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間改變我生命的「和平教會」

我之所以成為重洗派基督徒，是因為小布希總統 (George W. Bush)。

不過，倒不是因為布希本人的關係——雖然他在伊拉克與阿富汗發動的戰爭，正是我開始思考耶穌關於「仇敵」的教導的背景。不過，更準確地說，我成為重洗派基督徒的起因，是2000年代初期，美國福音派文化對布希及共和黨的擁護。

那是個「上帝-國家」緊密綁在一起的年代，跟今天的氛圍有點像。

我們那時並不常聽到「基督教民族主義」(Christian nationalism) 這個詞——當時比較流行的說法是「神權統治」(theocracy) 或類似的變體詞，而且共和黨當時在若干重大議題上的立場，也與今日不同。回首過往，布希本人比起後來的共和黨總統川普，其實算是更為傳統的政治人物。

但當時的氣氛是這樣的：福音派基督徒覺得自己在華盛頓有盟友了；「真正的基督徒應該支持哪個總統」之類的問題簡直沒有第二種答案，而成為好基督徒，幾乎等同於成為好美國人；在主日禮拜播放「明確地將美國士兵的犧牲比作基督救贖性的死亡」的影片，是完全恰當的行為——所有這些氛圍，在2004年和在2024年的今天一樣濃厚。

於是，當那時的我遇見重洗派 (Anabaptism)——這個今天滿五百年的教會傳統——時，感覺就像天上降下的啟示。

我最初被重洗派吸引，是因這個信仰傳統對「政治」和「權力」持深刻的質疑態度，以及他們對聖經中關於「和平」的命令所做的簡單、順服的理解——並且這種解讀因早期重洗派基督徒的見證得以強化：他們之中許多人因信仰而被其他基督徒殺害，成了殉道者。隨著時間過去，我也逐漸愛上並欽佩重洗派另一個獨特的特色：極度重視基督徒群體生活的深厚連結，以及普通基督徒皆具備熟讀聖經、活出信仰的要求。

在搬到一座新城市前，我花了大約一年的時間學習重洗派的信仰。那次搬家讓我和先生有機會加入一間重洗派教會，而這間教會後來加入並成為美國門諾會旗下的教會 (Mennonite Church USA, 簡稱MC USA)。

我們教會裡有一些「族裔意義上」的門諾會基督徒——他們的家族在這個信仰傳統裡已傳承好幾代人，有些甚至與艾美許社群 (Amish) 有親屬關係。但多數會友則和我一樣，都是「布希時代的福音派」難民，渴望找到一個對基督徒的信仰生活有更高標準的教會。

我們希望自己的生活能以教會為中心。我們渴望過著信仰群體的生活，會友皆住在彼此附近、每週聚會多次是再自然不過的事 (無論是較正式的聚會，或單純相處、一起逛街、吃飯、玩耍)。在教會的早期階段，也就是我加入前，許多成員甚至住在共同生活的社區大房子裡，一起吃飯、種種花草、分享資源。

後來隨著人們開始結婚，那些共居的屋舍也逐漸解散。從這一點你大概能推測，那間教會的成員幾乎清一色是二十多歲的年輕人，而我這樣說並非貶義；我們雖然年輕，對信仰卻很認真。重洗派的信仰傳統，是指引我們熱忱信心的力量。

在那裡度過的第一個冬天，我和先生同時參加了一個聚會小組及一個講道討論組。由於教會沒有自己的聚會建築物，只能在週日晚上禮拜，因此我們每週有三個晚上與教會活動有關——而我們深愛這樣的生活。

然而，在教會正式加入美國門諾教會 (MC USA)，在制度上成為一間名副其實的重洗派教會後不久，我開始意識到我們教會有個問題——而且這問題並不只存在於我們教會，就我觀察，整個宗派似乎都有相似的狀況。

我並不想抹黑這間對我的靈命有深遠塑造及影響的教會，我至今仍有許多摯友在那裡聚會。所以我只想這樣說：我們在培育及實踐重洗派「深厚的信仰群體生活」方面做得非常好，但在維持早期教會對神學與聖經教導的專注上，卻做得不太理想。雖然我們從未停止宣講上帝的話語，但當宗派展開有關同性婚姻的辨識過程、意見分歧浮現時，我們才驚覺，原來我們之中許多人並沒有真正吸收重洗派傳統上視聖經為「基督徒生活最高準則」的理解。

這種轉變在我與教會幾位姊妹一同前往重洗派旗艦神學院參加神學會議時更為明顯。那場會議上討論的許多主題令人費解，只有相當少的內容是重洗派傳統的創始人們認得出來的。

有一場講座令我印象極為深刻——講者主張耶穌是跨性別者。我的一位朋友出於好奇去聽，想知道這論點究竟如何成立。她回來轉述說，講者的論點是：由於耶穌沒有生物學上的人類父親，祂可能只有X染色體，但祂又是以男性形象出現，因此祂是跨性別者。當我聽朋友轉述這段話時，腦中不禁浮現門諾會創始人西門 (Menno Simons) 從墳墓裡翻起身的畫面。

儘管受到疫情的延宕，美國門諾教會 (MC USA) 最終仍投票通過，修改其關於同性婚姻的神學立場，轉向支持與肯定的方向。旗下較為保守的門諾教會則多已退出MC USA，另組自己的宗派聯會。

其中有些保守派門諾教會仍保留了重洗派的歷史特色，但也有些正逐漸偏離該傳統在「和平」與「政治」上的核心立場，在政治參與的實踐上看起來越來越像一般的福音派教會；進步派的門諾教會則同樣涉入政治，而這兩方人——正如我在《紐約時報》2022年的一篇文章中所寫——都缺乏指引他們如何「好好地參與政治」的神學傳統根基。

結果就是，如重洗派學者羅斯 (John Roth) 在《Plough》雜誌中所說，雙方的「政治見證」基本上往往「與更廣泛 (世俗) 文化中的黨派二分一致」。

當然，重洗派在西方的未來，並不取決於那些隨政治與文化風向搖擺的美國人。最終，一切都取決於上帝。即便從人的角度來看，舊制門諾派 (Old Order Mennonites)、艾美許人 (Amish)、布魯德霍夫團體 (Bruderhof) 以及其他類似的傳統信仰群體，依然數十年如一日、甚至數百年如ㄧ日地維持著他們的樣貌。

但那種年輕時曾對我信仰的成長產生重要影響的重洗派——那種既保有其獨特及傳統性，卻又不封閉或與世隔絕的重洗派——似乎正面臨危機。若像這樣的重洗派式微，將會是基督信仰的極大損失。

雖然出於各種原因，我在搬到另一個州後加入了一間聖公會教會，但我仍視自己為一名重洗派基督徒。我明白，這個信仰傳統的先輩們或許不會同意我這種認同，我只能說，我渴望自己能比現在的狀態，更效法他們、活出他們那樣的信仰。

若主容許，我盼望他們所開啟的這個運動，能在下一個五百年後依然堅韌而充滿生命力。我盼望其他基督徒依然有機會認識這個信仰傳統，尤其是年輕人——願他們也能被這份對基督徹底委身的榜樣所激勵。

Bonnie Kristian是本刊觀點專欄與書籍主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