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會愛我們鄰舍的恐懼

從我家到教會辦公室的10分鐘通勤路程總是有些風險。開車本身就有危險。然後，我必須在暗中找到停車位 (天色未亮，我經常是第一輛到達的車)，解除安全警報器；如果有男同事來了，還要考量身為女性獨自一人和成年男性在一棟大樓裡的風險。

二十年前，我覺得開車有點可怕，獨自走過停車場則是非常可怕，但我一點也不會擔心和一位基督徒弟兄單獨待在辦公室裡。然而今天，雖然開車時我仍然小心翼翼，但停車後我不需多加思考就能下車，而我卻對辦公室裡男女之間的互動更加留心了。是什麼導致這樣的轉變？

是大約一萬英哩的距離。

從很多方面來說，從南非搬到美國降低了我的恐懼程度，因為遇到危險的機率更低了。根據統計，在南非開車比在美國更危險。在北加州，女性獨自走在路上的危險也較低 (南非常被稱為世界上強暴率最高的國家)。隨著時間推移，我的恐懼逐漸降低，重新適應新環境的風險機率。

但當我們搬到美國後，我對與男同事獨處的擔憂增加了，儘管我沒有理由認為「不正當的互動」風險實際上有所增加。但我發現美國地方教會的文化，對男女互動的焦慮程度比南非要高得多，因此我感覺自己需要相應地調整自己在這方面的意識。

我們所處的環境，既會影響我們害怕什麼樣的事物，也會影響我們害怕的程度。當然，我們恐懼的程度與風險的大小有關；例如，我們會更害怕被鯊魚咬，而不是水母。但是，有時我們對風險大小的「認知」影響我們恐懼的程度則更大。電影《大白鯊》讓整整一代人養成了在每個海灘都注意鯊魚鰭的習慣，儘管每年平均只有71起鯊魚襲擊事件，卻足足有1.5億次水母蜇傷人的事件。

在COVID-19大流行期間，關於「適當的警覺程度」的爭論裡充滿不同種「認知」及「實際狀況」之間的矛盾：已接種疫苗的美國人，比未接種疫苗的美國人更擔心感染這種疾病，儘管他們接種疫苗後，實際受到嚴重影響的風險較低。事實證明，我們所處的環境會很大程度的影響我們「對危險的認知」。研究發現，住在不同地方的人對病毒的恐懼程度也不同。

而我們在評估風險方面的差異，會影響我們對待他人的方式。學會傾聽並愛我們的鄰舍，很大程度上與我們如何回應「他們的」恐懼有關，無論我們是否也有同樣的恐懼。但是，如果我們以自己個人恐懼的程度來衡量他人的恐懼，認為他們害怕的事物實在微不足道，或者認為他們的恐懼毫無根據時，該怎麼辦呢？又或者，如果我們覺得別人對我們認為很危險的事漠不關心時，該怎麼辦？

恐懼的地理分佈

我們首先需要自問我們的恐懼從何而來，以及我們所處的地理位置在多大程度上影響了我們的恐懼。我們都知道，我們個人的經歷會對我們的恐懼產生好的跟壞的影響：我們的身體會記住健康的和創傷的經歷。負面的童年經歷、心理健康問題和性格差異 (例如特別神經質) 很大程度上形塑了我們恐懼的事物。

但我們的環境也會影響我們。美國國家經濟研究局的特雷斯曼 (Daniel Treisman) 在21世紀初的一項跨國調查中發現，無論恐懼的對象是全球性的，如核戰，還是個人的，如對嚴重醫療事故的恐懼，葡萄牙受訪者表示恐懼的人數，都是荷蘭受訪者的兩到三倍。

而有超過80%的希臘人表示他們十分擔心武器、基因改造食品和新型病毒，卻只有不到 50%的芬蘭人表達同樣的擔憂。特雷斯曼總結道：「當然，有些國家確實比其他國家更危險。這些國家的居民害怕的事物更多，因為他們有更多需要害怕的事物。」

然而，他認為，這只能解釋部分的差異。當然研究人員可以將人們對某些危險的恐懼程度，與這些危險的客觀風險進行比較，但結果顯示：「這些相關性往往非常薄弱、不存在，甚至是負面關聯性。」換句話說，有些群體對某些事物的恐懼程度，遠高於這些事實際可能發生的機率。

舉另一個文化差異的例子：《查普曼美國人恐懼調查》每年都會隨機抽取美國各地的受訪者，詢問他們95種不同的恐懼項目，從環境和天災，到政府及COVID-19之類的項目。最近一次《查普曼調查》顯示，連續整整六年，80%美國人的頭號恐懼對象是「腐敗的政府官員」。

當我讀到這份報告時，我那來自南非的大腦一片空白。我大學時期學習的是政治哲學和法律，在我看來，具有制衡機制的美國民主制度，最不該引起人們對這方面的恐懼。我打電話給我的奈及利亞同事，問他對此有何看法。

他回答：「我震驚到無言以對。在我的祖國，政府的腐敗在事實上已是令人擔憂的嚴重問題，但美國？？為什麼這麼多美國人會害怕這件事？」

被恐懼所形塑

當然，恐懼來自我們的內心，但它也從我們的周圍滲入我們。我們所處的世界不僅教導我們特定的生活和思考方式，也塑造了我們愛和恐懼的方式。

當我讀著像這類的調查結果，我不禁想問：如果我住在不同的國家、不同的方位或不同的州，會對我產生什麼樣的影響？我會如何以不同的方式面對這世界的災難、疾病和恐懼？反過來說，這又會如何改變我以同理心對待身邊其他人的方式？

凱瑟琳 (Catherine McNiel) 在《勇敢地恐懼：為我們的鄰舍、陌生人和敵人冒險去愛》一書中指出，我們低估了我們所處的文化——無論是我們生活的實體社區，還是我們在網路上的虛擬社群——對我們恐懼的方向有多大的影響。麥克尼爾說，我們已被訓練得慣性害怕了。我們成了我們所處的環境的「門徒」，我們從周遭人的敘事和情緒中學到了很多。

但我們本應教導人們愛上帝、愛我們的鄰舍。

除非我們正視我們所處的環境不斷教導我們要懼怕「他者」這個事實，我們愛鄰舍的努力就會受挫。

我們每個人都是有可塑性的靈魂。我們喜歡認為自己看新聞和各類敘事是為了收集信息、獲取事實以進行「公正的評估」，然後選擇接受或拒絕它們。但我們低估了這些訊息如何在同時間「形塑」我們：它們能點燃我們對某些事物的好感，激起我們對另一些事物的恐懼。這些「事實」往往伴隨著對某種行動的號召和或感情上的訴求，並且富有地方特色。

正如K.A.·史密斯 (James K. A. Smith) 在本刊一次訪談裡所說：我們的習慣造就了我們——這包括我們的閱讀習慣、慣性選擇的媒體，以及我們固定與之閒聊日常議題的夥伴。

口耳相傳往往是傳播好消息最快的方式 (想想上帝如何智慧地選擇向世人傳遞救恩消息的方式)，但口耳相傳也是帶來並加劇人們的憂慮最快的方式。例如，在學校等孩子放學的隊伍中，在我聽到其他家長的竊竊私語之前，我未曾擔心過學校新的課程計畫。

幾週以來，多次的聚餐和地方家長Facebook的群組皆圍繞著這個話題。在一次又一次的對話和評論中，當我們不停交換新消息並分析它們時，我們的恐懼也逐漸發酵。

這種如野火般蔓延的恐懼現象有個名稱：社會流瀑效應 (Social cascades)。哈佛大學法學教授、行為經濟學家、《恐懼法則》一書的作者桑斯坦 (Cass Sunstein) 解釋道：

「透過社會流瀑效應，人們關注他人表達的恐懼的方式導致某種信念的迅速傳播，這也包括錯誤的信念，即讓人們相信某種風險非常嚴重。⋯⋯恐懼是有傳染力的，社會流瀑效應有助於解釋它發生的原因。」

桑斯坦提到，我們也容易受到群體極化現象的影響，以至於群體的恐懼往往比個人的恐懼更加強烈。我們自己可能會對某些事情有一點恐懼，或者並不恐懼，但當我們聚集在一起，將恐懼傾倒成池時，我們會發現自己深陷在道德恐慌中。

然而，基督徒被呼召要在暗處與上帝說話，在禱告裡告訴上帝我們的憂慮 (太6:5-8)。但是，我們無法向祂坦承我們自己尚且無法形容的事，對付我們的恐懼的困難之處在於，它們往往是潛意識的。我們甚至可能不知道自己真正害怕的是什麼。即使我們知道，我們又能做些什麼呢？

聖經一再地告訴我們不要害怕 (申31:6；賽41:10；路12:32)。使徒保羅在提摩太後書1:7 寫道：「因為神賜給我們不是膽怯的心，乃是剛強、仁愛、謹守的心。」大衛在《詩篇》23:4寫道：「我雖然行過死蔭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為祢與我同在。」聖經清楚地告訴我們，有信仰的人既受命，且也有能力根除恐懼。

但恐懼也有細微層面的差異。聖經並沒有說所有的恐懼都是錯的；相反的，聖經告誡我們不要「錯誤地恐懼某個事物」。

有些恐懼是有罪的，而對耶和華的敬畏是值得稱讚的智慧。《喜樂並顫栗》一書的 作者里夫斯 (Michael Reeves) 說：「有罪的恐懼使我們唾棄上帝，將我們的情感、盼望和恐懼轉移到別處。健康、財富、人際關係和聲譽只是取代『上帝的終極意義』的幾個選項。」

耶穌也曾警告我們，我們可能會因為害怕錯誤的事物，而錯誤地決定生活的優先次序 (太10:28) ——祂邀請我們不再沉浸在恐懼中，因為我們的恐懼往往更多是來自周圍的人，而不是來自真理。我們有害怕錯誤的事物的危險，又或者我們可能害怕正確的事物，但害怕的程度是錯的。

但任何曾與焦慮感搏鬥的人都知道，就算有人跟我們說「別擔心！」也無法魔法般地消除我們的恐懼。否認或斥責我們的恐懼不但無法消除它們，也無法使我們的靈命成長。那麼，我們該如何學習不去害怕錯誤的事物呢？

德國牧師潘霍華 (Dietrich Bonhoeffer) 的任務之ㄧ，是安慰在政治動盪中飽受驚嚇的會眾。而他的答案是：「講道！不要停止講道！」或，至少去聽一篇好的講道。

潘霍華說：「恐懼會在暗處啃噬並侵蝕著人與上帝和他人之間的所有聯繫，直到個人深陷其中，無助而絕望。」

但當牧者信實且不間斷的教導人們關於「上帝的屬性、力量、戰勝世界的耶穌的應許，聖靈與我們的同在」，能向人們發出強而有力的信息：當生活的風暴試圖將我們拋來拋去時，上帝的信息能將我們的盼望牢牢地錨定在祂身上。

我們，身為聖而公之教會，可以在祂的盼望中互相勉勵 (希10:23)，這確實有助於我們面對恐懼。但我們也有更小範圍的工作要做：認知到我們所處的環境對我們生命的形塑力有多大，可以幫助我們對人們進行門徒訓練，帶領他們遠離恐懼，朝著愛走去。

實踐及親近

格蘭特 (Adam Grant) 在他的暢銷書《逆思維》中提出，成長可以來自於學會對我們自己「為什麼會這樣想」感到好奇，並願意去質疑自己這樣的想法。學習對我們自身的恐懼感到好奇甚至質疑它，是我們能夠應對恐懼的重要第一步。

但這並非我們的天性。我通常會認為我的恐懼是合理且理性的，否則我不會有恐懼。但是，在不同國家之間的遷移，以及拜訪不同的教會團體讓我發現，我對某件事的恐懼往，往比國外這些跟我一起敬拜的基督徒要多得多或少得多。這反過來讓我謙卑地在禱告中評估「我所愛和所懼怕」的究竟是什麼，以及我為什麼愛和懼怕它們？

在上帝面前辨別我們所渴望的事物，是種屬靈操練，而我們同時也能審思並質疑我們恐懼之事的本相。

在耶穌會創會人羅耀拉 (Ignatius of Loyola) 提出的每日省思 (examen) 屬靈操練裡，他邀請我們分辨我們在何處體驗到「被安慰」的感覺，在何處體驗到「孤獨」感。而恐懼常常是導致後者的主要因素。

作家麥克馬努斯 (Brendan McManus) 在一篇文章裡解釋，學會「意識到你的感受，然後使用你的頭腦」能如何成為一種簡單但有用靈命操練：第一步是反思你自己的經歷或決定，問「我對此有什麼感受？」；第二步是展望未來，問「這種感受會把我帶往什麼方向？」以及「可能的結果或成果是什麼？」當我們探索這些問題時，我們能更了解上帝想要什麼，更願成為上帝在這世上使用的器皿，並最終做出更好的決定。

當我承認我的恐懼是有文化背景的，是由我所居住的地方形塑的，並且承認這些恐懼已讓我得出某些內心的結論，如果不正視這些想法，便會產生某種結果或後果。我不得不放下自己原先緊抓住的想法，仔細審視它們，既為自己 (真實感受到) 的擔憂施予恩典，也為自己挪出空間，去學習從新的視角來看待同件事物。

當我審視自己內心的恐懼地圖時，我便能擴展自己的視野，聆聽來自更廣泛大公教會裡其他基督徒的敘事，有助於我重新調整自己的擔憂，使我更能夠邀請上帝「試煉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裡面有什麼惡行沒有，引導我走永生的道路」(詩139:23-24)。

更重要的是，我們可能需要在物理上拉近彼此之間的距離。如果地理位置 (社區之間的物理距離) 確實助長了我們的恐懼，那我們也應考慮如何縮小這種距離來幫助我們戰勝恐懼。《我喝黑咖啡》一書的作者梅里特 (Tyler Merritt) 認為，「靠近一點的距離」是解決種族間彼此疑懼的一種方式。「距離(遠)會產生猜疑之心，距離(近)則能產生共鳴」。他將這個概念歸功於牧師兼作家洛里特斯(Bryan Loritts)：一旦有了同理心，人類就有了戰勝人性的機會。

在《哥林多前書》第10章中，使徒保羅向這間焦慮、四分五裂的新興教會談論他們正面臨的問題，而這些問題在耶路撒冷的教會並沒有出現過。哥林多教會的一些新信徒來自異教背景，在哥林多城，人們會在拜拜時獻祭肉品給偶像。去非基督徒家裡吃飯時，哥林多教會的基督徒擔心自己吃到的東西可能是「惡魔傳統」的一部分。

但哥林多教會有其他基督徒持更廣泛的觀點，認為：「地和其中所充滿的都屬乎主 (林前10:26)」，因此他們可以毫無顧慮地一同用餐。如果這些基督徒對菜單上的食物風險有如此不同的評估，他們怎能一起吃飯和敬拜呢？

保羅的回答，為我們提供了如何「以恩典和真理」對待自己和他人的恐懼的榜樣。首先，保羅認知到他們所擔心的現實：是的，對許多人來說，這種做法不僅是為了食物，更是為了參與在魔鬼的世界 (林前10:20-22）。然後，保羅提供了聖經背景，幫助他們解決因自身文化背景而產生的具體問題：因為地是屬上帝的，所以肉市上賣的東西都可以吃，不會引起良心上的擔憂 (林前10:23-26)。

但是，儘管保羅所來自的地方，並沒有和哥林多教會的基督徒有同樣的擔憂，他還是呼籲其他人以愛心來包容他們。他建議尊重他人的良心 (林前10:27-33)。聖經要求我們在人們感到恐懼的時候以溫柔和尊重對待他們，為他們的恐懼留有餘地，即使我們並不認同他們的恐懼。

冒險去愛

社會科學家已經證明，負面的黨派二分主義——也就是我們對「另一方」的敵意和恐懼——對我們政治行為的驅動力，遠遠大於我們對「我方」政策和理念的實際信心。

特萊恩 (Ezra Klein) 在《我們為何兩極分化》一書中指出：「我們的感受往往比我們的想法影響我們更多。我們主要是以感覺為基礎的社會性生物，例如在選舉中，最重要的感覺往往是我們對另一方的感覺。」

這意味著，想要在公共領域實踐信仰的基督徒們，在做出任何選擇前，需要做的不僅僅是根據聖經教導來思考問題。在我們做選擇前，我們需要能夠承認並注意我們對這項事物的「感受」：我們害怕誰或什麼事？我們愛哪些人及哪些事？

正如我們知道在思考前，先確定我們事實的來源依據是明智的行為那樣，智慧也邀請我們去辨認我們感受的來源和動機。

對祭拜偶像的食物根深蒂固的、來自環境的恐懼，使一些哥林多人無法愛他們的鄰舍，無法與他們分享餐桌上的團契時光。在21世紀的今天，一些根深蒂固的恐懼也持續阻止我們，使我們無法好好愛我們的鄰舍。

我想像，在COVID-19大流行期間，保羅寫給我所住的社區的基督徒的話，可能會跟哥林多前書十分相似。在我住的社區裡，人們極度恐懼COVID-19 (戴口罩的現像很普遍)，但當我們與距離我們僅150英里的一些基督徒交流時，發現他們對疫苗副作用不良反應的恐懼，則遠遠超過對COVID-19的恐懼 (戴口罩的現像也不普遍)。

上帝會如何教導我們認知到其他基督徒的擔憂，而不是置之不理，並呼召我們在愛中為彼此留出空間，從而享受餐桌上的團契，並在祂的國度成為工作夥伴呢？即使我們不同意放下我們的口罩，至少我們可以放下我們的防備心。

正如我的美國兄弟姊妹幫助我說出來、理解我並處理我在南非慣性的某些恐懼那樣，也許我的奈及利亞同事和我，可以幫助我們在美國的教會面對一些美國人才有的恐懼。我們雖無法降低政府官員腐敗的實際風險，但也許我們可以透過分享我們在政局不太穩定的國家生活時，如何學會信靠上帝的故事，來幫助減輕這80%的美國人心裡的一些恐懼。

耶穌呼召我們進入這個世界，愛我們的鄰舍、照顧陌生人，為我們的敵人禱告。正如凱瑟琳所寫的那樣，要做到這一點，並冒著去愛的風險，會需要我們在這旅途中克服我們的恐懼，先指認出我們恐懼的真實樣貌，然後才有希望能馴服它們。但在我們指認恐懼的樣貌之前，我們可能需要看一看我們生活範圍的地圖，謙卑地把圖釘插在那形塑我們恐懼的地方。

Bronwyn Lea是戴維斯第一浸信會的門徒訓練及女性事工牧師，也是《Beyond Awkward Side Hugs: Living as Christian Brothers and Sisters in a Sex-Crazed World.》一書的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