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早些時候，電影《最後的日子》(暫譯，英文片名為Last Days) 在日舞影展首映，戲劇化地呈現周承恩 (John Allen Chau) 的生命故事。根據他留下的日記，這位年輕的美國宣教士感受到呼召，要向孟加拉灣北哨兵島 (North Sentinel Island) 上尚未聽聞福音的原住民傳福音。他於2018年在當地遇害，年僅26歲。
對宣教事工的關注，對導演林詣彬而言是一種轉變。他過往的作品包括《玩命關頭》(Fast & Furious) 系列及美劇《無間警探》(True Detective) 部分集數。他接手這個項目時，曾表明自己希望盡可能地以同理的視角來刻畫這位真實人物，而這份同理心也在電影中表露無遺。一位影評人形容《最後的日子》是一部「充滿敬意的戲劇化演繹」，認為他試圖揭示「究竟是什麼樣的動機，能使一個人嘗試接觸與世隔絕的部落」。
從影片的開場畫面開始，《最後的日子》便展現了林詣彬的電影敘事功力。精湛的導演手法、震撼的音效設計、以及演員史凱·楊 (Sky Yang) 飾演約翰的動人表現，都讓習慣了信仰電影「業餘製作感較重」的觀眾為之一振。
問題是，這部電影並不能完全算是一部「信仰電影」。相反的，它是教會外的電影製作人對一名年輕人內心世界的探究，而這名年輕人顯然在一場宗教性的自殺行動中喪生。
這也並非首部講述周承恩人生故事的影片。2023年，國家地理頻道 (National Geographic) 推出可在YouTube上觀看的紀錄片《The Mission》——片中廣泛地引用約翰的日記內容，並訪問他的朋友、訓練他的宣教士，以及持懷疑態度的評論者。
這些訪談揭示了一個關鍵差異：這兩部作品對周承恩的刻畫方式截然不同。在《最後的日子》中，周承恩接受基督教教育，參加了某種類似「宣教訓練營」的課程，隨後便幾乎獨自展開傳教之旅。然而，《The Mission》紀錄片則澄清，周承恩實際上一直與一個支持團隊保持聯繫，只是這些關係從未出現在他的社群媒體貼文中。正如一位校友在紀錄片中所說：「任何行動背後，往往都涉及更多人，只是外界並不知道。」
在《最後的日子》於日舞影展首映時，導演林詣彬將他的電影與紀錄片《The Mission》作對比。他偏好「真實事件改編」的敘事方式，並向觀眾表示，相較於精確還原周承恩的生平細節，他更關心如何營造「人與人之間的連結」。這使他選擇的靈感來源並非《The Mission》，而是一篇刊登於《Outside》雜誌的特寫報導，〈周承恩最後的日子〉，電影片名正是取自這篇文章。
撰寫該文章的作者佩里 (Alex Perry) 並不是基督徒。但對一位試圖解讀周承恩動機的非信徒 (導演) 來說，佩里似乎是一位值得信賴的嚮導。在2000年代初期，佩里曾嘗試接觸安達曼群島 (Andaman Islands，北哨島即屬於該群島) 上的原住民，但未能成功。和周承恩一樣，他視這些島嶼為「巨大、艱難、危險且非凡」的存在，是充滿冒險的機會。
「我與周承恩的不同之處在於，我是一名記者，追尋的是一個故事；而周承恩則想成為故事的一部分。」佩里如此寫道。然而，若仔細閱讀周承恩的日記，可以看出他真正的意圖並非成為故事，而是想分享一個故事——福音的故事。
佩里確實承認，周承恩帶著傳福音的視角而來。他引用一位曾見過周承恩的宣教士所言：「你是否認同承恩的行動，最終取決於你是否與他有相同的信仰。」如果上帝和祂的審判是真實的，基督確實為世人捨命，那麼竭力將這個信息傳給所有尚未聽聞的人，是合乎理性思維的。但如果這一切只是幻想出來的，這種想法就很危險，以佩里的話來形容，是種「執迷、傲慢、自欺……以及一種幾近非人性的『毫不懷疑』」的想法。
問題的核心在於，對非基督徒而言，要理解一個人為何為了基督甘願冒上殉道的風險，非常的困難——甚至是不可能的事。佩里在文章中一再引用周承恩的座右銘「#SoliDeoGloria」(唯獨上帝得榮耀)，但佩里並不具備合適的信仰框架來解讀這個撲朔迷離的拉丁標籤。而因著他的文章得到啟發的電影，同樣也無法闡明其中的意義。
缺乏「唯獨上帝得榮耀」的視角，讓《最後的日子》的敘事顯得「尚未完成」、搖擺不定。林詣彬選擇依賴佩里的詮釋，不僅不精確，更是一種藝術上的失誤——它未能為故事提供一個足夠令人信服的動機來支撐主角殉道的選擇。電影中的周承恩，即便以最正面的形象來塑造，仍是個有著令人費解的信仰、不知所從的人。
電影開頭不久，周承恩在奧羅爾羅伯茨大學 (ORU) 參加畢業前最後一次校園禮拜。講員向學生們發出挑戰，請他們點燃一支蠟燭，象徵他們願意將基督的福音之光帶到全世界。然而，周承恩卻猶豫了。而電影從未深入探究他最初為何拒絕這個呼召。
同樣地，電影也沒有解釋他為何最終接受這個使命呼召。我們只看到，在他的父親 (一名醫生) 因止痛藥處方問題陷入法律糾紛後，周承恩才決定投身宣教。電影似乎模糊地暗示，周承恩其實是在逃避父親帶給他的創傷。相比之下，紀錄片《The Mission》所呈現的則是一位真正渴望為上帝的榮耀奮鬥的年輕人。
這個關於「動機」的問題，是我與幾位宣教士觀賞完電影後討論時，他們最感困惑的地方。
其中一位宣教士對電影錯失的機會感到遺憾。他談及自己的信仰歷程時說：「我曾是『那樣』，但現在我是『這樣』——是個無法不與人分享的過程」。這位宣教士熱愛傳福音，但電影無法充分呈現的，正是這樣的愛。
另一位宣教士提出另一個問題：「這部電影是拍給誰看的？」他認為電影並未將周承恩塑造成網路上的批評者所形容的「蠢蛋」或「瘋了」的人——相反地，電影駁斥了這些指控。但同時，這部電影也無法真正啟發基督徒。他認為電影採取的中間立場，反而會「讓多數福音派基督徒感到疏遠」而不願觀看。
這位宣教士的想法或許正確，但電影採取這種「中間立場」的處理方式仍值得關注。每當好萊塢想描繪一位基督徒時，常會讓他充滿疑慮及掙扎，因為觀眾更容易與「多疑的多馬」產生共鳴，而不是與充滿熱忱的西門彼得共鳴。一個最近的例子是2024年獲獎的電影《秘密會議》(Conclave)，樞機主教湯瑪斯·勞倫斯 (Cardinal Thomas Lawrence) 滿懷猶疑，讓非天主教徒也能透過他的視角進入羅馬教廷的最高殿堂。
相較之下，林詣彬對周承恩的描繪，則是一種令人耳目一新的忠實還原：周承恩毫不動搖、堅定地前往北哨兵島，像基督前往耶路撒冷那樣。透過電影，人們或許無法明白他的動機，但他的目標卻始終清晰可見。
另一位宣教士表示，儘管電影有些不足之處，她仍希望福音派基督徒能看這部電影。她告訴我：「電影內容讓我有種熟悉感，很貼近年輕宣教士的經歷」。她已有35年的事工經驗，其中20年在非洲做宣教士。她的第一個回應是強調這部電影對周承恩的尊重，「是以一種不帶評判的敘事方式」。
她也欣賞電影揭示了年輕理想主義者在宣教工場上可能遭遇的陷阱。「由於殖民主義的影響根深蒂固，而它與白人至上的另一面密不可分，我們總覺得自己更懂如何做才是對的，」她說。
注意宣教禾場上的「權力落差」
在《最後的日子》裡，這種自負的基督信仰透過錢德勒這個角色來體現。他是個口才伶俐、熱衷冒險的年輕人，向周承恩展示所謂「基督徒式的冒險生活」。兩人剛見面不久，錢德勒便邀請周承恩搭乘他的小型螺旋槳飛機——機身上印著「耶穌是我的副駕駛」標語。飛機升空後，錢德勒讓周承恩俯瞰壯麗的景色，隨後竟邀請這個毫無經驗的年輕人親自操縱飛機一會兒。
在電影的敘事中，周承恩需要的是一位像「歐比王」的導師，但錢德勒給他的卻是ㄧ種「韓索羅」式的旅伴——只年長了幾歲、些許世故，卻仍缺乏真正的智慧。
缺乏有意義的門徒訓練，或許是《最後的日子》中周承恩最大的錯誤，甚至可能是致命的缺陷。一位宣教士表示：「當一個二十多歲的年輕人自以為無所不知，誰也攔不住他」。另一位宣教士也同意，認為獨斷獨行的個性確實是宣教工作的一大危險，儘管電影所呈現的錢德勒性格有點太過卡通化。
這些宣教士們盼望這部電影對宣教工作的描繪能引發討論。然而，我擔心的是，這可能是以電影中對周承恩的錯誤呈現做為代價。電影將周承恩塑造成一個幾乎完全獨立行動的人——彷彿是「上帝的脫韁野馬」。但《The Mission》紀錄片卻清楚顯示周承恩與基督教群體間的連結。這種忽略，以及電影未能演繹他對耶穌的熱愛，使電影未能真正呈現他的靈魂。在銀幕上，周承恩的熱情彷彿憑空而來，沒有經歷過「迷失—被尋回」的角色成長曲線，就只是個「迷失的人」。
對我來說，周承恩將永遠是一位比我年輕的人，就像他的英雄——同樣殉道於宣教工場的吉姆·艾略特 (Jim Elliot) 。然而，對我而言，他們同時也將永遠是信仰的巨人。他們都擁有為了分享那個改變自己生命的福音，甘願獻上生命的勇氣。他們的見證，如同雷霆般，在那「圍繞著我們的見證人雲彩」中回響，強烈到足以震撼其他基督徒的靈魂。
「為得到那不會失去的，而付出那自己不能保有的，這人一點也不傻。」——吉姆·艾略特曾如此說。
若以這個標準來看，《最後的日子》中的周承恩，是個孤注一擲 (即便出於善意) 的傻子，因為他犧牲了一切，卻一無所獲。但真實世界的周承恩卻截然不同：他是個願以自己的生命及死亡榮耀上帝的年輕人，甘願為了那些他短暫相處過的朋友獻上自己的生命。
崔佛·巴布考克 (Trevor Babcock) 是威廉斯浸信會大學 (Williams Baptist University) 英語助理教授，教授電影與其他學科。他的研究論文〈大衛·林區的基督教與印度教影響〉將收錄於即將出版的Theology, Religion, and Twin Peaks一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