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提摩太·凱勒於2014年拜訪羅馬時，他向這座城市的牧師發表演講，在意大利參議院為基督教做護教演說，並回答了歐洲最大的大學羅馬大學（Sapienza Università di Roma）學生的問題。
身為一個在羅馬大學旁建立教會的牧師，看到凱勒在我的文化處境中傳福音，我感到很震驚。在那個校園裡，我和我的妻子分發傳單、舉辦野餐、與學生互動，並帶領其中一些人做出人生第一個禱告。兩年前，一群學生聚集在學校的中央草坪上，就「上帝是否存在」展開辯論，在這場辯論中，我盡自己的全力與一位無神論教授對話，為基督信仰說好話。
當凱勒舉辦廣泛的Q&A環節，回答學生們提出的最棘手的問題時，我十分佩服他回答問題時的深思熟慮，也很欣賞他的僕人姿態。凱勒捲起袖子，與我們的同工一起服事，並樂於接受年輕的、世俗的意大利人的拷問。
像以上這樣的時刻，正是他心胸寬廣、謙遜的靈魂的一個側寫——凱勒因此得到了眾多歐洲基督教領袖的尊重。在凱勒身上，歐洲領袖們在這個實用主義（pragmatism）掛帥的科技時代裡見識到神學堅定不移的特性，也在這個分裂的時代中看到一顆願意和解的心；更在這個傳道人被試探把福音簡化為「心靈雞湯」和「實用的人生建議」的時代裡對福音有新的深刻體悟。
國際福音派學生團契前秘書長林賽·布朗（Lindsay Brown）說：「凱勒是他那一代人裡最重要的北美福音派代言人先驅，」凱勒的去逝讓布朗想起約翰·斯托得的葬禮：2011年，神學家克里斯·賴特（Chris Wright）向斯托得表示敬意時，稱斯托得為「是西方最偉大的人，也是最謙卑的人。」
「對於凱勒，我也會說一樣的話，」布朗說。「凱勒以身為例的展現夥伴關係的精神。他對聖經真理有堅定的信念，但他是充滿恩典地、富有同情心地應用這些真理。」
細心的歐洲人會注意到歐洲基督教如何塑造了凱勒在神學上的多重面向：從改革宗和清教徒到喬治·懷特腓（George Whitefield）的動人佈道、約翰·牛頓（John Newton）的福音派靈修，從荷蘭神學家赫爾曼·巴文克（Herman Bavinck）和亞伯拉罕·凱柏（Abraham Kuyper）到20世紀中期的牛津作家，如魯益師（C.S. Lewis）和J·R·R·托爾金（J.R.R. Tolkien）。
當凱勒於1980年代面臨在紐約建立教會的挑戰時，他從上一代倫敦牧師的榜樣中獲得靈感：他們證明位於城市中心的教會可以透過釋經講道得著各領域的職業人士。約翰·斯托得（John Stott）的諸靈堂（All Souls church）、鍾馬田（Martyn Lloyd-Jones）的威斯敏斯特禮拜堂，和迪克·盧卡斯（Dick Lucas）的St. Helen's Bishopsgate教會皆激勵著凱勒——就像凱勒所建立的救贖主長老會（Redeemer Presbyterian Church）將在一個世代過去後為歐洲人帶來希望，知道他們的城市也能為福音所得著。
對於第一希臘福音教會牧師喬蒂斯·坎塔齊斯（Giotis Kantartzis）來說，「宣教性的建立教會」是個新的概念。他承認：「我從未在我的人生和事工經歷中見過一個新的教會是出於有意為之而建立的，而不是因為分裂或因為『建堂容易』而建立的。」他也承認，自己對於「發展一個福音運動——在這個運動中成立多間教會並建立一個訓練領袖和滿足雅典市及外來移民需求的教會網路」這個想法感到焦慮。
自那時起，第一希臘福音教會已為希臘職業人士、伊朗移民，和住在雅典無政府主義傾向的社區——Exarcheia社區裡年輕的社會運動人士建立教會。
「看到上帝在紐約做的事，以及凱勒撰寫的各種分析城市的論文，對我如何發展這座城市的福音運動願景起了決定性的啟發和塑造作用，」坎塔齊斯表示。
對葡萄牙里斯本浸信會的牧師（兼龐克搖滾歌手）蒂亞戈·卡瓦科（Tiago Cavaco）而言，凱勒對教會的願景和著作幫助他發展參與自身文化的方式。當時，卡瓦科已曾舉辦活動與非基督徒思想家進行對話。「當我開始關注凱勒時，我意識到他有一種更加成熟和經驗豐富的方式，雖然凱勒牧養的是紐約，但他的理論、方式同樣適用於葡萄牙。」
卡瓦科強調，凱勒的「聆聽（文化）態度」，是能與歐洲人互動的關鍵。「凱勒是個罕見的例子，他身為一個成功的美國傳道人，能為普見的歐洲基督教經驗——滿滿的失落感——提供榜樣，凱勒完全接受『身為基督徒』在與他不同的文化處境下所具有的不同意義，」他說。「凱勒毫無高人一等的姿態或假意的恭維，全神貫注的聆聽我們的文化處境。」
凱勒鼓勵美國人採取同樣的姿態，向全球教會學習，甚至是只有著為數不多的教會、世俗化後的歐洲。在2018年歐洲建教會計畫者出版的一本論文集《福音的軌跡（Movements of the Gospel）》裡，凱勒說：「我們必須關注歐洲教會，從她的成功和失敗中學習，因為我們自己的文化（美國）也越來越受到同樣的世俗主義和物質主義的影響。」
「凱勒認為，我們歐洲人正處於一個新的、更加世俗化和多元宗教的時代的『前線』。這不僅是一個非常實際且真實的觀點，也是一個非常鼓舞人心的觀點，」荷蘭阿姆斯特丹一位牧師提姆·弗魯格登希爾（Tim Vreugdenhil）說。凱勒開創了一種互動式傳福音的方式，來觸及生活於荷蘭首都的職業人士。
「凱勒幫助我相信，我們這一代的神學家和建堂者不是『（歐洲基督教）的最後一代人』，而是『另一種基督教』的先驅者：這種基督教雖然規模和數量上渺小了許多，但若上帝願意，這樣的基督教在傳福音方面能有更深的影響力。」
凱勒的經驗和謙遜吸引了歐洲的基督教領袖們參加由他創立的城市到城市（City to City）機構所舉辦的特會，City to City的宗旨是為全球大城市裝備下一代教會。無論是在巴黎的大教堂講道或是在克拉科夫的電影院，凱勒似乎都遊刃有餘。
其他幾位歐洲領袖也對凱勒在歐洲的訪問印象深刻。
羅馬佈雷奇亞教會的牧師李奧納多·德基里科（Leonardo de Chirico）發文致敬這位他稱之為「全球福音派的參考書」的牧師時，提醒讀者凱勒身上有義大利基因及文化遺產。
「當凱勒來到羅馬時，在城市的嘈雜聲和他所品嚐的味道中，他坦言，他感到一種奇怪的感覺：這一切感官上的體驗，讓他恍如重新經歷了一次小時候和他的移民父母參加教會週日午餐時的嘈雜聲和美味餐點，」德基里科寫道。
其他人則覺得凱勒幫助他們更多地欣賞自己的文化處境。
「凱勒教我如何去愛都柏林，」都柏林一位建堂傳道人Seán Mullan說。「他知道福音在不同的文化裡有不同的傳播方式，並且尊重這一點。」
對於幫助創立Ciutat Nova教會的Xavier Memba來說，凱勒幫助他用不同的角度看待他在巴塞隆納的事工。
他說：「接受凱勒的培訓讓我對身處現代世界的教會有了新的視角——現代教會必須適應自己身處的地方的文化及城市處境，同時不忘記福音的核心信息。」
北歐的基督教領袖也贊同這一點。
「我們許多在挪威的人深深感激凱勒豐厚的屬靈遺產——他的教導既吸引又挑戰著我們，」NLA大學學院克里斯蒂安桑市的副教授Lars Dahle補充道。「凱勒是一位以福音為中心的傳道人、讓大家合一的領袖，及充滿策略的宣教士。」
凱勒於5月19日逝世，這對許多歐洲人來說是心痛的損失。凱勒身為城市宣教士、福音派神學家，和全球教會領袖的「參考書」的影響力是難以取代的。但受凱勒影響的這些領袖們已了解到，需要無數個教會共同的努力才能讓福音觸及一個城市，並且也需要許多不同的聲音（想法）才能映射出耶穌永恆迷人的福音。
「我們的團隊在100多個城市進行傳福音活動和門徒訓練，受益於凱勒所編寫的教材，」盧克·格林伍德（Luke Greenwood），一個以創意方式接觸歐洲青年的宣教組織Steiger的歐洲負責人說。「凱勒對非基督徒的心，以及他那顆願意親自與人展開困難對話的心，是我們事工堅實的學習榜樣及神學框架的來源。
City to City歐洲區的建堂者蒂姆·庫瑪（Tim Coomar）表示，近年來，凱勒一直在努力確保他離世後，他的事工能持續下去。
「當我們為凱勒的逝世哀悼，懷疑我們能如何讓事工繼續前進時，我認為凱勒已準備好了一切，縱然也許沒有人能做到他所做的，但我們所有人共同的努力能將他的事工發展得更深及更遠。」
勒內·布雷爾（René Breuel ）是意大利羅馬霍佩拉教會（Hopera Church）的創始牧師，也是《幸福的悖論》的作者。
翻譯：Yiting Tsa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