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求「參與在基督裡」而非自己的表現

我們的事工及果子與我們是否「參與在基督裡」密切相關。

Christianity Today November 15, 2023
Illustration by Mallory Rentsch / Source Images: Larisa Birta / Unsplash / Wynnter / Getty Images

隨著COVID-19逐漸成為過去式,我開始對過去幾年的事工進行冷靜的反思。2020 年8月,我的人生陷入困境。那時我身體疲憊不堪,情緒低落,無法好好處理人生。我和妻子在2018年9月剛建立光明城市教會,COVID-19的封城自然引發我們對於教會能否在大流行病中存活下去的恐懼。

我過去曾有的一些焦慮和憂鬱的症狀開始復發。我意識到,當時我的焦慮和疲憊情緒的主要來源是我身為牧師所感受到的「表現」的壓力。從我如何講道、我們的聚會有多大的影響力,到我如何領導團隊、主持會議和牧養會眾,我不斷根據我的表現來評估我的價值。我採取了一種沒有續航力的事工模式,儘管這種模式普遍存在於教會。

當我與這種疲憊感搏鬥時,耶穌這段珍貴的話充滿了我的靈魂:「常在我裡面」(約翰福音16:4)。這句話雖然簡單,卻蘊含了整本新約聖經最深刻的神學教導之一:參與在基督裡。

「參與在基督裡」意味著我們藉著聖靈的力量,經歷到基督與天父的關係。也可以說,是基督的生命在我們身上的重現。基督與天父的關係至少有三個特點——祂與天父的親密關係(約翰福音1:18)、在天父面前的平安(約翰福音14)以及從天父而來的滿足感使祂感到知足(約翰福音5:19)。當我經歷著這個艱難的服事季節時,我開始想:「經歷到基督與天父這等關係的體驗肯定能對我的苦悶有什麼啟示吧?」

我在這段時期所學到的正是我想與你們分享的:理解事工最好的方式就是,視事工過程為基督在我們生命裡面重複著祂的生命,而身為牧師,當我們有意識地感知著祂的同在來服事時,我們將感到最大的安息、最大的平安和最大的滿足。這樣一來,事工就成了我們參與在耶穌與天父關係裡的背景。

耶穌在約翰福音裡常這樣說:「你們若認識我,也就認識我的父」(14:7)。「人看見了我,就是看見了父」(14:9)。「你們若遵守我的命令,就常在我的愛裡,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常在祂的愛裡。」(15:10)。卡爾·巴特(Karl Barth)也這樣形容:「當耶穌基督呼召我們並被我們切實聆聽時,祂賜給我們聖靈,以便在我們身上重複祂自己與天父的關係。」

雖然這聽起來不錯,但有許多障礙阻撓我們難以這樣看待事工——我們傾向以事工來定義我們的身份、確立我們的價值、以及達到自己目的的手段,或認為事工就是向他人傳遞關於上帝的知識。

當事工是「基督在我們裡面重複祂與天父的關係」時,是祂對盟約的信實定義了我們的身份,而不是我們在講台上的表現。是上帝無條件的認可確立了我們的價值,而不是人類善變的讚美。在事工裡追求祂的目標的自由取代了追求我們自己目標的壓迫感。由上帝持續不斷的同在行動支撐的事工所帶來的平安,取代了靠著我們的努力驅動的事工所帶來的負擔。專注於親身經歷對上帝的認識,取代了我們為向他人充分傳遞上帝的知識而感受到的壓力。

如果我們真的視事工為基督在我們生命裡重複祂自己的生命,我們的事工看起來會是什麼樣子?

它會意味著我們能以「意識到上帝的同在」來取代焦慮。就像勞倫斯修士在《與神同在》一書中所寫的,這意味著「在上帝神聖的陪伴中找到恆久的喜樂」。也意味著相信保羅得到的啟示:「我的恩典夠你用的,因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軟弱上顯得完全。」(林後12:9)。也就是活在對上帝完全的依賴下產生的真正的謙卑之中。

如果基督與天父的關係是我們所渴望的(與天父的親密關係、在祂面前的平安,以及從祂那裡得到使我們知足的滿足),我認為在事工中有三個優先順序的變化是必要的。

1. 親密感優先於效率

在建立教會的初期階段,我很容易沉迷於效率。我能多快完成這件事?有沒有更快的方法?有什麼工作需要委派?我能委託給誰?然而,若與上帝有親密的關係,我們便不會這麼著迷於效率。

親密感需要時間;它成長速度緩慢,無法催促或很快就得著它。當我們的注意力分散時,幾乎無法培養親密關係。參與在聖子與天父之間的關係是令我們愉悅及享受的事。但這在「快速完成」下無法達到最佳效果。而且誰會想這樣做呢?難道我們不願意在主的同在裡,因著與祂的親密關係及平安而感到滿足嗎?難道我們不願意有意識地服事著主嗎?

當我們優先考慮親密關係而不是效率時,我們會發現這個真理:與上帝一起做的事情再少,也比我自己一個人能做的事多。

2.「同在」優先於表現

「好好表現」的壓力是我們在事工裡享受上帝同在的最大障礙之一。這種內在的自我質問:「我做得好嗎?」把注意力轉向我們自己,而不是上帝,當然也離我們面前的教會肢體更遠了。

當我們把注意力轉移到上帝的同在時,我們對自我的關注就會得到修正。我們會再次看見那些我們奉差遣服事的人。我們不再專注於焦慮的準備,而是與真理交流:「上帝,祢已經給了我此刻所需的一切。我來這裡是為了他們,而不是為了我自己。我要在祢的力量中,而不是在我的軟弱中完成這件事。」

3. 效法耶穌優先於讓他人對我們印象深刻

也許,把注意力放在使別人對我們深刻印象,而不是盡力效法/模仿耶穌,是我們經歷基督的生命的最大障礙。 在《向下的移動——基督的捨己之路》一書中,盧雲(Henri Nouwen)說:「我們的行為就好像知名度和臭名聲是我們做事的主要衡量標準。」我的工作有價值嗎?如果聽眾很少,瀏覽量沒有暴長,追隨者沒有成倍增加,我的服事有價值嗎?

盧雲指出,這種「讓人印象深刻」的需求與我們的利己主義和自我認同密切相關。「對許多人而言,『被人看見、被人稱讚、被人喜歡和被人接受』幾乎變成了同一件事。如果沒人關注我、感謝或認可我的工作,我算什麼呢?」不幸的是,我們越沒有安全感,就越急切地需要讓人印象深刻。這就重啟了整個令人精疲力竭的事工模式:我需要讓人印象深刻,因此我必須表現得更好,而為了表現得更好,我必須變得更有效率。這是個無情的循環,幾乎沒有能休息、平安、與神同在及與神親密的空間。

盧雲說,解決方法是模仿基督無私的行動方式——「向下移動」。這才是真正的自由。向下移動是基督來到這個世界的方式,祂摒棄自己神聖的特權,以僕人的身份行走在我們中間(腓立比書2章)。祂從剛強走向軟弱,從豐盛走向貧乏,從寶座上的榮耀之袍走向十字架上的赤身露體。當我們擺脫使人印象深刻的壓迫性追求時,我們才能自由且無私地以服事他人為導向。

參與在基督裡,就是要像基督道成肉身的方式那樣生活——藉著向下移動改變我們的世界。在追求「成為無」的過程中,我們為上帝留下讓祂能「成為一切」的空間。當我們清空所有我們自認應該成為的一切,並讓上帝用祂希望我們成為的樣貌來充滿我們時,我們就找到了服事神國度的最大的自由。

艾克·米勒(Ike Miller)是《藉著光看見》(Seeing by the Light)一書的作者,擁有三一福音神學院(Trinity Evangelical Divinity School)的神學博士學位。他是北卡羅來納州達勒姆光明城教會的主任牧師,與妻子莎倫和三個孩子住在那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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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s

在靜默中找回你的發言權

從台灣熱門影集《人選之人》思考基督徒在大選時期的政治參與。

Christianity Today November 15, 2023
Netflix

2023年Netflix熱門影集《人選之人—造浪者》播出之後在全球華人中引發熱烈迴響。戲劇問世的時間點,巧妙地與2024年台灣總統大選連結;耐人尋味的是,劇中的總統當選人,也在現實生活中成為2024年台灣總統大選的副總統被連署人,尋求連署以參選副總統。撇開爭議不談,在戲劇定位上,這部影集藉著政黨幕僚人物面臨與經歷的掙扎,不僅帶領觀眾一起思考民主在亞洲的發展過程,也探討每一個角色在面對家庭、職場、自我價值定位之間的摸索與掙扎。

當代文學評論大師薩依德(Edward Wadie Said,1935~2003)在《世界,文本,批評者》(The World, the Text and the Critic)中,思考理論在不同的時間與空間的旅行中衍生的各種變異。思想、理論,甚至信仰,隨著人的旅行,對話與文字的交流,在不同情境、時代下,不斷產生進一步的實踐與轉化。在這個過程之中,思想與理論也開始旅行,由一個人分享給另一個人,從一個文化脈絡走進另一個文化脈絡,從某個歷史時代流傳至另一個時代。

隨著十八世紀末的法國大革命,二戰後殖民地獨立運動,到冷戰後期台灣在從戒嚴轉型進入民主政體,民主浪潮在時間與空間的旅行中產生變異,形塑台灣今日的政治風貌。影集《人選之人》所呈現的,即是民主浪潮進入台灣後,從一件不合身的西服,經過三十多年處境化的修改與剪裁,與在地文化價值觀融為一體,成為獨樹一格的台式民主。

《人選之人》:在沒有統獨歷史糾結的平行時空

與多數民主國家不同之處,除了左傾與右傾,保守與自由外,台灣的政治發展始終與歷史糾結的統獨議題綁在一起。而戲劇給予人最大的自由,是可以跳脫現實的框架,去思考政治的本質與核心。《人選之人》編劇在接受媒體採訪時,曾經提出一個假設問句:如果台灣可以跳脫統獨問題,政治局勢與民主會有怎麼樣的可能性?如果台灣可以跨越統獨的困局,會在各種不同的議題之中如何發展?

在這個設想之下,他們在戲劇中創造了一個平行時空,一個不必因為統獨分裂的台灣社群,單純按角色的需要與際遇,探討政治光譜中的環境永續、多元性別、家庭分工、廢死等議題。也因為專注在這些議題的發揮與劇中人物故事的糾結,劇中許多理想與生活狀態的實際掙扎,也呈現出來。

劇中一個強調兩性平權、家庭價值的政黨候選人,她的幕僚卻必須為了競選過程裡高強度的工作需要,犧牲家庭共處的時間與配偶的工作權益;在一個強調環境永續發展的競選活動,卻發現活動所準備的是免洗餐具;在被學生挑戰到廢死議題時,政治人物礙於討好中間選民而不敢表態,只能以打太極的方式搪塞問題。理想的社會公義如同遙不可及的月亮,現實則是為了生存不得不妥協的卑微人生。

在某種程度上,不管立場如何,左傾或右傾,自由或保守,政治人物是否也如同《人選之人》劇情中的人物:高喊著公義的口號,卻為了生存而過著矛盾而卑微的人生?

月亮與六便士:理想的偉大與人生的卑微

英國作家毛姆(William Somerset Maugham,1874~1965)在他的小說《月亮與六便士》(The Moon and Sixpence)中,以法國後印象派畫家高更(Eugène Henri Paul Gauguin, 1848~1903)為原形展開創作:原是證券經紀人的主角史崔克蘭行至中年,決定順從內心對於藝術的追求與渴望,在夢想與現實間,選擇了拋妻棄子遠離家鄉;在物質與心靈間,選擇捨棄一切到南太平洋的大溪地島與當地原住民一起生活,以獲取創作精髓中的自由靈魂;在月亮與六便士間,為了抬頭一瞥的美麗月亮,不惜將自己過往既定俗成的世界完全推翻。

也許有人說,孤注一擲地追求月亮是過度自我與自私,終日為六便士而折腰是盲目與媚俗。其實,不管是站在檯面上的政治人物,或是隱藏在辦公室裡的政治幕僚,甚至是每一個在選票的迷惘抉擇中舉棋不定的芸芸眾生,在我們真實人生裡的大半節奏,並不是成就解鎖的高光時刻,而是時不我與、有志難伸的困獸之鬥。

而民主政治,在某種程度來說,是一個充滿故事與悲喜的群體,在人生的月亮與六便士間,所尋找出來的一種調和,一份彎彎曲曲的堅持,一場有熱情有失態、有堅持有讓步的妥協,一曲被難以名之力量所操刀主導、不得不順勢起舞的華爾滋。

但是,從信仰的角度來看,上主或許並沒有要我們糾結於現實與理想之間,我們在信仰中多數的角力,是來自自身罪性的掙扎,勝不過試探的無力,活不出上主心意的挫敗,以及在尋求上主呼召過程中的迷惘與悖逆。基督徒的拔河不單存在理想與現實間,更是在上主與自我間的拉扯較勁。

在《月亮與六便士》中,還有另一條副線:兩位師出同門的醫生,在每次生命價值與呼召的尋求中,做出了截然不同的選擇:醫術高超的亞伯拉罕選擇順從內心深處的呼召,放棄倫敦的優渥生活與大好前程,到亞歷山大港成為樸素的檢疫員;而醫術略遜的卡邁克爾,則是接替亞伯拉罕的空缺,妥妥地成為人生勝利組。

小說中敘事者如此反詰:「從事自己最想做的事情,生活在讓自己開心的狀態底下,自己過得心安理得,這樣算是把人生給搞砸了嗎?還是成為知名的外科醫師,年收上萬英鎊,取得美嬌娘,這樣就算成功了嗎?我想,這取決於你賦予人生的意義,你對社會的要求,以及你個人的要求。」高貴與粗鄙間的界線其實如此模糊,失敗與成功,本來就沒有普世的定義。

民主的旅行:法國大革命到二十一世紀台灣

薩依德在《世界,文本,批評者》之中如是說:「想法和理論,與人和批評學派一樣,是會傳送的,由人傳給別人,從一個情境傳送到另一個情境,從某個時代傳給別的時代。文化的、知識的生活通常藉想法的這種流傳得到滋養,也往往藉如此流傳而延續……這種移入新環境的動向絕不是暢行無阻的。它必然包涵與起源點不一樣的再現過程與制度化過程。」

1789年法國大革命爆發後,左派以降低與弱化過往專制政府的限制和干擾為訴求。進入二十世紀上半葉,工業化國家經歷經濟蕭條之後,左派漸漸轉型為要求政府適度介入保護弱勢族群的社會自由主義,右傾政黨則反過來強調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和個人權利,反對過度介入的現代福利國家。

跳出《人選之人》為觀眾保留的平行時空,台灣的左右政治議題發展相當受限於統獨紛爭。隱藏在統獨框架中,面對潛在戰爭的恐懼,不安蟄伏在台灣的人心,迫使人以恐懼的角度來看世界。一個國家的政治格局,也是如此深刻地影響一個民族的靈性生活與價值判準。基督徒在這個充滿焦慮與恐懼的政治氛圍中,我們的呼召並非靠著拉攏依靠某一個政黨來實現政治理想,而是可以承擔靈性塑造的領袖角色。

在靜默中找回你的發言權

沙漠教父龐蒂古斯(Evagrius Ponticus,345~399)稱默想為「看到事物真正本質的視野」(theoria physike)。在默想之中,我得見事物真正的本質,領悟事物之間真正的連結。在一個充斥恐懼與焦慮的國度之中,成為一個基督徒,在上主面前的靜默,禱告與安息,可以使我們認清仇敵的詭計,放下自以為可以藉著體制來控制這個世界、人與事物的謊言;察覺我們與他人的偽善與包裝;認清政治不是被利用來使某一個個體或群體的權力無限上綱;深邃地理解到,人不是一張張可以被恐懼或煽情操縱拉攏的選票,每一張臉孔,都承載著上主豐盛無比的榮美。唯有這樣的覺悟,基督徒才有可能在參與政治事務的過程中,不流於媚俗與趨炎附勢,找到屬於自己的施力點與發言權。

《人選之人》中刻畫著每個政治幕僚面對生活的掙扎、失敗、無奈、和解與得勝。每一個政治人物,都猶如站在屋頂上的小提琴手,在拉出悠揚的樂章的同時,也必須在屋頂上保持平衡,不致粉身碎骨。某種程度來說,基督徒也是如此。面對2024大選,在懷抱上主同在時,也同時思考我們在政治中的困境與局限;投入我們對每一個生命最真實的關懷,卻又同時警醒面對自己內心圖謀大事的野心;誠心為登上高位的人祝福,也去陪伴不體面的失敗者經歷上主的安慰。

猶如慶典狂歡的選戰即將開始。然而,在這一場瘋狂的集體崇拜中,親愛的基督徒,願我們在上主面前的靜默與領受,成為這個世代裡,一聲曠野的呼喊,一盞點亮了的明燈。

王敏俐德國慕尼黑大學政治學碩士、台灣衛理神學研究院教牧輔導碩士生

本文为CT中文與台灣《校園》雜誌合作的文章之一。首發《校園》2023年11/12月號

在美南浸信會的華人教會中,女性繼續使用牧師的職稱

華人領袖說,「由於歷史和語言的因素」,教會對未曾按牧過的牧師和女性皆使用這一稱謂。

Christianity Today November 14, 2023
JC Visual Studio / Getty Images

加華人浸信會聯會(CBFUSA)在一份官方聲明裡表示,由於語言、歷史和文化等因素,美南浸信會華人教會的女性職員使用「pastor(牧師)」的職稱,但這並不代表其有全教會範圍的權柄。

相反的,根據CBFUSA董事會於11月3日發表的聲明《女性於事工禾場:角色和職稱》,「Reverend(牧師/教士)」這一職稱在美南浸信會華人教會裡代表權柄,通過按牧授予且僅限於男性。

CBFUSA聯絡人阿莫斯·李(Amos Lee)告訴浸信會新聞社,考量到2023年的美南浸信會年會上投票「牧師」頭銜僅限於男性的共識,此份聲明是為了向美南浸信會基督徒說明華人基督徒在使用牧師職稱時所面臨的特殊情況,

「我們認為有必要澄清華人浸信會(其中多數隸屬於美南浸信會)的特殊情況,即我們對在教會裡服事的牧師所使用的職稱,以避免美南浸信在『女性牧師』議題上對我們的立場產生誤解,」李說。

「還有一點是,因為我們希望美南浸信會的領袖能夠考慮並意識到美南浸信會大家庭裡的多樣性,由於歷史和文化等因素,這個大家庭裡有些人有獨特的做法及細微的差異性,尤其是在語言方面,有些詞在翻譯時會「丟失」它的原意。」

根據官方聲明,以至少五個中文詞彙及其英文翻譯為依據,今日的美南浸信會華人教會裡,女性有著牧師(pastor)、傳道人(minister)、傳教士(evangelist)、教師和「聖經女性(Bible woman)」等職稱。此外,由於CBFUSA最近對未受按牧的傳道人(minister)採用牧師的稱謂,因此中文的傳道人一詞也被譯為牧師。

「這種做法與是否順服聖經的教導無關,而是因著歷史和語言的因素。此外,浸信會基於地方教會有自治權的原則,允許個別教會根據歷史和語言在其地方處境裡實踐男性為首/領袖的個別做法。」

聲明寫道,多代以來。女性在中國教會事工裡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因為中國第一批悔改歸主的人裡有多數為女性,她們對傳福音和建立教會具有重要影響力,「就像腓立比的呂底亞。」

「由於宗教迫害及缺乏成熟的男性領袖,女性在歷史上在傳福音、教導和門徒訓練方面有著關鍵的角色。今天,在中國的教會和包括北美在內的華人教會裡,這種情況依然存在,女性在男性主任牧師的領導下,在女性、兒童、青少年、行政及其他事工中擔任牧者的角色和照顧的責任。」

李說,有數個美南浸信會華人教會使用牧師(pastor)一詞來稱呼各種在事工禾場上的女性,但具體數字不詳。

對講中文的會眾來說,放棄使用牧師(pastor)一詞會帶來文化上的困擾,但CBFUSA讓每個教會就牧師一詞做出自己的決定。

「對我們來說,英文中譯為『牧師』的這個詞最能描述我們對神的僕人在教會裡扮演的角色的理解。無論他們擔任什麼角色,他們是上帝教會的牧羊人。」

「我們不會強迫教會做出任何改變,他們可以自己決定,但我們在英文字裡找不到任何一個能最好地描述她們在歷史上、神學上和語義上所扮演的角色。」

繼7月3日美南浸信會全國非裔美國人團契(National African American Fellowship of the SBC)發表的公開信後,美加華人浸信會聯會(CBFUSA)是第二個就「女性在事工中的角色和頭銜」議題發表聲明的美南浸信會族裔團契。

2023年在新奧爾良舉行的美南浸信會年會的代表們認定,基於有兩間教會因有女牧師而與美南浸信會沒有友好合作關係,因而修訂《浸信會信仰宣言》2000年版的第六條,明確表示「根據聖經標準,牧師/長老/監督的職稱僅屬於男性」,並且透過美南浸信會憲章第三條修訂的首次投票,明確指定只有「根據聖經標準來僱用男性作為任何形式的牧師或長老」的教會才能被認定為與美南浸信會友好合作的教會。

年會的代表們也批准成立一個由男女兩性組成的研究小組,以探討與美南浸信會友好合作的界定因素。該小組負責在2024年向年會代表報告其研究結果。

點擊此處見《美加華人浸信會聯會》的完整聲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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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中共攻台灣——台海版《戰爭與和平》

如果台海的緊張關係導向戰爭,台灣的基督徒在「愛我們的仇敵」與為正義而戰之間應該如何權衡?

Christianity Today November 14, 2023
Handout / Getty

2021年夏天,美國民意達到一個新的里程碑:根據芝加哥全球事務委員會(Chicago Council on Global Affairs)的一項調查報告,如果中共武力犯台,超過一半的美國人支持美國出兵保衛台灣。

之後,隨著台海張力持續加劇,以及美國支持烏克蘭抵抗俄羅斯侵略,美國人對台海戰爭的看法也開始動搖。儘管對美國來說,台灣與中國的衝突是一個非常嚴重的問題,美國人對美國政府針對台海衝突應該採取什麼樣的政策,看法並不一致。

美國在這議題上並沒有按照政治黨派或宗教歸屬有清楚的偏向劃分。儘管民主黨和共和黨在很多議題的立場上都非常兩極對立,但論及台灣問題,調查表明並沒有明顯按黨派劃分的站隊。美國人愈來愈視中國為敵對國家,也愈來愈擔心北京會武力犯台。但政策上的模糊不清並非只是美國政府的官方策略。美國政府對台海議題的想法確實是模稜兩可的。美國基督徒,包括福音派,看法跟其他美國人一樣多元含混。

中共如果攻擊台灣,美國到底應該及能夠做什麼呢?這對於美國政治來說是一個很開放的問題。而台灣基督徒應該做什麼,則是一個更難於回答的問題。

從美國出發的觀點

觀察過去兩年台、美、中之間的關係,確實令人心憂。大多數衝突升級的事件,也許本來是可以避免的。美國總統拜登粗心大意的措辭及美國政界人士具有挑釁性但最終非必要的訪台之旅,加劇了美中關係的緊張,也沒有能夠實質提升台灣的安全。

但與此同時,美國政界普遍預設美國跟中國的軍事衝突在所難免,而美國的政策制定者和政界人士都花了太多時間宣傳中國的威脅,卻沒有花足夠的力氣採取實際的措施來預防武力衝突。到台北擺個姿勢照張相,為自己的政治品牌增添光彩是容易的,但要阻止核武大國間公開爆發會讓全世界被搞得天翻地覆的戰爭,則需要長期、走走停停又常常令人沮喪的努力,因此也是更困難的。

令人擔憂的是,目前的台、美、中關係的樣貌看起來更像是政治學者所謂「安全困境」的經典案例。正如哈佛大學國際關係學者史蒂芬.華特(Stephen M. Walt)在《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雜誌撰文解釋的,當「一個國家所採取的增進自身安全的行動—建設軍力、提高軍隊的警覺性、建立新的聯盟—往往會讓其他國家感到更不安全,並讓它們也以同樣的行動回應」時,安全困境就產生了。

華特舉了幾個當代安全困境的例子,其中一個就是北京最近的一些行為:「中國把美國長期以來的地區性影響力政策—特別是美國的軍事基地網絡和海軍及空軍力量的部署—視為潛在的威脅。」而中國也因此以自身的地區性軍力建設作為反應。

當然,這「讓中國的一些鄰國(包括台灣)感到更不安全。這些鄰國以『彼此在政治上靠得更近』、『更新跟美國的關係』以及『建設自己的軍力』來回應,而這更導致北京指責美國在組織、指揮一系列『遏制』中國的行動,企圖讓中國陷入永久性的脆弱之中。」

結果便是「加劇惡性循環的敵視,讓雙方都感覺彼此的關係每況愈下。」

這是很嚴峻的前景。更嚴峻的是中台之間或中美之間,甚至三方爆發戰爭的可能性。2022年,美國智庫「策略與國際研究中心」(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的兵推中,探討美國介入假想的中共武力犯台將帶來的後果。結果是中共將戰敗,但美台亦將為它們的勝利付出慘重的代價。一份軍演報告的結論是:一場像這樣的衝突「將很可能落入一場大規模的戰爭」。死亡人數「無論以任何現代的標準來衡量都將是史無前例的」,而且不排除雙方使用核武互相攻擊的可能性

但至關重要的是,認為戰爭絕對不可避免的預設,是錯誤的。緊張、競爭,但實質的和平共存的可能性仍然存在,正如過去幾十年的共存。對於美國人來說,維護和平需要朝著謹慎與克制的方向,做策略性的調整與重新定位,重新致力於與台北和北京的工作層面上的外交關係,並遠離螺旋式加劇彼此敵對、無法維護美國或台灣安全的政治表演。

愛我們的仇敵

在神學院讀書那段時間和其後一段時間,我是一間門諾會(Mennonite)教會的成員(即便今日在不同教會聚會)。跟其他重洗派(Anabaptist)一樣,門諾會相信基督徒應該認真且照字面意義去理解和遵行耶穌要我們「愛我們的仇敵」的教導(太五43~48)。

我們也相信「仇敵」的範疇不但包括煩人的家庭成員,或者政治上的競爭者,也包括國家意義上的敵人—那些會給我們帶來真正傷害的敵人。我們相信(我至今仍然相信)耶穌要我們拒絕暴力,即使這樣的抉擇代價高昂。因為那不是我們自己選擇的,而是耶穌為我們選擇的(羅五8;雅四4)。

比如,十六世紀的荷蘭重洗派基督徒德克.威廉斯(Dirk Willems)拯救那因信仰將其追捕入獄、卻不慎落水的獄卒。最終威廉斯仍被逮捕,被處以極刑。

然而,即使有上帝的幫助,愛仇敵仍是不容易的,因為這不是我們的本性。它不是在我們需要行動時可以簡單下決定的事情。當我們面對仇敵時,當我們處在憤怒、驚恐或痛苦中時,「愛仇敵」需要成為我們本能的反應,而不是行動的選擇。

我們也許會說,有人打我右臉,我可以連左臉也轉過來由他打,我不會還手。但是直到敵人第一個巴掌或拳頭打過來,我們不可能知道我們的反應會是什麼。

我在門諾會的一位老師曾經說,他相信耶穌呼召他遵行非暴力原則,但如果有強盜要來殺害他的妻子或孩子,他不知道他會如何反應。他只能希望並祈禱,他能「像基督一樣」反應。他只能祈求上帝透過使他成聖來預備他,好叫他在暴力的日子來臨時,本能的反應會是「效法他兒子(耶穌)的模樣」(羅八29)。

對居住在富裕且現代化國家的人來說,這樣的暴力攻擊也許永遠不會臨到。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很容易「站著說話不腰疼」,奢談基督徒「愛仇敵」的呼召,和培養和平的本能。作為一名美國中產階級婦女,我的本能也許永遠沒有機會經受檢驗。

如果戰爭臨到台灣

但是在台灣,武力攻擊很可能會臨到。如果台海的緊張關係導向戰爭,台灣的基督徒該如何回應?

我並不預期所有的(甚至大多數的)台灣基督徒會認同我上面所說,關於耶穌要我們「愛仇敵」具體意味著什麼。我明白很多忠信的基督徒對「愛仇敵」命令的解釋,跟我或者其他重洗派基督徒的解釋不同。也許你並不確信耶穌是在呼召我們採取非暴力的行動。如果中共真的入侵台灣,也許你會拿起武器保家衛國,用武力還擊入侵者。

按基督教可敬重的「正義戰爭理論」(Just War Theory),你們的自衛毫無疑問是正義的。而且,即使我相信耶穌要求祂的跟隨者放下武器,如果你到時候沒有放棄武力,身處和平與安全的處境、在八千英里以外舒適地寫文章的我,也很難定罪、指責你。我自己也不知道如果中共軍隊武力威脅我的家人、生命和家園,我會怎麼做。我只能希望並祈禱我的反應能在一定程度上「像基督」。

這也是我對台灣基督徒的期望,和要為他們禱告的。但我首先希望及祈禱戰爭永遠不會發生。即便目前情勢已經非常嚴峻,戰爭也遠非必定爆發。求主憐憫。和平非常不易,但在過去還是維持了很多年。如果上帝允許,我們祈禱和平能持續更久。

邦妮克里斯蒂安Bonnie Kristian)是《今日基督教》(CT)創意與書籍編輯主任

翻譯:Sean Cheng

本文为CT中文與台灣《校園》雜誌合作的文章之一。首發《校園》2023年11/12月號

只有耶稣能滿足羊和狼的飢餓

饑餓的羊也有可能變成狼,我們會是那頭狼嗎?

Christianity Today November 13, 2023
Illustration by Mallory Rentsch / Source Images: Unsplash

在與彼得最後的談話裡,耶稣問彼得是否愛祂。「是的,主啊!」彼得說,「祢知道我愛祢」。耶稣回答:「你餵養我的小羊」(約翰福音 21:15-19)。於是彼得順服耶稣,除了向猶太聽衆忠實地講述耶稣的生平和事工,他還跨越文化界限,向外邦聽衆講述耶稣。教會成為一個跨越種族、語言和地理位置的多元異質群體,並因著這樣的見證不斷成長,餵養每個種族、每個語言的人。

今天的基督徒延續著初代基督徒的任務,努力使耶稣的見證進到每個文化裡,西方教會也不例外。但有時,我們的努力可能超越了適當的界線。當耶稣和祂的教導變成精心設計的充滿屬靈意涵的家具、商品,由大家喜愛的教會名人推銷時,或是當專業設計過的熱門敬拜歌曲主要是讓其製作人獲益,並成為滿是商機的品牌一部分時,我們該問的是,我們成就的究竟是什麼樣的任務?

我們如今為主做見證的方式,也許無形間已把本該獻上給耶稣的轉歸給了自己。我們也許不再餵養基督的羊,而是靠吃羊飽腹。

耶稣知道我們表面上的「委身於祂」可能只是內心掠奪慾望的掩護。祂警告我們:「防備假先知。他們到你們這裡來,外面披著羊皮,裡面卻是殘暴的狼。」(馬太福音 7:15)這是個引人深思的圖像,讓人想起宗教權力如何被人以各種充滿創意的方式濫用:以利的兩個兒子何弗尼和非尼哈收取聖殿裡的食物、在性上犯罪(撒母耳記上2:12-25),教皇烏爾班二世用贖罪券換取人們加入十字軍東征,美南浸信會的領袖選擇自保,寧願犧牲那些被侵害的會友。

對披著羊皮的狼而言,基督教事工很有吸引力,因為他們很容易就能飽食羊群。

我們該如何意識到自己已經變成耶稣告誡祂的聽衆要防範的那種人?藝術家J·科爾(J. Cole)在他 2016 年的單曲「假先知(False Prophets)」裡探討這個問題。歌詞一開始就對他曾喜愛的音樂家大肆吐槽,這些音樂家的天賦為他們帶來名聲,但這些名聲卻助長了他們最具破壞性的惡行。科爾哀歎道,「『自我』掌控著人們的一舉一動,自我是個超級明星,我們無法將目光從他身上移開,因為他已緊緊抓住我們的心。」

對基督徒而言,哪怕僅僅只對過去十年間被曝光的教會醜聞略知一二,我們也能將這段歌詞與許多身陷於其中的人物聯想在一起。可能是馬克·德雷思科(Mark Driscoll)、拉維·撒迦利亞(Ravi Zacharias)、卡爾·倫茨(Carl Lentz)、小傑瑞·法威爾(Jerry Falwell Jr.),或其他許多全國性的或地方性的基督教教派或機構的知名人物。在詩篇145:15中,大衛讚美耶和華是萬民的供應者:「萬民都舉目仰望祢,祢隨時給他們食物」。科爾歌詞裡的假先知卻與大衛的詞反向而行:假先知吸引舉目仰望他們的追隨者後,再把他們吃乾抹淨

有趣的是,科爾的歌詞很快就從指責假先知轉而進入自我反省的模式。他問自己是否也想吃乾抹淨那些崇拜他的人?他認真地思考自己很難擺脫身為一個嘻哈偶像在道德上的模糊性。他自問:「我所做的是出於對音樂的熱愛,還是出於對自己的愛?我想要這些(觀衆)崇拜我嗎?」

在「假先知」歌曲的結尾,柯爾將自己和那些讓私慾摧毀自己和粉絲的音樂家放在同一條線上。他的結論是,沒有人可以免於道德崩壞的可能性。

這又讓我們回到耶稣與彼得的談話裡。初看乍似簡單明瞭的敦促,要彼得照顧好他服事的對象,現在看來卻令人感到不安。為什麽耶稣不止一次告訴彼得要餵養祂的羊,而是三次?為什麽聖經要為後來的教會記錄下這段談話?是不是因為我們也需要被這樣提醒?

也許,耶穌之所以連續三次呼召彼得餵養祂的羊,部分原因是信實的跟隨這一呼召非常困難。澳大利亞學者馬里恩·馬多斯(Marion Maddox)認為,我們之中很少人能免疫於成為屬靈/信仰名人的吸引力,以及推動著它的結構性拉力。即使我們表面上反對成功神學/昌盛福音(prosperity gospel),或認為社交平台是很糟糕的門訓場所,我們也很可能在看著充滿能力的男性牧師和他們極具傳統形象魅力的妻子的圖片,以及流覽他們所住的昂貴住宅影片時,內心希望自己也能擁有這些東西。馬多斯認為,在西方文化裡,基督教名人夫婦的形象已經「取代了耶稣、馬利亞和約瑟等更傳統的形象」。

即使我們厭惡宗教成為一種產業,擁有不同的品牌和形象大使,但這個産業之所以有機會成功,正是因為我們渴望它所銷售的東西——或以它所刻畫的那種方式成功。與科爾一樣,馬多斯認為我們所有人都很難避免成為我們討厭的那種人。上帝呼召我們成為祂的羊,但若遇到合適的機會,我們也可能變成狼。

我們可以理解我們都有道德上的軟弱,知道我們都會受到誘惑,並做出狼一樣的行為。但這並不意味著我們當中那些敗給軟弱的人就不需要負上責任。耶稣對於濫用宗教權力的人尤其嚴厲。祂說:「你們法利賽人有禍了!因為你們喜愛會堂裡的首位,又喜愛人在街市上問你們的安。……你們律法師也有禍了!因為你們把難擔的擔子放在人身上,自己一個指頭卻不肯動。」(路加福音 11:43,46)。耶穌警告我們,為了糾正世世代代不肯悔改的宗教領袖而殉道的眾先知的血,將要算在他們頭上。

然而,耶稣想傳達的主要信息,並不是我們相互吞吃的危險。祂提醒我們要餵養祂的羊並提防野狼,最終目的是要我們明白祂在我們故事中扮演的角色

在耶稣關於羊和披著羊皮的狼的故事中,貫穿故事的核心問題是羊和狼的饑餓。羊需要被餵養,這就是它們的脆弱所在;狼渴求獵食,這就是它們邪惡的能力所在。但耶稣是永活之道,是上帝與我們相交、與人類說話的具體展現,祂終止了我們「無法飽足」的敘事,向我們介紹祂自己——生命的糧(約翰福音 6:22-40)。

耶稣是這樣描述自己的:「我的肉真是可吃的,我的血真是可喝的。」(約翰福音6:55)。在犧牲自己的身體被釘在十字架之前,祂再次重複了這些話(馬太福音26:26-29)。即使是剛出生還不會說話的嬰兒耶稣,也透過躺在為餵養動物而存在的馬槽裡來告訴我們祂的身份。

2023 年春天,在肯塔基州的阿斯伯里大學(Asbury University)由學生自發的校園復興──阿斯伯里大復興的初期,神學院學生麥迪遜·皮爾斯(Madison Pierce)在臉書上發表了一篇廣為流傳的文章,講述他在學校小教堂裡目睹的一切。他寫道:「我覺得有意思的一點是,在這次的復興裡,上帝使用……一群特別強調要謙卑的領袖們,來服事深受宗教濫權傷害的一代人。」

皮爾斯和其他幾人評論此次校園復興運動裡謙卑的氛圍讓他們著迷又欣慰。比利·科佩奇(Billy Coppedge)在為洛桑運動撰寫關於阿斯伯里復興的文章時承認,他「最初的想法之一是,這場復興可能對(學校)非常有利。他們可以從所有這些訪客及媒體的關注中獲得利益。但令人矚目的是,他們自始至終的態度都不是『我們該怎麼讓學校得益於此』,而是,『我們該怎麼做才不會搶了上帝的榮耀?』」

皮爾斯和科佩奇的評論既讓人充滿盼望,也令人深思。科佩奇對在學校裡見到的單純無詭詐深感高興,因為這與他以為會見到的完全相反——他原以為會見到一個準備藉機擴張影響力的宗教機構。皮爾斯則被當中「強調要謙卑的領袖們」所感動,以至於他視這為「上帝與這場復興神聖的同在」的證明,但不是因為這些領袖缺乏領導力,而是因為他太常見到屬靈領袖濫用權力。

這對西方教會有何啓示呢?宗教名人和宗教機構在我們的文化裡無所不在,但我們卻並不總是餵養著上帝托付給我們的人。每一篇讚揚這場校園復興和等謙卑的文章,背後是一群被耶稣所譴責的那種領袖一次又ㄧ次傷害的人們。隱含在這些故事下的潛台詞是沒有牧羊人的羊。

耶稣對彼得的教誨既是個邀請也是個挑戰。耶稣說:「你餵養我的小羊」,但這是一項在此生艱巨的任務。有人能做到這一點而不變成狼嗎?如果我們有自信自己的能力足以勝任這個任務,也許我們應該再想一遍──也許,我們應該想三遍。

Yi Ning Chiu是今日基督教的特約撰稿人,也是Ekstasis的專欄作家。

翻譯:Harry Chou / 校編: Yiting Ts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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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story

屬靈濫權的對立面是教牧關懷

在屬靈虐待醜聞頻傳的時代,初代教會為屬靈領袖樹立正面的榜樣。

Christianity Today November 10, 2023
Illustration by Christianity Today / Source Images: WikiMedia Commons

美國人每年都會購買數百萬本自助類書籍,但我們這些成長於(後)現代世界的孩子並非第一批喜歡這類書籍的人。自助類書籍在古代世界就已盛行。至少從公元前四世紀開始,自助學習軍事相關的手冊就已存在,隨時為人們提供如何選擇最好的戰馬、進行有效的圍攻,或在圍攻中生存的建議。古人還有其他類型的學習手冊,從烹飪到解夢、耕作、演說、友情,甚至如何安度晚年,應有盡有。

但有一種主題異教徒沒有寫過:如何關心他人。我是在研究古代和今天的人們對女性(尤其是母親)的態度時首次注意到這一缺失的。這項研究如今成為我正在進行的新書計畫的一部分,這本書主要研究基督教出現前的異教徒對待生命議題的方式與後基督教時代人們方式的相似之處。

「如何關心他人」的主題在非基督徒的圈子的缺失具有重要意義,教會在最初幾個世紀出現了關於教導人如何牧養和實踐關懷他人等新的文體同樣有重要意義。歷史學家研究文獻裡「存在什麼樣的內容」是正確的,但研究「缺少什麼樣的內容」也同樣具有啟發性,在這個案例中就是如此。在初代基督教領袖開始撰寫關於如何關懷單身女性、窮人、病人和其他弱勢群體等書信、論文和指南書籍之前,這類著作並不存在。

在這些文獻中,我們發現教牧關懷的範圍很廣,不僅包括今日最常見到的靈命關懷和關係上的關懷,也包括對實際需求的關注。因此,這些文獻見證了關懷事工曾扮演的角色——見證了初代教會如何視這些事工為教會領袖健康地使用教牧權柄的基礎。

關於關懷事工的正面評論能鼓勵教會建立更穩健的關懷網路。在這個牧師因濫用教牧權柄引發軒然大波,破壞了許多基督徒對教會領袖的信任的時代,初代教會關懷人們的歷史值得我們回顧。

在新約裡,有不少強調要「反文化而行」,敦促基督徒關懷他人的教導,因此,隨著教會的發展,民間出現相關的書籍指南也就不足為奇了。例如,在使徒行傳2:44-46,我們見到基督徒在新成立的耶路撒冷教會裡討論解決貧窮的問題和人們的需求。

然而,從西元三世紀開始,關於教牧關懷更正式的論文的興起尤其引人注目,因為這可以說是基督徒在羅馬帝國生活最艱難的時期。西元235年,皇帝塞維魯斯·亞歷山大(Severus Alexander)遇刺身亡,開啟了歷史學家所稱的「第三世紀危機」。從那時起直到戴克里先於公元284年掌權,皇帝們接二連三在軍事中興起,掌權,然後再被暗殺。

與此同時,200多年之久的貨幣貶值最終導致通貨膨脹失控。西元250年左右,一場神秘的大瘟疫襲來,流行了整整二十年,造成可怕的死亡人數。歷史學家凱爾·哈珀(Kyle Harper)認為,雖然無法計算整個帝國的死亡人數,但估計這場瘟疫奪走亞歷山大城62%的人口。對基督徒的第一次全帝國範圍的迫害則始於公元251年。

在所有這些危機中,西元三世紀的牧師們服事著那些生活在一個與我們相似的動盪時代中的人們。他們是如何應對的呢?

值得讓人深思的是,當時的講道、論文和書信並沒有顯示出基督徒對積累權力的興趣。他們沒有思考基督徒該如何影響政治領域、政府或經濟,也沒有反擊宗教迫害——畢竟普通老百姓本來就沒什麼機會改變宗教迫害的事實。相反的,這些初代教會的牧師強調基督徒有義務在言語、行為和金錢上愛我們的鄰舍。

一個特別有據可查的例子是迦太基的居普良主教在西元248至258年殉教期間的事工紀錄。在服事初期,居普良寫了《論工作與施捨》,在這篇論文裡,他甚至在聖餐餐桌上把那些沒有採取這種愛心行動的人隔離開來。他認為,這些人的心顯然還沒有歸信於主。

在另一篇論文《論死亡》(原先可能是一篇講道)中,居普良斥責那些在瘟疫期間拒絕照顧病人和垂死者的人。他對瘟疫症狀的描述表明,他對瘟疫的理解來自於他對感染者第一手的觀察。

居普良在這段時期的書信也充滿了關於教牧關懷的勸誡。有一次,他回應了一位牧師關於如何處理一位新歸信者的建議請求。這位新歸信者的工作(演員和表演指導)被當地會眾視為可恥的。(這是羅馬世界最不光彩的職業之一,由於與異教崇拜有關,對基督徒來說更為不光彩)。

居普良的回答並非建議嚴加管教,而是建議照顧他:這位歸信者是否有其他經濟來源?他說,如果沒有,教會就應該照顧他——如果需要的話,甚至可以直接在經濟上支持歸信者本人。

居普良的話不僅信實於主,歷史證據表明,這些話也很有吸引力。基督教在羅馬帝國的人口比例從西元200年不到1%,在一個世紀內增長到近10%的人口。

這種增長速度不僅顯著,坦白而言,有鑑於同時期對基督徒迫害的加劇,這種速度簡直驚人。為什麼即使他們知道歸信基督可能意味著死亡,仍有比以往更多的人加入教會?社會學家羅德尼·斯塔克(Rodney Stark)認為,是教會的關懷工作(包括實際關懷和牧養關懷)吸引了歸信者,並引領至這種爆炸性的增長。良好言行的見證結出豐碩的果實。

同樣的事也能發生在我們身上嗎?如果我是一位生活在未來幾個世紀後的歷史學家,研究21世紀初美國教會的文獻證據,我很可能會有這樣的印象:這個時期的基督徒主要忙於兩件事——忍受屬靈領袖的濫權,以及處理這些濫權的後果。

畢竟,有許多文章報導都在談論這個主題。揭發屬靈濫權的事蹟並致力於防範它再次發生非常重要,不僅僅只因為公義的上帝在乎公義。然而,如果這些討論淹沒了其他許多對話,我們會錯過什麼?現代教會文獻紀錄裡最顯著缺失的話題是什麼?我認為是缺乏關於健康地使用教牧權柄來關懷我們社區的對話。

初代教會的例子提醒我們,如果我們只談論教會必須根除什麼錯誤的事——我們身為基督徒不該成為怎樣的人或不該做什麼事——我們會錯過關於我們被神呼召「成為什麼樣的人」和「做什麼樣的事」的對話。這意味著我們會錯過更好地改變教會文化的機會。

今天,健康的教牧權柄和牧養關懷應該成為我們對話裡以及我們所努力的方向之ㄧ,就像基督教剛萌芽時那樣。我們不能忽視我們話語的力量——牧師們和其他教會領袖所談論及書寫的內容能為地方教會及我們更廣泛的社區帶來改變的重要性。

因此,一方面而言,是的,我們應該譴責「屬靈霸凌的講台」,也應譴責在遇到文化危機時呼籲教會尋求政治權力的那類聲音。但是,再多的揭露(屬靈濫權)及再多與之對抗的努力都是不夠的。我們也需要基督教領袖們在講台上和紙筆上的鼓勵,鼓勵我們在這殘酷的世界裡參與教會「反文化而行」的見證的一部分:在屬靈需求及實際需求上照顧窮人、病人、寡婦、單身母親、孤兒和移民(雅各書1:27)。

在我和先生跨國搬家之前,我們在一間美國長老教會聚會了七年,我親眼目睹了這種鼓勵的效果。在我們剛加入教會的那段時間,牧師決定在教會裡強調收養和寄養家庭是我們教會的重要事工。當時,我們縣內的寄養家庭寥寥無幾,需求遠大於供給。

牧師直言不諱地讓我們知道,對地方社區的關懷是教會的首要任務,而這在會眾之間產生了重大影響。教會裡加入收養和寄養家庭的數量不斷增加。另一個新的事工建立了全年性的「膳食列車」和其他支援結構,以共同幫助這些寄養家庭。教會也因此更多認識到我們所處的社區的其他需求,從而帶來更多的事工機會。由於我們牧師重視牧養和實際的關懷,我們教會的整體文化特色發生了改變。

居普良主教的事工記錄提醒了我們,充滿關懷的言語和實際行動能為地方教會帶來改變。初代教會的基督徒並沒有比我們更不容易犯罪,也沒有比我們更不容易有屬靈軟弱和疲乏。但是,他們的領袖透過講道、寫作和以身作則的關懷人們,把羊群引向耶穌,從而改變他們社區整體的文化。同樣的事也能發生在今天。

納迪亞·威廉斯(Nadya Williams)是《Cultural Christians in the Early Church》(即將於202311月出版)的作者。她的下一本書《Priceless》已與 IVP Academic簽訂合約。她是《Current》雜誌的書評編輯,同時也負責《The Arena》部落格的編輯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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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個福音派聯盟呼籲加薩停火,譴責哈馬斯

來自地方及全球的福音團體對於尋求「公義的和平」的呼籲比人道主義的呼籲更深入。

圖為不久前遭砲擊的加薩聖波菲里希臘東正教會

圖為不久前遭砲擊的加薩聖波菲里希臘東正教會

Christianity Today November 6, 2023
Anadolu Agency / Contributor / Getty

於以色列-哈馬斯戰爭造成的附帶損害,加薩平民傷亡人數不斷增加,16個當地福音派聯盟和團契呼籲立即實行人道主義停火。

但他們於11月1日發表的哀悼、悔改和譴責聲明的目的不僅僅關於停火。

「我們呼籲教會和有信仰的人們更加努力追求在此建立公義的和平,促進我們這裡的恢復性公義(restorative justice),並在這樣做的同時展現同理心和謙卑,」該聲明表示。「只有打破暴力的循環,讓犯罪者和受害者擺脫復仇的罪惡慾望,才可能實現和平。」

世界福音派聯盟(WEA)在中東、亞洲和拉丁美洲的地區協會簽署了此份聲明,其中包括來自阿爾及利亞、埃及、衣索比亞、印度、伊拉克、約旦、肯亞、庫德斯坦、尼泊爾、卡達、南非和斯里蘭卡的機構,以及歐洲的一個阿拉伯語聯盟。

聲明裡承認他們對地緣政治的複雜性和上帝末世論的理解並「不全面」,對悲慘的生命損失表示遺憾,為在使人和睦的努力上不足夠表示懺悔,並譴責國際社會未能「確保(大家)尊重」國際人道主義法。

對於其他基督教機構關於戰爭的聲明被大眾指責不夠足的部分,這份由WEA(世界福音聯盟)在印拉丁美洲的分支所發布的聯合聲明內容則更加明確。

WEA譴責一切形式的反猶太主義,呼籲哈馬斯釋放所有人質,並斥責「大屠殺以來單日殺害猶太平民人數最多的一次」的行為是「可悲和卑鄙的」。

但它也指出,「以色列在追捕哈馬斯的過程中造成了更多平民死亡,」並將暴力事件歸咎於在「長達數十年」的衝突裡,「如果不能確保聖地所有人得到公義、平等和繁榮,沒有任何民族能得到安全感。」

許多人認為,這份聲明補足了其他份聲明裡的不足。

印度福音團契秘書長維賈耶什·拉爾(Vijayesh Lal)說:「我們加入這份生命,是為了讓人們關注全球福音派團體內部的不同觀點。我們主要是為了讓人們有更全面性的理解,同時也是為了促進和平。除了常被人貼上『福音派立場』標籤的觀點外,還需要提出其他不同的觀點。」

南非福音派團體則表示,他們不想重蹈覆轍。

南非福音派聯盟秘書長莫斯·恩特拉(Moss Nthla)說:「在種族隔離政府最猖獗的時候,福音派在世界上的聲音基本上是不存在的,或者充其量是在我們的苦難面前尋求一種中立的姿態。我們認為,在以色列對加薩發動的戰爭裡也有類似的情況。」

肯亞要求明確譴責針對以色列公民的暴行。同時,肯亞指出巴勒斯坦人的死亡人數更高,因為哈馬斯「完美的」利用平民人肉盾牌。兒福音派同胞也是加薩受難者的一員,肯亞呼籲所有人都要有「人道主義的心態」。

「我們向各國基督徒大聲疾呼:不要忽視受難平民的困境,這是我們身為基督徒的責任。」肯亞福音派聯盟秘書長納爾遜·馬坎達(Nelson Makanda)說。

近期國際社會也發出一系列停止戰鬥的呼籲。

「停火,停火。兄弟姊妹們,停下來!」教宗方濟各。「戰爭永遠是失敗的選項,永遠如此。」

普世教會協會(WCC)和中東和平教會協會(CMEP)也呼籲停火。然而,英國聖公會內部對其使用的措詞存在分歧。

在以色列空襲聖波菲留斯東正教教堂造成人員死亡後,坎特伯雷大主教賈斯汀·韋爾比(Justin Welby)與耶路撒冷基督信仰協會(PHCJ)領袖共同呼籲立即實行人道主義停火。

神職人員引用馬太福音25:35節:「我餓了,你們給我吃」,堅持向包括其自身機構在內的救援組織提供重要物資。

協會表示,「即使面對軍方不斷要求我們撤離慈善機構和禮拜場所的聲音,我們也不會放棄基督教的使命。」

然而,韋爾比領導的英格蘭教會發表了一份略有不同的聲明

他們引用以賽亞書2:4——他們也不再學習戰事——肯定以色列有自衛的權力,同時呼籲立即實行人道主義:「暫停」戰火。

在國際外交中,語意措詞是很重要的,對於應採取什麼樣措辭的討論已使得聯合國分裂。在由15個成員國組成的安全理事會四次否決(一次是美國的否決,一次是俄羅斯和中國的否決)失敗後,聯合國大會透過一項非約束性的呼籲,要求立即實現「即時、持久且持續的人道停戰。」該聲明以120票贊成、14票反對通過。

45票棄權票裡包含英國。加拿大提出的譴責哈馬斯的修正聲明則被否決。美國投下反對票,支持「暫停」戰火,但表示在「此時」停止戰火並不合適。

以色列對哈馬斯沒有受到譴責提出尖銳的批評。

以色列駐聯合國大使 :「為什麼你們僅僅關注加薩人的人道需求?」

家庭研究委員會(Family Research Council)主席托尼·珀金斯(Tony Perkins)指出,聯合國的決議是在以色列準備開始地面行動時通過的。

:「『進入加薩』引起聯合國和世界各地同情巴勒斯坦人的反彈。」

菲洛斯計畫(The Philos Project)指出,停火是「錯誤的解決方案」。

菲洛斯計畫援引《哈馬斯憲章》第13條,指出:「你不可能與一個在其原則上就拒絕和平的一方進行和平談判。」無論如何,哈馬斯將持續這個暴力循環:攻擊以色列、以色列自衛反擊、巴勒斯坦人死亡、全世界指責以色列。消滅哈馬斯才是實現兩國解決方案的唯一途徑,停火只會使流血永久化。

哈馬斯也承認這一點。

哈馬斯政治局成員加齊·哈馬德(Ghazi Hamad)表示:「阿克薩洪水(此次突擊以色列的計畫)只會是第一次,還會有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因為我們有決心、有毅力且有能力戰鬥。「我們需要付出代價嗎?是的,我們已經做好付出代價的準備。」

以色列總理班傑明·納坦雅胡和其他人一樣引用經文。

「『爭戰有時,和好有時,』。現在是戰爭的時候——為我們共同的未來而戰,」他引用傳道書3:8。「現在是每個人決定自己立場的時候了。」

WEA的聯合聲明中唯一直接引用的經文是關於一位迷途的先知。

聲明指出:「在為中東禱告時,我們謙卑地尋求上帝的指引,這樣我們才不會像約拿一樣變得麻木不仁,脫離上帝預備使萬民與祂和好的計劃。」

中東和北非福音派聯盟秘書長傑克·薩拉(Jack Sara)說,和好的推動力來自阿拉伯世界之外,由南非和肯亞的聯盟領導。他說,這些聯盟希望在全球觀眾面前「洗清他們的名譽和見證」。

但他們也希望得到全球的認可。

為了在WEA內部達成共識,薩拉說,WEA的官方支持取決於其旗下以色列聯盟的同意。

WEA全球宣傳總監珍妮特·白金漢(Janet Epp Buckingham)說:「WEA一直努力與以色列地區的福音派聯盟合作,爭取在我們發表最初的聲明後也能在聯合聲明裡達成共識,但事實證明這非常有挑戰性。」

以色列福音派聯盟(Evangelical Alliance of Israel)秘書長丹尼·柯普(Danny Kopp)說,WEA的共同聲明裡有「很多地方值得贊同」。但他不能簽名。

他說:「我全心全意地同意,我們首先要成為使人和睦的人,這份聯合聲明將傳遞強而有力的信息。但是,這份聲明的簽署人所說的『和睦』究竟是什麼意思呢?」

他引用了耶利米書6:14——「他們輕輕忽忽地醫治我百姓的損傷,說『平安了!平安了!』,其實沒有平安。」

柯普批評這份聯合聲明裡的三個部分。

首先,這份聯合聲明不允許以色列進行自衛。第二,它將哈馬斯用作人盾的平民的死亡歸咎於以色列。第三,聲明裡要求以色列對其在戰爭裡無法避免的過高傷亡率負責。

他說,以色列並沒有「全面授權」軍方去殺人,但他們有義務使用「武力」。如果聯合聲明裡能澄清這些差異,他們才會願意簽名。

柯普說:「然而,目前這份聲明與追求和平背道而馳。這是和平主義者直接對大規模屠殺的投降,既不道德,也不符合基督教精神。」

無論如何解釋,傷亡人數仍在上升。

聯合國巴勒斯坦難民機構指出,立即實現人道主義停火現在是「生死攸關的問題」。有近150萬人流離失所,三分之一的醫院無法運轉。由於缺乏燃料,南部地帶的水井和海水淡化廠幾乎完全停工。該機構負責人菲利普·拉扎里尼(Philippe Lazzarini)指責以色列對加薩人民施予「集體懲罰」,並表示允許進入加薩的「少數車隊」無法緩解200萬人的需求。

國際明愛機構(Caritas)、基督教援助會基督教門諾會樂施會(Oxfam)等人道組織都支持停火。世界展望會「敦促所有各方緊急確保提供基本援助」,而撒瑪利亞救援會則表示「目前人道援助無法進入加薩」,但他們已準備好「隨時提供幫助」,並向以色列當局提供援助。

然而,無論這兩個國家需要多少援助,福音聯盟的聯合聲明也將讀者的注意力轉向全球其他地方的問題。聲明特別提到了蘇丹、亞塞拜然-亞美尼亞、葉門、烏克蘭-俄羅斯和緬甸的武裝鬥爭及其後果。

聲明呼籲為「和平、公義、醫治及和解」禱告。

拉爾說:「軍事升級和轟炸平民永遠無法促進和平。只有在墓地才有和平,但這是我們該走的方向嗎?」

這位印度福音派領袖說,實現和平很難,由於歷史上各種複雜的因素,對ㄧ些人群來說更難。但這份聯合聲明試圖「超越」常見的僅僅關注中東和西方觀點的做法,尋求一種包含文化和地區之間差異的反思。

拉爾說:「來自非洲和亞洲的福音派人士表明,他們理解這場衝突,並且並有能力以同理心的方式追求和平。我認為這是非常有價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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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功:是一種運動還是通往靈界的大門?

來自中國、香港、馬來西亞和新加坡的基督教領袖對這一古老的中國修練方式(包括太極拳)及其對人體和靈性層面的意義進行探討。

圖為氣功練習

圖為氣功練習

Christianity Today November 6, 2023
Francois Guillot / Staff / Getty

根據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對中國宗教研究,氣功開始於1980年代在中國普及,練習氣功的人口一度超過6000萬人。

今日,練習氣功的人口遍布世界各地,包括美國、加拿大、歐洲和韓國。

氣功結合了冥想和呼吸練習,伴隨著一系列慢悠悠的動作或靜態姿勢。在漢字裡,「氣」意指能量或生命力,「功」則是修練某項技能。

皮尤的研究人員表示,中國官員和科學家推崇氣功對健康的益處,認為它不是一種宗教或迷信,而是「珍貴的科學遺產」。

然而,氣功並非沒有宗教意義,它深受佛教和道教的影響,中國前氣功大師小光(化名)曾是一名氣功大師,歸信基督教後寫了一本(1998年首次以簡體中文出版)鑽研氣功在文化、社會和屬靈層面的源頭。

他寫道,舉例而言,佛教的氣功練習者能夠藉此達到無欲無求的境界,而道教氣功練習者的目標是達到悟道的最高境界,從而永生不死。

氣功通常也被認為是一種傳統中醫,因為它被用來增進醫療的過程。氣功也是太極拳和其他類型武術的基礎,練習者通常會接受訓練,專注在特定肌肉中形成「氣」,以增強力量和抵抗力。

然而,儘管氣功多年來廣受歡迎,它也未能免於爭議。1999年被中國政府取締的法輪功運動就是源自其創始人李洪志練習氣功時的經驗。該運動也被視為一種邪教,因為李洪志將自己打造成比耶穌和佛陀更高的神靈。

《今日基督教》採訪一位牧師兼作家,以及來自中國、香港、馬來西亞和新加坡的基督教學者,探討基督徒「是否可以練習氣功」、「是否有對氣功普遍存在的誤解」,以及「聖經對氣功的看法」。(以下學者們的回應由「否」到「是」排列。)

小光,《衝破靈界的黑暗–氣功揭秘》一書的作者,來自中國伊犁

不行,基督徒絕對不能練習氣功。氣功是一種超自然的邪靈力量,邪靈透過氣功逐漸控制和損害練習者的心思和靈魂。

我成為基督徒後就徹底放棄練習氣功。但是,我花了很多年才擺脫練習氣功的十年間,邪靈對我造成的影響和控制。這是一場詛咒和惡夢,對我的身體、心理和靈命都造成影響。

因為冬天在戶外打坐數個小時,我得了嚴重的風濕病。我變得易怒,後來還患上憂鬱症,有了自殺的念頭。在晚間,我經常被不知名的無形惡魔力量干擾,無法安然入睡。我的靈魂和內心經常感到沉重和冰冷。

有些人認為氣功只是一種鍛鍊身體和精神的方式,對健康有益,就像練瑜珈那樣。 這是一種誤解,因為這忽略了這些練習背後黑暗的屬靈層面。靈界是非常複雜的,並不是每一種力量都能為你帶來好處,它們可能會誤導你,甚至故意傷害你。雖然不是每個練氣功的人都會有這種經歷,但從基督徒的角度來看,我仍然認為這是種屬靈上的淫亂。

上帝在申命記18:9-13裡譴責這類練習。祂警告那些從事獻祭人命、占卜、巫術、魔法、靈媒、或諮詢死人的人,並說這樣的人是「耶和華所憎惡的」。

據我所知,中國和世界其他地方許多華人教會透過我的書了解到,練習氣功是危險的,是對基督信仰的冒犯。我的書的簡體中文第一版由北京一間家庭教會的地下出版商出版,繁體中文版在1999年至2003年間再版了六次。許多曾練習氣功的人都放棄了氣功,並警告其他基督徒不要這樣做。

Jason Lim,馬來西亞聖經神學院院長

身為華人基督教領袖,我不會建議人練習氣功,因為這是基於中國古老異教的練習。有些人練習氣功純粹是為了鍛鍊身體,但其風險來自於每個動作背後的象徵意義,它們象徵著從宇宙中吸收氣,並讓這種能量居住在你身上的儀式。這不是我們基督徒所相信或鼓勵的,因為這會在不知不覺中打開通往黑暗靈界的大門。

關於氣功,有兩個誤解需要澄清。首先,氣功並非什麼新穎、無害的流行。近年來,氣功的盛行讓它出現在基督徒視線中,但這是一種古老的中國習俗,可以追溯至公元600年,伴隨著當時異教習俗的發展而演變。其次,氣功不僅僅只是一項身心健康運動計劃。多數人忽略了氣功第三個組成部分:靈魂。忽視氣功練習具有屬靈層面並不會使它消失,只會使人忽視其影響而已。

我自己不會練習氣功,因為它的風險遠大於好處。我認識一些人,他們在打坐時遇到邪惡的靈體,並遭遇金錢上的麻煩,或經歷到心理健康的掙扎。這些見證足以讓我對氣功不感興趣。

因為這些風險,我們教會的人基本上不會練習氣功。我們通常在中文敬拜讚美歌的陪襯下運動,這是練習氣功外更安全的選擇。少數仍在練習氣功的華人基督徒通常會使用世俗化的氣功版本,他們教派的領袖對此十分謹慎。

基督徒是否能練習氣功是個人良心的問題。為了安全地練習氣功而排除掉它裡面的宗教因素,需要大量的信心,而不僅僅是自信而已。我們需要優先遵守屬神的教導,而不是屬世的價值和做法。正如提摩太前書4:8所說:「操練身體益處還少,唯獨敬虔,凡事都有益處,因有今生和來生的應許。」哥林多前書10:23也說:「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處;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如果練氣功會成為其他基督徒的絆腳石,我們就該不惜一切代價避免這樣的事!

Jacob Chengwei Feng,牛津跨信仰論壇研究員,來自中國泰安,現居美國紐澤西州普林斯頓

在我看來,基督徒可以練習氣功,只要他們練習氣功時不放空自己的心。

最早把福音帶到中國的基督徒是東方教會的宣教士。他們在傳播基督教的「聖靈」概念時,將聖靈類比於中國人的「氣」的概念,形容聖靈為一種「氣」。

有些「氣」對人是有害的,會對人的身體和生理造成傷害。同樣,並不是所有的靈都是善良的,邪靈也會找機會進入人的身體。馬太福音12:43-45說,不潔淨的靈一直在尋找安息的地方,直到找到某個人,就像找到一間無人居住的房子那樣。 因此,基督徒在練習氣功時要小心這些邪靈。需要人們放空思想的練習尤其危險,因為邪靈可能會進入他們的思想。

在中國,多數基督徒並不一定會意識到氣功的某些做法背後所隱藏的潛在危險。多數人會認為氣功是一種有助於促進健康的體能訓練。

我沒有練過氣功,但我年輕時,還是個無神論者時,「氣功熱」正席捲全國。我當時很好奇,於是我拿到一本教人練習氣功的書。它最初的指導之一是放空心靈。沒多久,我就出現了不正常的腹瀉,這中斷了我對這本書的閱讀。現在回想起來,我意識到是上帝在保護我遠離邪靈。

人們對氣功最常見的誤解是它能促進身體健康,而他們並沒有意識到某些倒空心靈的練習會帶來靈界層次上的危險。對這方面有類似疑問的人,我建議讀聖經,如羅馬書10:9-13,裡面顯示,基督渴望透過呼求上帝的名,用聖靈充滿祂的子民。

Pak-Wah Lai,新加坡聖經神學研究院院長

廣義而言,我認為氣功大致可分為四種類型。第一類是練功,即身體的動作、呼吸和注意力互相協調。通常在中國武術及「八段錦」或太極拳中有類似的練習。

第二種包括靜止的站立姿勢,可改善血液循環和整體體質。在中國武術中,它能讓人建立強大的基礎和核心肌群。在馬步中,你採取半坐的姿勢,膝蓋微微彎曲,雙臂伸直與胸平,就像成龍有時在電影中展示的那樣。

第三種是帶入冥想的姿勢,旨在讓人安靜下來,專注於呼吸。第四種則是冥想,讓練功者能進入靈界領域。

我曾使用氣功的第一類和第二類練習來改善我的體質,使我的肌肉變得柔軟。第三類氣功與基督教修道士的修練方法相似,如「誦經」或「耶穌禱文」。第四類則是基督教不可接受的,因為有些人會進入深度冥想狀態,而在這種狀態下,他們能感知到靈界並與裡面的靈溝通。

聖經裡沒有討論或規範氣功第一至第三類的治療練習方式。但它們與古希臘羅馬的希波克拉底醫學有相似之處,在希波克拉底醫學中,醫生除了開藥外,還會開沐浴、按摩和運動的處方。

受西方教育的基督徒通常會認為這些都是負面的屬靈練習,基督徒不應該參與。還有一些人因為氣功與道教有關而拒絕氣功,因為氣功經常使用陰陽、氣、虛實等中文術語。這是不公平的,因為這類隱喻概念在華人文化裡很普遍,無論是在圍棋、書法,甚至是軍事戰略中。

那麼,我們該如何看待練習氣功的問題呢?我們要辨別的是,某種特定的練習是單純的體能鍛鍊,或是真有涉及靈界,如召喚神靈或某種靈的力量。如果只是體能鍛鍊,我們應該能透過實證科學來確定其益處。例如,哈佛醫學院2021年的一項研究發現,太極拳與有氧運動和肌力訓練一樣有益健康,例如能減輕體重和降低膽固醇。

Seth Kim,香港Harvest Mission Community Church主任牧師

如果一個人練習與氣功有關的各種形式的運動或冥想,但他們的注意力集中在基督身上,他們的冥想和禱告也是委身於基督,我認為這是可以的。

我本身沒有練氣功,但我在安息日會花時間放慢速度、呼吸並默想聖經。我們教會根據腓立比書4:6-8提出了「4-6-8呼吸法」,其中提到不要為任何事憂慮,要讓神的平安保守我們的心懷意念,同時還要默想神的真理、應許和祂的品格。

練習時,只需緩慢吸氣4秒鐘,屏住呼吸6秒鐘,然後緩慢呼氣8秒鐘。我們建議至少做三次。在吸氣時,我們聆聽上帝的應許,或思考上帝本質的一個屬性。呼氣時,我們向神悔改並謙卑地順服,釋放我們的憂慮和焦慮。這樣的練習已改變一些人的生活,他們可以在焦慮發作時練習這種呼吸技巧。

香港的基督徒往往認為氣功等某些練習是世俗或屬世的,因此這類練習並不受歡迎。我好奇氣功是否能被「救贖」,也就是讓我們認識到氣功對身心健康的益處,也了解氣功與中國各種哲學間的聯繫,但同時讓聖經引導我們練習的過程。

我不知道這是否是個與羅馬書第14章的教導有關的問題,使徒保羅在這裡說,做與不做某件事是良心的問題,但我們需要對基督教有更全面的認識。我們不能只關注屬靈層面,而沒認識到我們的身體和思想確實會相互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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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辨識上帝是否正在「對我說話」?

所有「預言性的話語」皆需經得起聖經的審視。

Christianity Today November 2, 2023
Illustration by Mallory Rentsch / Source Images: WikiMedia Commons

在基督徒圈子裡,每當涉及個人人生選擇或職業選擇時,聲稱是「上帝的帶領」的說法總是很常見。但在過去幾年,有幾位備受矚目的基督教領袖因在預測總統大選結果以及選擇轉換教派時宣稱自己「聽到上帝的聲音」而成為新聞焦點。

在美國,有哪個牧師沒有或多或少地曾聽到教會成員做某件事是因為「上帝帶領」他或她?對多數教會領袖來說,這句話往往直接結束了對話的可能性。畢竟,如果全能的上帝——宇宙的創造者及主宰——說話了,我們有什麼資格反對呢?

事實是,上帝今日確實依然會說話。祂透過話語創造整個宇宙。「耶和華如是說」是以色列先知們反覆叼唸的一句話。以色列的上帝與古代世界其他所有神明的區別在於,祂能說話,而偶像不能(詩篇115:4-5)。在整本聖經裡,每當上帝停止不再說話時,便是祂的審判的一個徵兆(撒母耳記上3:1)。

與自然神論(Deism)裡的上帝不同,聖經裡的上帝親自參與人間事務,帶領祂的教會,照顧祂的兒女。祂帶領人們的一個主要方式便是說話。我們的工作就是學會辨識祂的聲音,好好的聆聽祂的話,有智慧地思想如何順服祂的話。

但是,我們這些教會領袖常常不知道如何在這個層面監督及教導我們的會眾。換句話說,我們該如何評估一句話是否真的是從上帝而來,以及當上帝似乎對我們自己或我們關懷的人說話時,我們該有什麼樣的審核標準?

我真切的知道上帝依然會對我們說話。上帝的一句話曾經劇烈地改變我的生命。

那時我已經結婚了,有了年幼的孩子,在我們的小教會裡擔任長老,並在我夢想的工作崗位上蓬勃發展:我在俄亥俄州州立大學(OSU)的MBA課程裡教授法律。但在我18歲信主後,我一直覺得自己被全職事奉所吸引,只是一直不確定上帝是否在呼召我。一位朋友向我提出挑戰,要我向主求一個徵兆。他說:「牧師們總是把基甸像皮球那樣踢來踢去,但上帝回應了基甸的請求。」

因此,在參加英國葡萄園的特會事工團隊時,我決定求上帝給我一個徵兆。我沒有給上帝任何具體的要求,只求祂在我三天後打電話回家之前對我說話。第一天,什麼都沒發生。第二天,仍然什麼事都沒發生。

第三天,大會主講人約翰·溫伯(John Wimber)在晚間聚會開始時說:「在座有些人正在為全職事奉禱告。到了最後ㄧ刻,你就會知道是主在說話!」當溫伯開始列舉一長串與我和我的處境特別貼切的事時,我開始緊緊抓住自己的座位。

然後,事工團隊的一位成員分享了他做的一個關於我的夢,另一個人也跟著說了一句預言性的話——所有這一切就是句響亮的「是的!我呼召了你」來回應我關於全職事奉的疑惑。

當我把我的經歷告訴我們教會的長老們時,他們一致地肯定了我的經驗。我並不知道,他們深信我將離開俄亥俄州州立大學,並成為我們教會第一位主任牧師已經有一段時間了。他們只是在等待上帝對我說話。

上帝也清楚地對我的妻子說一樣的話,於是我們決定跨出巨大的信心步伐。我辭去俄亥俄州州立大學終身教授的職位,開始全職事奉。在接下來的35多年裡,我牧養並帶領著我們的「小」教會——它成為後來的哥倫布市葡萄園教會(Vineyard Columbus)。

上帝說話的方式具有無限的創意性。祂透過大自然說話。祂透過夜晚的夢境和白天的異象說話。祂透過圖像和印象說話。祂透過先知性的言語和行動說話。祂透過我們的良知、教會講道、智慧的建言、我們的處境和經驗說話;祂透過教會的歷史、我們閱讀的書籍以及我們的思想和情感說話。

然而,祂透過聖經(上帝書寫的話語)和耶穌(上帝道成肉身的話語)所說的話是最清楚、最無懈可擊的話。

問題在於,很不幸的,我們很可能會完全弄錯上帝是否真的對我們說了話,以及祂所說的內容。使徒保羅提醒我們,在這個時代,「我們現在所知道的有限,先知所講的也有限;⋯⋯我們如今彷彿對著鏡子觀看,模糊不清,」(哥林多前書13:9, 12)。

舉例來說,我們現今片面的知識、不完美的預言和聆聽上的困難導致一些真誠的基督徒錯誤地相信上帝已準確地告訴他們耶穌何時會再來、上帝將在某個時間和地點帶來復興,或上帝希望某個特定的候選人當選總統。

因此,每當基督徒要求得到上帝的引導時,我們必須同時接受人類充滿限制性的現實。當我們尋求正確地辨識來自上帝的話語時,我們必須在張力中堅持真理——既歡迎上帝今天仍然對我們說話的可能性,同時承認我們並不總是能聽得很清楚。正如保羅所說,我們既不應輕視預言,也不應天真的在沒有先檢驗預言是否來自上帝時就接受它們(帖撒羅尼迦前書5:19-22)。

約翰一書4:1告訴我們,當有人聲稱自己「有從上帝而來的話」時,不要全然相信,而要「試驗那些靈是出於神的不是」。那麼,我們該如何識別某個人的言行是否是出於上帝的帶領呢?以下是我多年來學習到的一些根基於聖經教導的識別原則:

1. 上帝書寫的話語(聖經)是我們判斷任何預言或聲稱上帝帶領的話語的標準。例如,任何與上帝成文的啟示(聖經)互相矛盾的話,也就是,任何人口裡聲稱的「上帝說的話」若不符合聖經裡關於真理的定義、何謂道德的行為,或上帝曾親自闡明的旨意,都必須予以拒絕。(例如,若有人明確預言世界末日的日期,就違背耶穌在馬太福音24章說的話,以及彼得後書3章)

2. 道成肉身的耶穌也是我們判斷任何預言或聲稱上帝帶領之言的標準。那些會操縱他人、追逐私利、傷害他人或與耶穌的生命樣式不一致的話語都是可疑的。耶穌充滿智慧、仁慈、溫柔、真理、恩典和忍耐,因此,所有不反映耶穌品格的話語或聲稱的「上帝的帶領」都應該被拒絕。(例如,已婚傳道人告訴你,和他發生親密關係是神的心意。)

3. 謙卑。任何提出預言性話語或聲稱有上帝帶領的人都應該謙卑。例如,與其自信地斷言「耶和華如是說」或「上帝在帶領我」,不如誠實地說(因為我們人類充滿盲點):「我認為上帝可能在說」或「我感覺上帝可能在帶領我⋯⋯」。

4. 來自基督徒群體的共同識別是防止我們在聆聽和應用上帝的話語時出現錯誤的重要防護罩。基督的心意不是少數菁英(如牧師及其核心圈)的私有財產。保羅提醒整個哥林多教會,「我們是有基督的心了」(哥林多前書2:16)——換句話說,不只你,別人也能明白基督的心意。

我經常問訂婚情侶的一個問題是:「在你認識的人之中,在你的家人之中,在你的朋友之中,或在教會領袖層中,有沒有人對你們即將到來的婚姻表示過保留意見或任何的擔憂?」我想知道這對新人是否願意聽取周遭人的意見,或是封閉自己,獨立自主地行事。

5. 信息透明度是真實的預言或上帝的帶領的另一個標記。秘密發表的言論及所做的決定總是十分可疑的。別人的眼睛和耳朵以及他們的客觀性、敏感度是種防護機制。我們很容易說服(欺騙)自己,相信在「這種特殊情況」下,因為人們無法理解我們,或因為解釋起來太花時間,所以我們不能讓別人知道(細節)。神秘兮兮的態度是出大錯的重要跡象,上帝的話語永遠經得起陽光之下的審視!

6. 問責機制(Accountability的存在。對任何預言、神的帶領或做出重大抉擇之前,是否有問責機制都很關鍵。宣稱「上帝帶領我⋯⋯」的那位牧師或領袖是否有他之外的人對他的行動有任何有意義的檢視?董事會或領袖團隊是否被賦予問責那位牧師/領袖的權力,還是他們只負責蓋章同意他?那位領袖是否持開放的態度,願意接受他人的質疑?那位領袖是否曾經承認自己的錯誤,即他所認為的神的聲音實際上根本不是神在說話?對於合理的疑問,那位領袖是否給予正面的回應,還是逃避問題,聲稱「上帝已經說話了,你有什麼資格反對?」

每當涉及金錢、權力和/或地位時,問責機制尤其重要。如果聲稱「上帝帶領我」的那個人從這種「帶領」中獲益,那麼,基於對人性的認識,我們必須提出尖銳的疑問。如果上帝的話語使某個人必須有所犧牲或甚至得背起他的十字架,我對他的信任會遠超過如果「上帝的話」為他帶來的是更多好處及經濟利益。

誠然,「上帝帶領我⋯⋯」這樣的短語有時會附夾在愚蠢的想法和自私的慾望裡。但在現今的時代,也許人們更容易疑神疑鬼,斷然否定上帝今天仍會在祂的文字之外向人們說話的說法。

但就像基甸的羊毛,以及我自己進入全職事奉的故事一樣,有時我們需要上帝及時的話語、提點或提醒。就像耶穌說的:「人活著不是單靠食物,乃是靠神口裡所出的一切(馬太福音4:4)」。

里奇·內森(Rich Nathan)是俄亥俄州哥倫布市一間多元文化教會,哥倫布市葡萄園教會(Vineyard Columbus)的創始牧師,他擔任該教會的主任牧師長達34年,並著有三本書:《Empowered Evangelicals》、《Who Is My Enemy?》和《Both-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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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s

中西聯手,全球協力——中文聖經翻譯歷史上的國際合作

教會歷史學者追敘當初西方宣教士和華人基督徒學者如何協力合作翻譯聖經,最終以在多元中合一的精神達至《和合本》的完成。

丁韙良(中)與中國合作者

丁韙良(中)與中國合作者

Christianity Today November 1, 2023
WikiMedia Commons

有位作者說過,《和合本》聖經在很多基督徒的心目中,「是唯一的中文聖經,大家都叫它『中文聖經』,而不用《和合本》這名稱」。另一位則稱讚《和合本》「集合了一百年來譯經的精華」,是「無數中西學者的心血結晶,其中許多字詞是由馬禮遜的翻譯而來的……」。近年雖然出現了多個不同的高質素中文譯本,《和合本》也進行過大小修訂,但新教中文聖經翻譯的早年歷史,的確清楚見證著這個「中西聯手,全球協力」的特點,奠定了日後不同中譯本的基礎。

《巴設譯本》與第一代翻譯本

馬禮遜(Robert Morrison)在1807年抵達廣州時,中國仍在實施「一口通商」制度,羊城是洋商唯一可以使用的港口,對外國人在經商期間於中國的活動也有諸多限制。在馬禮遜邊學習邊翻譯的日子中,經由他和他在倫敦的中文老師容三德所抄錄的《大英博物館抄本》,是他最重要的學習和參考資料。這個新約聖經中譯本的抄本,後來被證實為巴黎外方傳教會法國傳教士巴設(Jean Bassett,又譯白日昇)與中國信徒徐若翰早年在四川翻譯的。由於巴設在1707年去世,所以只翻譯到《希伯來書》第1章便停下來,未能完成整部新約。

這份抄本大大影響了馬禮遜的翻譯,一大原因是,當時在印度東北部的丹麥管治港口塞蘭坡(Serampore),也有另一班新教徒在嘗試以中文翻譯聖經,這造成雙方競爭的局面。

塞蘭坡的宣教中心由浸信會傳教士威廉克里(William Carey)創辦,在印度當地有很大貢獻。除宣教之外,他們還負擔起扶貧、教育,和把聖經翻譯成多種印度語言及印刷聖經的工作。在偶然的情況下,他們認識了一位懂中文的亞美尼亞人拉撒(Joannes Lassar,原名Hovhannes Ghazarian),於是擴展出中文聖經翻譯的事工。拉撒也算是「一口通商」制度下產生的人物:他父親是商人,早期帶同家人到中國經商。但由於當時廣州十三行只容許洋商以及與商務有關的人員居留(例如翻譯員,這也是馬禮遜為了留在中國而需兼任的職務),拉撒的父親要把他留在澳門生活,並為他聘請了華人的中文老師。後來拉撒自己經商失敗,到了印度生活,輾轉被塞蘭坡的信徒邀請教授中文,並開始和浸信會傳教士馬殊曼(Joshua Marshman)翻譯中文聖經。

馬禮遜WikiMedia Commons
馬禮遜

當馬禮遜還處於聖經翻譯工作的起步,拉撒和馬殊曼已於1811年印行了《馬太福音》和《馬可福音》的中譯本。馬禮遜在極大的競爭壓力下,希望加快翻譯速度,最終大量使用了巴設的抄本,並成功在兩年後(1813)完成新約全書的翻譯。後來,在塞蘭坡的浸信會譯者得悉這個《巴設譯本》的存在,也用來修訂及完成他們的譯本。結果,由於這兩個譯本——統稱二馬譯本,即馬禮遜、米憐譯本和馬殊曼、拉撒譯本——都受到《巴設譯本》的影響,在用詞上有不少相似之處。

雖說巴設的版本止於《希伯來書》第1章,因此馬禮遜和馬殊曼等要自行翻譯新約後面的部分和舊約全書,但當中很多重要字詞一直沿用至今,見證著《巴設譯本》的影響力。這些字詞包括:福音、使徒、義、恩、得救、天國、祈禱,等等,還有影響深遠的「神」字。

南洋宣教經驗與聖經本土化翻譯

由於二馬譯本的主要翻譯過程,分別在不甚開放的廣州外商範圍和印度塞蘭坡進行,所以少有機會讓華人讀者參與和給予意見。這種情況在二馬譯本完成之前已開始轉變,因為同屬倫敦差會的米憐(William Milne)在馬禮遜的建議下,於1815年在馬來亞的馬六甲設立宣教基地,逐漸發現南洋當地的多個華人社群是重要的禾場,有利於當地及中國福音工作的發展。

隨後到達南洋開展事工的還有:英國傳教士麥都思(Walter Medhurst)和德國傳教士郭實獵(Karl Gützlaff,又譯郭實臘),這些傳教士有較多的機會接觸東南亞當地的華人,後來更用上多種書寫媒體去接觸他們,向他們介紹基督信仰,包括小說、月刊、福音小讀本等等。為求能擴大讀者群,這些閱讀材料多以較簡單易讀的明、清章回小說書面語(後稱淺文理)寫成。作為翻譯員,他們體會到初代聖經中譯的語句過於直譯,華人讀者讀起很不通順。雖然馬禮遜的新舊約譯本《神天聖書》是他和米憐合力完成的,但米憐在翻譯舊約時才加入,難以對譯本的翻譯語言和風格作出太大改變。

郭實獵WikiMedia Commons
郭實獵

在馬禮遜去世後,麥都思和郭實獵有機會以較本土化的語言和用詞去重新翻譯聖經。所完成的新約版本通稱為《四人小組譯本》,由麥都思和郭實獵,再加上首位到華的美國新教傳教士裨治文(Elijah Bridgman),以及馬禮遜在澳門出生的兒子馬儒翰(John Robert Morrison)四人合力完成。為首的麥都思除了用上較通俗的小說書面語,還嘗試將一些《神天聖書》中較為音譯的詞彙改為更地道的意譯表達,例如把「[口撒]咟日」(Sabbath)改為「安息日」,「吧[口所][口瓦]日」(Passover)改為「逾越節」,「啦吡」變為「夫子」。

另一個影響深遠的改動是,把《約翰福音》第1章的「言」改為「道」,把中國已有的「道」的觀念引入為基督教所用。相信這種較本色化的翻譯和書寫方法,跟那一代譯者具備在東南亞各地宣教和接觸華人的經驗不無關係。《四人小組譯本》最終沒有獲得英國聖經公會的支持,但郭實獵自行以同樣風格把舊約全書翻譯完成。這個新舊約版本日後被洪秀全選上,成為太平天國聖經的基本底本。

結合中西的文言譯本

到了19世紀中葉,在種種不平等條約的影響下,中國陸續對外開放多個港口和內陸地區。基於這個政治上的重大轉變,新教聖經翻譯工作朝向兩個嶄新但不甚一致的方向發展:首先是不同地區的傳教士數目增多,製作一個眾人都能接受的合一譯本的呼聲也越來越大。但這個崇高的理念易說難行:1843年,在香港舉行了在華傳教士會議,會中決定委派不同地區的傳教士(delegates,即委辦)去共同翻譯出一個聯合的《委辦譯本》。後來卻因為倫敦差會,包括麥都思在內的幾位傳教士較為強勢,引發譯者與譯者之間,甚至國家與國家之間的爭議。出現分歧的地方包括一些字詞的譯法,最嚴重的分歧莫過於「上帝」和「神」之間的選擇,也就是日後延續多年的譯名問題的導火線。

另一個爭議點是翻譯文字所用的書面語:麥都思認為一個用上文言文(後稱「文理」)的合一譯本才能獲得中國知識份子的尊重和重視,但以裨治文為首的美國傳教士卻喜歡較口語化和易明的小說書面語(即後來的「淺文理」)。由於雙方爭持不下,最終只完成了新約部分的《委辦譯本》,之後英國傳教士退出了委員會,自行把舊約部分翻譯完成。美國傳教士裨治文和克陛存(Michael Culbertson),則另行以他們認為合適的譯名和書面語去翻譯聖經,這個《裨治文、克陞存譯本》在中國沒多大流行,但在日本卻備受當地的美國傳教士垂青,還影響了日後完成的日文聖經翻譯。

在《委辦譯本》方面,英國傳教士也遇上難題,他們要使用艱澀的文言文翻譯出被華人知識分子接受的譯本。可幸的是,麥都思團隊不久就得到儒學學者王昌桂和王韜父子的幫助,順利完成《委辦譯本》的翻譯。麥都思稱讚王昌桂「因學識廣博,贏得『活字典』之譽」,而王韜「雖不如父親之廣博,而靈敏活用則有過之,文采優雅而論斷允當」。日後著名史學家及教育家羅香林,更以「辭句淵雅,富文辭氣息」去形容《委辦譯本》的文字。麥都思的文言文譯本取得成功,王昌桂和王韜兩位華人譯者功不可沒。

口語化譯本的出現

中文聖經翻譯上的另一個發展,可說是跟文言文譯本朝相反的方向走:當傳教士可以踏足中國多個地方,他們越發明白中國語言的多樣化,和人民識字率偏低的情況。當時很多福音對象,如婦女,都看不懂文言文,即使把聖經讀給他們聽,他們也是聽不明白。傳教士便開始探討以口語(白話)去翻譯聖經的可能性,至少希望唸給他們聽的時候,他們可以更加明白。傳教士也發現中國各地語言差異可以很大,因此需要用不同的白話文版本去配合各地方的需要,例如北方要使用官話,江南一帶要用上蘇州土白和上海土白等,而南部沿岸則需要福州話和廣東話譯本等。

施約瑟WikiMedia Commons
施約瑟

這些都是以漢字譯成的版本;另外還有一些是以羅馬字母拼音譯成的,例如早期德國禮賢會傳教士呂威廉(Wilhelm Louis)和花之安(Ernst Faber)合譯的羅馬字拼音版廣東話《路加傳福音書本地俗話》,以及瑞士巴色會(現稱崇真會)以拼音翻譯的客家話聖經。這一類譯本主要是為方便傳教士誦讀而製作的。

首個最有名的官話譯本是《北京譯本》新約聖經,由幾位在北京工作和傳道的傳教士合力翻譯完成,當中包括同文館總教習丁韙良(William A.P. Martin),以及猶太裔的美國傳教士施約瑟(S. I. J. Schereschewsky)。由於施約瑟來自立陶宛的猶太家庭,自小入讀拉比學校,因此深諳希伯來文。在《北京譯本》推出後,他分別以官話和淺文理書面語去完成舊約聖經的翻譯,而他的官話舊約譯本和《北京譯本》對日後的官話《和合本》有很大影響。《和合本》中不少既優美又準確的翻譯都有施約瑟的翻譯痕跡,例如《詩篇》23篇,他譯成「使我臥在草地、領我到可安歇的水邊。使我心裏甦醒、為他的名引導我走義路。我雖過死蔭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主常在我旁邊、你有杖有竿足安慰我」。

求同存異的共同譯本

到了1890年,在另一次在華傳教士大會中,多國的傳教士和英、美、蘇格蘭三大聖經公會,共同決定成立三個翻譯委員會,去完成新的一個共同譯本。這譯本的特色是它的多元性,以一個譯本但多個版本,去解決多年來中文聖經翻譯的一些重大爭議:例如同時接納「上帝」版和「神」版去克服譯名問題,容許「浸」版和「洗」版共存去消除浸信會與其他宗派的翻譯分歧,以及同時以文言文(文理)、小說文(淺文理)和白話文(官話)進行翻譯,以解決多方對書面語選用的異見。

《和合本》在推出後短期內獲得教會廣泛支持,一大原因是背後這種求同存異、願意妥協的精神。另外在文理、淺文理和官話三個翻譯委員會中的成員,雖然大多數是美、英兩國的傳教士,但華人成員也擔當了重要的角色。除了在多張《和合本》翻譯委員會的合照中可以見到華人譯者的蹤影,其中狄考文的同工王宣忱(又名王元德)更是重要的參與者。他不僅在富善眼中是狄考文的「好老師」,在《和合本》翻譯完成後,他為了改善《和合本》在文字流暢方面的「拮据」情況,更獨自重譯新約,並在1933年發行他的《新約全書》。雖然這個譯本流通量不多,但王宣忱見證了多年來中文聖經翻譯工作中西聯合的特點。今天我們仍在使用的《和合本》聖經,絕對是一個多國傳教士和譯者合力完成的結晶。

唐子明,加拿大西三一大學聖經研究及原文講師,加拿大卑詩大學及昆蘭理工大學中國及東亞歷史講師。

本文是英國聖經公會與CT合作紀念馬禮遜《神天聖書》全譯本出版200週年的系列文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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