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從小就相信女性什麼事都能做。在南達科他州的鄉村，我周圍都是農婦，她們是我見過最強壯、最有韌性的人。我媽媽能烤出美味的雞肉，也能宰殺雞隻。
南達科他州全職工作的女性和母親的比例在全美國也是遙遙領先。因此年輕時，我從未懷疑過女性可以做任何她們想做的事，她們和男性一樣有能力。我可以當總統，我可以成為太空人，我可以從事任何我想做的事。
但是，當我真的這樣認為的時候，我發現我一直被教導的事和我所見到的事之間存在差距——而這種差距明顯是基於性別因素。儘管在南達科他州的勞動力隊伍中可以看到許多女性，但在神學工作方面，女性基本上是隱形的。我的教會從未聘用女性傳道人。在唸神學院期間，我有一位女教授。在讀博士期間，我有兩位女教授，但沒有任何一堂與宗教相關的課上有女性教授。
我相信聖經支持女性教導並帶領教會：女性是最早宣講福音的人（路加福音24:5-12），保羅也提到像猶尼亞和非比這樣擔任使徒和執事的女性的名字（羅馬書16:1, 7）。但是，與彼得和保羅、奧古斯丁和阿奎那、加爾文和路德相比，女性的名字往往僅在歷史的邊緣頁上。
我想要的不僅僅是名字。我想要看到女性領袖。我想要看女性教育人。我想要看到她們的面容，聽到她們的故事。我想要有個我能效法的榜樣：一個和保羅一樣可以說「效法我，如同我效法基督」（哥林多前書11:1）的女性。
我想要英雄。
最終，在一次義大利旅行中，我找到了她們。在那裡，我意識到女性的見證並沒有隱藏在邊緣頁上。她們的見證被記錄得清清楚楚。我們只需要看看牆上的碑文。
我在義大利的大部分時間都盯著石頭看。羅馬競技場讓我著迷，聖彼得大教堂的宏偉讓我留下深刻印象，萬神殿的完美建築讓我驚嘆不已。然而，最讓我驚訝的是，我發現了我在紙筆墨水間努力尋找的東西——在石頭和顏料中如此清楚。在這裡，在古老教堂的牆上，我找到了我的英雄。
在羅馬，我不僅發現以馬利亞命名的教堂，還發現以亞納大西亞、蘇薩娜、雅妮和撒比納命名的教堂。當我漫步走進這些古老教堂時，我發現其中的連結遠比寫在牆上的名字深刻得多。在好幾座教堂裡，女性就是教堂的地基——教堂的牆壁是圍繞著她們的骸骨建造的。
教父特土良（Tertullian）有句名言：「殉道者的血是教會的種子。」彼得前書2:5形容教會就像「活石，被建造成為靈宮，做聖潔的祭司」。因此，當古代基督徒建造禮拜的場所時，往往會在基督徒的骸骨上建造，這些基督徒為基督活得如此深刻，以至於為基督獻出生命。
殉道者既是教會在譬喻修辭上的基石，也是教會實際上的基石。在古代教堂的中心——教堂的心臟——矗立著舉行聖餐的祭壇，裡面通常擺放著基督教殉道者和聖徒的骸骨。他們的骸骨，以及他們追隨基督至死的意願，成為聖餐儀式所頌揚並呼召基督徒成為的榜樣和標誌。從他們的墓碑上領受麵包和酒是種強而有力的提醒：基督徒必須與基督同死，才能與祂一同復活。
因此，儘管學者們仍在爭論初代教會裡的女性是否能主持聖餐儀式，女性是否是聖餐儀式的基石卻沒有爭議。她們的墳墓——她們的骸骨——不僅是聖餐儀式的基石，也是整個教會的基石。
在拉文納市，我見到這些女性的面龐。除了彼得、保羅和其他使徒外，聖蓓蓓、聖芬莉、聖黛莉亞、聖歐斐米、聖則濟利亞和聖歐亨尼婭亞也在聖安德魯主教座堂閃閃發光、錯綜複雜的馬賽克圖片中。初代教會盼望其他女性和男性能仰望這些女性英雄們聖潔的生命，無論是在心裡還是在牆上，都能從仰望她們的見證中得到啟發，並以她們為榜樣。在我眼前的是教會的女性領袖，她們是如此權威的教師和楷模，甚至連樞機主教——教會最高的權威之一，都向她們尋求指導。
然而還有更多的女性。在聖維塔教堂（Basilica of San Vitale）裡面，狄奧多拉皇后的身形和地位與她的丈夫查士丁尼相對應。在聖亞博那教堂（Church of St. Apollinaire），每面牆上都有一列聖徒隊伍，朝著基督走去。左邊的牆上是一排女性，右邊是男性，他們身形相仿，站姿相同。馬賽克的設計和位置相互映襯著，因此，當我站在教堂裡時，我可以清楚地看到男女性「在基督耶穌裡都成為一了」的意義（加拉太書3:28）。這些女性沒有躲在書頁邊緣或故事背景中，而是鮮明地引領教會走向基督。
這些初代教會的英雄們同樣非常關注她們作為女性的經驗。她們並不害怕談論自己的女性身體。
大主教禮拜堂中有兩位女性，聖蓓蓓（Perpetua）和聖芬莉（Felicitas）是在公開談論她們的乳房、哺乳和分娩之中為殉道做好準備。她們被囚禁在公元二世紀的北非，儘管聖蓓蓓剛分娩，聖芬莉也懷有身孕，她們都拒絕放棄自己的信仰。在關於她們被囚禁和殉道的記載裡，聖蓓蓓描述著當看守拒絕她在獄中哺育孩子的請求時，她所感受到的悲傷和痛苦。聖芬莉因為早產，當她進入競技場受死時，乳房仍滴著奶水。
這兩位女性都將自己的身體與基督的身子連結在一起，以母性的方式描述她們與基督的關係。聖蓓蓓在異像中從牧羊人那裡得到了凝乳，她以領受聖餐的語言描述這一經歷。但這是凝乳而不是麵包和酒，她將她餵給兒子維持生命的母乳與基督提供給我們的永生的「純淨的靈奶」（彼前2:2-3）聯繫在一起。耶穌就像母親那樣，透過自己的身體為我們提供營養和生命。
紀錄聖芬莉殉道過程的作者形容，她是如何理解自己「從血到血」——從分娩走向殉道。在分娩過程中，聖芬莉將分娩的痛苦與殉道相比，她說：「我自己如今受著我所受的苦，但在我生命裡有個人曾為我受苦，因為我將要為他受苦。」殉道者在臨死之際，接受血的洗禮，經歷第二次的出生：回到天上。
聖芬莉和聖蓓蓓一樣，用母性的語言形容耶穌。她透過形容自己為她生命中的基督受苦及流血，將她「效法基督」的方式與母腹做連結：基督為她受苦難並流血——在生出她（她重生）時，基督的苦便結束。聖蓓蓓和聖芬莉都沒有視自己的身體為一種障礙或他人的誘惑，而是透過女性的身體，更深刻地了解基督並效法基督。
狄奧多拉，這位裝飾在聖維塔教堂牆上的六世紀女皇是如此強大和有影響力，以至於學者們常常認為她是當時拜占庭的統治者（甚至是真正的統治者）。狄奧多拉在嫁給查士丁尼之前很可能是一名演員和妓女（這兩個職業在古代經常有所關聯）。
狄奧多拉成為女皇後並沒有忘記自己的出身，她利用自己的權力和影響力幫助受壓迫的女性。她將女性從被迫賣淫的產業中解救出來，並宣布性交易為非法事業，關閉妓院、為女性爭取自由，為她們提供庇護所和重新開始人生的資源。她還幫助規範強姦罪受更嚴厲的懲罰，禁止男性因太太出軌而殺死她，並修改離婚、子女監護權和財產法，賦予女性更多權利。這些法律構成了我們今日仍在使用的女權法律的基礎。
在這些教堂空間裡，牆上的文字和藝術作品讓我看到，女性的身體並不需要被擠到邊緣或被人忽略，而能明顯地展示在敬拜空間裡。當我看著牆上各個女性的見證時，女性的身體所呈現的並不是信仰上的阻礙或障礙，而是聖潔的標記。
我們往往認為神學研究就是對書寫文字所做的研究。但神學不僅是以文字為基礎，它也以表演的形式——活出來的生命——在真實的身體上呈現。在古代教堂的石塊底下和石塊上看到的女性身體駭骨讓我意識到，我在神學院期間發現神學上「缺乏」女性的身影，與其說是種缺乏，不如說是一個鑰匙孔，它指引我將目光從書頁轉向人的生命。藝術、故事和實體空間等體現形式就像一把鑰匙，幫助我打開女性往往不為人知的歷史。
在我尋找女性英雄的過程中，當我了解到聖麗娜（Macrina）和沙漠教母等女性時，我確實發現了女性教授神學的「證據」。而女性同樣會去朝聖，並委託製作神聖的藝術品。她們以貞潔的誓言將自己的身體獻給基督，以身體力行的方式體現她們作為基督新娘的屬靈承諾（這種選擇往往意味著她們需要反抗自己的父親）。
在基督教剛誕生的初代家庭教會中，有好幾間教會是女性建立的（西 4:15；徒16:15；林前1:11）。她們為地下墓穴捐獻土地、建造教堂、創建修道院——所有這些英勇的任務都是為了建造教會，她們的付出既能激勵人，又能教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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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證到牆上的這些女性，讓我更能看見自己人生歷程中出現的各個女性見證。在我曾經狹隘的視野中，我想像女性領袖以英雄的形式出現，忽略了許多曾將自己的愛、知識和聖潔寫進我生命中的女性。
她們是我的代禱勇士。我的主日學老師。我最貼心的傾聽者和建議者。我在耐心和韌性上的楷模。她們是我實用智慧的提供者，也是基督最熱切的追隨者。簡而言之，她們是我的典範和導師，是我的啟發者和指引者，是我在幾乎所有最重要的事情上的權威和領袖。
在那次義大利之旅中，我越環顧四周，就越意識到自己的視野多狹隘。教會裡到處都是女性領袖和女性教師。她們不是教會歷史上邊緣的名字，而是教會的基石——從任何意義上來說都是如此。我需要的是知道在何處以及如何真的看見她們。
蘭塔·戴維斯（Lanta Davis）是即將出版的《Becoming by Beholding 》（Baker Academic, 2024）一書的作者，在印第安納衛斯理大學約翰衛斯理榮譽學院任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