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消息:明天我們將死去

思忖我們終有一死為何可能於我們有益。

Christianity Today May 17, 2021
Madeleine Maguire / Unsplash

我曾以為上帝會賜我一個漫長的生命——讓我可以全力追求事業和家庭,直到擁有孫輩。然後,在我39歲時,我被診斷出患有無法治癒的癌症。我預期的生活情節被打斷了。現在,作為一名癌症患者,我的期望已經改變。癌症可能會使我的生命減少幾十年的時間;我每天所經歷的痛苦和疲勞消耗著我的力量。儘管我以前對上帝的期望似乎合理,我卻已經看清我是如何在不知不覺中接受了某種形式的成功神學(prosperity gospel)。我曾相信上帝應該讓我長壽。

這種想法非常普遍。根據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最近的一項研究,在美國相信上帝的人中,56%的人認為“上帝會把健康和免於疾病的恩典賜給有足夠信心的信徒”。在世界其他地方,持這種觀點的基督徒比例甚至更高。

在某些方面,這種信念符合《舊約》中關於人種什麼就收什麼的教誨。箴言13:21說:“禍患追趕罪人,義人必得善報。”成功神學將這樣的智慧碎片與耶穌的醫治事工結合起來,以一種確鑿的公理的形式來解釋疾病:既然上帝愛我們,祂就不希望我們生病。因此,如果沒有健康的身體,那一定是這人犯罪的後果,或至少是缺乏信心的結果。無論怎樣,生病的人都咎由自取。雖然許多福音派人士會拒絕這種“極端”的成功神學的表達,但我們中的許多人卻會接受一個較為婉轉的說法,但其實也只是前者的一個推論:即如果我尋求順服神並在信仰中生活,我應該可以期許長壽,享有屬世的繁榮和相對的舒適。

最近,一位朋友告訴我關於她在一個基督教夏令營擔任中學生輔導員的工作。有一天營員們參加了一項活動,旨在幫助他們在一些小的方面培養對殘障者的同情心。一些學生被蒙住眼睛,另一些被蒙住耳朵,還有一些為了當天的活動坐上了輪椅。

半天過去,一個女孩扯掉了她的眼罩,並拒絕再戴上。 “如果我失明了,上帝會醫治我,”她說。她對耶穌有信心,並努力順服上帝。就像某種可預測的交易一樣,她相信如果她盡上自己的本分,就可以指望上帝賜她一個她認為富足的生活。如果她失明了,上帝會解決這個問題。

這種思路的問題不在於對上帝能夠醫治而且上帝愛我們的確信。問題在於,《聖經》中的神從未承諾過這位營員所期待的那種順遂。當然,若醫治來到,包括通過醫療手段的醫治,這是上帝賜予的美好禮物。當我們覺得自己處於黑暗的“坑”中,好像詩人一樣(詩30:1-3),我們可以也應該哀嘆並祈求解救,這包括在痛苦和疾病中的呼求。我們理所當然地向上帝祈求醫治,就像我們在主禱文中向天父祈求我們日用的飲食一樣。然而,醫治,就像我們日用的飲食一樣,是短暫的、已逝的。無論我們是活幾年還是幾十年,《傳道書》用一種廣角鏡的視野讓我們看見,“他怎樣從母胎赤身而來,也必照樣赤身而去,他所勞碌得來的,手中分毫不能帶去”(5:15)。

我們每個人最終都會被死亡擊倒,這個傷口任何藥物都無法醫治。儘管《箴言》正確地指出了種瓜得瓜、種豆得豆的普遍智慧,但這並非宇宙運作的神聖法則。約伯為人“完全、正直”,卻遭受了巨大的災難,失去了孩子、僕人、財富和健康。 (伯1:1,13-19;2:7-8)。使徒保羅憑著獻祭式的信心服侍基督和教會,但從未能擺脫那根“肉體上的刺”(林後12:7-10)。沒有一個人能免於死亡和隨之而來的損失。儘管我們傾向於把這種基本的人生現實從日常生活中推開,但我卻發現了一些令人驚訝的事實:對於我們基督徒來說,每天提醒自己生而為人我們終有一死的局限性,可以使我們乾涸的靈魂重新得力。

值得為之去死的好消息

詩篇39篇提醒我們,我們的生命“如飛而去”(fleeting),我們的年日在永恆的神看來不過“窄如手掌”。在創造之主再來使萬物更新之前,我們加入詩人的祈禱:

“耶和華啊,求你叫我曉得我身之終,我的壽數幾何,叫我知道我的生命不長。你使我的年日窄如手掌,我一生的年數,在你面前如同無有。” (詩39:4-5)

這段禱告與今天普遍認同的文化假設形成了一種對比。比如說,我們在社交媒體Facebook和Instagram上構建關於自己故事的傾向,其實是一個更大的文化儀式的一部分。這一儀式是一整套塑造我們慾望的方法,它巧妙地引導我們中的許多人認為我們就處在整個宇宙的中心,而我們的故事——即使並非我們在地球上實際存活的年數——將永遠不會結束。新冠疫情危機暴露了這一假設不過是一種幻覺。在紐約和底特律這樣的城市甚至需要動用冷藏車來收集死者屍體。這一事實令人震驚地證明,高度發達的國家也無法避免意外死亡的發生。此外,正如對殺害手無寸鐵的黑人的抗議活動所揭露的那樣,關於“我的故事永不結束”的論調實則是一種文化上的特權。黑人教會和其他被邊緣化的社區團體早就對人類生命的短暫性了然於胸。 “逃走吧,逃走吧,逃去耶穌那裡,”黑人靈歌中如此詠嘆。因為“我在這裡無法久留”。

死亡於我們的前人是一件無法迴避的事。除了危及生命的傳染病是一個永遠存在的威脅這一現實之外,美國的死亡文化更多是一種公共性的事件。喪葬儀式始終提醒著人們死亡的存在,因為所有人都會參加,包括兒童。這些儀式傳統上側重於強調我們如何不屬於自己,而是或生或死都屬乎基督。與之形成對比的,現在更常見的做法是根據死者的特定人生故事進行個人追悼會,只有家人和朋友參加。我們可能會關心別人的死亡,但只有當它對我們自己的故事有意義的時候。我們自己的人生故事才是重要的。死亡是發生在 別人 身上的事。

詩篇39篇劃破了這樣的幻想,但它也飽含希望。雖然我們是暫時的受造物,但我們仍可以通過將我們最深的愛投入到那位永恆的主身上而找到真正的繁榮。彼得·克萊基(Peter Craigie)是一位極具洞見的《詩篇》註釋者。他指出必鬚根據生命的有限性來理解生命的價值。 “生命是極其短暫的,”克萊基曾寫道。 “如果要找到它的意義,必須在上帝的目的中去尋找。祂是所有生命的賜予者”。的確,認識到我們生命的“轉瞬即逝”是“一個起點,它讓朝聖者在這個瘋狂的世界中獲得其理智”。克萊基在1983年寫下這些話,收錄在他計劃為一個著名的學術註釋系列編寫的《詩篇》三卷註釋中的第一卷。兩年後他死於一場車禍,留下尚未完成的註釋系列。時年47歲。

克萊基的生命在他和他所愛的人能預見之前就被奪去了;在他能夠完成他美好並有價值的世俗目標之前就已終止。然而,在他短暫的生命中,他為那令人驚嘆的永恆疆界作了見證。他見證瞭如何一邊擁抱我們必死的有限性,同時將我們的凡人之軀獻給生命的主。我們不是世界的英雄,我們也做不了太多。但我們可以慷慨地去愛,可以為那位既是生命之始又是生命之終的永恆之主作見證。祂是阿拉法,祂是俄梅戛,是被釘在十字架上又復活的救主,祂已經並且還要成就的都是我們靠自己永遠無法做到的事。

對拒斥死亡的解藥

我們的信仰不應被當作一種緩衝器,使我們免受我們“終有一死”這一令人清醒的現實的影響。事實上,這種否認死亡的態度在今天“溫和”的成功神學中非常普遍,但這實在沒有必要,因為我們的盼望就在於這叫死人復活的神。到頭來,一個無法應對我們的死亡的信仰根本不值得擁有。使徒保羅坦誠了這一點:“若基督沒有復活,我們所傳的便是枉然,你們所信的也是枉然。”他在關於基督復活的著名章節中如此說。 “我們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眾人更可憐!”(林前15:14,19)。每天承認我們在死亡面前的無能,可以讓我們把自己交給復活的主,而不是依靠自己的努力來製造一個“興盛”的世俗生活。

奇怪的是,用這種方式承認我們對死亡的無能為力卻可以使我們擺脫被死亡恐懼的奴役。社會學家們在歐內斯特·貝克爾(Ernest Becker)的普利策獎獲獎作品《拒斥死亡》的啟發下,記錄下了文化如何傾向於將政治英雄或國家財富作為偶像,以此來否認他們生命的有限。當人類否認自己終有一死時,我們就會變得具有防禦性,只信任自己的政治集團,或自己的種族和文化群體。但生活在復活的希望中就不再需要把有缺陷的領導人當作偶像,或去粉飾罪惡的意識形態。我們可以公開承認我們無法戰勝死亡。相反地我們卻可以相信到那最後的日子,“這必朽壞的既變成不朽壞的,這必死的既變成不死的,那時經上所記'死被得勝吞滅'的話就應驗了” (林前15:54)。這一天還沒有到來——我們渴望著它的來臨,那時基督的國度將完全到來。我們對它的希望,以及對神的目的、而不是我們自己的目的的希望,使我們現在生活的每一天都變得不再一樣。

在復活希望的光照中,保羅相信“外體雖然毀壞”,但我們身體上的衰敗卻非終點。 (林後4:16)。不僅如此,即使是我們身體上的苦難也與那托住我們的現實融為了一體:我們與被釘十字架又復活了的主如此聯合在一起。 “因為我們這活著的人是常為耶穌被交於死地,使耶穌的生在我們這必死的身上顯明出來”(林後4:11)。無論我們是否看得見或能否走動,無論我們活5年、40年還是90年,我們的身體都屬於主,我們外體消逝的過程也可以成為我們救主謙卑之愛的見證。令人驚奇的是,聖靈將身體上的缺陷納入了祂在世上的工作中。作為基督的見證人,我們身體上的朽壞正是“要顯明這莫大的能力是出於神,不是出於我們”(林後4:7)。如此,我們希望的錨並非在於脫離這衰敗的過程,而在於和被釘死十架又死而復生的基督聯合。這種與基督的聯合將在即將到來的複活中達到完全,同享那遠超我們現在苦楚的“極重無比、永遠的榮耀。”(林後4:17)。

死亡提示的饋贈

根據馬丁·路德的說法,即使當我們的身體還充滿活力、死亡似乎尚在遠方時,我們也應與死亡熟識。 “我們應該在有生之年熟悉死亡,”他在1518年的一篇佈道中寫道,“當死亡還在遠處、尚未開始行動時,就邀請它進入我們的生活。”路德為何如此建議?他的理由並非一種病態的傾向,而是與詩人所說生命在上帝面前不過“窄如手掌”的原因一樣:我們以為自己是世界這一出大戲中的主角。但死亡戳穿了我們的傲慢。對我們終有一死的提醒可以指向生命的神——那叫枯骨又長出肉的神——是我們唯一的希望,無論是現在還是在將來的時代。正如路德提醒我們的那樣,“既然每個人都必要離開,我們必須把目光轉向神,死亡的道路正是將我們引導至祂的面前。”

無論順境逆境,快樂痛苦,我已開始接受死亡的提醒,並將其視為一種奇異又美好的禮物。它使我明白在上帝面前我不過一介凡夫。但我們生活在希望中——身體的脆弱和朽壞不會成為衡量我們生命的最終標準。我們生活在希望中——宇宙這齣戲劇的故事主線並非我們一生的故事。相反,作為小小的被造物,我們卻可以為上帝在基督裡的愛所呈現出的奇妙和戲劇性欣喜不已。

就像約伯那樣,作為被造物,我們的家庭、財富以及屬世的將來都會在我們此生的終點被奪去。但是,即便看到必死的結局——事實上尤其是因為有這個結局——我們可以和使徒保羅一起“深信:無論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權的,是有能的,是現在的事,是將來的事,是高處的,是低處的,是別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們與神的愛隔絕;這愛是在我們的主基督耶穌裡的”(羅8:38-39)。

J·托德·比林斯(J. Todd Billings)是位於美國密歇根州荷蘭市西部神學院(Western Theological Seminary)戈登·H·吉羅德(Gordon H. Girod)歸正神學研究計劃的研究教授(research professor)。本文包含改編自他的新書《基督徒生命的終結:擁抱死亡如何使我們真正地生活》(The End of the Christian Life: How Embracing Our Mortality Frees Us to Truly Live)中的部分內容。

翻譯:許珏

責任編輯:吳京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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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s

蘇丹政府與努巴山區反叛者確認宗教自由

在蘇人解(北方)反叛集團和民選總理之間首次達成的和平協議中,關於政教分離的條款在軍方簽字後得到確認。

Christianity Today May 17, 2021
Abdulmonam Eassa / Getty Images

蘇丹向宗教自由又邁出了一步。

這次是對它的確認。

週日(即2021年3月28日—譯者註),軍民聯合最高委員會(Sovereign Council)與以努巴山區(Nuba Mountains)為基地的叛亂分子“蘇丹人民解放運動(北方)”(SPLM- N)簽署了一項和平協議,而該地區有大量基督徒人口。

《原則宣言》指出,“應保障所有蘇丹人民的信仰、宗教活動和崇拜自由,將文化、宗教、族裔和宗教的身份與國家分開”。

在2019年4月的革命推翻獨裁30年的奧馬·巴希爾(Omar al-Bashir)之前,蘇丹受伊斯蘭教法管轄。它還將阿拉伯身份強加給其多族裔人口,導致達爾富爾(Darfur)的長期衝突。

該地區由阿卜杜勒·瓦希德·努爾(Abdel Wahed el-Nur)領導的蘇丹解放軍(SLA)現在是剩下的最後叛軍。

其他三個武裝團體則於去年9月簽署了一項和平協議。 2月,這些人被結合進擴大的最高委員會,並在尚待成立的議會中獲得席位。

蘇人解(北方)領導人阿卜杜拉齊茲·希魯(Abdelaziz al-Hilu)拒絕在沒有宗教自由保障的情況下加入。但他確實致力於和平,並贏得了民選總理阿卜杜拉·哈姆多克(Abdullah Hamdok)的承諾,即蘇丹憲法將把宗教和國家分開。

不過,這三個反叛派別都與最高委員會主席阿卜杜勒·法塔赫·布爾漢(Abdel Fattah al-Burhan)將軍簽署了協議。

“這是向國家全面和平邁出的極好一步,”蘇丹聖公會大主教以西結·孔多(Ezekiel Kondo)說, “對於宗教自由,有布爾漢將軍的簽名就是得到了確認。”

以前孔多曾對CT表示],蘇丹在宗教自由方面只值得打5分(滿分10分)。他呼籲蘇丹解放軍的努爾派(el-Nur)加入和平談判。

蘇丹人口4500萬,其中約91%為穆斯林,6%為基督教徒。在Open Doors機構所列出的基督徒處境最艱難的50個國家中,蘇丹排名第13位。

不過,情況正在改善。去年,蘇丹在Open Dorrs的觀察名單上排名第7。但在12月,美國國務院將蘇丹從其“從事或容忍'嚴重侵犯宗教自由'的政府特別觀察名單中”刪除

今年早些時候,蘇丹廢除了對叛教者的死刑。然後,它同意與以色列實現關係正常化——這在許多穆斯林中是有爭議的,但卻受到基督徒的好評。

喀土穆尼羅神學院學術院長穆薩·卡盧(Musa Kalu)同意孔多的評價。與布爾漢的協定肯定了哈姆多克的動議。

“蘇丹教會的情況確實比以前變好了,”他說。 “簽訂這個協議後,情況還會變得更好。”

但並非所有蘇丹人都這麼有把握。

“聽起來很不錯,”喀土穆巴哈里(Bahri)福音教會的執事諾哈·卡薩(Noha Kassa)說。 “但是正如我們一貫的立場,我們希望看到的是落實,而不僅僅是紙上的聲明。”

她表示,對宗教自由的承諾能否堅持下去她只有一半的信心。自從革命以來,蘇丹一直不穩定,經濟很差,支持舊政權的伊斯蘭主義分子仍然很多。

可能會有對革命的反動。

但是如果把這一可能性拋開不看的話,卡薩還是很樂觀的。自從因為新冠疫情而從在黎巴嫩的神學院學業中撤回到到蘇丹,她體驗到的蘇丹是一個現在正對其所有社會成員予以的國家。

基督徒出現在脫口秀節目中,

人們在街頭慶祝聖誕節

而穆斯林也來到教堂,可以自由地詢問和拍照。

目前的過渡期最高委員會定於2022年交出權力。卡薩對於民主變革會走怎樣的道路並不確定,但只要投票是自由和公平的,對於宗教自由能保持下去這一點,她持強烈的樂觀態度。

青年人推動了革命,他們想要的是一個自由的蘇丹。

“變化是緩慢的,但我看到了它們,”她說。 ”這只是一個時間問題。”

翻譯:吳京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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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陪同就是一篇鮮活的證道

在人們最需要的時候,你的現身會讓人感受到神的愛是真實且可觸摸得到。

Christianity Today May 12, 2021
Illustration by Rick Szuecs | Source images: View Stock / Getty | Ryan Klintworth / Lightstock

我以牧師身份第一次作臨終病榻前探訪,看望的是一位我素未謀面的人。 在開車去赴約的途上,我想我要說什麼、以及能否能控制住自己的情緒。 此外,更重要的是我心中充滿感激,因為我不是獨自服事。 當時我正跟著一位年長的牧師在實習:她是一位經驗豐富的牧師,而我是一個容易侷促不安的二十多歲年青人。 那天下午她打算去養老院看望一位垂危的婦女,她就邀請我同行。

在這位女士的床邊,我們用《公禱書》(The Book of Common Prayer)舉行了一個簡短的臨終禮儀。 我的導師親切地讓我帶領部份的禱告和讀經,但我主要工作是作觀察和學習。 雖然我們倆都不認識那位將不久人世的女士——是她女兒邀請我們來的——但我的導師熱情且有自信地向她問侯。 我看到她是如何溫柔地握住和祝褔那雙孱弱衰微的手。 同時,我注意到她也在忍住眼淚。

這是一次很尋常的探訪, 那位女士和她的家人就是我們所有的會眾。 但我深感謙卑,因為我們有幸被邀請參與這樣一個莊嚴肅穆的聚會。

呼召所塑造的能力

無論是好是壞,牧師確實有著了解他人最深刻經歷的方便途逕。 我們不必用世俗的權力或影響力進行交換,但卻被賦予了引導人們度過人生不同階段的神聖特權。 在音樂劇《漢密爾頓》(Hamilton)中,一位年輕的政治家夢想著能身處“事情發生的現場”。 我們的現場不同:它們是出生、死亡、婚姻、離婚、危機、疾病和喪失親人等事件發生的地方。

這種呼召必然會塑造我們的能力。 牧師,尤其是像我這樣的年輕牧師,需要學習的不只是如何講道或管理志願者。 這是為何實習經歷為何如此珍貴的部分原因:看著我的導師照顧這位垂危的女士給我一個關於自己未來的參考。 在我服事經驗中,對我最有塑造影響力的,就是能與年長的牧者一同服事,讓我有機會跟隨他們學習。

但牧養事工所需的能力超出了任何技巧組合。 具體來說,現場的服事——在事情發生的場所——更重要的 是能在那裡陪伴,而不是 要做什麼事。 牧師的在場就已表達了該說的話。 我們願意現身就是一個活生生的證道,在人們最需要的、又往往是最意想不到的地方,像在病房、法庭、太平間等,讓人感觸到神的愛。 根據聖公會傳統的說法,牧者的在場就看待是一個聖禮:它意味著超越一般的現實。

現身

當我讀神學院的時候,我母親正在與癌症苦戰。 我們已經失去了父親,無法接受再失去另一位至親。 我們和母親一起在醫院的時間是充滿了痛苦和恐懼。 在她的一次手術後,我來到醫院,發現她教會的兩位牧師已經在病房裡,他們正在和她一起祈禱。 目睹他們在病床旁,以及我身心受創傷的親人們,那提醒我:在這次經歷中,我們並不孤單, 教會與我們同在, 神與我們同在。 一張關懷的卡片或一個慰問的電話都不會像他們的在場那樣有力地傳達如此的信息給我。

在我自己的事工中,我有時擔心會誤判人際間的互動。 對像我這樣的千禧世代來說,即使是一通電話也會覺得是冒犯人—— 為什麼不發短信呢? ——社會文化對牧養事工 越來越不重視,會導致我們假設在危機時刻不被需要。 所以,當我問是否要我來醫院或這樣建議,“如果你需要什麼,請告訴我”,就往往是錯在過份謹慎了。

但我知道,對這樣的提議做出回應——“是的,牧師,請馬上來醫院”,或者“我們需要一些飯菜送到家中”——是需要勇氣和清晰的頭腦,對一個正極度傷痛的人作如此的要求是不公平的。 我們事工的一部分應是主動提出:“我想來和你一起禱告。 現在是適合的時機嗎?”即使沒有事先詢問,有時不妨就過去。 我媽媽完全不知道那兩位牧師怎麼會算準時間在她手術後來醫院。 她沒有要求他們來,他們就這樣出現了。 那也是為何他們的到來是如此有意義的部分原因。

當我們不能去時

有時候,親自到場是不可能,正如我們在這場大疫情中所經歷的。 許多人獨自在病房裡煎熬。 人們無法出席葬禮表達哀慟。 《新約》時代的使徒與他們的會眾也經歷類似的隔離,雖然基於不同的原因。 像我們一樣,他們尋求有創意的辦法。 保羅在旅行或被監禁期間繼續給他牧養的教會寫了許多書信,這些教牧書信後來成為我們現在讀的經文。 但正如保羅所強調的,沒有什麼能取代面對面的事工。 分離並沒有使保羅對相聚的渴望變得遲鈍,反而增強了那渴望(羅1:11;帖前2:17-20;提後1:4)。

耶穌也經歷過與他所愛的人分離。 在拉撒路的家人正處於危機的時刻,雖然他沒有立即去拜訪他們(約11:5-7),但他後來仍然冒著生命危險去猶太看望他們(8、16節)。 雖然他打算讓拉撒路從死裡復活,但他仍然和拉撒路的姐妹們在墓前哭泣(34-35節)。 耶穌使拉撒路復活,是他服事這個經歷失去親人的家庭的高潮,但並不是從那時才開始。

教會的光

兩年前,我也成為失去一位至親的姊姊。 那時,我和丈夫一起在一間大教會服事,有一個由經驗豐富的神職人員組成的團隊帶領我們。 就在我們要被按立前三週的那個感恩節早上,我接到噩耗說,我的小弟在前一天晚上自殺了。

接下來的六個星期是完全無眠的模糊,我掙扎在如何接受這樣的損失中。 我的頭腦是一團混亂,我的神經一直緊繃著。 我無法睡眠,即使入眠,卻不斷做惡夢。 我開始為我的孩子感到不正常的恐懼,擔心他們會遭遇可怕的事情。 這悲痛嚴重地全面影響我。

現在,時間漸漸地癒合我的哀慟,我偶爾重溫我弟弟去世後的光景。 祈禱的心讓我能再面對那段記憶。 每次當我回想起那悲痛,我記得我的牧師都在場陪同。 我記得在我們接到這個消息後幾分鐘,他的聲音就在電話的另一端傳來;當我被噩夢困擾時,他到我們家裡的每一個房間為我們禱告;他提議把我弟弟的骨灰罈放在他的辦公室裡,直到我能開車把它送到我母親家;他給我的小木十字架,仍放在我的桌子上。

在南卡羅來納州為我弟弟舉行的追悼會結束後,我母親把他的一小部分骨灰給了我,要把它歸土於我在維吉尼亞州的教堂旁。 把我弟弟身體的一部分安葬在我所事奉教會外的紀念花園裡,這是一個特別且切身的經驗。 我邀請我們的牧師和他的妻子也一起來參與。 在我們到達後幾分鐘,我才意識到,我完全不知道如何埋葬骨灰。 我們該怎麼做呢? 當我轉過身,我就看到我的牧師已經手裡拿著一把鏟子走過來。

我的牧師所採取的這些陪伴方式,我都不知道如何啟齒求助。 現在我記憶中最黑暗的時刻卻被教會的光所照亮。 陪伴事工讓人感到教會的同在。 它將我們生活中的事件用共同的記憶編織在一起,也融合了我們的信仰:為我孩子施洗的人,也在我被按立時證道,也正是幫我埋葬我小弟的人。 這些截然不同的歡樂及哀傷經歷都屬於同一個故事——神與我們同在的故事。

漢娜·金(Hannah King)是聖公會牧師,在南卡羅來納州格林維爾的鄉村教會(Village Church)擔任助理牧師。

翻譯:江山

責任編輯:吳京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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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IS處決在埃及西奈半島遭綁架的基督徒商人

家人哀悼並慶祝一名科普特祖父的殉難,他資助了他所在城市的唯一一座教堂,建立一個“天上的家”。

Christianity Today May 12, 2021
圖片:Wilayat Sinai/Telegram截圖:Christianity Today

伊斯蘭國聲稱對又一名基督徒的遇難負責。

而埃及的科普特教會又多了一位殉道者。

“我們告訴我們的孩子,他們的祖父現在是天堂至高處的聖人,”彼得·薩拉馬(Peter Salama),他62歲的父親納比勒·哈巴什·薩拉馬(Nabil Habashi Salama)在西奈北部被ISIS處決。

“我們為他感到非常喜樂”。

薩拉馬家族被稱為西奈半島地中海沿岸的比爾·艾布德(Bir al-Abd)地方最古老的科普特家族之一。納比爾是一名珠寶商,在該地區還擁有電信和服裝商店。

彼得說,ISIS針對他的父親,是因為他在建造市內聖瑪麗教堂中的份額。

在新發布的名為《屠殺的製造者》(或《史詩般的戰鬥》)的13分鐘宣傳視頻中,一名武裝分子引用《古蘭經》要求羞辱基督徒,並要求他們心甘情願地支付 吉茲亞 ——一種保護稅。

納比爾·哈巴什·薩拉馬在他的科普特教堂——埃及北西奈省比爾·艾布德的聖瑪麗—聖阿巴努布—聖卡拉斯教堂。圖片:Wilayat Sinai/Telegram截圖:Christianity Today
納比爾·哈巴什·薩拉馬在他的科普特教堂——埃及北西奈省比爾·艾布德的聖瑪麗—聖阿巴努布—聖卡拉斯教堂。

納比爾五個月前在他家門口被綁架。目擊者,他在反抗過程中遭到了嚴重的毆打,然後被扔進一輛被盜的汽車裡。這可能是不同的綁架者,因為在納比爾被處決的視頻中,他自己被ISIS關押了3個月零11天。

4月18日,他跪在地上,後腦勺中彈。

“你殺人,你也會被殺。”針對“全世界十字軍戰士”的這段視頻如是說

它針對埃及的所有基督徒,警告他們不要相信軍隊。而支持埃及國家政權的穆斯林則被稱為“叛教者”。另有兩名西奈人在視頻中被處決。他們都是與軍隊合作的部落成員。

彼得·薩拉馬,在強迫納比勒改信的過程中,他的牙齒被打掉了。

納比爾的女兒瑪麗娜也參加了悼念活動。

她在Facebook上寫道:“我會想念您,我的父親。您生前的美德和殉道中的堅定信仰都讓我們驕傲。”

科普特教會發布了一份官方聲明,稱納比爾是“忠實的兒子和僕人”,”至死都堅守自己的宗教”。

它隨後重申了對埃及軍隊和國家政權的支持。它說,這種行為“只會讓我們更加堅決地…維護我們寶貴的民族團結”。

本月早些時候,埃及又宣布了82個教會的合法化。自2016年通過修正法以來,合法教會的總數已經增加到了1882個。

內政部今天表示,已經擊斃三名武裝分子並持續追捕另外三人,並納比爾為“公民”。

但因為視頻和行刑,人們開始擔憂ISIS在長期蟄伏後重新開始活動。 2017年,該組織在比爾·艾布德的一所清真寺向正在祈禱的穆斯林開火,造成300多人死亡。這是埃及現代史上最致命的恐怖襲擊。

同年,他們還襲擊了居住在附近阿里什(Arish)的基督徒,導致100多個家庭流離失所。

此後,埃及軍隊發起了一場大規模軍事行動,以剷除當地的ISIS分支。該分支從未成功奪取或控製過領土。 2018年,國家安全部門宣布已擊斃900多名武裝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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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基督教家庭逐漸返回,儘管在本文見刊時沒有確切的數字。 2012年,科普特教會主教科斯曼(Cosman)表示,在他的北西奈教區有740個基督教家庭。但是在撤離之前,教會官員表示,家庭總數已經只剩下160個。

今天,基督徒婦女們都戴著頭巾,以免引人眼目。彼得說,在向當局通報了318000美元的贖金要求後,國家安全局讓他和家人搬遷,以保證安全。 (關於此贖金,美聯社報導的數字為127000美元。)

”他科普特出版物《Watani》:“在生計被斷絕後,我們生活在廢墟中。

最近,另外兩名科普特人在支付贖金後獲釋。他們是去年在西奈半島被綁架的。

全球基督教團結會主席默文·托馬斯(Mervyn Thomas):“塞西總統一直致力於促進埃及基督徒和穆斯林之間的和平共處,他的政府已經採取了一些可喜的措施。”他也向薩拉馬一家表示慰問。

“但是綁架事件……顯明,根除宗派主義、保護弱勢社區、促進社會凝聚力以及維護所有埃及人的基本人權,一切還任重道遠。”

同時,埃及新教教會的主席也贊同科普特教會的觀點。

安德烈·扎基(Andrea Zaki)告訴CT,“我們與埃及國家政權一起,以熱忱面對所有的挑戰和邪惡… …我們一如既往地支持我們真正的埃及團結”。

然而,彼得·薩拉馬關注的是永生。

他回憶起父親納比爾說過的話,“不要以為我建造這座教堂是為了這裡。我是正在為自己建造一個天上的家”。

而正是這種平安讓納比爾即使面臨脅迫,仍在臨刑前告訴他的兒子:

“一切都好,感謝上帝。”

翻譯:LC

責任編輯:吳京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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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治是復活的預表

疫苗彷彿像是神蹟。 相較之下,永生豈不是更不可思議的神蹟嗎?

Christianity Today May 12, 2021
Illustration by Kumé Pather

自從去年復活節開始,新聞就是一片愁雲慘霧。 疫情罹難人數的飆升、強制疏離造成社會的苦悶、種族間的暴力、政治上的口水戰,再加上極地漩渦,讓曙光ㄧ絲都透不進來。 飽受折磨的我們還有資格快樂嗎?

在《紐約時報》的一次採訪中,著名社會學家暨專欄作家澤耐普·圖菲克奇(Zeynep Tufekci)將我們目前集體的悲觀情緒 歸咎於 媒體和公共衛生官員對疫情流行的警吿慢半拍。 當時從武漢流傳出的消息模棱兩可,暗示新冠病毒沒有人傳人的危險,世界衛生組織(WHO)又對其還加以重申,儘管證據實際指向相反方向。 而那麼做的用意本來是為避免人群過度反應,引發恐慌。 這次失誤所留下的經久刺痛,使人陷入憂鬱。最近則表現為,即使是感染率下降、疫苗研發方面的奇蹟,還是不能讓人提起勁來。

先前預測 ,研發任何疫苗都至少得花12至18個月,而且保護力粗估目標為50%。 不料今年復活節前夕,不只一種疫苗研發成功,而是多達四種疫苗,且保護力高達95%,在醫學史上前所未見。 今年復活節的日出可比以往的耀眼多了。 雖然大多數教會尚未恢復實體的聚會,但疫苗和群體免疫指日可待的保證,意味著讓人們能再次相聚不再是空口白話。

然而圖菲克奇指出,媒體和公共衛生官員並沒有忙著慶祝人類卓越的成就,而是擔心再次誤導公眾。 因此,儘管 COVID-19疫苗幾乎能讓人完全免死於新冠 這項不爭的事實,新聞報導仍然持續專注於變種病毒株的威脅,提醒大眾繼續戴口罩,並對未知提出擔憂。

畢竟人都難免一死,但這裡正是復活節的好消息不應被忽視之處。 “復活在我,生命也在我”,耶穌說。 “信我的人,雖然死了,也必復活;凡活著信我的人必永遠不死。”(約11:25-26)。 《聖經》信息譯本(The Message)在這節經文上加了一個“終究”,來澄清耶穌並不是說我們能在地上長生不老。 不過,永生不單只存在天上。 保羅直說,新的生命我們已經有了(羅6:4;加2:20).

在事情急轉直下前,耶穌的門徒們原本對這則好消息是欣然相信的。 耶穌被捕定罪卻讓他們驚惶,四處逃命。 甚至在耶穌復活后,門徒們仍然四處躲藏,不願相信婦女們所說的空墳墓,更斥之為“一派胡言”(路24:11)。 當復活的耶穌親身顯現時,門徒居然還是半信半疑(36–37節)。 門徒的心灰意冷和絕望與現實的殘酷至少是吻合的。 為了避免使自己失望,人會對好消息視而不見。

根據 皮尤研究,一月的時候,有三成的美國人(28%)表示他們的信仰因著疫情更加堅定。 研究本身並沒有區分信仰,也沒有表示有多少美國人本身就有信仰。 但是,如果從一些 最新統計 的蛛絲馬跡來看,有超過70%的美國人自稱是基督徒,意即有許許多多基督徒的信仰在疫情之下原地踏步。

越挫越勇是基督徒的特質,但如果困境持續惡化,則可能對信心構成威脅。 錯過耶穌復活顯現的門徒多馬擺明著不信,除非他能親眼見證。 耶穌因此再度顯現,但之後卻說,“那沒有看見就信的有福了”(約20:24-29),這也是對我們說的。

耶穌明白門徒依然會軟弱——同理可證,我們也會——所以耶穌吹氣讓門徒受了聖靈(22節)。 正是聖靈與我們的心同證我們是神的兒女(羅8:16),“現在的苦楚若比起將來要顯於我們的榮耀,就不足介意了”(18節)。

身為ㄧ名安寧病房的志願者,我在大齋期(Lent,又称四旬期、预苦期,为复活节之前的四十天的斋戒期——译者注)開始時去接種疫苗。 當天我和其他幾十位志願者排著隊,看到他們熱切期盼回歸正常的生活。 當我走出診所大門時,除了得到了免疫力,又再加上了幾分輕盈和勇敢。 我當時不單單決心找回先前的生活步調,甚至有一股力量叫我去愛人服事人,為重獲的新生而喜悅,不畏前方任何的艱難險阻。

如果小小一劑疫苗就有如此強效, 那保守我們永生的聖靈豈不是更厲害嗎?

Daniel Harrell為《今日基督教》的主編。

翻譯:王寧揚

責任編輯:吳京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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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不會像在天上寫字那樣對你說話

我們想從天上得到明確指引的迫切懇求,可能早已得有了回應。

Christianity Today May 5, 2021
negatina / Getty Images

我們都曾說過這樣的話——要麼只在腦海裡說,或是真的大聲說出來:「如果上帝能告訴我該怎麼做,我就會去做!」

我們都想遵從上帝的旨意。當我們面臨人生重大的決定時,如果上帝用我們耳朵能直接聽到的聲音下指令,或給我們某種暗示,真的會非常有幫助,更別說會多有效率了。

當前方的道路似乎不明確時,我們會開始納悶為什麼天堂不能打開一點,給我們指點一下方向。畢竟,上帝曾為聖經裡的人這樣做過。難道祂不能也為我們這樣做嗎?但我同時想著,我們是否也忽視了ㄧ些就在我們眼前且十分明顯的指示呢?

誠然,聖經裡有許多關於人們聽到上帝的聲音,告訴他們該怎麼做的記載。他們得到的正是我們想要的:來自上帝口中的明確指示。但令人震驚的是,他們並沒有迅速服從,而是常常猶豫不決,或直接忽略這個指示。

當上帝在燃燒的荊棘裡對摩西說話,明確告訴他要拯救以色列人脫離奴役時,摩西猶豫了一會。以色列人曾無視上帝在西奈山上如雷霆般的命令,儘管他們最初承諾,「凡耶和華所說的,我們都要遵行」。當上帝在打穀場對基甸說話時,他也猶豫了,並向上帝要求一系列的跡象作為印證。而也許最著名的故事是,亞當和夏娃親耳聽到了關於某種果子的命令,他們卻公然忽視這個指令。

根據聖經裡的紀錄看來,「親耳聽見上帝的聲音」能讓我們比前輩們更加順服上帝,是非常令人存疑的。

在我們對明確性的渴望中我們可能會過度執著於我們「想做的事」而不是「我們應成為的人」

然而,我們卻堅持不懈地尋找某種方法來確定神要我們做什麼。 我們「鋪設了某種羊毛」,心想:「如果X在這個日期前發生,我就知道神要我做Y。」我們禁食,或者禁電視、社交媒體,希望得到清楚的指引來做決定。我們操練獨處,希望能聽到某種微小的聲音。我們尋求從朋友或配偶而來的印證。我們瞇著眼睛看天空,希望在雲層裡看到字跡。主啊,求祢直接告訴我該怎麼做

但如果我們不夠謹慎,在我們尋找上帝對我們人生處境的旨意時,我們可能會忽略祂對我們品格的旨意。在我們對明確性的渴望中,我們可能會過度執著於我們「之所為」(doing)而忘了我們「之所是」(being)。

然而,上帝很清楚地表明,祂喜悅的從來都不是祭物和禮物(我們做的事),而是一顆尋求祂的心(我們對祂的愛)及渴望聖潔的心(詩篇40:6-8)。上帝對我們的生命確實有個明確的旨意:使我們成聖,成為聖潔,效法基督的模樣(帖前4:3,弗5:1)。當我們的「之所是(being)」成為我們最關注的事時,我們就可以不再慌於尋找雲彩中的提示或牆上的字跡。好消息是,我們不需要這些「字跡」或「聲音」就能知道上帝想要我們成為什麼樣的人。

你永遠不需要鋪設羊毛,就能知道上帝的旨意是要你在今世自守、公義、敬虔度日(多2:12)。

你不必禁食,就能百分之百地確定,上帝的旨意是要你凡事不可結黨,不可貪圖虛浮的榮耀(腓2:3)。

你永遠不用看牆上的字跡,就能毫無疑問地知道,上帝的旨意是要你放下污穢和貪婪的行為(弗5:3)。

你永遠不必等待朋友或配偶的印證,就能知道上帝的旨意是要你慢慢地動怒(雅各書1:19)。

你永遠不用聽到某個微小的聲音,就能毫無保留地知道,上帝的旨意是要你操練感恩(弗5:4)。

你永遠不必在天空尋找雲彩中的信息,就能明確地知道,上帝的旨意是要你成為聖潔,無有瑕疵的人(弗1:4)。

上帝確實已透過祂的話語向我們清楚顯明祂的心意。

要過著敬虔的人生,除了約拿所領受的那種賜予生命的印證,我們不需要別的印證:基督已經復活了,我們因此而得的恩典正在改變我們的生命,使我們能越來越像祂。

上帝呼召我們活出被祂全然轉變的生命樣式。我們首先要尋求的是祂的國和祂的義,信任統管萬有的上帝會看顧我們的人生處境,並將我們全人順服在祂恩典的旨意之下。

Jen Wilkin是一位妻子、母親和聖經老師,她熱切地希望看到姐妹們成為基督的忠實跟隨者。 她是《屬神話語的姐妹》、《照著祂的形像》和《沒有人像祂》的作者。

翻譯: Addison /校編:吳京寧、Yiting Ts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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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放下我的伊斯蘭特權,在世界各地傳揚耶穌

穆罕默德的一個直系後裔是如何在擁擠的巴基斯坦人行道上遇見基督的。

Christianity Today May 3, 2021
Courtesy of Dynamis World Ministries / Edits by Christianity Today

我出生在孟加拉的一個遜尼派穆斯林家庭,在那裡我從父親學到嚴格紀律的意義。父親是軍隊中的一名少將,在情報部門工作。 我們住在不同的軍事基地,住在為軍官與家屬預備,精緻的宿舍裏。 有僕人照顧我們的每一樣需要。 孟加拉和巴基斯坦的商業和政治精英經常參加在我們家裏舉行的社交活動。

我從小就讀於一所伊斯蘭學校(宗教學校),在那裡我們學習《古蘭經》,從伊瑪目那裡學習古典阿拉伯文。 我父親的家族可以追溯到約旦的哈希姆王國(這個名字來自先知穆罕默德曾祖父的孫子哈希姆)。 他的傳承使我有資格成為伊斯蘭創始人的直系後裔。

我因我的聖祖而受人尊敬。 然而,我的童年常常是痛苦的,尤其是在我父母離婚,父親突然再婚之後。 那時我八歲,感覺到被遺棄,想念媽媽。

我的繼母經常在精神上和身體上虐待我。 她會一面尖叫著詛咒,一面用板球門打我,或者把她鋒利的指甲挖進我的耳朵里,導致耳朵流血。 我滿身都是瘡。 我父親不理睬我的求助,還毆打我,認為我在撒謊被虐待。

當我13歲的時候,我加入了一所著名的空軍學院作學員,目標是要從事像我父親那樣的事業。 然而,我在1975年21歲時離開了軍隊。 我童年時未癒合的創傷使我陷入下坡螺旋。 自殺的念頭困擾著我。 然後一個看似偶然的事件永遠改變了我的生命。

願意死

在巴基斯坦第二大城市拉合爾(Lahore),我在走路去購買電熱水器時,注意到一個白種人在街角分發福音單張。 他穿著邋遢的牛仔褲,看上去像個嬉皮士。 他身高超過六英尺,在繁忙的街道上脫穎而出,那裏滿了購物的人、按著喇叭的汽車、穿來穿去的摩托車、三輪計程車、驢車和從食品商販傳來的辛辣香氣。 他的舉止散發著內心的平靜,我好奇地走近他,問他:“你是誰,你從哪裡來?”

他說他是主耶穌基督的僕人,來自英國。 他屬於耶穌子民運動的街頭佈道團隊,在20世紀70年代以周遊世界而聞名。 從我的穆斯林教養,我只知道耶穌是一位先知,曾經向穆罕默德顯現。 我不相信祂死在十字架上——我們被告知,猶太人是把猶大釘在十字架上。

在與這個英國人交談了幾句話之後——後來,我得知他的名字叫基思——我走開了。走了大約50碼,我又回去。 雖然我相信伊斯蘭教,但我想更多地瞭解他的信仰。 基思告訴我基督會釋放我,給我新的生命。 雖然我懷疑他的上帝對我的絕望會感興趣,甚至祂是否存在,但我在鞋店前擁擠的人行道上低頭祈禱接受基督。

我感覺到這就是我一生在等待的。 感覺到好像一塊巨大的石頭從我的背上被挪開。 所有的東西看起來都滿了色彩,我要唱歌,我要笑。

基思和我安排了第二天早上在拉合爾基督教青年會見面,使我能夠更多瞭解基督教信仰。 我在那裡等了幾個小時,但他卻沒有出現——第二天他也沒有出現。 第三天回到基督教青年會,我在大廳裏坐了一會兒,然後注意到一對夫婦在整理和基思一樣的單張。 我得知他們是來自同一個佈道團隊。 當我問起基思時,他們告訴我,他因為家庭發生了緊急事件而立即離開了這個國家。 我再也沒見過他了。

在我告訴了他們關於與基思的相遇後,我們進行了一次精彩的交談。 他們鼓勵我,叫我一面拿著一本酒紅色的皮面《聖經》,一面閱讀裏面的經文。 起初我拒絕,因為穆斯林不能用未洗過的手觸摸一本聖書。

這對夫婦強調路加福音9:23-25,有關耶穌解釋捨己和背起自己的十字架的意義。 他們挑戰我:“如果你不願意為耶穌而死,那麼你就不適合為他而活。 祂要你每天背起你的十字架。”

我沒有意識到,在幾周內,這些經文將嚴重考驗我的新信仰。

軟禁

作為一個新的信徒,我加入了佈道團隊。 他們教導我,給了我一本袖珍的《新約聖經》學習。 我感受到他們的愛和真正的關心。 一天下午,我獨自一人,在遠離擁堵的樹林中,我聽到一個可聽見的聲音:“這就是你一輩子要做的。 我會帶你到世界各地,你會告訴人們關於耶穌。”

雖然恐懼籠罩著我,但我相信這是上帝在說話。

我知道背棄了伊斯蘭教,就是在討家人來羞辱我,在冒著被家人爲了維護家庭的榮譽而把我殺害的危險。 當時,我和朋友住在拉合爾。當我承認我接受了耶穌進入我的生命時,他們非常憤怒。 他們寫信給我的父親,一個虔誠的穆斯林,每天面向麥加祈禱五次,并且曾被一個聖人教導。 他非常憤怒,衝到拉合爾來處理我的叛教。 他招募朋友騷擾我,強迫我退縮。 當那不起作用時,他們把我送進精神病院。

在醫院的精神病房裡隔離了兩個星期,我被施以鎮靜劑和被士兵看守。 雖然如此,通過秘密閱讀我偷偷帶進來的《新約聖經》,我得到安慰,并且還能夠帶領幾個人歸向耶穌。 跟著,上帝介入,精神病醫生證實我理智清晰並讓我出院。

我父親很生氣。 他把我軟禁在巴基斯坦旁遮普省南部,他那在木爾坦的家中, 有武裝哨兵在外面站崗。我被關了幾個星期,然後乘公共汽車逃到拉合爾的基督徒朋友家。 當我得知員警在搜捕我時,我就逃到卡拉奇加入一個佈道小組。 即使在脅迫下,我的信仰也隨著我吞噬《聖經》、記憶經文、分享我的見證和分發單張而增長。

我們的街頭佈道蓬勃發展,直到1976年初我父親展示他的政治權力爲止。 員警以從事反伊斯蘭活動爲由,逮捕了我們中的五個人。 我們擠在一間狹小肮髒的牢房裡,在一些放在磚頭地板上佈滿嘔吐物的毯子上睡覺,共用一個小罐子做爲廁所。

我的四個基督徒弟兄來自其他國家,他們在幾天內被釋放並被驅逐出境。 但我的身份證和護照被沒收了。 我被警告,“你會以穆斯林身份離開這裏,不然就死在這裏。”

獄卒把我轉移到一個政治犯的牢房,在那裡我花了將近一年的時間。 儘管感到羞恥和孤立,聖靈還是支撐著我,我偷偷帶進來和隱藏著的《新約聖經》也伴隨著我。 上帝的榮耀多次充滿了我的牢房。 在閱讀使徒行傳16:25時,我感到特別受鼓舞,那裏敘述了保羅和西拉在獄中祈禱和唱讚美詩。 令人振奮的是,上帝認為我配得為耶穌受苦。

在威脅我父親,要在巴基斯坦最高法院訴訟之後,我被釋放到他的管控之下。 根據和解條款,我仍然是一名政治犯,不能離開這個國家,不能擁有一本《聖經》,也不能與基督徒交往。 和我父親住在一起讓我疲憊不堪,尤其在他們發現我把《新約聖經》藏在床墊下,又把我逮捕之後。 (儘管擔心遭到報復,我偶爾還是設法溜出去與基督徒團契交通)。

1977年,由於我父親越來越無情的壓力,要我放棄對基督的信仰——他威脅要以叛教罪把我斬首——我做出了逃離巴基斯坦的決定。 沒有其他的選擇。

地下基督徒冒著被報復的危險,把我藏起來,並提供旅費 (我當時身無分文) 。 他們幫助我獲得了一本新的護照和去阿富汗的簽證。 雖然軍隊和員警在尋找我,但我在兩名伊朗外交官的協助下,通過了阿富汗邊境的檢查站。 我穿著舊牛仔褲走過邊境,拖著一個背包和吉他。 慷慨的伊朗人開車送我去坎大哈,並支付了我去喀布爾的車費。

在我七個月的逃亡旅程中,上帝總是供應。 爽快的弟兄姐妹們慷慨地支援我。 從喀布爾,我經過土耳其、俄羅斯、比利時、荷蘭,最後去到瑞典。 在忍受了一些官僚主義的騷擾之後,政府終於給了我政治庇護。

呼喚去宣教

瑞典成了我的新家。 我學會了當地的語言,並加入了一個福音派路德教會。在那裡我遇到了我的妻子布里塔(Brita),我們於1979年結婚。 我就讀於霍爾斯比(Holsby)的火炬手國際聖經學校,然後搬到烏普薩拉。在那裡我在穆斯林移民中事奉。 布里塔做護士,而我在一棟辦公樓裡做清潔工。 我知道即使我打掃浴室和地板,上帝還是可以使用我。

一直以來,祂都在準備我去完成祂在拉合爾告訴我的使命,在世界各地宣揚耶穌。 我們搬到美國接受進一步的聖經培訓。一年後回到瑞典,我在烏普薩拉的生命之道培訓中心教了四年書。

我也活躍在教會和校園基督徒團契,做街頭佈道和為病人祈禱。 1983年,我宣教的使命在波蘭得到鞏固。 我陪同兩對夫婦駕駛一輛滿載著要給貧困家庭食物的麵包車去那裡。 我被邀請在天主教青年營講道。 跟著他們又邀請我回去,結果發展成向大批聼眾講道,和帶領許多年輕人決志歸向基督。

過了不久,我創立了Dynamis世界事工,這是在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舉行大型佈道會的前身。 1993年,我們把總部搬到了賓夕法尼亞州的蘭開斯特。 在過去的40年裡,我有幸在超過75個國家講道,和在亞洲、東歐和非洲植堂。

根據《約翰福音》的記載,耶穌用神跡餵飽了5000人,那五餅二魚是來自一個不知名的男孩的奉獻(6:9)。 這個故事提醒我們,上帝甚至可以使用最小的東西——和最不起眼的人——發揮戲劇性的作用。 當我剛成為基督徒時,我唯一的抱負就是做街頭佈道和分發單張。 當我看見上帝如何使這些努力倍增,使越來越多的人能夠嘗到生命之道,我感覺到自己的卑微。

Christopher Alam是《脫離伊斯蘭教:一個穆斯林對基督的信仰之旅》一書的作者。 彼得·詹森(Peter K. Johnson)是住在紐約薩拉納克湖的自由撰稿人。

翻譯:元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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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還應該被稱為“福音派”嗎?

在我們這個兩極分化、政治化的時代,或許應該有一個更好的名字。

Christianity Today April 26, 2021
Pearl / Lightstock / Edits by Rick Szuecs

那些在一切信仰和實踐問題上堅持聖經權威的基督徒,有沒有一個更好的詞來形容他們?

也許是時候用一個新的複數來反映基督徒的自我認知了。這個不同的名詞包含所有相信、追隨耶穌的人,而讓所有的福音派神學理念和教派都有歸屬感。在我們的文化環境中,一個新的複數名詞能否讓我們擺脫負面的刻板印象?

如果我們作為基督徒是認真的,在用耶穌永恆的救贖信息向人們傳福音的同時,仍然希望可以理解我們所生活的世界,並被這世界所理解——那麼我能不能推荐一個詞,讓福音派不能拒絕?一個名詞,在我們堅持信念一致和行為真實的同時,很難抗拒?

不久前,我們剛慶祝了宗教改革500年,紀念了路德,一個不掌權威但肩負起了責任、挑戰流行的神學觀念的人。按照他的傳統,來個新名詞如何?把我放在“聖經派”(biblicals)這群人當中吧。

“基督徒”這個名詞在北大西洋沿岸以外的地區擔負著情感的重擔。在印度,我出生的地方,陳舊錯誤的論點導致人們很容易反感基督徒,覺得他們屬於西方。基督教從一開始就是非西方的,現在又有更多的非西方信徒——這一點也許能幫我們回到最初新約中給耶穌的信徒及追隨者的稱呼(徒11:26),但我們目前還做不到這一點。

馬丁·路德在16世紀首次使用evangelium這個詞(拉丁語的“福音”——譯者註),而100年後的大覺醒中,出現了evangelical這個詞(即如今英文中的“福音派” ——譯者註)。多麼精緻高雅的名詞啊!它創造性地音譯了希臘語的複合詞(eu+angelion),並自然而然地加以改編。這個詞與生俱來地蘊含著善良和快樂。在19世紀的美國,這個詞開始被廣泛使用;1976年則被稱為“福音派年”。雖然對內行人來說,這個名詞有具體的含義。但在全球大部分地區,對非基督徒來說,這個名詞始終沒有“基督徒”那麼容易冒犯人。在敘利亞阿勒頗的維拉特大街上,“福音派”這個詞對那些新加入教會、有經濟需求的人來說,是美好的。他們被眾人拒絕,而那裡的福音派教會是唯一已知歡迎他們的教會。

然而在美國,福音派一直被尖銳的刻板印象所玷污,尤其是在最近的大選中。我們的社會習慣給人貼標籤,如按世代(嬰兒潮世代或千禧一代)、按教派(加爾文派或阿米念派),或是按膚色(如歌中所唱,”紅黃黑白,在祂眼中皆是寶貴”)。這在我們頭腦中固化了詞語的不必要的含義。

“聖經派”這個名詞暫時還不會錯誤地渲染起非福音派的情緒。它不會引發一種競爭意識,反對顯而易見的右傾票倉。它可以用於統稱福音派基督徒,無論他們意見的異同,也能適用於各世代、各教派、各民族。他們信奉和跟隨主耶穌基督,既有個人層面的皈依,也有公眾層面對聖經信念的表達。

這當然需要個人和公眾層面上的調整。讓我用一張圖表來簡化語言(也許有些過度簡化):

福音派與聖經派

選項 優點 缺點
福音派
  1. 有相當的歷史背景
  2. 在神學上含義豐富
  3. 在地理上(基督的教會正在成長的地方)被接受
  1. 被當代誤解
  2. 在社會學上含義貧乏
  3. 在基督的教會正在衰落的地方被邊緣化
聖經派
  1. 情感上的負擔較少(至少目前來看如此)
  2. 自然而然地與福音派保持一致
  3. 有潛在的可能性被接受
  1. 用新詞來適應文化環境
  2. 廣泛使用可能需要時間

我不願設想失去福音派這個詞。因為它本質上是指那些認同耶穌以及祂的事工和使命即為福音的人,所以福音派就是我在神學上的身份。它也代表了我身份中的個人目的——分享上帝的好消息,即在主耶穌那裡有永恆的、確實的救贖,提供給了全人類。我是一個福音派基督徒。

而與此同時,在美國,我的居住地,我厭惡使用這個詞。幾十年來,一種膚淺的情緒在美國滋長。福音派已經承擔了太多本不屬於它的意義。這種本是對相信《聖經》(而不是拍著《聖經》)的基督徒的真實描述,在政治上卻已被定義為反人民、反進步、反科學等等。在福音派被指責為反對一切的同時,一些社會階層也開始反福音派。

在高度政治化的美國,參加教會的人數停滯不前,我們也許可以放棄“福音派”這個名詞。而在世界的其他地方,我們仍然可以保留它的美好和真義,因為在那裡,教會正在成倍增長——在那裡,信徒對這個詞的聖經內涵和期許沒有什麼疑慮。

也許使用“聖經派”一詞可以允許自我認同,而不會在任何地方引發尷尬或誤解。它可以給信徒信心,而不必擔心周圍媒體採用稻草人論證及進行有謬誤的研究。希望這種情形能持續一段時間,至少幾十年左右。

也許福音派能經受住誤用和誤解,最終把我們帶回到這個詞原本的意義範圍。而那時,我們就可以與政治福音派保持距離,成為聖經福音派(但這詞本應是多餘的)。最終,若有必要,我們將把這被誤解的詞(“福音派”)從主幹中分別出來,而僅僅被稱為聖經派。名詞“福音派”用來指特定的人,而“聖經派”嚴格來說還只是一個形容詞。但我們可以被統稱為聖經派。這個不可數的名詞和其他棘手的名詞一樣,不鼓勵作為單數使用,至少目前如此。它有助於向所有人澄清:在聖經派中,有許多或許不同但彼此相容的福音派。這的確需要時間適應……就像大多數形容詞變成名詞一樣。希望不要再花500年的時間。

給致力於信福音、愛耶穌、遵從《聖經》的福音派朋友(不是敵人)的後記:你怎麼看?我們是否應該等待那一天?期待您的見解和意見。請致郵ramesh@rreach.org。

Ramesh Richard,全球宣講事工RREACH的主席,達拉斯神學院全球神學參與和牧養事工的教授。

翻譯:LC

責任編輯:吳京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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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讀經回歸到基本點上

最好的工具和策略只是看似簡單而已

Christianity Today April 25, 2021
Steven Wickenheiser / Lightstock

在繼母的教導下,我學會了用最基本的工具烹飪,而她是之前幾代人廚房魔法的繼承人。 用鐵煎鍋煎培根,用叉子翻動; 餡餅殼是用鋼絲糕點切割器在攪拌碗中形成的; 鬆餅是用空罐切的。 準確地使用的話,簡單的工具可以得出各種美好的成果。

但隨著對烹飪的興趣增長,我轉向了那些保証減少勞力或混亂的複雜工具。 我的廚房裡擺滿了一次性用具和高檔電器,但那些經年的脆培根、又薄又鬆的餡餅殼和溫暖的鬆餅並沒有改善。 在許多情況下,它們甚至變差了,或者,因為要找出和正確使用那些器具而削弱了我的興趣。

把得出好東西的簡單做法過於複雜化是有可能的, 閱讀《聖經》也就像烹飪一樣。 因着在線釋經書、詞典、平行對照本《聖經》和可搜索資料庫的普及化,我們可能會忘記能有效幫助我們的那些基本、久經考驗的工具。 考慮重用這五個簡單的“廚具”,在這麼多讀取和分析聖經的方法中,它們可能已經被遺忘在抽屜裡。

重複閱讀

我們低估了重複閱讀在訓練我們遵循文本含義的有效性。 它幫助我們識別概念、名稱、位置、圖像、節奏或短語等,我們也會開始看到結構和模式呈現出來。 我們不會窮盡其用處,因為每次閱讀,新的寶藏都會從文本中發掘出來。 最好的——也是最被忽略的——學習《聖經》的方法之一,就是從頭到尾把聖經其中一卷讀一次,而不試圖分析或應用它。 然後再讀一遍。 又再一遍。

諮詢地圖

當托爾金(J. R. R. Tolkien)出版他現在著名的《指環王》三部曲時,他在開頁中放置了一個巧妙的簡單工具,使他的讀者能夠進入故事:一張“中土”(Middle-earth,小說中虛構地名——譯者註)地圖。 很可能有相當數量的現代基督徒瞭解中土的地理比中東的地理更多。 我們《聖經》的附錄也包含地圖,引我們進入場景,並提供上文下理。 當我們知道,在使徒行傳第8章中埃塞俄比亞的太監為了朝聖而走了一千五百英里,便會讓我們更深入理解他想認識耶和華的熱切渴望。 明白保羅的宣教之旅或亞伯拉罕旅程的路線,增加了我們的理解,並加強了我們對這些故事的記憶。

記錄《聖經》的時間脈絡

以色列王國的分裂何時開始? 以賽亞何時作預言? 何時是兩約之間? 聖殿何時被毀? 這有用的《聖經》時間脈絡可以幫助我們把閱讀內容放在正確的歷史背景中。 它還可以幫助我們理解在某些時代哪些主題普遍地被論及,或者為甚麼某一主題不會出現在《聖經》的某些部分。 考慮製作一個書籤,放在您的《聖經》中,幫助您在閱讀時學習和應用聖經歷史的時間線。

比較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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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那些不熟悉原文的人來說,希伯來或希臘詞典不一定是有用的工具,相反,一本簡單的英語詞典可以是有效的幫助。 當保羅在使徒行傳第13章中遇到方伯(proconsul)時,一瞥同義詞庫就告訴我們,方伯是羅馬的總督。 當我們在約翰一書2:2讀到基督是我們的贖罪祭時,字典解釋這是一個救贖的犧牲。 即使翻查一些常用字如:堅定(steadfast)或公義(righteous),也有助於擴大或挑戰我們的理解。

讀聖《經時》,避免把那“配方”過於複雜化。 重尋基本的文字技巧,以更新的專注去閱讀。 準確地使用的話,簡單的工具可以得出各種美好的成果。

Jen Wilkin是一位妻子、媽媽和聖經老師。 她是《祂的形象,沒有其他像祂的》(In His Image and None Like Him)一書的作者。

翻譯:季小玲

責任編輯:吳京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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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音派心靈的四分五裂

我們為什麼會分道揚鑣,我們將如何重新走到一起。

Christianity Today April 20, 2021
Illustration by Mallory Rentsch / Source Images: Kimson Doan / Unsplash / imtmphoto / Getty Images

新的裂痕正在美國福音派運動的內部形成,但這些裂痕並非沿著通常的地區、宗派、種族或政治界限。曾經在對基督的承諾中團結在一起的夫妻、家庭、朋友和教會,現在卻因為看似不可調和的世界觀而分裂。事實上,他們不僅僅是在分裂,而是變得互不相讓。

最近,為了理解正在發生的這一切,我的一群大學同學——都是在健康的福音家庭和聚會中成長和培養起來的——在網上重聚在一起。有一位哀慟說,她已經無法理解父母,也無法理解他們對世界的看法怎麼會發生如此突然、痛苦的轉變。另一位則描述到,一些與他有著同樣的社會、人口背景(demographically identical)的朋友,曾經在幾乎每一個問題上都站在他一邊,而現在卻在鼓吹某些令他震驚的觀點。還有一位說,她的教會在相互猜疑和誤解的驅使下分裂了。

“這些都是我的人,”一個人說,“但現在我不知道他們是誰,或者說我不知道我是誰。”

當你覺得你愛的人正在被對現實的錯覺(false reality)擄去時,你會怎麼做?而他們為你的所擔心恰恰也是同樣的,對於這個讓人氣餒的事實,你該怎麼做?

這種疑惑並不是福音派獨有的。曾經肩並肩站在一起的同道中人現在卻發現,地殼板塊的漂流把他們推開了,他們腳下的大陸正在分離,他們找不到回到共同點的橋樑。我們對現實的看法怎麼會有如此大的分歧——我們有什麼辦法可以把彼此重拉到一起嗎?

直觀可信度曲線(plausibility curve)和信息曲線(information curve)

在我的學術生涯中,最持久關注的一個問題是關於人們的信仰是如何形成的。不是他們 應該 如何在某種理想化的完美理性的願景中形成信仰,而是他們作為嵌入(embedded)社區和文化中的具身性(embodied)生物,_實際上_是如何形成其信仰的。我想介紹一個簡單的概念性工具,它部分得益於彼得·伯傑(Peter Berger)的工作,可能有助於我們理解正在發生的事情。

想像一下,一個水平面向下彎曲成碗狀,再升回來,又恢復成一個水平面。從碗的一端到另一端的曲線,代表了某人覺得可信的說法的範圍。我們把它叫做直觀可信度曲線(plausibility curve,或譯為似然度曲線、合理性曲線——譯者註)。落在曲線中心的說法會被認為是最合情理的(plausible),它們不需要什麼證據或論證,個人就會同意相信。落在邊緣附近的說法,隨著偏離中心,越來越被視為不可信,使人信服它們,需要逐步增強說服力。而完全落在直觀可信度曲線之外的說法,則超出了一個人在某一特定時間點可以相信的範圍,因而任何證據或邏輯都是不夠的。

決定某項主張是否被某人認為合乎情理的,是它與其個人經驗、已有信念以及欲信之事的符合程度。一個人的全部信仰頗像一幅攝影馬賽克(見這裡的一個例子):成千上萬的對現實的經驗、認知被連接在一起,從這成千上萬的經驗和認知中,出現了更大的模式和印象,出現了關於現實本質、宏大歷史敘事、是非善惡的本質等方面的高階信仰。當一個單一的信念被嵌入到無數其他信念中時,會讓人覺得試圖改變它的努力都將毫無結果。想一下子解決糾結在一起的上千個分歧,從何處下手?當某個主張與整個不斷強化的信念網絡“吻合”時,反向的證據就幾乎無關緊要了。這也是使直觀可信度曲線具有持久的力量和抗變化能力的部分原因。

慾望在直觀可信度曲線中扮演著特別複雜的角色。我們可能想_不去_相信某種說法,因為它將使我們與我們所愛的人分離、面對痛苦的事實、改變行為,使我們付出社會代價,等等。我們可能想_去_相信某種說法,因為它將是時尚的,對我們的偏見予以肯定,使我們得以與周圍的人區別開來,可以激怒我們的父母,或者出於其他無數原因。對於我們不願意相信的說法,我們需要更多的說服力;而對於我們願意相信的,則不需要那麼多了。

就像政治理論中的奧弗頓窗口(Overton window)一樣,直觀可信度曲線可以擴張、收縮和移動。朋友或家人的直觀可信度曲線曾經是相同的,但隨著時間的推移,他們可能會發現他們的分歧。一個人認為當然是可信的說法,在另一個人看來幾乎是不可想像的。但這是怎麼發生的呢?這就是信息曲線的作用。

想像一下,在直觀可信度曲線上面有一個鏡像的碗。這就是信息曲線(information curve),它反映了某人關於世界信息的外部來源——例如社區、權威機構和媒體。那些位於信息曲線中心的消息來源被認為是最值得信賴的,來自這些消息來源的說法幾乎毫無疑義地被接受。碗外端的信息來源被認為是不太可靠的,所以它們的說法將受到更嚴格的審查。曲線外的消息來源,至少對這個人來說,是如此缺乏信譽,以至於它們的說法被斷然否定。

信息曲線的中心一般會與直觀可信度曲線的中心一致。這種關係是相輔相成的。當消息來源提供我們認為合乎情理的說法時,就會被認為更值得信賴;而當這些說法來自我們信賴的消息來源時,就會被認為更合乎情理。一個信息源如果能持續地提供處於直觀可信度曲線中心的說法,就會被人們無保留地相信。

改變_可以_從直觀可信度曲線的層面開始。也許一個人加入了一個宗教團體,發現這個團體比她想像的更有愛、更合理。當一個消息源宣稱所有的宗教團體都是非理性的、有偏見的時候,她將不再覺得那種說法是合乎情理的,這將使她的信息曲線逐漸轉向更可靠的消息源。或者另一個人經歷了喪子之痛,不再願意相信死亡是意識的終點。他對其他的說法更加開放,擴大了信息來源,慢慢的他的信念也發生了轉變。

改變也可以從信息曲線的層面開始。在一個人長大的社區裡,存在著諸如父母、牧師之類確立已久的權威,而上大學後,她會被引入新的社區和權威。如果她斷定他們是值得信賴的信息來源,這條新的信息曲線很可能會改變她的直觀可信度曲線。隨著其整套信仰的改變,她甚至可能達到這樣一個地步,即對於那曾經給她提供大部分信仰的消息來源,認為根本不再值得信賴。或者想像一個人一生都在消費極左的媒體資源。他開始聆聽保守派媒體的消息,發現他們的主張與他的經歷產生了共鳴——一開始只是略有共鳴,但程度越來越強。漸漸地,他消費了越來越多的保守派媒體,擴大或轉移了他的信息曲線,這又擴大或轉移了他的直觀可信度曲線。他可能會達到這樣一個地步,他對世界更廣泛的認知——歷史上起作用的深層力量、社會與經濟的最佳組織方式、世界上善與惡的力量——已經完全被推翻了。

考慮一下所謂9/11真相運動和QAnon運動。大多數美國人都會認為某些說法說法超出了他們的直觀可信度曲線範圍——例如,為入侵中東並使其石油業的朋友致富,布什政府策劃了大規模的恐怖襲擊,或者,全球自由主義精英們會為了戀童癖和吃人的目的而組織國際兒童販賣行動。然而另外一些人會發現,一種或另一種陰謀論與他們的直觀可信度曲線產生了共鳴;或者,隨著時間的推移,他們的信息曲線可能會隨之改變,以致他們的直觀可信度曲線也隨之改變。曾經看似不可能考慮的主張,現在看來是可以想像的,然後是可信的,然後是合理的,最後是不言而喻的。保守派_當然_會犧牲成千上萬無辜的生命來證明“石油戰爭”是正當的,因為保守派貪婪,這就是保守派的一貫所為。 _當然_自由主義者會為了自己的健康和權力而犧牲成千上萬的孩子,因為自由主義者是變態的,這就是自由主義者的一貫所為。

最後,從定義的角度,讓我們把包括直觀可信度曲線和信息曲線在內的整個結構稱為 信息世界。信息世界涵蓋了個人或個人所在的社區接收和處理信息的方式。不同的信息世界會有不同的事實和來源。我們今天面臨的挑戰是,我們佔據了多個信息世界,但它們之間幾乎沒有共同點,且互有相當敵意。

這一切與福音運動有什麼關係?有相當大的關係。

福音派的危機

美國的福音派運動從來都不是由一個單一的群體組成的。根據不同的標準估計,美國福音派的人數一般在8000萬到1億之間。即使我們按9000萬來分,這也會使美國的福音派人口比除俄羅斯以外的所有歐洲國家都多。它也是多樣化的,涵蓋了各種地區、種族和社會經濟水平。歷史上將這場運動凝聚在一起的,不僅是一套共同的道德和神學承諾,而且還有大體相似的世界觀和共同的信息來源。他們的直觀可信度曲線和信息曲線基本重合。他們在一些問題上有分歧,但共同的中間地帶是他們相互理解和友誼的基礎。

隨著對“福音派”的定義不再從神學,而更多是從社會、文化和政治的角度,以前不被認定為福音派的群體也被歸入在一起,這種共同感變得越來越勉強。今天,這個廣義的福音派運動正在分裂成不同的群體,雖然它們仍然持有一些共同的道德和神學承諾,但在其信息來源和更寬層面的世界觀上有很大的不同。他們的信息世界幾乎沒有重疊。如果不想陷入痛苦和氣憤的爭執,他們只能討論很狹窄範圍內的話題。

美國福音派內部的一個群體認為,我們的宗教自由從未像現在這樣堅固;另一個群體則認為,它們從未像現在這樣面臨更大的風險。一部分人認為,種族主義在美國社會仍然是系統性的;另一部分人認為,強調“系統性種族主義”,不過是將財富和權力重新分配給憤怒的激進分子的一項進步主義企圖。一方比較關注國會大廈的暴動,另一方則更關注喬治·弗洛伊德(George Floyd)被殺後的騷亂。一方認為特朗普的總統任期對基督教的見證造成了代際損害,另一方則認為對基督教的見證有極大的益處。一方認為前總統企圖政變,另一方認為民主黨人偷走了選舉。一方認為戴口罩和接種疫苗是基督徒愛的標誌,另方認為對這兩件事的拒絕是基督徒勇氣的標誌。

當然,介於兩者之間的群體數不勝數,但這些例子說明了緊張的關係:我們佔據著同樣的現實空間,卻眼中有著截然不同的世界。這些不同的世界能否(或應該)再次拉回到一起,確實是個問題。對於我們的福音派運動,現在是一個關鍵的時刻。

那麼能做什麼呢?前述模型本身就表明了該從哪裡開始。如果我們將信息曲線向一個共同的中心移動,直觀可信度曲線就會隨之而來。信息來源於三個渠道:媒體、權威機構和社會。我們不團結的一個原因是,在美國福音派當中這三個來源都出現了危機。我只簡單介紹一下這幾點。

首先,媒體面臨嚴重危機。 即使今天的媒體越來越強大、越來越無孔不入,但它也越來越碎片化、越來越兩極化。現代媒體的動態機制鼓勵了那些即時、憤怒、誇張的內容,使媒體成為兜售蔑視、販賣仇恨的市場。福音派教徒發現自己在社交媒體平台和傳統傳媒來源之間徘徊,而後者公開倡導進步主義事業,壓制保守派聲音以及那些販賣偏執、錯誤信息的極右來源。簡而言之,數字媒體環境演進的結果是從我們的惡習而不是我們的美德中獲利,將受眾分入封閉的媒體空間,只傳遞加強受眾焦慮與反感的信息、評論方面,它在這些方面已經變得及其高效。

這對基督徒的門徒訓練提出了非凡的挑戰。媒體消費多年來一直在攀升,而且在全球疫情大流行期間飆升。我們的會眾可能每週只花幾個小時在神的話語中(這永遠應該是基督徒最重要的信息和權威來源),但去花40個小時或更多的時間沉溺於當下的敵意。一旦信息曲線開始向左或向右漂移,數字媒體的算法以及政客和謀利者的操縱就會加速這一勢頭。很快,曾經對世界有著廣泛得多的共同觀點的基督徒群體,發現他們只能在信仰的某些基本要素上達成一致。在將某種程度的理性帶入我們的媒體消費習慣之前,很難解決信息曲線的其他部分。在分離的媒體世界中生活得越久,我們之間的分化就會越深、越廣。我們越是長時間地沉迷於媒體饕餮,疏於補充深層營養以培育內在的基督精神,我們的共同點就越少。

媒體的危機波及整個社會,但福音派運動也面臨著自身製造的權威危機。曾在美國福音派的寬廣中間地帶受到極大尊重的一代福音派領袖,現在都已經去世了。當前福音派機構的領袖們,雖然明顯地比他們的前輩更加多樣化,但在超越我們這個時代猖獗的意識形態另類化(othering,或譯“他者化”,意味著根據某種差異,將某些人視為缺乏“我們”特質的另類,並認為後者應處於受支配、被歧視的地位——譯者註)方面,還是艱難掙扎。此外,福音運動還見證了無數領袖人物以引人注目的、毀滅性的方式名譽掃地。同時,我們也看到了名牧的崛起。曾幾何時,在同一方向上長期的順服、一生的謙卑學習和和服事,才為一個人贏得了一點點屬靈的權威和過得去的生活水平。如今,憑著份時髦的簡歷和自我推銷的才能,就可以在基督教名人市場上贏得財富和明星身份。

其後果是幻滅和分裂。當年輕一代出走時,那些留在教會的人卻進一步固守在自己的意識形態陣營中。那些廣受尊敬的權威人士,如果能真的再次成為我們共同信息曲線的重要組成部分,那將是因為我們從名人文化轉向了成聖(sanctification)文化——領導力不再是為了建立平台,而是為了背負基督的十字架。那將是因為我們記住了耶穌的話:“你們中間谁愿為大,就必作你們的用人”(太20:26)。那也是因為我們重新學會瞭如何傾聽有智慧的男人和女人、領導者以及鄰居的意見,而不會因政治分歧而將他們釘在十字架上。

轉變信息曲線的第三條途徑是解決我們的社區危機。社區是基督徒生活中必不可少的。它加深了我們對《聖經》的認識,建立了我們在基督裡的共同身份,培養了基督徒的品格,並使我們的年輕人成為門徒。然而,當代生活的壓力、誘惑和光怪陸離的干擾,使我們的紐帶變得緊張,用冰冷的數字模擬取代了肉身社會的溫暖和深度。這種流行病只會加深我們的孤立感,使許多人為了目的感和歸屬感,在教會之外尋找政治部落或陰謀家社區。此外,美國福音派運動的超級政治化也導致了政治上的站隊。不喜歡牧師立場的教徒會離開,去其他政治傾向與他們相同的教會。但由信息世界幾乎相同的個體組成的教會,將日趨僵化、日益激進——卡斯·桑斯坦(Cass Sunstein)稱之為群體極化法則。

教會不應該退縮為一個只有共同厭惡的社區,而應該提供一個有共同的愛的社區,一個遠離分裂和兩極分化、遠離當下的孤獨和寂寞的避難所。教會應該樹立這樣一個榜樣,向人展示,儘管我們在社會和政治事務上存在分歧,但依然彼此關懷,並肯定我們在基督裡身份無比深刻的根基。

伊利諾伊大學芝加哥分校的社會學家、美國宗教學者邁克爾·愛默生(Michael O. Emerson)近日表示,他研究宗教會眾30年,但“從未見過”如此不同尋常的衝突。 “現在有什麼不同?”他問。 “衝突涉及整個世界觀——政治、種族、我們該如何處世,甚至宗教和信仰是為了什麼。”我在上面所提供的,是有助於理解我們是如何走到這樣一個關口的一個模型,也是就我們如何開始那擺在面前的代際工程提出的一點建議。

我們並非沒有希望。謊言到最後都是空洞的。仇恨是對目標的拙劣模仿,名人是對智慧的拙劣替代,政治部落是對真正基督徒社區的拙劣比較。我們是由神兒子的複活所定義的人民。我們被呼喚成為救贖者和和解者。

所以,也許我們可以開始在我們的信息世界間搭建橋樑。也許我們可以培育一個健康的媒體生態系統,提供一個平衡的世界觀,並就其進行大度的對話。也許我們可以恢復一種領導文化,其定義是謙遜勝過名人、誠信勝過影響。對於那些在其政治部落中發現騙子云集之處的人,我們也許可以邀請他們在基督裡重新發現更豐富、更強健的社區。對於上帝所創造的這個世界,以及在這個世界中跟隨基督意味著什麼,要重新構建一種共同理解,上述這一切都是至關重要的。

Timothy Dalrymple是《今日基督教》的總裁兼CEO。在Twitter上關注他@TimDalrymple

翻譯:吳京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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