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為信念發聲的時候,我們應當彰顯神的榮美

在努力行義事的時候,反倒容易忘記行事的正確方式。

Image: Illustration by Rick Szuecs / Source image: Mike Von / Unsplash

在某位國會眾議員的辦公室外面,舉著自製抗議標語的基督徒和身著長袍、戴著羅馬領的神職人員在遊行,就美墨邊境上尋求庇護的家庭被拆散一事提出質問。他們一起高呼,「留下孩子,遞解種族主義者! ” 還有, ”把他們關起來!” 這裡的「他們」指的是那些為美國邊境巡邏機構工作的人。在抗議拆散親子的非人道醜行的同時,作為報復,他們將另一方進行同樣的非人化處理,要求取消他們的權利、限制他們的自由。

在為移民提供法律援助的基督教非營利機構的辦公室里,當地教會的志願者幫助年輕移民填寫DACA申請。這些年輕男女在還只是小孩子的時候就和家人一起來到美國,現在發現自己屬於無證移民,無論是在美國生活、工作或上大學,都要時刻面臨著被驅逐出境的威脅。一起吃著甜甜圈、喝著咖啡,志願者們與急切的移民們一邊聊天,一邊流覽、準備那些複雜的文件、表格,以便他們能夠合法地留在自己的社區。

兩個場景中的基督徒雖然可能就移民問題持相似的理念,但他們選擇以截然不同的方式踐行。是什麼讓我們立即認識到他們彼此不同呢? 我要說,第二個例子中的基督徒,在踐行自己關於移民問題的信念時彰顯了神的榮美。我相信,一方面神期望我們信仰的內容是公義的,另一方面也希望我們信仰的形式是優美的。今天,我們以移民問題為例,來說明一下該如何批判性地評估自己的信念,並自問這些是否會在世人中展示神的美好。不過,我提出的框架可以適用於基督徒所持有的任何信念,甚至包括一些我們可能不同意的信念。

主的榮美

在我們發問自己的信仰是否反映了神的榮美之前,必須瞭解神的榮美是什麼,以及作為基督徒,為什麼在自己的信念中彰顯這一點應該是我們的目標。神學教授、《主之美:從美學看神學》一書的作者喬納森·金(Jonathan King) 解釋說:「榮美是神所固有的,彰顯在祂所做的一切中。 ” 《詩篇》的作者們作歌稱頌神之榮美。大衛在《詩篇》27:4中的唯一要求是,”瞻仰祂的榮美”。以賽亞說,對義人的回報將是看到神的榮美(賽33:17)。牧師、作家約翰·派博(John Piper)將神的榮美理解為,「特別的均衡性,並且神的所有屬性都是相互作用、彼此和諧」。換句話說,這一榮美包含了神的各種屬性協同效力的完美方式,即使它們看起來似乎自相矛盾。公義與憐悯、善良與真實、聖潔與同情,這些神的的屬性所表現出的對稱、完美,正是祂與我們的不同之處。

從聖經、歷史的角度看,神的美好也與神的榮耀緊密相關。《聖經》中有數百處的地方,作者們使用”榮耀”一詞來提及神的無上價值和美好,表明神是怎樣區別於宇宙中其他所有一切的。從《創世紀》到《啟示錄》,神的目的就是讓整個世界知道祂獨特的榮耀和美好。《詩篇》96:3 指示追隨神的人,”在列邦中述說祂的榮耀”。約翰則提出基督教的基礎理念,即耶穌是神”道成肉身”,向我們揭示祂的榮耀(約1:14)。金將神的美好稱為”祂的榮耀的外在表現”,”以祂的創造、救贖和成就大工的榮耀所具有的美學特質來表述,使人感知”。神在世界上的救贖行動不僅有效,也是優美的。

美國18世紀的牧師喬納森·愛德華茲(Jonathan Edwards)就神的榮美有大量著述。他認為,當基督徒得救時,神讓我們睜開眼睛,以前所不能的方式看到祂的美好,讓我們的心中,”對神本性的完美極致會感受到誘人的魅力和甜美的滋味”。基於這種理解,金提出,在世界上彰顯神的榮美,是基督徒效法、追隨耶穌的一個至關重要的部分。當我們把這些放在一起思考時,神的榮美可以定義為其屬性之間的獨特關係,正是通過這種關係,神成就了祂在世上的大工,並展示祂的榮耀。但是,為什麼我們的信仰及其激發的行動要反映神的榮美,這有什麼要緊的嗎?

實踐中的美好信仰

以神對於美好的標準來衡量我們的信仰和理念,可以確保我們的行為彰顯神的真實品格,而不僅僅是其某一方面。基督徒高呼:「留下孩子,遞解種族主義者! ”這樣做雖然可能是為了傳達神對於拆散移民家庭的做法的悲痛和憤怒,但是卻無法彰顯祂對所有人的愛。即使他們成功地揭露了將移民兒童從父母身邊帶走這一做法的恐怖,這樣做的方式也使世人無法看到神的恩典、憐憫和同情這些屬性。

相比之下,那些通過法律援助為年輕移民服務的教會會員,更能彰顯神品格的對稱和完美,因為他們既表現出神對移民的愛,同時也體現了對政府法律的尊重。在基督之美的光輝下踐行他們對移民問題的信念,當這成為他們行動的目標時,聖靈就賦予他們能力,從神的永恆聖潔與無盡恩典之間的張力所在之處,表達他們的愛。

需要澄清的重要一點是,就上述移民問題的抗議例子而言,它的缺點不在於沒有個人色彩,儘管第二個例子的特點是具體到個人、給予特殊關注。有許多美好的事物是不具個人色彩的。大自然不能以可聽見的方式單獨地和我們說話,然而我們承認,它宣示了神的榮耀,彰顯了祂的美好。

在我們舉的兩個例子之間選擇哪個也與務實無關。儘管第二個例子似乎比第一個能成就更多的好事,在踐行我們的信念時尋求反映出神的榮美主要不是關於實用性的。我們每個人都是按照神那榮耀、美好的形象受造,所以人們自然而然地會被那些在世界上反映他們造物主榮美的人所吸引,但我們不應該僅為了務實而追求美麗的信仰。使美麗的信仰如此有價值的,在於這樣一個事實,即它們反映了神的完美品格,併為一切不美好的事物所映襯,而不在於它們是否總能有效地吸引別人來追隨祂。尋求在我們的信念中展現神的榮美是對神的忠實,即使它並不總是最有果效的。

耶穌作為我們的榜樣

在耶穌身上,我們看到了在神榮美的光輝中活出自己信念的一個完美模式。就在他凱旋進入耶路撒冷之後,耶穌再次向他的門徒們預言他即將死去。他解釋說,一顆麥粒必須埋入地下、死亡,然後它才能繁殖。然後,他提出了一個自然的、緊急的懇求:”父啊,願你榮耀你的名! ”(約12:28) 在評論耶穌的禱告時,牧師、作家尤金·彼得森(Eugene Peterson)承認,”榮耀根植於死亡和埋葬”。

如果我們希望自己的信念顯示神的榮美、榮耀祂,死亡是必需的。就我們應該如何在世界上踐行自己的信念,對於我們那些先入為主的觀念和假設,我們必須死去。對於那種懼怕被其他基督徒論斷為”過於軟弱”的意識, 我們必須死去。對於那種需要讓自己顯得正確、並表明其他人如何錯誤的做法,我們必須死去。對於那種渴望讓別人意識到我們持什麼信仰的心理(無論是想被承認為是與世界分離、”激進的”,還是與現代道德標準接軌),我們必須死去。為了使我們的信念能夠展示神那無與倫比的美麗和榮耀,我們必須效法耶穌,無論是在生在死,他都是美好信仰的完美典範。

一個月又一個月,我們前面例舉的那些當地教會的志願者,花費大量時間,忠實地幫助年輕的無證移民,準備必需的複雜法律文件,以保證獲得他們合法工作許可和駕駛執照,追尋他們的美國夢。在另一個中等規模的美國小鎮,一位當地牧師確信,需要教導會眾們聖經上對移民是怎麼說的,並引導他們怎樣好好地愛他們。當他們的州長宣佈拒絕在他們州安置敘利亞難民時,幾十個教會的會眾參加了抗議,他們的標語上用手寫著聖經中關於愛和歡迎移民的經文。教會的會員們還給州長辦公室打電話,解釋為什麼他們認為自己的信仰使他們必須歡迎陌生人。他們的牧師與一群其他宗教的領袖一起去與州長會面。拒絕那種將反對歡迎難民的人非人化的誘惑,他們制定了一套抗議、宣導的具體做法, 以彰顯神的美好。

因為神哀慟於移民們在這個國家被邊緣化、那些迎合恐懼而非鼓勵信仰的不公正法律和政策,來自兩個社區的基督徒在神裡面聯合在一起。因為他們的倡議、服務可以幫助弱勢移民在他們的社區找到歸屬、安全感,來自兩個城鎮的基督徒都歡欣鼓舞。有時他們的行動沒有帶來他們所期望、祈禱的結果,但是因為在踐行自己的信念時,他們致力於忠實地反映神的美好,他們知道,無論具體結果如何,他們的行動將作為敬拜方式繼續下去。

上帝關心我們信仰什麼,以及我們如何在世界上活出自己的信仰。我相信,祂希望我們的信念受創造力塑造,我們那深沉的信念顯示出令人驚歎的美麗。要思考如何在我們的信仰中如何彰顯神的榮美,一個好的做法就是審視我們的信念,特別是那些涉及爭議性議題的信念,並問自己,我們談論它們、採取行動的方式,是否主要是在強調神品格的某個方面。我們對神的真實的熱情,是否使我們對祂的善良視而不見? 我們對神的正義的熱心,是否使我們看不到祂的恩典和憐悯? 我們對神的同情的關注,是否使我們淡化了祂的聖潔? 一旦發現了任何缺陷,我們就可以努力在自己的言語、行動中,將所缺失的反映神性格的那些特徵重新引入,培育那美好的信仰。

我們都有不同的信念,所以我的目標不是告訴你該相信什麼。我的禱告很簡單,就是無論我們的道德、政治或神學觀點如何,我們都會全心地借助於基督,在踐行信仰的方式中彰顯出神的榮美。你有沒有哪個信念需要放到神美好品格的窯爐里燒培? 我不能保證沒有痛苦,但我可以向你保證,這將是值得的。變得更像耶穌總是值得的。

Tabitha McDuffee 是一位作家、學生,住在南加州。她的博客是TabithaMcDuffee.com,並在倫敦大學完成有關保護難民和被迫移民研究的碩士學位。 (翻譯:吳京寧)

翻譯:吳京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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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人福音派與基督教民族主義的複雜關係

Matthew Lee Anderson

試圖詮釋“基督教民族主義”這一意識形態的三本著作

在2000年代中期，記者和學者們擔心美國即將成為一個神權國家成為一種時尚。保守的白人福音派推動了喬治·W·布什的選舉，並幫助梅爾·吉布森的《基督受難記》（The Passion of the Christ）成為票房大賣。他們似乎已經準備好了重新主導政治和文化。於是，書籍和文章傾瀉而出，警告 “統治主義”（Dominionism）、“基督教重建主義 ”和其他各種運動的奇特危險，這些主義合謀，要把基督教信仰強加給毫無戒心的民眾。

這種說法隨著巴拉克·奧巴馬的當選而轟然倒塌。幾乎在一夜之間，對美國淪為神權主義的恐懼消失了。專家們開始預測宗教右翼的死亡。曾經把小布什推上權力寶座的福音派開始8年抗戰，轉為防守。福音派越來越多地把自己看成是世俗主義討伐的目標，而不是冉冉升起的執政者夥伴。

然後唐納德·特朗普打破了這一切。他出人意料的當選部分得益於白人福音派的支持。他重新喚醒了人們對宗教保守派會在神權主義旗幟下動員民眾的恐懼。瑪格麗特·阿特伍德（Margaret Atwood）1985年的小說《女僕的故事》（The Handmaid's Tale）梅開二度，被重新用作特朗普時代的警世寓言（及被Hulu用來製作一部熱門的電視連續劇）。小說（電視劇）想像了一個原教旨主義的反烏托邦荒誕世界，在這個世界裡，女性被強迫為男人繁衍後代。

然而，美國陷入真正的神權主義的想法缺乏小布什時期的（表面上的）可信度。儘管白人福音派基督徒熱情地將特朗普送入白宮，但特朗普缺乏個人的虔誠，這使他不太可能成為一個徹底基督教化的聯邦共同體的統領者。大體上，他的福音派支持者也沒有將他誤認為是一位虔誠的政治家。與其說特朗普是大衛王，不如說他是居魯士——這位異教的波斯皇帝在征服巴比倫後，允許被擄的以色列人回到家鄉重新定居，並在耶路撒冷重建聖殿。

不過，隨著特朗普上台，宗教保守派的政治命運似乎有所改善。這為一個新的新聞界和學術界的關注點創造了條件：揭開白人福音派為何如此狂熱地湧向特朗普，支持他。這種類型的書籍和文章的典型特徵仍然是對保守派基督徒操縱權力槓桿的擔憂。但是因為穿戴全套神權統治服裝的戲景已經黯淡下來——而且特朗普更多是將自己塑造成擁護美國偉大的明君而不是伸張宗教信仰的平反者——這類書籍和文章的注意力已經轉移到一種截然不同但有部分重疊的現像上：那就是基督教民族主義。

特權與權力

與民族主義本身一樣，基督教民族主義也很難界定，特別是這個詞既可以是描述性的，又可以以貶義的方式被使用。作為一種政治意識形態，它觸及到宗教、國家、種族或族裔認同的深流。然而，我們很難為它設定精確的界限，因為同情這種意識形態的人對其標誌性訴求的支持程度也不同。如果定義下得太窄，你可能會錯過一個重要的、由共同的目標和共同的敵人構成的矩陣。如果定義下得太廣，你可能會把那些根本沒有並肩站在一起的基礎的人歸為一類。

這樣的難題在三本從不同的角度衡量基督教民族主義的新書中向我們展示出來。這三本書以不同的方式描繪了一個致力於維護自身特權和權力的運動，它偏向於土生土長的白人而非移民和少數民族的利益，並利用法律權威把基督教化的道德秩序加諸於社會。這些書並不具有同等程度的說服力，但每一本都（以不同的方式）值得閱讀和思考。

社會學家安德魯·L·懷特海（Andrew L. Whitehead）和塞繆爾·L·佩里（Samuel L. Perry）在《為上帝奪回美國——美國的基督教民族主義》（Taking America Back for God : Christian Nationalism in the United States）一書中進行了公允的、以調查為導向的分析。懷特海和佩里將基督教民族主義定義為一種“理想化的意識形態，它主張將美國的公民生活與特定類型的基督教身份和文化相融合”。正如人們所預料的那樣，基督教民族主義的文化願景在很大程度上是建基於“美國的建國原則是神聖的（基督教的）”這一信念。對這種願景的委身表現在對第二修正案賦予的擁槍權的狂熱捍衛和關於愛國主義和美國國旗的爭議上。

最關鍵的是，它還表現為一種維護邊界（包括種族和民族的邊界）的本能。在作者的講述中，基督教民族主義者的目的是為土生土長的白人、基督徒–尤其是新教徒–積累或維護權力和特權。他們有一種“這個國家屬於我們而不是他們”的委屈感（“他們”的例子包括“穆斯林恐怖分子”或“暴力的墨西哥移民”）。懷特海和佩里提出了一個令人信服的理由，即基督教民族主義的擁護者不成比例地認為移民破壞了美國文化。他們的研究還顯示出有這種主義傾向的人對跨種族婚姻、跨種族收養和執法中種族不平等的敘述持高度懷疑的態度。

正如上述素描所示，懷特海和佩里強調，基督教民族主義從根本上說是一種政治願景而非宗教願景。記者凱瑟琳·斯圖亞特（Katherine Stewart）在《崇拜權力的人——探秘宗教民族主義危險的興起》（The Power Worshippers: Inside the Dangerous Rise of Religious Nationalism）一書中也做出了同樣的判斷。她寫道，作為一種“政治意識形態”而非“宗教信條”，基督教民族主義宣揚的是“美利堅共和國是作為一個基督教國家被建立起來”的神話。

懷特海和佩里努力追求社會學的精確性，而斯圖亞特則公開敵視這一運動及其目標。她對她所看到的一切感到“警覺”"，並一心想要抵制它。有時，她對白人福音派的戒心和陰謀感近乎滑稽。例如，本書以作者講述她在一間浸信會教堂參加一項“家庭研究委員會”活動時決定穿上“軍事迷彩服”（其實是“一件印花裙子”加一件粉色開衫）開篇。

《崇拜權力的人》指責福音派密謀“用一個立足於特定版本的基督教的國家取代我們的基本的民主原則和體制”。按照斯圖亞特的看法，這個陰謀是通過赤裸裸的利己主義的宗教自由訴求來推進的。她寫道，保守派基督徒“通過玩弄美國的司法系統來推進'宗教自由'的議程，實際上是為某一種宗教建立一套非常明確的特權。 ”

斯圖亞特的為她自己的研究添上了活動家的色彩，而學者杰拉多·馬蒂（Gerardo Marti）則從歷史的角度看待基督教民族主義。在《美國的盲點——種族、階級、宗教和特朗普總統任期》（American Blindspot: Race, Class, Religion, and the Trump Presidency）中，馬蒂探討了使美國成為種族、民族和宗教身份交織的沃土的深層動力。他認為，從一開始，界定“真正的”美國身份的努力就與“白人定居者優越性的合法化和建立明確的種族等級制度”密不可分。

馬蒂回顧了許多歷史時刻。這些時刻促使白人和新教成為美國身份的半官方標誌，其中包括內戰後未能保護美國黑人的權利，出於對白人經濟利益的考慮而拒絕接納來自亞洲和其它地區的移民，以及在1986年的《移民改革和控制法案》（Immigration Reform and Control Act）中把來自墨西哥的移民定為罪犯。後一項措施導致了今天移民家庭和社區所面臨的許多挑戰。

防范威脅

這三本書都指出基督教民族主義者正在尋求保護，以防止他們的宗教自由、經濟地位和整體文化影響力受到各種威脅。然而，三本書都沒有能完整地講述其中的動機（儘管佩里和懷特海指出基督教民族主義者對種族的態度存在著很深的問題）。而在分析基督教民族主義者對主義的委身的過程中，這幾本書的作者們也背叛了自己的對真實的委身，這使得他們的判斷不可避免地產生了偏差。

在宗教自由的話題上，斯圖亞特大錯特錯地將宗教保守派的主張框定為“滲透”司法機構、為宗教目的彎曲法律的陰謀。她從根本上歪曲了保守派法律努力的規模與反對它的團體的規模的相對關係。而且她沒有區分為宗教團體和個人活出信仰開闢空間的努力和將這宗教信仰強加於多元社會的企圖。

佩里和懷特海雖然分析得比較謹慎，但也陷入類似的困惑。他們認為，基督教民族主義者為一些基督教標誌在公共生活中尋求特權地位，因為後者認為其它宗教的信仰者（及沒有宗教信仰的人）是對美國作為基督教國家的地位的威脅。由此，作者得出結論：在基督教民族主義者的詞典中，宗教自由只包括“做基督徒的自由”。但在公共場所展示基督教的標誌是否違反任何國家中立原則，至少是值得商榷的。在2019年的一項涉及布蘭登斯堡（Bladensburg）十字架（一個政府土地上的第一次世界大戰紀念碑）的裁決中，最高法院（以7票贊成、2票反對）裁定，一些宗教符號隨著時間的推移會產生世俗的含義，這樣的結果似乎是基督教民族主義者實際希望看到的。

更明顯的是，佩里和懷特海認為，基督教民族主義者通過援引宗教自由作為“歧視性取向和性別少數群體”的藉口，來應對社會對婚姻和性的看法的變化。然而，他們的論點不僅僅是強調基督教民族主義者對宗教自由的理解的不一致或不連貫的問題。他們所用的負載太多含義的語言（如“歧視”）只是預設了涉及性取向或性別衝突的案件不應該以有利於宗教傳統主義者的方式解決的立場。

某些基督教民族主義者強烈感受到的另一個威脅是失去經濟上的安全。馬蒂在書中批判了白人工人階級對在勞動力市場上競爭的移民的不滿。但他的分析從裡根總統任期直接跳到茶黨時代，忽略了理解這種怨恨的來源（無論合理與否）所需的（這兩者之間的）一個關鍵時期。美國製造業工作崗位的流失（其中許多被轉移到海外），進一步侵蝕了工人階級穩定的基礎。特朗普獲得支持，部分原因是他誓言要支撐這些工作崗位。

馬蒂對資本主義持極端批判態度。他也敏感地意識到，福音派有時是如何把自由市場經濟與上帝的照管等同的。然而，儘管他承認白人福音派多半“處於經濟光譜的中低端”，但他仍然不承認特朗普的經濟政策對他們的吸引力。特朗普的經濟綱領背離了資本主義的玩法，攻擊企業通過將工作轉移到國外（尤其是中國）掏空了工人階級。你不必排除對移民的擔憂中可能有仇外心理和種族主義，但你可以承認這種擔憂可能有其它更值得同情的動機。

被焦慮包圍

然而，歸根結底，對威脅的感知是超越任何一個政治或文化議題的。基督教民族主義思想中瀰漫著一種焦慮的氣氛，擔心寶貴的東西被人奪走。正如這幾本書所指出的，基督教民族主義者的數量正在減少，文化影響力也在消退。白人福音派長期以來一直把自己想像成一個受困的少數派。但2016年標誌著一個轉折點。他們沒有團結在一個在廣泛意義上跟他們目標一致的候選人周圍，（譯註：指希拉里也是一名廣義上的福音派基督徒）而是選擇了特朗普和他赤裸裸的保護支持者免受敵人攻擊的承諾。

這樣的焦慮根源於福音派自身的感情。我們是一群在每次佈道結束時都會聽到悔改信主的呼召的人。我們的敬拜“經歷”往往浸透著情感的狂熱。翻譯成政治術語，就是我們對宗教生活的熱情往往會流露為過分火爆的言辭。隨著政治危機感的加劇，許多白人福音派基督徒加強了對各種形式的基督教民族主義的委身，以及對支撐它們的文化和歷史神話的迷信。斯圖亞特正確地觀察到，在經濟不穩定和其它被認為是混亂來源的背景下，基督教民族主義為其信徒提供了“信心、身份，以及他們在世界中的地位是安全的感覺”。

但我們很難說基督教民族主義者是唯一被焦慮困擾的人群。這些書的作者們也以不同的方式揭示了他們自己的不安——不僅是對熱忱的基督教民族主義，而且是對任何自信的、基於宗教信仰的政治行為。馬蒂認為，基督教民族主義者由於“對自己立場的正確性充滿信心”，只歡迎“不挑戰他們的前提”的政治夥伴關係。懷特海和佩里也譴責基督教民族主義者所謂的教條主義，稱其“作用是抑制任何妥協的機會”，“不允許有其它觀點的可能性”。在斯圖亞特的理解中，美國不是陷入了一場文化戰爭，而是陷入了一場“關於民主未來的政治戰爭”。

然而，在拒絕宗教教條主義的同時，這些批評者卻有意無意地為它設置了一個世俗的對手，而後者的前提同樣是不可妥協的。斯圖亞特的“民主”理想似乎不過是多數人意志的粗暴主張。她聲稱，基督教右翼是“好戰的少數派”，但她的書卻高揚“我們現有的多數派”，它（帶著不祥的徵兆）應該得到“它所應得的權力”。

在這種擔憂的背後，是一種過於狹隘地關注權力的政治觀念。在這樣的框架下，某種信念是否真實的問題被安全地擱置到一邊，或者靠引用一些嚇唬人的話不屑一顧。例如，馬蒂提出，“對理想秩序的強制推動”不是源於理性的考量，而是“源於一套嵌入體制結構中的價值觀和話語”。但如果這是真的，那麼任何建議——比如降低移民率的建議，都不需要就其優缺點進行辯論，任何建議都可以被當成永久延續不公正的“結構”而得不到聽取。批評者指責基督教民族主義者顛覆民主準則，但將政治約化為生硬的強加權力也會帶來類似的危險。

傾聽與學習

福音派基督徒到底應該如何接受這樣的書？這是一個複雜的問題，尤其是因為福音派與這些作者所描繪的基督教民族主義有著複雜的關係。

許多福音派——在被特朗普分裂的兩邊都有——至少會在這幅畫像的一部分中認出自己，即使他們與基督教民族主義最醜陋的傾向保持距離。畢竟，持有傳統的愛國情結而不神化國旗是可能的；承認猶太教-基督教對美國建國的影響而不把憲法當作神聖的啟示是可能的；加強宗教自由而不把非基督徒排斥在其祝福意外時可能的；同情白人工人階級的掙扎而不妖魔化移民或其他種族的成員也是可能的。然而，這些書所編纂的論點和證據，不能僅僅通過斷言白人福音派教徒不存在他們所描述的問題而被拋開。

這些書並沒有拿一面鏡子來反照保守派基督徒，而是通過一套帶有偏見的鏡片來折射基督教民族主義運動。然而，我們仍然可以用謹慎、有愛心和謙卑的態度來閱讀它們。即使沒有別的理由，它們也暴露了潛伏在某些白人福音派團體中的盲點（借用馬蒂的書名）。認真傾聽有助於我們認識到那些從根本上與福音不相容的意識形態，並將自己從這些意識形態中解脫出來。這也能夠表明我們願意給予批評者得到公平的傾聽的機會，即使他們的批評本身不夠寬厚。

歸根結底，在商議性的民主制度下生活意味著我們不得不互相傾聽–在最好的情況下，我們願意互相學習。如果我們想讓懷疑論者相信我們可以在遵守民主的規則的同時，在公共廣場堅守基督教真理的宣稱，那麼我們就必須從傾聽開始。

馬修·李·安德森（Matthew Lee Anderson）是貝勒大學宗教研究所的博士後研究員，也是“如此基督教”（Mere Orthodoxy）的創始人。

翻譯：田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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遲到的正義

Timothy Dalrymple

現在是教會為種族主義的罪惡作出補償的時候了

“你兄弟的血,有聲音從地裡向我哀告。” ——創4:10

我們《今日基督教》的同工們深深地熱愛教會。為基督的新娘服務,使她對神的愛加增,講述有關她在世人中的救贖性、變革性工作的故事,是我們工作的核心。我們不是因為她有過罪的歷史而興高采烈。但是,如果不能真實地講述我們兄弟姐妹的故事,我們就無法真正地愛他們。如果我們不能承認我們也曾參與其中,我們就無法真實地講述他們的故事。即使是在述及最傑出人物的缺點時,《聖經》也總是實實在在的。我們應該效法聖經的做法。

從創建伊始,兩種原罪就在困擾這個國家:毀滅原住民的和實施奴隸制。兩者的根源都在於沒有認識到其他種族與自己是平等的。正如主教克勞德·亞歷山大所說,種族主義就存在於我們國家所誕自的羊水中。就在滋養我們國家、文化和民族髮發育的那個環境中,存在著這樣一種病毒。這種族主義的病毒感染了我們的教會、憲法和法律,以及我們的態度和意識形態。我們從未徹底擊敗它。

在天路客之前,第一批奴隸就已到達了北美海岸,那時候馬薩諸塞或康涅狄格還沒有建立。在喬治·華盛頓出生時(北美)奴隸制已經存在了113年,在撰寫《獨立宣言》時它已經存在了157年。我們早期的總統有九位是奴隸主。奴隸制意味著丈夫與妻子、父母與孩子被強行分開,再也不能相見。這意味著白人男子可以不斷地強姦數十萬黑人女孩和婦女。出版於1839年的《美國奴隸制現狀》,由西奧多·韋爾德(Theodore Weld)和安吉麗娜·格裡姆克(Angelina Grimké)經廣泛採集資料寫成,書中是這樣描寫奴隸的境況的:

”(他們)經常被殘酷地鞭打,劃破的肌肉里被揉進紅辣椒,傷口又被澆上熱鹽水、松香油或別的什麼,來強化折磨;他們經常被剝光衣服,後背和四肢被用刀劃破,再被用槳擊打幾十、數百次,變得體無完膚… 他們經常被獵犬追捕,像野獸一樣被射殺,或者被狗撕成碎片;他們經常被雙臂吊起,鞭笞、毆打,直到他們昏厥,在靠恢復劑甦醒后,再次被毆打,直到他們又一次昏厥過去,有時直到他們死去;經常他們的耳朵會被割掉,眼睛被挖掉,骨頭被打斷,肌肉上被用火紅的烙鐵打上印記;他們被致殘、被肢解,被在慢火上燒死。

這一制度在美國這片土地上持續了近250年。不僅要在肉體上受折磨,而且要社會中受磨難。當我們想到這些,就會不寒而慄——奴隸們周圍的白人社會對他們的哭訴基本上充耳不聞,不把他們當人看,認為他們不配被愛,那是怎樣的被淩辱、遭遺棄的感覺。我們想知道,它在一個民族的集體意識中會留下什麼樣的深刻創傷。內戰前經濟上的奴隸制,是我們民族歷史上推動財富創造的最強勁引擎之一。它產生了流入富裕社區的經濟和文化資本,並在勞工、投資、教育機構等方面提供了機會,使之能支援科研、創新和生活的品質。然而,它卻讓非裔美國人陷入赤貧。

只有大約42%的白人基督徒認為奴隸制的歷史繼續影響著今天的非裔美國人。然而,奴隸制只是癥狀,而不是病毒本身。即使在奴隸制被廢除之後,支援奴隸制並圍繞其形成的那種意識形態依然流傳下來。症狀雖已消失, 但病毒卻通過變異而存活。

重建政策的垮臺和吉姆·克勞的興起,使南方在1965年以前一直得以推行種族隔離和壓迫,。因為內戰後種植園主仍然需要廉價勞動力,他們就剝削他們的佃農和租客,基本上是像以前一樣地殘酷對待他們。一方面動用私刑來恐嚇黑人家庭,對他們進行支配、控制,另一方面,南方立法者不斷採用更創造性的方式來阻止黑人投票或保護自身及財產。在北方也是一樣,特別是當大量黑人為逃避南方的壓迫,來到北方城市的工廠尋找工作時,在住房和勞動力市場方面的系統性歧視,使得非裔美國人幾乎不可能為擁有住房籌措資金,或者累積代際財富。

許多進步性政策只是加深了黑人和白人之間的社會、經濟鴻溝。新政時代的社會保障法實際上將絕大多數黑人排除在聯邦退休補助之外,而《退伍軍人權力法案》在支援戰場歸來的黑人退役軍人擁有住房方面則完全不起作用,在資助他們接受大學教育方面也效果不佳。由於政策及偏見,黑人被迫住進日益貧困的社區,很少有人能自己從中擺脫出來。在年輕人的成長中,周圍都是暴力犯罪,被失業、家庭破裂、毒癮和絕望包圍,無法得到一份像樣的教育、一個住家,或在就業市場上被公平對待。而這一切還沒有提到20世紀後半葉美國刑事司法制度的崩潰,其導致的過度監禁,以及執法部門與其所服務的社區之間日益激烈的衝突。

對於這些別的作者介紹的更詳細。我們認為,在《今日基督教》的內容中不斷講述這一切是很重要的。這一切的結果就是災難性的貧富差距:如今美國黑人家庭的中位凈資產是白人家庭凈中位凈資產的十分之一。在1955年至1970年間出生的黑人兒童中,62%是在貧困社區長大的,而白人兒童只有4%。對於在1985年至2000年間出生的一代人,結果甚至更糟,66%的黑人兒童在貧困社區長大,而白人兒童只有6%。

對上述情況的唯一解釋,就是種族偏見的頑固存在以及堂而皇之地被政府機構推行。讓我借用(但是以不同的方式)學者溫迪·多尼格(Wendy Doniger)的一個比喻。兩個探險者進入一個滿是精細蜘蛛網的洞穴。其中一位因為找不到一隻蜘蛛,就拒絕相信蜘蛛的存在。另一位回答說,”你看到蜘蛛網了。 ” 有蛛網意味著必然有蜘蛛在那裡。種族偏見就是那隻看不見、卻就在那裡的蜘蛛,它編織著蛛網,在政策層面和具體行動中,用不平等和虐待束縛了美國黑人達四百年。

教會扮演了什麼角色?

當然,確實有一些白人基督徒為廢除奴隸制做出了巨大努力,承受了極大風險,許多人在解放南方各州奴隸的那場戰爭中付出了鮮血。如果正確地釋經,作為教會中心的聖經不僅在救贖罪人方面,在促進正義和慈善方面,也是威力無比的。但這些事蹟卻不過是例外,而且實在太少了。許多基督教社區,包括福音派社區在內,對於奴隸制保持沉默,甚至成為蓄奴的同謀。

事實上,說是同謀還是遠不夠嚴厲。儘管這樣說會使我們這些熱愛教會的人感到悲痛,但事實是,為了維護奴隸制,甚至鼓勵奴隸制,而去構建一套宣揚種族優越論的神學理論,可能是美國白人教會犯下的最可怕的罪。許多白人基督徒認為,奴隸制不僅應被許可,而且如果能給那愚昧的民族帶來福音和文化,它就是有益的。即使在內戰前夕,牧師們還在推動分離主義事業,爭辯說「保留和延續美國現存的奴隸制」是上帝對南方各州的”神意委託”的一部分。如果上帝制定了種族等級制度,我們算什麼人,竟然想推翻它?

許多為內戰前南方的奴隸制辯護的牧師,同樣為內戰之後的種族主義制度辯護。因為南方支派在戰前和戰都在為奴隸制和白人至上辯護,許多新教教派發生分裂,。基督教牧師和非神職領袖們參與私刑,參加三K黨,併為種族隔離辯護。雖然越來越多的福音派人士開始支援民權運動,但是我們許多持堅定個人主義信念的福音派基督徒,就如何去認識並消除政府和市場運作中制度化的種族不平等,還是沒有經驗的。

儘管奴隸制失敗了,但支援它的神學思想卻延續了下來。它宣稱神認可種族偏見,並尋找理由,不擇手段地將對非裔美國人的偏見訴諸行動。布賴恩·史蒂文森(Bryan Stevenson)一針見血地指出:”美國奴隸制最惡劣之處不在於強迫奴役,而在於那些謊言,例如,黑人不如白人好、黑人不能與白人平等,黑人比白人進化程度低、不那麼有人性、能力較差、價值較低、更不配各種權利。 ” 白人教會不僅是編造這些謊言的同謀,而且給它們加上了神的許可。

在21世紀的今天,沒有多少人還記得法拉裡斯這個名字,但在古典時代他是臭名昭著的。作為西西裡的阿格裡根托城的僭主,法拉裡斯以一種殘酷的刑具而聞名:置於火上的一頭內空的巨大青銅公牛。當受害者被塞入銅牛,被活烤,瀕死的尖叫聲從公牛的鼻孔傳出,變成洪亮的呻吟,使宮殿裡充滿了音樂聲。你可能就是盛宴上的客人,沒有意識到你享受的娛樂來自別人的痛苦。

今天的幾代人可能會說,不是我們發明瞭種族不公的公牛。但我們確實從中獲益。儘管非裔美國人遭受了種種苦難,他們的韌性、創造力、勤勞和不屈不撓的信念,只能用奇迹來描述。我們不僅從他們的勞動中獲益,他們的創新和創業精神,他們的藝術和音樂,他們的電影、詩歌和著作,他們的讚美詩和講道,都一樣讓我們獲益。將黑人苦難轉化為美國的經濟富足,以及他們的藝術、激情和輝煌,豐富了我們在宮殿中享受的盛宴。也許我們可以坦承地說,我們不知道我們的兄弟姐妹們在受苦。但是現在我們知道了。因此只有一件事可以做:放下我們的叉子,將我們的兄弟姐妹從公牛的肚子里解救出來。

這就是複雜的世界中痛苦的現實。美國一直是正義事業中一支非凡的力量,是民主、人權和經濟機會的有力宣導者。它所宣導的理想使數以億計的人得從貧困和壓迫中擺脫出來,其技術、創新和藝術改變了地球上幾乎每個人的生活。同樣地,美國的教會以各種方式推進了耶穌基督的福音傳播事業,從派遣宣教士到翻譯聖經,到物質支持、人員配備各項宣教事工,給世界每一個角落帶來光明和生命。然而從歷史上看,在種族不平等問題上,美國的福音派在大多數情況下是保持沉默、共謀,或者為其辯護。正如亞歷山大·索爾仁尼琴所寫,”善惡的分界線不是劃在國家、階級之間,甚至也不是劃在政黨之間,而是劃在每個人的心中——全人類的心中。 ”

那麼,我們應該如何回應呢?

我們一直在思考兩個聖經敘事。第一個(徒10)是關於使徒彼得的,他認為作為一名猶太人,他不應該與其他民族的人民交往。他認為,猶太人和外邦人應該保持分離。然而,神在異象中向他顯示,對於那些神使之為清潔的,他不應該再聲稱是不潔的。他走進一個名叫哥尼流的外邦人的家中,宣講福音,於是聖靈降臨。這是向非猶太人傳播福音的轉折性時刻。這時彼得認識到,他本以為義的,實際上卻是不義的。

同樣地,白人福音派人士現在應該承認,我們還沒有以應有的嚴肅、認真來對待種族主義之罪。喬治·佛洛德之死所觸發的悲痛和憤怒不僅僅是關於員警暴力。而是因為這個社會、文化,讓虐待、壓迫非裔美國人的事情不斷重複地發生。我們一直是這一社會、文化的一部分,有時候我們甚至是最後一個加入到爭取種族正義的鬥爭的。《今日基督教》在這方面的記錄是良莠參雜的的。新福音派人士普遍認為,宣揚拯救的資訊就足夠了,相信正義就會隨之而來。但事實並非如此。我們以為義的實際是不義的。我們要為我們的罪悔改。

但光是悔改是不夠的。另一個聖經敘事是關於耶利哥的一名稅吏的故事。撒該是羅馬佔領當局的合作者,通過加上自己的額外高額收費,他靠掠奪鄰里的財產來致富。耶穌遇到他,來到他的家中,震驚了眾人。救恩那天降臨到撒該的家中。他宣示到:「主啊, 我把所有的一半給窮人,我若訛詐了誰,就還他四倍。 ”(路19:8)

撒該沒有親自設計羅馬那不公正的稅收制度。但他也沒有譴責它;他參與到其中,並從中獲利。因此,撒該不僅為他的行為悔改,而且還做出補償。通過他所設立的,我們姑且稱之為”撒該基金”,他將屬於鄰里的歸還給他們。我們願意也這樣做嗎? 黑人的生命同樣需要珍視。他們如此重要,以至於耶穌為之犧牲了一切。我們願意同樣做出犧牲嗎?

也許這個國家還沒有為補償做好準備。但是種族不公的歷史要求個人和企業做出反應。也許教會可以在恢復聖經教導方面帶頭。我知道亞特蘭大有一所”撒該基金”,在那裡,那些認為四個世紀來非裔美國人遭受不公和掠奪的基督徒開始盡自己的微薄之力,糾正錯誤。由一個黑人占多數的委員會,撥款支援教會中和市場上正在崛起的黑人領袖。這是不夠的,但至少是做了些事。為了讓我們的兄弟姐妹可以恢復到其應有的地位,為了讓我們的鄰里能再次目睹戰勝世界的基督般的愛,是否應該在每個城市都設立撒該基金,以便基督徒們能犧牲個人利益做出奉獻?

我們心存希望。我們相信,在有破碎的地方神會帶來醫治,在有死亡的地方神會帶來生命。我們相信愛比死亡更強大。我們在各種膚色的教會中服侍過,見看到耶穌的聖靈在做工。

基督的新娘是美麗的。她能戰勝這種瘟疫。讓我們盡我們當盡的一份責任。

Timothy Dalrymple 是《今日基督教》的總裁兼首席執行官。

翻譯：吳京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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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北京的掌控收緊，香港基督徒做出回應

Brent Fulton

他們曾為保護教會而噤聲，現在牧師們對這一犧牲公義的做法表示悔過。

為了能讓唐納德·特朗普總統從白宮步行到聖約翰教堂擺拍手拿聖經的照片，執法人員以暴力驅逐了拉法耶特公園的示威人群。而就幾分鐘之前，一位最近幾個月都在香港街頭採訪的記者，自信地戴上了防毒面具。周圍的同行困惑地看著他，卻不意也捲入隨後的混戰。

在華盛頓特區當前的衝突與過去一年中在香港持續衝突之間，催淚化學品和閃光彈並不是僅有的相似之處。與美國的基督徒一樣，在一個被制度性不公和尖銳分歧困擾的社會中，香港的基督徒掙扎著試圖界定自己的角色。

由一群福音派牧師、神學家和泛教會領袖起草，並由香港3500[截至6月15日]多名基督徒簽名的公開信，呼應了在美國及世界其他地方許多基督徒所共有的想法：致力於福音的完整；拒絕向專制統治屈服；致力於與社區人民同行；教會需要為冷漠和無所作為悔改。

無論是在華盛頓還是香港，目前的衝突都是集中在濫用公權力上。在香港問題上，中國中央政府實際上拋棄了“一國兩制”的模式，而這本應是這個前英國殖民地在1997年後50年裡的治理方式。衝破了這道旨在保護香港免受變幻莫測的中國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影響的隔離牆，中國的領導人現在單方面推行嚴厲的國家安全措施，使任何反對北京政府的言行都變成非法。

儘管在城市社會基礎體系中扮演著重要角色的香港教會和許多基督教團體繼續享有自由，但許多教會已減少了在中國大陸的外展活動。（基督徒約佔香港人口的12%，而內地則約為7%。）

根據新的安全立法，與任何國外“反華”人物或團體，或者當地的政治活躍分子，哪怕是表面上的聯繫，都可能導致法律後果。就包括大陸基督徒的處境在內的敏感問題發表言論，也可能有同樣後果。

對於這種政治越權，香港的牧師們在信中申明神的主權：

“天國的王並不通過控制世界來掌管萬物。相反地，祂是通過展示祂的愛和謙卑的僕人形象來做到這一點。因此，作為天國之王，祂的政治藍圖是，'叫我傳福音給貧窮的人，差遣我報告被擄的得釋放、瞎眼的得看見，叫那受壓制的得自由，報告神悅納人的禧年。（路4:18-19）”

他們在信中坦承，教會“過於關注其內部事物”，忽視了社會正義，包括為城市中受壓迫的少數人群大聲疾呼，面對日益嚴重的專制壓力，他們保持沉默：

“面對當局的強力管制和對持不同政見者的迫害、鎮壓，教會往往選擇自保。他們進行自我審查，對當局的惡行保持沉默，只希望教會事工能夠平穩地、不間斷地運作。”

牧師們聲明基督為最高權威，提出要“真誠地悔改”，並發誓不服從任何政府實體或政黨有違聖經教導的命令。

蓄積已久的挫折感

與因喬治·弗洛伊德（George Floyd）在明尼阿波利斯警方的拘捕中遇害而引發的示威活動一樣，香港的抗議者也表達了多年積蓄的挫折感。他們目睹了中國政府有計劃地加強了對香港媒體、學校、民間組織和商界——包括充滿活力的外籍人群——的控制，個人自由被蠶食，而那一切本是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地位的關鍵。

香港退休紅衣主教陳日君上月在接受采訪時表示：“每個人都明白，香港在貨幣兌換和許多其他方面對中國非常有用。現在，他們準備毀掉這一切。但我們無能為力，因為香港很小，中國可以按自己的意願來碾碎它。

美國各地的許多政界人物都鼓勵公民在投票中尋求變革，而不僅僅是街頭抗議。然而在香港，隨著北京做出的每一項新決定， “一國兩制”框架下承諾的普選目標已變得越來越遙遠。

對於那些本應負責照看香港利益卻裝聾作啞的地方官員，香港的抗議者已經感到厭倦。因為他們越來越根據北京的要求來界定這些利益。這包括擁護旨在增強中央政府控制力的限制性選舉改革，以及對那些讓內地公司和當地商界精英獲利的，昂貴而無實際價值的基礎設施項目予以支持。

在香港街頭，在曾是“亞洲最優秀的警察"的眼皮底下生活，帶來的不是安全感，而是恐懼。而中國自己的國安特工最終將作為新的國家安全條款的一部分進入香港，更是加劇了這一恐懼。在那些受命保護香港人的警察眼中，香港人已成為敵人，有些人已被官員貼上恐怖分子的標籤。

現在既然無所顧忌，而北京又選擇完全繞過香港部分選舉產生的立法機構，地方政府也就基本上無關緊要了。與本週在美國街頭見到的許多人一樣，香港的示威者感到他們已經走投無路了，沒有合法論壇來讓他們表達不滿。

紅衣主教陳日君說：“我們沒有什麼好盼望的。香港就是完全處於中國的控制之下。我們甚至連食物和水都要依賴中國。但我們把自己放在神的手中。 ”

制度之罪

在香港和美國街頭上演的衝突並非一夜之間突然出現，而是根深蒂固的製度性之罪的結果。

弔詭的是，香港不均衡的繁榮和其最弱的政治局勢是殖民化的雙生產物，始於19世紀中葉英國在鴉片戰爭中的軍事征服。上個世紀80年代，對於中國最終民主化的期盼，激發了對於“一國兩制”模式的樂觀論調。但此後，香港從被視為中國未來的實驗室，變成了中國偏執領導人最擔心的榜樣。

隨著這些領導人越來越反外，香港成為瓦解中的中國與西方關係的犧牲品。特朗普政府最近認定，香港不再具備足夠的自主性以保證其特殊待遇。他們對此如何跟進，將深刻地影響到香港的未來。

就像催淚瓦斯罐突然落入毫無戒備的人群一樣，內地政府最近的舉動讓那些為香港尋求持久改變的人呼吸急促。

對許多香港基督徒來說，現在既不是退卻，也不是自己親身投入政治事務的時候，而是應該堅持他們對香港市民的承諾。

正如香港英文日報《南華早報》記者劉美倩（Mimi Lau）在推特上呼籲的：

“香港人，現在不是拋棄家園的時候。承擔起你的角色，成為你自己領域裡的意見領袖，堅持你的核心價值與信念。最重要的是，有信心。香港值得為我們為她而戰…作為一香港記者，我還能做什麼？作為基督的門徒，我能做些什麼？作為朋友，作為同事，作為我的社區成員，作為女兒和姐妹，我能做什麼？為與香港站在一起，我能奉獻什麼？ ”

牧師們在公開信中承諾，“無論多麼艱難，我們都要堅守教會的責任，與所有香港人同行，不斷用祈禱和牧養關懷來維護香港，作為'以馬內利'活的見證——神與受苦的人同在。 ”

在肯定他們堅信神會帶領香港人民度過未來的黑暗日子後，他們對大家做出提醒，這個提醒對於同樣身處政治分裂中的美國基督徒似乎同樣適用：

“教會既不是政黨也不是政治組織。因此，政治議程、訴求不應成為教會的主要焦點。然而，當面對社會中的不公和邪惡時，教會應該作為社會良知，履行其先知職責，譴責不公義，宣布神的旨意，並為真理做見證。 ”

Brent Fulton是華源協作的創始人和促成者。

翻譯：吳京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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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s

蒂姆·凱勒為胰腺癌請求祈禱

Kate Shellnutt

這位紐約牧師和作者周日宣布了他的診斷結果，並將於下週開始化療。

蒂姆·凱勒在開始胰腺癌化療時請求關注者為他祈禱。

這位廣受歡迎的基督教作家和牧師週日早上（6月7日）在Instagram和Twitter上宣布了他的診斷消息。

“不到三週前，我不知道我得了癌症，”凱勒寫道。 “今天，我將前往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的國立癌症研究所接受額外的測試，然後下週在紐約市開始胰腺癌化療。”

69歲的凱勒說，當他接受初步測試、活檢和手術時，他感到上帝同在，身體感到很棒。他認為醫生能在早期階段發現癌症是神的干預。

“我有很棒的人類醫生，但最重要的是，我有大醫生親自照顧我，”他寫道。

凱勒在2017年在曼哈頓的救世主長老會擔任高級牧師，在那里工作了28年。他繼續寫作、傳道並與救贖者的城市到城市教會種植倡議工作。凱勒請求祈禱，儘管他的治療有副作用，但他可以繼續他的工作。

最近幾週，凱勒分享了他的《生活中的福音系列》關於福音和種族，並推廣《不同之處》，關於基督教證人在分歧，他與約翰伊納祖共同編輯的書。

凱勒在2002年被診斷出患有甲狀腺癌，他在《與上帝一起走過痛苦和苦難》一書中寫到。他現在在美國國家衛生研究院有一張熟悉的面孔：主任弗朗西斯·柯林斯。凱勒上月與柯林斯交談，他是一位基督徒同胞，也是一位屢獲殊榮的遺傳學家，他在網上談論了在冠狀病毒大流行中實踐信仰。柯林斯領導了美國國家衛生研究院在癌症免疫治療方面的歷史性研究，包括胰腺癌、前列腺癌和乳腺癌的治療進展。

胰腺癌可能是一種特別難以診斷和攻擊性的癌症，約占美國癌症診斷的3%，佔癌症死亡總數的7%。

在過去的十年裡，福音派領袖們如神學家達拉斯·威爾德和前國際基督教聯誼會主席史蒂夫·海恩在與都與胰腺癌作鬥爭後去世的。

凱勒在結束他的宣佈時提到希伯來書12：1-2：“我面前的比賽以喜悅的方式運行，因為耶穌為我跑出了一場極其艱苦的比賽，帶著喜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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烈火中的國家需要的是聖靈的火焰

Esau McCaulley

在這個國家被種族主義撕裂之際，五旬節的信息可以幫助教會找到屬於自己的聲音。

Alex Wong / Staff / Getty Images

這個週末，世界各地的教會以虛擬聚會的方式一起慶祝五旬節。在當年的這一神奇時刻，火舌降臨到基督的追隨者身上，人們聽到以世界各種語言宣講的福音。在耶穌復活的奇蹟之後，是耶穌升天的奇蹟。而再接著發生的，則是五旬節這又一奇蹟。

與基督的門徒成對比的是，我們今年是在經歷了一場災禍、一份創傷之後，在一出悲劇的大背景下過的這個五旬節。儘管他央求活命，喬治·弗洛伊德還是被戴上手銬，窒息而死。他身亡之後，在明尼阿波利斯（以及許多其他城市）發生了抗議和騷亂。整整九分鐘，一名警察把膝蓋壓在弗洛伊德的脖子上，儘管後者不斷地呼叫媽媽。此事緊隨著布雷奧納·泰勒和阿莫德·阿貝里的被殺事件發生。而所有這一切，又都發生在已導致10萬人死亡的全球大瘟疫這一更廣泛的背景之下。這一切讓人覺得，我們更像是在一個拖長了的大齋期當中，而不是複活節季的結尾。

有些人會認為我在把政治引入教會。他們會想知道，對於發生在黑人之間的犯罪、黑人家庭的解體、墮胎、搶劫，或者任何能讓我們避開這件事情本身的話題，我為什麼不生氣。而那件“事情”，就是在這個國家裡，至今依然困擾著黑人的400年種族創傷和壓迫史。

抗議、騷亂和警察暴行，與五旬節以及《使徒行傳》2：1-21這一段章節有什麼關係？彌賽亞為我們的罪而死，與我們如何對待明尼阿波利斯的烈火有任何關係嗎？教會有什麼話要說的嗎，還是我們要做福斯新聞網或者MSNBC的門徒？我們的國家正處於分裂狀態。在此時此刻，聖經上的話意味著什麼？

有人竟然能在黑人們的脖子上踐踏九分鐘，有哪個世道比這個更需要談講耶穌呢？這就是說：回答這些問題的唯一方法，就是要以燃燒的城市為解釋背景，來解讀聖經的話語。

以下是神的話語所告訴我們的。

首先，福音將我們聯合在一起。

《使徒行傳》2：1-21開篇講到耶穌的追隨者在一處聚集。想一下，在歷史上的這一刻，世界上所有的基督徒都能擠進一個房間，這不能不讓人感到驚奇。無論那些歷史書怎麼說，基督教絕不是君士坦丁為了控制人們而創建的某種受國家支持的恐怖宗教。它卑微地始於一群由120個普通人組成的社會底層小團體，這些人都遇到了活在人們中間的神。

其中包括像耶穌的母親瑪麗這樣偏遠鄉村農民背景的女人，還有像前稅吏馬太這樣的人。他們是完全不同的兩類人。馬太與以色列頭上的壓迫者合作，向人們勒索金錢來裝進他的錢袋。像瑪麗這樣的人則是這種暴行的受害者。

什麼樣的教會能同時容納被壓迫者和前壓迫者？只有基督教會。是什麼將早期教會團結在一起？是他們對耶穌共同的信念。

現在教會該怎樣把我們團結在一起？對於今天喬治·弗洛伊德的家人，這種團結應該是什麼樣的？和他們站在一起意味著什麼？多少年來經歷的綁架、奴役，吉姆·克勞時代的不公，以及當代的一系列苦難，已在我們的生命中深深打下烙印。與美國的黑人社區站在一起，將意味著什麼？

這將意味著，作為一種愛的行動，教會要說，“本不應該是這樣的。我將用我的一生與你站在一起，見證基督教傳統賦予你們黑人生命的價值。”

教會有能力發表這個聲明，因為同一個聖靈降臨在那房間裡的每一個人身上。並不是一個聖靈使婦女能夠宣講神的話語，另一個聖靈使男人宣講。並不是一個聖靈對富人傳講，另一個聖靈對窮人傳講。並不是一個聖靈使我們能與非洲人對話，另一種聖靈使我們能夠與亞洲人或歐洲人交談。是同一個聖靈向地上的不同民族發出同一個福音。

福音通過聖靈的工作源於我們作為神形象承載者的共同地位。我們都敗壞了，需要神的恩典。任何意識形態，不論是在實際行動上還是在口頭上，如果否認這種共同地位，就是異端邪說。任何人如果看不到種族偏見這種異端已經傳染了這片土地上的某些基督徒，就是在罔顧那壓倒性的事實。

第二，福音帶我們走出去。

福音把早期門徒帶到他們自己的文化圈以外，和那些與自己截然不同的人交流、共求生計。經歷五旬節的每個人都是猶太人，但猶太教已經傳入羅馬帝國不同的語言和社區中。福音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使人們因為尊基督為主而團結起來。

如果福音把我們帶到一個共享的空間，聆聽神的大工，為什麼我們不再在一起呢？對於那注視著我們的世界，見到一個真正在屬靈和行動上都合為一體的基督教世界，又意味著什麼？

黑人基督徒可以對付那些沒有理由支持我們的人。我們可以對付世俗的種族主義者。真正令人心碎和疲憊的是，在發現自己要為生存的權利而戰之後，又發現敵人竟然是我們的兄弟。正如詩篇所說，“原來不是仇敵辱罵我，若是仇敵，還可忍耐。…，不料是你，你原與我平等，是我的同伴，是我知己的朋友！我們素常彼此談論，以為甘甜，我們與群眾在神的殿中同行。” （詩55：12-14）

如果我們要在一起，在一起生活是不能以犧牲我們的自由為代價的。我們本不必為了得到它而和我們的兄弟姐妹爭鬥。

在這裡，五旬節的故事讓我們對此有更深的理解。當各族被連結在一起時，有兩種反應：一組用這麼多的詞在說，“他們無非是被新酒灌醉了。”（徒2：13）另一組則問，“這是什麼意思呢？”（徒2：12）一組人拒絕承認正在發生的事情，並據他們已有的經驗來否定神的工作。另一組人則提出了一個更深層次的問題：神在他們中間做什麼？

彼得用一兩句話來向第一組人做解釋，但花費更多的時間來答复那就意義發問的。他告訴眾人，他們正在經歷《約珥書》2章28-32節所應許的聖靈。先知約珥聲稱，當神救贖祂的人民時，不論男女、老幼、貧富，祂都將救贖。彼得想要提醒早期的教會，聖靈的普世恩賜見證了福音的普世拯救力。

換句話說，五旬節的形式——婦女、男人、富人和窮人一同宣講神的大工——支持了五旬節的神學，即福音是給每個人的。

早期教會也確實是如此。 21世紀的美國教會也是如此。

今天，有些人看到黑人對伸張正義的要求，卻只會給出政治上的解釋。這些批評家回應說，“他們只是些想破壞教會的民主黨人”，或者，“他們實際上是些推崇馬克思主義的自由主義神學分子。”但也許這不過是逃避問題的一些方式而已。當黑人、拉丁裔和亞裔兄弟姐妹呼喚正義時，他們究竟在說什麼？這些意味著什麼？神在做什麼？祂正把不同的人聯繫到一起，然後用聖靈的力量把我們帶入新的福音空間。

第三，福音使我們對即將到來的國度充滿希望。

我確信，這個國家的希望不會在任何選舉或政黨中找到。選票很重要，但無論是民主黨還是共和黨都不會拯救我們。我們需要的是一個充滿聖靈的基督教，寬大到足以吸引不同的人在一起。

這種團結涉及到兩件事。首先，我們必須認識到，問題不僅僅是“在那裡”。它也在我們的心中。問題不僅在於世界上有種族主義者。問題在於，我們都以各種方式活在對神和祂對於我們的旨意的反叛當中。福音要求我們每個人對於自己的罪做出個決定。耶穌反復重复的一條信息是，“悔改吧，因為天國近了。”（太4：17）。

他呼召我們各自為我們的罪悔改。為什麼？因為神的國度即將來臨，也就是那第二點。在他的第一次佈道中，耶穌就將這個國度描繪出來，他向窮人宣布好消息，宣講被擄將得自由。（路4：16-21）耶穌來是為拯救罪人，而那些得救的罪人現在用他們的生命來為神的國度作見證。我們知道這個國度將會降臨，因為基督復活了。彼得是這樣說的：“這位耶穌，神已經立他為主，為基督了。”（徒2：36）

誰掌管未來？誰按照他的目的揭開歷史？就是既是獅子又是羔羊的那位（啟5：5-6）。他既體現正義，又體現憐憫。

我們美國教會向正在烈火中的這個國家和這個世界發出這樣一個信息：有一位神愛你，並為了你能認識祂而死。這種愛足以聚集世界上對立的人民，能做到所有的政治家、哲學家所不能的。有一位正義的神，祂看見了世界上陷入困境的人，比如像喬治·弗洛伊德這樣的，並為他們而行動。有一位王和祂的國度。祂給了我們祂的靈，讓祂的名傳達到地的盡頭。

Esau McCaulley是北美聖公會（ACNA)的牧師，惠頓學院的新約助理教授，也是即將出版的《黑人讀經：操練於盼望中的非裔美國人解經》（校園團契出版社學術書庫）的作者。

本文改編自5月31日在北卡羅來納州格林斯伯勒救贖者聖公會的講道內容。

《直言不諱》是《今日基督教》的嘉賓意見專欄。與社論不同，本專欄不一定代表本刊的意見。

翻譯：吳京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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喬治·弗洛伊德在休斯敦留下的福音遺產

Kate Shellnutt

作為一個和平的使者，”大個子弗洛伊德”打開了在第三區住房項目中福音事工的機會。

Nijalon Dunn / Courtesy of Resurrection Houston

編者按：在此閱讀CT弗洛伊德葬禮的報導。

在全國別的地方，人們都知道喬治·弗洛伊德（George Floyd），是因為他生命最後時刻裡，被手機拍攝到的幾分鐘錄像。但在休斯頓的第三區（Third Ward），人們知道他，是因為他多年來是如何在那裡生活的——做年輕人的輔導，作為“和平之人”，將事工帶入當地。

在通過一個教會項目搬到明尼阿波利斯尋求工作機會之前，46歲的他幾乎一生都在歷史上一直是黑人聚居的第三區度過。他的事工夥伴說，在那裡他被稱為“大個兒弗洛伊德”，被視為“老手OG”，是事實上的社區領袖、擅長處理社區政治。

弗洛伊德談到要打破他所看到的年輕人間的暴力循環，並利用他的影響力將外邊的牧師帶到這裡，特別是在被當地人稱為“磚塊”的庫尼家園（Cuney Homes ）公住房區，進行門徒訓練和外展工作。

“喬治·弗洛伊德是主派來的和平之人，他幫助福音在我從未生活過的地方向前發展。”在庫尼主持敬拜的的休斯頓復活教會牧師帕特里克·PT·恩格沃洛（Patrick PT Ngwolo）這樣說。

他告訴《今日基督教》：“我們接觸那個鄰里所借助的平台，以及從那時到現在我們接觸到的數百人，都是靠像弗洛伊德這樣的人的努力”。

恩格沃洛和其他教會領袖是在2010年遇到弗洛伊德的。他是一個身高6英尺6英寸的大個子，當時出現在他們為第三區舉辦的慈善音樂會上。從一開始，大個兒弗洛伊德就把自己關注的表明了。

“他說，'我喜歡你做的事情。這裡的鄰里需要它，社區需要它。如果你是為神做事，我也要為神做事”，休斯頓復活教會的基督徒嘻哈藝術家科里·保羅·戴維斯（Corey Paul Davis）回憶說。 “他說，'無論你們需要什麼，無論你們去哪裡，告訴人們，弗洛伊德說你們是好人。我會幫你們的。”

教會加大了在當地的參與，舉辦查經班，幫助人們外出購物和去看醫生。弗洛伊德提供的不僅僅是方便和保護，在教會辦的主日崇拜，還有三對三籃球錦標賽、烤肉聚會、社區洗禮，他都趕來幫忙。

“他幫著把洗禮池推過來，知道人們要做出信仰的決定，在活動當中就要在那裡受洗。他認為這太神奇了，”藝名為“和解”的羅尼·利拉德（ Ronnie Lillard）說。 “他在年輕人說話時，總會提到神是會壓倒街頭文化的。我想，他想看到年輕人放下槍，接受耶穌，而不是街頭生活。”

過去的幾年中，在當局描述的從第三區和休斯頓東南部蔓延出來的幫派戰爭中，已經有超過50人被殺。

外邊的人自行進來，很難獲得信任，甚至無法保證安全。像弗洛伊德這樣的人給的認可，對於城區門徒訓練是至關緊要的，因為它要求在機會、方向和語境方面都有實效。

“他的信念將心交給一個被福音徹底改變的第三區，他的使命是讓其他基督徒有能力能夠進來，把福音推廣。”在庫尼受洗的倪加隆·鄧恩（Nijalon Dunn）說。 “弗洛伊德為我們做的某些事情，我們可能要直到在天上再見面的時候才會知道。有時我們會在'磚塊'那裡參加教會活動直到下午3點，而到了4點半，有人就會向籃球場開槍。

鄧恩分享了弗洛伊德在洗禮和籃球賽中的照片弗洛伊德的網名包括“BigFloyd4God.”（即“大個兒弗洛伊德服事神” ——譯者註）

隨著本週弗洛伊德之死消息的傳開，基督徒們的悼念和哀慟禱告在社交媒體上紛紛湧入。在Twitter上，戴維斯形容弗洛伊德就是“定義上的'你想所看到的改變'”，並分享了一段悼念視頻，其點擊量達110萬次。基督徒流行嘻哈藝術家“宣傳”轉發了其他認識弗洛伊德的藝術家的追憶，說：“他是我朋友們的朋友。 ”

他的家人告訴《休斯頓紀事報》,弗洛伊德在2018年左右搬到了明尼蘇達.

據牧師恩格沃洛說，他去那裡參加一個包括安排工作在內的門徒訓練計劃。他說：“一個'磚塊小伙子'是不會隨便離開第三區去明尼蘇達州的！ ”弗洛伊德告訴鄧恩他打算今年夏天回來。

雖然他沒再回過家，但他的故事將“在第三區這個社區里永遠流傳下去”，利拉德說。 “他會被畫在牆上。每個成長中的年輕人都會知道喬治·弗洛伊德。認識他的人會記得他是生命中一道積極的亮光。

事工領袖們聽到第三區社區成員的傾訴，他們稱弗洛伊德為哥哥、叔叔，甚至是爸爸，因為他們缺乏年長的男性形像作為正面影響。

哀悼者周二晚上聚集在解放公園（Emancipation Park）祈禱守夜。這是第三區的一個歷史悠久的地方，在推行吉姆·克勞（Jim Crow）種族隔離期間，曾經是休斯敦唯一對非洲裔美國人開放的公園。恩格沃洛本週將和當地其他牧師會面，一起哀悼。

弗洛伊德被明州一名警察按在人行道上的視頻被人們瘋傳，成為手機錄像記錄警察對黑人使用武力的又一標準案例。弗洛伊德的事工朋友說，當視頻最初在新聞中現時，他們甚至還沒有來得及從以前的類似錄像抽出注意力——阿茂德·阿伯里（Ahmaud Arbery）在佐治亞慢跑時被槍殺，以及一位在紐約中央公園看鳥的黑人男子遭一名女子打911報警。但是接著利拉德發來短信：是大個兒弗洛伊德。

對於這種殺戮的發生，他們並不那麼覺得難以置信。畢竟他們也是黑人。利拉德告訴CT，儘管他們的無辜、他們的信仰、他們的善行，但他們都有被執法當局懷疑、羞辱和威脅的故事。

現在，他們被置於一個合適的位置，去記住一個他們所認識的溫柔巨人，一個使鄰居感受到激勵的人，一個積極的改變力量。但他們也說，這並不重要。他和大家一樣，也是按神的形像被造，就這一點本應足以讓他免受他們在視頻中看到的那種暴力待遇。弗洛伊德家人和支持者說，涉案的警察——這幾個人已經被警局開除——應該面臨謀殺指控。

恩格沃洛牧師仍在試圖搞明白這件事，但他一直在回想一個主題，那就是無辜者的流血。在該隱的優越感和仇恨驅使他殺死亞伯之後，《聖經》告訴我們，“耶和華說：你做了什麼事呢？你兄弟的血有聲音從地裡向我哀告。”（創4 :10）

“如果你快進2000年，還有一個無辜的受難者，他的血比亞伯的血更能說明問題。 …耶穌的鮮血說，他可以救贖我們度過這些黑暗和危險的時代，”恩格沃洛說。 “我懷有希望，因為就像亞伯有基督形像一樣，我看到我的弟兄弗洛伊德也像基督，這將我們指向一個更偉大的現實。神確實聽到了我們的聲音。他現在甚至聽到了地上他的哭聲。報應要么發生在十字架上，要么發生在審判日。”

翻譯：吳京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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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教士飛行員林才欣 (Joyce Lin) 在空運抗冠狀病毒物資的行動中犧牲

Daniel Silliman

這位美國宣教士墜機時，在印度尼西亞才開始飛行幾個月

MAF pilot Joyce Lin

Courtesy of Mission Aviation Fellowship

週二，在向印度尼西亞的偏遠村莊運送抗COVID -19物資途中，一位40歲的美國宣教士飛行員因飛機失事喪生。

作為宣教航空使團（Mission Aviation Fellowship，MAF）的飛行員，林才欣(Joyce Chaisin Lin)當時正在向印尼漫長島鏈最東端的巴布亞省的一個村莊運送快速測試包和學校用品。 MAF發言人布賴德·霍格蘭說，她早上6點27分從森塔尼市起飛，兩分鐘後發出求救呼叫。據當地警方稱，搜救隊發現她駕駛的科迪亞克100型飛機墜入附近的森塔尼湖，並在水下約40英尺處打撈出她的遺體。

林女士是一名經驗豐富的飛行員，而且是一位經過資質認證的正式飛行教練。今年3月，她完成了MAF指派的首次單人飛行。她獲准飛往20個村莊（MAF向總共約150個村莊提供服務）。不論是給在當地抗禦冠狀病毒的傳教士和援助人員採購肥皂，還是向整個地區運送藥品、COVID-19試劑盒和個人防護設備，她都是這些行動的主角。

MAF的主席大衛·霍爾斯滕（David Holsten）對《今日基督教》說：“失去了她，我們在內心沉重的同時，也感到真誠的欣慰，因為喬伊斯（Joyce）在做自己喜歡的事情，而且忠實於神對她生命發出的呼召。為事奉主，她獻出了自己的生命，並用自己的方式影響了其他的人。”

霍爾斯滕說，MAF已經有23年沒有發生過致命事故了。民航當局正在調查飛機失事的原因。據霍格蘭說，由於防冠狀病毒而實施的飛行管制，機上沒有其他乘客。在印度尼西亞，旅行仍然受到限制，但MAF有空運貨物和急症病人的許可。

林畢業於麻省理工學院和戈登-康威爾神學院。為成為傳教士飛行員，她籌劃並接受培訓已有十年了。她最初在MAF實習是在2010年，然後在2015年獲得商業執照，2019年移居巴布亞。

“第一次獨自操縱科迪亞克降落，感覺真是太神奇了”，她在12月的一封募捐信中寫道， “自從聽說宣教飛行後，這一直都是我夢想駕駛的飛機。我駕駛科迪亞克，既在正規的硬質跑道上，也在泥土跑道上降落，並操練應急步驟。”

林在科羅拉多和馬里蘭長大，是台灣基督徒移民的女兒。因為當地福音派教會的外聯活動，她在小時候就成為一名基督徒。在麻省理工學院獲得計算機科學學位，並在IT行業工作了十年之後，林感受到獻身宣教的呼召。在戈登-康威爾神學院，她發現了航空宣教這一行：這份工作結合了她對飛行的興趣、她的計算機技能，以及她對獻身基督徒事奉的嚮往。

她立即就確信，這是神的呼召，於是重新調整自己的生活，以實現成為宣教士飛行員的目標。除了向在巴布亞的傳教士和人道救援工作者運送物資外，她還幫助建立並維護了一個計算機系統，使他們能夠上網。

去年12月，在寫給在美國的朋友和家人的一封信中，林為傳教士的工作辯護。

她寫道，“在任何人反對基督徒或西方人改變其他人的生活方式之前，重要的是要知道，在基督教宣教士到來之前，巴布亞並不是熱帶天堂。巴布亞部的各落活著就是為了互相殘殺。 …人們一直生活在對其他部落和神靈世界的恐懼當中。”

在她執行的第一次MAF飛行中，由於天氣惡劣，林不得不改道前往巴布亞高地上最大的城鎮瓦梅納。在機場，她發現一名婦女需要緊急轉送，以便接受大手術。由於COVID-19引起的交通封鎖，所有航班都被取消，但林獲准將這名婦女飛往森坦尼。

林將此視為上帝使用她的確據。

她寫道，“基督徒喜歡引用羅馬書8：28的那段著名經文，就是神能讓萬事都互相效力，使那按祂旨意被召的人得益處。回顧自己的生活，在響應呼召、服事於印尼的這段經歷中，看到這句經文的真實性一次又一次被證實，這實在太妙了。”

週二，在林原本計劃降落的高地村落的跑道上，人們擺上了用紅玫瑰製作的一個小小的紀念物。 “獻給飛行員喬伊斯·林”，一張卡片上寫著，“直到我們再次見面。”

林身後在世的親人包括父母和兩個姐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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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教會再次敞開大門時，我們應該怎樣安全地聚會

Daniel P. Chin

針對大瘟疫期間教會會眾如何恢復聚會，一位全球公共衛生領域的專家提出了一套分階段方案。

Illustration by Mallory Rentsch / Source Images: Anshu A / Unsplash / WikiMedia Commons / MirageC / Getty Images

編者註：本文原先的表述可能讓人誤以為在聚會期間不應該歌唱。但建議的本意是說，在唱歌或交談時應戴上口罩。詳情參見更新的表格。

對於我們的世界來說，過去四個月是一個不同尋常的時期。一種新的冠狀病毒，即COVID-19，在全球爆炸性地傳播。隨之而來的場景，是擁擠的急診室、呼吸機上的重症患者，以及為失去親人而哀慟的家人。為了限制這種病毒的傳播，多數政府不得不執行嚴格的居家令。這種硬性措施是必要的，因為這種病毒的迅速傳播讓許多國家措不及防。如果不採取任何行動，迅速蔓延的感染將擠垮醫療系統，死亡人數將迅速攀升。

在此期間，全國各地的教會紛紛關門，不再讓會眾實地親身參加主日敬拜和各項事工。與許多預防措施一樣，我們可能永遠不會知道，這樣做在多大程度上限制了COVID-19的傳播。但我確信，這些措施避免了本來可能發生在會眾及其家人、朋友當中的許多感染、死亡。

現在，隨著一些州放鬆了居家令，另一些州也計劃效仿，我們的教會面臨著一系列新的抉擇：何時恢復會眾實地參加聚會、事工；一旦恢復，又當如何安全地進行。

在這篇文章中，我建議，遵循的方式應當是循序漸進的，以幫助教會實現她的使命，滿足會眾的需要，並保護教會和我們所處社區的健康。

注：在世界其他地方，隨著政府封城措施的緩解，教會也會面臨著同樣的挑戰，即何時、如何恢復以往正常的聚會。這裡介紹的處理方式對於美國以外的大多數國家/地區都適用，當然在任何地方都要因地制宜。所描述的分步計劃並不困難或昂貴，卻有助於確保教會會眾有一個安全的環境。

關於何時、如何恢復正常聚會的艱難決定

恢復正常聚會的決定比最初決定終止聚會要困難得多。大瘟疫剛開始時，人們所擔心的是未知的風險，教會必須遵守政府對群眾集會的限制。但是，在實施了六週或更長時間的居家令之後，失業補助申請不斷攀升，人們在家裡變得煩躁不安，要求政府放寬限制的呼聲日益高漲。

儘管公共衛生專家警告說，美國目前仍缺乏控制住大瘟疫所需的檢測、追踪和隔離能力，但一些州正在放鬆限制，允許"非必要類"企業重新運營。許多州的政府並沒有協調行動，國家和州兩級政府的領導人正在發出混亂的信息，隨著即將到來的大選，這些重要決定正在被政治化。

面對充耳不絕的繁雜聲音，各教會應該如何針對自己的具體情況決定採取何種措施呢？

此時此刻，我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堅信，在這個關鍵時刻，我們需要屏蔽掉周圍的噪音，傾聽上帝的召喚。

我們的決策指南

要領會神對我在本市諮詢的幾間教會的呼召，我主要依靠兩個執導準則：聖經真理和科學知識。它們都是神賜下的，幫我們克服目前的困難。

大誡命說：“你們要愛主你的神…愛你的鄰舍如愛自己一般。”在這次大瘟疫中，對自己的愛體現在我們如何保護自己免受感染。同樣地，對鄰舍的愛也體現在我們如何保護他們免受感染。

然而，即使在專注於預防感染COVID-19病毒的時候，我們也不應該忽視自身和他人在屬靈、情感和社交等方面的需求。在這個保持社交距離的時期，保證我們的教會能滿足這些需求也許越發重要。

作為基督的門徒，當我們實踐所受呼召，參與崇拜、祈禱、鼓勵、見證、門徒訓練和服事時，這些需求就會得到滿足。然而，我們現在_必須_以一種能盡量減少COVID-19病毒傳播的方式來做到這一點。因此，我們需要關於這種病毒的科學知識來防止它在我們的教會中傳播。

關於COVID-19的最新科學知識

世界上最優秀的人才正在研究COVID-19，關於這種病毒的科學知識正在迅速增長。我們也在總結許多國家的教訓，即在控制COVID-19傳播方面，什麼措施是可行的、什麼是不可行的。當考慮如何恢復會眾現場參與的敬拜、服事時，最近的一些發現對於教會就更顯緊要了。

首先，對於病毒如何傳播，我們有了更好的了解

與最初的理解相反，我們現在知道COVID-19可以在一個人出現症狀之前傳播。這解釋了為什麼病毒如此容易地悄悄傳播，而這些特點也使得遏制其傳播的努力變得極其複雜。

我們也知道，並不是每個被感染者都會感染他人。只有在其他條件也滿足時，傳播才會變得容易。它們包括：

COVID-19患者的傳染性
增加呼吸道飛沫和氣溶膠釋放到周圍空氣中的行為
與感染者距離過近（6英尺以內）
封閉環境，通風受限
與感染者相處的時間
社交行為的類別，例如不同年齡段人們的接觸

這些條件滿足的越多，傳播風險就越高。但是，當我們能夠有效地減緩上述這些因素時，傳播的風險就會降低。（參見下面的表1）。

越來越多的證據表明，年輕人和兒童不太容易受到COVID-19的影響。兒童在感染COVID-19時也不太可能出現症狀。然而，他們攜帶的病毒數量和傳染給他人的能力似乎並沒有不同。由於老年人更容易被COVID-19感染，這意味著應盡量減少不同年齡段人們的接觸，以減少COVID-19的傳播。

其次，對於COVID-19的有害影響，我們現在了解的更多

最初，對於COVID-19的危險性，關注大多集中在老年人身上，因為他們的病死率要高得多。現在我們了解到，對於患有常見慢性疾病（如高血壓和糖尿病）的年輕成年人，嚴重並發症的機率也會增加。事實上，在美國近60%的COVID-19住院病人不到65歲。

最近的一項研究報告表明，45%的美國成年人有因COVID-19引發並發症的高風險因素。因為教會會眾的平均年齡比一般人群還要高，所以教會會眾有更高比例的人面臨COVID-19引發嚴重並發症的風險。

第三，對於哪些控制措施能起作用，我們有了更好的了解

檢測、追踪接觸者以及隔離病患和接觸者可以降低COVID-19疫情的傳播，從而避免更大規模的封鎖措施。然而，採取上述措施必須非常迅速、有效率。韓國和台灣的經驗證實了這一點。在那裡，一般患者都在出現症狀後的2-3天內就接受了檢測，大部分接觸者很快都得到有效的隔離。這些措施之所以奏效，是因為韓國和台灣擁有訓練有素的追踪接觸者專業人士，加上電子監控措施的幫助，能夠快速找到接觸者並實施隔離。

有確鑿證據表明，即使在一個人咳嗽或喊叫時，使用口罩也能大大減少飛沫和氣溶膠釋放到空氣中的數量。使用口罩的主要好處是減少COVID-19從感染源（感染者）的傳播。它對易感人群也有一定的保護作用。自製口罩不如外科口罩，但仍有效。此外，戴口罩可以防止感染者揉鼻子，否則下一步他就會將病毒沉積在所接觸器物的表面。

第四，專家認為在可預見的未來，美國社區中COVID-19的感染水平將不斷波動

目前，儘管他們的COVID-19感染人數仍很高或剛剛開始下降，幾個州已經開始解除居家令。這將導致傳播範圍和病例的增加。通過廣泛的測試、有效的接觸者追踪和隔離措施，可以減緩這種增加的趨勢。但是目前（美國）沒有一個州有足夠的檢測能力和經過培訓的人員對接觸者進行有效的追踪和隔離。

此外，我們還面臨著COVID-19在各州之間傳播的挑戰。只要一個地區對流行病傳播控制不力，其他已大大減少瘟疫病例的州仍然容易受到影響。

運用最新的科學知識制定計劃

在考慮恢復之前的聚會模式時，我們首先必須認識到，教會是COVID-19傳播的高風險場所。我們的教會活動包含多種有利於病毒傳播的因素（見下表1），教會的信徒受到COVID-19感染並引發嚴重並發症的風險更大。因此，教會對何時以及如何恢復聚會應該有一個明確的計劃。計劃應達到以下目標：

降低在教會活動期間COVID-19在空氣中傳播的風險。（見下表）
能夠隨著社區感染水平的變化及時調整教會活動
能夠快速識別感染者和接觸者，並在必要時幫助政府找到他們
只有在有明顯證據表明社區感染率下降、處於較低感染水平時，才恢復聚集性的教會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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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步恢復現場參與的敬拜聚會

我制定了一個4步計劃，對教會的活動進行了調整，以供教會採用。此分步計劃包含了根據社區中的感染程度而予以"提高"或"降低"的活動。

在這次大瘟疫期間，該計劃旨在幫助我們的教會：

履行我們的使命呼召
滿足我們的社交、情感和屬靈需求
提供針對COVID-19的防護
支持遏制COVID-19更廣泛的努力

在你的教會具體使用這個計劃時，遵守當地政府的指導方針是非常重要的。因此，由於所在地政府的規定，實際允許聚集的人數可能與此計劃不同。同一步驟中的活動應當在教會感染水平與社區中感染水平大致相同時實施。這張表格只包括一些常見的教會活動。在決定如何安全地實施其他活動時，請考慮表1中的因素以及在表2中調整的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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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小組聚會來完成我們的使命

隨著居家令的限制放寬，我們首先可以嘗試人數較少的聚會。因此，小組聚會應該是實施的第一項活動。我們應該對此感到興奮，因為小組聚會是回應上帝呼召我們的絕佳方式。在小組中，我們可以建立更深層次的關係，在神的話語中成長，為相互督促營造一個更安全的環境，並鼓勵彼此相愛和行善。小組可以接觸到許多還不想進入教會建築，但願意受邀到別人家中的人。他們還可以通過每週的小組聚會敬拜，為重啟現場的主日崇拜做準備。當教會正常聚會恢復時，就可以與其他小組一起參加現場崇拜。

就像《使徒行傳》第8章中受迫害的基督徒分散到耶路撒冷以外一樣，我們的信徒們也分散到教堂建築範圍以外。通過在社區中建立強大的小組，並圍繞它們進行回歸的預備，我們正在為教會最終的一同事奉，奠定堅實而靈活的基礎。

在小組中COVID傳播風險較低。通過保持組成員不變和同一年齡段內，可以進一步降低風險。當社區感染率仍然很高時，使用口罩可提供額外的保護。因為成員彼此認識，如果一個人出現類似COVID-19的症狀，他們可以迅速通知對方。這將有助於其他小組成員迅速自我隔離。

滿足我們的社交、情感和屬靈需求

我們都需要與人接觸，但有時這些接觸很膚淺。這一大瘟疫提供了建立更深層次關係的機會。為了降低感染的風險，我們應該減少我們接觸的人數。但是，只與_同_一群人會面，並且只與同齡人會面，也會降低感染的風險。

把這個策略想像成在教堂裡製造一系列小的“安全氣泡”。越多的會眾呆在自己所屬的那個小“氣泡”中，教會裡的每個人就越是安全，即便社區中的感染仍然存在。與處於人生同一階段的一群人聚會，也可以更好地滿足我們的社會、情感和屬靈需求。

提供針對COVID-19的防護

當教會的現場聚會恢復時，必須保持至少6英尺的身體間距。雖然保持身體間距通常是在個人層次上遵守的，但也可以在社會單元的層次上遵守。例如，那些住在一起的一家人是一個社會單元，不需要在教會裡彼此保持身體間距。他們作為一個單位，只需與其他社會單元保持身體間距。

使用口罩可以非常有幫助。因為任何走進我們教堂的人都可能是無症狀的感染者，給進入教堂的每個人戴上口罩可以減少病毒的傳播。為增加口罩使用者的比例，應要求每個人使用它們。這會消除對口罩佩戴的污名化，並通過同儕壓力使每個人都使用它。

使用口罩，特別是自製口罩，不會阻止所有傳播，因此不應取代其他減輕COVID-19傳播的方法。由於在家中小組聚里中保持身體間距通常並不現實，因此在社區中仍然存在高感染水平時，使用口罩很重要。

支持遏制COVID-19更廣泛的努力

由於COVID-19將在可預見的未來與我們共存，當教會恢復現場活動後，這種病毒的傳播可能會發生。因此，為了整個教會及其周邊人的安全，教會應準備協助公共衛生部門識別和尋找己被感染者的接觸者。

與當地公共衛生部門合作，首要任務是迅速確定COVID-19患者在參加教會時的所有接觸者。然後，如果有必要，教會應準備迅速通知這些人，以便他們可以自我隔離，並接受檢測。這樣，即使這些接觸被感染，繼續傳播的機率會降至最小。

請記住，當涉及到接觸者識別和追踪時，速度至關重要。

因此，你的教會應該建立一個系統來蒐集關於所有會眾的相關信息。以下是一些建議：

記錄每個人的位置。將教會大堂和會議室的座位進行椅/行號（或桌號）編號。
註冊每個參與者的個人信息。記錄他們的姓名、聯繫信息以及他們坐在哪裡。每個家庭只需要一個人登記，但他應列出他那一組的人數。
至少保留3週的記錄。
在教會中指定專人負責維護相關登記信息，與公共衛生部門聯繫，並在必要時幫助識別接觸者並通知聯繫人。

決定何時進入不同階段

也許使用這種循序漸進方法最困難的地方，是決定何時從一個階段進入到另一個階段——是增加還是減少教會的活動。

有許多因素需要考慮。最近，我讀到這句話：政府無法重啟經濟，必須靠大家來做。同樣，教會無法恢復正常聚會，要靠會眾來做到。因此，要考慮的最重要因素之一，是我們的教會成員的需要。當這種需要真正存在，而其最好的滿足方法只能是通過面對面聚會時，我們應該盡快找到一種方法，更快地恢復正常聚會。

不過，我強烈建議每個教會首先評估其所在地區的COVID-19感染水平。如果感染水平上升或仍然很高，我們不應考慮恢復正常聚會。但是，如果感染水平下降，並且較低，那麼進入上述計劃的第1步是安全的。

具體來說，在審議本計劃第1步之前，我們希望看到COVID-19病例和死亡人數持續下降至少3週。但只有下降趨勢還是不夠的，感染水平也必須降低。這是棘手之處，因為如果沒有廣泛的測試，我們就不知道社區感染的真實數量。在測試增加之前，我們只能根據報告的病例數和死亡人數進行猜測。但這顯然是有問題的。

隨著下降趨勢和低感染水平，我們可以考慮其他可能推動或者影響我們恢復正常聚會的因素。教會的領導者和普通會眾的共同參與對於這一進程非常重要。我們需要幫助會眾了解我們為什麼以及如何做出這些決定。

例如，對於像我居住的縣（220萬人口），以死亡和病例數持續下降為基礎，標準可能如下所示（使用3天的平均值）：

第1步：連續3週每天低於5人死亡
第2步：連續3週每天低於1人死亡
第3步：連續3週每天新增病例小於5例
第4步：連續3週每天新增病例小於1例

以上只是我根據有限的信息、知識做出合理的推斷。隨著時間的推移，我們將學習更多，並提供更好的指導。

結論

這一瘟疫極大地改變了我們的生活，使我們的世界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對許多人來說，這很難，真的很難。我們剛剛進入這一大瘟疫不過幾個月，但我們或周圍的人的痛苦和焦慮是如此真實。

對於我們的教會來說，當務之急是何時恢復現場的聚會，以及如何安全地做到。為了幫助做出這些決定，我以聖經真理和現有的科學知識作為指導，制定了循序漸進的方案。

最後，我想提醒大家一個確定的事情。 COVID大瘟疫終會有過去的一天。終有一天，當我們回顧這一次大瘟疫時，會清楚地看到神與我們同在，祂在我們的中間作工，成全美事。知道了這一點，我們今天可以轉向祂，求祂給我們辨別力、同情心和信心，在這個時候引領我們的教會。

我祈禱，這篇文章將幫助你的教會實現使命，滿足你的會眾的需要，並在這個關鍵時刻保護教會和社區的人的健康。

Daniel Chin是肺部，重症監護和流行病學的醫學專家，在全球公共衛生領域擁有25年的經驗。在2003年世界衛生組織支持中國遏制SARS的行動中，他發揮了領導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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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T中文：新冠狀病毒和教會

聖經如何談論COVID-19？我們應該如何回應？在這裡閱讀。

Illustration by Mallory Rentsch / Source Images: Ezra Acayan / Stringer / Mario Tama / Staff / Getty Images / Nagesh Badu / Unsplash

這是一系列CT文章集，這些文章已翻譯成中文，內容涉及冠狀病毒和教會對抗這挑戰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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