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還應該被稱為“福音派”嗎?

在我們這個兩極分化、政治化的時代,或許應該有一個更好的名字。

Christianity Today April 26, 2021
Pearl / Lightstock / Edits by Rick Szuecs

那些在一切信仰和實踐問題上堅持聖經權威的基督徒,有沒有一個更好的詞來形容他們?

也許是時候用一個新的複數來反映基督徒的自我認知了。這個不同的名詞包含所有相信、追隨耶穌的人,而讓所有的福音派神學理念和教派都有歸屬感。在我們的文化環境中,一個新的複數名詞能否讓我們擺脫負面的刻板印象?

如果我們作為基督徒是認真的,在用耶穌永恆的救贖信息向人們傳福音的同時,仍然希望可以理解我們所生活的世界,並被這世界所理解——那麼我能不能推荐一個詞,讓福音派不能拒絕?一個名詞,在我們堅持信念一致和行為真實的同時,很難抗拒?

不久前,我們剛慶祝了宗教改革500年,紀念了路德,一個不掌權威但肩負起了責任、挑戰流行的神學觀念的人。按照他的傳統,來個新名詞如何?把我放在“聖經派”(biblicals)這群人當中吧。

“基督徒”這個名詞在北大西洋沿岸以外的地區擔負著情感的重擔。在印度,我出生的地方,陳舊錯誤的論點導致人們很容易反感基督徒,覺得他們屬於西方。基督教從一開始就是非西方的,現在又有更多的非西方信徒——這一點也許能幫我們回到最初新約中給耶穌的信徒及追隨者的稱呼(徒11:26),但我們目前還做不到這一點。

馬丁·路德在16世紀首次使用evangelium這個詞(拉丁語的“福音”——譯者註),而100年後的大覺醒中,出現了evangelical這個詞(即如今英文中的“福音派” ——譯者註)。多麼精緻高雅的名詞啊!它創造性地音譯了希臘語的複合詞(eu+angelion),並自然而然地加以改編。這個詞與生俱來地蘊含著善良和快樂。在19世紀的美國,這個詞開始被廣泛使用;1976年則被稱為“福音派年”。雖然對內行人來說,這個名詞有具體的含義。但在全球大部分地區,對非基督徒來說,這個名詞始終沒有“基督徒”那麼容易冒犯人。在敘利亞阿勒頗的維拉特大街上,“福音派”這個詞對那些新加入教會、有經濟需求的人來說,是美好的。他們被眾人拒絕,而那裡的福音派教會是唯一已知歡迎他們的教會。

然而在美國,福音派一直被尖銳的刻板印象所玷污,尤其是在最近的大選中。我們的社會習慣給人貼標籤,如按世代(嬰兒潮世代或千禧一代)、按教派(加爾文派或阿米念派),或是按膚色(如歌中所唱,”紅黃黑白,在祂眼中皆是寶貴”)。這在我們頭腦中固化了詞語的不必要的含義。

“聖經派”這個名詞暫時還不會錯誤地渲染起非福音派的情緒。它不會引發一種競爭意識,反對顯而易見的右傾票倉。它可以用於統稱福音派基督徒,無論他們意見的異同,也能適用於各世代、各教派、各民族。他們信奉和跟隨主耶穌基督,既有個人層面的皈依,也有公眾層面對聖經信念的表達。

這當然需要個人和公眾層面上的調整。讓我用一張圖表來簡化語言(也許有些過度簡化):

福音派與聖經派

選項 優點 缺點
福音派
  1. 有相當的歷史背景
  2. 在神學上含義豐富
  3. 在地理上(基督的教會正在成長的地方)被接受
  1. 被當代誤解
  2. 在社會學上含義貧乏
  3. 在基督的教會正在衰落的地方被邊緣化
聖經派
  1. 情感上的負擔較少(至少目前來看如此)
  2. 自然而然地與福音派保持一致
  3. 有潛在的可能性被接受
  1. 用新詞來適應文化環境
  2. 廣泛使用可能需要時間

我不願設想失去福音派這個詞。因為它本質上是指那些認同耶穌以及祂的事工和使命即為福音的人,所以福音派就是我在神學上的身份。它也代表了我身份中的個人目的——分享上帝的好消息,即在主耶穌那裡有永恆的、確實的救贖,提供給了全人類。我是一個福音派基督徒。

而與此同時,在美國,我的居住地,我厭惡使用這個詞。幾十年來,一種膚淺的情緒在美國滋長。福音派已經承擔了太多本不屬於它的意義。這種本是對相信《聖經》(而不是拍著《聖經》)的基督徒的真實描述,在政治上卻已被定義為反人民、反進步、反科學等等。在福音派被指責為反對一切的同時,一些社會階層也開始反福音派。

在高度政治化的美國,參加教會的人數停滯不前,我們也許可以放棄“福音派”這個名詞。而在世界的其他地方,我們仍然可以保留它的美好和真義,因為在那裡,教會正在成倍增長——在那裡,信徒對這個詞的聖經內涵和期許沒有什麼疑慮。

也許使用“聖經派”一詞可以允許自我認同,而不會在任何地方引發尷尬或誤解。它可以給信徒信心,而不必擔心周圍媒體採用稻草人論證及進行有謬誤的研究。希望這種情形能持續一段時間,至少幾十年左右。

也許福音派能經受住誤用和誤解,最終把我們帶回到這個詞原本的意義範圍。而那時,我們就可以與政治福音派保持距離,成為聖經福音派(但這詞本應是多餘的)。最終,若有必要,我們將把這被誤解的詞(“福音派”)從主幹中分別出來,而僅僅被稱為聖經派。名詞“福音派”用來指特定的人,而“聖經派”嚴格來說還只是一個形容詞。但我們可以被統稱為聖經派。這個不可數的名詞和其他棘手的名詞一樣,不鼓勵作為單數使用,至少目前如此。它有助於向所有人澄清:在聖經派中,有許多或許不同但彼此相容的福音派。這的確需要時間適應……就像大多數形容詞變成名詞一樣。希望不要再花500年的時間。

給致力於信福音、愛耶穌、遵從《聖經》的福音派朋友(不是敵人)的後記:你怎麼看?我們是否應該等待那一天?期待您的見解和意見。請致郵ramesh@rreach.org。

Ramesh Richard,全球宣講事工RREACH的主席,達拉斯神學院全球神學參與和牧養事工的教授。

翻譯:LC

責任編輯:吳京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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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讀經回歸到基本點上

最好的工具和策略只是看似簡單而已

Christianity Today April 25, 2021
Steven Wickenheiser / Lightstock

在繼母的教導下,我學會了用最基本的工具烹飪,而她是之前幾代人廚房魔法的繼承人。 用鐵煎鍋煎培根,用叉子翻動; 餡餅殼是用鋼絲糕點切割器在攪拌碗中形成的; 鬆餅是用空罐切的。 準確地使用的話,簡單的工具可以得出各種美好的成果。

但隨著對烹飪的興趣增長,我轉向了那些保証減少勞力或混亂的複雜工具。 我的廚房裡擺滿了一次性用具和高檔電器,但那些經年的脆培根、又薄又鬆的餡餅殼和溫暖的鬆餅並沒有改善。 在許多情況下,它們甚至變差了,或者,因為要找出和正確使用那些器具而削弱了我的興趣。

把得出好東西的簡單做法過於複雜化是有可能的, 閱讀《聖經》也就像烹飪一樣。 因着在線釋經書、詞典、平行對照本《聖經》和可搜索資料庫的普及化,我們可能會忘記能有效幫助我們的那些基本、久經考驗的工具。 考慮重用這五個簡單的“廚具”,在這麼多讀取和分析聖經的方法中,它們可能已經被遺忘在抽屜裡。

重複閱讀

我們低估了重複閱讀在訓練我們遵循文本含義的有效性。 它幫助我們識別概念、名稱、位置、圖像、節奏或短語等,我們也會開始看到結構和模式呈現出來。 我們不會窮盡其用處,因為每次閱讀,新的寶藏都會從文本中發掘出來。 最好的——也是最被忽略的——學習《聖經》的方法之一,就是從頭到尾把聖經其中一卷讀一次,而不試圖分析或應用它。 然後再讀一遍。 又再一遍。

諮詢地圖

當托爾金(J. R. R. Tolkien)出版他現在著名的《指環王》三部曲時,他在開頁中放置了一個巧妙的簡單工具,使他的讀者能夠進入故事:一張“中土”(Middle-earth,小說中虛構地名——譯者註)地圖。 很可能有相當數量的現代基督徒瞭解中土的地理比中東的地理更多。 我們《聖經》的附錄也包含地圖,引我們進入場景,並提供上文下理。 當我們知道,在使徒行傳第8章中埃塞俄比亞的太監為了朝聖而走了一千五百英里,便會讓我們更深入理解他想認識耶和華的熱切渴望。 明白保羅的宣教之旅或亞伯拉罕旅程的路線,增加了我們的理解,並加強了我們對這些故事的記憶。

記錄《聖經》的時間脈絡

以色列王國的分裂何時開始? 以賽亞何時作預言? 何時是兩約之間? 聖殿何時被毀? 這有用的《聖經》時間脈絡可以幫助我們把閱讀內容放在正確的歷史背景中。 它還可以幫助我們理解在某些時代哪些主題普遍地被論及,或者為甚麼某一主題不會出現在《聖經》的某些部分。 考慮製作一個書籤,放在您的《聖經》中,幫助您在閱讀時學習和應用聖經歷史的時間線。

比較譯本

如果有些短語或句子難以理解,可以用幾個譯本進行比較。 線上的不同譯本使比較變得方便易用。 在你重複閱讀書卷的過程中多加一個層次:閲讀另一譯本。

翻查字典

對那些不熟悉原文的人來說,希伯來或希臘詞典不一定是有用的工具,相反,一本簡單的英語詞典可以是有效的幫助。 當保羅在使徒行傳第13章中遇到方伯(proconsul)時,一瞥同義詞庫就告訴我們,方伯是羅馬的總督。 當我們在約翰一書2:2讀到基督是我們的贖罪祭時,字典解釋這是一個救贖的犧牲。 即使翻查一些常用字如:堅定(steadfast)或公義(righteous),也有助於擴大或挑戰我們的理解。

讀聖《經時》,避免把那“配方”過於複雜化。 重尋基本的文字技巧,以更新的專注去閱讀。 準確地使用的話,簡單的工具可以得出各種美好的成果。

Jen Wilkin是一位妻子、媽媽和聖經老師。 她是《祂的形象,沒有其他像祂的》(In His Image and None Like Him)一書的作者。

翻譯:季小玲

責任編輯:吳京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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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音派心靈的四分五裂

我們為什麼會分道揚鑣,我們將如何重新走到一起。

Christianity Today April 20, 2021
Illustration by Mallory Rentsch / Source Images: Kimson Doan / Unsplash / imtmphoto / Getty Images

新的裂痕正在美國福音派運動的內部形成,但這些裂痕並非沿著通常的地區、宗派、種族或政治界限。曾經在對基督的承諾中團結在一起的夫妻、家庭、朋友和教會,現在卻因為看似不可調和的世界觀而分裂。事實上,他們不僅僅是在分裂,而是變得互不相讓。

最近,為了理解正在發生的這一切,我的一群大學同學——都是在健康的福音家庭和聚會中成長和培養起來的——在網上重聚在一起。有一位哀慟說,她已經無法理解父母,也無法理解他們對世界的看法怎麼會發生如此突然、痛苦的轉變。另一位則描述到,一些與他有著同樣的社會、人口背景(demographically identical)的朋友,曾經在幾乎每一個問題上都站在他一邊,而現在卻在鼓吹某些令他震驚的觀點。還有一位說,她的教會在相互猜疑和誤解的驅使下分裂了。

“這些都是我的人,”一個人說,“但現在我不知道他們是誰,或者說我不知道我是誰。”

當你覺得你愛的人正在被對現實的錯覺(false reality)擄去時,你會怎麼做?而他們為你的所擔心恰恰也是同樣的,對於這個讓人氣餒的事實,你該怎麼做?

這種疑惑並不是福音派獨有的。曾經肩並肩站在一起的同道中人現在卻發現,地殼板塊的漂流把他們推開了,他們腳下的大陸正在分離,他們找不到回到共同點的橋樑。我們對現實的看法怎麼會有如此大的分歧——我們有什麼辦法可以把彼此重拉到一起嗎?

直觀可信度曲線(plausibility curve)和信息曲線(information curve)

在我的學術生涯中,最持久關注的一個問題是關於人們的信仰是如何形成的。不是他們 應該 如何在某種理想化的完美理性的願景中形成信仰,而是他們作為嵌入(embedded)社區和文化中的具身性(embodied)生物,_實際上_是如何形成其信仰的。我想介紹一個簡單的概念性工具,它部分得益於彼得·伯傑(Peter Berger)的工作,可能有助於我們理解正在發生的事情。

想像一下,一個水平面向下彎曲成碗狀,再升回來,又恢復成一個水平面。從碗的一端到另一端的曲線,代表了某人覺得可信的說法的範圍。我們把它叫做直觀可信度曲線(plausibility curve,或譯為似然度曲線、合理性曲線——譯者註)。落在曲線中心的說法會被認為是最合情理的(plausible),它們不需要什麼證據或論證,個人就會同意相信。落在邊緣附近的說法,隨著偏離中心,越來越被視為不可信,使人信服它們,需要逐步增強說服力。而完全落在直觀可信度曲線之外的說法,則超出了一個人在某一特定時間點可以相信的範圍,因而任何證據或邏輯都是不夠的。

決定某項主張是否被某人認為合乎情理的,是它與其個人經驗、已有信念以及欲信之事的符合程度。一個人的全部信仰頗像一幅攝影馬賽克(見這裡的一個例子):成千上萬的對現實的經驗、認知被連接在一起,從這成千上萬的經驗和認知中,出現了更大的模式和印象,出現了關於現實本質、宏大歷史敘事、是非善惡的本質等方面的高階信仰。當一個單一的信念被嵌入到無數其他信念中時,會讓人覺得試圖改變它的努力都將毫無結果。想一下子解決糾結在一起的上千個分歧,從何處下手?當某個主張與整個不斷強化的信念網絡“吻合”時,反向的證據就幾乎無關緊要了。這也是使直觀可信度曲線具有持久的力量和抗變化能力的部分原因。

慾望在直觀可信度曲線中扮演著特別複雜的角色。我們可能想_不去_相信某種說法,因為它將使我們與我們所愛的人分離、面對痛苦的事實、改變行為,使我們付出社會代價,等等。我們可能想_去_相信某種說法,因為它將是時尚的,對我們的偏見予以肯定,使我們得以與周圍的人區別開來,可以激怒我們的父母,或者出於其他無數原因。對於我們不願意相信的說法,我們需要更多的說服力;而對於我們願意相信的,則不需要那麼多了。

就像政治理論中的奧弗頓窗口(Overton window)一樣,直觀可信度曲線可以擴張、收縮和移動。朋友或家人的直觀可信度曲線曾經是相同的,但隨著時間的推移,他們可能會發現他們的分歧。一個人認為當然是可信的說法,在另一個人看來幾乎是不可想像的。但這是怎麼發生的呢?這就是信息曲線的作用。

想像一下,在直觀可信度曲線上面有一個鏡像的碗。這就是信息曲線(information curve),它反映了某人關於世界信息的外部來源——例如社區、權威機構和媒體。那些位於信息曲線中心的消息來源被認為是最值得信賴的,來自這些消息來源的說法幾乎毫無疑義地被接受。碗外端的信息來源被認為是不太可靠的,所以它們的說法將受到更嚴格的審查。曲線外的消息來源,至少對這個人來說,是如此缺乏信譽,以至於它們的說法被斷然否定。

信息曲線的中心一般會與直觀可信度曲線的中心一致。這種關係是相輔相成的。當消息來源提供我們認為合乎情理的說法時,就會被認為更值得信賴;而當這些說法來自我們信賴的消息來源時,就會被認為更合乎情理。一個信息源如果能持續地提供處於直觀可信度曲線中心的說法,就會被人們無保留地相信。

改變_可以_從直觀可信度曲線的層面開始。也許一個人加入了一個宗教團體,發現這個團體比她想像的更有愛、更合理。當一個消息源宣稱所有的宗教團體都是非理性的、有偏見的時候,她將不再覺得那種說法是合乎情理的,這將使她的信息曲線逐漸轉向更可靠的消息源。或者另一個人經歷了喪子之痛,不再願意相信死亡是意識的終點。他對其他的說法更加開放,擴大了信息來源,慢慢的他的信念也發生了轉變。

改變也可以從信息曲線的層面開始。在一個人長大的社區裡,存在著諸如父母、牧師之類確立已久的權威,而上大學後,她會被引入新的社區和權威。如果她斷定他們是值得信賴的信息來源,這條新的信息曲線很可能會改變她的直觀可信度曲線。隨著其整套信仰的改變,她甚至可能達到這樣一個地步,即對於那曾經給她提供大部分信仰的消息來源,認為根本不再值得信賴。或者想像一個人一生都在消費極左的媒體資源。他開始聆聽保守派媒體的消息,發現他們的主張與他的經歷產生了共鳴——一開始只是略有共鳴,但程度越來越強。漸漸地,他消費了越來越多的保守派媒體,擴大或轉移了他的信息曲線,這又擴大或轉移了他的直觀可信度曲線。他可能會達到這樣一個地步,他對世界更廣泛的認知——歷史上起作用的深層力量、社會與經濟的最佳組織方式、世界上善與惡的力量——已經完全被推翻了。

考慮一下所謂9/11真相運動和QAnon運動。大多數美國人都會認為某些說法說法超出了他們的直觀可信度曲線範圍——例如,為入侵中東並使其石油業的朋友致富,布什政府策劃了大規模的恐怖襲擊,或者,全球自由主義精英們會為了戀童癖和吃人的目的而組織國際兒童販賣行動。然而另外一些人會發現,一種或另一種陰謀論與他們的直觀可信度曲線產生了共鳴;或者,隨著時間的推移,他們的信息曲線可能會隨之改變,以致他們的直觀可信度曲線也隨之改變。曾經看似不可能考慮的主張,現在看來是可以想像的,然後是可信的,然後是合理的,最後是不言而喻的。保守派_當然_會犧牲成千上萬無辜的生命來證明“石油戰爭”是正當的,因為保守派貪婪,這就是保守派的一貫所為。 _當然_自由主義者會為了自己的健康和權力而犧牲成千上萬的孩子,因為自由主義者是變態的,這就是自由主義者的一貫所為。

最後,從定義的角度,讓我們把包括直觀可信度曲線和信息曲線在內的整個結構稱為 信息世界。信息世界涵蓋了個人或個人所在的社區接收和處理信息的方式。不同的信息世界會有不同的事實和來源。我們今天面臨的挑戰是,我們佔據了多個信息世界,但它們之間幾乎沒有共同點,且互有相當敵意。

這一切與福音運動有什麼關係?有相當大的關係。

福音派的危機

美國的福音派運動從來都不是由一個單一的群體組成的。根據不同的標準估計,美國福音派的人數一般在8000萬到1億之間。即使我們按9000萬來分,這也會使美國的福音派人口比除俄羅斯以外的所有歐洲國家都多。它也是多樣化的,涵蓋了各種地區、種族和社會經濟水平。歷史上將這場運動凝聚在一起的,不僅是一套共同的道德和神學承諾,而且還有大體相似的世界觀和共同的信息來源。他們的直觀可信度曲線和信息曲線基本重合。他們在一些問題上有分歧,但共同的中間地帶是他們相互理解和友誼的基礎。

隨著對“福音派”的定義不再從神學,而更多是從社會、文化和政治的角度,以前不被認定為福音派的群體也被歸入在一起,這種共同感變得越來越勉強。今天,這個廣義的福音派運動正在分裂成不同的群體,雖然它們仍然持有一些共同的道德和神學承諾,但在其信息來源和更寬層面的世界觀上有很大的不同。他們的信息世界幾乎沒有重疊。如果不想陷入痛苦和氣憤的爭執,他們只能討論很狹窄範圍內的話題。

美國福音派內部的一個群體認為,我們的宗教自由從未像現在這樣堅固;另一個群體則認為,它們從未像現在這樣面臨更大的風險。一部分人認為,種族主義在美國社會仍然是系統性的;另一部分人認為,強調“系統性種族主義”,不過是將財富和權力重新分配給憤怒的激進分子的一項進步主義企圖。一方比較關注國會大廈的暴動,另一方則更關注喬治·弗洛伊德(George Floyd)被殺後的騷亂。一方認為特朗普的總統任期對基督教的見證造成了代際損害,另一方則認為對基督教的見證有極大的益處。一方認為前總統企圖政變,另一方認為民主黨人偷走了選舉。一方認為戴口罩和接種疫苗是基督徒愛的標誌,另方認為對這兩件事的拒絕是基督徒勇氣的標誌。

當然,介於兩者之間的群體數不勝數,但這些例子說明了緊張的關係:我們佔據著同樣的現實空間,卻眼中有著截然不同的世界。這些不同的世界能否(或應該)再次拉回到一起,確實是個問題。對於我們的福音派運動,現在是一個關鍵的時刻。

那麼能做什麼呢?前述模型本身就表明了該從哪裡開始。如果我們將信息曲線向一個共同的中心移動,直觀可信度曲線就會隨之而來。信息來源於三個渠道:媒體、權威機構和社會。我們不團結的一個原因是,在美國福音派當中這三個來源都出現了危機。我只簡單介紹一下這幾點。

首先,媒體面臨嚴重危機。 即使今天的媒體越來越強大、越來越無孔不入,但它也越來越碎片化、越來越兩極化。現代媒體的動態機制鼓勵了那些即時、憤怒、誇張的內容,使媒體成為兜售蔑視、販賣仇恨的市場。福音派教徒發現自己在社交媒體平台和傳統傳媒來源之間徘徊,而後者公開倡導進步主義事業,壓制保守派聲音以及那些販賣偏執、錯誤信息的極右來源。簡而言之,數字媒體環境演進的結果是從我們的惡習而不是我們的美德中獲利,將受眾分入封閉的媒體空間,只傳遞加強受眾焦慮與反感的信息、評論方面,它在這些方面已經變得及其高效。

這對基督徒的門徒訓練提出了非凡的挑戰。媒體消費多年來一直在攀升,而且在全球疫情大流行期間飆升。我們的會眾可能每週只花幾個小時在神的話語中(這永遠應該是基督徒最重要的信息和權威來源),但去花40個小時或更多的時間沉溺於當下的敵意。一旦信息曲線開始向左或向右漂移,數字媒體的算法以及政客和謀利者的操縱就會加速這一勢頭。很快,曾經對世界有著廣泛得多的共同觀點的基督徒群體,發現他們只能在信仰的某些基本要素上達成一致。在將某種程度的理性帶入我們的媒體消費習慣之前,很難解決信息曲線的其他部分。在分離的媒體世界中生活得越久,我們之間的分化就會越深、越廣。我們越是長時間地沉迷於媒體饕餮,疏於補充深層營養以培育內在的基督精神,我們的共同點就越少。

媒體的危機波及整個社會,但福音派運動也面臨著自身製造的權威危機。曾在美國福音派的寬廣中間地帶受到極大尊重的一代福音派領袖,現在都已經去世了。當前福音派機構的領袖們,雖然明顯地比他們的前輩更加多樣化,但在超越我們這個時代猖獗的意識形態另類化(othering,或譯“他者化”,意味著根據某種差異,將某些人視為缺乏“我們”特質的另類,並認為後者應處於受支配、被歧視的地位——譯者註)方面,還是艱難掙扎。此外,福音運動還見證了無數領袖人物以引人注目的、毀滅性的方式名譽掃地。同時,我們也看到了名牧的崛起。曾幾何時,在同一方向上長期的順服、一生的謙卑學習和和服事,才為一個人贏得了一點點屬靈的權威和過得去的生活水平。如今,憑著份時髦的簡歷和自我推銷的才能,就可以在基督教名人市場上贏得財富和明星身份。

其後果是幻滅和分裂。當年輕一代出走時,那些留在教會的人卻進一步固守在自己的意識形態陣營中。那些廣受尊敬的權威人士,如果能真的再次成為我們共同信息曲線的重要組成部分,那將是因為我們從名人文化轉向了成聖(sanctification)文化——領導力不再是為了建立平台,而是為了背負基督的十字架。那將是因為我們記住了耶穌的話:“你們中間谁愿為大,就必作你們的用人”(太20:26)。那也是因為我們重新學會瞭如何傾聽有智慧的男人和女人、領導者以及鄰居的意見,而不會因政治分歧而將他們釘在十字架上。

轉變信息曲線的第三條途徑是解決我們的社區危機。社區是基督徒生活中必不可少的。它加深了我們對《聖經》的認識,建立了我們在基督裡的共同身份,培養了基督徒的品格,並使我們的年輕人成為門徒。然而,當代生活的壓力、誘惑和光怪陸離的干擾,使我們的紐帶變得緊張,用冰冷的數字模擬取代了肉身社會的溫暖和深度。這種流行病只會加深我們的孤立感,使許多人為了目的感和歸屬感,在教會之外尋找政治部落或陰謀家社區。此外,美國福音派運動的超級政治化也導致了政治上的站隊。不喜歡牧師立場的教徒會離開,去其他政治傾向與他們相同的教會。但由信息世界幾乎相同的個體組成的教會,將日趨僵化、日益激進——卡斯·桑斯坦(Cass Sunstein)稱之為群體極化法則。

教會不應該退縮為一個只有共同厭惡的社區,而應該提供一個有共同的愛的社區,一個遠離分裂和兩極分化、遠離當下的孤獨和寂寞的避難所。教會應該樹立這樣一個榜樣,向人展示,儘管我們在社會和政治事務上存在分歧,但依然彼此關懷,並肯定我們在基督裡身份無比深刻的根基。

伊利諾伊大學芝加哥分校的社會學家、美國宗教學者邁克爾·愛默生(Michael O. Emerson)近日表示,他研究宗教會眾30年,但“從未見過”如此不同尋常的衝突。 “現在有什麼不同?”他問。 “衝突涉及整個世界觀——政治、種族、我們該如何處世,甚至宗教和信仰是為了什麼。”我在上面所提供的,是有助於理解我們是如何走到這樣一個關口的一個模型,也是就我們如何開始那擺在面前的代際工程提出的一點建議。

我們並非沒有希望。謊言到最後都是空洞的。仇恨是對目標的拙劣模仿,名人是對智慧的拙劣替代,政治部落是對真正基督徒社區的拙劣比較。我們是由神兒子的複活所定義的人民。我們被呼喚成為救贖者和和解者。

所以,也許我們可以開始在我們的信息世界間搭建橋樑。也許我們可以培育一個健康的媒體生態系統,提供一個平衡的世界觀,並就其進行大度的對話。也許我們可以恢復一種領導文化,其定義是謙遜勝過名人、誠信勝過影響。對於那些在其政治部落中發現騙子云集之處的人,我們也許可以邀請他們在基督裡重新發現更豐富、更強健的社區。對於上帝所創造的這個世界,以及在這個世界中跟隨基督意味著什麼,要重新構建一種共同理解,上述這一切都是至關重要的。

Timothy Dalrymple是《今日基督教》的總裁兼CEO。在Twitter上關注他@TimDalrymple

翻譯:吳京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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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可以站在抵禦混亂的破口中

社會是越來越脆弱。 我們需要最優秀的基督教進步和保守主義共同努力來強化它。

Christianity Today April 20, 2021
Illustration by Rick Szuecs / Source images: Joshua Eckstein / Unsplash / Jon Cherry / Stringer / Getty

一年前,當COVID-19疫情開始在美國快速蔓延時,我們開了很多關於世界末日的玩笑。 誰會預測到衛生紙會成為我們末世地獄的貨幣呢? 我們打趣著說。 又用戲劇性的措辭讓人聯想起那些已經瓦解的文明,我們把2020年3月之前的一切稱為“前代”。

但這些笑話掩蓋了實際情況:不僅我們要嚴肅看待這疫情,而且它的擾亂暴露了我們的社會是多麼脆弱。 在平常的時侯,這種脆弱性可能很難被發覺。 我們被 正常化偏見(normalcy bias)迷惑了——人們都假設,我們日常生活的基本型態將繼續下去,不太會有改變。 甚至新科技帶來的變化 也比預期的要少 。 我們的思維只適應逐漸微調的生活。 我們還沒有準備好革命性的改變。

然而,變革是會發生的,雖然並不總是變得更好。 我們認為理所當然的社會秩序並無人可擔保。 在1月份,《華爾街日報》專欄作家佩吉·努南(Peggy Noonan)在國會大廈暴亂事件的第二天寫道:“每個人類的組織都是建在沙地上, 一切都是如此脆弱。” 她說,“文明與混亂之間”只有一層薄面紗,“我們每天都以各自的方式,試圖想使這面紗變得更厚。”

努南指出,保守派——她是指有 保守性情傾向,就是那些關注 傳統、謹慎和有限性的人——長久以來都在警示這種脆弱性。 她認為,“真正的保守派往往對此有特別的理解”, 他們看到了這面紗的薄弱。 這是保守主義和進步主義之間典型的張力:進步派對改變能帶來的持樂觀的態度,因此在希望中向前進,對風險和探索感到很自在。 保守派卻是謹慎地回應改變,指出了我們身處現狀的優點,以及我們自身智慧和創新能力的有限性。

如果做對了,這種進步與保守之間的相互作用會所產生非常健康的張力,這一點我們在《聖經》中也看得到。 另一方面, 許多《聖經》故事 則展現了人類組織、關係和生命的脆弱性。 在《士師記》中,展現的常常是可怕的混亂(士19-21),並不斷地强調那是一段 “各人任意而行”(士17:6;21:25)時期的的故事,這些可能就足以逐漸灌輸我們對社會秩序的關心。

詩篇103章用我們的脆弱性作對比來詮釋上帝永恆的愛。 “至於世人,他的年日如草一樣”,詩人說,“他發旺如野地的花。經風一吹,便歸無有;它的原處也不再認識它。 但耶和華的慈愛歸於敬畏祂的人,從亙古到永遠;祂的公義也歸於子子孫孫。”(15–17節)。 先知以賽亞用相同的比喻來讚美神話語的永恆(賽40:7-8),使徒彼得也循著這主題,呼召基督徒過著有真理、聖潔和愛的生活(彼前1:13-2:3)。 彼得說,世人的現在和現在所做的許多事都是短暫的,所以基督徒應該把我們的目光和希望放在永恆、可靠的“耶穌基督顯現的時候所帶來給你們的恩”(彼前1:13)。

進步的主題更經常出現在關於耶穌再臨的經文中。 身為基督徒,我們參與並預示上帝對所有創造的更新(羅8:18-25;林前15)。 保羅在《哥林多前書》中寫道,在基督裡,我們勝過了死亡,所以我們應該“常常竭力多作主工,因為知道,[我們](和合本做“你們”——譯者註)的勞苦在主裏面不是徒然的”(林前15:58)。 我們現在所做的,雖然在某種意義上是短暫的,但卻具有永恆的重要性。

英國聖公會神學家N.T.賴特(N.T.Wright)在 《驚人的盼望》(Surprised by Hope)一書中申述哥林多前書15章,他認為“現在肉體的生命並非因為它會死就毫無價值”。 “你現在的所作所為”,他繼續說,“將留傳到上帝的永恆。 這些活動不僅僅是讓當今社會少一點野蠻性、多一點包容性,直到我們完全拋開它的那一天。 …它們是我們稱之為建立上帝的國度的一部份。” 賴特解釋說, 基督教啟示錄 最後的“新天新地”(啟21:1-5)與世俗文化所描繪淒慘的世界浩劫是不同的,前者是指地球將會煥然一新。 不是將舊的丟棄, 而是恢復

但我們還沒到達那階段, 上帝還沒有將“一切都更新”(啟21:5)。 過去的一年更像是《士師記》中的混亂,而不是《啟示錄》中最後的勝利。 這讓我思考:一個不瞭解其目前脆弱性的社會將發生什麼? 當它不是我描述的保守主義與進步主義間的張力關係,而是一種 因憤怒引發的衝動要“羞辱自由派(own the libs)”時,將發生什麼? 如果沒人想把面紗變厚呢?

這是努南所擔心的,她責怪那些自稱保守派的人, 他們散佈的謊言 助長了針對國會大廈的暴力事件,顯然並不關心這會造成國家社會的混亂。 “他們就像一群沒有價值觀念的人”,努南寫道,“他們看不到周遭環境的脆弱,他們繼承了豐富的遺產——一個靠他人的努力和財富創造的產業——卻不覺得有責任要維護這產業的根基,因為老爸給了他們一棟堅固的房子,不是嗎?”

近幾個月來已經顯示,這繼承的房子並不是那麼堅固。 它需要積極的維護,基督徒要比任何人都更應該是盡職盡責的看護者。

我是從世俗的社會學觀點來說的, 那些有著公民社會的強健組織機構——教會是其中之一——的地方, 相對的就不會是那麼脆弱。 但我也是從一個基督徒角度這樣說的。 加厚這層在文明和混亂之間的面紗在某種意義上也是預示上帝的國度。

這國度不是一個充滿惡意、恐懼、暴力和混亂的地方,因為“神不是叫人混亂,乃是叫人安靜”(林前14:33)和“愛既完全,就把懼怕除去”(約一4:18)。 我們在主裏的工作是進步和保守兼存:它期待著基督的再來和最後戰勝邪惡,但它也小心管理上帝創造中原有的良善,其中包括和平,以及有次序的社會。

Bonnie Kristian是《今日基督教》的專欄作家。

翻譯:江山

責任編輯:吳京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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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偉大的醫生一同走在以馬忤斯的路上

神所賜的希望似乎被神所命定的環境打破了。這種困惑是許多基督徒的現實。

Christianity Today April 16, 2021
Ivan 96 / Getty / Edits by Rick Szuecs

週五下午,他們把他從十字架上取下來。他已經徹底死了。星期天下午,他和他的兩個門徒一起,走了從耶路撒冷到以馬忤斯、二十五里路程中的大部分。那時他已經衝破了死亡的屏障,在地球上又一次活了過來。在回到他現在居住和掌權的榮耀之所之前的40天裡,他向他曾經的追隨者和朋友們顯現。這是為了什麼?因為他愛他們,希望他們因看見他活著而喜悅;因為他必須向他們解釋他的救贖所成就的,以及他們要作他的見證人;最後但也同樣重要的原因是,他們中的一些人正處在情感和精神的痛苦之中,他們需要唯獨他能給予的醫治。這一切都反映在了這個去以馬忤斯的路上所發生的事(路24:13-35)。

這位大能的大夫在那裡照料的病人是誰?一個是革流巴(Cleopas,18節)。另一個,儘管路加沒有點名,但因其與革流巴同住,讓人很自然地猜測(雖然無法證明)正是“革羅罷”(Clopas)的妻子(約19:25)、雅各的母親馬利亞(可15:40)。耶穌死的時候,她就站在十字架旁。 (這樣說來,革流巴也就是亞勒腓(Alphaeus),即雅各的父親了。)我姑且認為,那天一起蹣跚回家的就是這對夫妻。他們走得很慢;大多數人在長途跋涉時都是這樣。他們在分享對耶穌之死的困惑和痛苦。他們的情緒非常低落。他們以為永遠失去了心愛的夫子;他們覺得生活墜入了谷底。他們正處於喪失至親的創傷中,傷得很重。

現在設想一下這個場景。從他們後面走來一個陌生人,步履很快,趕上了他們。他們自然不再討論自己的苦惱,取而代之以沉默。當知道自己滿面愁容時,我們會避開不看別人,因為不希望被別人看見。我想像這對夫婦也把頭一偏,完全沒有面對這位旅伴。誠然,“他們的眼睛迷糊了,不認識他”(16節),所以若有人問他們:“耶穌與你們同在嗎?”他們的回答會是: “別傻了,他已經死了,我們已經失去他了。我們曾希望他是以色列的拯救者,但顯然他並不是。我們再也見不到他了——一切都不再有意義。”

著!快來看!快來聽!這恰是一種屬靈困惑的最佳示例,(並且我敢肯定)每一個神的兒女遲早都會經歷這種困惑。請注意:它可以讓人極度痛苦,而且如果你準備不足,它會讓你心煩意亂,情緒受創,並在很大程度上摧毀你——不妨說,這正是撒但每一次的目標。結果是你會覺得上帝在和你玩貓捉老鼠的遊戲。祂給了你希望,將你高舉,隨後祂叫希望破滅,把你摔下去。祂將祂給予你的倚靠之物突然撤去,你就頃刻倒下。你覺得祂在和你玩遊戲:畢竟、祂一定是個沒心沒肺、惡毒的食人魔。所以你覺得自己支離破碎也就不足為奇了。

這樣的例子比比皆是。比如一位基督徒工作者,也許是平信徒,也許是牧師,接受了一項任務(無論是牧養一個教會,帶領一個班級,開始一項新工作,或是其他什麼),他確信這是神的呼召,於是期待著祝福和果效。但隨之而來的只有失望和沮喪。一切都糟透了,人們的行為反常,反對的聲音越來越大,自己被同事辜負,事工領域一片狼藉。抑或是一對夫妻,他們在主內結合,為要一同事奉祂。他們獻上家庭、金錢,甚至準備在適當的時候,把孩子也一併獻給神。然而他們收穫的只是各種各樣的問題——健康問題、經濟問題、家人之間的問題,或許還有(也是最痛苦的)自己孩子的問題。有什麼比看到自己努力為神養育的孩子對基督教說“不”更讓基督徒父母傷心的呢?別說這些事從沒有在真正虔誠的基督徒身上發生過。你很清楚它們會發生的。當它們實在發生時,痛苦會因為是覺得神正與你作對、不依不撓地摧毀祂自己曾給你的希望而不斷加增。

大約30年前,一個牧師的女兒被一個年輕人吸引。她是基督徒,而他不是。她做了基督徒少女在此時應做的事:忍耐禱告。他信了主,隨後他們結婚了。不久,這個頗為富足的農民小伙感到了神的呼召,變賣家產,接受了牧師的培訓。然而,他的事工還沒開始,他就因癌症痛苦地死去,留給寡婦的是一個小兒子,卻未留分文。時至今日,她有一份為個體信徒服務的牧養事工。如果沒有這段經歷,她永遠不會有這份事奉;然而,她不得不一再地和這樣一種感受對抗:“上帝和我玩了個遊戲;祂給了我希望,又讓希望破滅;祂殘酷,卑鄙”。我想她會一直面對這種掙扎直到死亡。這樣的事確實會發生,並使人痛苦。

來看《聖經》中的例子。少年約瑟是家中最小的孩子,他從夢中得到啟示,將來要成為族長。憤怒的兄長們將他變賣為奴,以確保這樣的事永不發生。約瑟在埃及成了一位位高權重的軍人政治家的得力助手,諸事順利。家裡的女主人也許覺得被丈夫忽視,就像許多士兵和政治家的妻子會感到的那樣,於是想要與約瑟同寢。約瑟說不。就這樣被區區一個奴隸拒絕讓這個婦人的慾望變成了仇恨(這樣的轉變從來都不難)。於是她撒了謊,一瞬間他被下在監裡,苟延殘喘,名譽掃地,被人遺忘。他在那里呆了幾年,我們被告知他是一個模範囚徒,但沒有前途和指望,除了上帝曾給他的偉大夢想。 “耶和華的話試煉他,直等到他所說的應驗了”(詩105:19)。 “試煉他”——是啊,然而這是何等的試煉!我們能懷疑約瑟在獄中曾不斷地與這種感覺鬥爭嗎?賜給他希望的神是否現在正努力地摧毀這希望?我們能想當然地以為他覺得信靠上帝、保持平靜安穩是很容易的事嗎?

從表面上看,神所賜的希望被神所命定的環境打破了。這種令人心碎的困惑是今天許多基督徒的現實,也將是明天更多基督徒的經歷——正如約瑟和在以馬忤斯路上的門徒所經歷的一樣。現在,回到他們的故事,來看這位偉大的醫生如何醫治他們。

優秀的醫生首先通過診斷技巧來體現他們的水平。不僅要緩解症狀,更要找到病根,對症下藥。耶穌認為這對夫婦苦惱的根本原因是什麼?通過他與他們的交流可以看出他的診斷結論是他們的 不信。這有兩個原因。

先,他們 太沮喪了——太沮喪以至於失去了理性。此時他們已無法進行任何推斷。他們從失望到哀傷,從哀傷到絕望,從絕望到我們所說的抑鬱——這種二十世紀最常見的疾病,北美每四個人中就有一個在生命的某個階段必須為其接受藥物治療。如果你曾得過抑鬱症或試圖幫助過它的受害者,你就會知道抑鬱症患者是有多隨機應變,總能隨時找到不從你對他們說的任何話中獲得任何安慰、鼓勵或希望的理由。他們知道你是好意,但他們卻不顧你的努力;他們把一切都扭曲成了他們應該黯然神傷、無可奈何的進一步理由(“對你來說都是對的,對我來說卻不一樣”,等等)。他們決心把一切都當作壞消息來聽。這正是我們在革流巴關於空墳墓的敘述中看到的。 (此時說話的肯定是革流巴;馬利亞不會和一個陌生男人說話,而且這個故事是以一種男性化的方式講述的)。

“這事成就,現在已經三天了。”革流巴說。 “再者,我們中間有幾個婦女使我們驚奇。她們清早到了墳墓那裡,不見他的身體,就回來告訴我們,說看見了天使顯現,說他活了。又有我們的幾個人往墳墓那裡去,[奇哉!妙哉!]所遇見的正如婦女們所說的,只是沒有看見他(路24:22–24)。 (言下之意:這狂言中沒有他活著的可能;一定是有人褻瀆了墳墓,偷走了屍體,為的是不讓他體面地安葬。)因此,革流巴宣布空墳墓只帶來了更多壞消息。

然而,在受難之前,耶穌不僅預言了他的死,也預言了第三天的複活(路9:22,18:33,太16:21,17:23,20:19)。若能在這些預言的光照中思想這空墳墓,必能叫他們“驚訝立時樂歡呼”。 “他說過會死而復生的;現在墳墓已空;他復活了,他復活了,他復活了! ”但他們倆如此沮喪,根本想不明白。

究其原因,即他們不信的根源,是他們 太無知了——對聖經的太過無知,耶穌也診斷出了這一點。 “無知的人哪” ——耶穌的語氣是同情的,並非輕蔑:“噢,你們這些親愛的愚昧靈魂啊”,這樣表達會顯出細微的差別——“先知所說的一切話,你們的心信得太遲鈍了!基督這樣受害,又進入他的榮耀,豈不是應當的嗎? ”(路24:25-26)。耶穌可能花了兩個小時,從(熟記於心的)經文向他們顯明這確實是應當的。這顯示出他看何為門徒們最根本的需要。

正如對《聖經》的無知是以馬忤斯路上門徒們的主要困擾,我們也常常如此。不明白聖經的基督徒們也常因無法從聖經的角度來理解自己的經歷而陷入無謂的困惑和傷害中。這兩個門徒無法理解耶穌的十字架。許多人因著對聖經認識的缺欠無法理解自己的十字架。其結果是或多或少的困惑和隨之而來的苦惱。而這本是可以避免的。

對這樣的診斷結果,耶穌做了三件事來醫治這對夫婦的靈魂。第一步,他做了所有諮詢師都必須做的事:他 提出問題,讓他們說話,建立關係,從而使他們接受他所要說的話。他的開場白(17節,“你們走路彼此談論的是什麼事呢?”)得到的只是革流巴無禮的回答(18節,“你還不知道這幾天在那裡所出的事嗎?”)。感到傷害的人往往如此,藉著對旁人莫名地發怒來外化自己的痛苦。但耶穌卻不慌不忙;他知道革流巴心裡的感受,所以堅持發問(“我知道嗎?反正你告訴我吧,讓我聽你親口說說”)。如果他們當時拒絕說出愁苦,耶穌就不可能幫助他們了。但當他們向他傾吐心聲時,醫治就開始了。

後,第二步,耶穌 解釋經文——用他們的話說是“打開經文”(32節,和合本譯作“講解經文”——譯者註)——因為經文與他們的困惑和痛苦息息相關。他顯明了他們一直以來的困惑,即他們認為那個會終結羅馬統治的救贖者的死,其實早在幾個世紀前就已經被預言過,正是神終結罪的負擔和捆綁的救贖方式。他一定複述了《以賽亞書》53章,其中1-9節中為罪而死的僕人在10-12節中復活、得勝和掌權;他援引了許多經文,描繪了上帝的彌賽亞通過十字架得到榮耀冠冕;他使他們處於一種恍然大悟和愈加欣喜的狀態(他們的心“火熱”起來,32節),直到他們到家。治療就這樣繼續著。

這裡的原則是,對一個受困的靈魂來說,世界上最有療效的事就是發現那使人無望、並對一切嬉笑心生恨意的心碎,居然在《聖經》中都被對付了。而且若從愛和神聖的目的來看,這些心碎竟都是有意義的。而且可以肯定的是,《聖經》,即上帝給予我們的生活手冊,對我們將要遇到的每一個涉及上帝之道的生活問題都有所指導。所以,如果你自感因神對你所做的而受到傷害,卻又找不到針對當下處境的經文,那並不代表《聖經》此時辜負了你。你只是和這些門徒一樣,對聖經的認識還不夠深入。請那些更有智慧的基督徒就你的痛苦為你打開《聖經》。我保證你會發現確實如此。 (借用埃勒里·奎因(Ellery Queen)的話說——挑戰讀者!)(譯者註:埃勒里·奎因是美國推理小說家曼弗雷德·班寧頓·李(Manfred Bennington Lee ,1905—1971年)和弗雷德里克·丹奈(Frederic Dannay,1905—1982年)表兄弟二人使用的筆名,他們開創了合著推理小說的先例。埃勒里·奎因同時也是二人小說中虛構主人公的名字,該人物也是一位偵探小說作家兼偵探。)

後,耶穌 顯明了他的同在。“請你同我們住下吧!”,門徒在抵達以馬忤斯時曾對他說。 (他們的好客之心,是何等的恩賜!若非如此,他們會錯過什麼呢!)在餐桌上,他們請他祝謝。正當他祝謝了將餅遞給他們時,“他們的眼睛明亮了,這才認出他來。”(31節)。他們究竟是因他手上的釘痕認出他,還是因那餵飽五千人和餵飽四千人時完全一樣的聲音和動作想起了他。和其他不明就裡的人一樣,我們也不得而知;但這也並不重要。現在,也和當時一樣。耶穌使人知曉他存在的方式是通過神聖啟示的奧秘。關於這些奧秘,人所能說的,不過像是對所有那些說過、見過、讀過、記住了的事一樣——只能說它發生過。就在這裡,就這樣,醫治完成了。

只有當我們放下不禱告而帶來的怨恨和自憐,向他敞開心扉,我們才會知曉他的幫助。

可以肯定,在他們認出他的那一刻,他就不見了。但他們卻已然明白,他依然與他們同在。否則,他們會在疲憊中從桌邊起身、連夜趕回耶路撒冷去分享他們的消息嗎?明智的巴勒斯坦人因害怕暴徒和劫匪,不會孤身夜行鄉間小路(這也是革流巴和馬利亞一開始敦促那陌生人與他們同住的原因)。但顯然,當他們進而為主做工時,是倚賴著他們的主隨時保守的同在。 “同我們住下吧!”他們曾說過。現在他們心裡知道他確是如此。所以他們受傷的心得到了修復;他們的憂愁被喜樂替代。

耶穌基督,我們復活的主,昨日、今日,都是一樣的。把以馬忤斯路上的醫治帶到我們自己的傷痛處,這才是屬於復活節的真正信仰。要怎樣做到呢?首先,將我們的困擾告訴耶穌,就像祂每天邀請我們做的那樣。祂始終是一個好聽眾,就像讚美詩中所唱的,“祂同感我們的痛苦”("a fellow-feeling for our pains");只有當我們放下不禱告而帶來的怨恨和自憐,向他敞開心扉,我們才會知曉他的幫助。第二,讓祂從聖經中教導我們,使我們將痛苦的來源與神救贖之愛的目的聯繫起來:這意味著定期尋求教會中的牧養以及進行私人聖經學習。第三,請祂向我們保證,當我們行經水與火一般的經歷時,他會與我們同行,並一直與我們同在,直到終點。這樣的禱告他總會答應。

“因我們的大祭司並非不能體恤我們的軟弱,他也曾凡事受過試探,與我們一樣,只是他沒有犯罪。所以我們只管坦然無懼地來到施恩的寶座前,為要得憐恤,蒙恩惠,做隨時的幫助。” (來4:15-16)。很久以前,使徒這樣寫給那些被虐待、受困擾、被壓迫的信徒們。以馬忤斯路上的故事敦促我們要按他說的去做——同時也告訴我們如何去做。

英國神學家、作家J.I. 巴刻(J.I. Packer)曾擔任加拿大不列顛哥倫比亞省溫哥華市維真神學院(Regent College)系統和歷史神學教授。

翻譯:許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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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好撒馬利亞人幫助被北京壓迫的人

美國教會絕不能錯過歡迎和幫助香港人和維吾爾人的機會。

Christianity Today April 13, 2021
Anthony Kwan / Stringer / Edits by Rick Szuecs

拜登總統在上個月的CNN市政廳節目中警告說,中國將因其侵犯人權行為而遭受到“反響”。 但是,除了承諾公開譴責外,他幾乎沒有說出“反響”是什麽意思。

拜登沒有多説的原因,可能只是像他在市政廳節目開玩笑所說的,“在電視上用10分鐘的時間談論中國政策”有困難, 也可能是美國在這方面沒有太多實際的選擇。 然而,拜登可以並且應該立即採取一種選擇:歡迎維吾爾人、香港人以及其他要逃離北京壓迫的人,以尋求庇護者和難民的身份來到美國。

總統無疑已經考慮了這一選擇。 在去年夏天世界難民日的聲明中,他承諾“與我們的盟國和夥伴一起,對抗中國對香港的自由以及對維吾爾族和其他少數族裔的大規模拘留和鎮壓,並支持提供一條出路給被迫害的人在美國和其他的國家尋找避風港。” 這聽起來像存一個開放的態度,模仿英國要給某些香港人公民身份的計劃,該計劃預期會在未來五年內促成30萬人從這前英國殖民地來到英國。 然而,在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市政廳節目中,拜登明確地將中國的對話與之前關於難民接納的討論區分開來。 拜登,他曾與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談過維吾爾人問題,“這與難民沒有太多關係。”

但這是可能的,基督徒應該希望拜登能夠選擇避風港作為應對北京的強暴行為的獨特工具。 就實踐政治和《聖經》原則而言,這是一個明智的選擇。

政治現實是這樣的:對中國的威權主義、中國對香港的鎮壓以及對維吾爾族的種族滅絕待遇——據報導其中包括強迫墮胎強姦、洗腦、集中營等等——說“反響”是容易的。 困難得多的是在設計美國要施加的反響,符合三個重要的標準:(1)不傷害無辜者; (2)不產生無法接受的大國衝突風險,包括可能性很低但在最壞情況下並非不可能發生的,就是擴大到核戰爭;(3)實際上改變中國政府的行為。

提供庇護給要逃離北京暴力行徑的人,卻不相同。 這是不含對抗的反響。

讓我們考慮一下通常的選擇。 外交壓力和拜登提到的譴責是很好的,但它們產生的變化可能很小。 這不是因為外交沒有效果,而是因為從北京的觀點,威權主義是國家的核心利益。 制裁一般會符合標準2,但通常對那些不能影響其政府行動的平民造成極大的傷害。 而且,制裁改變對象的行為的記錄非常差。 (一項針對85個政權制裁的重要研究發現,只有四次成功,並且得出的結論是“不大會達成主要的外交政策目標。”)經濟制裁的升級或軍事行動的威脅,可能會將世界上最強大的兩個軍隊引到災難性的戰爭。 戰爭不會減輕痛苦,也不會減輕北京的衝勁。

提供庇護給要逃離北京暴力行徑的人,卻不相同。 這個反響並沒有正面對抗。 它不會傷害無辜者或威脅戰爭。 如果大量的公民外流,特別是來自香港金融界,可能最終會誘使北京減少其人民逃亡的動力。 美國幾乎肯定不能強制中國的國內政策, 但是,我們可以給那些想離開的香港人,維吾爾人和其他中國政府的受害者提供避風港。 (在政治方面,我們甚至可以比較輕鬆地做到這一點。 這個想法的一個小規模的版本,在去年的一個法案裏,得到兩黨的廣泛支持,幾乎通過。)

有關歡迎受壓迫者和被迫害者來這裏,重建一個和平、安全與自由的新生活,有大量的《聖經》經文支持。 提供避難所給維吾爾人和香港人是“愛外地來寄居的人”(申10:19)的一個方法,歡迎陌生人,並照顧“弟兄中一個最少的”(太25:35,40),“看顧在患難中的孤兒寡婦”(雅1:27),並愛鄰舍如同自己。 (如果華盛頓像北京一樣執政,我們也可能希望有一個可逃亡的地方!)

一般的CT 讀者來說,這些《聖經》觀點 熟悉。 但是,我看到另一個在《聖經》裏一致性的觀點,不是源於款待別人的命令,而是源於我們基督徒都被呼召,跟隨耶穌效法那自我犧牲的愛(弗5:1-2)。

有充分的理由認為,歡迎中國難民將會使美國受益,包括在經濟方面。 然而,使難民安頓下來既困難又代價高昂。 這項提案似乎要求我們處理一個“不是我們的問題”。 但從另一個角度看,它給我們有機會效法基督將別人的利益放在自己的利益的前面,將他們的問題看作我們的事(腓2:3–4)。這樣,我們可以散發出基督的愛的特徵。 正如我們在約翰一書3:16中所讀到的,“主爲我們捨命… 我們也當為弟兄捨命。”

還有,好撒馬利亞人。 在閱讀這個比喻時(路10:30–37),我們的重點趨向於跨越民族仇恨的界限。但是這撒馬利亞人也解決了一個他既沒有造成也沒有遭受的問題,並且從廣義來說,一個他沒有希望解決的問題。 他沒有辦法使從耶路撒冷到耶利哥的危險道路更加安全。 他不能確保沒有人會再次被搶劫和毆打。 不過,他確實有辦法幫助他遇到的那個受傷的人,他就自己付出代價去做了。

我們也可以這樣做。 沒有明確的途徑可以結束中國政府的暴力,美國當然沒有這樣的能力。 但是,華盛頓可以打開美國的大門,對香港人、維吾爾人和其他在中國受迫害的人開放。當他們來的時候,美國教會可以準備好歡迎他們並為他們服務。

Bonnie Kristian是《今日基督教》的專欄作家。

翻譯:元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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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s

華爾街的危機可能導致福音派機構受損

現在因高風險交易而成為金融頭條的Archegos Capital的首席執行官,也因對基督教事工的慷慨奉獻而聞名。

Christianity Today April 8, 2021
Angela Weiss / AFP via Getty

《華爾街日報》關於最新股市動蕩的文章中插入一行,描述《新約聖經》對耶穌的希臘文稱呼,這種事並不常有。

處於上週股市大規模拋售事件中心的這家對沖基金,是基督徒擁有的Archegos Capital Management,它因ἀρχηγός (即Archegos——譯者註)而得名。這個希臘語詞是用來描述基督是我們救贖的“先驅”(author)(見來2:10,和合本作“救他們的元帥”——譯者註)和生命的“君王”(prince)(見徒3:15,和合本作“生命的主”——譯者註)。

Archegos在過去幾天裡佔據了財經頭條。該基金用從銀行借來的錢對傳媒股票進行了超額押注。當放貸方叫停其高風險交易時,該基金不得不拋售大量股票,使股市陷入瘋狂。

據CNN Business的報導,各大企業和銀行損失了數十億美元,足以“影響普通美國人的退休賬戶”。當投資者和股東準備面對所受損失時,此動向也可能影響到福音派事工。

Archegos的首席執行官比爾·黃(Bill Hwang,又作Sung Kook Hwang,音譯“黃成國”——譯者註)也是“恩典與憐憫基金會”(Grace and Mercy Foundation)的聯合創始人,該基金會與他在紐約的公司共用一個辦公室,每年向基督教非營利組織發放數百萬美元的資金。到目前為止,還不清楚此次金融態勢對基金會及其受益方的影響會有多大。

恩典與憐憫基金會的2018年稅務報表(最近一年可查)中列出550萬美元給富勒基金會,200萬美元給富勒神學院(黃是該學院的託管人之一人),120萬美元給聖經博物館,此外還有六位數的捐款給A Rocha(一個基督徒的國際環保組織——譯者註)、國際正義傳道會(International Justice Mission)、路易·帕羅協會、監獄團契、拉維·撒迦利亞國際傳道會、國王學院(The King's College)以及“年輕生命”(Young Life)。

它對63個機構的年度捐贈總額達1,660萬美元,其中包括許多紐約的教會和事工,如紐約城市神學院、曼哈頓基督教學校(Manhattan Christian Academy)和鮑法利傳教會(Bowery Mission)。

雖然總體上個人捐贈仍然是慈善機構最大的資金來源,但基金會在這一領域所起的作用越來越大。

印第安納大學的利利家族慈善學院院長阿米爾·帕西奇(Amir Pasic)去年對《事工觀察》(Ministry Watch)說:“我們看到,與15年前相比,基金會的捐贈在總捐贈中佔的比例越來越大,這是一個持續增長的趨勢。這種變化可能是某些領域更大趨勢的反應,比如財富分配以及十年來因股市擴張而導致的資產增長。”

贈款的私人基金會也會受到市場力量的影響。正如Giving USA的研究員安娜·普如特(Anna Pruitt)所解釋的那樣:

法律規定,私人基金會必須捐出其資產平均價值的5% ,而其資產通常是以捐贈基金的形式持有。當金融市場表現良好時,基金會所持有的資產就會增長,而這5%的總價值也會變得更高,低迷時期則相反。

恩典與憐憫基金會在10年時間裡發放了7900萬美元,近年來其贈款金額不斷增加,2017年和2018年的贈款水平最高。 《福布斯》的報導說:“很難確定黃的隱性財產在上週受到什麼程度的打擊,不過他的慈善機構未來幾年的申報材料將顯示危機對他的慷慨有多大影響。”

黃是新興的“福音派捐贈階層”的一部分,正如《大西洋月刊》在2019年所報導的,他們不太關心利用自己的財富來推動政治事業。這些捐贈領域的新參與者包括亞裔美國基督徒,他們“不一定拘泥於過去的文化戰爭”,名為“聚會”(The Gathering)的基督教慈善網絡的總裁喬什·關(Josh Kwan)這樣告訴本刊記者。

除了通過他5億美元的基金會對美國事工的投資外,黃認為自己的金融事業是由神帶領的,他在對韓國聽眾談及信仰和工作時:“我是從神的視角,按照神的時機來投資的。”

這已經不是黃第一次因為理財策略而成為爭議的焦點。早在2012年,他在經營“老虎亞洲管理公司”(Tiger Asia Management)時,就受到了美國和亞洲監管機構的處罰,最終不得不關閉公司,承認了電匯欺詐罪,並因內幕交易的指控而被罰款。

當他分享自己的故事時,黃指出這段時間是“錢和關係都幫不上忙”的時期,他不得不求助於《聖經》。

作為基督徒,他一生都在努力養成讀經的習慣,他這時終於意識到了聽到社區里大聲讀經所感受的力量。這一轉變之大,導致他通過恩典與憐憫基金會提供資源,讓基督徒可以親身或在網上聚集在一起聽經。

黃也曾談到,他認為自己的投資活動是進一步推動神在世界的工作,既要在華爾街做基督徒的見證,也要對那些營造敬畏神的文化氛圍、幫助人類社會進步的公司予以支持。

“我就像一個小孩子一樣在想,'今天我能做什麼,我可以在哪裡投資來取悅我們的神?”在與富勒工作室(Fuller Studio)的對話中他這樣說。 “還記得耶穌說:'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嗎?(見約5:17——譯者註)神在工作,耶穌在工作,我也在工作——我不會退休,除非祂把我拉回來。”

翻譯:吳京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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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是基督教民族主義?

基督教民族主義與其他形式的民族主義、愛國主義和基督教有何不同?

Christianity Today April 7, 2021
Illustration by Mallory Rentsch / Source Images: Cameron Smith / Mohammad Aqhib / Unsplash / Reza Estakhrian / Getty Images

你可能已看過近期控訴基督教民族主義(Christian nationalism)很邪惡的相關頭條新聞了,特別是自12月在華盛頓特區的耶利哥進軍(Jericho March)以來,以及因支持川普而上街的激烈群眾——裡面有不少人使用基督教的標誌、口號或符號——並在1月6日引發暴動,衝進美國國會大廈。

什麼是基督教民族主義?它跟基督教有什麼不同?它跟愛國主義有什麼不同?基督徒應該如何看待國家,尤其是美國?如果民族主義是不好的,這是否意味著我們應該完全拒絕對自己國家的認同及忠誠?

什麼是愛國主義,愛國主義好嗎?

愛國主義(Patriotism)就是愛自己的國家。它與民族主義(Nationalism)不同,民族主義是關於如何定義我們國家的爭論。基督徒應該認為愛國主義是好的,因為上帝的創造物都是好的,愛國主義有助於我們欣賞我們所身處的國家及其特色。我們對上帝創造物裡某一特定地點(國家)的感情及忠誠有助於我們使其更加繁榮、進步,我們的這些努力都是好的。身為基督徒,我們可以,並且也應該愛美國——但這也意味著當美國犯錯時,我們要努力改善我們的國家,對它進行應有的批評,並為了正義而努力。

什麼是民族主義?

民族主義有很多定義,對於能如何最好地定義民族主義,至今依然有不少的討論。我回顧了與民族主義的定義有關的學術文獻,發現了幾個反復出現的主題。大多數學者都同意,民族主義始於這樣一種信念:即人類可以分成不同種各自獨立、內部有相同文化的群體,通常由語言、宗教、種族或文化等共同特徵所界定。學者們表示,民族主義支持者認為,這些群體應該各自擁有自己的政府;政府應該促進及保護一個國家的文化認同感;有主權的民族群體為人類提供了意義和目的。

什麼是基督教民族主義?

基督教民族主義(Christian nationalism)認為美國是個由基督教信仰定義的國家,政府應該採取積極的措施來保持這樣的狀態。基督教民族主義者普遍地斷言,美國是,並且必須繼續是一個「基督教國家」——這樣的信念不僅僅是他們觀察美國歷史而的出的結論,也是他們認為美國未來應該繼續維持的樣貌。塞繆爾·亨廷頓(Samuel Huntington)等學者也提出了類似的觀點:美國是由其「盎格魯—新教」的過去所定義的,如果我們不保護我們的文化遺產,我們會失去我們的身份和自由。

基督教民族主義者並不反對憲法第一修正案,也不主張神權主義(theocracy),但他們認為基督教應該在公共領域享有特權地位。 「基督教民族主義」是個新的詞彙,其擁護者一般不會用這個詞來形容自己,但這個詞精確的描述了那些堅持「美國人的身份認同與基督教密不可分」的美國民族主義者。

民族主義的問題是什麼?

人類無法被簡單粗暴的劃分為互不相容的不同種文化。人類文化經常是相互重疊、邊界模糊的。由於文化跟文化之間的區別是模糊的,用文化作為政治秩序的基礎是不合適的。並且,文化認同是可以隨著時間改變的,難以將其劃定範圍,而政治邊界卻是硬性的、常設的狀態。若試圖將政治合法性建立在文化相似性上,意味著政治秩序將不斷面臨著被其他群體視為非法的危險(例如對國土範圍的爭奪)。文化上的多元性基本上是每個國家都無可避免的。

民族主義是真實存在的問題,還是只是一個抽象的擔憂?

這是一個真實存在的嚴重問題。當民族主義者建設他們的國家時,他們必須界定誰屬於、誰不屬於這個國家。但總有一些持不同政見者和少數民族不符合,或無法符合民族主義者偏愛的文化模板。在缺乏道德權威的情況下,民族主義者只能以武力來實踐其理想。學者們幾乎一致地認為,民族主義的政權往往有成為專制政權、充滿侵略性的傾向。例如,在過去的前幾代裡,當美國政府還以新教爲默認的官方宗教的時代,美國政府並沒有真正的尊重宗教自由。更糟糕的是,美國聯邦政府及許多個州曾利用基督教作為支持奴隸制和種族隔離的工具。

基督教民族主義者所要求的,與正常的基督徒參與政治之間有什麼不同?

基督教民族主義者希望將美國定義為一個基督教國家,他們希望政府推廣一種特定的文化模板作為國家的官方文化。有人主張修改憲法,承認美國的基督教傳統,有人主張在公立學校恢復禱告的時段。有人試圖在學校課程裡把基督教民族主義對美國歷史的解釋視為神聖不可挑戰的——包括美國與上帝有著特殊的關係,或是被上帝「揀選」,在地球上執行特殊的使命。還有一些人則特別主張要限制移民,以防止美國宗教及種族人口結構的改變,或美國文化的改變。有些人則希望賦予政府更多的權力來約束不道德的行為。

有些人——讓我們再以學者塞繆爾·亨廷頓為例——則認為,美國政府必須捍衛和崇尚其原先占主導地位的「盎格魯—新教(Anglo-Protestant)」文化,以確保美國民主制度的存續。有時候,基督教民族主義最明顯的不在於它的政治議程,而在於它所持的那種態度:一種不言而喻的假定,即,心裡假定基督徒有權在公共領域中佔據首要位置,因為他們視自己為美國文化真正的、或根本上的精神遺產的繼承人,他們有默認的權利來定義何為「美國經驗」,因為他們認為自己是美國的建築師、第一公民和監護者。

基督教民族主義會如何為美國帶來危險?

基督教民族主義傾向把其他美國人當作二等公民。如果基督教民族主義在美國被完全的執行,它就不會尊重所有美國人的完整的宗教自由。基督教民族主義因此能透過「為道德立法」賦予國家權力來規範人民的行為,將美國陷於政府權力過度擴張的風險,並開啟不好的先例,創造日後此系統被反對基督徒的政權用以迫害基督徒的可能性。此外,基督教民族主義是一種主要由美國白人持有的意識形態,因此,它往往只會加劇種族和民族之間的分裂。近年來,基督教民族主義的風氣越來越盛行,其特徵在於,他們充滿恐懼並相信基督徒如今正在遭受迫害。有些人甚至開始倡議,認為美國基督徒需要準備好赴湯蹈火,以維護美國的真實身份。這類的說詞在1月6日發生的暴動裡真實起了作用。

基督教民族主義為教會帶來什麼樣的危險?

基督教民族主義利用基督的名為世俗的政治目的背書,宣稱自己的政治目的就應是每個真信徒的政治目的。無論其目的是什麼,這在原則上就是錯的,因為只有教會才有權宣揚耶穌的名,並將祂的標準帶進世界。如果一個政治運動提倡某種不正義的主張,事情就更糟糕了,基督教民族主義及其伴隨的不自由主義(illiberalism)就是如此。在這種情況下,基督教民族主義是在「稱惡為善,稱善為惡」;它把基督的名字當作無花果葉來掩蓋其政治目的,把耶穌的信息當作政治宣傳的工具,把教會當作國家的婢女和啦啦隊。

基督教與基督教民族主義有什麼不同?

基督教是一個以耶穌基督的人性和祂的工作為核心的宗教,如《聖經》、《使徒信經》以及《尼西亞信經》所定義的那樣。這個宗教是「從各國、各族、各民、各方來的人」聚集在一起敬拜耶穌(啟示錄7:9),這個信仰將猶太人、希臘人、美國人和非美國人連結在一起。基督教的本質是政治性的,但其政治性在於,基督影響並挑戰基督徒去改變、超越他們對世俗世界的忠誠(轉為對基督忠誠)——但是,除了我們應該「敬畏神,尊敬君王」(彼前2:17) 、納稅、愛我們的鄰居及尋求公義以外,基督教信仰在世俗社會的政治參與裡,在關於應有哪些實踐的問題上,並沒有單一的觀點。

相較之下,基督教民族主義是一種重視美國民族認同的政治意識形態。很顯然的,此意識形態對美國歷史和美國政府的特定的理解,並非出自《聖經》的教導,並且有許多歷史學家和政治學家對基督教民族主義的歷史解讀提出異議。最重要的是,基督教民族主義包括具體的政策規定,並宣稱這些政策規定是符合《聖經》的,但其充其量只是對《聖經》原則在應用上的推測,最壞的情況是,這些應用實際上為聖經原則的反例。

基督徒可以不以基督教民族主義者的身份參與政治嗎?

可以的。在幫助建立美國這個國家的路程上,過往的美國基督徒堪稱典範。許多美國基督徒致力於結束奴隸制、種族隔離和其他種罪惡。他們這樣做是因為他們相信基督信仰要求他們為公義而努力。他們努力推廣的是基督教原則,而不是基督教政權或基督教主導文化,這是正常的基督徒的政治參與及基督教民族主義者之間的關鍵區別。正常的基督徒的政治參與是謙卑、慈愛和自我犧牲的;他們不會認為基督教徒有在公共領域裡居首位的特權,也不會假定基督徒有權利繼續在美國文化裡佔據歷史性的主導地位(並反對這樣的宣稱)。今天,基督徒應該在公共領域裡追求公義,例,。追求保護尚未出生的生命、促進宗教自由、促進種族正義、維護法治社會並尊重憲法程序——以這類的努力來愛他們的鄰舍。這種真正來自基督的政治議程與鼓吹基督教單ㄧ文化、西方精神遺產,或盎格魯-新教的價值觀不同。

Paul D. Miller是喬治城大學大學國際事務方面的教授,也是道德與宗教自由委員會(the Ethics and Religious Liberty Commission)的研究員。

翻譯:洪雲峰、吳京寧 / 校稿:Yiting Ts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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捕捉耶路撒冷基督徒的超然情感

當地攝影師奧菲爾·巴拉克(Ofir Barak)記錄下聖城宗教事物管理者的敬拜活動。

捕捉耶路撒冷基督徒的超然情感

棕枝主日|聖墓教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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棕枝主日|聖墓教堂

Ofir Barak

穹頂|聖墓教堂,依傳統為耶穌的埋葬和復活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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穹頂|聖墓教堂,依傳統為耶穌的埋葬和復活之處

Ofir Barak

告解室|客西馬尼的萬國教堂,是一座羅馬天主教的宗座聖殿(大主教座堂),據說裡面安放著耶穌被捕前禱告處的岩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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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解室|客西馬尼的萬國教堂,是一座羅馬天主教的宗座聖殿(大主教座堂),據說裡面安放著耶穌被捕前禱告處的岩石

Ofir Barak

聖墓教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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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墓教堂

Ofir Barak

耶穌受難節|十架苦路(Via Dolorosa)遊行線路上的旁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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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受難節|十架苦路(Via Dolorosa)遊行線路上的旁觀者

Ofir Barak

耶穌受難節|十架苦路(Via Dolorosa)遊行線路上的旁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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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受難節|十架苦路(Via Dolorosa)遊行線路上的旁觀者

Ofir Barak

受膏之石|依傳統為耶穌被釘十字架後的遺體排放之處,現安置聖墓教堂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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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膏之石|依傳統為耶穌被釘十字架後的遺體排放之處,現安置聖墓教堂內

Ofir Barak

受膏之石|依傳統為耶穌被釘十字架後的遺體排放之處,現安置聖墓教堂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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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膏之石|依傳統為耶穌被釘十字架後的遺體排放之處,現安置聖墓教堂內

Ofir Barak

聖火儀式|依東正教傳統在聖墓教堂內傳遞“神奇”的火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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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火儀式|依東正教傳統在聖墓教堂內傳遞“神奇”的火焰

Ofir Barak

聖墓教堂神龕附近的朝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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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墓教堂神龕附近的朝聖者

Ofir Barak

約旦河洗禮|依傳統卡斯爾·亞胡德(Qasr al-Yahud)為耶穌的受洗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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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旦河洗禮|依傳統卡斯爾·亞胡德(Qasr al-Yahud)為耶穌的受洗之處

Ofir Bara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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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ristianity Today April 4, 2021

以色列在COVID-19疫苗接種方面領先於其他大多數國家,但是針對外國遊客的聖地旅遊還基本上沒有開放。今年復活節耶路撒冷的的特點,依然是街道、酒店、餐廳都比以往空曠得多。

在去年受難週(Holy Week)前夕,媒體製作人發布了一系列產品,旨在幫助困在家中的朝聖者虛擬體驗聖城。電影製作人首次推出了一部關於聖墓教堂的紀錄片。按照傳統,那裡是耶穌被釘死、埋葬和復活之處。博物館和旅遊推廣人員發布了許多基督教遊客必去景點的虛擬現實之旅。

然而,耶路撒冷從來不只是一個目的地。它是一座充滿超然情感的古城,是猶太教和基督教的搖籃,是各宗教之間和宗教內部衝突的中心。 “古往今來,國王、先知和朝聖者們都曾站在這裡”,攝影師奧菲爾·巴拉克說。

多年來,巴拉克記錄了當地的敬拜者,而那深厚的歷史根基正是貫穿其中。 2016年至2020年之間他在這裡拍攝的圖片,收錄在他自費行出版的《石頭與遺骨》(Stones and Bones)一書中。它們的中心是在舊城的陰影下學做門徒的人,甚至來自國外的信徒也混跡其中。

當地的東正教、天主教和新教基督徒維繫著著比噴氣式旅行時代早得多的信仰流派。巴拉克選擇的黑白圖片,以360度全景數字虛擬徜徉所無法做到的方式,挑戰了我們持護照之旅所能獲得的體驗。儘管現實的、甚至虛擬的探訪都可以給人啟迪,但它們不過是永恆現實的當世一瞥。 -CT編輯部

翻譯:吳京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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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海古卷新發現揭示的《聖經》最早譯本的新細節

希臘文《聖經》小先知書的細小殘片表明,文士們對文本的改編方式與我們現代版本所做的類似。

Christianity Today April 4, 2021
Sebastian Scheiner / AP Images

以色列研究人員和考古學家本周公布了幾項突破性的發現,其中包括幾十個《聖經》書卷碎片,它們是半個多世紀以來首次新發現的死海古卷。

死海古卷包含了一些已知最早的猶太宗教文獻,其中包括從主前三世紀到公元第二世紀的《聖經》文本。這些手稿最早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在庫姆蘭(Qumran)和猶大曠野附近的洞穴中出土的。

這些新殘片將在未來數年內得到分析和仔細研究,但僅僅是初步盤點中的某些發現就已令人振奮,展示最早的《聖經》文本是如何以與我們類似的方式被翻譯和改編的。

在過去幾年中,因為富有的收藏家希望獲得任何剩餘的無價古卷殘片,對文物的需求急劇上升,刺激了對文物的盜掠和造假,而這一發現正發生在這樣一個時刻。

從2002年前後開始,出現了一批被廣為報導的“死海古卷”殘片,而其來歷可疑。在發生了一系列非法獲取文物和古卷的企圖後,以色列文物局進行了一系列考古調查,對猶大曠野峭壁上的各洞穴內部重做檢視。

從2017年開始,它的研究人員從靠近死海西岸的所謂“恐怖洞窟”中發現了二十多份古卷碎片,每片的直徑只有幾厘米。據說,公元133-136年在西蒙·巴·科赫巴(Simon bar Kokhba)領導的反羅馬帝國起義中,叛亂者就藏在這裡。它的名字來自於幾十年前在最初發掘中發現的40具屍體。

與大多數用希伯來語和亞蘭語書寫的死海古卷不同,來自恐怖洞窟的殘片上寫有希臘字母。學者們認定,它們來自希伯來語《聖經》十二先知書(Book of the Twelve)的希臘文譯本,也就是許多基督徒所說的小先知書。

重現原始文件的工作就像試圖用少量的殘片來組裝一個千片拼圖一樣。最大的殘片包含撒迦利亞書8:16-17的部分內容,一些較小的殘片被確定為那鴻書1:5-6。它們似乎與之前在古老的納哈勒·赫弗古(Nahal Hever)峽谷沿線同一洞穴中發現的其他殘片有關,是包括了各小先知書內容的單一大書卷的一部分。

文字內容來自於我們所現有的希臘語《聖經》最古老的實體書卷,但它很可能代表了《聖經》標準希臘語譯本——就是通常被稱為七十士譯本(Septuagint, LXX)或古希臘語譯本(Old Greek)——的發展或修訂過程。

在這個古希臘文的譯本中,首次發現了兩個特點,與我們現代的英文《聖經》有著顯著的對應。

首先,新發現的殘片展示了對神名字的四個字母,即“四字神名”(Tetragrammaton)的特殊處理(參見出3:14-15)。神的名字不是以典型的希臘語 Kyrios 來呈現,而是用希伯來字母從右到左書寫。這就類似於我們在英語句子中間使用希伯來文字母יהוה ( YHWH),或許使用拉丁文 DOMINUS。

這種表示方式很重要,因為用專門的字符來表示神的名字的做法,一直延續到我們現代版本的《聖經》。大多數英文《聖經》都將神的名字用小號的大寫字母寫作the LORD(主),而不是像許多學者所建議的那樣,按其所應該的讀音寫作Yahweh(即雅威)。這一替換沿襲了古代傳統(對神的名字的)讀法,即讀作 Adonai,即希伯來語“主”的意思,甚至讀作 HaShem,即“名字”,而不是按其發音來表示神的名字。

此外,書寫神名字的字母也不是像其他多數死海古卷希伯來手稿中所用的那種典型字母體系。它是一種更古老的字母體系,有時被稱為古希伯來語(paleo-Hebrew)。在第二聖殿時期,這種字母體系在日常書寫中已基本被廢棄。這種差異就好像我們現代的拉丁字母與書法型的哥特字體(Fraktur或Gothic)之間的區別,甚至可能像與希臘字母之間的差別。把這些表示方式放到譯文中,既為書寫提供了一種異質性,也就名字的獨特性表達一種敬畏。

在新的殘片中我們發現的第二個關聯,是試圖通過變換所用單詞以改進新譯本的證據。小先知書書卷代表了對希伯來文《聖經》較舊的希臘文譯本的修訂。在第一世紀時,原來的版本在整個地中海世界講希臘語的猶太人中廣泛使用。但在某個時候,一個新的譯本成為必要。

對於撒迦利亞8:17,古希臘文譯本(Old Greek,即七十士譯本——譯者註)將希伯來文本中的第一個詞(אִיש)作為一個分配術語,即“彼此,另一個”(each other, another),安排在最後,類似於每一個主要英語版本的做法。例如,英文新國際版的內容是:“Do not plot evil against each other”(和合本作“誰都不可心裡謀害鄰舍”——譯者註)。

在新的殘片中,同一個意思被用希臘語譯為另一個詞,放在開頭。使用逐字翻譯法(interlinear approach)——找到一個相應的詞,而不考慮其使用的上下文——這節譯文以與原希伯來文相同的“人”(man)開始。於是就成了這樣一種非常字面化的翻譯:“As for a man, do not plot evil against his neighbor in your heart”。 (此處譯文與中文和合本的語序、結構類似——譯者註)

看來,這種將《聖經》準確地譯為日常語言的努力,可以在我們現有的最早《聖經》文本中找到證據。就如何用我們的白話文最好地表達上帝話語,現代人的各種意見分歧,實際上這種情況早在那時候就已存在了。

這些文本無疑將在未來幾年中啟動一系列研究,而其他特徵則可能通過多光譜成像和數字放大來揭示。作為一位聖經學者,我可以想像,這些古代的讀者努力翻譯我們今天所讀到的希伯來《聖經》,然後帶著這些有意義的文字走進他們歷史上最黑暗的時刻,以幫助他們更好地理解上帝和他們所處的世界。

這一古老的文本,現在正在藉微小的片段、以一點一滴的展示方式,將我們與這些人聯繫在一起,展示了人類對上帝的深深渴求,尤其是在那最考驗我們和最不確定的時刻。

Chip Hardy是東南浸信會神學院舊約和閃米特語系方面的副教授,也是《聖經希伯來語註釋學集萃:語法和解讀更新指南》的作者。

翻譯:吳京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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