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逝世:盼望神學家于爾根·莫特曼(Jürgen Moltmann)

他是一名在戰俘營中被基督發現的德國士兵,後來成為著名的基督教學者,他教導人們:「上帝與我們一起哭泣,以便有一天我們能與祂一起歡笑。」

Christianity Today June 5, 2024
Bernd Weissbrod/picture-alliance/dpa/AP Images / edits by Rick Szuecs

神學家莫特曼(Jürgen Moltmann)教導人們,基督教信仰建立在對被釘在十字架上的基督復活的盼望,以及即將到來的上帝國在終極的未來作用於人類今日的歷史。他於6月3日在德國圖賓根去世,享年98歲。

莫特曼被廣泛認為是二戰後最重要的神學家之一。根據神學家沃弗(Miroslav Volf)的說法,莫特曼的著作「既是存在主義的,又是學術性的;既是牧養性的,又是政治性的;既是創新的,又是傳統的;既是可讀性的,又是要求很高的;既是在脈絡中的,又是普世性的,」因為他展示了基督教信仰的核心主題如何對苦難——人類基礎的經驗——說話。

普世教會協會(The World Council of Churches)報導,莫特曼是過去80年裡「有最多讀者的基督教神學家」。宗教學者馬丁·馬蒂(Martin Marty),莫特曼的著作「激勵了躊躇中的教會」,並「將人們從死氣沈沈的過去中解放出來。」

莫特曼並非福音派基督徒,但許多福音派基督徒對他的著作有深入的研究。著名基督教作家楊腓力(Philip Yancey)莫特曼是他最敬佩的英雄之一,並曾於2005年表示,他已「通讀」莫特曼十幾本著作。

《今日基督教》的編輯在1960年代首次涉及莫特曼的神學時,對其持批評態度,但仍對他的作品讚賞有加。

G. C. Berkouwer 寫道,「我們被提醒要從聖經的角度思考並宣講未來。如果我們這樣做,所有神學對話都能結出豐碩的果實。」

今天,那些對莫特曼的觀點持批判態度的福音派人士(強烈反對莫特曼的某一觀點)仍在其著作發現很多有價值的東西,並經常鼓勵他人閱讀莫特曼的著作。

「莫特曼是我時常參考的神學家,」拜歐拉大學的系統神學家弗雷德·桑德斯(Fred Sanders)在社交平台X上寫道,「去年,我講授他的著作《被釘十字架的上帝》裡的一些內容,他的思想對學生來說仍是那麼有力,這讓我印象深刻。……即使對我來說,我與莫特曼的觀點始終存在分歧,重讀他的著作仍一次又一次點亮我思索事物的方式。」

新約教授韋斯利·希爾(Wesley Hill),「我感覺自己與莫特曼在每一個主要的基督教教義上存在分歧。」然而,「很少有神學家能像他那樣打動我、激怒我、啟發我。他的作品全是關於被釘在十字架上並復活的耶穌。」

1926年4月8日,莫特曼出生在一個沒有宗教信仰的家庭。他在自傳中寫道,他的父母是「簡單生活」運動的信徒,致力於「樸素的生活和高尚的思想」。他們把家安在漢堡郊外一個由志同道合者組成的定居點。莫特曼一家人週日早上不會去教堂,而是在自家花園裡勞動。

不過,當他們的兒子長大成人後,他們還是把他送到當地的國立教會參加堅信禮課程。這被當地文化視為一種成年儀式。莫特曼回憶說,他對耶穌、聖經或基督徒生活所知甚少。牧師上課的重點是試圖證明耶穌實際上不是猶太人,而是腓尼基人,因此耶穌是雅利安人,並向孩子們傳授納粹鼓吹的反猶太主義神學。

莫特曼說:「這完全是胡說八道。」

差不多在同一時間,莫特曼在另一場成年儀式中被送進希特勒青年團。他後來回憶道,雖然制服和國歌讓他感到非常愛國,但他不擅長行軍,也討厭軍事訓練。有一次露營時,他和十個男孩擠在一個帳篷裡,這次經歷讓他強烈感覺到自己喜歡獨處。

儘管當時反猶太主義盛行,但莫特曼兒時的偶像卻是猶太人阿爾伯特·愛因斯坦。莫特曼曾想上大學學習數學,但二戰打斷了他的夢想。

16歲那年,莫特曼應徵入伍,被分配到空軍部隊,使用88毫米高射砲保衛漢堡市。他和一個名叫格哈德·肖普爾(Gerhard Schopper)的同學駐紮在湖中一個高蹺搭建的平台上。晚上,他們仰望星空,學習星座知識。

隨後,英國發動了攻擊。1943年7月,英國出動1000架飛機,向城市投擲炸藥和燃燒彈,引發一場大火,金屬、瀝青和玻璃被燒熔。任何有機物——木材、織物、肉體——都被火海吞噬。華氏1400度以上的高溫將街道上的空氣吸走,一位倖存者,這座城市聽起來「就像一架古老的教堂風琴,當有人同時彈奏所有音符時」。

這次行動的目標不是軍事設施或彈藥工廠,而是「敵方平民的士氣」,代號為「蛾摩拉」,取自創世紀第19章中被上帝摧毀的城市。約有4萬人喪生

攻擊結束後,莫特曼漂浮在湖面上,緊緊抓住砲台爆炸後的一塊碎木片。他的朋友肖普爾也死了。

莫特曼後來形容這是自己第一次的宗教經驗。

「當數千人在我周圍的大火中喪生時,我第一次向上帝吶喊:祢在哪裡?」莫特曼說。

那ㄧ天,他沒有得到答案。但兩年後,他在前線被俘,被送往蘇格蘭的戰俘營。一位牧師給了他一本附有詩篇的新約聖經,他開始每晚閱讀詩篇第39篇:

主啊,求祢聽我的禱告、

留心我的呼求;

我流淚,求祢不要靜默無聲。

莫特曼讀完《馬可福音》,發現自己被耶穌深深吸引。耶穌被釘死在十字架上擊潰了他的心。

「我沒有找到基督。是祂找到了我,」莫特曼後來說。「在那裡,在蘇格蘭戰俘營裡,在我靈魂的黑暗深淵,耶穌尋找我,找到了我。『人子來,為要尋找、拯救失喪的人』(路加福音19:10),所以祂來找我了。」

22歲那年,他回到了德國——一個滿目瘡痍的國家——他去學校學習神學。在美國領導的重建過程中,納粹主義份子被趕出大學,其中包括哥廷根大學的神學家希爾施(Emmanuel Hirsch),他會在課間哼唱納粹國歌,還曾聲稱阿道夫·希特勒是世界歷史上最偉大的基督教政治家。

在哥廷根大學,莫特曼師從與認信教會(Confessing Church)結盟並教導卡爾·巴特(Karl Barth)神學的教授。他撰寫一篇關於17世紀法國加爾文教派的論文,專注於聖徒恆忍蒙保守(Perseverance of the saints)的教義。

在校期間,莫特曼愛上另一位神學院學生伊麗莎白·溫德爾(Elisabeth Wendel)。他們一起獲得博士學位,並於1952年在瑞士舉行公證結婚儀式。

畢業後,莫特曼被派往北萊茵·威斯特法倫州一個偏遠村莊的教會擔任牧師。他教授一堂由「50個野孩子」組成的堅信禮班,冬天則騎著滑雪板登門拜訪各家各戶。人們要求他來的時候從商店裡帶上鯡魚、奶油和其他食物。

莫特曼後來回憶說,「人們問我的第一個問題是,我是否相信有魔鬼。」他告訴人們,只要背誦《尼西亞信經》就能趕走魔鬼。他不覺得人們有聽進去。

莫特曼牧養的第二間教會也是一個挑戰。他被派往德國北部靠近不來梅市(Bremen)的一個小村莊。牧師住宅的地下室有大老鼠,廚房有小老鼠,閣樓有蝙蝠和貓頭鷹。大約有100人會去教會做禮拜,但不是同時去,也不是定期去。星期天早上,這位年輕的牧師會在窗前等待,不知道是否會有人來教會。

不過,他玩紙牌遊戲Skat的技巧使他贏得一些農民的尊重,他也學會如何講「能與人們生活有所連結」的道。莫特曼學到,如果年長的農民在他講道時翻白眼,就表示他的神學過於脫離他們的現實生活。

他後來寫道:「除非學術神學不斷回到這種民間神學,否則它就會變得抽象而無關緊要。我並不完全適合當牧師,但我很高興能體驗到人類生活的全部高度和深度:兒童和老人、男人和女人、健康和疾病、出生和死亡等等。我很樂意繼續做一名神學家/牧師。」

1957年,莫特曼離開牧師崗位,開始教授神學。他講授各種主題,但尤其對基督教對上帝的國度的盼望歷史感興趣。

同時,他開始接觸一位名叫厄內斯特·布洛赫(Ernest Bloch)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家的著作。莫特曼對布洛赫的著作寫過幾篇批判性評論,但他認為布洛赫的想法很有啟發性。布洛赫認為,生活正在辯證地走向終極的烏托邦。在他的三卷本巨著《希望的原理》(Das Prinzip Hoffnung)中,布洛赫提出「革命性的盼望」,主張馬克思主義受到一種「盼望著終極實現」的神秘動力引導。

雖然布洛赫是無神論者,但他經常引用聖經。布洛赫說,他試圖闡明「那透過聖經來到這個世界的終末意識(eschatological conscience)」。

莫特曼指出,雖然許多神學家都寫過關於信仰和愛的文章,但新教傳統卻鮮少有關於盼望的文章。他說,神學已「放棄自己獨有的主題」,因此他決定承擔這項任務。

他先後在波昂大學和杜賓根大學教授基督教盼望神學,並在那裡度過餘下的職業生涯。

莫特曼於1964年出版《盼望神學》(Theologie der Hoffnung)一書。這本書引起了人們極大的興趣,在兩年內印刷了六次,並被翻譯成多種外國語言。這本書的英文版於1967年首次出版,贏得神學家們廣泛的關注,甚至引起《紐約時報》的注意。

《紐約時報》於1968年3月的頭版報導中稱,與盛行的「上帝已死」神學相關的爭論已被41歲的莫特曼的觀點取代,莫特曼認為上帝「從未來出發,在人類歷史動工」。報紙引述莫特曼的話,「基督教不僅僅在最後一刻才是末世論,基督教從始至終,本身就是末世論。」

《紐約時報》驚嘆於這種「盼望神學」建立在對復活的信仰之上,「畢竟許多其他神學家現在已把復活視為神話。」

然而,當時的一些批評家擔心,對末世論的強調掩蓋了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工作。他們說,莫特曼對終極事物的關注忽視甚至淡化了十字架受難的重要性。

1968年4月,在杜克大學舉辦盼望神學研討會期間,莫特曼開始感到這種批評不無道理。在其中一場會議上,神學家哈維·考克斯衝進房間喊道:「馬丁·路德·金恩被槍殺了。」

由於全國各地都報導暴亂的發生,神學家們爭先恐後地趕回家,會議很快就解散了。但杜克大學的學生們——他們似乎根本不關心盼望神學——聚集在學校的廣場上自發性守夜。他們為金恩的逝世哀悼六天。最後一天,來自其他學校的黑人學生加入白人學生的行列,一起唱著民權運動頌歌《我們終將克服難關》。

莫特曼被苦難的改變力量所感動,開始書寫他的第二本書《被釘十字架的上帝》(Der gekreuzigte Gott)。該書於1972年出版,兩年後英文版問世。

「基督徒的身份只能透過對被釘十字架的基督的『共感』來理解,」莫特曼寫道。「所謂的『十字架的宗教』⋯⋯並不以通常意義上的提升和啟發人心為目的,而是令人難堪的;而它難堪的最主要的對象,正是自己圈子裡的『同教人士』。但正是透過這種難堪,它為這個並不自由的世界帶來解放。」

莫特曼將「基督的苦難」和「基督徒的盼望」這兩個觀念結合在一起,成為他神學的核心。他教導人們應該「相信被釘十字架的基督的復活,並在祂的終極現實和未來的光照下生活。」

或者更簡單地說:「上帝與我們一起哭泣,以便有一天我們能與祂一起歡笑」。

莫特曼於1994年退休,但在退休後的許多年裡,仍繼續與研究生們一起工作。2016年妻子過世後,他寫下了最後一本關於死亡與復活的書。

莫特曼的四個女兒仍然健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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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憐憫回應與「性」相關的罪

我們確實已掌握真理,但是,如果我們不能同時以憐憫與人對話並帶領他們,真理又能如何起作用呢?

Christianity Today June 5, 2024
Illustration by Duncan Robertson

當我剛結束一堂關於「《新約》罪的神學」的課,一位學生想在課後繼續與我交談。她沉思的表情讓我有些警覺,我腦子裡開始飛快地思索著所有可能冒犯到她的言論。在所有人離開教室後,她坦白地說:「我哥哥是同性戀,他上週向我們全家坦白了。我想知道你會怎麼想。」

在所有類似的情況下,我的內心總是充滿憐憫。關於人類性傾向的對話並不簡單。你不能只跟人們講幾句聖經經文,就把他們打發走,指望他們所有的問題都能迎刃而解。你必須耐心地解答他們的問題、顧慮和疑惑。這些對話往往帶有沉重的情緒,如恐懼、罪惡感、痛苦或羞愧。

作為一名新約聖經學者,我經常發現自己身處關於人類性行為/性向的日常對話裡。無論是在與學生的討論中,或在與兒子患有性別焦慮症的前同事的討論中,抑或是在與一位傳道人的討論中(他正努力在帶領一間「熱情、歡迎所有人的教會」與「堅持聖經教義的教會」之間取得平衡),與人類性別/性傾向/性行為相關的討論越來越頻繁地出現在對話裡。

有人問我一些問題,好似我知道一些有別於基督教歷史和傳統中一直理解和肯定的東西:上帝創造男性和女性,男女婚姻之外的性行為違背聖經價值觀。

有些人會輕輕地試探我,用假設性的問題來開始,「你覺得⋯」,這是種無害地評估我可能會有什麼樣的回應的方式。其他人可能會提到所多瑪和蛾摩拉在性上犯的罪,但當他們這樣做的時候,我的腦海中並沒有馬上湧現《創世紀》19:1-28。相反的,我首先想到的是猶大書1:7,那裡也提到了這些城市。

《猶大書》是新約聖經裡我最喜歡的書信之一。我最初是在學生時代被它吸引的,因為它篇幅不長,卻充滿了激起我好奇心的段落。它迫使我思考猶太教的文學世界——那些在新約正典外被當作經文引用和重視的書籍。

猶大書引用《以諾書》裡的句子,談到夢境解釋,提到天使米迦勒與魔鬼戰鬥的故事,並激勵我要為從我成為基督徒的第一天就被託付的「信仰」而奮鬥(猶1:3, 8, 9, 14-15)。先知、天使、夢境⋯⋯沒有比這些更超自然的了!

但是今天,由於我們當下面對關於人類性理論的挑戰,我以一種新的方式閱讀《猶大書》。為什麼呢?猶大堅定地持守自己的信念,沒有模糊地帶。他對著一個在靈命和道德方面變得懈怠的教會發表論述。這類教會忽略了聖經的教導,沒有將聖經敘事應用在當下的生活。這導致教會濫用上帝的恩典,否認基督的主權。

但儘管猶大堅決地勸告他的收信人要為信仰而戰,猶大同時也敦促他們要憐憫那些掙扎中的人,包括那些面對性上的罪的人。這就是為什麼今天當我處理有關人類性向和性別認同的對話時,這封信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能引起我的共鳴。

關於性向和身分的討論是複雜的,尤其當我們和那些在這個議題上親身受影響的朋友、教會成員及我們深愛的人建立關係時。對我來說,這不是一個簡單又抽象的倫理或假設情況的話題。這是一場關於現實生活的對話。我教會的弟兄、姊妹、朋友以及其他傳道人對自己的性取向或如何處理這個議題有著真誠的疑問和掙扎。

身為基督徒,我們的責任是熱切地愛所有人,渴望每個人都能認識耶穌,並努力不懈地傳揚並維護自使徒時代就託付給我們的福音真理。

如果猶大生活在我們這個時代,我相信他會對我們所面臨的挑戰有所共鳴。事實上,猶大之所以寫這封信,部分原因是他擔心有人在社會上製造關於人類性向的混亂。

近年來,《猶大書》在學術界一些圈子裡備受關注。從字面上看,這本書尖銳的言辭可能會被人極端化,損害我們「作為一個真理、恩典和愛的福音團體」的見證。因此,一些學者質疑我們應多嚴肅地(按字面意思解讀這本書)理解猶大所描繪的畫面及問題,比如他稱聽眾中的不敬虔者為「玷汙」和「流蕩的星,有墨黑的幽暗為他們永遠存留。」(猶1:12-13)。

猶大是否真的在描述發生在他收信者的群體的情況?還是這封信是他那個時代常見的「誹謗修辭」的一個例子?對有些人來說,信中的語言太過尖刻,最好忽略不計。

但作為一個相信基督及聖靈所啟示的聖經經文的人,我不能忽視這封信。我不斷回來研究它,我知道《猶大書》在我們基督徒靈命成長和神學想像中必須佔有一席之地。

我們一起來想像猶大所面對的教牧處境。他的收信人是基督徒,生活在一個公眾表達、法律保護和對人類性行為的看法與我們的社會截然不同的環境中。

當時有各種常見的、人們所接受的性關係和性活動,包括戀童癖(男人與男孩在一起)、女性化的男性、自殘以及合法的性奴。即使通過了禁止通姦的法律,也只適用於羅馬公民。羅馬男性可以合法地對他的僕人為所欲為,因為他們是他的財產。更廣泛的羅馬和希臘文化並不認為婚姻界線外的性行為是猶太教-基督教意義上的「罪的行為」。

此外,在當時的社會中,並不存在我們今天所認為的「正常的性行為」。希臘人、衣索比亞人、斯基泰人、日耳曼人和猶太人之間各有差異。每種文化都有自己對性界線和禁忌的看法。

例如,柏拉圖的《會飲篇》描述希臘男子結婚生子並不是因為他們認為這樣做在道德上是正確的或自然的,而是因為他們不得不這樣做。事實上,在古代雅典社會,兩個男性之間的愛情被認為是最高形式的「天愛」。

普魯塔克(Plutarch)在《萊庫格斯》(Lycurgus)指出,斯巴達男人以擁有多個妻子聞名,因為他們相信多子多福。一夫一妻制的關係並不普遍。羅馬詩人提布魯斯(Tibullus)寫詩表達他對年輕男孩的渴望。另一位羅馬詩人卡圖盧斯(Catullus)也表達類似的情感,並探討男人變成女人的現實。那些從事我們今天所定義的「同性戀行為」的男性並不認為他們的行為會損害他們的身分,或這行為本身是錯誤的。

正如學者大衛·哈爾佩林(David Halperin)所描述的那樣,在他們的文化中,這些活動是他們「男性身分」的一部分。對希臘人和羅馬人來說,許多我們今天認為不道德的性慾望或性行為被認為是人類本性的正常組成部分。

雖然文化不同,但在某些方面,猶大所提到的教會的處境與我們相似,因為我們也在分辨如何順服神,以及如何在不斷變化的性規範中分別為聖,成為基督的教會(利20: 26)。但猶大書信中的另一個面向吸引了我,使我重新思考它在當今基督徒生活裡的地位和重要性。

信的結尾,猶大似乎意識到並非所有人都會同意他對收信群體的評估。他已經為信徒們提供明確的指導,包括勸勉他們為信仰而戰(猶1:3)、牢記使徒們的話(猶:17)以及如何在三位一體的神裡面保持充滿活力的靈命。他寫道:「親愛的弟兄啊,你們卻要在至聖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在聖靈裡禱告,保守自己常在神的愛中,仰望我們主耶穌基督的憐憫,直到永生。」(猶1:20- 21)。

猶大預料到有些人會不確定該相信和跟隨誰。而那些不確定的人也是可以被說服的。他們沒有完全下定決心並不意味著他們永遠不會做出決定。因此,猶大勸告他的讀者要憐憫這些懷疑的人,他寫道,「有些人存疑心,你們要憐憫他們;有些人你們要從火中搶出來,搭救他們;有些人你們要存懼怕的心憐憫他們,」(猶1:22-23)。這裡的重點在於猶大的聽眾必須「為那些沒有完全相信耶穌的人」做什麼樣的事。

雖然猶大沒有在真理上妥協,但他並沒有要求這封信的讀者強迫那些夾在中間的人同意他的觀點。他也沒有賦予基督徒群體權力去懲罰那些在信仰上仍然搖擺不定的人。相反的,猶大認為他們應該憐憫那些懷疑的人,盡自己所能幫助他們不再猶疑。

憐憫究竟是什麼意思呢?在舊約裡,上帝的憐憫表達了神聖的慈愛。憐憫促使上帝以救贖和愛來對待人類。這也是上帝與希伯來人立約的原因(出33:19;何2:19)。事實上,上帝稱自己是「有憐憫有恩典的神,不輕易發怒,並有豐盛的慈愛和誠實。」(出34:6)。

這種對上帝是「憐憫的神」的理解貫穿整本聖經。憐憫解釋了為什麼上帝對我們這麼好(賽63:7)。憐憫幫助我們理解為什麼當我們犯罪時,上帝不會立即對我們做出審判(約拿書4:2;撒迦書1:12-16)。

在猶太文學和新約裡,憐憫是一種神聖的姿態,是對極需幫助的人類的回應。當然,上帝是公義的,祂邀請我們過聖潔的生活。但即使上帝管教祂的子民時,祂也總是帶有憐憫。上帝是有憐憫的神(詩篇145:8)。上帝拯救我們,不是因為我們的行為,而是因「祂的憐憫」(提多書3:5)。正如使徒保羅所說,「然而,神既有豐富的憐憫,因祂愛我們的大愛,當我們死在過犯中的時候,便叫我們與基督一同活過來。」(弗2:4-5)。

然而,憐憫不僅僅是一種神聖的行動。憐憫也是義人的回應。義人應憐憫眾人(箴 14:31;21:26)。耶穌教導我們:「憐恤人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蒙憐恤。」(馬太福音5:7)。在猶大的信中,憐憫是對掙扎中的人最恰當的回應。

封信教導我,憐憫是我對那些尚未被說服的人的回應。這是我們需要展現的回應,因為在我們仍掙扎和懷疑的時候,上帝就是這樣對待我們的。

在整封信中,即使猶大對不道德的行為進行了相當強烈的譴責(猶1:4),他也談到了憐憫。他希望他的讀者能經歷豐富的憐憫、平安和愛(猶1:2);鼓勵讀者「仰望我們主耶穌基督的憐憫」直到永生。(猶1:21);並指示他們要憐憫那些疑惑的人(猶1:22)。

儘管有關性別認同和人類性行為的對話可能預示著現今文化正在經歷轉變,但對猶大想敦勸的群體來說,這並不是一個陌生的話題。每當傳道人、學生和朋友向我提出關於聖經中有關人類性行為的內容的問題時,猶大最後的勸誡「要滿懷憐憫」總在我靈魂深處迴響。猶大教導我們,對那些有真誠疑問、掙扎和懷疑的人,我們的回應應既有真理又充滿憐憫

要明確說明的是,在與那些掙扎中的人交談時,憐憫並非要求我們忽視真理,也不是要求我們縱容違背聖經所教導的性行為或性別意識形態。這不是猶大所說的憐憫。憐憫意味著我們為人們提供空間和時間,陪伴他們有回轉生活、尋求主耶穌,並經歷神恩典的可能。

憐憫意味著我們既不會忽視聖經的教導,也不會忘記聖經對我們自身行為所要求的道德標準。憐憫讓我們有機會承認自己的失敗,讓我們有機會經歷上帝的救贖。

如果沒有憐憫,我們怎能經歷到上帝的恩典?如果我們不以憐憫回應他人,他人又怎能經歷上帝的恩典和醫治呢?

猶大勸誡我們要有憐憫之心,這提醒我要對那些質疑自己身分認同或在性問題上掙扎的人保持耐心和良善。我們確實知曉真理,猶大為我們提供大量的經文,支持我們對人類性行為的信念和理解。但是,如果我們不能同時以憐憫與人對話並帶領他們,真理又能如何起作用呢?

魯道夫·加爾萬·埃斯特拉達三世(Rodolfo Galvan Estrada III)是先鋒大學(Vanguard University)的新約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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隱喻的力量比我們以為的更大

隱喻賦予我們的經歷「型態」,使它們能被見證,甚至可能被理解。

Christianity Today June 4, 2024
Illustration by Mallory Rentsch Tlapek / Source Images: Unsplash / Getty

「我擔心這些人只會拖累我,」扮演電腦科學教父艾倫·圖靈的演員在電影裡自信滿滿地說。2014年的傳記片《模仿遊戲》將圖靈描繪成一個孤獨的、改變世界的天才,他不情願地接受一些不如他聰明的同事的幫助,這些人只會影響他工作的效率,而且他必須瞞著這些人,隱藏可能會危及他的資格、職業和性命的秘密。但結果證明,他需要朋友的幫助來保住工作,他們一起破解了納粹的恩尼格瑪密碼,並建立第一台電腦的原型模型,圖靈機(這是歷史,不是劇透)。

圖靈對智慧計算機發展的眾多貢獻之一是「圖靈測試」,一種旨在探究機器是否有能力表現出人類觀察者可能會誤認成「人類行為」的智慧行為的方法。不用說,我們今日在人工智慧方面已取得長足的進步,在成功地設計出能在許多方面與人類自身的認知能力相匹配(甚至超越)的計算機的過程中,我們發現自己正處於一個混亂的戰場——在這裡,悲觀的末日預言家對人工智慧將帶來的災難以及烏託邦式的科技樂觀主義宣言正爭奪著人類的靈魂。

引導著這些科技發展的,是一個強而有力的隱喻(metaphor):人腦就像計算機。而我們越是使用這個隱喻,我們就越容易相信它。然而,當這種思維模式滲透到我們的集體無意識中時,它也遭到越來越多的抵抗。

想ㄧ想哲學家和認知科學家馮·蓋爾德(Tim van Gelder)在1995年的論文裡所說,「如果認知(Cognition)不是種計算(Computation),那認知是什麼?」在這篇文章中,他認為圖靈機(一種計算模型)對理解人類認知模式的幫助不如他所形容的「動態系統(dynamical system)」——這種系統會不斷適應不斷變化的環境,在自動的取捨關係中做出反應和調整,而圖靈機只專注於解開一個特定的方程式。

換句話說,我們的大腦一直在成長,並且不斷適應我們的世界;它們不是按照特定結果的固定演算法來編程的機器。

賦予無形以形態

在她的新書《你是一棵樹:滋養生命、思想和禱告的其他隱喻》(You Are a Tree: And Other Metaphors to Nourish Life, Thought, and Prayer)裡,作者喬伊(Joy Marie Clarkson)探討我們日常生活中的隱喻。當我們急於採用並融入一些強大的隱喻時,我們很容易忘記隱喻的定義是「不完整的近似」。正如喬伊在引言中解釋的,「這就是為什麼法國哲學家保羅·利科(Paul Ricoeur)提出一種可被稱為『隱喻張力』的理論概念⋯⋯介於字面解釋和隱喻解釋之間。當注意到隱喻的盡頭時,我們不得不更密切地關注為什麼事物實際上並不是我們所描述的那樣。

喬伊是新一代訂閱型作家和思想家的典範,他們透過分享自己的想法,將日記式的觀察與研究和寫作專案相關的博學筆記融合在一起,從而贏得讀者。讀著她的書感覺更像與老朋友喝咖啡敘舊,而不是坐在遙不可及的聖人腳下。

雖然馮·蓋爾德和喬伊在抵制「人類大腦即電腦」的隱喻上找到共同點,但相似之處也僅止於此。馮·蓋爾德的寫作風格綿密而數學化(如果你喜歡數學,會更被他說服),並仍然使用一種基於機器的隱喻來描述人類的思維。另一方面,喬伊是來自倫敦國王學院的神學和文學學者,她的文字流淌著對詩歌、文學、故事和聖經的熱誠,透露一種跳脫框架的風趣和對日常奇蹟的開放態度。她堅持使用更多農業和自然主義的隱喻,認為電腦「作為人類豐盛生命的系統性隱喻」是「不完整且不寬容的」。

正如她的書名所暗示的,喬伊認為你不像一台電腦(被設計以完美的效率工作),而更像森林中的一棵樹。樹與圖靈和他的同僚一樣,需要周圍樹木的根系支撐,才能在貧窮和富足的季節中茁壯成長。

《你是一棵樹》一開篇就極具說服力地重新介紹隱喻的概念,揭示隱喻「能如何巧妙地塑造我們」。隱喻不僅僅是一個人華麗語言工具包中的另一種詩歌類型工具——它們可以賦予無形的、難以表達的感受或想法以有形的形式,從而產生自我理解的「啊哈!」時刻。

喬伊分享她一生中大部分的時間是如何被迫從一個地方搬到另一個地方,這讓她覺得自己就像一株盆栽,根只能紮得這麼深就又要走了。據她回憶,盆栽的隱喻「讓我痛苦,但也讓我滿足」。一個好的隱喻是自由的,因為它允許我們「講述我們的經歷」,並「賦予這些事情形狀,這樣我們就可以直視它們、談論它們,向其他人展示它們,使它們能被見證,甚至可能被理解」。透過隱喻,我們可以理解他人,也可以被他人理解。

然而,拙劣的隱喻可能是危險的。無益處的對比不僅讓概念更不清楚,而且會誘使我們賦予自己和他人誤導性(甚至降低人性尊嚴)的特質。喬伊指出,「人類大腦即電腦」的隱喻將最高價值放在生產力上,這可能意味著生產力較低的人是有缺陷或過時的,因此相較之下更可有可無。這個隱喻暗示著,如果你不能更好地發揮效用,你就更沒價值。

因此,隱喻並不是中性的。無論我們有意識地選擇隱喻,還是無意識地吸收隱喻,它們都會對我們的生命產生微妙而強大的影響,而與隱喻抗衡可以在我們個人的靈命塑造旅程發揮關鍵作用。

在確定了以機器作為隱喻的缺陷後,喬伊保留了大部分的章節來解讀一系列更好、更豐富的隱喻(以及隱喻中的隱喻)。她以一種耐心且令人愉悅的蜿蜒方式,追溯這些隱喻在聖經、文學和日常生活中的展現。喬伊從詩歌、繪畫、電影、歌曲甚至建築中選取實例和建議,進一步幫助讀者思考。

陳腔濫調的智慧

《你是一棵樹》是一本富有啟發性的指南,介紹了我們對上帝和我們自己的生命所使用的隱喻,這本書告訴我們如何透過默想隱喻,讓隱喻的深層含義對我們說話。喬伊的深度和洞察力來自她所涉及的許多隱喻——例如「智慧是光」或「生命是一段旅程」——這些片語你可能已聽過無數次,甚至覺得有點陳詞濫調,然而,喬伊總能為這些乍看之下老生常談的語言注入新的活力。

由於本書採取默想的形式,有時寓意深遠,某些篇章可能會比其他部分更有趣,取決於特定讀者對特定隱喻的共鳴程度。但當某些部分無法引起共鳴時,隱喻也可能會開始感覺有些單調,作者在章節之間意境貫穿的結構方式也可能會讓人感覺沒有重點。因此我建議大家以較短的篇幅(每章一至兩次)閱讀本書,而不是一口氣閱讀大量篇幅。作為一本頁數相對不算多的書,《你是一棵樹》涉及許多內容,有點像大學課堂在某領域的入門課本。不過,這本書充滿真知灼見,如果你留心細品(正如作者經常提醒我們的那樣),應能從中獲得大量深刻的、有可能改變你視野框架的見解。

在最後一章中,喬伊仔細闡述「人生是一段旅程」的隱喻,承認自己在書寫這些普通短語時面臨著棘手的平衡問題。她說,「我意識到,我正危險地接近成為家居園藝商店裡一塊可笑的心靈雞湯牌匾:人生的意義不在於目的地,而在於旅程。」之後,她半開玩笑地提出一個哲理問題,「但是,人生是什麼,旅程是什麼?」透過對這些問題的深入探討,喬伊撕開陳腔濫調的面紗——這種面紗往往掩蓋住最簡單卻最深刻的真理。

在反思人生為何真的是一場旅行時,喬伊提到奧古斯丁所稱的「不安分的渴望感」,或者用她的話來說,「德國存在主義者可能稱之為Unheimlichkeit,一種激進的無家可歸感」,她再引用加繆、海德格、詹姆斯·K·A·史密斯和《魔戒》等人的思想,進一步闡述這一觀點。我自己身為一個第三文化小孩(一個對「家」和「歸屬感」等概念有複雜情感的人)對這樣激進的無家可歸感有極大的共鳴。我將在自己的寫作中更多地探索這一點。我相信,至少會有一個畫面或想法(也許不只一種)也能同樣引起你的共鳴。

Raed Gilliam是一名作家和電影製作人,也是CT Media的副製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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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s

逝世:林治平教授,台灣的「傻瓜一世」透過兼收並蓄的事工分享「宇宙之光」

這位企業家及社會服事領袖以獨特的願景全面性地與人分享福音。

Christianity Today June 3, 2024
Illustration by Christianity Today / Source Image: Courtesy of Chin-Hsiu

林治平教授因胰臟癌於4月27日在台北去世,享年86歲。他創辦了一本面向教會外人士的基督教雜誌,並逐漸發展成為一個規模龐大、兼收並蓄的基督教機構。

1973年,在幾乎沒有經濟支持的情況下,林治平創辦了基督教宇宙光全人關懷機構,旨在透過藝術、學術研究和社會工作向非基督徒傳福音。作為基督教社會服務的領袖,他對邊緣化群體的關注促使他在台灣帶領基督教戒毒組織「晨曦會」,並幫助重新確立「伯大尼兒少家園」的願景。

林治平經常在預算微薄的情況下運作事工,這迫使他必須具有企業家精神,並倚靠自己的信仰。

2023年,在紀念《宇宙光》創刊50週年的一期刊物上,林治平寫道:「當我們帶著信心,在上帝的呼召和託付中前行時,上帝一定會帶領我們走過一切艱難困苦,完成我們所肩負的使命。」

1938年5月22日,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後不久,林治平出生於中國中部湖南省的長沙市。由於父親在中華民國空軍服役,經常面對日軍的空襲和重砲,林治平的童年生活並不安穩。在他出生後的頭十年裡,他的家人在中國23個省份中近一半的地區生活過,父母為他取名「治平」,表達他們對兒子有天能理解安定的生活的盼望。

這個夢想直到1948年林治平失去妹妹後才得以實現。他的母親帶著剩下的孩子逃到台灣。10歲那年,林治平已住在台南的農莊裡,接待被毛澤東和共產黨打敗後逃亡至台灣的中國國民黨軍隊。

這樣突然的轉變為林治平的人生帶來不少挑戰。中學時期,學校針對一起入學考試作弊醜聞做出回應,取消林治平的入學資格,儘管他並沒有參與作弊。雖然學校後來恢復了他的入學資格,但這次經歷讓林治平對權力和教育系統充滿蔑視。他經常遲到、曠課,也常和同學打架。

自1952年開始,一個向海外派遣基督徒運動員的美國事工組織Venture for Victory 開始每年向台灣派遣一支籃球隊。受到球隊的運動技能和他們分享的見證的啟發,林治平報名參加他們的遠距聖經學習班,並開始背誦經文。當他讀到羅馬書7:24「我真是苦啊!誰能救我脫離這取死的身體呢?」保羅的話與他寫在日記裡的內容幾乎一模一樣,這激起了他對基督教的興趣。

在妹妹的邀請下,他開始參加府前路浸信會的主日學。課程由一位來自大陸的年長女士主持,她為學生們的得救禱告,並懇求他們認真學習上帝的話語。林治平開始積極參與教會活動,並在高一時受洗。

畢業後,林治平在東吳大學攻讀政治,並在政治大學攻讀外交碩士學位,希望從事外交工作。然而,透過禱告,神讓他確信要與年輕人分享福音。正如他的兒子林質修後來回憶的那樣:「我的父親沒有成為地球上一個國家的大使,而是成為基督的大使。」

隨後,林治平成為中原大學人文與教育學院院長和宗教研究所所長。

35歲時,林治平認識了一位希望透過創辦雜誌來分享福音的73歲的美籍華裔基督徒出版商,劉翼凌老先生。他們在台灣的基督教作家聚會上認識,起初,林治平並沒有覺得這是個好主意,回應說他們缺乏資源和人力。但有一天,林治平晨禱時讀到耶穌用五餅二魚餵飽五千人的故事。「我很激動,立即聯繫劉翼凌,與他分享我的感受,」林治平說。劉老先生回應道:「別說了,快來幫忙。」

1973年,《宇宙光》雜誌創刊,刊登基督徒的見證及一般性的思考。雖然林治平最初的工作僅限於為這本新刊物撰寫前言,但他很快就接手領導職務,必須努力在人手不足、預算微薄的情況下應付各種狀況。有時,由於沒錢付郵資,刊物只好堆在一位志工家的客廳裡。

1974年,林治平受邀參加在瑞士洛桑舉行的第一屆世界福音傳播國際大會的中文報導編輯工作,這是他第一次出國旅行。當他得知一位被他認為是嬉皮士的人實際上是會議講員時,他非常震驚。

林治平後來寫道:「他(講員)說,你們要向嬉皮傳福音,首先要自己是嬉皮,然後要接納他們的身分,站在他們的立場,講他們聽得懂的基督教的話語。」

這些見解幫助他確立了《宇宙光》的願景,也就是「福音預工」。為了吸引非基督徒的注意,該刊物收錄非基督徒作家的文章,與當代思想接軌。雖然林治平說這種作法有時會遭人反對,但他解釋道,他想有意識地尋找好的土壤,然後播種,「而不是隨意播種,讓種子枯萎。」

隨著時間推移,《宇宙光》開始收到來自地方和國際社會的支持,並在接下來的25年不斷擴大,轉變為基督教宇宙光全人關懷機構。林治平和他的團隊在繼續出版雜誌和另一份月刊的同時,也開設一家基督教出版社、一個諮商中心和一個研究基督教及中國歷史和文化交匯點的研究中心。此外,還成立了詩班和管弦樂隊,透過藝術分享福音。

由於機構事工本質兼收並蓄,而且一度缺乏盈利能力,這讓朋友馬國光形容林治平是「傻瓜一世」,他的事工則是「傻瓜事業」。

「在宇宙光服事是一條孤獨的路。如果沒有百分之八十的傻勁,為事工奉獻的員工是堅持不下來的,」林治平也這樣認為。「宇宙光是一群對信仰執著的基督徒,他們甘願在祭壇上燃燒自己的生命作為燔祭,只為完成能榮耀上帝、幫助人的工作。」

服事他人的渴望促使林治平多次與晨曦會一起到香港、台灣和「金三角」地區做志工,服事那些與藥物濫用和毒癮奮鬥的人。林治平邀請晨曦會戒毒事工來台灣創立機構,並親自成為晨曦會的新主席。

2003年,他成為伯大尼兒少家園的主席,該機構由英國宣教士艾偉德(Gladys Aylward)建立。由於注意到被忽視的台灣兒童人數不斷增加,林治平招募基督徒作為寄養父母入住,希望創造一個具有恢復性的環境。2021年,伯大尼兒少家園啟用一棟12層樓的大樓,透過為合作的夥伴機構,如世界展望會和天使心提供空間,提高服事貧困兒童或有特殊需求兒童的能力。

雖然林治平一生中與宇宙光的關係不斷變化,但他直到去世前仍服事著宇宙光,從未領取過薪水。在他的傳記《傻瓜一世》中,他指出,在宇宙光的工作並非沒有犧牲,然而,「五十年來所獲得的生命回饋,親眼看到許多人,因著宇宙光的工作潛移默化,而產生生命終極意義的改變,我心中就充滿感激、深覺不配。」

「你說我們傻嗎?其實一點也不傻,」他寫道。「若想活出『傻瓜一世』的人生理念,跨越艱難、歡然前行,我們必須有一個比事業成就、權勢錢財利益更大的人生價值觀,引領在前,才能在忙碌、甚至缺乏苦難中,歡唱一齣又一齣生命的樂歌。」

林治平教授的妻子張曉風、兒子林質修和女兒林質心仍健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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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默中的拯救

也許這就是彩虹之前的大洪水——而唯一的出路是穿越這樣的痛苦。

Christianity Today June 1, 2024
Illustration by Elizabeth Kaye / Source Images: Getty, Unsplash

在俄勒岡海岸教會營地的篝火旁,我們唱起詩歌「生命之河」來熱身,接著唱「首先尋求祢」來預備聽講道的心。旋律讓歌詞深刻地縈繞在我心上,使我12歲的心靈充滿感恩的渴望。我走上前去,接受耶穌進入我的心,一位輔導員為我禱告,火焰的影子在我們臉上閃爍。

當我回到家中,我需要學習如何禱告。我覺得上帝期望我這個稚氣未脫、仍與肉體本性奮戰的人與祂這位看不見、摸不著、不可言喻的神建立一種非互惠的關係很奇怪,但我願意試一試。

只是我不知道自己做得對不對。青少契牧師告訴我們:「上帝不是自動販賣機。你必須按照祂的心意禱告。」於是,我開始在各種提升自己生命的領域尋求幫助:我應該對我的哥哥好一點;當我必須用笨重的吸塵器打掃家裡時,我應該保持愉快的態度;當我生氣時,不要摔臥室的門;我需要少看一些鼓勵人們自慰的書,也不能再偷吃媽媽藏在冰箱裡的M&Ms了。上帝啊,求祢幫助我成為更好的人。

自我檢討結束後,我又提出了其他要求,例如希望自己能進入頂級足球隊,或希望我暗戀的男生也能喜歡我。當這些事沒有發生時,我默默地忍住自己的懷疑。也許雅各書4:3在這些時刻起了作用:「你們求也得不著,是因為你們妄求,要浪費在你們的宴樂中」。是啊,也許我的動機不單純。

但還有很多事情我沒有向上帝禱告,因為我不知道該怎麼說。我不知道該用什麼語言表達充斥在我家人之間的憤怒。我不知道上帝會如何處理這些問題,以及各種親戚的靈魂得救——我完全不知道上帝能如何做到。每當拜訪其他親戚時,我會躺在客房床上,默默地為親戚們在永恆裡的命運流淚,因為每晚大人們看電視時,聲音能傳進房間。淚水滑進我的耳朵,我的枕頭變得濕漉漉的,我不得不翻個身。

我後來上了一所基督教大學,在那裡,馬丁·路德的一句話(很可能不是他說的)被奉為聖旨:「我有太多的事情要做,以至於我必須用每天前三個小時來禱告。」因此,我嘗試過在早晨靈修。我起床後,昏昏沉沉,無精打采,閱讀字體很小的福音書,或讀著關於耶路撒冷娼妓等令人不安的段落。我想聽到上帝的聲音,但我不知道該如何回應這些經文,即使我相信它們是上帝所啟示的,於教導人學義有益(提摩太後書3:16)。

我發現自己太焦躁不安了,無法在清晨閱讀並向上帝喃喃自語,我需要透過使用雙手來讓我的思緒集中。傅士德(Richard Foster)曾,禱告不過是「把我們平凡的擔憂帶到慈愛憐憫的天父面前」,於是我把上帝當作我神聖的筆友,在一本又一本筆記本上寫滿我的禱告。

大學畢業後,我在墨西哥工作,在水泥禮拜堂與大約15人一起做禮拜。因為沒有詩歌本,牧師把詩篇配上音樂。我們唱詩篇121篇的時候,他彈著吉他清唱著:

我要向山舉目。我的幫助從何而來?我的幫助從造天地的耶和華而來。

Alzaré mis ojos a los montes;¿De dónde vendrá mi socorro?Mi socorro viene de Jehová, Que hizo los cielos y la tierra.

西班牙文Socorro對我來說是一個新的詞,一個聽起來很可愛的詞。它的意思是拯救,唸起來有種咕嚕咕嚕的舒緩聲音,就像拯救本身一樣讓人安心。我想,太可惜了,英文的同義詞「succor」聽起來既生硬又沒有吸引力。

那一年,颶風米契襲擊了中美洲。在墨西哥,我和同事們看著洪水和山崩的影像畫面,想起我的鄰居們住在只有薄薄的金屬屋頂和泥土地面的房子裡。有個三歲的孩子叫阿丹(Adán),他的生活似乎特別無聊。他在塵土飛揚的小巷裡四處遊蕩,經常在吃飯時不請自來,赤裸裸地走進我們家。他會爬起來站在桌邊的椅子上,問:「Y mi plato(我的盤子呢)」

我相信,上帝是個拯救者,祂珍惜這些小孩子。我連續兩天大聲禱告,也寫了禱文:主啊,讓颶風停止吧。讓它消失吧。

颶風真的消失了。颶風沒有向我們襲來。米契在向內陸移動時失去了動力,轉向墨西哥灣。這是我第一次真正為安全禱告,而我的禱告得到了回應。我們得救了,但這結果讓我感到不安。超過11000名洪都拉斯人和尼加拉瓜人喪生。為什麼上​​帝會放過我們,卻沒有放過他們?

幾年後,回到美國後,我和先生在領養孩子的整個過程中為我們的孩子禱告,尋求智慧和指引。一切感覺就像在神的安排下非常順利的進行。在我們第一次見面後的十天內,三個不到四歲的孩子來到我們家。

由於養育這些孩子佔據了我所有時間,我難以找到禱告的時間。我沒有理由起早貪黑地禱告,育兒過程中繁瑣的家事不斷吞噬我的時間。我開始練習動覺禱告:在跑步機上跑步時禱告,在每天的運動中禱告、背誦經文,祈求神在我的家庭裡動工;我在一英里長的游泳中禱告,在一趟又一趟的水花聲中感恩及為人代禱。結束後,我從泳池爬上岸,走過粗糙的泳池甲板,水順著我的手臂和腿流下來,感覺靈魂清澈見底,好似剛剛受過洗禮。

隨著孩子們的成長,我們始終無法擺脫這樣一種感覺,那就是他們十分不完整,總有著破碎的傷口,即使在我們家生活了兩年、五年或十年。當他們進入青春期時,我們加強了對他們的養育治療,尋求教育支持、制定可預見的作息時間、每週接受心理諮詢、請祖父母來幫忙、諮詢醫生,安排社交課外活動。我和先生都做兼職工作,這樣我們總有一人能在家陪孩子。

我加倍努力地禱告。我在聖誕節收到一本《一年聖經》,並連續三年讀一整遍。我被從前沒有注意過的預言所吸引,這些預言描述著一位憐憫和公義的上帝,祂為陌生人、寡婦和孤兒代求。這些經文成了我的禱告。

根據《那鴻書》1:7,我祈求上帝在我遇到困難時成為我的避難所。根據《詩篇》第10篇,我懇求祂見到我們的悲痛,並親手動工。《路加福音》第8章成了絕望的呼求,希望耶穌能像醫治墳墓中的人一樣醫治我的孩子,讓孩子能「穿戴整齊,精神正常(第35節)」。我渴求上帝的良善,不斷祈求祂為我們做大事,讓我們充滿喜樂。

但一切只變得越來越糟。

我接到許多壞消息的電話。我的一個孩子因為偷偷甩掉隊友而被踢出運動隊。一個孩子在開學第一天就說要自殺。一個孩子差點被學校開除。我先生打電話給我,說有個孩子早該放學了,但還沒回家。後來,警察來了。心理學家打來電話,說評估結果有問題。一位校長打電話給我,說他們發現我的孩子身上有玻璃碎片和自殘的傷口。一位學校輔導員把我從工作會議上叫出來,她擔心當我的孩子說「治療師(therapist)」一詞時,其實想說的是「強姦犯(the rapist)」。

我開始操練一種新的動覺禱告,我稱之為「醉哈拿」的禱告,靈感來自撒母耳的母親哈拿,她深沉痛苦的禱告被誤認為是醉酒的囈語(撒母耳記上1:12-14)。每天早晨,我都要在安靜的街道上走一個小時,一邊禱告一邊哭泣。鹽水流到我的臉頰和嘴唇上,回到家,我發現自己的脖子被積聚的淚水染成了白堊色。

我知道,孩子們人生早期的經歷塑造了他們現在的樣貌。幼年的創傷會影響孩子的思考模式,甚至會從生理上改變他們的大腦,從而降低他們承受壓力的能力,增加他們的焦慮和攻擊性,更令人痛心的是,還會使他們「在父母的關愛下獲得安全感和幸福感」的能力發生短路,接收不到。

我們試圖幫助孩子改變的努力似乎一次又一次落空,我的禱告似乎毫無結果。我告訴自己,禱告不是功利性的。祂的意念不是我的意念,我的道路也不是祂的道路(以賽亞書55:8-9)。但我研究過統計數字,聖經的記錄強烈地暗示,禱告與有利的結果相關。但對我來說,禱告似乎會讓壞事發生。

我想,也許問題出在我們攻打天堂之門的人數不夠。我招募一群朋友成為禱告勇士。一開始,我請他們為幾張未付的醫療帳單的保險金能發下來禱告。一週後,帳單仍未支付,我們的一個孩子住進了醫院。我再次請求保險,並為另一個孩子能順利過渡到短期住院治療禱告。一週後,保險費還是沒有給付,又有兩個孩子住院了。幾個月來,每次我寫信給我的禱告團隊,我們都會遇到新一輪的狀況。代禱事項的更新曾是勇敢的號召,現在卻成了等待另一場風暴的練習。

我在人行道上踱來踱去,因擔憂和悲傷而不安。「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我低聲問上帝。「這真的是祢要讓我們面對的嗎?」我感覺與其說我得到了拯救,不如說我被騙了

經過幾年定期的「醉哈拿」式的禱告後,我們帶著兒子和幾個家庭朋友一起去露營。我們希望在經歷了幾次危機後,一起旅行能拉近我們之間的距離,但我和丈夫也想保護我們的同伴,不讓他們受到兒子難以預料的暴躁情緒的影響。當第一晚夕陽西下時,我們在露天晚餐旁輕鬆地交談,然後平靜地回到帳篷裡。「謝謝祢,耶穌,」我漸漸入睡時這樣說。

然後我被尖叫聲驚醒。在一片漆黑中,我聽到我們的朋友安迪哭喊:「哦,我的上帝!祢在哪裡?」我爬到空地上,感覺有什麼東西拂過我的身體:一棵大樹倒在一頂帳篷裡,帳篷裡都是熟睡的孩子。

安迪小心翼翼地在帳篷布上開了口,在我們聽到他兒子哭聲的地方。孩子的腿伸了出來,我們把他拉了出來。我把他抱給他的母親茱莉亞,她讓兒子坐在腿上,全身顫抖,但很安靜。我抱著他們幾秒鐘,摸著茱莉亞的頭。

大樹卡住了他們女兒的小腿,她動彈不得。安迪雙手捧著她的臉,一遍又一遍地說:「你不會有事的。我們會救你出來。」她抬起頭對他點點頭,把抽泣聲咽了回去。

但這棵樹實在太大了。當時是凌晨五點。我們在後山七英里的地方。我們一行人討論著該怎麼辦。

「我可以找人幫忙」,我說。「我可以跑回去。」我穿上靴子,開始拿鑰匙、手機、水和食物。

「需要有人跟你一起去。」安迪說。「還有誰能跑?」

男人們需要留下來處理這棵樹,我掃視了一下隊伍,看到我的兒子。「我兒子可以做我的夥伴,」我說。「他很能跑。」

我們兩人在黑暗的樹林中奔跑。在崎嶇不平的地方,我們放慢腳步,以免扭傷腳踝,然後繼續奔跑,隨著光線逐漸變亮,我們一路狂奔了七英里,終於到了我們停車的地方。我們衝到停車場附近的護林站門廊上,敲了敲門。無人應答。

我們駛上土路,由於轉彎太快,在湖邊打滑。兒子緊抓車門把手,看著我。「我得減速,」我說,「如果我們撞車,她可能會死。」在一家小雜貨店附近,我們有足夠的信號撥打911,並給我的牧師發了短信:「為我們能把女孩救出來禱告,請告訴大家為我們禱告。」

「我會的,」牧師馬上回覆道。「我們正在禱告。」

設定通訊中繼站和組建救援隊花了幾個小時的時間。當我們陪同救援隊伍沿著山路返回時,國家公園管理局透過無線電通知我們,他們將派出一架直升機。

兒子問我他能不能提前跑在前面,我說可以。他很快地一路跑回扎營處,大聲喊道:「他們來了!我們得找個地方讓直升機降落!」在我們離開的時候,我們的同伴用木棍在樹下挖了個洞,解救了女孩的雙腿,把她抬到一個更安全的地方,就像那些為他們癱瘓的朋友尋找耶穌的人(馬可福音2:3-11)。

直升機無處降落。飛行員在上空盤旋,兩名護林員將女孩以類似棺材的擔架掛在纜索並上鉤。纜繩收上去,將他們從樹梢上拉起,然後直升機升空飛走了,載著人的貨物懸在半空中,就像細繩上的一個小包袱。

後來我們得知,數百人一直在為我們禱告,我匆忙發給牧師的短信引發連鎖反應,並成倍地增加。女孩的獲救似乎證明了上帝的力量和決心。這是一個奇蹟——大樹可以輕易地奪走她的生命。後來,女孩有三塊骨頭被固定住,不需要開刀,打著兩個石膏就回家了。

「那報佳音傳平安、報好信傳救恩的,這人的腳登山何等佳美!」(賽52:7)。我和兒子受到熱烈的掌聲。茱莉亞和安迪告訴我,我兒子的歸來是他們那天希望的曙光。我仔細地觀察兒子拆開收到的感謝禮物,很希望他能得到一些治癒。但他們真誠的謝意似乎被彈開了,兒子顯然沒有受到任何影響。

事故發生後,一位朋友對我說:「沒有比成為別人禱告的回應還更光榮的事了。」我沒有反駁。我很高興能幫上忙,但我也想揮舞幾下旗幟,讓上帝知道,這裡還有人需要認真的救助。

如果上帝願意,祂可以拯救很多人,我們親眼目睹了這一切。然而,我覺得自己又被騙了。我們很快就要為兒子尋求住院治療,因為我們無法在家中安全地照顧他。我們沒有直升機。

我不明白,為什麼「上帝治愈我的小寶貝」這個願望如此遙遠。為什麼我的努力毫無果效?我試著想出各種解釋。也許這是培養我的情感意識或增長我的同理心的一種方式;也許這是一種「嚴厲的憐憫」,是要顯出我某些隱藏著的偶像崇拜(如自給自足或靠行為得救)的一種痛苦但有益的解藥?也許我們被羞恥感絆倒的處境有一天能成為其他人戰勝羞恥感的榜樣;也許這就是彩虹之前的大洪水:我的孩子們幼年的所有痛苦都會以某種方式得到解決——而唯一的出路是穿越這樣的痛苦。

最終,我疲憊不堪,不再試圖尋找洞口垂下的救生繩。事實很明顯,上帝的身上有種雷打不動的冷酷感。我在想,我是否應該像電影《使徒行傳》裡的桑尼那樣對祂大喊:「我愛祢,主啊,但我很生祢的氣!我生祢的氣!」

但我沒有力氣。一聲憤怒的尖叫,我的喉嚨就痛了。

而且其實我並沒有生氣。上帝是如此美善,我很愛祂。我只是不明白為什麼祂看起來如此苛刻,為什麼祂顯然給了我一個不可能的任務,然後又把地毯從我腳下拉走。我想我知道摩西在服事上帝多年後,上帝禁止他進入應許之地時的感受(申命記3:21-28)。

「我再也無法禱告了,」我最後告訴我的朋友安妮。「我禱告的事總是收穫完全相反的結果。我無法調動我的想像力了,我再也無法用言語表達我的禱告。」

「有一種觀點認為,如果你無法禱告,意味著你遠離了上帝,」安妮回答道。「但我認為,當你無法禱告時,你正在上帝的心上。」

上帝離我非常近。我知道這一點。我從靈魂深處莫名的摯愛中感受到了這一點——除了上帝,我不可能靠著自己感到自己如此深刻地活著,如此被珍愛。但祂的離我很近可以用另一種方​​式來解釋,即詩人克里斯蒂安·維曼所說的,「上帝進入並理解人類的痛苦。」

傅士德(Richard Foster)寫道,當我們忍受苦難時,苦難預備我們能以一種帶來治癒的方式「進入他人的痛苦之中」。它成為一種事工。同樣的,盧雲神父(Henri Nouwen)在《負傷的治療者》一書中說,我們的苦難是上帝展開新創造的地方。透過如此再生、救贖的方式,我們瞥見祂國度的真實。

露營事故發生後,茱莉亞曾對我說:「如果沒有你一起同行,我再也不會去任何露營。」這句話對我觸動很大。我曾看著我們家那慘澹的、一無所有的財產,覺得我們的生命黯淡無光,面目全非,一無是處。但茱莉亞卻視我為傳道者,一個有治癒能力的人。奧斯卡·羅梅洛主教曾說:「有很多東西 只有透過哭過的眼睛才能看到。」

我開始意識到,類似這樣的「負傷的治療者時刻」不斷干擾著我;它們像射入我生命的愛的飛鏢和箭。像上帝袖子裡藏著大把大把的花招,不惜炫耀自己。

我的朋友們知道我的人生如此破碎,經常會因為緊急情況和看診而缺勤,但他們仍一直打電話來傾訴他們的悲傷和不安全感。「你可能沒時間聽我說,」一位事工夥伴朋友說,「但我真的很需要一些妳的智慧。」母親們向我傾訴她們的問題,在我傾聽的時候一邊擦著眼淚。年輕的女孩會在深夜發訊息給我,或在教會結束後俏皮地側身與我交談。我認識了各式各樣的人,與各式各樣的生命故事交織在一起。

那年夏末,我取消去探望我最好的朋友的計畫,因為我找不到可以安全地照顧我孩子的人。我感覺自己被困在家裡,既失望又擔憂。我偶然間打電話給一位鄰居,想知道她找房子的狀況。她告訴我,她一家七口隔天就要搬家了,卡車明天早上就會到。

「有誰幫你搬家呢?」我問。

「沒人,」她說,「我太忙了,沒時間問別人。」

「我和我的三個孩子能過來幫忙嗎?」我提議道。我們幫他們把物品裝箱,搬到卡車上,並在接下來的兩天裡指揮他們家年幼的孩子一起幫忙。我曾禱告得到某種拯救,但在沒有拯救的情況下,我卻瞥見了耶穌受苦的心,以及服事他人的神聖機會。也許我可以像魯益師(C. S. Lewis)在《裸顏》裡描寫的奧魯爾女王一樣說:「主啊,我現在知道為什麼祢不回答了。祢就是答案。」

幾週後,我拿出聖經,用手指撫摸著皺巴巴的書頁。我還能去找誰呢?在主那裡有永生的話語,我完全被祂迷住了。

溫蒂·清見(Wendy Kiyomi)是華盛頓州塔科馬市的一名養父母、科學家和作家,她關於信仰、領養和友情的作品曾發表在《犁季刊》、《圖像雜誌》和《恩格爾伍德書評》上。她於2023年曾獲頒格爾獎(Zenger Pri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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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護環境既是聖經教導,也是種見證

基督教可以在這個為環境焦慮的時代爲人們帶來冷靜而清醒的盼望

Christianity Today May 30, 2024
Illustration by Mallory Rentsch Tlapek / Source Images: Unsplash / WikiMedia Commons

我喜歡看大自然紀錄片,尤其是大衛-愛登堡(David Attenborough)解說的自然紀錄片。無論是和孩子們一起觀看,還是自己一人欣賞,我享受著阿爾卑斯山的雪景或海藻叢林的壯麗風光。

但是我注意到,近年來,幾乎每一個關於物種滅絕及生存邊緣掙扎的警世影片到了末尾,都會呼籲人們要有所行動。這些紀錄片呼籲觀眾承擔造成可憐生物的困境的責任,並仔細思考如何在該物種永遠消失前挽救牠們。

我可以理解因見到動物掙扎於生存,認為人類應採取行動的心理衝動。然而,這種敘事訴求背後的道德原則似乎有點模糊,並不那麼理所當然。

許多紀錄片工作者也承認,我們在銀幕上為之驚歎的物種,都經歷過漫長的生存競爭並適應環境才能活到今天。有的時候,紀錄片敘事者甚至會提醒我們,同樣的生存競爭過程也曾導致無數個曾經存在的物種消失滅絕。

無論你相信地球年輕論還是年老論,無論你相信上帝看顧著世界,或單純只有無特殊意義的物理規律在引導歷史,我們都同意不斷地變化、死亡,以及「有利於適應性的物種自然選擇」是地球上的生物的一大特徵。我們看著這一切變化被記錄在引人入勝的紀錄片中,但是,當其中某個物種滅絕時,這種「你我都助紂爲虐」的道德控訴似乎並不完全符合紀錄片製作者的世界觀。

是什麼驅使我們從道德是非的角度來看待北極熊可能滅絕的問題?如果我們把人類行爲排除在外,自然歷史難道沒有充斥著無數滅絕物種的屍骨嗎?難道人類及其行爲不屬於自然的一部分嗎?

一個健全的創造關懷神學

如果我們仔細地傾聽,會發現許多環保主義者似乎在區分好壞上(在功利性還是美學意義上)以及客觀判斷是非對錯方面,有著模棱兩可的觀點。如果世上發生的所有一切都只是「自然進程的一部分」,沒有一個上帝告訴你「關於祂的創造物,有哪些事可做,哪些不可以做(thou shalt not)」——那麼,除了物種的消失對目前生態系統的功能有害外,還有什麼差別呢?我們如何能判斷,看到這些物種永遠消失不僅令人悲傷,而且實際上是種道德錯誤

如果變化、衝突掙扎和滅絕只是大自然的一部分,沒有什麼超自然的東西/神告訴我們應當(should 怎麼做才是「正確的」,上面所說的關於物種保護的道德控訴背後的依據似乎就並不充分。因此,我常常認爲,自然紀錄片中呼籲人們採取行動的內容不過是訴諸情緒而已,除非我們以基督徒對上帝的信仰爲基礎——我們正生活在祂的創造物之中,因此我們要對造物主負責、交帳——也許在這樣的基礎上,基督徒在照顧、治理上帝的創造物方面,要比許多其他基督徒及其懷疑者所意識到的更有發言權。

這正是安德魯·J·斯賓塞(Andrew J. Spencer)在《上帝所造的盼望: 虛無時代的管家精神(Hope for God’s Creation: Stewardship in an Age of Futility)》一書所採取的角度。透過思索上帝如何關愛祂的創造物並賦予其價值,以及人類應效法上帝以「管理上帝的創造物為任務」的角度,斯賓塞提供一個紮實的創造關懷神學(theology of creation care)。這本書內容淺顯易懂,適合一般讀者閱讀,但書中的研究和論證均相當充實,也能滿足專業人士的需求。

斯賓塞的背景正是投入這類工作的極好人選。他是位福音派基督教倫理學家,他職業生涯大部分的時間都在核能電力相關產業內,他熟悉圍繞著這些問題的科學及公共政策討論議題,並將這些議題與正統基督教神學的志業相結合。

讀者會欣賞他對「基督教的意識形態有害於環保事業」這類指控從過去至今日所作的總結。此外,讀者能從他如何處理永續能源(sustainable energy)和氣候變遷等特別棘手的問題中學到很多東西──他的主要論點是,基督徒應該接受一種「帕斯卡的賭注(Pascal’s wager)」的態度,視「節約使用能源」和「實現可永續發展的能源」爲一種合算的良善,即使氣候變遷的理論並不像其所預測的那樣準確。

除此之外,斯賓塞還提醒基督徒要警惕意識形態所驅動的環保主義。這種環保主義將複雜的問題扁平化,並爲使用緊急權力來重塑現代社會秩序提供正當化的理由──他稱這類環保主義爲只憑「很大的概念」來解決環境的問題——這種區分有助於基督徒辨別許多被偷偷夾帶至討論內的別有用心的動機。

但本書最重要的貢獻在於爲基督徒提供充分的理由,讓基督徒為著信仰的使命以全面且審慎的方式來關愛受造物。不過,關於斯賓塞如何做到這一點,容我再多做解釋。斯賓塞並不認爲「關愛受造物」本身是教會使命的一部分。相反的,他認爲關愛受造物是將信仰與我們時代的文化和道德情感處境化的重要方式之ㄧ。

一種新的道德貨幣

雖然斯賓塞沒有直接地闡述這一觀點,他的論點與近來西方在基督教色彩日益淡化的同時卻變得越來越在意靈性/靈命這一現象相契合——而認知到這一現象十分重要。

作家塔拉·伊莎貝拉·伯頓(Tara Isabella Burton)指出,在當前基督宗教主流地位的遲暮之年,我們正在目睹另類的靈性爆發。在不信仰上帝的情況下,這些靈性上的信仰有助於給人們一種歸屬感和目標感。在這個拒絕「超越性的真理」的時代,人們仍渴望被某種比自己更偉大的東西所吸引。更有甚者,他們渴望能夠掌握善惡道德的標準,並確保自己站在歷史上正確的一邊。

這並不是說「環境保護」僅僅是一種缺乏正當道德基礎的潮流。斯賓塞提出基督徒需要將保護環境視為「管家職責」的充分理由。正如他所指出的,聖經確實宣稱 「萬物藉著基督被造,又是為祂而造」,並且萬物靠著祂得以維繫(歌羅西書 1:16-17)。

但值得強調的是,對我們社會中許多人來說,關心環境這件事在西方基督教社會裡,扮演著以往公共宗教所扮演的功能。對環境的關注給予參與者「意義和目的」(人類不得在自然過程中傷害自然),明確地界定英雄和罪犯的界限(倡議分子和開明的科學家在一邊,石油鉅頭和消費文化則在對立面),也提供明確的贖罪方式(宣揚碳信用額度制度、植樹造林和提倡循環利用)。通過這種方式,對環境的關愛可以激起人們的心理共鳴,並爲社會秩序提供ㄧ種共同的基礎。

我們可以視這種「將保護環境置於人類需求之上」的做法為一種新的「高舉大自然為神」的新異教主義(Neopaganism)。正如斯賓塞所指出的,這的確是環保主義的一種趨勢。但是,對於環保行動主義如今已成爲我們文化中的一種主要道德貨幣,這一趨勢意味著,出於宣教的動機和在公共場域做見證的需求,基督徒需要更加小心明辨,同時積極參與環境保護的工作。

正因如此,斯賓塞的著作是我們今天正需要的資源。無論你喜不喜歡,對懷疑論者或那些正在「解構」他們信仰的人,他們很可能並不是因爲覺得基督教主張的真理不可信而排斥基督教。相反地,更有可能的是,他們發現基督徒的信仰及基督徒對於「我們應如何在這世上生活」的看法令人無法接受。在他們看來,許多這類信仰所倡導的生活方式實際上「並不良善,也不可取。」

當然,上帝真實良善的作為及關於祂自身的啟示並沒有任何錯誤。但基督徒需要對「後基督教時代」裡不斷變化的社會想象有一定的敏感度──我們從我們的社會(而非基督信仰)中繼承而來的信念如何深刻地塑造我們認為可信或可取的事(使我們認為某些行為、價值觀是基督教的教導,但實際上並不是)。

冷靜而清醒的盼望

我有一位朋友在阿姆斯特丹牧會,他經常和人分享氣候變遷議題對他所處環境中的多數人而言是多麼緊迫和重要的問題。如果基督徒在這個議題上保持沉默,或一昧指責環保運動的意識形態是種過度的偶像崇拜,基督徒就會毫無必要地將自己和福音孤立於公共領域的討論外。斯賓塞的書爲基督徒提供一種謹慎地參與環保議題的方式,讓基督徒認識到我們既能深切關注環境問題,且能為相關議題的討論做出貢獻。

以斯賓塞在書中提到的幾項貢獻爲例:基督信仰對人類基本尊嚴的信念和對窮人的關懷可以幫助抵抗「替代能源專制主義」──這種專制主義試圖限制發展中國家透過使用便宜的化石燃料提高生活品質的努力。基督教對自由意志的堅持有助於引導人們努力在自由市場尋找氣候變遷的解決方案,而不落入「透過極權控制來徹底改造社會」的方式。最重要的是,基督教可以在這個為環境焦慮的時代爲人們帶來冷靜而清醒的盼望,甚至可以培養人們有明智的消費方式及不浪費資源的習慣,以我們的行為指向我們所信靠的上帝確實是「生命的賜予者和維護者」。

一些讀者可能不會同意斯賓塞對某些特定科學問題的看法,或懷疑氣候變遷政策中是否真的有某種陰謀計畫在作用。或者,讀者可能會指責他的建議不夠深入。但無論如何,所有讀者都能從他的堅持中收穫一些東西:爲了信仰和使命,基督教不需要成爲我們環境問題的一部分。相反的,在這些問題上,基督教能夠提供的東西比我們的社會所認知的還要更多。

丹尼斯·格里森(Dennis Greeson)是貝爾法斯特聯合神學院(Union Theological College, Belfast)的聖經交織中心(BibleMesh Institute)所長、計畫協調員和研究助理。他也是即將出版的《基督在文化中之道一個對於整體生命的異象 (The Way of Christ in Culture: A Vision for All of Life)》一書的合著者之一。

翻譯:Harry Chou // 校編:Yiting Ts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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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領袖的道德危機是嚴重問題

福音派組織在其問責標準中加入領袖的「誠信度」。新的標準能有所幫助嗎?

Christianity Today May 29, 2024
hxdbzxy / Getty

ECFA是一個為2700多間福音派非營利機構提供認證的組織,近期,ECFA希望提高其檢視標準,以應對當今教會和事工面臨的「最大財務風險之一」:基督教領袖層的道德危機。

幾十年來,福音派財務責任委員會(以下簡稱ECFA)圍繞著財務透明度、管理和治理為福音派機構制定指導方針。今年,ECFA宣布將計劃增加一項新的檢查標準,以解決事工領袖的誠信和品格問題。

這將是45年來ECFA標準做出的最大變化。

該擬議標準於2024年3月首次提出,其中規定:「每間機構都應積極關注其領袖,並按照ECFA的《支持領袖誠信度政策》來檢視其領袖的誠信度。」

ECFA成員和基督教非營利組織的專家都同意此項新標準的理念,但不確定如何具體實施。

在接受本刊採訪時,ECFA總裁兼執行長麥可·馬丁(Michael Martin)將這項標準比喻為「護欄」。雖然任何書面政策或問責措施都無法杜絕基督教領導層的罪惡行為——每位領袖最終都要為自己的誠信負責——但各機構可以採取更多措施來幫助領袖們約束自己。

馬丁表示:「人們已在這一觀點上達成共識⋯⋯每間機構的董事會有機會也有責任與其領袖並肩作戰,幫助領袖們的生命處在他們能最佳地成長茁壯的狀態。」

2021年,ECFA對組織內800多間事工機構領袖和董事會主席進行調查,94%的人表示領袖的失職確實影響捐贈者的信任。受訪者也表示,他們需要更多資源來幫助支持/維持事工領袖的誠信度,並請求ECFA協助。

ECFA關於新標準的評註包括以下對其成員教會/機構/基督教事工的指導:

  • 董事會或董事會委員會應至少每年與事工領袖會面一次,討論董事會如何為領袖「提供適當的支持,積極主動地關心事工領袖作為一個完整的人的誠信和健全性」。

  • 基督教領袖有責任「投入與耶穌的關係以保守自己的心(箴4:23),按照聖經對領袖的期望(提摩太前書3:1-7;提多書1:6- 9)努力過無可指責的生活,並以愛和謙卑的精神(彼前5:1-6)順服董事會對其的關懷和支持。」
  • 董事會也應詢問其領袖是否承諾堅持聖經中的誠信原則,如書面行為準則所概述的那樣。根據ECFA對新標準的描述,領袖應實際地展現謙卑、靈命成長以及聖靈果子等特質。然後,董事會負責將這些談話記錄在會議記錄中。

ECFA頒布的認證可為基督教事工的捐贈者和參與者提供一定程度的保證,但並不可能完全使事工免於嚴重的道德危機。2021年,ECFA終止拉維撒迦利亞國際事工(Ravi Zacharias International Ministries)的會員資格,原因是該事工的資源「被不當使用,與事工已故創始人拉維·撒迦利亞斯的性侵和不當行為有關。」

2019年,豐收聖經教會(Harvest Bible Chapel)因創堂牧師麥唐諾(James MacDonald)的爭議而失去ECFA的會員資格,最終導致麥唐諾被解僱

上個月,ECFA成員——北卡羅來納州丹佛市的追求教會(Pursuit Church)因一名牧師性行為不端而將其解僱。Pursuit教會仍可繼續保留其ECFA會員資格。

羅丁(Scott Rodin)認為,ECFA新設立用以檢視領袖誠信度的標準呈現「整體性的思維」,能使事工領袖和董事會維持健康的關係。

羅丁是FOCUS集團的高級顧問兼首席策略官,該集團幫助基督教相關組織與捐贈者建立聯繫網絡。羅丁表示,領導階層的失信(道德失敗)會對事工產生連鎖反應,影響員工、捐贈者以及事工所服事的更大範圍的社群。

雖然事工領袖的情感、靈命和身體健康似乎與捐贈者的信任沒有直接關聯,但羅丁認為,領袖全人整體性的健康會反映在其帶領的機構的健康上。他說,ECFA正擬議的新標準使各機構董事會首先對其領袖有更全面性的檢視。

「領袖與上帝的關係、與自己的關係、與鄰舍的關係——都會對他們如何開展事工產生巨大的影響,」羅丹說。基督教領袖每天面對著能誘使他們妥協原則的事。「模糊的道德邊界很快就會變成懸崖邊界。」

自3月初公佈擬議標準以來,ECFA已透過ECFA網站上的表格向會員徵求意見。馬丁說,多數回應ECFA的事工機構對於製定這類標準的必要性表示肯定,並請求ECFA指導各機構應如何實施該標準。

誠信度標準將是ECFA《負責任的管家度量標準》清單中的第八項。現有的七項標準包括教義誠信、治理能力、財務監督、法律合規、財務透明、薪酬和第三方交易,以及管理財務性禮物。ECFA沒有明確規定董事會應向事工領袖提出哪些涉及誠信度的問題。

弗蘭克·薩默維爾(Frank Sommerville)對該標準背後的理念表示讚賞,但他表示,目前尚不清楚符合標準的機構應是什麼樣子。作為一名執業律師及註冊會計師,薩默維爾的客戶(其中約70%為基督教機構和事工)正在與他聯繫,尋求與施行該標準相關的建議。

「我很欣賞ECFA為解決領袖誠信問題所做的努力。我在過去30多年的工作經歷中看到,高階領袖缺乏誠信會如何損害或甚至摧毀一個機構,」薩默維爾說。

儘管如此,他還是想知道各事工機構將會如何施行ECFA故意留下的含糊不清、能作多種解釋的標準。

在對該標準的評註中,ECFA稱其會員機構「有很大的自由來關心及支持其高層領袖的誠信度⋯⋯以最適合其處境的方式。」評註也明確指出,董事會並不一定要成為對領袖問責的小組。因此,各事工機構可能會糾結於如何劃分這些界線。

薩默維爾認為,各個事工可能很難確定他們需要監督哪種類型的誠信度。領袖的財務誠信?性方面的誠信?每日讀經靈修的誠信?

「董事會是否應在與領袖工作內容、工作表現無關的領域上向領袖問責?這是董事會的最佳用途嗎?」薩默維爾問到。

正如追求教會(Pursuit Church)所展現的決心(開除牧師),該事工領袖的道德失敗並不會致使整個事工失去通過ECFA認證的資格。

雖然基督教機構腐敗和財務管理不善的案例會佔據頭條新聞,但薩默維爾認為這些事件只佔整體事工的一小部分。他說,在幾乎每一個失敗的案例中,董事會成員都認為他們的職責是全力支持其領袖。

「你需要的不是一個『服事領袖的願景』的董事會,你需要的是一個能確保『領袖實踐機構的事工願景』的董事會。」

薩默維爾希望各機構能認真對待ECFA的新標準,不要僅僅視這為一個需要打勾的框框,而不去解決最根本的問題。

ECFA多數會員機構為類教會事工(parachurch ministry),不過ECFA表示,教會是其成長最快的會員部分,剛好超過10%。ECFA會員可在5月底前就此次擬議的新標準發表意見。ECFA預計於今年秋季正式推出新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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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典和真理永遠能戰勝審判

面對與性道德相關的罪,我們應如何兼顧恩典和真理?

Christianity Today May 25, 2024
MmeEmil / Getty Images

在現今的文化氛圍裡,與人類的「性取向」有關的對話,常常還沒開始就已注定會陷入僵局。我們這些試圖持守傳統聖經觀點的人經常被批評是愛論斷人、愛審判人的人。然而由於這類指控如此頻繁的發生,我們已經很難分辨這些指控究竟是真實合理的結論,還是出於偏見的一概而論。身為耶稣的跟隨者,我們渴望活出並實踐正統信仰裡美好的部份。雖然「兼顧恩典及真理」之類的口號大家都會說,但我們常痛苦的體驗到,要在真誠的關係和真實的對話裡實踐這句話有多困難。

這樣的張力的確讓我們緊繃:當有人第一次向你坦白自己的性取向時,你感覺胸口似乎緊縮成一團。淚水在你的眼眶打轉,你不知道如何表達你對這位被同性吸引的朋友的愛,同時又持守上帝對性行為的設計(屬於異性婚姻內)。

身為一個曾與同性戀愛多年、有性關係,之後歸向基督的人,我曾站在這種困難對話的兩邊過:我曾是接受嚴肅話語的那一邊,如今我是向人發出嚴肅話語的那一邊。我們之中有些人(我承認我也是其中之ㄧ)更容易傾向講真理,更難給予人恩典。另外有一些人則偏向縮手不管,他們愛自己的朋友,願意給他們充沛的恩典,但忽視聖經裡關於性行為的明確教導。

近期,我與一位父親長談,他痛苦的向我傾訴,幾年前他女兒向他出櫃時,他最初的反應是築起一道神學高牆。他迫切地想知道,如何能在不與自己的信念妥協或破壞與女兒關係的前提下彌補他之前的錯誤。另一位女士找到我,詳細地講述了過去幾十年來她是如何維持與她同性戀妹妹之間充滿愛的親情,因為她深信這樣友好的關係是她對這位家人見證耶稣的方式。如今她害怕自己沒有說出真理,最終會帶來更大的傷害,但在這麼多年不曾和家人聊及此事後,她非常不確定該如何開口。

像這樣的故事還有很多很多。我們到哪裡尋找可效法的榜樣呢?聖經告訴我們,耶稣基督就是道成肉身、真實活出既有恩典又有真理的那位。是的,我們何等需要祂的指引。

盡管約翰福音第8章受到學者、女性主義者和許多人的激烈討論,但這段經文為我們提供一個真實有效的例子。在故事中,我們看到耶稣在聖殿教導人,文士和法利賽人走進來,帶著一個行淫時被抓的婦人。經文裡說他們試圖用這個問題抓耶稣的把柄──該如何對待這個有罪的婦人?他們應該按照上帝律法的要求對待她嗎?

若你屬於更注重上帝的恩典的人,請注意,文士和法利賽人指出這個女人的罪行並訴諸律法的處置並沒有錯。與性關係相關的罪是神所重視的,也是道德上的錯誤。若你屬於更注重上帝真理的人,請注意,使用另一個人的生命來支持自己的道德觀點、利用一個神以祂形象所造的人來實現自己的宗教目的,是多麽容易發生的一件事。文士和法利賽人未曾與這個婦人對話,他們只是談論著她,好似她不是一個有血有肉的人。

耶稣沒有立即回應他們。祂彎下腰在地上畫著,讓他們等著。當祂終於回答時,祂站起來,給了他們一個重量級的答案,你們中間誰沒有罪,就可以先向她扔石頭。」

這是一個冒著風險的舉動,因為耶稣面對的是那些「確信自己站在真理那一方」的人(事實上,根據律法和當時的情況,他們是有道理的)。在耶穌的回答裡,耶稣基本上同意他們的神學觀點,耶穌沒有爭辯說那個行淫的婦人沒有犯罪,也沒有爭辯說律法並沒有真的規定要判她死刑。然而,耶穌在方法論上不同意他們處置的方式。耶稣清楚地知道他們心中的想法──他們的動機和他們自己的罪。耶穌要求我們這些對真理充滿熱情的人,時時刻刻注意用同樣批判他人的眼光來批判自己。

當所有人都離開後,耶稣站起來問,「婦人,那些人在哪裡呢?沒有人定你的罪嗎?」這是婦人在此事上第一次和人對話。耶稣問她關於控告她的人的事,讓她可以為自己說話。在她的回答中,她僅僅闡述沒有人定她的罪,「主啊,沒有。」

耶稣的回應舉世聞名,但也出乎人的常理。「我也不定妳的罪,」耶稣說。「去吧,從此不要再犯罪了。」

雖然乍看之下,耶稣似乎並不關心這個人聖潔與否的問題,但事實上,祂比任何人都關心聖潔的問題。祂寬恕了她的罪,並從這種深深的寬恕中産生了愛和聖潔的可能性。這名婦人的一舉一動、生活與呼吸都是耶稣將她從死亡和罪惡中拯救出來的見證。如果她受到應得的懲罰(死刑),也許公義得以實現,但罪也獲得代價昂貴的勝利──毀滅亞伯拉罕的女兒。但是,耶稣不僅僅是最終戰勝罪的神,祂還能從罪惡的深淵生出聖潔的果實。在沙地前,祂呼召聖潔;在十字架上,祂為這名婦女承受應被石頭打死的罪責。我們只能想像這名婦人離開時心中的震驚:她從羞辱性的死亡邊緣存活下來。

當然,我們不是基督。但我們也可以做這樣大膽的宣告嗎?是的,事實上,我們可以!作為基督身體的一份子,我們受呼召成為使人與神和解的使者(林後5:18)。我們可以像耶稣一樣自由地傳遞真理,傳講在性上的罪對我們的靈魂造成的危害。但我們也被呼召在「基督救贖的恩典、寬恕、愛」的框架內傳講這一真理。

對那些經歷著同性之間的吸引力和性別認同焦慮的人而言,他們更迫切需要的往往是恩典。他們之中多數人早已預期自己會受到無情的論斷及審判——我很確定這一點,因為我是他們的一份子。他們之中許多人曾是被家人嫌惡的女兒,或被青少契趕出去的孩子。我深知這一點,因為我曾和無數個經歷過這些的人對話,他們的痛苦是真實的。

而我所說的也是我親身經歷過的。

當我在我基督徒生涯的早期,我也曾深陷罪的網子裡。當時,我正在耶稣的愛裡不斷成長,感覺自己深刻地被耶穌吸引,但我的心也被我所愛的女孩深深地吸引。讓我深感遺憾的是,在我與女孩的關係中,我不僅心裡深深地被她吸引,我的身體也深深地被她吸引。

對耶穌和對那位女孩這兩股強烈的愛從相反的方向拉扯著我,開始將我撕碎。我知道我必須結束與那個女孩的關係,但我發現自己的決心軟弱無力。最終,我把這件事告訴我最好的朋友,一個基督徒。她坐在我對面,眼裡噙著淚水,用顫抖的聲音告訴我,我必須結束這段關係。那是個懇求,不是個命令,但那正是我內心所需要的。我的朋友給了我力量,讓我能勇敢去做我需要做的事。

在那個當下,如果她選擇模棱兩可,如果她對聖潔的本質持不確定的態度,她會讓我繼續跌倒,無法站立。或者,如果她冷酷無情、用居高臨下的態度指責我的行為,我也會因受羞辱而退離。但基督透過我的朋友,以祂的方式傳遞祂的真理:充滿恩典的方式。

你所服事的人可能還沒有像我一樣,在他們人生的旅途中已準備好接受真理的教導。對於如何服事我們所愛的人,並沒有一套既定的公式可依循,然而,行淫的婦人的故事為我們提供一些簡單、可參考之處:我們必須進入到每個當事人在那一刻的處境裡。我們必須仔細分辨我們什麽時候應說話(以及要說什麽)、什麽時候則應好好的聆聽。如果我們不得不說真話,則要在謙卑的愛裡訴說。總是將傾聽放在首要位置,也總是將禱告放在首要位置。我們需要盡可能在這方面學習並成長,最重要的是,倚靠上帝全然的掌權,相信祂會親自帶領我們。

就像約翰福音第 8 章那名婦人一樣,那些在性道德的罪中掙扎的人,往往預期其他人會拿石頭砸向他們的臉。但若我們在言行舉止中表現出我們真心在乎他們的生命,我們也許有機會向他們傳遞對世人而言最重要的信息:基督的福音──那永遠能戰勝審判的真理之路。

瑞秋·吉爾森(Rachel Gilson)是克魯東北大學(Cru Northeast)的神學發展部主任。她的個人部落格為: rachelgilson.com ,也可以在X上 @RachelGilson 追蹤她。

翻譯:Harry Chou / 校編:Yiting Ts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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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音派的「教會神學」必須重生

「大離教運動」是讓我們重新思考教會存在的意義的機會。

Christianity Today May 24, 2024
Illustration by Mallory Rentsch / Source Images: Unsplash

近年來,多數不再去福音派教會的人並非成為「不再有宗教信仰的人(nones)」,也不一定是「離棄福音派」的基督徒。

事實上,根據吉姆·戴維斯(Jim Davis)和邁克爾·格雷厄姆(Michael Graham)近期出版的《大離教運動》(The Great Dechurching)一書中所述,許多這些人仍自認是重生的基督徒,擁有完全正統的基督教信仰。這些基督徒相信三位一體、相信基督代世人贖罪,更相信耶穌是他們個人的救主這個事實。

他們只是不再去教會了。

我們可能會容易這樣認為:這數百萬離開教會的人偏離了軌道,他們的「福音派身分」在某種程度上值得懷疑。我們可能會想,他們肯定沒有真正理解過基督信仰的真諦。

但如果福音派本身也有部分責任呢?如果不再去教會的福音派基督徒的問題不在於他們對信仰的錯誤理解,而是福音派的神學本身缺乏對教會的重視呢?

與其他派別傳統的基督教相比,福音派基督徒在傳統上較少重視教會生活,更關注基督徒個人與上帝的關係。

幾個世紀以來,天主教一直堅持「教會之外無救恩」,而福音派歷來堅持一個人的得救與教會歸屬或教會聖禮無關。儘管有來自路德會和聖公會背景的新教徒保留了洗禮聖事在救恩中的功用,許多福音派基督徒如今已摒棄這種聖禮神學。

美國福音派誕生於十八世紀的戶外復興運動。這波復興運動譴責沒經歷真實重生的傳道人,並呼籲人們在教會圍牆外經歷聖靈和救恩的禮物。英國聖公會福音佈道家喬治·懷特菲爾德(George Whitefield)在戶外向成千上萬的人傳道,而他與任何既定教派都沒有什麼聯繫。

懷特菲爾德並非孤身一人。儘管第一次靈命大覺醒運動的佈道家通常是曾被按立的牧師(包括懷特菲爾德),但他們關於個人救恩及專注於個人靈命的信息跨越並挑戰教派之間的界限——他們強調個人與上帝的關係,這種關係不受教會或信條的影響。

到了十九世紀,類似的巡迴佈道家繼續進行復興主義佈道。他們有的公開蔑視其教派的指令,有的則與遵循教派傳統的教會關係緊張。

巴頓·W·斯通(Barton W. Stone)是肯恩嶺長老教會(Cane Ridge Presbyterian Church)的牧師,美國第二次靈命大覺醒就是從這裡開始的。他在復興開始之後離開了長老會。他自立門戶、決心恢復曾經「不受教派監督」或「公認信經的約束」的初代新約基督教。

查爾斯·芬尼(Charles Finney)是第二次大覺醒運動中最著名的復興佈道家,為了找到能適應他「新措施(new measures)」及亞米念神學(Arminianism)的教會,他跨越教派界限,在教會之間尋尋覓覓。

但至少,儘管19世紀的復興主義者對教派限制感到不適,仍定期參與地方教會。20世紀許多美國福音派領袖則並非如此。

一些20世紀的傳道人意識到,透過類教會事工(parachurch)傳教,往往比透過地方教會更能有效地向失喪的人傳福音。

這些牧師當中最有名的是葛理翰牧師(Billy Graham),他的國際佈道事工跨越宗派界線。葛理翰牧師鼓勵他的聽眾加入地方教會,但他自己註冊為教會成員的教會卻遠在達拉斯——距離他在北卡羅來納州蒙特里特的家近千里之外。

他經常去其他教會,尤其是他的妻子露絲·貝爾(Ruth Bell)所屬的長老會教會,但他很少去達拉斯的教會,他是那間教會長達54年的成員。

「如果我屬於(北卡羅來納州)家附近的浸信會教會,他們會不斷要求我參與教會事務,」葛理翰牧師解釋道。「當我回到家時,我會去我妻子所屬的長老教會,身為訪客,他們自然不會要求我做任何事。」

那個時代的其他類教會事工領袖對參與並積極服事地方教會的興趣較小。

羅伯森(Pat Robertson)是創辦了瑞金大學(又譯維真大學,位於美國弗吉亞州的一所私立基督教學校)和基督教聯盟(Christian Coalition)的電視福音佈道家,曾被按立為美南浸信會牧師。然而,在1980至1990年代初,他事業的鼎盛時期時,他幾乎從不去教會。當被問到為什麼不參加他所在的浸信會時,他曾對記者說:「太無聊了,我不喜歡去那裡。」

羅伯森堅信基督徒靈修生活的重要性,他每天都讀一個小時的聖經,並花很多時間禱告。但在他看來,教會生活可有可無。

如今,一些福音派人士重新強調教會的重要性。像大衛·普拉特(David Platt)和馬克·迪弗(Mark Dever)等牧師堅持認為,每個基督徒都有責任成為地方教會的活躍成員。

福音派再次閱讀有關基督徒群體價值的經典著作,如潘霍華(Dietrich Bonhoeffer)的《團契生活》(Life Together),並撰寫與教會、團契相關的書,如科林·漢森(Collin Hansen)和喬納森·利曼(Jonathan Leeman)的《重新發現教會:為什麼基督的身體必不可少》(Rediscover Church: Why the Body of Christ Is Essential)。

在這個快速運轉的世界裡,當參與教會變得越來越「逆文化而行」、越來越「不方便」,這些信息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有必要性。正如邦妮·克里斯蒂(Bonnie Kristian)所解釋的那樣,許多基督徒缺乏對教會的基本委身——堅信「例行參與基督徒的集體生活是我們敬拜和門徒訓練的主要場所。」

但是,為了讓人們重返教會,福音派需要重新建構一個令人信服的教會神學──為「為什麼要去教會?」這個問題確立一個獨特的福音派答案。

教會存在的理由不能只是傳福音,因為類教會事工和宣教士團隊在這方面往往效果更好。教會的存在也不能只是為了傳講上帝的話語,因為一些最好的福音派佈道往往出現在跨宗派的復興聚會和福音事工特會上。

如果教會是基督的新娘——是耶穌用祂的寶血所贖回的——我們必須知道她對我們而言非常重要。但,教會究竟為什麼重要呢?

一個來自福音派的答案是:教會是上帝的家庭在此地的體現,是耶穌計劃訓練門徒彼此相愛,使門徒能變得更像祂的地方。

一個基督徒在個人的獨處中無法有效地實踐愛。我們可以獨自禱告、讀經,但如果不與他人建立關係,我們就無法實踐愛。

保羅的哥林多前書13章是寫給「一整間教會的基督徒」看的——而不是寫給一位獨居的基督徒。在保羅的一生中,有好幾次他與基督徒群體隔絕,無法與他人一起敬拜,例如在監獄裡的時候。但即使在與世隔絕的情況下,他仍熱切地為其他門徒禱告,渴望與他們團聚。

當我們讀到《帖撒羅尼迦前書》的前幾章,我們不可能不注意到,保羅是個非常渴望與其他基督徒在一起的人——與他們一起禱告,分享他們與主同行的喜怒哀樂。

正如福音派基督徒正確地指出的,上帝的靈和救贖的禮物並非由教會的圍牆所定義。但是,如果沒有一個特定的信仰群體,我們學習「如何愛其他耶穌的跟隨者」的能力就會受到限制。我們經歷到與其他基督徒合一的能力也會受到阻礙,而耶穌在被釘十字架前曾為祂門徒的合一禱告。若非在基督徒群體裡,我們不可能經歷到在此生此地「作為耶穌的新婦」的身份所帶來的祝福的一部分。

早期的美國福音派也許是在抵制沒有重生的牧師和靈命死灰的教會中而生,但它絕不該成為一場反對教會本身的運動。也許現在,在「大離教運動」的浪潮中,我們可以重新發現一個強而有力的、屬於福音派的教會神學。

威廉斯(Daniel K. Williams)是阿什蘭大學(Ashland University)的歷史學家,著有《十字架的政治:黨派政治的基督教替代方案》(The Politics of the Cross:A Christian Alternative to Partisanship)一書。

翻譯:Jane Hao /校編:Yiting Ts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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悔改既是縱向的,也是橫向的

向著上帝及他人的悔改是所謂的天國文化、基督國的倫理核心。

Christianity Today May 24, 2024
Illustration by John Hendrix

路加福音比其他任何福音書都更全面地展示耶穌關於倫理的教導。耶穌說的比喻有一半以上只出現在路加福音,它們涵蓋了「如何做金錢的好管家」以及耶穌是如何看待窮人、殘疾人和女性等被世人忽略的人⋯⋯等主題。

這一切的基礎是耶穌和祂所傳講的神的國的樣貌。

在我事奉於學術領域的40多年中,我從事關於路加福音的研究。路加福音裡的關鍵經文讓我以不同的視角看待世界,使我了解耶穌的使命範圍之廣,是我年少時期顯少被教導的。

第一段關鍵經文在路加福音第一章。加百列向施洗約翰的父親撒迦利亞預言他的誕生和呼召,說約翰將為彌賽亞預備道路。

他要使許多以色列人回轉,歸於主他們的神。他必有以利亞的心志能力,行在主的前面,叫為父的心轉向兒女,叫悖逆的人轉從義人的智慧,又為主預備合用的百姓。(路1:16-17)

我學到的關於讀經的方法之一是透過提問來理解經文的意義。在這一段,我的問題是:「為主預備合用的百姓是什麼意思?」而這段經文給了我們兩種答案。

首先是關於預備:約翰將使人們回到上帝身邊。這正反映了先知該做的事。

再來是——同時既是約翰呼召的一部分,也是上帝想在那些「預備好被拯救」的人身上想看到的(更是我過去一直不明白的)——加百列宣布,約翰將在兩個關鍵領域使人們回到彼此身邊:家庭關係(「為父的心轉向兒女」)和公共生活的倫理智慧(「悖逆的人轉從義人的智慧」)。

這意味著悔改同時也是橫向的(人與人的關係),而不僅僅是縱向的(人與神)。悔改並非單一向度,而是多面向的。

當約翰接受呼召,為拯救的到來預備百姓的心時,我與神的關係以及我與他人的關係都在神的意念之中。「和解」和「關係」是上帝準備透過耶穌做的事的核心。

聖經中用於表達悔改的詞彙直譯為「轉向」——在這裡的轉向有個統一的目標:將人帶回上帝身邊,同時也將他們帶回彼此身邊。

這段經文闡述的是人們應以「連結心靈、追求愛和尋求他人的益處」的方式來行事及生活。

以,我們該怎麼做到這一點,誰應該主動採取行動?施洗約翰為我們指明了方向。

如果我們對這種全面的悔改方式還有任何疑問,那麼下一段關於施洗約翰的教導和洗禮的經文則再次強調了這個目標。

人們透過參加約翰的洗禮來回應悔改的呼召,展示「我已預備好迎接主的到來」的心意。

請看路加福音3:8-14(我將某些術語譯成希臘文,以顯示語意的連結):

所以你們要結出果子來,證明你們的悔改,不要自稱說:「我們有亞伯拉罕作我們的父」。……眾人就問他說:「那我們該怎麼辦?」約翰回答他們:「有兩件外衣的人必須與沒有外衣的人分享,有食物的人也必須這樣做。」稅吏也來受洗,他們對他說:「老師,我們該怎麼辦?」他對他們說:「你們收集的東西不能超過規定的數量。」一些士兵也問他:「至於我們,我們該怎麼做?」他告訴他們:「不要用暴力或誣告從任何人那裡拿錢,只要有你們的軍餉就滿足了。」

這段經文的主題正是施洗約翰佈道的主題:悔改。路加福音3:10, 12和14裡的不同群體都在回應約翰的呼召,活出他們的悔改(結出悔改的果實)。這是約翰回應預言,對他為彌賽亞預備道路這ㄧ天職的實踐。

在路加福音1:16-17和3:10-14發生的事只有被路加福音所記載。這是唯一一部提及這件事並將其與彌賽亞信息聯繫起來的福音書。如果我們把四本福音書攤開來做對照,假設這四本書對於施洗約翰的描述都是一樣的,我們就可能錯過路加福音在這此強調的關鍵主題。

路加福音第3章這一節的英文翻譯模糊了第8節新受洗者的問題和約翰的勸勉之間的相呼應。在這段經文裡,受洗者和約翰皆用了希臘單字poieō的不同型態(意思是「產出」及「做」)。這些受洗者問約翰如何在日常生活中活出約翰所呼召的悔改,約翰則用同樣的詞做出更精確的解釋。請記住,約翰在這裡做的事,正是在為耶穌的信息的基礎鋪平道路。

而約翰的回答出乎眾人意料。在每個案例中,悔改的實踐所涉及的並非「我如何回應上帝」,而是我在日常生活中如何回應他人

悔改的信息是這樣的:我應該慷慨地對待上帝給我的東西(對約翰的聽眾而言,這意味著衣服和食物)、以寬宏的態度扮演我的角色(就稅吏而言,不在經濟上佔人便宜;就士兵而言,不濫用權力)。

讓人們驚訝的是,約翰的回答都沒有直接涉及上帝。約翰的重點在於,悔改不僅關乎我與上帝的關係,也關乎我與他人的互動。

在我們迴轉向上帝的同時,我們也在預備自己迴轉向它人,也就是,我們開始有一顆主動走向他人的心。這是在為耶穌即將帶來的國度做屬靈的準備。那些為耶穌王做好準備的人,會把悔改「做/產出」到極致。

這讓我想到下一段經文:路加福音5:32。耶穌在這裡說:「我來,不是召義人,乃是召罪人悔改。」

當我們讀聖經時,同時閱讀經文的上下文很重要(5:29-32)。就在前一個場景,耶穌才與稅吏共進晚餐,而一些宗教領袖抱怨祂這樣做。為什麼要與被許多人拒絕的人共進晚餐呢?

耶穌的回答是,祂像醫生一樣,是來醫治那些需要幫助的人。這其中隱含的思考是:這世上有誰不需要上帝呢?

耶穌對悔改的呼召出現在路加福音許多經文中(4:16-19;14:7-24)。耶穌以自己為榜樣,教導祂的跟隨者「他們應該首先關注哪些人」。耶穌透過服事和特別照顧那些經常被忽視的人來表明祂的優先順序。

當我們關心著耶穌所關心的人時,我們向世界見證這位神不會忽略世上任何一個人。耶穌以約翰關於悔改應該結出果實的觀點為基礎,呼召我們主動修復與他人的關係。

那麼,我們該如何實際做到呢?撒該的故事(路19:1-10)或許是悔改是什麼樣貌最清楚的例子之一。故事的開頭是耶穌與這位令人憎恨的稅吏的相遇。這段互動導致撒該內心的轉變:撒該宣布他要改過自新並與他的群體和解。

這種全人全心悔改的核心是與耶穌的相遇。耶穌歡迎那些「需要上帝的人」的方式深深吸引了他們。然後,祂主動走向他們,表達上帝對他們的關注,同時也向他們提出挑戰。耶穌邀請我們以祂為榜樣,隨時預備好伸出和解及關懷之手。這就是那即將到來的國度呼召背後的核心。

加福音裡的這些故事漸漸的改變了我。它們並沒有在一夜之間改變我的心,但漸漸地,往悔改的路上走去的一系列實踐變得越來越清晰。

耶穌帶來的這種全新的思維模式慢慢消除了我對悔改的盲點,讓我看到上帝的救恩和個人生命轉變的計劃有多麼全面性。

路加福音揭示了「悔改」一詞在關係上和倫理上的維度——我曾經視這個詞為我跟上帝之間的私事,以為悔改只與我和上帝的關係有關。

認識到悔改與我們和他人的關係有深刻的關聯性,讓我很震驚。

當我反思人們共處的社會及社交關係時,「悔改的視角」讓我看見一系列我曾錯失的實踐。

這些經文讓我更加深信,上帝想在我和所有追求祂國度的人身上看到的是什麼樣的心。一個為彌賽亞的到來預備自己的人的心是向著其他人的——甚至是那些他們本性不會想要向著的人。

我的悔改是否讓我的心準備好與上帝在所有方面要求的心意一致?我是否忽略了上帝指出的我應做出的某些回應?

我必須反思自己的回應有多麼膚淺,以及「尋求上帝的寬恕」究竟意味著什麼。祂的寬恕不僅是為了把我帶到祂身邊,也是為了使我見到祂對其他人的心。

在研讀路加福音的過程中,我逐漸明白另外兩個緊密相關的主題:我們應如何像上帝饒恕我們那樣去饒恕人,以及我們應如何理解基督最大的誡命(The Great Commandment)。

主禱文裡面請求天父「免我們的罪,因為我們也赦免凡虧欠我們的人」(路11:4)。我要學習一種處理人際關係的方法,一種能反映出上帝在我不配時為我所做的一切的處理方式。上帝總是準備好要饒恕我們。

在我們這個經常算計他人過錯的世界裡,這是個革命性的想法。當我們饒恕別人時,我們見證著上帝如何待我們的榜樣。上帝的饒恕是完全的、多面向的,當我們真的了解這一點,我們會更加感激祂的饒恕,以至於改變了我們回應他人的方式。

基督最大的誡命是要我們盡心、盡性、盡意、盡力愛上帝,並愛鄰舍如同自己(路 10:27)。路加福音1:16-17和3:8-14皆在在強調著這一點。

這不僅僅是新約聖經的觀點,十誡也涵蓋這樣的內容。十誡裡面第一組誡命是關於我如何與上帝相處,第二組誡命則是關於我們如何與他人相處。

這些經文共同闡明了基督「關係性的倫理」的核心,即當我們跟隨上帝並以祂為鏡子時,祂希望我們的心是如何轉向祂以及其他人。

耶穌所教導的「愛」明確地包含我們的敵人(路加福音6:27-36),祂認為這樣的愛應能使基督徒與眾不同。這樣的愛反映著上帝的品格,也反映出我們是祂那已悔改的兒女。當我們反映著上帝的心意時,我們會發現自己需要悔改的範圍如此之大。

我認為,這種真正悔改的想法是聖經裡最全面、最具革命性的思想之一。這就是上帝想帶領祂的門徒走上的路:當祂改變了我們的心,祂使我們轉向祂、轉向我們的家人和我們的鄰舍。

一個為彌賽亞的降臨做準備並參與在祂的國度的民族,應該隨時準備好,滿心願意並且能走在這條路上。

如果教會始終如一地執行這個目標,我相信這樣的心志能改變我們的世界,因為這樣的生命能吸引他人歸向上帝。當上帝呼召我們「做好準備」時,祂呼召我們主動做一個有智慧、寬容、對他人充滿愛和關懷的人——即使是對一些我們原本不想如此對待的人。

在我們的心轉向他人的同時,我們也轉向了上帝,並且我們甚至可能正以這種方式邀請他們以自己未曾想像過的方式回到上帝和他人身邊。

達雷爾·博克(Darrell L. Bock)是達拉斯神學院文化參與執行長兼新約研究資深研究教授。他著書無數,最近的作品是《文化智慧:在多元化的多元世界中為上帝而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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