶來的心靈打擊。

克里斯塔·布朗(Christa Brown)是一位長期的受害人權益維護者,她在16歲時經歷了牧師的性侵,她說,她 “無數次面對浸信會領袖們”,但他們迴避和不相信她,“留下了仇恨的長期記憶”,這些領袖試圖傳達給她一個信息, “你是一個沒有任何價值的生命,你不重要”。 她說,結果是,她的信仰不但沒有提供慰藉,而是變成了“與噩夢交織的網絡”。 她將其稱為“靈魂謀殺”。

另一位受害者黛比·巴斯克斯(Debbie Vasquez)從14歲開始就被一位SBC牧師反覆性侵。 當一次性侵導致她懷孕時,她被迫在會眾面前道歉,但被禁止提及誰是孩子的父親。 這位牧師後來在另一個美南浸信會教會任職,當巴斯克斯向執委會求助時,她的懇求多年來一直被忽視和迴避,直到三年前《休斯頓紀事報》(Houston Chronicle)的調查浮出水面。

同時,在過去的20年裡,數名SBC主席都未能對他們自己的教會和神學院中的性侵行為做出適當的反應。 在一些具體事例中,領導人站在那些被可信地指控為性侵或掩蓋事實的個人和教會一邊。 調查人員發現,一位前主席——約翰尼·亨特(Johnny Hunt)牧師在2010年對另一位牧師的妻子進行了性侵犯。

在他們投票啟動調查一年後,下個月(2022年六月——譯註)在加利福尼亞州阿納海姆(Anaheim)舉行的年度會議上,數千名美南浸信會成員將決定他們是否準備好為性侵倖存者和教會安全着想,做出報告建議的巨大和昂貴的改變。

美南浸信會主席埃德·利頓(Ed Litton)在給CT的一份聲明中說:“在我對這份報告所揭示的嚴重罪惡和失敗感到悲痛、憤怒和失望的同時,我真誠地相信美南浸信會必須下決心改變我們的文化,實施急需的改革。” “現在是時候了。 我們有如此多事實可以悲嘆,但真正的悲痛需要正確的回應。”

第三方調查公司 Guidepost Solutions 建議這個擁有1370萬名成員的宗派建立一個性侵者的在線數據庫,為倖存者提供賠償,嚴格限制保密協議,並建立一個專門應對性侵問題的新實體。 這份288頁的報告中的建議對於倖存者和維權者來說聽起來很熟悉,多年來他們一直在呼籲採取這些措施。

“如果在2006年我第一次寫信給他們時,執行委員會能夠採取具體行動措施,有多少孩子和會眾可以免於可怕的傷害? 又有多少倖存者可以免於因試圖向一個始終背棄自己的系統報告神職人員的性侵而遭受反覆創傷的可怕回憶?”布朗在2021年的一封信中問道。 “SBC執行委員會長期以來對改革性侵問題處理機制的抵制,已經導致產生了新一批神職人員性侵受害者,以及在努力揭示情況的過程中受到二次傷害的倖存者。”

在等待報告發布時,現任臨時執委會主席威利·麥克勞林(Willie McLaurin)和執委會主席羅蘭德·斯萊德(Rolland Slade)引用了《傳道書》:“人所做的事,連一切隱藏的事,無論是善是惡,神都必審問”(12:14)。

現任領導人敦促美南浸信會成員接受這個壞消息。

“這是一個尋找我們的缺陷和問題的時間,這是一個接受報告結論的時間,”他們上周寫道,“這是一個重建美南浸信會成員信任的時間,也是一個通過必要的改變以迎接應有的挑戰,並以此治癒創傷的時間。”

SBC歷史上最大規模的調查

該報告是一個耗資200萬美元的項目,涉及330次面談和8個月內收集的5兆字節的文件。 執委會還承諾為調查的法律費用提供200萬美元,使其總投資達到400萬美元,資金來自教會和聯會對於“合作計劃”(the Cooperative Program)的奉獻。

為協助調查的SBC工作組提供諮詢的蕾切爾·登霍蘭德(Rachael Denhollander)在推特上說:“調查的透明度是……無與倫比的。” 這是SBC歷史上最大的一次調查;它已經改變了執委會的組成,並將決定這個有177年歷史的宗派的發展軌跡。

Guidepost的調查包括了過去20年中涉及性侵事件的受律師特權庇護的交流信息,這一規定導致執委會主席羅尼·弗洛伊德在10月辭職,Guenther, Jordan & Price 律師事務所在歷經60年後終止了他們的法律服務。

根據該報告,該律師事務所積極建議執行委員會不要對侵權行為負責。 根特與律師博托一起工作,後者從20世紀90年代到2019年一直參與執委會的工作,擔任過董事、副主席、首席法律顧問和臨時主席。 在保守派復興的時期,他是佩奇·帕特森(aige Patterson)的盟友。 (去年,在帕特森因對強姦指控處理不當而被SBC神學院解僱后,因涉及財務行為的法律和解,博托被禁止在美南浸信會實體中擔任任何職務。)

報告說,博托和根特把每一次關於性侵的討論都變成了關於保護執行委員會免於承擔法律責任的討論,並將此作為最高優先事項。

報告說:“當性侵指控被提交給執委會,包括被定罪的性犯罪者被指仍在事奉時,執委會領導人一般不在其內部圈子之外討論這些信息,往往不回應倖存者,也不採取任何行動來處理這些指控以防止持續的性侵或未來的此類性侵。” “幾乎所有的內部重點都是保護SBC免於承擔法律責任,而不是關照受害者或制定任何計劃來防止SBC教會內的類似性侵事件。”

美南浸信會驕傲地自稱是一個由自治教會組成的團體。 這些教會一起參加宣教工作、團契和培訓,但聯會沒有等級制度。 SBC不按立或任命牧師,也不對選擇同意其信仰聲明並向其合作計劃奉獻的47000個教會擁有權力。

這種缺乏監督的情況意味着,當某個SBC教會或實體出現問題時,執委會可以聲稱它沒有責任;這些教會是獨立的。 法律顧問認為,教派領導人越是指導教會處理性侵問題,它就越要承擔錯誤和處理不當的責任。

報告說,早在2000年,帕特森就把預防性侵培訓看作是抵禦訴訟的一種方式,他告訴一位牧師,如果教會能夠記錄下 “他們做出何種努力,來教育那些做涉及兒童工作的人注意、應對危險”,就不會有針對他們的訴訟。

作為東南和西南神學院的主席,帕特森勸阻兩名說自己被強姦的婦女報告其受害經歷。 2018年,他因其應對行為被西南浸信會神學院(Southwestern Baptist Theological Seminary)解僱,並與神學院一起被西南神學院的女學生起訴

帕特森的助手保羅·普萊斯勒(Paul Pressler)是保守派復興時期的領導人兼律師,同樣面臨被指控他利用權力性侵年輕男孩,而且SBC也被列入訴訟中。 (無論帕特森,還是作為SBC前執行副總裁和前執委會成員普雷斯勒,都不同意為調查接受面談,儘管帕特森的律師提交了一份兩頁的文件。)

帕特森和同為SBC前主席的傑里·文斯(Jerry Vines)因之前對達雷爾·吉利亞德(Darrell Gilyard)的支持而受到審查,吉利亞德是一位面臨一系列不當性行為指控的牧師,這些指控可追溯到90年代。 報道援引一位執委會成員在一封電子郵件中的內容,有44名婦女向兩位SBC領導人反映吉利雅德的情況,“據報道,幾乎每一次,她們都為此被羞辱,她們被對待的方式是她們認為自己不被相信。 從所有公布的資料來看,吉利德似乎從一個教會轉移到另一個教會,並能夠意識到他遺留下的被傷害生命。”

執委會律師根特和博托早在2004年就討論了建立性侵者數據庫的想法,以回應布朗。 2007年,在年會的一項動議之後,這個問題再次被提及。 執委會成員當時沒有推進這一想法。 根特在一封電子郵件中寫道,他擔心 “被法院認為SBC理所當然負有發出警告的責任”。

然而,在發言人兼副總裁羅傑·“辛”·奧爾德姆(Roger “Sing” Oldham)和一位不具名執委會成員的幫助下,他們確實保留了一份名單。 報告說,在博托的要求下,該成員收集了新聞剪報,並在一個表格中以姓名、年份、州和宗派來追蹤性侵待牧師的行為。 第一個版本是在2007年,包括66個因虐待而被逮捕或起訴的人。 到2022年,該名單增加到703人,其中409人據信屬於SBC下屬的教會。

圍繞着性侵應對和預防問題,《休斯敦紀事報》發表於2019年的一個標誌性系列報道引發了新的關注,揭露了380名SBC下屬牧師被指控性侵。

然而,即使性侵神職人員的秘密名單越來越長,執委會領導人仍將他們的批評集中在倖存者和發聲者身上。 他們抱怨倖存者不了解SBC的體制,並針對該宗派。 帕特森稱發聲團體SNAP(Survivors Network of those Abused by Priests,受甚至人員性侵者的倖存者網絡)“與性犯罪者一樣應受到譴責”。 一位執委會成員說,主持 StopBaptistPredators.org 網站的布朗是一個 “沒有誠信的人”。她在那裡介紹倖存者的故事,並張貼關於性侵牧師的公開報告。

博托看到的是邪惡的力量在作祟。 在Guidepost獲得的一封電子郵件中,他寫道:

這整件事應該被看穿本質。 這是一個邪惡的陰謀,目的是要完全分散我們對傳播福音的注意力。 這不是福音。 這甚至不是福音的一部分。 這是個誤導性的舉動。 是的,克里斯塔·布朗和蕾切爾·登霍蘭德因為受害經歷而沉溺於可用性啟髮式思維(availability heuristic,依賴最先想到的經驗和信息,並以此作為判斷的依據——譯註), 她們到SBC尋找性侵行為,當然,他們找到了。 她們的呼聲無疑引發了連鎖反應。 …… 但這並不能怪他們。 這是魔鬼暫時的成功。

據一位不具名的執委成員透露,“在過去幾乎所有的案例中,當受害者向SBC當權者求助時,他們都被迴避、羞辱和詆毀。 在執委會,我們繼承了一種文化,即拒絕那些質疑權力或指責領導人的人。”

不過,美南浸信會的主要領導人並不只是不相信和侮辱倖存者。 在某些情況下,他們與被定罪或供認不諱的當事人保持一致,並親自幫助他們。

該報告包括幾個例子。

  • 前執委會主席、2021年SBC主席候選人邁克·斯通(Mike Stone),在他的一位牧師朋友被發現在2019年與他的會眾成員交換露骨的短信后,幫助這位牧師起草了一份道歉信。斯通他“從不也不可能在知情情況下支持教會保留性行為不斷的牧師”,並說他直到調查才知曉對這位牧師朋友的指控。
  • 奧吉·博托作為納什維爾體操教練馬克·施菲爾貝恩(Marc Schiefelbein)的品格證人作證,後者在2003年因猥褻一名10歲女孩被定罪。
  • 2002年至2004年間任SBC的主席傑克·格雷厄姆(Jack Graham)沒有報告一位音樂牧師的行為,該牧師在1989年普雷斯頓伍德浸信會(Prestonwood Baptist Church)得知他猥褻了一名兒童后將其解僱。 這位牧師去了另一個教會,20多年後因其在普雷斯頓森林的罪行被定罪。 (現任執行牧師邁克·巴斯特(Mike Buster)在一份聲明中說,教會“斷然否認報告中對33年前事件的描述。 普雷斯頓伍德在1989年或之後從未保護或支持過性侵者。”)
  • 2016年至2018年的SBC主席史蒂夫·蓋恩斯(Steve Gaines)知道他所在的貝爾維尤浸信會(Bellevue Baptist)的一名在職牧師以前曾性侵過一名兒童,但直到此事在博客上出現時他才將其披露。

該調查報告還發現了執委會領導人自己丟失道德底線的情況。

  • 執委會主席弗蘭克·佩奇於2018年3月突然辭職。 一份官方聲明說辭職的原因是“道德上的不正當關係”。 執委會沒有調查這是否是自願的,也沒有調查“他的行為是否延續到了工作場所”。
  • 2008年至2010年的SBC主席約翰尼·亨特在其主席任期結束后一個月,猥褻並親吻了一位年輕牧師的妻子,並告訴這對夫婦要保守秘密。

亨特的性侵犯行為此前未被報道。 這名婦女和她的丈夫(一位SBC牧師)在調查期間站出來,告知Guidepost發生的事情。 亨特是佐治亞州第一浸信會伍德斯托克教會(Baptist Church Woodstock)的前牧師,在5月13日辭職前曾是SBC北美宣教董事會的高級副總裁。 東南浸信會神學院有一個以他的名字命名的講座職位。

根據這對夫婦的說法,他們比亨特年輕24歲,亨特提出協助他們的事工。 有一次,他在巴拿馬城海灘時休假時為該婦女安排了一個住處。 隨後,他進入該女子獨自居住的公寓單元,對她進行了性侵犯,拉下她的衣服,將她按在沙發上,對她進行猥褻,並吻了她。

2010年7月的事件發生后,這對夫婦在亨特的教堂與他見面。 他警告說,如果他們多嘴,將會“對亨特博士所代表的4萬多個教會產生負面影響”,並把他們介紹給“尋求希望事工集團”( HopeQuest Ministry Group)的羅伊·布蘭克希普(Roy Blankenship)進行輔導。 布蘭肯希普證實那位妻子和亨特之間發生了一些事情,並告訴調查人員亨特應該是那個阻止此事發生的人,但“跳探戈需要兩個人”。

在接受Guidepost面談時,亨特否認性侵這名婦女,並說他甚至從未進入她的公寓。 Guidepost調查人員又找到了三名證人,證實了該婦女和她丈夫的部分敘述。 他們認為亨特的陳述不可信。

亨特以前與護教士拉維·撒迦利亞(Ravi Zacharias)關係密切,並且在發生撒迦利亞性侵按摩治療師事件的那間水療中心的2009年盛大開幕典禮上是特別嘉賓。 去年,亨特譴責撒迦利亞的性侵行為,將其描述為“針對如此多的無辜婦女的罪惡”。

信使們(Messengers,即SBC年會的出席代表們)支持改革

在 #MeToo 運動之後,SBC的性侵倖存者引起了新聞媒體的廣泛關注。

2018年,被她的青年牧師性侵犯的朱爾斯·伍德森(Jules Woodson)告訴《紐約時報》,在他含糊地承認了“性事件”之後,看到教會為他鼓掌,對她是個什麼感覺。 同年,梅根·萊弗利(Megan Lively)告訴《華盛頓郵報》,佩奇·帕特森如何告訴她不要向警方報告她被強姦的情況。 2019年,《休斯頓紀事報》的調查使更多倖存者浮出水面。

因此,南方浸信會成員大聲疾呼並採取了行動。 參加年會的信使們通過決議,肯定婦女的尊嚴,並譴責性侵行為。 他們投票修改了他們的章程,明確指出性侵是被驅逐出SBC的理由。 他們責成一個委員會就某個教會是否違反規定提出建議。

2018年,他們還選出了一位將應對性侵作為其議程核心部分的主席。 在格里爾(J. D. Greear)的領導下,SBC推出了圍繞預防和應對性侵的培訓,即 “關愛行動”(the Caring Well Initiative),並舉行會議,聽取倖存者、專家和牧師的意見。

但根據Guidepost的報告,幾乎所有這些努力都遭到了某些執委會領導人的批評和抵制。他們說,優先考慮性侵問題可能導致訴訟。

有時,這種分歧在外界看來是很明顯的:格里爾作為SBC主席在年會的講話中81次提到了性侵問題,而弗洛伊德作為執委會主席在他的 “2025異象”計劃中卻沒有將性侵問題列為優先事項。

Guidepost報告顯示,在幕後,執委會的法律顧問建議人們淡化這一問題。 他們向倫理與宗教自由委員會(ERLC)施壓,要求其不要將SBC的性侵事件稱為危機,並避免使用 “煽動性的語言”,如說該宗派讓倖存者失望。 執委會成員試圖撲滅對SBC處理性侵問題不當的批評,並扼殺任何允許倖存者和性侵問題專家在SBC活動中發言的努力。

“夥計們,這真的不好辦,”弗洛伊德在調查人員獲得的一封電子郵件中寫道, “我們不能讓SBC各教會、組織把人置於大庭廣眾之下,就SBC及其一些領導人和前領導人大放厥詞。 所有關於團結的工作都受到了挑戰。”

一年前,這些SBC內部的衝突和威脅的真相在泄露的信件和錄音中被公開,這些信件和錄音記錄了ERLC前領導人羅素·摩爾(現在是CT的駐刊神學家)和菲利普·貝桑庫特(Philip Bethancourt)的溝通交流。 這些文件顯示執委會領導人在努力恐嚇倖存者並抵制改革,此事使牧師們警醒。 它們激發了對執委會進行調查的強烈要求。

“我們很震驚,”提出調查執委會動議的田納西州牧師格蘭特·蓋恩斯(Grant Gaines)去年告訴CT。 “但我們不應該如此震驚,這些受害倖存者,他們的故事就在我們身旁。”

一個進入公眾視野中的故事是珍妮弗·萊爾(Jennifer Lyell)的故事。 她被一位神學院教授性侵,但2019年3月由執委會管理的《浸信會報》(Baptist Press)的一篇文章將她的被性侵定性為外遇。 在文章發表時,萊爾是 Lifeway 公司的高管,也是SBC中級別最高的女性。 她的說法的真實性得到了南方神學院院長阿爾·莫勒( Al Mohler)的支持。

萊爾最終離開了她的工作,並因教會對此事的強烈反應,以及為糾正敘事和尋求賠償而經歷長達數月的遭遇,使身體和精神都很痛苦。

在報告發布后的推特話題中,萊爾描述了不得不等待執委會和其他機構領導人之間的緊張關係緩和,前者控制着對有關她的文章的修正權,並在當時對其他SBC人物如何談論性侵問題保持警惕,後者則支持她的故事,但可能會因為發聲而面臨報復。

2022年2月,她獲得了執委會的道歉,以及未公開數目的和解補償。 Guidepost說,執委會董事們並不知道她曾提出誹謗索賠,而且此前在2020年5月收到過一份和解協議。

漢娜·凱特·威廉姆斯(Hannah Kate Williams)還起訴執委會在應對她父親(受雇於SBC的機構)的性侵行為方面存在疏忽,並指責它在她公開自己的遭遇后對她進行惡意攻擊。

執委會的律師批評格雷爾,說他不該重複《休斯敦紀事報》調查報道里僱用性侵牧師的10個教會的名字,並要求執委會下屬委員會對其進行調查。 根特說她們要被告誹謗,並努力為教會洗脫罪名。 博托曾打電話給其中一個教會道歉。

幾個月後,博托反對成立資質委員會(credentials committee),該委員會將審查一個教會是否違反了圍繞性侵或其他問題的標準,使其與SBC“不能再友好合作”。

Guidepost說,2019年為這一新目的而重新配置的資質委員會也讓性侵倖存者感到沮喪,因為它很混亂,而且效率低下。 它沒有書面指南,沒有培訓,也沒有全職工作人員的支持。

由於它被授權的範圍有限,根據SBC的體制,它不能解決教會過去的錯誤行為,也不能進行調查以確定牧師的有罪或無罪,只能就教會針對指控的反應做出回應。 因此,投訴平均需要9個月的時間才能得到結果——有些人根本就沒有聽到迴音。 要挑戰某一教會的成員資格,必須先按委員會規定登錄一個簡陋網站,有些遞交的材料連這一步都沒有走到。

在過去的三年裡,委員會處理了30份材料,僅有3個教會因性侵而被開除會籍。 在每個案例中,犯罪行為都是明顯而惡劣的:教會在知情的情況下僱用了一名性犯罪者。 委員會沒有對最近報告所統計的其他27份材料的結果做出任何公開評論。 Guidepost調查員發現,在資質委員會審查期間,有五個教會自願脫離,另一個教會解散。

新實體以及其他建議

監督和發布執委會調查的特別工作組認為公眾的哀慟是回應調查的第一步。 他們還要求美南浸信會成員選舉建立一個新的工作組,以評估如何按照浸信會的體制實施建議的變革。

該報告為執委會和資質委員會提供了30頁的建議,包括。

  • 建立一個常設實體來監督對於性侵的應對和預防
  • 啟動“罪犯信息系統”,這是一個在線數據庫,教會可以自願參加,以報告經證實的性侵或掩蓋行為。
  • 公布被取消神職或學位的教會和個人的名單
  • 促成幫助性侵倖存者的方案,並從SBC的奉獻中提供補償,以支付醫療和心理治療
  • 向倖存者道歉並設立紀念標誌,在SBC日曆中增加一個倖存者主日
  • 禁止簽訂保密協議(nondisclosure agreements),除非是受害者主動要求的
  • 要求為SBC實體內就職或讀神學院訂立行為準則
  • 為執委會成員聘請一位首席合規官(chief compliance officer)或道德與合規官(ethics and compliance officer)

“我們必須下決心奉獻我們的時間和資源,不僅要很好地照顧性侵倖存者,而且要在我們前進的過程中提供一種問責、透明和安全的文化,”特別工作組在隨報告發布的一份聲明中說。

“我們承認,任何悔改行為都需要持續的、審慎的、專註的服從和犧牲。 這就是我們救主的呼召,讓我們團結起來跟隨他。”

性侵倖存者和發聲者克里斯塔·布朗在提交給Guidepost材料中說,她並不對有意義的改變抱有希望,但仍然祈禱報告“可能帶來一絲正義”。

“美南浸信會有道德義務保護其附屬教會的孩子和教徒的生命、身體和人性,為所有受到美南浸信會神職人員性侵的人提供照顧和確認,”她寫道,“確保對性侵者和助紂為虐者追究責任,並建立制度,確保這些不人道和不合情理的悲劇不會持續到後代。”

翻譯:葉洛夫,吳京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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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s

聖經考古學在2019年的十大發現

一覽這一年公布的重要發掘工作。

2017年5月25日,以色列文物局和自然公園管理局的工人在耶路撒冷老城南部外的地下隧道中的“階梯街”(stepped street)的工作現場。 這條路現已部分開放,供公眾參觀。

2017年5月25日,以色列文物局和自然公園管理局的工人在耶路撒冷老城南部外的地下隧道中的“階梯街”(stepped street)的工作現場。 這條路現已部分開放,供公眾參觀。

Christianity Today July 13, 2022
Menahem Kahana / Staff / Getty

從歌利亞高度的城牆到指甲蓋大小的粘土印章,2019年公布的考古發現繼續為我們對《聖經》的理解加添了背景信息。

考古學家和聖經學者都拒絕“考古學能夠 證明 聖經”的觀點。 但許多公布了這些發現的主流媒體都承認,《聖經》一直是正確的,或至少從這些發現來看,是正確的。 考古學家尼爾森·格呂克(Nelson Glueck)所宣稱的“還沒有任何一項考古發現能駁斥《聖經》中的記載”依然有效。

注意:這份名單的選擇是主觀的,也是基於新聞媒體的報道。 直至在2019年進行的工作在經同行評議的科學出版物上發表為止,2019年最重要的聖經考古學發現可能在幾年之內都不會為人知曉。

10) 非利士人有歐洲血統

從位於現代以色列的非利士人城市亞實基倫的墓葬挖掘出的骨架中提取出的DNA,顯示出了歐洲人的基因。 這證實了一個長期以來的看法和《聖經》中關於非利士人的記述。 耶利米書47:4和阿摩司書9:7將非利士人與迦斐托聯繫起來,迦斐托被認定為克里特島,是米諾斯文明(Minoan civilization)的故鄉。 該DNA的記錄顯示,非利士人很快就與當地人通婚,沖淡了其自身的基因特徵。

9) 《創世紀》對以東人的記載無誤

考古學家在研究以色列提姆納(Timna)和約旦費南(Faynan)(死海以南的兩個遺址)的銅渣礦床時發現,以東人在三千多年前就使用了先進的標準化技術來開採銅礦。 根據這一發現,他們得出結論,以東王國是在公元前11世紀中期形成的,比先前認為的早了大約300年。 創世記36:31說,以色列人未有君王治理以先,在以東地就已經有了王。

8) 祭壇的角

2019年,在以色列會幕曾矗立了幾個世紀的示羅遺址的挖掘工作中,發現了一個似乎是祭壇的角的物件。 這一發現讓列王紀上2:28的經文變得生動:約押“逃到耶和華的帳棚,抓住了祭壇的角”。

7) 迦特的歌利亞牆

今年在阿薩非遺址(Tel es-Safi,即非利士城市迦特)的挖掘工作,挖到了一個可以追溯至公元前11世紀、大衛王時代的地層。 這一層中發現的城牆有13英尺厚,比以前發掘的10世紀和9世紀的牆壁要厚一倍。 考古學家阿倫·梅爾(Aren Maeir)將這一地層稱為“歌利亞層”,以當時這座城裡最有名的居民命名。

6) 餅和魚的馬賽克

考古學家在一座拜占庭教堂的廢墟中發現了一幅馬賽克壁畫,該教堂建於公元450年左右,位於低加波利(Decapolis)的希波斯·蘇西塔(Hippos Sussita)。 這座俯瞰加利利海東岸的教堂在公元614年被入侵者摧毀。 耶穌餵養五千人的這一場景,在這個意想不到的地方被發現,可能會讓這裡和這個神跡發生的地點產生聯繫。 傳統中認為耶穌使五千人吃飽的地點在更北邊。

5) “屬於音麥的兒子Ga’alyahu”的印章

隨着聖殿山篩查項目(Temple Mount Sifting Project)在耶路撒冷的一個新地點重啟,研究人員宣布發現了一枚粘土印章(bulla,也譯“布拉”),並將其認定為“在聖殿山發現的第一個可讀的古希伯來語銘文”。 音麥這一祭司家族曾在聖殿侍奉(代上24:14)。 音麥的兒子巴施戶珥被稱為耶和華殿的總管,當時他曾毆打先知耶利米,並把他關在門內的枷中(耶20:1-2)。

4) “屬於王室管家亞多尼雅”的印章

今年宣布的另一枚布拉是從在2013年、從聖殿山西南角的羅賓遜拱門(Robinson’s Arch)下取出的篩分物中發現的。 它的歷史可以追溯到公元前7世紀。 舊約中有三個人名叫亞多尼雅,其中包括大衛王的一個兒子。 但他們都不是生活在公元前7世紀,所以這是第四個亞多尼雅。 王室管家的職份可見於一些聖經的經文。

3) “屬於王的僕人拿單米勒”的印章

這枚布拉是在吉瓦蒂(Givati)停車場的挖掘中發現的,這是耶路撒冷目前正在進行的最大的挖掘項目(該項目始於2007年)。 考古學家從一座建築的廢墟中找到了它,該建築可能在公元前586年巴比倫毀滅耶路撒冷時被毀。 在列王紀下23:11,拿單米勒被描述為約西亞王宮中的一名臣僕。 “王的僕人”這一短語在《聖經》中和布拉上都屢見不鮮。

2) 基列耶琳經鑒定為以馬忤斯

在路加福音24:13-34、耶穌和兩個門徒一同去以馬忤斯的故事中,以馬忤斯的位置被描述為離耶路撒冷有60個羅馬 驛站 的距離,故被翻譯成七英里(《聖經中文和合本》譯為“二十五里”——譯註) 幾個世紀以來,學者們一直試圖確定以馬忤斯的位置。 耶路撒冷以西好幾個地點都被視為可能的位置所在,但都沒有考古證據。

作為聖經極少主義學派(biblical minimalist,即懷疑舊約歷史可靠性的學派——譯註)和《聖經》批評家的以色列考古學家以色列·芬克爾斯坦(Israel Finkelstein),根據他在基列耶琳(Kiriath Yearim)挖掘出的希臘化時代的防禦工事提出了新的鑒定觀點。 他指出,共有兩份耶路撒冷周圍希臘化防禦城鎮的清單(分別來自古代歷史學家約瑟夫的記述和馬加比前書9:50)。 兩者都包括了以馬忤斯。 基列耶琳距離耶路撒冷恰好是七英里。

基列耶琳在《舊約》被多次提及,最著名的是大衛王將約櫃運到耶路撒冷之前(代上13:5-6;代下1:4),約櫃就留在那裡(撒上7:1-2)。

1) 朝聖之路在耶路撒冷向公眾開放

2004年,當考古學家在一個下水道維修工程中發現了《新約》時代的西羅亞池子(約9:7),他們還同時發現了第一世紀通向聖殿山的道路的最遠端。 從那時起,挖掘這條道路的工作一直在進行着,目的是為了使今天的猶太教徒和基督徒朝聖者可以走在第一世紀猶太教徒和基督徒朝聖者曾走過的路上。

這條在地下的道路目前還未完全開放,但去年夏天舉行的部分道路開放儀式吸引了美國大使和其他政要參加。

大衛城是耶路撒冷最古老的區域,該地區的考古工作讓基督徒和猶太人都很感興趣,但也具有爭議。 該地區的許多居民是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儘管考古工程師們非常努力,但仍會有人抱怨說由於地下的挖掘工作他們的家園被毀了

戈登·戈維爾(Gordon Govier)是 ARTIFAX 雜誌的編輯,也是廣播和播客節目《書與鐵鍬》(The Book & the Spade)的執行製片人。

翻譯:許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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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s

訴訟稱,億萬富翁的基督教基金會從事謀私交易(self-dealing)

比爾·黃(Bill Hwang)的投資公司的一名前主管尋求數百萬的補償,他說恩典與憐憫基金會被用作“財務逃生艙”。

Archegos公司首席財務官帕特里克·哈利根(Patrick Halligan)也曾在恩典與憐憫基金會任職,於4月離開聯邦法院。

Archegos公司首席財務官帕特里克·哈利根(Patrick Halligan)也曾在恩典與憐憫基金會任職,於4月離開聯邦法院。

Christianity Today July 13, 2022
Spencer Platt / Getty Images

Archegos Capital的一名前常務主管(managing director)已經提起訴訟,指控與該公司有關的基督教非營利組織“恩典與憐憫基金會”(Grace and Mercy Foundation)存在欺詐行為,而該家族公司是幾十年來華爾街最大的白領犯罪案件之一的中心。 在尋求數以百萬計的補償時,他聲稱該基金會的8億美元資產中包括了從Archegos的僱員報酬中挪用的資金。

4月,聯邦檢察官指控Archegos公司創始人比爾·黃(Bill Hwang)犯有敲詐勒索和“大規模欺詐”罪,這是一位直言不諱自己基督教信仰的億萬富翁。 據檢察官稱,2021年,貸款給Archegos的銀行損失了100億美元,該公司的倒閉使股市蒸發了1000億美元。 黃某目前以1億美元的保釋金獲得自由,等待審判。

布蘭登·沙利文(Brendan Sullivan)於2014年開始在Archegos工作,並在2021年3月Archegos垮台期間辭職。他正在尋求他所認為的被拖欠的數百萬元報酬。 他說,Archegos公司的領導層強迫員工將他們的獎金放回公司的一個基金中。他聲稱Archegos公司隨後將其投資於股票並轉移到恩典與憐憫基金會。 他說,該基金會隨後出售了這些股票並獲得了利潤。 這將保護升值的股票不被徵稅,並為Archegos公司的捐贈提供稅收減免。

“這些轉移到基金會的股份都來自Archegos基金,其中包括員工的遞延報酬(deferred compensation) … 這是在員工不知情或不同意的情況下進行的,”訴訟說。 沙利文說,員工基金總共損失了5億美元。 沙利文說,他在辭職時被拖欠3000萬美元的遞延報酬,但他至今沒有收到任何補償。 根據訴訟,他是Archegos公司的27名全職員工之一,該訴訟是針對該公司、其高管和基金會的。

彭博社專欄作家馬特·萊文(Matt Levine)指出,訴訟內附表格顯示沙利文只向遞延報酬基金投入了380萬美元,他是根據2021年3月Archegos公司的誇大利潤得出的3000萬美元的價值。 一個“厚顏無恥和精心解讀合同的組合”,在談到這一對2700萬美元紙上利潤的起訴時,萊文說。

作為曼哈頓基督教社區的一員,沙利文通過救世主長老會參與團契。他聲稱黃把基金經營得像一個 “邪教”,並利用基督教作為一種方式,迫使員工把他們的收入投資回Archegos。 他說,關於員工信仰的問題是績效考核的一部分,他們被逼着去參加基金會的午餐讀經活動,而基金會就在同一個辦公室里。

沙利文是以一個心懷不滿的前僱員的身份起訴的,他提到了黃答應給他的職業機會,但從未兌現。雖然有錯別字,但他長達99頁的訴訟書中充滿了電子郵件和對話,具體說明了他的不滿。 在21世紀初,安然(Enron)公司的員工在公司倒閉后失去了數百萬的退休金,他們提起了類似的訴訟,並在集體訴訟中最終贏得了和解(settlement)。

恩典與憐憫基金會的律師克里斯托弗·波里諾(Christopher Porrino)在一份聲明中說:“沙利文先生對恩典與憐憫基金會的投訴充滿了毫無根據和無意義的指控,所有這些都將在法庭上被決定性地駁斥。” 他補充說,該基金會將繼續其自2006年以來一直在進行的撥款工作。

恩典與憐憫基金會每年將其資產的約5%——在2019年,即有記錄的最近一年,達到約3000萬美元——分配給各種基督教組織,如“博韋里宣教”(Bowery Mission)、監獄團契和富勒神學院。 沙利文稱,對基督教團體的撥款是為了掩蓋黃將基金用於個人利益的行為。

沙利文稱,黃將基金會描述為他的“逃生艙”(escape pod),當Archegos陷入困境時,黃經常告訴相關員工,如果公司倒閉,他可以將他們轉移到基金會,並利用其資金重新啟動另一家投資公司 “Archegos 2.0″。 沙利文說,黃曾考慮將恩典與憐憫基金會的資產轉讓給Archegos公司,但在接受諮詢后沒有這樣做,因為這將是非法的。

沙利文指控說:“黃提到,一些Archegos公司的員工將獲得基金會的資金,以啟動他們自己的投資基金,基金會可以從中獲得管理費。”

沙利文訴訟的核心是,Archegos和恩典與憐憫基金會作為同一個實體運作,儘管它們在紙面上是分開的。 兩者共享辦公空間和員工,沙利文說他們經常舉行“全公司”會議,包括來自Archegos和基金會的員工。

訴訟書中寫道:“黃定期和非正式地將資金和股票從Archegos賬戶轉移到基金會,以及他的家庭自己的私人非基金賬戶,利用Archegos的工作人員、行政職能和資源來運作基金會。”

在該基金會最近的稅表上,Archegos公司的首席財務官帕特里克·哈利根(Patrick Halligan)被列為恩典與憐憫基金會的簿記員(bookkeeper)。 在Archegos案中,哈利根與黃一起面臨敲詐和欺詐指控。 “哈里根 … 是資產、股份和資金混合的核心,”沙利文的訴訟中稱。

訴訟中還提到了安迪·米爾斯(Andy Mills),他是Archegos公司的高管,也是紐約一所基督教學院,即國王學院(The King’s College)的前院長和董事會主席。 米爾斯在聯邦案件中沒有受到指控。

沙利文稱,當Archegos公司陷入困境時,黃和米爾斯向員工保證通過Archegos公司、黃的個人資金或基金會進行補償。 他說,米爾斯威脅那些打算離開的員工,說辭職的人將不會再獲得任何遞延報酬。

米爾斯拒絕向CT發表評論。

約翰·傑伊刑事司法學院(John Jay College of Criminal Justice)的金融犯罪專家大衛·夏皮羅(David Shapiro)說,如果該基金會存在與Archegos并行的謀私交易(self-dealing),並且如果兩者作為一個實體運作,當局可能更願意對該基金會採取行動。

“如果我的左手不誠實,這可能是我的右手不誠實的相關證據,”他說,同時明確表示他不知道對黃和Archegos的指控的真相。

然而,夏皮羅說,與冒險的Archegos相比,該基金會的運作似乎更加謹慎,基金會的回報率超過了它所贈送的金額。

夏皮羅說,如果做990表申報的會計師事務所是一家小公司,而不是像畢馬威(KPMG)這樣的大型會計師事務所,他可能會對基金會“更加擔心”,因為後者對單一客戶有更大的財務獨立性,可以指出道德方面的漏洞。 恩典與憐憫基金會的2019年990表申報文件列出了一個3人的會計師事務所。

夏皮羅說:“當你在僱員的報酬問題上胡作非為時,你就會違反《僱員權益保護法》(Employment Retirement Income Security Act,ERISA),這是很嚴重的事情。” ERISA欺詐是該訴訟的指控之一。 “這真的是一個可怕的情況。”

同時,針對黃和哈利根的聯邦案件正在進行,檢察官必須在7月20日前提交辯方可以審查的證據。

翻譯:吳京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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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eas

如何迎接“羅伊案”的終結

President & CEO

對最高法院裁決的忠實回應應涉及新的護理實踐。

Christianity Today July 13, 2022
Joe Anderson 插圖

在亞特蘭大北部的“周邊教會”(Perimeter Church)參加活動的最佳部分之一是看到年輕家庭的停車場。 每個星期天都有工業型號的麵包車駛入,帶入大量兒童。 這些不是從當地社區集合青少年的班車,而是裝滿了從國內和國外收養兒童的家庭麵包車,他們其中人許多有特殊需要。

在過去的13年裡,“周邊教會”的家庭收養了100多個孩子,這在很大程度上歸功於在教會孕育的一項事工。 Promise686 是以詩篇68:6的宣示命名,即“神叫孤獨的有家”,它通過贈款和其它援助方式支持了近500例收養。 該事工支持了對我女兒的收養,如果她被留在中國的國家孤兒院系統中,她的先天性心臟缺陷可能是致命的。

既然美國最高法院已經推翻 “羅伊訴韋德案”,像Promise686這樣的事工將至關重要。我們慶祝 “多布斯訴傑克遜案” 的裁決。 所有人類生命的神聖性和尊嚴仍然是我們這個時代最重要的道德問題,五十年來稱惡為善的做法已經扭曲了我們文化的道德觀。 推翻 羅伊案 是對從父母到子女,再到孫輩,代代相傳的信實的見證,即為處於各個發展階段的人的生命和尊嚴而奮鬥。 這可能是一代人中最重要的道德成就。

但對成功的信實回應將是什麼樣子? 推翻 羅伊案 將墮胎政策決定權交還給各州,許多州將禁止或已經禁止墮胎。 用基督教孤兒聯盟主席傑德·梅德芬(Jedd Medefind)的話說,“許多孩子將出生,而這些孩子以前會被流產掉,”而且他們許多的父母是“正處於緊張和掙扎中”。

收養是答案嗎? 可能不會。 這充其量只是答案的一部分。

美國的基督教收養運動是由《聖經》的誡令和照顧孤兒、寡婦的同情心所驅動的。 無數的家庭做出了美麗的犧牲,並經歷了祝福,向急需的兒童開放他們的家。

但隨後出現了更多道德上的複雜性。 許多被收養的兒童與他們原來的社區和文化分離,他們長大了,了解了他們的故事,並經歷了深刻的失落感和無可依託。 在某些情況下,收養是正確和必要的;但在其他情況下,我們不清楚收養是否對“孤兒”或“寡婦”(生母)有好處。

因為願意花費數萬美元收養兒童的美國家庭比比皆是,這也在一些國家導致了人販子輸送那些原生家庭本希望保留的兒童。

收養運動不斷演化。 在某種程度上,這是由養母推動的,她們感到一種模糊的悲傷。她們既愛和祝福她們收養的孩子,又對孩子和生母所承受的分離創傷感到悲哀。 這也是通過對美國寄養(foster care)系統的深入接觸所推動的。 一方面是遭受虐待或嚴重忽視的兒童,他們顯然需要寄養或收養;另一方面是母親和兒童,如果他們得到愛的照顧,他們可能會一起成長。

Promise686 仍然在為收養服務,但現在也支持了6550例寄養安置,將“關懷社區”環繞在寄養家庭周圍,以鼓勵他們並改善他們的結果。

它還努力防止兒童首先落入寄養系統,為危機中的家庭提供支持,並在安全的情況下讓兒童與母親在一起。 用主席安迪·庫克(Andy Cook)的話說,“在從預防到干預,通過寄養,再到永久安置的連續過程中,每一個點都需要教會。”

或者想一下佛羅里達州的”每個母親的倡導者”(Every Mother’s Advocate,EMA)。 經過三年的寄養和收養經歷,對於“一旦家庭捲入兒童福利系統,母親們就會面臨系統性的挑戰和破碎”,創始人查莉·奇維德吉安(Charlee Tchividjian)已經看夠了。 她說,大多數兒童被從母親身邊帶走的原因,只是因為無法滿足兒童的基本需求。 奇維德吉安說:“對於處於危機中的母親來說,維護其權益可以改變一切。” 在EMA參與的瀕臨兒童被帶走的家庭中,88%從危機走向穩定。

那麼,支持反對墮胎權的基督徒應該如何慶祝 羅伊案 的結束? 也許可以通過與這樣的事工合作。 奇維德吉安說:“當一個母親的權益得到維護時,家庭就得到了保護;寄養人口的統計數字急劇下降;寄養系統通向貧困、監獄、成癮和無家可歸的管道開始慢慢消失。”

羅伊案 的終結將尊重人類生命的神聖性,並將兒童安全地送入世界。 這也將給許多母親帶來真正的困難。 我們能夠慶祝因 羅伊案 的消亡而誕生的孩子的最好方式,是愛那些撫養他們的母親。

戴倫博(Timothy Dalrymple)是《今日基督教》的總裁、首席執行官和主編。

翻譯:吳京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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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別“羅伊訴韋德案”:反墮胎福音派慶祝他們期待已久的裁決

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具有里程碑意義的墮胎權案件“大錯特錯,從當初判決之日起就與憲法衝突”。

反墮胎活動人士在六月份羅訴韋德案被推翻的裁決之前在最高法院集會。

反墮胎活動人士在六月份羅訴韋德案被推翻的裁決之前在最高法院集會。

Christianity Today July 13, 2022
Drew Angerer / Getty Images

“羅伊訴韋德案”(Roe v.Wade)——最高法院的這一裁決曾鼓動一代又一代的反墮胎運動人士,並在半個世紀的時間里塑造了福音派的政治參與——已被 推翻

曾有數百萬人遊行、抗議、遊說,並為這具有指標意義的墮胎權裁決的結束祈禱。 經過49年和 超過6300萬 的墮胎案例,這時刻終於到來。

基督教領袖稱這一裁決“曾經是不可想像的”,今天被標記為“我們都一直在等待的那一天”和“美國歷史上最重要的日子之一”。

“我們認為 羅伊案凱西案(Casey) 必須被推翻,”大法官撒母耳·阿利托(Samuel Alito)代表多數大法官 寫道 。 “憲法沒有提到墮胎權,任何憲法條款也都沒有默許要保障這種權利。

“多布斯訴傑克遜婦女健康案”(Dobbs v. Jackson Women’s Health)判決是6比3,首席大法官約翰·羅伯茨(John Roberts)贊同多數的意見。 法院的意見書與 上個月洩露的阿利托草案非常相似。

這一判決是唐納德·川普總統任期內通過了三位保守派大法官的結果:尼爾·戈薩奇(Neil Gorsuch),布雷特·卡瓦諾(Brett Kavanaugh)和艾米·科尼·巴雷特(Amy Coney Barrett)。

福音派一直是堅決反對墮胎的宗教團體,也最渴望看到 羅伊案 被推翻。 雖然墮胎從來不是福音派唯一的議題,但在投票時,它往往較所有其他的議題更被看重。 一些人不顧道德上的疑慮支持川普,就是希望他能兌現任命大法官 的承諾 ,最終推翻 羅伊案 ,以及之後最高法院確認墮胎權的裁決,“計劃生育訴凱西” 案(Planned Parenthood v. Casey)。

這一政治算計似乎是得到了回報。 三位新法官與阿利托和克拉倫斯·湯瑪斯(Clarence Thomas)一起做出了大膽的決定,稱之前的法庭搞錯了。

“這一天屬於許多人,他們為實現這一目標付出了漫長而艱苦的努力——以及川普總統,他值得我們感謝,因為他遵守了一個我不認為他會遵守的承諾,”基督教倫理學家,貝勒大學宗教教授馬修李安德森(Matthew Lee Anderson)

EPPC(Ethics and Public Policy Center, 倫理與公共政策中心)高級研究員埃德·惠蘭(Ed Whelan)將這項裁決 稱為 “保守陣營法律運動的最高成就”。

多數意見反映了福音派和天主教反墮胎團體的論點,他們提交了法庭之友陳述(friend-of-the-court briefs)。 從戰略上講,許多人較少關注胎兒的人性和生命權的論據,而更多地關注 羅伊案 背後的法律推理問題。

羅伊案 的決定是錯誤的,論述也很弱,” “美國人團結為生命”組織(Americans United for Life)的律師們 寫道 。 “在最初的審議過程中,許多裁決錯誤——特別是沒有任何證據記錄——導致 羅伊案 無法執行。 … 人們一直在尋找伊羅案的憲法理由,法院尚未為可行性規則提供合理的詮釋。

EPPC的律師們也提出了同樣的觀點:“作為憲法文本和歷史的問題,羅伊案不僅錯了,而且非常嚴重,這已經不是什麼秘密了。 羅伊案在判決的那一天就被嚴厲批評為錯誤,從那以後,法院內外一直強烈反對,沒有一位現任大法官為其實際推理的優點辯護。”

多布斯案 審理2015年密西西比州法律禁止15周後墮胎的合憲性,這禁令限制了 羅伊案 所允許的權利。 該州唯一的墮胎診所傑克遜婦女健康中心(Jackson Women’s Health)控訴了包括湯瑪斯·多布斯(Thomas Dobbs)在內的州衛生部門的官員。 捍衛自由聯盟(Alliance Defending Freedom, ADF)是該州的法律辯護團隊中一員。

“密西西比州要求法院推翻羅伊案判決,因為該案大錯特錯,沒有憲法條文、結構或歷史的基礎。 此外,羅案不斷變化的標準長期以來一直行不通,這就是為什麼如此多的反墮胎法律最終要在法庭上再審,”ADF總法律顧問克里斯汀·瓦格納(Kristen Waggoner)說。 “它也沒有考慮新的科學進展,就是生命起始於受孕。”

羅案 是如何決定的

法院1973年的裁決是基於胎兒生命不享有憲法保護的論點。 該案的律師們指出,傳統上,權利被理解為從出生開始。 例如,第14修正案 將公民身份擴大到 所有“出生……在美國,”而不是那些在國界內受孕的。 同樣,胎兒也不允許擁有財產。

然而,法官們說,州政府在保護胎兒生命方面確實應 極度重視 。 這種重視的程度必須與保護女性的隱私權相平衡。

“隱私”在憲法中從未被提及,但第9修正案規定,憲法中 未提及的權利 不得因此被否認。 第14修正案保障了合法的正當程式,法院稱這就表明有隱私權,包括不受州政府干預的情況下做出墮胎決定的權利——至少在某種程度上是允許的。

大法官們對這一點進行了辯論。 經過一些他們之間的交換討論,他們確定了胚胎的存活性。

這一具有里程碑意義的決定的作者哈裡·布萊克蒙(Harry Blackmun)大法官認為 羅伊訴韋德案 是一種謹慎的妥協。

“法院今天不認為憲法強制要求墮胎,”他寫道。 “今天它沒有宣布孕婦有墮胎的絕對權利。 它確實將在妊娠前三個月內的墮胎決定和責任,賦于主治醫生。”

然而,正如歷史學家丹尼爾·K·威廉姆斯(Daniel K. Williams) 所指出的那樣,布萊克蒙錯了。 羅伊案 沒有接受反墮胎運動的任何論點,並為墮胎權利提倡者帶來了決定性的勝利。 該決定迫使46個州立法機構重寫了他們的墮胎法,使其與當時美國最自由的墮胎法保持一致。

當時大多數福音派基督徒認為這是一個令人震驚的決定,無視不可剝奪的生命權。這一決定不僅與基督教歷代以來的道德教義背道而馳,而且與美國人民的道德意識相悖,“CT在1973年 辯稱 。”

美南浸信會、神召會、基督教宣道會、美國長老會和其他教派都在 羅伊案 之後的十年裡通過了反墮胎決議。

在他們頗具影響力的著作《人類出了什麼問題?》中,福音傳教士法蘭西斯·謝弗(Francis Schaeffer)和兒科外科醫生C·埃弗雷特·庫普(C. Everett Koop) 墮胎是“第一個也是關鍵問題”,是保護人類生命尊嚴的“基石”。

“我們懇求你們這些基督徒發揮你們所有的影響力,通過立法、社會行動和其他手段來對抗日益增加的人性喪失,”他們在1979年寫道。 “如果我們此時此刻不表明立場,就不能聲稱自己是我們這一代人的鹽。”

該運動在1992年幾乎取得了勝利。 五家墮胎診所和一名獨立醫生控訴賓州政府限制墮胎權利,包括強制性等待期和通知配偶或父母。 當時,九名大法官中有八名是由共和黨人任命的,儘管其中至少有三名支持墮胎權。

計劃生育組織訴凱西案 判決前夕,首席大法官威廉·H·倫奎斯特(William H. Rehnquist)起草了一份5比4的多數意見書,推翻了 羅伊案

然而在最後一刻,安東尼·甘迺迪大法官 改變了立場。 他與桑德拉·戴·奧康納(Sandra Day O’Connor)和大衛·蘇特(David Souter)一起制定了一項妥協方案,允許各州在一定程度上規範墮胎,同時也維護 羅伊案 的有效性。 他們讓兩位他們也獲得兩位偏自由派的大法官亨利·布萊克蒙(Harry Blackmun)和約翰·保羅·斯蒂文斯(John Paul Stevens)的贊同。

雖然它可能被認為是一種“妥協”,但 凱西案 的5比4決定實際上是對 羅伊案 核心主張的重申 — 同時幾乎完全放棄了法律推理。 法院裁定,必須承認 羅伊案 開創的先例,堅持 遵循先例(stare decisis) 的法律原則。

質疑先例的權威性

去年12月,三位新任的大法官在 多布斯案 的口頭辯論中都對這一標準提出了質疑。

“在考慮 遵循先例 時,這顯然是本案的核心,我們應該如何思考它?”巴雷特問道。

這位天主教徒的大法官承認建立在先例基礎上的制度有它的好處,但認為“我們的 遵循先例 理論的一部分是,它不是一成不變的命令,在某些情況下,推翻先前的裁決也是可能的。 她舉了多個例子,包括一個民權案件和一個LGBT權利案件。

羅伯茨似乎在尋找一種方法來修改之前的裁決,也許在不真正否認憲法允許的墮胎權的情況下,為監管墮胎設定一個不同的程度標準。 然而,雙方的律師都表示無意妥協,他們認為此案應是全有或全無。

“我讀了你的訴訟摘要,”阿利托對為 羅伊案凱西案 辯護的律師說。 “你的摘要說,我們唯一真正的意見是重申 羅伊案凱西案 的現狀,或者完全推翻他們。 你說‘這裡沒有折衷地帶’。這是對你的摘要的正確理解嗎?”

她同意了。 聽證會後不久,阿利托開始起草一份大胆的決定,完全推 羅伊案凱西案

“推翻先例是一件嚴肅的事情。 這不是一個輕易作的決定,”他寫道。 “在這種情況下,有五個因素強烈支援推翻 羅伊案凱西案 的裁決:它們本質的錯誤,它們推理的質量,它們對國家施加的規則的‘可行性’,它們對其他法律領域的破壞性影響,以及缺乏具體的依據。”

該決定沒有將墮胎定為刑事犯罪,而是將監管衡量權發回各州,選民和立法機構將決定婦女何時可以和不可選擇終止妊娠。 一些已經通過了“觸動法(trigger laws)”的州,就會立即實施限制。

“長期以來,羅伊案和凱西案的決定使我們的國家對那些沒有發言權的人的困境視而不見 – 將這些生命視為負擔而不是祝福。 雖然這項裁決是建立真正生命文化的重要一步,但墮胎問題現在將被送回各州,”美南浸信會倫理與宗教自由委員會(ERLC)公共政策主任切爾西·索博利克(Chelsea Sobolik)說。

“我們必須繼續利用我們的時間,才能和資金來保護早產兒,照顧他們的母親,並在各州提倡保護他們的法律。”

隨著週五上午(六月廿四日上午,譯者註)發佈的決定,福音派領袖稱這是美國歷史上最重要的日子之一。

“我為這個歷史性的一天感謝神 … 慶祝生命的一天,”神召會的總監督道格克萊 。 “不是要志得意滿,而是要喜樂,感謝賜生命的主。 繼續努力在我們所服事的社區中創造一種重視生命的文化。”

“關注家庭”(Focus on the Family)說:“經過50年為未出生的胎兒爭戰,我們的祈禱得到了回應。 基督教醫學和牙科協會(Christian Medical and Dental Associations)稱這是“生命和醫療保健急需的勝利”。 ERLC的負責人 宣稱,“反墮胎運動的新篇章開啟了”。

專家表示,該裁決將立即導致墮胎數量減少 10%至15% 。 但從長期來看,這影響不會太明顯。

“我們不會假裝知道我們的政治制度或社會將會對今天的裁定如何反應,”阿利托 寫道。 “我們只是做我們的工作…. 因此,我們認為憲法不賦予墮胎權。”

翻譯:江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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