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政黨傾向是個好的開始

在這個黨派分化的時代,我們應該保持朝聖者的姿態。

Christianity Today March 5, 2024
Illustration by Mallory Rentsch Tlapek / Source Images: Unsplash / Getty

「我感覺我在政治/政黨傾向上處於無家可歸的狀態。」

在過去的六個小時裡,就在我寫這篇文章的時候,我從兩個完全不同的人那裡聽到類似的話:他們其中一個是保守的共和黨民選官員,另一個恰好是身為進步派活動家的猶太人。無論前者是因著川普(Donald Trump)這個讓人兩極分化的人物,還是後者因著自10月7日以色列遭襲以來反猶太主義聲浪的興起,這兩個人都覺得自己處於一種從自己曾支持的政治派別裡被放逐的狀態。

如今有很多人都有類似的感覺,包括許多耶穌的追隨者。我們發現,那些曾經是我們盟友的人不再是我們的盟友,而那些曾經是我們對手的人在處理當前危機時與我們的想法更接近。尤其是當許多人因為害怕失去自己在群體中的位置而不敢談論這種疏離感時,情況更是如此。

我們許多在政治上感到無家可歸的人認為,我們的流離失所只是暫時的。一些共和黨人以為川普離開白宮後,一切都會恢復正常。一些民主黨人認為,一旦疾呼「砍警察經費」的抗議時刻過去,生活也會重新回到之前熟悉的模式。但兩黨至今仍尚未恢復平衡,短期內也無法恢復。

不過,對基督徒來說,政黨傾向上的無家可歸是重新評估我們人生優先事項的獨特機會。儘管我們可能會認為自己正處於未知領域,但其實不然。在整本福音書中,耶穌都面臨著加入宣戰派的外在壓力。事實上,多數時候,人們向祂提出的有爭議的問題都與此有關。

祂會站在法利賽人那邊,以安靜的方式反抗奪取大衛子孫王權的羅馬帝國,還是會同情奮銳黨人,以大張旗鼓的方式反抗羅馬帝國?祂會與那些和羅馬人合作的稅吏結盟,還是與撒都該人結盟,好適應羅馬人的統治?

然而,耶穌拒絕將自己的身分與這些派別中的任何一派連結在一起。相反的,祂遠離那些想稱祂為王(約翰福音6:15)或視祂為食物供應者(6:26)的人。與所有人的期望相反,耶穌宣告自己就是道路、真理、生命(14:6)。

從亞伯拉罕出發的吾珥到約翰終老的帕特莫斯島,聖經以「朝聖之旅」來形容上帝對人們的呼召——從熟悉的地方出發,走向未知的目的地。希伯來書讚揚我們的祖先們,因為他們視自己在世上為「客旅和寄居的」,因著他們有這樣的自我認知,他們「表明自己要找一個家鄉。他們若想念所離開的家鄉,還有可以回去的機會。他們卻羨慕一個更美的家鄉,就是在天上的。所以神被稱為他們的神,並不以為恥,因為祂已經給他們預備了一座城」(希伯來書11:13-16)。

在正常情況下,我們的政治傾向只在我們的生活佔很小的一部分,或至少應該只佔很小的一部分。然而,在我們所處的這個極力將人們全面部落分化的時代,政治往往變成一種自我認同的身份及用以區分敵友的機制——並佔據我們生活的一大部分。在這樣的時代,任何沒有採納這種終極區分意識的人都會感到孤獨,甚至發現身邊沒有人跟自己一樣。

然而,上帝往往會使用外在環境——例如曾看似穩定的公民秩序的大震盪——來把我們從我們自己不會放棄的偶像中解放出來。在政治偶像崇拜盛行的時代,或許我們的無家可歸感正是上帝在提醒我們,我們是寄居者——雖紮根於現今的時間和空間,卻是為著遠遠超越這些時間和空間的現實而造。

也許,我們這些在政治上無家可歸的人以及這整個世界都需要不斷被提醒:我們長期以來對「家」的定義是錯誤的。將自己的身份認同建立在政黨傾向/黨派政治上,終將被揭示為建立在沙子上的房子。我們必須尋找的是另一個家——我們的天父在堅硬的磐石上建造擁有許多房間的那個家。

在這陌生的時代,這個真理可能會讓人感到陌生。但我們必須記住,若我們旅行的方向是正確的,朝聖的旅程必定遠勝過在今世找到歸屬。

羅素·摩爾(Russell Moore)是《今日基督教》的主編,帶領本刊的公共神學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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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urch Life

海外華人教會如何克服種族歧視和民族中心主義?

西雅圖的華人牧師與黑人教會和白人教會的牧師一起禱告、分享講台,並建議華人基督徒閱讀歷史、走進社區,更了解周圍的多元文化環境。

不同種族及文化背景的牧者在共同敬拜中彼此洗腳

不同種族及文化背景的牧者在共同敬拜中彼此洗腳

Christianity Today March 5, 2024
Courtesy of Qian Bin

華人教會散居全球,在普世宣教上極具潛力,然而卻往往只停留在潛力,很少真正有所發揮。其中一個要面對的議題,就是華人根深蒂固的種族歧視,以及對周遭不同種族、文化、語言群體的漠不關心,甚至盡量不接觸的心態。

2023年5月,世界華福總幹事、「使命門徒」播客主持董家驊牧師就「海外華人教會如何克服種族歧視和民族中心主義」的問題采訪了美國西雅圖證道堂的錢斌牧師。以下是那次訪談的部分内容。

:在美國,種族議題很敏感,而且不再只是黑人跟白人之間的事情,各個族裔似乎都開始參與其中。身為一名在北美西雅圖牧會的華裔牧者,您是如何開始關注種族議題的呢?

:西雅圖證道堂聚會是我服事的教會。1960年創立時會友以香港和台灣的華人為主,隨著移民趨勢的改變,來自中國、東南亞、北美、甚至歐洲的華人第二、第三代也逐漸加入,所以我們教會本身就是多語言、多文化背景、多傳統、如今甚至有多堂聚會的地方,但都是由同一群牧師與長老所組成的長老團來帶領。

我們教會設有中文堂、英文堂、廣東堂,不同堂會之間其實在文化、背景上有很大的差異,大家身處同一個教會,便必須面對不同文化、不同語言、不同思路之間的差異和張力,當然也有很多的祝福。所以就廣義的概念上而言,我們教會已經在面對種族議題了。神的子民如何超越文化背景和傳統,在一個教會中、在一個身體裡,一起來敬拜神與事奉神。這是引發我去關注這個議題的背景。

:那你們教會是如何在這方面有所突破與進展的呢?

:我們教會從2012年開始推動「有使命的教會」(missional church)。2016年,我們教會的另外一位牧師約我去吃飯,到了餐廳,我發現還有其他人與會,一位是我們自己英文堂的牧師,另外一位是我當時不認識的黑人牧師Aaron Williams。他是西雅圖一間歷史非常悠久的黑人教會牧師,當年馬丁.路德.金來西雅圖,就是去那間教會講道。最後一位是一名白人牧師,他在大學城的長老教會牧會,那也是一間具有一百多年歷史、相當大的教會,會眾多為歐洲裔與美國白人。

接下來的兩年我們都會一起禱告,也因此更確認知道是神將我們聚在一起,如同一個大家庭,所以開始把這個聚會叫作kindred,中文就翻譯成「主裡一家親」。我們也開始邀請教會的弟兄姊妹加入。

在這兩年的禱告中,我們看到自己身為使命教會、華人教會,我們其實很少看到社區、周遭城市的需要。尤其是身為移民的我們,比較容易關注如何讓自己的生活過得更好。我們可以把信仰和生活維繫得很好,但在生活與使命上卻常常非常缺乏。

在這個禱告聚會中,眾教會的牧者都看到,我們一定要進入社區。然而當我們的社區多數都是白人、黑人、印度人、墨西哥人、中東人、穆斯林等非華裔的時候,我們必須要回應種族議題,同時在這樣的處境下理解使命教會和使命門徒的概念。

:既然種族議題在整體社會中如此具有挑戰性,你們從跟黑人、白人教會領袖定期吃飯禱告開始,一路走來一定也很不容易吧?

:對於我們教會來說,驅動我們去面對種族問題的原因,不一定是因為看到種族撕裂的問題,而是從內在看到使命門徒生活的需要。

所以在禱告兩年之後,我們開始跨出下一步;從2018年開始,除了每一季的聯合禱告之外,我們決定每年用六到七週的時間「do church together」,即三間教會交換講台、成立聯合小組、聯合主日學,而且開始在城市中舉辦各樣聚會與服事,在這撕裂的世界中成為見證。

的確會面臨許多複雜的情況。印象比較深刻的是,疫情開始後那一年的五月31日是五旬節,也是我們的聯合主日。我們選定一個公園作為戶外聚會場地,而我是那天的講員。但2020年五月26日就是George Floyd被殺害的那天,所以那週美國的社會氣氛非常緊張,許多地方爆發了激烈的種族衝突,各處都有遊行示威,包括我們教會周邊的地區。所以,我們要如何進行這場聚會?我們要傳講什麼信息?會眾會有什麼反應?一切都是未知。當時作為講員的我,真的非常緊張,只能連夜禱告,我們教會的牧者同工也為我禱告。讓我最難忘的是,主日清晨、聚會開始前,我們幾位牧師一起站在台上圍成一圈禱告,我們為著彼此、為著我們的城市、我們的會眾,一起在神面前認罪,一起為當天的聚會和美國社會的混亂狀況來禱告。

我當天所預備的信息內容,從五旬節時使徒對著不同鄉談、不同族裔的群眾佈道講起,再往前追溯至以色列人出埃及後第五十天,在西乃山領受神的律法,進而溯源至巴別塔事件,談到人類之所有許多不同的語言,是因為驕傲導致神變亂語言,所以這些情況所帶來的人際衝突、世界陷入紛爭、國與國之間的交戰、文化的不相容、各種社會階層的歧視,所有問題都能歸結到罪的影響。

然而,我們同時也能看到神的心意,也就是來自各族各方弟兄姊妹同心合意的敬拜。基督已經救贖每一個文化種族與身份。基於此,即使我們仍有許多不同之處,但基督徒的身份應高於我們自己的文化,我們在種族、文化中的各種撕裂,已經在基督的寶血裡被救贖、醫治,成為反應上帝榮耀恩典的傷疤。當我們聚在一起時,向世界展示的是一個新的種族,也就是耶穌基督寶血所救贖的種族。

當時的社會氛圍下,這樣的信息,我相信在場所有人都有深刻的感動。即便後來疫情比我們想像中的長,後來美國還歷經了總統大選、種族的撕裂,使教會經歷了很大的創傷。但是,因著我們當時kindred的信息,同時也堅持在不同族裔、想法中彼此聆聽、一起禱告,使得我們得以活在盼望之中,活在恩典之下。

董:即使是華人彼此之間,對政治、歷史敘述都可能相當不同,那麼,當你們在與黑人和白人教會互動中時如果遇上意見分歧的情況,通常會如何去面對彼此的差異或張力呢?

錢:牧者之間的確會有不同的看法,特別當我們互換講台的時候就會發現,同樣的講道,在不同的教會會眾的反應是不一樣的。例如黑人牧師來我們的國語堂講道,第一代華人移民的會眾馬上就會為他貼上政治標籤,把他歸結為自由派等等,此時分裂就出現了。 這個世界有很多不同的觀點,不論是政治議題、種族議題,許多時候大家都是就「觀點」在辯論。然而我們身為神的子民所要堅持的真理,是要領受祂的話語,在祂的帶領下成為一個身體。所以我們堅持謙卑順服在神的話語中,一起聆聽神的話語,尋求該如何回應。所以許多時候,我們不將焦點放在辯論議題,而是回到聖經看神如何帶領我們這群人。

面對階層之間的張力和政治衝突,教會總是帶著愛、扮演一個關懷和服事的角色。因為教會明白,人的破碎正是福音的沃土,也是神我們呼召我們的地方。我們也跟會眾強調,如果我們總是爭論要二選一,那表示我們的教會不是一個真正大膽活出信仰的教會。歷史上的教會所堅持的,不是個人的自由,而是人人都甘心當基督耶穌的奴僕;不是權力的平等,而是對神主權的順服;不是追求個人的幸福,而是甘願冒險、甘願受苦;不是幫助凱撒來統治世界,而是順服神的權柄和主權,超越凱撒的疆界、超越種族隔離的撕裂。

對北美的華人教會來說,不論是種族或政治文化的議題,都是我們使命的處境。如果我們要忠心地在神的國度中活出祂的榮耀,並且把福音傳出去,我們一定要進入這個處境中,不可能置身事外。就美國整體的種族衝突問題上,尤其是白人與非裔之間的衝突,華人其實介於一個緩衝的位置,因為我們其實有許多話題可以跟雙方溝通,讓溝通的焦點回到神,而不是歷史上的傷害和糾結。我們看到這是神讓我們所扮演的特別角色,或許這就是神給我們華人的使命。

董:我們在談論宣教時總說,上帝把華人放在世界各地,所以我們很有潛力,可以成為普世宣教的策略性群體。但是當我更深入地去了解這個議題,許多宣教前輩會一針見血地指出,如果我們不突破華人的民族中心主義和對他人的種族歧視,就算散居在各地,華人也沒有在祝福萬族萬民,只會陷在優越或自卑感中。所以,我們該如何跨越這種思維呢?

:我想我有幾個建議。第一,當我們願意去讀一些不同族裔的歷史,例如黑人教會的神學發展、教會歷史,這能夠幫助我們開闊眼界,好讓我們和黑人牧者對話時,不會一直覺得彼此不同,而是更了解他們背後的原因。

第二,就是要跟他們做朋友,多去認識一些不同的族裔的牧者和教會同工,一起喝咖啡、禱告、聚餐、分享、出遊。當友誼建立時,我們會發現,神其實在他的國度中放下很多使命的元素。我們今天之所以能夠分享一個小時,主要是因為我們願意坐在一起,也就是一起吃飯、喝茶、喝咖啡,所以才衍伸出很多思考和事工方向。

第三,就是走入社區和世界。作為牧者,我所面臨的困境是,由於要處理的很多自己教會中的問題和會眾的需要,所以常常難以投注更多心力去關注不同族裔、不同的人、這世界與社區的需要。所以,我除了跟這些不同的牧者做朋友之外,我也意識到自己需要更深入這個社區和世界。

不過我的做法不是很傳統,大家參考就好:由於亞馬遜的大本營就在西雅圖,所以在我的安息日,也就是休息日的時候,我會自願幫亞馬遜送包裹。我說,我願意花五個小時為它送包裹,它就給我五個小時內可以送完的包裹,大約四十個,然後幫我在GPS上規劃路線。我不會知道它要我去哪裡,這是最棒的地方。因為他要我去的地方,可能是我永遠都不會去的地方。而且在每一個地方,不管是一間幾百萬的豪宅,還是一個低價出租的社區,在這段短短的時間內,我可以看到不同社區的生活方式,以及當中居民不同的生活方式。當我帶著包裹去給不同的人的時候,我覺得這對我來說是一種靈修,我是在以耶穌的眼光看待這個世界。

這些因為送貨而可以抵達的地方,都是我原本無法進入的地方。這過程讓我能夠以不同的眼光來看待我的城市和社區,而我身為牧者的靈魂也因此得到重建和復原。因為我們很容易專注在自己教會的事物上,反而忘記神給我們的使命,是在這個世界上道成肉身,去服事、去關懷。所以當我以這種服事、禱告的心進入這些社區時,每次我都是恩典滿滿的回到家中,感恩神給我新的看見。因為進入不同的社區,看到每個社區不同狀況的時候,我也開始對這個社區的人產生了興趣,進一步去了解這個社區的歷史和狀況。雖然這跟教會的牧者平時所做的事情不一樣,也沒有直接關係,但是我覺得對我來說,這是一個屬靈形塑的過程,也讓我更完全地體會道成肉身,同時將生命與使命結合。所以這個建議的重點是,作為牧者,除了牧養會眾,也要花時間進入我們所處的社區。

本文根據CT與CCCOWE之間的協議,從「使命門徒」播客的一集文字記錄節選編輯而成。

讓安息日好好安息

上帝的恩典顛覆了我嚴格的觀念

Christianity Today March 4, 2024
Annie Spratt / Unsplash

我在一個恪守安息日的教派中長大,從小,我們視遵守安息日為法律問題。我的宗派群體非常重視週五傍晚太陽落山的那一刻。我們確保那一刻到來時,我們不會仍在工作或買菜。我們群體的標準是每個人盡一切努力確保自己充分準備迎接體力勞動後的安息日。在那之前,我們的房子和車子皆已打掃得乾乾淨淨,需跑腿的事項完成,需要的食物也已準備好。有些人甚至熨燙好第二天要去教會穿的衣服。我還記得小時候,我拿著凡士林和紙巾擦亮我的黑色漆皮教會皮鞋。夕陽西下時,我們用敬拜——詩歌、經文和禱告——來「迎接安息日」,標誌著神聖的24小時的開始。

我們常常被提醒的經文是約翰福音14:15:「你們若愛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我們解釋這句話的意思是「你們若愛上帝,就必遵守十誡。」而遵守安息日是第四誡,因此,若不盡力遵守這條誡命,就是在向上帝、你自己和你所處的社會表明你有多不愛祂。但這種心態本身並沒有帶來安息。事實上,安息日成了良心的一種負擔。

簡而言之,我的成長經歷教會了我如何為自己的救贖而努力。我深知那種感覺——在靈魂深處,不知道自己是否已達到標準,能進入天堂。我是否夠努力?我還能更努力嗎?我是否好好懺悔了自己的罪,並因此得到寬恕?我是否真誠地努力取悅上帝?我以為我的永生取決於這些問題的答案。

與安息日搏鬥

我當時深信,以自己的方式遵守安息日式是贏得上帝眷顧的必要條件。但在我20多歲時,上帝開始向我表明,祂對我生命的愛、關懷和設計與我遵守律法的努力毫無關係。我開始相信恩典,開始放下與上帝之間必須「努力賺取什麼才能維持住」的關係。

但對我來說,安息日仍然是我完全相信「僅僅耶穌便足夠救贖我」的障礙。安息日也成了我驕傲的根源。我無視歌羅西書第2章的告誡,根據他人對安息日的操練來評判他們的信仰程度,以及他們在上帝面前是否處於正確的位置。

「如果我要你放下你認為你必須堅持的那些東西呢?你會相信我嗎?」福音歌手唐尼·麥克勒金(Donnie McClurkin)的歌《主啊,我會相信祢》裡的這句話在我耳邊響起。為了開始完全相信上帝,我必須放下我的屬靈安全網。律法已將我引向基督,現在我需要倚靠聖靈而活。

就在那時,我體驗到了安息。這種安息與哪個日子無關,也與我打破常規作息無關。

當我從安息日神學中走出來時,我不再相信基督徒必須留一天休息。然而,我不用走多遠就能讀到一本書、一篇文章或一篇講道,試圖說服我,治療焦慮的心的處方簽就是安息日:從工作、家務和科技中逃出來。根據2016年的一項調查,62%的美國人仍然「同意每週留出一天用於精神休息對社會很重要。」

但對我來說,我很難理解如何在恪守律法的同時不變得律法主義。我懷疑,像這樣以「更慫/模糊不清的方式守律法」是否適合我,畢竟,有時候,癮君子必須完全離開讓他們成癮的處境。

安息日僅是「影兒」

關於安息日的討論基本上有四大觀點。其中三種觀點認為安息日作用在時間上,賦予週六或週日聖經的意義,或僅僅強調每週應從工作中休息(實際上的時間)的原則。另一種觀點則認為安息日的命令在基督裡得到了成全/實現。

當我們透過新約的視角來看舊約時,我們會一次又一次地看到祭祀、節期、儀式,甚至摩西這樣的人是如何將我們指向耶穌。例如,以色列人有從天上降下的真實存在的神奇嗎哪,幫助他們生存。後來,隨著故事的延續,那些聽到耶穌說自己是「天上來的真糧」(約6:32)和「生命的糧」的人便明白其中的含義。那,成了肉身。

安息日也不例外。

丹佛神學院新約教授克雷格·布隆伯格(Craig Blomberg)說:「耶穌的到來將律法的全部意義體現在祂身上。在馬太福音第11章中,最讓我眼前一亮的,是耶穌是『那位使我們能安息』的神。祂為我們帶來安息,並不是因為我們在一週的某一天做了什麼不同的事情。而是當我們轉向祂時,祂為我們帶來安息,全天候的安息。」

希伯來書第3章和第4章裡描述的「透過對耶穌的信仰獲得安息日般的安息」,以及歌羅西書第2章提到的「舊約的安息日預示著在耶穌裡的安息」這兩個觀點引起我的共鳴。30多年來,「安息日」每一週都佔據著我的心思意念。遵守安息日是我所在的宗教群體的必修課之一。因為購物、工作、讀書、體育賽事(以及更多其他事)在這天都被禁止,我能敏銳地意識到時間實際上是靜止的,世界其他的部分卻在我靜止的泡泡外旋轉。安息日不只是一天,它還是一個光環。在這個神聖的時刻,有各種景象、聲音和氣味。這就是猶太學者亞伯拉罕·赫歇爾所形容的「時間的宮殿」。我能理解為何有些人會被安息日的操練所吸引。

但我知道「為了準備這個安息日」所需要做的工作。根據我的經驗,我知道每週休息一天並不能消除忙碌、工作癮或無法安歇的心。在耶穌裡的安息才是治癒這些問題的處方。還有什麼比每週擁有「時間的宮殿」更甜蜜的事呢?答案是全心全意地活在那座宮殿裡。這就是在耶穌裡安息的意義。對我來說,這不再只是一天的事。而是放下安息的影子,經歷安息的實體(歌羅西書2:17)。儘管生活周圍紛亂吵雜,耶穌是我能安歇的綠洲。

安息的真正意義

無論你是什麼人,都會經歷沉重的負擔和靈魂疲憊的時刻。無論是經濟上的重擔、種族或宗教壓迫、健康衰退或身體長期的病痛,或是以上所有問題同時存在,人生的掙扎總會找上你。正是在我們疲憊不堪的時候,耶穌為我們提供祂的軛——與祂綁在一起的機會。

「永恆裡的安息將使我們免於所有痛苦及掙扎。但今生的安息可能並不總是這樣,」布隆伯格教授說。「事實上,今生的安息可能並不常常是這樣,而是,感受到上帝與我們同在,祂指引、支持、添力與我們,以及祂的智慧——即使閻王們在我們生命裡肆虐。」

當我們在耶穌裡面安息時,我們不必再試圖保護自己「好人」的名聲,也不必假裝自己的人生很完整。真正的安息孕育出謙卑、坦承、成長和恩典的姿態。在安息的時候,我們拒絕相信這樣的謊言:上帝扣留了你——生孩子的可能性、升遷的可能性、被醫治的可能性——因著你過去曾做的某些事。你拒絕相信你人生的麻煩是由於你沒有以正確的方式做足夠的禱告。

對我來說,安息日般的安息在今世意味著,我的所有行為是出於我被天父接納和寬恕的根基。這是對上帝的愛、祂的保護和指引的信心。這種安全感不是憑空想像或自己製造出來的。它是一份禮物——很多時候我必須提醒自己我擁有這份禮物,它已經是我的了。

所有信靠耶穌的孩子們,無論你是否特別尊榮一週一天的聖日,請記得,我們必須以在耶穌裡安息來定義真正的安息。任何人都可以找一天來休息,但我們今生何等有幸與安息日的真貌相遇,讓我們千萬不要錯過。

德莉娜·普萊斯·麥克波爾(Delina Pryce McPhaull)是一名編輯和自由撰稿人,與丈夫、孩子和他們養的雞生活在德州的鄉村。可以透過InstagramFacebook 或她的部落格與她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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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紀多大就不應繼續帶領教會?

教會是否應為資深牧師、主任牧師設定年齡限制?

Christianity Today March 1, 2024
Illustration by Mallory Rentsch Tlapek / Source Images: Lightstock / Getty

2014年,本刊發表一篇由《下一步:成功的教牧交棒》一書的作者沃倫·伯德(Warren Bird)撰寫的專題報道,討論美國100位著名牧師如何成功地——以及如何失敗地——將自己的角色交棒給新的領袖。伯德和合著者威廉·范德布洛門(William Vanderbloemen)發現,有半數牧師在65歲之前卸任,而美國教會領袖的平均年齡為55歲。

今年,本刊試圖從不同的文化觀點來探討教牧交接的問題:亞洲的教會。在這個地區,等級制度文化和對長輩的尊重往往使資深牧師更難交棒,而一些國家的人口老化意味著更多的牧師在晚年仍帶領著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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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訪問東亞和東南亞地區共六位牧師(分別來自中國、日本、新加坡、印尼和菲律賓)對教會或教派是否應該為資深/主任牧師設定年齡限制,以及如何為能順利交接工作做準備的看法。以下回應由「應設定年齡限制」至「不應設定」排序:

弗雷迪·雷(Freddy Lay),68歲,雅加達印尼華人教會(GKI)前主任牧師和前主席:

教會或教派為牧師設定年齡限制是明智之舉,因為我們每個人的壽命都是有限的,我們的身體和心智都會因年齡而退化。我選擇在65歲退休,儘管退休後我仍以顧問的身份服事主,因為顧問的工作對體力的要求較低。退休牧師可以參與指導其他領袖。(雷牧師成功地在其教派章程中加入65歲的牧師年齡限制。)

雖然聖經沒有規定牧師的具體年齡限制,但我們可以從聖經裡有關交棒的例子中學習。例如,上帝為祭司和利未人在聖殿中的服事設定了時間限制(民數記8:25-26)。

我們也可以看看從摩西到約書亞、從以利亞到以利沙的領袖交接。牧師們在開始擔任領導角色時就應該開始準備接班計劃。為此,他要以身作則,展示帶領教會的意義,並投入時間為神的旨意禱告。培養新世代的領袖是現任領袖最重要的職責之一。

阿曼多·卡諾伊(Armando Canoy),59歲,菲律賓浸信會神學院院長:

教會為資深牧師設定年齡限制是明智之舉,因為在某些情況下,教會會充滿資深牧師的親屬,他們希望牧師一直待到老死。因此,我認為70歲應該是這類教會的退休年齡。

我認識一些資深牧師,他們到了70歲仍神采奕奕,充滿智慧,人際關係和社會關係也很好。然而,身體健康卻是個巨大的挑戰。70歲以後,健康問題往往接踵而來,尤其是那些在經濟上沒有得到教會良好補償的資深牧師。健康問題也導致他們經濟上的困難,因為菲律賓多數資深/主任牧師都沒有醫療保險或退休儲蓄。一些牧師希望在自己的崗位上一直做到老,至少這樣能確保自己在經濟上的供應。

當然,聖經中並沒有規定70歲為退休年齡。例如,摩西在80歲時開始傳道。但在民數記8:25-26中,利未人被要求在50歲時停止在會幕中從事需要費力搬運設備的工作。從體力上講,他們可能無法再勝任這些工作。然而,他們被要求在會幕中協助執行其他職責。

這些經文證明,當工作效率降低時,資深牧師有必要進行工作上的轉換。至於年齡,70歲在菲律賓被認為是高齡。因此,是時候培養新一代的領袖了。現在是約書亞的時代了。

張三(化名),47歲,中國,浸禮會家庭教會牧師:

將固定年齡寫入教會章程可能不是個好主意。這是因為教會可能會經歷一些困難時期,需要一個值得信賴、被證明是忠心的僕人來服事更長的時間。另外,不同牧師的健康狀況也可能不同。最後,牧者與羊群之間的關係也各不相同:有時,會眾非常喜愛和信任他們的牧師,希望他們能夠留任更長的時間。其他時候,人們更願意引進新鮮空氣。

同時,我也看到設定年齡限制的好處。有些年長的牧師挾持權威,拒絕給年輕一代機會。另外,年長的人通常較不願意改變自己的想法,中國有句俗話叫「老師傅沒有新技術」,當情況需要時,他們有時可能會固執己見,不願意做出改變。

因此,教會為資深牧師和平信徒長老設定年齡限制是明智之舉,但也要設定允許例外情況的標準。聖經既提到經驗豐富的領袖的價值(詩92:14;箴16:31, 20:29),也提到一個人在晚年固執己見或受他人控制的危險(創27:1;參2:27-33;王上1:1)。

在華人文化裡,因年齡而剝奪年長者的權力是一種羞辱和不尊重的行為。多數建堂牧師會一直服事直到去世。因此,我在這個問題上的想法與中國家庭教會多數人的觀點非常不同,但與我這一代(1970年代以後出生的人)其他領袖的想法一致。

當牧師開始服事職涯時,他應立即開始準備新的繼任者,因為任何事情都有可能發生——尤其在中國,牧師隨時都有可能被拘留。如果牧師和會眾已經建立信任關係,換一位新的主任牧師就會非常困難。此外,牧師服事的時間越長,教會文化就越牢固,另一個人就越難適應這種文化。

Satoru Kanemoto,75歲,日本東京練馬神教會前主任牧師、日本洛桑委員會前主席:

教會應為資深牧師設定年齡限制,這樣就能減少領導權交接時的權力鬥爭。但是,如果教會同意,牧師也應該有繼續留任的選擇。

至於年齡限制應定在什麼時候,這取決於牧師。他或她應該能夠根據自己的健康或精神狀況延長或縮短退休年齡。1988年,我剛開始在練馬神教會擔任牧職領導時,當時的文化標準是60歲退休。如今,這個年齡已上升到65歲,很快就會達到70歲。對牧師的年齡限制也應該根據教會的需要靈活調整。

在羅馬書12:1-21中,我們看到神允許我們忠於祂的呼召。我相信和平之君會給我們機會,讓我們在卸任牧職後以不同的角色服事主。就我而言,我在70歲退休,然後成為一所幼兒園的園長,也擔任日本宣教協會的會長。

雖然有些宗派對資深牧師的年齡有限制,但由於日本牧師短缺,很難維持這種限制。許多教會要求即將退休的牧師留下來,直到教會找到新的牧師。如果牧師仍決定退休,教派領袖就會請其他退休牧師來講道,或是由平信徒領袖輪流講道。偶爾,牧師的妻子也會到教會幫忙講道。

我在33歲成為牧師時就開始為交接牧職做準備。我強烈建議年輕的牧師儘早開始思考這個問題,並思考怎麼做對他們帶領的教會最有利。我見過一些接班挑戰包括爭奪牧師財政資源的權力鬥爭、教會成員對牧師的依戀,反之亦然。有時這些挑戰會導致教會分裂。

Lora Timenia,36歲,菲律賓碧瑤亞太神學院教師:

為牧師設定年齡限制是不明智的。神的呼召是由神設計的,不應受年齡、性別、種族或社會地位的限制。此外,是神對某個職位、角色或職務的恩膏決定了誰來服事以及服事時間的長短。約西亞王被任命為國王時非常年輕。迦勒進入應許之地時已經很老了。因此,神的呼召沒有固定的年齡。

就我個人而言,我更願意在70歲時退休,成為業餘服事者。隨著年齡增長,我們的身體會越來越虛弱。我們以前能做的事變得越來越難。我們的記憶力、說話的聲音、熬夜的能力或社交節奏可能都與年輕時不同。另外,一個世代人的發展速度很快。我這代的人喜歡的東西可能與新的世代喜歡的東西相去甚遠。

儘管如此,在教牧崗位上,年齡其實是一種財富。在歲月中學到的智慧以及因著時間與上帝和會眾建立的穩固關係是教會的財富。因此,如果上帝沒有引導牧師離職,那麼無論他或她的年齡多大,他或她都應該留在原本的職位上。

菲律賓的牧師多數會堅守牧職,直到神明確引導他們卸任。然而,許多牧師並沒有做好由年輕一代接班的準備。因為他們沒有退休經濟計劃,除了教會的薪水,他們沒有其他收入來源,除了牧師住宅,他們沒有其他住處。在某些情況下,神對他們的呼召已經結束,但牧師因著生活所需不願離開。

我一直認為,門徒訓練是每位牧師的首要事工。門徒訓練意味著培養真正跟隨耶穌的門徒。真誠跟隨耶穌的人最終會在不同事工領域裡服事,包括牧會。我永遠不會忘記一位新加坡牧師對我說的話:「讓我的天花板成為你的地板。」牧者應該視建立門徒為常態事工,無論對方是否繼任自己。

Soo-Inn Tan,68歲,新加坡基督教出版及培訓事工Graceworks負責人:

我們首先要問:什麼是教會?如果教會主要是一個家庭,那麼為年長的家長設定退休年齡就很奇怪。如果我們認為教會主要是一個機構,那麼設定退休年齡以確保有接班計劃是有益處的。

聖經並沒有談到資深牧師/主任牧師的退休年齡。我認為現代之所以會出現牧師年齡限制的問題,是因為有些領袖的任期過長,導致教會功能失調。這是個需要解決的問題。

因此,問題不在於設定年齡限制,而是考量如何確保有合適的人繼續擔任牧師,以及如何幫助那些不再適合擔任領袖角色的人離開。

我們也需要為那些不應再擔任主任牧師的人另闢道路,讓他們以其他方式服事,如透過當屬靈導師、寫作、禱告、教導或提供教牧諮商。我們絕不應讓人留下這樣的印象:僅僅因為一個人不再是主任牧師了,他或她就不再對神的國度有用了。

新加坡是一個快速老化的社會。隨著醫療保健和飲食習慣的改善,許多人晚年時依然身體健康、各項功能正常。65歲或70歲這樣的數字無助於我們了解一個人的能力。每個人衰老的層面各不相同。我母親去世時94歲,去世前與老人癡呆症和帕金森症搏鬥了大約八年。我在唯真神學院的老師詹姆斯·休斯頓(James Houston)今年已經101歲,仍在寫作。年齡本身並不能用來衡量一個人是否適合服事。

上帝決定我們何時來,何時去,所以無論何時,牧師都應該努力帶領教會,傳遞「教會及其使命比任何一個人都重要」的觀念。

Isabel Ong 的補充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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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urch Life

從舊鞋開始,成為非洲村民的好鄰舍

以救助非洲兒童脫離沙蚤疾病為起點,台灣舊鞋救命國際基督關懷協會在非洲開展興學計劃、活水計劃、農耕計劃並建立宣教差會。

舊鞋救命協會在非洲分發舊鞋

舊鞋救命協會在非洲分發舊鞋

Christianity Today February 29, 2024
Courtesy of Step30 International Ministries

一輛印著慈善機構名字的車輛沿著土路開進肯亞埃爾貢山腳下的村落。車裡有人探頭問,需不需要物資援助,村民警惕地看著車上的人回復道,「我們不需要援助,我們已經有『舊鞋救命』幫助我們了。」

十年前,當印著「舊鞋救命」字樣,治療沙蚤疾病,運送鞋子的麵包車開進非洲偏鄉時,村民會朝著車子相反的方向跑去,有些孩子甚至會跑進玉米地躲起來。現在,他們看「舊鞋救命協會」如同鄰舍一般,不但心存感激,也願意聆聽協會分享的資訊和經驗,並著手實踐。「村子裡有人要送我一頭羊,還叫我去家裡吃飯,他們把我當朋友,當夥伴,這是我在這裡最開心的事之一」,在距離肯亞首都奈洛比車程約8小時的鄉村駐紮了5年的Ruby喜樂地說。她是舊鞋救命協會駐肯亞的項目執行總監,也是當地唯一的臺灣人。

舊鞋救命國際基督關懷協會(Step30 International Ministries)是始于福音行動,發起於臺灣的國際人道救援機構。從捐助舊鞋,救助非洲兒童脫離沙蚤疾病起,協會陸續於非洲12個國家和地區開展興學計畫、活水計畫、農耕計畫並建立Move差會,向非洲沒有聽過福音的地區差派宣教士。經過十年的深耕,舊鞋救命協會不僅為非洲的偏遠鄉村提供物資支援,更以促進當地社區發展,實現經濟上的自給自足,給予身心靈的關懷與陪伴為核心服務,成為所在地區的好夥伴、好鄰舍。

幫助不是另一種傷害

過去五十年,非洲收到了一萬億美元的慈善援助。各個非洲國家的境遇卻沒有改善。不少的慈善組織在非洲興建了學校、開挖了水井,但若干年後,學校因無力修繕又成了雜草叢生的昆蟲聚集地。無人維護的水井再也汲不出一滴水來,村民又回到了從骯髒池塘裡取水的生活。幫助沒有改變貧窮,卻成了另一種傷害。舊鞋救命協會則在小規模卻持久而穩定的援助中,成為當地人的好夥伴、好鄰舍,同時將幫助放在已經成就的救贖故事中,帶著福音的使命,給非洲的一些偏鄉帶去持久的改變。

Khalwenge村就在(Mount Elgon)埃爾貢山腳下。這座人類最古老的盾形死火山為周邊的低海拔地區帶去了肥沃的火山土壤。2005-2008 年間為了躲避叛軍衝突,原本住在埃爾貢山上的山民,被迫遷徙到山腳下。流落至此的村民長於打獵,不善於農耕。廣袤而富饒的土地對於Khalwenge人來說,卻是貧窮。這是舊鞋救命協會進入的第一個偏僻村落。 從治療沙蚤,捐贈舊鞋開始,舊鞋救命協會在5年間幫助Khalwenge村民興建了兩層的學校,建立了有機種植的農場,打造了提供乾淨水源的水井,更重要的是這些改變都有村民參與其中。他們學習了有機種植的知識,使農作物產量翻倍,有了錢交孩子的學費。學校自家的菜園獲得了豐收,孩子的營養午餐有了著落。村民們學習了制磚的技術,通過建築搭建獲取收入。村民集體養殖的牲畜成了水井維修的共同基金來源。鄉村的每一個專案都由村民自主負責,並找到了可永續發展的途徑。這樣的改變正逐漸發生在肯亞的四個村落中,三萬多居民因此受益。

一位叫Immanuel的男孩曾告訴Ruby,「你們(舊鞋救命協會)真的在這裡做了很多,讓我們的村莊有了很大改變,我們的父親、兄弟因此有了工作,大家通過有機農場學到了很多新的東西,是你們把發展帶到了這裡。」

而一切都始於一個「搜集舊鞋」的念頭。

「舊鞋救命」

2014年,楊右任(Yu-jen Yang)和太太領著一份微薄的工資,但照著腓立比書4:8所說,「凡是真實的、可敬的、公義的、清潔的、可愛的、有美名的」,他們夫婦都樂於留心去做。他們把大部時間時間花在社區服務、陪伴青少年和教會服侍上。當身為宣教士的岳父加拿大牧師Allen Remley回台探親,說起肯亞鄉村學校的孩子笑容燦爛,雙腳卻因沙蚤感染潰爛,沒有鞋穿加劇了感染。岳父每次會帶幾箱鞋子回到當地,卻總是不夠分發。楊右任想,臺灣民眾有這麼多不穿的鞋子,何不搞個舊鞋的募集?「舊鞋救命」,一張富有創意和衝擊力的海報,一個門檻極低的慈善義舉由此而生。募集活動短短時間內傳遍臺灣各大網路,獲得了許多民眾的回應。幾萬雙鞋子湧進了楊右任和親人的家,從地板到天花板,每個房間都塞滿了。第一次募集,他們就籌措了3萬雙鞋子,5萬件舊衣,塞滿了2個40尺的海運貨櫃。楊右任和太太掏出了家中所有的積蓄,完成了第一次運送。募集活動結束後,舊鞋子還是源源不斷地送過來,楊右任意識到自己無意中開啟一場與臺灣民眾關於人道救援的對話,而神也在使用他願意的心,書寫又一個五餅二魚的故事。

為了更加明白非洲地區的需要,幾年後,楊右任帶著一歲的女兒舉家遷往非洲的部落居住。在全家感染了瘧疾,經歷面對一份午餐到底是給一歲的女兒還是餓了幾天的非洲兒童的良心掙扎,以及深夜無助的哭泣後,楊右任看到了當地村民更多的需要,也更加明瞭該如何幫助才是有智慧的援助。

「我並沒有雄心壯志做很多事,只是有什麼做什麼。從解決沙蚤帶來的潰爛開始,看到孩子們喝的水是髒的,到注意到孩子們沒有足夠的食物,也需要加強教育的普及。每看到一點需要,我們就再多做一些,於是有了舊鞋救命協會的興學計畫,幫他們蓋學校;活水計畫,給他們乾淨的水資源;然後到養雞農耕計畫,給他們足夠的食物,訓練土地的耕作;最後建立短宣隊,國際志工到非洲訓練長期的宣教士差派他們進入未得之民中間。」

挑選好夥伴

「我們會去帮助有需要的地區,但往往不是最窮最慘的地區。」楊牧師說。「如果資源給進去,沒有後面的管理的話,你的資源會撲通一聲丟到水裡面,沒有辦法延續。我們在挑選到底幫哪裡,做什麼專案時,必須預想之後如何管理,誰去管理的問題。我們挑選的地區會有我們的辦公室,或者是我們可信任的宣教士,可信任的合作機構或者是教會牧師,一起去合作,審視怎麼樣可以有序的幫助,最後才執行。」

Evans創辦Remason小學已有7-8個年頭。從最初服侍村裡的難民孩子,到現在專注于社區中的貧窮或失親兒童,Remason小學一直是Wamuini村裡教育自救的榜樣。在Wamuini長大的Evans,完成教師培訓後回到家鄉,和社區的家庭用鐵皮搭建了臨時的校舍,在學校後院種植經濟作物販賣後用於學校日常經營。但是鐵皮搭建的校舍並不牢靠,一旦颳風下雨,鐵皮屋就四面漏水。舊鞋救命協會瞭解到Evans的難處和經營理念後,開始為Remason籌建一所有8間教室的磚塊學校,並用運送舊鞋的貨櫃改造成宿舍,供孩子們使用。在和校長Evans商討孩子們的午餐計畫時,雙方都否決了用錢購買玉米粉或豆子做午餐的想法,而改為租用土地,培訓當地農夫,種植更有經濟價值的農作物,為學校提供永續的保障。

舊鞋救命協會帶著養雞農耕技術進駐Remason小學,教授老師和社區居民有機種植的方法,藉著翻耕培育土壤,讓學校後方的小農場開始產出南瓜、西瓜、櫛瓜、芥藍菜、高麗菜、紅蘿蔔、甜菜根、青椒、香蕉、酪梨、以及各樣當地特有的蔬果,豐富了村民們每天的餐桌。學校農場豐收後,給舊鞋救命駐地辦公室送了大量的高麗菜,連續幾周都吃不完。留給協會工作人員更感動的是孩子們得飽足的笑容。 「其實我們在幫助的過程中更在意可以為他們留下什麼,以及將來如何運作。授人以魚不如授人以漁」,舊鞋救命協會資深發展經理Emily Tao告訴CT。

我不要依賴別人來幫助我

但並不是每一個人都像Evans一樣力爭在貧困中自立,在窮乏中持之以恆地服侍。對於許多落在貧困中的人,貧窮不止是物質上的缺乏,更是內心的感受。世界銀行在幾年前一項關於貧窮的問卷調查中發現,受調查者如此表達自己對貧困的體認,「窮人的生命裡充滿了疾病、羞愧、恥辱。我們像殘廢,得依靠他人才能生存下去,可是沒人需要我們。我們也像垃圾,誰都想扔掉我們。」 「我沒法為家人提供食物,只有去問鄰居或朋友去借。我兩手空空站在孩子面前,看著他們饑餓的眼神,我無計可施,我感到恥辱。」是羞恥、恐懼、不安、被拋棄,讓貧窮如影隨形,即便得到了暫時的援助。

「改變人的內心是很難的,但我們在努力的過程中,看見了當地合作夥伴的成長,他們開始主動地付出,並看見了行動帶來的意義。」Ruby正是這一改變的見證者。

Sarah鄰居家的孩子死了。這個從出生起她就常常抱在懷中的孩子,如今卻躺在那裡,安靜得可怕。他的雙腳長滿黑色膿包,十個趾甲沒有一個完整的,雙腿也潰爛了。當地人管這種腳上的潰爛為「dudu」, Sarah知道是「dudu」奪走了這個孩子的生命。長了「dudu」的孩子常被貼上「受咒詛」的標籤,雙腳的潰爛可能會造成關節的變形,感染帶來的巨大疼痛和瘙癢,也讓這些孩子無心上學。他們不再去學校,躲避著村民的眼光。

Sarah通過教會的弟兄Simon知道了肯亞人眼中的「dudu」其實是一種名為沙蚤的寄生蟲導致的腳步感染。穿上鞋子就是保護雙腳不受感染的最好方法。Simon分享了舊鞋救命協會治療沙蚤的事工。Sarah則請求Simon幫幫自己村裡的孩子們。不久後,Sarah加入到舊鞋救命的沙蚤衛生教育工作中。她不僅看見舊鞋救命協會如何治癒被沙蚤感染的孩子和成人,也成了舊鞋救命的村莊特使(Village Agent)。Sarah開始走訪Bidii村裡的家家戶戶,照著舊鞋救命協會教授的方法,為村裡的孩子和成人治療傷口,提供藥物,普及正確的衛生觀念。在Sarah的照顧和堅持下,孩子腳上的傷口逐漸癒合,沒有留下傷疤,這給了她極大的鼓勵,「dudu」不是羞恥、咒詛的記號。眼前的生命不再因為沙蚤逝去。她自己的生命也在愛的服侍中被醫治。

肯尼亞的鄉村很少有修建完整的道路,車子常在雜草叢生的荒地上直接碾過。司機Steve是當地人,負責為舊鞋救命協會開車,運送人員或物資前往不同的村落。見慣了貧窮和荒涼的Steve,起初把人送到目的地後,便留在車上,遠遠旁觀。但不知何時開始,他開始下車留心觀察舊鞋救命協會在做什麼,怎麼做。他主動地提到當地還有哪些需要,協會可不可以給與幫助;他參與辦公室的會議,為計畫提供可選的物件。當協會沒有專項資金用於他希望幫助的人時,他開始在員工和朋友中自籌資金去幫助有需要的村民。最近,他和當地員工收集了一批舊衣服,主動地拿去給一個村莊的孩子,帶他們過了一個快樂的聖誕節。Ruby發現,「他做這些的時候很自豪,因為不再總是依賴別人來幫助自己的國家和人民,自己就可以幫助,帶去改變。他們做的許多事都不是我們要他們做的。 」

「我覺得在跨文化未開發地區,在做任何工作的時候,最難的一部分就是成為他們的一份子,或者是理解他們的思維與文化。所以資源的投入不是一廂情願的,而是能夠得到當地人的認同,他們也願意承接。 」楊右任告訴CT。

靈魂的陪伴者

雖然在專項建設上舊鞋救命協會已經與非洲村落的鄉民建立了良好的合作關係,成了好夥伴。但這在舊鞋救命協會創辦人楊右任看來還遠遠不夠。「如果我們水井蓋得很好,農耕技術普及得很好,卻沒有把耶穌基督的福音告訴非洲部落裡面的人,我們仍然是虧欠他們。」成為他們的好夥伴,意味著在屬靈上訓練他們成為耶穌的門徒,建立當地的教會。

每天忙得腳不沾地的楊右任,看自己是踩在人道救援和宣教兩塊版圖上的使者。「我很清楚宣教和人道救援的職責並不相同,要做的準備也不同。但兩者是相輔相成的。」舊鞋救命協會在過去的幾年間,攜手當地的合作夥伴建立了120間家庭教會。當協會通過當地的牧師、教會發送鞋子衣服時,這些基督徒就成了福音的使者和管道。有機會進入到不同的家庭,在他們中間傳講福音,建立聚會點。他們被基督的愛激勵塑造後,看見社區更多的需要,就繼續與舊鞋救命協會合作,展開專項事工,為整個社區帶去益處。「信仰的轉變是非常緩慢的,需要長期的陪伴。」

另一方面,舊鞋救命協會也成立了Move差會,向非洲腹地沒有聖經、沒有宣教士的未得之民,差派長期紮根的宣教士。雖然在過去的幾十年間,非洲基督徒的人數在飛速增長,但受到成功神學影響,或只是因為參加特會就能得好處而舉手決志的不在少數。據統計,全世界只有一萬多名宣教士會長期紮根在未得之民當中,該人數占宣教士差派總數的百分之三。跨越了自身的文化框架和教會局限,舊鞋救命協會真實地認識到非洲這片土地多麼需要真基督徒和福音。

「如果我們真的愛這片土地上的孩子,把他們當成鄰舍,我們就無法在基督的大使命上無動於衷,」楊右任在Move宣教的宣傳片中向眾教會發出呼籲。近日,他們與教會聯合差派的2位宣教士已經啟程前往非洲的部落。在接下去的日子裡,他們將花費大量時間學習地方文化和語言,努力成為部落中的一員,好用當地的語言向鄰舍訴說自己翻山越嶺來去那裡的原因。在楊右任看來,他們需要預備十年甚至更長的時間在艱難之地等候神的收成。比起短宣特會,長宣看來性價比很低,卻是人經歷信仰上的翻轉必須付上的代價。

曾有這樣一位悉心引導者,在楊右任心靈的塗鴉板上慢慢勾畫上帝的藍圖。18歲在澳洲街頭四處塗鴉的少年楊右任誤打誤撞認識了滿身刺青的牧師。牧師從小在幫派文化中長大,三歲時親眼看著自己的父親被砍殺,長大後又在酒精毒品中失迷,逃避自我。是耶穌的愛打破了他身上的家族咒詛,拯救他成為基督的門徒。所以他理解每一個在罪的咒詛中疲憊孤獨的靈魂,他陪伴他們,也等候那一個個生命翻轉的故事。

「當時他願意花時間陪伴我這個小臺灣留學生,常常買比薩,陪我窩在那臭死人的單身漢居所,每個禮拜邀請我去他家晚餐,讓我看見一個男人該如何帶著老婆禱告,陪著孩子們唱歌跳舞,在他的生命中,我看見了基督,而也因為這份信仰,今天的我站在非洲沙漠中,陪著更多的孩子們禱告。」楊右任在臉書上寫下了這位「救他一命」牧師的故事。

舊鞋救命協會創辦人楊右任牧師(左)與非洲兒童Courtesy of Step30 International Ministries
舊鞋救命協會創辦人楊右任牧師(左)與非洲兒童

跨文化宣教的痛點

這段得贖的經歷也讓楊右任更看重跨文化宣教和事工中的文化理解力。要説明當地部落的村民理解福音,就需要瞭解他們部落的文化,瞭解他們的行為模式。學習當地的語言和文化,正是進入他們心靈世界的第一步。楊右任曾遇見其他機構的短宣隊在村子裡傳福音,詢問有沒有人要受洗時,村民都把手舉了起來。可在村子裡住過一段時間的楊右任知道,一些願意受洗的人,不是真接受了福音,而是在意受洗後發給他的證書。他這輩子自出生至今,沒有一張紙質文件證明他的身份,受洗證書對當地人來說就像身份證一般。可以拿去找工作、上學校。

即便有人傳講了完整的福音,村民也可能有自己的文化解讀。他會回家跟家人講,如果要罪洗淨,可以找耶穌,要生小孩,可以找另外一個神。「這也是為什麼教會需要在跨文化宣教中放下自己,成為他們中的一員,理解對方文化的原因,」楊右任特別強調道。

有人形容非洲基督徒的信仰狀況是「一公里寬,一公分淺」,每個人都說自己信,但是信仰的深度只有一公分。在非洲宗教自由的國家舉行佈道會很容易聚集上千人,有成百上千的人會舉手會受洗。可很少有人留下來關心他們之後的信仰狀況,為他們提供門徒訓練和真理造就。大規模的人舉手受洗,既有文化理解上的差異,也有因資源配置不均帶來的信仰交換和利用。舊鞋救命協會反思這些跨文化宣教中的痛點後,選擇與當地家庭教會配合,差派宣教士,給與長期的陪伴,提供門訓等教導資源。「相對非洲幾千幾萬宣稱得救的基督徒,我們所做的、能做的還是太少太少 ,」楊右任遺憾地說。「不少教會機構都存著傳福音的目的,但是他們大多會選擇投資回報率高,有眼見成效的活動。」

舊鞋救命協會經過十年的努力,不單成為了非洲一些村落的好夥伴,也鼓勵臺灣民眾成為彼此的好鄰舍,好撒瑪利亞人。舊鞋救命協會近年來在臺灣承接了新北金青年志工中心。培養年輕人參與倉庫的分類管理,上街為無家可歸人士提供物資,幫助他們重返工作場所;回收肥皂,製作成「再生皂」,以實現資源的再利用。楊右任和協會鼓勵臺灣的年輕人和教會「把我們手中擁有的一點點資源放到上帝手中,使上帝的名被榮耀。因為上帝使用的不是最完美的人,而是最願意的人。」

Benjamin是Khalwenge村五年級的孩子。他曾許下這樣一個夢想:「未來我想成為一位飛行員,因為我想看看這個世界,完成學業後,我想要到處走走認識我的人生,或是跟你們(舊鞋救命協會)一樣,到不同的國家或是遙遠的地方,去服事其他有需要的人。」當一座磚塊的兩層校舍在Benjamin的眼前拔地而起,當水井湧出乾淨的水來,當農場的出產讓他不再饑餓,當他的雙腳不再潰爛腫痛,Benjamin有了自己的夢想。一個孩子的夢想,是一個群體復興的記號,這正是舊鞋救命的幫助帶來的。

Eva Chou, 基督徒記者、文字工作者,和丈夫長期在中國某地教會服侍,育有一子。

與舊約讓人尷尬的故事摔跤

令人不舒服的段落有時會破壞我們的讀經計畫。我們該如何理解它們?

與天使摔角的雅各(朱利奧·本索的作品)

與天使摔角的雅各(朱利奧·本索的作品)

Christianity Today February 29, 2024
Wikimedia Commons

在近期的埃及之旅中,飯店的廚師為我們準備了美味可口、精美絕倫的自助餐。

我們的一位團員在盤子裡擺出看起來很可口的擺盤:由黃瓜造出的圓盤上放著一塊三角形的起司、一個小番茄和一圈看似甜點的慕斯。他坐回我們的餐桌,咬了一口,眼睛突然瞪得大大的,面露難色的大喊:「這是什麼東西!?」。原來,那個看起來像甜甜慕斯的東西其實是肝醬,跟他想像的完全不一樣!

每年年初,許多基督徒都會開始新的聖經閱讀計畫。從頭到尾讀一遍聖經是一種很好的操練,可以讓我們接觸到不那麼熟悉的經文。在閱讀的過程中,我們可能會在我們本已熟悉的故事之間發現新的寶藏。

但我們可能也會遇到我們想要從嘴裡吐出的段落,像我朋友吐出的肝醬那樣。我們期待屬靈的「亮光」,卻可能讀到生硬的文字、令人不舒服的場景或困惑至極的情節。特別是如果我們希望透過讀經來產生類似嗎啡的感覺——讓我們「感覺很好」的靈修,引領我們度過每一天——我們可能會常常幻滅。

身為聖經學者,我畢生致力於研讀和理解聖經。我一次又一次地見證到聖經的生命力。即便如此,我還是會遇到令我困擾的經文。但我牢記另一位聖經學者和我朋友埃索·麥考利(Esau McCaulley)曾說過的一句話——那就是,我們應該像創世記32 章中雅各與天使互動的方式一樣,與這些困難的經文摔跤。

在離開故鄉迦南很長一段時間後,雅各正準備返回迦南。他很擔心會遇到哥哥以掃。當初他離開時,他們之間的氣氛很緊張,雅各不確定以掃會如何接待他。在他們相遇的前一天晚上,一位天使突然出現,他們兩個一直摔跤到天亮——然後天使要求雅各放開他。雅各回答:「你不給我祝福,我就不容你去。」

雅各知道他遇到的是來自神界的神人,他不想錯過接受主祝福的機會。在那個特殊的時刻,他知道他需要這個祝福,以便第二天有勇氣面對他的兄弟。

如果我們以同樣的態度對待聖經呢?每當我們與聖經中令人困擾的段落搏鬥時,如果我們採取和雅各一樣的方法呢?我們明白聖經是神所啟示、神所創造的,如果我們說:「在祂賜福於我之前,我不會放過祂」呢?

雙手投降,跳過讓我們尷尬困惑的文字雖然更容易,但如果我們堅持下去,我們可能會發現比我們原先預期的更豐富的屬靈亮光。

與舊約摔跤的三個關鍵

根據我的經驗,即使是最難的經文(尤其是某幾段經文),只要我們堅持不懈地嘗試理解它,它們也能成為祝福的源頭。問題是,許多人掙扎於理解聖經,是因為他們未曾被人教導如何理解聖經。因此,我想與大家分享解釋這些棘手經文時的三個關鍵:

1. 認識經文書寫時的歷史和文化背景

無論你喜不喜歡,雖然聖經是「為了我們而寫」的,但聖經不是寫給我們的,也不是關於我們的。沒錯,它是上帝寫給我們的話語,但它所描述的事件發生在離我們幾萬公里外、幾千年之前的時空背景裡。即使對那些今天生活在「聖經地點(以色列、中亞)」的人來說,他們與聖經之間也隔著數千年的時空。

這意味著讀聖經不僅是一種跨文化體驗,還涉及時間旅行。這就是為什麼若我們了解這個地區的歷史會很有幫助。如果我們花時間思考在那個時空背景下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他們的擔憂、生活挑戰,他們的盼望和價值觀——我們就能更輕鬆地進入他們的故事。

一些現代讀者擔心,如果自己把注意力放在歷史上,聖經為他們帶來的亮光、啟發就會減少。然而,我一再發現事實恰恰相反。當我更了解古人實際面對著的嚴峻處境時,我可以看到我們與他們之間有多少共同點。今天,上帝仍然在我們的困境中與我們相遇,就像祂在他們的困境中與他們相遇一樣。

了解聖經歷史和文化背景的一種方法是透過如《新、舊約聖經背景註釋系列》、《21世紀新約背景主題辭典》、《耶路撒冷研習指南》等帶有豐富地圖、圖片的背景工具書,可以幫助您了解文字背後的世界發生了什麼。

2. 注意經文的文學設計/結構

以文學作品的角度來讀聖經,並不代表我們否定聖經的歷史性——這只意味著我們認識到聖經是一部經過精心雕琢的文學作品。聖經以一種刻意設計的形式(如其他文學作品)呈現其對歷史的詮釋,突顯作者所關注的主題。

讀聖經時,注意作者是如何描述人物和地點的。注意這些敘述是否按時間順序展開,或者哪些場景是刻意並排呈現的。網路上已有不少免費的聖經介紹影片等資源能幫助我們了解聖經書卷的寫作背景。

換句話說,讀經時不僅要了解事件事實,也要欣賞聖經作者呈現文字的藝術手法。在聖靈的引領下,這些作者寫出經得起時間考驗且令人驚嘆的藝術作品。

3. 與不同的群體一起讀經

由於我們的文化背景或生活經歷,聖經裡有些段落可能會讓我們感到奇怪,甚至反感。當我們與他人一起讀經時,我們可以匯集我們的知識、想法甚至問題,幫助我們解決困難的文本。多年來,我向其他老師和牧師學習,甚至在上課時從學生的提問和觀察中學習到不少。

近年來,我努力閱讀來自全球各地教會對聖經的精闢見解。與來自不同環境的基督肢體一起學習是份聖靈恩賜的禮物,因為他們的文化視角使他們能看到我所忽略的部分,幫助解釋我所不熟悉的事。

朗廷全球圖書館(Langham Global Library)、每個聲音(Every Voice)的搜尋資料庫以及《翻譯洞察與視角》(Translation Insights and Perspectives)網站都是我非常感激的資源。這些資源幫助我與來自世界各地的人一起讀聖經,大大拓寬了我的視野。

上帝為什麼要殺摩西?

出埃及記第4章中有一段文字讓我百思不得其解。它不是一般講道或主日學課程會出現的段落,我懷疑你更不可能讀過關於這段文字的靈修文章。事實上,這是個很短的故事,如果你讀經時思緒有些飄忽,甚至可能會錯過它。但如果你留心觀察,這個故事就有點令人震驚了。

在故事的開頭,上帝已在西奈山上燃燒的荊棘中與摩西相遇,並呼召摩西去埃及將祂的子民從奴役中解救出來。摩西離開妻子所屬的米甸人家庭,帶著妻兒開始返回埃及的旅程。就在這時,意想不到的事發生了:

摩西在路上住宿的地方,耶和華遇見他,想要殺他。西坡拉就拿一塊火石,割下他兒子的陽皮,丟在摩西腳前,說:「你真是我的血郎了!」這樣,耶和華才放了他。西坡拉說:「你因割禮就是血郎了。」(血郎意思是割禮)—— 出埃及記4:24-26

為什麼上帝要在摩西順服祂後殺死他?西坡拉是如何知道該怎麼做的?為什麼割禮改變了上帝的想法?為什麼摩西的兒子還沒有行割禮?為什麼這個奇怪的故事重要到應該被寫進出埃及記裡?

這些只是我的一些疑問。根據以往的經驗,我期望能找到屬靈亮光——如果我像雅各與天使摔跤那樣深入挖掘文本的話——而我確實找到了屬靈亮光!

將上述三種方式應用於西坡拉的故事

首先,我考慮了故事的歷史和文化背景。西坡拉是米甸祭司的女兒。她是在儀式中長大的。希伯來人和埃及人都實行割禮,但方式和時間不同,意義也肯定不同。

上帝指示希伯來人在嬰兒出生八天時為其行割禮(創17:12),而埃及人則在青春期行割禮,並且這種儀式對他們來說似乎沒有宗教意義。出於我們不知道的原因,摩西似乎忽略了給自己的兒子行割禮,這使他的家庭被排除在上帝與亞伯拉罕所立的約之外。

其次,我了解到「血郎」這個短語可能有更廣泛的含義。希伯來文的「新郎」一詞(hatan)可以指任何男性姻親,而不僅僅是新郎。

雖然英文聖經翻譯裡明確指出這段文字裡的人稱代名詞,但希伯來文原文卻是含糊不清的。英文聖經翻譯說西坡拉用包皮觸碰「摩西」的腳,但希伯來文沒有說清楚這裡指的是誰的腳:她兒子的腳、摩西的腳,還是耶和華的腳?由於兒子是她的親生骨肉,而非姻親,西坡拉很可能是在對摩西或他的上帝耶和華說話——她因此與耶和華建立了姻親關係。

不僅如此,西坡拉說的「你真是我的血郎了!」還具有儀式意義,就像今天的婚禮主禮人說「我現在宣布你們結為夫妻!」那樣。同樣,西坡拉也在宣告她的家族屬於耶和華。

第三點,也是最重要的一點,當我花時間研究這段奇怪經文的文學背景時,我發現故事上下文之間的許多關聯性,這些關聯性有助於我理解這段經文。

在這一幕發生之前,上帝剛剛吩咐摩西去告訴法老:「耶和華這樣說:『以色列是我的兒子,我的長子。我對你說過,容我的兒子去,好侍奉我,你還是不肯容他去。看哪,我要殺你的長子』」(出埃及記4:22-23)。

摩西生為希伯來人,卻被法老的女兒收養。我們不知道她是否有其他孩子,但如果沒有,摩西可能就是她的長子。摩西長大成人後,對自己的身份似乎很困惑。希伯來人和埃及人都不接受他——當他到達米甸時,他並沒有自我介紹。直到當他在燃燒的荊棘中與耶和華相遇時,他才認清他的身份。

然而,如果摩西沒有為他的兒子們行割禮,那麼他就沒有採取必要且唯一的方式來表明自己和家人是希伯來人。摩西不能帶著不確定的身份回到埃及,因爲這樣他也無法免於上帝對法老的最後通牒(「看哪,我要殺你的長子」)。

後來,摩西將指導希伯來人按時舉行逾越節儀式,以便在耶和華的天使來襲時保護他們的長子。摩西告訴他們,若要參加逾越節,家中所有男性都必須接受割禮,寄居在他們中間的外人若想參與,也要受割禮(出12:48)。摩西正是在囑咐他人做他自己沒有做的事。

因此,當他們剛進入沙漠時,耶和華面質摩西,看他是否完全認同自己希伯來人的身份。西坡拉就像摩西幼年故事中的助產士和其他女性一樣,挺身而出,將摩西從危險中解救出來(出1:17;2:1-10)。身為拯救摩西的女性,西坡拉是關於摩西的故事的結尾。從這裡開始,出埃及的故事轉向耶和華對以色列的拯救。

學習吃肝臟

肝臟是一種吃下去後才可能欣賞其美味並且具有一定健康益處的食物。如果我去埃及考察的朋友有充分的心理預備,他也許就能嚐到肝臟的美味之處。聖經也是一種後天習得的味道。讀懂它需要一定的技巧、經驗和決心。每當你讀到一段艱深的經文時,我最好的建議就是:下定決心,不要放過它;在它能祝福你前,下定決心不要輕易放過它。

卡門·喬伊·伊姆斯(Carmen Joy Imes)是拜歐拉大學(Biola University)舊約副教授,著有《承載上帝之名》(Bearing God's Name)和《有著上帝的形象》(Being God's Image)兩書。她每週在她的YouTube頻道上更新「妥拉星期二」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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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urch Life

王志明:為主殉道的苗族牧師

他在獄中遭受了殘酷的迫害,但他堅定持守信仰,寧死不放棄。

中國在文革期間槍決死刑犯

中國在文革期間槍決死刑犯

Christianity Today February 28, 2024
Illustration by Christianity Today / Source Images: WikiMedia Commons

威斯敏斯特大教堂為英國王室的專屬禮拜堂。 它見證了歷代君王加冕、王室大婚、葬禮等重要時刻。 今天在威斯敏斯特大教堂內部,安葬著許多英國著名的貴族、詩人、將軍、科學家、作家,如牛頓、達爾文和狄更斯。

威斯敏斯特大教堂西大門上方,從1998年起安置了十尊基督教殉道者的雕像。 他們來自世界各地,都是二十世紀的殉教者,例如波蘭籍天主教方濟會的神父聖國柏(Maximilian Kolbe,又譯馬克西莫·柯爾貝,他在1941年被囚禁於奧斯維 辛集中營時,因主動代替另一名囚犯而從容赴死),美國黑人民權領袖馬丁路德金牧師,及抵抗納粹政權的德國神學家和牧師潘霍華。 然而比較鮮為人知的是,其中還有一位中國雲南省武定縣的苗族人牧師王志明(1907-1973),他在文化大革命時期受到迫害,1973年在批斗大會後被槍決而殉道。

中國境內的苗族聽聞福音始於18世紀末。 1798年間就有天主教傳入四川和貴州的苗族地區。 繼天主教後,在1906年左右,中國內地會宣教士葛秀峰(Arthur Nicholls,英籍澳洲人)與師明慶(William Theophilus Simpkin,英國人)騎著騾子,顛簸了好幾天,從昆明過來 ,進入尚在刀耕火種、採桑狩獵的苗族部落。 兩位外國牧師不僅為苗寨帶來了《聖經》和福音,也為苗族人民帶來衛生教育和措施,然後移風易俗,改變了苗族敬拜鬼神、人畜同居的陳規陋習,並治療鼠疫、傷寒等 流行病。 英國衛理公會宣教士伯格里(Samuel Pollard)創造了苗文,翻譯了苗文聖經,在苗族地區施行了醫療、教育、慈善、基建等方面的社會改良。

1913年到1924年,王志明被父親送到武定大阱和灑普山中國內地會為當地苗族人所辦的教會學校接受教育,畢業後成為教會學校的教員。 1940年,王志明就任滇北地區內地會灑普山總會傳道員,1944年成為總會會長,管理牧養總會下轄的武定、祿勸、富民、祿豐、元謀等五個縣 的苗族教會。 1945年王志明赴昆明翻譯編撰了苗文的《頌主聖歌》,這可能是全中國第一本苗文讚美歌集。 到1949年「解放」前夕,光是武定一縣就有5,500多苗、彝、傈僳族人信主。

1951年王志明在昆明接受按立,升任為牧師。 此時,正是共產黨宣傳基督教是帝國主義的侵華尖兵,外國傳教士紛紛離開中國的時候。 王志明被指控是「帝國主義留在本地的定時炸彈」,被按立牧師成為其罪狀之一。 1954年王志明被捕,罪名是「死不悔改,繼續從事宗教間諜活動」。

1956年,共產黨為了樹立一個對外宣傳的榜樣,釋放了王志明,並讓他作為少數民族代表團的副團長,上北京參加了國慶典禮,也受到毛澤東的接見。 當然這只是共產黨想利用王志明作「三自愛國」的統戰工具,他心裡的信仰並沒有動搖。

此時的苗族教會已經進入自治、自養、自傳的階段。 隨著土地改革的深入,以及「大躍進」和「四清運動」的政治運動,教會受到的逼迫越發嚴重,教產被霸占,教牧人員被抓、被批鬥、判刑。 到文革期間,強調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和對其思想的忠誠的造神運動達到頂峰。 教會公開活動完全被取締,教會進入秘密而隱藏的地下活動時期。

王志明是歷次政治鬥爭的被揪被鬥的對象,他不但沒有被共產黨改造為脫胎換骨的「新人」,反而帶領信徒到附近山洞繼續秘密聚會,領受福音。 1969年5月11日,王志明與其他20名教會領袖因反對信徒參加「三忠於」活動被逮捕,五頂「帽子」總結了王志明的「罪行」:第一:帝國主義的走狗,死不悔改 的間諜;灌輸麻痺人民的精神鴉片(宗教);第二;現行反革命;第三:一貫抵制國家的宗教政策;第四:地主黨;第五:紅軍長徵路過祿豐縣境時,曾率領一批 地主狗腿子,阻止紅軍過路,還親手打死了七名紅軍戰士(最後這個指控是莫須有的誣陷)。

在武定縣看守所被關押的四年(1969-1974年),王志明經歷無數精神與肉體的試煉。 面對「信毛澤東?還是信耶穌?」的拷問,他的回答是「信耶穌」。 王志明的寧死不服罪,使得他遭受了慘絕人寰的酷刑。

1973年,王志明知道自己為主殉道的日子近了。 戴著腳鐐手銬的他終於見到了前來探監的兒子和妻子,但看守嚴令他們不能使用苗語這種「黑話」來溝通。 王志明用國語說了意味深長的幾句話:

「我已經改造不好了,如今的下場是咎由自取。所以你們不要學像我,要聽『上面』的安排。你們要積極勞動,讓自己有飯吃有衣穿。你們在各方面都要講究 衛生,使自己身體健康,不生疾病」。

王志明的妻子拿出煮熟的六個雞蛋。 王志明用淌血的手掌,上下左右拍了妻子的肩膀,接過雞蛋,留下三個,再還給妻子三個。 這番動作代表一個永遠的禱告:在流血的十字架前,分出兩個「三位一體」,而雞蛋象徵生命的復活。

1973年12月29日,66歲的王志明被判死刑。 第二天,在武定縣第一中學大操場開過萬人公審大會後,他被遊街示眾。 他的五個「罪狀」被插上後頸窩的亡命標,「王志明」三個字被打上紅叉叉。 臨刑前,王牧師面帶微笑面向眾人,臉上略泛紅光。

威斯敏斯特大教堂西門的王志明塑像Illustration by CT / Source Image: WikiMedia Commons
威斯敏斯特大教堂西門的王志明塑像

王志明被槍決之後,地方政府宣布「應革命群眾的強烈要求,用炸藥將屍體徹底銷毀」。 王家人趕緊哀求政府手下留情,並保證不立墓碑或任何顯眼的標誌,政府才同意家人「拖反革命分子的屍體回家」。 同村的鄉親趕著馬車,到刑場收屍,一路上都有苗民攔住馬車,跟王志明道別。

1976年,王志明的兒子王子勝也因聚眾地下教會被捕。 在整個文革期間,王家人中共有七人因持守信仰而蒙難。 直到文革結束後,王志明的家屬才接到一紙「平反通知書」。

而上世紀末,英國的威斯敏斯特大教堂準備為王志明塑像紀念的事,王家後人很晚才知道。 當時英方差遣人送來的全是英文資料,而「黑五類子弟」王子勝沒上過中學,這些密密麻麻的洋文,他也讀不懂。 但透過別人的翻譯、解釋,王家人知道了王志明被列為二十世紀的世界殉道者之一。

直到2002年左右,才有王家後人去倫敦威斯敏斯特大教堂,親自拍了照片帶回家,在村裏村外傳看,苗族鄉親都流淚感動,弟兄姐妹把榮耀歸於主。

2011年,流亡德國的中國異議作家廖亦武出版新著《上帝是紅色的》(God Is Red),其中包括廖對王子勝的採訪,記敘了王志明的部分事蹟。 2014年,獨立紀錄片製作人胡傑製作了《麥地冲的歌聲》(Songs from Maidichong),再現了在雲南中部的崇山峻嶺中迴響的天籟般的讚美歌聲,也記錄了改革開放帶來的物慾膨脹對苗族教會的衝擊,其中也訪問了王志明的親屬。

在上個世紀那個教會遭受殘酷逼迫的時代,苗族信眾用生命堅守住了信仰,王志明牧師更是留下感人的殉道見證。 但願他們的見證繼續激勵今天正在遭受逼迫的中國教會和麵臨信仰環境改變和世俗化挑戰的苗族教會,背起十字架跟隨主,傳揚福音。

劉燕子,旅日華人學者、教師,神戶大學國際文化研究科博士。

不滿足的人有福了

我們常認為,孤獨和不滿足的感覺是靈命失敗的症狀。但如果它們是健康信仰的跡象呢?

Christianity Today February 28, 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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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視佈道家肯尼斯·寇普蘭(Kenneth Copeland)告訴我們的話,往往是我們想聽到的話:「上帝希望你在生活的每個方面都得到滿足!」基督教教師喬伊斯·邁爾(Joyce Meyer)也提出類似的基督徒生活公式:「上帝關心你的一切,也關心所有你關心的事。祂想對你好,祂永遠不會讓你失望。把你的心全部交給祂,把你所有的盼望和期待都寄託在祂身上。在基督裡,你可以得到真正的知足和滿足!」

許多人把這些應許理解為得到他們想要的東西。但是,得到我們想要的東西並不像我們想像的那樣。打開搜尋網站,輸入「(某件事/物)並沒有讓我快樂」,你會發現人們或結婚或離婚、或組建家庭、或找到或失去工作、皈依某種宗教、體重增加或減輕的故事。

換句話說,幸福是種不斷移動的目標。我們聽到的那些悲慘的彩卷中獎者的故事,都發生在認為中獎能讓他們的生活變更好的人身上。就像我們之中許多人一樣,他們發現了一個明顯符合聖經所述的真理:我們尋求滿足的地方往往無法滿足我們。事實上,它們甚至能讓我們更痛苦。

雖然多數基督徒能坦然接受「這個世界無法滿足人」的觀點,但許多人相信,補救的方法就是在與基督的關係中找到滿足。只要我們與耶穌建立關係,祂就會填補我們內心「神的形狀的洞」,一旦我們填滿這個洞了,我們就不會再為慾望或渴望而痛苦。

問題是,雖然認識和跟隨耶穌確實會帶來無價的回報,並最終使我們得到滿足,但這個承諾不會現在就完全兌現。有時,順服上帝會讓人過得很辛苦。有時這樣的痛苦甚至會帶來死亡。是的,我們與神的關係能在艱難的環境中為我們帶來安慰、平安甚至喜樂,但它可能不會為我們帶來滿足或幸福——至少不會是完全且持久的滿足和幸福感。

我自己的人生就是這樣的例子。

在我童年大部分的時間裡,我家靠著公共援助、食品儲藏室的食物、政府提供的起司和快過期的折扣麵包為生。我當時相信,只要我擁有別人所擁有的東西,我靈命上和情緒上的飢餓就會緩解。當我的母親生病,必須倚靠我和兄弟姊妹生存時,我想著,只要我能有個正常的家庭,我就不會再渴求更充實的人生。我原本住在鄉下,後來又搬到城裡,但住的地方都很普通、被人忽視。我夢想著,如果我能住在那些令人興奮和美麗的地方,或者成為我所羨慕的郊區居民中的一員,我就會覺得自己屬於這個世界。

我後來得到其中一些我想要的東西。我上了大學,結婚了,成為專業人士,賺到足夠的收入,並獲得一些成功。我成為母親,經歷了一些冒險,甚至搬進郊區。我接受心理諮商,經歷ㄧ段艱辛的路程來醫治我年輕時的傷痛,還寫了一本書分享我們家的故事,上帝使用這本書服事其他和我有類似經歷的人。我研讀聖經,花大量的時間禱告,並在教會服事。

然而,這些年過去了,我仍然不滿足——不滿足於我的生活環境,也不滿足於我與上帝的關係。這是否意味著我出了什麼問題?或是說,我的信心比我身邊那些聲稱對自己人生很滿意的人更弱?還是其實事情本來就該如此?到底哪種想法才是正確的?

即使是像章伯斯 (Oswald Chambers)這樣備受尊敬的聖經教師,也讓我期待一些我不相信上帝會在今生賜予我的東西。章伯斯在他廣受愛戴的靈修書《竭誠獻上》(My Utmost for His Highest)年初的文裡告訴我們:「一旦我們與耶穌有親密的關係,我們就不再孤單。」他接著說,「與耶穌有緊密關係的聖徒永遠不會想著自己⋯⋯因為耶穌已滿足他本質裡最終極的深淵。」

我自己的經驗與這種說法卻是背道而馳。雖然我還有很長的路要走(也有很深的渴望),但我與耶穌十分親密,在與祂同行40多年後,我有時仍會感到孤獨。有時,我不僅對自己的生命能反映出耶穌的程度不滿意,我甚至會對我與耶穌親密關係的品質感到不滿意(希望自己能再更親密)。我強烈懷疑,耶穌沒有完全滿足我本質裡的深淵。但我相信,這種「不滿足感」本身並不是問題(這個問題超越人類的本質),它反而是我們有著鮮活的靈命的徵兆。

換句話說,也許我們感覺不到真正的滿足,正是因為我們確實沒有被滿足。也許上帝並不想消除我們的渴望。當我們的信仰越來越深刻,與耶穌的關係越來越親密時,我們很可能會發現自己對此時此地的生活更不滿意了——而不是更滿意了。

聖經為我們提供這些真理的證據。

看看舊約中的幾位先知。以利亞在迦密山大勝巴力的先知們後,就開始逃命,他的情緒低落,有自殺傾向,並(不正確地)向上帝抱怨他是信實的先知裡唯一活著的(王上第19章)。耶利米也被後人稱為「哭泣的先知」,因為他寫了一本名為《哀歌》的書。他因傳遞上帝呼召他去傳遞的信息而遭人憎恨、拒絕且被迫害,他發現自己開始哀嘆成為先知的呼召,甚至詛咒自己出生的那一天(耶利米書20章)。

約拿被神呼召去做一項特別的工作,他在絕望中試圖逃離上帝。經過一段時間的深刻懺悔和禱告後,他投身於上帝的使命中;後來,當他的佈道真正使聽眾悔改歸向上帝時,約拿卻灰心喪氣,產生自殺的念頭。奇怪的是,約拿書最後就結束在這裡。

那麼耶穌本人呢?祂對自己在這世上的生活滿意嗎?「他被藐視,被人厭棄,多受痛苦,常經憂患。他被藐視,好像被人掩面不看的一樣,我們也不尊重他。」(賽 53:3)。祂曾為耶路撒冷哭泣,也曾坦率地告訴祂身旁的人,跟隨祂不是容易的事,也曾為聖殿的腐敗發脾氣。當祂面對被釘死在十字架上的命運時,祂徹夜禱告,並告訴門徒:「我心裡甚是憂傷,幾乎要死。」

當然,我們無法體驗耶穌的感受。我們永遠無法理解祂化身為人,帶著限制、痛苦和悲傷意味著什麼。但就像耶穌一樣,我們應該要對這裡的生活感到不舒服。我們應該要對今生的經歷感到不滿足。因為我們是為另一個世界而造的,上帝希望祂的子民嚮往另一個世界。

作為對未來事物的應許,基督賜給我們聖靈。因著我們內心有了這股活水泉源,我們更加渴慕聖靈所賜的一切。18世紀浸信會神學家約翰·吉爾(John Gill)理解這種「已然–未然」的信仰本質,他寫道:

口渴的人被邀請白白地取飲生命之水,並被稱為有福;應許裡說,他們將被那水充滿並感到滿足;然而不是在今生發生——當他們不再渴求或渴望更多。因為他們需要更多的恩典,神應許給他們更多的恩典,他們就會渴求恩典、渴望它;他們品嚐和分享得越多,就越渴望它。

任何與聖靈同在的人都知道,我們可以自由選擇是否跟隨祂的引領,選擇是否倚靠祂的資源。任何誠實的人都知道,我們在這方面做得並不完美,當聖靈住在我們裡面時,我們對靈命、情感、關係和心靈的渴望並不會消失,相反的,聖靈的到來成為上帝對我們的未來所做的應許的印記(弗1:13-14)。

是的,總有一天,我們的乾渴將完美地被滿足。總有一天,我們將永遠不渴。只是這一天還沒到來。

本文節錄自艾米·辛普森(Amy Simpson)的《不滿足的人有福了:在不完美的世界尋找靈命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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歸⋯⋯榮耀給舞台燈光?

從聖言和聖事等基督教敬拜儀式到戲劇性的燈光秀。我們是怎麼走到這一步的?

Christianity Today February 26, 2024
David Rama / Pexels / Edits by CT

「燈光。」

我不確定自己是否聽錯了。 請學生重複他的答案

「燈光。」

我再次陷入沉默。顯然我漏掉了什麼。

「你是說用電嗎?例如,代替蠟燭?」我不確定地問。

「不,」他回答。「我是說電燈——你知道的,電燈。」

我這才恍然大悟。這位學生指的是燈光,調光器、聚光燈、彩燈,與「舞檯燈光」相關的所有控制裝置——你可以在單口喜劇、戲劇製作或音樂會上見到這些東西。

我向大約40名大學新生提出的是這個問題:假設你下週末去一個新的城市旅行,週日早上你選擇去教會。你希望在教會裡見到什麼?

我經常以這個問題開始關於敬拜儀式的討論,即不同基督教傳統在公共敬拜中遵循的「腳本」,無論教會的敬拜較為熱情或是冷靜。學生通常會提到招待小組、引座員、位子的排列、成員、講道內容、什一奉獻、禱告、經文。有時會提到聖餐。很少人提到基督教信經和認罪。

但是,學生們有越來越頻繁提到科技的趨勢:螢幕、影片、攝影機、現場直播。還有其他同樣具有科技含量的元素(儘管他們並不這麼認為):麥克風、耳麥、樂團(皆有較多複雜細節的組織)。所有這些都是科技發展和適應的標誌;所有這些在基督教儀式上都相對較新;至少在教會普遍使用方面而言,尚未經歷數個世代。

我的學生在回答這個問題時,誠實地說了他的第一個想法:燈光。當他想像去教會時,當他想像走進教會敬拜的地方時,他首先想到的是一個可控的照明系統。昏暗的燈光用於安靜冥想,明亮的燈光用於祝禱,聚光燈用於講道,不同顏色的燈光用於不同的樂隊成員和他們各自的獨奏時刻。

從聖言和聖事等基督教敬拜儀式到戲劇性的燈光秀。我們是怎麼走到這一步的?

首先要注意的是,我的學生的回答主要反映了他們在大型教會的經驗。我的學生一般都是來自聖經地帶的福音派基督徒。即使他們來自農村或小城鎮,他們的成長經歷也會讓他們覺得那些是規則的例外,而潛規則是擁有高品質敬拜「製作」的富裕大教會。當他們搬到像阿比林這樣的大城市時,他們會以這個標準用腳投票(選擇教會);當他們搬到休斯頓、奧斯汀或達拉斯-沃斯堡這樣的大城市時,他們也會如此用腳投票。

但根據最近的研究,如今絕大多數美國教會的成員人數都在100人或100人以下。因此,當我們想到典型的會眾結構時,我們腦中的畫面應該是個由二、三十個家庭組成的地方教會型態。這種規模的教會很少有資源配備專業的照明設備,或是對專業照明設備的期望很低。他們更擔心的是如何讓教會的燈一直亮著。

此外,雖然美國教會的出席率和成員人數都在下降,而且美國教會的平均人數僅勉強達到三位數,但出席教會的總人口中,有越來越多的人參加大型教會。換句話說,隨著參加教會活動的人數下降,有參加教會的人也越來越多選擇去大型教會。這種現象改變了人們想到「一般教會」時會有的感覺及畫面,因此也改變了人們對「典型敬拜聚會」的想像。

要負擔、維護和操作我學生心目中那種專業燈光,教會的規模必須遠遠超過90%美國教會的規模,也就是超過250名固定聚會會友。然而,對我的學生和其他許多人而言,這樣的規模及其特徵已然成為教會的典型聚會方式,而非特殊的聚會方式。他們覺得「今日的教會就該是這樣啊」,是人們在陌生城市隨意參觀一間教會時的合理預期。

這樣的趨勢既是許多教會開始投資科技的原因,也是許多教會投資科技的結果,這些科技使主日早晨成為一個高製作成本的獻祭,無論這樣的獻祭是獻給現場的觀眾看,還是獻給在家看線上直播的人。早在COVID-19之前,許多教會就已開始一場科技儀式的軍備競賽,以有著高科技公共敬拜的「主日早晨」來吸引慕道友,尤其是年輕的家庭和專業人士。

對許多經驗豐富的千禧世代和Z世代(Gen Z)福音派基督徒來說,最先進的、高畫質的、專業水準的錄影和音訊及音樂,配上流暢的轉場和華麗的燈光,無縫無障礙的為網路直播準備——已逐漸成為常態,「教會」,或「敬拜」就應該是這個樣子。

在最好的情況下,福音保留了穿透所有噪音的力量。在最糟糕的情況下,基督徒們既無法接收到主的話語,也接收不到主的身體和寶血。取而代之的是,他們在長時間的輕搖滾音樂會中間,聽到一場精緻的TED演講,具有靈性但沒有宗教性。

毫無疑問的,這些教會的牧師們都是出於好意。如果有更多的人想聽福音、讚美上帝,我們難道不該讓他們有機會這樣做嗎?我們難道不該建造適合的環境,並禱告他們願意來嗎?

極少人會認為,光是教會建築物的大小就能證明教會不信實於主,而我也不是那種建議教會應丟掉麥克風,讓天生有大嗓門恩賜的傳道人講道就好——這種是所謂的反對科技進步的盧德主義份子(Luddite)才會有的擔憂。與科技有關的神學問題比這更嚴肅。首先,我們很少能預先找到答案。科技的益處及壞處需要在實地實踐中識別,而我們確實需要識別力。僅僅因為某樣新科技在一開始時看起來有助於教會的使命是不夠的。

我們可以反過來檢視基督教敬拜的本質是什麼。我問我的學生們,如果他們第一次參觀某間教會,他們會期待見到什麼?他們應該期待見到什麼?

對於這個問題,教會過去幾個世紀以來的歷史性回答是:他們應該期待聖言(講道)和聖事的儀式。他們在拜訪一間教會前就知道,除了少數有限度的不同處之外,他們會在教會裡禱告、唱詩歌、做信仰宣告(如念信經)、懺悔罪過、聆聽主在經文中的話語、聆聽人宣講福音,並領受主的身體和寶血——為了救贖他們而擘開的天糧。無論他們在哪個國家,使用哪種語言,旅行至大城市或是小鄉村,拜訪的是5000人的教會還是50人的小教區——等待著他們的都應該是這些。

請注意,舉行這個儀式的必需品有哪些:以耶穌的名聚集在一起的弟兄姊妹、一位領袖、聖經、一點餅和酒。換句話說,就是基督徒、聖經、象徵基督身子跟寶血的某些物質,以及ㄧ個能讓人們聚在一起的地方。就是這麼簡單。事實上,每個週日早上,在世界各地任何地方,你都能發現人們在大教堂、私人住所、大樓公寓、購物中心、自助餐廳、泥屋、河邊、樹下、或藏在地下室和閣樓裡(怕被人發現)——舉行這個儀式。

這就是基督教儀式的奧妙之處。除了製作文本(早在印刷術出現之前)和飲食(生活所必需)所需的工具之外,教會在聖靈和真理中敬拜上帝並不需要任何科技。也許,就具體情況而言,新科技有幫助儀式進行的潛力。但它們同時也有造成傷害、扭曲和誤導人們的潛力。

一方面而言,敬拜本身是一種教理(catechesis)。它塑造我們的心思、意念和想像力。年輕人確實有權在特定的主日期待見到他們在之前數百個主日所看到和聽到的東西。在我看來,目前的教理形式顯然奏效了,但卻是朝錯誤的方向奏效。

不少福音派基督徒如今誤認普通的敬拜儀式就是我在前面形容的「教會科技秀」——各方面而言都是一場表演。但既不是聖餐故事的表演,也不是儀式腳本的重演,而是一場精心製作的高畫質節目。如果我是對的,人們確實開始認為這樣的聚會是普通教會的聚會(因為這種形式在較大的教會中很普遍,而如今更多的人選擇去到大教會),那麼我的建議是,牧師們需要回到白板聚會的年代——或者我應該說,我們需要回到久經歷史檢驗的聖言和聖禮的智慧裡,也就是基督教儀式的基礎。

另一方面而言,試想一下,誰「有能力」參與這場敬拜軍備賽?肯定只有大城市的大教會。而誰沒有這種能力呢?所有其他教會。也就是說,至少有五分之四的教會無法玩高科技遊戲。

鑑於過去幾十年裡,有數千萬美國人離開了教會,我們的基督教儀式已然失能。考慮到教會的使命,敬拜軍備賽也是短視之舉。但最重要的是,這是基督教博愛精神的失敗。

我們不希望小型教會關門。我們希望各種規模、各種類型的教會都能蓬勃發展——以它們現在的樣貌,在它們所在之處茁壯成長。但是,如果現代教會的普通標準已經變成我上面概述的具備高科技製作的能力,那麼這些小型教會,即使坐落於大城市,也會繼續消亡,因為它們不可避免地缺乏跟上他們的鄰舍(大教會)步伐的資源。

關於如何引領一次充滿喜樂的敬拜,傳遞不受抑制、聖靈深刻臨在的敬拜,我們可能有很多想法。但是,一次信實的敬拜應該是任何教會都能做到的,無論他們的科技能力如何。

我們必須想像一種敬拜、教理(catechesis)的可能性——對像我學生這樣的基督徒來說,這種教理首先能讓他們想到復活的基督:祂永活的話語、祂的身體和寶血、祂聚集一處的子民。問題是:什麼樣的敬拜儀式才能讓我們產生這般心思意念?

作者Brad East是艾伯林基督教大學(Abilene Christian University)的神學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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憂鬱症大流行

為什麼我們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憂鬱?教會在治癒憂鬱方面能發揮至關重要的作用。

Christianity Today February 22, 2024

教會是上帝的醫院。教會裡面總是充滿正在康復的人。耶穌曾邀請瘸子、瞎子和被鬼附的人到祂那裡尋求醫治,並和祂一起傳道,而那些認為自己很健康的人卻常常拒絕祂的邀請。因此,對於憂鬱症患者不僅遍布在醫院和診所,也出現在教會裡,我們更不用感到驚訝。然而,對傳道人和一般教會領袖而言,他們對憂鬱症既感到熟悉又神秘,更別說那些與憂鬱症患者同座的人。

幾乎所有人都曾經歷過「情緒低落」的一天,且往往沒有明確的原因。我們可能會說自己「沒睡好」、「不在狀況內」,或只是「心情不好」。在美國,這樣的客套話屢見不鮮。然而,儘管我們對憂鬱的狀態很熟悉,但我們無法理解嚴重的憂鬱症感受。我們或許可以部分地理解大衛王的苦惱:「耶和華啊,求祢憐恤我,因為我在急難之中,我的眼睛因憂愁而乾癟,連我的身心也不安舒。我的生命為愁苦所消耗,我的年歲為嘆息所曠廢,我的力量因我的罪孽衰敗,我的骨頭也枯乾。(詩31:9-10)。」但我們多數人都無法理解大衛更進一步的哀慟,「我被人忘記,如同死人」是什麼意思。重度憂鬱的感受往往墨筆難容。當一個人無法解釋這種深刻而痛苦的感覺時,這個感覺就會直直刺進他的靈魂深處。

人類是錯綜複雜的生物。當我們身上出現問題時,問題可能以無數細微的方式出現。如果教會想要有效地服事墮落的人類全人,就必須考慮到這種複雜性。憂鬱症意味著有些地方出了問題。但究竟是哪裡呢?教會應該做些什麼?

什麼是憂鬱症?

首先,我們需要定義我們究竟在談論什麼。為了將憂鬱症或「重度憂鬱症」與日常的鬱悶心情區分開來,美國精神醫學會提供以下診斷標準:

當一個成年人表現出兩個核心症狀(情緒低落和缺乏興趣)中的一個或兩個,同時出現以下症狀中的四個或更多,且持續至少兩週時,即可診斷為重度憂鬱症:無價值感或不適當的罪惡感、集中注意力或做決定的能力減弱、疲憊、精神活動激動(無法安穩久坐)或遲緩(只想坐著不動)、失眠或嗜睡(睡太多);體重或食慾明顯下降或增加、反覆出現死亡念頭或自殺意念。

然而,這個臨床定義沒有太大的意義,它無法捕捉重度憂鬱症患者獨特的痛苦狀態。

深度憂鬱是種具體呈現在情緒上的痛苦感受。它不僅僅是種精神狀態或對生命的負面看法,它也會影響我們的身體。嚴重憂鬱症發作的跡象包括對朋友、家人和自己毫無根據的負面評價、情緒上的「痛苦」;並且身體出現問題,如嗜睡、難以整理思緒,以及對周圍環境幾乎毫無興趣。也許我們之中一些人曾聽聞自己某個熟人自殺了,但這一悲慘的行為讓我們困惑、痛苦。我們說:「我就是不明白為什麼這種事會發生」。諷刺的是,嚴重自殺未遂的倖存者經常以類似的態度反思自己的自殺行為:「我不知道自己當時怎麼了」。重度憂鬱症的痛苦和心理功能障礙就是這麼深。

問題有多嚴重?

無論我們如何定義憂鬱症,其發生頻率和對正常生活的破壞都是驚人的。世界衛生組織將憂鬱症列為僅次於心血管疾病的全球第二大致殘原因,預計在未來十年內將成為第一大致殘原因。在美國,5%到10%的成年人目前有重度憂鬱症狀(根據上面的定義),多達25%的人在其一生中曾符合診斷標準,使憂鬱症成為美國初級保健醫生治療的最常見疾病之一。在任何時候,都有約15%美國成年人在服用抗憂鬱藥物。

從對正統猶太人到福音派基督徒等宗教團體的研究顯示,沒有證據顯示不同宗教團體或參與宗教活動及不參加的人罹患憂鬱症的比例有所不同。因此,在一個由200名成年人組成的典型宗教團體中,有50名參與者會在某個時候患上憂鬱症,且至少有30人目前正在服用抗憂鬱藥物。

我們如何解釋這些數字呢?部分原因我們的文化對憂鬱症的態度/看法發生了雙管齊下的轉變。全國精神疾病聯盟等組織和製藥公司大力宣傳這個觀點:憂鬱症不是種性格缺陷,而是生物問題(疾病),需要生物性的解決方案(藥物)。將憂鬱症醫學化的努力有助於消除憂鬱症帶來的恥辱感,讓大眾相信憂鬱症並不是需要隱藏的東西。因此,憂鬱症已經走出壁櫥了。

一些批評者認為,隨著憂鬱症疾病觀的形成,診斷門檻也隨之降低。艾倫·霍維茨(Allan Horwitz)和傑羅姆·韋克菲爾德(Jerome Wakefield)教授在《悲傷的喪失》(The Loss of Sadness)一書中指出,精神科醫生不再為客戶的悲傷或生活中的情緒正常起伏提供空間,甚至將正常的情緒波動也貼上「憂鬱症」的標籤。

霍維茲和韋克菲爾德說對了一半。誠然,心理健康界已降低了識別憂鬱症的門檻。然而,當我們用固定標準追蹤美國過去20年的憂鬱症發病率時(這正是我的研究項目),我們仍可以看到發病率顯著地上升。因此,儘管這個數字可能被誇大了,而且這種增長毫無疑問是為了製藥公司的利潤,我們仍有大量有據可查的增長數字需要得到解釋。

雖然我們的社會從廣泛撒網並假設所有蛛絲馬跡都是疾病中獲得相當大的利益,但如今,我們對憂鬱症所造成的情緒痛苦重擔有了更深刻的認識,對其中的生物因素有了更深入的了解,並且有了能舒緩這些因素的藥物。我們應該感恩有這些重大成果。

被簡化的人性

然而,廣義地將憂鬱症重新定義為疾病也會產生一些不良後果。這種理解正確地承認人性的生物面,以及它是如何變得紊亂不堪的。但對疾病的生物理解沒有考慮到其他因素。例如,生理疾病的理解忽略了社會環境可能是憂鬱症的促發因素,有時將憂鬱症患者視為與世隔絕的個體,他們的身體與外界的一切之間存在強大的界線。憂鬱症患者被簡化為「需要被修復的殘缺的身體和大腦」。

若你瀏覽任何一份權威的精神科學期刊,你都會讀到,我們的基因是憂鬱症的首要原因。在面臨某些環境挑戰下,憂鬱症就會出現。這是事實,但還遠遠不足夠。多數人都曾聽說憂鬱症可能是由於體內化學失衡(如血清素缺乏)引起的。雖然憂鬱症在生物學方面比單純的化學失衡更為複雜,但憂鬱症還是與我們大腦中的化學信息調節不良有關。這就是為什麼某些藥物可以緩解中度至重度憂鬱症狀的原因。但這並不是一種新的生物學發展;在過去的100年中,人類的基因並沒有發生重大變化(但憂鬱症比率仍持續成長)。

我們也知道,扭曲的想法會導致憂鬱症。憂鬱症患者無法準確評價自己(覺得「我不如別人」)。他們擔心他們的自我正在瓦解(認為「我正在崩潰」)。他們貶低自己對他人而言的價值(相信「我對我的家庭沒有任何益處」)。 他們認為自己無法控制自己的身體(「我就是無法讓自己吃東西」)。現今最流行的心理治療——認知行為療法(CBT)之父亞倫貝克(Aaron Beck)提出,憂鬱症在很大程度上源自這些認知扭曲。透過緩解扭曲的觀點,讓患者的認知更符合真實情況,憂鬱症就會得到緩解。有些證據能支持貝克的論點,儘管並非在所有情況下都是如此。

但是,認知行為療法因「只關注患者本人思維而忽視他所處的社會背景」而受到批評。心理治療師羅伯特·範徹(Robert Fancher)認為,認知行為療法「貶低了那些最有可能創造文化並帶領我們超越現狀的心靈特質——想像力、熱情,以及將新的思維和生活方式帶入生活的勇敢而痛苦的過程。這等同於在『良好的心理健康的話語權』下對中庸生活的認可。」更簡單地說,認知療法傾向於強化社會規範,幾乎只專注於幫助個人適應環境。

現在,我們對與憂鬱症相關的神經科學和認知模式有了更多的了解,並找到了相當有效的生物和治療方法。但是,我們仍然無法回答這場流行病背後的迫切問題:為什麼憂鬱症大流行發生在現代?為了解決這個問題,我們必須超越生物和心理因素。

事情的分崩離析

我的一位醫學教授曾說:「人生好難」,我知道他的意思。身為一名年輕的實習生,我在熬過一輪徹夜未眠的值班後,正在尋求他的共鳴。我忘了去找他前一天推薦我讀的資料。他要的是資料,而不是藉口。但我的生活忙碌、混亂、充滿需多要求,我很難把所有事都處理好。

21世紀美國社會的日常生活是艱難的。我們要應付日益複雜、有時甚至是嚴酷的社會現實,持續不斷的壓力讓我們付上代價。憂鬱症在某種程度上是疲憊者向內心世界的一種退縮,試圖營造一個保護性的繭來抵禦現實世界的要求。無論個人憂鬱的成因是什麼,這個如今廣泛的流行病表明,生活在混亂的社會環境會使病情變得更糟。

但與前幾代美國人相比,我們的生活整體上更健康、更安全,經濟狀況也更好、教育程度更高。那麼,我們的社會在何處失調了?

事實上,生活的小小進步並不能說明什麼。我們之中許多人都坐在舒適的辦公室工作,我們的祖先卻得與嚴寒、風雨搏鬥。然而,我們和他們一樣對命運感到不確定,對工作的掌握度也差很多。我們的工作並不穩定,而且由於專業化的原因,我們之中許多人無法靈活、輕鬆、快速地從一份工作轉職到另一份工作。我們的工作時間很長,因為我們常有自己「落後別人」的感覺,不知道工作與非工作之間的界線(辦公室聖誕派對算是工作還是娛樂?)。我們與其他同事進行比較,但比較往往沒有結果,或是發現自己被不公平地比較了。當我們做得不夠好時,我們會感受到對自己或從他人那裡得到的不切實際的期望所帶來的負擔。我們被賦予的職責沒什麼權利,資源更是少得可憐,我們覺得自己無法控制對工作的期望,甚至無法控制如何利用工作時間。我們之中許多人有時受制於沒有人性的企業或經濟體系,而這些體系並非由我們自己造成,並且似乎超出我們的影響範圍。我們感覺自己渺小、無足輕重、可有可無。

有些美國人發現自己的日常生活如此艱難,以至於他們試圖透過濫用藥物、性濫交、小偷小摸或貪污來逃避現實。關於藥物濫用——有將近15%的美國人一生中曾與酗酒的癮搏鬥,超過一千萬美國人使用非法藥物。在依賴海洛因或處方止痛藥等鴉片類藥劑的人之中,憂鬱症患者的比例可能高達50%。儘管憂鬱症可能會導致藥物使用的增加,但更常見的情況是,藥物使用往往是為了逃避生活壓力,而導致憂鬱症的嚴重發作。此時,憂鬱導致非法藥物使用增加,非法藥物又導致憂鬱惡化,惡性循環隨之而來。

雖然我們之中多數人每天都會接觸到許多人,但我們這一代是孤獨的。社會學家羅伯特·普特曼(Robert Putman)在其經典著作《獨自打保齡球》(Bowling Alone)中指出,美國的「社會資本」存量——人與人之間的網絡以及由此產生的互惠和信任——在過去幾十年中大幅下降。我們越來越少去投票、捐血、打牌、參加社區保齡球賽,或請朋友或鄰居來家裡吃飯。也許其中一些建立社交網絡的機會已被在家看足球比賽或Facebook等其他活動取代。然而,我們與家人、鄰居和朋友的聯繫卻越來越少。

我們所擁有的關係的本質也在改變。許多關係變成了英國社會學家安東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所說的「純粹的關係」——「純粹」,是因為它們脫離任何社會背景、外部結構或安全感。沒有盟約、社區之愛或約定來確定關係的方向,或能為關係提供持續性的保證、指導和支持,所有這一切都必須由關係本身產生,而這為我們帶來沉重的負擔。在純粹的關係中,我們永遠無法放鬆,因為沒有忠誠或恆久的保證可以依靠。我們必須靠自己「維護」這些關係。隨著時間的推移,持續性的警覺和不安全感往往會導致沮喪、焦慮和疲憊。要維持這些關係實在太難了。

建立在相互依賴基礎上的複雜社會需要信任,然而,隨著社會變得更加複雜,這種寶貴的公共資源卻不斷減少。如今,「你能完全相信誰?」已成為人們耳熟能詳的疑問。我們被告知,我們的現實已經變成由小團體組成的共同世界觀而已。對此,有人鼓勵我們開放點,接受所有觀點——但這會讓我們迷失方向。另一些人則建議我們頑固地堅持自己的觀點,不信任任何新事物,從而使我們更孤立和疏遠。在這種雙重束縛中,進入嚴重憂鬱症的症狀——偏執狂,就不遙遠了。憂鬱症患者不僅對自己失去信心,也對周遭的人失去信心。

最後,憂鬱症的核心症狀莫過於失去盼望。如果說,每一次的選舉週期揭示了什麼的話,那就是盼望在美國社會的重要性。對災難的恐懼——恐怖分子、金融崩潰或生態災難——困擾著我們的時代。有些人忙於制定生存策略,從對社會的關注轉向對個人的關注。更多的人則對未來感到茫然,焦慮地在我們的文化大雜燴中飢不擇食,盡可能快速滿足自己的慾望。

教會的機會

不確定性、渺小感和無力感。破壞性的、自我放縱的逃避。孤獨和隔離。恐懼和不信任。失去盼望。退縮。儘管有點草率且不完整,但這幅21世紀初美國文化情緒的素描還是捕捉了被社會福利指數所掩蓋的黑暗細節。它也提醒我們,在理解憂鬱症這個大流行的過程中,如果我們只專注在個人身上,就會「只見樹木,不見森林」。

如果使用得當,抗憂鬱藥物和認知行為療法可以使人恢復穩定,從而更好地應對日常挑戰。對於那些深陷癱瘓性憂鬱症的人來說,藥物和認知行為療法的效果甚至能讓他們對普遍恩典(common grace)感激。他們確實應心存感激。然而,這兩種方法都無法幫助人們理解或解決更根本、更棘手的問題——憂鬱症的流行正是這些問題引發的症狀。這些治療方法提供人們所需的緩解,但本身不是答案或能用來預防憂鬱症。

醫學治療的缺憾在於,它們對問題主體的理解有限。而這兩種治療方式都低估了它們治療的主體:人類。文化機構和權威有時可能會僅僅視人類為「有著大腦的身體」,但人類遠不止是這樣。對那些有智慧去理解的人來說,憂鬱症的大流行在某種程度上見證了人類的複雜性。特別是,憂鬱症提醒著我們,我們是社會性、精神性(並有著身體)的動物,一個墮落社會的痛苦往往會刻在其成員的身體上。如果我們認為自己的身體不會受到社會苦難的影響,我們就錯估了人性。(路加福音22:44)。

事實上,有時看似是憂鬱症的發作並不表示人類機體出現了故障,而是人類機體忠於自己的靈魂—社會性—生理天性。情緒上的痛苦可能是對這個出了問題的世界的痛苦的適當反應。耶利米哀歌的作者在西元前588年左右看著耶路撒冷毀滅時,一定感受到這種痛苦。「我眼中流淚,以致失明,我的心腸擾亂,肝膽塗地,都因我眾民遭毀滅,又因孩童和吃奶的在城內街上發昏。」(耶利米哀歌2:11)。基督徒被呼召與那些哭泣的人一同哭泣,並且我們應歡迎像這樣應同理而產生的情感上的痛苦,這種痛苦使我們與受苦的人並肩作戰。如果我們對周遭的痛苦和苦難變得麻木,我們就失去了人性。

基督教關於罪及其影響的教導使教會不再對人類的混亂狀態感到驚訝。我們可以承認罪在內在和外在的影響。我們可以正視我們身處一個充滿傷害的社會的事實,不會假裝一切正常。

感謝上帝,祂使那位曾完全進入我們的處境,打敗罪、死亡和地獄的權勢的主耶穌復活,使我們不僅能勇敢說出殘破社會的現實,並倚靠、盼望祂終將使萬物更新的應許。

那些身體上承載著絕望印記的人需要一個承載著這個世界唯一有確鑿的盼望的共同體/社區(community)。他們需要這樣的共同體,一再地活出盼望的樣貌,並因著能共同預嘗上帝應許的未來國度而歡欣。他們需要看到,這個由基督的復活所承諾的偉大應許,使我們因著盼望能在破碎的現實中堅持住。當我們一同這樣承接彼此時,教會能為所有沮喪的成員提供再有確定性不過的真實盼望,並時刻彼此提醒這個我們最需要不斷聽到的信息:這個罪孽深重的社會現實,沒有最終的話語權。體現在教會共同體之中的基督才有我們靈魂最終的話語權。

丹·G·布雷澤(Dan G. Blazer)是杜克大學醫學中心精神病學和行為科學吉本斯教授(J. P. Gibbons Professor of Psychiatry and Behavioral Sciences),著有《憂鬱的時代》(The Age of Melancho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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