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人先知之聲溯源

為什麼非裔美國人教會仍然必須重視《出埃及記》。

Illustration by Matt Chinworth

編者按：本文是匯集著名學者回顧“初約”（即舊約–譯者註）在當代基督信仰中地位的六集系列中的最後一篇。

在11歲時，我看了一部關於馬丁·路德·金以及民權運動的紀錄片《定睛獎賞》。伯明翰的黑人婦女被消防水龍沖倒在地的畫面在我眼前閃過。警犬沖向人群。表情憤怒的白人，對試圖進入實行種族隔離的學校的黑人孩子大聲喊叫種族主義髒話。

在田納西州西南部的一個黑人小教堂“哈齊街基督教會”長大，在講道和主日學課程中，我知道了關於以色列人在埃及被奴役的故事。看完《定睛獎賞》後我明白了，黑人在美國的遭遇和以色列人在埃及的一樣。這一認識激勵我追隨摩西、舊約先知和士師們（我們可以稱之為“自由戰士”）的傳統，以及小馬丁·路德·金的遺產。對於當前美國黑人經歷的苦難和壓迫，《舊約》是持反對態度的。那些日益受惑於成功神學和中產舒適的黑人教會，需要繼續植根於這一遺產。

《出埃及記》的威力

《出埃及記》的故事在非裔美國人教會中具有持久影響力，因為這一敘事正好講到了其會眾所面臨的困境。一代又一代的非裔美國人，在《出埃及記》中找到了那位看顧向祂哭求的被壓迫者的神：

“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我實在看見了；他們因受督工的轄制所發的哀聲，我也聽見了。我原知道他們的痛苦，我下來是要救他們脫離埃及人的手，領他們出了那地，到美好、寬闊、流奶與蜜之地。”（出3: 7-8）

非裔美國人讀到的神，反對那將神的子民不當人看的強者。他們相信，就像聽到了以色列人的禱告一樣，神也聽到了他們的禱告：“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我實在看見了。 ” 這是神對受揀選之人的用語，表明被壓迫者是屬於神的。這就是歷史記載的，祂不僅知道選民們在哪裡，而且知道他們的處境質量如何，並將他們的被奴役視為不屬神的非法之事。非裔美國人教會指出，神不僅看到祂選民的痛苦，也聽到人們的哀聲：“他們因受督工的轄制所發的哀聲，我也聽見了。” 所見所聞導致神采取行動：“我下來是要救他們。” 《出埃及記》提醒我們，解救的行動是被壓迫者受苦時神做出的自然反應。因為神知道以色列人為奴的痛苦，所以神來審判壓迫者，解救被欺壓者。《舊約》，尤其是《出埃及記》對非裔美國人教會的重要性，在於它肯定了我們的神是一個看得見、聽得到受難者，並為他們做主的神。

當然，內戰前的奴隸主們明白，如果奴隸們知道了《出埃及記》的故事，就等於找到了強有力的神學依據，將自己的解放看作一種神聖的權利。因此，除了不讓太多奴隸受教育外，那些有意於讓自己的奴隸們皈依的基督徒奴隸主使用的是所謂的“奴隸聖經”，其書名為《為英屬西印度群島黑人奴隸選用的聖經節選本》。這本“聖經”刪除了近50%的新約內容和90%的舊約內容。毫不奇怪，幾乎整捲《出埃及記》都被刪掉了。畢竟，並不需要太多想像，就可以把種植園主置於扮演法老的角色，而非裔美國人奴隸很容易把自己看作在埃及受奴役的猶太人。白人奴隸主們知道，聖經這本書會為非裔美國人基督徒帶來何等的力量，而且事實證明也確實如此。

解放的遺產

被許多非裔美國人視為黑人摩西的馬丁·路德·金當然知道黑人的痛苦和苦難。儘管他在白人至上的教育體系內受到了良好的教育，但並不因此就對黑人的痛苦視而不見。就像摩西所做的一樣，與解放之神的親身相遇，促使他採取行動，在那代表南方白人暴行的令人生畏的寶座前，將他的人民從跪姿中解救出來。

在《永不離開我們：小馬丁·路德·金的禱告生活》一書中，路易斯·鮑德溫（Lewis Baldwin）提到舊約對金的影響。金相信，《詩篇》作者和先知們身上所體現的，正是以不懈的禱告來支撐大膽行動的聖經理想。鮑德溫寫道，“這位民權領袖顯然對禱告有著基於聖經的理解，從這些以及其他希伯來聖經資料，他對禱告的本質有了深刻的理解，為將禱告視為每日與神對話、同行的觀點找到了依據。” 正如鮑德溫後來所說，“對於金來說，禱告的迫切性不僅來自於在神面前感到個人的有限，也來自基於非裔美國人的宗教體驗，特別是黑人教會傳統的一種深刻認知。”

對於舊約先知傳統的詳熟，使得金的眼睛能夠敏銳地抓捕到淹沒在白人財富汪洋中的大量貧窮非洲裔美國人。在白人學校所受到的中產階級教育，並沒有使他對那些身陷貧窮者的困境無動於衷。相反地，金利用所受的教育來釋放思想的力量和先知的精神，並釋放他的口舌為被剝削者辯護。

對於喪失權益者苦難的敏感，同樣也深刻體現在金的導師和知己霍華德·瑟曼（Howard Thurman）身上。在《耶穌與喪失權益者》一書中，瑟曼講述了自己孩提時代的某天晚上，被母親喚醒去看哈雷彗星的故事。在自家後院中，他們默默無語地看著巨大的光扇在天空中蔓延。當霍華德表示擔心彗星可能撞擊地球時，他的母親打破了沉默，說：“霍華德，什麼都不會發生在我們身上；神會看顧我們的。” 他接著說，“在那晚之後，我還見過很多事情。有無數次，我體會到生活是艱難的，像坩堝鋼一樣堅硬；但是隨著歲月的展開，母親那令人振作的話語一次又一次地再現其宏大威力，在我自己的屬靈上敲擊出它有節奏的吟唱。這就是信仰和認知戰勝恐懼，並將其轉化為力量去奮鬥、實現…，而不是屈服。”

瑟曼從母親和祖母那裡繼承下來的這種深刻信念，深深植根於《出埃及記》和先知傳統。在苦難中，被壓迫者沒有什麼其他權柄來源可以訴求。這種抬頭的姿態是一種隱含的期望，即解放之神將下來解決被剝奪者的痛苦。

從埃及人到白人基督徒

當然，《出埃及記》的故事不僅幫助非裔美國人基督徒詮釋他們的歷史和被壓迫的經歷，它還幫助他們解讀那些壓迫他們的白人，其中許多人自認為基督徒。通常，白人基督徒告訴非裔美國人，他們無法理解黑人的經歷。因為沒有經歷過永久的奴役和剝削，白人基督徒無法理解黑人的痛苦。如果白人基督徒要了解黑人受壓迫的經歷，一定要是內心有那個願望。

《出埃及記》告訴黑人教會，他們的白人基督徒兄弟姐妹就像以特權繼承人身份住在法老家裡的摩西。在《出埃及記》的記述中幾乎沒有跡象表明，在與神的神秘相遇之前，摩西對解救以色列同胞感興趣過。當然，埃及王子所受的教育，不包括學習怎樣關心那些建造埃及宮殿和金字塔的奴隸們。正如摩西所處環境使他忽視自己人民的痛苦一樣，許多白人基督徒的背景也導致他們忽視非裔美國人的受壓迫歷史。即使是最好的白人教育也常常僅限於產出那些自稱是“無視膚色”的人，而實際相當於從歷史角度對於黑人長期受壓迫的歷史視而不見。

非裔美國人從《出埃及記》（以及先知書、流放期著作和後流放期著作）中學到的是，神不是色盲。神聽到被壓迫者的呼喊、看到人民受壓迫，就會採取行動。當摩西得知他的人民所受的苦難時，他果斷地行動以拯救他們。真正的同情導致人們為被壓迫者採取行動，甚至把自己的生命危險置之度外。也許白人基督徒故意無視他們的黑人兄弟姐妹的苦難，因為他們不想把自己的身體置於危險之中，甚至僅僅是冒失去其他白人的親情、接受和關愛的風險。

回到《出埃及記》的根

白人基督徒與黑人的苦難脫節，使他們難以理解深受舊約敘事影響、在整個民權運動中始終為自由而奮鬥的黑人教會。在激發受壓迫黑人對自由的渴望方面，《出埃及記》是最具影響力的故事。然而，當民權運動失去了金這一精神領袖後，新一代人開始試圖將政治引入仍然由白人居主導地位的那一壓迫性體系。金像先知一樣在那壓迫體系的邊緣運作。但在金死後，黑人教會變得不那麼以先知為導向。

金的許多追隨者不是繼續帶領黑人教會走向應許之地，而是領導黑人教會倒退，退回到安穩政治的法老宮殿內，儘管地位有所提升。純粹追求政治權力和物質財富，損害了黑人教會與神的靈力之間的充分聯繫，而正是後者激發了金和舊約先知們不惜冒生命危險去抵制壓迫性政治體系。黑人牧師們發現，像先知那樣對著掌控政治的主導體系大膽宣講真理，遠沒有像政客一樣來運作更有吸引力。

這些從先知變成的政客沒有意識到，白人當權者並沒有同情心，也不關心怎樣減輕黑人的痛苦。黑人教會的許多領袖發現，不當先知，而是像政客一樣操作，可以獲得好白人的幫助。潛在的黑人先知聲音被白人神學院接納，獲得價值三十枚銀幣的少數民族獎學金，那曾孕育了民權運動的先知精神則最終被馴化。曾經在黑人教會起勇敢領袖作用的先知講道傳統被粉飾遮掩。

許多黑人升入由中產階級白人學術機構培訓出來的牧師所領導的中產階級黑人教會。一些中產階級黑人教會開始選擇那些不會冒犯中產階級黑人情感的牧師。同時，中產階級黑人教會與下層黑人的聯繫越來越少。漸漸地，中產階級黑人教會對白人權力結構的先知性批判越來越少，並更加看重披著宗教偽裝的白人至上主義議程。

儘管如此，其他中產階級黑人基督徒還在運用他們的影響力，去解放貧窮的黑人群眾。毫不奇怪，這些教堂的講道植根於《舊約》中大量的神將被壓迫者從奴役中解救出來的故事。黑人小女孩、小男孩在講道中聽到，英雄人物如何反抗那奴役他們人民的壓迫性體系，這些英雄有摩西、以斯帖、約書亞、參孫、底波拉、但以理、尼希米、大衛、瓦實提、基甸、路得、以賽亞、耶利米、阿摩司和彌迦。

原本根植於宣講舊約、以舊約禱告的豐富傳統的黑人教會，如今顯示出被捲入中產階級黑人和下層黑人之間拉鋸戰的跡象。正如PBS專輯《美國黑人的兩個國度》所指出的，二十多年前，我們既有歷史上最大的黑人中產階級，也有歷史上最大的黑人底層階級。非裔美國人現在必須注意白人種族主義的另一面，即黑人中的階級歧視。

馬文·麥克米爾克（Marvin McMickle）在他的《給黑人中產階級講道》一書中認為，黑人中產階級和底層之間的這種分歧也許是對黑人教會牧師的最大挑戰。一些中產階級黑人教會更致力於與白人財富體系，而不是與底層黑人保持聯繫。麥克米爾克引用《阿摩司書》6:1的話說：“在錫安… …安逸無慮的有禍了。” 中產階級黑人教會要想在街頭有信譽，黑人講壇必須再次滿足黑人群眾的需求。

當然，無論在哪裡，金都會利用講壇，描述來自《出埃及記》、《以賽亞書》和《阿摩司書》的場景。歷史上擁有著像金和他的前人這樣的牧師，今天的問題是：中產階級黑人教會會重新致力於關注被壓迫的下層黑人的痛苦嗎？中產階級會傾聽被壓迫者的呼求、制定戰略，以解救他們受苦的兄弟姐妹嗎？

今天當我們定睛這個國家受苦的廣大黑人群眾時，《舊約》以神的同情心使我們的心被打動。中產階級黑人教會必須找回其先知的聲音，回到為奴之地，宣告被擄的得釋放。神是自由的神，祂仍然進入到壓迫性的體系內，解救出那被稱為祂的子民的被壓迫的受害者。在前行的時候，願我們讓我們已得解放的頭腦，通過我們已得解放的口傳達話語，動搖暴政的基礎，矯正那建立在人類苦難基礎上的體系。如果黑人教會想在不公正的人類製度中再次作為一種解放性機構起作用，就必須保持其繼承下來的、注重《舊約》神啟解放性影響力的傳統。

傑里·泰勒（Jerry Taylor）是阿比林基督教大學（Abilene Christian University）的聖經、宣教和j教會事工副教授，是卡爾·西班牙（Carl Spain）種族研究和屬靈神行動中心的創始主任。

翻譯：吳京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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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在危機時期，學習也不是浪費時間

Perry L. Glanzer

新冠肺炎（COVID-19）不能成為忽視上帝呼召我們去學習的藉口。

Illustration by Chris Koehler

我獨自躺在病床上，灼燒般的疼痛蔓延全身。三個月來，我一直無法站立或坐著超過30分鐘。醫生對我持續的神經疼痛和令人虛弱的肌肉痙攣毫無辦法。在痛苦中，我尋思著我的基督教教育和學術生涯是否已經到頭了。

在疼痛開始之前，我是貝勒大學（Baylor University）的一名教授，相當健康，也挺成功。我已經出版了好幾本書，完成了一筆經費可觀的研究工作，並在我協助建立的一個項目中享受與博士生的課堂討論。 2017年3月，我去做了一個我以為很常規的體檢。不久之後，我就陷入痛苦之中。

我成了疼痛的俘虜。為了控制它，我只能臥床不起。我無法再去上班、鍛煉、開車，不能再和家人坐在桌前吃晚飯。我覺得與朋友和教會隔離了。

我也不能再履行一個教授的基本職責。在那幾個月裡，大部分時間裡我根本不想看書，更別說寫作了。在我約伯式的自憐自艾中，我覺得似乎一切帶給我成就感或認同感的東西都被突然奪走了。 “我現在是誰，既然我似乎已經失去了一切？”我自忖。我還能用同樣的方式去教書、去寫作、去學習嗎？

新冠肺炎的餘波很有可能會讓一些教育者和學生提出相似的問題。也許你（或你的親人）已經感染了病毒並應對著長期的並發症。也許你的生活安排已經被在線學習、封鎖令或者經濟影響而顛覆。危機總是讓人產生疑問，我們是誰，神要我們做什麼。我想要提醒大家我們身負學習使命的原因，並嘗試解決危機常會給我們帶來的障礙和乾擾。

讓禱告主宰

“我不想死。 ”一天晚上當我們在餐桌上討論新冠肺炎時，我的小兒子說。他今年16歲，免疫系統受損。我妻子也是。我另一個兒子以前得過哮喘。我還有一雙81歲的父母，其中一個只有部分的肺。我愛的每個人似乎都很脆弱。

我知道我的經歷並不特別。我們都害怕失去我們愛的人。死亡的幽靈纏擾著我們。我們可能會因此忽視我們從上帝那裡領受的使命。當死亡的恐懼分散了我們對這使命的注意時，我們該怎麼辦？

首先，我們必須禱告。幾個月前，當妻子告訴我她身體不適時，我感到了一種令人癱瘓的恐懼的衝擊。是新冠肺炎嗎？當恐懼威脅要掌管我們的生命時，我們必須代之以禱告。我們禱告，祈求我們的心與神的心一致。通過禱告，祂安慰和引導我們，提醒我們祂是誰，我們是誰。

危機時期的禱告應是怎樣的？它可以採取多種形式。我的姐夫也生活在難以忍受的慢性疼痛中。他教我說有時候你只要禱告說：“主啊，幫我好好地活過接下來的一小時”，或者“主啊，幫我好好地活過接下來的五分鐘。 ” 其他時候，禱告的內容可以更豐富多彩。在我生病期間，我的許多禱告不過是對神大喊大叫。如果你最近對神大喊大叫過，那很好。這意味著，即使在極端病痛中，你也和神保持著關係。不僅如此，正如《詩篇》提醒我們的那樣，神可以承擔。其實，唯有神能為我們背負恐懼的重擔。

然而，《詩篇》還給了我們更多東西。在我住院期間，一些大學的老友從弗吉尼亞州來探望我。事實證明這是天意。他們為我禱告，使我精神振作。後來，其中一人送了我一本《詩篇》。當然，我已經有一本《聖經》了。但不知為什麼，這本單行本的《詩篇》讓我更多地閱讀，禱告和背誦。

通過這三種操練，我想起了要活在關於神的故事中。從哀歌中我學會如何表達痛苦：“我因呼求困乏，喉嚨髮乾”（詩69:3）。我呼吸著充滿希望的渴望：“耶和華啊，我仰望你！主我的神啊，你必應允我”（詩38:15）。我又想起：“耶和華靠近傷心的人，拯救靈性痛悔的人”（詩34:18）。

牢記第一個大使命

一旦我們對付了麻痺的情緒、重新沉浸在與神的交通中，我們就可以再次專注於完成我們在神的故事中的使命。 CS 路易斯（CS Lewis）在二戰初期的講道“戰時求學”提醒我們，人類一直在面對死亡和永恆審判的現實。路易斯邀請基督徒學生們捫心自問：“讓每時每刻都要么在走向天堂、要么在走向地獄的被造，花此生僅有的這點時間——即是只是其中一點點——在文學、藝術、數學或生物學這些瑣碎學問上，是正當的嗎？甚至有其心理可能嗎？”

大學一年級時我就在思考類似問題。我最初對這些問題的回答成了我學習的阻礙。在我的心目中，純粹的傳福音和門徒訓練（按我那時對它們狹義的理解）優先於政治學和經濟學。我發現自己如同路易斯的聽眾一樣，被他提出的尖銳問題折服：“你怎能如此輕率、自私，去思考除了人類靈魂救贖之外的事？”

我用了兩年大學時間才明白了路易斯在文章的幾段話裡闡明的內容。你不能用前線心態過一輩子。正如路易斯所指出的，即使一戰的前線士兵也很少談論戰爭。相反，他們大部分時間都在從事正常活動，包括閱讀和寫作。

對新冠肺炎的戰爭也沒有改變這一現實。當然，我們把更多的時間花在了洗手、社交隔離、遠程辦公上。但我們還是把大部分時間花在吃飯、交往、工作、學習等日常事務上。我們的課程、聚會、禮拜以及和朋友的聚會要么以線上形式舉行，要么是彼此保持一定距離，但它們還是一樣開展著。正如路易斯對他的師生聽眾說的那樣，如果你在危機中暫停你所有的智力和審美活動，“你能做成的只是用一種更差的文化生活取代了更好的。 ” 我們仍然面臨著同樣的選擇–是沉迷Netflix、還是上課學習、還是與朋友家人培養更深的感情–區別只是是選擇在線方式還是與他們隔著2米不到的距離。

用神學的語言來說，即使在危機中，我們也不應因著神頒下的第二個使命（即使人作門徒）所具有的約束力，就忽略了神給我們的第一個使命（即遍滿地面，治理這地）。

創世記第1章有一段關於人類及其使命的驚人之語：“神說：‘我們要照著我們的形像，按著我們的樣式造人，使他們管理海裡的魚、空中的鳥、地上的牲畜和全地，並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蟲。 ’神就照著自己的形像造人，乃是照著他的形像造男造女”（創1:26-27）。

上帝創造。既然人是按照神的形像被造，那我們就被設計成了有創造力的人。事實上，上帝在他頒布的第一個大使命中，就呼籲人類“要生養眾多，遍滿地面，治理這地”（創1:28）。我們被賦予了創造文化的尊榮。我們製造工具，創作音樂，甚至建造城市（這些正是創世記第4章中所描述的人類活動）。我們用道路和橋樑、用語言和書籍構建起了整個文明。我們創辦企業和慈善機構，創辦醫院和大學，建立藝術館和劇院。

在所有這些努力中，神使我們尋求祂，認識祂的思想和品格。祂把我們設計成渴望真、善、美的人，叫我們渴慕祂的智慧（箴1，8）。 12世紀的教育家聖維克託的休格（Hugh of St. Victor）提醒我們，追求智慧意味著與神的活潑心靈相遇，就像一個人建立起了“與那神性的友誼”。

這就是我們學習的原因–不僅僅是為了獲得金錢或工作，雖然這些都很重要。我們學習是因為神按著祂的形象造了我們，使我們可以反映出他的創造力、真理、良善和美。我們也學著去恢復那形象的全貌，與基督一起扭轉墮落對我們個人生活和整個世界的影響。事實上，基督徒在全世界設立學校，部分原因就是為了推動這些目標。

疫情只是放大了這一點。如果流行病學家、科學家和醫護人員在大學時無視上帝賦予的學習使命，他們現在就無法準備好對抗病毒。我們需要經濟學家來幫助我們克服財務困境。我們需要心理學家、詩人、作家、哲學家和藝術家來幫助我們處理所感受到的混雜情緒。我們需要牧師、敬拜領袖和有神學裝備的平信徒幫助我們透過神的大故事來看這個瘟疫。

從這個角度來說，基督徒應該是最喜歡學習的人。面對危機總是需要神的智慧，這是我們在聖經和人類最好的傳統中能找到的。相反，正如《箴言》反复說的那樣，唯有愚妄人藐視智慧、訓誨和聰明。我們通過尋求知識和巧妙地運用知識來向當前的流行病開戰。我們的醫護人員和醫學研究人員當然應該利用人類的創造力和上帝的恩典所能提供的一切恩賜。

也許你不確定在這段時間裡應該繼續求學還是暫緩計劃。如果你真的愛慕知識，也聽到它對你的呼喚（箴1:20-33），你必須現在就去尋求它，而不是等到一切“恢復正常”。就如路易斯筆下那群人類中最偉大的學習者那樣：“知識和美，他們當下就要，不會等那個永不會來的恰當時機。 ”

新的紀律形式

我們無需為疫情中斷了教學工作感到驚訝。重大危機往往如此。不過，我們還是要防備，不要讓不利的環境消耗我們，使我們疲憊不堪。

對恐懼的執念會成為阻礙人堅持下去的主要因素。焦慮是否佔據了你的生活，佔據了你清醒時每一刻的想法？我可以為這種危險作證。當我第一次遭遇嚴重的健康問題時，我聽任它們主宰。我花了幾小時在網上尋找答案。我因痛苦和精疲力盡陷入沮喪。

當我放任自己追求這些虛無縹緲時，我的妻子分享了一些我急需的智慧。十年前，當她臥床一年才從自己的健康問題中恢復過來時，她已經學會瞭如何應對這種被強制的“隔離”。主一點點教導她安排好每日生活的重要性。她提醒我在每天的一開始應與神共度，然後做一些伸展運動和練習，幫助我安撫不聽使喚的肌肉，也重新集中游離的心緒。漸漸地，我重新學會了照看自己的身心靈。

要想在流行病蔓延期間更好地學習，我們必須建立起新的生活秩序和節奏，才不至於被當下的壓力擊垮。在持守神所命定的任務的同時，我們可能也需要嘗試用非常規的方法來完成它們。

在劇烈疼痛發作期間，我無法長時間坐著或站立。為了繼續寫作，我不得不開動想像力，學著使用一些新工具。我訂了一個電腦架，讓我可以躺在床上寫作。靠著神的恩典，我很快發現專注於工作分散了我對痛苦的關注，也幫助我恢復了之前的創作力。事實上，我以這種發式寫完了兩本書。

就像被迫臥床迫使我以新的方式寫作一樣，新冠肺炎也迫使我們以新的方式進行教學和學習活動。在嘗試過線上和線下授課後，我毫不懷疑面對面授課對學習更有利。在網上上課的學生很容易因手機或周圍的環境分心，原因不乏寵物、其他家庭成員，以及廚房裡的零食。保持專注需要一種新的紀律形式。

什麼可以幫助我們實現這個目標？首先，我們應視在線學習與面對面學習一樣，是神給我們生命使命的一個重要部分。第二，我們要把它視為成聖道路上的一種靈性操練。認真傾聽是一種愛的技巧。在線學習讓我們不得不在充滿挑戰的環境中踐行這一美德。第三，我們要操練道德行動力（moral agency）。這包括保持精神集中，不要嘗試同時處理多個任務。（換句話說，放下手機!）在線學習不是三心二意的藉口。正如路易斯在《返璞歸真》（Mere Christianity）中所說的那樣，“上帝不喜歡知識懶漢，正如他不喜歡任何懶漢一樣。 ”

最後，我們用安息日的休息和娛樂來犒賞自己。如果我們覺得在疫情期間每週必須工作7天，我們很可能是倚賴自己的力量，而不是神。如果我們覺得為了生存需要跳過與神的交通，我們就沒有把時間交託給神。

新冠肺炎危機只是證實了基督徒早該知道的事：自從人類墮落以來，生活從來沒有“正常”過，世代總是反常地邪惡著（弗5:16）。撒旦、世界和我們有罪的肉身不斷合謀，要分散我們對神對我們生命呼召的關注。然而，祂的恩典仍然使忠心的基督徒–無論課堂內外–有能力尋求祂的陪伴，知道祂的心意和計劃，並完成祂對這個世界的目的。

Perry L. Glanzer是貝勒大學教育基金會的教授，同時也是宗教研究所（Institute for Studies of Religion）的常駐學者。他也是《基督教教義的駭人觀念》（The Outrageous Idea of Christian Teaching）和《基督化的學生事務：基督教思想與實踐領域指南》（Christ-Enlivened Student Affairs: A Guide to Christian Thinking and Practice in the Field ）的合著者。

翻譯：許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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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是牧師的妻子，自殺使我成為牧師的遺孀。

Kayla Stoecklein

在丈夫不幸去世后, 我對心理健康和相關事工的瞭解。

Courtesy of Kayla Stoecklein

當我十九歲遇到安德魯時，我很快就墜入愛河。他是一位牧師的孩子，他也受到神的呼召要作牧師，所以沒有多久，我就意識到，和他在一起的生活就是過牧師妻子的生活。

我從小每個星期天都會去教會，但我是在和安德魯的家人相處時，才一瞥在事奉工場最前線的生活是如何。每當我靠近、傾聽和學習時，我看到，雖然在事奉工場的服事是有意義和美好的，但在幕後也可能會充滿壓力、失望、沮喪和孤獨。

在2015年，安德魯成為他父母親所屬教會的首席牧師，而我也很快就擔負起作為一位首席牧師的妻子應該作的事。我曾在婦女事工團隊服事，週三為MOPS（Mothers of Preschoolers）的聚會作準備。每個主日，我也要在第一場主日敬拜之前準時到教會。

牧會成為我們的一切。我們的整個世界就是圍繞著教會，和上帝對安德魯一生的呼召打轉。他的呼召也成了我的呼召；他的熱情，是我的熱情；他的目的，是我的目的。

但在2018年8月25日，在經歷了一段時間的極度疲憊、憂鬱和焦慮的打擊之後，我鍾愛的丈夫安德魯不幸自殺了。

我所熟悉的生活，從此徹底地改變。我成為一位寡婦，以及要撫育三個小男孩的單親媽媽。突然之間，我們成為互聯網上的悲傷故事。我看到，我日常生活的圖片和我家人的照片成為全世界的頭條新聞。我們在瞬間被推到鎂光燈下。

當世界注視著我們、俯身貼近，要仔細聆聽時，我選擇不沉默。我不會讓自殺作最後的定論。就在安德魯回天家的三天后，我寫了一封信給他，我也把它貼到我們家庭的部落格裡。 “你的名字將會以大有能力的方式活在人們的心中” ，我承諾說， “你的故事可以拯救生命,改變生命,改造教會支持牧師的方式。”

正是因為那封信，我開始看到上帝的手在作工，挽回已失去的，甚至把人從自殺邊緣救回來。我們收到了數百封信件、禮物、捐款、書籍、毯子和花束來自完全陌生的人，他們的愛心震撼人。

我最初就注意到，以及最近這幾年中我學到的是，安德魯的故事並不是不尋常。剛好這周是全國預防自殺宣傳周，令人難過的是，年復一年更多的美國教會領袖因自殺而喪命。

許多牧師和在事奉工場中服事的同工在與他們的心理健康作掙扎。可悲的是，他們並不總是覺得有空間能讓他們與同儕或會眾分享他們的掙扎。害怕失去工作、害怕失去立場、害怕失去發言份量、害怕失去同工的尊重，這些都是活生生的現實。從我和安德魯相處的經驗中，我瞭解到教會預備教會領袖們作回應是多麼重要，尤其是當他們發現自己處於事奉疲乏的時候。

每個牧師周遭都需要有一群讓他能感覺到安全的伙伴，跟他們在一起他可以表現得比較脆弱。牧師們需要親密和值得信賴的朋友群，在其中他們可以放鬆戒心，脫下牧師的頭銜，單純地做自己。安德魯經常說，“在高處是孤獨的”，但不需要是如此。我們從來不是被創造過獨自的生活；這是行不通的。

與孤獨相關的是沉重的責任包袱。安德魯經常稱自己為“靈魂人物”，他是把一切事工維繫在一起的人。我會不斷地、有愛心地將他的目光轉回到耶穌基督，提醒他誰才是真正的靈魂人物.。在擔任牧師的職位時，必須要與同工團隊分擔領導的責任。如果我們不讓別人一起承受重擔，我們將會在所有的壓力下崩潰。

當教會事工的需要持續增多時，這種負擔尤其讓人感到無法喘息。安德魯擔任牧師多年期間，每周要找一天休息都很難。如果我們沒有把時間空出來作休息，我們將沒有精神力氣繼續往前行。在我們該休息的日子我們必須要執意關掉手機、不打開電子郵件或遠離電腦。休息是成功的關鍵。

在我作為牧師妻子時我發現的事實是，牧師也是人。他們不是超人，他們是凡人。他們不是擊不垮的，他們不過是破碎的器皿，他們只想盡自己最大的努力，在這非常黑暗和絕望的世界裡，作一盞明燈。但是為了能繼續保持亮光和精神體力來領導，牧師們必須也要仔細考慮如何照顧自己。牧師們需要有同工群，他們需要分擔事工的重擔，他們需要給自己空檔來療養和休息。

對那些向教會和上帝承諾將不計代價服事的牧師們，要說個人付出的已經是太多了可能很難，甚至是不可思議的。但事實是，你的生命和健康比你的事工更重要。如果你的事工正在置你於死地，如果它正在摧毀你的家庭，如果它正在加劇你的抑鬱，這是要趕快告訴別人的時候，要讓自己休息一下。

再次強調，這對我們任何人都難做到，對於那些回應主的呼召，奉獻自己一生為主所用的教會領袖們，這尤其困難。但是，在像基督一樣領導時，我們的牧師們不需要如基督一樣領導。因為基督已為我們作了最大的犧牲。牧師們應該可以自由地表達他們的痛苦和掙扎，知道他們從不需要獨自承擔。

Kayla Stoecklein 為那些遭受精神疾病痛苦的人發聲，也是三個小男孩的母親。你可以通過以下方式加入她的行動：kaylastoecklein.com和Instagram@kaylasteck。她的第一本書《當恐懼失去控制時》本周（指原文發表時間，2020年9月10日——譯者註）出版。

翻譯：江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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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憤怒的上帝”的母愛

Robert L. Foster

我們那種“舊約的、憤怒的神”的理解是扭曲的。

Illustration by Matt Chinworth

編者按：本文是匯集著名學者回顧“初約”（即舊約–譯者註）在當代基督信仰中地位的六集系列中的第二篇。

我對這句話並非總是感到有些厭惡。我成長的教會所秉持的傳統，是在邊疆屬靈復興運動中產生的。好的複興傳道人的標誌之一，在於他們有技巧地把罪人放在憤怒的上帝手中，通常是“舊約的上帝”，然後把他們轉移到在基督耶穌裡所啟示，“新約上帝”的恩典和愛的手中。這種強烈的對比是我在整個青年時期對上帝的基本理解。

只有在大學裡攻讀舊約碩士時，我才發現這種對比，在不止一個層面,是一種錯誤的構造。挑釁神學的馬克·吐溫在他的遺集《人間書信》中一針見血地指出，新約中的上帝顯然發明了地獄，祂一定是“比舊約中的上帝殘酷億萬倍”。 GK切斯特頓（GKChesterton）在《永活的人》中的看法又如何？他認為耶穌對耶路撒冷的愛和憐憫，與他把伯賽大降到比所多馬更低的坑里，是很難調和的。

但這不只是因為耶穌比在主日學的法蘭絨示教板（flannelgraph）上所顯示的嚴厲得多。另一方面，“舊約的上帝”顯然比我年輕時從老師和傳教士那裡聽到的更有愛、更有恩典、更寬容、更有憐憫。

像慈母的上帝

如果我們不讀舊約，就會錯過很多好的東西，不僅僅是酒、性、與暴力。我們會錯過一些重要的神學材料，錯過了一些顯出“舊約的上帝”的位格和屬性。我們的上帝。

神學中最重要的觀點之一，是在以色列人與上帝關係的一個低潮期的接近尾聲時提出的。

耶和華，耶和華，是有憐憫有恩典的神，不輕易發怒，並有豐盛的慈愛和誠實。為千萬人存留慈愛，赦免罪孽、過犯和罪惡。萬不以有罪的為無罪，必追討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出34:6-7）

在上帝對以色列人做出這個肯定之前不久，他們做了一個金牛犢來代表那要帶領他們去應許之地的上帝。且不要說這違反了十誡中的第二條，百姓對摩西已經不耐煩了，覺得他在山上與上帝相處的時間太長，他們要繼續他們的旅程。而當摩西勸阻上帝，不要對以色列人動怒時，亞倫卻無法勸阻摩西自己的憤怒，導致利未人奉耶和華的名，擊殺了三千個以色列同胞（出32）。

在以色列人拜偶像的亂像後，上帝威脅說不和他們一起去應許之地。就連摩西的信心也被動搖了。為了尋求保證，摩西要求看到上帝的榮耀，儘管上帝在會幕中對摩西說話，就像一個人與親密的朋友說話一樣（出33）。

這一切都導致了出埃及記34:6-7中，上帝降臨山上、在摩西面前經過的時候的宣告。在這句話中，特別重要的是在講述上帝的美德時，列在第一的：上帝是有憐憫的。在這個單詞“憐憫”背後的希伯來文的含義更豐富，正如貝絲·坦納（Beth Tanner）在她合著的《詩篇註釋》中指出的，它也可以指“母親懷胎的胞” 。所以更好的翻譯可能是“慈母的憐憫”。

在出埃及記34章中，上帝仍然叫以色列人為自己的罪負責。但上帝這樣做是基於慈母的憐憫。摩西要求上帝：“求你想到這民是你的民”（出33:13）。上帝的正面回答，首先確定了上帝慈母的憐憫；這似乎在說，雖然他對以色列人生氣，就像母親對孩子一樣，但上帝絕不會拋棄他們，就像母親不會拋棄自己的孩子一樣。舊約中的上帝是我們的上帝，是一位慈母般有憐憫的上帝，他正面對付子民惡劣的罪，並應許一個在失敗後的未來。用憤怒來描繪舊約中的上帝，只反映了上帝特性中的一部分，而忽略了在出埃及記34章所講的，上帝品格的本質是以慈母的憐憫開始的。

列世列代的憐憫

離摩西和埃及很多年代後，在尼希米的日子–就是以色列人被擄歸回，過了幾代後，祭司們在禱告中使用了出埃及記34:6-7的話，他們呼求上帝不要拋棄他的子民（尼9:17）。雖然被擄歸回，但可惜，這並沒有減輕人民在波斯統治下的困難（尼9:36-37）。使他們的掙扎更加難以忍受的，是當百姓聽了文士以斯拉讀律法書時，似乎敏銳地意識到自己的罪，不禁哭泣（尼8）。

即使當禱告的利未人讚美上帝創造天地、揀選亞伯拉罕、並將以色列人從埃及救出來時，他們也提醒百姓，當他們拒絕聽從上帝的命令去奪取應許之地時，上帝還是饒恕了他們，因為上帝是“有恩典，有憐憫，不輕易發怒，有豐盛慈的上帝”（尼9:17）。

面對被擄歸回後的困難和百姓的罪惡，利未人把未來的希望建立在上帝的身上，上帝過去沒有拋棄以色列人，是因為他慈母般的大憐憫（9:19）。在士師的時期，百姓離棄了律法，殺害了先知，但上帝仍然一次又一次地以慈母般的憐憫回應他們的呼求（9:27,28）。在列王的時期，情況並沒有改善，人們繼續犯罪，繼續殺害先知。然而，上帝卻因為那偉大慈母的憐憫而不肯棄絕百姓，因為上帝簡直就是恩典和慈母的憐憫（9:31）。

對上帝的這個觀點，讓我想起了我在俄亥俄州第一次當牧師時認識的一位母親。她的兒子染上了毒癮，帶來各種麻煩。她和丈夫什麼都試過了：多個康復中心，放下法律，強硬的愛。什麼都沒有用。然而，每次兒子回家，她都會原諒他，雖然她知道他很可能會再次傷害她的心。但他是她的兒子，她是他的母親。同樣，儘管上帝的兒女一代又一代地犯了悖逆上帝的罪–包括殺害上帝的先知！但上帝一次又一次地以慈母般的憐憫歡迎以色列人（包括我們！）回家。你想一個父母還要做什麼？

所有上帝的兒女

《約拿書》的功用有點像一個默想，想到上帝的大憐憫延伸到以色列邊界之外，甚至在以色列的敵人中。這個故事，法蘭絨示教板分享得基本正確。上帝吩咐約拿去尼尼微，就是那壓迫以色列人的亞述國的首都。但約拿卻逃跑了。上帝干預，讓約拿被扔下船，進到一條大魚的肚子裡。這樣，約拿有一些時間來反思自己的人生選擇，他祈禱，大魚就把他吐回了旱地。約拿終於完成了他當初的任務，宣布尼尼微即將傾覆。出乎讀者意料的是，尼尼微悔改了，神也原諒了他們。

當尼尼微悔改的時候，也許約拿也很驚訝。但他對上帝的寬恕並不感到驚訝。我不記得從法蘭絨示教板上看到的約拿變得多麼憤怒，因為他知道，就像摩西和尼希米時代的祭司們知道的那樣，上帝是一位“有恩典有憐憫的上帝，不輕易發怒，有豐盛的慈愛，並且後悔不降所說的災”（約拿書4：2）。約拿之所以逃跑，是因為即使他無法預知亞述人會怎樣做，但他知道上帝會怎樣做：出於憐憫，上帝必然會在尼尼微人悔改的第一時間赦免他們。

畢竟，亞述人也是上帝的兒女。我還記得在俄亥俄州的同一教堂裡，一位長老用嚴厲的語氣貶低“日本人”，他們在工業上的智慧威脅到了美國的工業穩定。然而這些也是上帝所生的兒女。同樣，最近，許多基督徒對我們的穆斯林鄰居表示憤怒，他們感到威脅，擔心這些人會接管他們的國家。然而這些穆斯林鄰居也是上帝所生的兒女。在舊約裡充滿了以色列的敵人，我們也感覺到不乏反對我們國家和生活方式的敵人。約拿書提醒我們，上帝慈母般的憐憫甚至延伸到我們的敵人身上，因為我們大家都是上帝的兒女。

當然，母親不僅僅是我們生命中最有可能原諒我們的人。在我們遇到困難的時候，她們也會很快來到為我們辯護。我自己的母親就是這樣的。記得小時候，我和姐妹們想把錢存進聖誕儲蓄賬戶，卻沒有帶證件。銀行並不寬容我們。我媽就帶我們衝進了銀行副行長的辦公室，解釋說我們是她的孩子，並預期我們能得到更好的待遇。自從那之後，我不記得我們再有什麼麻煩。

用詩篇86篇來禱告的那詩人，也以類似的方式呼求上帝表達慈母的憐憫-當然詩人的麻煩，肯定比我們與銀行的小事件更嚴重。詩人知道上帝的赦免（詩86:5），卻因為攻擊他的敵人是“強橫的人，要尋索他的命”（14節），就來到上帝面前，求上帝在他的苦難中應允他（7節）讓他生命得到保存（2節）。當詩人凝視著強橫的敵人時，他記得這個在以色列內外迴響的強烈宣告：“主啊，你是有憐憫有恩典的上帝，不輕易發怒，並有豐盛的慈愛和信實”（15節）。

詩人知道上帝以慈母的憐憫看待他的處境，推動上帝從火宅中救出孩子，捨棄自己的生命來拯救胎中的果實。慈母的憐憫激起一股熱情，要保護自己所生之孩子，抵禦攻擊者，在一個充滿暴力的世界裡，提供孩子一個安全的地方。這也是舊約中的上帝，我們的上帝，以慈母的憐憫來施行拯救（16節）。

去，用同樣的愛

如果你在《斯特朗聖經索引》（ Strong’s Concordance）中查看“慈母的憐憫”這個詞背後的希伯來文，你會發現它在舊約中以各種形式出現了大約150次。如果我們的教會用一年的時間，查考這150處有關“慈母的憐憫”的經文，領受從聖經而來的靈糧，而不是忽略舊約裡有關“慈母的憐憫”這偉大的主題，只看舊約中與基督耶穌所啟示的上帝不一樣的憤怒、復仇的神，那會怎麼樣呢？

但願有一件事會發生，就是我們會帶著更多的感恩來敬拜和禱告，感謝我們的上帝，祂“昨日、今日、一直到永遠，是一樣的”（來13:8）。當我們參與聖餐時，我們會看到上帝的寬恕從耶穌身上顯明出來，是祂行在所有兒女身上的慈母憐憫般的最新作為。自從在伊甸園中第一個孩子出生以來，上帝就一直愛著他們。而在耶穌所提供的餅和杯中，我們會看到，上帝藉著耶穌把人類從罪和死亡的權勢中拯救出來，是上帝一次又一次把祂的兒女從仇敵手中救贖出來的高潮。

但願我們的教會能更成為上帝所預期的，用來歡迎破碎之人的地方。當我們看到舊約中上帝表達慈母憐憫的每一個地方，以及以色列人也效法的時候，我們會不會受感動，跨越過我們太容易落入的自以為是、詆毀敵人的境況，而向所有上帝的兒女敞開我們的社區，以憐憫的態度歡迎他們？難道我們不會受感動，去保護我們城市和社區中受到死亡威脅的生命嗎？

也許我們會意識到，我們讓第一印象誤導了我們，其實舊約中的上帝比我們所知道的更複雜、更有活力，是的，更像慈母。也許我們會停止說“舊約中的上帝”，只說“我們的上帝”。

Robert L. Foster 是喬治亞大學新約和宗教學講師。他是《主啊，我們已經聽到：詩篇神學導論》（城堡學術出版社）的作者。

翻譯：勵元達

責任編輯：吳京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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懷舊在屬靈上是件危險的事

Jeremy Sabella

為什麼我們不應該把“前新冠”歲月當作金牛犢來崇拜。

Illustration by Rick Szuecs / Source images: Dragana991 / Getty / Elizeu Dias / Bundo Kim / Unsplash / Agung Pandit / Pexels

還記得在新年夜，當時我們以為2020將是屬於我們的一年嗎？在隨後的幾個月裡，當世界停止運轉，類似的討論、梗讓社交媒體的氣氛輕鬆起來。對於昔日的嚮往，現在瀰漫於我們生活中最平凡的角落，比如日常的駐足咖啡店、在睡前查看體育成績，還有在雜貨店見到貨架上擺滿了衛生紙。我們甚至懷念每天的煩惱：在高峰時間擠地鐵、堵車在路上，或者隔壁派對上吵鬧的音樂。

我們不能不注意到這一新常態的毀滅性影響：人們獨處、長時間與人沒有接觸，或者失去親人卻無法舉辦得體的葬禮。與親朋好友無法直接往來，少了那一份溫暖，於是我們感到，無論他們是在歡呼勝利，還是在痛苦中掙扎，我們都無法與之共同分享、經歷那一刻。也許這就是我們真正懷念的：能夠真正以現場、親身參與的形式與人同喜、同悲。。

不論是Instagram過濾器的溫暖色調，商店櫥窗裡展示的懷舊時尚，還是那抓住了集體想像力的政治口號（“讓美國再次偉大”），懷舊式的渴望貫穿在人類體驗的各個領域。就像畢業典禮或者婚禮上播放的幻燈片，它以再普通不過的形式，對事情做了某種愉快的總結。但是，這種渴望也會使我們把那些亟待解決的傷痛拋在腦後，誘使我們將過去的歲月以一種扭曲的潔本形式呈現。在諸事紊亂的當前，人們更容易一廂情願地渴望一個更單純的時代。如果不加遏制，這種懷舊情緒會讓我們誤入歧途到令人震驚的程度。

從在埃及為奴被奇蹟般地解救出來，以色列人在神面前莊嚴地起誓，要持守十誡，禁止崇拜別神或雕刻的偶像。但就在幾個星期後，人們逼著大祭司亞倫，要求他為他們製作新神來崇拜（出32:1）。他們怎麼會這麼快就淪落於偶像崇拜？

他們不再相信耶和華了嗎？這似乎不太可能。以色列人目睹了一個又一個奇蹟：十災、紅海在他們面前分開、引導他們的雲柱和火柱。他們目睹了神的威力。他們的行為是因為害怕嗎？摩西登上西奈山已經有四十天了，沒有人知道他什麼時候回來，或者是否會回來。也許是因為要在沒有領袖的情況下面對曠野，這一前景使他們感到緊張？然而，當摩西第一次展示十誡時，人們對神的同在是如此恐怖，以致於他們為自己的生命擔心（出20:20）。他們完全有理由懼怕上帝甚於懼怕荒野。

對於這種令人費解的背叛，有一個更簡單的解釋：以色列人民已經深陷於懷舊。隨著跨越紅海的歡欣消退，漂泊曠野的現實來臨，人們渴望埃及的麵包和燉肉的鍋子。於是神給他們賜下了嗎那（出16:3）。在日復一日地吃嗎那後，他們的渴望越來越強烈、具體：魚、黃瓜、韭菜、蔥、蒜（民11:4-5）。所以神給了他們鵪鶉（出16：12-13，民11:31-32）。但他們在烹飪方面的渴望也喚醒了更深層的東西，他們渴望四百年來所熟悉的穩定的、可預見的生活節奏。這種渴望纏繞著他們，以致於他們忘記了為什麼原來被解救出來。

然後摩西又消失在西奈山上。他的缺席提供了一個機會，使他們得以把以前的生活描寫得盡可能美好——盛宴、慶祝、宗教習俗。大祭司亞倫從人們當中收集了與埃及相關的黃金飾品，並把它們塑成一個偶像。第二天，人們在金牛犢面前狂飲喧囂，以致於摩西的同伴約書亞把喧鬧誤認為是爭戰的聲音（出32:17）。

他們在金牛犢問題上的大錯是故意失憶的產物。以色列人想念熟悉的環境、日常的作息，以及在埃及生活時的其他美好方面，這是可以理解的。但那舊世界已經一去不復返了，面前的新世界是一片充滿不確定性的曠野。他們如此深陷於懷舊，以致於無視那為奴的四百年，違背了第一、二條誡命，以編造一個理想化的扭曲的過去。因為他們在道德上完全失喪，在摩西干預之前，神考慮將他們滅絕（出32:11-14）。

這一切都始於渴望吃頓好飯。

像懷舊這樣看似無害的東西，怎麼會在屬靈上事實證明是如此危險呢？ CS 魯易士在《魔鬼家書》中評論到，聖靈的工作是在當下展開的。回應聖靈，要求人們“服從當下良知的聲音，背負當前的十字架，領受當前的恩典，為現時的歡欣獻上感恩”。因此，罪的本質特徵之一是它隔斷了我們與現時的聯繫。魯易士指出，大多數惡習，如恐懼、野心或過份的性慾，都誘使我們沉迷於未來。相形之下，懷舊是面向過去的。因為它把我們推到與大多數其他惡習相反的方向，我們往往認為它比較無害。但從屬靈上講，與現時失去聯繫這件事情，比怎樣失去的更重要。如果某種惡習使我們越長地無法面對當前的挑戰、感激當前的祝福，它在屬靈上的腐蝕性就越強。正因為懷舊讓人覺得愉快且無害，它的效果可能是毀滅性的，使我們長期無法與聖靈的工作同步。

偶爾為之，懷舊可以讓我們感到充實：在與老朋友敘舊後，誰不感到神清氣爽呢？但是，無節制的懷舊會使我們緊緊地抓住金牛犢。它讓我們想著過去，而認識不到是雲柱和火柱在引導我們度過這動盪不定的當前。關於偶像，《詩篇》的作者是這樣提醒我們的：“有口卻不能說話，有眼卻不能看，有耳卻不能聽，口中也沒有氣息。” 並在詩歌的最後警告道：“做偶像的必和它們一樣，所有倚靠它們的也必這樣。”（詩135:15-18）。因為回望所多瑪，羅得的妻子變成了鹽柱（創19:26）。她停滯、固化在她所渴望的、想像的昔日時光中。從屬靈上講，當我們把記憶中失真的過去當作偶像時，我們有遭受與她同樣命運的危險。

如何防止懷舊使我們在屬靈上癱瘓呢？第一步是要對自己誠實。我們自己認為的2020年之前的“正常生活”，無論是什麼樣子，都已不再存在。當流行瘟疫升級為全球流行大瘟疫的時候，當阿莫德· 阿伯里（Ahmaud Arbery）、布里奧娜· 泰勒（Breonna Taylor）和喬治· 弗洛伊德（George Floyd）呼出他們最後一口氣的時候，它就已經結束了。沒有任何經濟奇蹟或行政命令能挽回失喪的人的生命，恢復我們的安全感，或者回歸我們的生活節奏、慣例。

直面這個現實會攪動起心中的悲傷。我們應該留出空間，來處理我們的集體損失。聖靈可以把悲傷轉化為“按照神的意思憂愁”，帶來悔改和得救。但是，我們必須對聖靈的工作敞開心扉，以免我們陷於那叫人死的“世俗的憂愁”（林前7:10)。

正如魯易士所強調的，對聖靈的開放是一個主動的過程。 “服從當前良知的呼聲，背負起當前的十字架，接受當前的恩典，為當前的歡欣獻上感恩”——我們該怎樣把這些付諸實踐呢？

在我們目前的環境中，十字架是顯而易見的。歡欣可能更難辨別，但從屬靈上講，認知和感激至關重要。我發現，當我通過筆記本電腦的屏幕，重燃舊日友情時，它就體現在那裡。當為了免得幽居症，我和妻子在我們的新澤西小鎮上每天散步時，它就呈現在那裡。當我們在附近的街道上漫步時，停下來和鄰居們聊天的頻率要比以前高得多。我以新的眼光來看待服務業的從業人員，比如雜貨店店員、郵遞員、卡車司機、收垃圾的工人，並感激他們是如何使現代生活成為可能。我正在學習享受每項日常任務，如烹飪和收拾院子。這些“當前的歡欣”會因人而異，但他們很可能就是讓我們存活的嗎那。

這時，信仰社區可以提供比懷舊更具啟迪性的事物，這就是盼望。如果完全從聖經的角度看，盼望產生於艱難：“因為知道患難生忍耐，忍耐生老練，老練生盼望。 ” 盼望之所以能持久，就是因為它是聖靈的工作：“盼望不至於羞恥，因為所賜給我們的聖靈將神的愛澆灌在我們心裡。 ”（羅5:3-5）。面對當前的考驗，當神的子民聽從聖靈的提示時，盼望就紮下了根。而另一方面，懷舊則可能誘使我們沉溺於對舊日時光田園詩化的幻影中，而不是面對困難的現實。沉迷於對舊日的幻想，會矇騙神的子民失去培育盼望、克服絕望的機會。

我們舒適、安定的美式生活已經讓位於曠野的季節。曠野的環境讓我們感到，我們的生活隨時可能發生改變，為此內心深感不安。神在這樣的環境中給我們提供的嗎那，嘗起來不像我們習慣的味道。但與從前安定生活中的豐盛食物相比，它以其所不能的方式滋養我們。隨著目前的危機繼續，我們將非常希望再現一個理想化、選擇性記憶的過去，而不是致力於當前的需求和憂慮。但神的子民必須約束好自己，專注於現時、現地。因為聖靈就在此時此地展開工作，讓一切更新。

Jeremy Sabella是達特茅斯學院關於宗教方面的講師。他是《美國良心：雷茵霍爾德·尼布爾的故事》（Eerdmans出版社，2017年）一書的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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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VID-19疫情終結了“心靈伴侶” 的婚姻模式，這是個好消息。

W. Bradford Wilcox and Alysse ElHage

對於新冠瘟疫之後的美國，會有一條難得的正面消息：更多的已婚夫婦將把家庭放在首位。

Illustration by Keith Negley

流行全球的新冠瘟疫及其經濟後果，對於美國家庭的打擊是毀滅性的。數百萬計的父母失去了工作；數以萬計的人正在死去，其中有許多祖父母輩的人；在全國各地，為人父母的要應對動盪、無法確定的未來，他們及他們子女在以後若干年裡的生活都將受其影響。

這一切對於婚姻意味著什麼？

在美國，親身遭受到失業打擊的夫婦們離婚的可能性會更高一些，尤其是如果丈夫失業了的話。就我們所知，沒有全職工作的男性離婚的可能性要高出33%左右，而女性失業並不會增加離婚的風險。另外，由於經濟上的不確定性、封城居家的壓力，家庭衝突、暴力也可能增加。《經濟學人》最近對採自五大城市的數據分析表明，雖然大多數類型的犯罪都有所下降，但家庭暴力的案例卻在上升。

正如社會學家馬克·雷格納斯（Mark Regnerus）所指出的，在COVID-19爆發之前，結婚率已經在下降，在2018年創下了歷史新低。目前的經濟衰退將使結婚率進一步降低，因為當自己的經濟前景不明朗時，未婚男女們不大願意結婚。受這種婚姻衰退影響最大的，將是經濟、財力方面最不穩定的那些人——受教育程度較低的人和勞工階層。結果就是，在當今的年輕人中，永遠不會結婚的比例會非常驚人——按有人的估計，不少於三分之一。

人們不願結婚，加上經濟壓力和生育率的下降，意味著到21世紀中葉，數百萬美國人將成為中國人所說的“光棍”，即沒有親屬的男人和女人。這些“光棍”們中的許多人，對於天際醞釀著的風暴，不論那是重現的瘟疫、社會動盪、主權債務清算，還是又一次經濟危機，他們都沒有做好準備。面對著變遷的狂風，這些男女將缺乏他們在中年，尤其是晚年時，所需要的經濟、社會或情感方面的支持。這些男女中的許多人，將缺失婚姻和家庭所賦予生活的意義、方向和幸福。對於那些沒有宗教歸屬、無親屬的美國人來說，這一切將尤其如此。

對於美國家庭來說，這是壞消息。

然而，在所有這些動蕩之中，也許還有一點好消息：“心靈伴侶”的婚姻模式很可能會漸漸消失，“家庭第一”的婚姻模式將會出現。這種將家庭置於首位的婚姻環境將更強健、更穩定，更有可能為孩子提供一個安全的避風港。

心靈伴侶這種婚姻模式始於20世紀70年代。其背後的理念是，婚姻主要應基於兩人之間強烈的情感或浪漫聯繫。只有當這種聯繫處於快樂、充實狀態並使雙方充滿活力時，婚姻才應該持續。在大量的歌曲、好萊塢電影以及同樣多的自助圖書中，我們看到這些心靈伴侶的故事。想想伊麗莎白·吉爾伯特（Elizabeth Gilbert）的《美食、祈禱、戀愛》，或者丹+謝伊（Dan + Shay）和賈斯汀·比伯（Justin Bieber）的歌曲《10000小時》吧。這一廣受歡迎的神話，導致男人、女人們帶著極不切實際的期望結婚，而正是這些期望隨後使他們陷入毀滅性的失望，經常導致離婚。

心靈伴侶這一模式也是基於一定的經濟和政治條件的。心理學家Eli Finkel認為，從五十年前開始，夫妻們感到他們可以自由攀登他所謂的“馬斯洛山”了，即心理學家亞伯拉罕·馬斯洛（Abraham Maslow）所界定的需求層次。這背後的想法是，隨著市場和國家越來越多地解決諸如食物、居所之類的基本需求，美國人在滿足這些需求時將不再那麼依賴家庭，已婚夫婦可以自由地專注於那看似更崇高的“實現自我”的需求，如情感聯繫、個人成就和婚姻幸福。

然而，現在我們面對著這個以經濟保障欠佳、疾病橫行和政府無能為標誌，更黑暗、更困難的世界，對大多數男人、女人來說，心靈伴侶這一神話將變得不那麼現實、不那麼有吸引力。夫妻們會發現，政府和市場是多麼的不可靠，而夫妻之間必須互相扶助，以哺育（和教育）他們的孩子、照顧他們的花園或住家、啟動家庭企業，或幫助照顧年長的父母。他們將重新發現，婚姻的空間會主要用於撫養孩子，而終身承諾和的社區的支持——包括當地教會的支持——對它至關重要。換句話說，他們將重新學習有關維繫婚姻的各種渠道，而不僅僅是兩個人之間波動的感情。

在COVID-19之後，大多數婚姻不會崩潰，而是會得到加強。最近的歷史為我們提供了一個參考點。根據我的研究，大衰退期間的艱辛導致許多美國人加深了他們的婚姻承諾，有很多人取消了他們離婚或分居的打算。事實上，自上次經濟衰退以來，隨著美國人對婚姻生活越來越投入、謹慎，離婚率已經下降了20%以上。

家庭居首位的婚姻模式有賴於“直到死亡將我們分開”的倫理。家庭研究所最近在加利福尼亞州進行的一項調查顯示，與那些認為分居是可行的夫婦相比，接受上述倫理的夫婦較少擔心離婚。這些相互委身的夫婦也更有可能婚姻幸福。就加州的夫妻而言，在那些只做有條件承諾——“愛情在，婚姻在”——的人當中，77%的人對他們的婚姻感到滿意。但在那些認為“不應離婚”的人當中，82%說他們對婚姻滿意。毫無疑問，對婚姻採取更委身的態度，讓夫妻間有更加相互信任，感情上更有安全感，對未來更有信心。所有這些因素都提高了婚姻幸福的機率。

隨著婚姻的加強和生育更有選擇性，在完整家庭中養大的孩子的比例將會上升，對於許多美國孩子來說，這增加了家庭穩定優勢。我們已經註意到，在大衰退之後，這樣的現象發生了。離婚率下降，加上非婚生嬰兒比例下降，導致兒童中由親生已婚父母撫養的比例上升。在全球瘟疫期間和之後，以家庭為首位的婚姻模式將加速其發展趨勢。

此外我們將看到，此次全球瘟疫結束後，與單身或者離婚的美國人相比，能維持住婚姻的美國人將會在感情和財務上處於更佳狀態。研究表明，總體說來，已婚成年人往往比單身成年人幸福得多。最近我與美國企業研究所的佩頓·羅斯（Peyton Roth）合作進行的一項研究表明，已婚美國人感到孤獨的可能性比單身美國人要低30%左右。已婚夫婦也將享有更好的經濟保障，比單身夫婦掙得更多、儲蓄更多，更容易向親屬求助，獲得經濟支持。

在家庭居首位的婚姻中，夫妻之間的情感交流激勵著他們的婚姻。同樣的，掛記給孩子一個穩定的家、避免財務困境、幫助其他家庭成員，並履行他們在一起的誓言，也都起著激勵作用。在這種“相守直死”的婚姻模式中，無論是在教會內部還是在更廣泛的社區中，教會都特別適合扮演支持性角色，家庭研究所（我是其成員）的研究發現，積極參與其宗教社區並經常一起禱告的夫婦更有可能享受充滿活力的婚姻。正如雷格納斯所指出的，去教會的基督徒也比其他美國人更有可能把結婚擺在首位。

儘管我們這個世界的現況總體上很暗淡，而且這種狀況將持續一段時間，但是已婚家庭的在全球瘟疫之後的前景看起來卻是光明的。婚姻變得更加強壯、穩固，而且更有能力為兒女提供茁壯成長所需的安全基礎。所有這一切，對於敬虔的基督徒來說尤其如此。

W. Bradford Wilcox是弗吉尼亞大學全國婚姻項目的主任，也是家庭研究所的高級研究員。 Alysse ElHage是家庭研究所博客的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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羞恥感的塑造力

劉德利

屬神的羞恥感敞開我們的心，讓聖靈作塑造的聖工。

Illustration by Rick Szuecs / Source images: Kushal Medhi / Unsplash

布萊內·布朗（Brené Brown）在奧普拉·溫弗瑞（Oprah Winfrey）的《超級靈魂星期天》節目上宣稱:「我認為羞恥是會致命的，是有毀滅性的，我們深陷其中。」她的 TED 談話「傾聽羞恥」獲得了超過 1400 萬次的瀏覽量。在其中她警惕說，羞恥正如一個小精靈嘻笑著在我們的頭腦裡交替播放兩段錄音:「永遠不夠好」，或「你以為你是誰? 」

這個比喻說羞恥感好似一個重複出現的陷阱：反覆經歷羞恥會破壞我們的自尊，而自卑又使我們更容易感到羞恥。這種惡性循環終就會失控，導致無法自拔以及有破壞性的行為模式。對布朗來說，羞恥感是一種有害的情緒，沒有任何建設性；因此，我們必須放棄這種感覺，並抗拒任何形式的羞恥。

從我們的日常生活中除去羞恥感的盼望似乎是合理的，但這樣做會削弱我們成為一個有道德的人的能力。因為所有的道德情感都是緊緊包裹在一起，不容分開的。因此, 正如克裡斯塔·托馬森（Krista Thomason）所寫的那樣，我們「無法擺脫任何一種情感（如羞恥感）而不毀傷其他的情感。」

此外，消除羞恥感會助長無恥。在對哈威·溫斯坦（Harvey Weinstein）、查理·羅斯（Charlie Rose）和阿爾·弗蘭肯（Al Franken）的指控提出后不久，丹尼爾·亨寧格（Daniel Henninger）在《華爾街日報》上寫道，「他們的行為暴露了自我克制的崩潰。這反過來又暗示了良心的蕩然無存, 就是對做錯事毫無感覺… 因此，當一個人問這些人的行為怎麼會如此粗暴如禽獸般，唯一個答案是，他們…不知羞恥。」

亨寧格同時警告我們不要自欺欺人，認為這些人只是與一般人不同。相反的，他們正是「消除羞愧和行為界限的文化」的產物。聖經也肯定了羞愧感的必要性，並大聲疾呼反對無恥。先知們譴責以色列人靈性的麻木，以及不為他們那些可憎惡的行為感到愧疚(耶3:3;6:15;番3:5)。保羅同樣譴責哥林多人道德的冷漠和未能為他們的罪感到憂傷 (林前5:2;15:34)。

可以肯定的是，羞恥感可能對人有害，但不一定絕對如此。我們必須區分的是屬世的和屬神的羞恥感。帶著屬神的羞恥感，我們的良心會被符合神的標準而不是世界標準的價值觀所灼傷。神聖的羞恥感是以神的眼光來看對與錯；它與神的榮美和聖潔聯結。神聖的羞恥感會指引我們未來的選擇，防止我們做任何可能不榮耀神，或給教會、他人和我們自己帶來羞恥的事。

它提醒我們有責任去歡迎那些在主內的弟兄姐妹，不論他們的社會經濟、移民或種族背景是如何；因為隔離我們的牆已被耶穌基督的寶血所摧毀(弗2:14;門1:16)。它要求我們尊重所有人的尊嚴，因為我們都是照著神的形象被創造的(創1:26-27)。

屬神的羞恥感也會評鑑我們過去的思想、行為和無所作為，用一個不迎合世界，但被福音所改變的心思意念(羅12:1-2)。它會責備我們只看重自己而以冷漠看待他人所遭遇的迫害和痛苦，因為一個基督的肢體受苦時，所有肢體都痛苦(林前12:26). 屬神的羞恥感也讓我們不再猶豫，為那些受到種族歧視的人同感哀痛，呼召我們「與那些哭泣的人同哭」(羅12:15)。它也會斥責我們沾沾自喜在網絡上羞辱他人，當我們用尖酸刻薄的推文表彰自己的「美德」，而不是尋求別人實實在在的優點。

屬神的羞恥感的譴責會令人感到不安和痛苦。儘管如此，它還是為那些順服願意接受教訓的人結出義的果子(來12:11)。屬神的羞恥感的譴責會破壞被錯置的自尊，讓基督徒可以長大成熟。

屬世的羞恥感造成毀滅，但屬神的羞恥感帶來復興。屬神的羞恥感表明我們曾讓聖靈憂傷，但它也保證神的恩典(來4:16)。屬神的羞恥感是來自於對神的要求和憐悯的真正瞭解。對「永遠不夠好」的回應是，屬神的羞恥感認同我們自己永遠不夠好，但因為基督的緣故，我們做到的已超過我們所需(林後5:21)。

回應「你以為你是誰?」，屬神的羞恥感指明我們是罪人，但隨後會確認我們也是神的兒女和後嗣，因為我們與基督的結合(羅8:17)。屬神的羞恥感並不與神渴望賜給兒女的尊榮背道而馳。就如聖經中的那浪子，當他想清楚後(路15:17)，屬神的羞恥感的懲罰、指責將我們導向於懺悔、悔改和謙卑；然後驅使我們再回到父親的親切懷抱中——我們確定將得寬恕，我們自己被更新，我們的關係得恢復，我們的權利尊榮重新獲得。屬神的羞恥感是我們所需要的羞恥感, 使我們行事為人能與被呼召作為神的孩子相配。

劉德利是三一福音神學院的副教授，也是《為羞恥感辯護：保羅書信就其塑造力的論述》的作者。

翻譯：江山

責任編輯：吳京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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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神》的作者巴刻去世,享年93歲

Leland Ryken

這位影響廣泛的福音派神學家為教會留下了最後一課:以各種方式榮耀基督。

J. I. Packer

Courtesy of Crossway

詹姆斯·因內爾·巴刻(James Innell Packer),被許多人稱為J.I.巴刻,是當代最著名和最具影響力的福音派領袖之一。他於7月17日星期五去世,享年93歲。

1926年7月2日,巴刻出生於英國格洛斯特郊外的一個村莊。

他出身卑微,生於一個他稱之為下中產階級的家庭。家中和教會裡的宗教氣氛是名義上的英國聖公會傳統,而不是以基督為救主的福音派信仰(在他的母會里,沒人就這一點教導過巴刻)。改變巴刻人生的童年經歷發生在他七歲的時候。當時他受人欺負,被從校園裡趕到格洛斯特繁忙的倫敦路上,結果被一輛運麵包的貨車撞倒,頭部受重傷。於是在以後的人生裡,他頭部的一側一直有一個明顯的凹痕。然而,對於這神意所賜,從兒時開始即伴隨他一生的記號,巴刻並無可抱怨,欣然接受。

對於巴刻,比這一事故更重要的是他的皈依基督,這發生在他進入牛津大學開始本科學習后的兩周內。 1944年10月22日,在參加由「校園團契」在校分會所組織的福音活動時,他決志信主。雖然巴刻是一個認真攻讀古典學學位的學生,但他的牛津生活心之所系卻是屬靈方面的。是在牛津,巴刻第一次聽到魯易士的講座。雖然他們之間從來沒有過個人往來,魯易士對於巴刻的生活與事業的影響都是巨大的。 1952年,當巴刻藉著對理查·巴克斯特的研究獲得博士學位,離開牛津大學后,他並沒有立即開始他的學術生涯,而是在伯明罕郊區當了三年教區牧師。

巴刻有著多變的職業生涯。其前半部分是在英格蘭度過的,後來移居加拿大,度過另外一半。在英國時,巴刻曾在布里斯托爾的幾家神學院任各種教職。在此期間,他還曾在牛津的拉蒂默中心任主任近十年,這是一家在英國國教會中代表福音派利益的智庫。在這個崗位上,巴刻是英國最具影響力的三位福音派領袖之一(另外兩位是斯托特和鍾馬田)。 1979年,巴刻轉到溫哥華的維真神學院就職。這一舉動震驚了福音派世界,但在他的餘生中擴大了他的影響力。

儘管巴刻是一個謙遜的人,拒絕成功學,但在別人看來他的人生確實是像一個成功的故事。他的第一本著作《基要主義與神的道》(1958年出版),在第一年就賣出了兩萬本,此後不斷再版。 2005年,《時代》雜誌將巴刻提名為25位最具影響力的福音派基督徒之一。根據《今日基督教》就塑造福音派的50本書進行一的項調查,巴刻的《認識神》一書排在第五位。他的名氣和影響力不是他本來要追求的。他堅決拒絕培養追隨者。相反,他是靠著他的打字機成名的(他一生都用它來撰文、著述)。

因為巴刻擔任了這麼多角色, 我們可以恰當地說,他有多個職業。他以教書為生,對於他的學生來說,他就是位教授。但全世界大都知道巴刻是一位作家和演說家。

巴刻作為演說家的名聲可與他作為作家的地位相媲美。在這兩個領域,他的慷慨是無人可比的。巴刻從不會有因為觀眾太少或者場地太小而不盡最大努力的。在幾乎有求必應這一點上,他的出版生涯可以當作案例來研究。他的標誌性著作《認識神》(已售出150萬本)源於一家小型福音雜誌編輯約稿的雙月文章系列。他的第一本著作《基要主義與神的道》則源於與一群學生的對話(出版商約稿一本摺頁冊,但巴刻卻寫成一本書)。也許歷史上沒有人比巴刻為別人的書寫過更多的背書和序言。

在他的著述和演講中,巴刻都是作為研究清教徒的學者知名,但他也是一個敬業的教會神職人員,說自己的教學主要是為教育未來的牧師,他花了大量時間在教會各委員會中服事。四分之一個世紀以來,與《今日基督教》的關係為巴刻提供了一個著文評論的平臺,而他也經常就各種文化話題做出評論分析。巴刻還有一個職業是爭論者(他向我交心說,這是出於必要,而不是有選擇的)。儘管職業面這樣寬廣,巴刻始終將自己定位為神學家,因此我們可以將這視為他的主要職業。

當談到某位逝者留下的影響時,我們經常會錯誤地就某種無法預測的推測性身後影響進行考慮。巴刻留下的主要遺產,在於他生前對基督教世界各種事件以及人們生活的影響。這是無可爭辯的遺產,我將強調列出我所認為的,巴刻一生中影響基督教發展方向的最主要幾個方面。

巴刻的第一本著作是為聖經的權威辯護。這既是他一生激情所在,也是他對福音派教會最重要的貢獻之一。巴刻非常堅定地相信,聖經中的字句就是神的話語。他提倡被認為不合時尚的聖經無誤論的信條。就聖經的可靠性,他出版了多本著作。他擔任聖經英語標準版的總編輯,稱該專案是他一生中最大的成就。巴刻使福音派在聖經權威問題上佔有一席之地。就我個人而言,在巴刻的遺產中沒有哪個比這個對我更重要了。這始於我作為一名大學生,從家鄉的一家基督教書店的書架上,抽出一本平裝本《基要主義與深得道》的那一刻。

面對自由化的趨勢和攻擊,巴刻如何成為保守福音派的發言人,是他一生做出的另一個重要貢獻。當巴刻滿意地回顧他十年來在”聖經無誤國際理事會”所起的領導作用時,他談到在聖經無誤問題上”守住戰線”。這一比喻也適用於巴刻傾盡心力的幾項事業。在許多神學問題上,諸如聖經的性質及其解釋、婦女在教會中的角色以及教會對同性戀的立場上,巴刻幫助守住保守福音派的立場。他是一個傳統主義者,從過去尋找真理。在《認識神》一書中,他引用了耶利米書6:16所勾勒的景象”古道… 是善道”,聲稱他的書是對遵循舊路的一個呼召。

巴刻一生中另一個統領主題是他對普通人的尊重。這也是他遺產的一部分。對於在成長過程中所學到的那些與普通人的共同點,巴刻從未喪失過。他作為後世清教徒的身份,也撫育了同樣的精神。雖然巴刻可以寫出最好的專業文章,但他感受到的呼召是寫能讓非神職人士看懂的中等專業水平的學術文章。他從不追求名利。為對他表示敬意而出版的作品集的標題真是再恰當不過了: 《為神的子民研究神學》。當Alister McGrath將巴刻歸類為神學理論家而不是神學家時,巴刻感覺”這真是一大發現”,並因此得出結論,他是”一個針對成年人的教理學家”,致力於向普通基督徒系統地傳授教義。巴刻不像某些學者那樣,會因從未完成或發表過自己的系統神學著作而痛苦,因為他認為,為非神職人員寫非正式的神學著作是他所受的呼召。

巴刻人生遺產的另一部分,是他堪稱楷模的基督徒品格,為那些認識他的人效仿,並激勵他們。他的敬虔在每時每刻都很明顯,對於與他相處過的人,有他在身邊真是一種祝福。他的話語是智慧的言語。他很勤奮,但同時對自己的時間並不吝嗇。與他所愛的清教徒一樣,巴刻認為,基督教信仰既基於清晰的思維,也與心靈緊密相關。巴刻以最優雅的英國方式精確地陳述,但同時也散發出屬靈的溫暖。對於我們這些有幸見過巴刻的人,立刻會感覺到他是我們在信仰中的屬靈親友、旅途上的伴侶。真實的屬靈音符是清晰的。

巴刻的作品表明,什麼在他看來最重要的,以及他認為教會應該最看重什麼。因此,巴刻的部分遺產在於説明基督徒制定正確的議程,去關注自己應該關注的事情。巴刻的優先順序是這樣的:聖經、教會、正確的神學、生活的聖潔,以及職業。巴刻就如此廣泛的主題寫作,不僅是因為他思想活躍和寬廣,而且因為他傾心於讓基督徒在所有與生活有關的主題上都正確地思考。巴刻對於每個領域的真理都充滿了熱情。

同時巴刻也是一個自相矛盾的人。他終生都是忠實的聖公會教徒,但在福音主義的不從國教派中同樣感到輕鬆自在,同時也許在改革宗圈子裡最具影響力。他是典型的英國人,但他成年後一半的時間是在加拿大度過的,另外更有意思的是,他在美國影響最大。儘管巴刻是同時代最著名的福音派基督徒之一,但他從未在哪所名校里有過顯赫教職,也從未長期就職於一個高知名度的牧師職位。他是一個溫和的人,性格平靜,卻發現自己始終處於爭議的中心,經常受到詆毀。

如果我們問,一個專心於自己事情的安靜的人,怎麼會變得如此著名和有影響力? 答案是,巴刻發表的著作是他思想的傳播工具。因此,他的一生就是對文字寫作、出版的威力的一個見證。由於他的作品,巴刻也成為廣為人知的講員。在寫作和演講兩個方面,他的內容總是深思熟慮、充滿邏輯、清晰和充實。就他所要呈現的大量材料,他經常會發現時間不夠。

巴刻將自己取得的名聲和成功歸於神的恩賜,很明顯情況就是如此。他原本沒想出名。他只是完成了放在面前的任務,結果會怎樣則交託給神。在客廳里和青少年交談,與在擁擠的禮堂里發表演講,對他來說都是一樣的任務。歸根結底,巴刻服事的是神的國和它的王。

在晚年,當被問及他留給教會的最後一句話是什麼時,巴刻回答道:”我想我可以把它歸結為這幾個字:以各種方式榮耀基督。 ” 因為巴刻一生的事蹟,以及他現在對世界的影響,這句話可以作為他的墓誌銘。

Leland Ryken是惠頓學院的退休英語教授,他在那裡任教半個世紀。他著有巴刻傳記,題目是《巴刻宣講福音的一生》。

翻译：吴京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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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為信念發聲的時候,我們應當彰顯神的榮美

Tabitha McDuffee

在努力行義事的時候,反倒容易忘記行事的正確方式。

Image: Illustration by Rick Szuecs / Source image: Mike Von / Unsplash

在某位國會眾議員的辦公室外面,舉著自製抗議標語的基督徒和身著長袍、戴著羅馬領的神職人員在遊行,就美墨邊境上尋求庇護的家庭被拆散一事提出質問。他們一起高呼,「留下孩子,遞解種族主義者! ” 還有, ”把他們關起來!” 這裡的「他們」指的是那些為美國邊境巡邏機構工作的人。在抗議拆散親子的非人道醜行的同時,作為報復,他們將另一方進行同樣的非人化處理,要求取消他們的權利、限制他們的自由。

在為移民提供法律援助的基督教非營利機構的辦公室里,當地教會的志願者幫助年輕移民填寫DACA申請。這些年輕男女在還只是小孩子的時候就和家人一起來到美國,現在發現自己屬於無證移民,無論是在美國生活、工作或上大學,都要時刻面臨著被驅逐出境的威脅。一起吃著甜甜圈、喝著咖啡,志願者們與急切的移民們一邊聊天,一邊流覽、準備那些複雜的文件、表格,以便他們能夠合法地留在自己的社區。

兩個場景中的基督徒雖然可能就移民問題持相似的理念,但他們選擇以截然不同的方式踐行。是什麼讓我們立即認識到他們彼此不同呢? 我要說,第二個例子中的基督徒,在踐行自己關於移民問題的信念時彰顯了神的榮美。我相信,一方面神期望我們信仰的內容是公義的,另一方面也希望我們信仰的形式是優美的。今天,我們以移民問題為例,來說明一下該如何批判性地評估自己的信念,並自問這些是否會在世人中展示神的美好。不過,我提出的框架可以適用於基督徒所持有的任何信念,甚至包括一些我們可能不同意的信念。

主的榮美

在我們發問自己的信仰是否反映了神的榮美之前,必須瞭解神的榮美是什麼,以及作為基督徒,為什麼在自己的信念中彰顯這一點應該是我們的目標。神學教授、《主之美:從美學看神學》一書的作者喬納森·金(Jonathan King) 解釋說:「榮美是神所固有的,彰顯在祂所做的一切中。 ” 《詩篇》的作者們作歌稱頌神之榮美。大衛在《詩篇》27:4中的唯一要求是,”瞻仰祂的榮美”。以賽亞說,對義人的回報將是看到神的榮美(賽33:17)。牧師、作家約翰·派博(John Piper)將神的榮美理解為,「特別的均衡性,並且神的所有屬性都是相互作用、彼此和諧」。換句話說,這一榮美包含了神的各種屬性協同效力的完美方式,即使它們看起來似乎自相矛盾。公義與憐悯、善良與真實、聖潔與同情,這些神的的屬性所表現出的對稱、完美,正是祂與我們的不同之處。

從聖經、歷史的角度看,神的美好也與神的榮耀緊密相關。《聖經》中有數百處的地方,作者們使用”榮耀”一詞來提及神的無上價值和美好,表明神是怎樣區別於宇宙中其他所有一切的。從《創世紀》到《啟示錄》,神的目的就是讓整個世界知道祂獨特的榮耀和美好。《詩篇》96:3 指示追隨神的人,”在列邦中述說祂的榮耀”。約翰則提出基督教的基礎理念,即耶穌是神”道成肉身”,向我們揭示祂的榮耀(約1:14)。金將神的美好稱為”祂的榮耀的外在表現”,”以祂的創造、救贖和成就大工的榮耀所具有的美學特質來表述,使人感知”。神在世界上的救贖行動不僅有效,也是優美的。

美國18世紀的牧師喬納森·愛德華茲(Jonathan Edwards)就神的榮美有大量著述。他認為,當基督徒得救時,神讓我們睜開眼睛,以前所不能的方式看到祂的美好,讓我們的心中,”對神本性的完美極致會感受到誘人的魅力和甜美的滋味”。基於這種理解,金提出,在世界上彰顯神的榮美,是基督徒效法、追隨耶穌的一個至關重要的部分。當我們把這些放在一起思考時,神的榮美可以定義為其屬性之間的獨特關係,正是通過這種關係,神成就了祂在世上的大工,並展示祂的榮耀。但是,為什麼我們的信仰及其激發的行動要反映神的榮美,這有什麼要緊的嗎?

實踐中的美好信仰

以神對於美好的標準來衡量我們的信仰和理念,可以確保我們的行為彰顯神的真實品格,而不僅僅是其某一方面。基督徒高呼:「留下孩子,遞解種族主義者! ”這樣做雖然可能是為了傳達神對於拆散移民家庭的做法的悲痛和憤怒,但是卻無法彰顯祂對所有人的愛。即使他們成功地揭露了將移民兒童從父母身邊帶走這一做法的恐怖,這樣做的方式也使世人無法看到神的恩典、憐憫和同情這些屬性。

相比之下,那些通過法律援助為年輕移民服務的教會會員,更能彰顯神品格的對稱和完美,因為他們既表現出神對移民的愛,同時也體現了對政府法律的尊重。在基督之美的光輝下踐行他們對移民問題的信念,當這成為他們行動的目標時,聖靈就賦予他們能力,從神的永恆聖潔與無盡恩典之間的張力所在之處,表達他們的愛。

需要澄清的重要一點是,就上述移民問題的抗議例子而言,它的缺點不在於沒有個人色彩,儘管第二個例子的特點是具體到個人、給予特殊關注。有許多美好的事物是不具個人色彩的。大自然不能以可聽見的方式單獨地和我們說話,然而我們承認,它宣示了神的榮耀,彰顯了祂的美好。

在我們舉的兩個例子之間選擇哪個也與務實無關。儘管第二個例子似乎比第一個能成就更多的好事,在踐行我們的信念時尋求反映出神的榮美主要不是關於實用性的。我們每個人都是按照神那榮耀、美好的形象受造,所以人們自然而然地會被那些在世界上反映他們造物主榮美的人所吸引,但我們不應該僅為了務實而追求美麗的信仰。使美麗的信仰如此有價值的,在於這樣一個事實,即它們反映了神的完美品格,併為一切不美好的事物所映襯,而不在於它們是否總能有效地吸引別人來追隨祂。尋求在我們的信念中展現神的榮美是對神的忠實,即使它並不總是最有果效的。

耶穌作為我們的榜樣

在耶穌身上,我們看到了在神榮美的光輝中活出自己信念的一個完美模式。就在他凱旋進入耶路撒冷之後,耶穌再次向他的門徒們預言他即將死去。他解釋說,一顆麥粒必須埋入地下、死亡,然後它才能繁殖。然後,他提出了一個自然的、緊急的懇求:”父啊,願你榮耀你的名! ”(約12:28) 在評論耶穌的禱告時,牧師、作家尤金·彼得森(Eugene Peterson)承認,”榮耀根植於死亡和埋葬”。

如果我們希望自己的信念顯示神的榮美、榮耀祂,死亡是必需的。就我們應該如何在世界上踐行自己的信念,對於我們那些先入為主的觀念和假設,我們必須死去。對於那種懼怕被其他基督徒論斷為”過於軟弱”的意識, 我們必須死去。對於那種需要讓自己顯得正確、並表明其他人如何錯誤的做法,我們必須死去。對於那種渴望讓別人意識到我們持什麼信仰的心理(無論是想被承認為是與世界分離、”激進的”,還是與現代道德標準接軌),我們必須死去。為了使我們的信念能夠展示神那無與倫比的美麗和榮耀,我們必須效法耶穌,無論是在生在死,他都是美好信仰的完美典範。

一個月又一個月,我們前面例舉的那些當地教會的志願者,花費大量時間,忠實地幫助年輕的無證移民,準備必需的複雜法律文件,以保證獲得他們合法工作許可和駕駛執照,追尋他們的美國夢。在另一個中等規模的美國小鎮,一位當地牧師確信,需要教導會眾們聖經上對移民是怎麼說的,並引導他們怎樣好好地愛他們。當他們的州長宣佈拒絕在他們州安置敘利亞難民時,幾十個教會的會眾參加了抗議,他們的標語上用手寫著聖經中關於愛和歡迎移民的經文。教會的會員們還給州長辦公室打電話,解釋為什麼他們認為自己的信仰使他們必須歡迎陌生人。他們的牧師與一群其他宗教的領袖一起去與州長會面。拒絕那種將反對歡迎難民的人非人化的誘惑,他們制定了一套抗議、宣導的具體做法, 以彰顯神的美好。

因為神哀慟於移民們在這個國家被邊緣化、那些迎合恐懼而非鼓勵信仰的不公正法律和政策,來自兩個社區的基督徒在神裡面聯合在一起。因為他們的倡議、服務可以幫助弱勢移民在他們的社區找到歸屬、安全感,來自兩個城鎮的基督徒都歡欣鼓舞。有時他們的行動沒有帶來他們所期望、祈禱的結果,但是因為在踐行自己的信念時,他們致力於忠實地反映神的美好,他們知道,無論具體結果如何,他們的行動將作為敬拜方式繼續下去。

上帝關心我們信仰什麼,以及我們如何在世界上活出自己的信仰。我相信,祂希望我們的信念受創造力塑造,我們那深沉的信念顯示出令人驚歎的美麗。要思考如何在我們的信仰中如何彰顯神的榮美,一個好的做法就是審視我們的信念,特別是那些涉及爭議性議題的信念,並問自己,我們談論它們、採取行動的方式,是否主要是在強調神品格的某個方面。我們對神的真實的熱情,是否使我們對祂的善良視而不見? 我們對神的正義的熱心,是否使我們看不到祂的恩典和憐悯? 我們對神的同情的關注,是否使我們淡化了祂的聖潔? 一旦發現了任何缺陷,我們就可以努力在自己的言語、行動中,將所缺失的反映神性格的那些特徵重新引入,培育那美好的信仰。

我們都有不同的信念,所以我的目標不是告訴你該相信什麼。我的禱告很簡單,就是無論我們的道德、政治或神學觀點如何,我們都會全心地借助於基督,在踐行信仰的方式中彰顯出神的榮美。你有沒有哪個信念需要放到神美好品格的窯爐里燒培? 我不能保證沒有痛苦,但我可以向你保證,這將是值得的。變得更像耶穌總是值得的。

Tabitha McDuffee 是一位作家、學生,住在南加州。她的博客是TabithaMcDuffee.com,並在倫敦大學完成有關保護難民和被迫移民研究的碩士學位。 (翻譯:吳京寧)

翻譯:吳京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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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人福音派與基督教民族主義的複雜關係

Matthew Lee Anderson

試圖詮釋“基督教民族主義”這一意識形態的三本著作

在2000年代中期，記者和學者們擔心美國即將成為一個神權國家成為一種時尚。保守的白人福音派推動了喬治·W·布什的選舉，並幫助梅爾·吉布森的《基督受難記》（The Passion of the Christ）成為票房大賣。他們似乎已經準備好了重新主導政治和文化。於是，書籍和文章傾瀉而出，警告 “統治主義”（Dominionism）、“基督教重建主義 ”和其他各種運動的奇特危險，這些主義合謀，要把基督教信仰強加給毫無戒心的民眾。

這種說法隨著巴拉克·奧巴馬的當選而轟然倒塌。幾乎在一夜之間，對美國淪為神權主義的恐懼消失了。專家們開始預測宗教右翼的死亡。曾經把小布什推上權力寶座的福音派開始8年抗戰，轉為防守。福音派越來越多地把自己看成是世俗主義討伐的目標，而不是冉冉升起的執政者夥伴。

然後唐納德·特朗普打破了這一切。他出人意料的當選部分得益於白人福音派的支持。他重新喚醒了人們對宗教保守派會在神權主義旗幟下動員民眾的恐懼。瑪格麗特·阿特伍德（Margaret Atwood）1985年的小說《女僕的故事》（The Handmaid's Tale）梅開二度，被重新用作特朗普時代的警世寓言（及被Hulu用來製作一部熱門的電視連續劇）。小說（電視劇）想像了一個原教旨主義的反烏托邦荒誕世界，在這個世界裡，女性被強迫為男人繁衍後代。

然而，美國陷入真正的神權主義的想法缺乏小布什時期的（表面上的）可信度。儘管白人福音派基督徒熱情地將特朗普送入白宮，但特朗普缺乏個人的虔誠，這使他不太可能成為一個徹底基督教化的聯邦共同體的統領者。大體上，他的福音派支持者也沒有將他誤認為是一位虔誠的政治家。與其說特朗普是大衛王，不如說他是居魯士——這位異教的波斯皇帝在征服巴比倫後，允許被擄的以色列人回到家鄉重新定居，並在耶路撒冷重建聖殿。

不過，隨著特朗普上台，宗教保守派的政治命運似乎有所改善。這為一個新的新聞界和學術界的關注點創造了條件：揭開白人福音派為何如此狂熱地湧向特朗普，支持他。這種類型的書籍和文章的典型特徵仍然是對保守派基督徒操縱權力槓桿的擔憂。但是因為穿戴全套神權統治服裝的戲景已經黯淡下來——而且特朗普更多是將自己塑造成擁護美國偉大的明君而不是伸張宗教信仰的平反者——這類書籍和文章的注意力已經轉移到一種截然不同但有部分重疊的現像上：那就是基督教民族主義。

特權與權力

與民族主義本身一樣，基督教民族主義也很難界定，特別是這個詞既可以是描述性的，又可以以貶義的方式被使用。作為一種政治意識形態，它觸及到宗教、國家、種族或族裔認同的深流。然而，我們很難為它設定精確的界限，因為同情這種意識形態的人對其標誌性訴求的支持程度也不同。如果定義下得太窄，你可能會錯過一個重要的、由共同的目標和共同的敵人構成的矩陣。如果定義下得太廣，你可能會把那些根本沒有並肩站在一起的基礎的人歸為一類。

這樣的難題在三本從不同的角度衡量基督教民族主義的新書中向我們展示出來。這三本書以不同的方式描繪了一個致力於維護自身特權和權力的運動，它偏向於土生土長的白人而非移民和少數民族的利益，並利用法律權威把基督教化的道德秩序加諸於社會。這些書並不具有同等程度的說服力，但每一本都（以不同的方式）值得閱讀和思考。

社會學家安德魯·L·懷特海（Andrew L. Whitehead）和塞繆爾·L·佩里（Samuel L. Perry）在《為上帝奪回美國——美國的基督教民族主義》（Taking America Back for God : Christian Nationalism in the United States）一書中進行了公允的、以調查為導向的分析。懷特海和佩里將基督教民族主義定義為一種“理想化的意識形態，它主張將美國的公民生活與特定類型的基督教身份和文化相融合”。正如人們所預料的那樣，基督教民族主義的文化願景在很大程度上是建基於“美國的建國原則是神聖的（基督教的）”這一信念。對這種願景的委身表現在對第二修正案賦予的擁槍權的狂熱捍衛和關於愛國主義和美國國旗的爭議上。

最關鍵的是，它還表現為一種維護邊界（包括種族和民族的邊界）的本能。在作者的講述中，基督教民族主義者的目的是為土生土長的白人、基督徒–尤其是新教徒–積累或維護權力和特權。他們有一種“這個國家屬於我們而不是他們”的委屈感（“他們”的例子包括“穆斯林恐怖分子”或“暴力的墨西哥移民”）。懷特海和佩里提出了一個令人信服的理由，即基督教民族主義的擁護者不成比例地認為移民破壞了美國文化。他們的研究還顯示出有這種主義傾向的人對跨種族婚姻、跨種族收養和執法中種族不平等的敘述持高度懷疑的態度。

正如上述素描所示，懷特海和佩里強調，基督教民族主義從根本上說是一種政治願景而非宗教願景。記者凱瑟琳·斯圖亞特（Katherine Stewart）在《崇拜權力的人——探秘宗教民族主義危險的興起》（The Power Worshippers: Inside the Dangerous Rise of Religious Nationalism）一書中也做出了同樣的判斷。她寫道，作為一種“政治意識形態”而非“宗教信條”，基督教民族主義宣揚的是“美利堅共和國是作為一個基督教國家被建立起來”的神話。

懷特海和佩里努力追求社會學的精確性，而斯圖亞特則公開敵視這一運動及其目標。她對她所看到的一切感到“警覺”"，並一心想要抵制它。有時，她對白人福音派的戒心和陰謀感近乎滑稽。例如，本書以作者講述她在一間浸信會教堂參加一項“家庭研究委員會”活動時決定穿上“軍事迷彩服”（其實是“一件印花裙子”加一件粉色開衫）開篇。

《崇拜權力的人》指責福音派密謀“用一個立足於特定版本的基督教的國家取代我們的基本的民主原則和體制”。按照斯圖亞特的看法，這個陰謀是通過赤裸裸的利己主義的宗教自由訴求來推進的。她寫道，保守派基督徒“通過玩弄美國的司法系統來推進'宗教自由'的議程，實際上是為某一種宗教建立一套非常明確的特權。 ”

斯圖亞特的為她自己的研究添上了活動家的色彩，而學者杰拉多·馬蒂（Gerardo Marti）則從歷史的角度看待基督教民族主義。在《美國的盲點——種族、階級、宗教和特朗普總統任期》（American Blindspot: Race, Class, Religion, and the Trump Presidency）中，馬蒂探討了使美國成為種族、民族和宗教身份交織的沃土的深層動力。他認為，從一開始，界定“真正的”美國身份的努力就與“白人定居者優越性的合法化和建立明確的種族等級制度”密不可分。

馬蒂回顧了許多歷史時刻。這些時刻促使白人和新教成為美國身份的半官方標誌，其中包括內戰後未能保護美國黑人的權利，出於對白人經濟利益的考慮而拒絕接納來自亞洲和其它地區的移民，以及在1986年的《移民改革和控制法案》（Immigration Reform and Control Act）中把來自墨西哥的移民定為罪犯。後一項措施導致了今天移民家庭和社區所面臨的許多挑戰。

防范威脅

這三本書都指出基督教民族主義者正在尋求保護，以防止他們的宗教自由、經濟地位和整體文化影響力受到各種威脅。然而，三本書都沒有能完整地講述其中的動機（儘管佩里和懷特海指出基督教民族主義者對種族的態度存在著很深的問題）。而在分析基督教民族主義者對主義的委身的過程中，這幾本書的作者們也背叛了自己的對真實的委身，這使得他們的判斷不可避免地產生了偏差。

在宗教自由的話題上，斯圖亞特大錯特錯地將宗教保守派的主張框定為“滲透”司法機構、為宗教目的彎曲法律的陰謀。她從根本上歪曲了保守派法律努力的規模與反對它的團體的規模的相對關係。而且她沒有區分為宗教團體和個人活出信仰開闢空間的努力和將這宗教信仰強加於多元社會的企圖。

佩里和懷特海雖然分析得比較謹慎，但也陷入類似的困惑。他們認為，基督教民族主義者為一些基督教標誌在公共生活中尋求特權地位，因為後者認為其它宗教的信仰者（及沒有宗教信仰的人）是對美國作為基督教國家的地位的威脅。由此，作者得出結論：在基督教民族主義者的詞典中，宗教自由只包括“做基督徒的自由”。但在公共場所展示基督教的標誌是否違反任何國家中立原則，至少是值得商榷的。在2019年的一項涉及布蘭登斯堡（Bladensburg）十字架（一個政府土地上的第一次世界大戰紀念碑）的裁決中，最高法院（以7票贊成、2票反對）裁定，一些宗教符號隨著時間的推移會產生世俗的含義，這樣的結果似乎是基督教民族主義者實際希望看到的。

更明顯的是，佩里和懷特海認為，基督教民族主義者通過援引宗教自由作為“歧視性取向和性別少數群體”的藉口，來應對社會對婚姻和性的看法的變化。然而，他們的論點不僅僅是強調基督教民族主義者對宗教自由的理解的不一致或不連貫的問題。他們所用的負載太多含義的語言（如“歧視”）只是預設了涉及性取向或性別衝突的案件不應該以有利於宗教傳統主義者的方式解決的立場。

某些基督教民族主義者強烈感受到的另一個威脅是失去經濟上的安全。馬蒂在書中批判了白人工人階級對在勞動力市場上競爭的移民的不滿。但他的分析從裡根總統任期直接跳到茶黨時代，忽略了理解這種怨恨的來源（無論合理與否）所需的（這兩者之間的）一個關鍵時期。美國製造業工作崗位的流失（其中許多被轉移到海外），進一步侵蝕了工人階級穩定的基礎。特朗普獲得支持，部分原因是他誓言要支撐這些工作崗位。

馬蒂對資本主義持極端批判態度。他也敏感地意識到，福音派有時是如何把自由市場經濟與上帝的照管等同的。然而，儘管他承認白人福音派多半“處於經濟光譜的中低端”，但他仍然不承認特朗普的經濟政策對他們的吸引力。特朗普的經濟綱領背離了資本主義的玩法，攻擊企業通過將工作轉移到國外（尤其是中國）掏空了工人階級。你不必排除對移民的擔憂中可能有仇外心理和種族主義，但你可以承認這種擔憂可能有其它更值得同情的動機。

被焦慮包圍

然而，歸根結底，對威脅的感知是超越任何一個政治或文化議題的。基督教民族主義思想中瀰漫著一種焦慮的氣氛，擔心寶貴的東西被人奪走。正如這幾本書所指出的，基督教民族主義者的數量正在減少，文化影響力也在消退。白人福音派長期以來一直把自己想像成一個受困的少數派。但2016年標誌著一個轉折點。他們沒有團結在一個在廣泛意義上跟他們目標一致的候選人周圍，（譯註：指希拉里也是一名廣義上的福音派基督徒）而是選擇了特朗普和他赤裸裸的保護支持者免受敵人攻擊的承諾。

這樣的焦慮根源於福音派自身的感情。我們是一群在每次佈道結束時都會聽到悔改信主的呼召的人。我們的敬拜“經歷”往往浸透著情感的狂熱。翻譯成政治術語，就是我們對宗教生活的熱情往往會流露為過分火爆的言辭。隨著政治危機感的加劇，許多白人福音派基督徒加強了對各種形式的基督教民族主義的委身，以及對支撐它們的文化和歷史神話的迷信。斯圖亞特正確地觀察到，在經濟不穩定和其它被認為是混亂來源的背景下，基督教民族主義為其信徒提供了“信心、身份，以及他們在世界中的地位是安全的感覺”。

但我們很難說基督教民族主義者是唯一被焦慮困擾的人群。這些書的作者們也以不同的方式揭示了他們自己的不安——不僅是對熱忱的基督教民族主義，而且是對任何自信的、基於宗教信仰的政治行為。馬蒂認為，基督教民族主義者由於“對自己立場的正確性充滿信心”，只歡迎“不挑戰他們的前提”的政治夥伴關係。懷特海和佩里也譴責基督教民族主義者所謂的教條主義，稱其“作用是抑制任何妥協的機會”，“不允許有其它觀點的可能性”。在斯圖亞特的理解中，美國不是陷入了一場文化戰爭，而是陷入了一場“關於民主未來的政治戰爭”。

然而，在拒絕宗教教條主義的同時，這些批評者卻有意無意地為它設置了一個世俗的對手，而後者的前提同樣是不可妥協的。斯圖亞特的“民主”理想似乎不過是多數人意志的粗暴主張。她聲稱，基督教右翼是“好戰的少數派”，但她的書卻高揚“我們現有的多數派”，它（帶著不祥的徵兆）應該得到“它所應得的權力”。

在這種擔憂的背後，是一種過於狹隘地關注權力的政治觀念。在這樣的框架下，某種信念是否真實的問題被安全地擱置到一邊，或者靠引用一些嚇唬人的話不屑一顧。例如，馬蒂提出，“對理想秩序的強制推動”不是源於理性的考量，而是“源於一套嵌入體制結構中的價值觀和話語”。但如果這是真的，那麼任何建議——比如降低移民率的建議，都不需要就其優缺點進行辯論，任何建議都可以被當成永久延續不公正的“結構”而得不到聽取。批評者指責基督教民族主義者顛覆民主準則，但將政治約化為生硬的強加權力也會帶來類似的危險。

傾聽與學習

福音派基督徒到底應該如何接受這樣的書？這是一個複雜的問題，尤其是因為福音派與這些作者所描繪的基督教民族主義有著複雜的關係。

許多福音派——在被特朗普分裂的兩邊都有——至少會在這幅畫像的一部分中認出自己，即使他們與基督教民族主義最醜陋的傾向保持距離。畢竟，持有傳統的愛國情結而不神化國旗是可能的；承認猶太教-基督教對美國建國的影響而不把憲法當作神聖的啟示是可能的；加強宗教自由而不把非基督徒排斥在其祝福意外時可能的；同情白人工人階級的掙扎而不妖魔化移民或其他種族的成員也是可能的。然而，這些書所編纂的論點和證據，不能僅僅通過斷言白人福音派教徒不存在他們所描述的問題而被拋開。

這些書並沒有拿一面鏡子來反照保守派基督徒，而是通過一套帶有偏見的鏡片來折射基督教民族主義運動。然而，我們仍然可以用謹慎、有愛心和謙卑的態度來閱讀它們。即使沒有別的理由，它們也暴露了潛伏在某些白人福音派團體中的盲點（借用馬蒂的書名）。認真傾聽有助於我們認識到那些從根本上與福音不相容的意識形態，並將自己從這些意識形態中解脫出來。這也能夠表明我們願意給予批評者得到公平的傾聽的機會，即使他們的批評本身不夠寬厚。

歸根結底，在商議性的民主制度下生活意味著我們不得不互相傾聽–在最好的情況下，我們願意互相學習。如果我們想讓懷疑論者相信我們可以在遵守民主的規則的同時，在公共廣場堅守基督教真理的宣稱，那麼我們就必須從傾聽開始。

馬修·李·安德森（Matthew Lee Anderson）是貝勒大學宗教研究所的博士後研究員，也是“如此基督教”（Mere Orthodoxy）的創始人。

翻譯：田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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