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ology

上帝設計我們的大腦「需要他人」

科學和聖經教導皆鼓勵我們與他人分享我們的苦難。

Christianity Today September 17, 2024
Waldo Jaqith / Flickr

精神科醫師柯特湯普森(Curt Thompson)曾寫道:「作為一個人類,就是作為一種脆弱的存在。」苦難揭露了我們的脆弱性,顯明我們人性中常希望忽視的這個特徵。

有些人是在遭遇悲劇、天災或關係破裂時,被迫面對自己的脆弱性,但我的脆弱性卻是悄悄地顯現在我的血肉之軀中。大約九年前,我患上一種將主宰我成年生活的疾病。未來的一切與我20歲時所想像的大相逕庭。但在一個充滿改變的計畫、失望和醫療帳單的生活中,我最大的驚喜竟然是喜樂。

我知道這聽起來很奇怪。伴隨慢性病而來的是疼痛、受苦感和挫折感,而我們對這些情況無能為力。我的自體免疫疾病迫使我常在他人面前展露自己的脆弱,讓人看到我想要藏匿起來的無能狀態。但是,在學習在自己最破碎之處接受愛的過程中,我找到了最深的喜樂。

喜樂在一些我覺得最不可能出現的地方出現,例如在我和丈夫(他為了照顧我日益衰弱的身體,暫停了神學院的學業)搬進去的那間破舊小屋裡。由於關節疼痛,我很難在家裡行走,也很難做一些基本的事,例如做晚餐或收拾碗筷。在我的羞愧和屈辱中,其他人小小的同理心之舉顯得更加突出。

有一天,朋友下班後順便過來探望我。當她坐在我身旁時,我所能做的只有哭泣。我沉浸在不確定性的悲傷中,擔心自己的生活永遠不會好轉,但她透過與我的痛苦共處一室,無聲地安慰了我。讓她看著我崩潰的樣子,使我意識到,即使在如此破碎的狀態下,我也是被愛的。我的朋友拒絕淡化我的痛苦,也沒有試圖修復我,「被她所接納」為我帶來的那份簡單的喜樂,在我的悲傷中帶來新的生命。喜樂、痛苦和脆弱的共同存在,成為我那晚記憶的一部分。

被獨自內化的苦難既黑暗且沈重,但有他人一同分擔的苦難卻能帶來勇氣和盼望。在生病的最初幾年,我放下退縮倚靠自己的生存策略,將我的無助和悲傷公諸於眾。當我與朋友分享我的痛苦時,我得到他們的接納。友誼這個安全的港灣給了我空間,讓我得以以恩慈的態度接受疾病為我的生活所帶來的痛苦、悲傷和限制。對他人的坦誠甚至讓我對上帝更加坦誠,我發現我心中的哭喊與許多詩篇的作者相呼應。我學會擁抱自己的痛苦,視它為一份充滿挑戰性的禮物,挑戰他人同樣接納自身的痛苦——而這種接納本身具有治癒性。

無論是情感上還是身體上的痛苦,當我們感知到自我完整性的損失或威脅時,大腦就會將其視為一種受苦(suffering)。專門研究慢性疼痛的骨科醫生莫斯科維茨(Peter A. Moskovitz)寫道:「無論其成因或背景為何,受苦的感覺在神經生物學上的表現是相同的。」

其他醫生和研究人員發現描述在各種原因造成的痛苦中,「絕望、恐懼和受苦的感受」是常見的相關現象。作為人類,儘管受苦時會感到與他人以及自身高層神經功能的「全然脫節感」, 我們皆有著相同的神經生物學現象。

受苦感會引發一種「內在解體」的感覺,當我們經歷痛苦時,我們的大腦會在其他重要任務裡分心。像德國生物學和臨床心理學教授托馬斯·韋斯(Thomas Weiss)這樣的研究人員正在探究我們的大腦組織與長期性的痛苦之間的關係。但許多受苦者自己可以證明,在我們情況最糟糕的時候,我們很難進行客觀的思考,也很難在與他人、自己甚至與上帝的關係中感到安全。

人際神經生物學(Interpersonal neurobiology)是研究大腦和注意力的一門較新的跨學科研究方法,它強調人際關係對「神經整合」產生的作用——就像我朋友對我的同理/共情所帶來的影響那樣。神經精神病學家丹·西格爾(Dan Siegel)在《人際關係與大腦的奧秘》(The Developing Mind)一書中介紹了這一領域, 描述羞恥和受苦的感受如何阻礙我們調節情緒和反應的能力,但當我們感受到他人的傾聽和接納時,我們的認知和心理功能以及整體健康就會有所改善。

從生命的最初一刻開始,我們就在周遭的人際關係網絡中發展和生存,我們的大腦也是如此。社會連結對人類全人福祉如此重要,以至於它們實際上與生理上的疼痛共享一條神經通路

透過研究和親身經歷,我對痛苦和人際關係的了解越多,就越覺得人際關係是改變痛苦和隨之而來的受苦感的途徑。當然,身為基督徒,我們在整本聖經中都有人際關係間彼此共情的榜樣。

在《哥林多前書》中,保羅甚至用生物學的詞彙來描述這一點,讓我們想起我們的身體:「但神配搭這身子,把加倍的體面給那有缺欠的肢體,免得身上分門別類,總要肢體彼此相顧。若一個肢體受苦,所有的肢體就一同受苦;若一個肢體得榮耀,所有的肢體就一同快樂」(林前12:24-26)。上帝醫治我們、使我們成長、改變我們生命的主要方式之一就是透過祂的身體——教會。

近期的一些研究也指向這一方向。2016年一項關於社會支持與疼痛關係的研究發現,隨著正在經歷疼痛時的人越來越多地參與在社會關係裡,大腦內啟動的疼痛區域就會減少。澳洲昆士蘭大學的研究人員得出結論,社會團體裡的成員們——例如教會或小組——是人類疼痛經驗中重要的資源,可以強化個人目標感、意義感和安全感。

其他個別研究指出,擁有更多社會支持的人在癌症裡經歷到的疼痛以及心臟手術後感受到的背痛胸痛較少。在運動員中,團隊凝聚力已被證明能顯著提高對疼痛的承受度。

雖然疼痛和苦難可能會造成個人的內在解體,但人際神經生物學家越來越有信心,人類大腦在其一生中能對諸如婚姻、心理治療和友情等有意義的關係做出積極/正向的神經學上的改變。

我的疼痛的潛台詞是羞恥:一種無法忍受自身處境的可怕的無力感。但福音始終提供我一種不同的敘事。我們的文化宣揚個人自給自足的能力,而痛苦卻提醒我,我不足以獨自面對疾病和失望。我沒有自我滿足的能力,並且造物主未曾設計我為一個能滿足自己需求的人。人際神經生物學的見解和福音的敘事將我引向我自身之外的幫助,去尋找我的大腦、身體和靈魂最需要的醫治。正如擅長將精神病學與基督徒靈命塑造歷程結合的專家湯普森所寫,苦難中的喜樂只會在「來自我自身之外的人的幫助」下出現。

苦難暴露了我們的脆弱性,揭露了我們通常想假裝不存在的人性特徵。也許這就是苦難的禮物:它迫使我們體認到,我們無法獨自承受生命中的痛苦。當我允許我的苦難被別人看見和接納時,我的大腦學會如何去信任。最終,和他人一同感受我們的破碎之痛時,我們的大腦學會倚靠唯一能救贖我們的身體和這世上無處不在的苦痛的救贖主。

我的大腦,就像我的身體和靈魂一樣,被造之初的設計便是渴望關係。在苦難中,我知道我需要別人;更重要的是,我知道我需要上帝。

凱蒂·喬·拉姆齊(Katie Jo Ramsey)是科羅拉多州的治療師和作家。她曾為CT Women撰寫過關於在患有隱形疾病的同時如何在基督徒群體中生活的文章。凱蒂目前正在撰寫她的第一本書,該書將結合人際神經生物學和神學的見解,探討她在苦難中獲得喜樂的經歷。欲了解更多信息,請見KatieJoRamsey.com

翻譯:Jane Hao / 校編:Yiting Tsai

Church Life

當媒體成爲 「空中掌權者的首領 」時

從建立一個「詮釋性的群體」開始,我們才有機會轉變文化處境。

Illustration by Mallory Rentsch / Source Images: Unsplash / Pexels
Christianity Today September 16, 2024

在我的家鄉菲律賓,假新聞傳播的速度很快——不僅透過社交媒體,還經由所謂的「長舌婦(Marites)」的口耳相傳。「Marites 」是他加祿語(Tagalog),指的是「愛說閒話的人 」。

Marites其實是一個複合詞,由 mare(意思是教母godmother或社區鄰近的朋友群)以及英文「latest(最新的)」所組成。換句話說,這個詞的實際意思是:「朋友,有什麼最新消息嗎?」因此流言蜚語傳播得非常快,尤其在人口稠密、貧窮的城市社區裡。

然而,科技的發展加速並擴大了錯誤訊息的傳播,連朋友間的傳話速度都望塵莫及。同樣的情況也發生在美國和整個西方世界,甚至是媒體受到政府影響或限制的國家。

分析師說,小斐迪南·馬可仕(Ferdinand Marcos Jr. )及其盟友之所以能重新執政的部分原因,就是他們能大規模地利用社交媒體來洗清人們對他父親擔任總統期間執行的獨裁統治的印象。

全世界的基督徒都對假新聞在自己群體內的猖獗、陰謀論的盛行、以及對能否發掘真相失去信心而哀哭。我們這些身處第三世界/主體世界(Majority World)的人對這一現象的另一個層面也很敏感:我們更有可能看到其背後的屬靈現實。

我們感受到邪惡力量是如何潛伏並牢固地紮根於媒體技術中——這就是保羅在《以弗所書》2:2中所說的「空中掌權者的領袖」的現代版本。

保羅在《歌羅西書》1:16中提到「有位的,主治的,執政的,掌權的」是要表明邪靈不僅體現在個人身上,還體現在非人類的力量——那些奴役或壓迫人的結構和制度中。

先知耶利米說,謊言通常會與壓迫相結合。當真理在公共領域消聲匿跡時,「欺凌加上欺凌,詭詐加上詭詐」就會增生(耶 9:6)。那些口出謊言的人就會持續地行在惡道上。

國家和其他強大的機構有能力運用新聞媒體及社交媒體來欺騙民衆。獨裁者為鞏固權力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箝制新聞,這絕非偶然。

在這個充斥著大量虛假信息的時代,基督徒應當爲真理而戰。我們應對抗「空中掌權者 」,在公共領域以有說服力的方式闡述上帝為社會設立的準則。

建立一個「詮釋性的群體」

參與在國家的政治和社會生活中,並不像美國宗教右派那樣,僅僅意味著 「讓基督徒擔任公職或掌握權力,以便推廣我們的價值觀和主張 」。它應該意味著創造一個能夠論證基督教價值觀的合理性並塑造公共生活典範的社會知識環境。

正如作家 T. S. 艾略特(T. S. Eliot)所說:

統治者「相信什麼」並不如他們所必須遵循的信念重要。一個對信仰持懷疑態度或漠不關心的政治家,若在基督教的框架下工作,可能比一個敬虔的基督徒政治家在世俗的框架下工作更有果效。……重要的不是政治家是否信仰基督教,而是他們是否受制於其統治的人民的傳統和風氣/框架,使得他們必須在這樣的框架內實現抱負。

那麼,我們該如何建造這樣一種(基督教的)框架/環境呢?

首先,我們要有意識地建造一個我稱之爲「詮釋性的群體(hermeneutical community)」,這個群體由那些像以薩迦支派的人組成(歷代志上12:32),他們能夠辨明時勢,並就如何有效影響和改變社會提供指導。

根據保羅神學的解釋,做見證就是「將人所有的心意奪回,使他都順服基督」(林後10:5)。遺憾的是,這一使命任務被基督徒擱置一旁,因為我們將大量的精力放在膚淺的福音宣講上,而我們稱這類宣講爲「傳福音(evangelism)」。我們培訓基督徒在「如何得救」等問題上研讀聖經,卻不教導他們如何將上帝全面的旨意應用在我們每日面對的許多議題上。

誠然,要培養人們參與公眾事務,就需要重點關注那些具有相關專業恩賜和專長的人,打開他們的心門,使他們認識到福音與生活的關連性。現在是時候讓這成為我們教會生活的中心,見證更多的藝術家和科學家,以及那些有恩賜能以創造性的方式與非基督徒交流的人。

在反抗菲律賓前總統斐迪南·馬可仕(Ferdinand Marcos)獨裁政權的抗爭運動進行到最激烈的時候,我深刻地認識到這樣一個詮釋性的群體的重要性。當時,菲律賓一些福音派領袖不斷批評我的機構——亞洲教會與文化研究所(ISACC)——參與反對馬可仕統治權的浪潮。

ISACC 是個由社會科學家、國家發展專家、作家、藝術家以及一些牧師和神學家組成的小群體。我們堅信1986年宣稱馬可仕獲勝的快閃選舉結果是欺詐的。他已不再有統治我們國家的權利。

我們與其他民間運動一起發起抗議。當時的福音派領袖稱這些運動為「叛亂」,並不斷引用羅馬書13:1-7,談論要順服掌權者。

但我們對時局的解讀與他們截然不同。我們認爲,與當時菲律賓情勢相似的經文不是多數福音派認爲的《羅馬書》第13章,而是《啓示錄》第13章。有些時候,當國家不再是造福百姓的好管家,而變成一隻野獸時,我們必須抵抗牠(啓示錄13:5-8)。

事實證明,我們對當時的局勢和相關經文的解讀是正確的。

1986 年人民力量革命之後,一些教會領袖開始反思:爲什麼ISACC似乎能理解人民的脈動,我們卻錯過了?

爲了避免再次錯過歷史性的前兆,我們必須培養一群年輕的思想領袖/群體,他們能準確地讀懂時代的徵兆,並創造性地應用聖經來分析和應對我們世代迫在眉睫的問題。

使列國成為門徒

其次,耶穌吩咐我們使萬國萬民成為門徒,而不僅僅是使個人成為門徒。我們要在我們的文化中創造新的重視生命的方式。

但要做到這一點,主要不是藉由建立被我們神聖化的「基督教」替代品,如「基督教媒體」或「基督教學校」——而是藉由將基督信仰滲入現有的機構來實現。我們可以透過參與在其中,肯定或批判現有的習俗和傳統,將它們轉向基督和天國的價值觀。

我們對馬可仕發出的強烈抗議雖然發生在 37 年前,但我們現在仍持續與類似的邪惡野獸搏鬥。

例如,在許多本應恢復民主制度的國家中,我們發現專制/威權主義正捲土重來。對獨裁者或神話般的強人的崇拜仍然存在。

這種現象部分原因在於「文化運作的價值」與「現有的治理體系」之間的脫節。正如瓜地馬拉社會學家貝爾納多·阿雷瓦洛(Bernardo Arevalo)所說,「我們有民主的硬體,卻有專制的軟體 」。

因此,任何改革都需要一套如「軟體」的價值觀來支持我們建立的「硬體」結構和制度。

要建立能支持我們(基督教)框架運作的文化模式,需要我們使整個國家作主的門徒。這一過程始於(但不止於)我們每一個人生命內在的轉變。這種轉變旨在「行善,就是上帝所預備叫我們行的」(弗2:10),以至於逐漸擴大至整個社會層面。

宣教史學家安德魯·華爾斯(Andrew Walls)在追溯基督教如何從猶太教到能融入希臘思想形式的過程時,解釋了聖經是如何與文化互動並改變國家的社會結構:

神的道(Word)要深入所有這些(文化)獨特的思維方式、親屬網路、以及那些賦予一個國家共同性、一致性和身份認同的特殊行為方式裡。神的道必須進入一個群體共同的思想和道德進程。

當我們把神的道帶入公共領域時,我們把人們從保羅所說的心靈的「營壘」中釋放出來(林後10:4)。保羅說的「營壘」主要不是外在屬靈勢力的地盤,而是存在於我們心中的謊言網路,這些謊言塑造了我們社會的意識並使我們的文化處於束縛之中。

做見證包括攻破任何會攔阻人信靠基督的知識上的障礙。這意味著以各種方式將神的道傳出去, 「將人所有的心意奪回,使他都順服基督 」(林後 10:5)。

不幸的是,我們的見證常被簡化為預先重複包裝好的福音公式,我們假定這些公式能在不同文化中起作用,卻未真實地與人們的心靈和思想互動。同樣不幸的,是我們這些接受西方神學訓練的人,往往忽略了我們見證中的本土文化和道成肉身的特質。

改變生命的工作

如今,大規模的貧困已侵蝕菲律賓人民的價值觀。經濟壓力使我們的官員放棄廉潔,也使我們的海外勞工甘願在偏遠地區走私和運送毒品。我們在他加祿語中稱這種情況為kapit sa patalim,意思是人們為了抓住生存的機會,即使刀鋒會割傷自己的手,也會緊緊地抓著那把銳利的刀。

但是,改變是可能發生的,改變能透過組織我們共同生活的結構傳播開來,如同初代教會如何在迫害下藉著實踐信仰和門徒生命的見證,突破階級、種族和性別的障礙,最終粉碎了建立在奴隸背上的希臘-羅馬社會的社會結構。

為一個民族的靈魂爭戰始於人們的心靈/思想。人們追隨「空中掌權者的領袖」,直到神的道闖入他們的心靈。當福音滲透並改變我們(乃至我們的群體/社會)原先對世界運作模式的理解時,我們的社會便能邁向新的文化模式。

梅爾巴·帕迪拉·馬格蓋(Melba Padilla Maggay)是一位作家和社會人類學家。她現任 「彌迦全球 」(Micah Global) 總裁,曾任亞洲教會與文化研究所(Institute for Studies in Asian Church and Culture)所長。

Speaking Out是《今日基督教》的特邀評論專欄,不一定代表本刊觀點。

翻譯:江山 / 校編:Yiting Tsai

Ideas

和不同信念的鄰舍尋找共同點

跨宗教的互動要不陷入含糊的多元文化主義十分困難——但在多元的民主社會中,仍是必要的事。

Christianity Today September 16, 2024
Illustration by Elizabeth Kaye / Source Images: Getty

督徒如何在這個我們無法控制的世界裡信實地生活、成為好鄰舍?

2020年,提摩太·凱勒(Tim Keller)和我合編《Uncommon Ground-Living Faithfully in a World of Difference》(非凡之地—在多樣世界中信實地生活)一書。我們的編輯計畫召集了一群福音派和親福音派的朋友一同來反思──如副標題所說的──基督徒如何在充滿差異的世界裡信實地生活。然而,從那時起,我曾以各種不同方式對我手裡的工作重新提出這個問題。我們應該信實於主,沒錯,但也應該成為好鄰社。我們的世界不僅存在各式各樣真實的信仰差異,同時更是個我們無法控制的世界。

我之所以有這樣微妙但重要的重新思考,要歸功於我與《美國跨信仰組織》(Interfaith America)的創辦人兼總裁Eboo Patel的友誼及合作。作為美國最重要的跨信仰組織,《美國跨信仰組織》不推廣裝模作樣的多元文化主義,假裝所有的道路都通往天堂,或我們之間在信仰上的差異無關緊要。《美國跨信仰組織》認真看待各種宗教的特殊性,找出因特殊性而造成的衝突和緊張,並努力尋求跨越宗教差異的共同點

我在將近十年前認識Eboo。第一次見面時,我們聊著家裡有年幼的孩子、繁忙的出差行程、公開寫作所帶給我們的挑戰,以及不同宗教間合作的重要性。從那時起,我們一起演講、教學、寫作和組建機構。

身為回教徒,Eboo不相信耶穌基督的救贖工作,而這種差異對我們來說並非小事。我們還有其他的差異:Eboo講的故事比我多;我喝酒,而他不喝;他的語言通常比我的更生動多彩。儘管我們有這些差異,我們還是朋友。

你可能會想,這種友誼與基督徒在世上的參與有什麼關係呢?其實,與所有事都有關係。

我的問題——基督徒如何在一個我們無法控制的世界中,信實地生活並成為好鄰舍——正是個跨越信仰的問題。這問題詢問我們如何能與「那些不認同我們對耶穌基督的死與復活的信仰的人」成為共同的公民、同事與朋友。在當前的文化背景下,這個問題變得越來越重要,因為基督徒常常被視為自私自利,對其他信仰和無信仰的鄰舍缺乏關心——無論在政治上還是在我們的個人生活中。

提出這樣的跨宗教問題並沒有任何相對主義或模糊不清的成分——它並不意味著我們應該淡化自己的信仰或假裝這些信仰不重要。神學家侯活士(Stanley Hauerwas)常說,沒有什麼陳述比「我相信耶穌是主,但這只是我個人的看法」還更不合邏輯的話了。福音要麼對整個受造界而言是真理,要麼就是欺騙愚人心智的謊言(哥林多前書15:12-19)。

福音的普世真理迫使我希望所有人都來認識它,包括Eboo。但我也深信,福音最好是透過說服的方式來傳揚,而不是透過強迫或控制。Eboo知道我想讓他成為基督徒,但他也知道我相信他是否信主並不取決於我,並且我們的友誼也不取決於他是否信主。

耶穌是我們信心的創造者與成全者,而聖靈是使世人知罪、知義、知審判的主。身為基督徒,我的呼召不是強迫他人歸信我們的信仰,而是信實地生活,成為他們的好鄰舍。我的使命是見證上帝的故事在受造物中的展開。

而這可能包括與那些信念與我們不同的人優雅地合作。在我身為法律及宗教學者的工作中,我經常主張給予他人更大的自由,讓他們依據自己的信仰委身的方式來生活,即使這會增加他們進一步推廣我認為錯誤和誤導的信仰與實踐的機會。

就Eboo而言,他希望幫助基督徒成為更好的基督徒。他雖不相信耶穌是主,但他確實相信──就像耶穌所應許的──當基督徒的行為能像耶穌的門徒那樣時,他會認可基督徒的生命樣式(約13:34-35)。他相信,當美國基督徒皆成為愛上帝、愛鄰舍,並展現聖靈的果子的基督的門徒時,所有美國人(信與不信的)都會因此受惠。

而我也有自己想達成的目的。我想藉由證明基督徒可以在堅定地持守我們信念的同時,在許多領域上與非基督徒慷慨地合作:建立友誼、一同倡議、推廣宗教自由、慈善事業、教育等等⋯⋯來讓對「跨信仰(interfaith)」一詞持懷疑態度的福音派基督徒不再污名化這個概念。我也希望向致力於跨信仰合作的社群展示,福音派基督徒——尤其是年輕一代——對像這樣的合作充滿熱情。

我和Eboo的其中一項計畫,也是我在此文裡想宣佈的:《多元民主中的福音派》(Evangelicals in a Diverse Democracy)系列文章。過去兩年來,我們在一群人之中培養友誼與信任,這些人的聲音共同為基督教/後基督教右派的信念,以及日益脫離教會的左派提供一種反向的敘事(counternarrative。我們深信基督徒可以與那些不認同我們信仰的人成為朋友、鄰舍和市民——並且我們可以在完全保持基督徒身份的前提下做到這一點。

本文是《今日基督教》此系列文章的第一篇,此系列將探討「做一個信實的好鄰舍意味著什麼?」這個問題從現在直到美國大選日的意義。這系列每位撰稿人都相信,美國作為一個擁有眾多信仰的國家,為基督徒提供能以信心和愛心與鄰舍接觸的機會,因為這確實是我們的機會。讓我們「行事為人與蒙召的恩相稱,凡事謙虛、溫柔、忍耐,用愛心互相寬容」(弗4:1-2)。

正如我在《非凡之地》一書中所寫的:「我們之間許多的差異都至關重要,否認這一點最終是一種相對主義的表現。」《多元民主中的福音派》系列文章不會淡化我們與其他宗教信仰的差異,「但我們仍然可以選擇親切地跨越這些差異。當我們將另一方妖魔化時,我們就會錯過重要的洞察力——這些洞察力只有透過善意地理解不同的觀點才能獲得——並失去尋找共同點的可能性,」而這反過來也意味著失去了促進共同益處和縮短我們關係之間的距離的機會。

我與Eboo的友誼就是一個例子。這樣的友誼說明,儘管我們對共同益處的理解確實存在差異,但我們仍能找到與他人的共同點。我希望在未來的歲月裡,這種友誼能在我的基督徒同胞中越來越普遍。我的禱告是,當處在多元民主文化中的福音派基督徒自問:「做一個信實的好鄰舍意味著什麼?」時,這系列的文章能鼓勵並裝備他們。

John Inazu是華盛頓大學的法律教授。他最近的著作是 Learning to Disagree: The Surprising Path to Navigating Differences with Empathy and Respect (Zondervan, 2024)。他是 InterVarsity Christian Fellowship 的董事會成員,也是 Trinity Forum 和 Interfaith America 的資深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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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s

因為義怒而掀桌?未必如此

在這憤怒的時代,我們表達憤怒的方式可能是公義的,也可能是有罪的。

Christianity Today September 12, 2024

Brad Hambrick是Summit Church輔導事工的負責人,該教會位於北卡羅萊納州,共有14個分堂,約有1萬3000名會友。他也在東南浸信會神學院教授聖經輔導,也是《Angry with God: An Honest Journey through Suffering and Betrayal》等書的作者。

你如何區分好的憤怒和壞的憤怒

所有的憤怒都在訴說兩件事:「這件事是錯的,而且這件事很重要」。在人際關係裡,「有罪的憤怒」則會訴說第三件事:「這是錯的,而且『它是錯的』這個事實比『你這個人』還重要」。當我們憤慨地訴說前兩件事時,我們的氣憤可能是正確的:「你不該這樣做,而且這件事很重要」。但當我因此想對你犯罪時,那麼即使我氣憤的出發點在神學上和道德上是正確的,也不能代表我「表達憤怒的方式」是公義的。當人們選擇透過社交媒體或採取政治手段時,在許多方面而言,「你錯了」裡面的這個「你」不是變得非常遙遠,就是變得模糊不清。而這讓人們在發洩情緒或憤怒時感到更自由,因為他們不再看見「人」,他們僅僅浸泡在讓自己憤怒的原因。

你在哪些地方看見具有破壞性的憤怒?

憤怒最常出現在私人場合。如果有人在家樂福大發雷霆,那表示他們的自我規範和社會運作功能已嚴重退化。

我們通常會想用過度簡單的方式來評量自己是否是大發義怒:「如果我是對的,而且這件事很重要,那這種憤怒就沒問題。不然你要告訴我我錯在哪裡」。通常當我們處於這種「大義凜然」的憤怒狀態時,我們喜歡耶穌在聖殿裡翻桌子的方式。那就是我們覺得自己在做的事

如果你讀《馬太福音》21章,耶穌翻完桌子後,敘事者說:「瞎子、瘸子到耶穌跟前,祂就治好了他們。」在我腦海裡,原本我想像耶穌在聖殿裡的樣子,就像綠巨人浩克那樣,變成綠色的,直盯著人們的靈魂。每個人都逃避耶穌,因為我們搞砸了。但在耶穌最深刻地表達憤怒的時刻,那些最脆弱的人感到自己被保護、被耶穌吸引,而不是害怕祂。

對我們身處的這個憤怒的時代,你是否能建議一些處理憤怒的方式?

我認為有幫助的一個類別是釐清自己的責任配置——認識到你在哪些地方有什麼樣的影響力。當我對自己影響力最小的地方感到最激烈的憤怒時,我的憤怒無處可傾瀉。當我們開始覺得自己無能為力時,我們就會開始依賴憤怒,試圖取回一些我們覺得已失去的東西。

在我們文化框架內的討論,每個人都在說:「我們需要冷靜下來,有冷靜的論述」。但沒有人真的這樣做。但即使這種論述不是由上而下,也應該是由下而上,如果我們的領袖不這樣領導我們的文化,我們的文化就應該要求領袖這樣做。

對時事的憤怒,與對個人關係中被背叛的憤怒,適用的原則是否不同?

人們有自私的憤怒,也有受苦的憤怒。如果你讀詩篇44篇,在前幾節中,人生很美好。然後,出現了細拉。你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但就像火車失控那樣,在接下來的12節左右,詩篇作者將不好的事歸咎於上帝,就像詩篇前半部分將好的事歸功於上帝那樣。

這是憤怒的麥克風。這裡有錯誤的思維——詩篇作者呼喊上帝醒來,而我們知道上帝從不會睡覺。但詩人並不需要為此悔改。詩人正在經歷生命中一個不合理的痛苦季節,道德的天秤失衡了。我確實認為在回應苦難時,詩人有無辜的悲傷/憤怒的合理性。

所以詩篇是處理憤怒的好方式嗎?

憤怒常見的一個特徵是,我們覺得沒有人聽到我們的聲音,我們覺得不被了解。因此,我們會提高音量,以確保我們的聲音被聽到,我們也會提高言辭的尖銳度,試圖讓別人了解我們。我們越是憤怒,人們就越是遠離我們。

這並不是說,當我們讀詩篇時,我們會得到一些深刻的洞察力來解釋我們的處境,然後我們便能說:「哎,看來我沒有理由生氣」。但我們能經常在詩篇裡看到的是,在我們覺得「這是不對的」而且每個人都把我們推開的時刻,我們可以把這些事帶到上帝面前,並知道祂關心我們,祂對這些事並非充耳不聞。

與這相關的故事有,當摩西在燃燒的荊棘叢裡時。摩西一直掙扎於處理憤怒的方式。他曾在憤怒時殺了一個人;當他看到金牛犢時,他把它磨碎,讓人們喝下去。在民數記20章,摩西大發脾氣,開始打罵磐石。

上帝在燃燒的荊棘叢中對摩西說「把你腳上的鞋脫下來」後,第一句話就是「我聽見我百姓的呼喊。我看見他們的苦難」。也許你可以想像自己若是摩西,會怎麼回應上帝——「好吧,我不該殺那個人。那是一時的憤怒。那是不好的。但至少我做了些事。而上帝,祢什麼都沒做。」然後上帝說:「我聽見了,我看見了,我一直關注著這些事。」我們通常不會見到燃燒的荊棘——那不是人類常有的經驗——但詩篇是我們能從上帝那裡得到類似在荊棘叢裡的安慰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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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ology

何時回應誹謗,何時不予理會

無論是糾正他人的誹謗或保持沉默,都不能脫離一件事:尋求認識耶穌

Illustration by Mallory Rentsch Tlapek / Source Images: Getty
Christianity Today September 12, 2024

不久前,一位女士告訴我她與教會內一位成員發生了衝突。不過,說是「衝突」可能不夠精確,因為這起事件似乎更多是單方面的行為。女士說,這位會友在私下聊天的時間及社交媒體群組中散佈關於她的不實言論。

「當別人散佈關於你的謊話時,你似乎多數時間都選擇不予理會,」她這樣對我說。「難道為自己辯護是錯的嗎?我應該要忽視他們對我的評論嗎?」

要回答這個問題的部分難處在於,我們經常錯誤地理解「忽視(to ignore/ ignorance)」的意思。根據定義,忽視聽起來是被動的——字面上的意思看起來是不知道,因此沒有回應。然而,「忽視」一詞的正確定義是主動的。為了以好的方式忽視,我們必須首先很好地了解情況,而這也許是選擇忽視或回應前最大的難題。

要以符合聖經教導的方式回應對自己的誹謗,並不像其他一些議題那樣是簡單的黑與白的問題,例如「我可以有外遇嗎?」或「我可以挪用公款嗎?」。箴言26:4說:「不要照愚昧人的愚妄話回答他,恐怕你與他一樣,」緊接著又說:「要照愚昧人的愚妄話回答他,免得他自以為有智慧。」這兩句並非相互矛盾。有時回應毀謗是正確的,有時則是錯誤的。

基督教道德並非一大堆資料的集結,而是對一位人格的跟隨。耶穌的道德榜樣之所以複雜,是因為祂身為上帝智慧的本身,可以清楚看見我們不能全然看見的事物——祂很清楚哪些情況下需要箴言26:4所說的忽視,哪些情況下需要箴言26:5的正面對決。

當有人毀謗耶穌時,耶穌有時會直接反駁不實的說法(約翰福音5:19-46),有時則不為自己辯解,而是透過提出問題或講述故事來揭露對方背後的動機(路加福音14:1-6)。很多時候,祂完全不理會別人怎麼說(可11:33)。還有一次,祂甚至嘲笑誹謗的內容(路加福音7:28-34)。

然而,在所有這些情境中,耶穌都以身作則,展示箴言所警告的:避免以犯罪的方式來回應他人對我們犯下的罪。耶穌說:「你們聽見有話說:『以眼還眼,以牙還牙。』只是我告訴你們,不要與惡人作對。有人打你的右臉,連左臉也轉過來由他打;有人想要告你,要拿你的裡衣,連外衣也由他拿去。」(馬太福音5:38-40)。

使徒彼得敦促我們不要太在意別人怎麼說我們,而要更在意我們自己實際上是怎樣的人。他寫道:「你們若為基督的名受辱罵,便是有福的,因為神榮耀的靈常住在你們身上。你們中間卻不可有人因為殺人、偷竊、作惡、好管閒事而受苦。」(彼前4:14-15)。

要做到這一點,首先需要清楚知道自己的弱點。我那位被會友誹謗的朋友認為我通常能忽視那些關於我的不實評論,但我想她可能高估了我對那些話瞭解的程度。我並不會搜尋自己的名字,也不會看那些我在社群媒體上沒有追蹤的人的標籤回覆。這不是因為我認為人們這麼做是錯的,而是因為我很了解自己;如果我去注意那些東西,我會分心,我會無法做上帝呼召我去做的事。

來向我諮詢的那位朋友的個性則可能跟我不同。但是,如果你有「好爭執」的傾向,或是對他人的認同過於敏感,對你而言最好的做法可能不只是忽視誹謗,而是盡可能避免知道誹謗的內容。如果你無法以不報復對方的方式回應誹謗,就不要做出回應。

處理毀謗時,我們也需要了解事情整體的情況。耶穌對待那些被錯誤資訊所迷惑的人(約1:45-51),與那些馬太形容為蓄意「陷害」祂的人的方式不同(太22:15-22)。我認識的許多人會花時間和精力來「糾正」關於自己的誤解,卻往往沒有首先辨識這些不實指控漫天飛舞背後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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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時候這些不實指控的起因是真正的資訊錯誤/誤解,在這種情況下,以闡述真相來面質謊言可能是正確的做法。但在許多情況下,問題不在於沒有真相,而在於真相沒有用(對方一點都不在乎真相是什麼)。在這種情況下,有人蓄意透過對他們圈子裡大家共同認識的某個人發表煽動性的言論來為自己建立「(話語權)平台」。回應來自這類人的誹謗沒有任何意義。

有時候,保護他人免受誹謗所涉及的原則,與保護自己時涉及的原則截然不同。約瑟寬恕哥哥們的不義是值得讚揚的(創50:19-21)。不過,如果他拂袖不理哥哥們對別人的苛待,就太不公義了。一般來說,箴言27:2的原則:「要別人誇獎你,不可用口自誇;等外人稱讚你,不可用嘴自稱」經常可以應用在回應他人對自己的誹謗上。

當有人散佈關於你的謊話時,除非整體情況顯然不適用忽視的原則,否則請傾向於選擇忽視。當情況涉及關於其他人的謊言時,則要反其道而行。當有人四處說著關於你的鄰舍的不實指控時,你若默默無視,就會誤入耶穌所說的路邊被強暴毆打的人和撒瑪利亞人的比喻(路加福音10:25-37)。耶穌忽視許多針對祂的毀謗,但祂不接受那些針對祂所醫治的瞎子的毀謗(約翰福音9:1-5)。

第一世紀的士每拿教會(Smyrna)曾受到來自四面八方的毀謗:他們隸屬的宗教團體不承認他們。羅馬帝國為他們貼上煽動叛亂和破壞民族的標籤。耶穌告訴他們,祂知道這些誹謗,而且情況只會越來越糟,但得勝的意義將顯明在祂最後的審判中,而非其他人對我們妄下的審判(啟示錄2:8-11)。

那位詢問我該如何回應(或不回應)誹謗言論的女士首先需要知道,耶穌知道真相與謊言的差別;祂就是分辨真相及謊言的那位。當我們在決定是否要糾正誹謗或保持沉默並將自己交託給神時,請尋求認識自己並辨識自己正面臨的處境,但最重要的是,尋求認識祂。

有時候,選擇有所回應是對的。但比你想像中更常見到的是,選擇忽視是有福的。

Russell Moore是《今日基督教》的總編輯,帶領本刊的公共神學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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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s
Wire Story

中國終止國際領養,數百個個案陷入困境

這個決定讓美國數十個福音派家庭震驚不已,這些家庭從COVID-19爆發之前就已開始領養的程序。

Chris Hondros / Getty Images

Christianity Today September 12, 2024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毛寧於9/5宣佈,中國政府已正式終止其國際領養計劃,數百個在COVID-19爆發前已與孩子配對好,但在2020年被擱置領養程序的美國家庭的希望破滅了。

位於伯明翰的Lifeline Children’s Services國際領養高級主管Karla Thrasher表示,這一消息令領養機構和48個在疫情前已與中國孤兒配對的家庭感到震驚。

「他們絕對十分震驚。這件事發生得非常突然,」Thrasher告訴浸信會新聞社。「事實上,在過去的幾個星期裡,我們本以為事情正朝著更積極的方向發展,但卻突然收到這封關於中國不再進行外國領養的郵件。」

中國在2020年暫停領養程序時,Lifeline正在為100多個配對家庭提供服務,但由於各種家庭狀況的影響,這個數目有所減少。

Thrasher表示,剩下的48個家庭滿懷期待地持續等待,並承受著各種情緒,包括憤怒、悲傷和對這個消息的難以置信。

「他們當中有些人只差幾份文件就可以去見他們的孩子,並完成領養手續。這些家庭與領養孩子之間的關係是如此密切,」Thrasher說。

領養計畫裡有些孩子曾參加過Lifeline的寄養家庭計劃。

「這些家庭中有幾個實際上已經見過他們的孩子,並通過我們在美國舉行的計劃與孩子們共度過一段時間,」Thrasher說。「這些孩子中有幾個曾參與寄養/接待計劃,他們來到美國後,實際上在這些家庭裡度過一段時間,所以這些家庭已真實地認識了這些孩子。」

毛寧在新聞簡報會上宣布,中國的公告終止了一項長達30年的計劃,但國際居民領養血親或繼子女的情況除外。該跨國領養計劃於8月28日正式結束。

在中國於COVID流行期間暫停該計劃前,根據美國國務院的《國際領養年報》,在2020財政年度(即2019年10月至2020年9月),美國與中國最終完成202例跨國領養。

根據美國國務院的報告,中國多年來一直是美國父母領養孩子的熱門國家,2019年有819例領養,2018年有1475例,而10年前的2008年則有2036例。

自2020年暫停領養計畫後,美國直到2023年才有來自中國的新領養案件,共完成了16例案件。這些領養案件包括已獲准前往中國的家庭(處於領養過程的最後階段)。Thrasher表示,其中一些家庭是透過Lifeline的服務完成領養程序。

「這些家庭在2020年1月因COVID暫停計畫時,已處於領養程序的最後一步,」Thrasher說。「他們擁有一份名為旅行許可證的文件,中國尊重這份文件,並允許那些家庭在去年前往中國,」Thrasher說。

「即便是在昨天,在所有的悲傷中,上帝仍提醒我們那些已經能夠前往的家庭案例,以及那些已經有了家的孩子。慶祝這一點也很重要。」

Thrasher表示,美國最大的福音派領養機構Lifeline Children’s Services將會與這48個家庭一起禱告,陪伴他們在悲傷中處理失去孩子的傷痛,並幫助他們考慮未來的選擇。

但她表示,被留在中國的孩子將面臨在孤兒院度過餘生的處境,獲得的醫療護理、教育和機會都非常有限。他們年滿16歲後將不得不離開孤兒照護系統,除了低薪工作,幾乎沒有其他資源跟選擇。有些孩子可能會淪落至乞討或犯罪的生活。

Thrasher鼓勵美南浸信會基督徒為留在中國的孩子禱告,為因失去孩子而悲傷但仍盼望能領養孩子的家庭禱告,也為在全國各地努力為孩子安排家庭的領養機構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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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s

《洛桑信約》: 多元中求合一的神學紀念碑

50年前,《洛桑信約》解決福音派分裂的方法並非忽視、掩蓋,或消滅彼此的歧見。

Christianity Today August 20, 2024

在2000年的電影《記憶拼圖》裡,主角藍蓋(Leonard Shelby)的大腦受到特殊傷害,使他無法形成新的長期記憶。他最多只能記住30秒到一分鐘前的資訊,之後就會忘記一切。

藍蓋與自己過往人生的脫節,讓他對自己是如何陷入目前的困境,永遠處於困惑不解的狀態:我在逃離什麼樣的敵人——我為什麼要逃?為什麼拿著槍?他的疑惑是失憶症的後果:無法記得自己的歷史。如果藍蓋能重新學習並記得生命裡重要的部分,才能真的回到穩定的生活,對自己和周遭的人有正常理智的認識。

身為今日的福音派基督徒,我們就像處在藍蓋的狀態下。我們也與過去脫節,即使肇因比腦部受傷更容易扭轉。我們面臨的結果是,福音派現在比以往更加分裂,我們之中許多人都在與曾經是朋友的「敵人」爭戰。

但如果我們停下來回想我們的歷史呢?我們不僅會回想起我們是誰,以及我們是如何走到這一步的,甚至可能可以重新恢復福音派曾經有過、現在仍有或能再次成為的最好的版本。

當然,今日最大的問題之一,是「福音派」這個詞究竟意味著什麼?我們似乎幾乎不再有共識了。如果全世界的福音派能就「衡量福音派的方式」達成共識就好了——這種衡量方式必須足以鼓勵我們之中有著健康的多樣性,同時又足以確保核心教義的完整性。

但如果這樣的共識原本就已存在呢?

50年前,1974年7月,來自150個國家約2700位基督教領袖,在美國佈道家葛理翰(Billy Graham)和英國神學家斯托得(John Stott)的囑咐下,前往瑞士的洛桑市(Lausanne, Switzerland)。

會議的正式名稱是「第一屆世界宣教大會(First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n World Evangelization)」,後來被稱為1974第一屆洛桑大會。雖然當時的大會只包含了全球教會的一小部分,但《時代雜誌》報導那次大會可能是「有史以來涵蓋範圍最廣的基督徒聚會」。

上圖:1974年,參賽者抵達瑞士洛桑的Palais de Beaulieu。下圖:展台將洛桑大會翻譯成大會的六種官方語言。Courtesy of Billy Graham Evangelistic Association
上圖:1974年,參賽者抵達瑞士洛桑的Palais de Beaulieu。下圖:展台將洛桑大會翻譯成大會的六種官方語言。

這次大會最重要、最持久的成果也許是《洛桑信約》——日後被證明是現代福音派最有影響力的文件之一。這份文件的目的是要回答這個關鍵問題:我們必須在多大程度上有所共識,好能在世界宣教的任務中結為夥伴?

當時的福音派和今日的福音派一樣,受到原教旨主義派(fundamentalism)與現代派(modernist)之爭的影響,幾乎所有主要的基督教機構和教派都曾因此發生醜陋的分裂。原教旨主義派(又稱「基要派」)處理分歧的方式包括嚴格的信仰審視和教義上的僵化。現代-進步派(progressive)的觀點則避免設定任何教義上的界限,冒著嚴重偏離基督教在歷史上信守的教義的風險。

但福音派採取了另一種方式。

面對神學上的多樣性/多元性,洛桑運動的福音派採取的方法有兩項特點:(1) 以歷史上基督教的共同認信內容為核心,慎重地協商並跨越差異來形成合一;(2) 慶祝「多樣性本身」是固有的好事,甚至是上帝為全球各地基督徒在主內身為普世性的教會所訂定的計劃的體現。

《洛桑信約》為福音派一詞立下神學上的定義,並非常有意地避開福音派運動與任何社會政治因素相關的可能性。《洛桑信約》也沒有在許多與神學、教義和信仰實踐等重要但次要的問題上選擇特定立場。例如,信約中沒有討論關於洗禮、事工中的性別角色、地球年齡和進化論。

透過避開這類問題,《洛桑信約》將立場上分歧的基督徒容納在一起,否則他們可能會繼續分裂。洛桑大會的領袖尋求創造一個能超越這些分歧的盟約性的共同體/群體(community),為著「聖而公之教會將福音傳遍全世界」的共同使命服事。

某種意義上而言,《洛桑信約》像一份企業信仰聲明,由15條條文、引言和結論組成。這份文件僅有3100多字,短到可以清楚地排版在一張雙面的紙上。信約起草委員會主席斯托得(John Stott)在對信約的闡釋中解釋每項條文背後的理由——這是信約必讀的部分。

斯托得寫道,如果僅僅視這份文件為一份信仰聲明,就大錯特錯了,因為它的本意是一份盟約——是份「有約束力的契約」,簽署人承諾彼此之間共同的目標和夥伴關係。經過十天的辯論、討論和協商後,多數的與會者(2300人)一同簽署了這份文件。正如斯托得解釋的,「我們不想僅僅宣佈一些事情,而是要做一些事情——共同委身完成將世界福音化的任務。」

即使到今天,這項盟約仍然是由那些閱讀過並同意其內容的人簽署——透過簽署,我們承諾在上帝的使命中彼此合作。

和多數福音派基督徒一樣,直到成年之前,我在成長過程中未曾聽過《洛桑信約》,也沒有人要求我簽署。我是個有著深色皮膚的印度人,於1978年出生在南加州,我父親是第一代移民,他們都是基督徒,且父親曾在拜歐拉大學(Biola University)就讀。

雖然基督教學校的學生有時會參與《洛桑信約》,但我就讀的是公立高中和無宗教背景的州立大學。我從小到大去過的教會也都沒有宗派背景,這其中有優點,但同時也有關於基督教歷史的健忘症。

我第一次聽到《洛桑信約》是在2000年底,也就是24年前,當時我還是一名研究生,正在攻讀成為醫學科學家。我申請並獲得了哈維獎學金(Harvey Fellowship)——這是個為進入基督徒代表性尚不足的領域的基督徒學子提供的獎學金——所有申請人都必須簽署《洛桑信約》。第二年夏天,我前往華盛頓特區參加一個為期一週的活動,與一小群其他新加入哈維獎學金的成員見面。

這個活動大大擴展了我對福音派多樣性的體驗。Ben Sasse是耶魯大學的歷史學家,也是改革宗長老教會的成員,他是我認識的第一個為嬰兒洗禮提出合理論據的基督徒,儘管我和他在這方面的看法不一樣。來自康乃爾大學的植物生物學家Mac Alford是我遇到的第一個肯定進化論的基督徒——當時的我拒絕接受進化論的論述。

儘管這些分歧讓人感到不舒服(至少對我來說是這樣),但我們都簽署了《洛桑信約》(信約對這兩個議題都沒有採取任何立場),因此我們已承諾要相互合作。

《洛桑信約》為我們的差異提供神學上的解釋——其根基是,我們相信這些差異本質上是有價值的。洛桑大會的領袖們不滿足於一個「被縮小了但擁有高度一致性的共同體/群體(community)」,而是尋求建立一個能跨越我們之間的差異的廣闊共同體。

《洛桑信約》如此解釋——如同斯托得形容為「以弗所書3:10的直譯」——我們對經文的不同觀點是上帝的智慧向我們顯明的機制:

上帝在基督裡和聖經中的啟示是不可更改的,現今聖靈仍借著聖經說話。聖靈在各種文化中光照屬上帝的子民的心智,使他們透過自己的眼睛,重新得見其中的真理,從而使全教會更多地看到上帝諸般色彩的智慧

與其為了達到表面虛偽的和平而劃出範圍很小的教義邊界、使群體變小,福音派的邀請是我們大家能一起讀《聖經》,釐清我們之間的分歧,並進行協商——這樣的本質在《洛桑信約》形成的過程裡十分顯著。

雖然第一屆洛桑大會本身只持續了10天,但起草盟約的過程卻花了數個月的對話和協商。試想看看,共有2700名代表參加這場會議,這之中有多少合作的可能性呢?事實證明是相當多的。引用斯托得的評價,「我們可以真誠的說,《洛桑信約》體現了洛桑大會在心志和情感上的共識。」

這份文件的起草工作交給了一個小組委員會,成員包括斯托得、當時惠頓學院(Wheaton College)的校長哈德遜·阿默丁(Hudson Armerding),以及來自美國校園基督徒團契(InterVarsity Christian Fellowship)的秘魯神學家薩繆爾·埃斯科瓦爾(Samuel Escobar)。

在七月洛桑大會開始前的幾個月,各國與會者收到所有講員的論文,並請他們提供書面回饋。由當時《今日基督教》的編輯道格拉斯(J. D. Douglas)撰寫,《洛桑信約》的初稿便是根基於這些論文的主要主題和見解。

在對《洛桑信約》的闡釋裡,斯托得說,「這份文件已經可以真誠地說是出自於大會(儘管大會尚未召開),因為它反映了主要的講員事先發表的論文貢獻。」

在大會開始前,《洛桑信約》初稿已寄送給幾位顧問,並在第一次修訂中採用他們的建議。之後,信約委員會又監督了第二次修訂。

但起草人也希望能與大會參與者接觸,聆聽他們的意見,並從中學習。因此,在第一次大會的中途,每位與會者都拿到一份信約的第三稿,並提交回應、在每天各自的小組中進行討論。

在這些回應中,任何反對意見和修正建議都會提交給起草委員會。據斯托得所說,大會非常認真地回應每項建議。大會收到數百份意見書,並將其翻譯成英文後進行分類和研究。有些提出的修正是同一議題上完全相反的兩種意見,但起草委員會還是盡可能容納所有可以容納的部分。

最後,這次協商在三個主要主題上對《洛桑信約》的最終樣貌產生了重大的影響。首先,經過慎重的協商,委員會加入了聖經無誤(biblical inerrancy)的聲明。第二,加強了信約中關於社會責任的聲明。第三,為了反映全球教會(特別是西方世界之外)所關注的議題和其智慧,委員會做了幾處修改。我相信,這三個主題恰恰總括了《洛桑會議》今日能教給我們的三大課題。

一,受神學家薛華(Francis Schaeffer)等人的意見影響,信約加強了關於聖經權威的條文,加入一項經過慎重協商的聖經無誤聲明,也就是聖經「所宣告的毫無錯誤」。這個具體的修改引起了激烈的爭議,為信約起草委員會帶來極大的挑戰。

一方面而言,加入聖經無誤聲明的理由很充分:對聖經經文的不同觀點是造成福音派與進步派基督徒之間許多深刻分歧的根本原因。在高等批判(higher criticism)學科的驅使下,現代主義僅僅主張聖經是「有權威的,但其傳遞的訊息卻會因其自身的許多錯誤而隨時代改變。」

與此同時,許多自由派基督徒拒絕相信復活、童女懷孕以及歷史上真實存在過亞當和夏娃。雖然這三項基督教經典主張的重要性並非同等,但拒絕承認其中任何一項都是會帶來深遠影響力的重大改變。

釐清對聖經經文有不同解釋的根本因素,是洛桑大會組織者的首要任務。基於充分的理由,福音派不能輕易地與那些對福音的理解不包含「耶穌肉身復活」的人在世界宣教之路上合作,因為這完全是另一種福音(加1:6-9)。正如使徒保羅所說:「基督若沒有復活,你們的信便是徒然」(林前15:17)。

但同時,在當時的時代背景下,洛桑大會也是對前一年(1973)由普世教會協會(WCC)在曼谷召開的《今日救恩會議》(Bangkok Conference on Salvation Today)所做出的回應,甚至連會議地點的選擇部分原因也是因洛桑市鄰近日內瓦,而普世教會協會(WCC)的總部就在日內瓦。

《今日救恩會議》包括福音派代表及自由派和主流派基督徒,其中許多人已經偏離正統。儘管會議的最後報告對福音派作出了讓步,肯定使徒行傳4:12所說的「除祂以外,別無拯救,因為在天下人間,沒有賜下別的名我們可以靠著得救。」但對其他如加強福音神學(theology of the gospel)的要求(要求認同1970年的《法蘭克福宣言》,在此宣言裡,德國基督徒反對WCC的路線越來越「人本主義導向」)——卻被WCC視為單純是西方人的想法(不能代表全世界的基督徒)而拒絕。

此外,《今日救恩會議》裡面還包括其他一些聲明,例如將任何「從社會壓迫中釋放出來」標記為救恩的一種形式——例如「越南人民的和平、安哥拉的獨立、北愛爾蘭的正義與和解,以及人們從權力的俘虜中釋放出來」。貝豪思教授(Peter Beyerhaus)在《今日基督教》一文寫道

在這類宣告裡,在看似有聖經依據的掩飾下,救恩的概念被如此擴大,並且喪失了基督教的獨特性,以至於任何解放的經驗都可以稱為「救恩」。更因此,任何參與解放的努力都可以稱為是一種「傳教」。

貝豪思補充道,《今日救恩會議》也提出毛澤東主義──中國的共產主義──作為基督教可接受的替代產物。同樣地,先知西蒙·金邦谷(Simon Kimbangu)的教會(他聲稱自己是父神的化身,他的兒子是耶穌的第二次化身)也被視為「基督教在原住民事工」上值得讚揚的範例。這些論點不僅僅是隨意的評論,而是WCC領導層有意識地表達他們對亞洲和非洲教會的看法,對此,任何神學上的異議都被WCC視為「試圖將原住民教會同化至西方神學思維的嘗試」。

雖然沒有人有權主宰「誰才可以自我認同為基督徒」,或自我認同為福音派,但《洛桑信約》尋求將基督徒的合一建立在向全世界宣揚福音的共同使命上。這個使命是即使我們在神學上分歧,仍願加入教會這個經常令人感到不舒服的群體的主要原因。

而關於「福音本質」的嚴重分歧,主要來自兩種截然不同的理解聖經的方式。在這場辯論中,每個人都同意聖經經文是「權威性」的,但對於「經文教導的內容是否隨時代改變且充滿錯誤?」則有相反的意見。

另一方面,即使對許多正統的基督徒來說,聖經「無誤(inerrancy)」一詞同樣是他們爭論的焦點。聖經無誤是個很複雜的詞彙/概念,因為它已被一些基要派/原教旨主義者視為「教義上的試金石」。讓整個問題更加複雜的是,這個詞的定義並不清晰,因為第一屆洛桑大會(1974)離分別在1978年和1982年撰寫的《芝加哥聖經無誤宣言》和《芝加哥聖經釋經學宣言》還有幾年的時間。因著定義上的不清晰,許多與會者當時強烈反對《洛桑信約》在其關於聖經經文的聲明中使用無誤(inerrancy)一詞,也就不足為奇了。

斯托得在談判過程中找到解決這個僵局的方法,且非常地有智慧。他沒有要求使用無誤(inerrancy)一詞,而是用一個簡潔而突出的定義來取代,說聖經經文「所宣告的毫無錯誤(without error in all that it affirms)」。其他反對使用「無誤(inerrancy)」這個詞彙的福音派確實會肯定這個聲明,但許多進步派基督徒則不會。

二,洛桑大會也強化了《洛桑信約》中關於社會責任的條約。在這一點上,起草委員再次將自己與「WCC的進步派」和「原教旨主義派對自由主義社會福音的過度反應」區分開來。

追溯葛理翰牧師(Billy Graham)在社會正義問題上的努力,可以讓我們更了解這則條文具有啟發性的歷史背景。1953年,葛理翰打破他自幼在美國南方所受的教育,開始堅持他的教會必須實現種族融合,讓黑人和白人坐在一起。

1960年,葛理翰去到非洲幾個國家的復興聚會上演講,並被大量地報導——他在擠滿人的體育場向龐大的群眾傳講福音——但他不願意去到南非,在其種族隔離政策下對照膚色而席的群眾傳講福音。

葛理翰如此刻意的舉動顯然是對當時教會內種族分離的狀態作出社會政治上的表態——並激怒了許多原教旨主義者,包括他自己的教派——美南浸信會(Southern Baptists)。

在葛理翰拒絕南非的邀請一週後,原教旨主義佈道家兼廣播員老鮑勃·瓊斯(Bob Jones Sr.)在題為《種族隔離符合聖經嗎?》的復活節廣播信息中作出回應。瓊斯從對使徒行傳17:26的扭曲解讀中得出結論:答案是肯定的。他辯稱,種族融合和試圖結束種族隔離的行徑違背了上帝創造的秩序,分散了人們傳福音的注意力。在這一點上,瓊斯與南方許多基督徒的觀點相同。

儘管南非種族隔離政策一直持續到1990年代,葛理翰至終還是在1973年,也就是洛桑大會的前一年,在南非舉行了黑人、白人和棕色膚色人群共聚一堂的大型聚會。這位來自美國南方的佈道家對著十萬名坐在一起的群眾大喊道:「基督教不是白人的宗教⋯⋯基督屬於所有人類!」

左上圖:Jack Dain和葛理翰在1974年洛桑大會閉幕典禮上簽署《洛桑信約》。左下圖:洛桑大會領袖於1974年召開的記者會。右圖:黑人民權領袖馬丁路德·金恩和葛理翰的合照。Courtesy of Billy Graham Evangelistic Association
左上圖:Jack Dain和葛理翰在1974年洛桑大會閉幕典禮上簽署《洛桑信約》。左下圖:洛桑大會領袖於1974年召開的記者會。右圖:黑人民權領袖馬丁路德·金恩和葛理翰的合照。

葛理翰是馬丁路德·金恩的朋友,有時也是金恩在其志業上的公開盟友。在葛理翰一生中,對見到種族正義實現的渴望不斷增長。但葛理翰不知道自己做得是否足夠,2005年,他對自己沒有更有力地推動民權運動表示遺憾,希望自己當時有與金恩博士一起上街抗議。

這樣的歷史背景為《洛桑信約》最終版本的文字帶來生命力。《洛桑信約》將宣揚福音的使命(根基於在耶穌基督的生、死和復活中,上帝傳遞的訊息)及社會正義(societal justice)的任務區分開來:

我們在此表示懺悔, 因我們忽略了社會關懷,有時認為佈道與社會關懷是互相排斥的。儘管與人和好並不等同於與上帝和好,社會關懷也不等同於佈道/傳福音,政治解放也不等同於救恩,我們還是確信:福音佈道和社會政治關懷都是我們基督徒的責任。

作為對曼谷《今日救恩會議》的回應,《洛桑信約》明確指出,從壓迫中獲得解放與聖經中的救恩概念並非同義詞。然而,《洛桑信約》也避免了原教旨主義忽視社會正義的錯誤,甚至呼籲福音派基督徒悔改,因為他們也曾有所誤解,放下了本屬於基督徒生活實踐一部分的社會關懷。

這些討論對今日的我們而言仍是重要的課題。我們今日在探究種族、文化多樣性與社會正義時所面臨的困難並非新的問題。關於福音社會正義的神學爭論甚至與現代主義和原教旨主義之爭一樣古老。福音派正確地拒絕了社會福音以及某些會導致信仰脫離基督教自古以來持守的教義見證的解放神學形式。然而,在追求公義的實際行動上,我們往往過於自滿,甚至沒有為我們的自滿感到憂慮。

今天,在面對批判性種族理論(Critical race theory,簡稱CRT)和多元、公平及包容(Diversity, Equity, and inclusion,簡稱DEI)的倡議上,同樣是一場充滿爭議的戰爭。有許多方法可以定義並實踐CRT與DEI,其中有些近似世俗化版本的解放神學。但是,渴望在社會裡鼓勵包容多元性的心志是令人敬佩的,而且最終能反映出對上帝國度的渴慕。這也是為什麼許多呼籲推動種族正義的基督徒,是受聖經的內容和關注所驅動參與的,甚至這些動機是建立在耶穌基督的榜樣上。

至少在很高的層次上,CRT與DEI的既定目標並非問題所在,即使我們擔心許多達到這些目標的方式可能充滿誤導性或具有破壞性。而對於那些擔心出現「反對聖經的DEI派別」的人來說,最好的解藥可能正是效法《洛桑信約》的榜樣。願我們能闡明一個強而有力的公義神學(theology of justice),並在我們的實際行動裡貫徹這些信念,也願我們為自己過去在追求公義上的失敗而懺悔。

三,在研究洛桑運動時,我總是被其成員對全球西方教會之外的教會的多元性所感到的驕傲、喜樂和愛,以及他們想要放大這些聲音的願望所感動。洛桑大會的成員結構包括來自最偏遠、代表性不足、資源不足的國家的人。洛桑大會按照經濟能力提供不同比例的費用,以確保經濟較不充裕的成員也能參加。不過,即便每屆洛桑大會的組織者都能聚集有史以來最多元化及全球化的基督徒群體,他們也總是對無法出席的教會一隅表示難過。

儘管如此,洛桑大會對能有「來自全球各地的與會者」的承諾在其早期歷史中確實面臨一些障礙——從第一次大會開始,2700多名參與者之中就有超過1000人來自發展中國家。

並且,在洛桑運動出現以前,一些非洲基督徒領袖曾呼籲「暫停」西方宣教士的活動,以及透過宣教士的網絡所募集的任何資金。部分原因是許多人反對他們在宣教活動中看到的「家長模式(paternalistic patterns)」,這種模式往往是由巨大的財富不平衡所助長的。

來自西方的宣教活動——即使立意良善,有時也是剝削性的,未能建立健康及合作的關係,為非西方國家提供良好的服事。而且可以肯定的是,宣教運動將西方文化與基督教聯結在一起,確實扭曲了福音,並經常成為世界其他地方的福音絆腳石。

第一屆洛桑大會的組織者邀請了在這場爭論中各方的基督徒參加,其中包括提出暫緩宣教活動的肯亞神學家約翰·加圖(John Gatu)。在大會上,由大約60位非洲成員組成的東非國家策略小組討論了關於「暫緩西方宣教運動」的議題。加圖主張暫緩,烏干達的聖公會凱文傑主教(Festo Kivengere)則反對暫緩,兩人隨後進行了激烈且理性的辯論。到了週末,雙方已釐清彼此的分歧,並向大會提交一份共識聲明

暫緩西方宣教運動的理念背後,是對非洲過度依賴外國資源(包括人力和財力)的擔心——這有時反而阻礙了本地教會在宣教的主動性和成長上的責任。我們的小組認為,可以考量在特定情況下(而非普遍情況下)施行暫緩宣教的概念。

由於「全面性的暫緩宣教行動」的要求已被撤銷,洛桑大會的其他成員(以及主要由西方人士組成的信約起草委員會)本來可以不再討論這個議題,但相反的,信約委員會承認非洲成員的憂慮是合理的,並修改信約草案,指出:「我們也承認有些宣教事工在裝備並鼓勵他國領袖負起應有的責任方面行動太慢了。」

在其他部分,《洛桑信約》在其有關「佈道與文化」的條文裡,承認雖然「福音並沒有預先假定某種文化比其他文化更優越」,但全球的宣教工作「常將異國的文化與福音一起輸出,導致教會受制於文化,而不是服膺於聖經的真理」。

洛桑世界福音委員會在1970年代分發的《洛桑信約》
洛桑世界福音委員會在1970年代分發的《洛桑信約》

在這些聲明中,我們看到非西方的教會正確地糾正了西方教會,而西方教會則以悔改來回應。再一次,如同信約裡的詞句所說,並不是因為不存在需要我們解決的分歧,而正是因爲我們有這些分歧,才能有機會如此美麗地呈現「上帝諸般色彩的智慧(many-colored wisdom of God)」。

而這個議題的根源是非西方基督徒的共同願景,他們希望以平等的身分參與普世宣教。而《洛桑信約》公開地致敬這個美好的願景:

我們感到歡喜的是,一個新的差傳時代已經開始。西方教會在宣教中的主導作用正在迅速消失,上帝正從新興的教會中興起強大的新生力量,致力於普世宣教,表明佈道的責任是屬於基督的整個身體。

五十年前,福音派人士逐漸意識到,當福音與西方文化和國家的連結過於緊密時,非西方教會會如何受到傷害。而現在,我們親眼目睹這種連結對西方教會自身同樣也造成危險和傷害

每當我們將基督教與西方、美國或任何其他社會政治實體連在一起看待時,我們的見證及對福音的理解就會被扭曲。當我們忽視全球教會內各種不同的聲音時,我們就忽視了上帝「諸般色彩」的智慧。

左上圖:凱文傑主教。右上圖:斯托得(John Stott)。下圖:1989年洛桑第二次會議的與會者。Courtesy of Wheaton Archives & Special Collections, Wheaton College, IL
左上圖:凱文傑主教。右上圖:斯托得(John Stott)。下圖:1989年洛桑第二次會議的與會者。

《洛桑信約》創造了一種奇特的運動:一個由來自全球數個教派和機構的基督徒組成的關係網路。而儘管大會本身完全由新教徒組成,但他們在共識下締結的信約也有意與基督教其他傳統分支產生共鳴。至少在《哈維獎學金》支持的研究生之中,許多天主教徒和東正教基督徒也簽署了。

一位來自中國的基督徒曾向我敘述他被要求在信約上簽名時,內心真實的恐懼和憂慮。在中國,簽名是政府用來辨識基督徒和逼迫他們的物證,所以他被教導絕對不要簽署這類會徹底牽連到自己的東西。不過,經過深思熟慮後,他還是決定在信約上簽名,而這是他唯一簽署過的信仰聲明。我們之中許多人不會遭遇和他一樣的迫害,但在簽署信約時,我們和他——以及許多像他一樣的人——站在一起。

特別是在美國以外的地方,委身於洛桑信約的群體持續成長著,雖然我們之間仍充滿歧見,我們能清楚地仰望那位超越我們所有差異,將大使命交託於我們的上帝。

上圖:1989年第二屆洛桑大會,與會者討論會議議程。下圖:第二屆洛桑大會的主題會議。Courtesy of Wheaton Archives & Special Collections, Wheaton College, IL
上圖:1989年第二屆洛桑大會,與會者討論會議議程。下圖:第二屆洛桑大會的主題會議。

洛桑運動不斷聚集新一代的領袖。在1974年第一次大會15年後的1989年,第二屆世界大會在馬尼拉召開,這次大會有來自173個國家(包括蘇聯)共4300名代表參加。這之後再過21年,2010年第三屆洛桑大會在南非開普敦召開。這一次,來自198個國家共4000名代表親自聚集在一起,但還有更多國家代表透過線上方式參加。

今年九月,第四屆大會將在首爾召開,屆時將有5000名代表(包括我本人)親自出席,另有5000名代表將透過線上方式出席,以及數以萬計的代表將出席全球各地的衛星會議(洛桑在世界各地召開的小型會議)。

自2010年上一屆大會聚集以來,全世界在過去14年發生了許多變化。新的戰爭在世界各地肆虐,甚至在大會即將舉行的韓國,關於戰爭的謠言也悄悄湧現。美國及許多其他國家正準備舉行另一次充滿爭議的總統大選,基督教幾個大型教派同樣持續因原教旨主義及進步主義之間的拉扯而分裂

然而,我的盼望是,福音派能有機會再次想起我們是誰、我們從何而來,以及我們為何必須跨越差異,而不是忽視、掩蓋差異,或因這些差異而分裂。或許,當我們重新定位、調整自己,投入上帝全球使命的工作時,可以重新找到「福音派最好的版本」。

今年,當我們展望首爾大會時,我敦促所有基督徒──無論是否是福音派──閱讀、討論並考慮簽署洛桑信約。願教會領袖在講台上教導這份信約,使會眾能與信約對我們的要求做信仰上的摔跤:讓這份信約提醒我們,我們蒙召要成為一個美麗的、有著差異和分歧但為神所愛的共同體。

讓我們再次一起立約,負起世界宣教的艱鉅任務,讓屬於上帝的聖而公之教會將健全的福音傳遍全世界。

S. Joshua Swamidass是位醫學科學家,為聖路易華盛頓大學實驗室與基因組醫學副教授、Peaceful Science的創辦人,及《The Genealogical Adam and Eve》一書的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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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福音派基督徒正在離開新教,轉向其他傳統

一些知名度很高的基督徒改信羅馬天主教和東正教。是什麼驅使他們離開的?

Christianity Today August 15, 2024
Illustration by Mallory Rentsch Tlapek / Source Images: Unsplash

近數十年來,新教徒轉身加入羅馬天主教和東正教的趨勢顯著,且持續成長。近期最引人注目的人物是川普的副總統競選配搭J. D.范斯(J. D. Vance)。

但也不只他一位知名人物。范斯只是名單上其中一位——有越來越多高知名度、神學上保守的基督徒從原本的新教背景(通常是福音派)轉身加入這些更具宗教禮儀性質,或更「高教會派傳統」的信仰。

福音派神學協會(Evangelical Theological Society)前會長Francis Beckwith於2009年成為天主教徒,前聖公會主教Nazir Ali近期也回到他年輕時加入的天主教。其他最近加入天主教的名人包括創立Capturing Christianity(一個很受歡迎的YouTube頻道)的主持人Cameron Bertuzzi、歷史學家Joshua Charles,以及《First Things》網站的創辦人John R. Neuhaus。過去改信東正教的知名人士則包括Hank Hanegraaff (《聖經有解答》電台主持人)、路德宗學者Jaroslav Pelikan,以及前英國主教Kallistos Ware

當然,每個趨勢總是存在例外——就像著有《失望:我為什麼離開東正教牧師職位和教會》的前東正教牧師舒平(Joshua Schooping),以及轉信基督新教的前天主教徒卡斯塔爾多(Chris Castaldo),他於去年出版《為什麼新教徒要轉信?》一書。

這種現象在無宗派背景的教會內則似乎不那麼顯著。根據本刊之前的一篇文章報導,在過去50年裡,「前羅馬天主教徒」在無宗派背景的教會內比例從6%增至17%。此外,2014年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的一項研究強調拉丁美洲天主教徒轉信新教的逆向趨勢,這表明「新教徒改信」可能是地理性的趨勢(例如僅發生於北美)而非全球性的趨勢。

儘管如此,羅馬天主教仍是全球最大的單一基督教傳統,擁有超過十億的信徒,東正教則是第二大基督教傳統,擁有超過2.6億信徒。根據東正教研究學會(Orthodox Studies Institute)近期一份報告,美國東正教信徒人數在過去幾年間有所增加,其中多數來自前新教背景的信徒(65%),並且表示自己是基於神學理由改信東正教(60%)。同樣地,天主教新聞社(Catholic News Agency)最近也報導美國許多教區的歸信人數增加了30-70%。

美國有越來越多新教徒對美國的福音派感到不滿,這已經不是什麼秘密了。這其中當然包括因知名領袖或機構發生性侵醜聞後幻滅,以及對巨型教會和「名人牧師」運作模式裡教會企業化消費主義的反感。此外,解構運動、主流進步主義,以及許多其他力量都為21世紀的新教帶來壓力。

但其他教會傳統本身也有其吸引力。儘管我們不可粗劣的將兩者混在一起看(天主教及東正教在重大的教義上確實有所分歧),但對那些對新教感到幻滅的人而言,這兩個教會傳統吸引人心的部分確實有相似之處。

東正教與羅馬天主教的基礎元素包含豐富的傳統及清晰的教義。相較於現代福音派,這是相當吸引人的,因為福音派甚至對自己的神學傳統也常表現出一種健忘症,而這種健忘症常導致歧義與分裂。然而,我相信新教在歷史上並非一直都是這種樣貌,這反而是今日教會領袖之間缺乏組織領導力、教義共識和合一的心。

那些覺得天主教和東正教吸引人的人也有個共通點,就是渴望對禮拜儀式和聖禮有更深的敬畏,這兩個教會傳統在這些實踐上往往比新教更神秘、更有神學反思、且更令人肅然起敬。除了與聖餐變體教義上的分歧外,我們都應能欣賞這種對聖餐及其他聖經規範的深深敬畏之心。然而,多數新教徒並沒有意識到,許多初代宗教改革家,如路德和加爾文,對主的晚餐和洗禮也有著類似的高度重視,並且我們不用花費多大的力氣就能在新教傳統內恢復這些新教歷史上的觀點。

總體而言,羅馬天主教與東正教在維繫基督宗教豐富的遺產方面做得較好,他們之中更古老的教理問答(catechisms)及更廣泛的神學根源回溯,對那些從新教船上跳下來的人而言很有吸引力。如果你走進典型的美國新教教會,提到除了奧古斯丁以外的教父,如金口約翰(John Chrysostom)及愛任纽(Irenaeus),我敢打賭,多數會眾都不知道這些教父對基督教的貢獻。然而,這些人物並非僅是天主教和東正教傳統的一部分,他們也是新教傳統的一部分。

可悲的是,這種無知常常被用來作為教派間爭論的武器,很少有新教基督徒做好足夠的準備。新教的護教學者和神學家將大部分精力放在對抗無神論和世俗主義上,而羅馬天主教的護教家在推廣他們的傳統、教義和教條時,則更傾向於宗教對話——實際例子如《Catholic Answers》,這類組織能接觸到廣大的人群並有影響力。

近期,在受歡迎的新教護教家弗蘭克·圖瑞克(Frank Turek)的播客,他與羅馬天主教護教家吉米·阿金(Jimmy Akin)進行的對話裡揭露了圖瑞克對新教徒與羅馬天主教徒在教義上的差異的無知。圖瑞克說,「老實說,我很希望羅馬天主教會是真正的教會。我並不反對它。我很希望它是真正的教會。只是我沒有看到這一點。我很高興知道如果我們用詞準確,至少在我認為最重要的事情上——也就是神學上的稱義(justification)問題——我們是有共識的。」

我非常敬重圖瑞克,尤其敬佩他對當前文化和社會議題的參與能力。然而,在與阿金的討論中,我不禁覺得圖瑞克完全不在同個頻率上。首先,新教與羅馬天主教對稱義的看法並不一致

這顯示出,即使是受歡迎的新教發言人,似乎也無法準確分辨我們在神學上的差異,並溫和地就我們在教義上的區別參與對話。新教領袖應該提供更好的範例,展現我們應如何回應非新教傳統的信仰主張──無論是在講台上還是在公共場合。否則,我們將繼續看到新教的信仰危機,看到人們質疑自己的信仰身分,甚至轉身加入其他基督教傳統。

所以,如果羅馬天主教和東正教看起來有更豐富的教會體制,我們為何要繼續做新教徒呢?

首先,新教鼓勵參與大公教會的合一。作家加文·奧特倫德(Gavin Ortlund)在他的播客《真理合一》(Truth Unites)其中一集指出,新教傳統本身適用於基督的身體在全球各地的普世性/大公性。在歷史上,羅馬天主教和東正教的信仰主張往往具有固有的排他性,並且強烈譴責圈子外的人。另一方面,新教有更大根基於信仰的理由肯定其他教會傳統也持守的正統基督教教義,如三位一體、基督的復活、赦罪及贖罪的工作。

每個人的靈魂都渴求一種深刻的歸屬感,這種歸屬感植根於比我們自己所能創造的任何事物還更偉大、更深刻的事物。而這種永恆的歸屬感,正是基督在過去兩千年來透過祂的教會提供給基督徒的最大的禮物之一。在耶穌裡面,我們與所有其他基督徒有永恆的連結,因為我們在同樣的恩典、憐憫和救贖裡同工同行在天路歷程。

其次,新教信仰有來自基督教歷史傳統的支持,而不是反對。許多羅馬天主教徒與知識不足的新教徒都相信一個常見的錯誤觀念,即認為新教與古代教會的信仰內容不一致。例如,《Catholic Answers》不斷重述羅馬天主教神學家盧雲神父(Henry Newman)的名言:「人若深諳基督教歷史,就不會再是名新教徒。」對不了解根基於基督教歷史傳統的宗教改革及新教論點的平信徒,這類名言似乎很有說服力。然而,一旦我們深入檢視宗教改革家的著作,便會發現故事的另一面。

事實上,與羅馬天主教和東正教所聲稱的相反,初代教會有許多教導更接近新教的教導。當路德和加爾文等宗教改革家在16世紀反對羅馬教義裡歪曲的教導時,他們透過自己對教會歷史的深厚知識,回溯到初代教會教父的教導。舉例來說,他們譴責羅馬天主教和東正教在西元一千年左右開始接受聖像崇拜這種聖經教導之外的宗教操練。

然而,今日多數的新教徒在與其他基督教傳統裡受過良好教導的信徒討論新教的歷史時,既無能又無力。在面臨著艱鉅的道德及對宗教的挑戰的21世紀,美國新教徒必須信實地研究教會歷史,以回歸我們深厚的歷史根源,並恢復我們豐富的聖而公之性(catholicity)。正如本刊之前一篇文章所強調的,儘管我們在神學上有不同意見,福音派仍可向像托馬斯·阿奎納(Thomas Aquinas)這樣的神學家學習。

最後,開創新教的宗教改革家們在他們的努力之中達成一個重要的目的:雖然新教並不完美,但新教清除了在前16個世紀中滲入教會的非使徒教導和非聖經教導的教義和教條。我深信,如果新教基督徒研究宗教改革背後的驅動因素,他們會對那段時期存在的一些不合乎聖經的教導感到驚訝。我擔心許多新教徒甚至不知道他們自己所相信的是什麼,也不知道為什麼宗教改革是當時必要的矯正。

舉例來說,雖然每個基督教傳統都聲稱相信上帝的恩典,但我相信新教所提倡的最符合聖經及使徒教義的教導,就是對上帝的恩典的倚靠──作為得救的唯一條件——與人類的行為無關。我知道這可能是個有爭議的聲明,並且在這個議題上還有許多必要的討論,而我們在此沒有足夠的篇幅探討。但我堅信,聖經裡關於上帝的恩典與人類自身的功勞無關的教義,在完整的敘事下,是你可能會因著離開新教傳統而離棄的教義。

在奧特倫德的播客中,前東正教牧師舒平分享了他重回新教的故事。在他的著作《幻滅》(Disillusioned)的開場白中,舒平解釋道,他之所以離開東正教會,是因為他相信教會內某些教義立場「正式地、嚴重地傷害了福音的純潔」。在我自己研究過羅馬天主教和東正教的教義後,也有相同的感受——並對宗教改革有了新的認識及感恩。

前天主教徒卡斯塔爾多在他的書中指出:「宗教改革家絕非試圖與基督教傳統訣別,而是在尋求恢復傳統,這是我們必須在我們的時代重拾並效法的遺產。他們認為,解決我們當前對新教『失望的迷失感(disenchantment)』的方法,是更深入地『認識宗教改革的歷史,而不是逃離新教』。」他們,「很多時候,改信者一心想要逃離他們成長時期經歷到的新教,卻沒有停下腳步來問一問那究竟『是不是真正的新教』。」

對那些正糾結於是否離開新教的人,像奧特倫德即將出版的新書《做新教徒的意義:一個不停止改革的教會》,以及Matthew Barrett所著的《宗教改革即是信仰的更新》等資源,可幫助我們在考慮轉身加入另一種基督教傳統前,先檢視並嘗試了解自己的信仰傳統。如果我們對自己的神學傳統沒有堅定的認識,我們無法期望自己對其他種信仰主張能做出適當的回應。我想呼籲我的新教同伴們,在沒有充分檢視所有你即將接受的其他基督教傳統的教義前,不要貿然躍進,也不要輕易捨棄那些尚未好好檢視過的新教教義。

當我們為這些決定禱告和做研究時,我們都必須對聖靈的引導保持敏銳。無論祂引導我們到何處,願我們在信念上保持謙卑,永遠順服主耶穌基督的主權。這樣,我堅信祂會在恩典和真理中指引我們的腳步。

Andrew Voigt 是一位作家、記者,也是神學和教會歷史的熱心學生,住在北卡羅萊納州夏洛特附近。Andrew 和他的家人都是 Providence City Church 的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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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者應如何交接領導的棒子?

牧者交棒計畫既可能毀掉一間教會,也可能幫助教會持續健康地成長。

Christianity Today August 15, 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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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原文發表於2014

個牧者都可說是個「過渡時期的」牧者。

這句話聽起來可能有些刺耳或唐突,但卻越來越流行。馬鞍峰教會(Saddleback)的華理克牧師(Rick Warren)在Instagram上評論這句話,指出這是他的父親──也是一位牧師──曾不斷重提的話。正如我和威廉在我們合著的(《成功的教牧交接》)書中所解釋的,每個教會領袖終會有接班人接替自己位置的一天。

根據我們的研究,聰明的教會對繼任的問題早已有備而來。而處理不好的教會則會遭遇重大的損失,有時甚至會因此一蹶不振。水晶大教堂(Crystal Cathedral)後來的破産,部分原因就是關於接班人的問題。許多曾顯赫一時的教會亦是如此,比如厄爾·保羅(Earl Paul)如今不復存在的教堂山教會(Chapel Hill Harvester Church)。即使教會裡有表現優異且長期在位的牧者,也不能保證教會一定能持續生存下去,更別說教會能因此興旺地成長。

1968年,老傑瑞·法威爾牧師(Jerry Falwell)創建了托馬斯路浸信會(Thomas Road Baptist Church)。12年後,該教會每週吸引2000多名會眾,使其擠身於埃爾默·唐斯(Elmer Towns)和約翰·沃恩(John Vaughan)早期列舉的「十大最佳教會」榜單裡。

2007年,73歲的老傑瑞牧師因心髒病發突然去世。當我採訪他的兒子喬納森(Jonathan)時,我注意到,如果要說誰屬於高(死亡)風險族群,他父親一定在內──他出入皆搭乘私人飛機,並曾因政治立場受到死亡威脅,還有嚴重的健康問題。理論上而言,喬納森在父親過世前兩年已被任命為共同牧會牧師,當時老傑瑞一個月需住院兩次,並預計要接受開胸手術。但兩人之間從未詳細討論關於創始人去世後教會未來的規劃。「我希望我們當時有機會討論這個問題」,喬納森說。「他希望在自己還能自由活動時死去——他也真做到了。」

領袖網絡(Leadership Network)副總裁兼團隊領導琳達·斯坦利(Linda Stanley)表示,多年以來,「沒有計劃」的交接計劃是教會最常見的模式。「我們領袖社群裡年齡在45至65歲之間的大型教會牧師可能曾談論關於交棒的問題。但真正著手制定詳細計劃的人可以說是沒有半個。」

現在,一些備受矚目的牧師正在改變這種現象,他們制定好交接計劃並公之於衆。在2012年全球領袖峰會上,柳樹溪社區教會(Willow Creek Community Church)的創會牧師,比爾·海波斯(Bill Hybels)在講堂裡分享他制定交接計劃的過程。華理克牧師也同樣公開自己的接班計劃大綱。2014年秋天,在一次召集了教會有超過5000名會友的主任牧師聚會上,園景基督教會(Parkview Christian Church)的提姆·哈洛(Tim Harlow)牧師說:「我們會議裡一個重要的主題是關於『下一步』……這些討論讓我非常震驚,畢竟我才53歲。」

自1970年代以來,北美大型教會的數量一直在穩步增長,「大型」教會的平均會眾規模也是如此。40年前,當領袖網絡(Leadership Network)召集第一批有1000多名會友的牧師同儕小組時,只有不到100位牧師參與。2014年,根據領袖網絡及哈特福德宗教研究所(Hartford Institute for Religion Research)的一項聯合研究指出,美國已約有1650間大型教會(至少2000名固定聚會的會友),以及約3000間有1000至1999名會友規模的教會。

四種模式

我們的研究發現,在美國最大的100間基督教會中,主任牧師的平均年齡為55歲,帶領教會的時間為21年,並且44%的牧師是自身教會的創立者。根據斯科特·圖瑪(Scott Thumma)和戴夫·特拉維斯(Dave Travis)在《超越巨型教會神話》一書中的研究,現今有82%的巨型教會(mage church)是在現任的主任牧師帶領下發展至現貌的。這些數字呈現了一個問題:主任牧師離開後,這些教會是否能持續成長?

以下是四種最常見的領袖接班模式:

1.家族內傳承模式:將牧職傳給親屬或有長期關係的屬靈兒子或女兒。以丹尼·德萊昂牧師(Danny de Leon)為例,他於1976年成為加州卡爾瓦裏奧聖殿(Templo Calvario)教會的主任牧師,並將教會發展至擁有數千名會友的規模。他計劃兩者兼顧。

13年前,年屆70歲的德萊昂牧師和教會董事會制定了一項計劃。他說:「我們的教會一直致力於培養自己的領袖,為什麽我們不直接將他們培養成主任牧師呢?」該計劃預計將有兩位共同領導的主任牧師。其中一位是德萊昂牧師的兒子小丹尼(Danny Jr.),他將負責英語堂的聚會。27年前在教會信主的馬科斯·羅曼(Marcos Roman)負責西班牙語堂的聚會。德萊昂牧師的弟弟李(Lee)則將繼續擔任執行牧師,並負責教會的社區發展小組。

他們將時間定在15年後的2016 年,屆時德萊昂牧師將迎來他第40年的牧師生涯和50年的婚姻生活。「退休後的第一個月我將完全休假,告訴他們『有事也不要找我。』……退休後,我將以名譽顧問身份繼續工作,參加同工和董事會會議,但不會再去辦公室。」

德萊昂牧師的繼任者們自那時起已開始接手更多的講道責任(德萊昂仍負責約一半的講道),並建立一個由二、三十歲的人組成的團隊。最大的考驗在於,德萊昂牧師能否在適當的程度上真正放手。我們認識一些曾長期牧會的牧師,有些人在退休後繼續服事,充滿活力,有些人則萎靡不振。

有時,家族內傳承模式涉及夫妻之間的交接。在紐約市大艾倫非洲衛理公會教會,弗洛伊德和伊蓮·弗萊克(Floyd and Elaine Flake)夫妻倆自1976年來一直共同牧養著數千名會眾。

他們所在的教派規定的退休年齡為75歲。弗洛伊德在2014年已屆69歲,伊蓮 65歲。當時,他們計劃由伊蓮來接替弗洛伊德。弗洛伊德說:「這在美國教會並不常見,但會友已明確表示他們希望誰來擔任牧師,主教也支持這一個變動計畫。伊蓮每週日都在講台上,她已經講了整整14年的道了。」

弗洛伊德也計劃能夠在未來付清教會的貸款,讓教會擺脫債務壓力。他說:「我們正在努力確保在未來的交接中……我們的繼任者在他們所繼承的遺産基礎上,可以歡呼雀躍地制定目標。」

在ㄧ些情況下,家族內傳承的模式能有很好的果效,例如路易斯安那州的伯大尼教會(Bethany Church),如今已在斯托克斯蒂爾(Stockstill)家族的領導下輪到第三代接班人。但對另一些教會來說,家族內交接並不是最佳途徑。

2.宗派內傳承計劃:教會規模越大,就越有可能有自由度來制定自己的發展方向。如果教會有主教或區域總監,他們通常會跟教會協商如何任命下一任牧師。

位於愛荷華州的希望路德教會(Lutheran Church of Hope)每週聚會人數約有一萬人,是美國福音路德教會(ELCA)會友最多的教會之一。1994年創建該教會的邁克·豪斯赫德牧師(Mike Housholder)50歲那年表示:「我覺得上帝呼召我再堅持一段時間。」但他們仍著手研究接班人的問題。「我們在董事會和資深員工會議上已多次討論過這個問題。」

作為ELCA宗派下的教會,豪斯赫德牧師說:「當時機成熟時,我們將與我們的區域辦事處合作。理想情況下,我們會有職位重疊時期,教派總部會任命未來的主任牧師與我共事一季,然後再進行交接。」

亞當·漢密爾頓(Adam Hamilton)是堪薩斯州復活教堂(Church of the Resurrection)的創堂牧師。該教會是聯合循道會(UMC)最大的教會之一,每週有超過8000人聚會。50歲的漢密爾頓牧師說,該教會有兩個交接繼承計劃,一個是緊急情況的計劃(死亡、嚴重殘疾、道德敗壞),另一個是「在我退休前後進行的接班計劃」。50歲的漢密爾頓說:「離接班計劃還有15年,但我們現在就在逐步實踐其中的內容,包括在我不在的時候會有一個固定來講道的牧師。」在未來的15年,漢密爾頓牧師每年將減少一個週末的講道。「一般來說,UMC的主教們對於大型教會能幫忙他們挖掘領袖感到高興,並越來越多地讓這些人在主任牧師退休前先成為教牧員工。」

漢密爾頓說:「我是在45歲時開始討論這個問題的,當時可能是我在這間教會事奉歷程的中間點而已……我們之前曾就此進行過非正式的討論,尤其當我們正在蓋目前聚會的教堂的時後,放款方堅持將負責人的保險作為貸款條件之一。」

在許多大型教會,領導層不會公開交接細節,但是會讓會衆們知道他們確實有所規劃。這一點在教會為特別事項募款時特別重要,因為人們會想知道,如果他們的牧師「突然被公車撞到」或提前退休時,教會會發生什麽事。

在現實情況裡,大教會往往能為他們的教派立下可依循的範例。63歲的邁克·斯勞特(Mike Slaughter)來到金漢斯堡教會(Ginghamsburg Church)時,該教會的會眾還不到100人。現在,教會有4000多人,旗下還有多個非營利組織,包括一個諮商中心、低收入住房中心和多個聚會地點。斯勞特牧師說:「教會組織目前的複雜程度,讓我們無法避免地需要從內部培養熟悉教會運作的領袖。」

他說:「認為我們是美國聯合衛理公會(UMC)的研發案件——他們正與其他大型教會合作。我們希望自己教會能成為一個範例。」通過與領袖網絡(Leadership Network) 首席執行官戴夫·特拉維斯(Dave Travis)的合作,斯勞特牧師已經將資深職員轉換為較年輕的團隊,多數成員在30歲左右,其中包括一位31歲的教導型牧師。他說:「我的焦點是指導和培訓我們的資深團隊,並牧養我們的員工。」

斯勞特計劃在2019年退休。「我們的董事會和所有員工都知道這個時間表,今年(2014年)秋天我們已將這個計畫和平信徒領袖分享,現在我們和所有讀到這篇文章的讀者分享!」

3.程序主導模式:另一種常見的做法是,即將離任的牧師幫助教會制定並啓動繼任的計劃,然後退出其執行過程。明尼蘇達州伍德代爾教堂(Wooddale Church)的利斯·安德森牧師(Leith Anderson)就是採用這種模式。他牧養該教會35年,並於 2011年退休。安德森牧師表示:「伍德代爾教會和我在正式交接的大約10年前就制定了一份書面協議。」這份協議上規定,在主任牧師去世、重度殘疾、變成異端、道德敗壞、辭職、退休等情況下應如何處理。這種模式可以消除整個過度過程中的壓力和情緒。

當安德森牧師正式宣布退休時,協議開始生效,並且教會認真地執行計畫。在安德森退休16個月後,教會聘請了新的牧師。

4.有計劃的重疊任期模式:在我們的研究裡發現,更多的大型教會牧師會有計畫的與繼任牧師重疊任期。當一間教會的文化能夠配合這個模式時,這似乎是最有效的交接模式。

這種重疊通常會持續數個月,偶爾也會持續數年。一個較突出的例子是聖安東尼奧的橡樹山教會(Oak Hills Church),暢銷書作家馬克斯·盧卡多(Max Lucado)在那裡擔任了20年的主任牧師後,由於心臟問題需要從全職轉為半職。教會董事會任命蘭迪·弗雷澤(Randy Frazee)為新的主任牧師。自2008年以來,這種雙主任牧師重疊職位的情況一直持續著,並有良好的果效。他們甚至能挺過一些比較尴尬的時刻,例如弗拉澤牧師注意到有旅遊巴士停在教會門口,有一群人前來聽盧卡多牧師講道。但是那天安排的是弗雷澤牧師講道。導遊對他說:「我感覺你的處境很糟糕。」

有些教會會有一段共同牧會時間的情況,但這樣的情形很少會永久的持續下去。1980年以來,賴瑞·奧斯本(Larry Osborne)一直是加州北海岸教會(North Coast Church)的主任牧師。克里斯·布朗(Chris Brown)比他小18歲,從2004年開始與奧斯本一起共同牧會,和奧斯本一樣經常講道。從商業組織的角度來看,北海岸教會一直採用的是共同領導的模式,這種運作方式更像一家合夥的會計師事務所,而不是獨資擁有單一重要員工的企業。如果奧斯本去世或離開,布朗可能會接替奧斯本的管理合夥人角色,直到正式升任為止。

奧斯本說:「我不相信交接的計劃應該超過18個月……這個時間太久了。我們很難找到一個真正有領導才華的領袖願意等3到5年。但在本來就共同合作領導的模式下,18個月的時間就足夠了。」

5.沒有固定模式的模式

在《董事會裡的大象》一書中的研究證實,沒有哪種模式是最好的,甚至沒有哪種模式最有可能實現無縫接軌的教牧交接。近年最引人關注的一次交接是達拉斯團契聖經教會(Fellowship Bible Church)的創始牧師吉恩·蓋茨(Gene Getz)的交接。72歲的他把領導棒子傳給一位前實習生。格茨最近在達拉斯神學院的刊物Connection裡寫道:「成功的交接過程並沒有單一的模式或方法……我們需要以聖經裡的範例和教導為原則——以不同於我們文化的方式而行。我們還需要從過去經驗中吸取教訓,避免犯下導致交接徹底失敗的錯誤。」

我們的研究也證實了這一結論──從摩西與約書亞的交接,到耶稣對十二門徒的培訓,擁有「接班計劃」在聖經中既是必要的,也是根本的,但並不存在一個千篇一律的模板。

可以肯定的是,這是每間教會都無法避免的任務。我們希望把這件事從一個禁忌變成能時時討論的常態。

交接失敗的5個原因

1.牧師不放手

許多牧師離職後卻以某種方式「留了下來」——或是讓他們的配偶、子女或其他親屬留在權力位置上。他們在細微之處控制教會的決定,讓自己的「影子」留下更久的影響。

2.等了太久才願意交接

許多長期留任的牧師在教會的輝煌時期過去之後,仍堅持留任。眼看著教會的生命力一年又ㄧ年地衰退,卻仍堅持不讓位,認為下一年就會出現轉機,卻反而為繼任者留下更多挑戰和不利因素。

3.多名繼承者之間的爭奪

教會內發生的權力鬥爭,通常會被媒體報導放大出來。導致會友心灰意冷並離去。在競爭中「勝出」的繼任者即使接任,教會也已殘破不堪。

4.改變來得太急

新上任的牧師常被賦予帶領教會改革的使命(也許是「幫助我們推動外展事工」),但他的改革速度常常遠超過教會本身文化可接受的程度,在改革的路上逐漸失去會友的信任,阻礙教會未來的成長。

5.牧師觸發了隱藏的地雷

許多接任者一上任就發現教會內的道德/品格問題,例如巨額債務、董事會內的嚴重衝突、或其他有毒的問題。

沃倫·伯德(Warren Bird)博士是一位被按立的C&MA牧師,他是領袖網絡(Leadership Network)的研究主任,著有或與人合著了27本書,包括《下一位》(貝克出版社)。

翻譯:Harry Chou / 校編:Yiting Ts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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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上帝不在我們的聚會之中

在這個讓我們失望地迷失的世界裡,個人的和集體的追求與神相遇才是真實敬拜的核心。

Christianity Today August 15, 2024

如果下個主日早晨,上帝沒有出現在你的教會,會發生什麼事?如果在讀經和講道時,神的靈沒有照亮聖經,講道還會觸動人心、引起真理的共鳴嗎?想像一下,在敬拜中,人們舉起了手,但音樂卻因為沒有聖靈豐富的居住而缺乏往日的共鳴。當天人們離開教會時,會有明顯的空虛感嗎?

也許那場敬拜看起來跟平時沒有任何不同。這種可能性甚至比「上帝確實缺席」更可怕。

我的服事之旅始於1999年的小型公寓聚會。作為一群無教會可歸的基督徒,我們在靈命上無家可歸,尋覓著一種我們稱之為「真實的靈命」的東西。那時簡單的聚會是我一生中最豐富的屬靈經驗。

我們會以一種沒有特定架構的方式,彼此坦承脆弱地聊著我們的信仰、懷疑、孤獨、悲傷和心理健康。我們會為彼此禱告,唱著詩歌、合唱曲或詩篇。我們很少有正式的聖經教導,但我們找到了相互支持的方法。

是的,我們那時確實能誠實地說:「耶和華真在這裡!」(創28:16)。

從這些簡陋的起點開始,我們開始討論建立教會的問題。由於公寓空間不夠,我們最終搬到一間舊教堂的地下室。隨著我們的成長,聚會也變得稍微正式了一些,但懇切和簡樸的氣氛依舊。我們禱告、歌唱,並在職業抉擇、戀愛、流產和搬家中相互支持。

幾年後,我們的教會變成一個大型機構。我們在五年內發起第三次資金募集活動,工作人員四分五裂,疲憊不堪。我們面臨屋頂漏水和同工們睡眠不足的問題。但我們仍能成功地完成每週的禮拜——我們甚至幾乎可以在睡夢狀態下完成禮拜。

但是,如果缺少了聖靈的同在,我們在講台上呼召人信主或委身於主時,還會有人前來嗎?即使我們能巧妙地掩蓋幕後準備工作的一片混亂,我還是想知道,我們精心製作的禮拜是否仍和我們起初的聚會一樣充滿靈性。

在反思這些經驗時,我經常思考我們在公寓聚會的那些日子與我們後來在一間更大的教會裡所面對的現實之間的差異。我們當年的經歷並不僅僅是因著年輕和理想主義的關係。儘管我們缺乏聚會場所,但我們能強烈至無可否認地感受到上帝的同在。

然而,隨著時間的流逝,在規模更大、結構更嚴謹的教會聚會中,像那樣的同在感是否仍明顯存在的問題常常困擾著我。我相信,無論是早期的簡樸,還是後來複雜的大型聚會,都是我們信仰之旅的真實表達,但我自己的期望和可能性明顯發生了轉變。

這種轉變背後的原因在於令人失望的迷失感。

當信仰變得功能化

20世紀社會學家馬克斯·韋伯(Max Weber)是第一個以「失望的迷失感(disenchantment)」一詞來形容「現代性所造成的影響」的人。在韋伯看來,啟蒙運動及科學革命後的世界已然失去了神秘感。韋伯說,現代人可能坐上一輛電車,不知道它是如何運行的,但只需要去一趟圖書館(在他的時代)或在Google上快速搜索(在我們的時代)就能了解一切。韋伯的觀點是,這種預先知道「能如何找到答案」的感覺耗盡了每個時刻的超越性/超越感。這個世界沒有任何神秘的事物,只有我們「尚未理解」的過程。

加拿大哲學家查爾斯·泰勒在韋伯的思想基礎上提出,現代性為人們帶來普遍的懷疑主義,尤其是對超自然的懷疑。對超自然的信仰曾經是人類日常生活的基礎,多數人都信仰上帝或某種神靈,並且承認神秘的存在和無法控制的力量。

今天,現代世界大部分知識性的對話都是在無神的現實假設下運作的,在這種假設下,一切都可以透過物質方式來解釋。我們對世界的理解已揭開許多現象的神秘面紗:瘟疫不再是神靈或詛咒的產物,而是病菌和病毒的後果;惡劣的天氣可以用氣壓而非上帝的行為來解釋。就像韋伯的電車一樣,即使我們不了解其中的確切機制,我們也常常相信有一個合乎邏輯的解釋。

基督徒,尤其是牧師和教會領袖,和現代人有共同的傾向,就是用類似的視角來看待屬靈生活。我們常常把宗教經驗歸結為我們可以理解及操縱的過程的結果。在事工中,任何能引發正面反應的東西,無論是主日崇拜或門徒訓練計劃,都有特別強烈的誘惑力。

雖然這種控制欲是可以理解的,但它最終會把我們引向實用主義的道路,可悲的是,甚至會導致我們憤世嫉俗。教會聚會不再追求真正的屬靈成長,而是更注重「創造有意義的時刻」,依賴那些令人回味的音樂或精美的講道。更糟的是,那些渴望獲得「超越感」的會眾欣然接受——甚至獎勵這些操控性的、情緒化的聚會。

這種對成品、績效和能力的強調導致事工空洞,並出現靈命不健康的幾個重要標誌:缺乏屬靈的成熟、智慧、品格和愛。當許多大型教會和宗派面臨領導層犯下嚴重錯誤的後果時,我們不禁得問:令人失望的迷失感如何導致人們忽視屬靈領袖的品格和靈命發展的?教會為這種疏忽付出了怎樣的代價?

燃燒殆盡的火炬手

想像出另一種舉行禮拜的方式似乎令人生畏,但我們首先要承認失望的迷失感所帶來的內在懷疑。我們並非屈服於這種感受,但這是我們必須面對和解決的挑戰。只有這樣,我們才能以真正依賴聖靈積極地同在的方式帶領我們的教會。

這是一個邀請我們從「表現」轉向「同在」的時刻。雖然講道、禱告、詩歌敬拜和探訪他人等事工的實用性依然存在,但我們必須學習以開放的態度參與這些活動,向上帝神秘地在其中做工的可能性敞開。

好消息是,這條路並不黑暗。聖經本身就充滿這種對神的渴望的聲音。詩篇的作者說:「我晝夜以眼淚當飲食,人不住地對我說:你的神在哪裡呢?我從前與眾人同往,用歡呼稱讚的聲音,領他們到神的殿裡,大家守節。我追想這些事,我的心極其悲傷。」(詩篇42:3-4)。我們最真實的渴望不是逝去的時代,而是上帝親自的同在。

如同詩篇作者在脆弱的時刻尋求被更新那樣,我們也可以透過培養個人與上帝相遇的空間來找到回歸之路。在這個讓我們失望地迷失的世界裡,這種個人的和集體的追求與神相遇才是真實敬拜的核心。

帶領人們走向與神相遇的驚奇時刻,感覺就像為整個會眾舉起火炬。這種負擔凸顯了牧者需要開闢個人靈命更新的空間,追求待在至聖所——在那裡,他們可以脫下領袖的外袍,以追尋者的角色來到上帝面前。像這樣安全且神聖的空間可能不會是在宏偉華麗的大教會裡,而是在小組之中、在友情之中,甚至是教會地下室的安靜時刻。

和所有基督徒一樣,教會領袖也容易產生屬靈疲勞。這些感覺遠非失敗的標誌,而是歷史上無數先知和聖徒面臨的掙扎的寫照。請記得,這種狀態使你與那些在懷疑中尋求上帝的先古勇敢靈魂們走在同一條路上。你們的會眾也是如此。疲倦和失望的迷失感並不會削弱信心,也不一定是靈命缺失的訊號;相反的,它們為教會領袖和會眾提供一個尋求理解和靈魂更新的機會。

雖然並不存在與上帝相遇的神奇公式,但積極的尋求上帝是我們信仰的命脈。屈服於憤世嫉俗和停滯不前的感覺意味著錯失經歷神聖時刻的機會。敞開的心扉和願意坦承脆弱的靈魂可以打開重新發現我們渴望已久的喜樂的大門。正是在這種有意識的追求中,神聖性那如火苗般的魅力才會被重新點燃——不僅是為了我們自己,也是為了我們受呼召去帶領的社區。

英雄之死

許多牧師都曾被自己教會的會友、導師和同儕塑造成教會敘事中的英雄。他們發表鼓舞人心的講道,提供智慧的建言,是值得信賴的引導者。在一段時間內,扮演這樣的角色可能會讓人情緒高漲,但這最終會讓人感到厭倦——因為當教會視你為英雄時,他們可能會開始懷疑你為什麼沒有解決他們所有的問題,而這種壓力會對你的心靈造成巨大的傷害。

然而,牧師們需要重寫自己的敘事。沒有人會否認耶穌是最重要的英雄,但僅僅從神學的角度來構思,並不能使教會克服憤世嫉俗或失望的迷失感。關鍵在於摒棄英雄的「模板」,幫助教會成員理解他們在自己靈命之旅中身為主角的角色。牧師、教會領袖和導師們可以照亮這段旅程的美好,並在人們遇到障礙和挑戰時提供指導,但他們無法取代或代替每個人邁出走向天國的腳步。

實際上,這意味著邀請教會過真實的、充滿活力的靈命生活。這意味著,用靈修裝備他們,讓他們學習禱告、禁食,在安靜和獨處中聆聽神的聖靈低語;這意味著,為他們提供裝備,將他們送入曠野;這意味著,接納他們對自己的懷疑和失望的迷失感,並邀請他們在這種情緒之中追求上帝。

身為牧師,這也意味著要摒棄一些個人的驕傲。與其追逐「為主得著城市」或「改變世界」等宏偉願景,如果我們追求的是歡迎上帝安靜臨在的時刻呢?無論這發生在病床前的陪伴、一同慶祝生命中的喜怒哀樂、鼓勵教會成員以實際行動服務社區⋯⋯等等,這些真正重要的行動之中。如果我們將一同流淚和一同為人送餐看得比教會裡坐滿座位及豐收的金錢奉獻更重要,會是什麼樣的畫面呢?

當然,沒有任何人能保證與上帝有深刻的相遇。但這正是問題的一部分:我們需要逐漸自在地融入那些倚靠上帝真實的同在的實踐。

只有學會在這個破碎、受傷的世界中專注於上帝的同在,我們才能在聚會時找到我們渴望的超越感。到那時,我們不再是渴求超越自我的個體,而是以各種方式見證著上帝同在的人,我們聚集一處,透過敬拜來分享這些見證。

如果我們把起立鼓掌換成在昏暗的公寓裡ㄧ同呢喃的禱告呢?不是那種用煙霧機和精美的講道來精心策劃的表演性禱告,而是那種脆弱的、能喚起人們對早年擠在一起尋求真實靈命的回憶的禱告。

願我們焚毀後的餘燼能再次燃燒,不僅溫暖我們自己,也溫暖整個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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