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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強震過後,基督教機構努力幫助居民重建生活

在這個以佛教救援組織為主導的島嶼上,基督徒與教會合作照顧兒童和家庭。

地震過後,路人經過一棟受損建築。

地震過後,路人經過一棟受損建築。

Christianity Today April 9, 2024
Annabelle Chih / Stringer / Getty / Edits by CT

上個禮拜三早晨,台灣東海岸發生7.4級地震時,台灣世界展望會傳訊主任 Carissa Wang正在上班途中的台北捷運上。她感覺車廂比平常搖晃得更厲害,然後捷運在下一站停了下來,捷運廣播告訴乘客,由於地震關係,捷運暫停運作。

Carissa和她的世界展望會同事立即開始實施救災流程,成立緊急小組,並與當地政府官員聯繫,協調疏散中心的救災工作。世界展望會的社工也開始聯繫該機構在花蓮震央區的3000名受資助兒童及其家人,確保他們的安全,並了解他們是否需要幫助。

上週三的地震是台灣25年來最嚴重的地震,造成建築物損壞和山崩。來自台灣東岸城市花蓮的圖片顯示,一棟紅磚建築在一樓坍塌後呈45度角傾斜。大塊岩石從山邊滾落下來,阻斷通往旅遊勝地太魯閣峽谷的道路,人們被困在一間旅館內。

然而,對於如此強烈的地震來說,花蓮遭受破壞的程度小到令人吃驚。截至本週一,共有13人死亡,其中只有一人是因建築物倒塌而死亡。其他多數遇難者是被落石擊中。目前仍有10人失踪,1000多人受傷。

生命損失率如此低應歸功於台灣的地震防備工作,因為在1999年的一次致命地震造成2400人死亡後,台灣政府改進並加強建築法規。有關地震的公共教育十分普及,救災團體訓練有素,反應迅速。佛教慈濟慈善基金會是台灣最大的慈善組織之一,該基金會表示,地震發生後30分鐘內,該基金會就成立服務中心,發放毛毯和緊急經濟援助。

雖然基督徒在台灣人口所佔比例不到5%,但包括台灣世界展望會、芥菜種會和1919食物銀行在內的基督教援助團體在救災工作中發揮著巨大的影響力。這些團體各司其職,並肩作戰,關懷災民。慈濟和台灣紅十字會等團體專門從事救援和緊急救助,而基督教團體則更關注受災地區的兒童和家庭,處理地震造成的精神創傷,並深入他們原先已建立連結的原住民部落。

芥菜種執行長李肇家(Jeffrey Lee)說,透過這次合作,「被疏散的人能待在安置處,我們這些來自基督教組織的人可以陪伴他們並為他們禱告。我們在震後的角色是努力幫助兒童和老人有穩定的情緒。」

在避難所一起工作

地震發生後,中華基督教救助協會旗下的1919食物銀行花蓮分行的員工開車前往受災最嚴重的地區,並與政府聯絡人取得聯繫。隨後,他們幫助在一間學校、一個公園和一個體育館建立疏散中心。

這些疏散中心展示了救援團體是如何通力合作的。總部設在花蓮的慈濟迅速運來臨時床鋪,並搭建沒有屋頂的四面帳篷,為避難者提供隱私。該組織在2018年花蓮發生6.2級地震,造成17人死亡後,想到採用這種有隱私的帳篷。紅十字會也提供帳篷、食物、水和其他必需品。

由於1919有經營食物銀行的經驗,他們的任務是收集和分發捐贈的食物和水,並將他們的移動廚房搬來為災民和前線工作人員製作食物。1919食物銀行主任Samuel Chang表示,他們的員工在任何需要的地方提供幫助:有些人幫助災民辦理入住手續,或為需要給手機充電的人提供電源,其他同事則安慰那些驚恐不安的人並為他們禱告。

在避難所裡,世界展望會設立兒童關懷中心,工作人員透過唱歌和繪畫等活動安撫和轉移受創傷兒童的注意力。他們也在父母返回被認為不安全的家中收拾物品時幫忙照顧孩子。

非營利基督教社區發展組織芥菜種的成員透過提供按摩來幫助參與援助的人。李指出,他們之中許多人已精疲力竭,自己也受到地震的影響,但由於工作原因,他們不能表現害怕的情緒。按摩師們不僅緩解了他們身體上的緊張,也充當友好的傾聽者,為他們提供諮詢和安慰。

芥菜種在花蓮有個職業培訓中心,該中心向政府開放,用於安置需要特殊照顧的災民,例如老人或有年幼孩子的家庭,對這些人來說,中心的宿舍比學校禮堂還舒適 。芥菜種每天為約60人提供住宿和食物。

向佛教同行學習

Samuel Chang(1919在中文音近「需要幫助」)認為,基督教團體可以向慈濟學習一些東西。慈濟是個根源於人間佛教的組織。台灣佛教尼姑證嚴法師於1966年創立慈濟來回應她所居住的貧困社區的苦難,因為當時曾有三位天主教修女拜訪證嚴法師,當她們討論各自的宗教時,她們問證嚴法師,既然佛教教導對眾生的愛與慈悲,為什麼佛教徒不建立養老院、孤兒院和醫院?信服於修女所言,證嚴法師開始為窮人和需要幫助的人募款。

如今,這個國際人道組織聲稱擁有1千萬名會員,活躍在全球100多個國家和地區,從事醫療援助、環境保護和救災工作。

Samuel Chang表示,在台灣,慈濟是最著名的救援組織,在救援領域也是行家。慈濟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當災難發生時,他們有能力動員成員捐款和當志工。他發現,在災難現場與慈濟成員一起工作時,他們總是願意做最吃力不討好的瑣碎工作,例如打掃廁所——是基督徒較少願意做的部分。

Samuel認為,不同群體之間可以很好地互補。為了照顧他們宗教的飲食限制,1919食物銀行為佛教慈濟志工準備素食餐點。慈濟也邀請1919的領導人與他們的僧侶會面,以協調原住民群體間的救災工作,台灣有許多原住民是基督徒,與基督教組織有更密切的聯繫。

芥菜種執行長李肇家對此表示贊同:「儘管我們來自不同的信仰,但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在關心這些人的同時,能有很好的合作關係。」

在災難中遇見上帝

基督教團體的大部分工作都是在緊急救援工作之外,在他們通常服務的兒童和家庭中進行的。為了做好這項工作,他們通常會與地方教會合作,因為教會能更好地了解社區的需求。「教會就在這個地方,他們了解每個家庭,知道每個鄰居的需求,」Samuel Chang表示。

1919與台灣約1500家教會合作(佔全國總數的三分之一),協助建立食物銀行和課外活動中心,並提供經濟援助。地震發生後,1919與合作教會取得聯繫,了解他們能提供協助的部分。例如,他們正在與IKEA合作,為部分地震災民提供家具,並更換電視或水箱,幫助這些家庭恢復正常生活。

「我們希望透過這些社會服務,他們能夠看到我們信仰的價值,看到我們的信仰能在他們的試煉中帶來安慰,」Samuel Chang說。「我們希望透過福音和對他們福祉的關懷,讓他們即使在災難中,也能與上帝相遇。」

世界展望會和芥菜種皆為貧困社區的兒童找贊助者,並從事社區發展工作。世界展望會的工作人員拜訪他們資助的兒童,檢查他們的房屋結構是否完整,並確定是否需要維修。他們發現花蓮約有180個與他們有聯繫的家庭受到地震的影響,有的是因為房子變得不再安全,有的是因為父母失業。

世界展望會也參與重建兒童信心和安全感的工作,尤其是該地區在大地震後經歷400多次餘震。在資源本來就有限的社區,讓人們恢復正常生活比確保孩子們能繼續上學和人們有穩定的收入更加重要。

「水和食物是足夠的,因為台灣人充滿愛。但我們需要努力的是重建家園,處理孩子們的創傷,讓他們盡快回歸正常生活,」Carissa Wang說

援助原住民部落

芥菜種由美國宣教士孫理蓮(Lillian Dickson)在二戰後創立,該機構另一個關注重點是台灣的原住民,他們通常居住在偏遠的山區。台灣約有70%的原住民是基督徒,因為他們曾遭受日本人和平地漢人的排擠,許多原住民能接受外國宣教士分享的福音。

花蓮地震後,山崩阻斷了通往其中一些原住民部落的道路。因為芥菜種已與當地ㄧ些教會建立合作關係,他們能迅速找到需要幫助的地方。李肇家說,上週五有一個部落告訴他們食物和乾淨的水快要不夠了,於是工作人員裝滿一輛卡車,車上有70包食物和大約850個瓶裝水,準備送去給他們。但突然下起了雨,路況令人擔憂。

於是他們改變主意,決定用火車運送援助物資。他們詢問鐵路部門是否可以將貨物裝上火車車廂,鐵路部門同意了。大約時十幾個人把食品袋和水拖上火車,當他們到達部落村莊附近的車站時,陌生人幫他們把貨物搬下火車。村民們在車站接應他們,再把物資運到其他地方。

他說:「因為我們有著相同的基督教信仰,所以在這次救援過程中,我們自然地互相信任。」

從長遠來看,所有基督教團體都打算優先處理地震災民的情緒和心理健康問題。Samuel Chang說,花蓮許多家庭在2018年地震後不得不修繕房屋,但六年後又發生這場大地震。由於許多人生活在對下一次地震的恐懼中,他認為教會可以在為當地人提供心理諮商方面發揮作用。他正在尋找基督徒輔導員前往花蓮,透過教會提供這些服務。

芥菜種也看到類似的需求,從台灣的神學院招募修習心理輔導的學生和老師,一同幫助花蓮的家庭。「即使是非基督徒,禱告和專業諮商也能平復創傷後的情緒,」李肇家說。「我們希望不僅能照顧他們的生理需求,還能幫助穩定他們的心理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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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家裡性別互補,在教會裡性別平等?保羅會同意的

新約裡關於性別角色的幾段重要經文可能與婚姻有關,而非事工。

Christianity Today April 9, 2024

《今日基督教》曾刊登一幅漫畫,描繪使徒保羅抵達哥林多時,溫柔地說:「我看到你們確實收到了我的信。」在路上迎接他的是一群憤怒的婦女,舉著標語牌,上面寫著「哥林多市婦女團結起來」和「使徒保羅是一頭大男子主義的豬!」。這是一幅令人捧腹的漫畫,但其中傳遞的意思卻與事實大相徑庭。在保羅所處的時代,他的書信從根本上解放了女性,使她們獲得尊嚴,而在東希臘羅馬文化中,女性幾乎沒有任何權利。

保羅關於女性的教導有時會被人們誤解和誤用,以至於詆毀女性的價值。例如,保羅強調丈夫有義務將妻子的利益置於自己的利益之上,但人們並沒有重視這一點,而是經常將保羅關於妻子順服的教導誤解為保羅對丈夫的要求,即要求丈夫們讓妻子順服自己,以及誤解為允許丈夫隨意使喚妻子,丈夫能合理地刻薄、侵害甚至暴力對待女性。

與其他婚姻相關經文觀點類似的是,福音派教會在女性「在教會的領導角色」的問題上仍存在嚴重分歧。福音派經常兩極化,一方是性別互補論(Complementarian,認為男女在婚姻、教會,有時甚至在社會中的角色是不同的,是彼此互補的),另一方則是性別平等論者(Egalitarians,否認男女性在教會內有不同的角色)。

儘管這些分歧有時會導致令人遺憾的分裂,但仍有些福音派教會還是決定尊重兩種觀點的長處,並關注性別互補論者和平等論者之間更深層的合一的信念。其中ㄧ個觀點相同的例子是,多數性別互補論者和平等論者皆認同女性與生俱來的價值和恩賜。他們知道,女性與男性完全共享上帝的形象(創1:27),男性和女性都是耶穌基督救贖的共同繼承人,也是上帝澆灌的聖靈及其恩賜的共同受益者(使徒行傳2:17-21)。

此外,多數性別互補論者和性別平等論者皆認為,聖經教導男性和女性都要為教會的建造發揮自己的屬靈恩賜(哥林多前書12:7)。在許多情況下,這包括不分性別地向所有人教導基督的話語。例如,保羅勸勉基督徒「當用各樣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豐豐富富地存在心裡,用詩章、頌詞、靈歌彼此教導,互相勸誡,心被恩感歌頌神。」(歌羅西書3:16)。從上下文來看,當保羅鼓勵大家去「教導與勸戒」時,他鼓勵的對象並非僅有男性。

除了這段經文,還有其他許多經文(如希伯來書3:13、5:12)裡包涵女性在各種私人或較不正式的場合向男性傳授屬靈真理的描述,如撒母耳記上25章中責備大衛的亞比該,或使徒行傳18:26中與丈夫亞居拉一起糾正亞波羅神學有誤的百基拉。

多數性別互補論者認為,提摩太前書2:12(「我不許女人講道,也不許她轄管男人,只要沉靜。」)禁止女性在特定情況下教導男人,例如在教會環境中擔任牧師或長老。但許多性別互補論者和性別平等論者一樣,並不反對女性在大學教男生物理,或女老闆教男員工如何工作,甚至妻子教丈夫如何更新他的電腦。

同樣,多數互補論者和平等論者一樣,不會反對女性在教會裡發預言(儘管兩方對何謂「預言」的理解不同)或大聲禱告(哥林多前書11:5、14:3),即使這些內容可能包含深刻的神學見解。同樣的,互補論者和平等論者都肯定女性在教會裡創作或演唱有助於敬拜和強化聖經真理的歌曲,或撰寫學術性的聖經註釋書,供男性牧師和其他人學習。

事實上,雙方都認為,像底波拉(士師記5章)、哈拿(撒上2章)和馬利亞(路加福音1章)這樣的女性受到聖靈的啟示,寫下聖經不同的段落。透過她們的著作,這些女性以無誤的權威教導男性和女性直至今日。

性別互補論者和平等論者並不像有些人想像的那樣分裂。他們的主要分歧只涉及一個非常狹隘的問題,即女性在教會內教導和領導男性的權利——也就是,可以說是一種中間層次的權威(低於受聖靈啟示話語被納入聖經的女性的權威,但高於哥林多前書第11章中關於禱告和說預言的女性的權威)。

這兩個派別的基督徒,以及那些介於這兩個派別之間的基督徒,都深深忠誠於耶穌基督和祂的話語,並深信他們的觀點是聖經所教導、要求的。他們對上帝話語的共同忠誠構成一種更深層的團結合一,這種團結應能使他們以寬大的精神對待在這場辯論中與他們立場不同的基督徒。

性別互補論及平等論者可以透過更多地了解聖經裡三段關鍵經文來加深對彼此的理解和相互尊重——提摩太前書第2章、提摩太前書第3章和提多書第1章最常被引用來支持與「教會領導層的性別角色」相關的主要論點。但若人們理解在解釋這些經文時必然遇到的挑戰,也許能讓人們對那些與自己持不同觀點的人更寬容。

一段經文,提摩太前書2:12,中文和合本的翻譯為「我不許女人講道,也不許她轄管男人,只要沉靜。」如果不考慮上下文,這句話似乎禁止任何女性教導任何男性任何事情,或對任何男性擁有任何權威上下之分的地位。女性必須「保持沉默」。然而,根據經文更廣泛的上下文,多數釋經者會將這一指令的適用範圍限制在教會環境中,尤其是公開的集體敬拜。

性別平等主義者通常會反駁,保羅的本意是將禁令作為臨時措施,因為那個時代女性的教育程度通常遠低於男性。當提摩太在以弗所傳道時,也許那裡的女性容易接受某些錯誤的教導,或者她們正宣揚「復活已然發生(提摩太後書2:18),不再需要婚姻」等錯誤的教導(提摩太前書4:3;馬可福音12:25)。

一些平等主義者也認為保羅在希臘文原文選擇使用的措詞「我不允許」展現了這些要求的臨時性。無論如何,既然女性和男性一樣受過良好的教育、既然危險的異端論述不再構成威脅,保羅的禁令可能不再適用於今日。

性別互補論者通常會同意,保羅告誡/教導的某些層面可能是暫時的,或與當地文化有關,比如更前面幾節禁止「編辮子」,但同一批人堅持認為2:12的情況不可能是這樣的,因為保羅是根據亞當和夏娃在創造之初的關係(提摩太前書2:13-15)來立定這樣的規範的。這種認定提摩太前書2:12具有跨越時空文化的原則的信念似乎很有說服力,但若仔細考察這段經文,會發現關於亞當和夏娃的呼籲意味著保羅的本意並非在設立兩性在教會裡的角色,而是關於婚姻內的角色——妻子和丈夫應如何相處。

正如保羅正確地闡述,創世紀2:24在結論中明確指出,亞當和夏娃的故事定義了婚姻關係,即兩人成為「一體」。亞當在上帝面前承諾要愛護自己的妻子夏娃,就像愛護自己的身體一樣。保羅在以弗所書5:29-30中用「頭-身體」來比喻婚姻,在這一理解的基礎上,保羅說:「從來沒有人恨惡自己的身子,總是保養顧惜,正像基督待教會一樣,因我們是祂身上的肢體。」

此外,在以弗所書2章中,保羅引用創世記2:24關於二人如何成為一體的論述,證明創世記的經文是他使用「頭-身體」比喻的靈感來源。舊約聖經常用婚姻來比喻上帝與以色列人的關係(賽54:5-8;以西結書16),在此基礎上,保羅又用頭和身體的意象來表明基督對教會(即祂的身體)的愛。

因此,當保羅提到亞當和夏娃時,就像他在提摩太前書第2章和以弗所書第5章中所做的那樣,他並不是把亞當和夏娃當作所有男性應該如何與所有女性相處的典範(立定男女的性別角色),而是作為丈夫和妻子應該如何相處的明確典範(婚姻角色),如同創世記2:24所強調的那樣。

最重要的是要認識到,在希臘文中,提摩太前書第2章中使用的男性(anēra)和女性(gynē)的單字實際上是「丈夫」和「妻子」在希臘文中常見的用字。有時,需要定冠詞或代名詞才能幫助指明經文意指何種意思,而在多數情況下,譯者需要根據上下文才能確定。

儘管許多英文聖經將第12節譯為女性和男性,但鑑於保羅強調的是亞當和夏娃,因此更有可能按照《通用英文聖經2019年版》等書中的譯法來翻譯:「我不容許妻子[gynē]教導或控制丈夫[anēr]」。不意外的是,早在現代女性主義出現之前,馬丁·路德就已認識到提摩太前書第二章這裡明確指的是丈夫和妻子,而不是一般意義上的男性和女性。

另有三個因素支持以婚姻來解釋提摩太前書2:12。首先,在保羅其餘的著作裡共11處不同語境脈絡中,anēr(「男性」或「丈夫」)ㄧ詞出現50次,gynē(「女性」或「妻子」)出現55次。在每次出現的語境脈絡中,這些字都表示「丈夫」和「妻子」的語意,而不是「男性」和「女性」。

其次,提摩太前書2:9中詳細列出保羅禁止穿戴不體面的、引人注目的服裝和首飾,這與新約時期其他希臘羅馬文本中類似的「不被允許的裝飾品清單」相似。在當地文化裡,遵守這些禁令是妻子良好行為和端莊的證明,而不是一般女性的證明。因此,保羅寫到此處,似乎已從丈夫和妻子的角度處理這些問題了。

第三,彼得前書3:1-7和提摩太前書2:8-15在思想和用詞上有大量相似之處。彼得明確承認他讀過保羅的書信(彼後3:15),而人們普遍認為彼得前書第3章指的是婚姻。如果我們遵從以經解經的原則(也就是,如果我們允許透過其他更清楚的經文來幫助我們解釋其他不那麼清楚的經文)那麼,彼得前書第3章和提摩太前書第2章之間如此多驚人的相似之處,為提摩太前書第2章同樣涉及婚姻角色而非性別角色的詮釋提供強而有力的支持。

當然,我仍然需要澄清提摩太前書2:11-12中的種種規定,即使這些經文可能是關乎妻子與丈夫之間的關係:「妻子要沉靜學道,一味地順服。我不許妻子講道,也不許她轄管丈夫,只要沉靜。」然而,聖經在其他地方同樣要求男性或所有相關人員「保持沉默」是有益處的事(帖前4:11;帖後3:12;提摩太前書2:2)。

根據這些例子,保羅關於「安靜」或「沉默」的要求可以是指「停止不受歡迎的、破壞性的或負面的言語(爭論、抱怨、嘮叨、喋喋不休)」,而不一定是絕對的保持沉默(彼前3:1)。

關於保羅禁止妻子教導丈夫的部分則似乎有些奇怪,特別是考慮到聖經裡有許多關於女性非凡智慧的正面報導,包括她們糾正丈夫的行為(士師記13:23)或上帝指示丈夫按照妻子的吩咐行事(創世紀21:12)。在這段經文中,「教導」一詞與一個罕見的希臘文詞彙搭配在一起,該詞有時被翻譯為「行使權力」,但也可以被翻譯為意指「濫用的權力」,如「支配者」、「控制」或「老闆」。教父金口約翰(John Chrysostom)在一篇關於《歌羅西書》的講道中警告丈夫不要「跋扈」,談及妻子時也使用了同個詞。

基於這樣的例子,《通用英文聖經》將提摩太前書2:12 翻譯為「我不容許妻子教導或控制丈夫。」這一譯法表明,常被翻譯為「教導」的詞可能具有不太常見但公認的貶義,即帶有「指示」、「教訓」或「命令」,例如馬太福音28:15就是如此。因此,將保羅這句話翻譯成「我不允許妻子教訓或管理丈夫,而應安靜/停止」可能更恰當。

2:11提到妻子的「順服」也許讓一些讀者覺得有貶低之嫌,但經文的本意似乎是指一種接受的態度,一種願意傾聽並在必要時被說服的意願,而不是無意識的順從。注意,聖經在其他經文同樣要求所有人,無論男女,都要順服所有掌權者(羅13:1、5;提多書3:1;彼前2:13-14),甚至是要順服年長者(彼前5:5)。

摩太前書第3章和提多書第1章都堅持認為,教會的監督(或長老)的候選人應該是「只有一個妻子的丈夫」。然而,這項指示不能被視為排除女性擔任教會職務的資格,因為聖經幾乎普遍從男性中心的角度來表達概括性的陳述、法律和規範。

例如,十誡中的每一條誡命在希伯來文中的措辭,都像是只對男性說的(例如,在希伯來文中,所有的「你」的形式都是陽性單數),包括第十誡,其中堅持「你(陽性單數)不可貪戀鄰舍的妻子(出20:17)」。然而,聖經讀者們一直正確地理解這條誡命和其他所有誡命同樣適用於女性。

提摩太前書第3章和提多書第1章中對每個職位的描述都用了同樣以男性為中心的語言。即使有明確證據表明相關職位確實允許女性擔任,即使我們不常在該職位上見到女性,也是如此。例如,我們知道有合法的女先知,如米利暗(出15:20)、底波拉(士4:4)、戶勒大(王下22:14)和亞拿(路2:36)。但民數記12:6-8、申命記13:1-5和18:14-22中對「先知的工作」的描述寫得好像只適用於男性。民數記第12章中描述耶和華合法先知的「男性中心主義」的語言尤其引人注目,因為在上下文中,當時唯一的先知是米利暗。

如果聖經中還有其他經文禁止女性擔任長老,提摩太前書第3章和提多書第1章也不會與這些經文相悖。但是,這些經文使用以男性為中心的語言並不能成為假定其禁止女性任職的充分依據。新約時代的教會內可能既有靈命成熟的女性,也有靈命成熟的男性,我們或許可以從新約選擇使用「長老」一詞來稱呼這些領袖窺見這一點(見徒14:23;提摩太前書4:14, 5:17;提多書1:5;彼前5:1)。

「長老」一詞更通俗的含義是指年齡成熟的人,首次出現在創世記18:11便是指成熟的男性及女性:「亞伯拉罕和撒拉是年老的長老」(作者Gordon P. Hugenberger對創世記18:11的翻譯)。

歷史上,福音派認為洗禮、教會組織結構或理想的敬拜音樂風格等其他次要問題很重要,值得在禱告中慎查,但不能執著於分裂。基督的跟隨者沒有理由因為次要的問題而彼此詆毀或斷絕關係。

這種寬大的精神應適用於當前關於教會領袖性別角色的辯論。即使從實際實踐的角度出發,也沒有必要把持一種觀點的基督徒與持另一種觀點的基督徒區分開來。性別平等論者和性別互補論者都應該能夠在同一間教會裡快樂地成長,無論教會領袖傾向哪種方式。

儘管性別平等論者歡迎有能力的女性擔任長老或牧師,但他們也認識到聖經中沒有任何經文要求教會裡必須有女性長老或牧師。

同樣的,互補主義者也應該能夠參加有女性擔任長老或牧師的教會。當然,互補主義者不會鼓勵或投票支持任何女性擔任這些領導職務。

儘管如此,在有女性長老或牧師的教會中,性別互補論者聽從並學習這些長老或牧師的教導絕不會是罪,只要這些女性領袖傳講或教導的內容忠於神的話語就可以了。例如,如果一位女性長老指示會眾在崇拜開始時唱「奇異恩典」,那麼會眾中的性別互補主義者就應該毫不猶豫地唱這首讚美詩,因為遵從這樣的指示並不是罪。

任何參與關於性別角色和婚姻角色的討論或教導的人,都應虛心接受指正,並儘可能寬容和尊重持不同觀點的人。願主引導我們繼續查考聖經,教導我們以更謙卑和寬容的態度彼此相愛。

Gordon P. Hugenberger 是戈登·康威爾神學院(Gordon-Conwell Theological Seminary)的舊約資深教授,也是波士頓公園街教會(Park Street Church)的前主任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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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為了拆穿基督教而研究基督教

十年後,我成為一名基督徒。

Christianity Today April 5, 2024
Eileen Laubscher

我的成長背景和教育背景都是世俗化的,我未曾認真思考關於宗教的問題。雖然我的家庭在名義上是聖公會的成員,我的父母也認為他們有義務帶我們去主日學,並安排我們接受洗禮,但我的母親告訴我們,她不相信上帝的存在,與方舟和神蹟有關的故事聽起來就像講給小孩聽的寓言故事。

身為一名對聖經所知有限的青少年,我認為基督教就是一種既迷信又充滿各種限制的世界觀。所謂可以行奇蹟的神人,僅僅是無稽之談(當你對教義的了解只停留在片段又膚淺的表層時,很容易就會拒絕這些教義)。

當我進入20初歲時,我對存在主義、斯多葛主義(Stoicism)和虛無主義等哲學學派産生興趣。我將它們視為尋找人生意義的可能途徑,我內在的動力驅使我試圖回答這個根本性的問題:「我們的生命是否有意義,而不僅僅是終結於死亡那日的一連串隨機事件?」大約有10年的時間,我在現代科學以及人類廣泛的哲學和宗教信仰體系中尋找答案。這兩條路最終匯集在一起,引導我走向原本看似毫無可能的基督信仰中。

對各種宗教傳統的研究使我接觸到道教、佛教、伊斯蘭教、印度教、各種形式的神秘主義和冥想,以及各種東方大師。每種體系都能為我帶來一些啓示,但沒有一個信仰傳統能讓我在智性上感到滿足,我不知道自己是否真能找到一個關於生命和宇宙的ㄧ統性的真理。

在我追尋真理的幾個不同階段中,我接觸到「宇宙性的基督(cosmic Christ)」的概念。所以我決定為了真正客觀的做研究,我也需要讓自己熟悉基督教的經文,就像我熟悉古蘭經和其他經書那樣。我在約翰內斯堡威特沃特斯蘭德大學(University of Witwatersrand in Johannesburg)教授數學的上下班通勤途中,會聆聽新約聖經的音檔,希望能驗證我試圖證明的「基督教信息是虛假的」的理論。

然而我卻得到截然不同的結論。

透過四本福音書,我聽到一個與我之前讀過的任何宗教作品都截然不同的聲音。在耶穌與當時猶太教領袖的辯論中,我看到一個可信且精闢的智者。祂做的比喻和隱喻讓我印象深刻,它們巧妙而連貫地揭示耶穌是上帝的獨生子,是祂子民真正的牧羊人。祂自稱祂所說的話具有絕對的權威,是古代預言的體現,但祂也會同理人至哭泣、表達對門徒的不滿,以及一系列正常人類會有的情感。

我原本以為我會看到一個簡單的英雄形象,大談空洞的屬靈陳腔濫調,但我卻見到一個極為真實、具有一致性、激勵人心的形象——豪不像隨意捏造出來的角色。愛因斯坦於1929 年接受《週六晚郵報》採訪時說過這樣一句話:「沒有人能在閱讀福音書時不感受到耶穌的真實存在性。祂的性格在每個字裡行間躍動。沒有任何一個神話裡有像這樣的生命力。」

在接下來的幾年裡,我對基督教進行大量的研究。我研究了舊約和新約。我閱讀有關彌賽亞預言的神學觀點和猶太拉比的著作。我尋找聖經以外其他資料中關於耶穌的記載。我還探索初代教會與第一世紀猶太教互動的歷史。

隨著時間的推移,我開始不再相信無神論者之間盛行的「與耶穌相關的神話已失控」的說法。部分原因是,我開始能見到舊約和新約之間的連結和一致性,這種連結和一致性的規模極大,非常了不起。從《創世紀》到《啟示錄》,我們看到耶穌的生與死是上帝的應許得著應驗的整體圖像的一部分。如果耶穌從未說過或做過新約中記載的大部分事情,那麽聖經作者必須編造大量的細節,並讓這些細節以某種方式與舊約中各種形象、主題、預言、節日日期、儀式相互協調一致。這將是有史以來最複雜的騙局。

聖經所宣稱的真理比我所想像的更加可靠,也出人意料地令人信服。我越來越發現基督教關於「罪」、「如何贖罪」,和「救贖」等核心信息的一致性,且它們對我越來越有說服力。現代人通常會拒絕接受「人生而有原罪」的觀念,但對我來說,這個觀念讓世界上一些最棘手的問題變得有理可循起來。

在研究世界上各式宗教的同時,我也研究科學對我們的宇宙和有意識的生命的發展過程所提出的解釋。純粹的唯物主義過程足夠解釋我們所見到的世界嗎?我廣泛地閱讀宇宙學、量子物理學、相對論、生物起源和進化論等領域的書籍。我發現,有許多備受推崇的科學家認為,要解釋一個能夠維持人類生命的宇宙,某種形式的「具有引導性的智慧體」的存在是必要的。「似乎有某個人微調了自然界中一系列的數字,使整個宇宙得以正常的運轉⋯⋯宇宙中充滿壓倒性的『設計過的痕跡』,」物理學家保羅·戴維斯(Paul Davies)如此說。屢獲科學獎項的化學家馬科斯·埃伯林(Marcos Eberlin)也得出結論,認為現有的證據「似乎超越任何『隨機進化過程』的可能性,指向宇宙間存在的一個獨特的思維意識,一種『預見(foresight)意識』的存在。」

這些觀點都不是粗糙的「用上帝來填補知識縫隙(God of the gaps)」的論述(也就是用想像中的造物主來取代我們無知/無解之處)。這些都是對統計證據和科學證據做專業評估後得出的結論。簡而言之,有許多科學家提出,我們的宇宙中存在著比唯物主義過程所能解釋的更多的現象。

上圖:朱莉·漢娜的個人聖經。下圖:漢娜在約翰尼斯堡的教會。
上圖:朱莉·漢娜的個人聖經。下圖:漢娜在約翰尼斯堡的教會。

在上帝在我的思想上做工的同時,我相信聖靈也在我的心靈裡面做工。在我信仰基督的理性之旅中,我在某些時刻感覺到生命中有來自更高之處的指引。在我研究基督教的初期,當我還未被基督教的教義說服時,我曾一度沈浸在蘇菲派(Sufism)的思想。蘇菲派以靜默與沈思著稱。我認真地嘗試遵守它的戒律,包括培養對他人的耐心和愛心。但這並不是件容易的事。

我記得有一天,因為鄰居孩子的尖叫聲讓我對鄰居動了脾氣。在激烈的爭吵衝突之後,我氣沖沖地回到家,並對自己未能控制自己的情緒感到非常沮喪。我筋疲力盡地感到自己全然失敗,我大聲的說:「我放棄了!我做不到。」這時,在我的意識中出現一個清晰的聲音,與我自己的想法截然不同,輕聲地說:「你當然做不到。

我難以描述那句令我吃驚的話對我産生的深刻影響。我笑出聲,瞬間感到一股卸下重擔的喜悅。我清楚地意識到,我不必努力地使自己完美。我知道一定有其他方法可以讓我活出更好的生命,儘管我當時還無法確定那是什麼。

在我後來的研究中,當我認真的思考基督教關於罪的概念時,我經歷了對自己罪性嚴肅而痛苦的認識。並不是我在道德上犯下什麼過失而喚醒我良知的聲音,而是一種更廣泛的對自己的認識,即意識到我所有計劃和行動主要都是為了滿足自己的需要。突然間,聖經中關於「人人都犯了罪,虧缺了上帝的榮耀」的宣判不僅僅只是知識上的抽象概念。我泣不成聲,羞愧地俯伏跪倒在地。

因著恩典,我沒有經歷到持續性的絕望。當我全心全意地承認自己確實是個有罪的人,並祈求上帝的寬恕後,我立刻感受到一股深刻而平安的祝福。經過多年的否認和極度的不情願,我終於準備好接受基督教信息的真理。在最適當的時刻,我將自己委身於基督,受洗加入教會。

在約翰福音6:44,耶稣說:「若不是差我來的父吸引人,就沒有能到我這裡來。」現在每一天,我都感謝上帝的恩典,祂親自吸引我這個傲慢的懷疑論者來到祂身邊。

朱莉·漢娜(Julie Hannah)是一名數學教授,也是《懷疑論者對耶稣的探究》(A Skeptic’s Investigation into Jesus)一書的作者。

翻譯:Harry Chou / 校編:Yiting Ts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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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互補論」還能繼續存在嗎?

我很想繼續稱自己為互補主義者。但我們需要好好定義這個詞。

Christianity Today April 5, 2024
Illustration by María Jesús Contreras

性別互補論還有未來嗎?我指的不是上帝設立的男女互補的概念本身是否會繼續存在,也就是我們這些堅持男女價值平等、男女有別原則的人認為根基於聖經的概念。我所說的「性別互補論」是一種特定的運動——對聖經中某些信念的連貫性框架的支持。

我非常希望能夠繼續以性別互補論者自居,相信聖經設定男女性在教會和家庭裡的獨特角色。但近年來,性別互補論(complementarianism)這個詞越來越頻繁地被人試圖消滅、併吞和蠶食,這讓我懷疑自己是否會繼續用它來描述自己的信仰。

自從性別互補論這個詞在1980年代末首次被用來描述或框定我所持的神學信念以來,這個概念就遭受許多批評。身為基督徒,我們不應懼怕質疑,而應接受健康的、正向的他人的批評。這些質疑迫使我們拷問自己的思想,找出我們自身未曾言明的預設想法,並在對上帝的理解和認識中不斷成長。

但試圖消滅這個詞則是另一回事。消滅它並非簡單地說:我認為你錯了,原因是⋯⋯。消滅這個詞意味著:你不配存在。這裡沒有你的位置。不幸的是,有越來越多反對性別互補論的人選擇跳過批判的過程,直接消滅它。確實,如今有許多較新、較年輕的評論家通常會譴責性別互補論的所有形式——無論背景處境為何時何地——都視性別互補論的本質既濫權且不可容忍。

我與許多這些反對性別互補論的弟兄姊妹一樣感到悲傷。我悲傷的是,性別互補論神學被一些自稱其「支持者」的人誤用和濫用,對他人,尤其是女性造成極大的傷害。我祈求悔改,並重新致力於我所堅信是忠於聖經且能富結果子的男女互補教導。

然而,現在有許多人認為性別互補論的概念從根本上而言,除了對女性造成傷害外,沒有任何其他作用,現代教會裡沒有它的位置。但這同樣也意味教會裡沒有像我這樣持性別互補論的女性的位置。

我擁有神學博士學位,有豐富的事工領導經驗,也得到數位持性別互補論的男同事的敬重及支持。當我試圖用自己的經驗和資歷來證明性別互補論事實上能夠提升且敬重女性時,人們卻告訴我性別互補論根本不可能產生如此正向的結果,說我實際上一定不是位性別互補論者。

當性別互補論的反對者甚至否認其今日仍應存在,性別互補論怎麼可能還能有個有意義的未來呢?

然而,並非只有那些想消滅性別互補論的人正讓這個理論失去未來。那些對性別關係和角色有更嚴格保守觀點的人也在利用它的神學框架,試圖抹滅性別互補論與父權制(男性對社會的統治權)之間的差異。但性別互補主義神學並不等於父權意識形態。我們這些堅持性別互補主義所定義的神學原則的人,一眼就能看出兩者之間的差異

撰寫於1987年的性別互補論創始文件——《丹佛宣言》——堅持男女有平等的人格/權。這份宣言承認聖經教導裡有男女之間的差異,並且有關於在家裡和在教會裡如何敬虔地呈現這些差異的教導。《丹佛宣言》呼籲女性發揮上帝賜予的聰明智慧,不卑不亢,並積極主動地「在言語和行為上宣揚上帝的恩典」。

這與那些談論著男女天性不平等、將男性領導權從婚姻和教會擴展至社會所有領域、聲稱神學研究(甚至更普遍的高等教育)中沒有女性的位置,鼓勵由丈夫來決定他們允許/不允許妻子閱讀哪些基督教書籍,暗示女性在家庭之外沒有「合法的事工」的人形成直接的對比。這些並非性別互補主義的內涵。

事實上,許多支持父權制的人都知道這一點。在他們看來,性別互補主義過於被動,它的主張遠遠不夠。儘管如此,性別互補主義卻越來越常被父權主義扭曲且壓迫性的意識形態劫持。

當這兩種截然不同的觀點之間沒有公認的差異時,性別互補論還怎能自立呢?它還能如何以真正有意義的方式存活下去?

除了來自外部勢圖消滅它或利用它的壓力外,性別互補論面臨的第三個——也可能是目前最大的危險——正是來自自身內部的蠶食。

當性別互補論的支持者堅持在《丹佛宣言》的基礎神學原則外重新定義性別互補論時,這種蠶食狀況就發生了。是的,不同的人、教會、事工對《丹佛宣言》的原則會得出不同的應用結論。

然而,當人們將自己對《丹佛宣言》的解釋定義為「唯一信實的性別互補理論的實踐」時,這個理論自我毀滅的危險時刻就出現了。當人們不允許其他人得到不同的實踐結論(儘管其他結論仍以性別互補論的神學定義為基礎並有ㄧ致性)時,這個理論遲早會毀滅。

當自稱為性別互補主義者的人急切地駁斥任何女權主義思想,卻顯然滿足於忽視赤裸裸的厭女症行為時,這個理論的「自我閹割」也就發生了。近期,我看到一位自詡為基督教女權主義者的女性發了一條推特,卻遭到某些性別互補論者的惡意攻擊,而一段斷言女性天性不如男性有理性思考能力的病毒影片卻得到性別互補論陣營近乎沉默的回應。

當我們互補論者選擇性地堅持或不堅持聖經原則時,我們就參與了自己的毀滅。如果我們——性別互補論的信徒——不全面地、一致地堅持我們所信仰的內容,性別互補論又怎可能持續下去?

我不知道我們所認知的性別互補論還能存活多久,但我知道,只有當我們這些互補論基督徒願意在言語及行為上始終如一地證明那些判定互補論(以及其支持者)不能結出任何美好福音果實的人是錯的、當我們願意毫不含糊地譴責所有關於性別的不符合聖經及厭女的教導,以及當我們願意對我們的神學原則負責,既拒絕降低或超越這些原則時——性別互補論才能繼續有其作用。

如果性別互補論者願持續參與上帝手裡的工,那麼所有支持者,無論男性或女性,都必須積極主動地參與在這個願景框架裡,在彼此互補的伙伴關係中這樣做。這是我們所面臨的挑戰,也是我們的機會:以身作則,讓人們理解上帝創造男性和女性,使讓他們共同承載祂的形象的真實意義

我們有機會重申上帝所喜悅的女性在聖經故事情節的發展所扮演的中心角色(如路加福音24:1-12),並建立我們在羅馬書16章看到的男女之間奇妙的事工夥伴關係。

我們有機會效法和尊崇我們的救主,祂總是以極大的尊嚴和尊重對待女性,祂呼召她們在祂裡面找到豐盛的生命,並敦促她們邀請其他人也這樣做。

丹妮爾·特魯伊克(Danielle Treweek)是《單身的意義:為當代教會找回末世論的願景》一書的作者,同時也是英國聖公會雪梨教區的教區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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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花園墳墓中相會

在復活節期間和復活節之後,耶穌始終與我們同在。

Double Take 畫板油畫。24x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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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ristianity Today April 4, 2024
Cherith Lundin

說了這話,就轉過身來,看見耶穌站在那裡,卻不知道是耶穌。耶穌問她說:「婦人,為什麼哭?你找誰呢?」馬利亞以為是看園的,就對他說:「先生,若是你把他移了去,請告訴我你把他放在哪裡,我便去取他。」—約翰福音20:14-15

是個永恆的矛盾奧秘,也是基督徒面對的典型問題之ㄧ:這個世界充滿悲傷,我們能如何堅持喜樂?身為基督徒,我們將盼望寄託在基督對死亡的勝利上。我們雖然為自己的救贖——永生的禮物——感到欣喜,但悲傷仍在今生肆意滋長、肆意蔓延。

每天清晨,我在新的憐憫中醒來,仍然必須面對舊的傷口。我可以唸給你聽一大串我曾遭遇的損傷,但我知道你也有你的損傷:關係疏遠的女兒、需要修補的婚姻、新的醫療診斷結果、過早逝去的愛人、燒毀的房子、去世的寵物、背叛你的愛情、傷害你的人群。

當復活的耶穌出現在花園墳墓前時,馬利亞還沒有認出祂。耶穌問她:「婦人,你為什麼哭泣?」即使在勝利的時刻,基督也為她的悲傷留出空間。以這角度來看,「復活」不正是道成肉身的再現嗎?基督以嬰孩之身降臨,為了贖罪放棄一切權力,是的,但祂如此做僅僅是為了與我們靠近,這是一個深不可測的奧秘。

耶穌用一個簡單的問題,為馬利亞的悲傷保留空間。在花園裡的墳墓——那個既是綠地又是墳墓、既是奇蹟又是哀悼的地方——耶穌同理馬利亞的悲傷表明,我們被揀選來認識祂,也被祂所認識。我們不只是需要被拯救的子民;我們是祂拯救並差派出去的子民(馬可福音3:13-14),但也是被邀請來與祂同在的子民。

在復活節主日,我想起耶穌復活後做的第一件事。雖然這位神人剛復活,但祂繼續彎下腰,保持低姿態。這就是耶穌一貫的作風。祂是“道”成了肉身,祂化作人形與我們同住、同食、同受苦、同慶。祂是我們復活的主,祂俯身傾聽馬利亞的聲音,在花園墳墓中與她同在。祂是上帝,在時間之初就站在花園裡的人類身旁。

當祂說出馬利亞的名字時,她終於認出了她的拉波尼,與祂團聚(約翰福音20:16),這就是馬利亞的喜樂。而這也是我們的喜樂。復活的耶穌不但帶來救贖,也帶來了自己。祂的勝利將把我們從墳墓帶入榮耀,而祂現在已經來到我們身邊,在地上有著生命的花園墳墓中。即使失落交織在我們所有的愛和年歲之間,祂前來與我們同在,在復活節期間及之後的永恆裡。哈利路亞!

默想:



1. 在這個季節裡,儘管世上仍充滿悲傷,你如何堅持喜樂的?
2. 如果耶穌問你:「你為什麼哭泣?」你會怎麼回答?

瑞秋瑪莉·康(Rachel Marie Kang)是The Fallow House的創始人,著有兩本書。

本文是《日常中的復活節》(Easter in the Everyday)的一部分,這是一份幫助個人、小組和家庭度過2024年四旬齋和復活節的靈修特刊。點擊此處了解更多特刊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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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婦女及生育」教導背後的神話

新約教授研究關於這位以弗所女神的古代記錄,以幫助我們解讀這段充滿挑戰的經文。

以弗所的亞底米(Ἄρτεμις)女神

以弗所的亞底米(Ἄρτεμις)女神

Christianity Today April 3, 2024
WikiMedia Commons / Edits by CT

身為女性新約學者,我無法迴避提摩太前書2:11-15,在這段經文中,保羅在指出婦女應該「沉靜學道,一味地順服」後,又稱她們「必在生產上得救」。這句「因生產得救」曾無數次被陌生人和(可能出於)善意的熟人對著我引用過,但其中一次讓我印象特別深刻。

我已經不記得當時是在什麼情況下,這位年輕人前來和我說這句話是個恰當的處境,但大約十年前,在一次關於我的教導的談話中,這位青年說:「畢竟,妳是通過生育得救的。」在當時的情況下,我所處的權力地位高於他,我可以看出他的「玩笑」是想讓我回到我應有的位置。

「那麼,我想我沒有得到救恩,」我反駁道,我知道他對這節經文的理解僅在字面上生育的意思。與他不同的是,我當時知道我的身體有多種跡象表明,我可能永遠不會生育。(順帶提一句,在上帝的恩典下,我最終確實成為他人的母親)。

我的故事提供了一個微小的視角,讓我們了解女性因人們對提摩太前書2:11-15這段經文的濫用而受到的可怕傷害。桑德拉·L·格拉恩(Sandra L. Glahn)在她近期出版的《沒有人的母親:新約及古代背景下以弗所的亞底米》(Nobody's Mother: Artemis of the Ephesians in Antiquity and the New Testament)一書的導言中,描述一段關於她失去嬰兒的心碎經歷,以及她在不同文化背景中與這段經文相遇的情景:在這些文化中,這段經文在決定女性如何參與教會的議題上具有至高無上的地位。她和我一樣,將有關女性身份以及如何衡量女性價值的資訊內化。這些人總是說,我們的箭筒裡必須要有很多箭(兒女),我們的事工禾場就是我們的家。

格拉恩是達拉斯神學院的教授,她在書中透過研究提摩太前書的歷史背景,仔細解構以上這些觀點。格拉恩深入研究關於以弗所這座城市和以弗所人的女神亞底米(Ἄρτεμις)的古代證據,並發現一些令人興奮的、能破譯神話的證據,從而讓我們能更好地理解這段背景極其複雜的經文。她在整本書中的主要研究方法是透過介紹歷史資料來解釋保羅的這些主張,再結合聖經文本來分析這些主張。

準確地描繪女神亞底米(Ἄρτεμις)

格拉恩在書中第一章探討一個重要問題,這個問題很可能已在你腦海中閃過:我們真的需要另一本關於這段經文的書嗎?為什麼是現在需要?格拉恩從幾個方面給了肯定的答案。她說,基於以下原因,我們確實需要重新審視提摩太前書2:11-15:

  • 在教會歷史大部分的時間裡,女性被認為天生就不如男性。
  • 證據顯示(儘管有上述觀點),女性在教會內依然非常活躍。
  • 在現代,我們可以透過資料庫、碑文和其他考古證據獲得更多歷史背景資訊。
  • 由於現代對古代碑文、古代文書記載和古人的生活實踐、標誌、符號以及文學分析的研究有所進展,我們如今能更好地分析這些資料。

這本書第二章的重點放在以弗所城,提摩太收到保羅書信時可能人就在以弗所。格拉恩首先介紹以弗所在聖經文本裡出現的位置。其中比較突出的是使徒行傳19章,保羅在那裡的宣教導致人們「焚燒邪術書和起義」。在起義期間,人群中響起「大哉,以弗所人的亞底米啊!」的呼喊聲(徒19:28, 34)。保羅關於基督的信息威脅到他們對女神的崇拜——以及伴隨著他們的崇拜而產生的商品。

格拉恩至本章為止的觀察總結與常見的標準說法一致,但不同之處在於她對女神的描述。許多人認為,亞底米是生育女神,在某些情況下也是賣淫女神。在呈現她外觀的物品上,我們看到她的軀幹或胸部佈滿了像雞蛋一樣的東西,許多人認為這些雞蛋就是她的眾多乳房。正如格拉恩所指出的,有些人也強調亞底米和希臘神話中亞馬遜人的連結。但古代文獻是如何形容亞底米的呢?

與以上這些描述截然不同。

亞底米最常被人稱為「以弗所人的亞底米」,她「不是任何人的母親」。她重視貞操,有時甚至為維繫自己的貞操而戰鬥。即便如此,亞底米還是被人視為一位助產士——因為亞底米曾親眼目睹自己的母親在弟弟阿波羅出生時所遭受的痛苦。婦女們會祈求亞底米讓她們能平安分娩,或用她的箭迅速將她們從痛苦中解救出來。

在這些古文記載中,亞底米未曾與賣淫聯繫在一起。格拉恩指出,賣淫在當時的以弗所是違法的事。格拉恩在下一章展示的古代書信中的證據也證實古代文學作品裡對亞底米的描述。格拉恩也檢視古代樓房和紀念碑等各處提到亞底米的文字,這些文字所描述的女神形象十分一致。

儘管格拉恩注意到文學作品和現有書信中的亞底米形象相對一致,但建築和藝術作品中的亞底米形象則更為多元。有時,亞底米看起來像亞馬遜人,一個傳統的美女——戴著珠寶,梳著辮子。而有時,坦白說,她看起來很奇怪,渾身長滿了被後人解釋為乳房的卵狀物。但這些形象並不代表不同的女神或不同的傳統。正如格拉恩指出的那樣,那個時期的錢幣正面和背面各有一個亞底米的肖像。但這位美麗的處女獵人肯定不是任何人的母親,所以我們該如何理解這些奇怪的蛋形呢?

格拉恩列出許多不同解釋,包括牛的睪丸和鹿的犬齒,但最終認為這些形狀是一種與以弗所人的亞底米的力量有關的魔法珠寶中的珠子。正如我們所看到的那樣,她戴著這些珠寶,被人們描繪成一個光彩奪目、法力無邊的神——這正是亞底米的真實寫照。

以弗所的亞底米(Ἄρτεμις)女神WikiMedia Commons / Edits by CT
以弗所的亞底米(Ἄρτεμις)女神

口號及保羅的回應

格拉恩在書中最後一章《因生育得救》中探討更準確地描繪亞底米女神能如何幫助我們理解整本提摩太前書,尤其是提摩太前書第2章——在這一章中,對亞底米的誤解深刻影響了基督徒對女性如何參與教會的理解。格拉恩將提摩太前書理解為一場針對亞底米的(相對微妙的)論戰。她證明了在保羅寫給提摩太和提多的書信中,保羅針對人們關於亞底米信仰的論述是如何以不同的方式頻繁出現,並將保羅書信中出現的各種主題與格拉恩書中提及的古代證據做連結。

但她提出的論點也不僅止於此。格拉恩證明了為什麼釋經者應該把提摩太前書2:11-15看作是保羅對妻子的指示,而不是對所有女性的指示。正如她所論證的那樣,禁止女性「講道或轄管男人」僅僅意指女性不應該「透過講道轄管丈夫」。雖然格拉恩的論點在這裡與其他學者對這段經文的典型討論趨於一致,但她對問題的闡述十分清晰,並與更廣泛的論題相聯繫。

在這ㄧ章中比較有趣的議題之一是,「女性因生育得救」是以弗所人常見的一種口頭禪或口號。如果真是如此,那保羅就是在重複他們的口號,並對這樣的口號作出回應:若(她們)常存信心、愛心,又聖潔自守⋯⋯。釋經者通常對這句經文單複數之間的轉變感到困惑(原文直譯為:「一位女子」必在生產上得救,若「她們」常存信心⋯⋯),但正如格拉恩指出的,若理解這節經文為保羅先是引用口號,再回應此口號的角度來看,便可以解決這個問題。

總之,對那些想進一步了解「以弗所人的亞底米」的人來說,本書是一本非常重要的資料來源。它提供了對古代文獻的全面考察和一些實用的分析。因此,本書的一大優點也可以被視為其主要缺點之一:起初,該書似乎是為知識淵博的普通讀者而寫的,但有幾十頁的篇幅卻引用大量極為專業的原始資料。有時,相關的討論也相當學術。當然可能是我誤判了目標讀者,但格拉恩在此書自傳式的序言與她整本書中對古銘文證據的分析在風格和語調上有很大的差距。

另外,有些人可能會感到失望,因為對提摩太前書的詮釋在這本書中沒有扮演更持續的角色。不過,值得稱讚的是,格拉恩對那段特定經文的研究篇幅確實相當長,約佔全書的四分之一。即便如此,格拉恩的分析主要(但絕非唯一)是基於這樣的假設,即保羅在整個書寫過程中,皆掛心於「以弗所的亞底米」的文化背景,而事實也有可能並非如此。

麥迪遜·皮爾斯(Madison N. Pierce)是西部神學院新約副教授。她是《Divine Discourse in the Epistle to the Hebrews.》一書的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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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上帝穿上戲服

為什麼我們需要符號幫助我們感受到上帝?

Landscape with Moses and the Burning Bush, by Domenico Zampieri. Date:1610–16.

Landscape with Moses and the Burning Bush, by Domenico Zampieri. Date:1610–16.

Christianity Today April 2, 2024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 CCO

當兩歲的蘿拉在高腳椅上扭來扭去時,我還是個青少年,正試圖逗她開心。我自認是個聰慧的保姆,於是我拿起她的塑膠餐墊,上面有米老鼠和米妮的圖案。

「這是唐老鴨和黛西鴨的照片嗎?」我問。

「不是,」她咯咯笑著。

「是高飛和布魯托嗎?」

「不是!」她大叫否認。

「好吧,他們是誰?」我問,並準備好獎勵她正確的答案。但她的回答讓我措手不及。

「他們是穿著戲服的陌生人!」

如今蘿拉已長大成人,但我一直在思考她在幼兒時期展現出的實用主義(pragmatism)。她對這個世界(迪士尼世界)一本正經的態度是社會學家菲利普·里夫(Philip Rieff)和哲學家艾倫·布魯姆(Allan Bloom)所描述的「低符號藩籬」的完美範例。

我是在天主教作家羅海瑟(Ronald Rolheiser)的著作《四碎之燈》(The Shattered Lantern)中認識到這個概念。羅海瑟說,如果許多西方人在日常生活中難以感知到上帝的存在,那麼或許問題在於,我們的文化缺乏強而有力的符號。

使用符號的能力使人類有別於其他動物。想想看與「進食」有關的符號。所有動物都倚靠食物維持生計和愉悅身心。但人類可以使用燭光、瓷器、祝酒詞和祝福語來為一餐飯增添意義。透過符號,我們在進食的同時能體現浪漫、友情、榮譽或慶祝的情感。

我必須承認:我通常既沒有時間,也不願意為這些符號費心。例如,當我在路上吃東西時,我的符號藩籬就很低;食物只是身體的燃料,我的「那一天」只是個充滿需要我管理一堆事的「數個小時」。

但羅海瑟爾警告我們,低符號藩籬會耗盡我們人生經驗裡的意義。為了解釋這一點,他請我們想像一名被慢性背痛困擾的中年男子。

這種疼痛意味著什麼?它可能意味著他患有關節炎,這是個醫學符號;它也可能意味著男子正在經歷某種中年危機,這是個心理符號;它也可能意味著男子正經歷逾越節的奧秘,這是他的十字架,是個宗教符號。背痛也可能兼具以上三者。我們可以以低階的方式(關節炎之苦),也可以以高階的方式(成為逾越節奧秘的一部分)解釋自己經歷的符號。

上帝在我們日常經驗中的明顯缺席,與我們符號藩籬程度的降低密切相關。

我讀羅海瑟的書是因為有兩位朋友(一位是基督徒,一位是懷疑論者)承認他們渴望能更敏銳地意識到上帝的存在。無法「感受」到上帝的存在,這讓兩位女子很受傷。

四碎之燈》提醒我,感受到上帝的存在不等於有信心。無論我們是否感受到祂,上帝都在我們身邊。耶穌說:「那沒有看見就信的有福了!」(約翰福音20:29)。聖十架約翰(St. John of the Cross)在他知名的著作《心靈的黑夜》裡說,上帝有時會收回祂的同在。

然而,聖十架約翰指出,在其他情況下,我們的問題更多與我們自身的「盲目」有關。鑑於耶穌鼓勵我們尋找才能尋見(路加福音11:9),羅海瑟希望我們培養ㄧ種在冥想/沉思中「接收到祂」的能力——他相信在一般情況下,我們能感覺到上帝的存在。

在一個自戀、追求享樂和躁動的文化中,這樣的「接收能力」似乎徒勞無功。「低符號藩籬」既是我們問題的原因,也是我們問題的症狀。用詩人伊莉莎白·巴雷特·白朗寧(Elizabeth Barrett Browning)的話來說,我們身處的土地曾經「擠滿了穹蒼」,但現在往往更像蘿拉那張塑膠餐墊一樣扁平。當詩人看到「每個普通的灌木叢都燃燒著上帝的火焰」時,我們只看到矮矮的樹。

某種程度而言,我們低矮的符號藩籬是一種現代教義的副產品,即相信「大自然裡能見到的事物就是我們所擁有的一切」。但這也是我們宗教改革傳統的產物,因為我們對「迷信」心存戒備。畢竟,蘿拉是對的:米奇和米妮確實真的只是穿著戲服的陌生人,如果不這樣認為,就太愚蠢了。

但若有些情況真的就不只是表面上那麼簡單呢?當麵包和酒不僅僅是食物和飲料,而是破碎身體的符號?當洗禮之水確實能將我們帶入死亡及復活之中?

當古以色列人需要喚醒他們對上帝的意識時,同樣需要提高他們的符號藩籬。在撒母耳記上7章,他們倒出一桶桶的水來表達悔改,用石頭建造「以便以謝」來紀念上帝的供應和拯救。有時候,水不僅僅是水,石頭也不僅僅只是石頭。

許多人討論著年輕的福音派基督徒離開符號藩籬「低」的新教教會,轉而加入更注重禮儀的教會的現象。也許他們追尋的一部分正是更高的符號藩籬。如果我們在敬拜中用根基於聖經教導的符號包裹他們,事情是否會有所不同?當然,我們必須對冒牌的「穿著戲服的陌生人」持警惕的態度,但我們也必須幫助自己記住,我們被邀請進入一部奧秘而奇妙的福音劇中——進入一個比虛構故事更奇怪(以好的方式)的真理敘事之中。

卡洛琳·阿倫茲(Carolyn Arends)是一名歌手、作曲家兼作家,她創作並發行了9張專輯,撰寫2本著作,包括《與天使摔跤》(Wrestling With Ange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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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小的教會,大大的信心

小教會面臨許多挑戰,但也有著獨特的優勢。

Christianity Today March 28, 2024
Illustration by Michael Marsicano

週日上午,迦勒·富蓋特(Caleb Fugate)開車沿著賓州距離匹茲堡東北部70英里處一條山丘公路行駛,經過寬闊土地上的幾間老房子,然後把車停在戴蒙德維爾衛 理公會聯合教會後面的碎石地上。如果不是紅色大門旁巨大的衛理公會標誌——十字架和火焰——這座白色的小建築從正面看來就像一座只有一間教室的校舍。

他負責主持這裡早上9點的主日,並在主日結束後用30分鐘的時間與會友交流。然後,他回到車上,驅車3英里進城,參加早上11 點在克萊默第一聯合衛理公會教會舉行的禮拜,該教會距離克萊默市中心的餐廳和當地商業街只有幾個街區。

這兩間教會所在的小鎮人口加起來不到1500人。在午餐時間到來前,迦勒總共向不超過60人進行佈道,其中大部分是老年人。週間,他的聽眾則較為年輕;迦勒在附近的賓州印第安納大學負責衛理公會的校園事工。

27歲的迦勒從神學院畢業時並沒有想到會有這樣的呼召。他拒絕了休士頓ㄧ間大型衛理公會教會的副牧師職位,聽從兒時在普蘇塔尼的牧師的建議:回到賓州的農村,在自己熟悉的環境中服事。

他說,「來到這間小教會,對我的成長和人格的成熟是最棒的幫助。」

在美國,像迦勒所服事的這樣的小教會越來越普遍。根據哈特福德宗教研究所(Hartford Institute for Religion Research)進行的一項為期20年的研究,小型教會(每週參加聚會的人數不超過100人)目前占美國教會總數的70%。

但是,小型教會數量的成長也呈現了他們所面臨的挑戰。《今日信仰團體》(FACT)在2020年調查聽取了1萬5000多間美國教會領袖的意見後,發現不同規模的教會所面臨的緊迫問題各不相同。

「每種規模的教會都有自己的恩賜,可以事奉其所處的社區和整體基督信仰,」FACT所長斯科特·圖瑪(Scott Thumma)說。

目前,全美國教會週日早上的平均聚會人數是20年前的一半。2000年,美國教會參加禮拜人數的中位數是137人,現在下降到65人。隨著教會參與人數的減少,小規模教會在美國宗教的佔比越來越大。2000年,有45%的教會每週參加禮拜的人數少於100人。現在這一比例已攀升至65%。

會眾人數少於100人的教會往往面臨生存挑戰。它們更有可能擁有兼職、無薪或帶職的牧師,教會在設施花費的預算比例也最大。在主日早上出席人數少於50人的教會中,65%的教會在過去二十年中減少了5%或更多的出席人數。

然而,小規模的教會卻出乎意料地信實。FACT調查發現,小型教會每週日確實出席教會的會員比例最高。他們對教會的人均奉獻額最高,而且更有可能在教會做志工服事。

由於小型教會通常有兼職或無報酬的神職人員,他們在人員配備上的花費也較少,這就為宣教和地方事工騰出了預算。

身為一個27歲的單身青年,迦勒有時間和精力每週投入多達70小時參與在三個不同的事工中,但他感到力不從心。克萊默市的教會有一些有青少年孩子的家庭,因此他們需要青少年事工。成長中的事工需要牧師投入更多的時間,但這三個事工都依賴他,他能做的實在有限。

「這是一份吃力不討好的工作,」迦勒承認。

戴蒙德維爾聯合衛理公會位於一個有著200人口的小鎮上;教會的20名會友佔當地人口的10%。迦勒承認,這間小教會並未計劃著「成長」,FACT調查發現這種情況在最小型的教會中很常見。但它們的會眾希望在教會仍存在的時候,盡可能地服事他們的社區。

當會眾得知當地一間幼稚園班上有名學生沒有冬天可穿的大衣時,他們主動聯繫老師,不僅買了一件大衣,還買了學生所需的鞋子和衣服。當社區裡一家基督教托兒所搬遷時,教會透過賣湯籌集了500美元用於翻新。

迦勒說,他的會友們都對自己的教會有著深厚的感情,尤其是那些已經參與教會活動超過半個世紀的會友。

雖然卡羅爾·博耶(Carol Boyer)的家離戴蒙德維爾有20英里遠,她還是會開車經過其他衛理公會教會,來到她成長並度過了幾乎整整75年時光的教會。她的曾祖父母於1842年幫助創建了這間教會。她說,在她還是個孩子的時候,每個星期天,人們都會從家裡湧現,匯集成一條隊伍,一起走去教會。

現在,前往教會的人流少了很多,這讓卡羅爾很沮喪。她說,教會成員一直在邀請戴蒙德維爾的居民,甚至把毯子和邀請函送到鎮上的每個家庭。

她說:「我告訴人們,『我不需要你們的奉獻,我需要你們的光臨。』」

在兩年的教牧生涯中,迦勒發現鄉村小教會很樂意讓牧師嘗試新事物。他說:「我們的規模這麼小,能有這樣的自由對我來說是一種祝福。」

密西西比州格林伍德的第一浸信會每週平均有125人參加聚會,並沒有立即面臨關閉的危險,但教會的座位也沒有座滿人。FACT調查發現,像第一浸信會這樣的中型教會的規模已不如以往。在美國,101-250人的教會佔美國教會的21%。

第一浸信會的主任牧師科林·蒙哥馬利(Collin Montgomery)說,這間教會的歷史可以追溯到美國的重建時期(1865-1877),近幾十年來已大幅衰落,但過去兩年來一直在努力振興教會。由於聚會人數減少,這間擁有600個座位、歷史悠久的教會禮拜堂感覺空蕩蕩的,因此教會一有機會就向當地社區敞開大門。

一所私立特許學校在週間租用教會的教室。《青年生命》(Young Lives)是一個為未成年母親設立的事工組織,他們也使用第一浸信會的空間舉行會議,一個剛起步的行動懷孕診所的董事會也在第一浸信會舉行會議。

有近十分之六(58%)的中型教會為外部團體提供場地,其中約有一半的教會不會收取場地使用租金。雖然多數的外部團體都是支持性質的團體或非營利組織,但FACT調查發現,教會接待了各式各樣的組織,從4-H俱樂部到瑜伽班都有。

在美國加州的羅斯維爾,谷泉長老教會在週間接待非常多外部團體,以至於它幾乎能被視為一個非正式的社區中心。自COVID疫情發生以來,谷泉教會週日的出席人數一直徘徊在250人以下,有40多個家庭在YouTube上觀看直播。但這間教會已然是社區活動的中心:學前班、縣青年管弦樂團和唱詩班、社區活動和拼布協會都讓教會在週間向外保持開放。谷泉教會也將教會場地租給另一間教會。

社區團體的租金幫助抵消了教會建築的成本,因為這棟建築的抵押貸款原本由250多名會友分擔。

科林牧師承認,額外的租金收入對教會有所幫助,但教會尋找租戶並不只是為了錢。教會希望利用這間歷史建築成為社區的祝福。

雖然教會希望能繼續發展壯大,但科林牧師說,目前教會的規模有助於使教會成為一個真正受歡迎的地方。他說:「這樣的規模有助於我們很好地處理人際關係。人們感覺彼此很熟悉,在有需要的時候能很好地動員起來。」

谷泉教會和第一浸信會都有每月只來教會一次的會友,例如當教會舉辦足球比賽或湖邊旅行等活動時。但那些定期參加教會活動的人都深深委身於教會。谷泉教會的主任牧師布拉德·安德森(Brad Anderson)指出,自COVID疫情發生以來,教會收到的奉獻有所增加。

「小規模的教會較容易有親密感及親和力,富有資源的大教會有其優勢,而在某些方面,中等規模的教會既做不到真正的親和力,同時也無法提供太多的活動,因此它們正在衰落,」FACT所長斯科特·圖瑪(Scott Thumma)說

FACT研究發現,如今有一半以上的教會(52%)表示,教會的出席率至少下降了5%。

但傑夫·基迪(Jeff Keady)認為,中小型教會的事工非常寶貴。他和約翰尼·克雷格(Johnny Craig)於2013年創辦《200人教會》播客,鼓勵那些帶領每週出席人數約200人左右教會的牧師。

基迪說:「遍佈全國各地的小型教會在全國家庭生活裡成就大量的事工。」見到為小型教會牧師提供的資源越來越多,讓他很受鼓舞。在美國,95Network, New Small Church, Grow a Healthy Church,和Small Church Pastor等事工和組織提高了小型教會作為一種有效的事工方式的地位。

但是,當大教會擁有更多會友和更多的行銷預算來傳福音時,小教會的成長速度就顯得緩慢無比。2020年,有60%的基督徒參加美國規模最大的前10%的教會,且大教會的參與人數也增長得最多。

「當前10%的教會擁有全美國60%的基督徒時,留給其他教會的人就不多了,這是個挑戰,」圖瑪說。

雖然最大間的教會吸引最多的參與者,但並不一定能留住他們。基迪注意到,美國最大的教會人員流動率非常高。而即使是那些加入教會成為會員的人,也不太可能會在教會進行有意義的互動。哈特福德的研究表明,在規模最大的教會中,自願服事的人數比例最小,人均奉獻量也最少。

基迪不想貶低大型教會,但他擔心的是,當「默默的/匿名的聚會」成為一種常態選項時,這些教會應如何幫助培育會友有深厚的信仰?

圖瑪說,雖然這些大型教會有足夠的規模來舉辦精彩的活動,但他們往往無法向身處的社區團體提供使用空間,因為這些教會在週間也需要舉辦教會活動。

但是,大型教會的領袖們,即那些定期聚會人數在2000人以上的教會領袖們,已學會透過讓成員參加小組來應對週日早上人滿為患的牧養情況。

2020年,有90%的超大型教會小組為其「培育基督徒和靈命塑造策略的核心」,而20年前這一比例僅為50%。

圖瑪指出,在他進行這些研究的20年中,2020年標誌著教會出席率的中位數變化首次出現負值(-7%)。他說:「教會平均而言在某些層面的表現比過去20年更疲弱。這讓人很驚訝。」

但令他感到鼓舞的是,有四分之一的美國教會現在是多元民族的教會(這意味著有20%或更多的教會會友是有色人種),儘管最大型的教會往往擁有更多樣化的種族和年齡組合。而各種規模大小的教會如今已視Facebook等科技產物為與教會建築之外的人們建立連結的重要工具。

牧師們不會掩飾他們的教會目前正面臨的障礙,但他們仍充滿盼望。

「我深愛著我們的教會,」科林牧師說。「雖然我們還有很多工作要做,但上帝正做著更多偉大的事。」

梅根·福勒(Megan Fowler)是本刊的特約撰稿人,常居於賓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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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政府還是人民對宗教設下更多限制?

皮尤研究年度報告對198個國家和地區進行評級,其中每10個國家和地區就有9個會騷擾信仰群體。中國和奈及利亞的得分最糟。

伊拉克的基督教青年進入主日禮拜堂

伊拉克的基督教青年進入主日禮拜堂

Christianity Today March 26, 2024
Spencer Platt / Getty / Edits by CT

今天,在世界各地,政府對宗教的限制達到史無前例的高,然而民間對宗教的敵意卻在下降。

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在其對198個國家和地區(包含當地民眾)對宗教信仰和宗教活動限制的程度進行的第14次年度分析中得出了這樣的結論。

除了八個國家,其他國家和地區都有對宗教團體某種程度上的騷擾紀錄。

本月稍早發布的《2024年報告》主要從聯合國、美國、歐洲和民間社會共十多個資料來源汲取信息,主要反映2021年世界各國的情況,這是有完整數據可查的最近期的一年 。

在皮尤研究裡,「政府限制」項目的10分制中,全球中位數首次達到3.0分,自2007年1.8的基線分以來持續穩定上升。整體而言,有55個國家(佔整體28%)政府對宗教限制的程度被標記為「非常高」或「高」,僅比去年的57個國家少一點。

尼加拉瓜因對天主教神職人員的干預而受到關注。

地區之間的差異也十分明顯:中東和北非地區(MENA)得分為5.9,高於其4.7的基線分。亞太地區從3.2分上升到4.2分。歐洲從1.7分上升到3.1分。撒哈拉以南非洲從1.7分上升到2.6分。美洲從1.0上升到2.1。

皮尤研究中心評量的20項政府限制措施包括「禁止特定信仰、禁止皈依、限制傳教或給予一個或多個宗教群體優惠待遇。」

其中一些限制涉及COVID-19期間的政策,如加拿大對仍開放聚會的教會罰款。

另有13項來自個人或團體對宗教展現敵意行為的評量,包括「與宗教有關的武裝衝突或恐怖主義、群眾滋事/宗派暴力、因宗教原因騷擾他人衣裝的方式,以及其他形式與宗教有關的恐嚇或侵害。」

各國民間社會對宗教的敵意自2018年達到2.0的高點後持續呈現下降的趨勢,降至1.6分,是自2009年1.2以來的最低分。但仍有43個國家(22%)評分達到「非常高」或「高」,儘管比2012年共有65個國家得到高分要少得多。

奈及利亞因穆斯林牧民和基督教農民之間的衝突而被特別提及。

民間社會敵意的地區差異順序與政府限制的順序一致。中東和北非地區得分為 3.6,在2012-2014年達到高峰後,回到3.7的基線附近。亞太地區從1.7分上升到 1.9分。歐洲從1.2分上升至1.9分。撒哈拉以南非洲從0.4分上升到1.3分。美洲從0.3分上升到0.8分。

只有四個國家在兩個類別中都達到「非常高」的評分:阿富汗、埃及、巴基斯坦和敘利亞。

中國(得分最高,9.1分)、阿爾及利亞、亞塞拜然、印尼、伊朗、哈薩克、馬來西亞、馬爾地夫、緬甸、俄羅斯、沙烏地阿拉伯、新加坡、塔吉克和烏茲別克也是在政府限制得高分的常客。今年,巴基斯坦與土庫曼斯坦一同上榜,汶萊和厄利垂亞則退出榜單。

在民間社會敵意方面被評為「非常高」的國家較少,但屢犯者也包括印度、以色列和奈及利亞,其中奈及利亞的得分最高,為8.9分。今年沒有新的國家上榜,伊拉克、利比亞、馬利和索馬利亞則退出了榜單。

皮尤研究的評分採用等級制。每項指數中排名前5%的國家被評為「非常高」,接下來的15%為「高」。之後的20%被歸類為「中等」,其餘60%為「低」。(雖然皮尤認為北韓在宗教限制上明顯高分,但由於獨立觀察員無法定期進入北韓,因此未將其納入報告)。

多數國家在這兩項指數的得分幾乎沒有變化。只有16個國家的綜合得分略有上升,達到1.0-1.9或更高,只有9個國家的綜合得分出現下降。只有蘇丹一個國家的政府限制指數下降了2.0或更多,因為該國的新憲法將叛教行為非刑罪化。

在民間社會敵意方面,只有土耳其和玻利維亞出現下降,其中玻利維亞與往年一樣,沒有關於新來的宣教士被驅逐出土著地區的報導。相反的,烏干達和黑山共和國的得分上升了2.0,後者是因為清真寺遭到破壞,基督教傳教過程受到騷擾。

根據皮尤的調查,各國境內最常見的騷擾來自政府。每10個國家中就有超過9個國家(共183個國家)至少發生過一起騷擾事件。每10個國家中就有8個以上(共160個)發生來自民間的騷擾事件,有157個國家同時有這兩種騷擾事件。

皮尤也統計了世界各地的武力或暴力類型。因宗教信仰而有財產上的損失在105個國家中最為常見,其中歐洲的發生率最高,達71%。中東和北非地區在所有其他類型的暴力事件中所佔比例最高,全球共有91個國家曾發生人身攻擊事件,77個國家曾發生拘留事件,38個國家曾發生流離失所事件,45個國家曾發生殺戮事件。

衣索比亞在內戰期間有78名牧師死亡。

基督徒和穆斯林仍然是受到騷擾最廣泛的宗教群體。騷擾基督徒的國家數量從155個增加到160個,高於基線總數(107個)。騷擾穆斯林的國家從145個減少至141個,但仍高於96的基線數字。騷擾猶太人的國家也從94個減少到91個,但2007年只有51個國家記錄在案。

其次是巴哈伊教徒、錫克教徒和瑣羅亞斯德教徒等「其他宗教」在64個國家受到騷擾,然後是民間宗教,在40個國家受到騷擾。針對佛教徒(共28個國家)、印度教徒(24個國家)以及無神論者、不可知論者和人文主義者等「無宗教信仰」類別(27個國家)的干擾行為並不普遍。

皮尤報告的一個新特點是追蹤「向宗教團體提供福利」的國家。共有161個國家符合條件,其中127個國家支持宗教教育,107個國家為宗教建築的建設或維護提供資金,67個國家為神職人員提供一定程度的補償。在後者之中,有一半以上的國家(36個國家)給予某些宗教優惠待遇。然而,這之中同時有149個國家的政府會騷擾信徒或乾涉他們的宗教活動。

皮尤指出,沙烏地阿拉伯會向伊瑪目發放津貼,但限制他們講道的內容。

除了對國家進行統計外,皮尤還整理了數據,以衡量宗教限制和敵意行徑對人類廣泛範圍的影響。在25個影響範圍最大的國家中,埃及、巴基斯坦、印度、印尼和奈及利亞的整體平均影響最高,這些國家佔2021年全球78億人口中的58億。日本、美國、南非、義大利和巴西排名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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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羅對死亡的看法改變了我

哥林多教會需要上帝大能的提醒。我們也一樣。

Christianity Today March 26, 2024
Illustration by Duncan Robertson

有一句拉丁語如今已成為《公禱書》的一部分:「Media vita in morte sumus.」意思是,「在生命旅程中,我們在死亡之中。」

隨著年齡的增長,我生活中一個意想不到的新的現實是,有越來越多的「壞消息」電話或電子郵件以「我很遺憾地說⋯⋯」開頭。隨著年齡增長,越來越多葬禮佔據了我行程表上空著的位置。這點倒是不讓人驚訝。我們都在老化。而衰老,總是毫無例外地領著我們走向死亡——我們在死亡之中。

而我一直有意識地逃避這個現實。或者說,我總是下意識地逃避它,讓自己忙碌於思考、閱讀、演講、寫作、照顧家人等等。也許身為一種為了讓自己持續前進而對自己說謊的例子,我總是世界上最樂觀的那種人,告訴自己死亡並不適用於我——或至少我活得好像死亡並不會發生在我身上。

當然,死亡在我的小圈子裡並不陌生。我曾嗅到那可怕的氣息,哪怕只是短暫的。它的氣味是如此奇特,以至於你永遠不會忘記。在我十幾歲的時候,我一個好朋友用她父親的獵槍自殺了,然後被她的哥哥發現。在她的葬禮上,在加勒比海島無情的烈日下,我第一次感受到死亡的氣息。它的邪惡和力量讓我止步不前。

幾年後,和我感情最好的一個表弟——基本上就像親弟弟那樣——因為服用過量的嗎啡,被他的兄弟發現時已經逝去。那股味道再次襲來,甚至透過電話傳來,但在葬禮上最為真實:死亡的味道,它的力量,以及我們在它面前的無能為力感。自那時起,我雙方的祖父母也相繼去世了,死亡的氣息一次又一次地從我身邊飄過。

但直到現在,當我步入中年,在等待自己身體(而非他人身體)的檢測結果時感到一陣恐懼,我才意識到,除非耶穌很快再來,否則我將死去。尤其是哥林多前書第15章讓我明白,即使我的生命正處於蓬勃發展的時期,現實是,死亡正朝著我走來。

和我相比,使徒保羅更接近(也更快經歷)死亡。首先,他活在一個沒有抗生素、疫苗或現代醫學的世界。一個簡單的感染都可能是生命進入終結階段的開始。

身為使徒,他給了我們幾份他所受的苦難的清單,其中一份出現在哥林多後書:

我們四面受敵,卻不被困住;心裡作難,卻不致失望;遭逼迫,卻不被丟棄;打倒了,卻不致死亡;身上常帶著耶穌的死,使耶穌的生也顯明在我們身上。因為我們這活著的人是常為耶穌被交於死地,使耶穌的生在我們這必死的身上顯明出來。這樣看來,死是在我們身上發動,生卻在你們身上發動。(哥林多後書4:8-12)

保羅在傳道期間也曾多次與死亡擦肩而過(林後11:23-30)。在耶路撒冷,他差點被一群危險的暴徒殺死(徒21:27-36)。後來,在前往羅馬接受審判的途中,他在地中海一次不明智的旅行中差點淹死(徒27)。

保羅不只是使徒,也是個牧師。這意味著他可能很常與那些即將死去的人坐在一起禱告(腓2:25-27)。他可能經歷過許多主內弟兄姊妹的葬禮。根據使徒行傳20:9-10,保羅使一個聽講道時昏睡摔死的年輕人復活。這個年輕人從窗戶上摔下來,很可能當場死亡。保羅像古代先知那樣,把自己的身體放在年輕人身上,使他起死回生。

保羅對自己死亡的看法在腓立比書展露無遺,他甚至寫道:「因我活著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處。但我在肉身活著,若成就我工夫的果子,我就不知道該挑選什麼。(腓立比書1:21-22)」

雖然保羅從他人的死亡和自己瀕臨死亡的經驗中聞到死亡的惡臭,但可以說,讓保羅反思最深刻的死亡是耶穌的死亡。保羅著迷於基督的死亡。

透過閱讀保羅的書信,我們可以看到一個人在聖靈的幫助下,試圖弄清楚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死:如果耶穌真的是彌賽亞,為什麼祂必須死?為什麼祂要死在被詛咒的十字架上?這種可恥的死法對耶穌的身分有什麼啟示性的意義?祂的死告訴了我們耶穌與上帝有什麼樣的關係?這個事實與以色列、世界和保羅本人有什麼關係?

保羅是位十字架神學家。他不斷宣揚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死。在羅馬文化中,這種宣揚很愚蠢,但對保羅和早期的基督徒來說,卻是好消息。為什麼呢?因為耶穌被釘死在十字架後,榮耀地復活了,死亡在永恆裡被擊敗了。

新約裡充滿關於耶穌復活的表述。有時,耶穌復活的教導蘊含在比喻中;有時,耶穌的復活又以世界末日的形象所表述。然而,哥林多前書第15 章對祂的復活進行了最詳細的分析解釋。

保羅花了大約一年半的時間在哥林多建立教會,之後,他去到其他地方繼續宣教。顯然地,保羅的離開嚴重削弱了曾經生氣勃勃的哥林多教會。在他離開不久後,他們就被一種看待世界的方式所吞噬,這種方式與保羅教導他們的內容大相逕庭。他們的行為其實與不信主的人沒有太大差別。他們之間充滿分裂、驕傲、性慾的罪惡表現、自私和屬靈恩賜的濫用。這一切都表明,哥林多教會的會眾缺乏基督徒的本質——基督在十字架上表達的愛。

在寫給哥林多人的信中,保羅必須回到基礎:福音本身。因此,他在第15章開頭提醒哥林多教會福音的內容及其可信性。他說:「並且你們若不是徒然相信,能以持守我所傳給你們的,就必因這福音得救」(林前15:2)。

然後他詳細闡述了福音:「基督照聖經所說,為我們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聖經所說第三天復活了」(15:3-4),因為哥林多的基督徒發展出充滿問題的對福音的看法。在第1-4章中,保羅糾正了他們對耶穌受難的看法,然後在第15章中,保羅糾正了他們對耶穌復活的看法。

哥林多人對復活的質疑似乎有兩種層面。首先,有些人聲稱復活是不可能的(15:12-19)。保羅反駁了這種說法,提醒他們基督確實已經從死裡復活了!這是聖經所應許的,也是使徒們(包括保羅)和許多其他人所見證的。既然基督已經從死裡復活,聲稱「復活是不可能的」就是錯誤的。

最重要的部份是,我們要注意保羅是如何論證復活的真實性的。我們尤其要注意,保羅沒有使用形而上學的論點。他沒有像某些宗教哲學家那樣,認為復活是現實本質的一部分,死後總會有新生。

誠然,保羅使用自然世界來解釋復活是如何發生的,但這並不是他論證的基礎。相反的,套用卡爾·巴特(Karl Barth)的,保羅使用自然界作為「真理的世俗比喻」。

例如,保羅不認為我們能透過觀察一年四季來證明復活存在。冬天的死亡總是伴隨著春天的生機,但這並不意味著這種從死亡到復活的運作也體現在現實結構中,以此證明復活存在。如果是這種方式的復活,那耶穌的復活僅僅只是更大現實裡的一小部分。

相反的,保羅的論證是從具體的例子延伸至一般人的例子。復活之所以存在,是因為耶穌從死裡復活了,而非反之亦然。對保羅而言,現實世界是以基督為中心的。對基督徒來說,喜樂總是在苦難之後發生,星期五之後總是星期天,因為耶穌就是這樣。

哥林多信徒對復活的第二個問題似乎是關於「如何發生的」。在脆弱的軀體腐爛後,我們如何可能得到榮耀的、不可朽壞的軀體?我們怎麼可能不是以某種模糊的屬靈方式復活,而是以「物質實體」的方式復活且不再朽壞?這確實是個困難(甚至是不可能回答)的問題,而保羅並沒有照著這樣的思路回答。

我自己也會第一個承認,當我不明白某件事情是如何發生的時候,我很難相信它。但這並不意味著它就不會起作用。就像我無法明白一架巨大的飛機是如何起飛、降落和在天空中飛行的。但飛機確實能做到!

為了幫助哥林多人克服他們的不信,保羅舉了個例子:當一粒種子入土時,它看起來像是種子的樣子。然後,經過腐爛之後,它再冒出來的樣子就和之前完全不一樣了。這是個不同的身體。保羅說,與此類似,人的身體也會經歷腐敗和腐爛,但在神的大能下,它會以一種我們無法理解的新的物質、榮耀的身體復活。

如果要總結哥林多前書第15章,我們可以用一個問題來概括:你相信上帝的大能嗎?因為保羅相信上帝的大能,相信這位使死人復活的上帝,所以他以勝利的心態結束這一章:

這必朽壞的總要變成不朽壞的,這必死的總要變成不死的。這必朽壞的既變成不朽壞的,這必死的既變成不死的,那時經上所記「死被得勝吞滅」的話就應驗了:

「死啊,你得勝的權勢在哪裡?」

「死啊,你的毒鉤在哪裡?」

死的毒鉤就是罪,罪的權勢就是律法。感謝神,使我們藉著我們的主耶穌基督得勝!(哥林多前書15:53-57)

這是不可能理解的,但保羅相信。他相信這個真理,因為他相信上帝的大能在耶穌的復活中彰顯出來。奧古斯丁談到這段經文時:「人們驚奇地發現,從無到有創造萬物的上帝,竟然用人的肉體創造了天國的身體。⋯⋯難道在你尚且不存在的時候就能創造你的神,不能再次創造出你曾經的樣貌嗎?」

死亡是真實的。我們的身體在分解,在腐爛。無論我們多努力,自然生命的高速公路只有一個方向:從出生到死亡。有時,即使在我們身體蓬勃發展的過程中,死亡也能以意外事故、意外的疾病和暴力等剝奪生命的方式出現。Media vita in morte sumus,在生命旅程中,我們在死亡之中。

我的盼望是,我這具每天都在衰弱的軀體有朝一日能像耶穌一樣不朽地復活。祂身為初熟的果實走在了我的前面。我將跟隨祂,因為祂的愛透過復活的禮物傳遞給我們,甚至比死亡更強大。

我們可以活在這樣的知識中:耶穌基督的復活包含著比死亡本身更偉大的現實。我們因信與祂連結,即使在懷疑和遭遇苦難的時候,也知道這必朽壞的身軀終將披上不能朽壞的外衣。

奧斯瓦爾多·帕迪利亞(Osvaldo Padilla)是桑福德大學比森神學院的神學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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