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3年，愛爾蘭女宣教士梅米·約翰斯頓（Mamie Johnston，中文名「韓悅恩」）受愛爾蘭長老會差派，由婦女傳教會（Women's Missionary Association）贊助，前往中國東北法庫縣，當時 26歲。 她在中國生活了28年，經歷了土匪侵擾、日本侵華戰爭和紅色政權的建立。 1949年轉派至昆明，1951年被中國政府驅逐出境。
1981年，她以殘疾之軀出版了英文回憶錄《往事如昨：中國記憶1923年-1951年》（I Remember it Well: Memories of China 1923-1951），記錄了當年的宣教經歷、東北的鄉村生活 、中國文化中諸多溫暖與殘酷的細節、她與日本人鬥智的傳奇故事、被迫離開中國的慘淡記憶。
不變的約定
梅米8歲的時候第一次知道了中國。 當時，愛爾蘭長老教會的女醫療宣教士伊莎貝爾·米切爾（Isabel “Ida” Deane Mitchell）醫生正預備啟程前往中國東北，她邀請小梅米長大以後走出家門，走出英國，到中國去幫助她。 梅米始終記著這個約定。
1905年，伊莎貝爾踏上赴東北醫學宣教之路，進駐法庫，成為當地第一位西醫大夫，並為自己取了一個優雅的中國名字「齊幽蘭」。 1917年，她在救治一位白喉患者時被感染過世，享年38歲。
梅米在陸續完成學業後，發現走出英國、追隨伊莎貝爾到中國去幫助她的願望已經破滅。 但她還是向教會遞交了當海外宣教士的申請，目標地區是印度或中國。 最終，愛爾蘭長老教會派遣她前往中國東北部做教育宣教士。
1923年，梅米搭船到達上海港，再轉道北京，到語言學校學漢語，之後赴瀋陽一家師範學院工作。 1924年，她僱騾車前往此行目的地法庫。 途中，在大車店過夜，老闆娘看她沒帶隨身被褥，刻意安排她住進主人的臥室。 她在那間瀰漫著鴉片氣息的房子裡朦朧睡去，聽見老闆娘用憐憫的語氣說：「這姑娘連個鋪蓋都沒有，真可憐。雖然她是個外國人，也和我們一樣，知道辛苦。」 然後，就把自己的被子蓋在她的身上，像照顧孩子一樣把被子掖實。 她後來寫道：「那一刻，我的心深感溫暖。這裡是我的國，我的民。」
當她輾轉到達法庫，安頓好之後，發現安排給她的宿舍正是伊莎貝爾醫生住過的房子。 顯然，那位掌管時間的主也記著那個最初的約定。
與土匪打交道
法庫地處偏遠，常有土匪出沒，闖入人家綁架勒索。 有一天，晚餐前，梅米和室友聽見牆頭有聲音，便趕緊召集女子學校的老師，有人敲鐘，有人彈琴，有人吹笛，梅米則和室友一人拿一根長棍，衝出房門， 朝黑暗處揮舞棍棒，大聲吹哨，扮演兇惡的「洋鬼子」。 幸運的是，那夥土匪一時被嚇住了，迅速退走，學校算是躲過一劫。
梅米和其他宣教士在來中國之前，都了解一項「潛規則」：因為綁架宣教士非常容易，所以教會絕對不會向綁匪付贖金。 否則每週都會有新的綁架發生，教會根本付不起。 這讓梅米在宣教途中隨時做好被綁架、撕票的心理準備。
30年代末，她與中國女助手同赴漢蒙邊界探訪先前建立的教會。 晚上，在客棧休息時，闖進來一夥到此歇腳的土匪。 面對這群粗魯的東北蠻漢，兩位女基督徒以謙遜大方的態度和對聖經的通俗講解贏得了他們的尊敬與信任。 這群土匪的頭目名叫“大家好”，他甚至傳令讓梅米所經之地的匪幫暗中保護她們順利到達終點。 強盜中唯一有文化的師爺還教梅米和助手學了一套行走江湖必不可缺的「春典」（黑話）。
後來，梅米從報紙上知道「大家好」在與日本人的戰役中戰死，她為自己失去了一位中國朋友深深地悲痛。
與日本人周旋
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日本在中國東北部建立了滿洲政府。 日本軍人把宣教士當作競爭對手，他們要基督徒像崇拜上帝一樣崇拜天皇，如果拒絕，中國信徒和宣教士就會受到迫害，甚至送命。 宣教士宣講福音的講道必須先提交給警察，來往信件都會受到審查，外出需取得通行證，並詳細說明行程目的。
1937-1944年正值愛爾蘭長老會總會財政困難，無力承擔過多海外宣教開支。 有35位宣教士陸續離開東北，沒有新人被派來補充進來。 法庫的宣教工作和教育事工全都落在梅米身上。 她在編寫教材的同時，也要隨時應付日軍突襲式檢查。 凡是封面寫有「中國」二字和由「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的書籍都會被銷毀。 她和同事偷偷把書打包藏到教會一處靠窗座位底下的活動空間。 當天，她在這裡接待兩位搜索的日本官員，他們就坐在那個座位上聽她報告學校圖書館清理後的書單。
她也曾被密切監視，課堂上總有警察出現。 在火車上，一個人偽裝成同行者，接連幾個小時問她各種問題。 車子一到站，馬上把她帶到車站派出所審問。 幸好她一直保持警覺，沒有留下任何破綻和口實。 後來，一位中國朋友看到警察局在她的名字邊標記著「完全無害」的字樣。
梅米有著雅億的智慧和果敢。 一次，一位中國牧師因莫須有的罪名被逮捕，被關在鐵嶺的軍事監獄。 她很想幫助他，但無法拿到開給外國人的通行證，便喬裝成中國婦女，戴一頂皮帽蓋住金色的頭髮，穿一件當地老年婦女的破爛外套，把高鼻樑埋在褐色 的厚圍巾裡，悄悄坐上凌晨從法庫開往鐵嶺的公共汽車，去向一位參與審訊牧師的朝鮮族翻譯尚先生傳遞信息，激勵牧師堅持下去。 回程近黃昏，警察會細查入城通行證，梅米便在法庫附近下車，穿過冬天的田野，爬過電網下面的溝渠，帶著一身泥土，在夜半時分回到住處。 這件事，她持續做了多次，直到那位牧師被釋放。
從東北到西南
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梅米與其他遭日本人驅逐的宣教士被迫離開東北，先到加拿大，半年後回到愛爾蘭，然後赴印度，從那裡重返中國。
1945年，東北部已經由紅色政權掌管，她隨即被派往雲南，為當地教會建立主日學，負責幼兒園和教師培訓。 1949年底，昆明被紅色政府接管，教會開始宣揚接受來自國外的幫助都是叛國的論調，並認為宣教士極可能是間諜。 梅米註意到，作為服事的環節之一，牧師必須呼喊反對外國人的口號，不然就可能帶來會眾的分裂；但她是教會裡唯一的外國人，牧師喊完口號，會特意用讚美詩 來安慰她——「耶穌的愛，把我們連在一起；在基督裡，我們不分東與西！」她意識到自己成了教會的一個負擔，但她已經不能說走就走了。 去留不再取決於她的意願，而是取決於政府的政策。
幾經周折終於被允許離開時，梅米由各類軍人看管著，從軍用飛機到輪船到臨時監獄再到賓館，從重慶到武漢到漢口到廣州到香港，她從衣冠整潔到衣冠襤褸，從能 自由用餐到被限制進食，從與人共處一室到與鼠共處一室，直至被迫目睹軍人槍斃一車囚犯。 在中國的最後行程，她可謂經歷了人間煉獄。
當警衛故意在夜半衝進監牢用火把晃她的臉，高喊：「你們現在落在共產黨手裡了！」梅米突然意識到一股奇異的喜悅力量充滿全身，她沒有了恐懼，反而代 之以深深的平安和篤定——「我們在上帝的手中」，這種認為自己配得上「為耶穌受苦」的意念，讓她由衷地產生愛和憐憫，讓她願意喜樂且忍耐地與周圍 人相處，並生出一種將生死置之度外的坦然和自由。
她回到故鄉，寫下在中國的見聞。 在一次訪談中，她滿懷深情地說：「中國，那是我們的獻身之地。」
蘇拉密，基督徒作家、編輯，曾在東北某大學文學院任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