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以為上帝會賜我一個漫長的生命——讓我可以全力追求事業和家庭，直到擁有孫輩。然後，在我39歲時，我被診斷出患有無法治癒的癌症。我預期的生活情節被打斷了。現在，作為一名癌症患者，我的期望已經改變。癌症可能會使我的生命減少幾十年的時間；我每天所經歷的痛苦和疲勞消耗著我的力量。儘管我以前對上帝的期望似乎合理，我卻已經看清我是如何在不知不覺中接受了某種形式的成功神學（prosperity gospel）。我曾相信上帝應該讓我長壽。

這種想法非常普遍。根據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最近的一項研究，在美國相信上帝的人中，56%的人認為“上帝會把健康和免於疾病的恩典賜給有足夠信心的信徒”。在世界其他地方，持這種觀點的基督徒比例甚至更高。

在某些方面，這種信念符合《舊約》中關於人種什麼就收什麼的教誨。箴言13:21說：“禍患追趕罪人，義人必得善報。”成功神學將這樣的智慧碎片與耶穌的醫治事工結合起來，以一種確鑿的公理的形式來解釋疾病：既然上帝愛我們，祂就不希望我們生病。因此，如果沒有健康的身體，那一定是這人犯罪的後果，或至少是缺乏信心的結果。無論怎樣，生病的人都咎由自取。雖然許多福音派人士會拒絕這種“極端”的成功神學的表達，但我們中的許多人卻會接受一個較為婉轉的說法，但其實也只是前者的一個推論：即如果我尋求順服神並在信仰中生活，我應該可以期許長壽，享有屬世的繁榮和相對的舒適。

最近，一位朋友告訴我關於她在一個基督教夏令營擔任中學生輔導員的工作。有一天營員們參加了一項活動，旨在幫助他們在一些小的方面培養對殘障者的同情心。一些學生被蒙住眼睛，另一些被蒙住耳朵，還有一些為了當天的活動坐上了輪椅。

半天過去，一個女孩扯掉了她的眼罩，並拒絕再戴上。 “如果我失明了，上帝會醫治我，”她說。她對耶穌有信心，並努力順服上帝。就像某種可預測的交易一樣，她相信如果她盡上自己的本分，就可以指望上帝賜她一個她認為富足的生活。如果她失明了，上帝會解決這個問題。

這種思路的問題不在於對上帝能夠醫治而且上帝愛我們的確信。問題在於，《聖經》中的神從未承諾過這位營員所期待的那種順遂。當然，若醫治來到，包括通過醫療手段的醫治，這是上帝賜予的美好禮物。當我們覺得自己處於黑暗的“坑”中，好像詩人一樣（詩30:1-3），我們可以也應該哀嘆並祈求解救，這包括在痛苦和疾病中的呼求。我們理所當然地向上帝祈求醫治，就像我們在主禱文中向天父祈求我們日用的飲食一樣。然而，醫治，就像我們日用的飲食一樣，是短暫的、已逝的。無論我們是活幾年還是幾十年，《傳道書》用一種廣角鏡的視野讓我們看見，“他怎樣從母胎赤身而來，也必照樣赤身而去，他所勞碌得來的，手中分毫不能帶去”（5:15）。

我們每個人最終都會被死亡擊倒，這個傷口任何藥物都無法醫治。儘管《箴言》正確地指出了種瓜得瓜、種豆得豆的普遍智慧，但這並非宇宙運作的神聖法則。約伯為人“完全、正直”，卻遭受了巨大的災難，失去了孩子、僕人、財富和健康。 （伯1:1，13-19；2:7-8)。使徒保羅憑著獻祭式的信心服侍基督和教會，但從未能擺脫那根“肉體上的刺”（林後12:7-10）。沒有一個人能免於死亡和隨之而來的損失。儘管我們傾向於把這種基本的人生現實從日常生活中推開，但我卻發現了一些令人驚訝的事實：對於我們基督徒來說，每天提醒自己生而為人我們終有一死的局限性，可以使我們乾涸的靈魂重新得力。

值得為之去死的好消息

詩篇39篇提醒我們，我們的生命“如飛而去”（fleeting），我們的年日在永恆的神看來不過“窄如手掌”。在創造之主再來使萬物更新之前，我們加入詩人的祈禱：

“耶和華啊，求你叫我曉得我身之終，我的壽數幾何，叫我知道我的生命不長。你使我的年日窄如手掌，我一生的年數，在你面前如同無有。” （詩39:4-5）

這段禱告與今天普遍認同的文化假設形成了一種對比。比如說，我們在社交媒體Facebook和Instagram上構建關於自己故事的傾向，其實是一個更大的文化儀式的一部分。這一儀式是一整套塑造我們慾望的方法，它巧妙地引導我們中的許多人認為我們就處在整個宇宙的中心，而我們的故事——即使並非我們在地球上實際存活的年數——將永遠不會結束。新冠疫情危機暴露了這一假設不過是一種幻覺。在紐約和底特律這樣的城市甚至需要動用冷藏車來收集死者屍體。這一事實令人震驚地證明，高度發達的國家也無法避免意外死亡的發生。此外，正如對殺害手無寸鐵的黑人的抗議活動所揭露的那樣，關於“我的故事永不結束”的論調實則是一種文化上的特權。黑人教會和其他被邊緣化的社區團體早就對人類生命的短暫性了然於胸。 “逃走吧，逃走吧，逃去耶穌那裡，”黑人靈歌中如此詠嘆。因為“我在這裡無法久留”。

死亡於我們的前人是一件無法迴避的事。除了危及生命的傳染病是一個永遠存在的威脅這一現實之外，美國的死亡文化更多是一種公共性的事件。喪葬儀式始終提醒著人們死亡的存在，因為所有人都會參加，包括兒童。這些儀式傳統上側重於強調我們如何不屬於自己，而是或生或死都屬乎基督。與之形成對比的，現在更常見的做法是根據死者的特定人生故事進行個人追悼會，只有家人和朋友參加。我們可能會關心別人的死亡，但只有當它對我們自己的故事有意義的時候。我們自己的人生故事才是重要的。死亡是發生在 別人 身上的事。

詩篇39篇劃破了這樣的幻想，但它也飽含希望。雖然我們是暫時的受造物，但我們仍可以通過將我們最深的愛投入到那位永恆的主身上而找到真正的繁榮。彼得·克萊基（Peter Craigie）是一位極具洞見的《詩篇》註釋者。他指出必鬚根據生命的有限性來理解生命的價值。 “生命是極其短暫的，”克萊基曾寫道。 “如果要找到它的意義，必須在上帝的目的中去尋找。祂是所有生命的賜予者”。的確，認識到我們生命的“轉瞬即逝”是“一個起點，它讓朝聖者在這個瘋狂的世界中獲得其理智”。克萊基在1983年寫下這些話，收錄在他計劃為一個著名的學術註釋系列編寫的《詩篇》三卷註釋中的第一卷。兩年後他死於一場車禍，留下尚未完成的註釋系列。時年47歲。

克萊基的生命在他和他所愛的人能預見之前就被奪去了；在他能夠完成他美好並有價值的世俗目標之前就已終止。然而，在他短暫的生命中，他為那令人驚嘆的永恆疆界作了見證。他見證瞭如何一邊擁抱我們必死的有限性，同時將我們的凡人之軀獻給生命的主。我們不是世界的英雄，我們也做不了太多。但我們可以慷慨地去愛，可以為那位既是生命之始又是生命之終的永恆之主作見證。祂是阿拉法，祂是俄梅戛，是被釘在十字架上又復活的救主，祂已經並且還要成就的都是我們靠自己永遠無法做到的事。

對拒斥死亡的解藥

我們的信仰不應被當作一種緩衝器，使我們免受我們“終有一死”這一令人清醒的現實的影響。事實上，這種否認死亡的態度在今天“溫和”的成功神學中非常普遍，但這實在沒有必要，因為我們的盼望就在於這叫死人復活的神。到頭來，一個無法應對我們的死亡的信仰根本不值得擁有。使徒保羅坦誠了這一點：“若基督沒有復活，我們所傳的便是枉然，你們所信的也是枉然。”他在關於基督復活的著名章節中如此說。 “我們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眾人更可憐！”（林前15:14，19）。每天承認我們在死亡面前的無能，可以讓我們把自己交給復活的主，而不是依靠自己的努力來製造一個“興盛”的世俗生活。

奇怪的是，用這種方式承認我們對死亡的無能為力卻可以使我們擺脫被死亡恐懼的奴役。社會學家們在歐內斯特·貝克爾（Ernest Becker）的普利策獎獲獎作品《拒斥死亡》的啟發下，記錄下了文化如何傾向於將政治英雄或國家財富作為偶像，以此來否認他們生命的有限。當人類否認自己終有一死時，我們就會變得具有防禦性，只信任自己的政治集團，或自己的種族和文化群體。但生活在復活的希望中就不再需要把有缺陷的領導人當作偶像，或去粉飾罪惡的意識形態。我們可以公開承認我們無法戰勝死亡。相反地我們卻可以相信到那最後的日子，“這必朽壞的既變成不朽壞的，這必死的既變成不死的，那時經上所記'死被得勝吞滅'的話就應驗了” （林前15:54）。這一天還沒有到來——我們渴望著它的來臨，那時基督的國度將完全到來。我們對它的希望，以及對神的目的、而不是我們自己的目的的希望，使我們現在生活的每一天都變得不再一樣。

在復活希望的光照中，保羅相信“外體雖然毀壞”，但我們身體上的衰敗卻非終點。 （林後4:16）。不僅如此，即使是我們身體上的苦難也與那托住我們的現實融為了一體：我們與被釘十字架又復活了的主如此聯合在一起。 “因為我們這活著的人是常為耶穌被交於死地，使耶穌的生在我們這必死的身上顯明出來”（林後4:11）。無論我們是否看得見或能否走動，無論我們活5年、40年還是90年，我們的身體都屬於主，我們外體消逝的過程也可以成為我們救主謙卑之愛的見證。令人驚奇的是，聖靈將身體上的缺陷納入了祂在世上的工作中。作為基督的見證人，我們身體上的朽壞正是“要顯明這莫大的能力是出於神，不是出於我們”（林後4:7）。如此，我們希望的錨並非在於脫離這衰敗的過程，而在於和被釘死十架又死而復生的基督聯合。這種與基督的聯合將在即將到來的複活中達到完全，同享那遠超我們現在苦楚的“極重無比、永遠的榮耀。”（林後4:17）。

死亡提示的饋贈

根據馬丁·路德的說法，即使當我們的身體還充滿活力、死亡似乎尚在遠方時，我們也應與死亡熟識。 “我們應該在有生之年熟悉死亡，”他在1518年的一篇佈道中寫道，“當死亡還在遠處、尚未開始行動時，就邀請它進入我們的生活。”路德為何如此建議？他的理由並非一種病態的傾向，而是與詩人所說生命在上帝面前不過“窄如手掌”的原因一樣：我們以為自己是世界這一出大戲中的主角。但死亡戳穿了我們的傲慢。對我們終有一死的提醒可以指向生命的神——那叫枯骨又長出肉的神——是我們唯一的希望，無論是現在還是在將來的時代。正如路德提醒我們的那樣，“既然每個人都必要離開，我們必須把目光轉向神，死亡的道路正是將我們引導至祂的面前。”

無論順境逆境，快樂痛苦，我已開始接受死亡的提醒，並將其視為一種奇異又美好的禮物。它使我明白在上帝面前我不過一介凡夫。但我們生活在希望中——身體的脆弱和朽壞不會成為衡量我們生命的最終標準。我們生活在希望中——宇宙這齣戲劇的故事主線並非我們一生的故事。相反，作為小小的被造物，我們卻可以為上帝在基督裡的愛所呈現出的奇妙和戲劇性欣喜不已。

就像約伯那樣，作為被造物，我們的家庭、財富以及屬世的將來都會在我們此生的終點被奪去。但是，即便看到必死的結局——事實上尤其是因為有這個結局——我們可以和使徒保羅一起“深信：無論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權的，是有能的，是現在的事，是將來的事，是高處的，是低處的，是別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們與神的愛隔絕；這愛是在我們的主基督耶穌裡的”（羅8:38-39）。

J·托德·比林斯（J. Todd Billings）是位於美國密歇根州荷蘭市西部神學院（Western Theological Seminary）戈登·H·吉羅德（Gordon H. Girod）歸正神學研究計劃的研究教授（research professor）。本文包含改編自他的新書《基督徒生命的終結：擁抱死亡如何使我們真正地生活》（The End of the Christian Life: How Embracing Our Mortality Frees Us to Truly Live）中的部分內容。

翻譯：許珏

責任編輯：吳京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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