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方，關於宗教、無神論和基督教的文化土壤正在改變。我最近在社群媒體上看到的三則新聞提醒我們，這種轉變能發生得如此快。
世界知名的無神論者理查·道金斯（Richard Dawkins）越來越多地嚴厲評論變性運動和進步主義意識形態（progressive ideology）。流行播客主持人喬·羅根（Joe Rogan）的節目每月有超過1.9億次的下載量，他邀請了智慧設計論（intelligent design）專家斯蒂芬·梅耶爾（Stephen Meyer）做客他的節目，梅耶爾主張宇宙背後有一位造物主上帝，並批判天擇進化論的內容。
在英國，首次發生只有不到一半的人認為自己是基督徒。在每十年進行一次的英國人口普查中，在信仰欄位選擇「基督教」的人數下降到46%，而選擇「無宗教信仰」的人數上升到37%。這一下降也反應在美國的調查裡，幾乎有一半的千禧世代和Z世代年輕人如今認為自己是「nones（無宗教信仰者）」。
但是，在勾選「無宗教信仰」欄位的人之中，鮮少人認為自己是理查·道金斯式的唯物主義無神論者。事實上，「無宗教信仰者」更傾向描述自己為「追求靈命但不涉及宗教（spiritual but not religious）」的不可知論者。他們之中許多人仍然會偶爾禱告，參與新紀元運動裡的一些宗教實踐，甚至涉足神秘學。
也就是說，現代人不一定「不信宗教」，他們只是對不同的事物帶有宗教信念。當人們拒絕接受「制度性宗教」時，他們會以其他東西填補內心的「上帝洞」。
當現今一些最教義式的無神論領袖視「文化戰爭」為他們新的神聖事業時，他們也表現出越來越多的興趣聽取世俗主流之外對科學和現實世界的本質的其他觀點。
在《對上帝信仰的驚人重生》一書中，我探討了新無神論（New Atheism）是如何成為過去式，取而代之的是對超自然解釋的新的開放態度。例如，許多世俗知識分子——如心理學家喬丹·彼得森（Jordan Peterson）、歷史學家湯姆-霍蘭（Tom Holland）和記者道格拉斯·穆雷（Douglas Murray）——正在重新審視上帝存在與否的問題。
許多曾經支持理查·道金斯和他提出的新無神論的騎士團發現，他們為世人提出的人生答案（追求科學和理性，摒棄宗教）並沒有帶來他們所希望的光明和生命。在這些新世俗思想家的引領下，許多人如今受到啟發去挖掘聖經中的古老智慧，走進一、兩間古老的教堂——或甚至跨入信仰裡。
這些世俗主義者在我們的物質主義文化中意識到「意義危機」，也越來越意識到基督教敘事以不易忽視或重塑的方式塑造了整個西方文化。即使他們宣稱自己個人對上帝的存在並不確定，他們也開始懷疑我們是否真的可以在沒有上帝的情況下生活。
這一切都促使了「對基督教充滿好奇的不可知論者」的興起：這些現代人開始懷疑他們的祖先曾經相信的這個古老的猶太教-基督教敘事裡是否存在某些真理（或至少「有用的」道理）。
但是，我們這些相信上帝道成肉身、曾經活著又死而復活，使人類與祂重新建立關係的基督徒，該如何與這些「對基督教好奇的不可知論者」打交道呢？以下是我在與新一輪無神論運動的領袖和其跟隨者交流時學到的三條經驗：
1. 讓他們希望這個敘事是真的，然後向他們展示敘事的真實性
17世紀數學家兼哲學家布萊斯·帕斯卡（Blaise Pascal）寫道：「讓宗教具有吸引力。讓好人希望它是真的，然後證明它是真的。」這句話至今仍是明智的建議。
在過去，基督教思想家經常在與新無神論者的辯論中使用基於邏輯的護教學策略，並取得不同程度的成功。但對一些對基督教充滿好奇心的不可知論者來說，這可能是一種太直白的理性工具。
相反的，文化護教法對他們而言越來越有吸引力，正如安德里亞·迪爾利（Andrea Dilley）之前為《今日基督教》撰寫的一篇文指出的那樣，文化護教法「提供了一個框架，將人們與我們內心深處那些在電影、書籍和音樂中尋找美感的部分聯繫起來，」對文化護教法來說，「目標不是增長一種模糊的超越現實感，而是讓人們能與永生的上帝相遇。」
我們都曾受藝術、文學和美感的啟發——受到這些作品裡的英雄主義、犧牲精神和追求「超越性的目標」的故事的啟發。這也是為什麼我們喜歡《哈利波特》、漫威電影和《魔戒》。
現實的故事/敘事常常圍繞著政治、經濟和生物學，我們在其中缺失著意義，我們渴望重新激發我們對朋友和鄰居的想像。他們所渴望的正義、他們所尋求的身份認同，以及深深打動他們的藝術和音樂，都源自某種更深層的東西。這些皆是那個經常被遺忘的敘事的回音，是上帝的形像在人類身上留下的印記。
魯益師（C. S. Lewis）巧妙地創造了納尼亞世界，一個充滿騎士、龍、會說話的動物、英雄主義、勇氣和犧牲精神的神奇國度，由一位名叫亞斯蘭的獅子王統治，他非常慈愛但不受命於任何人。魯益師讓一代又一代的孩子和成年人希望這個故事是真的，然後他向我們展示了這個故事的真實性。
我們也可以這樣對待今天的慕道友，在他們的想像、盼望、夢想和渴望裡與他們共鳴。我們必須向他們證明，為何他們會如此盼望這樣一個有價值、有意義、有著超越性的目的的世界真實存在。只有這樣，有些人才會準備好聆聽傳統上為著上帝和聖經的歷史真實性的護教論述。
我們應向他們表明，我們確實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在這個世界背後有著一個愛、美善及公義的終極源泉，並且這個泉源親自前來尋找我們。
2. 保持基督教的「怪異性」
我曾與許多似乎對基督教持開放態度的非基督徒交流，但他們不想要一個和他們本身文化極為相似的教會。這一點在與我交談過的不可知論思想領袖裡尤其明顯，他們之中一些人似乎懷著一股渴望回到教會的心情。
例如，《旁觀者》（The Spectator）雜誌較為保守的副主編道格拉斯·穆雷（Douglas Murray）曾經有過某種程度的基督信仰，但現在他給自己貼上「基督教無神論者」的標籤。他承認基督教在西方傳統裡的價值和美德，但他無法全然相信這個信仰。
穆雷曾在與我的一次談話中指出，如果要他重返教會，他需要在教會裡見到比世俗人文主義的溫情版本更深刻、更奧妙的東西。
同樣的，當教會試圖模仿名人文化和娛樂產業的價值觀好讓社會覺得教會也沒那麼跟不上時代時，有著很大的危險。記者賓·西克史密斯（Ben Sixsmith）就注意到教會的這種傾向——他形容自己是一個「開放、好奇、不安的不可知論者」。
西克史密斯越來越被天主教傳統裡嚴肅的信仰和哲學所吸引，並斥責那些為了顯得自己更有包容性或跟上時代而「淡化信仰信息的教會」，他寫道：
「我不是基督徒，所以我沒有資格對基督徒的信仰指手畫腳，告訴他們該相信什麼，不該相信什麼。不過，如果有那麼ㄧ群人的信仰值得我追隨，我覺得他們的信仰應該會讓我覺得不舒服（當我沒有以同樣的方式生活時）。但如果他們的生活方式和價值觀與我有90%的相同之處，那他們的信仰就沒有什麼特別能打動我的地方。與其說他們想讓我變得更像他們，不如說他們想要變得更像我。」
著名歷史學家和播客主持人湯姆·霍蘭（Tom Holland）在他回歸基督教信仰的道路上也表達了類似的觀點。他對古代社會的研究表明，第一世紀的基督教所展示的價值觀有多「激烈」（與當時的世界文化極為不同）——並明白現代的他所持的一些價值觀和道德本能在很大程度上源於基督教。他在他所著的暢銷歷史書《統治：基督教革命如何重塑了世界》裡講述了這個故事。
然而，霍蘭感嘆道，教會常用了無新意的「每日默想」等短文來「雞湯化」基督信仰，或一些政治正確的宣傳來取代基督教裡神奇可畏的敘事。他繼續說道：
教會需要⋯⋯絕對地擁抱他們的信念，而不是對他們的信念略感尷尬。……教會必須盡全力堅守其信念⋯⋯包括最怪異、最逆文化而行、最奇特的那些信念。不要迴避所有關於天使之類的東西——堅持住這些！
這個建議似乎有違常理。許多教會都把盡可能把「正常」和「沒有威脅性」當作自己的使命，努力把人們帶進門來。
但是，許多對基督教充滿好奇心的不可知論者走進教會的大門，是為了尋找與他們正常的日常生活完全不同的東西。他們想要進入另一個世界，聽到另一種不同的敘事。
3. 創造一個與「取消文化（cancel culture）」相抗衡的群體
請原諒這個繞口的標題，但無論下一代的教會是什麼樣子，它都必須是一個充滿恩典的地方——在這裡，混亂的人們學會與其他混亂的人相處。人們渴望意義，但他們也渴望有個可以與他人一起探索意義的社群。
隨著這世界變得越來越消費主義和個人主義，加入一個彼此之間有著真誠關係的群體的機會不斷減少。但是，人類被創造出來是為了在同ㄧ物理空間裡彼此守望。教會是僅存的幾個可以讓人經常這樣做的地方之一。
那些陷入意義危機的人們正在尋找自我的意義，以及他們在更宏觀的敘事中的角色，因此，教會需要成為寬敞的社區。我們需要做好準備，擁抱那些受傷的遊蕩者，並為那些剛開始尋求意義的人留出空間。
在這個兩極化、道德主義化和不寬容的社會中，地方教會需要成為一個逆文化、充滿恩典的地方。恩典是現今不健康的取消文化的解毒劑，人們渴望恩典。
也許教會能為社會提供的最大見證就是，即使我們意見相左，仍然可以彼此相愛。 耶穌說：「你們若有彼此相愛的心，眾人因此就認出你們是我的門徒了（約翰福音13:35）。」人們不會因為有跟我們一樣的政治或神學觀點而認出我們是耶穌的門徒，而是因著我們的愛。
我盼望教會仍然敞開大門，與這世代的「外邦人」分享福音。我們的文化正在分崩離析，因為我們試圖在沒有基督教曾經為眾人提供的整體敘事下駕馭人生。就像所有取代上帝的偶像一樣，那些我們不斷對自己複誦的個人主義敘事永遠無法真正滿足我們。
我們誰也無法預料未來幾年關於信仰、無神論和基督教的對話將如何繼續變化，但我相信上帝總是會帶給我們驚喜。在新無神論者和對基督教充滿好奇的不可知論者尋找更好的敘事時，我們是否準備好滿足他們的問題和需求？當有人問我們心中盼望的緣由，就以溫柔、敬畏的心回答他們？（彼得前書3:15）
賈斯汀·布賴爾利（Justin Brierley）是英國作家、廣播主持人和演講家。他的第二本書The Surprising Rebirth of Belief in God: Why New Atheism Grew Old and Secular Thinkers Are Considering Christianity Again 現已上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