龍降恩是來自中國家庭教會的牧師，1985年出生，目前在美國學習神學。龍牧師2010年加入錫安教牧團隊，2017按立為牧師，負責敬拜、教導、講道、門訓、牧養、城市植堂、神學教育和宣教動員等等事工，主要精力投在大學校園事工和下一代的事工。2018年底，中國對家庭教會逼迫加劇，錫安教會策略性地把他差到海外神學深造，2021年在戈登康維爾（Gordon Conwell）神學院完成神學碩士學位，2022年秋季開始在惠頓（Wheaton）學院攻讀神學博士。
以下是2021年6月華福總幹事董家驊牧師訪談龍降恩牧師的部分文字記錄。
信主與蒙召
董：你是中國大陸很年輕的下一代傳道人。能不能跟大家分享一下你的信主和蒙召的經歷？
龍：我是整個家族裡面的第一個基督徒。當我回顧自己的屬靈旅程時，就像保羅所說：“我今天成了何等人，是蒙神的恩典而成的。”只有上帝不可思議的恩典，才讓生命經歷不可思議的反轉。我從“龍的傳人”到主的門徒；從無神論者到教會的牧者；從共產主義者到福音主義者——這是180度巨大的翻轉。
我的父母及祖輩都是共產黨員，我從小聽着革命先烈的英雄故事長大。17歲到北京讀大學，認識一位大學的英語外教、美國的校園宣教士，通過他第一次聽到福音，也通過他來到韓國宣教士帶領的地下教會。所以我是海外宣教士結出的屬靈果子。但是我開始去教會時並不是去慕道的，而是去找基督徒辯論。
諷刺的是，為了贏得和基督徒的辯論，我開始很認真地讀聖經，這也成為我生命的轉折點。在一次禱告會時，毫無預期地，我很真實地看到我所有的罪、驕傲、貪婪。所有以前不願意承認的罪，一幕幕呈現在我眼前，卻又被耶穌的寶血洗凈，白如雪和羊毛。
我信主之後禱告五年，母親便歸主，禱告八年後，父親也信主。2008年，汶川地震。當我看新聞報導災區的情況時，就忍不住掉眼淚，我感受到上帝很強烈的搖撼我的心，要呼召我出來全時間事奉。
但這對於一個中國大陸的年輕基督徒而言，意味着在我個人生命中還有家庭的裡面，來了一場無形的地震。因此我掙扎了兩年，直到2010年在一次禱告當中，我突然體會到我的心很痛，這種痛是屬靈上的、情感上的、也是生理上的，是一種超自然的體驗。就在那個瞬間，我忽然體會到我的全人、全心、全部生命不是屬於我自己的，而是屬於創造我的主和救贖我的主。在那一刻我就把我的心獻給主，辭去軟件工程師的工作，到北京的一所地下神學院開始學習。
董：你先在中國，後來到香港，現在又在美國讀神學，可否談談在這三個很不一樣的地方讀神學的體會？
龍：我在2010年蒙召就馬上想要讀神學，那年我也認識了錫安教會的創會牧師金牧師。金牧師勸我留在中國，一邊牧會、一邊讀神學，紮實我在本地教會的根基。所以我就留下來，沒有出國。在我最想出國讀神學的時候，上帝讓我留下來。在2018年教會面對逼迫時，我特別不想走，因為覺得教會有很大的需要，但上帝卻讓我出國讀神學。神的時間表跟我們的很不一樣。
回顧我在中國、香港和美國的神學教育歷程，三地有很大的差異。中國神學教育的優勢是，神學院的教育和教會的實踐是緊密聯繫在一起的，劣勢則是學術水準有限、資源匱乏。相反的，西方神學教育面臨很大的挑戰是，神學、教會和宣教這三者相對分裂。在聖經里，使徒保羅的神學、他的教會和宣教是不可分開的，否則你很難正確的理解其中任何一個方面。我認為，每一個基督徒都應該是肩負使命的宣教士，同時也是門徒和神學家。
從這代到那代
董：你怎麼看待當今北美、亞洲、歐洲教會都在面對的下一代流失的問題？中國大陸和美國的Z世代，有哪一些類似和不同的地方？
龍：在中國不用“千禧一代”、“Z世代”這些詞，而是用“00后”或“95后”等等。下一代的事工，對於普世教會的重要性、緊迫性、戰略性以及優先性，都是毋庸置疑的。關於中國的年輕人和其他地區的年輕人，我的觀察是：他們的差異在弱化，而全球同步卻在增強。預計到2050年，70%左右的全球人口將生活在城市當中。網絡化、數位化、智能化的世界讓北京或上海的95后或00后的年輕人，跟紐約、東京相同世代的年輕人的處境和文化張力越來越趨同。當然，同時我們不可否認，中國跟香港、北美，在政治、社會和意識形態上有着巨大的差距。近年在各地興起的民族主義浪潮，也讓不同地域的年輕人之間的彼此聆聽出現更多的障礙，甚至是張力和衝突。這是我們面對的一個巨大的挑戰。
董：美國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的商學院老師施若思（Holly Schroth）寫的一篇文章，提到美國的Z世代在進入職場時，比過去嬰兒潮世代，更缺乏工作經驗。在面對心理健康方面，表現出更多焦慮和憂慮的狀況。您在中國大陸接觸到的95后和00后，有哪些類似或不同的地方嗎？
龍：基本上非常類似。中國的青少年和大學生的心理狀況非常令人憂心，我看到的數據是13%的青少年有自殺的念頭，這是非常高的比例。青少年的非自然死亡，第一原因就是自殺，大學生的群體也是一樣，很多像北京大學、清華大學這些第一流的大學學生，都得了一種“空心病”——他們找不到生活和學習的動力，也找不到生活的意義和方向。其次，家庭的挑戰也是一個普世性的問題，無論是對於中國、香港、韓國或北美的教會都一樣。
我常提醒自己，孩子不是從學校開始流失，也不是從教會開始流失，而是從家庭里開始流失。從社會文化的角度，我們可以探討很多，譬如父親的缺席，這是普世性的問題。我覺得在基督徒的家庭教育中，常缺乏真實的信仰教育。家長往往有敬虔的外表，卻能說不能行，缺乏了榜樣的力量，和生命影響生命的見證。
中國教會傳統的門訓對於情感成熟和情感健康的關注特別缺失。但如果情感方面不成熟，屬靈生命不可能真正成熟。你顯露出來的，如同冰山一角，只是去教會時在別人面前禱告、服侍的樣子；但是冰山下面的沉溺、抑鬱、暴力傾向等問題，並沒有被福音撼動。中國家庭教會是因為靈魂體三元論，把理智和情感都放在屬魂的部分，不夠屬靈，所以常被壓抑及忽視。新世代的門訓實踐要特別關注這點。
董：表面上來看，不同世代有差異，關注的東西不同，但做一些轉譯后，或許兩個世代之間可以有更多的理解。例如：很多年輕人關注生態議題。對於今天的年輕人而言，生態議題不只關乎保護地球，而是關乎生存的問題。今天年輕一代關心貧富差距的問題，也不只是關心他們自己是否可以富裕地活着。對他們來說，貧富的問題，其實是生命是否被尊重、有沒有意義的問題。剛才你提到憂鬱、自殺、焦慮，這些心理健康問題其實對於年輕世代也不再只是心靈關顧的議題，而是如何健康整全地活着的問題。或許不同世代、不同地區的人之間可以多一份同理心，進而一起合作去回應福音，並思考耶穌基督的福音對這些議題有什麼話要說。
龍：當我們談使命門徒和宣教時，不只是跨地域、跨文化的議題，更是跨代的概念。因此我很喜歡詩篇145篇4節：“從這代到那代”，這也是我參與的一個中國青年宣教運動的主題經文。我們的下一代在尋找答案，包括生態、政治、性別和社會公義的議題等。很遺憾的是，教會或他們的上一代沒辦法給他們滿意的答案，常常只是勸他們好好禱告、讀經、去教會。越是這樣，年輕人越反感，反而促使他們離開教會。
真正好的答案都在上帝的啟示當中，但問題是我們如何把答案呈現出來，關鍵是：教會要說好故事，把聖經的大故事說好。先要回答：你怎樣看待整個世界？在宏大的敘事當中，對於人從哪裡來是怎麼看的，才可以面對具體的倫理抉擇，例如：性別或墮胎的問題。聖經給我們提供的是一個最整全的世界觀、一個大故事。
但我們讀聖經常是碎片化，僅僅是背金句和講主日學故事，但忽略了整個大故事。這個世代，尤其在後現代當中，一切的宏大敘事被消解，製造出了意義的真空。這恰好是教會的機會，如何把聖經的宏大敘事說好。這終極的答案比起年輕人找到那些碎片式的答案更關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