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按牧是為了傳基督,而不是為了爭論女性牧師的資格

作為一名牧師,我厭倦了因為立場而模糊福音。

Christianity Today June 3, 2021
Illustration by Rick Szuecs / Source Images: Pearl / Lightstock / Nathan Dumlao / Taylor Hernandez / Alexis Brown / Unsplash / Wikimedia Commons

華里克(Rick Warren)的馬鞍峰教會最近因為按立了三位女牧師而 上了頭條 。 聽到這幾位女性因著按立而得到大眾的認可和宗派的扶持叫我欣慰, 但是讀到報導後便深深地嘆了口氣:“哎呀!又來了。” 我早預測到女性在教會職責的議題會佔據一整個星期的版面,也預測到這些了無新意的論點。

有個公開的秘密:你知道誰最討厭談論女性擔任聖職嗎? 女性牧師們, 但不全都是。 有些女性特別有討論這項議題的恩賜,而我也真心祝福她們。

但現實生活中很少人是為了討論女性擔任聖職而去成為牧師的。 我們被按立,是因為福音佔據了我們的心思意念。 我們被按立為要見證耶穌的榮美和真理。 我們被按立是為了用道和聖禮服事教會。 (鄭重聲明,沒有比為了道和聖禮 更值得接受聖職的。)

女性接受聖職我以前也不贊同。 在我30多歲之前,我算是溫和互補主義者(soft complementarian), 但我同時也是以女性的身分在教會服事。 我教會的弟兄姐妹都以為我最終會嫁給牧師(算是平信徒姐妹非正規地進入帶職事奉的方法) 。 我曾在美南浸信會的青年團契和美國長老教會的慈善事工實習,在移民、街友和貧民之間服事。 我之後去讀神學院,發現自己有神學研究的喜愛和竅門,最後還當了幾年的校牧。

我花時間仔細鑽研按牧的爭議,這幾年 我的看法改變了。 而在這段神學研究畫下句點後,我決定按牧相較之下是自然又實際的。 我接受按牧,不是為了要證明女性也應該當牧師,也不是想為正義發表聲明。 我接受按牧,也不是因為我認為女性(或男性)都有接受按牧的絕對權利。 我接受按牧,是因為我已經帶職事奉,並且對教會和聖禮都非常看重,使我的生活和我在教會的職分密不可分了。

我當時已經投入事工, 也開始教導和訓練門徒。 我希望能公開在聖徒面前事奉。

現在每當我講道時,每當我把手輕放在流淚姐妹的肩膀上、傾聽她的悔改時,每當我寫文章時,每當我和學生散步,回答對於聖經的疑問時,每當我在疲憊的弟兄姐妹面前舉起聖餐,用最清楚洪量的聲音宣告這是“神賜予祂子民的恩典”時,我心中想的不是女性接受聖職的議題。 我心中想的不是希臘文的動詞或聖經對女性的職分。 我默默禱告求聖靈吸引我們到神自己面前,來造就祂的教會,恢復我們的信心。

女性接受聖職無疑是一門重要的議題。 我非常感謝聖經學者和神學家們,他們認真鑽研聖經的論證(最新的是 貝絲·艾莉森·巴爾(Beth Alison Barr)威廉·維特(William Witt),都有出版關於這項議題的新書)。 我們需要這樣的對話。 我也會延續這樣的討論。

只是網上或是教會裡對這項議題的討論多於抽象。 對參與服事的我們而言,事工具體地根基於我們所愛所服事的人群之生命上。 雖然按牧的議題不常在需要受服事的弟兄姊妹間討論,但是人太想要花時間討論此事了。 就我所知,不論哪位女傳道或牧師,如果在飛機、火車、或是巴士上,如果被鄰座發現她的身份,後者總會以義憤填膺的顫聲發表長篇大論,直指女性受聖職之不是。

當教會一半的人想說服我們辭職時,有另一半人卻把我們當作擊潰父權主義的鬥士而拍手叫好。

剛按牧不久時,當我在會議休息空檔,穿著牧師服短暫進出附近文青風的咖啡廳時,看見用微笑加點頭熱切肯定我的客人,讓我很受激勵。 你們的回應我很感激。 真的。 但是我知道我對他們而言只是女權主義勝利的代表, 而不是福音的宣教士。 況且,我有時候只想要買杯咖啡好好讀本書,暫時放下神學家的帽子。 我像是種羅夏墨跡測驗(Rorschach test), 無論我是否願意,我對每個人的意義都不同 (正是因為如此,我不再輕易穿牧師服公開現身了。)

我的存在給人麻煩,也給人鼓勵。 而且大家總是在我對《聖經》、性別角色或是耶穌的立場上有所揣測。

本來願意與互補主義支持論者合作甚至切搓的我們,對此感到事情的不單純。 我們熱愛教會和聖經,目的是“以和為貴”。 自由派認為我們“把敵人當自己人”,但我們從始至終沒打進互補主義的圈子裡。 因此我們總覺得自己在這樣的對話中格格不入,受到兩極分化教會雙面的衝擊,基督的福音在辯論時總是退居次要。

在我自己的宗派中,做牧師的姐妹們在各個方面常出乎意料地得做擋箭牌。 她們忠心服事教會, 順服教會領袖, 也常常得應付各種弟兄不必面對的批評:從說話語氣到神學立場各方面。 但她們依然繼續做牧師。 因為這是她們的本質:牧師、牧人、母親、僕人。

昨天,我們事工裡一位年輕姐妹坐在我辦公室的沙發上說,“我服事是為了看見人得著自由”。 畢竟吸引我們事奉的是耶穌和大使命, 我們不是為了第二波女權主義,或像阿爾·莫勒(Al Mohler)最近在對馬鞍峰教會新聞的回應中所形容的 “解放神學下的衝動”。 我們想要用神賦予的恩賜服事教會。

身為一名女牧師,我常認為自己被迫擔任專家的角色,參與到這場我認為無趣的文化大戰中。 我對事奉的熱情並非出於爭奪名份, 我熱愛事奉是為了能在耶穌的事奉上有份。

基督自己的作為才是最終吸引女性受聖職的原因。 要收的莊稼多, 做工的人少。 沒錯,我們得努力忠心傳講聖經。 沒錯,我們需要好好討論女性受聖職的議題。 但是我們不應該把大部分的時間或精力耗費在來爭論姐妹 如何 在禾場上做工。 我們應該把目光放在福音上。 我們會不斷擺上,因為我們尋求跟隨的是收割莊稼的主。

蒂什·哈裡森·沃倫(Tish Harrison Warren)為北美聖公會的牧師,同時也是《樸實人的禱文》和《深夜中的禱告》一書的作者(校園團契書房出版社,2021年)。 在推特上關注她 @Tish_H_Warren。

翻譯:王寧揚

責任編輯:吳京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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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苗懷疑論者需要一劑創造神學

醫學是有限的。 但正如約翰·加爾文(John Calvin)所領會的,這也可能是神所賜的非凡禮物。

Christianity Today May 27, 2021
Illustration by Mallory Rentsch / Source Images: Macau Photo Agency / Unsplash / Anastasia Shuraeva / Pexels

在美國,隨著新冠肺炎(COVID-19)疫苗逐漸普及,卻還有一大部分 白人福音派 信徒表示他們“可能”或“肯定”不會接種這疫苗。 《紐約時報》CNN等媒體都對此表示擔心,對於疫苗的猶疑可能會成為阻礙美國早日達成群體免疫的路障,並危及未接種疫苗者及他們的社區。

在這警訊中,許多(且不同背景)的白人福音派被貼上了“反科學”的標籤,這進一步加深了那些對疫苗猶豫不決的人的懷疑,即提倡疫苗的訊息是與“敵意的媒體”和政府濫權有關聯的。 隨著不斷加深的不信任將來自不同背景的基督徒分割成自覺站隊的意識型態的小群體,我們面對的問題是:我們能否找到一種方法,在彼此間、向鄰里表達愛意,以見證耶穌基督的福音?

現實是,人們遠比人群統計學特徵複雜得多。 “反科學”標籤通常產生比光還多的熱度。 作為一名癌症患者,我瞭解審慎考慮某一種醫療法並不是反科學的。 接受剛批准的醫療方法和要求醫生矯正折斷的手臂是有區別的。 正如我 在最近的發表的一本書裡所探討的,辨別現代醫學是我們作為一般基督徒的一部分職責。 惟有神才能把我們從罪和死中拯救出來。 但是,在這段短暫的人生旅程中,神也可以提供藥物作為一件非凡的禮物。

對福音派信徒來說,疫苗問題的癥結不在於對某一政黨或政治主張的信任,而是在於我們如何回應神創造的奇妙大工。 我們相信神創造這世界中錯縱複雜的和諧,我們也可以把疫苗視為一件神所賜神聖的禮物。

與許多福音派信徒一樣,我從小就對《詩篇》的宣告有很深的感動:“耶和華啊,你所造的何其多! 都是你用智慧造成的;遍地滿了你的豐富。”(詩104:24) 這關聯是明確的:身為基督徒,我們敬拜神,並對存在於祂的創造中的規律性、複雜性以及極度的和諧感到喜樂。

直到後來我才發現,這種福音派對創造所表現的敬虔與一個古老的《聖經》創造神學傳統很一致。 從西方的奧古斯丁(Augustine)到東方的尼撒的貴格利(Gregory of Nyssa),從早期宗教改革後的教會到啟蒙運動,許多基督徒都認同這一個神學。 基於《聖經》,創造神學為神“何其多的創造”中的複雜性和規律性而歡欣鼓舞,並責成人類繼續不斷地去了解創造的奇妙。 正如對 科學發展史 的研究所顯示,幾個世紀以來,它激勵許多人認真地進行科學調查和探索。

十六世紀的宗教改革家約翰·加爾文也教導創造神學。 他在《基督教要義》(或譯《基督教原理》——譯者註)中寫道:“無論你往何處看,宇宙中神點點榮耀的火花隨處可見。” 現今許多人所謂的“自然世界”,對加爾文來說,是彰顯神榮耀的”炫耀奇景”。 但他哀歎說:“只有百分之一的人是真正的觀眾!”

這一切與我們現在對疫苗的考量有何關聯? 許多同是福音派信徒對新冠疫苗猶豫不決,因為他們擔心政府的濫權。 他們提到政府實施的封城對經濟活動所帶來的慘痛效應,並擔心政府“傳遞信息”在疫情蔓延時期往往不一致。 如果一個人不認同政府對這疫情的處理,那又怎麼會相信疫苗呢?

雖然這些擔憂來自真正的困難,但如果我們相信《聖經》中的“創造神學”,它們實際上是文不對題。 是的,各種疫苗的開發、測試和分發都需要政府的支持和協調——首先來自共和黨的總統,然後是民主黨的總統,以及全球其他不屬於任何美國黨派的政府。 但是沒有一位總統、州長或市長本身在從事辛苦的疫苗研發工作——而是全世界的科學家花了數千小時在做調查、觀察和測試。

來自全球各地、眾多政治背景的頂尖科學家,以令人驚訝的方式共同努力,積累了大量關於新冠病毒的知識。 而且這發生在相當短的時間內,他們以前所未有的方式相互分享了他們的假設、見解、數據和難題。

如《大西洋》雜誌(The Atlantic)所陳述的,2020年就如當年阿波羅計劃一樣,驅動眾多科學家和研究計劃,透過網路檔案庫立即能與其他各地的同儕分享研究結果,繞過了印刷出版和昂貴的訂閱費的過程。 2020年初,在一個提供調查結果數據的生物醫學研究檔案庫中,還只有1000篇論文。 到了10月份,由於新冠病毒,它已收藏超過12,000篇論文。

有一個事實可以讓基督徒欣慰的,這就是在2020年,科學家為了尋找對這次大疫情的解決方案,進行了如此深入的調查。 科學家們不一定都是基督徒,卻與創造神學共有一些關鍵信念:自然世界深藏著秩序和對稱性的特質,人類的頭腦仍能夠理解這個複雜宇宙。 正如阿爾伯特·愛因斯坦(Albert Einstein)這位非基督徒科學家所觀察到的,宇宙中深藏著和諧以及“奇妙的規律”,這對科學的研究和進步是不可或缺的。

作為福音派信徒,我們確認這種秩序和複雜性是神設計的一部分,以及人類是照著神的形像被造,所以能喜悅並探索神的創造,我們 更有理由 要珍惜過去一年中的科學進展。 我們根據研究成果來決定是否要接種疫苗,這並不是贊同總統、州長或市長與否的問題。 對基督徒來說,這問題應該是,我們是否相信神創造中的規律和設計,使科學的理解成為可能,因為來自世界各地的科學家已經深入和密切地注視創造中的“神榮耀的奇景”。

現在,一些讀者可能會有異議:我是否假設我們目前對新冠病毒的知識是完全的? 我能否保證服用這些疾病預防控制中心說是“安全和有效的”疫苗,沒有任何可能的風險?

我對這兩個問題都沒有肯定的答案。 科學是一個會出錯的人類活動,它試圖去理解神創造中的超凡規律和複雜性,我們的理解是逐步增進的。 雖然疫苗的安全性和有效性是相對的,但我認為明智的做法應是承認 絕對確定性 是不可能的。 對於凡人的我們,在這大疫情期間要保證“安全”是不可能的。 但選擇拒絕疫苗也不是就沒有風險。 如《詩篇》作者所說,現在是把我們的恐懼帶到主面前的時候,請求主幫助我們能“數算自己的日子”,因為我們也只是凡人(詩90:12)。

去年12月,我的一位牧師朋友分享說,他被邀請成為所在州最早接種疫苗的人之一,因為他大部分的工作是在醫院裡。 他對我們誠實地說:他對把它注入身體裡有一種直覺的害怕。 他就與他的醫生,以及他信任的基督徒朋友交通,並以祈禱的心來分辨。 最後,他以或生或死都是耶穌基督的子民的信心接受了疫苗。 他有權拒絕。 但更重要的是,他認識到自己是一個屬於耶穌——祂捨棄了自己的權利來向我們展示祂的愛——的凡人。 為了他所信的神和其他人的愛,他拒絕讓他的恐懼掌握最後的決定。

我們對新冠病毒並不是完全了解,我們也不必假設科學是萬無一失,以作為接受疫苗這個禮物的前題。 完美的藥物從來就不是一個選項。 看看加爾文,依據他的創造神學,就主張將醫藥視作“謹慎運用創造的一種知識”,如此詮譯就是一個神聖的禮物。

加爾文會認為這些藥物沒有風險嗎? 當然不會。 加爾文鼓勵他的聽眾要根據世人最好的(當時的)理解來服藥。 試想一下,他對於通過了廣泛安全測試的新冠病毒疫苗等治療方法可能會說什麼。 即使沒有大規模的測試,加爾文仍堅持認為,神使用醫學“為我們提供了治療疾病的能力”。 事實上,他呼喊說“誰沒有考慮到神所命定的方式(醫學),就是對神沒有信心,而是充滿了虛假的驕傲和輕率。”

我們為創造中展示神榮耀的炫耀奇景,以及因探索它所得到的禮物獻上感恩。 當我們的會眾在這個動蕩的時期來認識疫苗,我們要記得保羅的訓誡“凡事謙虛,溫柔,忍耐,用愛心互相寬容,”(弗4:2-3)。 我們的身體不是我們自己的,而是屬於耶穌的,藉著祂“萬有都是靠祂造的”。(西1:16)。

即使我們認知到自己的權利和恐懼,我們是被呼召要體諒自己的身體、在屬靈家庭中的肢體,以及耶穌呼召我們去愛的鄰舍的身體。 願我們努力展現來自神的愛和信任。這樣,用與這個分裂的時代似乎格格不入的愛,我們可以一起唱,“世人就知道我們是基督徒因為愛”。

J·托德·比林斯是密西根州荷蘭市西部神學院的戈登·吉羅德(Gordon H. Girod)改革神學研究教授。 他的新作 為《基督徒生命的盡頭:為何欣然接受生命的有限會讓我們真正地活_》。

“直言不諱”是《今日基督教》的嘉賓意見專欄,(與社論不同)不一定代表出版社的意見。

翻譯者:江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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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素·摩爾(Russell Moore)將加入《今日基督教》,領導新設的公共神學項目

Christianity Today May 20, 2021
Eric Brown

《今日基督教》宣布聘請羅素·摩爾(Russell Moore)為該刊物的全職公共神學家,並領導新設立的公共神學項目(Public Theology Project)。

“對於羅素·摩爾就任這一職位,我們感到非常高興。”《今日基督教》的總裁兼首席執行官提摩太·達爾林普爾(Timothy Dalrymple)說, “羅素所做出的一切,使他成為我們時代重要的福音派最聲音之一。不論是關於日常的信仰問題,還是在我們社會、文化中的大辯論中,他都在闡明福音與整個生活的相關性。重要的是,他在做這一切的時候,所用語言顯示的正是我們《今日基督教》所稱的“美麗正統”(beautiful orthodoxy),與其寬宏、慷慨和謙遜的精神交織在一起的,是對教會歷來秉持的正直性的深切委身。

摩爾是密西西比州比洛克西市(Biloxi)人,2013年6月被任命為(美南浸信會的——譯者註)倫理與宗教自由委員會(Ethics and Religious Liberty Commission)第八任主席。在擔任該職務之前,他是肯塔基州路易斯維爾(Louisville)的美南浸信會神學院(Southern Baptist Theological Seminary)的神學院(School of Theology)院長和負責學術管理的高級副校長。他於2001年開始在那裡執教,擔任基督教神學和倫理學教授,並於2004年成為院長。在美南浸信會神學院任職的四年裡,摩爾還擔任Highview浸信會的講道牧師。

摩爾還著有幾本關於基督教神學、倫理學和生活的著作,其中最近的一本是《站直的勇氣:在恐懼面前不失喪靈魂》(The Courage to Stand: Facing Your Fear without Losing Your Soul) 。他的第一本書《基督的國度:新福音派的視角》(The Kingdom of Christ: The New Evangelical Perspective)改編自他在美南浸信會神學院的博士論文,通過考察《今日基督教》第一任主編卡爾·F·H·亨利(Carl FH Henry)的事工,來研究基督徒如何參與社會政治。摩爾與亨利的精神遺產保持有長久的聯繫。例如,在美南浸信會神學院時,他從2001年到2009年擔任“卡爾·F·H·亨利福音派社會參與研究所”的執行主任。

《今日基督教》是由葛培理在1956年創立的。在那之後的65年裡,它一直是美國福音派運動的旗艦出版物,以新聞、評論和資源為教會服務。它發表每一代傑出人物的文章,這包括塑造了福音派公共生活、見證的神學聲音。今天,它正在努力擴大其範圍,推進那些能跨越世代、跨越社區、遍及全地,並塑造教會未來的思想和故事。

公共神學項目將延伸並建立在這一傳統之上,尋求為我們的時代重新奠定、振興一種美麗而正統的公共神學。它將就公共空間中的信仰問題徵集廣泛的意見,在多種媒體上發表內容,充實福音對整個生活的影響,並舉辦聚會和活動。它也將是摩爾日常寫作和他的播客 SignPosts 的主要傳播途徑。

“在我的信仰之旅中,《今日基督教》對我意義重大。”摩爾說, “我很高興能加入這個團隊並領導公共神學項目。我們要致力為美國福音派基督教重建一個神學上正統、智力上可信、社會上參與、傳道上全面、並與人們生活普遍聯繫的見證。” (摩爾也在RussellMoore.com上發表了一份聲明。)

摩爾在《今日基督教》的工作將於今年夏天開始。

“長期以來,發表摩爾博士的文章一直是我們的一件快事,並總希望我們能一起做更多的事情。”達爾林普爾說, “近年來,圍繞著我們作為基督的追隨者為何和如何參與公共生活的首要原則,我們與全國福音協會(the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Evangelicals)、美國覺醒會(American Awakening)和其他夥伴合作,重新集結美國的福音派教徒。剛開始與羅素討論公共神學項目,我們立即就抓住機會,決定攜手促進這一對我們所有人都非常重要的事業。對於這項工作,我們找不到比羅素·摩爾更好的領導人了。”

有關本報導的媒體諮詢,請聯繫 media@christianitytoday.com。

翻譯:吳京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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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消息:明天我們將死去

思忖我們終有一死為何可能於我們有益。

Christianity Today May 17, 2021
Madeleine Maguire / Unsplash

我曾以為上帝會賜我一個漫長的生命——讓我可以全力追求事業和家庭,直到擁有孫輩。然後,在我39歲時,我被診斷出患有無法治癒的癌症。我預期的生活情節被打斷了。現在,作為一名癌症患者,我的期望已經改變。癌症可能會使我的生命減少幾十年的時間;我每天所經歷的痛苦和疲勞消耗著我的力量。儘管我以前對上帝的期望似乎合理,我卻已經看清我是如何在不知不覺中接受了某種形式的成功神學(prosperity gospel)。我曾相信上帝應該讓我長壽。

這種想法非常普遍。根據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最近的一項研究,在美國相信上帝的人中,56%的人認為“上帝會把健康和免於疾病的恩典賜給有足夠信心的信徒”。在世界其他地方,持這種觀點的基督徒比例甚至更高。

在某些方面,這種信念符合《舊約》中關於人種什麼就收什麼的教誨。箴言13:21說:“禍患追趕罪人,義人必得善報。”成功神學將這樣的智慧碎片與耶穌的醫治事工結合起來,以一種確鑿的公理的形式來解釋疾病:既然上帝愛我們,祂就不希望我們生病。因此,如果沒有健康的身體,那一定是這人犯罪的後果,或至少是缺乏信心的結果。無論怎樣,生病的人都咎由自取。雖然許多福音派人士會拒絕這種“極端”的成功神學的表達,但我們中的許多人卻會接受一個較為婉轉的說法,但其實也只是前者的一個推論:即如果我尋求順服神並在信仰中生活,我應該可以期許長壽,享有屬世的繁榮和相對的舒適。

最近,一位朋友告訴我關於她在一個基督教夏令營擔任中學生輔導員的工作。有一天營員們參加了一項活動,旨在幫助他們在一些小的方面培養對殘障者的同情心。一些學生被蒙住眼睛,另一些被蒙住耳朵,還有一些為了當天的活動坐上了輪椅。

半天過去,一個女孩扯掉了她的眼罩,並拒絕再戴上。 “如果我失明了,上帝會醫治我,”她說。她對耶穌有信心,並努力順服上帝。就像某種可預測的交易一樣,她相信如果她盡上自己的本分,就可以指望上帝賜她一個她認為富足的生活。如果她失明了,上帝會解決這個問題。

這種思路的問題不在於對上帝能夠醫治而且上帝愛我們的確信。問題在於,《聖經》中的神從未承諾過這位營員所期待的那種順遂。當然,若醫治來到,包括通過醫療手段的醫治,這是上帝賜予的美好禮物。當我們覺得自己處於黑暗的“坑”中,好像詩人一樣(詩30:1-3),我們可以也應該哀嘆並祈求解救,這包括在痛苦和疾病中的呼求。我們理所當然地向上帝祈求醫治,就像我們在主禱文中向天父祈求我們日用的飲食一樣。然而,醫治,就像我們日用的飲食一樣,是短暫的、已逝的。無論我們是活幾年還是幾十年,《傳道書》用一種廣角鏡的視野讓我們看見,“他怎樣從母胎赤身而來,也必照樣赤身而去,他所勞碌得來的,手中分毫不能帶去”(5:15)。

我們每個人最終都會被死亡擊倒,這個傷口任何藥物都無法醫治。儘管《箴言》正確地指出了種瓜得瓜、種豆得豆的普遍智慧,但這並非宇宙運作的神聖法則。約伯為人“完全、正直”,卻遭受了巨大的災難,失去了孩子、僕人、財富和健康。 (伯1:1,13-19;2:7-8)。使徒保羅憑著獻祭式的信心服侍基督和教會,但從未能擺脫那根“肉體上的刺”(林後12:7-10)。沒有一個人能免於死亡和隨之而來的損失。儘管我們傾向於把這種基本的人生現實從日常生活中推開,但我卻發現了一些令人驚訝的事實:對於我們基督徒來說,每天提醒自己生而為人我們終有一死的局限性,可以使我們乾涸的靈魂重新得力。

值得為之去死的好消息

詩篇39篇提醒我們,我們的生命“如飛而去”(fleeting),我們的年日在永恆的神看來不過“窄如手掌”。在創造之主再來使萬物更新之前,我們加入詩人的祈禱:

“耶和華啊,求你叫我曉得我身之終,我的壽數幾何,叫我知道我的生命不長。你使我的年日窄如手掌,我一生的年數,在你面前如同無有。” (詩39:4-5)

這段禱告與今天普遍認同的文化假設形成了一種對比。比如說,我們在社交媒體Facebook和Instagram上構建關於自己故事的傾向,其實是一個更大的文化儀式的一部分。這一儀式是一整套塑造我們慾望的方法,它巧妙地引導我們中的許多人認為我們就處在整個宇宙的中心,而我們的故事——即使並非我們在地球上實際存活的年數——將永遠不會結束。新冠疫情危機暴露了這一假設不過是一種幻覺。在紐約和底特律這樣的城市甚至需要動用冷藏車來收集死者屍體。這一事實令人震驚地證明,高度發達的國家也無法避免意外死亡的發生。此外,正如對殺害手無寸鐵的黑人的抗議活動所揭露的那樣,關於“我的故事永不結束”的論調實則是一種文化上的特權。黑人教會和其他被邊緣化的社區團體早就對人類生命的短暫性了然於胸。 “逃走吧,逃走吧,逃去耶穌那裡,”黑人靈歌中如此詠嘆。因為“我在這裡無法久留”。

死亡於我們的前人是一件無法迴避的事。除了危及生命的傳染病是一個永遠存在的威脅這一現實之外,美國的死亡文化更多是一種公共性的事件。喪葬儀式始終提醒著人們死亡的存在,因為所有人都會參加,包括兒童。這些儀式傳統上側重於強調我們如何不屬於自己,而是或生或死都屬乎基督。與之形成對比的,現在更常見的做法是根據死者的特定人生故事進行個人追悼會,只有家人和朋友參加。我們可能會關心別人的死亡,但只有當它對我們自己的故事有意義的時候。我們自己的人生故事才是重要的。死亡是發生在 別人 身上的事。

詩篇39篇劃破了這樣的幻想,但它也飽含希望。雖然我們是暫時的受造物,但我們仍可以通過將我們最深的愛投入到那位永恆的主身上而找到真正的繁榮。彼得·克萊基(Peter Craigie)是一位極具洞見的《詩篇》註釋者。他指出必鬚根據生命的有限性來理解生命的價值。 “生命是極其短暫的,”克萊基曾寫道。 “如果要找到它的意義,必須在上帝的目的中去尋找。祂是所有生命的賜予者”。的確,認識到我們生命的“轉瞬即逝”是“一個起點,它讓朝聖者在這個瘋狂的世界中獲得其理智”。克萊基在1983年寫下這些話,收錄在他計劃為一個著名的學術註釋系列編寫的《詩篇》三卷註釋中的第一卷。兩年後他死於一場車禍,留下尚未完成的註釋系列。時年47歲。

克萊基的生命在他和他所愛的人能預見之前就被奪去了;在他能夠完成他美好並有價值的世俗目標之前就已終止。然而,在他短暫的生命中,他為那令人驚嘆的永恆疆界作了見證。他見證瞭如何一邊擁抱我們必死的有限性,同時將我們的凡人之軀獻給生命的主。我們不是世界的英雄,我們也做不了太多。但我們可以慷慨地去愛,可以為那位既是生命之始又是生命之終的永恆之主作見證。祂是阿拉法,祂是俄梅戛,是被釘在十字架上又復活的救主,祂已經並且還要成就的都是我們靠自己永遠無法做到的事。

對拒斥死亡的解藥

我們的信仰不應被當作一種緩衝器,使我們免受我們“終有一死”這一令人清醒的現實的影響。事實上,這種否認死亡的態度在今天“溫和”的成功神學中非常普遍,但這實在沒有必要,因為我們的盼望就在於這叫死人復活的神。到頭來,一個無法應對我們的死亡的信仰根本不值得擁有。使徒保羅坦誠了這一點:“若基督沒有復活,我們所傳的便是枉然,你們所信的也是枉然。”他在關於基督復活的著名章節中如此說。 “我們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眾人更可憐!”(林前15:14,19)。每天承認我們在死亡面前的無能,可以讓我們把自己交給復活的主,而不是依靠自己的努力來製造一個“興盛”的世俗生活。

奇怪的是,用這種方式承認我們對死亡的無能為力卻可以使我們擺脫被死亡恐懼的奴役。社會學家們在歐內斯特·貝克爾(Ernest Becker)的普利策獎獲獎作品《拒斥死亡》的啟發下,記錄下了文化如何傾向於將政治英雄或國家財富作為偶像,以此來否認他們生命的有限。當人類否認自己終有一死時,我們就會變得具有防禦性,只信任自己的政治集團,或自己的種族和文化群體。但生活在復活的希望中就不再需要把有缺陷的領導人當作偶像,或去粉飾罪惡的意識形態。我們可以公開承認我們無法戰勝死亡。相反地我們卻可以相信到那最後的日子,“這必朽壞的既變成不朽壞的,這必死的既變成不死的,那時經上所記'死被得勝吞滅'的話就應驗了” (林前15:54)。這一天還沒有到來——我們渴望著它的來臨,那時基督的國度將完全到來。我們對它的希望,以及對神的目的、而不是我們自己的目的的希望,使我們現在生活的每一天都變得不再一樣。

在復活希望的光照中,保羅相信“外體雖然毀壞”,但我們身體上的衰敗卻非終點。 (林後4:16)。不僅如此,即使是我們身體上的苦難也與那托住我們的現實融為了一體:我們與被釘十字架又復活了的主如此聯合在一起。 “因為我們這活著的人是常為耶穌被交於死地,使耶穌的生在我們這必死的身上顯明出來”(林後4:11)。無論我們是否看得見或能否走動,無論我們活5年、40年還是90年,我們的身體都屬於主,我們外體消逝的過程也可以成為我們救主謙卑之愛的見證。令人驚奇的是,聖靈將身體上的缺陷納入了祂在世上的工作中。作為基督的見證人,我們身體上的朽壞正是“要顯明這莫大的能力是出於神,不是出於我們”(林後4:7)。如此,我們希望的錨並非在於脫離這衰敗的過程,而在於和被釘死十架又死而復生的基督聯合。這種與基督的聯合將在即將到來的複活中達到完全,同享那遠超我們現在苦楚的“極重無比、永遠的榮耀。”(林後4:17)。

死亡提示的饋贈

根據馬丁·路德的說法,即使當我們的身體還充滿活力、死亡似乎尚在遠方時,我們也應與死亡熟識。 “我們應該在有生之年熟悉死亡,”他在1518年的一篇佈道中寫道,“當死亡還在遠處、尚未開始行動時,就邀請它進入我們的生活。”路德為何如此建議?他的理由並非一種病態的傾向,而是與詩人所說生命在上帝面前不過“窄如手掌”的原因一樣:我們以為自己是世界這一出大戲中的主角。但死亡戳穿了我們的傲慢。對我們終有一死的提醒可以指向生命的神——那叫枯骨又長出肉的神——是我們唯一的希望,無論是現在還是在將來的時代。正如路德提醒我們的那樣,“既然每個人都必要離開,我們必須把目光轉向神,死亡的道路正是將我們引導至祂的面前。”

無論順境逆境,快樂痛苦,我已開始接受死亡的提醒,並將其視為一種奇異又美好的禮物。它使我明白在上帝面前我不過一介凡夫。但我們生活在希望中——身體的脆弱和朽壞不會成為衡量我們生命的最終標準。我們生活在希望中——宇宙這齣戲劇的故事主線並非我們一生的故事。相反,作為小小的被造物,我們卻可以為上帝在基督裡的愛所呈現出的奇妙和戲劇性欣喜不已。

就像約伯那樣,作為被造物,我們的家庭、財富以及屬世的將來都會在我們此生的終點被奪去。但是,即便看到必死的結局——事實上尤其是因為有這個結局——我們可以和使徒保羅一起“深信:無論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權的,是有能的,是現在的事,是將來的事,是高處的,是低處的,是別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們與神的愛隔絕;這愛是在我們的主基督耶穌裡的”(羅8:38-39)。

J·托德·比林斯(J. Todd Billings)是位於美國密歇根州荷蘭市西部神學院(Western Theological Seminary)戈登·H·吉羅德(Gordon H. Girod)歸正神學研究計劃的研究教授(research professor)。本文包含改編自他的新書《基督徒生命的終結:擁抱死亡如何使我們真正地生活》(The End of the Christian Life: How Embracing Our Mortality Frees Us to Truly Live)中的部分內容。

翻譯:許珏

責任編輯:吳京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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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s

蘇丹政府與努巴山區反叛者確認宗教自由

在蘇人解(北方)反叛集團和民選總理之間首次達成的和平協議中,關於政教分離的條款在軍方簽字後得到確認。

Christianity Today May 17, 2021
Abdulmonam Eassa / Getty Images

蘇丹向宗教自由又邁出了一步。

這次是對它的確認。

週日(即2021年3月28日—譯者註),軍民聯合最高委員會(Sovereign Council)與以努巴山區(Nuba Mountains)為基地的叛亂分子“蘇丹人民解放運動(北方)”(SPLM- N)簽署了一項和平協議,而該地區有大量基督徒人口。

《原則宣言》指出,“應保障所有蘇丹人民的信仰、宗教活動和崇拜自由,將文化、宗教、族裔和宗教的身份與國家分開”。

在2019年4月的革命推翻獨裁30年的奧馬·巴希爾(Omar al-Bashir)之前,蘇丹受伊斯蘭教法管轄。它還將阿拉伯身份強加給其多族裔人口,導致達爾富爾(Darfur)的長期衝突。

該地區由阿卜杜勒·瓦希德·努爾(Abdel Wahed el-Nur)領導的蘇丹解放軍(SLA)現在是剩下的最後叛軍。

其他三個武裝團體則於去年9月簽署了一項和平協議。 2月,這些人被結合進擴大的最高委員會,並在尚待成立的議會中獲得席位。

蘇人解(北方)領導人阿卜杜拉齊茲·希魯(Abdelaziz al-Hilu)拒絕在沒有宗教自由保障的情況下加入。但他確實致力於和平,並贏得了民選總理阿卜杜拉·哈姆多克(Abdullah Hamdok)的承諾,即蘇丹憲法將把宗教和國家分開。

不過,這三個反叛派別都與最高委員會主席阿卜杜勒·法塔赫·布爾漢(Abdel Fattah al-Burhan)將軍簽署了協議。

“這是向國家全面和平邁出的極好一步,”蘇丹聖公會大主教以西結·孔多(Ezekiel Kondo)說, “對於宗教自由,有布爾漢將軍的簽名就是得到了確認。”

以前孔多曾對CT表示],蘇丹在宗教自由方面只值得打5分(滿分10分)。他呼籲蘇丹解放軍的努爾派(el-Nur)加入和平談判。

蘇丹人口4500萬,其中約91%為穆斯林,6%為基督教徒。在Open Doors機構所列出的基督徒處境最艱難的50個國家中,蘇丹排名第13位。

不過,情況正在改善。去年,蘇丹在Open Dorrs的觀察名單上排名第7。但在12月,美國國務院將蘇丹從其“從事或容忍'嚴重侵犯宗教自由'的政府特別觀察名單中”刪除

今年早些時候,蘇丹廢除了對叛教者的死刑。然後,它同意與以色列實現關係正常化——這在許多穆斯林中是有爭議的,但卻受到基督徒的好評。

喀土穆尼羅神學院學術院長穆薩·卡盧(Musa Kalu)同意孔多的評價。與布爾漢的協定肯定了哈姆多克的動議。

“蘇丹教會的情況確實比以前變好了,”他說。 “簽訂這個協議後,情況還會變得更好。”

但並非所有蘇丹人都這麼有把握。

“聽起來很不錯,”喀土穆巴哈里(Bahri)福音教會的執事諾哈·卡薩(Noha Kassa)說。 “但是正如我們一貫的立場,我們希望看到的是落實,而不僅僅是紙上的聲明。”

她表示,對宗教自由的承諾能否堅持下去她只有一半的信心。自從革命以來,蘇丹一直不穩定,經濟很差,支持舊政權的伊斯蘭主義分子仍然很多。

可能會有對革命的反動。

但是如果把這一可能性拋開不看的話,卡薩還是很樂觀的。自從因為新冠疫情而從在黎巴嫩的神學院學業中撤回到到蘇丹,她體驗到的蘇丹是一個現在正對其所有社會成員予以的國家。

基督徒出現在脫口秀節目中,

人們在街頭慶祝聖誕節

而穆斯林也來到教堂,可以自由地詢問和拍照。

目前的過渡期最高委員會定於2022年交出權力。卡薩對於民主變革會走怎樣的道路並不確定,但只要投票是自由和公平的,對於宗教自由能保持下去這一點,她持強烈的樂觀態度。

青年人推動了革命,他們想要的是一個自由的蘇丹。

“變化是緩慢的,但我看到了它們,”她說。 ”這只是一個時間問題。”

翻譯:吳京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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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陪同就是一篇鮮活的證道

在人們最需要的時候,你的現身會讓人感受到神的愛是真實且可觸摸得到。

Christianity Today May 12, 2021
Illustration by Rick Szuecs | Source images: View Stock / Getty | Ryan Klintworth / Lightstock

我以牧師身份第一次作臨終病榻前探訪,看望的是一位我素未謀面的人。 在開車去赴約的途上,我想我要說什麼、以及能否能控制住自己的情緒。 此外,更重要的是我心中充滿感激,因為我不是獨自服事。 當時我正跟著一位年長的牧師在實習:她是一位經驗豐富的牧師,而我是一個容易侷促不安的二十多歲年青人。 那天下午她打算去養老院看望一位垂危的婦女,她就邀請我同行。

在這位女士的床邊,我們用《公禱書》(The Book of Common Prayer)舉行了一個簡短的臨終禮儀。 我的導師親切地讓我帶領部份的禱告和讀經,但我主要工作是作觀察和學習。 雖然我們倆都不認識那位將不久人世的女士——是她女兒邀請我們來的——但我的導師熱情且有自信地向她問侯。 我看到她是如何溫柔地握住和祝褔那雙孱弱衰微的手。 同時,我注意到她也在忍住眼淚。

這是一次很尋常的探訪, 那位女士和她的家人就是我們所有的會眾。 但我深感謙卑,因為我們有幸被邀請參與這樣一個莊嚴肅穆的聚會。

呼召所塑造的能力

無論是好是壞,牧師確實有著了解他人最深刻經歷的方便途逕。 我們不必用世俗的權力或影響力進行交換,但卻被賦予了引導人們度過人生不同階段的神聖特權。 在音樂劇《漢密爾頓》(Hamilton)中,一位年輕的政治家夢想著能身處“事情發生的現場”。 我們的現場不同:它們是出生、死亡、婚姻、離婚、危機、疾病和喪失親人等事件發生的地方。

這種呼召必然會塑造我們的能力。 牧師,尤其是像我這樣的年輕牧師,需要學習的不只是如何講道或管理志願者。 這是為何實習經歷為何如此珍貴的部分原因:看著我的導師照顧這位垂危的女士給我一個關於自己未來的參考。 在我服事經驗中,對我最有塑造影響力的,就是能與年長的牧者一同服事,讓我有機會跟隨他們學習。

但牧養事工所需的能力超出了任何技巧組合。 具體來說,現場的服事——在事情發生的場所——更重要的 是能在那裡陪伴,而不是 要做什麼事。 牧師的在場就已表達了該說的話。 我們願意現身就是一個活生生的證道,在人們最需要的、又往往是最意想不到的地方,像在病房、法庭、太平間等,讓人感觸到神的愛。 根據聖公會傳統的說法,牧者的在場就看待是一個聖禮:它意味著超越一般的現實。

現身

當我讀神學院的時候,我母親正在與癌症苦戰。 我們已經失去了父親,無法接受再失去另一位至親。 我們和母親一起在醫院的時間是充滿了痛苦和恐懼。 在她的一次手術後,我來到醫院,發現她教會的兩位牧師已經在病房裡,他們正在和她一起祈禱。 目睹他們在病床旁,以及我身心受創傷的親人們,那提醒我:在這次經歷中,我們並不孤單, 教會與我們同在, 神與我們同在。 一張關懷的卡片或一個慰問的電話都不會像他們的在場那樣有力地傳達如此的信息給我。

在我自己的事工中,我有時擔心會誤判人際間的互動。 對像我這樣的千禧世代來說,即使是一通電話也會覺得是冒犯人—— 為什麼不發短信呢? ——社會文化對牧養事工 越來越不重視,會導致我們假設在危機時刻不被需要。 所以,當我問是否要我來醫院或這樣建議,“如果你需要什麼,請告訴我”,就往往是錯在過份謹慎了。

但我知道,對這樣的提議做出回應——“是的,牧師,請馬上來醫院”,或者“我們需要一些飯菜送到家中”——是需要勇氣和清晰的頭腦,對一個正極度傷痛的人作如此的要求是不公平的。 我們事工的一部分應是主動提出:“我想來和你一起禱告。 現在是適合的時機嗎?”即使沒有事先詢問,有時不妨就過去。 我媽媽完全不知道那兩位牧師怎麼會算準時間在她手術後來醫院。 她沒有要求他們來,他們就這樣出現了。 那也是為何他們的到來是如此有意義的部分原因。

當我們不能去時

有時候,親自到場是不可能,正如我們在這場大疫情中所經歷的。 許多人獨自在病房裡煎熬。 人們無法出席葬禮表達哀慟。 《新約》時代的使徒與他們的會眾也經歷類似的隔離,雖然基於不同的原因。 像我們一樣,他們尋求有創意的辦法。 保羅在旅行或被監禁期間繼續給他牧養的教會寫了許多書信,這些教牧書信後來成為我們現在讀的經文。 但正如保羅所強調的,沒有什麼能取代面對面的事工。 分離並沒有使保羅對相聚的渴望變得遲鈍,反而增強了那渴望(羅1:11;帖前2:17-20;提後1:4)。

耶穌也經歷過與他所愛的人分離。 在拉撒路的家人正處於危機的時刻,雖然他沒有立即去拜訪他們(約11:5-7),但他後來仍然冒著生命危險去猶太看望他們(8、16節)。 雖然他打算讓拉撒路從死裡復活,但他仍然和拉撒路的姐妹們在墓前哭泣(34-35節)。 耶穌使拉撒路復活,是他服事這個經歷失去親人的家庭的高潮,但並不是從那時才開始。

教會的光

兩年前,我也成為失去一位至親的姊姊。 那時,我和丈夫一起在一間大教會服事,有一個由經驗豐富的神職人員組成的團隊帶領我們。 就在我們要被按立前三週的那個感恩節早上,我接到噩耗說,我的小弟在前一天晚上自殺了。

接下來的六個星期是完全無眠的模糊,我掙扎在如何接受這樣的損失中。 我的頭腦是一團混亂,我的神經一直緊繃著。 我無法睡眠,即使入眠,卻不斷做惡夢。 我開始為我的孩子感到不正常的恐懼,擔心他們會遭遇可怕的事情。 這悲痛嚴重地全面影響我。

現在,時間漸漸地癒合我的哀慟,我偶爾重溫我弟弟去世後的光景。 祈禱的心讓我能再面對那段記憶。 每次當我回想起那悲痛,我記得我的牧師都在場陪同。 我記得在我們接到這個消息後幾分鐘,他的聲音就在電話的另一端傳來;當我被噩夢困擾時,他到我們家裡的每一個房間為我們禱告;他提議把我弟弟的骨灰罈放在他的辦公室裡,直到我能開車把它送到我母親家;他給我的小木十字架,仍放在我的桌子上。

在南卡羅來納州為我弟弟舉行的追悼會結束後,我母親把他的一小部分骨灰給了我,要把它歸土於我在維吉尼亞州的教堂旁。 把我弟弟身體的一部分安葬在我所事奉教會外的紀念花園裡,這是一個特別且切身的經驗。 我邀請我們的牧師和他的妻子也一起來參與。 在我們到達後幾分鐘,我才意識到,我完全不知道如何埋葬骨灰。 我們該怎麼做呢? 當我轉過身,我就看到我的牧師已經手裡拿著一把鏟子走過來。

我的牧師所採取的這些陪伴方式,我都不知道如何啟齒求助。 現在我記憶中最黑暗的時刻卻被教會的光所照亮。 陪伴事工讓人感到教會的同在。 它將我們生活中的事件用共同的記憶編織在一起,也融合了我們的信仰:為我孩子施洗的人,也在我被按立時證道,也正是幫我埋葬我小弟的人。 這些截然不同的歡樂及哀傷經歷都屬於同一個故事——神與我們同在的故事。

漢娜·金(Hannah King)是聖公會牧師,在南卡羅來納州格林維爾的鄉村教會(Village Church)擔任助理牧師。

翻譯:江山

責任編輯:吳京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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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IS處決在埃及西奈半島遭綁架的基督徒商人

家人哀悼並慶祝一名科普特祖父的殉難,他資助了他所在城市的唯一一座教堂,建立一個“天上的家”。

Christianity Today May 12, 2021
圖片:Wilayat Sinai/Telegram截圖:Christianity Today

伊斯蘭國聲稱對又一名基督徒的遇難負責。

而埃及的科普特教會又多了一位殉道者。

“我們告訴我們的孩子,他們的祖父現在是天堂至高處的聖人,”彼得·薩拉馬(Peter Salama),他62歲的父親納比勒·哈巴什·薩拉馬(Nabil Habashi Salama)在西奈北部被ISIS處決。

“我們為他感到非常喜樂”。

薩拉馬家族被稱為西奈半島地中海沿岸的比爾·艾布德(Bir al-Abd)地方最古老的科普特家族之一。納比爾是一名珠寶商,在該地區還擁有電信和服裝商店。

彼得說,ISIS針對他的父親,是因為他在建造市內聖瑪麗教堂中的份額。

在新發布的名為《屠殺的製造者》(或《史詩般的戰鬥》)的13分鐘宣傳視頻中,一名武裝分子引用《古蘭經》要求羞辱基督徒,並要求他們心甘情願地支付 吉茲亞 ——一種保護稅。

納比爾·哈巴什·薩拉馬在他的科普特教堂——埃及北西奈省比爾·艾布德的聖瑪麗—聖阿巴努布—聖卡拉斯教堂。圖片:Wilayat Sinai/Telegram截圖:Christianity Today
納比爾·哈巴什·薩拉馬在他的科普特教堂——埃及北西奈省比爾·艾布德的聖瑪麗—聖阿巴努布—聖卡拉斯教堂。

納比爾五個月前在他家門口被綁架。目擊者,他在反抗過程中遭到了嚴重的毆打,然後被扔進一輛被盜的汽車裡。這可能是不同的綁架者,因為在納比爾被處決的視頻中,他自己被ISIS關押了3個月零11天。

4月18日,他跪在地上,後腦勺中彈。

“你殺人,你也會被殺。”針對“全世界十字軍戰士”的這段視頻如是說

它針對埃及的所有基督徒,警告他們不要相信軍隊。而支持埃及國家政權的穆斯林則被稱為“叛教者”。另有兩名西奈人在視頻中被處決。他們都是與軍隊合作的部落成員。

彼得·薩拉馬,在強迫納比勒改信的過程中,他的牙齒被打掉了。

納比爾的女兒瑪麗娜也參加了悼念活動。

她在Facebook上寫道:“我會想念您,我的父親。您生前的美德和殉道中的堅定信仰都讓我們驕傲。”

科普特教會發布了一份官方聲明,稱納比爾是“忠實的兒子和僕人”,”至死都堅守自己的宗教”。

它隨後重申了對埃及軍隊和國家政權的支持。它說,這種行為“只會讓我們更加堅決地…維護我們寶貴的民族團結”。

本月早些時候,埃及又宣布了82個教會的合法化。自2016年通過修正法以來,合法教會的總數已經增加到了1882個。

內政部今天表示,已經擊斃三名武裝分子並持續追捕另外三人,並納比爾為“公民”。

但因為視頻和行刑,人們開始擔憂ISIS在長期蟄伏後重新開始活動。 2017年,該組織在比爾·艾布德的一所清真寺向正在祈禱的穆斯林開火,造成300多人死亡。這是埃及現代史上最致命的恐怖襲擊。

同年,他們還襲擊了居住在附近阿里什(Arish)的基督徒,導致100多個家庭流離失所。

此後,埃及軍隊發起了一場大規模軍事行動,以剷除當地的ISIS分支。該分支從未成功奪取或控製過領土。 2018年,國家安全部門宣布已擊斃900多名武裝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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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基督教家庭逐漸返回,儘管在本文見刊時沒有確切的數字。 2012年,科普特教會主教科斯曼(Cosman)表示,在他的北西奈教區有740個基督教家庭。但是在撤離之前,教會官員表示,家庭總數已經只剩下160個。

今天,基督徒婦女們都戴著頭巾,以免引人眼目。彼得說,在向當局通報了318000美元的贖金要求後,國家安全局讓他和家人搬遷,以保證安全。 (關於此贖金,美聯社報導的數字為127000美元。)

”他科普特出版物《Watani》:“在生計被斷絕後,我們生活在廢墟中。

最近,另外兩名科普特人在支付贖金後獲釋。他們是去年在西奈半島被綁架的。

全球基督教團結會主席默文·托馬斯(Mervyn Thomas):“塞西總統一直致力於促進埃及基督徒和穆斯林之間的和平共處,他的政府已經採取了一些可喜的措施。”他也向薩拉馬一家表示慰問。

“但是綁架事件……顯明,根除宗派主義、保護弱勢社區、促進社會凝聚力以及維護所有埃及人的基本人權,一切還任重道遠。”

同時,埃及新教教會的主席也贊同科普特教會的觀點。

安德烈·扎基(Andrea Zaki)告訴CT,“我們與埃及國家政權一起,以熱忱面對所有的挑戰和邪惡… …我們一如既往地支持我們真正的埃及團結”。

然而,彼得·薩拉馬關注的是永生。

他回憶起父親納比爾說過的話,“不要以為我建造這座教堂是為了這裡。我是正在為自己建造一個天上的家”。

而正是這種平安讓納比爾即使面臨脅迫,仍在臨刑前告訴他的兒子:

“一切都好,感謝上帝。”

翻譯:LC

責任編輯:吳京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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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治是復活的預表

疫苗彷彿像是神蹟。 相較之下,永生豈不是更不可思議的神蹟嗎?

Christianity Today May 12, 2021
Illustration by Kumé Pather

自從去年復活節開始,新聞就是一片愁雲慘霧。 疫情罹難人數的飆升、強制疏離造成社會的苦悶、種族間的暴力、政治上的口水戰,再加上極地漩渦,讓曙光ㄧ絲都透不進來。 飽受折磨的我們還有資格快樂嗎?

在《紐約時報》的一次採訪中,著名社會學家暨專欄作家澤耐普·圖菲克奇(Zeynep Tufekci)將我們目前集體的悲觀情緒 歸咎於 媒體和公共衛生官員對疫情流行的警吿慢半拍。 當時從武漢流傳出的消息模棱兩可,暗示新冠病毒沒有人傳人的危險,世界衛生組織(WHO)又對其還加以重申,儘管證據實際指向相反方向。 而那麼做的用意本來是為避免人群過度反應,引發恐慌。 這次失誤所留下的經久刺痛,使人陷入憂鬱。最近則表現為,即使是感染率下降、疫苗研發方面的奇蹟,還是不能讓人提起勁來。

先前預測 ,研發任何疫苗都至少得花12至18個月,而且保護力粗估目標為50%。 不料今年復活節前夕,不只一種疫苗研發成功,而是多達四種疫苗,且保護力高達95%,在醫學史上前所未見。 今年復活節的日出可比以往的耀眼多了。 雖然大多數教會尚未恢復實體的聚會,但疫苗和群體免疫指日可待的保證,意味著讓人們能再次相聚不再是空口白話。

然而圖菲克奇指出,媒體和公共衛生官員並沒有忙著慶祝人類卓越的成就,而是擔心再次誤導公眾。 因此,儘管 COVID-19疫苗幾乎能讓人完全免死於新冠 這項不爭的事實,新聞報導仍然持續專注於變種病毒株的威脅,提醒大眾繼續戴口罩,並對未知提出擔憂。

畢竟人都難免一死,但這裡正是復活節的好消息不應被忽視之處。 “復活在我,生命也在我”,耶穌說。 “信我的人,雖然死了,也必復活;凡活著信我的人必永遠不死。”(約11:25-26)。 《聖經》信息譯本(The Message)在這節經文上加了一個“終究”,來澄清耶穌並不是說我們能在地上長生不老。 不過,永生不單只存在天上。 保羅直說,新的生命我們已經有了(羅6:4;加2:20).

在事情急轉直下前,耶穌的門徒們原本對這則好消息是欣然相信的。 耶穌被捕定罪卻讓他們驚惶,四處逃命。 甚至在耶穌復活后,門徒們仍然四處躲藏,不願相信婦女們所說的空墳墓,更斥之為“一派胡言”(路24:11)。 當復活的耶穌親身顯現時,門徒居然還是半信半疑(36–37節)。 門徒的心灰意冷和絕望與現實的殘酷至少是吻合的。 為了避免使自己失望,人會對好消息視而不見。

根據 皮尤研究,一月的時候,有三成的美國人(28%)表示他們的信仰因著疫情更加堅定。 研究本身並沒有區分信仰,也沒有表示有多少美國人本身就有信仰。 但是,如果從一些 最新統計 的蛛絲馬跡來看,有超過70%的美國人自稱是基督徒,意即有許許多多基督徒的信仰在疫情之下原地踏步。

越挫越勇是基督徒的特質,但如果困境持續惡化,則可能對信心構成威脅。 錯過耶穌復活顯現的門徒多馬擺明著不信,除非他能親眼見證。 耶穌因此再度顯現,但之後卻說,“那沒有看見就信的有福了”(約20:24-29),這也是對我們說的。

耶穌明白門徒依然會軟弱——同理可證,我們也會——所以耶穌吹氣讓門徒受了聖靈(22節)。 正是聖靈與我們的心同證我們是神的兒女(羅8:16),“現在的苦楚若比起將來要顯於我們的榮耀,就不足介意了”(18節)。

身為ㄧ名安寧病房的志願者,我在大齋期(Lent,又称四旬期、预苦期,为复活节之前的四十天的斋戒期——译者注)開始時去接種疫苗。 當天我和其他幾十位志願者排著隊,看到他們熱切期盼回歸正常的生活。 當我走出診所大門時,除了得到了免疫力,又再加上了幾分輕盈和勇敢。 我當時不單單決心找回先前的生活步調,甚至有一股力量叫我去愛人服事人,為重獲的新生而喜悅,不畏前方任何的艱難險阻。

如果小小一劑疫苗就有如此強效, 那保守我們永生的聖靈豈不是更厲害嗎?

Daniel Harrell為《今日基督教》的主編。

翻譯:王寧揚

責任編輯:吳京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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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不會像在天上寫字那樣對你說話

我們想從天上得到明確指引的迫切懇求,可能早已得有了回應。

Christianity Today May 5, 2021
negatina / Getty Images

我們都曾說過這樣的話——要麼只在腦海裡說,或是真的大聲說出來:「如果上帝能告訴我該怎麼做,我就會去做!」

我們都想遵從上帝的旨意。當我們面臨人生重大的決定時,如果上帝用我們耳朵能直接聽到的聲音下指令,或給我們某種暗示,真的會非常有幫助,更別說會多有效率了。

當前方的道路似乎不明確時,我們會開始納悶為什麼天堂不能打開一點,給我們指點一下方向。畢竟,上帝曾為聖經裡的人這樣做過。難道祂不能也為我們這樣做嗎?但我同時想著,我們是否也忽視了ㄧ些就在我們眼前且十分明顯的指示呢?

誠然,聖經裡有許多關於人們聽到上帝的聲音,告訴他們該怎麼做的記載。他們得到的正是我們想要的:來自上帝口中的明確指示。但令人震驚的是,他們並沒有迅速服從,而是常常猶豫不決,或直接忽略這個指示。

當上帝在燃燒的荊棘裡對摩西說話,明確告訴他要拯救以色列人脫離奴役時,摩西猶豫了一會。以色列人曾無視上帝在西奈山上如雷霆般的命令,儘管他們最初承諾,「凡耶和華所說的,我們都要遵行」。當上帝在打穀場對基甸說話時,他也猶豫了,並向上帝要求一系列的跡象作為印證。而也許最著名的故事是,亞當和夏娃親耳聽到了關於某種果子的命令,他們卻公然忽視這個指令。

根據聖經裡的紀錄看來,「親耳聽見上帝的聲音」能讓我們比前輩們更加順服上帝,是非常令人存疑的。

在我們對明確性的渴望中我們可能會過度執著於我們「想做的事」而不是「我們應成為的人」

然而,我們卻堅持不懈地尋找某種方法來確定神要我們做什麼。 我們「鋪設了某種羊毛」,心想:「如果X在這個日期前發生,我就知道神要我做Y。」我們禁食,或者禁電視、社交媒體,希望得到清楚的指引來做決定。我們操練獨處,希望能聽到某種微小的聲音。我們尋求從朋友或配偶而來的印證。我們瞇著眼睛看天空,希望在雲層裡看到字跡。主啊,求祢直接告訴我該怎麼做

但如果我們不夠謹慎,在我們尋找上帝對我們人生處境的旨意時,我們可能會忽略祂對我們品格的旨意。在我們對明確性的渴望中,我們可能會過度執著於我們「之所為」(doing)而忘了我們「之所是」(being)。

然而,上帝很清楚地表明,祂喜悅的從來都不是祭物和禮物(我們做的事),而是一顆尋求祂的心(我們對祂的愛)及渴望聖潔的心(詩篇40:6-8)。上帝對我們的生命確實有個明確的旨意:使我們成聖,成為聖潔,效法基督的模樣(帖前4:3,弗5:1)。當我們的「之所是(being)」成為我們最關注的事時,我們就可以不再慌於尋找雲彩中的提示或牆上的字跡。好消息是,我們不需要這些「字跡」或「聲音」就能知道上帝想要我們成為什麼樣的人。

你永遠不需要鋪設羊毛,就能知道上帝的旨意是要你在今世自守、公義、敬虔度日(多2:12)。

你不必禁食,就能百分之百地確定,上帝的旨意是要你凡事不可結黨,不可貪圖虛浮的榮耀(腓2:3)。

你永遠不用看牆上的字跡,就能毫無疑問地知道,上帝的旨意是要你放下污穢和貪婪的行為(弗5:3)。

你永遠不必等待朋友或配偶的印證,就能知道上帝的旨意是要你慢慢地動怒(雅各書1:19)。

你永遠不用聽到某個微小的聲音,就能毫無保留地知道,上帝的旨意是要你操練感恩(弗5:4)。

你永遠不必在天空尋找雲彩中的信息,就能明確地知道,上帝的旨意是要你成為聖潔,無有瑕疵的人(弗1:4)。

上帝確實已透過祂的話語向我們清楚顯明祂的心意。

要過著敬虔的人生,除了約拿所領受的那種賜予生命的印證,我們不需要別的印證:基督已經復活了,我們因此而得的恩典正在改變我們的生命,使我們能越來越像祂。

上帝呼召我們活出被祂全然轉變的生命樣式。我們首先要尋求的是祂的國和祂的義,信任統管萬有的上帝會看顧我們的人生處境,並將我們全人順服在祂恩典的旨意之下。

Jen Wilkin是一位妻子、母親和聖經老師,她熱切地希望看到姐妹們成為基督的忠實跟隨者。 她是《屬神話語的姐妹》、《照著祂的形像》和《沒有人像祂》的作者。

翻譯: Addison /校編:吳京寧、Yiting Ts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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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放下我的伊斯蘭特權,在世界各地傳揚耶穌

穆罕默德的一個直系後裔是如何在擁擠的巴基斯坦人行道上遇見基督的。

Christianity Today May 3, 2021
Courtesy of Dynamis World Ministries / Edits by Christianity Today

我出生在孟加拉的一個遜尼派穆斯林家庭,在那裡我從父親學到嚴格紀律的意義。父親是軍隊中的一名少將,在情報部門工作。 我們住在不同的軍事基地,住在為軍官與家屬預備,精緻的宿舍裏。 有僕人照顧我們的每一樣需要。 孟加拉和巴基斯坦的商業和政治精英經常參加在我們家裏舉行的社交活動。

我從小就讀於一所伊斯蘭學校(宗教學校),在那裡我們學習《古蘭經》,從伊瑪目那裡學習古典阿拉伯文。 我父親的家族可以追溯到約旦的哈希姆王國(這個名字來自先知穆罕默德曾祖父的孫子哈希姆)。 他的傳承使我有資格成為伊斯蘭創始人的直系後裔。

我因我的聖祖而受人尊敬。 然而,我的童年常常是痛苦的,尤其是在我父母離婚,父親突然再婚之後。 那時我八歲,感覺到被遺棄,想念媽媽。

我的繼母經常在精神上和身體上虐待我。 她會一面尖叫著詛咒,一面用板球門打我,或者把她鋒利的指甲挖進我的耳朵里,導致耳朵流血。 我滿身都是瘡。 我父親不理睬我的求助,還毆打我,認為我在撒謊被虐待。

當我13歲的時候,我加入了一所著名的空軍學院作學員,目標是要從事像我父親那樣的事業。 然而,我在1975年21歲時離開了軍隊。 我童年時未癒合的創傷使我陷入下坡螺旋。 自殺的念頭困擾著我。 然後一個看似偶然的事件永遠改變了我的生命。

願意死

在巴基斯坦第二大城市拉合爾(Lahore),我在走路去購買電熱水器時,注意到一個白種人在街角分發福音單張。 他穿著邋遢的牛仔褲,看上去像個嬉皮士。 他身高超過六英尺,在繁忙的街道上脫穎而出,那裏滿了購物的人、按著喇叭的汽車、穿來穿去的摩托車、三輪計程車、驢車和從食品商販傳來的辛辣香氣。 他的舉止散發著內心的平靜,我好奇地走近他,問他:“你是誰,你從哪裡來?”

他說他是主耶穌基督的僕人,來自英國。 他屬於耶穌子民運動的街頭佈道團隊,在20世紀70年代以周遊世界而聞名。 從我的穆斯林教養,我只知道耶穌是一位先知,曾經向穆罕默德顯現。 我不相信祂死在十字架上——我們被告知,猶太人是把猶大釘在十字架上。

在與這個英國人交談了幾句話之後——後來,我得知他的名字叫基思——我走開了。走了大約50碼,我又回去。 雖然我相信伊斯蘭教,但我想更多地瞭解他的信仰。 基思告訴我基督會釋放我,給我新的生命。 雖然我懷疑他的上帝對我的絕望會感興趣,甚至祂是否存在,但我在鞋店前擁擠的人行道上低頭祈禱接受基督。

我感覺到這就是我一生在等待的。 感覺到好像一塊巨大的石頭從我的背上被挪開。 所有的東西看起來都滿了色彩,我要唱歌,我要笑。

基思和我安排了第二天早上在拉合爾基督教青年會見面,使我能夠更多瞭解基督教信仰。 我在那裡等了幾個小時,但他卻沒有出現——第二天他也沒有出現。 第三天回到基督教青年會,我在大廳裏坐了一會兒,然後注意到一對夫婦在整理和基思一樣的單張。 我得知他們是來自同一個佈道團隊。 當我問起基思時,他們告訴我,他因為家庭發生了緊急事件而立即離開了這個國家。 我再也沒見過他了。

在我告訴了他們關於與基思的相遇後,我們進行了一次精彩的交談。 他們鼓勵我,叫我一面拿著一本酒紅色的皮面《聖經》,一面閱讀裏面的經文。 起初我拒絕,因為穆斯林不能用未洗過的手觸摸一本聖書。

這對夫婦強調路加福音9:23-25,有關耶穌解釋捨己和背起自己的十字架的意義。 他們挑戰我:“如果你不願意為耶穌而死,那麼你就不適合為他而活。 祂要你每天背起你的十字架。”

我沒有意識到,在幾周內,這些經文將嚴重考驗我的新信仰。

軟禁

作為一個新的信徒,我加入了佈道團隊。 他們教導我,給了我一本袖珍的《新約聖經》學習。 我感受到他們的愛和真正的關心。 一天下午,我獨自一人,在遠離擁堵的樹林中,我聽到一個可聽見的聲音:“這就是你一輩子要做的。 我會帶你到世界各地,你會告訴人們關於耶穌。”

雖然恐懼籠罩著我,但我相信這是上帝在說話。

我知道背棄了伊斯蘭教,就是在討家人來羞辱我,在冒著被家人爲了維護家庭的榮譽而把我殺害的危險。 當時,我和朋友住在拉合爾。當我承認我接受了耶穌進入我的生命時,他們非常憤怒。 他們寫信給我的父親,一個虔誠的穆斯林,每天面向麥加祈禱五次,并且曾被一個聖人教導。 他非常憤怒,衝到拉合爾來處理我的叛教。 他招募朋友騷擾我,強迫我退縮。 當那不起作用時,他們把我送進精神病院。

在醫院的精神病房裡隔離了兩個星期,我被施以鎮靜劑和被士兵看守。 雖然如此,通過秘密閱讀我偷偷帶進來的《新約聖經》,我得到安慰,并且還能夠帶領幾個人歸向耶穌。 跟著,上帝介入,精神病醫生證實我理智清晰並讓我出院。

我父親很生氣。 他把我軟禁在巴基斯坦旁遮普省南部,他那在木爾坦的家中, 有武裝哨兵在外面站崗。我被關了幾個星期,然後乘公共汽車逃到拉合爾的基督徒朋友家。 當我得知員警在搜捕我時,我就逃到卡拉奇加入一個佈道小組。 即使在脅迫下,我的信仰也隨著我吞噬《聖經》、記憶經文、分享我的見證和分發單張而增長。

我們的街頭佈道蓬勃發展,直到1976年初我父親展示他的政治權力爲止。 員警以從事反伊斯蘭活動爲由,逮捕了我們中的五個人。 我們擠在一間狹小肮髒的牢房裡,在一些放在磚頭地板上佈滿嘔吐物的毯子上睡覺,共用一個小罐子做爲廁所。

我的四個基督徒弟兄來自其他國家,他們在幾天內被釋放並被驅逐出境。 但我的身份證和護照被沒收了。 我被警告,“你會以穆斯林身份離開這裏,不然就死在這裏。”

獄卒把我轉移到一個政治犯的牢房,在那裡我花了將近一年的時間。 儘管感到羞恥和孤立,聖靈還是支撐著我,我偷偷帶進來和隱藏著的《新約聖經》也伴隨著我。 上帝的榮耀多次充滿了我的牢房。 在閱讀使徒行傳16:25時,我感到特別受鼓舞,那裏敘述了保羅和西拉在獄中祈禱和唱讚美詩。 令人振奮的是,上帝認為我配得為耶穌受苦。

在威脅我父親,要在巴基斯坦最高法院訴訟之後,我被釋放到他的管控之下。 根據和解條款,我仍然是一名政治犯,不能離開這個國家,不能擁有一本《聖經》,也不能與基督徒交往。 和我父親住在一起讓我疲憊不堪,尤其在他們發現我把《新約聖經》藏在床墊下,又把我逮捕之後。 (儘管擔心遭到報復,我偶爾還是設法溜出去與基督徒團契交通)。

1977年,由於我父親越來越無情的壓力,要我放棄對基督的信仰——他威脅要以叛教罪把我斬首——我做出了逃離巴基斯坦的決定。 沒有其他的選擇。

地下基督徒冒著被報復的危險,把我藏起來,並提供旅費 (我當時身無分文) 。 他們幫助我獲得了一本新的護照和去阿富汗的簽證。 雖然軍隊和員警在尋找我,但我在兩名伊朗外交官的協助下,通過了阿富汗邊境的檢查站。 我穿著舊牛仔褲走過邊境,拖著一個背包和吉他。 慷慨的伊朗人開車送我去坎大哈,並支付了我去喀布爾的車費。

在我七個月的逃亡旅程中,上帝總是供應。 爽快的弟兄姐妹們慷慨地支援我。 從喀布爾,我經過土耳其、俄羅斯、比利時、荷蘭,最後去到瑞典。 在忍受了一些官僚主義的騷擾之後,政府終於給了我政治庇護。

呼喚去宣教

瑞典成了我的新家。 我學會了當地的語言,並加入了一個福音派路德教會。在那裡我遇到了我的妻子布里塔(Brita),我們於1979年結婚。 我就讀於霍爾斯比(Holsby)的火炬手國際聖經學校,然後搬到烏普薩拉。在那裡我在穆斯林移民中事奉。 布里塔做護士,而我在一棟辦公樓裡做清潔工。 我知道即使我打掃浴室和地板,上帝還是可以使用我。

一直以來,祂都在準備我去完成祂在拉合爾告訴我的使命,在世界各地宣揚耶穌。 我們搬到美國接受進一步的聖經培訓。一年後回到瑞典,我在烏普薩拉的生命之道培訓中心教了四年書。

我也活躍在教會和校園基督徒團契,做街頭佈道和為病人祈禱。 1983年,我宣教的使命在波蘭得到鞏固。 我陪同兩對夫婦駕駛一輛滿載著要給貧困家庭食物的麵包車去那裡。 我被邀請在天主教青年營講道。 跟著他們又邀請我回去,結果發展成向大批聼眾講道,和帶領許多年輕人決志歸向基督。

過了不久,我創立了Dynamis世界事工,這是在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舉行大型佈道會的前身。 1993年,我們把總部搬到了賓夕法尼亞州的蘭開斯特。 在過去的40年裡,我有幸在超過75個國家講道,和在亞洲、東歐和非洲植堂。

根據《約翰福音》的記載,耶穌用神跡餵飽了5000人,那五餅二魚是來自一個不知名的男孩的奉獻(6:9)。 這個故事提醒我們,上帝甚至可以使用最小的東西——和最不起眼的人——發揮戲劇性的作用。 當我剛成為基督徒時,我唯一的抱負就是做街頭佈道和分發單張。 當我看見上帝如何使這些努力倍增,使越來越多的人能夠嘗到生命之道,我感覺到自己的卑微。

Christopher Alam是《脫離伊斯蘭教:一個穆斯林對基督的信仰之旅》一書的作者。 彼得·詹森(Peter K. Johnson)是住在紐約薩拉納克湖的自由撰稿人。

翻譯:元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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