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ulture

美國福音派的立場逐漸鬆動

美國福音派反對喝酒、紋身、拒絕天主教宗教儀式及習俗的嚴格標準正在鬆動。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Christianity Today July 15, 2024
Icee Dc / Unsplash / Edits by CT

在過去的25年裡,美國的福音派發生了一些事——在我看來,是一次大規模的世代轉變。我想描述一些我看到的變化,並請教大家是否也觀察到同樣的改變。

首先,讓我形容一下我看到的場景。我所描述的對象是美國各派基督教裡較不重視宗教儀式的新教教會:通常以聖經、傳福音和個人對耶穌的信仰爲中心;普遍(不全是)為不隸屬任何教派的教會。對聖禮、儀式和教會權威的重視程度較為謹慎(或甚至幾乎不看重)。這些教會帶有美國靈命大復興時期的特色,在性、婚姻和其他社會議題的看法上持保守立場。從歷史上來看,這些教會的成員主要以白人中產、中低產階級為主,但教會整體其實並不像人們通常以為的有高度的同質性。許多像這樣的教會在過去三十年內成立,他們通常喜歡較長的講道、較現代化的敬拜方式、每領月一次聖餐,教會內有很多燈

就是在這些教會之中,我觀察到一種我形容為「逐漸鬆動」的轉變。這種轉變很大程度上不為人所覺察,或至少是非人為計劃的。這種鬆動並沒有一致性,也不是意識形態的轉變;因為它並非某種事工項目或政治宣言。它本身甚至與保守派或自由派無關。我這篇文的目的並不是要對這種變化作出全面性的正面或負面的評論。這種鬆動包括逐漸放下一些曾經的潛規則──至少不是明文規定的──教會內的社會規範。

最明顯的例子就是對喝酒的看法。眾所周知,過去幾個世代的福音派基督徒對喝酒持非常高的警戒心,有時甚至到了絕對禁止接觸酒精的地步。在我青少年時期,這種情況仍然存在。當我聽說某陳弟兄或某林姊妹喜歡睡前小酌一杯時,通常只能是私下流傳的八卦消息。陳弟兄或林姐妹絕對不會在公共場合喝酒,更不會在自家車庫釀啤酒,然後在小組聚會中讓大家試喝。

二十年後的今天,據我所知,這種對喝酒的禁忌幾乎已消失殆盡。在我任教的私立基督教大學裡,校規包含教授不能跟學生一起喝酒,但僅僅12年前,教授甚至不被允許喝酒。像這樣改變了校規的福音派學校非常多。

讓我們再想想美國福音派中其他陳腐的禁忌──紋身、跳舞、賭博、抽菸,甚至是妻子在外工作。紋身不再是千禧世代和 Z 世代福音派中「很酷的」知名牧師的專利。如果我問我那些敬虔的基督徒學生,他們是出於何種神學考量決定擁有多處紋身的,他們甚至不會以一堆足夠反駁他們祖父母輩對利未記19:28過時解經的論述來回覆我。他們只會給我一個白眼:紋不紋身跟信上帝有什麼關聯性?

或者,觀察一下基督徒們在休閒娛樂選擇上的改變。教會和基督徒家長現在仍會監管孩子瀏覽內容的恰當界限,但容許的範圍已大大地拓寬了。曾經,人們甚至會對迪士尼電影小心翼翼的,因為大家曾深信大銀幕上的性、不當語言和暴力畫面是導致青少年出現問題行為的危險因素。但現在,福音派基督徒在網飛(Netflix)或HBO的瀏覽清單與其他普通用戶似乎沒什麼差異。有些人甚至把收看《權力遊戲》(Game of Thrones)或《黑道家族》(Sopranos)當作參與在文化裡的必要任務。他們會說:我只是在履行我的福音使命,如果血腥、殘忍和裸露的畫面冒犯了你的基要主義背景,我很遺憾,這個世界對你——信心軟弱的弟兄——而言還有更多更可怕的東西。(林前9:22)

相似的鬆動也正發生在教會內。我原先認識的美國福音派長期以來對天主教的一些作法嗤之以鼻,無論是正式的儀式、祭袍、聖禮、根據教會年曆慶祝宗教節期,複誦使徒信經⋯⋯等。長期以來,這些天主教儀式被視爲聖經教導外的習俗,有模糊福音焦點的危險,僭越基督的主權,或是會助長一種毫無生氣、有名無實的信仰。

然而今天,我注意到各種福音派機構以令人驚訝的步伐朝著重新發掘這些以前由天主教制定的習俗的方向邁進。以前曾拒絕承認復活節有別於其他星期天的基督徒們,現在甚至會開始紀念四旬期/大齋期(Lent)。曾因信仰原則拒絕各種信經的教會,現在每個星期天都會背誦「使徒信經」或「尼西亞信經」。曾堅持相信聖餐只具備紀念意義的教會,現在在聖餐中會特別談及基督的真實同在。(在英文裡,福音派教會開始以「Eucharist(聖餐)」一詞來稱呼聖餐,而不僅僅是「the Lord’s Supper(主的晚餐)」)。

這種鬆動甚至延伸到福音派神學院的課程和講道研究中。神學院教授和牧師們開始參考福音派以外(甚至新教之外)的作家和思想家,更借鑑天主教神父、中世紀東正教修士以及教父時期的主教和大公會議的觀點。與我前面舉的其他例子一樣,這樣的轉變並非屈服於神學上的自由主義。某些神學操練──尤其是誦讀信經──是種保守的變化,以教義教導(catechesis)作為防止神學偏離的堡壘。

現在,我稱這種鬆動爲「世代轉變」。某種意義上而言,確實如此。但據我觀察,並非只有40歲以下的人參與在這樣的轉變裡。如果僅僅只有年輕人的話,即使是個重要的變化,也可能只是孩子們反叛、擺脫父母輩的行事方式的正常反應而已。

相反的,我看到的是,這種鬆動不只發生在千禧世代和Z世代,他們的父母和祖父母一代也正在轉變。許多以前完全禁酒的人現在開始喝酒了,曾抵制迪士尼的人開始訂閱網飛(Netflix),以前對任何有賭博疑慮的活動持警戒態度的人現在會邀朋友一同舉辦撲克之夜。

如果我的觀察是正確的,那麼,這其實是種天翻地覆的改變,而不僅僅是微小的變化。所以,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是什麼讓這麼多福音派基督徒在這麼短的時間內脫離這麼多對外在行為和宗教儀式設下的禁忌?

在我大膽地提出我的想法前,我必須說這只是我自己的推測。我沒有圖表來支持我的論點或有數據證實我的想法。但正如我在前面分享我所觀察到的「鬆動變化」——我想知道其他基督徒是否也有觀察到類似的現象——現在,我想提出能解釋這些變化的想法,也許也能引起其他美國福音派基督徒的共鳴。

首先,這種鬆動對我來說意味著,美國福音派許多不成文的規範和標準並非全然由教義、教會的權威或聖經教導所支撐。反對「喝酒、紋身、正規的宗教儀式」等不成文的規範能有如此強大及一統性的力量,還需倚靠教會周遭環境的文化。

在很多情況下,這種外部環境的支持包括國家的角色。在過去半個世紀,一些規範這些「世俗的行為」的法律——例如關於酒精、離婚、毒品和曾經非法的性行為的法律,已像多米諾骨牌那樣紛紛倒下,而這些法律的改變與教會規範開始鬆動的現象同個時期發生並非巧合。有時候,法律是文化的下游產物,有時則是上游源頭。但無論如何,教會都是這條社會河流的一部分。

其次,美國文化的基督教色彩越來越淡,世俗色彩越來越重,這為一般基督徒帶來改變的動機和壓力。如果非基督徒之中的多數的人都相信或參與某件事,那麼繼續拒絕做同樣的事(絕不妥協)的基督徒的門徒身分就會更加醒目。這讓許多基督徒,包括牧者們重新思考,喝酒真的是上帝所禁止的嗎?這種規範是否真的白紙黑字、明白地寫在經節裡面?如果不是,我爲什麼要因禁酒遭受鄰居或同事的嘲諷?再說,反正大家都知道某個弟兄或姊妹家裡的藏酒十分豐富,讓我們加入他們吧!

第三,當聖經在某些問題上確實無特定立場(教會內有各種不同立場),但教會身處的更廣泛的外圍文化有十分明確的立場時,一般來說,牧師或教會機構有責任領導會衆拒絕(或接受)所處的文化的標準。但近幾十年來,我們看到美國牧者本身的權威性一落千丈、教派身份/忠誠度消亡、以及基督教組織的信任度危機不斷上升。

以前常聽人掛在嘴上的「長老們都這麼這麼說」或「某某牧師說的一定不會錯」已經很難再拿來應對當前的環境了。今天的基督徒可以用腳投票,直接加入另一間牧師有不同看法的教會,畢竟某某牧師有什麼資格決定這段經文的意義?他不是曾教導我們,所有基督徒都有能力自己解釋聖經嗎?以及,除了聖經,沒有任何權柄有關於信仰和道德問題的終極權威?他自己也曾說,所有聖經未提及的議題都是『非至關緊要(無關乎救恩)』的問題,取決於個人良知去跟隨?

第四點,也是最後一點,在後基督教時代(post-Christian)的戰場上,不再有教派之分。儘管這聽起來違背常理,但那股引導福音派開始喝酒、刺青和收看HBO的力量,同時引導著他們背誦基督教信經、接受在額頭上畫聖灰(教會歷史上的復活節傳統之ㄧ)並閱讀教皇本篤十六世的文章。當整個世界文化都不利於人們信實地跟隨基督時,你需要所有能和你站在一起的朋友。ㄧ些和當前的文化爭戰相比而言較輕微的教義上的分歧,例如關於嬰兒洗禮的爭議,並非福音派基督徒最重要、需要對付的議題,這些教義的分歧在緊要關頭可以暫時放下,但當然,這種放下不包含關於性和性別議題於神學上的分歧。

這也是為什麼我在開頭說,我看到的鬆動現象並非自上而下的、有組織的、或背後有什麼意識形態在推動的計劃。這種鬆動自然地、有機地、同時在多處浮現,有時還以明顯矛盾的方式發生。正因如此,要評價這種鬆動並不容易。我自己是在沒有嚴謹的宗教儀式或喝酒的家庭文化下長大。但現在,我禱告前會在胸口劃十字架,也會和父母一起喝酒。另一方面而言,我對大、小螢幕媒體(無論是串流影音或TikTok等app)對基督徒休閒時間的逐步佔領,以及隨之而來的對媒體內容的無所謂態度/識讀能力感到悲傷、遺憾。

無論每個具體的鬆動現象是好是壞,或是尚待確定,我所知道的是,與這種逐步鬆動同時發生的,還有教會出席率的下降、伴隨而來的孤單感,以及會衆拒絕教會對其成員行使權威的情況的增加。對ㄧ些人來說,這似乎是基督教信仰正在進步的跡象(也許教會權威的減少意味著屬靈濫權/屬靈虐待情況的減少),但對另一些人來說,這可能是基督信仰的損失(在迷途中的基督徒需要有人下猛藥來幫助他們步入正軌)。

無論如何,就在我寫這篇文章的當下,美國福音派正在發生變化。當這一轉變結束時,美國福音派將會是什麼樣子呢?只有上帝知道。

布拉德·伊斯特Brad East是艾柏林基督教大學Abilene Christian University的神學副教授。他撰寫了四本書,包括《教會:上帝子民指南((The Church: A Guide to the People of God ))》《給未來聖徒的信:給精神飢渴者的信仰基礎Letters to a Future Saint: Foundations of Faith for the Spiritually Hungry 》。

翻譯:Harry Chou / 校編:Yiting Ts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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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輕地球創造論」讓教會失去一些會眾

為何教導某類型的創造理論會讓有科學背景的基督徒為難?

Christianity Today July 14, 2024
Joseph Corl / Unsplash / Edits by CT

《Speaking Out 》系列的觀點不一定代表本刊觀點。

是個學期剛開始的時候。像往常一樣,我讓學生就科學與宗教的關係提出問題,我隨後會在課堂上回答。不出所料,我收到像這樣的問題:

「科學與對上帝的信仰有衝突嗎?生物學進化論的研究表明,人類的祖先是由靈長類動物進化而來的,但相信上帝的人認為人類是上帝創造的。」

過去10年,我在香港大學和香港浸會大學教授科學與宗教課程時,我已經記不清遇過多少次這類問題。而且不隻大學生會問我這些問題──亞洲各地的神學院和教會也常邀請我就這個主題發表演講,而關於上帝創世論和科學進化論之間的辯論是我最常收到的話題之一。

對許多非基督徒來說,科學與基督教之間的明顯衝突是他們接受福音的主要障礙。這種衝突感在中國尤其普遍。中國是世界上無神論者最多的國家,多數人在公立學校接受的教育是以馬克思主義所提倡的無神論來詮釋進化論。根據我的經驗,一旦消除了這種障礙,就會有更多人願意接受基督。

然而,許多華人教會仍在教會內教授年輕地球創造論(Young Earth Creationism,以下簡稱YEC),即認為地球和宇宙的年齡只有數千年而不是數億年。這些教會有來自西方機構的支持,如「Answers in Genesis(《答案在創世紀》)」和「Creation Ministries International(國際創造論事工)」。這些機構的講員經常被邀請至亞洲國家,他們的反進化論立場特別受到那些將進化論等同於無神論的牧者的歡迎。

我在新加坡長大的青少年時期,非常喜歡YEC講員的演講。我閱讀並宣傳他們的出版物,如《Creation》雜誌。他們經常展示許多美麗的生物奇觀圖片,並宣導這些奇觀一定是由上帝所造,而不是進化而來的。他們鼓勵我對聖經持崇高的觀點,並忠於上帝的話語。

進入醫學院後,我曾多次與無神論者當面或在網路上交流,他們對基督教提出強烈的反對意見。這些辯論讓我開始對自己的信仰做更多研究,並區分基督教有神論裡有哪些論點站得住腳,哪些則站不住腳。

我發現最有力的論點是宇宙論論證(Cosmological Argument,說明宇宙的出現一定存在第一原因,而這個第一原因就是創造主)和目的論論證(teleological argument,自然律的存在出自於一位設計者)。我還發現,關於基督復活和祂的神性的歷史論證也很有說服力。

另一方面,我發現YEC反對生物進化的論點不再站得住腳,因為它們與遺傳學化石證據以及天文學地質學的發現相矛盾,種種這些發現與YEC關於宇宙和地球實際年齡的計算完全衝突。

我花了幾年時間才從YEC的立場轉變過來。這種轉變並不容易。我需要謙卑地以知識上的誠實和公正的態度來考慮那些不信奉YEC的基督徒的論點,而不是只聽自己喜歡聽的話,從而產生確認偏差(confirmation bias)。

從醫學院畢業並當了七年醫生後,我在拜歐拉大學(Biola University)攻讀宗教哲學碩士學位,並在倫敦國王學院攻讀神學博士學位。在學習期間,我認識到以正確的釋經學原則來解釋聖經的重要性,例如考慮經文的文學體裁、上下文、原文的字義和文法,以及古代聖經作者的歷史背景。

我發現,除了YEC提供的解釋外,對與創造相關的經文還有其他合理且站得住腳的解釋(包括與進化論沒有衝突的解釋),而且我仍然可以在對聖經持崇高的觀點下接受這些解釋,而不是只能接受YEC(編按:YEC常見的理論之一是,只有YEC才是「尊榮聖經的權威性」的解釋)。博士畢業後,我又進行更進一步的研究,最後也出版了幾本關於這個主題的書。

關於創造物的各種奇觀,進化論並不能解釋第一個生命是如何產生的,也不能解釋自然律或宇宙從何而來。宇宙論論證和目的論論證表明,這些最終來自於一個無因、無始、非物質、超驗、擁有自由、高智慧和巨大力量的第一因,即創世記之神。換句話說,無論進化論是真是假,上帝都是存在的。我發現向中國大陸的朋友強調這一點非常有幫助,因為他們當中有許多人錯誤地將進化論等同於無神論。

另一方面,進化論可以說為造物主的存在提供了更多證據,即使理查德·道金斯(Richard Dawkins)等無神論者持相反的觀點。查爾斯·金斯萊(Charles Kingsley)是一位牧師,也是達爾文的朋友,他認為,「達爾文的理論增進了我們對上帝的作為的理解;它表明上帝是如此有智慧,以至於祂能使萬物繼續自行創作。」

請聽我這個比喻。如果我能創造出一個隨身碟和一台電腦,你會認為我很聰明。但如果我能創造出一個能進化成各種電腦的隨身碟,那就更能證明我的智慧了,因為這是更難完成的事。

這個類比表明,認為「發現演化的證據」等於否定「是上帝設計了他們」,或反之亦然,是一種謬誤。關於創世論及演化論的爭論常出現這種假兩難謬誤(False Dilemma),這些論述沒有考慮到演化可能是上帝所設計的演化,也沒有考慮到人們可以同時發現兩者的證據

進化論(連同前面提到的宇宙論和目的論論證)表明,第一因造物主上帝是如此有智慧,以至於祂可以製定自然法則,並引發一系列事件,形成最初的生命,進化成各種生物,最終形成大腦比電腦更複雜的人類。因此,我們越是研究生物的演化,就越應該敬拜上帝。

在過去的十年中,我與他人分享以上的見解,我的一些著作被翻譯成中文,或作為文章發表。我寫書的初衷是為了回答自己的問題,一路走來,其他人也發現這對回答他們的問題很有幫助。

除了幫助非基督徒認識主之外,我還見證了地球起源的正確研究能如何幫助加強基督徒的信仰並裝備他們從事各種事工。這點非常重要,因為我曾經提倡的YEC有時會在基督教和主流科學間製造衝突,從而對東亞的福音和宣教事工產生負面影響。

這有時反過來會導致年輕人在離開舒適的家庭教會進入大學後,失去對基督教的信仰,因為大學教授能輕易地戳破他們的YEC論點。

例如,我曾收到一封來自美國一間華人移民教會的成員的電子郵件,該教會堅持嚴格的YEC六天創世論。他提到教會內曾有個雄心勃勃的高中生「計劃在大學主修生物學,然後向他的教授證明進化論是錯的,YEC才是解釋現有證據的唯一方法。」

然而上大學後,他的教授們逐一回答了他的論點,很快地,這位年輕人就成了那個最終失去信仰的人。教會成員寫道:「他(年輕人)看到YEC完全站不住腳,而且因為我們教會將整個基督教信仰與YEC觀點綁在一起,他覺得自己也需要拒絕基督教。」

這真的是個悲劇。雖然關於地球的年齡是任何真誠的基督徒可以持有不同想法的議題,但許多YEC支持者繼續堅持YEC是人們對聖經唯一可接受的解釋/理解,認為YEC必然是基督教的核心教義之ㄧ。他們聲稱,「如果地球真的有幾百萬年的年紀,那聖經的內容就是假的,那麼在任何問題上,甚至包括福音——聖經都不再/無法具有權威性。」(這段話取自《答案在創世紀》的網站

在學術界,YEC因與許多科學學科研究成果相矛盾而廣泛地被反對。專業的學術出版商不願出版YEC的資料,不是因為他們對基督教有偏見,而是因為這些內容對科學的扭曲。 (例如,YEC認為恐龍化石中保存的軟組織表明化石只有數千年的歷史,這一論點是基於對科學的多種扭曲理解)。而其他符合嚴格學術標準的基督教觀點仍能不斷出版,包括關於上帝存在的論證如宇宙論證和設計論證,以及耶穌復活的證據。

為了幫助人們堅守信仰,我認為基督徒應該推廣學術標準更高的護教學,才能在向未得之民傳福音的同時堅固並裝備眾聖徒。

就我個人而言,我對這主題的研究幫助我理解科學與宗教如何不相互衝突,並因著我更深刻地認識到我們所敬拜的上帝確實是宇宙的第一因,是一切祝福的源頭,從而使我的信仰更加堅固。

Andrew Loke(駱德恩)是國際科學與宗教學會的當選院士,也是香港浸會大學宗教及哲學系的副教授。他在神學、宗教哲學、新約歷史批判研究和科學與宗教等領域出版了七本專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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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沒有討論的「性別歧視」問題

對性別角色的爭論往往掩蓋了對人性更深層罪惡的審視。

Christianity Today July 9, 2024
bortescristian / Flickr

福音派圈子裡似乎存在著兩個敵對的幫派:互補論支持者(complementarian,認為男性在教會和家庭中負責領導責任,女性不可按牧)及平等論支持者(egalitarian,認為女性在家中和教會同樣具有領導權,女性可當牧師)。各教派、類教會機構、神學院、倡議團體,甚至基督教網站都依照這些界線劃分,甚至會用這些立場來判斷彼此的信仰是否正統。

但最近,我發現自己對這類詞彙感到煩躁(尤其是他們的定義非常模糊、毫無一統性),因為這些詞彙掩蓋住很多東西,同時也揭示了很多東西。我想從每個領域——家庭和教會——來看看這些詞彙/術語如何讓我們失望,並審視當這些性別角色的標籤主導我們的對話時,我們會失去什麼。

首先是婚姻。雖然在抽象的神學論證中,對女性角色的看法似乎很直截了當,但在親密、平凡、日復一日的婚姻熔爐中,事情從來都不能那麼簡單粗暴地劃分。我自己的婚姻一開始可以說是「軟性的互補主義」——我和我的丈夫對於男性「身為頭」的概念很不清楚。隨著時間推移,透過研讀聖經和人類傳統,我們的立場發生了變化。我們開始認識到父權制度是人類墮落的結果,而恢復男女平等的關係則是福音裡關於和解的教導的一部分。在這個時期,如果你逼問我們,我們會把我們的關係定義為「平等主義」。

儘管「術語」有所變化,但老實說,我每天的婚姻生活基本上沒有任何不同。在我們「還是互補主義者」的時候,我們已是試圖相愛和彼此順服的罪人,如今我們依然是試圖相愛並彼此順服的罪人。我們對性別角色的看法從來都沒讓我們實踐耶穌對所有跟隨祂的人發下的艱難而神聖的呼召——為愛他人而——變得更容易。如果基督徒婚姻的目標正如保羅所說,「當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順服」,那麼這些術語、分類標籤對我們能有什麼幫助我就不清楚了。

然後是,教會。雖然互補論/平等論的標籤在討論女性按牧時可能會有所幫助,但在事工的實際狀況中,這些標籤也並非極為清楚的界線。我是個女性牧師,所以我的教會可以正確地被人稱為持「平等主義」立場。但是,對某些人而言——例如英國聖公會牧師約翰·斯托德(John Stott)——則認為我的按牧“符合互補論”的觀點,因為我是在男性主教的權柄下工作。某些互補論者認為女性牧師或任何形式的女性神職人員都是不被允許的,但是,一旦你問他們關於女性教導成人主日學、帶敬拜、撰寫基督教書籍、在基督徒特會/營隊裡講道、在教會聚會中發言或領導類教會機構(如基督教NGO組織),那麼互補論/平等論的分類又會變得更複雜和模糊。

這些術語本身掩蓋了關於女性按立聖職的爭論的核心。「平等主義」在一般情況下指的是所有人應享有平等權利的信念。然而,在討論按立聖職時,關於權利的誇誇大論容易讓我們走錯方向。按立聖職是一種古老的宗教實踐,並非由今日的美國人對個人權利的理解形塑而成,乃是由教會古老的智慧——為著上帝子民的益處和使命——形塑而成的。另一方面,「互補論」則是個令人遺憾的用詞選擇,因為多數被稱為「平等主義」的福音派人士同樣認同兩性自創世之初便是相互補的。

讓我澄清一下:對性別角色進行神學和釋經學上的辯論很重要。但這些標籤的問題在於,它們能變成一種煙霧彈,分散掉我們本應討論真正重要的議題的注意力。

無論我們的互補論/平等論標籤為何,所有基督徒都需要誠實及坦率地解決教會裡性別歧視的罪。性別歧視不是一種神學立場,它是一種心志模式和狀態。它往往以一種微妙但根深蒂固的傾向忽視或詆毀女性的聲音;它是一種堅持認為女性就是符合某種狹隘的個性特質或模式的傾向;它是一種(容易被人忽視的)對男性這個性別的偶像崇拜。性別歧視存在於教會內,在持互補論和平等論的教會內皆有蹤跡。

我有個女性朋友受過神學裝備,很有恩賜,很有愛,並在一個主流教派被按立為牧師。然而,在她服事的地方教會裡,當她周圍的男性皆被要求講道、帶領團隊並受栽培成為牧師時,她感覺自己被冷凍了——她上頭的牧師從不允許她參與教會的事工。當我向我的朋友和另一位(男性)領袖詢問此事時,他們說了同樣的話:雖然從類別上來看,那位牧師是個支持女性的「平等主義者」,但現實是,他慣於一種沒有人對他問責的習慣,即剝奪身邊女性的權力並將她們邊緣化。他的平等主義標籤其實是個用來袒護自己的遮羞布,讓人不去檢視他更深層的性別歧視。這種行徑可能會被人視為單純的個性不合,但到處都有這樣的事——我知道全國各地不少女性服事人員經歷過類似的事。

在另一個陣營中,互補論者可能會把精力花在「只有男性可按牧/作長老/領袖」的爭論上,卻忽略他們當中緊迫的性別歧視問題。一位牧師朋友最近告訴我,和一位女性平信徒一起服事的經歷讓他確信,他過去一直忽視會友之中女性的聲音,而在他的教會裡,所有牧師和長老的角色都是由男性擔任的。他現在正努力積極地悔改,與女性會友開會,了解她們在教會的經歷,讓女性參與教會的所有決策,並學習關於性別歧視的歷史和現實狀況。他正努力使女性的聲音和恩賜成為優先事項,即使他仍持守女性不能按立作牧師的立場。

如果一個人宣稱男性是一家之主,那麼將這種觀點與性別歧視和文化上的厭女症於實際的實踐上做出「嚴格的差異性」則極為重要,否則,互補論就會成為將貶低女性的價值並強化男性優越性等思想洗白的手段。僅僅主張男性為首是不夠的,應該要問的問題是:你們如何創造一個女性能在其中茁壯成長,以屬靈恩賜服事基督的文化?所有教會和教會領袖——在按牧這個議題上的正反兩方——都必須積極尋求女性會友為基督所用、生命興旺成長的方式,並明確地譴責嘲笑、輕看或詆毀女性能力/價值的行為,這些都不是聖經的教導。

我們可以把關於性別角色的爭論過度簡化為兩個對立的立場,但現實情況是,這兩端皆存在持續性的問題,深深地違背聖經的教導:一端否認任何性別之間的差異和生理限制,另一端則忽視、苛待及物化女性。但是,在這兩端之間廣闊、寬敞、多變的中間地帶,人們還是可以走在一起的。在教會和個人生活裡——無論貼著什麼樣的標籤——我們都應帶著我們的資源、精力、禱告、智慧和事工策略,在這個開放的空間裡相遇。

即使我們有平等主義/互補主義的標籤,我們仍可以一同支持更健康、更聖潔、更美好的婚姻;一起努力使女性能用她們的恩賜服事教會;一起促進文化和法律規範的發展,使全球各處的女孩和女性過著更安全、更喜樂、更豐盛的生活;並一起努力在我們的兩性關係中體現基督的愛和健康的心態。

我們的文化正在為「何謂男性」和「何謂女性」的問題上糾結,為婚姻的意義和目的糾結,並困惑於權力和相互關係間的平衡。觀察著我們一言一行的世界不需要基督徒繼續為抽象的「性別角色/責任」爭論。更令人們信服的是當人們看見呈現在基督徒的婚姻和教會裡的福音——看到丈夫和妻子以各種方式彼此順服,在婚姻的黑暗痛苦中掙扎時,誠實地說出自己的罪和需求;或看到教會內的弟兄姊妹彼此關愛、傾聽並相互學習,共同努力解決性別歧視的問題,尋求悔改與和好。無論是平等主義或互補主義,這些術語只有在達到以上這些目的時,它們的存在才有益處。

我們在性別歧視、性侵/性騷擾、苛待及邊緣化女性等行為裡見到的破碎,與其說是來自我們對性別議題所持的立場,不如說是來自我們未能愛我們的鄰舍如同自己、未能認真對待上帝要求所有基督的肢體相互順服的呼召,以及以上這些根深蒂固的罪在我們的制度、文化和行為模式中世代相傳的事實。因此,上帝呼召我們每個人加入成為上帝救贖並恢復女性身為上帝形象的承載者所擁有的完整人格尊嚴的一份子。

蒂什·哈里森·沃倫(Tish Harrison Warren)是一位作家和北美聖公會牧師。她在德州大學奧斯汀分校的校際研究生和教師牧師部工作,有兩個年幼的女兒。著有《Liturgy of the Ordinary: Sacred Practices in Everyday Life》一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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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腦筋急轉彎2》讓焦慮回歸本位

這部暑期熱映的續集電影為擔心著未來的年輕基督徒提供智慧的見解。

Christianity Today July 9, 2024
©Disney

《腦筋急轉彎》香港翻譯為《玩轉腦朋友》

不知道發生什麼事了。我不再像以前那樣感受到上帝的同在了。我到底怎麼了?

「我不確定自己是否真的相信耶穌。我能知道我確實相信祂嗎?」

「我就讀的基督教高中從來沒有教我關於美國種族主義的歷史,我該怎麼看待我所接受的教育?我怎麼能再回到那種基督教裡?我該這樣做嗎?」

我有幸與基督徒年輕人坐在一起,聆聽他們提出諸如此類的問題——關於身份認同及發展、變化及長大的問題。他們想知道:我正在成為什麼樣的人這些變化和我一直以來對自己的認識有什麼樣的關聯?

這類靈魂拷問正是今夏風靡全球的電影續集《腦筋急轉彎2》的核心主題。皮克斯的粉絲們第一次見到11歲的萊莉是在2015年的《腦筋急轉彎》,當時樂樂、驚驚、憂憂、怒怒和厭厭一起幫助她適應新的中學生活。

現在,萊莉即將開始高中生涯,她正試圖加入曲棍球隊,並度過複雜的青春期。她的青春期在五種原始情緒外加入新的混亂狀態:阿羞、阿慕、阿廢,以及最引人注意的阿焦。

焦慮在我們的生活中扮演著複雜的角色:一方面是麻痺,一方面是謹慎。焦慮面向著未來,幫助我們辨識負面結果,並努力降低其發生的可能性。焦慮讓我們遠離懸崖;焦慮避免我們跑去跟熊自拍。

在阿焦的帶領下,我們看到萊莉成功地度過青春期生活的種種危機。她透過猜測高中女生們聊天的話題來結交新朋友,甚至冒險與曲棍球隊長交談,以彌補與其他隊友ㄧ開始時的不愉快。

不過,《腦筋急轉彎2》也清楚地表明,焦慮——即使是「成功」的焦慮——也是有代價的。萊莉瘋狂地思考別人會怎麼看她,在運動和社交上會出什麼差錯。她產生一種「對不確定性的零容忍度」;她在不存在危險的地方感到危險,因為她無法完全了解隊友和教練對她的看法而備受煎熬。在一個特別焦慮的片段中,她想像自己會很糟糕,以至於被嘲笑到離開球隊;一分鐘後,她又擔心自己實際上優秀了,隊友們會嫉妒她。為了客觀地了解自己的處境,她偷偷翻看教練的私人筆記本,背叛了自己的價值觀。

當阿焦越發瘋狂地引導萊莉度過壓力處境時,其他情緒意識到一個至關重要的事實:阿焦也只是在盡自己最大的努力。他們停止了贏家通吃的戰場,轉而幫助阿焦在萊莉複雜的情感生活中找到自己的位置。焦慮的情緒可以在提供正面貢獻的同時不讓強迫性的絕望佔上風。

許多焦慮的年輕福音派基督徒,包括和我一起服事的一些學生,都很難成功地與焦慮的情緒共處。他們之中多數人都明白,焦慮並不是罪;他們知道,當焦慮失控時,心理治療、聖經諮商和藥物治療都是有益的。但是,我們的焦慮和我們的基督教信仰之間到底有什麼關聯呢?如果我們被鼓勵「應當一無掛慮」(腓4:6),那麼,我們的焦慮怎麼可能不是個問題呢?

「應當一無掛慮」這節經文大家都很熟悉。但多數人不太熟悉的是保羅在《哥林多後書》11:28裡使用的相同希臘文字merimna:保羅提及「為眾教會掛心的事天天壓(merimna在我身上」。保羅將這種焦慮與他在使徒生涯中面臨的許多其他困難——監禁、海難、飢餓、乾渴、危險——視為同樣等級的困難,他所有焦慮都是出於對他所建立的教會的憐憫和看到他們靈命興旺的渴望。

Merimna有時也被譯為「關心」。保羅在《哥林多前書》12:25 中用它來談論教會成員在基督的肢體中應該彼此merimna——「相顧」或「關心」。當我們關心他人的生命時,我們會想起他們有多麼脆弱且寶貴;有時,我們自然地會為他們感到焦慮。

我不希望與我一起服事的年經基督徒過度冷靜至自滿的地步。我希望他們關心(merimna 事奉耶穌:我希望他們能對自己「正在成為什麼樣的人」以及他們的信仰提出艱難的問題。我希望他們明白,作為上帝按造自己的形象所造的人,他們肩負著管理世界的重任。我想讓他們知道,他們的行動能讓他們鄰舍的生活變得更好,或更糟。

但我也希望他們在福音的確定性中體驗這種對呼召、使命和為主而活的「焦慮」之之中。我希望他們安息在上帝對所有人——包括他們自己——的愛之中。我希望他們能像保羅所說的那樣一無掛慮,因為他們知道,他們最終可以把自己所有的努力託付給那位最關心他們的神,透過謙卑的禱告生活將自己的憂慮卸給祂(彼前5:6-7)。

在《腦筋急轉彎2》中,我們不僅看到萊莉焦慮的症狀——徹夜難眠、心跳加速,還看到她的焦慮如何掩蓋並扭曲她原本一些健康的渴望。萊莉渴望長大。她渴望得到愛和尊重。她渴望做出貢獻,渴望成為團隊的一員,渴望成為優秀的人,並被認可為優秀的人。

我的學生也是如此,他們的焦慮往往會揭示他們的許多本質。對成績的焦慮透露出他們對學習和成長的渴望。對父母的接納感到焦慮說明他們顧念家人對他們的付出。對網路文化的焦慮是對社群媒體的力量和潛力的認可。在我們擔心所有一切可能會崩塌的焦慮恐懼背後,是我們對萬事能被更新的渴望。

在柯蒂斯·張(Curtis Chang)所著的《焦慮的機會》(The Anxiety Opportunity)一書中,他指出耶穌在福音書中經常遇到焦慮的人:祂傾聽寡婦的心聲,撫摸麻風病人,在人們最需要祂的地方陪伴他們,而不是鼓勵他們迴避自己的情緒或冷靜下來。耶穌深愛這些焦慮的人,理解他們的焦慮——無論是否是洽當程度的焦慮——都是能促使人們在那些困境下尋找祂的正常感受。

當我們以耶穌看待我們的恩典視角來看待焦慮的自己時,焦慮就會在我們的基督徒生活中佔據其應有的、服事於我們的位置。然後,我們就可以開始服事耶穌所深愛的這個世界了。

J.麥可·喬丹(J. Michael Jordan)是霍頓大學神學副教授,2013-2024年擔任該校禮拜堂主任。他著有《焦慮時代的敬拜:教會如何創造療癒空間》一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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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真的喜悅我們的敬拜嗎?

對阿摩司來說,這取決於我們的敬拜是否反映著一位公義的上帝。

Christianity Today July 8, 2024
illustration by Stephen Procopio

我的母親是瓜地馬拉人,她費盡心思確保我們全家都會說西班牙語,並慶祝具有瓜地馬拉特色的節日。我小時候的暑假大部分時間都在瓜地馬拉,除了和家人相處,也更認識我所深愛的這個國家。

數年後,我回到瓜地馬拉市,擔任一所神學院的教授。當時,長達 36 年的內戰正處於最嚴峻的時期。這場戰爭在我還是個男孩時就已經開始,但我從未真正思考過它。我習慣看到士兵在身邊出沒,也聽說過一些故事,但戰鬥主要在山區進行,戰爭似乎離我很遠。

身爲一名舊約教授,我的學生來自拉丁美洲各地,他們面對的是極度的貧窮、普遍的政治腐敗武裝衝突;瓜地馬拉並不是唯一一個經歷內戰的國家。而《舊約》能對他們說些什麼呢?我能以什麼有意義的方式將上帝的話語生動地呈現給他們嗎?顯然地,上帝很在乎他們正面對著的苦難。

羅馬天主教的解放神學家們已付出不少努力,對在這複雜社會處境下的人們說話,提出他們的分析和神學上的解決方法。當時,拉丁美洲的福音派基督徒才剛開始涉足社會及政治議題的討論。通常而言,福音派教會在聚會時會盡量回避這類話題,認爲它們「過於世俗」,但這些話題正是普通人在咖啡時間會聊的事,是我在日常生活要面對的現實。

但在解放神學派之外,我們福音派解決這些問題的方法——紮根於《聖經》和我們的傳統——會是什麼樣子呢?這正是我和其他福音派學者開始提出的問題。解放神學經常提起先知書,既然我的研究領域正是舊約,我決定從那裡開始尋找答案。最後我注意到《阿摩司書》。

《阿摩司書》裡有許多經文談及公義(justice),但也同樣特別強調敬拜。與其他先知書一樣,《阿摩司書》譴責與公義脫節的敬拜。爲何先知們如此關注這個議題呢?更重要的是,爲什麼上帝拒絕以色列人的敬拜?

我如今定居在美國,但我仍在思索這些問題。如果阿摩司、以賽亞或彌迦走進我的教會,他們會說些什麼?

每個週日上午,我會先去一間福音派聖公會教會聚會,下午再去另一間無宗派(也更有生命力的)拉丁裔教會聚會。這兩間教會都能滋養我的雙重文化靈魂。但我捫心自問:上帝會喜悅這些儀式、證道和詩歌嗎?先知們對公義的關注能否與聖公會莊嚴的儀式或拉丁裔教會熱情的氣氛交織在一起?如果可以的話,會以何種樣貌發生?這意味著什麼?

我不敢妄言我所分享的是這類議題的最終結論。無論是在大衆層面還是在學術層面,敬拜都是今日多數文化重新關注的焦點。

促成這種關注的因素有很多——教會出席率的下降、教會試圖去適應文化潮流,或恢復傳統儀式的渴望等等。這個國家無論是男性或女性拉丁裔神學家也在思考敬拜的本質,因爲他們試圖忠實於拉丁裔文化,同時也對我們群體的特殊需求做出回應。

阿摩司會想對我們的處境說些什麼呢?

有一節經文躍上我的心頭:阿摩司書5:24是探討公義的典型經文,他說,「唯願公平如大水滾滾,使公義如江河滔滔。」多數讀者沒有注意到的是,這節經文其實出現在一段糾結於敬拜的經文裡。

阿摩司在北國以色列傳講這段信息,而以色列傳統上的聖所位於伯特利和吉甲。令人驚訝的是,在《阿摩司書》第5章前半段,上帝的子民被告誡不要再去這兩個地方,而要去尋求上帝(5:4-6節)。

在古代世界,人們去聖所參加集體的儀式,尋求並期盼與他們的神相遇,這也是阿摩司時代的以色列人的想法。那麼,上帝爲什麼不讓他們去這些地方呢?他們能在其他什麼地方敬拜神嗎?上帝爲什麼譴責他們的聖所和敬拜的方式?

阿摩司的聽衆實在無法理解不要去伯特利和吉甲敬拜的命令,因此這位先知解釋了上帝究竟想看到什麼。

在第5章的架構裡,第4-6節(關於避開聖所)與第14-16節相呼應。這段經文定義了尋求上帝的真實意義。

尋求上帝就是求善、好善,恨惡邪惡,並在城門口施行公義。要求聽眾去「愛」和「恨」的命令讓我們知道,我們必須熱誠地委身於公義。

這個信息的嚴肅性十分明確。上帝對以色列的審判無可避免。但是,如果以色列人回頭轉向神聖的道路——將這種回轉體現在他們的敬拜中——也許上帝會憐憫剩下的人,就是那些在主的日子到來之後仍活著的人。

這的確是個嚴肅的警告。

上帝對這段經文裡的宗教活動深惡痛絕(司5: 21-23 )。祂以「我厭惡,也不喜悅」作開頭。再用五個動詞描述祂對以色列的敬拜的斥責。

英文及中文聖經的翻譯把上帝言語的力道減弱了。上帝說,祂不會他們的集會(21節;有時譯爲「接受」或「喜悅」);不會悅納他們的燔祭和素祭;不會(顧)他們的平安祭(22節)或他們的歌唱,因爲對上帝來說,那只是噪音,他們應該把這些東西拿走(中文譯為「遠離」,23節)。

這種排斥十分強烈,因爲它與上帝的感受、祂的存在有關。上帝不想與以色列人的敬拜有任何關聯。在希伯來文裡,這裡有七個動詞和七種被拒絕的活動:上帝完全地蔑視他們的敬拜。

就在這時,5章24節出現了,訴說上帝的子民應讓公義像大水一樣滾滾向前。讓公義和上帝的義奔流不息,意味著這兩者應該一直是以色列社會的實際情況,但這些話與上帝對以色列的敬拜的尖銳譴責擺在一起

這並不是說上帝不喜歡敬拜的儀式。事實上,上帝在律法中規定了這些儀式!這是祂爲以色列設計的敬拜中不可或缺的部分。

問題的關鍵並不在於取消儀式;畢竟那是人類敬拜的唯一方式。即使是現代所謂的不重視儀式的教會也有例行的儀式和活動。

阿摩司毫不含糊地指出,將敬拜和施行社會公義分開是上帝所厭惡的。這本預言書中的其他段落也證實這一真理,並揭示了更核心的問題。

諷刺的是,在第 4 章中,上帝任憑人們去這些聖所——伯特利和吉甲——讓他們去那裡犯罪(司4:4)!先知嘲笑他們的虔誠、他們的感謝祭和他們的歡慶。

然後是致命的一擊:「因爲是你們所喜愛的」(司4:5)。他們的敬拜活動最終只是爲了他們自己。他們對自己的作為感覺良好,甚至讚美上帝的良善。但他們沒有意識到,在上帝的眼中,他們的敬拜是種罪。

怎麼會這樣呢?阿摩司書4:6-11接著解釋道,上帝帶來飢荒、乾旱、蟲害、戰爭和毀滅,沒有什麼值得感謝上帝的!這些打擊本是爲了讓他們回到上帝身邊,但他們拒絕了。上帝五次說道:「你們仍不歸向我」。

由於他們的執迷不悟,上帝宣佈:「你當預備迎見你的神「(司4:12 )。百姓可能會這樣回答:但我們在伯特利和吉甲迎見祢!我們在敬拜中遇見祢!

然而,先知明確地指出,他們所敬拜的是另一位神,他們可以稱之爲耶和華,但這是個他們自己創造的假神,是個只會賜福的神,沒有任何「令人不舒服的地方」的神。

因為他們的敬拜與真實情況及永生的上帝脫節。

他們的信仰是個妥協於民族意識型態的信仰。人們深信上帝站在他們那邊,會在以色列跟敵人爭戰時為他們帶來勝利(司5:18-20)。

這是多麼愚昧的誤判。先知說,耶和華的日子(The Day of the Lord)不會有勝利的光明,而是審判的黑暗,而他們無處逃避或躲藏。

阿摩司去到伯特利,這裡是主要的聖所,也是國家宗教的核心。在那裡,他與大祭司亞瑪謝對質(司7:10-17)。大祭司意識到這位先知對現狀構成威脅,挑戰了王權和宗教的結合。

亞瑪謝將阿摩司令人不安的信息匯報給耶羅波安二世國王,並要求阿摩司返回他的本國猶大(司7:10-12)。作爲一個外地人,他有什麼權利批評以色列的政府和宗教?難道他不知道伯特利有王的聖所和王的宮殿嗎(7:13)?

因著他們的態度,亞瑪謝和「以色列的信仰」被上帝譴責。那裡的神職人員和聖殿所服事的是他們的政權,而非上帝。阿摩司宣佈大祭司將死在流放之地(7:17),並宣布伯特利將被摧毀(司3:14;9:1)。

再一次地,那個他們「稱之爲耶和華」的偶像露出醜惡的真面目。這個假神將政府、統治階層的精英和造成社會上普遍性壓迫人民的結構合法化。大祭司不會質疑君王或事情的進展;他不為弱者說話,或譴責國家犯下的錯誤。

這正是以色列周邊國家運作宗教的方式,而上帝的子民不應該做一模ㄧ樣的事。上帝不會容忍對假的耶和華的敬拜——這種敬拜無視不公義的行徑和社會政治上的妥協,在如此多他人的苦難中依然高聲讚美「上帝」。對上帝的敬拜、對社會問題的關心和政治現實總是不可避免地交織在一起。

更重要的是,敬拜的重點應該是上帝本身。上帝參與在人類生活的各個層面,我們在敬拜中呈現的上帝形象必須反映這一點,讓人們看見上帝真實的樣貌——這意味著我們必須在敬拜中將我們的禱告、認罪、哀哭和讚美帶給這位真神,並且我們的敬拜必須塑造我們這個「敬拜上帝的民族」,我們透過如此敬拜祂來向這個世界呈現祂是位什麼樣的神

先知阿摩司在他的神諭中加入詩歌,頌揚以耶和華爲名的全能上帝的大能(4:13;5:8-9;9:5-6)。以色列人需要重新認識祂。這就是爲什麼阿摩司的信息特別針對以色列當時的「聖地」和宗教領袖,因為在他們的聖所裡,人們所呈現並敬拜的是個已然被扭曲的上帝的形象。

現在,我們更能理解《阿摩司書》5:24 所說的了。願公平如大水滾滾而來意味著以色列人應該要譴責那些豪不關心不公義行徑的宗教活動、那些無視他人需求的慶祝儀式,以及被出賣給政治意識形態的信仰。如果對上帝的敬拜——無論多用心——以錯誤的方式呈現上帝的形象,就會產生一群被誤導的人民,並被上帝審判。

《阿摩司書》以耶和華從耶路撒冷——錫安的聖殿發出的怒吼(1:2)開頭。換句話說,上帝甚至不在以色列當時舉行崇拜的聖所裡面!他們自以爲是的神學和民族主義意識型態形態扭曲了他們的敬拜,以至於人們沒有意識到上帝並沒有與他們同在。耶和華到來時,將不再有喜樂,只有因審判而哀哭之聲。

《阿摩司書》裡的上帝(我們的上帝)不接受祂的子民忽視他人實際生活的困境及社會裡的罪,裝作沒事一樣敬拜祂。我們需要明白,對公義的要求是上帝特質的核心之ㄧ。我們敬拜的是位仁慈及公義的上帝!

在《阿摩司書》成書幾個世紀後,耶穌重拾這些主題,譴責宗教領袖和那些共謀參與上帝所拒絕的「猶太會堂和耶路撒冷聖殿內的宗教」。

所以,如果一位先知在週日來到我們的主日禮拜,他會對我們說些什麼呢?我不是敬拜領袖,也不是個牧師、音樂家,更不是儀式專家。我承認我無法提供任何具體的解決方案。我只能說,要使我們的敬拜符合上帝的要求,沒有任何公式可循。並且敬拜會因時代、文化、教派和信仰傳統的不同而改變。

但舊約先知的話語也許會要求我們重新思考我們所唱的詩歌,調整我們傳講的信息,甚至重新組織教會禮拜的結構。也許我們可以重新思考我們敬拜的調性——讓它更貼近上帝的要求。也許我們可以指導那些帶領敬拜和禮拜的人學習關於公義的主題、經文和詩歌。也許我們可以參考其他基督教信仰傳統參與社會公義和實踐的歷史。無論是在本地還是全球其他地方,教會歷史上都有許多值得我們借鑑和學習的對象。

敬拜的核心必須有靈魂的塑造力,敬拜的目的是塑造並培養公義之民:一群高舉公義之神,在其生活中和社會裡體現公義的意義的上帝國國民。這就是先知們渴望見到的敬拜。

M. Daniel Carroll R. (Rodas) 是惠頓神學院聖經出版社事工的聖經研究和教學法教授。他曾撰寫《阿摩司書》的解經書,近期出版《The Lord Roars: Recovering the Prophetic Voice for Today》一書。

翻譯:江山 / 校編:Yiting Ts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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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音派教父們與奴隸制的關係

我們是否繼承了一些在聖經和倫理上有問題的文化?這些文化如何影響了我們的思想和行為?

Christianity Today July 2, 2024
Illustration by Mallory Rentsch Tlapek / Source Images: WikiMedia Commons

福音派基督徒該如何看待奴隸制和曾經肯定奴隸制的幾位福音派英雄?歷史學家肖恩·麥克格弗(Sean McGever)的新書《所有權:愛德華茲、衛斯理和懷特腓德的福音派奴隸制遺產》幫助我們以歷史的求真性和基督般的謙卑來面對這些問題。

對許多美國白人福音派基督徒而言,奴隸制問題根本算不上什麼「問題」。畢竟,在我們生活的時代,世界上每個國家都已宣布奴隸制為非法行為(至少在法律上)。我們也確實對人口販賣和血汗工廠等讓人聯想到奴隸制等行徑深惡痛絕。我們讚美過去的福音派領袖,如威廉·威伯福斯(William Wilberforce,1759-1833),他們日以繼夜地奔波於反奴隸制的運動。我們的教派如今也不再像美國內戰前那樣因奴隸制而分裂。我們慶幸地得出結論,奴隸制已成為歷史的遠影。

雖然這些主張中有部分是正確的,但這類說詞存在兩個問題。首先,奴隸制仍然是極多美國人(其中許多人是基督徒)關注的問題。就像猶太人和穆斯林對基督徒向自己祖先犯下的暴行(如集體迫害和十字軍東征)帶有一種歷史感,ㄧ種「群體記憶」那樣,許多美國黑人對其祖先遭受的奴隸制、種族隔離和其他形式的不公平待遇也懷有一種記憶。因此,他們將奴隸制及其後遺症視為痛苦的現實。

其次,許多白人福音派英雄與奴隸制有著複雜的關係,這一事實可能會使我們在現代做見證變得更複雜。當我們尊崇這些歷史人物為像基督般的高尚楷模,但將他們擁有奴隸這個事實(假設我們敢/願意提及這件事)視為一種微小的人格瑕疵,只是那個年代「每個人都會做的事」時,我們向這個世界傳遞的究竟是什麼樣的信息

在《所有權》一書中,作者透過研究愛德華茲(Jonathan Edwards,1703-1758)、約翰·衛斯理(John Wesley,1703-1791)和懷特腓德(George Whitefield,1714-1770)這三位18世紀的人物的事蹟,幫助讀者正視這些問題。這三位18世紀的人物可以說是現代福音派的創立者,他們都曾在生命中的某個時刻肯定過奴隸制,但只有一人(衛斯理)後來改變了對這個問題的看法。

在制度下行事

《所有權》一書分為四個部分。第一部分探討了愛德華茲、衛斯理和懷特腓德所出生的那個有著奴隸制的世界,以及奴隸制在那個時代的地位。第二部分探討了愛德華茲、衛斯理和懷特腓德分別如何參與在奴隸制裡。第三部分探討了衛斯理如何開始反對奴隸制及隨後的行動。第四部分則根據每位領袖與奴隸制的關係,探討他們留下的精神遺產。

本書簡短地介紹了每位領袖的人生故事,然後進入兩個滿載歷史背景的章節:一個是奴隸制的歷史,一個是英國和清教徒對這個問題的看法。在這一章中,作者描述了直到17世紀基督教內普遍存在的態度,如他形容的,「奴隸制存在於世上,是罪和邪惡的結果,⋯⋯最好的行動方式是在這個制度下行事」。

愛德華茲、衛斯理和懷特腓德自然而然地採納了這個觀點。在他們的牧師培訓中,當他們研究英國和清教徒作家關於奴隸制的共識時,他們很可能接收以下這類教誨:白人基督徒必須避免不當獲取奴隸(「偷人」是被禁止的,但戰俘或奴隸的後代是允許的);奴隸主及奴隸的關係必須以基督徒的美德為指導(奴隸要順從,主人要溫和適當);應該向奴隸傳福音,但皈依並不意味著解放。

在這個框架出現前,西方基督教傳統已有類似的思想長達好幾個世紀。因奴隸制悠久的歷史,每個人從出生至與周圍的社會經濟世界打交道,在不同程度上參與奴隸制是再自然不過的事。

愛德華茲在英國殖民時期的麻薩諸塞州傳教,被譽為美國最重要的福音派神學家。他的幾位弟子(包括他的一個兒子小喬納森)因反對奴隸制的強烈立場而聞名,而他們的立場皆站立在愛德華茲的倫理著作上。然而,愛德華茲本人並沒有充分認識到自己作品/思想中蘊含的反奴隸制的精神。

愛德華茲和妻子莎拉曾擁有過許多非洲黑人,包括1731年買來的14歲女孩維納斯和1756年買來的3歲男孩提多。雖然那個時代在處理遺產時可以選擇廢除自己名下擁有的奴隸的身份——例如,莎拉的母親在1740年去世時,就安排釋放她的奴隸,但愛德華茲夫婦並沒有為小提多選擇廢除奴隸身份,在他們於1758年去世後,小提多被過繼給他們的長子提摩太。

從本質上而言,愛德華茲與奴隸制的關係遵循了當時的文化規範/常態。雖然他的著作使許多人在他死後的幾十年後開始反對奴隸制,但他的榜樣並沒有實踐他的理想。

懷特腓德的例子更令人不安。這位著名的佈道家在北美傳教的早期,並沒有完全支持喬治亞州將奴隸制合法化(喬治亞州自1733年殖民地成立以來,奴隸制就被宣佈為非法)。

懷特腓德在薩凡納市(Savannah)管理一間名為貝塞斯達(Bethesda,意思是「仁慈之家」)的孤兒院。貝塞斯達是懷特腓德一生的核心事工之一,但維持孤兒院的嚴峻經濟現實使他重新考慮奴隸制,將其視為解決孤兒院經濟困境的一種選擇。隨著時間推移,他逐漸相信黑人奴隸比白人契約僕人更適合在喬治亞州炎熱的夏天工作,而且白人契約僕人的僱用成本要高得多。

懷特腓德沿著一種與威廉·威伯福斯相反的軌跡,很快就成為喬治亞州和英國著名的「支持奴隸制」的遊說者,他進行了長達十年的宣傳活動,直到1751年殖民地將奴隸制合法化。到他1770年去世時,他擁有49名奴隸,都與他的孤兒院有關。雖然懷特腓德是位傑出的佈道家,但作者揭示出,懷特腓德是位目光短淺的商人,由於資金處理不當,他不得不依靠奴隸勞動來維持他「心愛的貝塞斯達」的生存。

在這三人中,約翰·衛斯理與奴隸制的關係最為突出,作者用大量篇幅講述他漫長而緩慢的覺醒過程。衛斯理在1730年代中期訪問美國南方的英國殖民地之前,從未接觸過奴隸制。在那裡,他和他的兄弟查爾斯了解到一些奴隸主的殘暴行為。

然而,衛斯理的反應並不是呼籲社會變革,而是加倍努力地向奴隸傳福音。在他領導英國衛理公會運動的近40年時間裡,他沒有寫過任何關於反對奴隸制主題的文章。如作者所言,這種沉默揭示了他社會良知中的一個重大盲點。

然而,衛斯理擁有愛德華茲和懷特腓德都沒有的恩賜:長壽(前兩人皆於50多歲過世)。當衛斯理年近七十時,他開始認真閱讀反奴隸制的著作,在接下來的二十年裡,他的觀點發生了變化。他首先反對一切形式的奴隸買賣,呼籲奴隸販子立即辭職。80多歲時,他開始支持全面解放奴隸。

儘管我們應該感恩至少其中一位福音派元老走上反對奴隸制的道路,但他花了50 年的時間才完成這一過程,這令人震驚,並證明了一個事實,即罪惡的文化常態極難從社會裡根除。

他們和我們的盲點

作者以親切的口吻敘述愛德華茲、懷特腓德和衛斯理的歷史。雖然他明確指出他們支持奴隸制的行為是可鄙的,但他沒有對此做出激烈的譴責。相反的,我們謙卑地認識到,福音派教父們和我們一樣,都是有嚴重缺陷的基督徒。他們可能已經達到神學上敏銳、聖潔和福音宣講的高度,但他們也是身為一個真實的人參與在一個充滿道德難題和邪惡的體制中。從某種意義上而言,他們是失敗的英雄,在講述他們的故事時,我們應該承認這種複雜性。

說到底,《所有權》為讀者帶來深刻的歷史感,讓我們認識到,即使是我們之中最優秀的基督徒,他們所處的社會和文化習俗也能以後人可能會感到不安的方式塑造、影響他們。當歷史被這樣書寫時,我們自然會捫心自問:「我的道德盲點是什麼,我的教會和群體的盲點又是什麼?」

在最後一章中,作者以本書的四重框架為模式,引導讀者自我反省:我們是否繼承了一些在聖經和倫理上有問題的文化?我們是如何讓這些文化影響我們的思想和行為的?我們可以採取哪些行動,以更像基督的方式去愛我們的鄰舍?我們要為後代子孫留下什麼樣的文化/屬靈遺產?

雖然以這種方式審視歷史並非沒有缺陷,但作者認為,透過失敗的英雄敘事來進行謙卑的自我審視,對基督徒個人和整體教會都是有益的。罪惡的心有無窮的資源及能量,罪惡的模式也非常難以改變。作者在書中的教導應有助於教會追求宗教改革所強調的semper reformanda——也就是根據神的話語「永不間斷地改革」。

羅伯特·W·考德威爾三世(Robert W. Caldwell III)是西南浸信會神學院的教會史教授。他也是《Theologies of the American Revivalists: From Whitefield to Finney.》一書的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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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快地聽,慢慢地使用 「心理治療術語」

我們的文化太快讓我們把一些關係上的困境定義爲創傷或有毒,然後把我們的鄰舍從身邊推開。

Christianity Today July 2, 2024
Illustration by Mallory Rentsch Tlapek / Source Images: Getty

疫情過後,我開始接受心理治療,當時我正經歷一段分手。朋友告訴我,我需要努力建立更健康的情感界線。他們說,我可能正在經歷一段「有毒的前任」帶給我的創傷。更有可能的是,我一直處於一種相互依賴的關係中。

我在第一次就診前填寫的初診問卷上,把我從別人那裡聽到的形容詞重複一遍。我尋求治療是爲了「建立更健康的情感界限,因爲前一段相互依賴的關係為我留下心理創傷」。

但在幾次充滿了我從朋友和網路上學來的術語的無效治療後,我不再使用這些術語了——創傷、相互依賴、情感界限。我發現我使用的這些術語讓我自己與現實的距離更遠,我把「自我保護」誤認為情感成熟。

我的意思不是這些專有名詞完全不準確,而是它們已經變成被過度使用的陳腔濫調,成為過度簡化的符號,讓我無法理解自身經歷中的細微差異。我所經歷的並不是「創傷」,我只是太過害怕接下來的戀情會是什麼樣子,我擔心再次戀愛的結果會和之前一模一樣。

我並非唯一一個習慣使用「心理治療術語」的人。多虧社交媒體的影響,曾經只侷限於臨床心理治療的術語如今在日常對話中無處不在。我們形容難相處的室友是「有毒的」;人際關係之間的衝突是種「虐待/苛待」;每個前男友都是「自戀狂」,我們人生的壓力變成「創傷」。我們都是「受害者」,我們都是「煤氣燈效應」中被操弄的對象。

當然,有時這些說法是很有用的。隨著心理/精神疾病案例數量的增加,我們也應認真了解一些常見的概念。隨著越來越多人願意討論自己的心理健康問題,心理治療本身也逐漸去污名化。聽到其他基督徒自由地談論家暴/被傷害的經歷,也許能鼓勵受害者站出來,認識到自己痛苦的童年是「創傷性」的,也許能讓人更願意尋求專業的幫助。

但是,我們所有人,尤其是基督徒,應持謹慎的態度,小心我們是否過度依賴使用心理治療的語言來描述我們與他人的關係。濫用這類語言有其後果──不僅會影響我們真實地理解自己的生命經歷,還可能會影響我們作爲基督的肢體的共同生活。我們如何使用語言會影響我們如何行事為人,而濫用心理治療的語言有時可能會限制我們愛鄰舍的能力。

過度使用心理治療語言——或斷章取義(望文生義)式的使用它們,會將原本類型不同的艱難經歷混爲一談。這種語言意義上的混亂在最好的情況下會造成人們更難好好地理解彼此,在最壞的情況下則會造成傷害。

舉個例子,幾年前,我在社交網站上看到一段影片,影片中的一位女士形容略過一頓飯是「自殘」的行為。當然,這確實有可能是飲食習慣失衡的徵兆之ㄧ。但在許多情況下,不吃早餐雖然有點遺憾,但卻是良性的。把少吃一頓飯定義爲「自殘」有損於理解自殘這個詞真正意義的嚴肅性。

然後是創傷(trauma)這個詞。我聽過有人用它來形容「在學校修了一堂很難的課」的經驗,或在我第一個租屋處看到蜈蚣的反應(這是真實故事!)。但是,當創傷變成對一般衝突事件或日常壓力的合理形容詞時,它的真正含義──「遭受真實的生死邊緣處境/威脅、嚴重的身心傷害或性暴力」──就被弱化了。

有毒的煤氣燈效應等詞形容與父母、教授和朋友之間正常的人際衝突,即使沒有惡意,也是不正直的行為。它淡化了那些真正經歷過此種嚴重痛苦的人對這些嚴肅詞彙的理解。

例如,當人們用「虐待/苛待(abuse) 」一詞形容室友之間的爭吵時,對那些經歷過真實苛待傷害(包括在教會中)的人來說,它就不再是一個有用的詞了。對於正在處理性侵、情感虐待或濫權等實際事件的會衆而言,語言的準確性尤爲重要。過度使用一個詞可能會抹殺它的嚴重性,使那些在黑暗山谷中行走的人輕看了自己的經歷的沈重份量。

過度使用心理治療語言讓我們無法聽到彼此的聲音。有時還會給我們一個完全停止相互傾聽的藉口。當一個朋友認定你們的關係是「有毒的」或「有問題的」的時候,你們很難再做進一步的討論或和解。如果取消某個約定的理由是要進行「自我照護(self-care)」,大概也沒有人能反對。而一旦拿出「情感界限」一詞,就表示這條線是不可逾越的。

當我們使用心理治療語言來停止與人的對話時,人際關係變成一種單向的獨裁統治。一個人可以對另一個人任意使用語言的力量。這種「我–對立於–他們」的氛圍以自己爲中心,而不是以他人爲中心。做的某些事情感到不安;因此,需要空間。我們試圖減少接觸,減少衝突,或任何不舒服及不方便的處境。

這種推卸責任的做法既不利於我們自我反省,甚至也不利於我們誠實地面對自己在「愛鄰舍」這一任務上的失敗。為你的朋友貼上「自戀狂」的標籤比覺察到自己在這段關係裡扮演的角色要容易得多;劃定一個「情感界限」遠比為別人自我犧牲要容易得多,尤其是當我們覺得別人很煩或無理取鬧的時候。

當然,有時後人際關係的界限有其必要性,有時,我們必須勇敢地結束一段關係。但是,將他人從我們的生活中踢出去,永遠是個需要深思熟慮的決定。採用心理治療的語言可能會將原本應是「我們對自己在一段關係中的角色進行辨識和靜心禱告的過程」簡化爲非黑即白一刀切的判斷,不考量他人的複雜性、犯錯的可能性和人性的不完美。我的母親也許對某段談話的內容的記憶與我不一樣,這不等於她在「煤氣燈操弄」我的記憶,我也不需因此再也不跟她說話。我那情緒不成熟的同事在會議中不尊重我發言的時間,不等同他是個「有毒的人」,不值得我費心思去了解及認識。

我們的弟兄姐妹會惹惱我們、傷害我們、誤解我們。有時後,我們需要私下的對話來澄清事情(太18:15),但在正常情況下,發生衝突不代表我們需要彼此疏遠,或把心理治療的詞彙當作武器。

上帝未曾應許我們會有完美的人際關係,而我們應該求上帝查驗我們的心,指出我們自己眼中的樑木(馬太福音7:5)。我們需要誠實地面對自己任何「對別人的冒犯」,而不是總是預設自己為被害者(詩139:23-24)。

來自周圍人的「無條件的肯定」短期內會讓我們感覺很好。與冒犯了我們的人保持距離很容易,甚至能讓我們相信自己是正當的要求別人負起責任,是「公義」的作為。但從長遠來看,這些人際關係上的速效解方並無益處──尤其如果我們追求的是真實的基督徒群體關係。

對基督徒而言,基督徒共同體既是永恆的,同時也是亂糟糟的。潘霍華(Dietrich Bonhoeffer)在《團契生活》一書中承認,透過艱難且磕磕碰碰的人際關係,我們才會意識到自己多需要上帝的恩典:

因此,我與我弟兄的關係失去起初的美好的時刻變得如此有益於我。因爲這些時刻如此透徹地教導我,我們都不能靠著自己的言語和行為而活,只能靠著那真正將我們聯結在一起的那一位的話語和行爲──在耶穌基督裡的罪得饒恕——而活。

心理治療的術語也許會讓我們變得更沒有耐心、更不仁慈、更不慷慨,更不容易原諒,更快進入憤怒。我們的文化太快讓我們把一些關係上的困境定義爲創傷或有毒,然後把我們的鄰舍從身邊推開。我們限制了共同生活所結出的果實的可能。我們把犧牲的愛變成情感上的負擔。

對基督徒而言,這是我們「逆文化而行(countercultural)」的機會──我們並非在提倡不健康的人際關係、停止關於心理健康的對話,也並非拒絕接受心理治療提供的洞見,而是要更謹慎地使用我們的語言,更真誠地看待我們的鄰舍,不受限於我們為他人貼上的標籤。

在接受心理治療後,我發現緩慢地(有時甚至是笨拙地)擴展自己的情緒是種富有成效的做法。我的治療師幫助我把我說的話轉化爲合乎各種情況的詞彙。老實說,有時我只是需要有人幫我找出解決衝突的方法。我的治療師經常提醒我,「探戈需要兩個人才跳得起來(一個巴掌拍不響)」,她會在深思熟慮後直截了當地挑戰我,告訴我我是如何曲解他人的。我們一起努力的過程讓我明白,擁有一個良好的支持系統有多麼重要──這個支持系統能以耐心及恩典的態度 「彼此分擔重擔」(加拉太書6:2)。

米婭·斯陶布(Mia Staub)是《今日基督教》的編輯經理。

翻譯:Harry Chou / 校編:Yiting Ts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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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小教會,你想不到的四個好處

你看到的是空蕩蕩的座位。我看到的是共同體。

Christianity Today July 1, 2024

我是一間小教會的會友。差不多七年前,我和妻子艾比開始來這裡聚會的時候,我們教會大約有150位成員,但現在我們的人數更接近70-90人。我們的禮拜堂可容納200人左右,但在復活節以外的禮拜天,禮拜堂裡常常有很多空位。我們的托兒所裡堆積的玩具年紀甚至比我還要大。我用一個巨大的咖啡壺為大家煮咖啡——當我改用好市多牌的咖啡豆時,人們認為這是種升級。我們仍唱著經典讚美詩,我們仍舉辦主日學(由我來教),我們教會裝飾的色彩看起來一點也不現代。

總之,無論從人數、資源或心態方面而言,我們都不是間超大型教會。

然而多年來,我一直為我們這間小教會心懷感恩,它有很多人想不到好處和機會,而這一切都與它的⋯⋯有關。

1. 小教會迫使我融入共同體

當一個地方人數較少的時候,要躲起來就難得多了。我和艾比來這間教會的第一個禮拜天,就坐在最後幾排。我們打算祝福禱告一結束就奪門而出,回到車裡討論這間教會是否值得我們再訪。這是我們拜訪不同教會時的一貫的做法,而且一直很管用。但在這間教會禮拜結束後,我們馬上被人追著不放,沒錯,是真實意義上的

教會師母說:「哇,你們跑得真快!」當有人指出你逃跑時,再跑下去就很不禮貌了。我們還沒逃到門口前,就被介紹給教會其餘的人認識。再下一週,我們早早就來上主日學,聚會結束後留下參加唱詩班練習,直到很晚才離開教會。雖然我們當時特別想當無人知曉的透明人(就連現在,我偶爾也會故態復萌),但被人認識,無論是當時還是現在,都是很好的事。

2.小​​教會迫使我必須服事

我在念大學時期,參加學校附近一些大教會。那時候,聽完一場講道,拿到一套免費的大學生關懷禮包,然後帶回宿舍,沒有任何人際關係連結,是一件輕而易舉的事。但在一個小環境中要這樣做就難得多了。以賽亞在異像中看到上帝的時候,周圍有很多天使,但以賽亞是唯一的人類目擊者。當耶和華說:「我要差遣誰呢?誰肯為我們去呢?」其實並沒有其他選擇。我想,以賽亞本可以拒絕這個呼召,但若他這樣做,會把自己不情願的藉口暴露無遺——畢竟他找不到其他人可以躲在他們背後。同樣的,在小教會的環境裡,當教會需要人們完成某件事時,要找其他人來做這些事就難得多了。面對教會的需要,我的回應往往是:「我在這裡,請差遣我!」雖然這些事並不總是我的優先事項,但幾乎總是能使我得益處。

3.小教會迫使我面對人們的多樣性

我的教會是一間社區教會。雖然有些人開車來教會,但我們大多數成員都住在教會附近。雖然你可能會認為,如此狹小的地理範圍會導致教會同質化(同溫層太厚),但我們卻有著令人驚奇的多樣性。我們教會裡有不同種族、不同社經地位的會友,以及對事情非常不同的看法。也許有人甚至會看著我們這個小小群體說:「你們之間到底有什麼共同點?」而這正是教會該有的樣子。我們之所以能同行,是因為我們有一個最重要的共同點,就是我們的元首基督。

如果由我自己選擇邀請什麼樣的人參加派對,我很容易會選擇那些在外表、想法和興趣方面跟我最相像的人。的確,規模小的教會不一定能防止同質化的發生──無論規模大小,教會都可能變得同質化。但在我們教會這個基督的身體當中,每當有新人加入我們的崇拜,尤其是如果他們願意留下來,他們會將自己獨特的視角帶到我們之中。他們的到來為我們的教會調和出不同韻味。在我們教會的群體更大的時期,艾比和我可以和跟我們幾乎完全一樣的人待在一起。但隨著我們教會規模的縮小,我們不得不與比我們年長、比我們保守(或比我們更自由派)、教育程度比我們低(及高)、與我們有不同難處的人來往——而這真是神給我們的一份禮物。

G. K.切斯特頓(G.K.Chesterton)用他典型的逆向思維方式講到,在我們長大的那條街上,往往有著比整個城市更大的多樣性,因為在城市裡,你很容易找到和你一樣的人。他解釋說:「我們結交朋友,也樹立敵人,但神親自安排了我們隔壁的鄰舍⋯⋯我們必須愛我們的鄰舍,因為他就在那裡。」雖然這樣描述一個由自願到來的人組成的組織似乎有點奇怪,但是,當你委身於一個群體時,無論誰出現,你都會繼續委身。而且,即使有人的意見跟你不一樣,你仍會委身其中。

4.小教會給了我原本可能得不到的機會

當你有更多人可以使用時,就可以根據他們已經磨練好的技能來決定把事情交給誰來做。請相信我,這是有道理的。但在有需要的環境裡培養技能,這也是有道理的。幾年前,教會邀請我擔任執事服事。當時我才二十五、六歲,雖然我在教會長大,但我完全不知道如何去做教會期望我做的事,但我也知道,沒有太多其他人能在我們的執事委員會服事。發放慈善基金、計算奉獻、制定預算、分配教會資源——我不敢說自己已經準備好做這些事。但很多時候,我們是否準備好並不重要,是否順服才重要。如果是在一間更大型的教會,我很可能不會有這樣的機會,但我很感激我的教會在我還沒有準備好的時候就給了我這個機會——這迫使我使用並培養我本不知道自己有的潛在恩賜。

同樣的,我也得到了講道的機會,並且培養了我的講道能力。講道並不是我覺得自己受到特別呼召或有恩賜去做的事,但我的牧師仍鼓勵我嘗試。他和我一起努力,讓我培養出自己的風格,數算我講道時講了多少次口頭禪,更重要的是,他不斷要求我講道,而我也講得越來越好。切斯特頓曾說:「如果一件事值得你去做,即使做的不好也是值得的。」而在一間小型教會,做得不好的機會多得多。但是,一件事做得不好,正是把它做好的起始點。

當然,雖然我前面用了「迫使」這個詞,但這些事都沒有強制性。我們生活在一個教派、無教派和教會自由主義的時代。你不一定要委身於某個教會群體,甚至不必離開家才能「上」教會。如果你不喜歡某樣東西,可以輕易地一走了之,去街上另一頭的教會,也許那裡不會對你有太多要求,或甚至在這方面或那方面與你更相像。

確實,身處一間小教會並不總是那麼美好。例如,我必須處理教會內的衝突,因為這些人是我的家人,而我不能拋棄家人不管(雖然有時我真的很想這樣做)。例如,我不得不在我已經重擔滿滿的人生責任清單上再多加一份來自教會的責任。我們一家人不能一起敬拜,因為我們剛學會走路的孩子無法安靜的參加完禮拜⋯⋯而教會的托嬰事工基本上來自父母親本人。在這些時刻,我嚮往那些有很棒的事工計畫和大批志工的教會。但在我教授主日學的時候,有人願意幫忙抱著我們的新生兒,讓艾比可以照顧我們剛會走路的孩子,而我知道,當這些人參加我孩子的嬰孩奉獻禮,承諾會盡他們所能幫助我們養育孩子的時候,他們是真心的。在種種這些時刻——當我面臨人生困難掙扎的時候,能去找一個了解我、真的關心我,願意幫助我的人;當主日學或敬拜因某人有緊急需求而中斷或做出調整的時候;當我看到一個小小的共同體彼此委身,並不是因為彼此相似,而是因為我們是個共同體的時候——我看到了天國的一(小)部分。

喬納森·辛德勒(Jonathan Schindler)是丁道爾出版社(Tyndale House Publishers)的非小說編輯。他在伊利諾州卡羅爾溪市工作和敬拜。

翻譯:改革宗經典出版社 / 校:Yiting Ts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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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教會的新藍圖:不只四面圍牆

在快速城市化的中國,一些禮拜堂從聖經汲取靈感,同時重新思考當地的建築傳統。

巨龍教堂中庭

巨龍教堂中庭

Christianity Today July 1, 2024
Shikai / INUCE

捲軸式尖塔。巍峨的方舟形中庭。讓人聯想到19 世紀北美衛理公會教堂的管風琴。

這些都是巴西籍德國建築師德克(Dirk U. Moench)為中國三自教會設計的教堂建築裡較引人注目的元素。這位路德宗建築師於2011年成立INUCE設計公司,並在中國福州和瑞士明斯特林根(Münsterlingen)設有辦公室。

德克在中國設計了四座教堂。福州羅源的兩座教堂分別於2018年和2021年完工,巨龍的一座教堂也於今年完工。德克表示,另一個正在金山進行的計畫引起全國的關注,在微博和小紅書等社群媒體平台上獲得數以萬計的讚。

《今日基督教》就中國教堂設計如何與西方建築原則相結合,以及教堂的實體建築如何與中國快速發展的城市景觀互動以及參與在城市裡等問題採訪德克。

當您受邀在福州金山區設計一座教堂時,中國的官員和政治家告訴您,他們想要一座「現代中國的現代教堂」時,您是如何理解這句話的?

從很多方面來說,這都是個政治語句。但身為建築師和基督徒,你必須讓這句話充滿基督教的意義。

建築師喜歡用拉丁語genius loci即「地方精神」一詞來表示「一個建築物是其周邊環境的映射」的概念,如歷史建築、特定道路方式、景觀特徵以及建築傳統——是建築師對一個地方本質的過濾和感知的放大。

自從中國共產黨領導人鄧小平在1979年進行改革以來,中國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如今的中國城市已不再帶有地方特定的傳統。現代化的道路兩旁有著現代化的建築,有住宅區、辦公大樓、工廠等等。你無法在新的建築物上映射出當地的「地方精神」。

但對我來說,最重要的是要了解當地社區(人們)的精神,也就是這間地方教會的精神。我了解到,中國基督徒正在問自己一些重大的問題:這座新建築將如何表達我們的身分?它將如何與這個地方連結並滿足我們的需要?

在這裡,中國和西方的建築傳統經常在對話,我試圖將它們進行藝術上的融合。這種融合不是普通意義上的,而是在更具體的方面,例如:這間教會將在什麼樣的物質環境中成長?這個群體所關注事是什麼?他們對基督教中的歐洲和西方元素有哪些興趣?

幾年前,中國當局拆除了教堂建築上的十字架。您設計的教堂是如何體現十字架的?

中國幅員遼闊。它是一個獨立的大陸。很難說一個地區發生的事同樣會發生在另一個地區。各地區的文化、宗教政策、教會及宗教管理局的關係可能都不一樣。

我聽說有些地區的政府和教會之間的關係比較惡劣。但我從未因此需要考慮或妥協我對藝術和建築的追求。

我設計的十字架都是出於美學和情境的考量。例如,金山教堂的十字架高達70公尺,看起來就像一個採用經典比例的簡單十字架。它帶給中國基督徒的驚喜在於它的顏色。

今日,幾乎所有新教教堂的尖頂上都有個紅色的十字架——胖胖的,且用塑膠製成,以便能在夜間照明。但這常讓西方人想起紅十字會或醫院。因此,我決定不採用這種顏色和霓虹燈照明,而是建議用白色來襯托下面教堂建築的純潔。

德克·U·莫恩奇Shikai / INUCE
德克·U·莫恩奇

您設計的教堂受到了哪些東、西方建築原則的影響?

我試圖傳達的一個重要理念取自歐洲人的概念,即認為教會是公共基礎設施的一部分。教會是城市的一部分,在視覺、空間和功能上為城市提供服務。儘管基督教在中國是少數宗教,但教堂建築仍可以吸引更多民眾。這個想法得到當地基督徒的正面回應。

在西方,我們認為漂亮的弧形屋頂是中國建築的象徵。但中國空間組織理念中最真實、最核心的元素是牆。

傳統上,中國城市由四合院組成,而四合院被圍牆完全封閉。通常在南牆的中央會有一個大門,大門上有裝飾物和自己的小屋頂,它的作用是向外界代表這個單元、這個房子、這個家庭。這堵牆不僅僅是為了安全而設,而是有著千年的歷史傳統。

當西方宣教士開始在中國建造教堂時,他們通常會在中國城市的中央獲得一塊曾經是四合院的地皮。因此,在「西方」教堂周圍建造牆壁或圍牆的概念並不完全陌生,這一原則也被延續了下來。

因此,我們在中國看到的最早的現代教堂都有圍牆和大門。空間思維模式非常的中國化,而實際的教堂建築本身則更受到西方的啟發。

現在,我想對這ㄧ概念提出質疑,因為與我交談過的中國基督徒群體不再希望把自己視為受保護的少數群體。他們認為自己是社會的重要組成部分,可以為建立更美好的城市做出貢獻和幫助,不僅僅只透過慈善事業,而是能成為公共和城市生活的一部分。

您是如何將這種對基督徒群體的全新理解轉化為現實的?

福州的花巷教堂就是個例子。人們稱它為「福州的粉紅教堂」。它被高樓大廈和購物中心環繞,坐落在衛理公會宣教士於1930年代建造的一座老教堂旁。

花巷教堂正門Shikai / INUCE
花巷教堂正門

我並不是這個社區為此建案諮詢的第一位建築師。當時已經有了幾種設計方案,一種是帶有兩個尖塔的哥德式教堂,另一種是羅馬式大教堂。會眾對這些設計並不十分滿意,因為它們看起來「迷失了方向」,與城市的關係並不和諧。同時,他們也在思考自己的使命,新建築應該迎合年長的成員,還是應該吸引年輕人?

我的回應是,答案不是「非此即彼」,而是「兼顧」。要吸引年輕人,就必須讓他們感受到歷史的深度。他們需要了解自己的根基,以及自己是站在什麼樣的巨人的肩膀上。

我們必須放棄受歐洲啟發的理想教堂的概念,例如帶有塔樓的十字形教堂,而是從這座城市的異質性和混亂的狀況中汲取靈感。也許這座新教堂有助於為城市的天際線增添色彩,或延續中國建築特有的斜坡屋頂。

我們沒有像傳統中國建築那樣設計高牆和正式的入口大門,而是在教堂入口處安裝幾乎看不見的可伸縮式屏障,一直開放教堂到深夜。教堂內外植物茂盛,提供遮蔭,且設有豐富的戶外座位供會友和遊客使用。

您的其他教堂設計也從環境中汲取靈感。作為一名基督徒和建築師,這對您來說為什麼很重要?

在中國的城市裡,你會看到商店搬進搬出,外牆被重新裝修,看起來比鄰居更豪華、更響亮、更吸引人。但教堂的設計更永恆且穩定。它是建築物之中的調解者,可以幫助協調建築環境中的不平衡,或使人們專注於地方的美。

因此,教堂建築與周圍環境之間是一種辯證關係:它既脫穎而出,又融入其中。

巨龍教會Shikai / INUCE
巨龍教會

例如,巨龍是福建省南部港口城市泉州郊區一個新開發的城鎮。居住在這裡的人們來自全國各地。將巨龍教堂打造成方舟或避風港,是受彼得作為耶穌將在其上建造教會的磐石(馬太福音16:18)這一概念的啟發,我想透過教會建築物在這個瞬息萬變的世界中傳遞穩定的信息。

這間教堂位於巨龍山腳下,人們在這不僅能欣賞大自然的美景,也能聯想到《登山寶訓》耶穌登上山頂佈道的情景。

您認為美麗的教堂建築有助於敬拜或禱告等靈修活動嗎?還是會分散注意力?

這是個古老的新教困擾:形式上的美感會激發你的靈感,讓你更接近上帝,還是會分散你的注意力?這個問題需要會眾來回答。身為建築師,你不能創造一個符合你個人傾向或信仰的禮拜場所。你必須傾聽社區的需求。

花巷教堂的內部是個非常簡單的白色空間,上層廊道緩緩起伏,天花板平整,燈具數量較少。這是對禮拜空間於外觀上的一種非常古典的、近乎改革宗的理解。

不過,19世紀下半葉流行於北美教堂的大型管風琴卻成為這間教會講台的主要特色。這是會眾的願望,他們希望延續衛理公會的傳統。

管風琴會激發講道或禱告的靈感嗎?我不這麼認為。但我確實覺得,管風琴所創造的音樂確實重新建立一種很基督教的情感紐帶氛圍,即:我們是個共同體。這間教會的會眾非常感激能透過管風琴感覺自己與基督教傳統更加親近。

您是否希望參觀這些教堂的人能從中學到一些關於上帝和中國基督教的東西?

身為建築師,我不會把自己的想法強加在人們身上。我不是前來守衛人們對上帝的特定或單一的理解。我所規劃和設計的是實體的教堂,但真正的教堂是裡面的人,是傳講並教導關於基督教的一切的牧師和弟兄姊妹們。

如果他們認為我的建築能幫助他們做到這些,那我會很高興。但我不認為我應該想得比這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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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基督的群體裡擁抱真實的我,及我的性取向

我被同性所吸引,但律法主義的譴責和進步派的許可都讓我陷入困境。

Christianity Today June 27, 2024
Anthony Harris / Lightstock

(英文原文發表於2017 年)

週,最高法院就《奧貝格費爾訴霍奇斯案》(Obergefell v. Hodges)做出裁決已滿兩週年。在該案中,多數意見認為,根據美國憲法第14條修正案,同性伴侶的結婚權利應得到保障。皮尤調查中心最近的研究表明,美國人對同性婚姻的支持率已從2004年的31%增加到2016年的55%。最值得注意的是,在那些宗教認同為基督教(無論是福音派、主流新教或天主教)的人群中,接受同性婚姻的比例也在增長,且增長速度幾乎與其他人群相同。

當基督徒在我們當前的文化背景下辯論同性戀問題時,教會和我們國家的其他地方一樣,正經歷著越來越大的分裂,並在這個問題上出現嚴重的兩極分化——15或20年前,教會幾乎沒有人討論過這個問題。而辯論雙方往往皆無法平衡「律法及恩典」這兩個古老的矛盾張力。進步派基督徒必須達成一些令人印象深刻的神學辯證,才能繞過聖經禁止同性性行為的一致性教導,而極端保守派基督徒則尚且無法解釋自己將同性戀孩子逐出家門,或將同性戀教友拒之門外的行為怎麼可能符合耶穌「愛鄰舍如同愛自己」的教導。

所以,我們如何才能更好地將律法和恩典有效地結合在一起,讓我們既能堅持自己的信念,又能向那些不持此信念的人表達愛呢?

這個問題對我來說意義重大,因為我從小就在同性吸引力中掙扎,卻找不到一個安全的地方傾訴和理清這些感受。從很早開始,我就被女生吸引,這種吸引與和其他女生當朋友的感覺完全不同。在中學時期,我展現出的任何「為某個男孩瘋狂」的表象都只是為了融入朋友圈,但與另一個女生建立一種專屬的「我了解妳,也被妳了解」的關係的渴望完全超越這種表象。但當時的我認為同性戀幾乎是不可饒恕的罪,比任何其他形式的不道德性行為都要糟糕,這種想法先發製人地粉碎了我想找人傾訴這些感受的需要。我從童年時期的教會裡聽到的信息很明確:「被同性吸引」的感受標誌著我是「異類」,且意味著我永遠無法取悅上帝,因為教會教導我們,上帝宣稱這種渴望和困惑是對祂的褻瀆。

(編按:在美國福音派基督教圈,Same-Sex Attraction Christian (簡稱SSA) 意思為「受同性吸引的基督徒」,不完全等同於「gay (同性戀)」的概念,gay一詞更常用於指「受同性吸引,且有實際同性戀(性)行為」的群體。)

當我在一間小型基督教學校念大學時,這一切都改變了。在那裡,我接觸到一個進步派基督教團體,他們不僅公開談論並讚揚同性戀,還將其視為充滿包容的上帝賜予我們的另一種愛的表達方式。身為一個越來越認同自己是名同性戀,並感覺自己被呼召去服事上帝的女生,這是個令人陶醉的組合。但從無聲的譴責到另一個極端——積極鼓勵我表達並擁抱「真實的自我」——讓我對自己的身份、與上帝的關係以及與教會的關係更加困惑。

最後,無論是律法主義式的譴責還是進步派的許可,都只有讓我渴望尋求更多的滿足和完整性,而這兩者都無法做到這一點。一個群體沒有承認我的感受是真實的、將它拒之門外;另一個群體則忽視了我對人類性倫理的真實信念,將其解釋為我「童年時期遭受律法主義壓迫後殘留的罪惡感」。

在過去十多年裡,隨著保守派基督徒開始傾聽山姆·阿爾貝里(Sam Allberry)、羅莎莉亞·巴特菲爾(Rosaria Butterfield)和衛斯理·希爾(Wesley Hill)等主內弟兄姊妹的聲音,教會內的一些衝突開始有所緩和。他們的事工為我們這些在對性傾向「二元劃分」理解中長大的人提供饒富生命的恩典。他們也幫助我透過具體的語言表達那些我所處的基督徒群體可以並且應該滿足的需求。

在我逐步認識自己在基督裡的身份的過程中,無論是進步派還是保守派的朋友和家人皆花了同樣多的時間來鼓勵我及讓我感到沮喪。因此,這裡有五個建議,希望能幫助讀者們知道如何成為我們這些被同性吸引但持守聖經婚姻觀的人的SSA基督徒的忠實朋友。

1. 你不必理解我們的掙扎也能支持我們

當我開始梳理自己的信仰和性取向時,我最好的朋友對我說的最有幫助的一句話是:「我並不完全理解你所經歷的一切,但我在這裡,我愛你。」如果與人類性取向的討論對你而言很陌生,沒關係。不要試圖成為總是提供建議的專家。有時我們只是需要一個傾聽者和信實的代禱勇士。你也要明白,性取向/性身份認同遠超過我們的生理本質。巴特菲爾曾說:「性取向的重點不在於我們在床上做什麼。性取向包含著一連串的需求、要求和渴望。『性取向』與其說是種起因,不如說是我們生活狀態的樣貌;與其說是種起源,不如說是種結果。」

2. 另一方面,花時間去了解這種掙扎——以及在掙扎中的人

請願意挑戰自己並盡可能拋棄你對「同性吸引力」的偏見、論斷和先入為主的觀念。閱讀對同性戀持不同看法的人的作品,解決在這類討論中不可避免會出現的問題。當然,熟悉各種對立觀點並不等於對所有論點和解釋持開放、接受的態度。珍·勞埃德(Jean C. Lloyd)說:「陪伴他人,傾聽他們對基督教教導的掙扎,並不意味著對所有可能的對話持開放接受的態度。勞埃德曾撰書引導基督徒如何為SSA弟兄姊妹提供能安全分享的地方,但她表示,「雖然這個世界也許會稱我們為『心思狹窄』的人,但對所有觀念持接受的態度,實際上是種傲慢和愚昧。我們可以讀詩篇第一篇,並自問:我在誰的忠告中行走?

3. 確保你對人的期望不會比耶穌更高(或更低)

當耶穌在馬太福音11:28-30 說:「凡勞苦擔重擔的人,可以到我這裡來,我就使你們得安息⋯⋯因為我的軛是容易的,我的擔子是輕省的,」耶穌表達的是一個重要的悖論——律法能使人自由。當我的進步派朋友試圖鼓勵我「忠於自己」,以「上帝造我的方式」表達愛時,他們實際上並沒有真的將我從律法的束縛中解放出來。因此,如果你在這個議題上傾向自由的左派,請明白你鼓勵我們擁抱同性的吸引力的「祝福」,實際上為我們帶來了比耶穌呼召我們委身於獨身還更重的負擔。祂要求我們愛祂、順服祂,這既是亮光也是輕省的負擔,我透過照著基督的教導及秩序經營我所有的關係而找到更多的平安、喜樂、愛和滿足,遠比我在與另一個女生的關係中追求滿足自己的慾望時更多。

相反的,如果你在信仰上比較保守,那麼你要明白,在性認同上掙扎的季節並不完全等同於我們跌入罪中或缺乏信仰。就像其他基督徒一樣,生命中的某些季節會比其他季節更艱難,當我們學習更深地向基督靠攏時,有時負擔似乎感覺更重。在這些時刻,你可以信實地履行加拉太書6:2的呼召,「你們各人的重擔要互相擔當,如此就完全了基督的律法」。

4. 為被同性吸引的人代言、發聲

是的,這ㄧ點適用於我們(甚至像我這樣的SSA基督徒)這些堅定地認為同性性關係並不包含在上帝對親密、忠誠、專屬的性關係的美好祝福內的人。聖經中最好的例子是約翰福音8:2-11關於耶穌與犯姦淫的婦人的故事。當法利賽人想要辯論教義時,耶穌想要服事在祂面前以最脆弱的狀態出現的那位「承載著上帝形象」的婦人。耶穌迅速地為她抵抗所有攻擊她的人,並挑戰這些人應首先關心自己的心和罪。

不過,一旦石頭被扔掉,控告者離開了,耶穌也沒有簡單地讓她離開。耶穌向她說,「去吧,從此不要再犯罪了」。因此,為人發聲意味著保護他們免受外部和內部力量的攻擊。雖然透過譴責「仇恨及恐同言論/行為」來為同性戀發聲是很重要的事,但發聲也包括成為導師、問責夥伴和禱告勇士。如果你認識一個人——特別是青少年或青年人——在受同性吸引的問題上掙扎,你應該走向他,以心思陪伴,對他說造就生命的話,肯定神所賜予他的恩賜。花時間和他一起學習神的話語,也花時間為他禱告,將你的生命投入在他的生命裡。

5. 請記住,婚姻之愛並不是愛的最高形式

那些替我哀嘆我永遠不會「找到愛」(如果我繼續相信同性性關係是有罪的)的朋友們小看了所有單身基督徒能在教會群體裡經歷到的愛和滿足。並非每一個基督徒都會有婚姻關係,而我的性取向使我更加不可能有異性婚姻。然而,在聖經中,婚姻並非愛的最高展現形式,基督和教會的奧秘之愛才是。最高階的愛是希臘文agape的愛,而不是eros的愛,所有人都可以經歷到agape的愛,這意味著帝並沒有向單身基督徒隱藏關於祂(和這世界)最美好的部分,祂將自己所有一切和祂的愛帶給所有人。

此外,因著我對上帝的理解和聖靈的工作,我確實仍有可能有異性婚姻關係。選擇信實地過單身基督徒的生活,並不等同於被判終身孤獨。如果有個敬虔的男人在我的人生旅途與我並肩而行,看到我真實的樣貌、我所有的長處和短處,並願意與我一起服事主,我仍會全心全意地相信,那將我們「心裡所求的」賜給我們(詩37:4)的神能塑造我的心,讓我擁抱這段關係。

而如果這沒有發生呢?那麼,基督的肢體就在這裡,這個不斷向我表達愛、支持和願為我犧牲的群體。

說到底,上帝依然良善美好,依然足夠我一切所需。

貝卡·梅森是Revoice機構的執行董事,也是鵜鶘計劃的創始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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