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istory

印尼華人教會的過去與現在

關於華人教會在千島之國過去的發展和現今的挑戰采訪傅子盛牧師。

華人在印尼蘇門答臘島北部的亞齊省府班達亞齊參加教會活動

華人在印尼蘇門答臘島北部的亞齊省府班達亞齊參加教會活動

Christianity Today August 10, 2022
Leisa Tyler / Getty

對今天全球很多基督徒來說,想到印度尼西亞,可能第一個會想到的是“全球穆斯林人口最多的一個國家”。實際上,印尼也是一個文化與宗教多元的國家。據估計,基督徒佔印尼2.1億人口的10%,這讓印尼在擁有最多基督徒的國家中名列前三。

今天,有數以百萬計(根據統計方法的不同,估計的數字從200多萬到700多萬)的華人散居在印尼,在印尼各地也有形式略異的一些華人教會。

在歷史上,印尼的華人曾經受到歧視和排擠。在那些艱難的年月裏,印尼的華人教會是如何生存和發展的?在今天的印尼,政府對宗教活動也有一些獨特的規定。這對華人教會的發展會有什麼影響?在今天的多元文化環境中,印尼的華人教會在向年輕一代傳福音方面又面臨哪些挑戰和機遇?

2022年2月,世界華福中心總幹事董家驊牧師采訪了印尼西加基督教會坤甸堂會主任牧師傅子盛。以下是訪談文字記錄的一部分。

千島之國的多元文化

董:如果今天要對不認識印尼的人介紹這個國家,你會怎麼介紹? 華人在印尼的處境又是如何? 傅:印尼是一個千島之國,印尼文叫“nusantara”,是超過六千個島嶼組成的國家。印尼有超過一百種民族,雖然當中穆斯林佔大多數,但印尼其實是一個非常多元化的國家,不同的地方、不同的民族會有不同的語言。我們國家統一的語言是印尼文,幾乎所有的印尼人都會講印尼文,包括華人;現在大部分的華人都是第二、第三代,所以基本上都是受印尼文的教育。

在宗教信仰方面,印尼政府承認六個宗教信仰,除了伊斯蘭教之外,政府還承認天主教、基督教、印度教、佛教、和孔教。國家不許可人民沒有信仰,在身份證上,每一個人都需要選擇其中一個信仰。1965 年發生了政變,政府認為背後有共產主義的影響,且認為華人大多是共產主義者,抓了很多的華人;在那段時間,有很多華人因此而選擇了基督教。那時有很多難民潮,人民從內陸跑出來,也同時成為一個傳福音的好機會,有好多華人因著政治的因素相信了耶穌。

印尼的基督教和天主教,在這幾年來發展得非常迅速,一方面有很多年輕人信主,另一方面,很多印尼的華人教會也積極參與在社會服務,像是辦學校、醫院,還有很多不同方面的社區服務,透過這些途徑不斷地傳福音,近期新媒體也成為一個傳福音很好的渠道。印尼的教會,基本上是一直不斷地在成長。

董:每個人都一定要選一個宗教的政策很有意思。那如果一個人改信的話,他的身份證需要去改嗎?還是不能改信到其他宗教? 傅:如果改信,就需要一些法律上的手續。如果是穆斯林改信基督教,他面對的壓力是比較大的,會有社會上的壓力、被別人排斥、受到威脅甚至逼迫等等。但是,在國家法律上,一個人改變他的信仰是被允許的。如果從孔教、佛教,改信到基督教,相對來說就比較單純,政府是不會干涉的,因為是個人的事情。像我們華人教會,主要接觸的是佛教、孔教背景的人,當他們信了耶穌、在教會受洗後,身份證就會從佛教或孔教改成基督教,基本上沒有什麼大礙。 華人處境與華人教會的樣貌與前景 董:據我所知,有一段時間印尼是禁止孩子學習華文的。在印尼長大的華人第二代,包括很多的中生代和年輕的一代,對華語是很陌生的,他們以印尼文和英文為主。這些下一代會不會因此選擇到多文化的教會,或是講印尼文和英文的教會聚會? 傅:印尼華人比較注重保持華人之間的社會。雖然我們會融入社會中,但華人還是會保持跟華人之間的關係。我們住的地區,都比較是華人聚居的地區。印尼有一些地區的華人,雖然是受印尼文教育,華語已有 30 多年的斷層,且政府規定在公眾的地方要講印尼文,但在家中還是保持講華語。

從 1998 年蘇哈托下台之後,國家開始對華文比較開放,一些地區的華人,有機會繼續用華語溝通和學華語。印尼華人教會可以分成三種:第一種是純印尼文的華人教會,完全講印尼文,但信徒 70% 都是華人,現在有好多這種教會;第二種是雙語的,有華語和印尼文,年長的是講華語或母語,年輕的講印尼文,我的教會就是屬於這一類,基本上這種教會一定有印尼文的聚會,崇拜時會翻譯,講道時用雙語,年長的團契會用華語;第三種是純講華語的華人教會,單單用華語來敬拜事奉的還是有,但比較稀少。 董:我接觸到很多年輕的印尼人也都會英語,是因爲英語也是除了印尼文之外的主要語言嗎?

傅:受印尼文教育的人,學英語比較容易,而且我們從小學就開始學英語。但一般印尼人的英語不是很好,如果是去國外留學的印尼人,他們就掌握的比較好,但若是本地的印尼人,英語是第三語言,就可能只聽得懂,但表達不是很容易。 董:從 1965 年到現在,五、六十年過去了,我很好奇,牧師會怎麼看印尼華人教會發展的現況?有哪些好的發展?哪些機會?或者是有遇到什麼樣的瓶頸跟危機嗎? 傅:我認為印尼的華人教會有三個特點:第一,印尼的華人教會一般很熱忱地傳福音,開拓了很多內陸的教會;第二,很殷勤地學習聖經、追求真理,查經、讀經都非常熱忱;第三是禱告。這些其實就是教會進行門訓。我認為只要我們保持著這些精神,印尼的華人教會就能夠繼續有很好的未來,會持續地發展。

另外,因為現在比較開放,再加上中國大陸強盛了,中國政府在印尼有很多投資,間接造成印尼政府對華人的身份有一些改觀。人民也看到華語的重要性,對中文學習的興趣增加。這對華人教會來說是一個特別好的現象,因為自從蘇哈托上台,禁止使用華語或華語學校,三十多年的華語斷層中,一個仍然能保持用華語的群體就是華人教會。這是上帝的恩典和憐憫,透過教會能夠繼續保存中華文化,並且當一開放的時候,華人教會也很容易適應這種改變。我剛才講到第二類的印尼華人教會,很多可能過去已經停止了華語崇拜,但現在又重新使用華語;教會的年輕人,有許多到中國或台灣學華語,回來後就可以用華語參與事奉,我覺得我們未來的前途是光明的。

幫助年輕一代

董:今天在牧養、栽培年輕人方面,教會遇到的挑戰似乎越來越大。印尼的華人教會也會遇到這樣的挑戰嗎? 傅:其實這也是我們印尼華人教會所面對的問題。譬如一些教會在敬拜方面比較保守,就會導致年輕一代的流失,年輕人會去比較合適他們敬拜形式的教會。這幾年來,印尼華人教會一直在檢討和思考該怎麼應對這個現象。當然不單是表面的改善,像是敬拜的形式等等,更基本的問題是怎麼能留住這些年輕人。我們認為,其實年輕一代主要是想在教會被認可,而且他們需要有一個歸屬,讓他們覺得是屬於他們自己的,可以在裡面發展、發揮,可以一起成長,一起參與。但印尼的華人教會還是比較家長式的,執事、牧者通常都是長輩,我覺得我們需要更多去聽年輕人的意見,或給他們更多機會參與教會的服事,才能留住他們。 董:其實保守、不保守都是相對的,因為現在我們覺得保守的敬拜形式,其實在五、六十年前是非常新潮的。有時候我在想,上帝創造我們有不同的面向,一方面我們不需要被形式困住,覺得只有某一個形式才是絕對正確的敬拜方式;但另一方面我們也不需要過度的追求新潮,因為傳統有傳統美的地方,新潮有新潮的好。如何能夠結合,站在過去二千多年教會歷史寶貴的傳承上面,在今天這個時代,不斷地心意更新而變化,以不一樣的形式來傳福音、表達、並建造門徒,是我們這一代人很需要學習的。 傅:我非常贊成您的看法,我們看重的不是形式,而是怎麼樣實行門徒訓練,怎麼樣讓這些年輕人真正找到一個環境,讓他們感到被認可,可以成長和學習,我覺得這才是最主要的責任。就好像我們教會,目前也在推動年輕人有自己的小組,在這個小組裡面,他們就非常的委身、投入,非常的積極。最近有一個同工在我們教會做了調查,發現一個結果:無論是少年人、青年人、成年人,當他們被問到:“在教會裡面最盼望得到的是什麼?”他們的答案竟然是“聖經的話”。他們的盼望不是更好的音樂或敬拜的形式,而是從教會裡得到更好的聖經教導;所以我覺得我們應該要看得準確,到底教會在牧養方面,應該注意的、成為我們中心的是什麼,不要只是注意那些形式而已。

董家驊牧師是世界華福中心總幹事、“使命門徒”博客主持人。

Church Life

羅伊案後的美國需要有遠見的教會

維護生命權的基督徒當看顧脆弱的婦女和孩童,為將來的國度做見證。

Christianity Today August 9, 2022
Illustration by Christianity Today / Source Images: Rasmus Svinding / Mbardo / Pexels

下午時分,美國最高法院在“多布斯訴傑克森婦女健康組織案”(Dobbs v. Jackson Women’s Health Organization)推翻“羅訴韋德案”(Roe v. Wade)。之後,有些人想知道在權力的鬥爭中,究竟誰會上台,誰會下台。

儘管這種人的聲音通常最大,但他們並不代表大多數的人。多數的人會問:“我們要如何將維護生命權(pro-life)的異象帶入社區,照顧處於危機中的婦女和孩童呢?”

對於其他人來說,這個問題本身就是個問題。

有人會批評,許多最有可能會限制墮胎的州(例如本案原告的家鄉,也是我的家鄉密西西比州),同時還有高嬰兒死亡率,婦女在分娩時死亡的可能性較高,飢餓率和貧窮率也較高。他們還會強調,在這幾個州中,提供給貧困者或沒有健康保險者的社會安全網(social safety net)往往薄弱。

如同其他人一樣,教會也在問:“我們要如何照顧這些婦女和孩童?”但是那些懷疑基督徒維護生命權的人認為,這只是對政府政策議題的一種逃避,那些政策本來可以使貧窮和掙扎的婦女及其子女受益,尤其是那些最容易受到墮胎業影響的人。

對一些人來說,這種懷疑是因為有人將墮胎的辯論視作激勵選民的一種策略。但是,當典型的維護生命權基督徒問起事工的下一步時,他們很有可能早就在服事這些婦女和孩童了,無論是提供財物上的援助、幫助孩童脫離寄養制度,還是修復因濫用藥物而四分五裂的家庭。

典型的維護生命權基督徒幾乎從來不會在社群媒體上“去迎合”政治或文化立場相反的人。畢竟,他們常常在說服人了解脆弱生命的價值,勸他們不要接受墮胎業者提供的“解決辦法”,或是屈服於希望“問題”消失的男友、丈夫或父母所帶來的壓力。

參與維護生命權事工的基督徒不會妖魔化他們正在試圖說服的婦女;他們反倒是服事她們。

任何一個社區裡面,在不同的地方我都可以找到正在服事的人,他們一日復一日地委身在實地的維護生命權事工中,幫助孤兒或飢餓的孩童。還有人在關心難民和移民的衣服或住房需要,在幫助婦女擺脫家暴。

那些呼籲人要去關心弱者的人,幾乎總是在服事弱者,並且裝備其他願意這樣做的人,甚至通常越過了預期的部落邊界標記。

懷疑的人可能會說:“他們是有在做,但遠遠不夠”。這句話很公道。

反對給窮人社會安全網的人會說:“如果教會做好她的工作,就不需要政府或社會介入了”。懷疑者在回應時會指出,“即使每個教會都盡其所能,也不會消除貧困”這樣的說法是與慈善相關,卻與政策無關。

除了懷疑者外,希望關心窮人的教會可能也在看相同的圖表,並且在想:“我們可以做些什麼,真的去改變這種情況?”這種絕望的感覺,可能會導致教會不採取行動,轉而只關心自己教會內部。

但是,無論是絕望者還是懷疑者,看待這個問題時都不正確。

我們的確需要政策作出改變,更好地照顧弱小的婦女和孩童。不同人對於政策的想法很不一樣,比如民主黨社會學家伊莉莎白‧布里尼格(Elizabeth Bruenig)和美國共和黨參議員米特‧羅姆尼(Mitt Romney)等。這些政策和其他許多改革政策的優點要審慎地進行辯論,以確定政策能否實現其所承諾的幫助。

不過,長遠來說,即使是最佳的解決方案政策,也會需要更多的時間,因為政策需要有堅定意志的人來照顧有困難的人,包括已出生和未出生的人。

教會事工最首要的任務就是服事個人的生命,包括幫助婦女尋找墮胎的替代方法,協助她們照顧孩童,解決貧困和居住問題,改革負擔過重且經常出現失能的寄養制度。

維護生命權的關鍵洞見就是,生命的價值不在於力量、“可望成功”或依賴狀態。正如俗話說的那樣,每一個生命都是一個全新的世界。但我們也必須了解,這樣的關懷是如何塑造和建立我們的良心,去關心那些我們沒去注意的人。

雖然埃布.帕特爾(Eboo Patel)不同意我對墮胎問題的看法,但他確實清楚要如何推動社會改革運動。他在新《我們需要建設》中指出,地方層級的民間機構可以改變整個國家。

他以珍·亞當斯(Jane Addams)的霍爾館(Hull House)為例,在20世紀之初左右,霍爾館照顧了芝加哥西側的窮人和移民。帕特爾以霍爾館為例並主張說,亞當斯不僅關心成千上萬的人,其中有許多人是孩童,她還領導霍爾館成為一種“實驗室”,向世界各地展示什麼是有可能成就的。

帕特爾,“在芝加哥所發現的每一個問題,他們幾乎都建立了一個具體的解決方案”。有些人認為在這種環境中的青少年注定會違法和犯罪,但他們卻看到了霍爾館是如何改變年輕人的生活。

有些人覺得人們只會在聚在一起閒聊,但他們卻看到了不同的模式。有些人認為不同種族群體或階層沒有共同點,但他們卻看到霍爾館克服了這種緊張的局勢。有些人認為女人不具備領導的能力,但他們卻從亞當斯身上看到了一個活生生的例子。

本地化能打造不同的現實來塑造良心,而我們基督徒看到時不應該感到驚訝。已故神學家(《今日基督教》的第一任主編)卡爾·亨利(Carl F. H. Henry)說,教會不僅要傳福音,還要示範什麼是福音。他主張,教會要在“微宇宙中反映出”未來神國度的樣式。

亨利:“當教會在自己的份內活出在基督裡的新生活時,事工會最有果效;當教會將自己所忽視的新標準強加給世界時,沒有什麼比這更無能為力。 ”又說“社會倫理不是教會強加給世界的官僚制度,而是向世界反映出為永生神服事的喜樂和益處。”

這就是新約教會所做的事,他們照顧寡婦,不僅是教會多數文化中的寡婦,而是有希臘背景的寡婦(使徒行傳6:1-7)。耶穌的兄弟雅各為弱勢的窮人尋求公義(雅各書5:1-6),並呼召教會去體現未來國度的景象,在國度裡,窮人藉由信心也成為了同等的繼承人(2:1-14)。雅各說道,體現的方法始於一個看似微不足道的選擇,像是安排誰坐在教會的前座,誰坐在後座。

教會有真正的力量,不僅是呼籲政府做自己的工作,在出生後保護我們當中最弱小的人,還要在言行上體現出愛的意義,去愛那些被歸類為造成“懷孕問題”或“社會負擔”的人。

當然,沒有一間教會能做所有事情。學習如何有效地服事人,一定會經歷失敗,但要堅持尋找有效的方法。當教會持續活出維護生命權的異象並且常常做出犧牲時,她將成為催化劑,不僅可以拯救和服事無數的生命,還可以喚醒和重塑許多的良心。

羅素·摩爾(Russell Moore)是《今日基督教》公共神學專案(Public Theology Project)的負責人。

翻譯:思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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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lture

我在這裡檢查聲音效果

教會的技術團隊在疫情期間保持了崇拜的連續和流暢。但是,對志願同工來說,這項工作什麼時候開始變的過於繁重?

Christianity Today August 6, 2022
The Real Findo / Lightstock

2020年向在線聚會的轉變給教會的技術和製作團隊帶來了壓力。

“COVID-19真的抓住了教會的弱點,搖出了他們口袋裡的所有零錢。”范·梅茨克 (Van Metschke)說,他多年從事事工和教會內容製作,現在為加州的一家視聽技術設計公司工作。

向在線媒體的轉變迫使教會做出艱難的選擇,即是否要分配資源來提高在線敬拜的製作水平。即使教會能夠負擔得起新的視聽設備,他們也必須找到人去操作它。

“錢並不總是能解決問題,”梅茨克說。“好的設備並不能解決組織問題。”

溫室教會(Green House Church)技術播客的共同主持人梅茨克看到,在過去兩年中,越來越多的教會技術和內容製作方面的年輕人離開了他們的服侍崗位。受薪的技術人員被管理志願同工的要求壓得喘不過氣來。志願同工們被過度使用,訓練不足,害怕犯錯而破壞精心安排的敬拜。

像其他領域的事工一樣,負責技術的志願同工希望使用他們的技術和興趣來服侍他們教會的會眾。然而,一些教會在將責任下放給志願同工時,沒有利用他們的熱情。他們最終要求志願同工做付費專業人士應該做的事情,例如,當電腦或相機或無線麥克風出錯時,要排除故障,在多個平台上瀏覽在線媒體,或編輯視頻和創建圖形,以製作一個高質量的錄播的敬拜。

在2020年之前,招募、培訓和保留足夠的內容製作和技術志願同工以使服務順利進行已經很困難了。有些任務對於一個可教但沒有經驗的志願同工來說很容易學會,例如操作攝像機、運行幻燈片或管理簡單的燈光提示。其他的工作,如為大型樂隊進行良好的混音,並進行聲音檢查,需要經驗和一些音樂知識。

大型教會可能會有一個技術總監,但大多數教會都只有一個志願同工團隊,他們接受過不同程度的培訓,加入到敬拜事工中。即使是擁有相對簡單的視聽系統的小型教會,也要依靠志願同工來操作幻燈片和音響;沒有他們,牧師就沒有麥克風,會眾就沒有歌詞可讀。

疫情對教會志願同工的參與造成了打擊,但當其他領域的事工在限制期間縮減時,教會技術部門的需求卻更大。技術志願同工越來越多地被期望像行業專家一樣工作,投入額外的時間和掌握設備,以提高每周為網上會眾提供的高質量的敬拜體驗。

在教堂聖殿和禮堂後面花了幾個小時的志願同工,往往是每周的與會者(特別是那些從家裡觀看視頻的人)看不到的,但他們肩負着巨大的負擔:確保聲音被正確放大,使幻燈片和視頻在正確的時刻出現,協調複雜的燈光系統。

但如果他們犯了一個錯誤,每個人都想知道音響室里發生了什麼。

梅茨克說:“技術是事工中最不被理解的部分,”他曾擔任馬鞍教會(Saddleback Church)和水手教會(Mariners Church)的技術總監,這兩個教會都在加利福尼亞州。

今年早些時候,幾個TikTok的片段暴露了過度依賴敬拜志願者所帶來的倦怠文化的問題。“如果沒有對無償志願同工的剝削,大多數教會將無法運行,而這些志願同工感覺自己是在使用他們的恩賜來服侍主,”一名TikTok用戶評論說

教會領袖和目前在教會中服侍的人可能會對教會志願同工被剝削的說法感到憤怒。畢竟,對大多數教會來說,對志願同工的依賴是教會生活的一個特點,而不是一個缺陷。

丹尼·弗蘭克斯 (Danny Franks)為Lifeway Research寫道,領導人 “不能獨自完成事工”。

北卡羅來納州高峰教會(The Summit Church)的客座牧師弗蘭克斯認為:“使命太大,時間太短,我們無法獨自承擔所有的任務。讓我們祈求上帝向我們展示他預備的人,邀請他們加入,並看到我們教會和社區的文化正繼續發生變化。”

教會領袖傾向於將招募志願同工視為邀請會眾加入教會的救贖工作。描繪願景是招志願同工的一個重要部分;呼籲會眾的使命感比使其產生內疚心理或覺得非做不可更有效。

但弗蘭克斯承認,“健康的志願同工文化似乎是一個例外,而不是規則。”

技術和內容生產對志願同工的要求經常超過合理和公平的刻度。

“如果這對你來說很重要,你就需要僱人……你不能指望志願同工在技術上和專業人士一樣好。” 梅茨克說。“你可以有標準,但你必須有很多恩典。”

弗吉尼亞州弗吉尼亞海灘的杜鵑園教會(Azalea Garden Church)的敬拜和藝術牧師克里斯·達林(Chris Darling)支付了一名兼職工作人員的工資,為這個300人的教會處理現場直播製作、技術志願同工管理以及其他各種與製作有關的任務。

“志願同工就是志願同工,”達林說。“他們可以在任何時候走開。”

儘管一年半前他剛到教會時,很難招募到技術志願同工,但達林通過歡迎教會青年部的學生加入技術和敬拜團隊,幫助培養了一個強大的志願同工群體。

現在這個有不同年齡層的事工仍然嚴重依賴志願同工,但達林認為,他制定的規範有助於消除倦怠,並使他的團隊感到受到讚賞。他試圖安排每個志願同工每月不超過兩次,如果可能的話一次。他還試圖確保工作儘可能地簡單明了。

達林說:“技術是一個讓人望而生畏的領域。徹底的培訓、流程圖和清晰的溝通有助於志願同工感到有能力和安心。通常需要幾個月的培訓——通常是跟隨其他志願同工或工作人員操作幻燈片或攝像機,或為樂隊混音——然後新的志願同工才有足夠的信心獨立處理像現場服務中的聲音效果。”

他還試圖向志願同工傳達一種有恩典的姿態,向他們保證,錯誤和故障只是工作的一部分。

我告訴他們:“99%的時間裡,你會做好你的工作,不會出錯,也不會有人對你說一句話。人們只有在出錯的時候才會注意到你。”

教會技術大咖們建議領導人如果要使用複雜的視聽系統,要付給專業人士,並在會議上尋求團隊培訓。梅茨克建議,沒有資源雇傭新同工的小型教會應該與大型教會聯繫,詢問他們的技術人員是否願意提供指導和培訓。

梅茨克和達林還指出了管理教會領導層和會眾的期望的重要性。在疫情期間,教會在線媒體的興起似乎加劇了比較和競爭的趨勢,促使教會試圖用擁有龐大技術人員團隊的大型教會來衡量他們自己的生產。

“領導層必須明白,人們不可能在業餘時間做專業人員全職做的事情,”梅茨克說。

如果信徒或教會領導層希望效仿Bethel或Elevation這樣的教會在Instagram上的製作風格,那麼這些期望就需要加以調整。

達林和梅茨克都認為,在志願者團隊中創建真實的社區是最重要的。處於高風險崗位的志願同工需要對他們彼此的關係和在團隊中的位置感到安全,否則這些繁重的工作就顯得不值得這麼辛苦地去做。

達林說:“(技術志願同工)需要有歸屬感。”他指出,在為敬拜團隊禱告的時候,很容易讓技術團隊留在後面,與團隊的其他成員脫節。

“服侍他們。承認他們所作的,”梅茨克說。“人們希望成為一個社區的一部分,成為一個充滿關愛的家庭。”

翻譯:平凡的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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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基督教》任命羅素·摩爾為主編

長期從事出版工作的高管喬伊·阿爾蒙德(Joy Allmond)也加入CT,推進我們的事工願景。

Christianity Today August 4, 2022
Eric Brown

在這個世界上,使一個人變得偉大的不是擁有非凡的才能,而是在勇氣和品格的指引下,為了一個有價值的目標,充滿激情而持久地運用才能。按照耶穌的教導,在神的國度里,使一個人變得偉大的是一種謙卑的服務精神(馬太福音20:26)。

因此我非常高興地宣布,羅素·摩爾(Russell Moore)將從9月1日開始擔任《今日基督教》的主編職務。

摩爾是一個擁有非凡才能的人,這一點是無可爭議的。他在年僅32歲時就被任命為美南浸信會神學院的院長。通過他的書、文章、播客、公開演講,以及他對倫理和宗教自由委員會(Ethics and Religious Liberty Commission)的領導,摩爾在過去十年中可能是美國最傑出的代表福音派基督徒發聲的公共人物。任何讀過他的著作或聽過他的演講的人都可以作證:他擁有驚人的天賦。

但並不僅僅是他的天賦讓我們興奮。摩爾一次又一次地表明,他有勇氣表達自己的信念,也有正直的品格按照這些信念生活。有時這意味着在公共場合為基要的聖經和神學真理進行爭辯。有時這意味着向教會宣講挑戰我們和說服我們的真理。他孜孜不倦地幫助具有福音派信念的弟兄姐妹面對我們自己隊伍中的罪,無論它是與偶像崇拜和偏見有關,還是與虐待和忽視有關。摩爾承擔了我們這個時代的一些最重要和最緊迫的責任,即使這意味着需要承受自己陣營內外的批評者的打擊。

然而,最令我興奮的是,他從未忘記我們基督徒的核心呼召,即服事我們當中最小的和尋找失喪的人。無論是為處於危機中的牧師提供諮詢、歡迎受虐待的倖存者來到他的家中,還是與大學生分享福音,摩爾都不是一個象牙塔里的學究或推特上的鍵盤俠,而是一個深入參與教會生活並與他人分享上帝之愛的人。摩爾是一位被按立的浸信會牧師,曾擔任過多個教牧的職位(至今仍有一個)。在他的職業生涯中,他不知疲倦地服事教會和上帝的國度。

在《今日基督教》,我們努力傳講上帝國度的故事,推廣上帝國度的思想。激勵我們工作的基本問題是:在我們的時代,成為耶穌基督的忠實追隨者應該是什麼樣子?我們希望今天的《今日基督教》對新一代人的影響,就像當年的《今日基督教》對15歲的摩爾的影響一樣,幫助他們對基督徒生活有一個寬廣而令人信服的願景,開闢一條穿過墮落的世界、進入神的國度的道路。這就是為什麼任命摩爾來作我們的主編是如此重要。我曾以管家的心態短暫地擔任過這個職位,但這個職位需要有人完全地投入其中,而摩爾向我們展示了一種追隨耶穌的方式,它深深植根在福音真道上、具備一種優美的正統,深思熟慮、富於同情,致力於為神的國度服務,甚至不惜犧牲自己。

另外一個重要的任命,是我們將長期從事傳播和出版工作的資深同工喬伊·阿爾蒙德(Joy Allmond)引入我們的團隊,擔任編輯部主任。摩爾的主要任務之一將是繼續推進公共神學項目。阿爾蒙德將與他一起工作,確保該項目蓬勃發展。阿爾蒙德曾在葛培理福音協會、《決定》(Decision)雜誌和生命之道(Lifeway)機構工作,擁有廣泛的背景,她在編輯、執行和人際關係方面的天賦,將為我們的出版以及未來的活動和項目的順利運作帶來相當大的助益。

我們所處的時代對教會來說是一個同時充滿危險和巨大希望的時代。《今日基督教》決心在這個動蕩和分裂的時代,竭盡所能為教會服務,並關愛上帝創造的這個世界。一年多前,我們很榮幸地把羅素·摩爾請到團隊中來。現在,讓我們翹首以待他、阿爾蒙德和我們非凡的編輯團隊將在未來的年日取得的更大的成就。

翻譯:Sean Che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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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s

宗教自由律師事務所攜1500例國際案例走向全球

“捍衛自由聯盟”的基督徒法律倡導者在100多個國家工作。

Rosa Lalor with ADF International attorney Jeremiah Igunnubole

Rosa Lalor with ADF International attorney Jeremiah Igunnubole

Christianity Today August 3, 2022
Courtesy of ADFI

宗教自由本月在英國取得了一個勝利。

檢察官放棄了對76歲羅莎·萊勒(Rosa Lalor)的指控, 2021年她因在墮胎診所前靜默禱告而被捕。一位警官稱萊勒在新冠疫情限制下在戶外抗議,且沒有“正當理由”,儘管她保持了社交距離,佩戴口罩,身處室外。她被帶進警車,因違反公共衛生措施,被處以罰款。

經過長達一年的法律訴訟,這位英國老奶奶的處罰才得以撤銷,在這場法律之戰中,萊勒得到了宗教自由倡導組織“國際捍衛自由聯盟”(ADFI)的鼎力相助。

“在公共空間表達信仰,包括靜默禱告,是受國內和國際法保護的基本權力,”英國捍衛自由聯盟(ADF)的法律顧問耶利米·伊岡納伯勒(Jeremiah Igunnubole)說。“無論是在新冠條例還是其他法律條例下,警察都應該維護而非削弱像羅莎這樣的婦女的權力和自由。”

萊勒案件並非孤立的事件。雖然捍衛自由聯盟(ADF)在美國更多是因為向美國最高法院引入宗教自由的案子而受到大眾關注,但是其實自2014年起,該聯盟的國際部分已經在104個國家贏得了超過1500起案子。

繼在美國開展第一個十年的工作后,捍衛自由聯盟(ADF)開始收到國際上侵犯宗教自由案例的幫助請求。

“在那時,我們沒有足夠的網絡和資源處理所有的申訴,因為我們的倡導是針對美國社會的,”現任捍衛自由聯盟(ADFI)歐洲法律顧問的羅肯·普萊斯(Lorcan Price)說。“但我們覺得該為此做些什麼。尤其是世界各地對基督徒真實的、肉體上的逼迫問題催化了整個事情。”

因此,國際捍衛自由聯盟於2008年正式運營。所屬的辦公室地點有:維也納、布魯塞爾、斯特拉斯堡、日內瓦、墨西哥城和新德里。該組織致力於在(至少在一定程度上)維護法律的國家中工作,把在集權國家(例如北朝鮮)主張宗教自由的工作留給其他機構。它的使命是通過在世界各地的法庭上為宗教自由而戰,從而為福音打開大門。

儘管國際捍衛自由聯盟的主張在全球法庭上悄然取得了相當可觀的成功,但要保證法律在這些地方得到實施,比起在美國要難得多。根據美國國務院的報告顯示,全球80%的人口生活在宗教自由高度受限的地區。

弗蘭克·沃爾夫(Frank Wolf),作為宗教自由倡導者和前弗吉尼亞州議員,為國際捍衛自由聯盟ADFI在海外捍衛宗教自由的工作喝彩。

“他們有時在相當強硬的社區中工作,”前捍衛自由聯盟ADF董事沃爾夫說,“我認為沒有其他[機構]能與他們的工作匹敵。”

目前,與其他地區相比,國際捍衛自由聯盟(ADFI)在印度和亞洲有更多案例。擁有50名僱員的南亞辦公室“因為正發生在印度的事,工作量超負荷,”普萊斯說。

除了法庭程序外,那裡的律師帶頭“調查地方當局拒絕履行職責的暴力事件,並實際調查暴徒對基督徒的暴力行為。”

歐洲也有其挑戰。一些國際捍衛自由聯盟處理的案件送達歐洲人權法庭,該國際法庭負責解釋《歐洲人權公約》在46個參與國的應用(俄羅斯被驅除后,9月最終剩下45個國家)。但是,沒有一個歐洲機構執行該決議,像俄羅斯、烏克蘭和土耳其這樣的國家有時會無視法庭的判決。

在這樣的環境下,有些人可能想通過法庭維權能在多大程度上推進國際宗教的自由——尤其在不尊重法庭決議的國家中。

特朗普執政時期美國國際宗教自由事務巡迴大使山姆·布朗柏克(Sam Brownback)認為它可以。在法庭上為宗教自由而戰是“一個好的戰術”但“並不總是一個充分的戰術,”他說。“在這些有法律但往往不遵守自己法律的國家內運作,是非常棘手的。”

在法庭上為侵犯宗教自由的案例申訴通常能“獲得關注”,布朗柏克說。隨後可以對違規國施加政治壓力。在土耳其的美國牧師安德魯·布倫森(Andrew Brunson)案即是一“經典”案例。

因被土耳其指控從事恐怖主義和間諜活動,北卡羅萊納州的牧師布倫森在監禁兩年後,於2018年被釋放,他否認了對他的指控。布朗柏克代表特朗普政府參加了關於布倫森的一場審判,並與土耳其官員進行了會面。釋放布倫森的政治壓力包括特朗普總統增加對土耳其鋁和鋼鐵關稅的徵收。

國際捍衛自由聯盟繼續在法律方面對其他宗教自由案例給予支持。例如,芬蘭議員裴維·拉薩寧(Päivi Räsänen)因批評芬蘭路德宗教會參與LGBT同性戀月活動,被指控發表仇恨言論。其中一項指控是她在推特上發了一條聖經經文。儘管今春已被宣告無罪,檢察官暗示她仍有上訴企圖。普萊斯是為拉薩寧辯護的團隊之一。

“以律師的身份,藉助各種手段打開福音的大門是我們的職能,”普萊斯說。我們“試圖在願意維護法治的國家中維護法治,保護宗教自由。”

這也是國際捍衛自由聯盟幫助烏干達的基督徒和穆斯林在去年秋天終止全國範圍內禁止公開崇拜禁令的原因。儘管針對新冠疫情的防範措施有所升級,商場、遊戲廳、商業中心內,公開崇拜被禁止——哪怕在戶外也不行。烏干達的法庭訴訟仍在繼續,以確保政府不能恢復對崇拜的全面禁止。

巴基斯坦的強制歸信,對俄羅斯家庭教會的迫害,因支持生命觀點而被停課的英國助產士學生,保加利亞受逼迫的福音派信徒,以及尼泊爾將傳福音定義為犯罪的情況,都在國際捍衛自由聯盟亟待處理的案件之列。

“聖經中有多處經文”提到宗教自由,沃爾夫說。“但在世界各地,有信仰的人根據其良心承認、表達其信仰的權力正被剝奪,這是最基本、不可剝奪的人權。”國際捍衛自由聯盟的工作“可能前所未有的重要。”

大衛·羅奇(David Roach)是CT的自由撰稿記者,也是阿拉巴馬州薩拉蘭(Saraland)的示羅(Shiloh)浸信會的牧師。

翻譯:周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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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s

爲何選擇禮拜儀式不該按個人喜好點菜

將教會歷史傳統從其神學脈絡中抽離雖是趨勢,卻大有問題。

Christianity Today August 3, 2022
Illustration by Mallory Rentsch / Source Images: WikiMedia Commons / Peter Dazeley / Getty

如果你在 2005 年告訴一位福音派牧師,不久以後公禱書可能會比教會咖啡廳更受歡迎,他肯定會哈哈大笑。

就在不久之前,無數福音派教會棄用祈禱書,並將讚美詩歌本換成高清投影機。隨著多數教會開始制定主題式系列講道,或採行一次只傳講聖經某卷書的作法,使用歷史中的教會年曆安排崇拜儀式就相當罕見。

禮拜儀式中的禱告和回應式宣信都被遺忘不用了,連教堂名稱也改了,使會眾遠離自己的宗派根源。許多“某地浸信會”的名稱被改成“水泉基督徒社區”之類的名稱。

簡言之,歷史上禮拜儀式的節奏、誦讀、樣式和祈禱,顯然被認為過時了。

然而,過去幾年中出現一種新趨勢。任何與 20 多歲或 30 出頭的基督徒在一起的人,很可能已經注意到,禮拜儀式一詞更常聽見了,無論是在公眾敬拜和私下靈修,這已經成爲普遍現象了。

連一些非宗派性教會,也會固定在敬拜末了以《三一頌》結束,或採用長久以來就有的簡單應答公式,例如 “這是神的話;感謝歸於神”,而在大約十年前,他們卻試圖與正式傳統保持距離。

許多年輕基督徒在最想不到的地方,經歷到了靈性復興及持守。在恢復我們信仰前輩用過的優美禱詞和作法中,有許多事值得我們慶賀且高興。

然而,這種趨勢並非完美無暇。隨著禮拜儀式以籠統概念回來,而且還“躍居時尚”,年輕基督徒有了一種傾向:在不考慮教義下,僅基於崇拜儀式作法,便換了教會、宗派,甚至傳統。

在許多情況下,低派教會背景的年輕福音派信徒,正擁入一種美學感受更有古代氛圍,或程序精心安排的教會,特別是聖公會、天主教和東正教教會。這些信徒若不是未瞭解教會認信上的差異,某些人就是根本不予考慮。

根據 2018 年一項巴納集團(Barna Group)的研究,雖然一些千禧世代基督徒認為儀式型崇拜已過時,但是“他們也更可能對它感到好奇…… [並且] 最有可能從非儀式型教會改至儀式型教會。”

我們姑且稱這些人為 “美學轉信者”。他們基於良好意圖,前去追求、感受更豐富的敬拜生活和屬靈遺產,但是他們卻冒著一種風險,即將教會崇拜的歷史和教義內容與外部藝術表達脫離了。

當然,教會成員不需要同意教會信仰宣言的每一個次要教義論點,而且在許多情況下,對敬拜儀式的欣賞,只是認真思考教會或傳統教導和信仰實踐的第一步。

傑出的新約學者邁克爾‧伯德(Michael Bird)也同樣地重述了自己的聖公會之旅。他說,首先觸動他從長老教會轉到聖公會的火花,是他對公禱書的深刻讚賞。

從歷史上禮拜儀式得到屬靈餵養,進而引導你去認真尋求神,甚至更殷勤地尋求聖經真理,這並沒有什麼問題。這種追求仍可能帶你走進新傳統,或者只讓你進一步瞭解自己的傳統在歷史中的崇拜方式。

比如說,浸信會信徒可以使用並欣賞公禱書,而不必轉至聖公會,特別是當聖公會教導中一些比較細微的要點與自己其他一些信念相悖時。而對歷史傳統的欣賞,或許會引領他深入瞭解浸信會歷史,並在那股歷史潮流中,找到值得仿效的典範。

舉例來說,羅德尼‧甘迺迪(Rodney Kennedy)和德雷克‧哈奇(Derek Hatch)的著作《同心聚集在一起》(Gathering Together給了很好的理由:浸信會信徒不但能夠,也應該探索自己傳統的遺產和他人的貢獻,以解決他們提出的問題:即“美國浸信會信徒在敬拜實踐資源上相對缺乏”。

或者說,一生都屬於五旬節派的信徒,可能被東正教會的傳統感和古老傳承的延續所吸引。他可以在此教會崇拜和教義的深度上探索相關教導,並在這基礎上,最終決定成爲東正教信徒。

溫菲爾德·貝溫斯(Winfield Bevins)在其著作《歷久彌新:禮拜儀式對新世代的吸引力》(Ever Ancient, Ever New: The Allure of Liturgy for a New Generation)中主張說,這種全心全意和設想周延的教會轉移,為常有離開教會傾向的年輕人,帶來了一個充滿希望的替代思維。

但是,我認爲應該避免僅因外部形式,而不考慮教義核心,就從一個傳統轉向另一個傳統。例如,崇拜美學本身是一件好事,也相當重要,但不應被過度高舉到崇拜本質之上,或者模糊本質。

如果禮拜儀式潮流可能脫離禮拜作法而不能鞏固其底層的神學,這危險就很大了。我們會貶低禮拜的價值,同時削弱其屬靈效力。基督新教過去對禮拜儀式的質疑,乃全因其負面的副作用,這種對中世紀普遍的靈性死亡、儀式性宗教情緒的挑戰,乃根植在良好立意之上。

即使是現代天主教會也承認這一危險。2019 年,教宗方濟各針對“自行組合”禮拜儀式的危險,向一群紅衣主教發出警告說:禮拜儀式是“一種有生命的寶藏,不能被貶低成品味、方法與潮流……它不是‘自行組合的場域’,乃是教會共融的顯現”。

當個人崇拜儀式的參與並未結合整全的門徒訓練,而且與其他嚴肅看待信仰的基督門徒,沒有經常性真實的群體生活,這種崇拜很快就會變成一種習慣性的自我藥物治療。

按個人喜好點菜的禮拜儀式,可能會在這混亂世界中給人有一致性的感覺,而且從精神健康角度來看,或許會帶來溫和的效力,但是,若要作爲一種真正“操練神同在”的方式,它很快就會失去用處,而且其效力也會不幸被沖淡。

在提出一些可能解決方法前,請允許我作簡單的澄清。

第一,我的建議不該視為用來防備那些採用更多禮拜儀式的教會。問題的核心不是基督教內部的“轉信”,而是將教義與虔敬禮儀脫離後的危險。站在崇拜儀式分水嶺兩邊的教會領袖(正失去會員及增加會員的領袖),對這一趨勢應該同樣審慎看待。

第二,對於禮拜儀式脫離其實質的警告,絕對不是在暗示會眾的崇拜表達、禮儀或其他方面,不過是所倡議之神學穿上美學的外衣而已。相反的,正因爲真誠禱告和敬拜作為,對基督教信仰如此重要,所以我們必須維護禮拜儀式和神學的合一和完整。

事實上,在正確理解和實踐下,只要禮拜儀式代表真正的崇拜,以及與神相交的操練,這就是一種神學。我們必須維護這樣的合一性,以防止信仰因疏忽而受到侵蝕,導致立意良好的敬拜探索者,因為疏忽而未謹慎思考某些禱告或敬拜作為的含義和重要性。

考慮這點後,我們應該朝那個方向走?

我認爲,我們的目標應該是把豐富、有韻律的禮拜儀式,重新與啟發它、有深度的聖經真理和神學反思結合在一起。公禱書之所以充滿大能及美善,正是因爲它是如此謹慎立基於聖經話語,和湯馬斯‧克藍麥(Thomas Cranmer)等英格蘭改教家的神學信念之上。

今天的禮拜儀式復興,在許多方面是重新發現教會歷史中崇拜的屬靈作為,這復興應該促成各宗派和傳統豐富的教義和神學歷史的重新發現,而這些作為正是從這些宗派和傳統衍生出來的。

歷史神學家和浸信會牧師蓋文‧奧特倫(Gavin Ortlund)在其著作《福音派的神學檢索》(Theological Retrieval for Evangelicals)中堅決主張:“我們可以、也應該加強基督新教福音派的活力,以更仔細的態度及自我意識來思考我們的歷史身分,並以更自覺的態度接觸教會傳統信條、信仰告白及神學文獻”。

爲此,我要向教會和基督徒發出勸勉,你們要挖掘出你們的產業!無論是長老派、五旬節派、東正教或循道會信徒,你的教會都根植於一種信衆的傳統,他們已在信仰之路上為你開疆闢土,爲你的信徒群體奠定了基礎。與其撕下宗派標籤,斬斷你所處的信仰分支,不如做一些可以瞭解你歷史傳承的事情。

保羅指示哥林多教會要效法他,如同他效法基督,所以你也可以在你教會和傳統的歷史中,找到忠實效法基督的典範。

找出那些塑造你教會的神學信條、信仰告白和要理問答。認出那些是出自你傳統的禱告、讚美詩和其他形式的崇拜。這一切可能不都合你的味口,但至少可以幫助你,在受神恩眷基督教會歷史拼圖中,準確地把你定位在現在的位置。

對於教會領袖,我要提出進一步建議:教導你的成員認識你們教會的歷史!在你的會眾中,很可能有許多人幾乎不瞭解你們個別教會的歷史,和更廣泛的宗派傳承。年輕信徒若覺得自己與教會歷史脫節,很可能不是因爲他們的教會缺乏豐富的歷史,而是因爲沒有人與他們分享!

當下一代基督徒重新發現我們前輩的祈禱和頌讚,讓我們和我們的教會重新溫習自己的教會歷史,重新看見其富含的多樣性和精緻性。

若神引領我們,重新熱愛自己的崇拜遺產,未來應該會比教堂咖啡廳更多結果子,而且也比較不會在教會主堂地毯上留下咖啡漬。

班傑明‧文森特(Benjamin Vincent)是加州貝爾弗勞爾市(Bellflower)信仰之旅教會的青少年與社青牧師,也是加州紐波特比奇(Newport Beach)帕西菲卡基督教高中(Pacifica Christian High School)的歷史和神學教師。

翻譯:榮懌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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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基督教》(CT)第二屆年度國際徵文比賽(2022年)

CT全球事工再次歡迎使用西班牙文、葡萄牙文、法文、中文和印尼文寫作的基督徒作者分享基於聖經的智慧、透視文化的觀點和神學理解。

Christianity Today August 3, 2022
Image: Illustration by Rick Szuecs / Source Images: Ron Lach / Pexels / Flickr / CCO

在《今日基督教》,我們相信上帝的話語(聖經)對我們在這個時代所面臨的挑戰和掙扎有具體的真理和洞見。此外,每一種文化中的基督徒都從他們自己的角度來理解聖經,並對聖經有他們自己獨特的見解。我們可以從與我們文化背景不同的基督徒分析和應用聖經的方式中學到很多。

基於這樣的考慮,我們將舉辦第二屆國際徵文比賽。我們希望使用西班牙文、葡萄牙文、法文、中文和印尼文寫作的基督徒作者用你們自己的語言寫稿,發給我們。你們的文章將由三至五位使用這種語言的基督教領袖和神學家進行評審。獲獎文章將被翻譯成英文,並以兩種語言發表在CT網站上。

今年,我們要求作者從《創世紀》、《約伯記》、《哥林多前書》或《歌羅西書》中挑選一節、一章或一個故事,並將其應用於你或你所處的社會在特定環境中面臨的問題。我們特別希望作者將尊重經文的真實含義與對經文的新鮮而出其不意的應用相結合。你的文章應該能夠給予你的鄰舍和同胞屬靈的勸勉,同時也請你記得它將被全球不同地區的基督徒閱讀。

我們對獨特的論點感興趣,這些論點應該能以溫和的語氣和深思熟慮的論述傳達福音對某一特定問題的看法,並能引導讀者渴望打開聖經,閱讀更多經文。如果文章使用第一人稱,請記得將你的個人經歷應用到更廣泛的基於信仰和聖經真理的觀點中。

我們建議你讀一讀CT已經發表過的一些文章(所有中文繁體文章在這裡可以讀到),以便更好地了解我們發表文章的語氣、風格和種類。我們不是邀請你寫一篇學術論文,而且CT的文章也不使用腳註,但我們在需要時會使用超鏈接。

評分標準

  • 觀點表述的清晰性。
  • 作者的反思、想法或貢獻的原創性。
  • 論證結構。
  • 神學深度。
  • 對該主題進行過研究的證據。
  • 平衡的觀點。
  • 與使用該種語言的社區的相關性。

獎項設置

我們將在每種語言中設一名獲獎者。今年的比賽獲勝者將獲得250美元的獎金和三年的《今日基督教》印刷品和網絡訂閱。他們的文章還將在《今日基督教》網站上發表。

如果您的作品沒有獲獎,我們仍有可能發表。提交您的作品就表示您同意《今日基督教》的編輯們可能在將來發表您的文章。

投稿信息

  • 請在2022年9月15日前將中文投稿電郵至ChristianityTodayZH@christianitytoday.com
  • 文章第一行主題請寫“《今日基督教》徵文比賽——[您的姓名]”。
  • 文章的格式應為單倍行距的(single-spaced)Word文件。
  • 你的文件名應為[姓名+標題]。
  • 請以鏈接或附件的形式發送你的文章。
  • 在電子郵件中請寫出你的全名和簡短的作者介紹(50字以內)。
  • 請提供你的文章的總字數。

其它細節

  • 中文文章的長度應在1500至2000中文字之間。
  • 你可以提交一篇以上的文章供審議。我們可能會發表一個人提交的多篇文章,但每個人只有一篇文章可能獲獎。
  • 我們不能接受遲到的參賽作品,但我們仍會考慮發表。
  • 所有內容都應該是原創。
  • 請檢查是否有錯別字或病句。請提供外部來源(參考文獻)的鏈接。
  • 你的文章在發表前將由《今日基督教》的編輯進行編輯,標題可能會被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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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 “聖經女教師 ”的非凡故事

在講述這個世界上最大國家的基督教歷史時,不能不承認建立其教會的女宣教士和牧師的貢獻。

Christianity Today July 27, 2022
Kevin Frayer / Getty Images

當基督教新教在19世紀初來到中國時,中國人對性別角色的理解已經相對固定了兩千多年。漢代(公元前206年-公元220年)的儒家學說培養了對父權制的理解,在中國社會中婦女往往處於從屬地位。兩性也按照公認的社會角色進行劃分,男性關注公共事務,女性專註於管理家庭。在明朝(1368-1644)和清朝(1644-1912),隨着女性識字率和經濟角色的積極變化,越來越多的有學識和有影響力的女性的地位得到提高。但最引人注目的變化要到20世紀20年代初的五四運動才發生。當時,改革者們團結起來反對纏足,主張婦女擁有選舉權、經濟獨立以及選擇結婚對象和離婚時間的自由。

在這一背景下,中國新教的歷史包括一些支持男女平等的基督徒的故事,他們在許多方面都走在了倡導婦女在教會和社會中平等的前列。到19世紀60年代,中國婦女通過基督教的事工獲得了離開家庭、從事教育、傳教和醫療服務的機會。到了世紀之交,中國的教會討論了女性基督徒領導和女性按立的問題。在整個20世紀,婦女在傳播福音和培養新信徒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雖然近幾十年來,女性領袖的影響力有所下降,但是如果不承認建立中國教會的女性傳道人和牧師,就無法講述基督教在中國的故事。

聖經女教師(Bible Women)的崛起

1807年,英國蘇格蘭公理會的馬禮遜成為第一個踏足中國大陸的新教宣教士,他的事工以廣東(廣州)和澳門等沿海地區為基地。鴉片戰爭(1839-42年和1856-60年)后,以英國為首的其他國家對中國徵收的“不平等條約”允許宣教士自由租用或購買財產,並在中國內陸建立自己的機構。雖然這些條約為宣教提供了新的機會,但新教宣教士很快意識到,儒家對禮節和社會秩序的理解限制了男性宣教士只能與中國男性一起工作。新教宣教士中的女性——宣教士的妻子,以及後來的單身女宣教士–專註於向中國婦女傳福音,但她們同樣面臨著文化和語言差異的挑戰。

19世紀60年代,女宣教士發現,傳播福音的一個更具戰略性的方法是招募當地的中國婦女作為“聖經女教師”,向她們的女同胞傳福音。最早的女宣教士往往是從宣教士家庭的僱員或中國男性宣教士的妻子和母親中招募的。有些人受過教育,但許多人是文盲。由於新教對聖經的重視,女宣教士需要教她們閱讀中文——通常在自己能閱讀聖經,並傳達基督教基本教義之前,她們先學習羅馬字母化的中文。這些信念鼓勵女宣教士創建寄宿學校來教育中國女孩。由於中國社會長期以來優先考慮男性的識字和教育,宣教士則希望每個人都有能力閱讀聖經,這一願望為這些中國婦女打開了機會。

最初,聖經女教師在外國女宣教士的監督下工作。她們的主要職責僅限於向婦女和兒童傳授聖經,通常是在農村。隨着她們的人數和技能的增加,這些職責開始包括探訪病人和提供各種形式的醫療服務。到19世紀80年代,一些宣教機構允許女宣教士公開向男女混合的群體傳福音和教授聖經。

最著名的女宣教士之一是余慈度(英文名Dora Yu,1873-1931)。余氏是中國長老會宣教士的女兒,在蘇州女子醫學院學習醫學。除了醫療工作外,她還擔任巡迴佈道員。1897年,她陪同美國人約瑟芬·坎貝爾(Josephine P. Campbell)到韓國宣教,在韓國婦女中行醫和向她們傳講福音。六年後,當她回到中國時,她最終放棄了醫學,把注意力放在了復興佈道上。在一次復興聚會中,她帶領一位名叫林和平的婦女信主,在後來的聚會中,她又帶領林和平的兒子,年輕的“守望者”(倪柝聲)信主,這兩個人都成了傳道人。余在中國各地領導復興會議,並應邀在1927年的英國年度福音會議——凱瑟克(Keswick)大會上擔任主要發言人。

1896年,石美玉(英文名Mary Stone, 1873-1954)從密歇根大學畢業,她是第一批從美國大學獲得醫學學位的中國女性之一。回到中國后,她看到了由當地華人發起和管理宣教工作的必要性。她共同創立了中國宣教士協會,成為中國基督教婦女節制聯合會的第一任主席,並與美國傳教士詹妮·休斯(Jennie V. Hughes)在上海建立了伯特利(Bethel)宣教機構。石美玉和休斯的宣教機構在組織一些為傳播福音而成立的 “佈道團”方面發揮了作用。其中最有名的是1931年由計志文(Andrew Gih)建立的伯特利全球佈道團,該團後來的成員包括著名佈道家宋尚傑(John Sung)。

婦女按立問題

1877年、1890年和1907年在上海召開的會議幾乎聚集了所有在中國的新教宣教機構,討論全國的基督教工作。然而,女宣教士和女聖經工作者的聲音往往被擱置一旁,被歸入 “婦女工作”的單獨類別。當全國基督教會議在1922年舉行,並允許越來越多的中國基督徒發言時,這種情況開始改變。

燕京大學的誠冠怡(英文名Ruth Cheng)在一篇題為“婦女與教會”的論文中指出,五四運動給中國社會帶來的婦女權利的改善並沒有與中國教會中的婦女權利的改善相匹配。她解釋說:“我並不主張我們設立女牧師,但作為一個原則問題,我想問為什麼不承認婦女有資格擔任這一職務和教會中的其他職務。”她進一步推斷,雖然早期教會和西方教會禁止設立女性領袖可能有其合理的歷史或背景原因,但這些原因對中國教會來說可能不再合理。婦女在教會中是擁有平等的權利,還是處於從屬地位?她總結說:“這個問題不僅僅是目前的問題,而是這個權益的制定與否會對未來女性在教會運作中起到很大的影響。”

慢慢地,各教派開始正式接受正規的女性教會領袖。歷史學家達娜·羅伯(Dana L. Robert) 特指出,早在1871年,美國衛理公會的女宣教士就認為這些聖經女教師的出現意味着恢復了聖經中的女執事職權。然而,這些女宣教士的解釋在美國和中國等宣教區被爭論了幾十年。1924年,衛理公會大會在馬薩諸塞州舉行會議,談到 “在某些國家,特別是在國外,非常明顯地需要婦女有效地主持聖禮”。大會做出了一個不朽的決定,允許婦女通過按立成為當地的傳道人並享有有限的權利。這項決定將迅速影響到在中國的事工,在這個決定之後的幾年裡,有五名中國婦女被按立為福州和江西教會的地方傳道人。

另一個重要事例是中國的“基督教會”(Church of Christ),這是當時最大的教派。在1931年的總理事會會議上,華北教區詢問婦女是否可以被按立為牧者。經過一些討論,會議得出結論,教派憲章沒有禁止這一點。更令人驚訝的是,總理事會發現,它的許多成員教會已經按立了女長老。到20世紀40年代,其南福建教區也同樣報告說,它按立了更多的婦女為其教會服務。

在英國聖公會,羅納德·霍爾(Ronald O. Hall)主教於1944年在日本入侵時期,在澳門按立了李添嬡 (英文名Florence Li Tim-Oi, 1907-92) 為第一位女性聖職者,這引起了爭議。這在全球範圍內的英國聖公會中沒有先例。因此,在第二次中日戰爭結束后,為了避免爭議,李氏辭去了她的聖職。1971年,當英國聖公會最終同意女性可以被按立為聖職時,黃嫻芸(音譯,英文名Jane Hwang Hsien-Yuin) 和喬伊斯·班尼特 (Joce M. Bennett) 是香港的最初兩位被按立者。

基督教的熱潮走向加爾文主義

在中國大陸,公共宗教活動在1960年代實際上已經停止。然而,在文化大革命(1966-76年)結束和毛澤東去世后,鄧小平的改革使得對競爭性思想的開放程度再次提高。到20世紀80年代,政府文件開始描述全國各地出現的“基督教熱潮”,即新教信徒的數量正以驚人的速度增長——既通過“家庭教會”運動,也通過在國家批准的“三自愛國運動”中註冊的地方聚會。從1980年代到今天,新教教會的絕大部分成員都是女性。

與20世紀上半葉相比,20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婦女擔任領導職務的問題沒有再被爭論,女牧師和傳道人的大量出現成為常態。其中一個比較著名的例子是巡迴佈道者呂小敏。小敏生於1970年,出身於河南農村的回族,1989年加入了類似靈恩派的基督教教派,她以一種不太可能的形式的領導力而聞名:讚美詩。小敏的歌曲被統稱為“迦南讚美詩”,由於她沒有受過西方音樂記譜法的訓練,因此由其他人轉錄。小敏的1500首讚美詩在中國教會中的吸引力是如此之大,以至於它們在註冊和未註冊的教會中都被廣泛傳唱。

但是在過去二十年裡,婦女在教會領導中的地位變得不那麼明確。雖然在政府批准的新教教會和神學院中仍然有強大的女性領袖,但在未登記的教會中,情況卻不同,這些教會越來越受到加爾文主義的影響。這些基督徒認為加爾文主義提供了一個強大的神學體系,可以對抗越來越多的受基督教啟發的新宗教,政府將這些新宗教稱為“邪教”。許多對加爾文主義感興趣的人轉而閱讀派博(John Piper)、卡森(D. A. Carson)和凱勒(Tim Keller)的北美加爾文主義和新加爾文主義著作,以解決與培育基督徒家庭和在中國城市傳道有關的問題。其他人則從凱波爾(Abraham Kuyper)和巴文克(Herman Bavinck)的荷蘭新加爾文主義教義中汲取資源,以參與中國的公民社會。

然而,這種在中國興起的對加爾文主義的興趣往往強調一種強烈的互補主義觀點,這與美國加爾文主義者寫的並被翻譯成中文的書有關。法爾曼(Fredrik Fällman)認為,互補主義的部分吸引力在於它與儒家父權制觀點的共鳴。這些變化對中國教會中女性領導力的發展軌跡產生了負面影響。

這些發展的部分原因是一些中國基督徒對基督教性別理解的成見,比如認為男性有更多的理性恩賜(如加爾文主義所表現的),女性有更多的感性恩賜(如類似五旬節的基督教形式所表現的)。有些人擔心有魅力的婦女和錯誤的教義會把別人引入歧途,就如末日(異端)組織東方閃電是由一位婦女建立,她教導說基督已經回來了,但現在是以女性的形式。因此,加爾文主義和互補主義提供了保障,防止不可控制和極端形式的基督教對中國教會和社會造成問題。因此,這也促使婦女在教會中的從屬感增強。

我們不可能預測中國新教教會在未來會如何發展,特別是在女性領導方面。然而明確的是,19、20和21世紀的許多女傳道人和女牧師已經並將繼續在中國新教中留下不可磨滅的印記。就像毛澤東著名的宣稱“婦女能頂半邊天”一樣,婦女也能頂起中國教會的半邊屋頂。

Alexander Chow博士是愛丁堡大學神學院的神學和世界基督教講師。他寫了兩本關於中國基督教的書,最近的一本是《中國公共神學——中國基督教中的代際轉變和儒家想象》(牛津大學出版社,2018)。他在https://alexanderchow.wordpress.com上有一個學術博客,他的Twitter號是@caorongjin

翻譯:平凡的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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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s

應該責備大衛,而不是拔示巴。像先知拿單那樣

在《撒母耳記》中,有三個關鍵人物指出有罪的是他,而不是她。

Christianity Today July 27, 2022
Edits by Christianity Today / Source Image: WikiMedia Commons

大衛和拔示巴的故事裡有不少空白之處。這是一段精彩的故事,需要我們根據已知的情況做出結論。這種老練的敘事模式的缺點是,讀者可能會以不合理的假設來填補這些空白。

正如莎拉·科尼格(Sara Koenig)在《倖存者拔示巴》(Bathsheba Survives)一書中指出的,研究教會在不同時期對這段經文的解讀,是有趣的案例研究,因為它顯明了每一代人對「性」的看法。

直到如今也不例外。

#metoo(反性侵運動)和#churchtoo(反教會內的性侵運動)的時代,這個話題在Twitter上再次掀起浪潮 (據我所知,是由#sbctoo——反美南浸信會內的性侵——引發了最近這一輪的話題。)各路人士又一次開始爭論大衛犯的是姦淫罪還是強暴罪。

那些認為大衛犯了姦淫罪的人經常試圖將責任歸咎於拔示巴在公共場合沐浴,從而引誘了大衛,而那些認為大衛強暴了她的人則指出他們之間不對等的權力地位。

問題在於:我們認為「姦淫」的定義是雙方都樂意,而聖經的定義是,男性一家之主有不碰鄰舍的妻子的責任(出20:14)。

這並不意味著女人不會在性方面犯罪。然而,十誡內容本身確實是針對男性而言。他們有義務為著他們社區的緣故剋制自己的力氣。

很難想像還有哪個舊約故事比拔示巴的故事符合十誡所談及的情境。拔示巴事實上就是大衛鄰舍的妻子,這意味著他完全沒有任何合理的理由碰她。

而且大衛正在打仗。出於戰爭期間的慣例,他也不應該碰她。

我們在《撒母耳記上》21:4-5中得知,大衛禁止男性在戰爭或執行王的「任務」期間發生性行為。這條規定是為了使士兵保持宗教儀式上的潔凈,好使他們能成就神的旨意。

在那個時代,人們認為戰爭是具有宗教意義的。這就是為什麼烏利亞在回應大衛的傳喚時拒絕親近他的妻子。他在酒醉時比大衛清醒時表現得更加克制——為了男性的使命,也為了表示他與他人團結一心。

相比之下,大衛並沒有認真對待這項任務。他沒有帶領部隊作戰。相反的,他待在家裡,欺凌隔壁的「戰爭寡婦」。他侵犯了烏利亞的婚約。舊約的敘事者透過反覆稱呼她為「烏利亞的妻」來提醒讀者這一點。

這個事件只有在大衛和拔示巴都已結婚的意義上才能稱為犯姦淫,而非現代意義上所謂的通姦。這個案例與暗嫩侵犯他同父異母的妹妹他瑪(幾章之後的故事)的一個區別是,後者兩人都沒有結婚。

除此之外,這兩個故事是平行的:他看到;他想要;他掠奪。但是,仍然會有人問:「拔示巴沒有勾引他嗎?」

首先要注意的是,她並非在屋頂上沐浴(撒下11:2)。在屋頂上的是大衛——傍晚時分,屋頂通常是一個涼爽的地方。他應該與他的部下一起打仗,但他卻在那裡,百般無聊的狀態。

為什麼她在他能看到的地方沐浴?在大衛的時代,城市裡沒有室內管道。沐浴通常都是在外面進行的。

如果拔示巴是在公共水池裡沐浴,我們很難責備她行為不端莊;而如果她是在自己家的院子裡沐浴,那這則比一般情況又更私密。事實上,經文裡從未提過她是赤身裸體的。

裸體不是一個明顯的推論嗎?不一定。我們在菲律賓生活了兩年,經常去一個擁擠的穆斯林社區,那裡沒有室內管道。儘管他們對端莊得體的觀念極其嚴格,那裡的男性和女性仍會想辦法在足夠的衣服遮蔽下(通常男性和女性都有寬大的筒裙)將自己擦洗乾淨。

對我們中的許多人來說,公共的沐浴方式可能很陌生,但在世界上的一些地區卻相當普遍。

她所行的也不是普通的沐浴。她是在月事過後按慣例潔凈自己(撒下11:4)。這種做法表明她敬虔地遵守以色列有關潔凈的律法(這也表明她還沒有懷孕,這對於後來懷的孩子的親屬關係很重要)。大衛因著她在宗教性的潔凈儀式上對她產生淫慾,這應該引起我們的注意。

大衛召見了她。她有選擇嗎?她的丈夫和父親都是大衛手下的士兵。沒有人能拒絕王的要求。

拔示巴在整個故事裡只有一句話:「我懷了孕」。大衛將她置於一個困境之中:如果她的丈夫回來發現她懷孕了,她可能會因為犯姦淫而被石頭打死。但這種情況不是她的錯,大衛自己很清楚。

大衛的A計劃是把烏利亞從前線帶回,讓他與自己的妻子發生關係。這時她還在懷孕初期,所以烏利亞日後可能會認為那是自己的孩子。但當他敬虔地拒絕這樣做時,大衛就殺害了他,並將拔示巴接到宮裡。

對我來說,最關鍵的是這一點:舊約敘事者毫不含糊地指責了大衛(撒下11:27)。先知拿單也毫不含糊地指責了大衛(撒下12:1-12)。而拔示巴從未受到責備。

是的,她失去了她的兒子,但這種失去從未被定為是對她的懲罰。她因大衛的罪而受苦,正如頑梗的領袖總是使臣民受苦一樣。

把責任以同樣的程度歸咎於拔示巴,忽視了上帝是如何透過拿單評價這件事的,並且忽視了大衛之城的文化,忽視了整個章節裡明確的聖經信息。

就像對每個以色列人而言,對大衛而言也是,鄰舍的妻子就像一個需要被保護的女兒,而不是一個他可以隨意「獲得」的事物。大衛知道拔示巴已經結婚,但這阻止不了他。他像一個掠奪者一樣傳喚她。他已經開始相信,因為他有權力,他就可以在任何他想要的時候得到任何他想要的東西。

對我來說,故事裡最令人震驚的部分是在殺害烏利亞後,大衛告訴他的統帥「不要因這事愁悶,刀劍或吞滅這人或吞滅那人,沒有一定的(撒下11:25)」。大衛試圖重新定義自己的行為是合理的。

如果大衛是其它任何一個古代近東國家的王,不會有任何人在意他做的事。王可以做任何他們想做的事。但這裡不是任何其它國家,這裡是以色列。大衛的權力並不是絕對的,規則也不是他設立的,是耶和華設立的。

先知拿單說得相當清楚,王在神面前行了惡事(撒下12:9)。他的責備完全落在大衛身上。而大衛知道他錯了。

大衛的回答很簡單,我得罪耶和華了(第13節)。站在這個轉折路口,他不再為自己辯護,沒有含糊說詞,沒有找借口。他被抓個正著。他承擔所有責任,懺悔,並選擇一條更好的道路前進。

換句話說,他同樣承認有罪的是他自己。

默想這段經文時,我常常想,把它稱為「大衛和拔示巴」的故事是否公平。這樣命名意味著她參與了合作,但經文裡並沒有這麼說。至少,我們應該稱它為「大衛和烏利亞的妻」——或「大衛和烏利亞」的故事,因為張力在於兩個男人之間的不同。

對這段故事的持續有的辯論表明,不斷地回歸文本、關注其細節,並對我們可能遺漏或誤解的事物持開放的態度非常重要。

與他人一起研讀也是解經過程裡至關重要的一環。我們都會錯過一些東西,因為我們都身處於某種社區,我們所處的文化塑造了我們能注意到(和無法注意到)的東西。有時我們沒有意識到這一點,而這會影響我們看清眼前事物的能力。

在這種情況下,拔示巴的故事值得我們一讀再讀、反覆思想。

卡門·喬伊·艾姆斯是拜歐拉(Biola)大學的舊約副教授,也是《承受神之名:為什麼西奈仍然重要》(Bearing God’s Name: Why Sinai Still Matters, InterVarsity出版社)的作者。

翻譯:裴占從 / 校編:Yiting Ts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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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s

隨時隨地傳福音。有必要時,善用自助洗衣店

一種不一樣的“第三場所”事工創造了社區及洗衣機和烘乾機带来的連結。

Christianity Today July 26, 2022
Flynn Larsen / Getty

來到這裡的一些人身上帶有多年吸毒的痕跡。一些人則帶著孩子一起來。一些人剛艱難的度過糟糕的一週。而對另外一些人來說, 是糟糕的十年。所有人都帶著他們的髒衣服來到這裡。

他們在美國各地由教會經營的洗衣店裡免費清洗和烘乾他們的衣服。

“基督說我們應該餵飽飢餓的人,給赤身裸體的人穿衣服,而我認為這些衣服應該是乾淨的,”新澤西州新布倫斯瑞克(New Brunswick)一個此類事工的志願者凱瑟琳安博斯(Catherine Ambos)說。

當然,事工的目的不完全是為了衛生,而是為了尊嚴。

“如果有人骯髒、蓬頭垢面,你往往傾向不去看他們。你不會想和他們有眼神交流,”安博斯說。 “如果你無法負擔洗衣服的費用,而你還是個發育期的青少年,這對你而言簡直太尷尬了。”

至少自1997年以來,美國各地許多教會開始有洗衣店的事工。當時,德克薩斯州阿靈頓(Arlington)第一聯合衛理公會教堂的一位牧師開始在該市的投幣式洗衣店周圍巡迴分發零錢。在此之前可能還有其他人也這樣做過。今天這類事工遍布全國,由各種不同傳統和規模的教會運作。

這類事工不像教會經營的咖啡店那樣普遍或廣為人知。像咖啡店這種地方被稱為“第三場所”: 人們在工作和家庭以外的這些地方建立社群。但越來越多的教會將洗衣事工視為與鄰舍連結和見證福音的更好方式。

一些教會購買自己的洗衣機和烘乾機、翻新空間使其有足夠的電源孔,開設教會經營的洗衣店。其他教會,例如新布倫斯瑞克的基督聖公會,會派出志願者分送25分錢硬幣。安博斯四年前就開始這樣做了。

一開始他們的預算是200美元。但他們很快就意識到這不夠。“我們用了四分之三的錢的時候就發現花费一定會超過這个金額”,安博斯說。

基督聖公會的牧師同意支付他們的花費總額,他們最後分發了267美元的硬幣。自那時開始,這個事工就沒有停止過。

弗吉尼亞州夏洛茨維爾(Charlottesville)的貝爾蒙特(Belmont )浸信會有一個較老的洗衣店事工仍在運行。這間教會從2010年開始幫人洗衣服,當時格雷格·安德森(Greg Anderson)牧師通過另一個事工聽說住在流浪者收容所和長期住宿汽車旅館的窮人會定期扔掉他們的衣服。

“直接帶人去買新衣服的事工其實比洗衣服事工更容易,”安德森說。

教會決定在其擁有的一棟建築物中安裝五台洗衣機和烘乾機,並開設一家自助洗衣店。今天,志願者估計他們每年可以為人們節省超過 25,000 美元 ——這些人不一定能有這麼多錢,即使他們有,他們也能改為用在食物、汽油或藥品上。

“這就像那句諺語說的: ‘人們不在乎你知道什麼,直到他們知道你在乎他們’,”安德森說。 “我們讓他們知道我們和上帝都很關心他們,當機會出現時,我們透過實際的行為及我們的話語分享基督。秉持基督的精神這樣的服事,是件道成肉身的事。 ……最常受到關注的總是人的屬靈需求,但屬靈需求與生理需求是密不可分的, 給人提供洗衣服的地方是照顧人們的生理需求。”

當人們來洗衣服時,他們會互相交流、跟教會志願者聊天,產生關係。透過這些關係, 教會能聯繫且幫助更多的人。

教會成員曾有機會幫助汽車出故障的家庭和其他需要衣服的人。有一次,他們幫助一個人支付葬禮費用。還有一次,他們幫忙一位單身父親照顧孩子。

教會將這樣的服事視為傳福音,因為他們與人分享上帝的愛。但自助洗衣店事工並沒有為教會人數增長有貢獻。

“這些人沒有一個成為我們教會的成員,”在貝爾蒙特浸信會洗衣店做志願者12年的芭芭拉·洛埃麗(Barbara Lowery)說。 “但這也不是我們的目的。這事工單純是為了幫助有需要的人。”

瑪格麗特·布朗(Margaret Brown)說,過​​去12年在貝爾蒙特自助洗衣店做志願者讓她看到了社區的需求。那些穿著髒衣服出現在教會的人,在他們的生活中都有很多艱難的事。他們並不懶惰,也沒有裝作需要別人的幫助。

“這些人是真的需要這些幫助的,”她說。但與此同時,“他們並不指望真的能免費得到什麼。”

布朗與她每週都見到的許多人建立了關係。一位女士發現布朗很喜歡咖啡,在她洗衣的時間裡,她會特意給布朗帶些小驚喜——一杯熱騰騰的咖啡,或是咖啡蛋糕、咖啡糖果。

“我會說這裡95%的人都是充滿感激的,甚至到讓你心碎的程度,”布朗說。

蘇珊·托馬斯 (Susan Thomas) 在華盛頓州布萊恩 (Blaine) 有個支付洗衣費用的事工,她說最讓她驚訝的事是:一大堆衣物對某個人來說可以有多大的意義。

“我們開始這個事工是因為我們在找一些其他人還沒有做的事來幫助社區,”她說。 “我無法告訴你有多少人含著淚來到我們面前,感謝我們有這個項目。他們通常必須決定錢是用來給車加油,還是買食物,還是洗衣服。」

布萊恩有大約5千多名居民,但托馬斯說,去年教會支付了1,600次洗衣的費用,每次洗衣的價格約為7.25 美元。

人口超過10萬的加利福尼亞州聖瑪麗亞(Santa Maria)看起來與布萊恩大不相同,但需求卻相似。弗蘭克·霍爾(Frank Hall)是克雷斯伍德(Crestwood)基督徒團契的成員,在過去10年裡一直經營著晨星洗衣店。在COVID-19之前,他們每週幫助大約50人洗衣服。

霍爾過去也曾與該地區的無家可歸者事工合作,他經常看到有個地方可以讓人們洗澡,但洗完澡後他們還是得穿回髒衣服。

“十有八九他們得穿著髒衣服四處走動,這對他們的健康很不好,”他說。

一間無宗派教會每週奉獻晨星洗衣店200美元,霍爾也跟教會成員收集能回收的材料來補貼事工。他知道一些地方企業可能會批評教會經營的洗衣店,因為他們不希望該地區有無家可歸的人,且擔心失去生意。

為了緩解這種情況,他也與地方企業建立關係。他從地方商店購買洗衣所需的東西,並在洗衣店製定關於吸毒、醉酒和任何反社會行為的明確規範。

“我們希望能支持其他企業,而不是讓他們覺得我們在傷害他們,”霍爾說。

管理洗衣事工常常充滿挑戰。它可能比經營咖啡店要做更多的事。但霍爾認為這是值得的。

“它使我們能夠幫助人們,關心他們,並幫助他們獲得尊嚴,”霍爾說。 “當你這樣做的時候,你就是在照顧上帝所愛的人。”

Adam MacInnis 是住在加拿大的一位記者。

翻譯:Yi-Ting Ts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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