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教會以世界的方式鬥爭,會失去什麼?

一位記者紀錄下長期的衝突在一間支離破碎的教會裡的代價。

Christianity Today August 13, 2024
Illustration by Elizabeth Kaye / Source Images: Pexels

正如我們已看到的數個統計報告所呈現的,在美國,教會正在萎縮。基督教信仰日漸式微。「無特定宗教信仰者」所佔的人口比例比新教徒或天主教徒還多,而且這樣的趨勢仍持續進行著。

對於這個趨勢的解釋,如同讀者們可能已在《今日基督教》的版面上看過——領袖危機、教派鬥爭、性侵醜聞——都剝奪了會友對牧者的信任。教會內也因為支持不同的政治候選人、Covid時是否帶口罩、疫苗問題、批判性種族理論、對LGBTQ的包容、女性在領導階層的定位⋯⋯等問題上意見不同而分裂。

這些解釋都是對的。但至少對我來說,它們越來越像一套抽象的概念。在過去幾年裡,這些解釋被重複了太多次,以至於快要失去它們的意義,變得如此生硬,甚至掩蓋了問題(教會在萎縮)本身的特殊性。

普立茲新聞獎得主Eliza Griswold在她的新書《盼望之環:對美國一間教會在愛、權力與正義上的反思》(Circle of Hope: A Reckoning with Love, Power, and Justice in an American Church)中,並沒有以上面這些方式解釋教會萎縮的問題。她透過多年來對《盼望之環》教會——這間在紐澤西州和賓州都有開拓小組的進步派福音派教會——辛勤詳盡的觀察,揭示了在特定情境中某些基督徒的歷史、恩賜以及固有的罪,在他們所面對的文化壓力下是如何做出反應的。透過作者的報導——嚴謹、節奏掌握得當,不狡辯爭論——揭示了整個事件裡最深刻的傷害。

徹底的失和

《盼望之環》教會於1996年由前Jesus Freak運動的Rod White和Gwen White夫妻創立。從一開始,這間再洗禮派的教會就與基督教右派的政治和文化保守主義思想走相反的路。Rod穿著牛仔褲,用譜架當講台;會眾能在講道中間插嘴並向他提問。另類的敬拜音樂場景讓人心激盪不已。在往後的日子裡,《盼望之環》教會裡的和平主義基督徒抗議政府在外國發動的無人機攻擊和美國境內非法販賣的槍枝;教會向他們的黑人會友道歉並補償他們(因國家系統性的種族歧視所受到的傷害),為在獄中的人的保釋金募款,並為人們能有負擔得起的房價向政治人物進行遊說。

儘管有這些活動,《盼望之環》教會本身並不是一種政治計畫。Rod「認為自己是個政治運動份子」,如作者所說,「但他也教導人們『不將耶穌放在生活的中心』的風險」。整間教會會一起讀經,用日出的禮拜和印有十字架的餅乾來紀念復活節,並在骯髒的特拉華河中為人們施洗。「與邪惡勢力戰鬥並不意味著一定要支持政治進步派的政治目標,」作者寫道。「《盼望之環》教會也教導耶穌呼召人們對社會進行更徹底的改造:不只是有新的政策,而是[人們]有新的生命樣式。」

但是,「擁有立場」與「聖靈所帶領的真理」之間的區別是什麼?教會可以在哪些方面「同意彼此之間擁有不同的想法」,在哪些方面則必須堅守真理的堡壘?哪些想法是所謂的「覺醒思潮」,哪些想法是「福音/好消息」?

隨著時間的推移,對於這些問題答案的分歧導致《盼望之環》教會關閉。作者透過《盼望之環》四位牧師的故事來紀錄教會解散的過程:Ben、Julie、Rachel和Jonny,以及會眾之中一位傑出的黑人成員Bethany。

他們五個人在很多事情上都有分歧。特別是,他們在關於種族、種族主義、權力和權柄等事上爭吵。最後,教會內形成派系。會友開始離開教會、停止奉獻。《盼望之環》教會因想要成為支持LGBTQ群體的教會而離開原本的教派。牧師們紛紛彼此疏離。作者寫道:「每一方都視另ㄧ方為人們逃離《盼望之環》教會的原因。「Jonny解釋說,人們的離去是教會『太白人』和濫權的結果。」而那些站在創始人家族那一邊的白人表示自己「看到人們厭倦了鬥爭,也厭倦了Jonny。」

若是換成文筆較差的作家,紀錄這間教會分手過程中的官僚主義、Zooms會議、口罩會議、電子郵件、找顧問的過程⋯⋯等等,恐怕會非常乏味。但本書作者以鮮活的方式詳述這一切。整個故事的重點不在於教會扭曲的議程或不洽當的群眾回覆,而是關於教會之中徹底的彼此疏離。這本書讓人彷若身歷其境,並感到痛苦。

這本書同時也具有豐富的視角。在《盼望之環》一書中,作者成功地做到教會無法做到的部分,讓不同觀點在書中共存。她將書中有瑕疵的人物以既審慎又有恩典的方式呈現,提供他們的背景故事,但並非要為他們惹麻煩的行為找藉口,而是讓讀者能更完整地理解他們。Ben牧師是創辦人的兒子之一,他會在會議上對同事大吼大叫,但他也是醫院的關懷牧師、會帶兒子看星星的父親。Jonny會在X上發表尖酸刻薄的推文,與人畫出分明的界線,但他也是一位技藝精湛的廚師,是一位為了逃避埃及的迫害而來到美國的福音派基督徒的孩子。

但即使世上有各種不同的人生背景,也不足以讓牧師和他們的會眾找到彼此的共通點。這間教會的問題,似乎正是其他美國人生命的問題:我們很憤怒。我們壓力很大。我們很孤獨。我們的兩極化反映著我們在其他層面的分歧,不僅僅只在政治、地理位置和社會經濟階級上有分歧。這樣看來,我們似乎也好不到哪裡去。如果基督徒弟兄姊妹就是這樣對待彼此──猜忌懷疑、憤怒、嗤之以鼻──那麼,當教會關閉時,我們還能再失去更多什麼?

事工仍會持續

當然,《盼望之環》教會接著失去的是他們之間共同的敬拜——雖然有點難確定教會是否在更早之前就已失去共同敬拜的性質。自創堂以來的幾年間,在明顯或較微觀的層面,教會的敬拜似乎偏離了歷史上正統的敬拜。「創意發揮」的敬拜在何時結束,「胡言亂語」的場面在何時開始,往往無法簡單分辨。作者並未試圖加以區分,只是描述她所觀察到的教會在經文詮釋、「創意展示經文」和靈修上的實踐。

歸根結柢,上面列出的那些分歧問題的總結,是關於靈命的問題。Jonny的信念真的只是粗鄙的機會主義嗎?Julie是基於膽怯還是真實的信念才與他人結為派系?Ben真的盡力了嗎?「愛你的鄰舍」是否意味著指責他們、翻聖殿的桌子?雖然作者能觀察到聖靈的果子——誰是謙卑的、誰是善良的——但即使是最敏銳的記者也不可能知道人心的深度。她無法評估每個人禱告時的真誠或每個人與基督關係的親密程度。

比較容易記錄下來的,是手和腳的失去,是基督肢體同心合力使國度降臨的失去。即使《盼望之環》的神學或制度原本就可能有所缺陷,這種後來的失去也是顯而易見的。

多年來,《盼望之環》的會友們曾互相照看孩子,互相幫忙還清債務。他們一同經營社區的二手商品店,並將收益捐贈出去。他們為街友提供義大利麵,邀請他們進到溫暖的地方。

「這個社區裡曾有一種絕對的仁慈,一種『身處這個世界而不屬於世界』的活生生的例子,」作者寫道。「他們的委身程度之深,令人感動。但後來——世界不斷用拳頭敲打著他們的門。」

即使《盼望之環》教會關閉了,個別的基督徒仍然堅持著他們的事工。在教會分崩離析時,Rachel抱起一個癮頭復發的癮君子,把他送到急診室。當Ben不再是牧師時,他以醫院牧師的身份,抱著一個垂死的嬰兒,溫柔地告訴他「回到主的懷抱吧。」

教會畢竟不是一棟建築物、一卷文件或一個名字的集合詞。只要人們堅持著信仰,教會的工作就會繼續下去。

Kate Lucky 是本刊的文化與參與(Culture and Engagement)資深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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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逼迫的中國基督徒出獄後仍需代禱

警方在他們獲釋後仍繼續騷擾並監視他們。

Christianity Today August 13, 2024
Illustration by Mallory Rentsch Tlapek / Source Images: Getty

五月底,基督徒記者張展參加了秋雨聖約教會成員組織的每日Zoom禱告會。這位前律師和活動人士曾因報導武漢COVID-19疫情而被監禁四年。

「老實說,我真的很害怕,」她流著淚告訴中國成都這間著名的家庭教會。「其實我並不堅強,是個經常哭的人。這種感覺很痛苦,因為我被監視,不方便去教會。我很渴望見到我的弟兄姊妹(基督裡的),但我不敢拜去訪任何人。」

一個半禮拜後,她在微信上分享,她受到當地警察的盤問和威脅,他們警告她,如果她再越過「紅線」,他們就會把她送回監獄。張展寫道:「你們都在保護誰的紅線?人民的生命是紅線嗎?還是『上級的意見』才是紅線?我不想進監獄,該進去的也不是我。」

幾天後,張展原定接受本刊採訪的時間被取消,因為她的加密訊息應用程式帳號突然消失了。

「張展關注組」在英國的創辦人王劍虹告訴本刊:「她仍然處於暴風眼中,承受著很大的壓力,[包括]無止盡的審問或警察到她的住處訪視。她在繞過[中國的防火牆]時必須小心謹慎。與海外人士聯繫會為她帶來很大的風險。」

在服刑期滿被釋放的中國基督徒當中,張展出獄後所受到的持續性監視並非個案。宣教士曹三強、秋雨聖約教會長老李英強和貴州牧師仰華出獄後也繼續活在監視之下,當局監視他們的行踪、社交媒體上的文章,以及他們所接觸的人。一旦官員發現「可疑」的活動,例如公開談論他們在監獄中的時光或與同行聯繫,就會威脅要把他們送回監獄。

為無聲者發聲

張展在2015年成為基督徒後,開始參與人權和政治活動。在此之前,她在上海一間證券公司擔任財務顧問,直到公司因她拒絕偽造財務資料而將她開除。她歸信耶穌的決定進一步改變了她的人生軌跡。

「作為一個基督徒,我做的事皆根基於福音,」張展在2019年對自由亞洲電台說。「我希望基督徒能夠推動這個國家的和平改革或政治的改變。我希望能推動一些突破。」

當局在2016年吊銷張展的律師執照,以報復她簽署了一份反對中國律師不能組織團體、收集簽名或發表公開信的新規定的請願書。2019年,她在上海市中心高舉雨傘支持香港的民主抗議,並呼籲結束共產黨的統治,結果被拘留了65天。

2020年初,當張展在網路上看到一篇關於政府對新發現的冠狀病毒保持沉默的文章時,馬上搭火車前往武漢,並在武漢於2020年2月1日進入封鎖狀態前抵達。起初,她嘗試派發福音單張。但她很快意識到,她需要讓世界上其他人知道情況已經變得多麼可怕。身為公民記者,她帶著智慧型手機在武漢四處走訪,拍下城市空無一人的街道和人潮洶湧的醫院,揭露中國政府對COVID-19的不力回應。

2020年5月,中國當局拘留張展,並指控她「尋釁滋事」,使她成為四位因報導 COVID-19的爆發而入獄的公民記者中的第一位。

入獄一個月後,張展開始絕食抗議。2020年12月,她在受審時坐在輪椅上的虛弱身影令國際人權組織感到擔憂。張展不接受認罪,拒絕了如果承認自己的「犯罪事蹟」就能從輕處罰的提議。

她的律師張科科告訴CBS新聞:「為了抗議這場『非法審判』,除了表示公民的言論不應受到審查外,她幾乎沒有說話。」上海法院當天判處她四年徒刑。

為了避免被懲罰和強制灌食,張展決定在接下來的幾個月中間歇性絕食。據報導,2023年7月,她的體重降到37公斤,幾乎是正常體重的一半。她的健康狀況每況愈下,她因與營養不良有關的消化道疾病被送往醫院。

距離她預期的2024年5月出獄還有幾個月的時間時,支持者擔心張展會死在獄中,呼籲中國政府釋放她。直到5月13日,他們的憂慮才有所減輕,因為同為活動人士的彭永和拍攝了一段影片,影片中剛獲釋的張秀蘭身穿睡衣,在她哥哥家向大家致謝。

兩週後,她出現在秋雨聖約教會例行的「中國的下午五點鐘」Zoom上禱告會。在一段獨白中,她談到自己如何為一位囚犯的流鼻水和另一位囚犯的牙痛禱告,並看見上帝治癒了他們。她也透露她感受到上帝呼召她堅持絕食,即使她的親人不支持這個行動。

她在Zoom裡表示:「看到家人承受巨大的壓力,我真的很掙扎。他們尚未相信基督。我不忍心看見他們因著我持續地分享那些會讓他們以及警方不悅的聲明而不斷感到恐懼。但我覺得這是上帝要我做的事:獻上我的身體作為活祭。」

目前,張展仍可在社交平台X上發文。7月6日,她上傳了一段自己在上海公園散步的影片,詢問是否有人願意來和她一起查經。「這個城市很美,公園很漂亮,但宗教自由在這裡是不被允許的,」她感嘆道。

「這些人毫不受法律拘束」

與此同時,在湖南省會長沙市,另一位最近獲釋的基督徒曹三強也繼續受到監視。曹三強因「組織非法越境」而服刑七年──這是針對他的基督教事工而捏造的罪名──並終於在今年三月獲得自由。雖然曹三強已回到家鄉,但由於當局拒絕給予他中國身份證,他無法自由活動或申請護照。他的妻子和兩個成年兒子住在美國。

曹三強在一個基督徒部落格上寫道,6月4日是天安門大屠殺的紀念日,警察在那天無故拘留他超過20個小時。(通常,在中國被視為「敏感的人物」會在這天被拘留)。兩天後,他看見「兩個工人樣貌的人安裝了一個高畫質攝影機」對準他母親的家,也就是他暫時居住的地方。中國當局還在公寓大樓的入口處安裝另外兩個攝影機。

他指出,這些攝影機不僅追蹤他的行蹤,也監視來探訪的人。「警方讓人們知道,他們不會去追蹤那些只來看望我一次的人,但第二次來看望我的人必定會進入公安的記錄。」他認為政府的目的是要徹底孤立他。

曹三強告訴本刊,警方在6月份第二次拘留了他10個多小時。當他詢問自己是否犯罪時,公安人員表示沒有,但這是他們上級的指令。

「這些人毫不受法律拘束,」他說。「我之所以停止寫作[在部落格上],是因為他們暗示我,如果我繼續寫作,他們就會禁止我離開[這個國家],並且不給我個人身份證明。我告訴他們:『好吧。我會暫時停止寫作。』」

牧師被「假的」釋放

被釋放的犯人所面對的騷擾是沒有期限的。李英強是秋雨聖約教會的長老,在2020年被官方釋放後,仍然遭遇監視和重複拘留。2018年12月,當局在鎮壓教會及其敢於發言的牧師王怡期間,首次逮捕李英強。由於教會涉及敏感話題,如發言反對習近平對教會的迫害,因此處於政府的風口浪尖。2019年,成都一家法院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判處王怡九年有期徒刑。

李英強長老在監獄中度過了八個月,當局才釋放他,並將他送回湖北老家,在那裡保釋候審一年。從那時起,他已回到成都,繼續帶領教會小組和網路上的聚會。

由於李英強長老繼續從事他的事工,中國當局經常傳喚他到警察局問話,並監視他和他的家人,甚至一度跟蹤他每一趟外出,並阻止訪客來到他們家。教育官員威脅要把他的孩子帶走,因為他拒絕送孩子去公立學校,而是選擇送他們去教會未經註冊的基督教學校。十一月,李英強在四川省達州的秋雨聖約教會主持洗禮和領聖餐後,被當局拘留了十天。

四川警方在2020年警告他,由於成都當局已正式解散秋雨聖約教會,他們不會允許教會繼續聚會和敬拜。只要李英強仍留在成都,他們就誓言阻止他參與任何事工。

「從永恆的觀點來看,還有比中國更值得你投入一生的打谷場嗎?」李英強長老在近期一次講道中問會眾,鼓勵他們堅持下去。「從世俗的角度來看是『歷史的垃圾時間』的時段,反而可能是教會挖掘硬土、預備心靈、經歷試驗的時刻,為未來屬靈的大豐收作準備的時間。」

在貴州省,當局同樣跟蹤貴陽活石教會的牧師仰華,他因「洩露國家機密」而入獄兩年,當局於2019年釋放了他。由於他的家庭教會迅速成長,並在一棟辦公大樓購買更大的聚會場地,但拒絕加入政府登記管理的三自教會,中國當局因此鎮壓該教會。

即使在他被釋放之後,仰華牧師「仍然處於監禁狀態,因為警方不斷對他進行無情的審查」,《對華援助新聞網》報導。在重大政治事件、敏感的週年紀念日或外國外交官正式訪問貴州期間,當局不是將他軟禁,就是強迫他到別的省份旅行。

2021年,仰華牧師計劃前往青島與基督徒朋友會面,但警察把他帶到警局,阻止他離開。一名警官審問他,然後開始打他,搧他的臉頰,「力道很大,後來我幾乎聽不到任何聲音,」仰華說。「然後他開始咒罵,說現在是中國共產黨的天下。」他們釋放仰華後,他就被送往醫院。

仰華的一位朋友基於安全理由不願透露姓名,他指出,雖然仰華已不再身陷監獄裡,但他的釋放是「假的」。

這位朋友說:「仰華從出獄就受到全天候的監視。雖然他在自己的城鎮時相對算是自由,但如果他去到其他城市,他們就會警察密切地監視他。從他上路直到入住酒店,他們都會全程押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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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女性一起閱讀聖經

聖經中對喇合和其他女性角色的戲劇化描述往往忽略了她們的貢獻。

Christianity Today August 13, 2024
Illustration by CT / Source Images: Wikimedia Commons / Unsplash

幾年前,我受邀為一本新的女性研讀版聖經撰寫註解。這個企劃出乎我的意料,也感覺很奇特,因為我自己從未讀過專為女性而寫的研讀版聖經,我對於是否需要女性研讀版聖經持懷疑態度。為什麼我們不能都讀同一本聖經呢?但在為這個提議禱告之後,我覺得自己應該接受這個邀請──盼望自己能為拿起聖經的女性提供一些有價值的東西。那時的我並不知道這個企劃最終會為我自己帶來多大的改變。

在我獲得三個聖經相關學位,並在基督教學校、教會和其他事工機構工作的四十年歲月裡,從來沒有人要求我「以女性的身份」來為女性閱讀聖經。我讀聖經的時候未曾自問過:當女性讀到這裡時,會想些什麼?有哪些部分讓她們感到困擾?哪些部分會吸引她們的注意力?

因為我的牧師和神學教授都是男性,我讀過的大多數關於聖經的書也都是男性所寫,所以我學會了用一種籠統的方式讀經——盡可能地忽略自己,以使我能透過和男性一樣的眼睛看世界。我的一些教授曾考量女性的困境或女性的角色,但他們無法身歷其境的進入聖經裡關於女性的故事,以她們的感受來理解她們的處境。這不是他們的錯,也不會讓他們的教學因此變得與我無關,但確實讓我對聖經的理解不那麼完整。

當我重讀舊約和新約,並將重點放在文本中的女性和閱讀此文本的女性身上時,許多聖經故事以一種全新的方式在我眼前更生動地展開。我被迫真實地面對那些對女性而言難以下嚥的段落,與這些經文摔跤。但是,當我在其他專家的幫助下與這些故事摔跤時,我發現了關於上帝的美善的深刻見解。

以女性的角度讀經讓我更常意識到,聖經中的女性經常被邊緣化,或被貼上妓女、小姊妹、誘惑者、寡婦等扁平的標籤。這些標籤不僅有時不準確,而且往往會分散人們對她們品格中更重要的ㄧ面的注意力,比如她們的勇氣、忠誠、創造力和決心,以及她們對聖經敘事所勾勒出的上帝救贖計劃的重要貢獻。

喇合就是這樣一個人物。我們提起她時往往還會緊跟著另一個字──妓女。喇合的故事常常被歸結為一句老生常談:上帝願意使用最糟糕的罪人來實現祂的目的,甚至是外國妓女!但她的品格為以色列的敘事貢獻的意義遠不止於此。

喇合是迦南地的公民,是佔領著應許之地的「敵人」之一,耶和華在對以色列人的應許中提到了迦南人:「我必使你一切的仇敵迴轉逃跑」(出23:27)。上帝的計劃包括以某種方式瓦解迦南人對巴力和其他神靈的崇拜。因此,當我們發現《約書亞記》記錄下以色列人與迦南人的第一次對話以上帝應許將會保護喇合和她的家人結束,其實是很不尋常的。

《約書亞記》常被人形容是本描繪著一個暴力的、嗜流迦南人血的上帝,但喇合的故事提醒我們不要過度絕對地解讀這本書。為了調整我們的期望值,讓我們從上帝具體的指示開始,看看以色列人進入迦南地時究竟該做些什麼:「拆毀他們的祭壇,打碎他們的柱像,砍下他們的木偶,用火焚燒他們雕刻的偶像」(申命記7:5)。是的,你沒有在這些經文中看到血,因為上帝指示的毀滅不是針對人,而是針對他們所崇拜的石頭。

至於迦南人本身,以色列人被禁止與他們結婚或簽訂條約。禁止的原因不是種族問題,而是宗教問題:「因為他必使你兒子轉離不跟從主,去事奉別神(申命記7:4)」。對以色列人來說,這些人是「禁地(herem)」,是禁止接觸的對象。上帝的首要計劃是把迦南人趕出這塊土地(如果他們死了,這就不可能了)。是的,當以色列人進入迦南地時,迦南人死了,但殺死他們並不是重點──摧毀他們的異教崇拜、持守以色列人的對上帝的忠誠才是重點。

在2010年夢工廠出品的電影《馴龍高手》中,一個維京村落耗費了巨大的精力來防禦和保護自己免受龍的攻擊。他們的孩子甚至在學校裡學習如何屠龍。但是,當村裡的一個男孩(名叫小嗝嗝)遇到一條受傷的龍(一條「夜煞」),並為它取名叫「沒牙仔」時,他沒有殺死這條龍,甚至與它成為朋友,為他製作義肢尾翼好能重新飛翔。小嗝嗝的行為被村人認為是魯莽的,甚至是叛國的。馴服龍不是村民的計劃,「馴服」迦南人也不是以色列的計劃。

那麼,為什麼喇合能從耶利哥之戰的毀滅中倖免於難呢?

讓我們從故事的開頭說起:約書亞在進攻耶利哥前派了兩個探子去查看耶利哥及其周圍的情況(約書亞記2:1)。這裡的矛盾之處是,儘管上帝指示他們不要與迦南人發生性關係,這兩個探子卻還是在一個名叫喇合的妓女家躲起來。也許妓院是城裡唯一可以讓訪客花錢住宿的地方,也許妓院是最安全的地方,可以避開人們的視線及關注。

但無論如何,國王還是發現了他們,並要求喇合交出探子。喇合沒有這樣做,而是把他們藏了起來,並撒了謊,讓國王的人四處追捕。為了換取自己的人身安全,探子向喇合許諾,她和她的家人將在即將到來的戰鬥中倖免於難。但問題是,以色列探子是否在此公然無視上帝關於迦南人的指示?還是喇合是個特例?

這裡的關鍵因素是喇合效忠的是耶和華和以色列,而不是耶利哥王。她對探子說的話是整本希伯來聖經中外邦人口裡最有力的信仰宣言之一。她說:「我知道耶和華已經把這地賜給你們,這地的一切居民在你們面前心都消化了。因為我們聽見你們出埃及的時候,耶和華怎樣在你們前面使紅海的水乾了」(約書亞記2:9-10)。

喇合講述了以色列人戰勝西宏和噩的故事,這兩個亞摩利國王拒絕讓以色列人平安地通過他們前往應許之地。她總結道:「我們一聽見這些事,心就消化了。因你們的緣故,並無一人有膽氣。耶和華你們的神本是上天下地的神(2:11)。」

喇合的證詞非常明確,她承認耶和華是至高無上的神。她的話與《出埃及記》第15章的《米利暗之歌》如出一轍:

外邦人聽見就發顫,

疼痛抓住非利士的居民。

那時,以東的族長驚惶,

摩押的英雄被戰兢抓住,

迦南的居民心都消化了,

驚駭恐懼臨到他們。

無論從哪個角度來看,喇合都不再是迦南人了。她已經宣告效忠以色列的上帝。饒恕喇合符合上帝在創世記12:3對亞伯拉罕的應許:「為你祝福的, 我必賜福與他。」

回到我們前面電影的比喻,喇合就像「沒牙仔」,而探子則是以色列驅逐迦南人計劃中的「小嗝嗝」。但《約書亞記》的作者並沒有認為探子們的行爲有問題。事實上,喇合拯救了以色列人,以色列人也救了她的命。我們知道,喇合的故事有幸福的結局,因為她嫁入以色列的群體裡。有趣的是,喇合的丈夫撒門是迦南女子的第四代孫,這個背景也許使他能以不同的眼光看待「外國人」。

喇合和撒門後來生了一個兒子波阿斯,波阿斯娶了摩押寡婦路得,成為大衛王的曾祖父(路得記4:18-22;馬太福音1:2-6)。路得是另一位從以色列的「禁地」變成以色列人的外邦人。透過對以色列上帝的忠誠,這些女性不僅不是以色列故事的邊緣人物,而是核心人物。喇合,就像他瑪、米利暗、西坡拉以及其他許多女性一樣,在聖經闡述的上帝救贖計劃中,不僅僅是裝飾品,而是主要工具。

和迦南人他塔(創38章)、基尼人雅億(士師記4章)和摩押人路得(路得記1-4章)一樣,喇合成為我們信仰的典範和上帝子民的盟友。在拯救以色列間諜的過程中,她賦予「他者」人性尊嚴,並參與執行耶和華上帝的神聖計畫。喇合是個光輝的榜樣,她證明了這樣的敘事的可能性:在這個世界上,所有原本注定要被毀滅的人,可以有機會和以色列人一起敬拜唯一的真神。

因此,當馬太福音將喇合列為耶穌的祖先時,我們不應感到奇怪,因為祂也選擇了拯救並「馴服」那些曾與上帝為敵的人——我們——即使我們曾注定要被毀滅。

卡門·喬伊·伊姆斯(Carmen Joy Imes)是拜歐拉大學 ( Biola University)舊約副教授。她為兩本女性研讀版聖經撰寫註釋,第一本於2024年4月23日發行: Every Woman’s Bible (NLT)可在丁道爾出版社(Tyndale House Publishers)購買。

翻譯:Jane Hao/校編:Yiting Ts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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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s

追憶彭蒙惠:台灣人ㄧ生的朋友

願意為上帝去到地極的彭蒙惠,透過《空中英語教室》和小喇叭,將耶穌介紹給台灣人。

Christianity Today August 8, 2024
Illustration by Christianity Today / Source Images: WikiMedia Commons

過去70年,透過英語和音樂向數百萬名台灣人分享基督的美國宣教士彭蒙惠 (Doris Brougham) 於週二逝世,享年98歲。

彭蒙惠建立的《救世傳播協會》(簡稱ORTV) 透過廣播電台、電視、雜誌、現場表演和親自上課,教導台灣從中學生至政治人物說英文。與此同時,她每週舉辦英文查經班,並成立廣受歡迎的《天韻合唱團》。

由於彭蒙惠對台灣的貢獻,她於2002年獲得台灣最高平民榮譽——紫色大綬景星勳章。去年,時任總統蔡英文拜訪《空中英語教室》,親手將台灣護照交給彭蒙惠,在她抵達台灣72年後給予特殊貢獻的尊榮。

前台灣總統馬英九在1998年出版的彭蒙惠傳記《愛是一生的堅持》序言中寫道:「她的故事使人落淚。她是兩千萬人的英文老師,造就了難以計數的英語人才⋯⋯聽過她的廣播、看過她文章的人,又何止兩千萬?」

雖然今天彭蒙惠可說是台灣最知名的美國人,但她一開始並非計劃來到台灣:這位宣教士最初的目標是去中國宣教。但中國內戰迫使她改變計劃,搬到台灣。她對耶穌及音樂的熱愛使她創辦台灣第一個基督教廣播電台,後來持續加入更多深具影響力的媒體事工。

「我來這裡服事全是上帝的帶領,」彭蒙惠於2023年接受CNA訪問時說。「我只是每ㄧ天都想著要服事祂。然後一天變成幾個月,再變成幾年,然後哇!72年後我還在這裡!」

彭蒙惠於1926年在西雅圖出生。她的父親是一名機械工程師,母親負責照顧家裡八個孩子,她排行老六。儘管生活在經濟大蕭條時期,她的母親總是教導她和她的兄弟姐妹要想辦法幫助更不幸的人。

熱愛唱歌的父母將對音樂的熱誠傳染給彭蒙惠。有一次,父親的客戶負擔不起修車費用,懇求能用薩克斯風當作工資。父親把薩克斯風送給彭蒙惠,她開始每天練習,並加入學校的管絃樂團。後來,她學會吹奏小號和法國號,這些樂器陪伴了她的餘生。即使到了90多歲,彭蒙惠仍會在台灣各地的音樂分享會上演奏她的小號。

12歲那年的夏天,在一次暑期聖經夏令營裡,中國佈道家計志文面向這一群美國人,問到:「有誰願意去中國,幫助那裡人民的需要?」對這個遠在東方的國家懞懂無知的小彭蒙惠舉起了手。身旁的大人都笑了,認為她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

五年後,糾結著是否要拿伊斯特曼音樂學院(Eastman School of Music)給的全額獎學金就學時,彭蒙惠想起她要去中國的承諾。詩篇2:8浮現在腦海中:「你求我,我就將列國賜你為產業,將地極賜你為田產。」列國?地極?這是指中國嗎?彭蒙惠躊躇者。最後,她回應上帝:「如果祢需要我,我願意為祢去到地球最遠的地方。」

完成聖經學校的課程後,彭蒙惠加入協同會(Evangelical Alliance Mission),並在1948年春天登上前往中國的船。抵達中國後不久,內戰情況加劇。為了躲避戰火,彭蒙惠和其他宣教士從上海逃至蘭州,再到香港。一路上,她為士兵包紮傷口、在難民營帶領查經班,並向蜑家族人傳福音。最終,宣教士們被迫選擇去到其他地方宣教,於是在1951年,彭蒙惠選擇了聽說住著不少中國人的福爾摩沙——台灣。

來到台灣後,彭蒙惠沒有和多數宣教士一樣去到台灣西半部,而是選擇重重山嶺外的台灣東岸,花蓮。她很快就發現她的中文派不上用場,因為她服事的原住民不是說族語就是說日語。儘管如此,她仍透過吹奏小號和教他們唱歌,與當地孩子建立友情,並慢慢學會當地語言。那段時間裡,她在玉山神學院教授音樂、訓練主日學教師,並成立一間小型教會。

彭蒙惠學習到,要接觸人們,「你必須做一些事情來吸引他們的注意,」她告訴《世界雜誌》。「你必須與人有連結,而不只是與人有溝通。」為了將福音傳給更多人,她在1951年創辦台灣第一個基督教廣播節目。節目內容包括詩班頌歌、講道、戲劇,以及她的小號演奏。

彭蒙惠提到,當年,她喜歡在節目播出的時段騎腳踏車到街上,看看各家各戶和寺廟裡的人收聽她的節目。有一次,有個尼姑打電話給彭蒙惠,悄悄地問她哪裡可以找到聖經。看到她的成功,遠東廣播公司邀請她開發更多中文節目,並在中國大陸播放。

在英語資源稀缺的年代,台灣的領導人,包括當時的總統蔣介石,都曾請彭蒙惠教導政府工作人員英文。她的學生甚至包括蔣介石的內閣成員。

1962年,教育部要求國營廣播電台製作一個教英文的節目,於是他們邀請彭蒙惠前來主持,《空中英語教室》就此誕生。播出後,聽眾的反應熱烈,許多人請求將節目中的對話印出來,讓他們能在家裡學習,於是就有了《空中英語教室》雜誌。

同年,在台灣剛開始出現電視機的時期,台灣只有一家電視台,彭蒙惠需要與佛教和天主教競爭宗教節目獨播的時段。因為她的節目總是有音樂,電視台選擇了她。她還記得人們擠在寺廟所擁有的當時罕見的電視機旁,觀看她製作的講道和詩班演唱節目。「你能有多少機會在佛教寺廟裡佈道呢?」彭蒙惠說,「上帝早已計畫好這一切的發生。」

然而,新成立的福音廣播事工極度缺乏資金。彭蒙惠想起可以變賣父親生前送她的薩克斯風。她心痛的想著:「如果我捨不下自己的東西,還有什麼資格要求別人幫助我們呢?」她最後賣掉了這支薩克斯風。為了募款,彭蒙惠多次回到美國,與教會和基督徒企業家分享她的願景。她不斷鼓勵內向的自己:「這不是為了我自己,而是為了上帝。」

她為了製作電視節目所成立的《天韻合唱團》成為台灣第一個基督徒歌唱團。自此之後,天韻合唱團錄製了30多張專輯,並在36個國家巡迴演出。

幾十年來,ORTV的音樂事工及英語教學不斷成長。《空中英語教室》的節目和雜誌擴展到為低年級學生設計的《Let's Talk in English》和高年級學生的《Advanced》雜誌。今天的《空中英語教室》節目將木偶、音樂和實地遊記融入英語教學,旗下的老師們也到台灣各地的公立學校舉辦交流活動。ORTV至今持續為政府官員舉辦英文課程,以及每個週末為全台北市的學生開放的英文聖經查經班。

已故藝人孫越曾說,在台灣,幾乎所有60歲以下學過英文的人,都可以說:「我是聽《空中英語教室》長大的!」他認為彭蒙惠的人生「是個傳奇」,因為她堅持著自己從12歲開始的信念,並堅持了一輩子。「每個人都需要了解彭老師的一生,以及她那和這個社會主流價值觀截然不同的選擇。」

2001年,颱風納莉造成的大雨和洪水嚴重損壞了ORTV昂貴的設備和建築物。但彭蒙惠鼓勵員工,「不要為失去的東西難過,這些不過是工具罷了,最重要的是我們都在這裡,可以繼續服事上帝。」

多年來,從未結婚的彭蒙惠不知疲倦地工作著。她曾提及一次與葛理翰(Billy Graham)的對話,當她問這位佈道家她是否應該在65歲退休時,葛理翰回答:「Doris,聖經裡沒有[退休]這兩個字。」彭蒙惠將這句話牢牢記在心裡,即使後來需要靠輪椅代步,她仍每天去ORTV的辦公室,直到97歲。

在去年12月的聖誕音樂會上,彭蒙惠和觀眾分享:「我在亞洲已經70多年了,我時常告訴大家上帝非常愛每一個人,祂差派獨生愛子耶穌來到世上,為我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讓我們的罪得赦免,可以到天堂度過永生。這是聖誕節真正的意義。」

根據彭蒙惠的遺囑,她計畫捐出她所有一切,並將安葬於陽明山。

Angela Lu Fulton提供進一步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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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s

敬拜領袖需要神學家的幫助

我們是否更傾向求上帝的幫助的歌,而不是讚美祂本質的詩歌?

圖中央為瑞德曼(Matt Redman)

圖中央為瑞德曼(Matt Redman)

Christianity Today August 6, 2024
Courtesy of Integrity Music

在使徒行傳17章中,保羅來到雅典,發現一件奇怪的事——那裡有個刻著「未識之神」的祭壇。

當然,他巧妙地將這個時刻轉化為講述關於獨一真神敘事的機會。但我總是覺得,對於任何不巧前來崇拜這個神祇的人而言,這個碑文簡介一定毫無幫助——因為這個神祇既不為人所知,也無法為人所知。

我們對這個神祇的本質、性格和特性一無所知。我們不知道這個神祇是否曾行過任何偉大的事蹟、做過任何神蹟或贏過任何勝利。我們也不知道這些神祇的形象。我們甚至不知道他們的名字。這些神祇對祂的崇拜者有什麼樣的要求或期望?我們毫無頭緒。

但對耶穌的崇拜者來說,情況就完全不同了。我們敬拜的是一位自我啟示的神,祂願意被看見、被認識。祂書中的每一頁都揭示著關於祂的知識——不只是暗喻、碎片的線索和耳邊低語——而是完整地描述祂是誰、祂做了什麼,以及為什麼祂如此絕對地值得我們敬拜。

毫無疑問的,我們知道祂既威嚴卻滿是憐憫,既有大能卻如此和平,既聖潔又謙卑,既榮耀又恩慈。聖經也告訴我們如何最好地親近祂,以及什麼樣的獻祭是祂所喜悅的。

每當談論到敬拜,我們總是很清楚,我們不能隨意捏造出我們自以爲祂會喜歡的事物。

也許一場敬拜永遠不會包含上帝真理的每個層面,但是,正如已故的神學家唐慕華曾提醒我們的,「敬拜絕對不應該為我們帶來不真實的東西」。我們必須盡全力不錯過與我們所敬拜之真神相遇的關鍵要素。

二十年前,我曾寫信給幾位牧師、傳道人和神學家,問他們一個簡單的問題:「在我們目前展現的敬拜裡,缺乏哪些重要的聖經主題?」

我收到的許多回覆裡都提到:上帝身為創造者、上帝身為審判者、上帝身為三位一體的神。雖然他們對現代敬拜音樂有著正面的評價,但他們也挑戰了現代敬拜音樂:為了教會的益處和上帝的榮耀,我們的敬拜音樂必須做得更好。

幾十年後,我很好奇我們有了多少進步。敬拜音樂在創造力上已有顯著的進化和進步,比以往有更多的音樂類型。我們製作音樂的方式也向前邁進了。但在敬拜歌詞、神學內容方面,我們是否也能這樣說呢?

有些現代具有聖詩風格的歌曲在這方面表現的很好:例如Hillsong的《萬王之王》深刻地講述關於上帝的故事,並提到使徒信經中25個重要主題裡的15個。Phil Wickham的《永活盼望》(Living Hope)也涵蓋了其中11個主題。這些都是可唱、美麗、有份量的歌曲。但綜觀全局,我們仍有許多工作要做。

我注意到的一件事是,我們多麼傾向於歌唱求上帝的幫助,而不是求祂的聖潔。我們傾向傳唱上帝直接且明顯對我們有益處的一面──祂是牧羊人、安慰者、避難所或拯救者。

當然,如果你喜歡的話,這些當然能是於我們有益的歌。但我們也必須擁有許多關於上帝本質的神聖性的詩歌——那些讚美上帝的價值的歌——無論我們自己是否出現在歌詞裡。這些詩歌的主題訴說著上帝的宏大、公義和祂的無可比擬。正如《詩篇》在讚美上帝的聖潔和祂對人們的幫助之間取得平衡那樣,我們也必須這樣做。

我們在教會裡唱什麼樣的歌,大部分的責任落在現代的敬拜領袖和作曲家身上。敬拜領袖和敬拜運動必須以聖潔敬畏的心來承擔他們的託付。光是推出一張在音樂上吸引人的新唱片或填滿一整場演唱會的觀眾是不夠的——這些事可以很美好,但如果我們不小心處理關於神聖的主題,它們實際上會變得很可悲。

每個地方教會的敬拜領袖也要接受同樣的呼召。我們是否盡可能地選擇尊榮上帝的歌曲?還是我們有時會僅僅因為某首歌的音樂氣息太吸引人而在不經過任何神學查驗的情況下採用它?我和其他人一樣喜歡新鮮、創新且有創意的音樂形式,但我們可以——而且必須——兼具神學及音樂性。

牧師們,你們在這方面也有權柄。你們是教會敬拜的守門人。你們可以呼召我們、激勵我們這些敬拜領袖做得更好。你們可以禁止你們認為內容太少或甚至與聖經教導互相矛盾的歌曲。請你們指出我們選取單中遺漏的聖經/神學主題,要求我們加入其它歌曲或甚至要我們為某個聖經/神學主題寫歌。不要讓我們因為缺乏神學底蘊而毀了原本美妙的音樂。

不是每首歌都需具備如《擁戴祂為王》(Crown Him With Many Crowns)的悅耳神學——但如果我們有太多歌曲遠遠低於所要求的標準,請各位牧師、神學家們幫助我們意識到這一點,並幫助我們成長。也許你們不需要給我們太多音樂上的建議,但請不要讓我們獨自負責所有聖歌的神學。

許多敬拜領袖——包括我自己,都承認我們在這方面需要幫助。我們成為敬拜團的領袖可能並非因為我們曾有神學院教育或密集的神學訓練;我們通常是因著喜愛音樂並能彈奏或歌唱而進入這個服事領域。

我們謙卑地承認,單靠我們自己是做不到的。我們需要思想家、神學家和牧師的幫助,我們也需要其他作曲家和敬拜領袖幫助我們磨出刃來(箴27:17)。

在詹姆士王版本的英文聖經裡,有1200百多處告訴我們要以舉目(behold的姿態敬拜,這並非偶然。我們所敬拜的上帝是位希望被人認識祂是誰的神。我的禱告是教會能在這方面成長──我們將能看見意義更深刻、更真實的詩歌——並帶領一種能幫助人們以前所未有的方式舉目注視耶穌的敬拜。

Matt Redman是敬拜領袖和作曲家,他的著名詩歌包括《真實的敬拜The Heart of Worship、《頌讚歸於祢》(Blessed Be Your Name)和榮獲格萊美雙獎的《千萬個理由》(10000 Reasons)。

Matt Redman也是WOR/TH(英文字母代表「敬拜」及「神學」)的創辦人,WOR/TH是一系列裝備作曲家、敬拜領袖和音樂家的研討會,即將在美國舉行兩場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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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story

為什麼出埃及記的真實性很重要?

西方法律、民權運動和基督教本身都依賴聖經故事的歷史真實性。

雷克米爾墓壁畫中的細節,據說描繪的是埃及人與努比亞人和閃米特奴隸在一起的場景。

雷克米爾墓壁畫中的細節,據說描繪的是埃及人與努比亞人和閃米特奴隸在一起的場景。

Christianity Today August 6, 2024
Dea / S. Vannini / Getty Images

摩西帶領以色列人出埃及是否真實發生過,是很重要的事嗎?艾興瓦德(Kurt Eichenwald)曾在《新聞週刊》上發表一篇長篇大論,嘲笑聖經的歷史真實性,甚至質疑人們是否有任何理解聖經經文的可能性。反駁艾興瓦德的各路聲音很快就出現,而且都十分有力。我注意到其中一個諷刺之處:曾經在傳奇編輯肯尼思·伍德沃德(Kenneth Woodward)的領導下以出色的宗教報導為特色的《新聞週刊》竟然讓這樣一篇研究不力的文章通過編輯審核。然而,艾興瓦德的文章所引發的爭議提醒我們,關於聖經的真實性仍是非常重要的討論。

2014年,一部紀錄片進一步推動了這場討論。《證據的規模:出埃及記》是一部花費十年製作的紀錄片,2015年在美國約700家戲院上映。該片探討了圍繞著聖經歷史的可靠性爭論的核心問題:摩西是否真的曾帶領以色列人離開埃及的奴役,在乾地上穿過紅海,進入書珥的曠野(出埃及記15:22)。導演馬霍尼(Timothy P. Mahoney)並非舊約學者、考古學家或神學家。他是個普通的福音派基督徒,並承認自己有時會懷疑以色列人出埃及是否是真實的歷史事件。他以自己的身分出現在銀幕上,提出這個棘手的問題:我能相信我手中的聖經文本嗎?

為了回答這個問題,馬霍尼前往中東採訪埃及盧克索文物局長曼蘇爾·巴拉克(Mansour Baraik)和特拉維夫大學著名考古學家及以色列·芬克爾斯坦(Israel Finkelstein)等著名學者。這些專家和其他專家告訴我們,他們認為《出埃及記》中所描述的事件與他們和其他人在考古記錄中發現的事件幾乎沒有任何關聯。

這部片也邀請了美國最大的猶太教會之一、洛杉磯西奈聖殿(Sinai Temple)的拉比大衛·沃爾普(Rabbi David Wolpe)出鏡。沃爾普闡述了他的觀點,即信仰不一定要與歷史或科學事實相符,尤其是妥拉中敘述的出埃及事件。不過,他在這個問題上並非「非黑即白」的立場。他告訴電台脫口秀主持人邁克爾·梅德維德(Michael Medved),「這個故事在多大程度上具有歷史內核很難說。但我對此更深層的信念是,無論這個[故事]是否真實,經文都是真實的,而這是兩碼事。」

馬霍尼探討了是否有任何證據顯示猶太人於拉美西斯王的時代(Rameses)在埃及生活。他從學者那裡得到的答案仍舊是「沒有」。如果學者們的回答是正確的,那麼,馬霍尼將這些論點聯繫起來,解釋其中隱含意義的嚴重性:「若當時的埃及沒有猶太人,則意味著沒有出埃及這件事。若沒有出埃及,則意味著猶太教的基礎是個神話(myth)。而對基督徒來說,這意味著耶穌基督和新約聖經的作者們都搞錯了,因為他們都接受了摩西和出埃及的現實,並將他們的教導建立在摩西和出埃及的現實之上。」

確實如此。在福音書中,耶穌多次提到摩西和上帝指示摩西的誡命,祂的口吻像是摩西確實記錄下那些誡命。在最後的晚餐上,耶穌將自己肉身的死亡——鮮血和身體——與摩西的逾越節羔羊在長子之災中拯救以色列人的生命連結在一起。難道耶穌將自己在十字架上的犧牲之死與一個從未發生過的事件連結在一起?如果是這樣,聖經整個敘事裡的盟約本質就不攻自破了。如果摩西從未存在過,拿撒勒人耶穌就不可能是「新的摩西」,我們看到的故事不過是安德魯·韋伯(Andrew Lloyd Webber)的音樂劇《萬世巨星》中的彌賽亞—— 一個僅僅死在十字架上的彌賽亞 亞。故事就此結束。

救贖的歷史現實

基督教信仰不僅完全建立在摩西敘事的歷史性上,西方社會的法律與秩序基礎也是如此。我們的普通法和法學傳統可以追溯到猶太教的盟約觀念。沒有摩西,我們就失去了上帝對政府和人類權威權力限制的認知。而這種植根於妥拉的憲政主義的目標是什麼?根據《牛津最高法院指南》,它「旨在防止暴政,保障自由社會所依賴的個人自由和權利」。因此,每一個關心自由的人都應該關注這場圍繞著《出埃及記》的辯論。摩西的教導真的來自摩西嗎?它們植根於一個超越性的源頭嗎?這些都是相當重要的問題。

馬霍尼的電影在馬丁路德·金恩紀念日上映也是個幸運的巧合。1968年4月4日, 馬丁路德·金恩在孟菲斯洛林汽車旅館被槍殺,我們舉國緬懷這位民權運動領袖的生平和精神遺產。馬丁路德·金恩一再將爭取民權的奮鬥置於「出埃及」的歷史背景下。他明顯將《出埃及記》視為與美國非裔的經驗平行的歷史記載。就在遇刺前夜,馬丁路德·金恩進行最後一次的講道。他是這樣開始的:

孟菲斯市正在發生一些事情,我們的世界正在發生一些事情。你知道,如果我能站在時間的起點,對著迄今為止的整個人類歷史進行一種整體的、全景式的觀察,而全能的上帝對我說:「馬丁路德·金恩,你想生活在哪個時代?」我想我會選擇從埃及出發,看著上帝的孩子們從埃及黑暗的地牢出發,穿越紅海,穿越曠野,走向應許之地。

對馬丁路德·金恩和他在南方基督教領袖會議中的一群英雄來說,以色列人經歷的奴役和上帝將他們從法老手中解救出來並不是毫無關聯的兩件事。救贖的歷史現實對他們而言至關重要。被奴役的歷史及被救贖的歷史真實地發生過。「我的眼睛已經看見主的降臨的榮耀」不僅僅是個抽象的概念或詩意的情懷。(編按:此為馬丁路德·金恩演講的最後一句話)

馬霍尼本人在《證據的規模:出埃及記》中採用記者的手段。他採訪專家,考量各種情況,並對摩西和聖經的歷史性得出自己的結論。最重要的是,我們看到影片的主角最終回到聖經文本本身。是的,馬霍尼讓自己的信仰指引他。在我看來,這是場勝利。《出埃及記》真的發生過嗎?如果本文的讀者知道馬霍尼最終的回答是得之不易的「是」,一定不會感到驚訝。但是,馬霍尼和執行製片大衛·韋斯納(David Wessner)的方法並不是機械的護教方式。質疑《出埃及記》的人沒有被視為稻草人,而是尊重地被主角視為一同探索歷史真相的同伴。這本身就足以讓人們願意參與這趟旅程。

與《出埃及記》的真實性相關的問題的嚴重性應鼓勵基督徒與朋友一起觀看這部紀錄片,並得出自己的結論。確實,自2014年的電影《出埃及記:天地王者》上映以來,《出埃及記》已再次引起全美國的關注。在一次關於該片的訪談中,導演史考特撇開了故事取材自過去歷史的說法。當關於這部電影是否忠於聖經文本的問題引起爭議時,以色列主流報紙《國土報》在報導的開頭輕率地寫道:「……很明顯地,沒有歷史證據支持聖經記載的《出埃及記》的真實性。」真的是這樣嗎?馬霍尼和其他許多學者還有別的話想說。

對於觀看《證據的規模:出埃及記》的基督徒而言,另一個正面的結果是,它可能會引發其他關於我們信仰的根基的嚴肅對話。這會是福音派基督徒「恢復出廠設定」的時刻嗎?也許吧。我們當然可以好好地使用這個時刻。如果我沒有猜錯的話,許多慣常去教會的基督徒可能已有非常多年未曾思考過那些挑戰我們傳統信仰內容的問題。有些傳道人在文化上習慣避免談論與質疑相關的內容,選擇看似更虔誠、更屬靈的談話。在這種情況下,基督徒尷尬地活成了經典電影《日落大道》裡的主角——過氣的默片女星諾瑪·戴斯蒙(Norma Desmond):我們假裝一切都很好,彷彿我們仍生活在我們最輝煌的時代;但我們的朋友卻替我們感到尷尬,覺得我們已失去理智,乾脆放任我們做自己。

在2011年接受《哥倫比亞新聞評論》採訪時,備受讚譽的電影製作人埃羅爾·莫里斯(Errol Morris)(《戰爭迷霧》的導演)表示,紀錄片製作者的任務是幫助觀眾「重新發現現實」。他表示:

有些人走過來對你說:「好吧,我是後現代主義者。我真的不關心真相是什麼,因為真相是主觀的,或有各種不同版本的真相:你的真相,我的真相,別人的真相。然後你對他們說:「所以對你來說,誰扣動了扳機並不重要嗎?對你來說,某人是否犯了謀殺罪,或者監獄裡的某人是無辜還是有罪,都只是個人觀點的問題?」

真相是什麼確實非常重要。人們想要知道答案:是誰、發生了什麼事、在什麼時間、過程如何、以及為什麼。如果不能提供這些微小的真相,他們可能永遠不會了解這些事物背後最終極的真相。

//Speaking Out系列不一定代表本刊觀點//

Gregory Alan Thornbury是紐約市國王學院(The King's College)的院長,著有《恢復經典福音派:應用卡爾亨利的智慧與願景》(Recovering Classic Evangelicalism: Applying the Wisdom and Vision of Carl F. H. Henry)一書,由十字路出版社(Crossway)出版。

翻譯:Jane Hao / 校編:Yiting Ts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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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奧運會「未識之神」的祭壇

我們是否看得見這個社會在靈性上的需求?我們能如何回應呢?

Christianity Today August 2, 2024
Illustration by Christianity Today / Source Images: WikiMedia Commons / Screenshot from X

巴黎奧運開幕典禮的表演因被認定嘲諷達文西《最後的晚餐》而引起的爭議,將我們帶回到古希臘。但不是最初的奧林匹亞市,而是雅典,如福音書作者路加在《使徒行傳》第17章中記載的那個雅典。當時的基督徒與現在的基督徒一樣,都得面對福音悲劇性地被人誤解,而使徒保羅面對希臘人的愚拙所展現出的耐心(林前 1:23)在我們觀看2024年奧運會時也許可以派上用場。

多年來,我一直以為保羅在讚美迷信的雅典人的宗教信仰時,一定是口是心非。但當我花越久的時間研讀這個故事,我就越相信我最初的解讀是錯誤的。讓我們一起看看使徒行傳17章22-23節:

保羅站在亞略巴古當中,說:眾位雅典人哪,我看你們凡事很敬畏鬼神。我遊行的時候,觀看你們所敬拜的,遇見一座壇,上面寫著「未識之神」。你們所不認識而敬拜的,我現在告訴你們⋯⋯

這裡並沒有諷刺語氣。保羅的讚美似乎是真誠的。儘管這個城市眾多的偶像讓他「非常著急」(徒17:16),他還是找到了這裡頭值得欣賞的地方,並利用雅典人的極端迷信作為福音的開端。我們在巴黎可以嘗試和保羅同樣的方法嗎?

但首先,我必須承認,這場表演的藝術選擇無疑是尷尬的,對觀眾的接受度嚴重缺乏遠見,充其量不合人胃口。我能理解為什麼許多基督徒感到被冒犯——儘管我也必須指出,關於表演者原意是什麼的證據還沒有定論。學者們對於這究竟是刻意的戲仿還是無意的影射意見不一,被冒犯者不太可能得到滿意的道歉,困惑的人也不太可能得到明確的答案。

那麼我們該何去何從?這種事情以前發生過,以後也還會再發生。除了生氣或視而不見外,我們還有其他選擇嗎?我們有沒有可能以更有幫助的方式來反思這件事,甚至可能效法保羅藉此機會來分享福音?

一個很好的起點,是讓我們自問:「為什麼這個場景的創造者一開始會想借用基督的桌子的形象?」這在藝術界並非不尋常的舉動,因為藝術界不乏對達文西等經典圖畫的參照。現代藝術家影射或挪用基督教的圖像一直都是常態。從藝術史的角度來看,引用/參照本身並非新鮮事或特別重要——最重要的是它被賦予的意義

舉例來說,安德里斯·塞拉諾(Andres Serrano)於1987年的攝影作品《尿浸基督》基本上不存在理解這個作品的不同方式,這也是為什麼它持續引起基督徒憤怒的原因。相較之下,安迪·沃荷(Andy Warhol)在生命的最後一段時光,以達文西《最後的晚餐》為題,創作了一系列龐大的畫作。這些作品持續啟發人們(包括基督徒在內)更深的反思,也改變學者對安迪·沃荷的靈性生活的認識。

安德里斯·塞拉諾的《尿浸基督》(左)與安迪·沃荷的《最後的晚餐》(右)WikiMedia Commons / WikiArt
安德里斯·塞拉諾的《尿浸基督》(左)與安迪·沃荷的《最後的晚餐》(右)

要判定這些藝術參照是否是「故意冒犯」,還是單純是藝術學校畢業生的內部玩笑,抑或是雅典人的迷惘渴望的化身,往往是個艱難的選擇。這正是巴黎奧運開幕式宴會圖像的爭議所在。主辦單位是在尊重原作——致敬達芬奇的傑作和/或荷蘭藝術家Jan van Bijlert於17世紀創作的《諸神的盛宴》——以增加其意義,或是在貶低原作,又或是在重新定義它?

Jan van Bijlert所繪的《諸神的盛宴》WikiMedia Commons
Jan van Bijlert所繪的《諸神的盛宴》

我相信答案就在於我們是否認定這場可能參照了《最後的晚餐》的表演,以非常不恰當或不合原貌的方式描繪基督和門徒的形象。表面上看來,答案似乎是明確肯定的:門徒被換成了變裝皇后,最後的晚餐桌上是個塗成藍色幾乎全裸的男子。

不過,儘管奧運會堅持這場表演唯一的參考是希臘神話,仍難擺脫與達文西的關聯性,部分原因在於巴黎的表演者似乎在探討「誰有資格坐在那張特殊的桌子上」。而我們必須記得,耶穌傳道的時候,也一次又一次的強調同樣的問題:祂曾與「罪人和稅吏」一起用餐(馬可福音2:15-17)。耶穌擾亂既定的餐桌交友規範讓祂惹上不少麻煩——而儘管這場表演讓許多觀眾感到不舒服,卻可能是一次試圖做和耶穌同樣的事、問同個問題的嘗試。

撇開巴黎奧運不談,基督徒或許需要重新思考我們對基督教形象的「佔有感」。我能理解被冒犯的感覺。身為基督教大學的藝術史教授,我經常發現自己對「我們的東西」被人粗暴地挪用感到憤怒。我可以列出一張長長的清單,列出近期在電影和電視上讓我惱火的「冒犯基督教」的例子。

然而,回想以下兩件事或許有助於緩和這種「被冒犯的反應」。首先,我們古代的基督徒弟兄姊妹們常常不知道該如何既拒絕偶像,同時又描繪自己的信仰,因此他們經常挪用他們鄰近的希臘羅馬國家現成可用的視覺文化。請看義大利拉文納(Ravenna)亞略洗禮堂(Arian Baptistry)天花板馬賽克的中心場景。耶穌受洗時旁邊出現的那位是河神嗎?(為何被畫得那麼像希臘的河神)

《基督的洗禮》,亞略洗禮堂中的馬賽克畫Ввласенко / WikiMedia Commons
《基督的洗禮》,亞略洗禮堂中的馬賽克畫

又或是,讓我們拿許多描繪約拿在藤蔓下的圖像(例如大英博物館的約拿石棺)與古代世界描繪戴歐尼修斯神(Dionysus)或恩底彌翁(Endymion)斜躺在垂下的藤蔓下的圖像作比較。無論是否是基督徒,藝術家們都會互相參照作品,初代基督徒使用異教的圖像作為視覺上的掩護,讓他們在羅馬迫害最嚴酷的時期得以生存。隨著時間推移,這種顛覆熟悉形式的做法逐漸演變出創造全新的形式。(回想一下,基督徒在基督復活後的八個世紀內,都未曾描繪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形象)。

這也是為什麼我們很難判定巴黎奧運上的表演:《諸神的盛宴》本來就看起來很像《最後的晚餐》,所以即使奧運如他們聲稱的那樣只參考了Van Bijlert的畫作,這個畫面看起來還是很像達文西的畫作。這些作品都有共同的來源,一代人的藝術必然會影響另一代人。我們不能雙重標準——當相互參照的藝術對我們有用時就接受它,當它對我們沒有用時,就抱怨別人使用我們的藝術。

無論我們喜歡與否,像達文西這些由教會創作、為教會創作的傑作,是人類共同文化遺產的一部分,將繼續啟發後代藝術家,產生大量傑出失敗的作品。我們期望的不正是這樣嗎?也許我們可以學著驚嘆這些圖畫在世俗化的世界裡產生持久影響力的能力。

這讓我想到我們應該抵抗自己出於本能的「反感、譴責尚不認識神的人」的第二個原因:為什麼如達文西那樣的圖像仍能引起世人共鳴?為什麼現代世界少見的真正全球性的活動(奧運)的籌劃者,選擇使用這個圖像?

我相信這個選擇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我們這個時代的靈性需求。奧運藝術總監對於反彈聲浪的回應,是形容這個場景是一幅包容的畫面。他可以選擇許多不同的方式來呈現這一價值,但他選擇了這個圖像——無論好壞,能讓人聯想到耶穌與背叛祂的人共進晚餐,並設立那頓所有基督徒應以此紀念祂的餐點:聖餐。

我們真的對藝術總監的這個選擇感到失望嗎?或者我們能在這裡看到一種在絕望、孤獨和無意識地渴望上帝的情況下,對真理做出的笨拙的抓取—— 一種值得我們同理的抓取?我們是否可以像保羅在使徒行傳17:27所說的一樣,盼望這場表演的籌劃者和粉絲能「尋求神,或者可以揣摩而得;其實祂離我們各人不遠」?

耶穌也曾嚴重地被祂的朋友和敵人以錯誤的方式描繪、呈現。無論祂走到哪裡,祂對隨處而來的人們的迷惘表現出極大的耐心,祂的回應不是憤怒或冷漠,而是以更深入靈魂的問題、適時的呼召悔改以及宣告好消息來回應。即使是嚴厲的保羅,在因周遭充滿粗劣的偶像感到著急之際,也找到了能將失喪的人們引導至上帝的方式。

Taylor Worley是惠頓學院(Wheaton College)藝術史客座副教授,也是《Memento Mori in Contemporary Art: Theologies of Lament and Hope.》一書的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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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魅力,神僕還需其他特質

推動教會運動需要有魅力的領袖,但最好的領袖需要的不只是魅力。

Christianity Today August 1, 2024
Illustration by Tim McDonagh

埃馬德(Emad)在很多方面而言都是個例外。他在一個巨型貧民窟長大,後來卻升任首都一間銀行的分行經理。他所在的地區多數人都信奉回教和萬物有靈論,但埃馬德敬虔的基督徒母親將自己的熱情傳遞給他,他立志向失喪的人傳基督。這與他牧養的地方教會的想法不符,他發現教會會友對傳福音不感興趣。

經過幾年牧養上的「失敗」後,埃馬德垂頭喪氣地在一條塵土飛揚的街上邊走邊禱告。在那裡,他感到聖靈指引他去見一位薩滿(shaman)巫師。這位巫師近期夢到會有一個人來告訴他關於「永生神」的事。後來,巫師興奮地將埃馬德介紹給自己社交圈子裡的人,很快地,越來越多人開始歸向基督。

在那之後的十年裡,已有接近7000間教會建立,這些教會都可以追溯至埃馬德和巫師那次的相遇。這個建堂運動已在三個國家共五個不同族群中展開。

身為研究與建立教會相關理論的神學學者,我們想要了解那些和埃馬德一樣,在原本基督徒數量寥寥無幾的地方倍增耶穌門徒的人。這些人是我們所稱的「先鋒領袖」,我們想了解包括埃馬德在內的這個特殊群體(全世界約有1500位先鋒領袖):這群人的門徒後來又帶領了新的門徒,而新的門徒又再帶領出其他門徒,並一同建立至少100間新的教會。我們也以「運動催化者」來形容這類人。

埃馬德和其他參與我們研究的人表示,只有在他們的回覆是匿名不公開的情況下,他們才會參與這個研究,這也是研究的標準做法。此外,許多這些先鋒領袖的事工區域並不安全,尤其是對傳福音的人而言。

在我們的研究中,「運動催化者」的個人特質與我們的研究有緊密的關聯性,能部分地解釋當一個以前沒有新信徒的地方突然出現許多新信徒時都發生了什麼事。我們的研究發現有21種特質是多數運動催化者的特徵,使他們有別於沒有成功發起門徒訓練運動的同儕。

這ㄧ發現這絕不影響是聖靈藉著福音的大能在這些運動中發揮最主要作用的事實。沒有特定一種個人特色和品質的組合能保證一定能引發一場運動。但是,既然上帝選擇透過祂所呼召的男男女女來作工,他們所展現及培育而來的特質就是祂在世上作工的一部分,我們有責任培養人們擁有這些特質。

儘管任何福音運動的起因不能簡化為一個公式,但經驗證據顯示,每當出現一場能誕生許多新基督徒和新教會的福音運動,都有一位具有某些顯著特質的先鋒傳教士。

最常被觀察到的三個特質前兩者為:大量地為社區裡的人的救恩禱告,以及十分專注於帶領更多門徒。

第三個特質則是魅力(charisma,也譯作聖靈恩賜/神授的能力)。

百年来,人們一直認為魅力是領導力的核心。近年來,有關「轉化型領袖」的研究發現魅力是一種罕見的特質,似乎在全球各地的領袖之中都很重要。有一整個學派致力於研究這ㄧ現象,管理學學者羅伯特·豪斯(Robert House)於1977年稱之為「魅力型領袖」理論。

魅力究竟是什麼呢?我們發現,在「運動催化者」之中,魅力是自信、無私的行為以及透過個性(不僅僅是透過地位或頭銜)影響他人的能力的結合。人們對於能與這樣的領袖有所關聯感到非常榮幸。

對於運動催化者展現的魅力,我們無需感到驚訝。根據我們的定義,他們處於透過福音進行大規模的個人生命和社會層面的轉變的最前線。

然而,我們當中不少人也曾與非常有魅力的領袖有過負面的經驗。

這帶出了一個問題:魅力如何維持著不僅僅只是「個人權力的來源」,而是一種「好的人格品質?」在我們的研究中,我們認為魅力並不是一種獨立存在的恩賜,而是與其他特質相輔相成的。我們發現,那些能將魅力限制在安全範圍內的「護欄」與領袖個人內在生活/靈命以及他們的人際關係技巧都有關聯。

常,一個人的屬靈操練(靈修生活)是一件別人看不到的事。然而,它們卻能強而有力地影響我們外在的行為。

運動催化者建立魅力的方法之一,是透過「聆聽上帝」這個他們私底下操練的屬靈紀律。他們以倚靠上帝的姿態生活,時常花時間等候上帝對他們生命和事工的引導。這種習慣是靈命上的強效解毒劑,能防止魅力型領袖感染自我主義。

在我們的研究中,先鋒領袖的另一個特質是他們有強烈的認真傾向,這也是心理學研究已證實的「五大領袖人格特質」之一。這些人的責任感是他們性格中相當穩定的一部分。認真負責的心態使有魅力的領袖不會太過衝動行事,也不會優先考量自己一時興起的想法。

我們發現,運動催化者是那些明顯自律的人,他們努力追求超越他人期望的成就,並能控制和引導自己的衝動。

雖然每個擁有權力的人都需要能控制衝動的能力——這是認真負責的一部分——但對有魅力的領袖而言,控制衝動的能力更加重要。有魅力的領袖通常不太受組織或階級的限制,因此他們比別人更需要自制力

動催化者以他人為中心做事的方式,是防止魅力出錯的第二道防線。

在我們的研究中,運動催化者似乎對他人有著異常深厚的愛。一般而言,這些領袖不願意為了一己私利而利用他人。除此之外,運動催化者真心的關心他人的生活和福祉,並且以他人能感受到的方式展現這樣的關心和在乎。

心理學上五大穩定的人格特質的另一種——合作的能力/親和力(agreeableness)——同樣塑造了運動催化者的魅力。我們的研究發現,他們比一般的教會建堂者更關心社會和諧,並且通常是令人愉快的夥伴,與他人互動時也願意妥協。合作的能力同樣使有魅力的領袖不變成「愛支配他人」的人。

最後,我們還認識到,委身於「賦權/賦予他人能力(empower others)」的調節價值。這個特質在運動催化者身上甚至比魅力本身更為顯著。

缺乏賦權承諾/不願賦權的領袖往往會自己收集權力,像磁鐵一樣把責任吸在自己身上。但在我們的研究中,一些福音運動催化者常以反向的方式運作——他們自由地放棄控制權。他們將責任交給他人,甚至冒著失敗的風險。

在我們的研究中,有一位極富魅力的領袖展示了這種謹慎的態度:

每當危機出現時,我會約束自己去找我們團隊當下正在訓練的新領袖們說:「你們需要離開,為這件事禱告,一直禱告到你們得到答案為止。當上帝告訴你們該怎麼做的時候,再來告訴我。」當然,我總是擔心他們會想出一些奇怪的東西。但是你知道嗎,他們總是做對了。他們會一直禱告,直到聽到聖靈的聲音,而聖靈總會給他們一些符合聖經且切合我們文化的奇妙建議。

當然,不同的情況需要不同類型的領袖。一個頗有成績的福音運動催化者所具備的特質跟能力也許並不能同樣有效地帶領一間於文化上浸泡在基督教傳統中但如今奄奄一息的教會。而一個沒有魅力的領袖仍然可以引領教會生養眾多。

儘管如此,我們的研究顯示,特別有果效的領袖通常具有魅力的個性,而光有魅力也是不夠的。

但是當魅力發會它最大成效的時候──當有魅力的領袖有照護自己靈命的特質、他的愛心及合群的性格不斷成長,並專注於賦予他人能力的時候──他的魅力個性可以成為一股力量,讓福音在新信徒、新教會和新領袖身上深深扎根。

Emanuel Prinz是一位領袖、發展顧問和教會運動研究員。他是《運動催化者》(Movement Catalysts)一書的作者,並在Catalytic Leadership撰寫部落格。

Gene Daniels和他的家人在中亞建立教會長達12年。他主要研究回教世界的事工,基於安全考量,本文以假名撰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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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s

世代差異使亞裔美國的年輕領袖卻步

調查結果顯示:亞裔教會的領袖年齡低於30歲的機率是非亞裔教會的一半。

Christianity Today July 31, 2024
Illustration by Elizabeth Kaye / Source Images: Lightstock / Unsplash

最早為亞裔美國基督徒所寫的靈命塑造書籍之一,是由InterVarsity Press於1998年發行的《東方父母西方情》(Following Jesus Without Dishonoring Your Parents)。從書名上我們能認識到,這本書認為亞裔美國基督徒的信仰和門徒訓練通常與家庭和文化密不可分。關於呼召、宣教、教會群體和屬靈實踐等問題,亞裔美國基督徒通常透過家庭義務文化遺產等跨越世代的鏡頭來看待——從而在事奉和門徒訓練方面產生複雜的觀點。

這種透過多層濾鏡看待信仰的方式,使人們更好理解《亞美基督教創新空間》(以下簡稱ISAAC)近期進行的「全國亞裔美國教會領袖實踐調查」中的一項重要發現:在接受調查的200多間亞裔美國基督教教會(或以亞裔美國基督徒為主的教會)中,約有35%教會表示教會董事會中沒有30歲以下的領袖。這個比例是參與調查的非亞裔教會報告中缺乏年輕領袖的教會數量的兩倍以上

ISAAC的調查結果也與更廣泛的教會研究結果一致,這些研究結果顯示許多亞裔美國人教會正在老化,而且越來越少年輕人認同自己是基督徒。但是,在亞裔美國人的背景下,缺乏年輕的領袖顯示出兩世代之間在神學和文化上的重大差異,而這些差異影響了不同世代在關於社區認同、宣教的優先次序、領袖的多樣性和牧職接班等議題上的觀點。

Steve Wong是矽谷一間亞裔美國人小型教會的建堂牧師,他說像他這樣的教會常常自問:「我們服事的究竟是哪些人?」這不是個簡單的問題,因為亞裔美國人這個名詞包含了來自近20個不同族群的人,每個人都有自己不同的文化和生活經驗。

此外,第一代移民可能與第二代或第三代亞裔美國人有不同的期望和習慣,使得年輕一代較難與長輩共處。

Jason Ashimoto在南加州一間有400名會眾的Evergreen Baptist Church擔任主任牧師時,還不到40歲。他明白,他的領導能力取決於他駕馭這些世代差異的能力。

他在這間教會從年輕的實習生做起,他知道教會裡的長輩永遠會認為他太年輕,而他也尊重這個觀點。

他對本刊表示:「我不能對他們頤指氣使。這些是我的長輩。我總是要尊重他們。」因為他選擇像看待自己的祖父母那樣看待年長的會眾——關心他們、尊重他們,並承認他們的權威——因而隨著時間推移,他能夠贏得長輩們的信任。

但並非所有年輕的亞裔領袖都能如此輕鬆地適應差異。Steve Wong發現,曾在白人會友更多的教會聚會一段時間的亞裔美國人,較難以適應亞裔教會典型的「間接溝通」方式,包括不願直接地表達反對意見、避免衝突,或討論一些較困難的話題。

他解釋道:「在一間自認是亞裔美國人的教會裡,溝通的節奏是不同的。我們可能唱著相同的音符,但時間的標記是不同的。」

Mia Shin曾在一間韓裔美國人教會擔任平信徒領袖約20年,現在是加州中部一間新教會的主任牧師,她認為Z世代基督徒可能會因為這種間接的溝通方式,以及教會「避開」討論那些對他們而言很重要的話題而感到反感。

她告訴本刊,「透明度真實性在年輕人的優先清單上非常重要。但以亞裔美國人和福音派為主的教會多數都不想在講臺上談論棘手的議題」。

曾長期在新英格蘭州的華人教會和非裔美國人教會服事的牧師Grace May也同意這一點,並補充說,這顯示了年長和年輕的亞裔美國人在神學上的重大差異。「很多年輕的亞裔美國人心中的優先事項之一是關於公義的問題。在神學保守的教會中,這個議題並不會被討論,或並非出於真正的關心而討論。」

May認為,許多亞裔教會缺乏探討結構性的罪系統性的惡的訓練或表達方式,更專注於個人的救恩。這或許可以解釋為什麼ISAAC的研究發現,在COVID流行期間,參與「停止亞裔仇恨運動」的亞裔教會(34%)遠少於非亞裔教會(60%)。

另一個可能影響年輕人參與教會的神學障礙是女性擔任領袖職務。Shin和May在亞裔美國人教會服事時,她們的角色都受到限制,從不能講道到被禁止服事聖餐。她們經常看見比自己年輕、經驗更少的男性被賦予門徒訓練及領袖的位置,而自己被拒之門外。

ISAAC的研究證實了她們的經驗。在接受調查的亞裔美國教會中,有32%的教會不允許女性獨自授課教導成年男性,這一比例幾乎是非亞裔教會的兩倍。。

Grace May說:「也許本來會有更多女性蒙召擔任牧職,但如果她們沒有這方面的榜樣示範,而且被教導性別互補論的神學,並被排除在任何訓練之外,她們如何會考慮唸神學院或從事牧職?」

還有其他原因可能致使年輕的亞裔美國人不選擇進入教會事奉。本文訪問的每位領袖還有其他幾個想法,包括來自移民父母渴望他們在財務上成功的壓力;在營利或非營利機構裡有更吸引人的宣教機會;以及Z世代重視工作及生活的平衡,而多數亞裔美國教會仍期望他們的領袖能全天候24小時奉獻於教會。

因此,亞裔美國教會面臨的挑戰是:當年長的領袖與新世代之間存在如此顯著的文化及神學上的差異時,如何吸引、留住年輕的基督徒,並最終使他們成長。在第一線服事的人已經意識到這方面的需要,也意識到亞裔美國人信仰群體的健康所面臨的風險,因此正努力採取各種不同策略。

Steve Wong參與的福音聖約教會(Evangelical Covenant Church)致力於培養和訓練更多年輕的亞裔美國領袖。該教派呼籲更多亞裔領袖加入聖約教會,並將於2025年為年輕人召開一場領袖研討會。

另一方面,Mia Shin透過她的年輕教會採取更草根的方式,與附近的大學校園以及吸引年輕人的社區藝術團體聯繫。

她說:「教會必須去到年輕人身處的地方,關心他們,然後在他們準備好時,以愛心將他們帶入信仰群體。我們需要有彈性的適應能力,找到有創意的方法,在年輕一代現有的興趣圈子中與他們建立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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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s

新聯盟旨在團結因地緣政治分裂的華人教會

WEA解釋其訪問中國政府認可的三自教會領袖的原因。

準備前往教會的中國基督徒

準備前往教會的中國基督徒

Christianity Today July 31, 2024
Ng Han Guan / AP Images

任何想把全世界一億多個說華語的基督徒連結在一起的人,都必須處理中國教會這個棘手的問題。在中國,基督徒分成未登記的家庭教會和政府認可的三自教會(註冊教會)。此外,政治觀點上的激烈分歧使得全球華語教會難以合一。

儘管如此,全球福音派領袖仍希望將華人基督徒團結起來。上週,世界福音聯盟(WEA)的一個代表團來到中國,與中國基督教三自愛國運動(TSPM)和中華基督教協會(CCC)的領袖會面(這兩個組織都由中國共產黨監督),並向他們發出合作的邀請。

WEA於一年前成立世界華人基督教聯盟(以下簡稱WCA),以智庫、出版社、媒體中心、學術交流、資源分享和訓練等方式服事華語教會。

WCA及新加坡WEA總幹事Ezekiel Tan接受本刊的採訪,談論WCA的宗旨、目前的進展,以及將世界各地的華人集結在一起將面臨的獨特挑戰。

WCA是WEA第一個以語言為基礎建構的基督徒關係網路,而非WEA典型的以地區為基礎的網路。為什麼WCA選擇以中文普通話作為此種嘗試的先驅?

中文普通話是我們的第一個嘗試,因為中文使用者很獨特:他們多數具有漢族基因,祖先之ㄧ曾來自中國(地理地區)。其他國際語言群體,例如阿拉伯語和西班牙語,則包括來自不同種族的人。

由於華人人口如此分散,只要接觸到華人,你幾乎能接觸到世界的每個角落。唯一的差別是有些人讀寫簡體中文,有些人讀寫繁體中文。當你用中文生產一些東西時,會有一定規模的經濟。

然而,「房間裡的大象」是圍繞著中國地緣政治的緊張局勢。很多時候,中國與其貿易夥伴之間會互相猜疑。我們不希望其他團體歪曲理解基督教群體,以及我們如何看待與中國的關係。

華人也具備不少財力資源。在許多亞洲國家,華人雖然是少數群體,卻管理著不成比例的財富和資源。接觸華人不僅能幫助我們改善社區之間的資源分享,也能促進全球運動中更大的慈善事業和慈善捐贈。

WCA的目標是什麼?

我們希望創造一個全球性的平台,但這個平台不是憑空而來的,而是建構在現有的全球性網路上,例如在189個國家訓練基督徒領袖的哈該國際(Haggai International),或是各國的聖經學會。

WCA是華人事工及外展的全球平台。它將所有華人基督徒聚集在一起,分享中文的基督教資源,例如主日學教材、中文敬拜歌曲,以及與全球華人教會相關主題的學術論文,並提高他們各自工作的效率。最終,我們盼望WCA能幫助我們完成大使命。

WCA的目標不是什麼?

秉承WEA的主要精神,WCA不是政治性的,我們也不會偏袒任何一方。我們希望成為一個中立的平台,提供一個安全的空間讓人們聚集在一起。我們將不參與任何政治活動。

此外,我們的目標不是成為所有華人基督教機構的全球管理機構。WCA是個讓現有機構和組織互相交流的平台。我們不是要與任何現有的網路競爭。相反的,我們希望扮演一個補充的角色。

因此,我們邀請任何已致力於某項中文事工的機構加入我們。WCA並非以地區為中心。雖然我們向華人傳福音,但這並不表示亞洲是主要的基地。我們尋求以全球為中心,而非以地區為中心。

WCA 於去年七月正式成立。它現在處於什麼階段?

目前,我們專注於WCA的基礎建設,預計還需一年時間。媒體中心仍在起步階段,我們一直在與各方溝通。在資源分享方面已經做了一些工作,也出版了一些書籍。

培訓中心是目前發展得最好的項目。在項目開始前,我們已舉辦過培訓,每年有來自20個國家約二至三萬人參與我們的培訓。我們會在不同國家尋找知名的華人講員,就我們認為有幫助的主題做演講,例如親職教育、溝通或聖經闡釋。我們透過關係網絡宣傳我們的訓練項目,邀請人們參加。

第二個層面是要觸及全球各地的華人基督徒,包括非洲、歐洲、北美和亞太地區的教會領袖。雖然我們的預算有限,但已有許多討論和訪問。

第三層面是我們如何與中國互動的問題。很明顯地,絕大多數的「華人」正住在中國。在最近ㄧ次訪問前,我們曾多次拜訪不同國家不同的利益相關者,包括各地政府。然而,在中國,我們需要以非常官方及正式的方式做事,所以上週,由WEA國際理事會及其地區領袖代表組成的官方代表團訪問了中國,與三自教會的領袖重新建立關係。

在這次旅程前,WEA最後一次訪問中國是很多年前的事。那次訪問之後,再也沒有跟進任何更有意義的互動關係。這次的拜訪具有突破性,因為它標誌著一個長期關係的開始。

我們希望為所有群體建立友好關係作出貢獻。基督教是和平的運動,因此我們希望這次會議能加深已註冊的中國教會與更廣泛的全球教會之間的相互理解。

當WCA在像中國這樣的地方工作時,需要考量哪些敏感的因素?

有許多中國人對外在世界,尤其是西方,抱有許多錯誤的觀念與誤解,而世界其他地方對中國所發生的事,也抱有許多錯誤觀念和誤解。

許多中國人認為所有基督徒都像美國的福音派基督徒一樣——非常反中——或認為我們可能有破壞中國穩定的顛覆意圖。但我告訴他們,絕大部分的基督徒和我們一樣只是想要愛你們

如果你以錯誤的觀念來接觸中國的已註冊教會,你會過度戒備,以至於讓敏感的情況變得更糟。另外,中國有它自己的規章制度,所以我們要在合法的框架下,尋求接近政府所監管的教會。

我們這次拜訪中國,就是為了更多了解他們,了解哪些事情可以做,哪些事情不可以做。我們學習以謙卑的態度來處理雙方的關係,就像那些最早來到中國的宣教士,如戴德生(Hudson Taylor)和馬禮遜(Robert Morrison)一樣。他們來到中國去,欣賞中國的文化,並與中國人一起服事。

在最近的中國實況調查之旅中,您學到了什麼?

WEA的國際理事會在中國受到非常熱烈的歡迎。我們與中國國家宗教事務局、中國基督教三自愛國運動委員會和中華基督教協進會、金陵協和神學院、愛德基金會(中國的基督教慈善機構)及世界上最大的聖經生產商之一(愛德印刷廠)的最高領導會面。WEA國際理事會藉此機會見到中國的三自教會,並提出問題。

除了建立友誼外,我們也能進行真實而熱烈的對話,提出問題,並邀請彼此成為夥伴。舉例來說,我們討論的其中兩個問題是基督教的「中國化」,以及中國試圖創造新版本的聖經。我們得以詢問與我們會面的不同領袖,聽取他們的看法。

首先,他們澄清,他們主要是在探討「在中國這個社會主義國家裡,(人民)實踐信仰意味著什麼」。他們並非在探討核心教義,例如耶穌道成肉身或耶穌的神性,而是其他方面,例如中國人民如何敬拜上帝或與中國社會的關係。我們邀請他們與全球福音派大家庭的其他成員一起來做這件事。

在第二個例子中,他們指出他們並非要推出新的聖經譯本,而是要修訂自1919年首次翻譯、廣受歡迎的中文和合本聖經。他們說他們希望盡可能減少改動,目標是幫助年輕人和非基督徒更好地理解聖經。我們再次告訴他們,我們有興趣與他們一起參與修訂,以幫助緩和緊張的氣氛,澄清溝通上的誤解。然後,他們就可以做出中國以外的人也可以使用的譯本。

最後,國際理事會的成員非常感謝三自愛國運動委員會和中華基督教協進會的領袖,並為這段新關係正向的開始感到鼓舞。

您剛才提到西方對中國的一些誤解,反之亦然,但華語社群內部的誤解,例如家庭教會與三自教會之間的誤解呢?您計畫如何將它們連結在ㄧ起?

當有人問我這個問題時,我總是以聯合國為例。全世界的敵人都聚集在那裡,因為他們相信聯合國的中立性。即使在今天,有些群體正在相互殘殺,但他們還是到聯合國進行對話。他們如同在世界衛生組織或聯合國兒童基金會那樣,能在聯合項目上合作。

WEA並不會在個人喜好或傾向上選邊站,而是支持全球福音派的大家庭。我們過往的成績不言而喻——我們與整個福音派合作。我們希望將所有人包括在內,為所有人提供資源。

散居海外的華人團體對WCA的構想有什麼反應?

有些人對此有些顧慮,但我很驚訝地收到壓倒性的正面回應。他們說他們一直在尋找像這樣的東西。

我們沒有預料到會收到如此熱烈的反應,這表示我們現在必須以有限的資源非常努力地開展工作。許多團體都問:「你們現在能為我們做什麼?你們能在哪些方面幫助我們?」我們很感謝大家正面的回饋,但我們目前的工作有點趕不上。

當然,我們過去也曾與一些華人基督教團體有些合作,但從來沒有這麼全球化。尤其是許多海外事工都很想到中國探訪或事奉,但卻沒有管道。此外,華人基督徒也想向外參與宣教事工,但因為他們只會說中文,他們能去的地方有限。有了WCA,他們可以與非洲的教會合作,用中文與住在那裡的華人同胞交流。華人基督徒期待更多的機會和可能性。

此外,有些牧師有很好的教材,但他們不知道如何傳達給全世界,他們只在他們的會眾或教會內使用。有了這個平台,他們的教材現在可以走向世界。

這個聯盟與世界華福中心現有的交流網絡有哪些不同之處?

不同之處在於,華福是從零開始建立的,而WCA則是全球大家庭的一部分。散居海外的華人基督徒領袖在第一次洛桑大會的啟發下,創辦了華福,以連結全球華人教會。另一方面,WCA是代表六億基督徒的WEA的分支,代表所有基督教教派和團體。

與此同時,我們希望與中國數以千萬在已註冊教會聚會的基督徒建立關係。正如我們近期拜訪中國之旅,WEA願意與中國政府、註冊教會在內等各方合作。這是我們與華福不同之處,也顯示出我們是在補充華福的事工,在華福尚不能建立連結的地方建立關係。目前,我們已在幾項專案上與華福一同合作。

您對WEA與中國合作的未來有什麼期望?

我們希望繼續與中國基督教三自愛國運動委員會和中華基督教協進會對話,探討他們與WEA和地區福音派聯盟合作的方式,以及在WCA上的合作。

如果WEA能站在最前線,與註冊教會建立善意及合作關係,真的會是很美好的事。我禱告能與註冊教會以及其他可能擔心、懷疑或害怕與他們建立關係的團體有更多實際上的合作。我們希望能成為一座橋樑,以我們的信仰為錨,屹立在這個地區及其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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