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福音派”？更多的特朗普支持者接納了這一身份

調查顯示，在前一總統任期內福音派的身份保持穩定。但對教會來說，黨派政治的內涵更加複雜。

Jeff Swensen / Getty Images

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發現，儘管緊張的兩極分化，但在唐納德·特朗普（Donald Trump）擔任總統的四年裡，不喜歡唐納德·特朗普的白人福音派和或非白人福音派都沒有大規模逃離福音派。

根據周三公布的分析，在2016年至2020年期間，開始自認為重生（born-again）或福音派新教徒的美國人比停止自稱福音派的人多。這種提振幾乎完全來自特朗普的白人支持者。

在前總統當選時不認為自己是福音派的人中，到2020年有近六分之一開始自認為福音派。不贊成特朗普的美國白人中，只有1%的人做出了同樣的轉換。

圍繞着福音派的未來以及這個標籤在美國所承載的政治包袱，所進行的討論已經令人擔憂，這些發現使其更加複雜化。

“儘管貶低者熱情地預言，福音派並沒有崩潰。然而，它正在成為什麼，我認為值得更多的討論。”惠頓學院葛培理中心執行主任埃德·斯泰澤（Ed Stetzer）說， “大量特朗普的白人支持者現在自認為福音派或重生派（born again），這是有重要影響的。我們不知道為什麼。相關性並不總是意味着因果關係，但這裡有更多的東西需要研究。”

在過去兩次總統選舉中，白人福音派新教徒構成了投票給特朗普的核心群體，就像他們對以前的共和黨候選人一樣，包括米特·羅姆尼（Mitt Romney）、約翰·麥凱恩（John McCain）和喬治·W·布什（George W. Bush）。但研究人員寫道，“在自認為重生派或福音派新教徒的非白人選民中，只有30%（包括僅12%的黑人福音派選民）報告在2020年為特朗普投票”。

不過，在皮尤的調查中，有色人種的福音派身份仍然保持穩定。非白人受訪者在特朗普任期內放棄福音派標籤的可能性與採用該標籤的可能性相同。在2016年和2020年，都大約有四分之一的人認為自己是重生派或福音派。

皮尤研究人員寫道，在白人福音派中，與特朗普支持者比，儘管近年來有稍多的特朗普反對者放棄了他們的福音派身份，但這一差異在統計學上並不顯著，屬於誤差範圍。

在歷史學家托馬斯·基德（Thomas Kidd）看來，美國人僅僅是因為自己支持特朗普總統而開始自稱為福音派的這種可能性， “應該引起所有牧師和堅定的教會信徒的關注”。

他在2019年出版的《誰是福音派：處於危機中的一場運動的歷史》一書中認為，福音派是白人共和黨人或特朗普的白人共和黨人支持者這一流行說法，未能抓住這一運動的歷史的及當前的廣度。這本書是在2016年大選后關於福音派這一稱呼的辯論再次興起的情況下出版的。

“如果他們用這個術語，是指對《聖經》權威的歷史性承諾、屬靈歸信、以及在日常生活中感受到上帝的存在，那麼教會有很好的理由繼續將自己描述為‘福音派’，”基德本周說。

“但牧師們尤其應該意識到，他們對福音派所賦予的含義可能與會眾中的一些人不一樣。我覺得，大多數牧師不想因為不加界定地使用了福音派一詞，而無意中向他們的會眾發出信號，表示他們實際上是唐納德·特朗普的共和黨的分支機構。”

雖然許多福音派和福音派機構從神學角度看待他們的運動，以至於基督教民調機構試圖按信仰而不是自我認同來劃分福音派，但經過幾十年的民調、媒體報道以及福音派自己的黨派參與，這個標籤已經具有了政治色彩。

“但是，如果我們所宣稱的和我們在政治上支持的之間出現了差距怎麼辦？特朗普政府以新的、不尋常的方式將這些問題推出，”西達維爾大學（Cedarville University）政治研究中心主任馬克·迦勒·史密斯（Mark Caleb Smith）說。 “如果皮尤的研究結果成立，並得到其他數據來源的證實，它就會以一種新的方式提出挑戰。是否有可能那些原本不屬於福音派宗教傳統的人只是‘政治福音派’？這能否反映出我們的真實情況？”

特朗普得到了幾十位福音派領袖的支持，其中有著名的美南浸信會牧師，也有像他的老朋友寶拉·懷特-凱恩（Paula White-Cain）那樣在TBN（Trinity Broadcasting Network，即“三位一體廣播網”——譯註）上當紅的成功神學佈道家。雖然有一部分基督徒譴責特朗普的品格，但也有人稱讚他的政府如何捍衛宗教自由、支持反墮胎權事業和對宗教良心的保護。 (而有些基督徒則兩者都做。)

2016年大選后，對選民調查的分析表明，克林頓選民比特朗普選民更有可能脫離福音派，但並不明顯。 2018年，“綜合社會調查”（General Social Survey）發現，即使在人們對於特朗普意見分歧和無黨派美國人越來越多的情況下，美國的福音派人口比例繼續保持穩定，就像十年來的情況。

西達維爾大學的史密斯說，在美國，福音派的社會和政治色彩可能是不可避免的，如果它們干擾了教會的使命，這就成為一種挑戰。

“我擔心的是，這種轉變可能會使我們更難作為基督的使者出現。那些不同意我們政治的人是否會在神學上輕易地否定我們？如果是這樣，這就給我們的身份帶來了真正的問題，”他說。 “大使命仍然在向我們招手，但我們的文化是如此的政治化和兩極化，在被視為政治的旗幟下傳播福音變得更加困難。”

翻譯：吳京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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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利恆浸信會的領袖們為“溺愛”和“取消文化”而發生衝突

Kate Shellnutt

一場關於“無拘束的同理心”（untethered empathy）的辯論，突顯出包括約翰·派博（John Piper）的繼任者在內的一些出走的領袖們是如何處理種族和家暴等重要且敏感的問題。

Ed Kohler / Flickr

對明尼阿波利斯的伯利恆浸信會（Bethlehem Baptist Church）來說，今年應該是具有里程碑意義的一年，因為這個以約翰·派博33年的牧師任期而聞名的歷史教會紀念成立150周年。

伯利恆學院和神學院（Bethlehem College and Seminary, BCS）從培訓教會平信徒的組織成長為被認證的機構也是可慶祝的喜事。今年秋天，在第一屆畢業生踏出校門的10年後，第二任的校長就要上任就職。

然而，就在紀念活動要開始之前，大家發現他們正處在現任領袖們所說的“混亂且具有挑戰性的時刻”和“艱難、困苦的教會生活時期”之中。因為近幾個月來，又有三名牧師和一名工作人員與數十名平信徒成員一起從伯利恒浸信會教堂的市中心堂區辭職。而在過去的一年裡，已有四名教職員工離開了學校。

出現在“神的恩典在伯利恆150年” 彙編視頻中的一些面孔現已不再屬於這個多堂會的雙城教會，其中最特別的是傑森·梅耶（Jason Meyer），他本是派博的繼任者，是伯利恆浸信會負責的傳道和異象的牧師。還有在那裡崇拜和服務了10年、20年甚至30年的會員，他們原以為自己終生會是伯利恆的一份子，也告別了他們屬靈的家庭。

“我們本來計劃一直待在伯利恆，直到我們見主面。現在我們也不知道再來會發生什麼”，黛比·皮克林（Debby Pickering）告訴我們說，她的丈夫布萊恩（Bryan）辭去牧師一職後，他們全家就離開了。當他試圖再找出路時，她不知道該去哪裡，她也有自己的沮喪和焦慮。 “因為神學院神學生妻子的課程裡從沒有裝備你面對類似的事。”

他們離開了一個龐大的團體，它有2400名會員，分佈在三個堂會。它的領袖們也感到失望和悲傷，以至於教會決定將原定於本周末（8月22日，2021年——譯者註）舉行的150周年紀念活動推延至11月。

與其他高調的福音派醜聞和整頓的頭條新聞不同處是，伯利恆的故事並不是那麼清楚明白。在一封發給他的會眾的信中，伯利恆三個堂會之一的牧師提到在梅耶上個月的辭職信中影射到“微妙且複雜的問題”。即使是沮喪地離開的人也同意這衝突背後沒有單純的原因或個人。

無論是離開或是留下來的人，都認識到那些分裂伯利恆的問題，而許多相同問題也使其他保守的教會感到緊張：包括種族正義和批判性種族理論（CRT）；“#我也是”（#MeToo）運動和相信她們的呼籲；以及受創傷和性侵的本質。

然而，在這一系列熱門話題的背後，對於如何處理各種衝突本身，也存在著更深層次的哲理性分歧。其核心問題在基督徒是否應該、在何時、以及如何質問那些說自己正在受到傷害的人，另一方面如何與表達同情、尋求真理和悔改罪惡等呼籲之間取得平衡。

“如果我只是辭職，同時卻假裝認為伯利恆的一切都很好，那我是不誠實的，”8月1日離開的梅耶寫道。“恰恰相反，我相信，當我們試圖在衝突和分裂時尋找出路，我們的領導文化已經走向了一個不健康的方向。”

特別是自唐納德·特朗普（Donald Trump）擔任總統以降，美國福音派之間的分歧就不斷加深，暴露出的分歧不在於神學教義本身，而在於身為基督徒如何看待自己最優先的和最恐懼的社會議題。近來的政治兩極化、種族衝突的清算和大流行疫情的壓力更加速了這一進程。

新聞評論員試圖分析斷層線在哪裏，包括CT的總裁兼主編提摩太·達林波爾（Tim Dalrymple）在內的福音派人士，試著解釋為何有共同信仰的人卻彼此不能相容。

梅耶在辭職信中引述了在最近一期《如此基督教》的一篇文章中所描述的“福音派的分裂”，其中詳細描述了某些團體將“就於如何在目前的文化進展的環境中傳講福音，經歷顯著的立場差異關”。雖然他的領導，被指責向自由派漂移，但梅耶卻看到會眾向另一個方向移動，並建議“新要主義派”（neo-fundamentalist）陣營的牧師將對會眾更合適。

伯利恆的幾位現任領袖以及BCS的新校長喬·里格尼（Joe Rigney）也引用了福音聯盟（The Gospel Coalition）的凱文·德揚（Kevin DeYoung）所提出的類似分類法。

里格尼在接受CT採訪時說，“特別是過去的五年多，在有着合理的共同神學認知的人們中，斷層線開始逐漸地出現。” 同時，“言語衝突不斷地提升並膨脹，以至於當某個問題到成為試金石的地步時，它就變成了‘壁壘分明’，而不僅僅是在共同的神學教義認同上的直覺或是傾向的小差異而已。因此當面對真正的問題時，就很難能一起合作了。”

里格尼因提出“同理心的罪”（sin of empathy）而出名，他在“渴慕神”上發表過相關的文章，並在道格·威爾遜（Doug Wilson）主持的一系列視頻中進行過討論。他認為當今的期望是人們應與那些受傷害的人一同經歷他們的痛苦。但他擔心，這種體諒卻會威脅基督徒與事實真相的關係。

“神命令我們要富有同情心。祂命令我們表示同情，但人們要求感同身受（empathy），如果你拒絕同感受他們的痛苦、他們的委屈，他們認為這是一種背叛，”他在威爾遜的節目中這樣說。他推論說，在這種毫無拘束的同理心思維的前提下，“你失去了對他們所說或所做的事情做出獨立判斷的能力。換句話說，你就與真理脫節了。”

里格尼承認，對同理心的批判聽起來有點挑釁，他嘗試在網絡上解釋和捍衛自己的立場。但他的看法也有共鳴。超過25個人因這篇文章對CT詳細的說明他門在伯利恆所經歷的衝突。許多人認為“無拘束的同理心”思維，會影響領導者在處理霸淩、保護體制和精神虐待的指控時的反應。

三個“有同理心”的牧師

梅耶上個月的辭職是在另外兩位牧師離開伯利恆在市中心堂會之後。社區外展牧師唐明金（Ming-Jinn Tong）於五月宣布辭職；關懷和輔導牧師，布萊恩·皮克林（Bryan Pickering）在六月辭職。這三個人都曾經與伯利恆有40多位成員的長老團發生衝突過，他們最終看到自己的事奉理念和教會的發展背道而馳。

造成緊張的一件事是一個長達數月、用於評估對伯利恆長老和BCS教授安迪·納塞利（Andy Naselli）的申訴的一道程序，他被指控在一次教會會議上發言後沒有實踐“快快地聽、慢慢地說、慢慢地動怒”，因而與他的職位不合。長老會在4月判定，對納塞利的指控不是事實，但有四位長老持不同的意見，那三位牧師也在其中，他們希望能做進一步調查。

他們感到壓力，因為與長老會其他成員的意見不同，以至於一些長老說，鑒於這分歧，他們認為唐和皮克林留下來是“難以為繼的”。

但不僅僅是納塞利的這件事。在五月份的一次會議上，市中心的牧師們面臨著來自部分長老的進一步挑戰。皮克林告訴CT說：“另一位長老在會議中說到傑森牧師、明金牧師和我，在們公開講道、祈禱，或公開向會眾說話時，將福音視為次於其他事情。”

Screengrab / Bethlehem Baptist Church

Jason Meyer

當梅耶在五月休假時，皮克林和唐被從原定的周日祈禱和傳道的安排中刪除。不久之後他們就辭職了。

梅耶在伯利恆的參與可追溯到1999年。他休假回來後，得到明確的呼召，現在該是他離開的時刻了。他在一封3100字的辭職信中解釋了他離開的原因。在教會以一封簡短的電子郵件宣佈他離職近一個月之後，這封信最近被洩露出來。

他說，對他的指控是：“(1) 我沒有看重福音，(2) 我賦予受害者權力（‘溺愛者‘），(3) 我讓對他人的同情心引導和支配我的領導方向。”

梅耶寫道：“在懷疑的環境中，同情會被誤以為是溺愛。”

一位在伯利恆聚會了十多年的平信徒，要求不透露姓名以維護事工間的關係，告訴CT說，梅耶、皮克林和唐的離去是有道理的，因為他們被視為“有同理心”者。對一些人來說，這三位牧師願意傾聽和為會眾說話、他們關於種族和虐待的教導，以及他們在市中心堂會的領導，是伯利恆的一項特殊資產。

“我從不同的人那裡聽到說，當他們聽傑森講道或明金講道，或者我的公禱，或者我在社交媒體上發佈的信息，他們會覺得自己非常被關心、被看見或感覺並同意我們。”皮克林說。在幾個重要的事件之後，包括國會山莊的暴亂、總統就職典禮、亞特蘭大按摩店槍擊案以及丹特·賴特（Daunte Wright）被殺案，他帶領教會的週日公禱。 “如果我說，這教會不再是一個能夠公開說這些話並保持安全的地方時，他們會想，‘那對我們來說也不是一個合適的地方。’”

但對另一些人來說，這幾位牧師對種族和性侵問題的關注反映了一種不同的事奉理念。

伯利恆北分堂的牧師史蒂芬·李（Steven Lee）在回應梅耶的辭職信時寫道：“我認為，問題不在於我們是否應該表現出同情心（我們應該），而在於我們的同情心是否合乎福音——用辨別力和願意提供糾正或譴責（提多書1:13）。”

“我越來越擔心，缺乏辨別力的同情最終將在不知不覺中破壞健全的教義。我觀察到有些領導方式，原本試圖幫助受傷害的人，但卻讓這些人更加沮喪和失望。”

“人猖獗”（Man Rampant）的餘波

多年來，派博一直接待身兼牧師和作家的道格·威爾遜，並為他辯護，儘管後者因其關於奴隸制、婦女和其他問題的教導而成為福音派中一個越來越有爭議的人物。里格尼擁有新聖安德魯斯學院（Saint Andrews College）的學位，該學院由威爾遜的基督教會在愛達荷州的莫斯科創立，並與他保持著聯繫。

里格尼的訪談“同理心的罪”，作為威爾遜的系列視頻《人猖獗》的首集於2019年10月發行。一年後，自2007年以來一直在BCS教授神學和文學的里格尼，被身為校長（chancellor）的派博被任命為該校第二任常務校長（president）。雖然里格尼是在伯利恆教會在聖保羅植堂的城市教會（Cities Church）擔任牧師，但他是BCS的第一位不屬於伯利恆浸信會本身的領袖。

伯利恆學院和神學院是從教會經營數十年的培訓中心成長起來的。它後來過渡到擁有一個可頒發正式學位的課程，最終在2015年獲得認證。它仍然位於伯利恆浸信會在市中心的園區內，儘管BCS有自己的董事會，但雙方領導階層存在許多的重疊。

“我們的學院院長是教會的長老。我們的五位教授是長老；我們的四位董事也是長老，”里格尼說。 “就學校的主管而言，是同一組人。在這兩個地方任職的都是相同的人。現在很明顯，我是另一間教會的牧師，但教會遵循與伯利恆浸信會相同的教義信條。”

Screengrab / Canon Press on YouTube

Rigney and Wilson discuss the “sin of empathy.”

隨著里格尼被安排領導學院和神學院時，一些人擔心他的神學觀點和他的隸屬關係會與伯利恆的立場混在一起，尤其是他在長達一小時的威爾遜的訪談中討論對於同理心的擔憂（可在 YouTube上觀看）。

珍妮特和史蒂夫·高田（Janette and Steve Takata）分別於2003年和1990年加入伯利恆教會並參與服事。他們感到非常擔心，以至珍妮特在1月份的教會季度會議上提出了一項動議。她要求在里格尼上任之前，長老們要發表聲明，將里格尼在節目中的觀點與“伯利恆浸信會的觀點和教義”“分開”。

珍妮特指出，里格尼在視頻中被認定是來自“伯利恆教會”，而且一位BCS教授兼伯利恆長老給與該集節目五顆星的評價。她質疑，里格尼和威爾遜討論婦女使用情感操縱或謊稱虐待的例子，如何與教會本身幫助受害者的事工相符合。

BCS神學和新約副教授納塞利直言不諱地表示自己就是那位給五顆星的評論者，並說如果這議案獲得通過，他就會辭職。這威脅有效地扼制了討論。高田夫婦被這個反應嚇了一跳。在接下來的幾周里，當教會試圖作他們和納塞利之間的和事佬，這對夫婦卻感到他們在這個過程中被詆毀，因為納塞利繼續把他們的動議描述為分裂和不尊重。

高田夫婦的擔憂很快變得不僅僅是議案，他們對納塞利的長老資格也提出質疑。他們的爭端激起了根本問題和哲理上的分歧，包括里格尼的言論本身。

納塞利在2月份給長老們的一封電子郵件中寫道：“支持這項動議的態度太容易得罪或傷害人，它把傷害或冒犯變成了一種運動。”並將這一行動比作是某一種“取消文化”（cancel culture）的型式。

納塞利說，他在會議上做的反應，是因為他擔心在里格尼擔任校長之前就詆毀他，他是BCS經過仔細嚴謹的遴選過程才決定的。但他也認為這場辯論是伯利恆其他問題的代打而已。

他告訴長老們：

在過去的幾年裡，我對教會有沉重的負擔，對於我們如何處理種族和諧和我們文化中的相關問題，包括黨派政治、批判理論（Critical Theory）、批判性種族理論（Critical Race Theory）、交叉性理論（intersectionality）、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等。

我覺得我們遇到了一波又一波的衝擊，為了維護和平和維持某種形式的團結，我們並沒有很清楚地談論什麼是真的、什麼是虛假的，而是試圖安撫那些幾乎無法吸引人的左傾人士 … …

當高田夫婦終於會見納塞利和教會領袖時，他們看到“這裡的分界線比我們預想的要多，”珍妮特告訴CT。他們堅持說，納塞利對他們犯下了罪（sin)，因為他只是想“通過解釋和否認”，而不是試圖理解。他們說，他“錯誤地指責我們不服從牧師，而且故意以一種導致分裂的方式行事。”

但根據高田夫婦的筆錄，納塞利直言不諱地談到了意圖和影響之間的區別，最終並不認為他的回應是有罪性的(sinful)。 “我對傷害了你感到非常難過，我負這責任，我後悔，我很抱歉，”他說。 “但我不認為我犯了罪。我對你們完全沒有惡意。”

他後來為當時和後來再討論這一事件時沒有快快地傾聽而道歉，儘管在4月份，長老們認為對他的不滿是沒有根據的。納塞利沒有回覆CT多次要求對此事發表意見的請求。

安迪·納塞利的直言直語

對納塞利正式申訴的消息，在大約400名畢業生中傳播開來，他是BCS最知名的教授之一。他因其學術地位和嚴謹性而備受尊敬，在30歲之前就獲得了兩個博士學位（分別來自鮑勃·鐘斯（Bob Jones）和三一福音神學院（Trinity Evangelical Divinity School））。他為福音聯盟（The Gospel Coalition）撰稿，並擔任D.A.卡森（D. A. Carson）的長期研究助理。

納塞利在學期開始時經常解釋麥爾坎·葛拉威爾（Malcolm Gladwell ）關於直言直語與緩和言語的差別——直言就是你在飛機墜毀時發出的命令，緩和就是禮貌上你最客氣的說法。其含義是清楚的：他在這個班上會實話實說。

即使有警告，也還是有一些時刻課堂上的語氣和舉止變得很激烈，這與BCS的其他人不同。有四名學生回憶起2019年基督教倫理學和護教學本科生課程的一場激烈辯論。在那次課堂上，納塞利與那些不同意他觀點的人爭論邪惡是否是被創造的，最後他緊握拳頭，哼了一聲，並稱對方的立場“幾乎是異端邪說”。據布拉克斯·卡維特（Brax Carvette）說，他指責一名學生“用他對邪惡及其存在的理解來淡化《聖經》”。

“這讓我迷惑不解。我們在教義課上學習了奧古斯丁（Augustine），”卡維特說。 “這是一個非常激烈的對話，我很失望。在此之前，我認為他是一個很酷的傢伙，在他的教學上有權威性。”

隨著辯論和辱駡的加劇，傑弗里·霍爾（Jeffrey Hall）加入了那群學生，捍衛奧古斯丁的立場，即罪是缺乏，或喪失了善。他在課堂上的經歷讓他去聽那些被納塞利叫到名字的人的意見。第二年，他將十幾個學生的顧慮告訴了教會和BCS教堂的領袖們。

BCS是一所教會學校，教授們的教導是基於52頁的信仰宣言，但來自基督教其他傳統的學生也可以入學。然而，大多數都來自 “年輕、躁動、歸正”(Young, Restless, and Reformed) 運動。他們被改革神學和派博的基督徒快樂主義（Christian hedonism）所吸引，這反映在學校的座右銘：“在嚴肅的歡樂中教育”。

“在全教室滿是願為福音獻出生命的人，讓一個應該是培育準備你為事工奉獻的人懷疑你對福音的承諾，只因為你不相信他對每件事都是正確的，這真是難以應對，”卡爾·格蘭特（Karl Grant）說。他是納塞利的學生，是該門課中唯一的路德派。 “他有能力摧毀了我。我曾經懷疑我是不是太軟弱了。但現在我想知道他為什麼要那麼苛刻。”

霍爾是去年對納塞利提出的兩項正式申訴的申訴者之一。布萊恩·塔布（Brian Tabb）和其他BCS的同僚對前學生申訴進行了調查，調查於去年8月結束。一些目前在神學院的學生說，他們對結果感到滿意，並在調查後看到教授的悔改。

雖然這個過程是在伯利恆浸信會牧師和長老會主席的批准下完成的，但去年有些人希望教會對納塞利進行獨立的審查。甚至在里格尼被選中和BCS對納塞利進行調查之前，教會領袖們就開始重新思考，當教會現在有三個園區而不是一個時，學院和神學院成為一所“以教會為基礎的”學校意味著什麼。肯尼·斯托克斯（Kenny Stokes）告訴CT，他們目前正在討論澄清這兩個機構之間的協定和政策，他是伯利恆的牧師和長老、BCS的副教授和董事。

去年，皮克林和梅耶辭去了在BCS的教學職務，皮克林將學生對“教授兼長老”的“令人震驚的”抱怨作為他的首要辭職原因之一。他還反對選擇里格尼為校長，因為這會使BCS與教會的關係複雜化，以及他與威爾遜的關係。梅耶也從BCS董事會中辭職。

當該學院的畢業生克莉絲蒂娜·博楊姆（Christina Boyum）與伯利恆的一位會員討論納塞利班上發生的事情時，她被告知，“一個學生感到受傷並不意味著對該學生犯下了罪（sin)。感覺受傷並不是件壞事。”

這位BCS校友又說，那會員接著說，“我們這一世代看納塞利的或唐·卡森（Don Carson）的教學理念是完全正常的。他們想讓你更堅強，你在學習不要被你的情緒所左右。這一代的年輕人並沒有準備好在他們即將要走入的世界中生存。”

這種想法已經出現在文化對話中，使用的是更含沙射影卻較少與神學相關的術語：過於敏感的“雪花世代”（snowflake generation），關於觸發預警的辯論，和2018年暢銷書《被溺愛的美國心靈》(The Coddling of the American Mind)。

里格尼說，在伯利恆浸信會，“我們不想再溺愛美國人的心靈，或至少是基督徒的心靈。我們不希望那種加劇、膨脹和脆弱性繼續發生。這是我們整個教育方式的一部分。” （他拒絕對納塞利或任何特定的教職員工作置評）。

博揚姆說，正是由於她在伯利恆的訓練，她覺得她應該表示擔心。整體來說，她的教授和牧師們“示範用一種開放和批判性思維來參與這世界，而不是懼怕和懷疑。”

“我很喜歡伯利恆。坦白地說，我是從我所擔心的這所大學的本科畢業。我相信BCS文化的某些方面與我所熱愛的使命和異象不一致，”她說。她引用了影響BCS教育的六種習性：觀察、理解、評估、感覺、應用和表達。 “當我們談論心靈和思想的六種習性時，我們需要真正能說到做到。

里格尼說，作為基督教快樂主義者，感覺是BCS的一項教育特色。他說：“我們非常強調在認真的愉快中從事教育，因此我們認為情緒很重要。在很多方面，關鍵在於我們對於現實的情感反應需要與現實保持一致，或許我現在更直接地感受到了這一點。”

里格尼承認教會中確實會有屬靈上的欺侮發生，但是對於他所認為的，將來自權威地位的批評或糾正“膨脹”為欺侮的那種可能性，他也提出質疑。同樣，伯利恆北分堂的李提到對納塞利的屬靈欺侮指控是「概念上的徐變」的結果，暗示欺侮和受害的概念被擴展得太遠了。

種族和諧

去年，在BCS教學院長布萊恩·塔布就學生對納塞利的申述進行審查時，學校還進行了另一項調查，那是回應一群現職和前員工對領導層和職場文化所提出的廣泛關切，包括婦女和少數民族在學校的地位。調查發現，BCS 政策沒有違反職場法規。學校今年還聘任了唯一的女教授貝茜·霍華德（Betsy Howard）。

在這兩項調查結束時，在BCS任教了十年的喬納森·鮑爾斯（Johnathon Bowers）並沒有感覺好一些，他對他在學校的地位持越來越多的保留態度。 “不是哪個單一因素驅使我離開這所學校。這是長時間來許多因素導致的，”他去年在辭職信中說明。

鮑爾斯作為一位教授，每年都期待著開學的第一天，喜歡與學生互動。塔布在2020年10月的一封電子郵件中，宣佈了鮑爾斯在BCS的最後的幾天，他形容鮑爾斯“因出色的教學、幽默、對被忽略的人的同情和忠實的友誼，而受到學生和同事的喜愛”。

離開學校是一個左右為難的決定。他說，他後來確信是自己的良心驅策他離開BCS。到2020年底，他全家也離開了伯利恆教會。

這位前神學和哲學助理教授寫道，他擔憂的是，領袖們使用“《聖經》或基督教的詞彙來反駁員工和學生的抱怨”，他感到有壓力要“迴避”討論種族關係進展的問題。鮑爾斯說在BCS，“‘黑人的命也是命’給人的感覺是比種族主義更具有威脅性，但就是種族主義才使這口號變得必要的。”

他還對婦女受到的待遇表示擔憂，他聲稱這是超出互補主義（complementarian）信念的心態所產生的結果，也與里格尼與威爾遜的關係有關連。

派博在給校園社區的一封電子郵件中回應了鮑爾斯的說法，稱鮑爾斯的描述與他身為校長所看到的不一致。

“如果隨著時間推移，你發現喬納森的看法是真實的，那麼你另找一個地方繼續學習或工作是應該的。在這種情況下，學校也會毫無疑問地衰敗和死亡。這也是應該的，”他寫道。 “但是，如果你看到我所看到的，如果你體驗到這個社區（領袖、教工和學生）有愛、提供支持、公平，如果你也和我一樣熱切期待著未來有里格尼的領導和神仁慈的旨意，那麼我相信我們將一起行在真理和愛中，為基督的榮耀作重大的影響。”

對“黑人的命也是命”的敏感性和對當代種族問題的不同態度，對伯利恆社區的打擊尤其沉重。派博在2011年出版的《血統》（Bloodlines）一書、他對自己的種族主義的懺悔以及他對多元化的渴望，都影響到包括鮑爾斯本人在內的許多BCS員工。

自 《血統》 出版以來的10年裡，基督教關於種族歧視的對話有長足的發展，而最近一連串備受矚目的警察殺人事件使其顯得更為緊要，而這當中有三起就發生在明尼阿波利斯地區——菲蘭多·卡斯蒂利亞（Philando Castille）、喬治·弗洛德（George Floyd）和丹特·賴特（Daunte Wright）。在此同時，人們對於關於種族問題的世俗思維壓倒《聖經》教導的擔憂也急劇上升，尤其是對批判性種族理論的擔憂。

鮑爾斯告訴CT說：“直到我開始提倡種族正義問題，我才經常地經歷到衝突。”

三位從伯利恆離職的牧師的工作地點距離喬治·弗洛德2020年死去的地方只有幾英里。在弗洛德去世後，唐帶領教會努力幫助處在動蕩和悲痛中的社區，包括建立簡易雜貨店。

Screengrab / Bethlehem Baptist Church

Tong preaches to the downtown campus in March.

作為一名臺灣裔美國人，唐在亞特蘭大按摩院槍擊案發生後那週日證道時也穿上傳統的中國服裝。與那一周在公禱中宣讀遇難者名字的皮克林一起，他們因為把這事件與種族問題牽連而受到了另一位長老的批評。

學生們也看到了這些影響，教授們越來越不願意提倡與CRT相關的概念，比如說制度性偏見（institutional bias）。 BCS校友喬希·帕諾斯（Josh Panos）說：“利害關係越來越大。” “當我剛入學時，教授們在課堂上還會承認一些事情，而現在他們卻不願意承認了。”

伯利恆使用“族裔（ethnic）和諧”一詞，認為 族裔（ethnicity） 比 種族（race） 更符合《聖經》中描述的文化類別，因為後者主要是生物或體徵的。教會在2019年成立了一個族群和諧工作組，負責審查教會內部及領導階層的代表性和多樣性等問題。

該團隊受到長老和牧師們的抵制，他們擔心該工作組只關注伯利恆在種族問題上做得不夠的地方。然後，在報告遞交給長老們一年半後，才公佈給全教會。最後，工作組的17名原始成員中有7人也離開了伯利恆，一些長老認為這證實了他們對該工作組的疑慮是正當的。

2021年2月，教會發表了一份關於族裔和諧的聲明，肯定了基督徒對鄰舍的愛應跨越族裔的界線，但否認“族裔多樣性本身應該是目的”，並拒絕“所有主要從權力的角度看待關係的思想體系，即那些擁有較多權力的人本質上是壓迫者，而權力較少的人天生就受到壓迫的”。

就像許多以白人為主的福音派教會一樣，一些教會會員認為教會在解決族裔和諧、正義方面投入的精力太少，而另一些人則覺得它變得過於專注。

市中心的堂會是三個堂會中最多樣化的，有色人種佔出席者的21%。梅耶告訴他的會眾，可以期待繼續聽到講台上談及種族議題。喬治·弗洛德被殺後的星期天，他以種族歧視為內容證道，並呼籲會眾聲援那些被歧視的人。梅耶說，“如果這個教會不喜歡我今天的佈道，你就必須要聘請另一位牧師，因為我對這種事是很堅定的。”

重新思考家暴問題

家暴問題在伯利恆也特別有共鳴。在派博於2013年卸任後的幾年裡，伯利恆教會就已在考慮互補主義婚姻（complementarian marriages）中的家暴問題。梅耶在2015年證道時就提醒“過度強調男人為頭”（hyper-headship）的危險，並提出，若面對家暴什麼都不做，那就是站在施暴者的一邊。教會開始著手修改對離婚的立場，並成立一個因應事工團隊來照顧受害者。

作為一名輔導者回首往事，皮克林希望教會在2015年重視家暴之前，就已經建立對系統性欺侮行為的了解。

他說，那樣的話，從理解體制和制度中的欺侮行為，如屬靈欺侮、種族歧視，到理解其在婚姻關係中的呈現方式，會更容易些。但是，要向相反的方向來改變人們的思維是比較困難的，儘管有更多的書籍，例如韋德·馬倫（Wade Mullen）的《有些不對勁：解碼隱藏的欺侮策略，並從它的勢力中釋放自己》（Something’s Not Right: Decoding the Hidden Tactics of Abuse—and Freeing Yourself from Its Power），和蘿拉·巴林格（Laura Barringer）和斯科特·麥克奈特（Scot McKnight）合著的《一個稱為“好”的教會：形成一種善良的文化，抵制濫權，促進療愈》（A Church Called Tov: Forming a Goodness Culture That Resists Abuses of Power and Promotes Healing），正在改變人們如何看待教會內的欺侮問題。

不過，伯利恆教會的領導人表示，他們擔心新的敏感性正在損害他們牧會和帶領的能力。 BCS 的里格尼就人們對回應的質疑表示遺憾，“如果稍微嚴厲的話語立即視為欺侮”。北分堂的李也擔心，即使是溫柔的態度、溫柔的抵制，也有可能不被理會。 “當有人受到傷害時，要如何進行譴責或告誡呢？”

莎拉·布里瑪（Sarah Brima）和她的丈夫曾是伯利恆和里格尼的城市教會的會員，但部分由於後者與威爾遜的關係，他們離開了。她描述了離開他們幫助植堂建立的教會是多麼的困難，即使在種族和性別問題上出現了分歧。 “這些教會對神學非常重視，我們把神學的標準設置得如此之高，以至於當我們離開這教會時，感覺就像是離開了正統信仰。”她告訴CT說， “如果這就是你的感受，那可能有問題。”

布里瑪是白人，她的丈夫是黑人，她說，她認為“同情等同罪”(empathy as sin)的想法被用來保護自己免受批評，並相信它可以對婦女和少數民族造成“獨特的傷害”，對於她們的情感和經歷置於不顧。 “當遭遇到直擊一個人身份核心的問題時，直覺反應是很自然的，”她在推特上說。 “當然，這種反應被貼上了不成熟、操縱和反應性的標籤。”

上周日，伯利恆所有會堂開始聚會討論梅耶的信和辭職的原因。他的離職最直接影響的是市中心的會堂，伯利恆的植堂牧師斯托克斯（Stokes）將暫時承擔梅耶的一些職責。

在過去幾個月裡的艱難時刻，他以《雅各書》3:17提醒自己：“惟獨從上面來的智慧，先是清潔，後是和平，溫良柔順，滿有憐憫，多結善果，沒有偏見，沒有假冒。” 在市中心堂會為失去長期領導人和朋友而悲痛之時，斯托克斯說他不會迴避問題，但他感覺到，幾乎所有剩下的成員都承諾會留下來。

北分堂的李告訴CT，作為伯利恆最大的會堂，他的會眾被討論的坦誠所鼓勵，現正準備向前邁進。鑒於梅耶所指出的向“新基本教義主義”（neo-fundamentalism）和“團結文化”（unity culture）漂移的傾向，李要求他的會眾考慮自己的經歷。

“我們有成長的空間，但我知道我們北分堂的其他長老們要按著神的旨意照管神的羣羊；不是出於勉強，乃是出於甘心；也不是因為貪財，乃是出於樂意；也不是轄制所託付的，而是作羣羊的榜樣（得前5:2-3）”李在他的電子郵件中寫道。

參加北分堂的阿比蓋爾·多茲（Abigail Dodds）說，大多數人對教會的領導階層仍具有信心——不是盲目的效忠，而是基於個人對他們個性的瞭解。最近幾周，她看到“大家又圍繞著神的話語重新團結，並加深了會眾對基督的盼望”。

“伯利恆掌握在神的手中，”她說。 “祂不需要我們，但因祂的恩典和祂的兒子，我們屬於祂。我們將繼續把自己交託給祂，不論情況如何。”

辨別真相

全國各地的教會和福音派機構正試圖從各自的分歧中找出路，但這個過程可能會是痛苦的。斯托克斯說，即使沒有異端或假福音的指控，只是方法上的差異，“討論可能會感覺非常個人化。若有意見不同就可能感覺像是人身攻擊或教義攻擊，而實際上都不是。”

伯利恆的情況不僅突出了正在辯論的某些議題，也突出理念上的對立會影響基督徒的反應：我們是否過度包容感情，以至於在沒有罪的地方大喊“罪”？我們是否不夠注意我們的責任，與那些哭泣的人同哭？兩方的人是否彼此用真理和恩典來控訴對方，因此扭曲了耶穌的道？

在伯利恆，挫折和失望的最大根源，在許多情況下，不是來自申述本身，而是當人們試圖提出這些申述時，他們要面對的阻力和態度。

安·梅卡拉（Ann Mekala）和她的丈夫是族裔和諧工作組的成員，幾年前離開了教會。她還辭去了伯利恆校園福音事工的工作，此前她報告了一位同事的專橫和性別歧視的行為，結果負責人卻將衝突歸咎於她的個性和野心。她稱所發生的事情為“雙重欺侮”。

與納塞利之前的一群學生一樣，高田夫婦覺得自己也經歷了一個複雜的祈禱、報告、記錄、安排、會議和努力解決問題的過程，但最終卻感覺他們的擔憂沒有得到充分的理解，因此他們不期待會有什麼改變。

在此同時，教會長老們和BCS行政部門的結論是，這些程序基本上是遵循著設計的方式運作，但他們卻得到了與控訴者不同的結論。在他們看來，對於不當行為或欺侮的控訴並不都是合理的。感覺受到傷害並不代表某人被冒犯了。他們也感到失望的是，他們追求證據和真相卻被視為不相信受害者或沒有表現出同情心。

里格尼說：“在關於欺侮的對話中，一件經常會被提出的事是，施害者及其群體會以操控手法來淡化他們的所作所為。你會看到參與對話的兩造說他們是誇大其詞，然後別人說你是大題小作。我想說的是，對那問題實際上有一個答案。”

衝突的雙方都希望瞭解到底發生了什麼：作為基督徒，他們理所當然會朝著正義與和解的方向盡可能地協調。但是，在信徒們在總體上是都相信惟一的真理這一前提下，如果他們對一個事件的真象意見不一，那就會有更嚴重的惡果。

翻譯者：江山

責任編輯：吳京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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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s

福音派基督徒持支持普世教會史無前例的環保訴求

Jayson Casper

在聯合國氣候峰會之前，天主教、東正教和聖公會領導人共同推動“創造的季節”。

In this 2016 file photo, Pope Francis flanked by Orthodox Patriarch of Constantinople Bartholomew I, left, and Canterbury Archbishop Justin Welby, pray together inside the Basilica of St. Francis, in Assisi, Italy.

Tiziana Fabi / Pool Photo via AP

基督教三大教派的精神領袖在他們有史以來的第一次聯合聲明中向聯合國發聲。

“傾聽大地的哭泣，承諾有意義的獻祭，”他們的呼籲這樣說。 “我們必須決定要給後代留下個什麼樣的世界。”

羅馬天主教會的教宗方濟各（Francis）、東正教會的普世牧首巴爾多祿茂一世（Bartholomew I）和福音派的聖公會坎特伯雷大主教賈斯汀·韋爾比（Justin Welby）本月向下個月在蘇格蘭參加聯合國氣候峰會的代表們發出了他們的呼籲。

三位領導人指出，“上帝賜予的地球上”上生命已經面臨著一個“緊迫的存亡問題”，他們將不作為視為嚴重的非正義行為。

他們說：“承受這些踐踏行為最嚴重災難性後果的，是地球上最貧窮的人，”他們說，“而他們對造成這些後果的責任最小。”

洛桑/世界福音聯盟創造關懷網絡（Lausanne/World Evangelical Alliance Creation Care Network，LWCCN）“全心全意地贊同”該聲明。

“環境危機代表了人類有史以來所面臨的最大挑戰，”LWCCN創造關懷的共同創始人埃德·布朗（Ed Brown）說，”這是一個巨大的失敗，沒有遵守《聖經》的明確命令、照顧上帝所造的。”

方濟各、巴爾多祿茂和韋爾比敦促大企業尋求“以人為本的利潤”。他們呼籲各國”停止爭奪資源，並開始合作”。

但他們也呼籲基督徒祈禱，慶祝這個 ”創造的季節”。

1989年，當時的普世牧首迪米特里歐斯一世（Dimitrios I）宣布9月1日為為創造祈禱日。在世界基督教協進會（World Council of Churches，WCC）的合作下，這一天成為一個季節，延長至10月4日。而在2015年，也就是方濟各發布里程碑式的環境通諭《願袮受讚頌》（Laudato Si）的同一年，天主教會接受了這一倡議。

布朗在“創造的季節”顧問委員會任職，直到去年。

“在面對共同的威脅時，攜手合作不必在教義上統一，” 他說，“但合作讓我們有機會分享，為什麼要努力拯救上帝的創造：因為我們愛祂，我們關心窮人，而這兩者都是歷史上福音派基督教的標誌。”

上個月，世界福音聯盟（World Evangelical Alliance，WEA）與世界基督教協進會（WCC）會面，討論包括氣候變化在內的未來合作領域。而在上周，世界能源協會秘書長托馬斯·希爾馬赫（Thomas Schirrmacher）參加了國際自然保護聯盟（International Union for Conservation of Nature）的世界大會，天主教代表紅衣主教彼得·特克森（Peter Turkson）也參加了此次大會。

“我們的動機很明確：圍繞一個全球性的、緊迫的、使我們團結一致的問題進行合作，”LWCCN共同創始人戴夫·布克利斯（Dave Bookless）說，“而不必損害我們以《聖經》和基督為中心的基礎。”

作為一位英國聖公會牧師和基督教環境保護組織 A Rocha International 的神學主任，布克利斯從布朗手中接過了顧問委員會的職責。

他負責準備“創造的季節”的《聖經》反思，以確保其基礎符合《聖經》。在聯合國氣候峰會召開之前，英國的教會發起了 “氣候星期日”活動，在峰會的五周時間裡進行慶祝。

淚水基金（Tearfund）準備了一份對話指南。世界宣明會（World Vision）提供了一個討論樹木的佈道。英國衛理公會和天主教主教團是贊助夥伴。到目前為止，已有1600多個教會註冊。

布克利斯讚揚了與福音派的合作。

“我們與洛桑和WEA的合作經驗真的很有支持性，”他說。 “而媒體對美國福音派的刻板印象完全沒有反映全球的情況。”

2012年，世界福音聯盟成立了創造關懷工作組，兩年後與洛桑一起創建了LWCCN。但其2020年任命的氣候大使凱瑟琳·海霍（Katherine Hayhoe）發現美國方面的回應是缺乏的。

她在推特上說，2015年皮尤研究所（Pew Research）的一項研究表明，美國福音派只有三分之一的人支持她。

她說：“我不是憑信仰接受全球變暖：我搜集數據、分析模型。數據告訴我們，地球正在變暖，而且科學很清楚，人類要對此負責。”

布朗指出，美國的全國福音派教徒協會（National Association of Evangelicals）一直強調創造關懷。而布克里斯說，WEA沒有理由不可以加入天主教-東正教-聖公會的聯合聲明中。

他說：“到目前為止，這還只是是領導人之間的個人倡議。但我想它可以發展到他們以外。”

翻譯：吳京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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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徒單身人士不等結婚來成為父母

Kara Bettis

随着越来越多的未婚男女接受寄养或收养孩子，教会如何为非传统型家庭提供其所不能？

圖片：Pete Ryan的插圖

希瑟·克里德（Heather Creed）在印第安納的郊區長大，上了泰勒大學（Talylor University）。她本以為她的生活軌跡會和她的許多朋友差不多。 “我一直以為我會結婚，生七個孩子，然後做一個待在家裡自己教孩子讀書的媽媽，”克里德說。 “結果顯然並非如此。”

45歲的克里德現在是一名律師，在德克薩斯的韋科（Waco）以及紐約市工作過一段時間后，她目前定居在俄亥俄州的哥倫布。她的家不是她童年時的傳統中西部家庭。她從未結婚。但這並沒有阻止她收養了兩個男孩。最近她第二次獲得許可，在家中代養（foster，即接受寄養孩子——譯註）孩子。

33歲的安迪·傑克遜（Andy Jackson）十年前在阿拉巴馬州佩爾市（Pell City）擔任特殊教育教師時開始接收寄養兒童（fostering），當時他還單身。他在23歲時收養了第一個孩子，後來又收養了兩個孩子，其中一個需要特殊照顧。

現在，他和妻子有八個孩子——包括一個他們正共同收養的嬰兒，三個他妻子前一次婚姻的子女，以及一個她和已故前夫收養的孩子。據他們估計，通過代養和臨時看護（respite care），他們倆總共照看過50多個孩子。

現年64歲的安吉麗·瓊斯（Angelle Jones）1978年在的辛辛那提收留了一個5歲的女孩。她是她所在社區最早接收寄養或收養孩童的人之一。她當時21歲，沒有遇到過其他像她這樣單身的非裔養父母，甚至沒有遇到過通過機構進行領養的黑人夫婦。（她說，親屬間收養更常見。）最近，她與身邊正在考慮收養的單身女性進行了多次交談。

儘管收養和孤兒護理長期以來一直是福音派的核心事工，但一般都是以核心家庭為中心來展開的。（核心家庭， nuclear family，指以婚姻為基礎，父母與未婚子女共同居住和生活的家庭。——譯註）羅素·摩爾（Russell Moore）2010年為CT撰文“為何每個基督徒都應支持收養 ”（Why Every Christian Is Called to Support Adoption），他在其中寫道，“只有在孩子們知道說‘爸爸’和‘媽媽’意味着什麼的文化中，我們才能更好地理解作為我們阿爸父的上帝”。

克里德、傑克遜和瓊斯所代表的群體雖然是少數但卻極為重要，這些基督徒女性和男性在單身時就開始立志接受寄養和收養。與其他單親父母一樣，這些主動成為單親養父母的人往往面臨巨大的經濟和生活方式的挑戰。但是在福音派教會中，這樣的父母同時也不得不在長期以來已經形成的圍繞家庭的規範中逆流前行。

然而，隨着許多基督徒保持單身的時間越來越長，支持者說，選擇代養和收養的單身人士在他們的保守派基督徒同伴中發現了更多的接納與支持。

單身人士——主要是女性——佔據了2019年所有公開收養的近30%，接納了超過一萬九千名兒童。美國衛生和公共服務部（The 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沒有追蹤收養父母的宗教背景，也沒有區分其是否未婚或離異，但全國家庭成長調查（National Survey of Family Growth）提供的有限數據顯示，未婚的福音派和非福音派婦女對收養的興趣水平相似。

倡導和支持團體“基督教孤兒聯盟”（CAFO, Christian Alliance for Orphans）的主席傑德·梅德芬德（Jedd Medefind）說，在他的整個職業生涯中，他一直知道單身人士參與寄養和收養，但在過去五到七年裡，他更多地注意到這一點，這是因為寄養和收養在教會中開始變得更普遍。

“單身人士在弱勢兒童工作的每個方面——寄養關懷、收養、指導——中的興趣和參與都在穩步增加，”梅德芬德說。 “人們渴望以實際的方式活出上帝的呼召，讓他們的信仰不僅僅是理論上的，而是在實踐中侍奉。”

亞特蘭大的北角社區教會（North Point Community Church）就是一個明顯體現這種願望的地方。超過100個家庭參與了“共同撫養”（Fostering Together）事工，該事工為這個在七處擁有聚會點的教會的寄養和領養家庭提供支持。在巴克海德（Buckhead）堂區，13個接收寄養兒童的家庭中，幾乎一半是單身成年人。

幫助領導這項事工的艾莉森·費雷森（Alison Feyereisen）認為接納兒童的單身人士並未在近期激增，但她注意到，“教會似乎比前幾年更歡迎和支持這種做法。” “共同撫養”旨在通過為成人和兒童提供費雷森所稱的“全面關懷”（wraparound care）來加強對單身和夫妻收養家庭的支持。這種關懷是全面的、實際的，通過全教會共同的參與和祈禱來實現。

“《詩篇》68篇說，神叫孤獨的有家。這主要不是指由血緣構成的核心家庭，而是在說神家的子民，”牧師、同時也是福音聯盟（The Gospel Coalition，簡稱TGC）編輯的山姆·奧伯利（Sam Allberry）在2019年初的一段TGC視頻中說。 “單身人士可能會想，‘我只是一個媽媽或只是一個爸爸，我不能擔當父母雙方的角色’，但實際上，在更廣泛的教會大家庭的支持下，這個孩子會是在一個非常、非常健康的家庭環境中成長起來。我認為單身人士收養孩子是一件很好的事。”

幫助那些已經在照顧弱勢兒童的單身人士，似乎是教會自然而然的角色。但是，教會應在多大程度上鼓勵單身人士參與寄養，尤其是收養，就不那麼明確了。

歷史上，通過婚姻結合的夫妻一直被視為理想的家庭模式，包括在寄養和收養方面。美國兒童福利聯盟（Child Welfare League of America）在1958年將其自身的承諾標準化，指出收養家庭應既有母親也有父親。根據俄勒岡大學（University of Oregon）的“收養歷史項目”（Adoption History Project），吸引單身成人收養的努力開始於20世紀60年代，當時洛杉磯收養局（Los Angeles Bureau of Adoptions）開始鼓勵單身非裔美國人幫助安置黑人兒童。

教會尤其“對核心家庭非常重視。對有意組建傳統雙親家庭以外的其他家庭形式猶豫不決，”新英格蘭地區支持地方教會開展寄養關懷和收養的團體“孕育希望”（Fostering Hope）的創始人喬納森·里德（Jonathan Reid）如此說。

伊利諾伊州斯普林菲爾德（Springfield）天主教慈善機構的執行主任史蒂夫·羅奇（Steve Roach）在2018年告訴傳統基金會（Heritage Foundation），“對於非親屬間的寄養，我們偏向尋找已婚的夫婦，為的是讓孩子有機會同時獲得一個母親和一個父親。我們也會和單身父母合作，只要他們不是和另一個成年人同居。”

雖然大多數州都允許未婚人士收養，但亞利桑那州和猶他州卻明確表達了相較於單親家庭，他們對已婚夫婦的偏好。單個機構也會有自己的偏好，這些偏好往往出於宗教對同居或同性婚姻養育的反對。這也在法庭上受到過質疑。例如，一些有宗教信仰背景的機構禁止LGBT（指同性戀、雙性戀及跨性別者——譯註）夫妻參與寄養的政策，而這也正是目前最高法院正在審理的一起案件的中心問題。

許多研究表明，在單親家庭而非雙親家庭中成長的孩子會受到不利的影響。社會學家、國家婚姻項目（National Marriage Project）主任W·布拉德·威爾考克斯（W. Bradford Wilcox）說，被收養或寄養的兒童更有可能面臨社會、情感和學業上的掙扎。

“單親父親和單親母親可能會因沒有伴侶給予他們和孩子支持，而在撫養寄養兒童的挑戰中經歷掙扎，”他說。

在某些情況下，這可能是危險的，他說，這會將父母、孩子或兩者都置於危險之中。寄養兒童本就在困難的境遇中。威爾考克斯認為，在大多數情況下，機構應該優先將他們安置在已婚的雙親家庭，以便為兒童提供穩定感和支持。

但對於像克拉麗斯·坎寧斯（Clarise Cannings）這樣的單身人士來說，遭遇到傳統機構對已婚父母的偏愛，會感覺是一種針對個人的拒絕。這位42歲的女士最初在馬里蘭州鮑伊市（Bowie）尋求代養機會時，向一家私營基督教機構提出了申請。

“他們是在尋找某種類型的人成為養父母，”她說。當該機構發現她單身並從事全職工作時（儘管她在家工作，而且她的公司也支持她參與寄養），坎寧斯說他們告訴她“我們有我們會選擇的媽媽”。

“這很傷人，”她說。 “也許他們認為我不夠像個母親。”

該機構將坎寧斯介紹給一個公共機構，此後，她在過去兩年中照看了八個不同的孩子，從新生兒到19歲的孩子。她唯一一次拒絕，是當機構問她是否可以同時接納一個一歲和一個三歲的孩子。儘管她很渴望，但她覺得作為一個單身人士，這並不明智。

“我渴望成為一個母親。我發現有些孩子也需要母親。主讓我擁有這些房間，這個空間，也在我心中為這種渴望留出了位置。”她說。

像里德這樣的倡導者認為，福音派對選擇單身人士參與寄養的態度正在發生轉變。聖路易斯華盛頓大學（Washington University in St. Louis）人文學科教授R·瑪麗·格里菲斯（R. Marie Griffith）說，其中一個原因可能是對單親家庭的污名化情況正在減少，鑒於教會內部普遍存在的離婚現象，並且基督徒希望對那些母親給予支持，不然她們可能就會選擇墮胎。

結婚率無論是在教會內外都在下降，這使得更多單身女性沒有孩子。里德說他自己對這個問題的看法已經發生了變化。他指出，除了寄養和收養之外，單身人士還有其他的方式參與寄養：比如臨時照管（一種受過培訓的職位，旨在為寄養家庭提供協助），或提供一天或一個周末的緊急臨時安置。

“孩子是否是寄養在雙親家庭最為理想？當然是是的。”里德說。但是，有這麼多孩子，需求是如此迫切。所以在為危險中的孩子提供直接照顧方面，絕對有單身人士的“一席之地”。

對一個來自動蕩環境的孩子來說，和一個安穩的單身家長一起生活就已經是一個巨大的進步了。在某些情況下，單身甚至可能是一種優勢：遭受過性虐待或身體虐待的兒童、難民兒童，或是對男性有過暴力史的少年（例如，為了保護他們的母親不受毆打者的傷害等），可能會從寄養在單身女性那裡受益。負責伯大尼基督教服務（Bethany Christian Services）國內項目的切里·威廉姆斯（Cheri Williams）說。

“我們對完美家庭或全職家庭主婦都存有錯誤的偏見，”威廉姆斯說。 “沒有完美的家庭，但可以有‘恰到好處’的家庭。你不是在滿足對家庭本身的需要，而是在滿足孩子的需要。”

伯大尼項目估計，寄養父母中約有20%是未婚人士。該機構的發言人表示，從2019年到2020年，單身養父母的比例增加了3%。全國有超過40萬名兒童被寄養，其中12萬名兒童現在可以被收養。

3月，伯大尼項目宣布它將允許LGBT夫婦在全國範圍內參與寄養和收養，此舉是為了包容不同的父母形式（在一些州這種寄養安置已獲得准許）。

威廉姆斯的團隊在考慮單身人士寄養安置時，會留意某些危險信號。他們試圖剔除那些可能出於經濟“利益”的代養（儘管威廉姆斯補充說這只是個傳說）、或有過於強烈母性本能的人，她將後者稱為出於“成為母親的動機”。

自己選擇做單親父母是一種呼召。它並不適合那些只想“體驗有孩子”的人。佐治亞州伍德斯托克第一浸信會（First Baptist Church Woodstock）“我們養育”（WeFoster）事工的負責人羅賓·傑拉迪（Robin Gerardi）說。 “我們養育”為單身寄養母親提供額外的支持——她們占教會60個寄養家庭中的12個。這些支持包括提供洗衣服務、勤雜工志願者，以及為寄養安置期間的家庭提供餐食。

“我們已經證明，單親媽媽是我們這兒屬於最好的寄養媽媽。她們做得很對，把關注點放在孩子們身上，”傑拉迪說。

希瑟·克里德也同意。 “我不必擔心我的婚姻是否健康、也不用擔心我自己、我丈夫或是我自己的孩子的問題，”她說。 “我可以把很多的注意力放在孩子的癒合和恢復上。”

不過，像傑拉迪一樣，克里德也特別提醒那些僅僅出於渴望有孩子、渴望成為父母而想要收養的人。 “有一大堆問題會由此產生，”她說。

31歲的克里斯汀·辛考克斯（Cristen Simcox）也認為，單身人士不一定要選擇收養。她說，收養項目會有一個等待名單，但寄養和“間隙照料”就沒有。

辛考克斯在德克薩斯州坦普爾（Temple）擔任兒科急診室護士時，在看到她的小病人們所面臨的可怕情況后，生髮了參與代養的想法。她和一位朋友——也是一名單身基督徒和急診室護士——一直想為有需要的兒童提供住所，但覺得她們難以預測的日程安排會讓這很困難。

“從操作性來說，我們兩個人都無法單獨勝任，但我們倆一起卻可以做到，”她說。於是，她們搬到了一起。辛考克斯說，雖然她們的育兒方式不同，但她們能夠相互支持，並依靠社區的全面照顧。

“我真的想向孩子們展現上帝對他們的愛，無論他們是在哪個生命階段來到我的家、我的生活中。” 在遇到她後來的丈夫斯蒂芬之前，辛考克斯最終收養了兩個最早寄養在她家的孩子。他們是在一個約會軟件上認識的。她無法隱瞞她是一個單身母親的事實。

“我們第一次約會時，我的一個袋子里裝着嬰兒的衣服，”辛考克斯說。 “所以，我馬上就告訴了他。他很驚訝，但被我對主的心吸引了。”

隨着福音派對收養和寄養的廣泛熱情，我們可能很容易忘記，這些機構存在的本身正是因為普遍存在的破碎。

從某種角度說，單身人士正抓住的恰是家庭和社區的破碎中最尖銳的碎片。

衛生和公共服務部的數據顯示，在全國的公開收養中，單身人士比已婚夫婦更有可能收養有特殊需要的兒童。很難確切理解這意味着什麼，因為許多收養是私下進行的，情況也各不相同。但它表明，通常情況下，“單親父母為身陷絕境、沒有其他選擇的孩子提供了最後的家，”“收養歷史項目”的創始人們如此說。

克里德作為一名白人女性，在成了一個13歲和一個5歲、沒有父親的黑人男孩的母親后，感到自己以全新的方式走進了破碎家庭的痛苦，這也是她從德克薩斯州搬到紐約市的部分原因。

“我永遠不能理解作為一個黑人、一個黑人男性、被收養、並且是被一個單親媽媽撫養長大意味着什麼。但他們都了解。而且他們擁有彼此，”她說。 “這不是他們的選擇；在是否要被一個單親媽媽撫養這點上，他們沒有選擇。”

雖然她的教會非常支持她，而且教會中多位男性是她兒子的好榜樣，但克里德意識到他們永遠無法完全替代父親的角色。

“這不是該有的樣子，”她說。 “我不認為這使得作為單身人士收養就成了錯誤，並且這也絕不是罪惡的，但我想這確實是破碎的結果。”

安吉麗·瓊斯本人並非在完美的核心家庭中長大，但她認為這並不妨礙她想為孩子提供一個家的願望。

“我跟着單親媽媽長大。她努力使這一切看起來很容易。我意識到在我的社區和環境中，單親父母比成雙成對的更多。對我來說這是一種常態，”瓊斯說。她從未結婚，在代養兩年後，她於1984年收養了她的女兒。 16年後，她也撫育了她的外孫女。 “多年來，我從未遇到過任何收養孩子的單身非裔美國婦女。”

現在，她和正考慮收養的40多歲未婚女性進行了更多的交談，但她不一定推薦她們這麼做。這很難，她說，對單身人士來說，代養可能是更好的途徑。但她承認其中的益處：她學會了深刻的犧牲，並發現了“那些從未結婚、從未有過孩子的單身女性從未有機會體驗的愛的境界”。

雖然許多單身人士會說，寄養和收養會讓他們與人遠離，但另一些人卻發現了更廣闊的社交網絡。社交媒體上有全球或國家的社區，比如有5000名成員的 “單身寄養媽媽”（Single Foster Mommas）臉書（Facebook）群。 “請記住，我們正在尋找未婚且沒有配偶的女性，”管理員在該小組的描述中如此寫道。

但基督教團體卻不易找到。基督教孤兒聯盟CAFO的全國教會倡議主任傑森·約翰遜（Jason Johnson）說，那些在教會中可能已經覺得被忽視的單身人士，從開始參與寄養開始，就可能覺得自己更像是個局外人。他說，沒有歸屬感的感覺可能會和“單身一起加劇”。

從某種角度說，單身人士正抓住的恰是家庭和社區的破碎中最尖銳的碎片。

許多接受CT採訪的男女都提到，在他們開始考慮把孩子帶回家的同時，他們已經更換了教會，為要找到一個更支持他們的社區。

33歲的吉利安·哈澤爾（Jillian Hazel）是一名學前教育老師。在過去的兩年裡，她在塔爾薩（Tulsa）的家中寄養了各種年齡的孩子。通過職業和志願者活動，高危兒童一直是她生活中很大的組成部分。但每隔幾個月負責代養一個不同的孩子，“感覺像是被人用鞭子抽打，”她說。作為一名未婚職業女性，養育着處於不同成長階段的孩子，她有時不得不努力尋找自己在教會的社會結構中的位置。

“我的教會真是太好了。他們參與創傷知情護理（trauma-informed care）。但即便如此，我仍覺得人們不知該如何看待我，”哈澤爾說。由於她目前代養的是一名13歲的女孩，她開始與那些有大孩子的家庭聚在一起。在她照顧一名兩歲男孩的期間，她卻和另一些家庭一起活動。

今年，在疫情期間，照顧一個“正經歷創傷、孤立和青春期影響的孩子，使這一年成了我有生以來最難的一年，”她說。沒有旁人幫助她，在她面對日常瑣事的時候沒有一個人幫她照看孩子一分鐘。她說，雖然在開始寄養前已經斷了結婚的願望，但在寄養期間她再次感到了單身的沉重。但她已經學會倚靠基督的豐盛。

“當我明白自己作為一個人，不足以成為他們所需的一個完全的母親時，我卻仍然記得我可以把自己和他們交託在祂的手中，”她說。她想起搖着兩歲的孩子入睡時，唱着他最喜歡的讚美詩歌，《我心中的王》（King of My Heart）。

“當我搖晃着他入睡時，一種被孩子需求、又深知自己的恐懼和不足的感受讓我無法自持。我唱着這樣的歌詞：‘你永遠不會讓我失望。你是美善，美善。’”。

儘管在新冠疫情期間照看孩子面臨著前所未有的挑戰，但對寄養和收養感興趣的家庭數量實際上卻有所增加。伯大尼項目發現，表示出興趣的家庭數量猛增了55%。

莎拉·克魯茲（Sarah Cruz）就是其中之一。 2020年社交隔離期間，她想收養孩子的願望變得明朗具體起來。 41歲的克魯茲從未結婚，她在這個想法上琢磨了10年。但現在她已經開始籌款，並與一名收養顧問合作——後者將指導她經歷這個過程。這不是一個簡單的決定。

“《聖經》中關於照顧寡婦和孤兒的命令非常明確，但我相信孩子既有爸爸又有媽媽是最理想的，所以我從沒考慮過做單親家長，”克魯茲說，她也是南加州馬鞍峰教會（Saddleback Church）的創意總監。

對克魯茲和許多人來說，隔離加劇了像她這樣的單身人士在教會中普遍得不到支持的感受，更不用說如果他們正在考慮收養。她說：“單身人士很難找到自己的位置，因為教會很多時候是圍繞着核心家庭建立的。

只有當她着手開展這一計劃時，她才知道在她的教會裡也有其他參與寄養和收養的單身人士。 “雖然我在理性的認知上知道會有對養父母的支持，但我還不知道實際會有多少對我的支持，”她說。

克魯茲不得不與大量的問題搏鬥：收養孩子的原因，是否是我想迫使神幫助我？我是否只是想進入人生的下一個階段？單身真的可以成家嗎？這真的是上帝的旨意嗎？

“在我所知的教會中，這樣的對話會有很大的隔閡。就我的情況而言，我不得不自己去梳理它，而我沒有答案，”克魯茲說。 “我相信，在這件事上當我繼續向前邁進，神會一直不斷引領我、指引我。”

她確實將向前邁進。克魯茲最近與一位生母進行了配對。她的小女兒將在4月誕生。

卡拉·貝提斯（Kara Bettis）是《今日基督教》的副專題編輯。

翻譯：許珏

責任編輯：吳京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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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能否拯救婚姻？

Mark Regnerus

結婚率在下降，甚至在保守的基督徒中也是如此。這對未來有如下意義。

圖片：Keith Negley的插圖

對瑞秋（Rachel）來說，她生命中所受的教育是關於自由和獨立，而不是關於承諾。她在20多歲時遇到了很多男人，但他們都沒有做好準備認真地建立戀愛關係。她並不完全責怪他們。她說：“男人一頭霧水，不知道女人到底想要什麼，這情有可原，”她說，“他們也不太清楚如何與女人約會。”

搬到奧斯汀（Austin）后，瑞秋在約會網站OkCupid上認識了她的丈夫。“因為我很吝嗇，”她笑着說，”而這個網站是免費的。” 她的婚姻先於她的歸信，但這兩件事感覺像是綁在一起的。在成為基督徒之前，（對她來說）性愛的意義不大，同居是可以辯護的，婚姻不過是國家頒發的一紙文書。而如今這些都不再如此了。歸信並加入南方浸信會後，她現在相信婚姻是在上帝面前的盟約，是一種神聖的關係。

比婚姻更進一步的是，孩子的降生使瑞秋和她丈夫之間的愛情更加成熟。組建家庭感覺很自然，很直觀。但她相信，她的丈夫和許多類似的男人一樣，把工作、婚姻和家庭看作是更實際、更實用的東西。 “我認為男人應該是供應者，”瑞秋說。 “你知道那是他們受造的目的。”

雖然瑞秋站穩了腳跟，但事實是，像她丈夫那樣選擇進入婚姻和家庭的男人越來越少了。根據人口普查局2018年的一項調查，25至34歲的男性中只有35%的人結婚，與2005年的50%相比，出現了斷崖式的快速下跌。

這些數字指向一個清晰而可怕的軌跡：婚姻越來越少。太快了。

結婚是人類幾千年來在做的事情，即使不是出於愛，也是出於經濟實用性的考量。對於結婚的一些挑戰長久存在，並與數字有關——例如，對婚姻感興趣的女性比男性多。其他的挑戰則是新近的，和人們的思想相關，包括短期關係的新規範和對 “保持可選擇性”的嗜好。

另一個新的障礙是疫情。我們進入新冠疫情的幾個月里，許多婚禮被推遲了，許多新起的關係被擱置了。

然而，早在社交距離對婚姻產生影響之前，我就開始好奇婚姻的發展情況，尤其是在教會內部。作為一名社會學家，我想知道：是什麼力量把基督徒推離了婚姻生活？什麼情況鼓勵結婚？美國基督徒對這些力量是否有獨特的體驗？最後，其他地方的基督徒是否更善於抵制文化中讓他們自我陶醉、對婚姻持懷疑的態度的那些聲音？

不幸的是，我心目中的那種婚姻在學術領域已經不再時髦。已故倫理學家唐·布朗寧說，在許多學者看來，婚姻（Marriage）現在被認為是“‘M’字，幾乎與其他骯髒的詞語同屬一類。” 再加上基督教，就成了我的同齡人中最不討喜的搭配。

儘管如此，我還是堅持了下來。在一年的時間裡，我和我的全球研究團隊與墨西哥、西班牙、波蘭、俄羅斯、黎巴嫩、尼日利亞和美國這七個國家的近200名參加教會的年輕基督徒進行了交談。 (為保護他們的身份，本故事中引用的受訪者均為化名。)一些受訪者，如瑞秋，最近結婚或訂婚了，但他們中的大多數都未婚。他們的平均年齡是27歲。

我研究得到的結果顯而易見。對婚姻的懷疑態度正在向西方以外的地方蔓延。從墨西哥城到莫斯科，從貝魯特到拉各斯，都能發現它。當我研究這些數據，將信息拼湊在一起時，很明顯發現，在全球年輕的成年基督徒中，婚姻正在發生變化。新的選項、更多選擇、更大誘惑、更高期望、持續的焦慮和普遍的不確定性——這些都充溢着這個時代，而結婚的過程沒有什麼理所當然的。雖然這可能是危言聳聽，但我還是要強調一點：婚姻制度正面臨著巨大的壓力。

安德（Ander），一個25歲的已訂婚的醫生，在西班牙接受培訓，很快就要結婚了。人們可能會認為，與所有男人相比，他作為一名醫生，在與另一名醫生約會六年并行將結婚時會表現出自信。事實並非如此。我問他在害怕什麼。

“沒有自由，”他說。 “與某人綁在一起。得妥協。未知也不得而知的情況。也許我們現在還可以，但以後就得而知了。” 我問他這究竟將會如何發生，他說：“夫婦間會出現分歧。另一個人與你想象的不同”。我問他，約會六年的時間是否不足以了解一個人。他回答說：“我覺得我沒那麼了解她。”

安德說，他只有少量的基督教資源來幫助他處理這些擔憂，儘管他的信仰很堅定，而且他已在一個支持他的信徒社區里立足。這些不確定性以及隨之而來的焦慮並不是他獨有的，而是典型的的婚前疑慮。但他認識到，這些疑慮已經在滋長了。 “這種恐懼現在是病態的，在某種程度上阻止我們做一件好事，”他說。

安德只是許多男性基督徒中的一個，他們都是結婚趨勢向下轉折的一部分。根據世界價值觀調查（World Values Surve）的數據，在我研究的七個國家中，經常去教堂的人確實有更大可能結婚–幾乎在每個年齡段都是如此。但各國的預測各不相同。

例如，每周去教堂的波蘭婦女中有76%預計在30歲前結婚，88%在35歲前結婚。這比美國和西班牙同年齡段的女性高出約10個百分點。

教會信徒和其他所有人之間的婚姻差距尤其引人注目。在美國，每周去教堂的男性中，72%預計在35歲時結婚，而同樣的預期值在不經常去教堂的男性中只有50%。

美國福音派的情況如何？ 2014年，奧斯汀研究所（我在此任研究員）所進行的一項具有全國代表性的調查結果顯示，年齡在20至39歲之間、自我識別為福音派的基督徒中，56%目前已經結婚。這個數字遠遠高於其他同齡人報告的42%。四年後的一次重複調查中，我們看到了明顯的下滑。在2018年底，20至39歲的福音派教徒中有51%的人結婚，而相同年齡段總人口的結婚率為40%。這個數字仍然較高，但下降得更快。

而同期承認同居的福音派人士的比例從3.9%上升到了6.7%。福音派對同居的支持率從2014年的16%竄升到2018年底的27%。接受調查的福音派人士中很少有人認為婚姻已經“過時”，但他們中有越來越多的人現在認為婚姻有另一種方法，殊途同歸。

教會的官方記錄也顯示，結婚率隨着時間的推移明顯下降。看一下天主教出版物《教會統計年鑒》就會發現，自1965年以來，美國的天主教婚姻已經驟降59%。當時每10個葬禮對應着9個婚禮；而到2017年，這一比例已經下降到了10比3.7。除非你牧養的是年輕的福音派教會，中位年齡低於40歲，否則你主持葬禮的機會可能比婚禮更多。

這是為什麼？一個被低估的因素是在安德和其他類似的人表現出來一種特有的不確定性。

從理論上講，婚姻的盟約應該能減少這種不確定性——特別是在財務問題上。畢竟，兩個人在一起可以比一個人更能達到目標（傳4:9-12）。但大多數男人和女人不再這樣看待婚姻了。在任何國家，我都沒有聽到一致的描述，認為婚姻是對抗或者減輕在物質、社會或心理方面不確定性的手段。

事實上，我從許多採訪對象那裡聽到的情況恰恰相反，這包括在莫斯科的29歲的東正教基督徒維克多（Victor）。他希望擁有妻子和孩子，但這也在他心中產生了疑問。如果妻子變得不安定或難以相處，他怎麼辦？如果他得竭力養家糊口呢？那麼住在狹小公寓里的挑戰呢？ “在現代大都市的環境下組建家庭，”他告訴我，“非常麻煩。”

這場不確定性的“疫情”是形成的，並不是一個簡單的，僅僅關於性革命、零工經濟或不稱職的男人的故事。相反，儘管婚姻提供的東西沒有變化，人們對婚姻的期望已經發生了深刻的變化。

婚姻，如今被認為標誌着成功的成人生活的“封頂”，而不是邁入成年的“地基”，甚至在大多數基督徒的心目中也是如此。這一術語印證了這一點。封頂是完成一個建築的最後一個環節。它是一個瞬間。地基則是建築物所依賴的東西。它必然是持久耐磨的。從地基的角度看，新婚的貧窮是常見的、可預期的，雖然困難，但往往是暫時的。而從封頂的標準來看，貧窮是一個跡象，表明你還並不是結婚的材料。

正如羅素·摩爾在（Russell Moore）《風雨飄搖的家庭》（The Storm-Tossed Family）所中感嘆的那樣，婚姻越來越成為“自我實現的工具”，而非自我犧牲的環境。

受訪者之一克洛伊（Chloe）來自密歇根州，今年27歲，她解釋了這種心態。 “你在二十幾歲時有時間專註於自己，”她說，“在那之後你嘗試幫助別人。” 這種做法在她的同齡人中很常見，使他們沒有為婚姻做好準備。自我犧牲是學來的行為，而不是你在30歲生日得到的禮物。

婚姻的使命悄然變化，這也不是繁榮的西方所獨有的。五旬節派教徒恩迪迪（Ndidi）來自拉各斯，28歲、未婚。她很清楚自己將在什麼條件下結婚。 “當我擁有我想要的一切時，”她說。 ”當我能夠實現我自己想要實現的一切的時候。我就會結婚。”

另一位來自拉各斯的24歲未婚婦女也表示贊同。 “哦，拜託！”她笑着說。 “我不能結婚和受苦。”

我們採訪的大多數年輕基督徒都表達了對婚姻的高期望和對犧牲的低容忍。坦率地說，他們並不喜歡過多地奉獻自己。他們可能會對靈魂伴侶這一說法表示反對，但他們暗地裡卻渴求一位靈魂伴侶。

相比之下，能夠擊敗這種高標準的夫婦可以更清楚地看到未來。

我研究中的一個波蘭家庭就是一個例子。 24歲的帕維爾（Pawel）和29歲的瑪塔（Marta）是一對剛結婚不久的夫婦，住在克拉科夫。瑪塔是一名全職母親，他們的女兒一歲，而帕維爾正在附近的一所大學攻讀哲學研究生。

這對克拉科夫夫婦在很多方面都逆流而上。通過舉辦一個簡樸的婚禮，兩人省下了錢，但這樣做卻破壞了社會關係。瑪塔來自一個小鎮，在那裡，婚禮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這有點像醜聞，”帕維爾承認，“因為我們沒有大辦宴席。” 但她和帕維爾相信，婚姻的好處遠不止於滿足朋友和鄰居的要求。

當我問他們是否認為婚姻已經改變時，瑪塔直言不諱。 “是的，” 她說，“現在的婚姻更講究舒適和尋找舒適，這樣的情況比二三十年前更普遍。 “想一下我的家人和父母的情況，他們沒有多少錢，也不擁有住房。”

她和帕維爾也遵循了這一傳統，從“地基”而非“封頂”的視角看待婚姻。他們生活在一起，雖不見得簡單，但卻反映了他們對造物主的信心，這一點是許多同齡人所不具備的。

在我的研究中，我看到很少有夫婦推崇這種更可行、基礎性、自然漸進的婚姻方式。這告訴我：婚姻正在遠離民眾基礎，不再是世界上大多數成年人參與並從中受益的行為。相反，它正在迅速成為一種精英的、自願的、以消費為導向的安排，發生在人生較晚的階段。現在，優勢階層通過結婚來鞏固他們的財富和收入，而弱勢者甚至得不到彼此的幫助。但我們中有多少人清楚地看到，婚姻關乎社會正義？並不太多。

當然，晚婚不一定是個問題，也可以是一種優勢。壞消息是，晚婚預示着少婚。未來將有更少的人——包括基督徒——結婚。

衰退或者延遲的婚姻讓很多人只能等待，尤其是女性。事實上，“我厭倦了等待”，這可能是我在這個領域所聽到的最常見的感嘆。在大多數教會中，對婚姻感興趣的女性比男性多。社會學家往往熱衷於用經濟學來解釋這種趨勢。但不幸的是，這不僅僅是一個數字遊戲。那些擁有更多選擇的人——男人——本質上就比那些擁有更少選擇的人擁有更多權力，而這種權力可以轉化為能力，要求任何你想要的東西，包括性。

對許多基督徒女性來說，這種權力互動使她們處於熟悉的困境中：我是過早地與一個表現出相當大誠意的男人睡覺，還是冒着風險說不，從而讓他可能為一個願意跟他睡覺的人而離開我？

法拉（Farah）是一名25歲的黎巴嫩婦女，在聯合國做兼職工作，她還沒有遇到需要做出這種決定的時候。然而，她的等待並非沒有挑戰。

法拉與她的父母住在一起，正如黎巴嫩大多數未婚的成年子女一樣。她的父親是一位已婚牧師，非常關心婚姻問題，在他家的公寓里為許多夫婦提供諮詢。（公寓很小，所以她能聽到談話。）她覺得自己準備好了結婚，但眼下沒有合適的對象。不過，她並不太擔心。很多虔誠的黎巴嫩婦女都在等待。當她們結婚時，她們的工作量似乎增加了，而不是減少了，因為貝魯特的生活成本超過了工資。空閑時間被家庭責任所佔據。

“當夫妻雙方都在工作時，他們回到家就會很累，”法拉說， “即使在有孩子之前，夫妻倆也沒有時間坐在一起，所以他們推遲了討論時間。他們通常把事情推遲到周六，所以周六或周末變得超負荷，這變得非常累人。”

法拉得出了一個明確的結論。她說：“這種艱難的情形正在創造一種新的婚姻形象。”

這種衝突並不僅存在於黎巴嫩。越來越多的人期望配偶在一系列領域做出犧牲，支持彼此的事業、平等地共同撫養孩子、理解地傾聽，並成為最好的朋友。其中一些條件是外部強加的，如經濟壓力，但許多其他條件是內部產生，是被主觀選擇的。在這種情況下，對理想伴侶的追求可能會產生社會心理學家艾力·芬克爾所稱的婚姻 “窒息模式”。《婚姻的意義》一書的作者提摩太·凱勒（Tim Keller）也對這種改變持懷疑態度。 “簡單地說，”他寫道，“人們對婚姻伴侶的要求太高了。”

當我們為人們為何逃離婚姻而絞盡腦汁時，一個沒有得到關注的見解是，越來越少的人有興趣參與到婚姻的實際內容中。雖然大多數人是帶着感情結婚的——這是理所當然的——但當你超越時空的限制觀察婚姻時，它仍然是關於在正式的性結合中資源的相互提供和轉移。這聽起來可能不動人，也很老套，但並非不真實。長期以來，婚姻依賴於配偶之間不平等的交換：他需要她所擁有的，反之亦然。

許多人對這一概念望而卻步。 “如果婚姻的基礎是專業化和互換，”已故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人口學家瓦萊麗·奧本海默（Valerie Oppenheimer）寫道，”那麼它似乎是一種越來越不合時宜的社會形式。”

她是對的，結婚率的下降似乎印證了她的觀點。但婚姻就是這樣。對它要求太高，你會失望的。我們所有在社會、文化和法律上的努力都沒有從根本上改變婚姻這一聯盟的性質。婚姻並沒有改變。它正在消退。在一個越來越多選擇、技術、性別平等、“廉價”的性和越來越世俗化的時代，越來越少的人希求實質上的婚姻，包括嚴肅的基督徒也是如此。這就是問題的核心。

作為一名研究人員，研究婚姻的消亡就像看着一種入侵的真菌慢慢摧毀一棵偉岸的老橡樹。儘管有這些壞消息，還是有理由充滿希望。橡樹不會死亡。事實上，婚姻將日益成為“基督教的事情”，這意味着教會將對這一前途未卜的社會形式承擔越來越多的責任。

當我的研究助理和我與全球各地的採訪對象交談時，我們聽到他們中的許多人用神聖的術語描述婚姻。有些人——比如瑞秋——提到了盟約。另一些人則將婚姻描述為家庭里的教會、生育的結合，或受上帝祝福的合一。

奧古斯丁會對這些答案感到高興。在《論婚姻的好處》一書中，他肯定了婚姻是人類社會的第一個自然紐帶。我們的許多受訪者在定義婚姻時都提到了奧古斯丁的 “三個益處”——忠貞、孩子和神聖連接。

雖然這三樣東西不是基督教獨有的，但無論何時何地，只要這些做法被忽視或破壞，婚姻就會退步。平均而言，基督徒往往比他們的世俗同齡人更關注這些益處。因此，即使基督教繼續與內部的婚姻衰退作鬥爭，婚姻將慢慢變得更像 ”基督教的事情”，這並不奇怪。幾個西方國家的世界價值觀調查數字顯明了這一情況（見上圖）。在較虔誠的人和較不虔誠的人之間婚姻模式的差距，哪怕只有一點點，在幾十年內也會變得顯著得多。那麼，在可預見的未來，婚姻將越來越多地與世界上最有宗教信仰的人群聯繫在一起——穆斯林、正統猶太教徒和保守的基督徒。

這些調查數字既有好的一面，也有壞的一面。壞消息是：儘管保守的基督徒整體上明顯更傾向於結婚，但這意味着當基督教出現衰落跡象時，結婚人數會進一步下降，就像現在一樣。好消息是：眾多基督徒仍然表示出對婚姻的大力支持，也有強烈的解決問題的願望。

我們目前居住的這個環境很艱難，但也充滿希望，復興婚姻的原材料就在那裡，可供利用。 “現在要修復所有東西的話，已經太晚了，”我的一位朋友、同事明智地提醒我。 “但現在修復部分東西的話，還不算太晚。”

西方的世俗化滋生並維持着對婚姻的逃避，因此，信仰生活是關鍵。但是，如果教會在西方成為婚姻的主要捍衛者，我們究竟該如何為我們教內外人士保護並鼓勵婚姻？

首先，我們必須研究、培養有助於促成婚姻的社會條件。這包括跨教會組織的作用。

我雖然偶爾會聽到教牧人員為鼓勵會眾結婚而做出的努力，但沒有聽到過一致的成功例子。然而，基於信仰的群組是一個不同的故事。我們的受訪者（尤其是在美國）報告說，他們廣泛使用約會網站，尤其是基督教網站，但真實而非虛擬算法媒人更受青睞。（真實的媒人“認識”更多的人。）受訪者相遇、相愛和結婚，對這一過程有效性的滿意度而言，充滿活力的人群表現得最好。整個教會往往太大；小組讓人感覺太小，互動也太弱。借用《三隻小熊》中小女孩的說法，中等規模的組織是恰到好處的。這樣的組織吸引着年輕人，因為它們具有獨特的基督教性質，有時還與主流文化背道而馳。隨着結婚年齡的提高，這些中等規模的、由大學畢業生組成的群體對婚姻變得更加重要。

來自克拉科夫的已婚夫婦帕維和瑪塔說，兩個天主教協會在婚前婚後都為他們的婚姻提供了幫助。一個是附近道明會的青年組織，他們在那裡認識；另一個是新慕道團，這是一個由不到50人組成的教會團體運動，來自波蘭、黎巴嫩和西班牙的受訪者都提到了它。在美國，採訪中提到了大學社團，如校園基督徒團契（InterVarsity）和浸信會學生事工。

換句話說，當我們的受訪者更專註於聖潔而非孤獨時，遇到伴侶似乎更有可能發生，或者即將發生。這聽起來可能很簡單，老生常談，但請記住C.S.魯益師的一句話：“瞄準天堂，你就會把地球‘扔出去‘。”當然，不是每個目標高的人都會發現婚姻已經在途中等待。（性別比例的差異仍然是一個持久的挑戰。）然而，首先將自己定位在信仰和門徒訓練上，似乎為婚姻的紮根提供了更多的成果。

婚姻的種子也能通過親身示範和講述故事而發芽。正如一位俄羅斯受訪者所言，壞榜樣是“一種預防婚姻的疫苗”。相比之下，好的例子會激發下一代。

當然，這個工具有局限性。我們不能用恰當的敘述方式重新塑造或重新包裝婚姻，不能期望看到這樣的努力行之有效。無論你如何設計它們，結婚和組建家庭都是傳統的舉動。但通過公開實踐來鞏固這一傳統，這對我們許多人來說是可以做到的。

托馬斯（Tomas）是來自瓜達拉哈拉（Guadalajara）的學校諮詢師，今年34歲。他在兩個月後就要結婚了，把這個信息帶回家。他說：“父母如何活出他們的婚姻會給人留下深刻的印象。我想，如果這種關係是甜蜜的，如果真的有愛，我想那會給予年輕人熱情，說：‘我想要像我父母那樣的東西。’”

最後，我們必須避免偶像化、過度理想化婚姻的陷阱。如果我們借用魯益師“瞄準天堂”的概念，將其用於婚姻，它就會提醒我們婚姻的基礎性，並警告我們不要對婚姻抱有不切實際的物質和心理期望。這些期望在今天已經高得離譜了。婚姻是一種世俗的安排，我們的主指出，在復活后的、神的國度里將不會有這種安排（太22:30）。它是物質繁榮的工具，也是精神進步的載體，讓我們每天（如果不是每小時）都有機會展示舍己的、道成肉身的愛。

到現在，西方國家正靠着丈夫和妻子、母親和父親幾十年來所做的無數次犧牲而生活。我們知道，這些堅定的婚姻是一個健康社會的關鍵。但我們忽略了這樣一個事實，即婚姻在許多方面是一種肉體（和精神）的恩典，不僅對我們自己的配偶和孩子，而且對我們家庭以外的世界也是如此。西方的成功是建立在這種家庭社會結構之上的，沒有了它，我們將在心理上變得脆弱，比我們能意識到的要脆弱得多。

那麼，從我的觀點來看，現在是教會向世界重新證明什麼是婚姻的時候了。我們這邊有一個永恆、超越現世的婚姻動機。這項任務並不光鮮亮麗。但這可能會奏效。

馬克·雷格納斯（Mark Regnerus）是德克薩斯大學奧斯汀分校的社會學教授，也是奧斯汀家庭與文化研究所的創始人之一。他的新書《基督教婚姻的未來》（The Future of Christian Marriage，牛津大學出版社）將於2020年9月1日發行。

翻譯：LC

責任編輯：吳京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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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表明，通過閱讀《聖經》中關於創傷的內容，可以減少抑鬱、焦慮、憤怒

Adam MacInnis

在弗吉尼亞的一所監獄裡展開的研究，可以幫助教會處理瘟疫對情感的影響。

Godong / Getty Images

在將來不久的一天，瘟疫可能會過去，COVID-19會成為一種回憶。但是與世隔絕、目睹人們死去、面對經濟壓力、在損失和不確定性帶來的焦慮中生存，這一切帶來的創傷將持續很長的一段時間。

根據美國疾病控制和預防中心（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的數據，從2020年夏季到2021年春季，在美國的成年人中新近出現焦慮和抑鬱症癥狀的比例增加了5個百分點以上。每10個人中就有1人反映他們的心理健康保健需求沒有得到滿足。

美國聖經公會（ABS）創傷癒合執行主任妮可·馬丁(Nicole Martin) 說：“我們將會在很多年都看到這種程度的創傷。就算每個人都接種疫苗，每個人都被允許出外，它也不會消失。”

馬丁和美國聖經公會希望通過閱讀《聖經》中關於創傷的內容來滿足這一需求，用《聖經》教導人們如何從創傷中得到痊愈。

最近有一項被ABS委託，由貝勒（Baylor）大學研究人員進行的研究發現，將心理健康最佳的實踐教育與閱讀《聖經》相結合，可以帶來顯著的好處。在他們的研究中，這樣做減少了創傷後壓力障礙的癥狀，增加了寬恕、同情和目標感。

美國聖經公會的總裁兼CEO羅伯特·布裡格斯（Robert L. Briggs）說：“隨著美國經歷這場心理健康危機，這項研究顯示了對受創傷人群進行信仰敏感護理（faith-sensitive care）的潛在好處。《聖經》已被顯明是情感、靈性、身體和心理癒合的重要來源。”

這項研究考察了ABS“治療創傷”課程的有效性，該課程在弗吉尼亞州北喬治王子（North Prince George）的河濱地區監獄（Riverside Regional Jail）內教授。

一組210名被監禁的男女自願參加這門有五節的課程。訓練有素的輔導員與參與者一起閱讀《聖經》，引導他們辨別出他們的痛苦，將其分享，並將創傷帶到基督的十字架前尋求痊愈，讓他們可以自由地照顧自己和服務他人。在參加課程前、剛完成課程時以及在一個月和三個月後，參與者要回答一些關於自己和心理健康問題。而另有一組未修該課程的139名被監禁者自願參加問卷調查。

研究人員在比較這兩組人時發現，該課程顯示出具有統計意義的顯著效果。

貝勒大學宗教研究所的三位研究人員之一，拜倫·約翰遜（Byron R. Johnson）說：“每當有人說，根據參與者的成功率某個課程非常有效時，他們可能沒有回答這個問題，‘與什麼相比較？’ 擁有可與實驗組相比較的對照組，使我們能夠確定這種干預是否具有獨立或獨特的效果。”

這項研究把參加的人分為22組——10個男子組和12個女子組。參與者大約是白人、黑人各佔一半，年齡從18歲到65歲不等。大多數人因違反假釋或緩刑規定而被關押在這所弗吉尼亞監獄，他們平均入獄五到六次。對照組相當相似，儘管他們比較不可能是：基督徒、已婚或犯下暴力罪行。

研究顯示，在修過該課程的小組中，抑鬱、焦慮和憤怒以及“複雜的悲傷”都減輕，這後者包括否認受過創傷、否認經受過負面影響和避免參加與該創傷有關的活動。他們也較少有抑鬱症和更少有自殺念頭。

同時，與對照組相比，實驗組的人感覺到更多的寬恕和同情，和有更多的韌性。

約翰遜說，他和與他一起的貝勒研究員張俊雄（Sung Joon Jang）、馬特·布拉德肖（Matt Bradshaw），都預期會看到一些差異。但是，他們並沒有預料到會這麽清楚，甚至就在專案剛完成之後。

他說：“我們看到PTSD癥狀減少、情緒健康增加，對上帝和《聖經》的態度有所改善。”

約翰遜說，對普通民眾的影響可能沒有像對被監禁者那樣明顯。監獄裏的人在他們的人生中通常經歷過更多的創傷，而且與普通民衆存有不同的統計分類和不同的景況，以至不能確定是否能夠把研究的結論外推。但約翰遜說，這課程不是專門為監獄設計的，他預料將看到閱讀《聖經》中有關創傷的內容，對每個人都有類似的影響。

希思·蘭伯特(Heath Lambert) 寫了許多用《聖經》做輔導的書籍，他說如果你意識到在《聖經》裏關於創傷、孤立、疏離和危機講了許多，你就會瞭解這是有道理的。

蘭伯特是肯塔基州路易斯維爾市美南浸信會神學院的副教授、佛羅里達州傑克遜維爾第一浸信會的主任牧師，他說：“這正是寫下《聖經》要處理的問題。《聖經》真是處處切題。”

蘭伯特親眼目睹了瘟疫對人們造成的一些創傷性影響。他教會裡有些人失去了親人。許多人正在處理難以忍受的孤獨——與教會和家庭分離。

他說：“這是孤立、艱難和傷害。我和這些人通了電話，他們在流淚。”

蘭伯特認為，教會可以成為解決孤單和隔絕提供實用答案。但是有了《聖經》，基督教牧師也可以幫助人們遇見一位有主權的上帝，祂掌控一切，並且親自愛著他們。

他說：“教會藉著談論一位偉大掌管世界的上帝來處理恐懼問題。”

蘭伯特說，雖然目前還很難確定，但他預計瘟疫過後，來教會的人數將會增加，因為他們正在尋找答案和團體生活。

ABS希望幫助教會做好準備，提供基於《聖經》的材料，幫助人們度過創傷。

馬丁說：“它改變你思考的方式。它改變你對痛苦的看法。它改變你對苦難的看法。”

雖然瘟疫所直接造成的苦難可能很快就會結束，但解決創傷的需要並不是從COVID-19開始的，而且在這以後將會持續很久。

馬丁說：“我們都有傷口。我們都有痛苦。邀請通過聖經與那‘受傷過的治療者’見面，會有改變生命的力量。”

翻譯：元鵬

責任編輯：吳京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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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阿富汗難民到我這裡來

Russell Moore

在這個全球性時刻，我們受到呼召去遵從基督的誡令，敞開我們的心扉、張開雙手。

Kent Nishimura / Getty Images

正如令人揪心的阿富汗畫面向我們顯示的，大多數希望逃離塔利班的人將永遠無法逃脫，甚至對於在那二十年戰爭中忠實地幫助過美國的許多人也是這樣。

不過，還是有些人將能夠逃到其他國家——包括美國——尋求庇護，並開始新的生活。作為福音派基督徒，我們應該下定決心，甚至在我們的新鄰居到來之前，就不理會那些要我們懼怕這些難民的人。

歷史上，那些希望排斥難民的人採取了許多不同的策略。他們有時用“不潔”的語言——用嚙齒動物或昆蟲做比喻——來談及他們，或者可能暗示，尋求庇護者本身就是疾病的載體。儘管不那麼經常，他們有時會像現在某些人那樣直言不諱地把難民說成是 “入侵”，是來“取代我們”的人（而“我們”則幾乎總是指作為名義基督徒的美國白人）。但也許最常見的做法是，將難民說成是一種威脅。

正如我們在過去幾年中所看到的針對敘利亞和庫爾德難民一樣，我們很快就會聽到那些堅持不懈爭辯說阿富汗難民是恐怖分子的呼聲，或者至少是說他們可能是，因為他們 “未經審查”，我們對他們一無所知。這些說法並不真實。

正如特朗普政府的前高級國家安全官員伊麗莎白·諾伊曼（Elizabeth Neumann）所展示的那樣，即使一個恐怖分子想玩二十年的長線遊戲，假裝成一個親西方、反塔利班的人物，對所有這些難民的審查過程是緊張而嚴格的，使用了大量的生物識別和生物統計檢查。而且正如諾伊曼所指出的，與關於難民的這種言論相隨發生的，幾乎總是針對難民的犯罪、暴力的增加。

難民遷入你的社區，不是為了恐嚇你或“取代”你。相反，他們將尋找機會開始新的生活——他們的兒子不會被謀殺，他們的女兒不會被被嗜血的暴君強姦。從這點看，他們和無數到美國尋求庇護的人是一樣的。你可以在你鎮上的國慶節遊行中看到他們中的許多人；他們往往是揮舞着最大的美國國旗並為愛國的喜悅而哭泣的人。

這些難民中的一些人是你在基督里的兄弟和姐妹。有些人將是你未來在基督里的兄弟姐妹。不過，無論他們是否如此，他們當中每個人向我們反映出的，是一位按照祂的形象創造人類、並愛我們每一個人的上帝的形象。

針對難民的恐懼是為了讓我們處於一種緊急狀態，將所有我們不非常熟悉的人和事視為一種威脅。這使觀眾被始終吸引到電視節目上、聽眾不斷給廣播節目打電話，捐贈者源源不斷地給政客和利益集團捐錢。這種邊緣系統的超控，甚至會使熟悉《聖經》的基督徒忘記耶穌給我們的最基本的誡命，即愛和關心弱勢群體。

正如小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 Jr）在1963年所寫的那樣，在耶穌寓言中，祭司和利未人避開了耶利哥路邊被打傷的人，他們可能沒有感到殘忍或無情。他們可能很害怕，而且可以理解。通往耶利哥的道路是暴力犯罪分子的危險前哨。那些匆匆走開的很可能認為他們會是下一個被打的人。

“也許劫匪還在附近，”金寫道。 “也可能地上的傷者是個騙子，希望把路過的旅行者吸引到他身邊，以便快速而輕易地搶劫它們。我猜想，祭司和利未人問的第一個問題是：‘如果我停下來幫助這個人，在我身上將會發生什麼？’”

有些時候，我們被呼召對鄰里給予真正危險的愛。從撒瑪利亞人對耶利哥路上傷者的照顧中，我們看到了這一點。還有，早期教會克服了恐懼，不怕那個曾迫害教會、名為大數人掃羅的恐怖分子可能假裝成門徒，從內部傷害它們（徒9:26）。

就阿富汗難民而言，我們自身甚至沒有面臨任何接近這種程度的危險。

恐懼有時甚至會淹沒我們最深刻的信念。我們開始以自我保護的方式行事，使我們甚至不分青紅皂白地對想象中的威脅出手。但《聖經》告訴我們，“愛既完全，就把懼怕除去”（約一4:18）。這應該提醒我們，當我們發現自己問“誰是我的鄰居？”時，我們問的是錯誤的問題。

羅素·摩爾（Russell Moore）領導《今日基督教》的公共神學項目。

翻譯：吳京寧

奧運會是關於失敗

Timothy Dalrymple

奧林匹克夢想激勵無數人去追求他們永遠無法實現的目標。這也是為什麼說它是一件好事。

Dean Mouhtaropoulos / Getty Images

我仍記得第一次看到它時的感受。那是在1984年，奧運會在洛杉磯舉辦。全球各地的家庭圍坐在發光的電視機前，奮鬥和勝利的故事湧入他們的客廳。

我當時只有八歲，如痴如醉。火炬傳遞、開幕式、卡爾·劉易斯（Carl Lewis）、埃德溫·摩西（Edwin Moses）、瑪麗·盧·雷頓（Mary Lou Retton）的非凡表現，一次又一次，美國國旗在獎牌儀式上飄揚、流着淚的運動員唱着我們的國歌——這一切都讓我着迷。最吸引人的是男子體操隊贏得了金牌。我的靈魂升騰起來。

或許你見過大海邊碼頭上的海鷗。當風向恰好時，鳥兒只需伸出翅膀，就可以騰駕於的氣流之上。就是這種感覺。那是一個夢，一種渴望，也是靈魂的飛翔。

這種渴望改變了我的生活。它激勵我開始了體操職業生涯。當我躺下入睡，它使我的腦海充滿輝煌畫面。它支撐着我度過無數次的訓練和一系列令人痛苦的傷病。它把我帶到全國各地，甚至是大洋彼岸，當我成為了全國青少年全能冠軍和國家隊成員。它甚至把我帶入了一所我根本無法負擔的大學，並在大一時讓我為斯坦福大學獲得了NCAA（美國全國大學體育協會）的冠軍。

然後，它卻轟然傾倒了。在1996年奧運選拔賽前的幾個月，我從單杠上摔下來，摔斷了脖子。轉眼間，我的體操生涯以失敗告終，我還被判處終身脊柱損傷和慢性疼痛。

作為一個有信仰的人，我相信那段經歷充滿了上帝的旨意。宇宙充滿了目的，處處滲透着意義。正如詩人所寫，“你所定的日子，我尚未度一日，你都寫在你的冊上了。” （詩139:16）。這就引出了一個問題：這有什麼意義？如果只是以受傷和失望告終，那麼這數千小時的訓練和艱辛的目的是什麼呢？這其中的意義何在？

當我在電視上觀看東京奧運會時，同樣的問題進入我的腦海。又一次，我們看見在不可能的困難面前獲勝的故事。我們也看見更多失敗的故事。許多運動員發現自己的故事突然斷了脈絡。傷害和意外介入其中。原本被期冀獲勝、甚至將主導比賽的運動員紛紛落敗。如果稱這些為“失敗”聽起來會顯得刺耳，那或許是因我們還沒有認識到失敗可以是一個怎樣的夥伴。

事實上，奧運會都是關於失敗的。奧運會毫無疑問地引發了大量的失敗。

絕大多數參加奧運會的運動員根本得不到獎牌，更不用說金牌了。許多在一個項目獲得金牌的選手在其他項目中也會落敗。然後，當然，絕大多數人早在爭取進入奧運代表隊這一點上就失利了。

以女子體操為例。僅美國就有數百萬女孩練習體操，每年都會有數萬人參加比賽。然而每四年最多只有六個人能進入奧運代表隊。如果有一百萬個女孩因看了西蒙娜·拜爾斯（Simone Biles）或蘇妮莎·李（Suni Lee）的比賽，懷着奧運夢報名參加體操班，也許其中九十九萬九千九百個女孩將無法圓夢。

當然，在這條道路上會有一些小小的勝利。但即使是那百萬分之一進入奧運代表隊的體操運動員，也會對失敗愈加熟悉。學習新的技巧和新的常規動作都勢必經歷無數次的失敗。即使是像拜爾斯這樣具有絕對優勢的體操運動員，也必須在看似無止境的連續失敗中奮力堅持。然後當她踏上奧運舞台時，她的故事可能會變得更複雜。美國隊的每一位體操選手都經歷了她的成功和失敗。傑德·凱里（Jade Carey）前一天晚上還在哭泣，第二天就戴上了金牌。

重點不是要批評運動員。重點是失敗對於運動生涯來說是必不可少的。奧運夢激勵着全球數千萬甚至數億人去追求他們永遠無法實現的夢想——但在為這些夢想奮鬥的過程中，如果幸運的話，他們會超越他們本來要成為的人。

我曾向許多奧運選手詢問他們的經歷。他們都公認的一點是，這經歷從來都不僅僅關乎奧運會本身。這其實是關於在努力追求卓越的過程中他們成為了怎樣的人。很大程度上，這是失敗對他們的造就。勝利，當它真來到時，也是弔詭的。它威脅要除掉失敗所成就的一切。勝利對靈魂更危險，失敗卻更有教益。

“失敗使我們更強大”並非只是一句世俗格言。失敗並不總是如此。有些失敗如此具有破壞性或如此徹底，以至於很難找到一條救贖的路徑。一些失敗把我們變得苦毒而不是更好。

然而，若我們願意從它的指引中學習，失敗可能是發生在我們身上最好的事。《聖經》中充斥着失敗的故事。如果亞伯拉罕和摩西未曾失敗，他們能成為信仰的典範嗎？大衛能寫出他的詩篇嗎？《傳道書》中的夫子試圖在屬世的追求中找到意義，我們卻因他在失敗中獲得的智慧而蒙福。如果彼得和保羅未曾因他們的失敗而謙卑，他們會成為神手中合用的器皿嗎？

回首往事，我才看得清晰。失敗——我一路所經受的失敗，以及因受傷而未能進入奧運代表隊的失敗——如此深刻地塑造了我，以至於我幾乎不知道若沒有它我將會成為誰。它讓我看到了自己的盡頭。它讓我學會了憐憫。它讓我看到了自己的許多罪孽和缺陷。它讓我看到我需要一種超越自己的力量。它照亮了上帝的恩典。在某些方面，奧林匹克夢想扮演着類似於律法的角色（羅3:20，7:7）。作為一個完美的理想，它激發了我們的努力、失敗，並最終承認我們的弱點，和對神的完全依賴。

與其他無論是否進入奧運會的運動員一樣，我的體操生涯的目的從來不是為了掙得幾個閃亮的金牌榮耀時刻，而是為我接下來的生活做準備。它從來不是為了讓我成為冠軍。而是要將我培養成一個器皿。

在我的職業生涯結束后，一位年長的體操運動員告訴我：“你學會了如何在一件事上做到出色。現在把你所學到的一切都拿出來，在其他方面也有所建樹。” 這似乎是很有幫助的建議，也許這也正是當時的我需要聽到的。但我那時還未能拋開對勝利的崇拜。

現在，25年過去了，回首過往我有了不同的看法。對於運動員和我們所有經歷過失敗和失望的人，我想說：你已經學會在與神的團契中經歷失敗。現在再去失敗一次，把失敗當作朋友來迎接。因你的失敗會磨鍊你，如果你允許它這麼做的話。它將越來越多地塑造你，使你成為基督的模樣。在變得像基督的過程中，你會成為榮神益人的器皿。

提摩太·達林波爾（Timothy Dalrymple）是《今日基督教》的總裁兼CEO。在Twitter上關注他@TimDalrymple_。

翻譯：許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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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麼會所有先知對川普的預言都錯了呢？」

Stefani McDade

一些靈恩派領袖正從過去的錯誤中學習謙卑，拒絕將政治偶像化，重新將目光定睛在在基督身上。

Illustration by Dorothy Leung

跟在美國和世界各地數百萬人一樣，耶利米·約翰遜（Jeremiah Johnson）在選舉之夜熬夜到深夜。當他在電視螢幕上看到唐納·川普（Donald J. Trump）原本領先的差距不斷下降，他難以置信地呆坐著。

許多人認為前任總統會贏得連任：約翰遜是美國靈恩派的領袖之一，他們聲稱有神的話語作後盾。

11月4日的早晨，當全國人民得知喬·拜登（Joe Biden）的票數仍領先的消息時，約翰遜向他的電郵群組發出了「先知警告」，聲稱他和「成熟並經過考驗的先知們」有一致的看法：川普獲勝了。

約翰遜在寫給追隨者的信中強調：「要麼是說謊的靈充斥了美國眾多值得信賴的先知們的口，要麼是川普確實贏得了總統寶座，而我們卻目睹一個極端驚人的邪惡計劃正在展開，他們在竊取選舉。我打從心底相信後者才是真實的。」

今日，每當約翰遜回想起那封信時，感到非常尷尬。

與那些繼續堅持川普獲勝的人不同，2021年初，約翰遜已經改變了他的想法。現在他幾乎認不出去年寫那封電子郵件的人（他自己）了——他的妻子、工作人員或摯友也認不出來。相反的，他說，神充滿恩典地使用因對川普預言錯誤所導致的混亂結果，讓他的生命開始有「催化性和戲劇性的轉變」。

約翰遜對《今日基督教》的記者說：「我原本和其他人一樣非常堅持那些想法。」這是繼他自一月份公開的懺悔，以及在三月份停止他本人的事工後所接受的第一次媒體採訪。「我告訴人們我感覺自己再次被救贖了——我體驗到上帝的恩慈。我被祂管教，我流了許多眼淚，感謝主把我喚醒。」

約翰遜只有33歲，但每當他站在講台講道時，他的話語既嚴肅且堅定。回首往事，約翰遜看到2020年的選舉日將如何永遠成為他故事的一部分，使他重新聚焦在上帝對他的呼召及事工上。

約翰遜追溯他的信仰至他出生前。他的母親在懷他時做了一個夢，引導她為他起名耶利米。他出生時本來會死的，因為他的脖子被臍帶纏住，但被醫護人員救活了，大家稱他為「奇蹟寶寶」。

到了七歲時，約翰遜每天晚上都有預言性的夢。

約翰遜是一位靈恩派牧師的兒子，他從小就是一個延續主義者（Continuationist）——相信聖靈今天仍存在，而且很活躍，透過超自然的神蹟奇事——如哥林多前書12章中提到的那樣（用醫治和說方言）——並透過使徒、先知的角色在作工，在像約翰遜這樣的人的圈子裡，人們認為先知們能準確地、頻繁地聽到神的話，並知道預言的種種細節。根據哥林多前書14:3，他們期望使用這種恩賜「對人說話，要造就、安慰、勸勉人。」

當約翰遜穿著牛仔褲、襯衫和西裝外套在講臺上證道時，他有時會停下來傳遞一段他感覺上帝敦促他向某位會友傳遞的預言性的「話語」——可能是—段來得正是時候的肯定話語或聖經經文，或是提醒他上帝某個特定的屬性。

整本聖經有多處提及預言的恩賜，多數五旬節教派和靈恩派傳統也鼓勵人追求預言的恩賜。但約翰遜和一群牧師、巡迴佈道家、作家及公眾演講者所呈現的形象是，他們更像舊約裡的「先知的職份」（不僅僅是有預言的恩賜，而是先知），並聲稱上帝賜給他們一種能知曉國家和全球重大事件的「啟示的靈」。但多數具有預言的恩賜的人則較不注重「預測未來事件」，而是較關注向上帝的子民發出勸告或鼓勵性的適當話語。

在2015年預言川普將贏得隔年首次的總統選舉時，約翰遜是佛羅里達州「天父之心」事工的牧師和植堂者。

當時共和黨的黨內初選候選人有好幾位，約翰遜說，他在一個夢中聽到神的話，即川普有「先知性的宿命」，將會當上總統，川普將「像一頭公牛在收藏瓷器的櫥櫃裡一樣」。約翰遜的異象吸引了一群靈恩派事工領袖們的注意，他們渴望對美國的政治議題做證道和發預言，因此將這位年輕的牧師提升到全國性的高度。

「因為我正在牧養教會，因為我參與在人們的生活中，我只覺得這是一個偶發事件，『上帝在聚會時和我說話，我將它傳遞出去，然後這些話紅遍全國，然後川普當選了，就是這樣。』」他說。

但自2018年開始，約翰遜說，上帝又開始對他談及川普了。他的一些信息包含對教會的警告——上帝要得到總統的心，而不是他的金錢和權力，於是支持者們開始「看到他犯的錯」並「為他的靈魂呼求」。2019年10月，約翰遜做了一個三合一的夢——就是道奇隊會贏得世界棒球大賽冠軍，艾米·科尼·巴雷特（Amy Coney Barrett）會在選舉前宣誓就職擔任大法官，以及川普會贏得2020年的大選。

夢的前兩部分都實現了，於是約翰遜放大膽子，將夢的第三部分當作從神而來的預言。

如今回首往事，約翰遜認識到「同時擁有發言平臺及一群渴望聽到總統大選消息的聽眾」的危險。

「我的十篇講道裡有九篇是關於上帝的，與政治或時事無關，但只因為那一篇關於政治的信息能引起如此多關注，我認為它變得有害，而且隨著時間推移，它也變得很危險。」

他說，坦白而言，「無論你是否會稱之為誘惑⋯⋯但這就是人們想聽的。」

在川普確定敗選後不久，約翰遜說，他從上帝那裡聽到另一句話：「你做錯了，而我要用這個機會讓你謙卑。」

這是一個懲戒性的指責。約翰遜向所有的人道歉，並離開公眾的視線，禁食禱告長達三個月的時間。然後，他放棄了事工合作夥伴和追隨者，後者仍然敦促他回應並評論其他政治性的預言。他關閉了「耶利米·約翰遜事工」，也因此失去數百位富有的贊助者。

當他把這一切拋在腦後時，他感到一股自由和輕盈的感覺。

他形容這種經歷是上帝帶領他離開一間「充滿陷阱」的房間，在那裡，屬靈的事物與政治問題被攪和在一起。他說，「那個房間裡有足夠的耶穌使你留在那裡，但沒有足夠的耶穌讓你定睛在祂身上。」

約翰遜一位長期的屬靈導師——來自丹佛的羅倫·桑福德（Loren Sandford）牧師同樣預言川普會連任。兩人在選舉前後有所聯繫，並於同日發表個人的道歉信（就在選票認證被國會大廈發生的暴動打斷之後）。和約翰遜一樣，桑福德也承認自己預測錯誤，並面臨類似的後果。

然而，令他們兩人都感到震驚的是，他們因悔改受到的批評比他們因預測錯誤而收到的批評還要更多。

當約翰遜和桑福德感到懊悔時，其他靈恩派的領袖正在為持續的抗爭作準備。許多預言川普會連任的人，以及許多牧師，在選舉後繼續堅持自己的立場，並堅持川普續任總統是上帝的旨意。有些人對自己的預言變本加厲，孤注一擲。

里克·喬伊納（Rick Joyner）是一位作家及創立「晨星事工」的佈道家，他與電視佈道家吉姆·巴克爾（Jim Bakker）一起預言，說美國應該為共和黨和民主黨之間的內戰做好準備。

奮興佈道家杰夫·詹森（Jeff Jansen）宣稱川普仍然是總統，軍方正在將拜登趕下臺的程序中。

隨著拜登就職日的過去，數百萬人開始思考為什麼預言裡所宣稱的軍方接管沒有發生。靈恩運動更進一步陷入「絕對的混亂和衝突」裡。

「許多上帝的百姓受到傷害，這個世界在嘲笑我們，認為我們對耶穌的信仰就如這些失敗的川普預言一樣虛假，」邁克爾·布朗（Michael Brown）在一篇譴責此類預言的文中寫道，他是自1990中期布朗斯維爾復興運動（Brownsville Revival）以來備受尊敬的靈恩派領袖，也是約翰遜的另一位屬靈導師。「畢竟，」他們想知道，「怎麼會所有的先知都錯了呢？」

如今，布朗、桑福德和約翰遜渴望解釋導致選舉預測錯誤的原因，並讓神利用這個引人注目的失敗作為重新審視看待預言和使先知們有問責機制的指導原則的機會。

約翰遜在二月份說：「我相信神想在靈恩運動及預言運動中動工。我相信神要我們謙卑自己。我相信神要我們自我反省。我也相信神要我們去思考那些會讓我們感到難受的問題。」

七山（Seven Mountains）理念

現代的新靈恩運動圈子（他們或被稱為第三波靈恩運動、新使徒改革運動，或獨立網絡靈恩基督教）是美國增長最快的基督徒群體之一。該運動理念的一個特徵是它著重於「七山策略」，也就是基督徒的使命是要佔領七個關鍵的文化領域：媒體、政府、教育、經濟、家庭、宗教和娛樂——來作為贏得萬國的關鍵途徑，為主的再來作準備。

七山理念已經存在幾十年，起源於著名的福音派人物，如比爾·布萊特（Bill Bright）、洛倫·康寧翰（Loren Cunningham）和法蘭西斯·薛華（Francis Schaeffer）。最初，這是對當時一些基督徒的文化分離主義心態的回應，鼓勵基督徒在各個文化領域帶來福音的影響。

布朗說：「問題在於，當我們把七山理念與统治神學主義者的心態結合起來時，我們基本上掌管屬靈領域的話語權」，並進一步將其與後千禧年神學結合在一起，也就是基督徒不僅被呼召在他們所居住的文化領域裡事奉上帝，更要在地上的權力結構裡佔有領導地位，好為基督在地上的千禧年國度的統治做準備。

雖然统治神學主義的指控被反對者視為貶義詞，但這個詞起源於它的運動本身。前富勒神學院教授C.彼得·瓦格納（C. Peter Wagner）在2010年出版的《統治！神國行動能如何改變世界》一書中接納了「統治神學」，幾位早期推崇這種神學的靈恩派領袖，包括使徒領袖蘭斯·瓦爾瑙（Lance Wallnau）和約翰尼·恩洛（Jonny Enlow）也是如此。

這些領袖認為，川普的成功和影響力使川普成為幫助基督徒「恢復基督教文化」的理想人選。

即使在拜登宣誓就職後，恩洛仍然堅持川普贏得選舉，並宣稱「如果你能看到天堂裡有什麼，是誰坐在寶座上——上去看看天堂裡的總統席位，看看誰在那裡。不是拜登，是川普。」恩洛還在其他地方說，「在天上，川普總統被視為地球的主要領袖。」

恩洛還把對川普宿命的預言與七山統治主義及QAnon陰謀論連結在一起，聲稱「現在山頂上的全球網路裡有獻祭兒童的戀童癖者」，而上帝派遣川普參與這個神聖的「救援行動」。

雖然這類言論聽起來可能有些極端，但瓦爾瑙和恩洛在該運動一些最大的靈恩派網路裡廣受人們的信任，與他們一起發表意見的還有其他不少受歡迎的領袖人物，如擁有25萬訂閱量的預言網站「以利亞名單」的史蒂夫·舒爾茨（Steve Shultz），以及北加州一間巨型靈恩派教會及事工中心，伯特利教會（Bethel Church）的比爾·強生和貝尼·強生（Bill & Beni Johnson）。

預言的責任

早在2016年，當時只有少數領袖預言川普將贏得第一次總統選舉，有一些靈恩派人士對此充滿盼望，但多數人則持懷疑的態度。在川普任期的幾年裡，關於他連任的預言持續增長。一項調查發現，超過半數的白人五旬節派基督徒認為總統由神所膏抹，這些「預言選民」成為川普福音派基本盤的代言人。

根據布朗的說法，聲稱有直接從上帝那裡得到關於川普連任的預言的人只是一小部分。

但他表示，由於這些人在網路上強大的影響力，這個“說著同樣的話的少數聲音”有效地接觸到靈恩運動裡多數的人。

對靈恩運動的批評者來說，現代先知聲稱聽到來自上帝關於總統選舉的信息並不是最嚴重的問題。對川普連任的錯誤預測也不是。最嚴肅的是，當這個預言被證明是錯誤的時候，許多人不願意承認。

布朗說：「不負責任的預言是個嚴重的問題已經有一定的時間了。」他稱之為「現代五旬節運動」的禍根。

在新約裡，使徒保羅敦促他的跟隨者們，「要切慕屬靈的恩賜，其中更要羨慕的，是作先知講道。」（林前14:1）並警告他們，「不要藐視先知的講論，但要凡事察驗，善美的要持守」（帖前5:20-21），因為在地球的這一邊，「我們現在所知道的有限，先知所講的也有限，等那完全的來到，這有限的必歸於無有了。」（林前13:9-10）

「每一個真正的預言都需要受現實的檢驗。」桑福德說。他仍然記得千禧年（2000年）發生的事。當時，「知名的先知們預言世界末日即將到來，所有電腦都會壞掉。」時至今日，他說，「我還沒有聽到發出那種預言的任何ㄧ人說過ㄧ句道歉的話。」

「一年前，在逾越節前後出現了許多預言，」他說。這些預言——在2020選舉開始前幾個月——聲稱冠狀病毒在抵達美國邊境之前就會開始消失。「嗯，這件事也沒有發生，」他說。

雖然桑福德和布朗對一些尚未為對自己錯誤的預言公開表示悔改的人持悲觀態度，但他們開始對整個預言運動的發展感到樂觀。

桑福德擁有富勒神學院的道碩學位，他回顧一些為公開性的預言擬定的聖經原則，例如：「雖然我珍惜來自聖靈的屬靈經歷，但我不會把主觀經歷和判斷力置於聖經教導之上」，並發誓要對任何錯誤的預言作出完整的認錯、悔改和道歉。他加入另一群人，計劃在2021秋天開會討論關於發預言的改革。

早在2021年2月，布朗就已重新審視了類似的原則，他開始與美國使徒領袖聯盟（US Coalition of Apostolic Leaders）主席約瑟夫·馬特拉（Joseph Mattera）主持每月一次的線上會議，參與者包括約翰遜在內的20至30位全球不同類型事工的領袖，為他們的社群制定為預言負責任的指導方針。

這份由包括蘭迪·克拉克（Randy Clark）、丹尼爾·科倫達（Daniel Kolenda）、克萊格·基納（Craig Keener）、R·T·肯德爾（R.T. Kendall）、馬克·德雷思科（Mark Driscoll）和韋恩·古德恩（Wayne Grudem）在內數十位倡議者所簽署的一份新聲明指出，這是一個「主的肢體對於預言的恩賜和先知的事工懷有諸多疑問的時刻。」

《新約與今日預言的恩賜》一書的作者古德恩是1980年代的關鍵人物，他提出，這種屬靈恩賜可與有紮實教義的福音派信仰並進——此立場在21世紀改革宗靈恩運動中已在全球被廣泛接受。古德恩曾是2016年支持川普的最著名的改革宗福音派人士之一（但在一卷記錄川普聊天時以“隨意摸女性”為笑話的錄影帶被公佈後，撤回了他的支持）。

另一個簽署者是伯特利教會（Bethel Church）資深領袖克理斯·瓦洛頓（Kris Vallotton），他也預言了川普的連任，但後來為此道歉。瓦洛頓通常用「話語（word）」 來表示一個預言信息，他寫道，他「一年前收到關於謙卑的話語⋯⋯每當我迷失或不知道在這個瘋狂的時刻該怎麼做時，上帝總告訴我，『謙卑才是往前行的正路』。」

《Charisma》雜誌的編輯史蒂夫·斯特朗（Steven Strang）和前編輯珍妮弗·勒克雷爾（Jennifer LeClaire）也在此聲明裡簽名。斯特朗很早就積極宣傳關於川普會連任的預言，他將許多預言特別發表在他的《斯特朗報告》專欄裡。選舉後不久，他也繼續敦促他的追隨者向上帝爭取推翻選舉的結果。

珍妮弗雖沒有預言川普將會連任，但她曾是預言川普2016年會選上總統的陣營一員，她當年形容，在2016年投票給川普，擴大紅州（支持共和黨的州）的版圖有如「耶穌鮮血」的象徵。

如今她也加入警示人們的行列。她說：「即使我們無法支持同一個政治旗幟，我們也必須在基督的旗幟下合一。」

在2019年因預言川普將連任而成為福斯新聞台焦點的加州教會領袖肖恩·博爾茲（Shawn Bolz）回首往事時，認識到川普的一些追隨者帶有「彌賽亞情結」。

博爾茲說：「這些人（包括曾經的他自己）嚴重的把信仰跟選舉結果綁在一起，以至於當我悔改時，我好似一個逃兵，不再屬於這個團隊。」博爾茲因著他為曾經錯誤的預言道歉而收到死亡威脅。一封手寫的信警告：當川普再次當選時，博爾茲將被吊死在白宮門前，因他是假先知。

珍妮弗·托萊多（Jennifer Toledo）說：「無論人們怎麼跟你說——根據我們所看到的，以及人們的行為表現——他們的盼望不在神，而在川普身哨，這點無庸置疑。」托萊多與她的先生及博爾茲在洛杉磯一起創立名為「Expression 58」的靈恩派教會。

無論川普是否會在2024年再度參選，像博爾茲和托萊多這樣的領袖都禱告他們牧養的地方教會和更廣泛的靈恩派教會能進行對話，討論他們在靈裡的盲點，並重新將目光定睛在基督身上。

川普在2016年競選總統時，他的支持者之間最常提到的經文是：「這稱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禱告，尋求我的面，遠離他們的惡行，我必從天上垂聽，赦免他們的罪，醫治他們的地。」（代下7:14）這是一段很五旬節派基督徒歡迎的經文，在靈恩派圈子裡也經常被引用，最終成為預言性的呼籲，呼召人們為川普的選情和連任禁食禱告。

雖然許多靈恩派的領袖以古列王來比喻川普——這位波斯國王讓神的子民從流放中回歸，帶他們回到應許之地——托萊多的會眾卻以《以賽亞書》58章作為他們的指引，在這段經文裡，上帝譴責以色列人沒有看到真正的復興和由上帝而來的恢復並非僅僅在於人們對公義的改革的追求，而是出於人們全面性的悔改與相互和好。

在整本聖經裡，先知們代表上帝向祂的子民宣講的正是這樣的信息。

布朗說，先知們「對聖靈有著獨特的依賴——為了得到祂指引、啟示、洞見和靈感——使他們能傳揚祂的話語並牧養人群。先知們需要維持專注立，走在正道上，緊抓上帝所看重的事，並確保一切不會偏離正路。」

但正如耶利米·約翰遜所目睹的，許多先知們因著其他事情分心，反成了上帝子民的「絆腳石」，因為「當先知分心時，百姓就會分心。」

約翰遜說，「我們曾提過把政治當成偶像崇拜，但人們也可能把先知當偶像崇拜。只是沒有人談論這一點。」他說他相信「先知們已成為教會肢體的偶像」，雖然「先知們已被神教訓謙卑了，神的百姓也需要為崇拜先知悔改。」

約翰遜還憂心，許多基督徒已經忘記了預言的恩賜在事工裡的主要作用：不是預測未來發生的事或預報選舉結果，而是引人歸向基督。

在2021年初為期三個月的禁食禱吿中，約翰遜專心聆聽神的聲音時，他聽到神說：「一個人正在死去，一個事工正在死去，我要你開始專注於一個新的運動⋯⋯幫助基督的新婦（教會）為我們榮耀的新郎耶穌，我們大君王的再來作準備。」

放下了「耶利米·約翰遜事工」，約翰遜牧師開始一項名為「全球祭壇」的新事工。在北卡羅萊納州夏洛特市的教會和事工總部舉行的長達三個小時的敬拜聚會上，他在講道中呼籲大家重新將目光定睛在基督身上。「主啊，求祢掌管我們的動機和意念，使我們將純潔且單ㄧ的真心獻給耶穌。」

隨著越來越多靈恩派領袖加入這個日益壯大的覺醒運動，約翰遜相信靈恩派的會眾將重新拾起他們的異象。「神的靈正在使預言運動謙卑降服於祂。很明顯的，神正在呼喚祂的子民回到祂身邊。」

史蒂芬妮·麥克德（Stefani McDade）是《今日基督教》的撰稿人，她居住在喬治亞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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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阿富汗投入是否值得，還是浪費？隨着塔利班重新掌權，基督徒在哀慟、禱告和學習

李怡寧（Morgan Lee）

在全世界爭論美國撤軍行動之時，15位各界領袖反思了他們如何運用自己的信仰來理解在撤軍后如何最好地倡導正義的問題。

圖片: Paula Bronstein / Getty Images

2021年7月30日，阿富汗喀布爾，在安靜的美國大使館圍牆上人們所看到的壁畫。

很難忘記在塔利班佔領喀布爾之後，阿富汗人為了離開自己的國家而不顧一切地衝上即將起飛的飛機的畫面，有些人徒手扒在飛機上。

美國總統喬·拜登（Joe Biden）繼續前總統唐納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從阿富汗撤軍的計劃、塔利班迅速接管，以及在疏散翻譯和其他面臨迫害風險的人方面似乎缺乏協調和規劃，都引發了全世界強烈的憤怒和悲傷。

美國境內外的基督徒對美國政府和軍隊應該做什麼有不同意見。但他們正試圖運用他們的信仰來幫助他們了解如何在事後最好地倡導正義。

CT調查了15位領袖，了解他們對美國撤軍和塔利班接管的哀慟；他們如何為阿富汗的未來禱告；他們認為美國基督徒可以從這場戰爭中學到什麼；他們如何看待對宣教領域的長期影響；以及美國軍隊和外國基督徒工作者幾十年的投資是值得的還是浪費掉了。

調查的參與者：

克里斯·塞普爾

（Chris Seiple）是全球參與研究所（Institute for Global Engagement）的榮休主席，也是《人道主義干預中的美軍與非政府組織關係》一書的作者。

保羅·米勒

（Paul Miller）是喬治敦大學外交學院的國際事務教授。他曾在國家安全委員會中擔任阿富汗和巴基斯坦事務主任。

瑪麗亞·多斯特扎達·古德布雷克

（Mariya Dostzadah Goodbrake）和她的家人曾經是阿富汗難民。她現在擔任Global FC的執行董事，該組織為堪薩斯城地區的難民服務。

尤金

（Eugene）是一位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服務了幾十年的基督教工作者，由於正在進行的事工，他要求匿名。

珍妮·楊

（Jenny Yang）是世界救援會（World Relief）負責宣傳和政策的副總裁，該組織是全國福音派基督徒協會（National Association of Evangelicals）的人道救援分支，是美國九個難民安置機構之一。

馬克·圖利

（Mark Tooley）是《神意：基督教與美國外交政策雜誌》（Providence: Journal of Christianity & American Foreign Policy）的編輯和宗教與民主研究所（Institute on Religion and Democracy）的主席。

漢弗萊·彼得斯

（Humphrey Peters）是巴基斯坦教會的主教和白沙瓦教區的主教，該教區延伸至喀布爾。

瑞安·布拉謝

（Ryan Brasher）是在巴基斯坦拉合爾的福爾曼基督教學院（Forman Christian College）擔任了七年（2014-2021）的政治學教授。

馬克·莫里斯

（Mark Morris）是 RefugeeMemphis.com 的負責人和聯合大學（Union University）的城市神學研究教授。

曼蘇爾·博爾吉

（Mansour Borji）是“第18條款”（Article 18，即《世界人權宣言》第十八條——譯者注）的宣傳主任，該組織支持伊朗受迫害的基督徒。

喬希·曼利

（Josh Manley）是在阿拉伯聯合酋長國哈伊馬角進行教會植堂的高級牧師，他與阿富汗牧師們建立了關係。

福阿德·馬斯里

(Fouad Masri）是“新月計劃”的主席和首席執行官，也是一位黎巴嫩裔美國牧師。

胡倫尼薩·法里德

（Hurunnessa Fariad）是一位阿富汗裔美國穆斯林，也是“多信仰鄰居網絡”的外聯主任，該網絡在各宗教社區之間建立關係，以減少猜疑或對立。

另一位參與調查的是一位來自東南亞的資深傳教士，他要求匿名，因為他仍在受影響地區活動。

最後一位參與者是一位在美國的阿富汗人，她與一位阿富汗牧師結婚，由於在阿富汗的個人關係，她要求匿名。

點擊瀏覽以下問題：

對於美國的撤軍和塔利班的接管，你最哀慟的是什麼？
你將如何為阿富汗的未來禱告？
美國的基督徒應該如何反思這場戰爭？
如果美國參加的戰爭一開始就不明智的，那麼最好的辦法是否是停止並完全撤出，以示懺悔？
你認為這將對阿富汗和周邊地區的宣教領域產生什麼樣的長期影響？
美國軍隊和外國基督徒工作者幾十年的投入在多大程度上是值得的，還是白白浪費？
還有其他感想嗎？

對於美國的撤軍和塔利班的接管，你最哀慟的是什麼？

阿富汗牧師的妻子： 事情發生得太快了，沒有人準備好。據說是9月，但他們這麼快就離開了。我的單身妹妹無法逃脫。

胡倫尼薩·法里德： 首先需要知道的是，一個人民富有韌性和頑強精神的的國家將繼續遭受痛苦。 40多年的流血和恐懼已經夠多了，在今天的社會不應該發生。阿富汗已經回到了黑暗時代，簡直是一夜之間。

第二，加尼（Ghani）總統放棄了他為阿富汗人民服務的責任，這是多麼懦弱。 ……他出賣阿富汗，把它留給了狼群。第三，美國的撤軍計劃和執行得太差了。隨後在喀布爾機場發生的恐慌和奪路奔逃本來是可以避免的。超過8萬名SIV（特別移民簽證）申請者將如何處理，他們得到了美國政府的保護許諾，但卻被困在喀布爾，隨着塔利班的接管而擔心自己的生命。

第四，將對阿富汗婦女施加的暴力和控制。一想到婦女又要被迫穿上罩袍，在沒有合法的男性護送情況下不被允許離開家，不被允許上學和工作，被迫與塔利班成員結婚，我就會熱血沸騰，為我的人民心痛。

保羅·米勒： 我幾乎不知道該從何說起。我哀嘆失去的生命、失去的自由、猖獗的不公正、暴政和恐怖的勝利。壞人贏了。在我們生活的世界里，歷史上最富有和最強大的國家組成的聯盟集體說服自己，他們無力阻止一個國家陷入無政府狀態和野蠻狀態，而且，由於他們無能為力，他們告訴自己安慰性的神話，說這是不可避免的，沒有什麼可以做的。我感嘆我們對自己說的謊言和編織的神話，這些被用來使我們對自己做出的道德上冷酷無情和懦弱的決定感覺更好。

珍妮·楊： 我關注美國從阿富汗撤軍所帶來的人道主義後果，以及缺乏規劃，使許多脆弱的阿富汗人處於非常困難的境地，需要撤離的人的選擇有限。有許多群體對塔利班重新掌權意味着什麼感到恐懼：與美國軍隊有關的人、基督徒和其他宗教少數群體，以及婦女和女孩——特別是那些抓住機會追求教育的人。我們與他們一起悲痛，並要求美國和其他國家推動塔利班儘可能多地擴大對他們的保護。

曼蘇爾·博爾吉： 人權和民主這些來之不易的價值觀正在被進一步玷污，因為西方大國缺乏長遠的眼光和承諾，對這些價值觀口惠而實不至，從而給專制政權和意識形態提供了剝削國家、詆毀人民尊嚴的彈藥。

喬希·曼利： 雖然我對塔利班接管阿富汗的許多現實感到悲哀，但我最悲哀的是，這使阿富汗教會中親愛的弟兄姐妹處於危險的境地。一段時間以來，他們已經感受到（相對而言）一定程度的穩定和安全。我感嘆新環境對他們的未來可能意味着什麼。我感嘆他們現在突然知道的恐懼和擔憂。

馬克·圖利： 這場戰爭和所有戰爭一樣，反映了人的墮落。這是不可避免的，也是無法逃避的。然而，我們可以欽佩所有美國、阿富汗和各種北約人員以及許多非政府組織的犧牲和勇氣，他們為了阿富汗能夠擺脫過去的蹂躪而努力和犧牲。有許多成功之處：在這二十年裡，更長的壽命、更多的健康、更多的教育、更多的自由。這些勝利不會完全被塔利班所扼殺。而且我們可以認為，阿富汗的教會，無論多麼小，都已經播下了種子，其果實將以我們無法想象的方式在未來幾代人中收穫。

你將如何為阿富汗的未來禱告？

阿富汗牧師的妻子： 為了婦女的自由。

克里斯·塞普爾： 我的禱告是，新的裝備和服務方式將被揭示給阿富汗和中亞其他地區的教會。我特別希望整個阿富汗和該地區以及中東/北非地區的教會能夠成為創傷護理的場所，從而實現內部和外部的和解，為全社會服務。

馬克·莫里斯： 為塔利班領導人的獲救祈禱。祈求上帝將那些最危險的人從惡人的惡手中隱藏起來。為福音的推進和基督在阿富汗磨鍊他的教會而禱告。

曼蘇爾·博爾吉： 願人們的生命得到保護，特別是那些有信仰和/或信念的人，像塔利班這樣的偏狹團體認為他們會威脅、破壞其極權統治。阿富汗將像鳳凰一樣從灰燼中重生，這一次將更強大、更明智。上一次塔利班統治時，阿富汗人民意識到伊斯蘭主義革命者的承諾是空洞的。新一代人將重溫這一經歷。

保羅·米勒： 我為上帝國度的勝利，也為和平和正義祈禱，因為在可預見的未來，這些事情顯然是不可能靠人的努力實現的。

彼得斯主教： 我們祈禱聖靈觸動塔利班，讓他們保持柔軟的心，承認所有人的人權。基督的全球肢體需要向塔利班人表達基督徒的愛和同情，並分享上帝賦予我們的祝福和喜悅。如果在撤軍之前，我們每天為阿富汗祈禱一次，現在我們應該祈禱10次。

珍妮·楊：我最迫切的是為那些急於逃離的人禱告，希望上帝能保全他們的生命，並為他們開闢一條道路——不管是通過美國政府還是其他方式——在一個安全的地方找到避難所，使他們的權利和尊嚴得到充分尊重。除此之外，我還為阿富汗人民的蓬勃發展禱告，尤其是那些特別脆弱的人，希望他們能在充滿挑戰的環境中體驗到自由和快樂。我祈禱國際社會將繼續敦促塔利班改善婦女和兒童、宗教和少數民族以及其他經常與其持異見並可能在其統治下受苦的人的權利和自由。

胡倫尼薩·法里德： 我為阿富汗兒童禱告，希望他們永遠不必在炸彈和槍聲中入睡。我為一個在生活的各個領域——教育、商業、旅遊——促進和保護婦女以及阿富汗各民族的人權的國家禱告。我禱告阿富汗能像蘇聯入侵前那樣被承認為一個有力量、有尊嚴和有毅力的國家。

尤金：（我祈禱）阿富汗人民開始決定他們的未來，而不是由其他國家的軍隊在他們的國家控制和談論國家建設，而這是任何國家的人民都有權自己做的事情。（我的禱告是，希望）塔利班堅持他們的承諾，即建立一個更自由的社會，讓婦女參與生活的各個方面，並讓女孩/婦女上學。希望耶穌的追隨者在數量和成熟度上有所增長，並以改變性的行為和言語來祝福國家。

福阿德·馬斯里： 為秘密信徒的保護和倍增而祈禱。

祈禱阿富汗人能夠看到，一個伊斯蘭聖戰組織不可能成為多樣化的全體阿富汗人民的合法領袖。為在美國的阿富汗鄰里祈禱，讓他們遇到能夠安慰他們的基督徒朋友。

瑪麗亞·多斯特扎達·古德布雷克： 我特別禱告有勇氣、有韌性、有決心的一代人站起來。我相信，得到解放和基本尊嚴滋味的一代人不會忘記。我們侍奉的上帝不斷提醒我們不要忘記，要記住、要思考我們冒險走過的道路。我深深地祈禱，這一代人不會忘記民主的芬芳，而是勇敢地站起來，打敗敵人。我祈求在阿富汗人民的心中進行超自然的干預，讓神國的價值觀和原則像種子一樣奇迹般地種植在阿富汗的土壤中，像樹木一樣生長，結出我們無法理解的果實。沒有民主是在20年內建成的。沒有什麼是浪費的。

美國的基督徒應該如何反思這場戰爭？

瑞安·布拉謝： 美國的基督徒應該：a）感謝阿富汗歷史上的那段開放時期；b）當美國政府提出對外軍事行動時（這很可能是合理的，但二戰後，成功且道德的軍事干預的例子很少，特別是在全球南方），要有智慧和辨別力，而不是不加批判地愛國；c）對接受來自阿富汗和其他戰亂國家的難民，包括進入自己的社區方面，持開放態度。

克里斯·塞普爾： 這個問題的措辭引出了另一個問題：我們是碰巧成為基督徒的美國人，還是碰巧成為美國人的基督徒？無論哪種方式，都有世俗的和教會的方式來反思這場戰爭，認識到上帝對兩者都有主權，而且聖靈在兩者中積極工作。

在“屬靈”方面，我們可以問，一個基督徒是否應該關心這些事情，特別是由於“已經獲得勝利”。我是毫不含糊地認為這是應該的，因為我們被呼召去建立上帝的國度，“行在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但我們還需要在公民神學以及參與神學和苦難神學方面做一些工作，為形成能導致正面改變的世俗理論提供基礎，解釋我們信仰的運作如何為共同利益服務。要做到這一點，我們必須成為可信的基督徒，和可信的美國人。而要做到可信，我們必須具備參與的技能。請記住：上帝並不需要我們來執行祂的意志。但祂渴望我們與祂已經在做的事情並肩作戰，正是因為我們參與世界不是為了改變它，而是因為祂已經改變了我們。

曼蘇爾·博爾吉： 美國人用他們的汗水和鮮血為這場戰爭付出了代價。他們的稅收被投入到戰爭中，他們的年輕人死在戰場上。這場戰爭是為了拔除一種孕育了9/11事件的意識形態；而這並非像去野餐一樣輕鬆！美國的基督徒應該讓他們的政府負責，以便他們展示出美國人想要的價值觀，而不是重複同樣的外交政策災難，這些災難只會讓他們的敵人更加膽大。

亞洲宣教領袖： 美國基督徒根本不會（也不應該！）對這場戰爭感到自豪，或者更糟糕的是，對美國撤軍的方式感到自豪。每當他們遇到任何阿富汗人時，都必須保持謙遜，並準備讓阿富汗人說話，而自己只是傾聽。他們不應試圖爭辯或為美國的行動辯解，而是要有同情心，向阿富汗的鄰居表達愛。

胡倫尼薩·法里德: 戰爭和入侵不應該是首選答案。

應該尋求外交手段和與他人接觸，直到最後。我們都是這個地球上的居民，一個地方的戰爭會影響到其他地方的所有人。作為一個穆斯林，我可以說，我們必須站起來，為正確的和道德的東西而奮鬥，這在基督教信仰中也是巨大的。我只是覺得，作為美國人，當我們決定把阿富汗留給塔利班統治時，我們拋棄了大部分神聖的信條。

保羅·米勒： 正義戰爭的目標應該是更好的和平，不僅為我們自己，而且為我們的敵人和我們在其國家作戰的人，爭取持久的平安條件。我們應該認真思考，我們這些選民是如何允許並使我們的民選官員通過我們的被動、忽視和冷漠而無視這些正義的要求。我們發動了一場權宜之計的戰爭，一場無休止的打擊恐怖分子的運動，而不考慮在阿富汗或為我們自己建立持久的和平條件——因為我們告訴自己這太難，太昂貴。當然，我們正在見證替代方案有多昂貴。而最糟糕的是：建立持久的和平條件不會是簡單的施捨；但是謹慎的戰略最終會比我們過去做的這些更有效。

彼得斯主教： 數以百萬計的巴基斯坦人正在慶祝塔利班的統治，認為這是伊斯蘭教對異教徒美國的勝利。巴基斯坦的基督教少數群體（占人口的1.2%）一直忐忑不安，謹慎應對。他們擔心塔利班的勢力會蔓延到巴基斯坦。

全球教會不可能一直都是批評和消極的。這個地區的文盲率和失業率都很高，英國、俄羅斯和美國的超級大國都沒有成功地在這裡建立統治。鑒於這種波動性，我們需要接受塔利班的統治。當我們與塔利班在1995年時的暴行和流血事件比較時，這一點更加變得緊要，這次到目前為止，他們的行為要人道一些，這可以歸功於美國在阿富汗的20年存在。

尤金： 我是美國人和瑞士人，在阿富汗人中間生活了25年，與他們交往了約40年。在任何戰爭中，特別是在這場戰爭中，作為美國人，對於沒有讓人民獲得自由，我們必須承擔這艱難的責任，。首先，我們向阿富汗人提供了足夠的彈藥來打敗俄國人，但卻沒有提供足夠的支持來取代戰爭文化，以支持一個強大的公民社會來取代它，並以良好的方式取代它。我們現在的處境是，不能說我們在那個國家表現得像一個敬虔的民族。

現在，我們必須祈禱阿富汗人民找到一條前進的道路，建立他們自己的公民社會，並慷慨地奉獻我們的祈禱、時間和精力來支持這一增長。虛心大膽地說明我們是耶穌的追隨者，我們國家對阿富汗的破壞令我們心碎。然後分享和實踐基督的愛，尊重阿富汗人民，因為他們為自己的國家找到了前進的道路。

瑪麗亞·多斯特扎達·古德布雷克： 在我們的反思中，我們想保持積極，並地說出所謂基督徒該說的話：“上帝會勝利”，“這是一個破碎的世界”，“正義並不在生命的這一邊”，或者 “我們已經得勝”。

是的，這些評論提醒我們，我們有一位已經得勝的上帝。但是，我們能不能暫時悲痛，而不必不說那些”正確的“基督徒的話？

我們能站在正義的憤怒中嗎？我們是否可以說，在這一刻，邪惡佔了上風？我們能不能在傷害和不公正中置身一會兒？

這是為了什麼？因為只有這樣，我們才可以感受到阿富汗人民和那些為戰爭而失喪、犧牲的人的一絲痛苦和動蕩。當我們這樣做了，與悲傷保持一致，我們才會記得明天我們將繼續戰鬥。

如果美國參加的戰爭一開始就不明智的，那麼最好的辦法是否是停止並完全撤出，以示懺悔？

阿富汗牧師的妻子： 這麼快就離開是個糟糕的決定，但他們最終不得不離開。但不應是以這種方式。

馬克·莫里斯： 恕我直言，這真的不是一個有用的問題。我們都可以猜測和重新校準過去，沒有盡頭。我們無法回到過去。是的，兩黨在各自掌握權的時候，都重複了通常的以自我為中心、文化上無知和自私自利的外交政策失誤。我並不指望美國能悔改。相反，我們將看到我們的領導人互相指責，怪罪於對方。每位領導人，每一方都將為他們所做的決定以及這些政策決定對人類造成的損害或好處而被上帝追究責任。現在我們必須決定我們現在要如何回應。

瑞安·布拉舍： 在談到美國的外交或軍事政策時，我對談論“懺悔”有點猶豫。美國政府不是教會或基督教團體的代表。此外，2001年還不清楚事情會以什麼樣的方式結束。結束美國在阿富汗的參與似乎確實是明智的，儘管在完成的速度上可能是不明智的。

珍妮·楊： 我無法評論美國在阿富汗的軍事角色問題，但對我來說——對許多基督徒來說——很清楚的是，我們有義務為那些在我們離開時將處於弱勢的人做準備並提供幫助。當我們真的離開時，我們應該以這樣的方式來保護那些冒着生命危險與美國站在一起的人。在幾十年來向盟友承諾我們會支持他們之後，現在放棄我們的盟友，將是我們國家的一個道德污點，其影響將持續幾十年。我們離開阿富汗的方式將是我們國家歷史上的一個永恆的印記。

福阿德·馬斯里： 這個問題有誤導性。我認為我們混淆了教會的作用和政府的作用。政府的作用是保護國家，制止針對公民的邪惡。教會的作用是關於憐憫和正義。作為一名基督教牧師，我認為戰爭不能解決任何問題。耶穌希望我們成為和平的締造者。耶穌還希望我們為這些最弱小的人說話。必須制止塔利班對哈扎拉、烏茲別克和塔吉克婦女的殺戮。伊斯蘭教法（sharia）與上帝的誡命直接相反。這是一場意識形態的戰爭，我們正在用錯誤的武器來打這場戰爭。

亞洲宣教領袖： 如果美國軍隊參加了一場不明智的戰爭，那麼他們應該在能夠不造成更多影響和損失的情況下才撤出。這意味着他們應該留在這裡更長時間，幫助發展國家，並確保在他們離開時，阿富汗軍隊和政府足夠強大，有足夠的基礎設施和實力，在沒有任何外國支持的情況下自己堅持下去。這可能需要數年時間，但這將是美國為不明智地加入戰爭而不得不付出的昂貴代價。

瑪麗亞·多斯特扎達·古德布雷克： 美國以特立獨行的方式進入伊拉克和阿富汗。

不管是什麼原因，都沒有回頭路可走。這場戰爭並非不明智，而是計算錯誤。美國參加這場戰爭的唯一目的並不是像拜登總統所說的那樣，為9/11事件的肇事者復仇。喬治·W·布什總統以一個更大的敘事來捕獲阿富汗人和美國人的心，為阿富汗人民帶來尊嚴、安全和保障。這種戰爭的理由要持久得多，也更有持續性。美國士兵在阿富汗呆了20年，並不是為了報復恐怖分子，他們是為了解放阿富汗人的心，讓他們看到新的希望。拜登將戰爭最小化為僅僅復仇，是對那些在戰爭中喪生的人和士兵家屬的一記耳光，他們現在必須問自己：“犧牲是白費的嗎？”

你認為這將對阿富汗和周邊地區的宣教領域產生什麼樣的長期影響？

阿富汗牧師的妻子： 如果有人在信仰上軟弱，有些人就會墮落。社會媒體將被塔利班摧毀，這將使信徒們難以得到來自外部的鼓勵。

馬克·莫里斯： 一個沒有好答案的問題是：傳教士在哪裡？國際慈善機構在哪裡？阿富汗人感到被遺棄，因為外國人在臉書上發帖，對帶他們出來的軍事運輸表示感謝。阿富汗基督徒今天一直在談論這一點是多麼的不敏感。 “你慶祝你的逃脫，但你甚至不提那些你留下受苦的人。” 在我們現在分享的話語中，需要非常謹慎，因為就我們離開的性質，人們對西方並不欣賞。一個更好的計劃可以以更具體的方式展示我們的人性和關注。

曼蘇爾·博爾吉： 就在昨天，我被告知一些阿富汗基督徒現在正在焚燒家中的文獻和其他基督教材料，因為它們可能會使他們暴露在塔利班面前，塔利班現在正在挨家挨戶地搜查，以確定他們的目標。這些急於在阿富汗境外找到安全保障的基督徒中，有許多人是在惡劣的環境中經過多年的祈禱、門徒訓練和忠實的服侍后結出的果實。當然，他們對社區的影響仍然可以繼續，但也許不會像以前那樣有效。此外，伊朗政權現在感到更加安全，因為他們的國土兩邊都沒有美國軍隊。他們覺得可以繼續他們的恐怖統治，這不僅在伊朗，而且在伊拉克、敘利亞、也門和黎巴嫩，都已經傷害到了教會。

保羅·米勒： 阿富汗將像2001年之前一樣，成為一個對宣教關門的國家。巴基斯坦西部和南部可能也會實際上對於宣教關上大門。宣教將是非常危險和困難的。

尤金： 要贏得與阿富汗人或其他這種背景的人全面分享福音的權利，一直是一個挑戰。我們可以自由但謙卑地談論基督和他奇妙的改變大能；但現在我們有一些巨大的障礙需要克服，因為我們以科技為後盾的干預並不能使人感受基督的大能，而現在又匆忙退出。

彼得斯主教： 中國已經表示有興趣與阿富汗建立外交關係。因此，如果形勢朝着這個方向發展，我們期望巴基斯坦和中國的教會能夠發揮關鍵作用，藉助伊斯蘭教義在宣教上取得進展。穆斯林對耶穌和馬利亞非常尊重和敬畏。這是與這些人接觸的橋樑。

亞洲宣教領袖： 當地的阿富汗人和周邊地區不會輕易相信西方人，特別是美國人，因為他們有被美國背叛的感覺。

他們可能會對來自非西方國家的人更容易接受或開放。中國很可能會利用“一帶一路”倡議與阿富汗建立貿易關係和業務，這將為中國傳教士作為商人進入阿富汗提供機會。

但是從長遠來看，福音的傳播必須主要由阿富汗當地的信徒來完成，並得到散居國外的信徒以及語言接近達里語（Dari）的伊朗信徒的幫助。衛星電視以及數字和多媒體技術也將成為幫助接觸阿富汗人民——包括那些流離失所者——的非常重要的工具。

珍妮·楊： 根據全球基督教研究中心（Center for the Study of Global Christianity）的數據，在阿富汗，只有不到3%的人自己認識基督徒——不僅僅是幾乎沒有人聽過福音、讀過《聖經》、去過教堂，而是幾乎沒有人認識一個基督徒。可悲的是，在塔利班掌權的情況下，這種情況不可能向好的方向發展。

然而，當我們為人們被迫逃離自己國家這種可怕的不公正狀況感到悲哀和難過時，我也看到了神如何通過人的運動來吸引人們歸向祂。使徒行傳17:26-27明確指出，這是神在歷史中的主權目的的一部分，要叫男男女女 “尋求神，或者可以揣摩而得，其實他離我們各人不遠”。鄰國的基督徒有一個獨特的機會來歡迎阿富汗難民，甚至在美國也是如此。如果全球教會對阿富汗難民持歡迎態度，我相信這將使許多阿富汗難民了解並感受到基督的愛。

馬克·圖利： 對這個已經對非伊斯蘭教聲音非常敵視的地區，塔利班的勝利是對任何近似宗教寬容的巨大打擊。將會有更大的迫害。但塔利班政權的折磨最終將使其伊斯蘭教品牌喪失信譽，就像伊朗的神權主義者在伊朗創造了幾代不可知論者和宗教懷疑論者，其教會規模仍然非常小，但在不斷擴大。

美國軍隊和外國基督徒工作者幾十年的投入在多大程度上是值得的，還是白白浪費？

阿富汗牧師的妻子： 這一切都是值得的，因為在2001年，有那麼多的人接受了基督，並且正在實踐他們的信仰，因為他們從外國人那裡聽到了福音。

克里斯·塞普爾： 如果你的視角是屬靈的，你對成功的定義不是世俗的衡量標準，而只是順從，那麼基督的追隨者在阿富汗進行的以實際存在為標誌事工，將以我們還無法想象的方式產生成果。儘管如此，這種時候總是適於對基督教事工進行重新考慮和評估他們的參與神學，以及他們的苦難神學，反思 “存在”現在應是什麼樣子。因此，也應該重新審視領導和（董事會）治理的組織方法，確保參與戰略植根於《聖經》和文化（不一定是派遣國及其文化方式）。

換句話說，當教會憐憫當地人——當它與他們一起受苦時，教會總是在成長。《新約》中充滿了基督徒這樣的故事，他們沒有抱怨自己的處境，也沒有逃離，而是把每一個困難的處境看作是分享基督之愛的機會，實際地服務那些無法逃離戰爭、飢荒和瘟疫的人。願我們無愧於我們屬靈先輩的榜樣。

保羅·米勒： 20年來，沒有來自南亞的國際恐怖襲擊。

這是一個我們不應該認為理所當然的勝利。第二，我們讓一代阿富汗人嘗到了更好的生活的滋味——我希望他們能把這種記憶作為靈感，為更好的未來而努力。除此之外，很難不覺得我們所有的努力在本周被塔利班的勝利化為灰燼，美國政府決定拋棄我們的盟友，背叛我們的目的，使無數在那裡工作和服務的人的犧牲和艱辛化為烏有。

瑞安·布拉舍： 外國基督徒工作者的投入絕對是值得的。基督的工作不取決於政治和政治事件，而且永遠值得。至於美國政府和軍隊的投入，我相信塔利班也會對他們當年被趕走後國家進行的大規模基礎設施建設表示讚賞。這將使他們更容易執政，不管是好是壞! 阿富汗是另一個好心辦壞事的例子，開發不是由當地條件、當地需求、當地夥伴關係和當地所有權驅動，而是由外國利益和國際捐助者的短期資金周期需求驅動。強大而有效的國家不能進口；它們必須從當地條件中發展。

尤金： 這是一把雙刃劍。一些志同道合的非政府組織工作者和團體的工作將持續很長時間，因為在各種改變生活的項目中，如眼科護理、社區發展、與殘疾人有關的人和社區之間的工作、醫療、農業、經濟和其他領域，所有這些都已經建立起來。另外，在該國和阿富汗僑民中，有越來越多的耶穌追隨者，這些個人和家庭在對基督的信仰中不斷成長，這一點令人欣喜。這些東西不能被奪走。

福阿德·馬斯里： 當人們獲得學習的自由、去學校、有創造力、聽到耶穌的教誨時，這總是值得的。見到阿富汗的基督徒是多麼令人喜悅啊。看到馬拉拉（Malala）去上學是多麼令人喜悅啊。為自由而犧牲總是值得的。我想到我所有的阿富汗朋友，他們有機會學習、旅行、出人頭地，並聽到耶穌的好消息。你看到的是各國、阿富汗、美國和國際社會缺乏長期思維。

亞洲宣教領袖： 已經有了屬靈的果實，近年來阿富汗地下信徒的數量不斷增加就是證明。那些留下來的信徒將成為地下教會的核心，在未來繼續傳福音的工作。但是，看看美國政府花了多少錢，人們不禁要問，如果把大部分支出用於基礎設施建設，如多建學校和醫院，創造企業和就業機會，改善人民的生活，結果會怎樣呢？

瑪麗亞·多斯特扎達·古德布雷克： 民主的種子已經種在了人民的心中。基督教工作者在該國留下了無法抹去的腳印。現在感到無望並不等同於失敗。基督徒和陣亡士兵的鮮血不會被洗掉。沒有什麼東西是浪費的……我們現在不能理解的東西仍然有可能有帶來更多的東西。這一切值得嗎？我不確定，但我所堅持的是，阿富汗的故事還沒有結束。在我們的有生之年，我們可能不會看到國家重新獲得民主，這只是提醒我們並使我們謙卑，我們只是在一個更大的故事中的一個小角色。阿富汗有一句名言，我父親在這段時間提醒我：“Dika Dika, Darya Maysha,” 翻譯過來就是 “一滴一滴，造就一條河”。現在的感覺是這條河流已經乾涸或變空了；但一滴一滴地，將取得進展。

馬克·莫里斯： 我們的阿富汗耶穌追隨者告訴我，這一切都是值得的。

還有什麼想說的而我們沒有問你的嗎？

阿富汗牧師的妻子： 記念阿富汗的基督徒，為他們祈禱，鼓勵他們。信徒們感到被拋棄，感到困惑。請為我們祈禱。

克里斯·塞普爾： 阿富汗只是眾多問題中令人不安的一個——例如，瘟疫大流行、種族、我們的政治等等——這些都應該挑戰基督徒，思考如何組織起來見證他們內心的希望。地方性和全球性的基督教組織應該捫心自問，他們的戰略、結構和人員配備是否適合我們所處的時代，其人員是否得到充分的裝備，以符合福音的方式參與。

亞洲宣教領袖： 人們可以從伊斯蘭革命后80年代和90年代伊朗的教會快速發展與文化大革命后中國的教會快速發展之間得出一些相似或并行之處。讓人感興趣的是，在這次塔利班入侵之後，阿富汗是否也會在未來10-20年內出現平行的教會快速增長。它們都有許多相似之處，僅舉幾例：存在強烈的反西方和反基督教背景；長期的苦難和貧困歷史；極其專制和嚴酷的政府政權；由於缺乏社會自由，大量的年輕人心懷不滿；人們對自己的宗教或意識形態（如共產主義、伊斯蘭教）一直失去信心。

喬希·曼利： 目前，我們的阿富汗兄弟姐妹都在躲藏。想想他們為堅守福音所付出的代價吧。雖然政治很重要，當然也有真正的重要性和適當的位置，但考慮一下我們是否應該向阿富汗的兄弟姐妹們學習，如果我們把太多的希望放在政治上。

美國的基督徒是否因為太看重美國政治，忽略了教會的使命，以致無法完成我們的使命？目前，在宣稱擁有相同福音的美國基督徒中，存在着尖銳的矛盾、團結的破裂以及明顯的衝突，這難道不是我們也許有的證據？

作為美國基督徒，參與政治進程的機會和能力對我們來說是一個巨大的祝福，但我們是否也可以向沒有機會接觸政治權力的阿富汗兄弟姐妹學習？對於將如何推進教會的使命，以及他們要依靠誰來推進這一使命，我們在那裡的弟兄姐妹絲毫不困惑。

翻譯：吳京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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