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對於這些在美國南方的華人家庭是信實的

一部新紀錄片深入記錄了一段令人驚訝的歷史。 這恰好也是我的故事。

Christianity Today June 23, 2021
照片: Giant Flashlight Media 版權所有 2021

是什麼口音啊?

當人們看到我的中國面孔,又聽到我的德州腔時, 在他們頭腦中,這兜不起來,儘管我是第三代的華裔美國人。 但我為我的南方口音和我的家人在美國的故事感到自豪。

我在《遠東深南》(Far East Deep South)看到了我家族歷史的影子(可在PBS.orgWorldChannel.org或PBS應用程式上找到,截止日為6月3日),這部影片紀錄邱家(Chiu)後代在密西西比三角洲尋根的故事。

在影片的開頭,鮑德溫(Baldwin)和愛德溫·邱(Edwin Chiu)兩兄弟對他們家族在南方的歷史以及他們祖父與白人和黑人社區的關係所知甚少。 成年後,在得知他們的祖父K.C.樓(K. C. Lou)被埋葬在河邊的一個小鎮,他們就和父親查爾斯·邱(Charles Chiu)一起前往密西西比三角洲。 他們與當地人聯絡上,後者與他們分享了K.C.的故事和照片。他們也聯繫歷史學家,請他們幫忙描繪出他們家庭更完整的故事。

我們許多人在成年後才瞭解到家庭歷史的關鍵細節。 有些老一輩的人有意地隱匿了某些秘密,不急於重溫以前的羞恥、痛苦或暴力。 其他人也不會刻意花時間分享。 然而,正如我的家族——蔡家(Choi)——歷史以及《聖經》都提醒我們,需要與我們的子孫後代談及我們的脆弱性,這使我們能夠講述神如何在我們一生的作為,以及是什麼使我們的社區得以治癒。

分享一個家庭的歷史通常意味著學習到你的祖先辛苦奮鬥的歷史環境。 就邱家而言,他們的曾祖父查斯·樓(Chas J. Lou)於1877年在美國出生——八年之前,數千名中國勞工完成了橫貫大陸鐵路,而五年後,幾乎禁止所有來自中國的移民的《排華法案》生效。

這些政治現實對每個人都有影響。 由於查斯是美國公民,有商人身份而不是工人,所以他能夠在1919年把他的兒子K.C.帶入美國。 但是K.C.就不能帶他的妻子或兒子查爾斯來中國。 (查爾斯一直到1952年才到達。)他不知道他父親的故事,他以為K.C.從來不關心他。 但在電影中一段觸人心弦的時刻,他得知他的父親曾經寫信給他的朋友說,“我會放棄20年的生命,來換取和我的孩子在一起。”

(L-R) Baldwin Chiu, Charles Chiu and Edwin Chiu in Far East Deep South pay their respects to Charles’ father, KC Lou, and his grandfather, Chas J. Lou at the New Cleveland Cemetery in Cleveland, MS.照片: Giant Flashlight Media 版權所有 2021
(L-R) Baldwin Chiu, Charles Chiu and Edwin Chiu in Far East Deep South pay their respects to Charles’ father, KC Lou, and his grandfather, Chas J. Lou at the New Cleveland Cemetery in Cleveland, MS.

(從左往右)在《遠東深南》一片中,鮑德溫·邱、查爾斯·邱和愛德溫·邱在密西西比州克利夫蘭的新克利夫蘭公墓,向查爾斯的父親K.C.樓和他的祖父查斯·樓致敬。

雖然在19世紀和20世紀初,美國人在南方腹地看見中國人會感到很意外——邱氏兄弟他們自己也感到驚訝——但許多中國人因為在別處找不到工作最後在那裡定居。 然而,他們很快就感受到了吉姆·克勞法(Jim Crow laws)帶來的苦難。 南部各州認定中國移民是“有色人種”,並加於他們與非裔美國人相同的歧視待遇。 包括K.C.在內的中國人並沒有自我隔離,反而在黑人社區裡開了雜貨店和做生意。

在影片中,鮑德溫和愛德溫發現他們的祖父以慷慨大方而聞名,深受黑人社區居民的喜愛。 這位中國商人從不會瞧不起黑人社區,也從未讓他們覺得自己是二等公民。 相反的,K.C.增加了客戶的信貸額度,其中一些客戶是每年收成後才償還債務的。

與邱家不同的是,我從小就瞭解我家族在南方歷史,部分原因是我在休士頓出生和長大。 我的外祖父 Jim Toy Lee 也是在密西西比州開雜貨店,他是大約100年前來到加州。 而我的曾外祖父Hoy Cal Jee則是在20世紀初從中國移民到三藩市。

1906年,臭名昭著的三藩市大地震引發的大火,燒毀了500多座建築物,以及所有的移民和出生記錄。 這場災難為移民提供了一個獲到公民身份難得的機會,許多人聲稱自己就是出生在三藩市。 Hoy Cal Jee 就是這樣拿到了美國公民的身份。 雖然有近三十年大多數中國人被禁止移民美國,但有一個例外:就是美國公民可以為在中國出生的子女申請歸化。 雖然移民官員會審查這些申請,還是有許多“紙生仔”(paper sons)混了進來,這就是我的外祖父Jim Toy 和我的所謂“舅舅”Yett Gee 在1920年入境成為美國公民的方式。

在美國待了幾年後,Jim Toy回到中國,把我的外祖母Bow Sim以及他們的兒子Hugh一起帶回美國。 之後,全家再從三藩市搬到芝加哥,最後搬到了密西西比州的魯爾維爾市(Ruleville),這是隨著亞祖——密西西比河谷鐵路(Yazoo and Mississippi Valley Railroad)的建設而建立起來的一個農業小鎮。 Jim Toy和他的“紙生兄弟”(paper brother)Yett Gee在一家雜貨店工作。 和K.C一樣,Jim Toy也被歸類為“有色人種”,因此工作和教育的機會有限。 由於擔心他的兒子修會被迫去上隔離學校,受到較差的教育,Jim Toy於1937年左右將成長中的家庭搬到了休士頓。 大多數中國人待在黑人社區經商,但Jim Toy特意選擇在白人社區開一家雜貨店,這樣他的孩子就可以有更多的機會。

小時候聽到了這些故事時,讓我領會到作父母親的辛勤勞動,以及為下一代做出的犧牲。 但是像查爾斯、鮑德溫和愛德溫一樣,在成年之後,我繼續發掘新的事物,不斷地問更多的問題。 (在寫這篇文章時,我訪問了我的兩位阿姨和另一個同輩親戚,他們告訴我更多家族的故事。)

正如紀錄片所暗示的,當我們的父母遲遲不願透露或隱藏他們過去的細節時,我們可能會以為這些歷史並不重要,或者往事以矣。 但從眾多的家譜中;多次向亞伯拉罕、以撒和雅各的神呼求;以及用儀式紀念特別的勝利,神經由《聖經》強烈地要我們記住我們從哪裡來。 正如《聖經》所表明的,這些不僅是以往歲月中人們的互動——它們更驗證神在這世界上的作為和祝福。

在《約書亞記》的開頭,摩西的繼任者擔任以色列人的領袖不久,在奇蹟般地阻斷水流之後,帶領全部國民走過約旦河。 在水被斷絕的情況下,神吩咐約書亞指示12個人在河裡取出12塊石頭,並堆成一座紀念碑:“日後你們的子孫問他們的父親說:‘這些石頭是甚麼意思?’你們就告訴他們說:‘以色列人曾走乾地過這約旦河;因為耶和華——你們的神在你們前面使約旦河的水乾了,等着你們過來, 就如耶和華你們的神從前,在我們前面,使紅海乾了,等着我們過來一樣; 要使地上萬民都知道耶和華的手,大有能力;也要使你們永遠敬畏耶和華你們的神。’”(書4:21-24)

跨過約旦河意味著,經過幾個世紀的奴役和幾十年的沙漠中漂泊,以色列人終於進入應許之地。 神兌現了對他們的應許。 這座紀念碑成為他們保存和維護屬靈傳承的一個象徵。

在我父母親的故事中,我很感激他們沒有掩飾他們家人所遭受的苦難。 我的外祖父母和他們的孩子搬到休士頓後,他們在高地(Heights)開了一家雜貨店,那是一個白人藍領社區。 居民抵制中國人的商店,直到二戰期間要用配給券,他們不得不進入店內採購。 我媽媽告訴我,有五年多,他們家被禁止在社區擁有一間房子,他們被迫住在後儲藏室內,在蘋果箱子上吃晚飯和做作業。

六年後,一位白人顧客幫助他們買了一間房子,他自己先買,然後馬上轉售給我的外祖父母。 他那時完全沒想到,他幫助的這個家庭將撫養出休士頓市議會的第一位亞裔市議員,也是德州眾議院的第一位亞裔女性議員——也就是我的母親。

過去一年對許多亞裔美國人社區來說是艱難的一年。 每周似乎都會有暴力和攻擊事件發生,我們中的許多人都不願意記住這些事件,也不想轉述給他人。 然而,我們的傷痛和喜樂,我們的創傷和勝利神都很在意,正如詩篇107:2–3所強調的,“願耶和華的贖民説這話,就是祂從敵人手中所救贖的,從各地,從東從西,從南從北,所召聚來的。”

“有時我們認為見證純粹是個人的事情,” 《遠東深南》 導演林麗莎(Larissa Lam)告訴CT,她把丈夫鮑德溫的家族故事拍成電影。 “然而,如果退一步想,我們可能開始認知到神是如何保守一個家族的世世代代。”

“如果你仔細想想,《聖經》是由眾多家族的故事組成,”她接著說, “如果我們不講述我們家族的故事,那麼沒有人會了解我們家族經歷的考驗和勝利,從過犯到救贖的故事。 神給我們各有獨特的故事,由我們來決定如何講述這故事。”

Kim Wong Chew 是加州的作家。

翻譯:江山

責任編輯:吳京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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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徒公民」應如何參與政治?

努力改善我們身處的社會不是世俗化的行為,而是愛。對社會袖手旁觀不是愛,而是世俗化的行爲。

Christianity Today June 22, 2021
Illustration by Rick Szuecs / Source image: Genesis Photos

基督徒生活中的一個弔詭處是,當一個人對天國的關注越深,他對上帝的旨意能在世上實現的關注就越深。而在這個世界上,最熱衷於服事他人的基督徒,往往是那些對另一個世界(天國)的現實有著最強烈關注的人。無論是牧師、傳道人、政治家、改革家、企業家、醫生、權貴富人,或是普通的平信徒——都是如此。

透過服事他人來表達對他人的愛,是基督徒的首要任務。但正如多數基督徒從起初就看到的那樣,我們在地上的「公民身份」也是一種服事形式。儘管馬克思主義者聲稱宗教會讓人對地球上的需求麻木、無感,我們卻發現,在其他條件相同的情況下,那些同時有著天國公民身份的人(我贊同保羅在腓立比書3:20中的說法)是任何國家最好的公民——無論在民主國家或在極權主義國家、基督教國家或異教徒國家、深深世俗化的國家或無神論國家。

公共活動(Public Activism)的聖經依據

在新約聖經中,公民義務與服事上帝的義務被歸在同一處,甚至是作為服事上帝的義務的一部分被強調。當耶穌在回答關於納稅的問題時說:「凱撒的物當歸給凱撒,上帝的物當歸給上帝(可12:17)」,耶穌並不是在巧妙地迴避問題,而是明確承認向現有的政治體制繳納應得的東西,是基督徒使命的一部分。當彼得說「敬畏神,尊敬君王。」(彼前2:17)時,強調的是同樣的真理;當保羅概述真實的基督徒是因著恩典過感恩的生活,並教導羅馬基督徒「在上有權柄的,人人當順服他」,並且「因為良心」,他們應該向「當得糧的,給他納糧;當得稅的,給他上稅;當懼怕的,懼怕他;當恭敬的,恭敬他。」(羅13:1-7)時,保羅強調的是同樣的真理。

保羅說,每個國家的官員都是「上帝的傭人,是於你有益的」(羅13:4)。請注意,保羅在這裡指的可是異教的羅馬官員,上至皇帝,下至普通百姓!他進一步解釋,上帝設立國家是為了維護法律、秩序、正義和「善」。這裡的「善」顯然包括來自國家的保護和福利,也就是讓人們有追求幸福的機會,而這也是銘刻在美國憲法裡的價值觀。

因此,儘管基督徒不應視這個世界為自己的家,且應該視自己為旅居他國的異鄉客、終生為旅人,耐心直等到「那日」的到來——當我們終於旅行至我們積存財寶的那地(彼前2:11;太6:19-20)——但聖經禁止基督徒對善政所帶來的益處無動於衷。因此,在為鄰舍和自己爭取最大權益的過程中,基督徒也不應猶豫不決。透過守法的生活來支持穩定的政府,並在可能的情況下透過個人參與來幫助政府發揮其應有的作用,這對今天的我們來說,正像約瑟、摩西、大衛、所羅門、尼希米、末底改和但以理做的事ㄧ樣。我們必須視這樣的公民參與為對上帝和鄰舍的服事。

正如歐洲議會一位基督徒前議員,弗雷德里克·卡瑟伍德爵士(Sir Frederick Catherwood)銳利地指出的那樣:「努力改善我們身處的社會不是世俗化的行為,而是愛。對社會袖手旁觀不是愛,而是世俗化的行爲。」

一些被誤導的基督教發展

然而,我們必須首先注意到現代基督教的三種發展方向,它們在基督徒的政治責任上形成令人困惑的相異交叉趨勢。在我們進一步討論前,需要對這三種方向進行一些討論。

1. 某些基督教相對主義者(relativists)政治化的意圖

當我談到基督教的「相對主義者(relativists)」時,我所指的是某些新教徒,他們不再視聖經教導為上帝啟示的真理,而是作為人類(不完整的)指向上帝的啟示的指南,並用文化上的相對性術語來表達,認為今日的基督徒不一定再受上帝啟示的約束,並宣揚一些今日的基督徒不應贊同的觀點。

當我說「政治化的意圖」時,我指的是他們的目標是將基督信仰從「通往天國的朝聖之路」簡化為「現世的社會政治計劃」。他們視這個計劃為「現在就在地上建立上帝的國度」——透過終結社會集體性的罪惡,如種族主義、經濟和文化上的剝削、階級差異、人權掠奪——好能現在就實踐「和平(shalom」。(shalom在希伯來文意指「在上帝裡共同享有身心靈上的福祉」)。

這種想法的問題在哪呢?在於它並沒有為shalom禱告,也不允許人們等到機會來臨時才努力追求shalom。聖經確實要求每個基督徒在地球村內愛我們的鄰舍——在我們自己國內以及在國際上都這樣做。但是,當基督信仰(我們對上帝啟示給人類的旨意的理解)和基督徒的順服(我們為遵行上帝啟示的旨意所做的努力)被簡化並等同於「人類為了改善社會所做的一切努力」時,結果會是災難性的。當基督只有在這世上某些特定的匱乏及破碎處才被人視為是救贖主、君王、解放者和人道主義者時,福音的核心就被割裂了。然而,這已成為某些新教領袖中的自由派(liberals)和激進派(radical progressive)的標準觀點。普世教會協會(World Council of Churches)所表達並強化的就是這樣的觀點。(羅馬天主教在拉丁美洲的「解放神學(liberation theology)」也體現並助長了這些傾向,但本文並不打算討論這個問題;本文關注的是北美新教)。

直截了當地說,現有的情況是,主流新教團體中,有神職人員和「被神職人員化」的非神職人員,這些人將自己基本的宗教價值觀重新解釋和定義為政治價值。因此,他們打著「將基督教原則應用在生活裡」的名義,將基督教世俗化。在這過程中,他們或多或少地把基督教變成一種左派意識形態,在這種意識形態中,甚至暴力革命以及反對合法政府的遊擊戰也被洗禮成基督教的實踐(打屬靈戰爭)。傳遞此一觀點的半專業書籍層出不窮,自由派神學院對這一觀點有特別深入的研究,表面上稱其為「政治神學」,使其受社會尊崇。現在,因著一些新教教派總部持續不斷宣傳這一觀點,導致許多基督徒開始認為,身為「基督徒公民」意味著我們應該參與在這樣的行動裡。

這一切理論的根本錯誤在於,基督教的「超驗參照點(transcendent reference)」被忽略了。那些視聖經教導為神聖真理的人——那些在新約裡首先視耶穌為將我們從罪惡中拯救出來的救主,使我們免於即將來臨的憤怒,在公義中更新我們、向我們敞開天堂的大門——那些視傳福音為愛鄰舍的行為的人,確實應該像其他人一樣,積極地反對社會上的罪惡。這是所有基督徒應該要做,且是實際的好撒瑪利亞精神的一部分。是的,我們確實應盡己所能緩解這世上的苦難和需求,但——我們做這一切都是為了服事基督,因為基督的國度不屬於這個世界,基督要求人類將今生(既充滿歡樂和富足,也少不了艱辛和苦痛)理解為道德和靈命的訓練場,是我們進入永恆前的必修課。然而,正如我所說的,那些相對主義者迷失了這個視角,在「愛鄰如己」的侍奉路上偏離方向。

2. 某些基督教虔誠禁慾的絕對主義者

我這裡說的「絕對主義者」指的是某些新教徒、羅馬天主教徒或東正教徒,相信上帝透過聖經賦予教會祂亙古不變的真理,只有順從這一真理才能討上帝的喜悅。他們不願意重塑或削弱歷史性的聖經信仰,因此或被人稱為「基督教保守主義者」,甚至是保護主義者。在新教絕對主義者之中,有許多人——也許是多數人——更願意被他人稱為福音派,因為基督的福音是他們基督信仰的核心。

「虔誠主義(Pietistic)」指的是只關心實踐聖潔、避免罪惡、贏得靈魂、與基督徒建立團契,並在個人層面上反對一切「反基督教勢力」對我群的關注。

虔誠主義者的禁慾表現為「政治上的被動性」和「不願參與任何層級的公民政府」。有些人會投票但不會競選公職,有些人甚至不會去投票,這類人傾向視政治議題為與自己無關的事。因此,身為基督徒公民,他們的立場是退出而非參與政治過程。

為什麼會這樣呢?似乎有幾個因素相互起作用。其中之一是對第一點所形容的自由派新教推動的「社會福音(social gospel)」的反對。福音派敬虔主義者希望盡可能地與他們劃清界限。第二個因素是他們從末世論(他們對未來的看法)中得出錯誤的推論,認為隨著基督再來的時間越來越近,這個世界不可避免地只會惡化,並告訴我們,基督徒們對此種惡化無能為力;因此,他們認為誰在政治上掌權並不重要。與此相關的第三個因素則是他們強調與「世界」的分離,「世界」意味著道德的污穢、原則的妥協、世俗的、追求享樂的、自私自利的生活方式。他們認為政治是一個陰暗的環境,在這個環境中,為了獲得選票和在權力遊戲中保持自己的地位,人們必須不斷犧牲原則,所以政治是一種明顯的「世俗的」行為,基督徒不能參與其中。第四個因素則是個人主義(在我們西方文化最為明顯),個人主義認為所有社會問題都是個人自己造成的問題,因此他們認為公民政府並不重要,因為公民政府無法拯救靈魂。從根本上來說,福音派敬虔主義對政治進程完全不感興趣。

但這些都無濟於事。無論「社會福音」裡可能有著什麼樣的錯誤,無論教會和傳福音的事工確實應是我們首要關注的問題,基督徒仍有社會性和政治性的任務需要完成。

而即使基督的「再臨」似乎近在眼前,我們也不必認為,在上帝的帶領下,無論我們做出多少努力也無法使這個世界暫時變得更好一些。

政治當然是一種權力遊戲,但若要改善社會結構,我們就必須加入這場遊戲。雖然政治屬於這個世界(是短暫的存在),它仍是被用以服事上帝和人類的一個「領域」,本質上並非基督俗必須禁止及遠離的「世俗之物」。此外,正如我們等下會解釋的,在政治上妥協(參與政治的必經過程)與「犧牲掉原則」是兩件截然不同的事。

最後,認為「糟糕的社會是出自個人糟糕的行為」則是一種近視眼,模糊了好政府能帶來的好處,以及壞政府所造成的傷害之間的差異(想想希特勒、前柬埔寨首相和烏干達的獨裁總統)。是的,敬虔主義的消極被動心態無法被合理化。我們需要教育基督徒擺脫這種消極被動性。對基督徒公民來說,這種立場並不比我們在第一點反對的福音政治化的立場更合理。

3. 某些基督教聖經主義者的政治帝國主義

我這裡所指的,是某些熱愛聖經的教會或團契成員激昂的「十字軍精神」。他們稱自己為「原教旨主義者(fundamentalist)」,而不是福音派,因為他們覺得前者意味著不願與這個世界妥協的戰鬥精神。

這類人毫無不猶豫地宣布自己的目標,並為實現目標而投身於政治界的紛擾中。然而,若將民主的權力遊戲視為「舊約聖戰的現代版本」——上帝號召祂的子民推翻異教徒的國度、用武力奪取他們的王國——則會產生非常多問題。正是出於這種誘惑,我稱這為一種「(基督教)帝國主義」。

在舊約的聖戰中,異教徒沒有權利,也不會得到寬恕,因為上帝選擇使用祂的子民作為祂的劊子手,透過人類施行這些人應得的審判。身為上帝報應公義的啟示(上帝的公義貫穿整部聖經),聖戰在當時具有連貫性,甚至包含令人敬畏的道德意義。但聖戰並非上帝為基督的教會製定的計劃的一部分。保羅在羅馬書12:19說,把報應留給上帝吧。在美國、印度或英國等現代多元民主國家的政治駕駛艙裡,視聖戰為基督教行動的典範在道德和實踐上都毫無聖經根據。

在民主社會中,如果沒有公眾輿論的支持及挽留,沒有人能執行政策。因此,尋求公民之間的共識以及為達成共識而努力、向他人遊說的過程至關重要。肆意踐踏他人意見、好似他人(例如異教徒)的意見不重要的行為態度,永遠只會產生弄巧成拙的反彈效應。所有那些試圖攫取並使用權力,但卻沒有首先贏得公眾共識支持的團體都會遭遇同樣強硬的反對,且像這樣的團體通常只會曇花一現。

今日的新教徒可能會為羅馬天主教已然放棄「錯誤(的人事物)沒有任何權利」這一長期信念而歡欣鼓舞。然而,如果新教徒們如今也對類似的信念心存僥倖,回力鏢很快就會打回自己的臉上。像這樣危險的信念一直存在。正如保羅·亨利(Paul Henry)所指出的,「『對公義的熱情』可能會『對政治實踐有害』。因為任何一種自認為基督『真正的跟隨者』的人都會受到這類誘惑,變成頑固的意識形態主義者,試圖將自己堅持的真理強加在(異教徒)社會。」基督徒公民理應對社會上的是非對錯有堅定的信念,然而當我們面對類似的試探時,始終需要小心謹慎。

我們為什麼支持民主

我們所熟知的代議制民主——立法、司法和行政各司其職,公共資訊服務(媒體)不受政府控制,民選政府始終面對民選的反對黨,一人一票定期舉行的全民選舉——並非基督徒公民生活和服事上帝的唯一政府形式。然而,毫無疑問的,從基督教的角度來看,它是一種比其他任何形式都更合適、更明智的形式。

基督教之所以更傾向推薦民主制度是基於兩點見解。

首先是認識到在開放的社區體系中,一個「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在原則上允許任何人有資格擔任任何職務,是最能在政治上體現上帝賦予每個人尊嚴和價值的制度。

其次,正如阿克頓勳爵(Lord Acton)所說,在這個墮落的世界上,所有權力都會腐化,絕對的權力使人絕對的腐化,因此,權力分立以及在行政機構中建立制衡機制將限制腐敗的危險,即便這種約束機制永遠無法完全根除腐敗。

基督教的這些見解與世俗的智慧不謀而合,世俗智慧認為,若公民越能感受到自己共同參與影響自身生活的決策,他們就會越堅決地遵守這些決策。因此,能夠最大程度地徵得公眾共識的政府模式,通常會比其他任何制度都更加穩定。

讓民主發揮作用

因此,我們可以期待基督徒公民對民主原則表現出堅定的承諾,並知道自己有義務竭盡所能使民主健康地發揮作用。但這意味著要有意識地委身於民主的過程,視其為在政治體制內做決策的最佳方式。

在哲學和宗教多元化的民主國家,如西方國家,在衝突中達成共識的民主過程至關重要。在這個墮落的世界裡,因人們視野的有限性和利益競爭而產生衝突是政治舞台上不可避免的一部分。因此,在衝突各方之間達成平衡的公共角力的強度和完整性,便成為衡量一個社群健康的程度和士氣的指標。

透過辯論解決政治衝突的方式被稱為妥協。無論妥協在倫理學領域意味著什麼,在政治中的妥協並不意味放棄原則,而是在當下所能做到的一切情況下,更切實際地願意退而求其次。妥協背後的原則是,半塊麵包總比沒有麵包好。

互諒互讓是政治妥協的核心,因為妥協是民主政治的核心。能夠認知到這一點,是在政治視野上成熟的標誌。與此相反的是僵化的教條、對所有「沒有100%贊同自己觀點和目標的人」採取敵對立場——這些標誌著政治視野上的不成熟。

民主決策應是個盡可能公開透明的過程,官員應在不影響未來的情況下公開他們採取任何行動的理由。但事實證明,所有重大政治決策本身都是複雜的,在社會上也會引起爭議。這是不可避免的,至少出於三個原因。

首先,每個人對每個事件事實的了解都是片面和選擇性的(人類傾向選擇相信自己想要相信的說詞)。

其次,人們的價值觀、優先事項以及對長期和短期結果的「相對重要性」的看法有所不同。簡單的例子就是關於環境保護的辯論。

第三,人們對後果的估算,特別是對意外和不希望出現的後果的估算,也會有所不同。許多在某些人看來是正確的行動,在另一些人看來卻是錯誤的,因為他們預測的後果不同。由於行政決策經常會產生不受歡迎的副產品,因此這些決策往往是「兩害相權取其輕」的選擇——也就是說,試圖選擇最小的「惡」來避免更大的「惡」。例如,關於在戰爭中使用大規模核裝置的辯論。

基督徒公民必須承認,在政治上沒有非黑即白的答案,但上帝盼望所有人都能被他們所能認識到的最崇高的理想和最成熟的智慧所引導。所羅門的例子(列王記上 3)表明,上帝賜給統治者的禮物有時是能創意地應對未來的智慧,而不是解決所有問題的現成方案。

基督徒公民該做些什麼?

整部新約都沒有提到基督徒公民對政治的積極參與,原因很簡單,第一世紀的基督徒沒有參與政治的選項。羅馬帝國不是個民主國家,而多數基督徒皆不是羅馬公民(只有少數的羅馬基督徒)。這些基督徒是來自社會經濟底層的少數族群,被視為猶太教等又老又古怪教派中更古怪的分支。他們沒有政治影響力,也不可能獲得任何政治影響力。(在君士坦丁大帝之前,基督徒的信仰是非法的,他們在各地都生活在時有時無的迫害下)。

因此,他們唯一能做的具有政治意義的事就是納稅(馬太福音17:24-27;22:15-21;羅馬書13:6-7)、為統治者禱告(提摩太前書2:1-4),以及維護和平(羅馬書12:18;帖撒羅尼迦前書5:13-15)。

然而,當今的代議制民主為更廣泛的政治可能性敞開大門,因此,與新約時代所要求的情況相比,我們在政治上需要做出更多負責任的承諾。

這些承諾可歸納如下:

1. 所有基督徒應先足夠了解各方資訊;否則我們無法對問題做出好的判斷,無法好好的投下一票,也無法為統治者做出好的禱告。對政治無知絕非基督徒的美德。

2. 所有基督徒都應按照提摩太前書2:1-4的教導,為掌權者禱告。根據聖經的啟示,禱告的功效是巨大的(無論是作用在我們身上或是事情上)。

3. 遇到需要人民意見的時候,所有基督徒都應在所有選舉和公投中投票。我們投票時應根據所面對的問題而非個人(候選人)為導向,且不應孤立地看待單一問題,而是以我們對整個社區/國家福祉的願景為導向。這是我們作為世上的光與鹽發揮影響力的一種方式,即使微不足道(馬太福音5:13-16)。

4. ㄧ些基督徒應能透過辯論、寫作和在他們最贊同/支持的政黨內工作來尋求政治上的影響力。神職人員通常不應該這樣做,因為這會妨礙/絆倒那些不同意他們政治觀點的人接受他們的事工、服事。然而,非常值得讚許的做法是,鼓勵對政治感興趣的平信徒將獲得/發揮政治影響力視為基督徒服事鄰舍的一個領域,與在教會生活、敬拜和見證領域服事並列。

5. ㄧ些基督徒應接受職業政治家的呼召作為使命。什麼樣的基督徒應該這樣做?那些興趣、能力和機運兼備的人,沒有任何其他職業更適合他們的人;那些對改善全球人類命運、促進國際和平、以正義取代豪無原則的歧視、在增進公眾利益上具有遠見卓識的人;那些預備以耐心、謙遜、寬容和正直的態度努力工作的人,他們會避開政治上的盲從狂熱,不畏挫折,將公眾利益置於自身利益之上。教會歷史表明,上帝希望祂的一些僕人成為職業政治家,良好地領導和塑造社會,一旦發現自己適合扮演這個角色,就表示上帝發出了呼召,這樣的基督徒(有可能是任何基督徒)應接受這個呼召。

不過,在這一點上,所有基督徒都不應盲目地樂觀:選擇從政的代價十分高昂。政治的道路非常崎嶇。在公共領域的金魚缸裡,你會不斷遭受無情的批評,在這領域生活需要堅韌不拔的精神,需要做出重大的自我犧牲。正如羅伯特·D·林德和理查德·V·皮耶拉德所寫的那樣:

「這項工作往往吃力不討好、令人洩氣,有時對參與其中的人來說意味著心理壓力和心碎。他們面臨的問題很棘手,無論政治家怎麼做,總有人會不滿意跟抱怨。社會上的每個人都有權批評任何公職人員的行為,批評者擁有事後諸葛亮的優勢,而決策者卻沒有這種特權….。從個人角度來看,政治工作對個人的時間、家庭和經濟資源提出很高的要求。許多朋友會自動假定一個人從政是出於某種不可告人的動機,他們會透過明知故問的眼神或狡猾的言辭試圖揭露你……」

政治是一種權力遊戲,而權力遊戲經常引出罪人心中的嫉妒、仇恨、惡意和自求多福的兩面性,大家都耳熟能詳,無需贅述。任何有原則的政治家都不能指望一帆風順,基督徒更是如此。

但是,在任何一種職業崗位上履行基督徒使命,又豈是簡單的事?前歐洲議會議員佛瑞德·凱瑟伍德(Fred Catherwood)在《基督徒公民》一書中的結尾值得我們一再反思:

「我們必須謙卑,不能自以為是。我們必須準備好發現自己有時錯得離譜,並且能夠承認錯誤。我們服事人類同胞,是因為我們愛那位為我們獻出生命的主。因此,無論我們做什麼,都是出於這份責任感,因為這是正確的。我們不會像那些邪教組織,聲稱能在此生立刻得到滿足。我們不像推銷員那樣保證愛主一定能成功。基督徒的時間線不是屬世的時間線。一人耕耘,另一人收割;一人辛勤做工,另一人加入他的工。在與神同行的時間線上,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基督徒知道忍耐及老練的意義,同時也知道實際行動的意義。」

這是基督教政治的正確公式,因為這是基督徒生活每一部分的正確公式。

作者——神學家

J. I.

巴刻(

J.I.Packer

)於

2020

7

17

逝世

,享年

93

歲,他曾幫助數百萬福音派基督教徒闡述和理解他們的信仰。他的眾多著作,如

1973

年出版的《

認識神

》,不僅解釋基督教教義,更重新點燃人們對《聖經》的權威、十字架的奇妙和聖潔生活的熱情。《今日基督教》視巴刻為我們的同事般紀念他。他曾為本刊最初發行的期刊撰稿數篇。自

1980

年代開始,他擔任編輯長達三十多年。他的ㄧ生如同他的名言——「注入真理」

——

體現在他所撰寫的關於痛苦、爵士樂、普世主義、禱告和其他幾十個主題的

70

多篇文章中。 在巴刻1991年一篇文章中,他說他希望當人們想起他時,想到的是他致力於挑戰福音派裡面「個人崇拜」的風氣:

「我希望作為一個鼓勵人們思考的『聲音』(像施洗約翰在荒野中呼喊)被人們記得,而不是一個「藉著為人所知的地位和魅力來減少人們思考的人」。因此,本著這種精神,本刊不會發表一篇冗長的記念文(你可以在

CT的網站上找到幾篇相關的好文章

)來紀念

J. I.

巴刻,而是重新發表巴刻

這篇經典文章

,盼望能為今日(如同

1985

年那樣)注入人們迫切需要的真理。

——

《今日基督教》編輯部。

譯:Yiting Ts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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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南浸信會選舉艾德·利頓(Ed Litton)為新主席

這位阿拉巴馬的牧師因其對婦女的包容和提倡種族正義的工作而聞名,在決選中擊敗了“浸信會保守派網絡”(Conservative Baptist Network)的邁克·斯通(Mike Stone)。

Christianity Today June 18, 2021
Mark Humphrey / AP

被支持者視為福音合一和種族和解倡導者的埃德·利頓牧師,擊敗了受到保守派系熱烈支持的候選人,當選為美南浸信會(SBC)的下一任主席。

利頓的當選被視為關於美國最大的新教宗派未來走向的一個信號。該宗派在對於種族、性侵和其他問題的處理上爆發了內部爭鬥,而“浸信會保守派網絡”對其向自由主義的漂移和所謂“清醒”(woke)神學發出了警告。這場激烈的選舉也揭示了,在成立一年半後,這個活躍的團體在SBC的影響有多大。

擔任SBC婦女領袖網絡指導委員會成員的傑基·金(Jacki King)說:“這次投票…表明我們希望有一個領袖,能在品格、謙遜和表達團結意願方面代表我們整體,而不是只代表那些鼓吹分裂的人。”

在一場沒有明顯領先者的競選中,在有超過15,000名信使(即與會代表——譯者註)參加的、25年來與會者最多的這次大會上,利頓戰勝了由“浸信會保守派網絡”其他領導人支持的牧師邁克·斯通,以及長期擔任美南浸信會神學院院長的阿爾伯特·莫勒(Albert Mohler)。

對於這一新組織持批評態度的人擔心,如果斯通獲勝,可能會導致該宗派在按政治派別分裂。他們還對洩露的信件所反映的內容表示關切,這些信件指稱他在擔任執行委員會主席期間抵制對性侵行為採取應對措施。在第一輪投票中斯通獲得了候選人中最高水平的支持,並在第二輪投票中近以48%的支持率輸給了利頓的52%。

預計利頓將延續即將離任的現任主席格雷爾(JD Greear)所設定的優先事項,他說,在任命婦女和有色人種進入該宗派各委員會方面,他將繼續格雷爾的各項努力。利頓和格雷爾都使用了美南浸信會的一個被認可的替代名稱–大使命浸信會(Great Commission Baptists),以此來表示對大使命的承諾,而不僅是其區域身份。

利頓當選之前,他的朋友弗雷德·魯特(Fred Luter)發表了生動的提名演講,他是SBC第一位也是唯一一位非裔美國人主席。盧特稱來自阿拉巴馬州薩拉蘭市(Saraland)救贖教會的利頓牧師是一位“團結者”,他“獨特地展示了他對種族和解的承諾”。盧特還說:“面對我們大會中關於性侵問題的一些非常困難和必要的對話,埃德帶來了一顆非常有同情心的牧者之心。”

當圍繞著批判性種族理論( critical race theory)的辯論和指控在SBC激盪時,因為與自己社區的黑人牧師的對話,使得利頓在總會層面上為種族正義大聲疾呼。他領導南方腹地的牧師們在承認並治愈其種族主義歷史方面做出努力,並與盧特等黑人牧師一起反對“SBC中任何試圖假借福音,轉移對種族和解的關注、否認系統性不公正現實存在的動向。”

利頓說話溫和,留著白色的短鬍鬚,他擔任救贖教會的牧師已有27年,之前是亞利桑那州的植堂者。他和妻子凱西(Kathy)是美南浸信會中典型的一對有影響力的夫婦。在2019年成為第一位當選SBC註冊秘書的女性之前,凱西·利頓曾在北美宣教董事會擔任董事。

這對夫婦還有著相同的植根於悲劇的見證。埃德·利頓的第一任妻子在14年前死於一場車禍,凱西的丈夫也是如此,他也是一位美南浸信會的牧師。利頓說,“我們都對生活中的苦難和痛苦有深刻的感受,這改變了我們,而且我們相信是往好的方向改變我們。”他引用了《詩篇》34:18,即我們的主貼近傷心的人。

他在當選後對記者說,解決“傷害和痛苦”需要教會“用心”,並描述了福音如何支持他對種族和解的承諾和對性侵受害者的盡心關懷。

利頓建議總會需要謙遜地聽取彼此的意見,儘管彼此有不同意見,但要圍繞大家共同的基本信念走到一起,。

他在去年對CT發表意見時,批評了“浸信會保守派網絡”,說:“老實說,我不明白他們為什麼存在。我不知道有哪位教授、哪所神學院,或者SBC的哪位牧師不全心全意地支持《聖經》的無誤性”。

這場選舉顯示了“浸信會保守派網絡”已經變得多麼有影響力。在過去的一年裡,該組織在網上和現場舉行活動,所發起的這場運動,讓更多的教會派代表參加今年的大會,為斯通投票,並推動對批判性種族理論進行更強烈的譴責。支持者們戴著寫有“阻止CRT”和“擊敗拜登浸信會”的貼紙與會。

擔任SBC執行委員會成員並支持斯通的羅德·D·馬丁(Rod D. Martin)在推特上寫道:“這是個不易接受的失敗,”他說。 “但這是一年來的努力。我們在與整個宗派機器鬥爭,還有他們所有的主流媒體朋友。我們沒有贏,但這個結果表明我們可以贏。”

不過,對於大會上的其他人來說,利頓的當選標誌著對這一新組織的明顯勝利。

喬治亞州麥迪遜浸信會的牧師格里芬·古利奇(Griffin Gulledge)說:“有些選舉很激烈,有些則是一面倒。輸贏出多少並不像結果(輸贏)那樣重要。現在的結果是埃德·利頓擔任主席,致力於種族和解和針對性侵的改革。這應該鼓勵任何和每一個美南浸信會會員,這也鼓勵了我。”

翻譯:吳京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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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愛你的鄰舍嗎? 從努力擊敗自己的罪開始。

我們“盡一切努力成為聖潔”是要達到共同利益。

Christianity Today June 18, 2021
Prixel Creative / Lightstock

有甚麼愛鄰舍的有效方法? 我們大多數給類似的答案,如給生病的人送上一頓飯,或替別人修理一個壞水龍頭。 再三考慮,我們可能會指出一些不太明顯的行動,如為人祈禱,為自己的過失迅速道歉,或者給予鼓勵。

在每種情況下,我們都會想到針對他人的積極行為。 這些都是“彼此”的行動,符合許多新約的教導,如何對待神放在我們周圍的那些人。

每一個“彼此”都是愛鄰如己這大誡命的表達。 超越對方所表示的尊崇,彼此饒恕,像基督饒恕了你們一樣,彼此忍耐,在愛中彼此順服。 這些舊約律法的延伸表達,指示我們如何在群體生活,並且為維護共同利益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指引。 找到有意義的彼此相愛方式不僅僅是“好主意”或“好建議”,而是為群體的福祉所必須付出的努力。

但是,要真正彼此相愛,我們必須努力注重內在的敬虔,而不僅是外向著他人。 愛鄰舍的呼召是基於我們如何愛自己。 明確地,個人的靈命健康是與群體的健康聯繫一起的。

然而,我們本能地將我們的罪分為兩類:影響我們鄰舍的罪和只影響我們自己的罪。 古代的個人主義之神低聲說:有些罪就只在神和我之間。 如果有後果,它們只會影響我。 這根本不是事實。 《聖經》一貫的訊息是:個人的罪會產生間接的苦難,永不落空。

想想亞干,他相信他可以拿據戰利品為己有,並把它們藏在帳篷里(書7)。 上帝懲罰不只亞干,還有他整個家庭,這事正正告訴我們個人的罪其實是干犯鄰舍的罪。 個人叛逆損害了群體福祉。

我們跟亞干沒甚麼不同。 當我們向個人主義之神下拜時,我們告訴自己一個類似的謊言:“只要我的自私被隱藏,只要我不因為衝動公開地去貶低他人,只要沒有人知道我沉迷於這種行為、物質、或自己的苦毒,就沒有人會受到傷害,只有我自己。” 但個人的罪會產生間接的苦難。

為甚麼? 因為我們在隱密處所做的是最準確地表現真我。 它揭示了我們心中的動機,這些滿溢的動機總會影響我們的鄰舍。 個人的罪會產生間接的苦難。 但好消息是:個人的聖潔會產生間接的祝福。

《聖經》一貫的訊息是:個人的罪會產生間接的苦難,永不落空。

正如在隱密處進行的罪將被牽進光明中,在隱密處作的義行也會得到主的賞賜(太6:1–18)。 當愛、喜樂、和平和忍耐成為我們每天的默想;當仁慈、善良和信實成為我們的心態;當溫柔和節制成為我們的主要支柱,這些美德就會充滿我們的心,成為祝福我們的鄰舍的泉源。

當這些成為我們的性格特質時,我們不禁以犧牲的方式與別人相處。 罕見的、努力尋索的個人聖潔,能達致共同利益。

因此,也許“愛鄰如己”最基本的方法就是要“竭力追求聖潔”(來12:14). 如果暫停使用社交媒體能讓你更渴望面對面的友誼呢? 如果一個不為人知的延遲購買的決定讓你更慷慨呢? 如果暫停工作令你對家人更仁慈呢? 至少可以說,這是一種罕見的方法——一條少人走的路,一條窄路——又是我們偉大的大祭司所選的路,他像我們一樣受到多方誘惑,卻沒有犯罪。 罕見的、努力尋索的個人聖潔,為了共同利益傾流不住。

給別人送上一頓飯當然是在愛我們的鄰舍。 但是悔改和從我們“個人”的罪回轉也是。 選擇走我們救主的窄路,因着滿溢的泉源,我們可以愛我們的鄰舍。

Jen Wilkin是一位妻子、媽媽和聖經老師。 她是《 閱讀聖經的女性》和《沒有其他像祂的》的作者。 她的推特是 @jenniferwilkin

翻譯:季小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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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s

學園傳道會(Cru)因強調種族議題而起分歧

在這跨教會事工的內部,批評者聲稱,它最近以批判性種族理論(critical race theory, CRT)的思維來處理多元化,而導致“使命漂移”。

Founded in 1951 as Campus Crusade for Christ, Cru is headquartered in Orlando, Florida.

Founded in 1951 as Campus Crusade for Christ, Cru is headquartered in Orlando, Florida.

Christianity Today June 16, 2021
Photo courtesy of Guy Gerrard / Worldwide Challenge via Guardian PR

有關批判性種族理論(CRT)的辯論已經臨到美國最傑出的跨教會事工之一Cru。在那裡,一封長達179頁的信聲稱,過分強調種族正義,已經加劇了該組織內部多年來悄然醞釀的緊張局勢。

這份名為“尋求清晰和團結”的文件於2020年11月提交給Cru的總裁史蒂夫·塞勒斯(Steve Sellers),並在該組織內部傳播,然後於今年5月在網上出現。 其作者是一群Cru的基層工作人員,他們擔心“受害者——壓迫者的世界觀”已經在整個組織中根深蒂固,分裂了工作人員,並貶低了真正的福音。

這文件說:“在追求(多元化)時,我們無意中採用了一套不合《聖經》的思想體系,導致我們不團結。 這些概念造成了不信任、氣餒和許多其他問題。”

Cru成立於1951年,名為基督學園傳道會 (Campus Crusade for Christ) ,其使命宣言是通過其著名的校園事工和其他福音外展,“贏得、建立和差派以基督為中心的倍增門徒”。 最近的這份文件認為,在宣稱的使命與其目前的事工之間有“差距”,說Cru處理種族主義和壓迫議題的方法導致“使命漂移”。

這反對CRT的文件說,“至少1,000名員工”有與他們一樣的顧慮,並且附上數十名員工和捐贈者的證詞,但其中大部分是匿名的, 只有11位提供名字,並且沒有完整的簽署人名單。

Cru仍然是一個以白人為主的組織。 根據該組織自己的統計,在大約8000名美國員工中,22%的人被認定為黑人、土著或其他有色人種。 自2015年以來,該機構越來越強調文化能力和種族和解。

領導們在員工會議中開始更公開地談論種族主義,該機構為工作人員提供了一項名為“鏡頭”(Lenses)的關於族裔和文化“一體性”的培訓。 這兩項努力在文件中都被挑出來作為“社會正義的教導”。

好幾個匿名的證詞稱該組織的文化能力培訓是“政治性的”,並稱其為“反美國白人的言論”。 一位匿名工作人員(被稱爲少數派員工第30位)說,Cru和整個教會內的趨勢代表了“一個關於系統性種族主義、白人特權和權力體系的全新的宗教”,“將所有基督教神學都貼上了白人種族壓迫意識形態的標籤”。

在整個文件中,參與者描述他們從領導人身上看到的关于的種族思維為“虛假的福音”、“不合《聖經》”和對福音派的威脅。

破壞團結

整個Cru裏的人,包括反對CRT文件的作者們和其他人,都看到了該機構在處理種族議題的長期緊張關係於去年升級。 2020年1月在佛羅里達州奧蘭多Cru的總部舉行了一個小型的五人會議,討論該機構对于種族正義議題的強調。就在冠狀病毒大流行的開始时期,這很快發展成為每週一次有350多人參加的Zoom會議,而大部分是白人員工。

這其中的60人跟著撰寫反對CRT的文件,而其背景就是在2020年喬治·佛洛伊德(George Floyd)、阿莫·阿貝里(Armaud Arbery)和蒲隆娜·泰勒(Breonna Taylor)被殺後,美國各地呼籲種族正義的呼聲震撼全國。

這群人的召集人之一是斯科特·彭德爾頓(Scott Pendelton),Cru的《耶穌傳》影片(Jesus Film)事工的負責人。 正如文件所指出的,他擔心對種族正義的強調會貶低Cru福音事工的核心。

他說:“我們可以團結起來,通過我們在基督裏的身份向世界展示我們彼此相愛。 不是藉著我們試圖摧毀種族主義結構——儘管這有它的位置——而是藉著我們在耶穌裏的身份。”

彭德爾頓和反對CRT文件的作者們說,他們同樣關心多元化和種族和解的需要,但過去五年的努力實際上傷害了Cru以前的“種族團結”。 彭德爾頓說,一些參與批評的BIPOC員工特別表達了他們的擔憂。

然而,另一些人則認為,Cru強調種族敏感性和包容性,有助於他們在信仰上的成長,提供了達成該組織主要目標有意義的一小步。

達里爾·史密斯(Darryl Smith)是許多對這份文件感到措手不及的員工之一。 史密斯自 1996 年以來一直在Cru工作,並在過去四年中擔任該機構的 一體性和多元性 主任。

史密斯說,文件中所提到和批評的項目有幾項是他所指導的,但作者們沒有向他提出他們的擔憂。 信中的一部分明指Cru的文化能力培訓和參與種族議題的努力為“世俗”,“虛幻”和“不合聖經”,他說,他感覺到像“有人告訴我,我身為一個黑人在這裏可能會導致Cru的使命漂移”。

Cru的美國總監馬克.高蒂爾(Mark Gauthier)在2021年3月的視頻中確認像史密斯那樣的反應,在本周由博客博主和學者瓦萊麗.霍布斯(Valerie Hobba)分享

他説:“我們的一些員工,特別是一些我們的BIPOC員工,在這研究的發佈方法上違反了信任。 雖然這小組的關切可能動機很好,但編寫報告和資訊分發的方式使我們許多BIPOC員工身受重壓。 這項研究實際上質疑了整個Cru談論多元性的所有渠道。”

“特別是對我們的BIPOC員工來說,它提出了一個問題,即我們是否正在後退——我們是否正在放棄《聖經》中對一體性和多元性的追求。 嗯,只要研究提出了真正的問題,不管我們喜歡與否,這是非常有幫助的。 然而,從這研究得出的含義可能令人相信,我們的多元性倡議,許多是不受歡迎的,無效的,並構成使命漂移。”

波特蘭地區主任喬什·陳(Josh Chen)認為,這份文件試圖通過把追求正義的重要性極小化來“縮小正統的範圍”。

陳主要是牧養年輕的大學畢業生,他說:“我認為我們幾十年來談論福音的方式是在配合嬰兒潮一代的情況。 而我們這些試圖辛勤努力為這一代重塑這好消息的人,卻被視為不合《聖經》。”

彭德爾頓告訴CT,他和他這一群年紀較大的人,因為這封信所造成的緊張局勢而“悲傷”。 “我們希望多元化。 我們只是想要忠心以符合《聖經》的方式去做。 我知道(那些不同意我們觀點的人)也是這樣做。 這使得這一切變得更加複雜。”

辯論CRT

批判性種族理論在教會內外保守派的公共談論中上升到前列,是 最近迅速發生的。 它起源於一個比較利基(niche,小眾)的70年代法律理論,认为權力不平等深深植根於社會內部,並沿著種族路線團結在一起,它已成為保守派和共和黨意見專家 經常談論的話題

去年11月,美南浸信會的六位神學院院長 發表聲明 ,稱這一理論與該宗派的訊息“不相容”,促使 至少四名黑人牧師 與教派決裂。 俄克拉荷馬州、愛達荷州和田納西州都是共和黨占多數的州,最近禁止公立學校教授這一理論, 近十幾個州 也制定了類似的法規。

寄給Cru領導的那份反對CRT的文件對這名詞的定義,是採用巨型教會牧師約翰·麥克阿瑟(John MacArthur)的一篇文章, 以及一些反對批判性種族理論辯護者的資源,如理論化學家尼爾·申維(Neil Shenvi)和無神論者詹姆斯·林賽(James Lindsay)。 文件沒有提到著名的批判性種族理論學者,如已故哈佛大學教授德里克·貝爾(Derrick Bell)或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法學教授金伯萊·克倫肖(Kimberlé Crenshaw)。

一位幫助組織Cru員工會議的前專案主任,馬特·米卡拉托斯(Matt Mikalatos)說:“這是一個宣傳, 這不是報告。 它的用意並不是要分享圖畫的兩面, 而是要推動一個非常具體的議程。”

許多人認為Cru 2015年員工大會是一個轉捩點,講員更直接地討論了正義和種族多元性的議題。 米卡拉托斯說,組織者希望確保會議對每一個出席者都是”有意義和變革性的“,而不是單為多數人而設計的。

他說:“這意味著,多數習慣於會議為他們設計的人仍然會有自己喜歡的東西,但來自不同神學範圍的人也會感到有份。”

那份批評性文件聲稱這次會議是“交給最激進的社會正義和CRT傳播者”的,講員包括克裡斯蒂娜·克利夫蘭(Christena Cleveland)——當時是CT專欄作家與杜克神學院教授——以及安迪·克勞奇(Andy Crouch)、法蘭西斯·陳(Francis Chen)和約翰·帕金斯(John Perkins)。

後來的會議的講員包括一群美國原住民基督徒——他們歡迎員工去看他們的地方,喬伊斯·埃默里(Joyce Emery)牧師——第一位在這兩年一度的會議中演講的女牧師,並基督教文化能力教練與《做那橋梁》的作者拉塔莎·莫裡森(Natasha Morrison)——她呼籲企業為種族主義而悔改。

彭德爾頓說:“聽到少數民族的主内弟兄姐妹的經歷,我學到了很多東西,為他們的經歷,我與他們一起悲傷。 這是很多多數文化的員工需要聽到的資訊,但(同樣的資訊)在五年來一遍又一遍地重複之後,卻沒有關於走在一起彼此原諒對方的資訊。”

Cru的高層領導人說,批判性種族理論不是內部領導討論的一部分,高蒂爾指出,該組織并不“持守或教導任何世俗的意識形態”。

重溫《聖經》框架

高蒂爾說,Cru預計將在未來幾個月發佈一份強有力的文件,關於Cru的神學架構。

高蒂爾說:“我們從前沒有一個明確界定的聖經框架來指導如何處理這個問題。” 他強調將該組織的事工建立在聖經的意識形態上的重要性。他承認,在打擊種族主義的嘗試時,可能疏忽了這一強調。

雖然有些議題很難討論,特別是在一個跨越幾代人的群體中,但他希望更加強調《聖經》關於種族主義的直接指示,將有助於在這議題兩邊的員工找到共同點。

反對CRT的文件並不是過去一年在Cru的線上空間中唯一流傳的一封批評信。 在任命了三名白人擔任高級領導職位(包括曾任Cru執行主任的高蒂爾)之後,一封題為“一個謙遜的請求:領導過程透明化和組織忠誠”的公開信於2020年10月張貼在該組織Facebook工作場所的留言板上。 該信稱這些晉陞在提升非白人領導人的問題上“錯失良機”,由14名員工起草和編輯,他們都在文件的簽名列上。

這封信(在反對CRT的文件中被稱為“員工起義”)要求Cru領導層在招聘過程中表現出更大的透明度,這信也提供具體步驟給新任命者去“打擊反黑人、反土著和其他形式的壓迫”。 與大部分是匿名的反對CRT文件相比,574名員工公開共同簽署了該文件。

撰寫“一個謙遜的請求”初稿的員工,尼奇·比比(Nich Beebee)說:“在很多方面,這份‘尋求清晰和團結’的文件使人受傷,因為它太隱秘了, 你不知道誰在參與,除了少數列在前面的人。”

據彭德爾頓說,反對CRT文件的撰稿人大多沒有透露姓名,因為小組中有許多人“害怕”被看到與該小組有聯繫,一些員工用虛設的名字出現在Zoom會議上,他們的相機是關掉了。

雙方的緊張關係

高蒂爾說,這兩份文件都“抓到了我們在推行使命時必須擁抱的緊張情況”。

員工告訴CT,Cru的Facebook工作場所上的帖子凸顯了該組織的尖銳分歧。 喬治·佛洛伊德遇害後,Cru的總裁史蒂夫·塞勒斯在那論壇上公開地為如何應對這場悲劇而搏鬥。 他這樣寫:“如果我特別提到這一項,為什麼不提種族主義的每一個例子? 為什麼不公開和發聲反對墮胎的罪、販賣婦女這可怕的罪、或攻擊聖經關於人類性行為的觀點的罪呢?”

一些人評論說,帖子讓人感覺失聰,引出“所有罪都很重要”的情緒。

隨著這些緊張局勢越來越明顯,在Cru處理正義和多元性議題上的分歧已導致一些經驗豐富的和一些最近招聘的主管辭職。

在一封 公開信中,19歲的員工拉蘇爾·貝瑞(Rasool Berry)寫道,“推動文化能力、正義和信仰融合的努力所面對的抗拒攻勢”是他今年早些時候離職的原因之一。 他引用了“通過麥克風”的 #LeaveLoud 運動(這運動鼓勵黑人基督徒分享他們離開福音派空間的故事),作為他寫這公開信的靈感。

長期擔任校園主任(超過30年)的丹·弗林(Dan Flynn)與妻子保拉(Paula),由於擔心該組織的新“喚醒的核心價值”,他們選擇在2019年辭職。 寫在SCU文件的個人證詞中,弗林列舉了最近的會議有女性講員,以及在一名前員工於2019年 公開 同性戀身份後,Cru未能“教育”員工有關傳統性別角色的問題。 (這前員工說,她在Cru工作的時候,“為了她的事工”,她守獨身,但幾個月後選擇離開該組織。)

兩年制員工Jocelyn Chung,今年早些時候 發表了自己的辭職信 ,指出在她開始“擁抱更全面的福音”,強調“美國教會與白人至上主義、基督教民族主義和系統性不平等的危險性共謀”之後,她失去贊助者而被迫轉為部分時間工作。

在以使命爲中心的跨教會組織中,Cru並不是唯一因為應對最近的社會問題而面臨審查的一個。 2015 年,InterVarsity 邀請信仰正義(Faith for Justice)的蜜雪兒·希金斯(Michelle Higgins)在其厄巴納(Urbana)會議上談論黑人的命也是命(BLM)之後, 受到批評 。 希金斯在演講後收到死亡威脅,InterVarsity 被迫 澄清 ,關於黑人的命也是命,它“不全部背書”。

“導航者”(The Navigators)發表了一份類似的聲明,表達了“賦予有色人種權力”的願望,同時與 BLM 運動保持距離——在喬治·佛洛伊德遇害後,社交媒體“暗轉”(black out)時,BLM運動在網上發佈了一個黑色方塊,引發了人們對該組織在種族正義問題上立場的質疑。

跨教會組織歷來為各宗派的基督徒,在首要關注的問題上,提供了一個進行合作的空間。 但是,隨著文化緊張局勢的不斷加劇,這種合作的可行性將繼續受到考驗。

米卡拉托斯說:“大帳篷事工需要量大、愛和有能力忍受不適——這些方面,我們福音派尚未掌握。 同時,在多方面,Cru非常反映福音派。”

Curtis Yee是加州薩克拉門托的信仰和文化記者。

翻譯:元鵬

責任編輯:吳京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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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s

在關於神的護理(God’s Providence)的教義中,約翰·派博“往上往裡,持續前行”

他的新書基於改革宗的傳統,探討21世紀的問題。

Christianity Today June 10, 2021
Illustration by Mallory Rentsch / Source Images: WikiMedia Commons / Chris Nguyen / Zachary Ferguson / Unsplash

作為牧師和作家,約翰·派博(John Piper)久負盛名,一直用非比尋常的激情唱出上帝的榮耀之歌。在其代表作《渴慕神》(Desiring God)出版三十多年後,他的新作《神的護理》(Providence)證實了派博還能唱出更多飽含經文的詩句。

在他事工的當下,想像一下派博扮演魯益師(CS Lewis)《納尼亞傳奇》(The Chronicles of Narnia)中的角色狄哥裡·寇克(Digory Kirke),也許會有幫助。只不過,派博所處的是寇克最有影響的年齡段。當時,寇克已經從男孩狄哥裡成長為年邁的教授,歡迎佩文西家的孩子們留在他的莊園裡,並在他的衣櫃裡找到通往新世界的入口。

讀者在後面的書卷中發現,寇克教授曾經到過納尼亞,知道孩子們發現的另一個世界。他們回來後,他渴望了解他們旅行的經歷,並指點他們“往上往裡,持續前行”,以便能夠更好地看到、理解那個世界及它的製造者。派博和寇克一樣,向今天的讀者展示了他看見的多少上帝的榮耀,以及關於神的護理的教義中可以包含多少慰藉人心、改變生命的真理。

神聖的“看管”(seeing to it)

在導言中,派博打開了一扇門,讓人重新認識上帝和祂的世界,並發出了研究神的護理的四個邀請。它們邀請人們去敬拜和認識那位“不愛惜自己的兒子,為我們眾人捨了”的上帝,並找到確據——通過祂的旨意,上帝將“把萬物白白地賜給我們”,甚至包括基督本人(羅8:32)。接下來的700頁分為45章,共三部分。

第一部分定義了派博對神的護理的理解。這一教義闡釋了上帝的目的性,即“維護、指導、支配和管理'所有的生物、行動和事物'”。派博在得出這一定義時並沒有標新立異。他從改革宗對神的護理的經典闡述出發,引用了主要的信仰告白,包括《威斯敏斯特教義》和《懺悔錄》(鑑於派博就教理問答中關於人生主要目的的第一個問題,對答案做出的那一有名的編輯,即在“我們要榮耀上帝, 通過 永遠享受祂”中,把“以及”改成了“通過”,他的學生對這些文件應該非常熟悉)。

此外,派博的定義與日後的改革宗傳統保持一致,在保存(上帝維持世界)、管理(按照祂的意願統治世界)和統籌(利用自然界的普遍運作來實現祂的目的)等方面形成體系。派博引用查爾斯·司布真(Charles Spurgeon)的話,以說明他的定義是如何區分神的護理和命運的。事實上,他的措辭很像加爾文——借引用保羅、奧古斯丁和巴西略的話——在《基督教要義》中所說的:“我們讓上帝成為萬物的統治者和管理者。 …. ..人的計劃和意圖是由神的護理所支配的,以至於他們被其直接帶到了指定的終點。”派博立意於改革宗的傳統,這一點很重要,因為改革宗把神的護理的交易看作是安慰和確據,以應對他們那個時代羅馬的教義和對他們福祉的攻擊。

《神的護理》的第二部分探討了上帝以護理統治的最終目標。換句話說,它揭示了派博對“上帝要把世界帶到哪裡去?”這一問題的回應。在這部分,讀者可以看到完整的聖經護理神學,從創造到新約,直到上帝的子民得榮耀。派博強調,上帝對以色列和“穌對列國的拯救和影響”的計劃是“一貫的計劃”,並不隨時間或環境的變化而改變。

派博表明,雖然他對神的護理的理解借鑒了古典基督教、改革宗傳統和喬納森·愛德華茲(Jonathan Edwards),但他確實強調了該教義的某些方面,為21世紀的問題提供了獨特而必要的答案。他向我們保證,上帝正在引領世界,直到祂高舉自己的那一天。這不是為了分散人類對“終極滿足”的注意力,而是為了“展示並邀請我們去享受它”。簡而言之,在榮耀上帝、我們通過耶穌基督獲得喜樂和上帝喜悅我們享受祂三者之間,並沒有任何衝突。將這些東西聚集在一起,就是護理的最終目標。

《神的護理》的第三部分也是最長的部分,研究了該學說的性質和範圍。派博所說的 性質(nature),是指上帝如何影響祂所轄事物的問題。他所說的 程度(extent),是指上帝治理的範圍。按照《聖經》和愛德華茲的說法,派博宣稱世界是以上帝為中心的,“自然界中沒有任何事情的發生離得開上帝的智慧、公正和恩典的安排”。這些章節有詩意的語言和鼓舞人心的故事,有對熊、風以及對一日當中未曾感謝之恩賜的反思。 《神的護理》探討了許多性質和範圍,包括上帝與撒旦、國王和國家以及生命和死亡之間的關係。它得出的結論是,“生命中沒有任何領域……可以中止或限制神的護理那終極性、決定性的支配作用。”

第三部分中最大的部分探討罪以及人類罪惡選擇的天命。派博沒有把這看作是一個需要迴避的話題,而是努力表明為什麼上帝的行為是罪人及其受害者的終極希望。他解釋說:“無論我用什麼動詞來描述上帝與人類選擇之間的關係,我總是指稱一種神聖的'看管'(護理)。這絕不意味著上帝有罪,也不意味著人不對自己的選擇負責。準確地說,上帝可以確定,在祂自己不犯罪也不免除罪人責任的情況下,罪依然會發生。”在這一部分中,就像本卷的大部分內容一樣,派博把《聖經》文本作為他的主要資料來源和最終權威;他的目標是在《聖經》未談及的地方停下來,並承認有限的人類思維在理解上帝“如何”行事、隱而未現的奧秘等方面的局限。

然而,這並不是說他的探討沒有神學上的影響力。上帝的旨意 允許 人作惡,但對此並不 欣悅 的觀念與早期教會的傳統是一致的,這傳統體現在特土良和奧古斯丁的作品中,並由安瑟莫和阿奎那發揚光大,傳至宗教改革時代。阿奎那藉著奧古斯丁說:“因此,上帝既不強求作惡,也不強求不作惡,而是允許惡事發生;這就是善。”派博對人類自由和上帝主權之間相容性的看法遵循加爾文、改革宗的信仰告白以及喬納森·愛德華茲的自由意志論。

剩餘部分探討神的護理在皈依、基督徒生活和未來中的性質和範圍。雖然派博沒有指名道姓地回應當代動蕩的神學觀,但他的論點很好地反駁了自然神論(deism)、過程神學、新教自由主義和開放神學的主張,更不用說其他世界觀和宗教。此外,他告誡人們要根據神的本性和品格,過充滿喜樂和愛的基督徒生活,這很好地解決了福音派人士正在問或需要問的許多問題。而他關於認識和熱愛神的護理的十個例子,是那些自稱重生和信奉《聖經》的基督信徒的生命更新秘訣。

一個關鍵性的教義

派博的最後一章展現了所有渴望耶穌基督再來的人所共有的希望。這應該感動讀者,讓他們讚美上帝,就像清教徒詩人喬治·赫伯特(George Herbert)在其詩歌《神的護理》的結尾所寫的一樣:

萬事萬物,雖各不同,卻因同一個命令而存在即為了榮耀你,因此我也讚美你在我其他所有讚美詩中都是如此,但於此處,我加倍讚美

在整個教會歷史上,恢復和捍衛神的護理的教義是至關重要的。從早期教會應對異端的穩定性,到中世紀應對哲學難題的確定性,到改革時期應對缺乏確據的安慰性,再到現代應對創新和解構的神學反駁,神的護理論一直在服務和保守上帝的子民。

在我們這個充滿衝突、懷疑、悲觀和迷惑的時代,需要恢復神的護理的教義。派博的《神的護理》讓讀者看到上帝在做工,帶來了希望和基石,以抵禦動蕩的文化浪潮。正如加爾文在《基督教要義》中所寫,神的護理提供了安慰,提醒人們“當世界似乎在漫無目的地翻滾時,主也在隨處做工”。

幾十年來,派博一直指出有一位榮美而神秘的上帝。在本書中,他再次指出這一點,並讚美神的護理中的榮美和神秘,有的已經呈現,有的將要呈現。派博教授在這“陰影地帶”中,滿懷喜悅地寫下了一個真正的“另一個世界”。在那裡,上帝完全顯現,並歡迎我們所有人“往上往裡,持續前行”,去認識祂。

Jason G. Duesing是中西部浸信會神學院的教務長和歷史神學教授。他合編了《教會歷史神學》,也是新的兒童讀物《月亮在說話》的作者。

翻譯:LC

責任編輯:吳京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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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出,並知道我是神

隨著我們所有的信仰在網上交談, 我們有可能失去對主本人的視線。

Christianity Today June 8, 2021
Anastasiia Shavshyna / Getty / Edits Rick Szuecs

如果一個外星生命體為了解美國教會而訪問地球,但他們只讀所謂的基督教推特,我不確定他們是否會知道我們有著諸如道成肉身,或者復活、(耶穌)升天之類的信念。然而,他們會對福音派的投票傾向、婦女聖職辯論、墮胎政治,以及當前流行的任何爭議了解得很多。

我們習慣性地在線討論,常常促使我們低估上帝的巨大奧秘,以及忽略了祂所激發的奇蹟和崇拜。我們常只沉浸在社會學和神學的評論和辯論中。當然,這些對話很重要。但我們正處於用(人的)內在性取代(神的)超越性的危險之中。我們為了基督教當下的爭論而錯過了神更深的奧秘。

對於這種誘惑有一個術語,我只在牧師中聽說過:“祭壇焚損(altar burn)”。它指的是我們行業的一種特殊風險。牧師們經常處理神聖的東西——聖杯和聖餅,也宣講聖言,關懷有軟弱的信徒。

在這種頻繁的接觸中有一種內含的危險。我們會褻瀆神聖的事物。我們輕率地對待聖潔的東西。在平凡工作週的噪音中,我們忘了我們所宣揚的完整神蹟。

抵制“祭壇焚損”曾經只是經常講道、教導和領導會眾的人的特殊掙扎。但現在,任何人只要有一個鍵盤,就可以每天從日出到日落地談論、教導或爭論上帝。

有了這種新發現的能力,我們都有集體“祭壇焚損”的危險。三位一體的上帝包含的超越性和震撼性被扁平為社會學或神學的抽象概念。我們當中的許多人花在社交媒體上的時間遠遠超過我們聚會敬拜的時間,而這種網絡空間往往阻礙了真正的悔改、沉思或祈禱。

當我們花幾個小時在網絡上閱讀陌生人與其他陌生人爭論屬靈的事情時,就更難接近那位蟹狀星雲的神秘創造者、每一分鐘的維持者,以及宇宙的救贖者。

每日的網絡論神,容易產生一種“談神倦怠”的現象.這使我們忽略了我們造物主最難表達和最強大的地方。真、美、善的強健概念在我們的想像力中變得很薄。

那麼,對於“祭壇焚損”的解決方案是什麼呢?它要求我們重新接觸上帝的神聖性、奇異性和令人震撼的奇蹟。它需要我們沉默、安靜、敬拜和悔改。它要求我們少談上帝,多尋求上帝。

但怎麼做呢?社交媒體將繼續存在。儘管如此,我們必須學會撤退——不是遠離信仰的討論,而是進入那些更古老、更緩慢的心靈對話形式,與真實的人和長篇的書進行對話。我們必須獨處、禁食、參與聚會崇拜和聖禮——這些屬靈魂操練和習慣,是可以使我們免於被科技所吞噬。我們生活中需要靈性地帶的整個拓撲結構,而這結構是從不在網上討論過的——我們自己的這部分是只為上帝和我們具身的社區保留的。

最重要的是,我們需要意識到我們所接觸的媒體有將事物瑣碎化的傾向。沒有中立的媒體。我們運用科技的日常習慣催生了我們的靈命生活,而靈命生活又催生了我們對神的信奉和讚美。

“當蒸汽浴室的門持續打開時,裡面的熱量就會迅速逸出”,五世紀的禁慾主義者佛提基的狄厄多庫(Diadochus of Photiki)寫道。 “同樣,人的心靈在想說太多話的時候,也會通過言語之門消散對上帝的紀念。”

基督徒現在有著讓“言語之門”總是敞開的機會。即使是我們把信仰的言論常掛在嘴邊,或抒發在鍵盤上,我們還是在消散對上帝的紀念。

雖然具體應用不同,但狄厄多庫的智慧仍然適用。他建議信徒們“避免冗言”,而要“適時沉默”,這“不亞於最明智思想之母”。

學會“適時沉默”是一種反文化行為,特別是當有好的東西要說,又有一個全天候的媒體要求我們說的時候。但如果我們不抵制它的誘惑,我們的嘴上論神就會慢慢取代我們對神獨屬的敬拜。

翻譯:Pearlyn Koh

責任編輯:吳京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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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按牧是為了傳基督,而不是為了爭論女性牧師的資格

作為一名牧師,我厭倦了因為立場而模糊福音。

Christianity Today June 3, 2021
Illustration by Rick Szuecs / Source Images: Pearl / Lightstock / Nathan Dumlao / Taylor Hernandez / Alexis Brown / Unsplash / Wikimedia Commons

華里克(Rick Warren)的馬鞍峰教會最近因為按立了三位女牧師而 上了頭條 。 聽到這幾位女性因著按立而得到大眾的認可和宗派的扶持叫我欣慰, 但是讀到報導後便深深地嘆了口氣:“哎呀!又來了。” 我早預測到女性在教會職責的議題會佔據一整個星期的版面,也預測到這些了無新意的論點。

有個公開的秘密:你知道誰最討厭談論女性擔任聖職嗎? 女性牧師們, 但不全都是。 有些女性特別有討論這項議題的恩賜,而我也真心祝福她們。

但現實生活中很少人是為了討論女性擔任聖職而去成為牧師的。 我們被按立,是因為福音佔據了我們的心思意念。 我們被按立為要見證耶穌的榮美和真理。 我們被按立是為了用道和聖禮服事教會。 (鄭重聲明,沒有比為了道和聖禮 更值得接受聖職的。)

女性接受聖職我以前也不贊同。 在我30多歲之前,我算是溫和互補主義者(soft complementarian), 但我同時也是以女性的身分在教會服事。 我教會的弟兄姐妹都以為我最終會嫁給牧師(算是平信徒姐妹非正規地進入帶職事奉的方法) 。 我曾在美南浸信會的青年團契和美國長老教會的慈善事工實習,在移民、街友和貧民之間服事。 我之後去讀神學院,發現自己有神學研究的喜愛和竅門,最後還當了幾年的校牧。

我花時間仔細鑽研按牧的爭議,這幾年 我的看法改變了。 而在這段神學研究畫下句點後,我決定按牧相較之下是自然又實際的。 我接受按牧,不是為了要證明女性也應該當牧師,也不是想為正義發表聲明。 我接受按牧,也不是因為我認為女性(或男性)都有接受按牧的絕對權利。 我接受按牧,是因為我已經帶職事奉,並且對教會和聖禮都非常看重,使我的生活和我在教會的職分密不可分了。

我當時已經投入事工, 也開始教導和訓練門徒。 我希望能公開在聖徒面前事奉。

現在每當我講道時,每當我把手輕放在流淚姐妹的肩膀上、傾聽她的悔改時,每當我寫文章時,每當我和學生散步,回答對於聖經的疑問時,每當我在疲憊的弟兄姐妹面前舉起聖餐,用最清楚洪量的聲音宣告這是“神賜予祂子民的恩典”時,我心中想的不是女性接受聖職的議題。 我心中想的不是希臘文的動詞或聖經對女性的職分。 我默默禱告求聖靈吸引我們到神自己面前,來造就祂的教會,恢復我們的信心。

女性接受聖職無疑是一門重要的議題。 我非常感謝聖經學者和神學家們,他們認真鑽研聖經的論證(最新的是 貝絲·艾莉森·巴爾(Beth Alison Barr)威廉·維特(William Witt),都有出版關於這項議題的新書)。 我們需要這樣的對話。 我也會延續這樣的討論。

只是網上或是教會裡對這項議題的討論多於抽象。 對參與服事的我們而言,事工具體地根基於我們所愛所服事的人群之生命上。 雖然按牧的議題不常在需要受服事的弟兄姊妹間討論,但是人太想要花時間討論此事了。 就我所知,不論哪位女傳道或牧師,如果在飛機、火車、或是巴士上,如果被鄰座發現她的身份,後者總會以義憤填膺的顫聲發表長篇大論,直指女性受聖職之不是。

當教會一半的人想說服我們辭職時,有另一半人卻把我們當作擊潰父權主義的鬥士而拍手叫好。

剛按牧不久時,當我在會議休息空檔,穿著牧師服短暫進出附近文青風的咖啡廳時,看見用微笑加點頭熱切肯定我的客人,讓我很受激勵。 你們的回應我很感激。 真的。 但是我知道我對他們而言只是女權主義勝利的代表, 而不是福音的宣教士。 況且,我有時候只想要買杯咖啡好好讀本書,暫時放下神學家的帽子。 我像是種羅夏墨跡測驗(Rorschach test), 無論我是否願意,我對每個人的意義都不同 (正是因為如此,我不再輕易穿牧師服公開現身了。)

我的存在給人麻煩,也給人鼓勵。 而且大家總是在我對《聖經》、性別角色或是耶穌的立場上有所揣測。

本來願意與互補主義支持論者合作甚至切搓的我們,對此感到事情的不單純。 我們熱愛教會和聖經,目的是“以和為貴”。 自由派認為我們“把敵人當自己人”,但我們從始至終沒打進互補主義的圈子裡。 因此我們總覺得自己在這樣的對話中格格不入,受到兩極分化教會雙面的衝擊,基督的福音在辯論時總是退居次要。

在我自己的宗派中,做牧師的姐妹們在各個方面常出乎意料地得做擋箭牌。 她們忠心服事教會, 順服教會領袖, 也常常得應付各種弟兄不必面對的批評:從說話語氣到神學立場各方面。 但她們依然繼續做牧師。 因為這是她們的本質:牧師、牧人、母親、僕人。

昨天,我們事工裡一位年輕姐妹坐在我辦公室的沙發上說,“我服事是為了看見人得著自由”。 畢竟吸引我們事奉的是耶穌和大使命, 我們不是為了第二波女權主義,或像阿爾·莫勒(Al Mohler)最近在對馬鞍峰教會新聞的回應中所形容的 “解放神學下的衝動”。 我們想要用神賦予的恩賜服事教會。

身為一名女牧師,我常認為自己被迫擔任專家的角色,參與到這場我認為無趣的文化大戰中。 我對事奉的熱情並非出於爭奪名份, 我熱愛事奉是為了能在耶穌的事奉上有份。

基督自己的作為才是最終吸引女性受聖職的原因。 要收的莊稼多, 做工的人少。 沒錯,我們得努力忠心傳講聖經。 沒錯,我們需要好好討論女性受聖職的議題。 但是我們不應該把大部分的時間或精力耗費在來爭論姐妹 如何 在禾場上做工。 我們應該把目光放在福音上。 我們會不斷擺上,因為我們尋求跟隨的是收割莊稼的主。

蒂什·哈裡森·沃倫(Tish Harrison Warren)為北美聖公會的牧師,同時也是《樸實人的禱文》和《深夜中的禱告》一書的作者(校園團契書房出版社,2021年)。 在推特上關注她 @Tish_H_Warren。

翻譯:王寧揚

責任編輯:吳京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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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苗懷疑論者需要一劑創造神學

醫學是有限的。 但正如約翰·加爾文(John Calvin)所領會的,這也可能是神所賜的非凡禮物。

Christianity Today May 27, 2021
Illustration by Mallory Rentsch / Source Images: Macau Photo Agency / Unsplash / Anastasia Shuraeva / Pexels

在美國,隨著新冠肺炎(COVID-19)疫苗逐漸普及,卻還有一大部分 白人福音派 信徒表示他們“可能”或“肯定”不會接種這疫苗。 《紐約時報》CNN等媒體都對此表示擔心,對於疫苗的猶疑可能會成為阻礙美國早日達成群體免疫的路障,並危及未接種疫苗者及他們的社區。

在這警訊中,許多(且不同背景)的白人福音派被貼上了“反科學”的標籤,這進一步加深了那些對疫苗猶豫不決的人的懷疑,即提倡疫苗的訊息是與“敵意的媒體”和政府濫權有關聯的。 隨著不斷加深的不信任將來自不同背景的基督徒分割成自覺站隊的意識型態的小群體,我們面對的問題是:我們能否找到一種方法,在彼此間、向鄰里表達愛意,以見證耶穌基督的福音?

現實是,人們遠比人群統計學特徵複雜得多。 “反科學”標籤通常產生比光還多的熱度。 作為一名癌症患者,我瞭解審慎考慮某一種醫療法並不是反科學的。 接受剛批准的醫療方法和要求醫生矯正折斷的手臂是有區別的。 正如我 在最近的發表的一本書裡所探討的,辨別現代醫學是我們作為一般基督徒的一部分職責。 惟有神才能把我們從罪和死中拯救出來。 但是,在這段短暫的人生旅程中,神也可以提供藥物作為一件非凡的禮物。

對福音派信徒來說,疫苗問題的癥結不在於對某一政黨或政治主張的信任,而是在於我們如何回應神創造的奇妙大工。 我們相信神創造這世界中錯縱複雜的和諧,我們也可以把疫苗視為一件神所賜神聖的禮物。

與許多福音派信徒一樣,我從小就對《詩篇》的宣告有很深的感動:“耶和華啊,你所造的何其多! 都是你用智慧造成的;遍地滿了你的豐富。”(詩104:24) 這關聯是明確的:身為基督徒,我們敬拜神,並對存在於祂的創造中的規律性、複雜性以及極度的和諧感到喜樂。

直到後來我才發現,這種福音派對創造所表現的敬虔與一個古老的《聖經》創造神學傳統很一致。 從西方的奧古斯丁(Augustine)到東方的尼撒的貴格利(Gregory of Nyssa),從早期宗教改革後的教會到啟蒙運動,許多基督徒都認同這一個神學。 基於《聖經》,創造神學為神“何其多的創造”中的複雜性和規律性而歡欣鼓舞,並責成人類繼續不斷地去了解創造的奇妙。 正如對 科學發展史 的研究所顯示,幾個世紀以來,它激勵許多人認真地進行科學調查和探索。

十六世紀的宗教改革家約翰·加爾文也教導創造神學。 他在《基督教要義》(或譯《基督教原理》——譯者註)中寫道:“無論你往何處看,宇宙中神點點榮耀的火花隨處可見。” 現今許多人所謂的“自然世界”,對加爾文來說,是彰顯神榮耀的”炫耀奇景”。 但他哀歎說:“只有百分之一的人是真正的觀眾!”

這一切與我們現在對疫苗的考量有何關聯? 許多同是福音派信徒對新冠疫苗猶豫不決,因為他們擔心政府的濫權。 他們提到政府實施的封城對經濟活動所帶來的慘痛效應,並擔心政府“傳遞信息”在疫情蔓延時期往往不一致。 如果一個人不認同政府對這疫情的處理,那又怎麼會相信疫苗呢?

雖然這些擔憂來自真正的困難,但如果我們相信《聖經》中的“創造神學”,它們實際上是文不對題。 是的,各種疫苗的開發、測試和分發都需要政府的支持和協調——首先來自共和黨的總統,然後是民主黨的總統,以及全球其他不屬於任何美國黨派的政府。 但是沒有一位總統、州長或市長本身在從事辛苦的疫苗研發工作——而是全世界的科學家花了數千小時在做調查、觀察和測試。

來自全球各地、眾多政治背景的頂尖科學家,以令人驚訝的方式共同努力,積累了大量關於新冠病毒的知識。 而且這發生在相當短的時間內,他們以前所未有的方式相互分享了他們的假設、見解、數據和難題。

如《大西洋》雜誌(The Atlantic)所陳述的,2020年就如當年阿波羅計劃一樣,驅動眾多科學家和研究計劃,透過網路檔案庫立即能與其他各地的同儕分享研究結果,繞過了印刷出版和昂貴的訂閱費的過程。 2020年初,在一個提供調查結果數據的生物醫學研究檔案庫中,還只有1000篇論文。 到了10月份,由於新冠病毒,它已收藏超過12,000篇論文。

有一個事實可以讓基督徒欣慰的,這就是在2020年,科學家為了尋找對這次大疫情的解決方案,進行了如此深入的調查。 科學家們不一定都是基督徒,卻與創造神學共有一些關鍵信念:自然世界深藏著秩序和對稱性的特質,人類的頭腦仍能夠理解這個複雜宇宙。 正如阿爾伯特·愛因斯坦(Albert Einstein)這位非基督徒科學家所觀察到的,宇宙中深藏著和諧以及“奇妙的規律”,這對科學的研究和進步是不可或缺的。

作為福音派信徒,我們確認這種秩序和複雜性是神設計的一部分,以及人類是照著神的形像被造,所以能喜悅並探索神的創造,我們 更有理由 要珍惜過去一年中的科學進展。 我們根據研究成果來決定是否要接種疫苗,這並不是贊同總統、州長或市長與否的問題。 對基督徒來說,這問題應該是,我們是否相信神創造中的規律和設計,使科學的理解成為可能,因為來自世界各地的科學家已經深入和密切地注視創造中的“神榮耀的奇景”。

現在,一些讀者可能會有異議:我是否假設我們目前對新冠病毒的知識是完全的? 我能否保證服用這些疾病預防控制中心說是“安全和有效的”疫苗,沒有任何可能的風險?

我對這兩個問題都沒有肯定的答案。 科學是一個會出錯的人類活動,它試圖去理解神創造中的超凡規律和複雜性,我們的理解是逐步增進的。 雖然疫苗的安全性和有效性是相對的,但我認為明智的做法應是承認 絕對確定性 是不可能的。 對於凡人的我們,在這大疫情期間要保證“安全”是不可能的。 但選擇拒絕疫苗也不是就沒有風險。 如《詩篇》作者所說,現在是把我們的恐懼帶到主面前的時候,請求主幫助我們能“數算自己的日子”,因為我們也只是凡人(詩90:12)。

去年12月,我的一位牧師朋友分享說,他被邀請成為所在州最早接種疫苗的人之一,因為他大部分的工作是在醫院裡。 他對我們誠實地說:他對把它注入身體裡有一種直覺的害怕。 他就與他的醫生,以及他信任的基督徒朋友交通,並以祈禱的心來分辨。 最後,他以或生或死都是耶穌基督的子民的信心接受了疫苗。 他有權拒絕。 但更重要的是,他認識到自己是一個屬於耶穌——祂捨棄了自己的權利來向我們展示祂的愛——的凡人。 為了他所信的神和其他人的愛,他拒絕讓他的恐懼掌握最後的決定。

我們對新冠病毒並不是完全了解,我們也不必假設科學是萬無一失,以作為接受疫苗這個禮物的前題。 完美的藥物從來就不是一個選項。 看看加爾文,依據他的創造神學,就主張將醫藥視作“謹慎運用創造的一種知識”,如此詮譯就是一個神聖的禮物。

加爾文會認為這些藥物沒有風險嗎? 當然不會。 加爾文鼓勵他的聽眾要根據世人最好的(當時的)理解來服藥。 試想一下,他對於通過了廣泛安全測試的新冠病毒疫苗等治療方法可能會說什麼。 即使沒有大規模的測試,加爾文仍堅持認為,神使用醫學“為我們提供了治療疾病的能力”。 事實上,他呼喊說“誰沒有考慮到神所命定的方式(醫學),就是對神沒有信心,而是充滿了虛假的驕傲和輕率。”

我們為創造中展示神榮耀的炫耀奇景,以及因探索它所得到的禮物獻上感恩。 當我們的會眾在這個動蕩的時期來認識疫苗,我們要記得保羅的訓誡“凡事謙虛,溫柔,忍耐,用愛心互相寬容,”(弗4:2-3)。 我們的身體不是我們自己的,而是屬於耶穌的,藉著祂“萬有都是靠祂造的”。(西1:16)。

即使我們認知到自己的權利和恐懼,我們是被呼召要體諒自己的身體、在屬靈家庭中的肢體,以及耶穌呼召我們去愛的鄰舍的身體。 願我們努力展現來自神的愛和信任。這樣,用與這個分裂的時代似乎格格不入的愛,我們可以一起唱,“世人就知道我們是基督徒因為愛”。

J·托德·比林斯是密西根州荷蘭市西部神學院的戈登·吉羅德(Gordon H. Girod)改革神學研究教授。 他的新作 為《基督徒生命的盡頭:為何欣然接受生命的有限會讓我們真正地活_》。

“直言不諱”是《今日基督教》的嘉賓意見專欄,(與社論不同)不一定代表出版社的意見。

翻譯者:江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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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素·摩爾(Russell Moore)將加入《今日基督教》,領導新設的公共神學項目

Christianity Today May 20, 2021
Eric Brown

《今日基督教》宣布聘請羅素·摩爾(Russell Moore)為該刊物的全職公共神學家,並領導新設立的公共神學項目(Public Theology Project)。

“對於羅素·摩爾就任這一職位,我們感到非常高興。”《今日基督教》的總裁兼首席執行官提摩太·達爾林普爾(Timothy Dalrymple)說, “羅素所做出的一切,使他成為我們時代重要的福音派最聲音之一。不論是關於日常的信仰問題,還是在我們社會、文化中的大辯論中,他都在闡明福音與整個生活的相關性。重要的是,他在做這一切的時候,所用語言顯示的正是我們《今日基督教》所稱的“美麗正統”(beautiful orthodoxy),與其寬宏、慷慨和謙遜的精神交織在一起的,是對教會歷來秉持的正直性的深切委身。

摩爾是密西西比州比洛克西市(Biloxi)人,2013年6月被任命為(美南浸信會的——譯者註)倫理與宗教自由委員會(Ethics and Religious Liberty Commission)第八任主席。在擔任該職務之前,他是肯塔基州路易斯維爾(Louisville)的美南浸信會神學院(Southern Baptist Theological Seminary)的神學院(School of Theology)院長和負責學術管理的高級副校長。他於2001年開始在那裡執教,擔任基督教神學和倫理學教授,並於2004年成為院長。在美南浸信會神學院任職的四年裡,摩爾還擔任Highview浸信會的講道牧師。

摩爾還著有幾本關於基督教神學、倫理學和生活的著作,其中最近的一本是《站直的勇氣:在恐懼面前不失喪靈魂》(The Courage to Stand: Facing Your Fear without Losing Your Soul) 。他的第一本書《基督的國度:新福音派的視角》(The Kingdom of Christ: The New Evangelical Perspective)改編自他在美南浸信會神學院的博士論文,通過考察《今日基督教》第一任主編卡爾·F·H·亨利(Carl FH Henry)的事工,來研究基督徒如何參與社會政治。摩爾與亨利的精神遺產保持有長久的聯繫。例如,在美南浸信會神學院時,他從2001年到2009年擔任“卡爾·F·H·亨利福音派社會參與研究所”的執行主任。

《今日基督教》是由葛培理在1956年創立的。在那之後的65年裡,它一直是美國福音派運動的旗艦出版物,以新聞、評論和資源為教會服務。它發表每一代傑出人物的文章,這包括塑造了福音派公共生活、見證的神學聲音。今天,它正在努力擴大其範圍,推進那些能跨越世代、跨越社區、遍及全地,並塑造教會未來的思想和故事。

公共神學項目將延伸並建立在這一傳統之上,尋求為我們的時代重新奠定、振興一種美麗而正統的公共神學。它將就公共空間中的信仰問題徵集廣泛的意見,在多種媒體上發表內容,充實福音對整個生活的影響,並舉辦聚會和活動。它也將是摩爾日常寫作和他的播客 SignPosts 的主要傳播途徑。

“在我的信仰之旅中,《今日基督教》對我意義重大。”摩爾說, “我很高興能加入這個團隊並領導公共神學項目。我們要致力為美國福音派基督教重建一個神學上正統、智力上可信、社會上參與、傳道上全面、並與人們生活普遍聯繫的見證。” (摩爾也在RussellMoore.com上發表了一份聲明。)

摩爾在《今日基督教》的工作將於今年夏天開始。

“長期以來,發表摩爾博士的文章一直是我們的一件快事,並總希望我們能一起做更多的事情。”達爾林普爾說, “近年來,圍繞著我們作為基督的追隨者為何和如何參與公共生活的首要原則,我們與全國福音協會(the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Evangelicals)、美國覺醒會(American Awakening)和其他夥伴合作,重新集結美國的福音派教徒。剛開始與羅素討論公共神學項目,我們立即就抓住機會,決定攜手促進這一對我們所有人都非常重要的事業。對於這項工作,我們找不到比羅素·摩爾更好的領導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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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譯:吳京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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