氣功:是一種運動還是通往靈界的大門?

來自中國、香港、馬來西亞和新加坡的基督教領袖對這一古老的中國修練方式(包括太極拳)及其對人體和靈性層面的意義進行探討。

圖為氣功練習

圖為氣功練習

Christianity Today November 6, 2023
Francois Guillot / Staff / Getty

根據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對中國宗教研究,氣功開始於1980年代在中國普及,練習氣功的人口一度超過6000萬人。

今日,練習氣功的人口遍布世界各地,包括美國、加拿大、歐洲和韓國。

氣功結合了冥想和呼吸練習,伴隨著一系列慢悠悠的動作或靜態姿勢。在漢字裡,「氣」意指能量或生命力,「功」則是修練某項技能。

皮尤的研究人員表示,中國官員和科學家推崇氣功對健康的益處,認為它不是一種宗教或迷信,而是「珍貴的科學遺產」。

然而,氣功並非沒有宗教意義,它深受佛教和道教的影響,中國前氣功大師小光(化名)曾是一名氣功大師,歸信基督教後寫了一本(1998年首次以簡體中文出版)鑽研氣功在文化、社會和屬靈層面的源頭。

他寫道,舉例而言,佛教的氣功練習者能夠藉此達到無欲無求的境界,而道教氣功練習者的目標是達到悟道的最高境界,從而永生不死。

氣功通常也被認為是一種傳統中醫,因為它被用來增進醫療的過程。氣功也是太極拳和其他類型武術的基礎,練習者通常會接受訓練,專注在特定肌肉中形成「氣」,以增強力量和抵抗力。

然而,儘管氣功多年來廣受歡迎,它也未能免於爭議。1999年被中國政府取締的法輪功運動就是源自其創始人李洪志練習氣功時的經驗。該運動也被視為一種邪教,因為李洪志將自己打造成比耶穌和佛陀更高的神靈。

《今日基督教》採訪一位牧師兼作家,以及來自中國、香港、馬來西亞和新加坡的基督教學者,探討基督徒「是否可以練習氣功」、「是否有對氣功普遍存在的誤解」,以及「聖經對氣功的看法」。(以下學者們的回應由「否」到「是」排列。)

小光,《衝破靈界的黑暗–氣功揭秘》一書的作者,來自中國伊犁

不行,基督徒絕對不能練習氣功。氣功是一種超自然的邪靈力量,邪靈透過氣功逐漸控制和損害練習者的心思和靈魂。

我成為基督徒後就徹底放棄練習氣功。但是,我花了很多年才擺脫練習氣功的十年間,邪靈對我造成的影響和控制。這是一場詛咒和惡夢,對我的身體、心理和靈命都造成影響。

因為冬天在戶外打坐數個小時,我得了嚴重的風濕病。我變得易怒,後來還患上憂鬱症,有了自殺的念頭。在晚間,我經常被不知名的無形惡魔力量干擾,無法安然入睡。我的靈魂和內心經常感到沉重和冰冷。

有些人認為氣功只是一種鍛鍊身體和精神的方式,對健康有益,就像練瑜珈那樣。 這是一種誤解,因為這忽略了這些練習背後黑暗的屬靈層面。靈界是非常複雜的,並不是每一種力量都能為你帶來好處,它們可能會誤導你,甚至故意傷害你。雖然不是每個練氣功的人都會有這種經歷,但從基督徒的角度來看,我仍然認為這是種屬靈上的淫亂。

上帝在申命記18:9-13裡譴責這類練習。祂警告那些從事獻祭人命、占卜、巫術、魔法、靈媒、或諮詢死人的人,並說這樣的人是「耶和華所憎惡的」。

據我所知,中國和世界其他地方許多華人教會透過我的書了解到,練習氣功是危險的,是對基督信仰的冒犯。我的書的簡體中文第一版由北京一間家庭教會的地下出版商出版,繁體中文版在1999年至2003年間再版了六次。許多曾練習氣功的人都放棄了氣功,並警告其他基督徒不要這樣做。

Jason Lim,馬來西亞聖經神學院院長

身為華人基督教領袖,我不會建議人練習氣功,因為這是基於中國古老異教的練習。有些人練習氣功純粹是為了鍛鍊身體,但其風險來自於每個動作背後的象徵意義,它們象徵著從宇宙中吸收氣,並讓這種能量居住在你身上的儀式。這不是我們基督徒所相信或鼓勵的,因為這會在不知不覺中打開通往黑暗靈界的大門。

關於氣功,有兩個誤解需要澄清。首先,氣功並非什麼新穎、無害的流行。近年來,氣功的盛行讓它出現在基督徒視線中,但這是一種古老的中國習俗,可以追溯至公元600年,伴隨著當時異教習俗的發展而演變。其次,氣功不僅僅只是一項身心健康運動計劃。多數人忽略了氣功第三個組成部分:靈魂。忽視氣功練習具有屬靈層面並不會使它消失,只會使人忽視其影響而已。

我自己不會練習氣功,因為它的風險遠大於好處。我認識一些人,他們在打坐時遇到邪惡的靈體,並遭遇金錢上的麻煩,或經歷到心理健康的掙扎。這些見證足以讓我對氣功不感興趣。

因為這些風險,我們教會的人基本上不會練習氣功。我們通常在中文敬拜讚美歌的陪襯下運動,這是練習氣功外更安全的選擇。少數仍在練習氣功的華人基督徒通常會使用世俗化的氣功版本,他們教派的領袖對此十分謹慎。

基督徒是否能練習氣功是個人良心的問題。為了安全地練習氣功而排除掉它裡面的宗教因素,需要大量的信心,而不僅僅是自信而已。我們需要優先遵守屬神的教導,而不是屬世的價值和做法。正如提摩太前書4:8所說:「操練身體益處還少,唯獨敬虔,凡事都有益處,因有今生和來生的應許。」哥林多前書10:23也說:「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處;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如果練氣功會成為其他基督徒的絆腳石,我們就該不惜一切代價避免這樣的事!

Jacob Chengwei Feng,牛津跨信仰論壇研究員,來自中國泰安,現居美國紐澤西州普林斯頓

在我看來,基督徒可以練習氣功,只要他們練習氣功時不放空自己的心。

最早把福音帶到中國的基督徒是東方教會的宣教士。他們在傳播基督教的「聖靈」概念時,將聖靈類比於中國人的「氣」的概念,形容聖靈為一種「氣」。

有些「氣」對人是有害的,會對人的身體和生理造成傷害。同樣,並不是所有的靈都是善良的,邪靈也會找機會進入人的身體。馬太福音12:43-45說,不潔淨的靈一直在尋找安息的地方,直到找到某個人,就像找到一間無人居住的房子那樣。 因此,基督徒在練習氣功時要小心這些邪靈。需要人們放空思想的練習尤其危險,因為邪靈可能會進入他們的思想。

在中國,多數基督徒並不一定會意識到氣功的某些做法背後所隱藏的潛在危險。多數人會認為氣功是一種有助於促進健康的體能訓練。

我沒有練過氣功,但我年輕時,還是個無神論者時,「氣功熱」正席捲全國。我當時很好奇,於是我拿到一本教人練習氣功的書。它最初的指導之一是放空心靈。沒多久,我就出現了不正常的腹瀉,這中斷了我對這本書的閱讀。現在回想起來,我意識到是上帝在保護我遠離邪靈。

人們對氣功最常見的誤解是它能促進身體健康,而他們並沒有意識到某些倒空心靈的練習會帶來靈界層次上的危險。對這方面有類似疑問的人,我建議讀聖經,如羅馬書10:9-13,裡面顯示,基督渴望透過呼求上帝的名,用聖靈充滿祂的子民。

Pak-Wah Lai,新加坡聖經神學研究院院長

廣義而言,我認為氣功大致可分為四種類型。第一類是練功,即身體的動作、呼吸和注意力互相協調。通常在中國武術及「八段錦」或太極拳中有類似的練習。

第二種包括靜止的站立姿勢,可改善血液循環和整體體質。在中國武術中,它能讓人建立強大的基礎和核心肌群。在馬步中,你採取半坐的姿勢,膝蓋微微彎曲,雙臂伸直與胸平,就像成龍有時在電影中展示的那樣。

第三種是帶入冥想的姿勢,旨在讓人安靜下來,專注於呼吸。第四種則是冥想,讓練功者能進入靈界領域。

我曾使用氣功的第一類和第二類練習來改善我的體質,使我的肌肉變得柔軟。第三類氣功與基督教修道士的修練方法相似,如「誦經」或「耶穌禱文」。第四類則是基督教不可接受的,因為有些人會進入深度冥想狀態,而在這種狀態下,他們能感知到靈界並與裡面的靈溝通。

聖經裡沒有討論或規範氣功第一至第三類的治療練習方式。但它們與古希臘羅馬的希波克拉底醫學有相似之處,在希波克拉底醫學中,醫生除了開藥外,還會開沐浴、按摩和運動的處方。

受西方教育的基督徒通常會認為這些都是負面的屬靈練習,基督徒不應該參與。還有一些人因為氣功與道教有關而拒絕氣功,因為氣功經常使用陰陽、氣、虛實等中文術語。這是不公平的,因為這類隱喻概念在華人文化裡很普遍,無論是在圍棋、書法,甚至是軍事戰略中。

那麼,我們該如何看待練習氣功的問題呢?我們要辨別的是,某種特定的練習是單純的體能鍛鍊,或是真有涉及靈界,如召喚神靈或某種靈的力量。如果只是體能鍛鍊,我們應該能透過實證科學來確定其益處。例如,哈佛醫學院2021年的一項研究發現,太極拳與有氧運動和肌力訓練一樣有益健康,例如能減輕體重和降低膽固醇。

Seth Kim,香港Harvest Mission Community Church主任牧師

如果一個人練習與氣功有關的各種形式的運動或冥想,但他們的注意力集中在基督身上,他們的冥想和禱告也是委身於基督,我認為這是可以的。

我本身沒有練氣功,但我在安息日會花時間放慢速度、呼吸並默想聖經。我們教會根據腓立比書4:6-8提出了「4-6-8呼吸法」,其中提到不要為任何事憂慮,要讓神的平安保守我們的心懷意念,同時還要默想神的真理、應許和祂的品格。

練習時,只需緩慢吸氣4秒鐘,屏住呼吸6秒鐘,然後緩慢呼氣8秒鐘。我們建議至少做三次。在吸氣時,我們聆聽上帝的應許,或思考上帝本質的一個屬性。呼氣時,我們向神悔改並謙卑地順服,釋放我們的憂慮和焦慮。這樣的練習已改變一些人的生活,他們可以在焦慮發作時練習這種呼吸技巧。

香港的基督徒往往認為氣功等某些練習是世俗或屬世的,因此這類練習並不受歡迎。我好奇氣功是否能被「救贖」,也就是讓我們認識到氣功對身心健康的益處,也了解氣功與中國各種哲學間的聯繫,但同時讓聖經引導我們練習的過程。

我不知道這是否是個與羅馬書第14章的教導有關的問題,使徒保羅在這裡說,做與不做某件事是良心的問題,但我們需要對基督教有更全面的認識。我們不能只關注屬靈層面,而沒認識到我們的身體和思想確實會相互影響。

點此閱讀更多《Christianity Today 繁體中文》的文章,如想收到關於新文章的通知, 可透過訂閱通訊或追蹤我們的FacebookTwitterInstagramTelegram

如何辨識上帝是否正在「對我說話」?

所有「預言性的話語」皆需經得起聖經的審視。

Christianity Today November 2, 2023
Illustration by Mallory Rentsch / Source Images: WikiMedia Commons

在基督徒圈子裡,每當涉及個人人生選擇或職業選擇時,聲稱是「上帝的帶領」的說法總是很常見。但在過去幾年,有幾位備受矚目的基督教領袖因在預測總統大選結果以及選擇轉換教派時宣稱自己「聽到上帝的聲音」而成為新聞焦點。

在美國,有哪個牧師沒有或多或少地曾聽到教會成員做某件事是因為「上帝帶領」他或她?對多數教會領袖來說,這句話往往直接結束了對話的可能性。畢竟,如果全能的上帝——宇宙的創造者及主宰——說話了,我們有什麼資格反對呢?

事實是,上帝今日確實依然會說話。祂透過話語創造整個宇宙。「耶和華如是說」是以色列先知們反覆叼唸的一句話。以色列的上帝與古代世界其他所有神明的區別在於,祂能說話,而偶像不能(詩篇115:4-5)。在整本聖經裡,每當上帝停止不再說話時,便是祂的審判的一個徵兆(撒母耳記上3:1)。

與自然神論(Deism)裡的上帝不同,聖經裡的上帝親自參與人間事務,帶領祂的教會,照顧祂的兒女。祂帶領人們的一個主要方式便是說話。我們的工作就是學會辨識祂的聲音,好好的聆聽祂的話,有智慧地思想如何順服祂的話。

但是,我們這些教會領袖常常不知道如何在這個層面監督及教導我們的會眾。換句話說,我們該如何評估一句話是否真的是從上帝而來,以及當上帝似乎對我們自己或我們關懷的人說話時,我們該有什麼樣的審核標準?

我真切的知道上帝依然會對我們說話。上帝的一句話曾經劇烈地改變我的生命。

那時我已經結婚了,有了年幼的孩子,在我們的小教會裡擔任長老,並在我夢想的工作崗位上蓬勃發展:我在俄亥俄州州立大學(OSU)的MBA課程裡教授法律。但在我18歲信主後,我一直覺得自己被全職事奉所吸引,只是一直不確定上帝是否在呼召我。一位朋友向我提出挑戰,要我向主求一個徵兆。他說:「牧師們總是把基甸像皮球那樣踢來踢去,但上帝回應了基甸的請求。」

因此,在參加英國葡萄園的特會事工團隊時,我決定求上帝給我一個徵兆。我沒有給上帝任何具體的要求,只求祂在我三天後打電話回家之前對我說話。第一天,什麼都沒發生。第二天,仍然什麼事都沒發生。

第三天,大會主講人約翰·溫伯(John Wimber)在晚間聚會開始時說:「在座有些人正在為全職事奉禱告。到了最後ㄧ刻,你就會知道是主在說話!」當溫伯開始列舉一長串與我和我的處境特別貼切的事時,我開始緊緊抓住自己的座位。

然後,事工團隊的一位成員分享了他做的一個關於我的夢,另一個人也跟著說了一句預言性的話——所有這一切就是句響亮的「是的!我呼召了你」來回應我關於全職事奉的疑惑。

當我把我的經歷告訴我們教會的長老們時,他們一致地肯定了我的經驗。我並不知道,他們深信我將離開俄亥俄州州立大學,並成為我們教會第一位主任牧師已經有一段時間了。他們只是在等待上帝對我說話。

上帝也清楚地對我的妻子說一樣的話,於是我們決定跨出巨大的信心步伐。我辭去俄亥俄州州立大學終身教授的職位,開始全職事奉。在接下來的35多年裡,我牧養並帶領著我們的「小」教會——它成為後來的哥倫布市葡萄園教會(Vineyard Columbus)。

上帝說話的方式具有無限的創意性。祂透過大自然說話。祂透過夜晚的夢境和白天的異象說話。祂透過圖像和印象說話。祂透過先知性的言語和行動說話。祂透過我們的良知、教會講道、智慧的建言、我們的處境和經驗說話;祂透過教會的歷史、我們閱讀的書籍以及我們的思想和情感說話。

然而,祂透過聖經(上帝書寫的話語)和耶穌(上帝道成肉身的話語)所說的話是最清楚、最無懈可擊的話。

問題在於,很不幸的,我們很可能會完全弄錯上帝是否真的對我們說了話,以及祂所說的內容。使徒保羅提醒我們,在這個時代,「我們現在所知道的有限,先知所講的也有限;⋯⋯我們如今彷彿對著鏡子觀看,模糊不清,」(哥林多前書13:9, 12)。

舉例來說,我們現今片面的知識、不完美的預言和聆聽上的困難導致一些真誠的基督徒錯誤地相信上帝已準確地告訴他們耶穌何時會再來、上帝將在某個時間和地點帶來復興,或上帝希望某個特定的候選人當選總統。

因此,每當基督徒要求得到上帝的引導時,我們必須同時接受人類充滿限制性的現實。當我們尋求正確地辨識來自上帝的話語時,我們必須在張力中堅持真理——既歡迎上帝今天仍然對我們說話的可能性,同時承認我們並不總是能聽得很清楚。正如保羅所說,我們既不應輕視預言,也不應天真的在沒有先檢驗預言是否來自上帝時就接受它們(帖撒羅尼迦前書5:19-22)。

約翰一書4:1告訴我們,當有人聲稱自己「有從上帝而來的話」時,不要全然相信,而要「試驗那些靈是出於神的不是」。那麼,我們該如何識別某個人的言行是否是出於上帝的帶領呢?以下是我多年來學習到的一些根基於聖經教導的識別原則:

1. 上帝書寫的話語(聖經)是我們判斷任何預言或聲稱上帝帶領的話語的標準。例如,任何與上帝成文的啟示(聖經)互相矛盾的話,也就是,任何人口裡聲稱的「上帝說的話」若不符合聖經裡關於真理的定義、何謂道德的行為,或上帝曾親自闡明的旨意,都必須予以拒絕。(例如,若有人明確預言世界末日的日期,就違背耶穌在馬太福音24章說的話,以及彼得後書3章)

2. 道成肉身的耶穌也是我們判斷任何預言或聲稱上帝帶領之言的標準。那些會操縱他人、追逐私利、傷害他人或與耶穌的生命樣式不一致的話語都是可疑的。耶穌充滿智慧、仁慈、溫柔、真理、恩典和忍耐,因此,所有不反映耶穌品格的話語或聲稱的「上帝的帶領」都應該被拒絕。(例如,已婚傳道人告訴你,和他發生親密關係是神的心意。)

3. 謙卑。任何提出預言性話語或聲稱有上帝帶領的人都應該謙卑。例如,與其自信地斷言「耶和華如是說」或「上帝在帶領我」,不如誠實地說(因為我們人類充滿盲點):「我認為上帝可能在說」或「我感覺上帝可能在帶領我⋯⋯」。

4. 來自基督徒群體的共同識別是防止我們在聆聽和應用上帝的話語時出現錯誤的重要防護罩。基督的心意不是少數菁英(如牧師及其核心圈)的私有財產。保羅提醒整個哥林多教會,「我們是有基督的心了」(哥林多前書2:16)——換句話說,不只你,別人也能明白基督的心意。

我經常問訂婚情侶的一個問題是:「在你認識的人之中,在你的家人之中,在你的朋友之中,或在教會領袖層中,有沒有人對你們即將到來的婚姻表示過保留意見或任何的擔憂?」我想知道這對新人是否願意聽取周遭人的意見,或是封閉自己,獨立自主地行事。

5. 信息透明度是真實的預言或上帝的帶領的另一個標記。秘密發表的言論及所做的決定總是十分可疑的。別人的眼睛和耳朵以及他們的客觀性、敏感度是種防護機制。我們很容易說服(欺騙)自己,相信在「這種特殊情況」下,因為人們無法理解我們,或因為解釋起來太花時間,所以我們不能讓別人知道(細節)。神秘兮兮的態度是出大錯的重要跡象,上帝的話語永遠經得起陽光之下的審視!

6. 問責機制(Accountability的存在。對任何預言、神的帶領或做出重大抉擇之前,是否有問責機制都很關鍵。宣稱「上帝帶領我⋯⋯」的那位牧師或領袖是否有他之外的人對他的行動有任何有意義的檢視?董事會或領袖團隊是否被賦予問責那位牧師/領袖的權力,還是他們只負責蓋章同意他?那位領袖是否持開放的態度,願意接受他人的質疑?那位領袖是否曾經承認自己的錯誤,即他所認為的神的聲音實際上根本不是神在說話?對於合理的疑問,那位領袖是否給予正面的回應,還是逃避問題,聲稱「上帝已經說話了,你有什麼資格反對?」

每當涉及金錢、權力和/或地位時,問責機制尤其重要。如果聲稱「上帝帶領我」的那個人從這種「帶領」中獲益,那麼,基於對人性的認識,我們必須提出尖銳的疑問。如果上帝的話語使某個人必須有所犧牲或甚至得背起他的十字架,我對他的信任會遠超過如果「上帝的話」為他帶來的是更多好處及經濟利益。

誠然,「上帝帶領我⋯⋯」這樣的短語有時會附夾在愚蠢的想法和自私的慾望裡。但在現今的時代,也許人們更容易疑神疑鬼,斷然否定上帝今天仍會在祂的文字之外向人們說話的說法。

但就像基甸的羊毛,以及我自己進入全職事奉的故事一樣,有時我們需要上帝及時的話語、提點或提醒。就像耶穌說的:「人活著不是單靠食物,乃是靠神口裡所出的一切(馬太福音4:4)」。

里奇·內森(Rich Nathan)是俄亥俄州哥倫布市一間多元文化教會,哥倫布市葡萄園教會(Vineyard Columbus)的創始牧師,他擔任該教會的主任牧師長達34年,並著有三本書:《Empowered Evangelicals》、《Who Is My Enemy?》和《Both-And》。

歡迎點此閱讀更多《Christianity Today 繁體中文》的文章,如想收到關於新文章的通知, 可透過訂閱通訊或追蹤我們的FacebookTwitterInstagramTelegram

Books

中西聯手,全球協力——中文聖經翻譯歷史上的國際合作

教會歷史學者追敘當初西方宣教士和華人基督徒學者如何協力合作翻譯聖經,最終以在多元中合一的精神達至《和合本》的完成。

丁韙良(中)與中國合作者

丁韙良(中)與中國合作者

Christianity Today November 1, 2023
WikiMedia Commons

有位作者說過,《和合本》聖經在很多基督徒的心目中,「是唯一的中文聖經,大家都叫它『中文聖經』,而不用《和合本》這名稱」。另一位則稱讚《和合本》「集合了一百年來譯經的精華」,是「無數中西學者的心血結晶,其中許多字詞是由馬禮遜的翻譯而來的……」。近年雖然出現了多個不同的高質素中文譯本,《和合本》也進行過大小修訂,但新教中文聖經翻譯的早年歷史,的確清楚見證著這個「中西聯手,全球協力」的特點,奠定了日後不同中譯本的基礎。

《巴設譯本》與第一代翻譯本

馬禮遜(Robert Morrison)在1807年抵達廣州時,中國仍在實施「一口通商」制度,羊城是洋商唯一可以使用的港口,對外國人在經商期間於中國的活動也有諸多限制。在馬禮遜邊學習邊翻譯的日子中,經由他和他在倫敦的中文老師容三德所抄錄的《大英博物館抄本》,是他最重要的學習和參考資料。這個新約聖經中譯本的抄本,後來被證實為巴黎外方傳教會法國傳教士巴設(Jean Bassett,又譯白日昇)與中國信徒徐若翰早年在四川翻譯的。由於巴設在1707年去世,所以只翻譯到《希伯來書》第1章便停下來,未能完成整部新約。

這份抄本大大影響了馬禮遜的翻譯,一大原因是,當時在印度東北部的丹麥管治港口塞蘭坡(Serampore),也有另一班新教徒在嘗試以中文翻譯聖經,這造成雙方競爭的局面。

塞蘭坡的宣教中心由浸信會傳教士威廉克里(William Carey)創辦,在印度當地有很大貢獻。除宣教之外,他們還負擔起扶貧、教育,和把聖經翻譯成多種印度語言及印刷聖經的工作。在偶然的情況下,他們認識了一位懂中文的亞美尼亞人拉撒(Joannes Lassar,原名Hovhannes Ghazarian),於是擴展出中文聖經翻譯的事工。拉撒也算是「一口通商」制度下產生的人物:他父親是商人,早期帶同家人到中國經商。但由於當時廣州十三行只容許洋商以及與商務有關的人員居留(例如翻譯員,這也是馬禮遜為了留在中國而需兼任的職務),拉撒的父親要把他留在澳門生活,並為他聘請了華人的中文老師。後來拉撒自己經商失敗,到了印度生活,輾轉被塞蘭坡的信徒邀請教授中文,並開始和浸信會傳教士馬殊曼(Joshua Marshman)翻譯中文聖經。

馬禮遜WikiMedia Commons
馬禮遜

當馬禮遜還處於聖經翻譯工作的起步,拉撒和馬殊曼已於1811年印行了《馬太福音》和《馬可福音》的中譯本。馬禮遜在極大的競爭壓力下,希望加快翻譯速度,最終大量使用了巴設的抄本,並成功在兩年後(1813)完成新約全書的翻譯。後來,在塞蘭坡的浸信會譯者得悉這個《巴設譯本》的存在,也用來修訂及完成他們的譯本。結果,由於這兩個譯本——統稱二馬譯本,即馬禮遜、米憐譯本和馬殊曼、拉撒譯本——都受到《巴設譯本》的影響,在用詞上有不少相似之處。

雖說巴設的版本止於《希伯來書》第1章,因此馬禮遜和馬殊曼等要自行翻譯新約後面的部分和舊約全書,但當中很多重要字詞一直沿用至今,見證著《巴設譯本》的影響力。這些字詞包括:福音、使徒、義、恩、得救、天國、祈禱,等等,還有影響深遠的「神」字。

南洋宣教經驗與聖經本土化翻譯

由於二馬譯本的主要翻譯過程,分別在不甚開放的廣州外商範圍和印度塞蘭坡進行,所以少有機會讓華人讀者參與和給予意見。這種情況在二馬譯本完成之前已開始轉變,因為同屬倫敦差會的米憐(William Milne)在馬禮遜的建議下,於1815年在馬來亞的馬六甲設立宣教基地,逐漸發現南洋當地的多個華人社群是重要的禾場,有利於當地及中國福音工作的發展。

隨後到達南洋開展事工的還有:英國傳教士麥都思(Walter Medhurst)和德國傳教士郭實獵(Karl Gützlaff,又譯郭實臘),這些傳教士有較多的機會接觸東南亞當地的華人,後來更用上多種書寫媒體去接觸他們,向他們介紹基督信仰,包括小說、月刊、福音小讀本等等。為求能擴大讀者群,這些閱讀材料多以較簡單易讀的明、清章回小說書面語(後稱淺文理)寫成。作為翻譯員,他們體會到初代聖經中譯的語句過於直譯,華人讀者讀起很不通順。雖然馬禮遜的新舊約譯本《神天聖書》是他和米憐合力完成的,但米憐在翻譯舊約時才加入,難以對譯本的翻譯語言和風格作出太大改變。

郭實獵WikiMedia Commons
郭實獵

在馬禮遜去世後,麥都思和郭實獵有機會以較本土化的語言和用詞去重新翻譯聖經。所完成的新約版本通稱為《四人小組譯本》,由麥都思和郭實獵,再加上首位到華的美國新教傳教士裨治文(Elijah Bridgman),以及馬禮遜在澳門出生的兒子馬儒翰(John Robert Morrison)四人合力完成。為首的麥都思除了用上較通俗的小說書面語,還嘗試將一些《神天聖書》中較為音譯的詞彙改為更地道的意譯表達,例如把「[口撒]咟日」(Sabbath)改為「安息日」,「吧[口所][口瓦]日」(Passover)改為「逾越節」,「啦吡」變為「夫子」。

另一個影響深遠的改動是,把《約翰福音》第1章的「言」改為「道」,把中國已有的「道」的觀念引入為基督教所用。相信這種較本色化的翻譯和書寫方法,跟那一代譯者具備在東南亞各地宣教和接觸華人的經驗不無關係。《四人小組譯本》最終沒有獲得英國聖經公會的支持,但郭實獵自行以同樣風格把舊約全書翻譯完成。這個新舊約版本日後被洪秀全選上,成為太平天國聖經的基本底本。

結合中西的文言譯本

到了19世紀中葉,在種種不平等條約的影響下,中國陸續對外開放多個港口和內陸地區。基於這個政治上的重大轉變,新教聖經翻譯工作朝向兩個嶄新但不甚一致的方向發展:首先是不同地區的傳教士數目增多,製作一個眾人都能接受的合一譯本的呼聲也越來越大。但這個崇高的理念易說難行:1843年,在香港舉行了在華傳教士會議,會中決定委派不同地區的傳教士(delegates,即委辦)去共同翻譯出一個聯合的《委辦譯本》。後來卻因為倫敦差會,包括麥都思在內的幾位傳教士較為強勢,引發譯者與譯者之間,甚至國家與國家之間的爭議。出現分歧的地方包括一些字詞的譯法,最嚴重的分歧莫過於「上帝」和「神」之間的選擇,也就是日後延續多年的譯名問題的導火線。

另一個爭議點是翻譯文字所用的書面語:麥都思認為一個用上文言文(後稱「文理」)的合一譯本才能獲得中國知識份子的尊重和重視,但以裨治文為首的美國傳教士卻喜歡較口語化和易明的小說書面語(即後來的「淺文理」)。由於雙方爭持不下,最終只完成了新約部分的《委辦譯本》,之後英國傳教士退出了委員會,自行把舊約部分翻譯完成。美國傳教士裨治文和克陛存(Michael Culbertson),則另行以他們認為合適的譯名和書面語去翻譯聖經,這個《裨治文、克陞存譯本》在中國沒多大流行,但在日本卻備受當地的美國傳教士垂青,還影響了日後完成的日文聖經翻譯。

在《委辦譯本》方面,英國傳教士也遇上難題,他們要使用艱澀的文言文翻譯出被華人知識分子接受的譯本。可幸的是,麥都思團隊不久就得到儒學學者王昌桂和王韜父子的幫助,順利完成《委辦譯本》的翻譯。麥都思稱讚王昌桂「因學識廣博,贏得『活字典』之譽」,而王韜「雖不如父親之廣博,而靈敏活用則有過之,文采優雅而論斷允當」。日後著名史學家及教育家羅香林,更以「辭句淵雅,富文辭氣息」去形容《委辦譯本》的文字。麥都思的文言文譯本取得成功,王昌桂和王韜兩位華人譯者功不可沒。

口語化譯本的出現

中文聖經翻譯上的另一個發展,可說是跟文言文譯本朝相反的方向走:當傳教士可以踏足中國多個地方,他們越發明白中國語言的多樣化,和人民識字率偏低的情況。當時很多福音對象,如婦女,都看不懂文言文,即使把聖經讀給他們聽,他們也是聽不明白。傳教士便開始探討以口語(白話)去翻譯聖經的可能性,至少希望唸給他們聽的時候,他們可以更加明白。傳教士也發現中國各地語言差異可以很大,因此需要用不同的白話文版本去配合各地方的需要,例如北方要使用官話,江南一帶要用上蘇州土白和上海土白等,而南部沿岸則需要福州話和廣東話譯本等。

施約瑟WikiMedia Commons
施約瑟

這些都是以漢字譯成的版本;另外還有一些是以羅馬字母拼音譯成的,例如早期德國禮賢會傳教士呂威廉(Wilhelm Louis)和花之安(Ernst Faber)合譯的羅馬字拼音版廣東話《路加傳福音書本地俗話》,以及瑞士巴色會(現稱崇真會)以拼音翻譯的客家話聖經。這一類譯本主要是為方便傳教士誦讀而製作的。

首個最有名的官話譯本是《北京譯本》新約聖經,由幾位在北京工作和傳道的傳教士合力翻譯完成,當中包括同文館總教習丁韙良(William A.P. Martin),以及猶太裔的美國傳教士施約瑟(S. I. J. Schereschewsky)。由於施約瑟來自立陶宛的猶太家庭,自小入讀拉比學校,因此深諳希伯來文。在《北京譯本》推出後,他分別以官話和淺文理書面語去完成舊約聖經的翻譯,而他的官話舊約譯本和《北京譯本》對日後的官話《和合本》有很大影響。《和合本》中不少既優美又準確的翻譯都有施約瑟的翻譯痕跡,例如《詩篇》23篇,他譯成「使我臥在草地、領我到可安歇的水邊。使我心裏甦醒、為他的名引導我走義路。我雖過死蔭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主常在我旁邊、你有杖有竿足安慰我」。

求同存異的共同譯本

到了1890年,在另一次在華傳教士大會中,多國的傳教士和英、美、蘇格蘭三大聖經公會,共同決定成立三個翻譯委員會,去完成新的一個共同譯本。這譯本的特色是它的多元性,以一個譯本但多個版本,去解決多年來中文聖經翻譯的一些重大爭議:例如同時接納「上帝」版和「神」版去克服譯名問題,容許「浸」版和「洗」版共存去消除浸信會與其他宗派的翻譯分歧,以及同時以文言文(文理)、小說文(淺文理)和白話文(官話)進行翻譯,以解決多方對書面語選用的異見。

《和合本》在推出後短期內獲得教會廣泛支持,一大原因是背後這種求同存異、願意妥協的精神。另外在文理、淺文理和官話三個翻譯委員會中的成員,雖然大多數是美、英兩國的傳教士,但華人成員也擔當了重要的角色。除了在多張《和合本》翻譯委員會的合照中可以見到華人譯者的蹤影,其中狄考文的同工王宣忱(又名王元德)更是重要的參與者。他不僅在富善眼中是狄考文的「好老師」,在《和合本》翻譯完成後,他為了改善《和合本》在文字流暢方面的「拮据」情況,更獨自重譯新約,並在1933年發行他的《新約全書》。雖然這個譯本流通量不多,但王宣忱見證了多年來中文聖經翻譯工作中西聯合的特點。今天我們仍在使用的《和合本》聖經,絕對是一個多國傳教士和譯者合力完成的結晶。

唐子明,加拿大西三一大學聖經研究及原文講師,加拿大卑詩大學及昆蘭理工大學中國及東亞歷史講師。

本文是英國聖經公會與CT合作紀念馬禮遜《神天聖書》全譯本出版200週年的系列文章之一。

我們的行動必須跟上我們說的話

恢復基督徒的公信力需要實際的行動,而不是空洞的言語。包括墮胎議題。

Christianity Today October 31, 2023
Illustration by Mallory Rentsch / Source Images: Getty

今日,人們因為感到宗教裡的虛偽而懷疑自己的信仰並離開教會,已不是什麼秘密了——甚至最近的一項研究也表明這一點。

這個不信上帝的世界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關注基督徒的信仰行為是否相符。如果說近年來我們學到了什麼,那就是「僅僅知道什麼是正確的,不一定意味著我們會去做」。

當然,這種虛偽並非宗教人士獨有。

我的姐姐是名護士,有一次,她正要離開醫院的時候,經過一些她認識的肺科醫生。他們站在外面抽著煙。她感到非常諷刺:這些醫生對肺病和吸煙的毒害瞭如指掌,但這並不影響他們抽菸。

同樣的,在遵行上帝的心意方面,我們的意圖行動也是天壤之別。然而,我們中的許多人卻認為,只要我們思考真理、神學化真理、談論真理,我們就是在遵行上帝的心意。這是錯誤的。對上帝心意的理性認識並不等同於真實的信仰,除非我們將這種認識付諸行動。

因為我們的「存在/實質生命」深受我們的「行為」的塑造,而不是像許多人認為的,我們的存在能形塑我們的行為。例如,我們可能知道我們應該信靠耶穌,但這與我們主動去信靠祂是不同的。「想要」順服上帝並不等同於順服祂。正如耶穌所說:「你們若愛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約翰福音14:15)。

我們與他人的親情源自於我們與上帝的關係,因為上帝讓我們成為守護我們兄弟姊妹和地球的人。這是祂的計劃。這不是一個關於知識的問題,而是一個實際體現的問題:真正把我們自己放在對方的視角來看事情。

要做到這一點,我們需要將目光投向基督——像祂一樣去行動、去理解、有祂的生命樣貌,並透過祂的眼睛和心思來過濾我們所有想法、行為和態度。透過效法基督,我們開始理解祂,我們的存在/生命本質也在這過程中改變。而當我們變得更像基督時,我們就又能更好地以祂看待和對待他人的方式來看待和對待他人。

我們對待他人的態度和方式會清楚地展現我們生命轉變的程度,以及遵行上帝心意的能力。對於那些和我們一起生活、工作和玩樂的最親近的人來說,尤其如此。善待那些和我們較少來往的人,比善待經常和我們有所互動的人更容易,畢竟後者更有機會踩到我們的紅線。

對我們的愛心的真實考驗在於,當沒有機會「展示」敬虔時,我們會如何對待他人。

無私的愛的反面就是我所稱的「Invictus-ing(無法被征服)」——也就是威廉·歐內斯特·亨利(William Ernest Henley)的著名詩詞《Invictus》裡描述的那種自我神化的姿態:

我為我無法被征服的靈魂

感謝諸神。

……我是命運的主宰、

我是我靈魂的船長。

這種自我統治的態度讓我們偏離上帝的心意,與死亡糾纏在一起(詩篇18:4),並可能會在我們的行為裡帶來破壞,讓我們為此付上代價。

如果我們真的愛上帝,如果耶穌確實在我們心中,那麼,當我們鄰舍的生命沒有蓬勃發展時,我們應該會感到難受。因為「凡自稱愛上帝卻恨弟兄姊妹的,就是說謊的」(約翰一書4:20)。

但是,僅僅在想像中愛我們的鄰舍是不夠的。如果有人詢問他們,我們的鄰舍會作證我們確實關心他們嗎?

不久前,我教授一堂大學生的課,當天的主題是墮胎。我向學生解釋墮胎的來龍去脈,談到墮胎診所的數量以及「存活能力」的概念。我也強調了在美國不同地區養育一個孩子的成本。

我每次教授這個主題時都會發現一個非常有趣的現象,那就是擁有不同價值觀的學生們都不會對嬰兒的人性(humanity)有所爭論,儘管他們可能會對生命從何時開始產生分歧。我總是鼓勵學生傾聽那些在墮胎議題上與自己觀點不同的人的意見,而不是互相妖魔化。

當學生們紛紛發表自己的觀點時,一位學生開口了。她說:「我墮過胎。如果我生下孩子,我完全不可能繼續唸大學。我和男朋友養不起孩子。」全班鴉雀無聲;一些學生低頭盯著自己的桌子或手機,另一些學生則轉過頭來看著這位學生。她繼續說,「我的父母曾試圖勸我不要墮胎。」

然後她把一切都說了出來:

「我問他們是否會在我上學和工作時照顧孩子,是否會買衣服和奶粉,並幫我付保險給付之外的任何費用。我問他們是否會為我孩子的大學學費存錢,並幫助支付其他雜費。我還想知道他們是否會投票支持在孩子出生後為母親和孩子提供更有力的安全網的法律,而不僅僅是投票支持孩子有被生出來的權利。」

然後——靠著我在全班同學面前建立了近一個學期的信譽和信任——我問道:「妳介意告訴我們你父母怎麼回應嗎?當然,如果這個問題讓妳感到不舒服,妳可以不回答。」在我的課堂上,學生總是可以選擇不回答問題,以前也有一些學生選擇不回答特定問題或不參與某些討論。

在停頓了似乎一個世紀之久後,她說道:「他們沒有說太多,只說他們無法承諾做到所有這些事。顯然地,這些代價太高了。所以我墮胎了。就像我說的,我和我男朋友現在養不起孩子。」然後她補充道,「支持孩子有被生出來的權利的人把話說得很好聽,但一旦孩子出生後,他們就不想支持母親和孩子了。」

我無言回應。只能感謝她將如此私密的事和我們分享。

真的,我無法反駁她。她說的百分之百正確。為了使我們支持生命(pro-life)的立場有所信譽,美國的基督徒需要以不同的投票方式來關心母親、孩子和家庭。我們應該監督父親負責,監督我們在法律上的代表,要求制定全面性支持生命的政策。隨著住房、托兒、醫療保健、尿布和奶粉價格的上漲,人們需要更多的安全網。

但這需要我們付出代價。我們不僅可能要繳更多的稅,而且我們之中多數人甚至必須簡化自己的生活方式以負擔更多費用來支持那些需要幫助的人。真正支持生命(pro-life)可能意味著為單親母親提供住宿或幫助她重新站起來,也可能意味著設立一個特別的基金來支持我們教會裡陷入困境的家庭。

愛是以行動為導向的,而不僅僅是談論我們的信仰或我們有「多支持」某樣事物。如果我們繼續讀經和背誦經文,卻不將其應用到生活裡,那我們就會成為雅各在他的信裡強烈提及的那種人:「若是弟兄或是姐妹赤身露體,又缺了日用的飲食,你們中間有人對他們說『平平安安地去吧,願你們穿得暖、吃得飽』,卻不給他們身體所需用的,這有什麼益處呢?這樣,信心若沒有行為就是死的」(雅各書2:15-17)。

基督教活動家兼記者多蘿西·戴(Dorothy Day)說:「我很早就相信,人們說的話從來沒有一半是真心的,最好不要理會他們的言論,只對他們的行為做出評斷。」我的學生就是這樣做的:根據她父母的行為(或者說,不作為)來評斷。

有時,生活裡最簡單、最基本的事——吃得好,經常運動,睡眠充足,不把日程排得太滿——對我們來說可能是最難堅持做到的。因此,我們之中許多人降低標準,接受不佳的健康狀況或身/心失調。為什麼呢?因為健康需要我們付出代價、犧牲一些事、以及改變生活習慣。

同樣的,我們常常降低標準、失去全心全意愛上帝、愛鄰舍如同愛自己所帶來的生命的完整性和平安,因為要學會做到這一點非常困難——至少起頭很難,或是在沒有聖靈和智慧的朋友幫助下很難,在有毒的教會文化裡也很難。

但做到這一點是可能的。而且,如果我們希望為下一代恢復基督肢體的見證,這也是必要的。

我的學生認為,墮胎是她當時唯一的選擇,也是她為自己的行為負責的唯一方式。她不想在貧困中撫養孩子。如果我的學生向我們或我們的教會提出這個問題,我們該怎麼回應呢?我們的行動是否與我們說的話同步?

瑪琳娜·格雷夫斯(Marlena Graves)是紐約州羅徹斯特東北神學院靈命塑造助理教授,著有《Bearing God》和《The Way Up Is Down》。

如想收到關於中文新譯文的通知, 請透過訂閱通訊或追蹤我們的FacebookTwitterInstagramTelegram

巴勒斯坦福音派呼籲西方教會悔改,反遭批評

中東基督徒堅持拒絕暴力,他們對西方不承認佔領的事實和轟炸行動造成的附帶損害感到沮喪。

以色列空襲加薩後,歷史悠久的希臘東正教聖波菲里亞教堂內的搜救工作。

以色列空襲加薩後,歷史悠久的希臘東正教聖波菲里亞教堂內的搜救工作。

Christianity Today October 30, 2023
Ali Jadallah / Anadolu / Getty Images

自從哈馬斯對以色列發動史無前例的恐怖攻擊使戰爭爆發至今,中東地區的教會、大公會議和領袖對數千民無辜平民的喪命表示憤慨。

許多阿拉伯基督教團體發表公開聲明。多數聲明裡強調了基督教呼召人們成為使人和睦的人。但一些團體受到批評,因為在一些人看來,他們的呼籲裡沒有具體包含那些被恐怖分子奪去性命的猶太平民所遭受的苦難。

這些公開聲明分別來自巴勒斯坦、埃及、約旦和黎巴嫩,其中多數聲明起因自加薩聖公會醫院被炸的悲劇。有些聲明裡稱國際社會忽視以色列對該地區的佔領;其他聲明則提醒全球教會注意這片土地自古以來也有基督徒居民(並非只有猶太人和穆斯林)。

《今日基督教》研究了來自九個阿拉伯組織和四個西方組織的聲明,其中多數為福音派組織,並請教一位以色列彌賽亞派猶太人和一位黎巴嫩亞美尼亞福音派基督徒的觀點。本刊發現,很少有中東國家福音派基督徒明確指出哈馬斯是恐怖主義的實施者,但許多聲明裡特別批評了以色列。

最新的一則聲明來自名為穆薩拉哈(Musalaha)的福音派事工,聲明裡同時點名了哈馬斯和以色列。

這個總部位於耶路撒冷的「和解事工」與來自不同宗教背景的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合作,使用聖經原則來處理讓他們分裂的問題,以尋求和平。在痛苦地目睹了兩週的大屠殺後,該事工發表了以「哀悼」為核心的公開聲明,呼籲彼此以和解來回應。

穆薩拉哈表示:「我們哀悼那些以正義之名,任由憤怒持續著失去人性的循環並為流人血找藉口的人;從哈馬斯的襲擊和以色列軍隊的反應裡可以看出這一點。我們邀請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看到對方的人性和尊嚴,透過非暴力的方式共同為彼此更美好的未來攜手努力。」

然而,該地區最具代表性的基督教機構,中東教會議會(簡稱MECC)直言不諱地指出以色列強加給加薩的苦難。

MECC表示:「巴勒斯坦人民在加薩遭受的不是對於軍事行動的軍事反應,而是種族滅絕和種族清洗,目標是人類歷史上最大的監獄裡的囚犯,而且是有預謀的。」

在本刊調查的九個阿拉伯福音派事工聲明裡,該事工的聲明最為尖銳,稱這場戰爭是「滅絕戰爭」,並呼籲「所有可敬的人」介入、干預這樣的行徑。

MECC 秘書長麥可·阿比斯(Michel Abs)告訴《今日基督教》,他知道那些他所謂的「猶太復國主義者」受到批評後有所回擊,而他認為這些人應該停止回擊。

MECC重點譴責以色列在人口稠密的沿海地帶斷水、破壞醫療設施並造成手無寸鐵的公民受牽連的死亡。MECC呼籲以色列停止侵略,解除對加薩的圍困,並追究阿比斯所稱的「佔領軍」的責任。

MECC的成員教會包括天主教、東正教和許多新教教派(多數為當地人所稱的「福音派」)。然而,雖然在美國基督教裡眾所周知的「主流教派」間的差異在阿拉伯世界並不明顯,但世界福音聯盟(簡稱WEA)也包含了一些不在MECC內的教派。

近東亞美尼亞福音派教會聯盟的代理主席保羅·海多斯蒂安(Paul Haidostian)說:「我們大致上同意MECC的聲明,雖然並非同意其中使用的每一個詞。但當前的戰爭中是否存在(種族)滅絕的因素?我認為有。」

中東和北非地區福音派聯盟秘書長傑克·薩拉(Jack Sara)幫助起草了WEA對「聖地衝突」的官方回應。但他也同意MECC的聲明。

他說:「數千名巴勒斯坦人不停地死去,那份聲明清楚地描述了在當地發生的事實。如果說有什麼不足的話,就是缺少了懇請世界各國的介入、干預。」

分析家指出,哈馬斯在平民住宅區安營紮寨,而以色列國防軍(IDF)在攻擊居民建築前往往會發出警告。在為預期的地面入侵做準備時,以色列國防軍呼籲非軍事人員撤離加薩北部;但哈馬斯告訴居民要留在原地。

然而,聯合國指出,加薩已經成為一場人道主義災難,據哈馬斯管理的巴勒斯坦衛生部 ,截至10月26日,已有6,500多人喪生,一百萬人流離失所。為了回應哈馬斯的恐怖主義和1400名公民(其中大部分是平民)的死亡,以色列進退兩難,因為追捕加薩的恐怖分子頭目所需的城市戰將進一步惡化加薩的處境,並日益激化全球輿論怒火。

但是,看著美國和更廣泛的福音派世界裡的許多人支持以色列,薩拉任教的伯利恆聖經學院(BBC)聯合簽署了一份巴勒斯坦基督教聲明,呼籲「西方教會領袖和神學家」 悔改。

聲明開頭引用先知以賽亞的話:學習行善,尋求公平,解救受欺壓的。(以賽亞書1:17)。

聲明指出:「西方對巴以的態度存在明顯的雙重標準,一方面將以色列猶太人的行為人性化,另一方面卻堅持將巴勒斯坦人非人化,粉飾他們遭受的苦難。我們懷著一顆破碎的心,要求這些領袖對他們在神學和政治上的同謀行為負責。」

在對「新一輪暴力」感到悲痛並譴責「所有針對平民的襲擊」的同時,該聲明也斥責基督教領袖未能提及這場戰爭「更廣泛的背景和根源」——包括以色列持續佔領和對加沙長達17年的封鎖。該組織提醒說,當地四分之三的人口是在1948年以色列建國後的衝突中流離失所的巴勒斯坦人的後裔,以色列拒絕了他們返回家園的權利。

薩拉抱怨道,在戰爭開打前的幾個月,極端的猶太人和以色列定居者增加了對當地教會的攻擊,向他們的牧師吐口水,而國際上的基督徒很少對此表示什麼。他說,這裡的基督徒常常覺得自己是西方末世論(End Times theology)支持者的「麻煩」,或是西方政府對該地區的敘事裡的「麻煩」。

薩拉在YouTube的留言裡:「我們禱告教會能成為教會,而不是偏袒一方的政治機構。對上帝來說,種族背景不再重要——耶穌不再只是個猶太人,祂是任何人的一切。」

一位彌賽亞派猶太領袖稱此份聯合聲明「應受譴責」。

全國聯合廣播節目火線(Line of Fire)主持人邁克爾·布朗(Michael Brown),巴勒斯坦裔基督徒不僅沒有譴責或提及哈馬斯活恐怖主義,他們的聲明裡還重複了「誹謗性的說法」,即以色列於10月17日故意轟炸阿赫利醫院及10月19日的希臘東正教聖波菲留斯教堂。(以色列國防軍判定醫院的傷亡是由伊斯蘭聖戰組織武裝分子發射的火箭彈誤炸造成的,同時承認聖波菲留斯教堂的傷亡是由以色列國防軍發射的一枚針對附近建築物的導彈造成的)。

此外,布朗也批評該聲明裡使用了「標準的左翼套路」,將猶太人重返故土的行為等同於「定居殖民主義(Settler Colonialism)」。

參與伯利恆聖經學院(BBC)舉辦的「基督在哨站特會」的布朗說:「我們想要以耶穌的兄弟姐妹身份彼此團結,但他們應『悔改』他們這種漏洞百出的對悔改的呼召,這樣我們才能共同追求公義、美善、公平和恩慈。「

以色列福音派聯盟主席(Evangelical Alliance of Israel)以「被虐待的妻子」來形容簽署那份聯合聲明的基督徒。

丹尼·柯普(Danny Kopp)說:「多數中東基督徒都無法自由的公開譴責伊斯蘭暴力。因為他們面對的社會代價,往往還有身體上的代價,實在高得難以想像。」

相反的,他們會保持沉默、轉移視線或指責別人。丹尼說,創傷性虐待扭曲了正確的道德判斷能力。但在目睹了「自納粹大屠殺以來最嚴重的單日大規模屠殺猶太人事件(近期的哈瑪斯攻擊)」後,阿拉伯裔的基督徒正處於一個關鍵的轉折點。

柯普說:「就在基督徒本可以提供一縷難得的真理之光的時候,教會卻在很大程度上陷入道德淪喪和與世界脫節的境地。」

埃及的福音派基督徒——無論他們如何評價雙方——從衝突一開始就大聲疾呼。

埃及新教教會主席團(PCE)是MECC和WEA的成員,也是最早發表聲明的地區機構之一。10月7日哈馬斯大屠殺發生後僅一天,PCE就發表了一份並無具體指責任何人的聲明,譴責「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之間一切形式的暴力和武裝衝突」,尤其是對無辜平民的襲擊。

PCE的第二份聲明支持埃及政府提供人道援助的政策。但接下來又接連發表第三份聲明,將焦點轉向以色列的攻擊。PCE譴責了對加薩醫院的轟炸,並反對用軍事手段處理巴勒斯坦問題。在摧毀部分加薩教堂的襲擊發生後,PCE表示「對自事件爆發之初就針對居民區的暴力行為深表關切。」

埃及是第一個與以色列簽訂和平條約的阿拉伯國家。以色列在其他地方受到的批評可能導致了埃及某些言論方向的轉變。

令許多阿拉伯基督徒感到憤怒的是,醫院爆炸事件發生在耶路撒冷各教會的牧首和領袖(PHCJ)呼籲大家全神貫注禁食和禱告的那一天。就在兩天前,作為對以色列呼籲撤離加薩北部的回應,PHCJ警惕猶太人之中的憤怒,警告他們要防止「因對以色列平民遭受的不可接受的攻擊所引起的新的暴力迴圈」。

耶路撒冷基督教領袖仍然沒有譴責或提及哈馬斯,但這項聲明與恐怖暴行發生當天他們的第一個反應在措辭上有所不同。由於以色列仍然沉浸在納粹大屠殺以來猶太人死亡人數最多的一天的陰影中,耶路撒冷基督教領袖會議聲援不要對「巴勒斯坦和以色列平民」造成任何傷害。

以色列駐梵蒂岡特使對耶路撒冷基督徒這種「不道德的模糊措辭」感到憤怒

在約旦的福音派基督徒是否也有同樣的回應呢?

10月14日,約旦福音派聯盟(JEC)——雖為世界福音派協會(WEA)的成員,但不是MECC的成員——發表了一份聲明,支持耶路撒冷牧首和領袖會議對於禱告的邀請。但為了反映其五個教區的意願,約旦福音聯盟投票決定避免具體提及以色列或哈馬斯。

極少數人強烈希望提及以色列。

約旦福音派聯盟成員教派,約旦浸信會主席納比赫·阿巴西(Nabeeh Abbassi)說,約旦的許多巴勒斯坦人視哈馬斯為「解放者」,他們佔約旦國人口的很大比例(但人們對這一比例有爭議)。為了不被視為反對這樣的情緒,約旦福音派聯盟選擇「不參與政治」,而是關注雙方共同的人性尊嚴。

約旦福音派聯盟的聲明譴責了當前「暴力與反暴力的循環」,但明確指出「對巴勒斯坦人民的侵略」。然而,耶穌的《登山寶訓》呼召基督徒成為使人和睦的人,應以對話和談判作為必要手段,結束以色列正在進行的、但未被命名的「定居地擴張政策」。

約旦福音派聯盟指出,「暴力只會催生暴力,(以色列的)佔領引發抵抗,圍困導致爆炸攻擊。」

阿巴西解釋道,他這句話是解釋,不是辯護。

他繼續說:「挑起事端的是哈馬斯。以色列有權自衛。但以色列接下來做的事更糟。」

阿巴西認為,太多的西方基督徒支持以色列是因為錯誤地應用神學。這位約旦牧師自己也是一位時代論者,他說,基督徒的工作並不是催促上帝執行祂的末世時程。

阿巴西提及使徒行傳1:6-8,當門徒們問復活的耶穌是否會恢復以色列的國度。他指出,當時耶穌拒絕回答這個問題,而是呼召基督徒成為祂的見證人。

阿巴西說:「如果我們想『幫助』上帝,這就是我們應該做的。不偏袒任何一方,而是兩者都愛,並與所有人分享福音。」

但在他所形容的對聖公會醫院的「野蠻襲擊」後,阿巴西說他的教會感到不得不發表一份自己的聲明,並且後來又對希臘東正教教堂的襲擊感到悲痛。聲明裡指責以色列的「戰爭機器」政策不區分平民和軍人,將穆斯林和基督徒都當作攻擊目標。

阿巴斯說:「哈馬斯是一個團體,以色列是一個國家。哈馬斯能隨己意做任何事,但我期望以色列做正確的事。」

他說,約旦教派發表的聲明得到來自當地罕見的讚賞。幾乎所有約旦媒體都稱加薩醫院為「浸禮會」,這反映了約旦在1967年戰爭中確立其行政身份時的民眾情緒

阿巴斯在聲明發表後接受了三次電視採訪:這是一個向普通約旦人「表明我們的心意」的時刻,也是當地基督徒認同政府政策的時刻,政府的政策是維護巴勒斯坦人的 權利,同時維持與以色列的和平,並將阿卜杜拉國王的約旦國視為耶路撒冷穆斯林和基督教聖地的歷史保管人。

黎巴嫩的福音派人士的想法則各不相同。

敘利亞和黎巴嫩福音派最高理事會主席約瑟夫·卡薩布(Joseph Kassab)說:「有些人希望發表聲明向政府表明態度,有些人則希望向穆斯林表明態度。但我只想讓聲明反映我們的信仰和神學。」

卡薩布說,在醫院爆炸事件發生後,一些當地領袖在鼓勵下大聲疾呼,黎巴嫩的這份文件提到了「以牙還牙」的道德觀,這種道德觀為耶穌所唾棄,但在猶太人和穆斯林中卻存在。聲明認為,根據這種邏輯,哈馬斯的恐怖主義應得到同樣的反擊,但不是加倍的反擊。然而,他說,以色列已將規模擴大了十倍。

雖然透過「過度反擊」來進行威嚇是以色列基本軍事戰略的一部分,但卡薩布認為基督徒應該有不同的衡量標準。

他說:「你不能在致力於和平及和解的路上無條件地支持任何人。」

黎巴嫩的聲明並沒有視以色列或哈馬斯列為敵人,而是試圖將重點放在公正地解決整個以巴衝突的必要性上。

卡薩布說,如果伊朗或美國加入這場戰爭會發生什麼事?

卡薩布猜測哈馬斯「可悲且不幸」的行動是為了干擾近期阿拉伯國家與以色列的關係正常化的努力——即《亞伯拉罕協議》——卡薩布明確指出,如果伊斯蘭意識形態成功統治該區域,巴勒斯坦和整個區域都沒有未來。

然而,以色列已經加倍其殘暴的行徑,他說。卡薩布提到有數千棟加薩公寓被摧毀,並呼籲難民透過加薩南部邊境逃往埃及的。1948年和1967年巴勒斯坦人的流離失所已成為永久性問題。

即便如此,他認為MECC的聲明並不完全合理。

卡薩布說:「以色列可能無意滅絕巴勒斯坦人,但如果他們持續攻擊,就會導致這個結局。如果你不喜歡『滅絕』這個詞,可以用另一個詞代替,但這不會改變暴力的規模。」

聖地地方福音派教會理事會(簡稱,CLEC,是WEA的一個附屬機構)主席穆尼爾·卡基什(Munir Kakish)則完全不贊同MECC的聲明。

他說:「當我們被邀請參加他們的會議時,我就可以發表意見了。」

他在10月18日的聲明裡強調要成為和平與和解的橋樑,並且不具體指責任何一方。CLEC的聲明僅關注加薩議題,但既未提及哈馬斯,也未提及以色列,並呼籲立即提供人道援助和締結全面性的和平條約。

CLEC的聲明裡指出:「加薩的醫院和學校所遭受的一切,是所有國際法和國際慣例所不能接受的,」隨後重申提摩太前書2:2。「我們呼籲各方立即停止戰爭……以便我們能敬虔而有尊嚴地過著和平的生活。」

但同時也要傳揚福音。卡基什認為當前的事件是耶穌預言裡末世前將要發生的「戰爭和戰爭的謠言」的一部分。他說,邪惡正在增加,就像諾亞的時代一樣,方舟的門很快就會關上。

他說:「現在是教會覺醒並完成大使命的時候了,而不是被其他事情分心。」

但阿拉伯裔基督徒並不是唯一發表聲明的人。

與他們中東的同行不同,美南浸信會倫理與宗教自由委員會(ERLC)、美國全國福音派協會(NAE)和世界福音派聯盟(WEA)立即點名譴責哈馬斯

ERLC發表了最強烈支持以色列的聲明。

美南浸信會領袖的聲明裡承認在以色列與教會的關係上存在不同的神學立場,認識到猶太人是如何「長期忍受企圖種族滅絕他們及摧毀他們國家的行徑」。ERLC視以色列為該地區「罕見的民主典範」,並援引羅馬書13章,支持以色列政府「拿起劍」來反對那些針對無辜生命的邪惡行為。

此外,ERLC聲明也認可「生活在中東的所有人的尊嚴和人格」,並為那些「為著福音努力的猶太裔和巴勒斯坦裔基督徒面臨的艱難事工」禱告。

[編按:《今日基督教主編羅素·摩爾(Russell Moore)曾任ERLC主席,他與其他2000名領袖共同簽署了該聲明。]

浸信會世界聯盟(BWA)的同行們則關注巴勒斯坦的問題,指出阿赫利醫院具有美南浸信會的傳統,同時「懇求保護所有民眾,建立真正的和平」。

浸信會在以色列有17間教會,在巴勒斯坦領土上有13間,其中一間位於加薩,BWA呼籲「走往明確拒絕恐怖主義的使人和平之路」。並且「在如此複雜的情況下」,BWA敦促「追求帶有恢復性的公義及和平」。

BWA秘書長伊萊賈·布朗(Elijah Brown)以BWA的禱告手冊為例。

他告訴《今日基督教》:「我們相信,身為和平的使者,我們不應強調政治對立的方式,我們必須致力於展現大家共同努力下共同的聲音。」

NAE也承認以色列有權進行自衛。但它也警告以色列不要超越這個範圍並進行「復仇」,造成更多無辜平民的痛苦,從而破壞自身安全。WEA鼓勵為緩和暴力作出一切努力,並對示威遊行表示「困惑」,這些示威遊行似乎表達著對最初的殺戮感到高興。

NAE和WEA都呼籲實現公義的和平——ERLC並未使用這一措辭,但自最初聲明以後,這兩個組織都沒有再發表過評論性聲明。鑑於NAE曾重申福音派應發揮「建設性地批評政府領袖」的作用,該機構如今是否需要這樣做呢?

ERLC主席布倫特·萊瑟伍德告訴《今日基督教》:「義戰理論(Just War theory)這個教義就其本質而言,有一個限制戰爭方式的框架,其中包括禁止以無辜平民為目標。我們對弱勢群體的關注沒有國界之分,但我們必須保持清醒的認知——在這場衝突裡,誰是過錯方。」

NAE主席沃爾特·金(Walter Kim)也提及基督教傳統。

「多數福音派基督徒在追求公義的同時抑制暴力的程度,這是經典的義戰。以色列有權對持續發動攻擊的哈馬斯進行自衛,」他說。「其他義戰原則包括公義的意圖、有限制的報復、長期性的努力使人和睦,並保護無辜的人。」

他將評價留給讀者去決定。

WEA秘書長托馬斯·施爾馬赫(Thomas Schirrmacher)已經做出了他的評價。

他說:「以色列仍然處於自衛的參數中。那些攻擊者曾明確地表示,他們要殺死所有猶太人,把以色列從地圖上抹去。」

施爾馬赫強烈質疑以色列被認定應為醫院爆炸事件負責任,他指責由巴勒斯坦權力機構管理的約旦河西岸和哈馬斯控制的加薩地帶的巴勒斯坦領袖未能建立一個正常運作的國家。哈馬斯致力於恐怖主義,而在加薩,這兩者是互相排斥的。

但他強調,所有評論都是他以個人身分發表的。WEA代表著173個國家的國家聯盟和合作夥伴,其中包括由卡基什、柯普領導的聯盟,以及關注對象為以色列國內的阿拉伯裔公民的聯盟。

他說,中東和北非地區聯盟與WEA的歐洲地區聯盟在反猶太主義定義的具體細節上存在分歧,而亞塞拜然的一個聯盟則因WEA譴責這個高加索裔國家在一塊有爭議的飛地上侵犯亞美尼亞人的人權而受到牽制。

他也試圖在烏克蘭和俄羅斯的基督徒之間取得平衡。

向雙方提供的援助也是平衡的。WEA正透過其在以色列的聯盟,在靠近加薩邊境的阿什杜德和阿什克倫提供避難所。與埃及的尼羅河附屬教會合作,他們將在拉法(Rafah)過境點提供救援。在WEA裡的巴勒斯坦聯盟的支持下,他們正在為重建加薩的英國聖公會醫院提供金援。

施爾馬赫說:「在我們發言之前,我們會讓各方都參與其中。這意味著我們的回應緩慢,但比起迅速發表一份後來不得不修改的聲明,這樣更能促進和平及帶來積極的變化。」

海多斯蒂安說:「發表聲明並不是教會最關鍵的任務,」他所在的亞美尼亞福音派聯盟尚未對戰爭發表正式評論。「更重要的任務是教育人們關於和平、公義和解釋歷史恩怨,而不僅僅只講授時事。」

但他說,阿拉伯裔基督徒為兩種面向感到擔憂。

他說,首先,他們呼籲與西方國際合作夥伴建立信任關係,以對抗主流媒體常常傳達的對以色列的不平衡和無條件的正面觀點。

其次,阿拉伯裔基督徒向該衝突地區表明他們不僅僅只是旁觀者。海多斯蒂安認同他們可能會面臨來自穆斯林或猶太人的地方壓力,並補充道,他們經常會對基督教社區日漸式微的狀況感到生存無望。

但他們在發言中聲稱,他們和巴勒斯坦人一樣,並不是這片土地的私生子,也不是這片土地的外來人。

「阿拉伯裔基督徒往往也是受害者,」海多斯蒂安說。「指責他們偏袒(某一方)是一種粗暴的方式。」

儘管他對當前的衝突有自己強烈的看法,但這位亞美尼亞領袖敦促基督徒不要將該地區視為一個整體。他說,基督徒們應小心謹慎,不要把聖經裡的以色列與現代以色列混為一談,也不要讓政府和媒體的言論左右他們對信仰的委身。

他問道,基督現在希望我們做什麼?聖地是基督教信仰的搖籃,但耶穌在約翰福音第17章中明確表示,祂的願景遠不止於此地。

「世界任何地方的和平都取決於其他地方的和平,」海多斯提安說。「中東教會的活力對基督肢體的全球合一至關重要。」

如想收到關於中文新譯文的通知, 請透過訂閱通訊或追蹤我們的FacebookTwitterInstagramTelegram

IHOP (國際禱告殿) 創辦人畢邁可 (Mike Bickle) 面臨性侵指控

堪薩斯國際禱告殿 (IHOPKC) 的前領袖們提出一系列他們認為可信的指控,涉及數十年間受害的多位女性。

圖為畢邁可

圖為畢邁可

Christianity Today October 30, 2023
Courtesy of IHOPKS

堪薩斯城國際禱告殿(IHOPKC)的創辦人畢邁可(Mike Bickle)正面臨著長達數十年、涉及多名女性的性侵和屬靈虐待指控。

68歲的畢邁可被指控性行為不端正,調查這些指控的前IHOPKC領袖於週六發表的聲明表示:「沒有遵守婚姻盟約」。

他們說,儘管他們最初感到震驚,但根據「多位受害者」的「集體的及證據確鑿的見證」,他們認為這些指控是可信的。

據《堪薩斯城星報》(Kansas City Star)報導,畢邁可於1999 年成立的巨型靈恩派教會提供全天候的禱告和敬拜,該教會於週五被告知了這些指控,《堪薩斯城星報》也收到一份公告錄音。

IHOPKC的執行董事斯圖爾特(Stuart Greaves)告訴員工,領袖團隊正在「認真對待這一情況」。

發表此份聲明的領袖——前執行領袖團隊和董事會成員羅戴恩(Dwane Roberts)、布萊恩·金(Brian Kim),以及先鋒基督徒團契牧師馬丁(Wes Martin)表示,他們首先試圖按照聖經馬太福音第18章的指示,直接向畢邁可提及這些指控。他們說,畢邁可拒絕與他們會面,然後試圖恐嚇和詆毀受害者。

據《堪薩斯城星報》報導,畢邁可上週日的講道內容為「虛假的指控」。

根據《羅伊斯報告》(The Roys Report)收錄的講道筆記,畢邁可在講道中討論《啟示錄》12:10中所說的「撒旦在末世最有效的武器就是控告」,牠將「低聲的含沙射影轉化為具有敵意的指控,破壞人們的生活和關係。」

畢邁可還說,「教會正在接近歷史上最榮耀、最充滿挑戰性的時刻,龍(黑馬)正在許多人身上喘息,讓他們互相指責和背叛。」

斯圖爾特在向員工的公告裡提及這篇講道中的這句話,他說:「我們要求大家不要在這種情況下提及『黑馬』這個詞,以此來減輕受到事情影響的人的痛苦。我們最 關心的是那些正在遭受痛苦和創傷的人、我們的屬靈家庭、畢邁可和黛安(畢邁可的妻子),以及他們全家。」

IHOPKC領袖於週日的聚會和社交媒體上宣布,畢邁可同意暫停講道和講課,教會將聘請「第三方機構對這些指控進行評估和仲裁」。

負責調查對畢邁可的指控的領袖表示,他們認為畢邁可的行為「不符合聖經對教會領袖的標準」,其中包括畢邁可利用屬靈權威操縱受害者。他們在聲明中說,站出來的婦女們「除了追求真理、悔改、憐憫和恩典之外,分享她們的經歷並無法為她們帶來任何好處」。

他們表示,畢邁可尚未公開回應最近的報導,但畢邁可否認所有指控。

畢邁可於1980至1990年代開始在堪薩斯城擔任牧師,因為畢邁可越來越趨於靈恩派,並開始對預言和代禱(intercession)持有不同觀點,他的教會在1990中期離開葡萄園教派(the Vineyard)。當時,畢邁可開始與甘保羅(Paul Cain)和鮑伯瓊斯(Bob Jones)等當地「先知」有聯繫。(這兩人最終都陷入醜聞危機:瓊斯承認自己有不正當的性行為和屬靈虐待,甘保羅則因同性戀行為和酗酒而受到處分。)

在IHOPKC,畢邁可強調關於禁食、預言、靈界和末世的教導。有些人認為他的事工是獨立的靈恩派的一部分,但他拒絕接受「新使徒改教運動」的標籤。本月早些時候,他在《Charisma》雜誌的《斯特朗報告》(Strang Report)節目裡分享關於以色列戰爭的預言性話語,而今年早些時候,他為「拯救以色列」舉行禁食,畢邁可說這將帶來基督的第二次降臨。

根據IHOPKC事工的網站,其員工人數約為2000人,他們皆是全職宣教士,需要募款自己的薪水。據《堪薩斯城星報》報導,在IHOPKC領袖階層發佈公告期間,一些人呼籲提高事工的透明度,稱「還有更多事情需要公開」。

起草該聲明的作者之一,羅戴恩牧師,目前帶領巴西的弗洛里亞諾波利斯禱告之家(Florianópolis House of Prayer in Brazil)。他的教會宣布將暫時與畢邁可保持距離。

該教會寫道:「我們的呼求和禱告是,在我們興起一間以禱告等候新郎再來的教會的旅途上,我們會剛強,不讓這些事動搖我們的信仰或使我們灰心。我們將委身於完全的透明度和真相,並將在事實皆澄清後分享更多的資訊。」

一些前IHOPKC成員表示,該教會具有威迫性及邪教性質,該教會則表示他們為長老領導制,對教會領袖有檢查機制,並委身於防範性侵、情感虐待、身體虐待和屬靈虐待的發生。

十多年前,IHOP(國際禱告殿)在一群自發性組成「宗教社區」的學生之間發生性侵和謀殺事件後受到外界嚴格的審查。它也被IHOP(國際煎餅屋,為美國知名連鎖餐廳)控告商標侵權。

後續新聞報導(按時間順序):

點此閱讀更多《Christianity Today 繁體中文》的文章,如想收到關於新文章的通知, 可透過訂閱通訊或追蹤我們的FacebookTwitterInstagramTelegram

如何跟「對基督教好奇」的不可知論者對話?

新一代幕道友正在取代新無神論者。但我們該如何與他們交流?

Christianity Today October 26, 2023
Illustration by Christianity Today / Source Images: Unsplash

在西方,關於宗教、無神論和基督教的文化土壤正在改變。我最近在社群媒體上看到的三則新聞提醒我們,這種轉變能發生得如此快。

世界知名的無神論者理查·道金斯(Richard Dawkins)越來越多地嚴厲評論變性運動和進步主義意識形態(progressive ideology)。流行播客主持人喬·羅根(Joe Rogan)的節目每月有超過1.9億次的下載量,他邀請了智慧設計論(intelligent design)專家斯蒂芬·梅耶爾(Stephen Meyer)做客他的節目,梅耶爾主張宇宙背後有一位造物主上帝,並批判天擇進化論的內容。

在英國,首次發生只有不到一半的人認為自己是基督徒。在每十年進行一次的英國人口普查中,在信仰欄位選擇「基督教」的人數下降到46%,而選擇「無宗教信仰」的人數上升到37%。這一下降也反應在美國的調查裡,幾乎有一半的千禧世代和Z世代年輕人如今認為自己是「nones(無宗教信仰者)」。

但是,在勾選「無宗教信仰」欄位的人之中,鮮少人認為自己是理查·道金斯式的唯物主義無神論者。事實上,「無宗教信仰者」更傾向描述自己為「追求靈命但不涉及宗教(spiritual but not religious)」的不可知論者。他們之中許多人仍然會偶爾禱告,參與新紀元運動裡的一些宗教實踐,甚至涉足神秘學。

也就是說,現代人不一定「不信宗教」,他們只是對不同的事物帶有宗教信念。當人們拒絕接受「制度性宗教」時,他們會以其他東西填補內心的「上帝洞」。

當現今一些最教義式的無神論領袖視「文化戰爭」為他們新的神聖事業時,他們也表現出越來越多的興趣聽取世俗主流之外對科學和現實世界的本質的其他觀點。

在《對上帝信仰的驚人重生》一書中,我探討了新無神論(New Atheism)是如何成為過去式,取而代之的是對超自然解釋的新的開放態度。例如,許多世俗知識分子——如心理學家喬丹·彼得森(Jordan Peterson)、歷史學家湯姆-霍蘭(Tom Holland)和記者道格拉斯·穆雷(Douglas Murray)——正在重新審視上帝存在與否的問題。

許多曾經支持理查·道金斯和他提出的新無神論的騎士團發現,他們為世人提出的人生答案(追求科學和理性,摒棄宗教)並沒有帶來他們所希望的光明和生命。在這些新世俗思想家的引領下,許多人如今受到啟發去挖掘聖經中的古老智慧,走進一、兩間古老的教堂——或甚至跨入信仰裡。

這些世俗主義者在我們的物質主義文化中意識到「意義危機」,也越來越意識到基督教敘事以不易忽視或重塑的方式塑造了整個西方文化。即使他們宣稱自己個人對上帝的存在並不確定,他們也開始懷疑我們是否真的可以在沒有上帝的情況下生活。

這一切都促使了「對基督教充滿好奇的不可知論者」的興起:這些現代人開始懷疑他們的祖先曾經相信的這個古老的猶太教-基督教敘事裡是否存在某些真理(或至少「有用的」道理)。

但是,我們這些相信上帝道成肉身、曾經活著又死而復活,使人類與祂重新建立關係的基督徒,該如何與這些「對基督教好奇的不可知論者」打交道呢?以下是我在與新一輪無神論運動的領袖和其跟隨者交流時學到的三條經驗:

1. 讓他們希望這個敘事是真的,然後向他們展示敘事的真實性

17世紀數學家兼哲學家布萊斯·帕斯卡(Blaise Pascal)寫道:「讓宗教具有吸引力。讓好人希望它是真的,然後證明它是真的。」這句話至今仍是明智的建議。

在過去,基督教思想家經常在與新無神論者的辯論中使用基於邏輯的護教學策略,並取得不同程度的成功。但對一些對基督教充滿好奇心的不可知論者來說,這可能是一種太直白的理性工具。

相反的,文化護教法對他們而言越來越有吸引力,正如安德里亞·迪爾利(Andrea Dilley)之前為《今日基督教》撰寫的一篇文指出的那樣,文化護教法「提供了一個框架,將人們與我們內心深處那些在電影、書籍和音樂中尋找美感的部分聯繫起來,」對文化護教法來說,「目標不是增長一種模糊的超越現實感,而是讓人們能與永生的上帝相遇。」

我們都曾受藝術、文學和美感的啟發——受到這些作品裡的英雄主義、犧牲精神和追求「超越性的目標」的故事的啟發。這也是為什麼我們喜歡《哈利波特》、漫威電影和《魔戒》。

現實的故事/敘事常常圍繞著政治、經濟和生物學,我們在其中缺失著意義,我們渴望重新激發我們對朋友和鄰居的想像。他們所渴望的正義、他們所尋求的身份認同,以及深深打動他們的藝術和音樂,都源自某種更深層的東西。這些皆是那個經常被遺忘的敘事的回音,是上帝的形像在人類身上留下的印記。

魯益師(C. S. Lewis)巧妙地創造了納尼亞世界,一個充滿騎士、龍、會說話的動物、英雄主義、勇氣和犧牲精神的神奇國度,由一位名叫亞斯蘭的獅子王統治,他非常慈愛但不受命於任何人。魯益師讓一代又一代的孩子和成年人希望這個故事是真的,然後他向我們展示了這個故事的真實性。

我們也可以這樣對待今天的慕道友,在他們的想像、盼望、夢想和渴望裡與他們共鳴。我們必須向他們證明,為何他們會如此盼望這樣一個有價值、有意義、有著超越性的目的的世界真實存在。只有這樣,有些人才會準備好聆聽傳統上為著上帝和聖經的歷史真實性的護教論述。

我們應向他們表明,我們確實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在這個世界背後有著一個愛、美善及公義的終極源泉,並且這個泉源親自前來尋找我們。

2. 保持基督教的「怪異性」

我曾與許多似乎對基督教持開放態度的非基督徒交流,但他們不想要一個和他們本身文化極為相似的教會。這一點在與我交談過的不可知論思想領袖裡尤其明顯,他們之中一些人似乎懷著一股渴望回到教會的心情。

例如,《旁觀者》(The Spectator)雜誌較為保守的副主編道格拉斯·穆雷(Douglas Murray)曾經有過某種程度的基督信仰,但現在他給自己貼上「基督教無神論者」的標籤。他承認基督教在西方傳統裡的價值和美德,但他無法全然相信這個信仰。

穆雷曾在與我的一次談話中指出,如果要他重返教會,他需要在教會裡見到比世俗人文主義的溫情版本更深刻、更奧妙的東西。

同樣的,當教會試圖模仿名人文化和娛樂產業的價值觀好讓社會覺得教會也沒那麼跟不上時代時,有著很大的危險。記者賓·西克史密斯(Ben Sixsmith)就注意到教會的這種傾向——他形容自己是一個「開放、好奇、不安的不可知論者」。

西克史密斯越來越被天主教傳統裡嚴肅的信仰和哲學所吸引,並斥責那些為了顯得自己更有包容性或跟上時代而「淡化信仰信息的教會」,他寫道:

「我不是基督徒,所以我沒有資格對基督徒的信仰指手畫腳,告訴他們該相信什麼,不該相信什麼。不過,如果有那麼ㄧ群人的信仰值得我追隨,我覺得他們的信仰應該會讓我覺得不舒服(當我沒有以同樣的方式生活時)。但如果他們的生活方式和價值觀與我有90%的相同之處,那他們的信仰就沒有什麼特別能打動我的地方。與其說他們想讓我變得更像他們,不如說他們想要變得更像我。」

著名歷史學家和播客主持人湯姆·霍蘭(Tom Holland)在他回歸基督教信仰的道路上也表達了類似的觀點。他對古代社會的研究表明,第一世紀的基督教所展示的價值觀有多「激烈」(與當時的世界文化極為不同)——並明白現代的他所持的一些價值觀和道德本能在很大程度上源於基督教。他在他所著的暢銷歷史書《統治:基督教革命如何重塑了世界》裡講述了這個故事。

然而,霍蘭感嘆道,教會常用了無新意的「每日默想」等短文來「雞湯化」基督信仰,或一些政治正確的宣傳來取代基督教裡神奇可畏的敘事。他繼續說道:

教會需要⋯⋯絕對地擁抱他們的信念,而不是對他們的信念略感尷尬。……教會必須盡全力堅守其信念⋯⋯包括最怪異、最逆文化而行、最奇特的那些信念。不要迴避所有關於天使之類的東西——堅持住這些!

這個建議似乎有違常理。許多教會都把盡可能把「正常」和「沒有威脅性」當作自己的使命,努力把人們帶進門來。

但是,許多對基督教充滿好奇心的不可知論者走進教會的大門,是為了尋找與他們正常的日常生活完全不同的東西。他們想要進入另一個世界,聽到另一種不同的敘事。

3. 創造一個與「取消文化(cancel culture)」相抗衡的群體

請原諒這個繞口的標題,但無論下一代的教會是什麼樣子,它都必須是一個充滿恩典的地方——在這裡,混亂的人們學會與其他混亂的人相處。人們渴望意義,但他們也渴望有個可以與他人一起探索意義的社群。

隨著這世界變得越來越消費主義和個人主義,加入一個彼此之間有著真誠關係的群體的機會不斷減少。但是,人類被創造出來是為了在同ㄧ物理空間裡彼此守望。教會是僅存的幾個可以讓人經常這樣做的地方之一。

那些陷入意義危機的人們正在尋找自我的意義,以及他們在更宏觀的敘事中的角色,因此,教會需要成為寬敞的社區。我們需要做好準備,擁抱那些受傷的遊蕩者,並為那些剛開始尋求意義的人留出空間。

在這個兩極化、道德主義化和不寬容的社會中,地方教會需要成為一個逆文化、充滿恩典的地方。恩典是現今不健康的取消文化的解毒劑,人們渴望恩典。

也許教會能為社會提供的最大見證就是,即使我們意見相左,仍然可以彼此相愛。 耶穌說:「你們若有彼此相愛的心,眾人因此就認出你們是我的門徒了(約翰福音13:35)。」人們不會因為有跟我們一樣的政治或神學觀點而認出我們是耶穌的門徒,而是因著我們的愛。

我盼望教會仍然敞開大門,與這世代的「外邦人」分享福音。我們的文化正在分崩離析,因為我們試圖在沒有基督教曾經為眾人提供的整體敘事下駕馭人生。就像所有取代上帝的偶像一樣,那些我們不斷對自己複誦的個人主義敘事永遠無法真正滿足我們。

我們誰也無法預料未來幾年關於信仰、無神論和基督教的對話將如何繼續變化,但我相信上帝總是會帶給我們驚喜。在新無神論者和對基督教充滿好奇的不可知論者尋找更好的敘事時,我們是否準備好滿足他們的問題和需求?當有人問我們心中盼望的緣由,就以溫柔、敬畏的心回答他們?(彼得前書3:15)

賈斯汀·布賴爾利(Justin Brierley)是英國作家、廣播主持人和演講家。他的第二本書The Surprising Rebirth of Belief in God: Why New Atheism Grew Old and Secular Thinkers Are Considering Christianity Again 現已上市。

點此閱讀更多《Christianity Today 繁體中文》的文章,或是訂閱本刊,如想收到關於新文章的通知, 可透過免費訂閱通訊或追蹤我們的LineFacebookTwitterInstagramTelegram

隨著亞裔美國基督徒人數的減少,多數「無宗教信仰者」仍對宗教感到親切

皮尤對7000名成年人進行的最新調查裡探討了基督徒、佛教徒、印度教徒和穆斯林的信仰和習俗,以及他們與儒家和道教的親緣關係。

Christianity Today October 24, 2023
Illustration by Mallory Rentsch / Source Images: Pexels

基督徒是亞裔美國人口裡最大的信仰群體(34%)。

但自2012年以來,基督教信仰的比例卻下降了8個百分點。同時,「無宗教信仰者(nones)」的比例從26%上升到32%。

這是根據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對自我認同為亞裔(雙親皆為亞裔或混血)的亞裔美國成年人進行的最新宗教調查結果。

皮尤在2022年7月5日至今年1月27日期間進行此份調查,也與100多名亞裔美國人進行焦點小組討論和一對一訪談,以探究宗教對他們的意義。除了對信奉基督教、佛教、伊斯蘭教和印度教的亞裔美國人進行調查外,研究中心還探討了人們對儒教和道教的喜好程度。

皮尤在2012年發布上一份關於亞裔美國人宗教狀況的報告。當時,研究人員發現,美國亞裔福音派新教基督徒每週參與教會活動的比例超過了白人福音派基督徒(76%對64%),是美國宗教信仰程度最深厚的群體之一。

https://datawrapper.dwcdn.net/jQakW

皮尤的最新數據代表了華裔、菲律賓裔、印度裔、日裔、韓裔和越南裔對宗教的看法。雙親皆來自中東(如黎巴嫩或沙烏地阿拉伯)或中亞(如阿富汗或烏茲別克)血統的人不包括在內。

在這些後裔群體中,只有不到一半的人認同基督教是他們的宗教。

富勒神學院菲律賓裔美國人事工主任加布里埃爾·卡塔努斯(Gabriel J. Catanus)說:「在教牧層面,這些統計數字與我們這些移民教會努力保持健康或活力的無數個故事相吻合。雖然我們不知道10年後的數據會如何,但這些數據應該讓牧師、家長和領袖們停下來,並為之禱告。」

人口概況

新教基督徒目前占美國亞裔人口的16%,低於2012年的22%。福音派基督徒的比例也從13%降至10%。天主教徒的比例則相對穩定,目前為17%,2012年為 19%。

在皮尤調查的六個族裔群體中,菲律賓裔美國人和韓裔美國人有最高比例自我認同為基督徒(分別為74%和59%)。多數的菲律賓裔美國人信奉天主教(57%),而韓裔美國人主要信奉福音派(34%)。

印度裔美國人自認為是基督徒的比例最低。根據皮尤的報告,15%的印度裔美國人認為自己是基督徒,48%的人認為自己是印度教徒。(在印度,基督徒佔13.8億人口的2.4%)。

https://datawrapper.dwcdn.net/HbgNO

與其他信仰人口相比,美國亞裔福音派基督徒的年齡往往較大,年齡中位數為51 歲。皮尤說,這是調查中所有亞裔宗教群體裡年齡最高的。

接受《今日基督教》採訪的多數宗教學者和領袖都表示,基督教在亞裔美國人中的衰落並不令人驚訝,這歸因於第二代和第三代亞裔美國人離開信仰或西方基督教與美國政治的兩極化因素有關。

舊金山州立大學亞裔美國人研究教授羅素·鄭(Russell M. Jeung)說,基督教的衰落也可能是「人口棕色化」的結果。

羅素·鄭表示,「根據皮尤的數據,印度裔和『其他亞洲人』在2012年約佔亞裔群體的31%,但在2023年上升到39%,由於這些族裔不太可能會是基督徒,因此亞裔美國人中基督徒的總比例也應該會下降。」

福音派神學的未來:亞裔美國人散居地的聲音》一書的作者阿莫斯·楊(Amos Yong)對基督教的不景氣現象並不擔憂。他說:「也許亞裔美國人的人口增長速度使得今日10%的總人數仍然大於十年前的13%;因此,如果這一點能夠得到證實,至少可以消除我們一些擔憂。」

然而,如果皮尤的最新數據能準確反映亞裔美國人基督信仰的現狀,那麼,「人數的減少可能確實與整體人數的減少是一致的,這進一步對福音派傳福音的果效提出嚴重的質疑,」阿莫斯補充道。

信仰生活

整體上而言,亞裔美國基督徒比一般的亞裔美國人更有可能說宗教在他們的生活裡非常重要(54%對31%)。皮尤將這一差距歸因於福音派基督徒中有很大比例(73%)這樣認為。

超過一半的亞裔美國基督徒每個月至少會去一次教會(55%),而四分之三的福音派基督徒(74%)回報的出席率則高於這一比例。

在拓展社區關係方面,亞裔美國基督徒可能是較為孤僻的群體。皮尤表示:「與一般亞裔美國人相比,亞裔基督徒更有可能說他們『所有的』或『多數的』朋友的宗教信仰與自己相同(38%對比30%)。」

「福音派基督徒(45%)是所有被分析的宗教群體中最有可能這樣說的群體之一。」

印度教信徒則緊隨其後,有40%的人表示他們的朋友中絕大多數都有相同的宗教信仰。相較之下,亞裔美國佛教徒是最不可能這麼說的(21%)。

貝勒大學社會學副教授傑瑞·帕克(Jerry Park)表示,福音派的調查結果可以用宗教信仰程度來解釋。「福音派基督徒,不分種族,往往在教會社區中更為活躍。白人福音派基督徒就是這種情況,我認為亞裔福音派基督徒也是如此,他們的做法和模式往往仿效白人基督徒。」

普林斯頓神學院海外事工研究中心主任鍾秀珍(Soojin Chung)說,對這類福音派基督徒的年齡進行細分會很有幫助,因為許多接受此次調查的人可能是年輕人。

鍾秀珍說,根據社會學家麗貝卡·金(Rebecca Kim)的研究,傳統上以白人為主的校園事工已成為以亞裔美國人為主的事工。2006年(金的書出版時期),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和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的福音派團體中有80%是亞裔美國人,而耶魯大學的學園傳道會團契裡則有90%是亞裔美國人。

日益增加的「無宗教信仰者」

約有三分之一的亞裔美國人(32%)表示自己是不可知論者、無神論者或「沒有特定宗教信仰的人」。2012年,這一數字為26%。

皮尤調查顯示,「無宗教信仰的亞裔美國人」的年紀比其他亞裔美國人更有可能低於50歲(73%對比62%),更有可能出生於美國(38%對比32%),更有可能是民主黨支持者或民主黨傾向者(71%對62%)。

美國亞裔基督徒協作組織(Asian American Christian Collaborative)主席雷蒙德·張(Raymond Chang)表示,「無宗教信仰者」數量的攀升令人擔憂,因為「我們社區裡的許多文化習俗都是透過各種信仰傳統傳承下來——其中有許多都在基督裡被贖回(想想保羅在亞略巴古關於未識之神的講道)。」

在所有族裔群體中,華裔(56%)和日裔美國人(47%)最有可能表示他們沒有宗教信仰。然而,他們也最有可能出於宗教以外的原因接觸某一信仰(分別為47%和58%)。

信仰親近程度

整體而言,每5名亞裔美國人中就有2人因非宗教因素而接觸某一宗教信仰。例如,雖然有34%的亞裔美國人認為自己是基督徒,但有18%的亞裔美國人因家庭背景或成長文化而對基督信仰感到親近。

皮尤表示,與美國人相比,亞裔美國人對宗教一詞的理解可能有所不同。

https://datawrapper.dwcdn.net/sOCF4

皮尤指出,「在美國,『身為基督徒』往往被視為一種排他性的宗教身份,有一套明確的信仰內容(如教義)和宗教實踐(如參與宗教儀式)。」

與此相反,許多沒有信仰特定宗教的亞裔美國人可能仍然認為自己與「其祖籍國常見的宗教或哲學傳統有所連結」,或同時對多種宗教感到親近,皮尤說。

這些發現與皮尤關於中國宗教信仰狀況的報告有些相似之處,在中國,許多中國成年人對多種神靈持有多重信仰,儘管這些信仰體系相互矛盾,他們仍參與在不同種的宗教活動裡。

一些受訪者表示,接觸到基督教是「在美國生活不可避免的結果」。 例如,在聖誕節送禮物「一直是我們文化的一部分,儘管我們並不信仰基督教,」一位不是基督徒但認為自己與基督教關係密切的美國印度裔受訪者說。

在「無宗教信仰者」之中,有四分之一的華裔美國人表示他們沒有感覺與任何宗教或哲學傳統更親近。皮尤指出,這是「拒絕與宗教有任何關聯的整體亞裔群體中比例最高的」。

但也有一定比例的亞裔無宗教信仰者對佛教(35%)和基督教(34%)感到親近。

https://datawrapper.dwcdn.net/yHjeG

「許多無宗教信仰的亞裔美國人可能比我們之前想像的更容易接受佛教和基督教,」傑瑞·帕克(Jerry Park)表示。「與其認為那些沒有宗教信仰的人對宗教完全漠不關心,也許宗教領袖們比他們自己意識到的更有機會接觸到這些人。」

坎德勒神學院(Candler School of Theology)的美國宗教史副教授海倫·金(Helen Jin Kim)指出,雖然有81%的韓裔美國人士表示他們與基督教有所聯繫,但無特定宗教信仰的韓裔美國人卻從23%增加到34%,韓裔福音派基督徒佔比則從40%減少到34%。

「我們需要更深入地研究這些數字,但我相信它們在某種程度上反映了關於美國基督教在政治上更廣泛的敘事。」

文化影響力

與其他此次調查內涵括的宗教信仰相比,只有不到1%的亞裔美國人說他們現在的宗教是道教或儒教。一些受訪者質疑是否應將這些信仰視為一種宗教形式,並傾向視它們為哲學流派。

研究人員指出,雖然儒教和道教皆「強調孝道,即尊敬長輩和尊崇祖先,」但只有道教「包含萬種神明、神仙,以及專職侍奉的神職人員」。

有24%的華裔美國人、22%的韓裔美國人和13%的越南裔美國人表示與儒教有聯繫。

皮尤發現,在自認更親近道教的人之中,有一半的人也認同基督教或佛教。

全球參與中心(Institute for Global Engagement)的越南專案經理海恩·武(Hien Vu)對此份新調查沒有反映出儒教和道教所佔的比例的下降程度(相較於2012年的調查)感到驚訝。

海恩注意到她所在社區的越南裔和華裔美國人中出現了「巨大的世代轉變」,第一代人主要持有其祖國文化的宗教信仰,而年輕一代「對亞洲傳統哲學和宗教信仰的依戀程度不如他們的父母或祖父母,」她說。

文化同化可能是導致信仰減少的另一個因素,因為亞裔美國人採用了更符合美國主流文化的不同世界觀。

重新想像未來

儘管皮尤評價基督教為衰落中的宗教,但接受《今日基督教》採訪的亞裔美國基督教領袖和學者對亞裔美國人教會在未來幾年的發展表示充滿希望。

「壞消息是什麼?人們正在成群結隊地離開基督教信仰——包括亞裔美國人,」雷蒙德說。「好消息呢?我們並不孤單,教會應該徹底改革,讓我們回到耶穌的道路上。」雷蒙德也擔任TENx10的執行董事,該組織正與100多個機構合作,包括各個教派、類教會事工和《今日基督教》,以幫助讓下一代更加重視信仰。

卡塔努斯「仍不相信會出現對耶穌或基督教傳統的全盤否定」,因為90%的菲律賓裔美國人仍然感覺與基督教親近,儘管認同自己為基督徒的人數減少了(74%)。他補充道,在過去的四、五年裡,菲律賓裔美國人的人數增加了近10%。

卡塔努斯說:「正如我在貝勒大學的朋友傑裡·帕克博士(Dr. Jerry Park)所觀察到的,菲律賓裔美國人社區的規模實際上是韓裔美國人社區的兩倍多,而且更有可能自我認同為基督徒。」

「因此,皮尤報告講述了一個重要的故事,但不是故事的全貌。」

出於ㄧ些因素,如印度基督徒遭受的迫害日益嚴重和香港的政治情勢,人們大規模地遷出亞洲,移居到北美等異國他鄉,這將「持續重塑美國基督教亞洲化的情況,」惠頓學院葛理翰中心全球移民社群研究所所長山姆·喬治(Sam George)表示。

「移民式的流離失所經歷是一種神學化和宣教化的經歷,因為移民將他們繼承的宗教信仰和習俗帶到新的土地上……並與其他人比較和對比自己的信仰。」

翻譯:Yiting Tsai

如想收到關於中文新譯文的通知, 請透過訂閱通訊或追蹤我們的FacebookTwitterInstagramTelegram

生養眾多:對中東福音事工的九種願景

在新的跨國關係連結的激勵下,阿拉伯事工領袖和國際合作夥伴反思過去25年的事工,並呼籲能有更多類似的屬靈整合工作。

紀念黎巴嫩主要的基督教事工Thimar-LSESD成立25週年的活動。

紀念黎巴嫩主要的基督教事工Thimar-LSESD成立25週年的活動。

Christianity Today October 23, 2023
Courtesy of Thimar-LSESD / Edits by CT

「中東福音派必須效仿中國基督徒正在做的事。」

黎巴嫩教育與社會發展協會(LSESD)首席執行官納比爾·科斯塔(Nabil Costa)上週在該協會的貝魯特浸信會學校(BBS)舉行的25週年慶祝活動上如此說。

他並非在呼籲改變地緣政治的走向。與此相反,慶祝活動與會者主要是來自西方國家的財務合作夥伴,他不會想冒犯這些人。

但科斯塔接著稱讚印度和沙烏地阿拉伯。

他說:「我們的願景是裝備教會在不斷變化的阿拉伯世界裡結出信仰的thimar。」Thimar是阿拉伯文聖經裡的果實

貝魯特浸信會學校(BBS)由浸信會宣教士於1955年創立,並於1998年將其下各項事工轉移給當地的基督徒。為了向他們事工的歷史傳統致敬,科斯塔在這個主題為「一同慶賀」的聚會上宣布將LSESD更名為Thimar-LSESD,以反映其事工在教育、救濟、特殊需要、社區發展和出版等方面的屬靈影響。

但在他代表這個常被暱稱為「浸信會聯會」的事工發言時,他邀請更廣泛的福音派人士在未來一起合作。

科斯塔談到中東許多志同道合的福音事工時說:「基督徒本應成為催化劑,有責任搭建橋梁、幫助社區彼此和解、傳播基督的香氣。我們認為黎巴嫩是通往整個中東地區的樞紐和門戶。」

他認為,中國的「一帶一路」政策是個模板,印度計劃中的區域「經濟走廊」和沙烏地阿拉伯發展中的特大城市「NEOM」也是一種模板。科斯塔說,即使這些國家「各有不同隱藏的動機」,但若連他們都認識到網絡連結和發展合作關係的重要性,福音派應該也能做到這一點。黎巴嫩儘管本身問題重重,仍是宗教自由的避難處。

一些與會者認為,中東正朝著大規模的地區整合及和平的方向發展,另一些人則對此持懷疑的人態度,認為會再次出現對基督徒的迫害。但許多人都認真地看待科斯塔的呼籲,視這次會議為一個集思廣益的機會,一同為下一個25年的福音派事工提出願景。

「我們周圍的世界正在發生變化。我們不能坐視不管,」他說,「但我們何等有福,我們之間有一條『屬靈帶』,在各大洲和各國之間架起通道。我們的主耶稣基督把我們從世界各地聚集在一起,使我們成為同一國的國民。」

並使我們能一同「結實累累」。

《今日基督教》採訪了七位阿拉伯與會者和兩位西方與會者,了解他們對中東地區未來事工的願景。

中東福音教會團契((Fellowship of Middle East Evangelical Churches))秘書長羅珊吉拉·雅求爾Rosangela Jarjour:

我們的主耶稣給祂的教會兩個黃金使命:傳道教導。雖然許多教會已向世界傳揚福音,福音事工常常忽略的一個部分是門徒的靈命塑造。建立神的國度需要的不僅僅是簡單的歸信基督。

事實上,保羅在他給提摩太的第二封書信中,提出了四個世代的影響(2:2)。保羅的策略很明確──聽道、做見證、托付、教導。他在隨後兩章補充道(提後4:7-8):這些是實現公義冠冕所必需打的「美好的仗」。

根據保羅的建議,這是我對我們地區所有自認為「福音派」的新教基督徒(包括長老會、浸信會、靈恩派和其他派別)的願景呼籲:在接下來的25年裡,在團結一致的情況下,我們的事工必須重新委身於門徒訓練的任務,這樣基督徒們,無論是老一輩的還是新一輩的,都能將自身的信仰傳承給中東教會的下一代。

斯蒂芬妮·海卡爾(Stephanie Haykal),黎巴嫩哈布村浸信會(Kafr Habou Baptist Church)的志工:

雖然中東地區的福音事工一直在成長茁壯,但有時它似乎有點像是種生意。身為一個來自黎巴嫩北部的人,我們的許多事工努力似乎都集中在貝魯特和其他的大城市,而比較當地的需要反倒被忽視了。

這讓我感到恐懼。

這一事實可以從許多不知道「福音派」是什麼意思的穆斯林得到證明。同時,許多傳統的地方教會聽到我們的名字時會感到憤怒,這也是一個證據。我們還沒有足夠廣泛地投入資源來克服這一問題。

在未來的 25 年,我們必須牢記我們的首要任務。人們不需要馬上理解福音,更不需要立即接受福音。但我們只要努力服事,倚靠聖靈,上帝會幫助我們分享救贖的信息,使人與上帝和好。

法拉··包柯爾(Farah Bou Kher),黎巴嫩一家救援和人道主義組織的項目經理:

Thimar-LSESD透過參與公共事務和聚焦於整全性的事工樹立了積極的價值觀。展望未來,Thimar-LSESD可以透過加強推動跨宗教的對話、普世關係互動及促進和平來成為更棒的模範。

中東地區受到所有全球趨勢的影響:氣候變遷、人工智慧、LGBT權利、兒童虐待、科學、信仰和無神論。在忠於聖經教導的同時,教會必須以包容的精神來回應這些影響,成為人們能在此經歷上帝的愛──而不僅僅是經歷祂的審判──的安全場所。

我們的事工不能各自為政,而要廣泛的合作。領袖們可以共享資源、權力,並有定期的會面,一起制定策略。在保持廣泛開放態度的同時,在未來的 25 年裡,教會領袖應該接受傳福音和社會服務兩方面的訓練。

在我們的會眾中已有所有我們需要的專業人士。

亞當·艾瑞耶斯(Adam Alrayes)),麥納麥巴林信徒(Bahrain Believers Group in Manama成員:

中東地區——尤其是波斯灣地區的教會正處於一個過渡階段。我們長年習慣於比較年長的牧師和領袖,但現在是年輕一代的領袖帶領上帝的教會的時候了。

這肯定會有正面和負面的發展。

但透過聆聽各地基督徒的意見並與他們交談,我相信在未來的 25 年,這種轉變將使教會更豐富,並推動教會向前發展。我們的主對每一代人都有祂的計劃。

以利亞·布朗(Elijah Brown),世界浸信會聯盟(Baptist World Alliance)秘書長:

中東地區的基督徒有個強烈的請求──你們過去曾信任我們,幫助我們發展門徒訓練群體。你們如今願意在禱告和為我們發聲中和我們站在一起嗎?

浸信會和其他的福音派基督徒拒絕視自己為戰爭、流離失所和天災中的受害者,他們迅速反應並服事中東地區的人民,無論他們來自任何種族或宗教背景。而且不僅僅是服事,他們也以耶稣基督接納、盼望和犧牲的愛為他們的社區帶來祝福。

在接下來的 25 年,讓這些基督徒越來越多地成為我們真實的提醒,提醒我們將自己的身份定位在上帝的使命中。在他們這樣做的同時,讓我們回應他們的呼求,更多為他們禱告和發聲。

中東地區的領袖開拓了全球浸信會運動中一些最有生命力的事工。他們將塑造我們的未來。

伊馬德·謝哈德(Imad Shehadeh),約旦福音神學院(Jordan Evangelical Theological Seminary)院長:

中東的國家們正在逐步走向寬容,這是我們樂見的發展,但我們仍期望政府能更進一步開放及寬容,畢竟來自非基督教背景的人若想改信基督教,仍是非常困難的事,甚至會面臨危險。

因此,在為屬靈上的突破禱告的同時,我們也必須投入更多資源於培訓當地的基督徒,幫助他們以有創意的方式向他們的鄰舍傳福音。

舉例來說,我們的公共事工所産生的影響令人驚歎。福音派醫院服事來自所有宗教背景的人,福音派學校有大量的非基督徒學生。當他們因此聽到福音並與基督徒來往,聖經的真理便烙印並伴隨著他們許多人的一生。

想像一下,如果我們能創辦一所福音派大學,會是多麽美好的事。

但要實現這些目標,我們的教會需要更多的神學深度。我們需要教導合一的聖經基礎,在各個福音派教派之間架起橋梁,欣賞每個教派的優點。當我們與世界打交道時,我們也需要同樣的做法。當面對同性戀和變性者的議題時,我們必須展現按照上帝的形象被造的美好之處。僅僅指出錯誤是不夠的,解釋為什麽也很重要。

此外,在更廣泛的基督徒群體中,我們必須修補福音派與傳統教會(例如天主教及東正教)之間的對立關係。有些人對我們懷有敵意,我不知道該如何解決這個問題,儘管我可以理解他們這樣做的某些原因,但這是進一步傳播福音的巨大障礙。

未來的25年,在上述的幾個面向裡,我們可以有所努力。

馬丁·阿卡德((Martin Accad ),行動研究協會Action Research Associates)主任:

在過去的 25 年裡,以 Thimar 為首的福音派教會有效地回應了黎巴嫩的各種需求。在救濟工作、特殊需求、神學教育和領袖培訓方面,其影響力已超越原本的藩籬。

如今,福音派必須踏入政治領域。

我的意思是,透過發聲及遊說來影響最高層的政策。這並非發出道德性的命令,而是參與幫助創建一個自由的開放社會。如果這項工作做得好,將有助於阿拉伯世界的教會發展出強而有力的公共神學。

具體而言,福音派的領導階層應該集結起來,共同反思各自機構的貢獻。然後一同舉出在立法和國家治理上,國家失敗的部分。積極地說,教會應該成為正義、平等和人權的代言人,致力使政治制度免受宗教派系的影響。

一些福音派基督徒在個人層面上已開始這樣做了。但在未來的 25 年裡,不僅僅是在黎巴嫩,教會必須參與建設中東地區成為人人平等的公民社會。

達林·伍德(Darin Wood),德克薩斯州米德蘭市第一浸信會(First Baptist Church in Midland, Texas)資深牧師:

我沒有資格來談論關於在中東地區傳福音的適當策略,但在與來自黎巴嫩和埃及的牧師共事後,我相信這些領袖在這方面是值得信賴的。他們在談論如何向他們所在的環境裡傳福音時充滿熱誠、激情,且毫無畏懼。

我的盼望是能夠把這種熱誠帶回家鄉,帶回到我自己的教會裡。

我們因著出國宣教認識到他們的事工。但在未來的 25 年,中東地區培訓來自他們本土的牧師會比從外國空降牧職人員更有效。我們的角色必須是代禱、鼓勵和資助他們的努力。

我們認識許多志同道合的事工夥伴,我們可以幫助他們建立彼此間的聯系。

賈利勒·阿爾納姆裏(Jalil Alnamri),葉門人,在阿拉伯世界與NEO領袖一同服事:

身為上帝在中東的僕人,我們渴望加強對當地領袖的培訓,使他們能夠牧養自己的教會。與國外宣教機構的關係往往使我們依賴於定期的幫助,而不是加強本土會衆的力量。

除了目前在我們的事工中主要運作的物資救助部分,國外機構的金援必須包括致力於改善我們的整體經濟狀況。這不僅僅是常聽到的「授人以魚」與「授人以漁」的差異。這兩者都無法真正幫助我們服事我們的社會。

在未來的 25 年裡,教我們如何自己製造釣竿吧。

翻譯:Harry Chou / 校編:Yiting Tsai

如想收到關於中文新譯文的通知, 請透過訂閱通訊或追蹤我們的FacebookTwitterInstagramTelegram

加薩唯一的基督教醫院發生爆炸,數十人喪生

致命的爆炸襲擊了一間由英國聖公會(原先為美南浸信會)營運的知名醫院。

巴勒斯坦人從嚴重受損的阿赫利浸信會醫院(Al-Ahli Baptist Hospital)大樓搬運還可用的物品。

巴勒斯坦人從嚴重受損的阿赫利浸信會醫院(Al-Ahli Baptist Hospital)大樓搬運還可用的物品。

Christianity Today October 23, 2023
Photo by Belal Khaled/Anadolu via Getty Images

上週二,加薩唯一的基督教醫院後院發生爆炸,數十名巴勒斯坦人喪生。

哈馬斯管理的巴勒斯坦衛生部估計死亡人數超過500人,並將加薩市阿赫利浸信會醫院(Al-Ahli Baptist Hospital)受到的攻擊歸咎於以色列。以色列國防軍(IDF)稱,爆炸是哈馬斯結盟的激進組織伊斯蘭聖戰組織發射火箭失敗所致。週三訪問以色列的美國總統拜登引用了美國國防部的數據,支持以色列的說法。 [自這篇報導最初發表以來,美國政府已公佈一份關於此次爆炸的非機密情報評估,認為傷亡人數在100至300人之間。]

阿赫利浸信會醫院由英國聖公會宣教士創立,自1882年以來一直運營於該地區。 在20世紀中葉的幾十年裡,它由美南浸信會(SBC)宣教部門管理。目前,這間醫院隸屬於聖公會耶路撒冷教區。

這間醫院的民間俗稱為Al-Ma'amadani(阿拉伯語「施洗者」),是加薩北部22間醫院之一。據報導,以色列下令撤離該地區後,數百名巴勒斯坦人在此避難,其中一些家庭躲在發生爆炸的院子裡。

阿赫利醫院院長蘇海拉·塔拉茲(Suhaila Tarazi)在早些時候向基督教支持者發出的呼籲裡,「我們在這裡作為上帝手裡的工具,向所有人展示耶穌基督的愛。我們自豪的是,在所有衝突中,這間醫院都在此服事、減輕傷者和窮人的痛苦,並以一顆熱誠憐憫的心幫助需要幫助的人。」

「這間醫院將繼續成為一個充滿愛與和解的地方。這間醫院的歷史告訴人們,無論我們是基督徒、穆斯林還是猶太人,我們都是同一個上帝的孩子。」

塔拉茲是來自南卡羅來納州的阿拉伯裔基督徒,在加薩任職的30年裡,她經歷著高失業率、停電和動亂。在以色列-哈馬斯戰爭爆發的前幾週,這間基督教醫院已經不堪負荷,資金不足。塔拉茲,她每天從早上8點開始工作,直到凌晨4點結束。

「我們沒有錢付全職員工的薪水,」她說。「光是為了獲得發電機運作所需的燃料,就又增加了一層看似無法克服的困難和痛苦。我們缺少藥品、物資、關鍵的醫療設備。我們人手不足。除了沒日沒夜地工作,我們還能做什麼?我已經筋疲力盡了。」

在週二的爆炸發生前,該醫院已曾遭受破壞。根據英國聖公會新聞社報導,該醫院週六遭到以色列火箭彈的襲擊,癌症中心的兩層樓被炸毀,四名工作人員受傷。坎特伯雷大主教賈斯汀·韋爾比(Justin Welby)發表聲明,該醫院的醫療用品已十分不足,沒有能力疏散重症及受傷的病人。

週三,韋爾比醫院的爆炸「侵犯了人類生命的神聖性和尊嚴。」

他說,「(襲擊醫院)違反了人道主義法,因為人道主義法明確規定,醫院、醫生和病人必須受到保護。基於這個原因,我們必須保持克制,在整起事件發生的事實都調查清楚前,不急於歸咎責任。」

週二阿赫利醫院發生爆炸後,約350名傷者被送往附近的醫院,而該醫院也已被病人擠滿。這起事件引發了阿拉伯國家的抗議,示威者呼籲以色列停止空襲。約旦因此取消了與拜登的峰會計畫。

「我們團結一致,強烈譴責這一罪行。關於加薩教會醫院慘案的初步回報讓我們深感悲痛,因為這是對人類原則的嚴重踐踏。根據國際法,身為神聖避難所的醫院遭到軍隊的褻瀆,」耶路撒冷各教會的牧首和負責人在一份聲明中寫道

100多萬名巴勒斯坦人奉命逃離家園,人們急需物資、食物和水。醫院爆炸發生後,以色列允許10天以來的第一批人道援助物資從埃及進入加薩走廊。

在哈馬斯於10月7日發動恐怖襲擊後,在該地區的其他地方,多個彌賽亞派猶太牧師動員起來援助以色列國防軍成員,並為逃離邊境襲擊的以色列人組建一個「應急和救援中心」。他們工作的一部分是募集捐款,向士兵分發物資,並為流離失所的家庭送去食物。

在加薩的漫長歷史中,阿赫利醫院身為該地區基督教同在的象徵,發現自己同樣陷入不間斷的衝突中。

根據中東醫學歷史學家卡爾頓·巴內特三世(Carlton Carter Barnett III)的碩士論文,1882年開辦阿赫利醫院的英國聖公會宣教士其為向穆斯林——主要是貧困、農村地區及女性穆斯林——傳福音的機會。

早期的醫院員工經常與病人一起誦讀《聖經》並一起禱告。對於不願「死在基督徒的屋簷下」的穆斯林,他們會帶他們至醫院外,但在此之前,他們會最後一次向他們傳講救贖的信息。英國宣教士在向醫院院內小學的學生傳福音方面取得較大的成功。

1954年,美南浸信會的國際宣教部買下了這家醫院,並將其更名為加薩浸信會醫院,在接下來的三十年裡為該地區提供醫療服務。雖然居民「改變信仰」在加薩是違法的,美南浸信會的宣教士仍視醫院工作為傳福音的良機,並以宣教為目的,開辦加薩唯一一間護理學校。

加薩浸信會醫院收治了在1956年蘇伊士危機和該地區其他事件中受傷的巴勒斯坦人。1957-1967年,在埃及統治加薩期間,埃及總統賈邁·納瑟(Gamal Nasser)訪問該間醫院,並對醫院的工作表示讚賞。

在1967年的「六日戰爭」期間,儘管醫院被戰火重重包圍,仍持續運作。醫院的窗戶被打破,幾面牆壁倒塌,一名工作人員受傷。宣教士使用加薩浸信會教堂(前聖公會聖所)來容納更多的病床,同時有500人在裡面避難。

在1970年代末,美南浸信會將醫院歸還給英國聖公會,並將其置於聖公會耶路撒冷教區之下。新的經營者給醫院起了現今使用的名字:阿赫利阿拉伯醫院(Al-Ahli Arab Hospital),原浸信會的工作人員繼續在此服事,直到1987年,他們注意到當時「反基督教情緒」的高漲。穆斯林兄弟會(Muslim Brotherhood)曾企圖暗殺醫院的代理院長。

1980年,一名巴勒斯坦人從醫院圍牆後面扔出兩枚手榴彈,炸死了三個人,包括一名以色列軍官、一名阿拉伯旁觀者,以及不少傷者。1989年,《今日基督教》指出,「聖公會營運的阿赫利醫院」是巴勒斯坦的基督徒與美國宣教士在這個暴力情勢不斷升級的地區合作幫助受害者的一個範例。

曾在阿赫利醫院擔任實驗室技術員的前加薩浸信會牧師哈那·馬薩德(Hanna Massad)說,加薩浸信會(GBC)仍是加薩唯一一間福音派教會,該教會曾在醫院內聚會,直到第二次巴勒斯坦大起義發生後,在急診室旁聚會成為幾乎不可能的事。

他說,「週二發生的事情令人難以想像。這些珍貴的人前來避難,因為他們認為這是間基督教醫院,應該會更安全。」

聖公會的耶路撒冷教區在加薩、約旦河西岸、耶路撒冷、約旦和黎巴嫩都設有醫療機構。據該教區稱,這間醫院在「世界上最動蕩的地區之一」提供「一些最優質的醫療服務」,包括免費的乳癌篩檢和加薩首個微創手術醫生培訓項目。

當地浸信會領袖巴德·曼蘇爾(Bader Mansour)指出,儘管該醫院現任領導階層為聖公會,許多新聞報導仍稱其為「浸信會醫院」。

他寫:「一些加薩人似乎還記得這個老名字,還記得浸信會在服事加薩人民方面的貢獻,這種貢獻透過加薩浸信會一直延續至今。」

院長塔拉茲在醫院工作的期間,目睹了數百名在2014年以色列-加薩暴力衝突中變成殘障的兒童的治療過程。五年前,塔拉茲面臨美國對聯合國為巴勒斯坦人提供服務的機構的經濟援助急劇下降的問題,這使得醫院的可用床位從80張減少到50張。

同時,加薩的基督徒人口已減少至約1000人,他們時常面臨穆斯林鄰居的敵意和暴力

當局稱,自10月7日哈馬斯襲擊以色列以來,已有1400多人在以色列喪生,3000多人在加薩喪生。

唐·利比希(Don Liebich)在《山中備忘錄》中引用了塔拉茲的話:「阿拉伯裔基督徒可以成為猶太人和穆斯林、西方和中東之間的調解人。對我們來說,基督教就是所有人的和平與愛。但我們擔心耶穌再來的時候,在這裡再也找不到一個基督徒。教會應該幫助基督徒留在這。這裡是基督教及耶穌跟隨者的土地。基督徒應該在這裡服事,成為基督教美好的見證榜樣。」

翻譯:Yiting Tsai

如想收到關於中文新譯文的通知, 請透過訂閱通訊或追蹤我們的FacebookTwitterInstagramTelegram

Apple PodcastsDown ArrowDown ArrowDown Arrowarrow_left_altLeft ArrowLeft ArrowRight ArrowRight ArrowRight Arrowarrow_up_altUp ArrowUp ArrowAvailable at Amazoncaret-downCloseCloseEmailEmailExpandExpandExternalExternalFacebookfacebook-squareGiftGiftGooglegoogleGoogle KeephamburgerInstagraminstagram-squareLinkLinklinkedin-squareListenListenListenChristianity TodayCT Creative Studio Logologo_orgMegaphoneMenuMenupausePinterestPlayPlayPocketPodcastRSSRSSSaveSaveSaveSearchSearchsearchSpotifyStitcherTelegramTable of ContentsTable of Contentstwitter-squareWhatsAppXYouTubeYouTub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